唐诗中的茶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唐诗中的茶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中美课堂比较

1.中式课堂教学。在传统中式课堂中，学生往往专心安静地听教师讲授，专注地记录课堂笔记，很少对教授的知识提出质疑，或是主动提出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即使在学习中遇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不愿意在课堂上提出来，而是要等到课后再单独找老师提问解答。而中式教师也已经适应了扮演主角，更倾向于按照预设好的教案和节奏进行知识讲授，不希望计划好的教学思路和进度节奏被学生的提问打乱。

2.美式课堂教学。在美式课堂中，学生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充分展示自我，彰显个性。同时还喜欢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并把这种质疑理解为对教师教学能力和渊博知识的信任和认可。美式教师主要扮演的是引导和启发的角色，十分鼓励和提倡学生的积极参与和质疑提问，然后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等途径进行自主学习，自行探索出答案。在教学环节设计上，教师也给提问答疑留出了很大的时间空间，鼓励学生向权威挑战质疑、大胆创新。而对于学生提问，教师并没有视为是对自己教学课堂的“添乱”，而是学生对课堂的投入、对教学的积极回应与认可，故而持肯定认可的态度。

3.利弊分析。中式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从课堂上获取的信息容量较大，学生的硬性知识储备和记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但是自我表现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有限。美式课堂注重学生独立思考，以学生参与为主。教师对学生给予充分的鼓励与肯定。这种教学模式比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表现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但是学生从课堂上获取的信息量就相对有限。

二、文化析因

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教学模式下，课堂氛围也大不相同。究其根源，在于中美两国文化上的差异。

1.中国的集体主义VS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代熏陶下，中国人崇尚的是谦卑有礼的中庸之道，强调个人是集体的组成之一，不好出风头。在这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下，在衡量个人行为时，往往注重和谐、群体利益的维护，个人表现行为会被冠以“张扬”、“爱出风头”、“好大喜功”、“集体观念意识淡薄”、“个人主义旺盛”等负面评价，容易招惹是非，并可能会落得“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等不堪下场。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学生往往不愿意在课堂上打破沉默，开口发言了。美国是一个人口多元化的年轻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人群为了享有公平的权利而需要不断主动争取。人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激励，自我肯定，开拓进取。所以，这就造就了美国人民充满自信，喜欢自我展示、参与竞争的性格特点。所以，在美国文化中，个人展示、张扬个性的行为，则会被解读为“勇敢”、“自信”、“有个性”、“可以提升集体”等正面形象，个人表现是获得认可和鼓励的。

2.中国的等级权威观念VS美国的民主平等。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中，历来主张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受到辈分、等级权威观念的制约。所以，人们认为，学生就应该绝对听从教师的教诲，不能有半点违抗，甚至质疑。学生在课堂中的提问行为，则被视为是对教师的不敬和质疑，是对教学能力的不信任，是对教师权威的一种挑战。美国文化深受基督教的新教思想影响，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更注重民主、平等。所以，学生把教师视为追求真理的同盟，提问、探讨被视为是严肃认真治学的表现，也体现了对教师的尊敬。而教师，也认为学生积极提问是对其民主平等的课堂和开明的治学态度的一种认可。

三、对策

针对以上文化根源上的成因分析，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对现行的中式教育做出适当调整。

1.纠正个人主义观念误区，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可以共存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由此来去除学生自我表现就是出风头，会打破集体和谐氛围的思想负担。只有当每个个体都出色地完成自身建设、发展和自我完善时，集体生命力和竞争力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所以，积极的自我展现，自我建设，也是集体建设的一部分。积极参与竞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为集体争光。

2.打消对权威性的盲从心理，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告诉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归纳总结，举一反三，形成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新，或是提出质疑，那也是良好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一种体现。而学生经过思考提出的疑问在得到解答之后，势必会加深其自身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学生对知识的真正理解与掌握，又是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最有力证明。

篇2

唐朝是嗜茶之风普及大江南北的巅峰时期，这段历史在《封氏闻见记》中亦有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饮茶用器从食具、酒具的系统中分离出来，有了专属的器具，陆羽在其《茶经》一书中便有相应的记载。这一时期，除了有专属的茶器外，能够制作饮茶用器的材料也有很多种，竹、木、锡、铁、铜、银、陶、瓷皆可，但是茶性苛刻，其贮存、煎煮、饮用均需特别对待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性，在这一点上，瓷质的茶具则是最佳的选择，而长沙窑则是生产茶器的集大成者。通过分析长沙窑主要烧造时期的时代茶文化背景、陶瓷造型特征，唐代存在的不同饮茶方式及相应的器具要求，辅以《茶经》、《十六汤品》等茶学专著中对用于茶事活动的器皿具体的要求、唐代茶诗对于饮茶用器的描述以及对带有题记产品的分析，初步判断长沙窑出土的器物中可能应用于饮茶活动中的产品有壶、瓶、碗、盏、盏托、碾具、等类别，而这些可归纳为碾茶器、贮茶器、汲水器、烹茶器以及饮茶器等，现予以简单介绍。

一、碾茶器

碾茶器是碾槽、碾轮、擂钵、杵头等碾茶用具的统称，其功能为将饼茶、团茶碾成碎末。在这其中，碾槽、碾轮是相互配套使用的。碾轮皆为璧形，边缘尖薄，中心厚实，中有圆孔，个别的为方孔，与《茶经》中描述的“轴中方而执圆”相对应。碾槽呈长条形（图1），正面有梭子状凹槽，四周模印图案或设镂空状器座，也有外表绘釉下彩花纹的，与《茶经》中描述的“为臼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遥相呼应（图2）。

除了碾轮、碾槽，长沙窑出土产品中还有一类富有特色的碾具就是擂钵（图3），这是一种富有地域特征的碾具，大多为碗形，钵心露胎，刻划放射形好似太阳光芒似的划纹，也有刻作团花状的，外壁施釉，玉璧底。碾磨工具作杵头形或蘑菇状，也许与“茶法”中需要放的姜等佐料有关，或许也可以用来碾碎饼茶，有学者认为“其用途主要是研磨某些调味品，如姜、蒜等。唐、宋时期，也用它研碎茶饼”。但更大的可能则应该是用来擂茶的，因为湖南本地一直有擂茶的风俗，至今仍然流传。

碾具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产品，其形状类似于鲤鱼形，或称鱼形茶碾（图4），应与擂钵是同种器具。鱼形碾具背面刻有方格状粗糙面，这是用以碾磨茶饼和烹茶佐料的。尾部有一明显圆孔，应为穿吊之用。这种碾具造型颇有个性，似乎静止了一条出水鲤鱼刚刚跃出水面的一瞬间，鱼的造型充满了动感，唐朝为李姓王朝，鲤鱼造型在当时似有寓吉祥之意。

二、贮茶器

贮茶器是用来贮存茶饼或散茶的用具。这一类型的茶器在《茶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比如“罗合”、“则”、“水方”、“瓢”、“熟盂”以及“鹾簋”等。根据对书中所列的贮茶器及长沙窑出土的茶具对比来看，两者相互对应的只有一种，即鹾簋（）。鹾簋的形制和功用在《茶经》中有相应的描述，其“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古代像壶的盛酒器具，长颈瓶）。贮盐花也”。而在长沙窑出土的产品中就有一件带有题记的盒，所见只有一个盒盖（图5），装饰有四圈凸起的同心圆弦纹，上用软笔书写釉下绿彩“大茶合”三个字，其形制与鹾簋极为相似。据此，有学者在《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一书中提及此题记时，称之为“填补了盒类和茶具铭文的空白”。

三、汲水器

汲水器，以瓶为主，这类瓶既可贮盐，也可汲水盛水。唐诗中往往谈及烹茶时，便会提及汲瓶取水，比如：“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一笈负山药，两瓶携涧泉。”等。根据形制的不同，可细分为盘口瓶、鱼形瓶以及壶形瓶等。

盘口瓶，盘口，长颈，椭圆形腹，平底，有些肩部附有系钮，无流。大部分施青釉，大小不一（图6）。

鱼形瓶，造型独特。小口，无流。整个器型由两条鲤鱼相对合抱而成，两鱼张嘴合成为瓶口。腹部隆起，鱼尾自然下垂，收成平底。眼、鳞、腮、鳍，雕刻细腻，形象逼真。瓶的两侧有直穿式的钮，可以系绳，携带方便（图7）。

壶形瓶，今人均称之为“壶”，但是在长沙窑题记中自称为“瓶”。这种瓶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喇叭大口形瓶、横柄瓶（图8）以及小扁瓶等。此类瓶在一些水井考古工地中有所发现，比如湖南衡阳的水井中就出土了很多系钮瓶，这足以说明此类瓶是用来汲水或盛茶水用的。

四、烹茶器

烹茶器，顾名思义，就是烹煮茶饼或团茶末的器皿。文献记载方面，《茶经》中提及烹茶器时，主要介绍了风炉（灰承）、竹、炭、火、交床以及等。而在长沙窑所生产的产品中，烹茶器则包括了鼎、铫以及铛等。文献与实物相对比，两者较为一致的器形为，也就是鼎。《茶经》中形容“”“广其耳以正令”“广其缘以务远”“长其脐以守中”，实物鼎则是器身状如圜底釜，尖唇外侈，口微敛，扁圆腹，圜底，三足作“S”状微卷。唇沿处有圭形双竖耳。一般内壁施青釉、褐釉或宝石蓝釉，外壁素胎无釉（图9）。

茶铫，唐诗中有相关记载，元稹在《茶》中写到：“茶香味嫩……爱僧家……铫煎黄蕊花。”以此可见，铫为一种烹茶器。长沙窑生产的铫，状如盆，宽斜沿而带流，浅腹圜底，器口一侧有方口横柄。内壁施宝石蓝釉，外表素面露胎（图10）。

五、饮茶器

饮茶器是长沙窑所生产的大宗产品，主要包括了碗、盏（含盏托）等。

茶碗，长沙窑生产的茶碗品种很多，除少数尺寸比较大外，其他的一般器高均在4～5厘米，口径15厘米左右。根据烧造时间的不同，碗的形制也稍有区别。早期以圆口厚胎玉璧底青瓷碗为主，也有敞口玉璧底青瓷碗。中晚期则出现了各种花口圈足碗。在已公布的长沙窑资料中，有两件碗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青釉褐彩圆形敛口碗（图11），高5.4厘米，口径15.4厘米。口微敛，唇尖圆，唇沿较厚，断面呈圆弧形，腹圆收，玉璧底。碗心书“荼”二字。“荼”即今“茶”，《说文》：“荼，苦茶也”。“”即碗，从土旁。该碗容茶量约360毫升，唐代每升合今594.4毫升，荼容茶水约相当唐代半升有余，可能是迄今所能确定的中国最早的茶碗。其二，青釉褐彩圆形敞口碗，高4.8厘米，口径13.5厘米。侈口，唇尖圆，腹斜收，玉璧底，碗心折平。碗心书“岳麓寺茶”五字。通体施草黄色薄釉，底沿将釉抹去，墨书“张惜永充供养”六字。根据对两件碗中“茶”字的对比可知，“岳麓寺茶碗”应该比“荼”时间要晚。上述两种瓷碗加起来，其数量几乎占长沙窑瓷碗数量的98%，由此可见，长沙窑生产的瓷碗中，绝大多数属于茶碗。

茶盏，一般把器形较小的碗称为盏。《中国器物大词典·器皿》：“茶盏，敞口小足，斜直壁，为常见形式。”茶盏是点茶法出现后的产物。点茶法注汤入碗，然后有用茶筅击拂的动作，对饮用器又有了新的要求，盏便应运而生了。长沙窑出土的盏类有一件带题记的（图12），器心书釉下褐彩“荼盏子”三字。高6.4厘米，口径20厘米。从此盏的尺寸来看其型制与碗相比并不算太小，从实物图观察与碗也无大区别。盏作为茶器，一般是要与盏托配合使用的。盏托（图13），又名茶托子，《茶典》中对茶托子的解释是：“古代茶具名，又名茶舟。造型为圈足上安圆形托盘，中心部分高起托圈，内中可以安放茶盏。因其形似船，故又名‘茶舟’。”盏托的造型，一般托面圆而坦张，托圈微高出托面，托面的口径略大于盏的口径。托圈的径度要正好放进盏足。茶盏置于盏托上，稳当，不烫手，讲究卫生，水溢流入盏（托）内，既实用，又美观。

上述茶器囊括了长沙窑产品的大部分门类，其数量可观，形制多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在其《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他认为长沙窑“似乎在一度是一个以生产茶具为主要品种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窑场”，并认为长沙窑的兴起“与唐代及以后较长时间内饮茶风气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这种风靡一时的饮茶风尚，长沙窑的产品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生产，以至名扬四海并远播国外”。至于长沙窑为何能够生产如此大量的茶具，则是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以及湖南本土茶叶兴盛有关。

唐代人喜爱饮茶，饮茶已经成为唐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唐代，饮茶之风能够兴盛，得益于佛教的传入和唐诗的盛行。首先，《封氏闻见记》中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原为“南方嘉木”的茶在我国北方的普及受到了佛教传播的影响。佛教讲究坐禅，坐时要专注一境，时间长了必定会非常疲惫，午后不食的戒规又会导致饥饿，而茶恰有提神益思、清心静欲、生津止渴、祛除疲劳、延年益寿的功效，“荼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因此为佛教所推崇。茶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而且茶性与佛教的思想也甚为契合，得道的僧人常以茶作喻，以茶悟理，正所谓“茶禅一味”。其次，唐代是诗的朝代，诗人爱茶，“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茶的“益思”、“悦志”激发诗人的灵感，茶所具有的“清”、“静”的品质对诗的题材、构思、品味、意境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唐一代才产生了大量的茶诗。而长沙窑产品的一大特色恰恰就是诗文装饰，这些诗文证明了当时民众的兴趣取向，证明了广大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追求，以诗明志，以诗写意。

除了佛教传播以及唐诗的盛行外，湖南本土茶叶兴盛也是长沙窑生产大量茶具的原因。茶为“南方嘉木”，湖南气候适宜，茶树生长地很广。唐代湖南茶叶产区已分布到湘、资、沅、醴的四水流域，其产茶县相当于现今的四十余个。自古以来，湖南就盛产茶，晚唐著名诗僧齐已（861-937年）在《谢湖茶》一诗中曾提到，“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记载了岳阳湖茶在唐代就是贡品的史实。有如此丰富的茶史，湖南本土制造的茶具也不会逊色，长沙窑即是一例。

长沙窑所生产的茶具一般出土于墓葬、水井、城址或者窑址中，而出自墓葬的多半为小型墓葬，这些迹象证明长沙窑生产的茶具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金银茶具相对应，正好为后世完整研究唐代茶文化提供了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李建毛《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M].紫禁城出版社，2003

[2]黄雪妍《长沙窑饮茶用器造型研究》[D]

[3]封演《封氏见闻记》[M]

[4]周世荣《从唐诗中的饮茶用器看长沙窑出土的茶具》[J].农业考古，1995（2）

[5]曹宇琴《略谈长沙窑出土的茶具》[J].茶叶通讯，1995（1）

[6]李春祥《饮食器具考》[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7]李效伟，《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8]陆锡兴主编《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陆羽《茶经》[M]

[10]陆明华《长沙窑有关问题研究》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M].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11]《神农本草经》[M]

篇3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婉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唐・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

峨眉绽雪芽

蜀山峨眉，中国灵山之一，云雾空蒙，金顶现佛光，便有善男信女四海云集于此，或游玩或朝拜，都是雅事。

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据《峨嵋读志》载：“峨嵋山多药草，茶尤好，异於天下；今水寺后的绝顶处产一种茶，味初苦终甘，不减江南春采。江南地暖，故独宜茶。采茶又以春采为最。”所谓春采，便是春气最浓之时。一般，采茶最佳之时是雨生百谷之时，即二十四节气里的谷雨，明朝茶人许次疏在《茶疏》里写道：“清明谷雨，摘茶之侯也，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而《峨眉读志》里记载的这茶采自清明节前，白雪未尽，春芽初萌时，故名峨眉雪芽，唐时名峨眉白芽、峨眉雪茗。宋明以来，又有雪香、清明香等雅称。

崇山峻岭，千嶂叠翠，茶园掩映于古木森林里，春华夏茂，霜浸雪润，农历十月，瑞雪如期而至，渐至隆冬，景区与森林被尽数掩埋，次年农历二三月，雨水至清明时节，茶园残雪未尽，昼夜温差悬殊的作用下，雪野里山茶抽芽，在白雪未融的林间绽放，似雪中翡翠，晶莹剔透，青翠可爱。这便是峨眉雪芽之所以得名的缘故。

天山藏灵芝，峨眉绽雪芽。峨眉雪芽真正名播天下，并非只有其本身的品性，更离不开世人的追捧，特别是文人。陆游便是其中的典型。

据相传，诗人陆游入蜀任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距峨眉山30公里）通判，公干之余经常历游历峨眉山，并与峨眉山中峰寺主持别峰和尚结为僧友。陆游尤喜品饮寺中茶僧所焙峨眉雪芽，曾吟诗赞叹：“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旋置风炉清樾下，他年奇事记三人。”（陆游《剑南诗稿？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顾渚春是江南一代名饮，产于浙江省长兴县顾渚山中。唐诗人陆龟蒙好饮此茶，便在山中劈了茶圃，所产之茶，自名探春。到了后来，成专供朝廷饮用的贡品。每到清明季节，以红锦为囊包装飞送进京，故名红囊顾渚春。陆游好饮此茶。在其茶诗中评价尤高：“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春。”在品饮了峨眉雪芽之后，却以身是江南老桑的身份，诗评峨眉雪芽不减红囊顾渚春，可见峨眉雪芽茶质之优，确是名冠茶族。有陆游为代表的好茶人宣传，加之本身的优质，峨眉雪芽成为中国唐宋两代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人对了，茶就对了。

茶之妙，在于品，品之而得其味，而得其养，而得其神，而得其志，而得其禅，而得其道。

茶者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写道：“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茶自古都是被奉为解淤释烦、参禅悟道的佳品，为世人尤其文人僧道所追捧。然茶虽好，却亦有讲究。茶宜常饮不宜多饮，常饮则心肺清凉，烦郁顿释，具有消食消烦的功效，但是饮多了，则微伤脾肾，或泄或寒。故茶虽妙，在于茶有其饮用之道。峨眉雪芽是绿茶的代表，绿茶下火，夏季饮绿茶，可以消暑降火，但体质虚汗之人，特别是女子，不宜多饮。

茶有灵性，好茶必得有好水才能将茶的全部灵性释放出来。张大复曾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可见水质选择很关键。茶圣陆羽说过，“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而作为峨眉雪芽，无论是东坡取的惠泉甘露还是陆游所取的丁东井的清泉，它自有它本身的滋味，这滋味与水质无关，只存在于泡茶人的心境，人生如茶，个中滋味，自己体会。明朝张源曾说，“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其真。这真，个人理解便是茶本身的品性与泡茶之人相关，以什么心境来泡茶，品出茶便是什么滋味，与茶具，与水质无关。也便就是茶之道吧。

清康熙年间，圣主品峨眉雪芽，称赞其为“第一山中第一禅茶”，命僧众年年逢清明必贡此佳茗。而峨嵋山上，清明时节，白雪未尽，春芽初萌时，有山中僧尼沐浴静心，口诵佛经轻捻新芽，延续一千多年的茶禅一味。承日月之精华，汲山木之灵气，蕴佛禅之慧心，才得此佳茗。峨眉雪芽也作为峨眉山文化中的茶文化，完全浸润了道、释、儒三味文化，是整个峨眉山文化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日本一位僧人曾说，“夫茶道，在心不在术，在术不在心，心术两无，便显一味，是为茶之妙道。”这与佛家所说的无欲则刚有点像，讲求一个空字，无字，只净心净眼，喝眼前这杯茶。想起白居易的名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来，试想如果把酒换成茶应该更别有风味。寒天里，外面白雪纷纷，里面主人煮茶待客，密语私谈，观雪品茶，真是人间的乐事。宋代杜耒有首茶诗《寒夜》：“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后两句成为禅宗开悟的境界，这也是有茶，是茶带来的感悟。所以有人说酒到了最高境界与豪情相映，茶到了最高境界与禅味相通。

苏轼曾说，从来佳茗似佳人。峨眉雪芽珍贵稀有，已如绝代佳人可遇难求，更生于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便更添了几分仙气，引得世人趋之若鹜。于峨眉雪芽本身来说，生长远离闹市中，受尽冰雪冷冻为人所知，再被人追捧，也是在悟道吧，从无人问津的清寂到盛名在外的繁华，不知是否也是一个参禅悟道的过程，无所不空，万物皆空。

篇4

关键词： 唐五代时期茶叶； 茶叶产区； 茶叶生产

关于唐五代的茶叶产区问题，包括不少学者都或多或少进行过研究，如贾大泉考证唐五代时 期四川产茶之州仅为12个［1］；徐晓望专文研究了唐末五代的福建茶业，涉及的产 区更少，只有福、建二州［2］；方健比较全面地考述了唐宋时期的茶叶产区，认为 唐代全国产茶之州共计43个 ，五代宋初增加到59个州［3］。笔者在多年之前也研究过这一问题，认为五代十国 产茶之州达到61个［4］。虽然比上述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嫌粗略，且存在一些遗漏 。总的来看，已有的研究存 在主要问题是占有史料不全。关于唐代茶叶产区主要沿袭陆羽《茶经》的记载，其实陆羽的 这部书记载遗漏颇多，并不能反映唐代产茶区的全部情况。在五代十国产茶区的研究中，没 有充分利用宋代的史料，以致于脱漏颇多。茶叶是唐五代时期一项重要的产业，衡量其生产 规模的大小，主要是看产量与产茶区的多少。由于文献对唐与五代时期的茶叶总产量缺乏记 载，而史料的残缺又难以考证清楚，因此考察这一历史时期产茶区的多少及分布情况，便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鉴于茶叶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已往研究存在的上述种种不足，因 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考述。

一、 唐代茶产地及分布情况

陆羽的《茶经》卷下《八之出》详细记载了唐代的茶叶产地分布情况，现录之如下：“山南 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 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 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 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 、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 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注:张芳赐等，《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又，唐代黔中无恩州，而有思州，颇疑“恩”字为“思”字之误。]据此，陆羽共记载了43个产茶州郡的情况，其中思、播、费、夷、鄂等11州陆羽并未实地考 察过，只是根据传闻或者偶得其茶品而予以记载，陆羽实际考察过的仅为32州。

其实陆羽《茶经》记载的唐代产茶区并不齐全，其中仍有遗漏，这是因为陆羽的记载多来自 考察与传闻，没有条件接触官藏图籍及档案，因此存在遗漏也是可以理解的。据《新唐书 地理志》记载，在唐代各州的土贡中有茶叶的还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 兴元府、寿州、庐州、蕲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共计 17个州府，其中怀州、归州、夔州、庐州、饶州、溪州等6州，不见于《茶经》的记载，加 上《茶经》记载的数字，唐代的产茶之州府共计为49个。

其实唐代的产茶之州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述，据《古今图书集成》卷187《山川典西樵山部 》载：“西樵山在广州府城西一百二十里，高耸千仞，势若游龙，周回四十里，盘踞简村、 沙头、龙津、金瓯四堡之间，峰峦七十有二，……上多平陆，有民居焉。唐末诗人曹松移植 顾渚茶于此，居人遂以茶为生。”关于曹松其人，清代所修的《广东通志》卷43《谪宦志》 记载说：“曹松，字梦征，舒州人。奉贾岛为师，累试不偶，南游广州，山水胜处必流连累 日，尝至西樵，栖迟久之，教其民焙茶。”据此可知曹松与著名诗人贾岛为同时代人。另据 《广州志》载：“顾渚茶自唐诗人曹松移植于西樵，号称茶山。今山中人多种之为业，或谓 此茶甲天下，春摘者尤胜。”［5］卷52《物产志茶》引可知直到清代广州西樵山 仍然种植的是唐人曹松移植来的顾渚茶，而且此茶质量颇佳，有“甲天下”之称。根据这些 记载，说明在唐朝后期广州境内的西樵山就已经成为当时的产茶区了。

另据记载：“野人洞在罗（浮）山北，唐王体靓所居旁有茶园。”［6］卷189《山川典 罗浮山部》引文中所说的罗浮山，据清代所修的《广东通志山川考》载，其位置在惠 州府博 罗县城西北50里。同书还载：“罗浮有茶，产于山顶石上，剥之如蒙山之石茶，其香倍于庙 ，不可多得。”［5］卷52《物产志茶》博罗县在唐代隶属于循州，则循州也是 唐代的产茶州之一。

另据《全唐文》卷795孙樵《书何易于》一文载：“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监铁 官奏重榷，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 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去，罪愈重，吏止 死 ，明府公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 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据此可知，益昌县亦产茶，只是由 于长期以来未征茶税，故不为人所知。此文的作者，据《全唐文》卷794小传载：“樵，字 可之，韩昌黎门人，大中中进士。”何易于，《新唐书》卷197有传，但未记其任益昌令的 时间，应该与孙樵为同时代人。益昌县隶利州，宋太祖开宝五年（972）改为昭化县。据此 则利州亦产茶叶。

《唐国史补》卷下在记载唐代名茶时，提到“岳州有氵邑 湖之含膏”。同书提到的名茶还有： “洪州有西山之白露”。此外，地处西蜀的通州也产茶叶，所谓茶“唐志：通州东乡、太平 俱出”。［7］38之6《物产直隶达州》韦丹任容州刺史时，“教民耕织，止惰游， 兴学校 ，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 ，仁化大行。”［8］卷197《韦丹传》据此可知，容州在唐代已经有了茶叶生产。

综上所述，则唐代产茶之州府至少有56个。

唐代的这些产茶州府如按开元二十一年（733）划分的15道计，其分布情况是：河南道1， 山南东道6，山南西道1，淮南道7，江南东道11，江南西道8，剑南道10，黔中道5，岭南道7 。其中衡州本属江南西道，陆羽误入山南道，《茶经》所列的浙东、浙西地区诸州，除宣、 歙二州属于江南西道外，其余均属于江南东道。

除此之外，今云南地区在唐代也产茶叶，据樊绰《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茶， 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可见云南也是产茶的 ，只是当地少数民族尚不知采造之法，其茶品自然无法外传，因此不为外界所知。

二、 五代十国茶产地及分布情况

五代十国时期的产茶区与唐代相比无疑是扩大了，下面主要依据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的 记载[注：此书的撰者乐史曾在南唐任官，入宋后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修 撰此书，而十国中的最后一国北汉也于是年灭亡，取材截止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因此 此书所记载有关茶区情况的内容，实际上是五代十国时期茶区分布的反映。]，再结 合其他文献对这一历史时期茶叶产区作一考述。由于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 所以不再以道为准，而是以各政权的辖区分别进行考述，其政区划分以后晋天福八年的政治 形势为准。

后晋：从唐代的茶产区分布情况看，至此时仍在中朝王朝辖区的有怀、申、金、襄4个州， 其中怀州位于黄河北岸，从地理纬度看，不是产茶的最佳地区。有唐一代，气候温暖湿润， 很可能在怀州境内太行山区的某些地方有茶树生长，并作为贡品上贡朝廷。五代时期的气候 条件与唐代并无大的差异，故这里的产茶情况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

申州在宋代被改名为信阳军，据《太平寰宇记》卷132《淮南道十》记载，这里在北宋时的 土产仍然有茶，说明五代时期这里的茶叶生产仍在继续。金州之茶品无论是在唐代还是五代 时均不著名，因此极少见于记载，《太平寰宇记》卷91《江南东道三苏州》载：“《茶说 》云：‘长洲县生洞庭山者，与金州、蕲州、梁州味同。’”可知其在五代时仍然产茶。至 于襄州的产茶情况，乐史没有详细记载，但却在其书中多次提到某处茶味与襄州同，如卷73 说彭州堋口镇所产茶味与襄州同，卷96说越州余姚茶产瀑布岭者味与襄州同。这些 都是五代时襄州继续产茶的有力证据。

除此之外，安州在五代时期成为一个产茶新区，《太平寰宇记》卷132《淮南道十安州》 条记载说其土产有茶叶。安州在唐代没有贡过茶，是否有茶叶生产也不见于记载，因此其在 北宋初年出现在产茶州的范围内，应当是五代时期茶叶生产规模有所发展的表现。综上所述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的产茶区共计5个，即怀、申、金、襄、安5州。

后蜀：在唐代这一地区共有12个州府产茶，即兴元、彭、绵、蜀、邛、雅、泸、眉、汉、利 、夔、通等州府。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州仍在继续生产，下面分别作一简单地考述：

兴元府，在唐代土贡有茶叶，后蜀时期是否仍产茶，史无明确记载，但在北宋时期却明确记 载这里仍然进行着茶叶生产。据宋人记载：“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9］卷36《论蜀茶五害状》从而说明这里的茶叶生产从未中断过，故后蜀时期这里仍然继续 生产茶叶 。

彭州，据后蜀毛文锡《茶谱》载：“彭州有蒲村、堋口、灌口，其园名仙崖、石花等，其茶 饼小而布嫩芽如六，出花者尤妙。”［10］卷73《剑南西道二彭州》引毛氏所著《 茶谱》共1卷，今已亡佚，其片断为他书所摘录者以《太平寰宇记》为多，另书亦有摘录， 这些资料都是研究五代十国时期茶叶产地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绵州，《茶谱》云：“绵州龙安县生松岭关者，与荆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等县，连西 山生者并佳，独岭上者，不堪采撷。”所谓岭上，指松岭关山上，位于龙安县西北170里， 附近“又有松岭山，山上虽出茶，不可食。”［10］卷83《剑南东道二绵州》但这 并不能说 明龙安县就不产好茶，明人所撰的《山堂肆考》一书，亦摘录有《茶谱》片断，其中说道： “《茶谱》：‘龙安有骑火茶，最为上品。骑火者，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后作也。’”［11］卷193《饮食茶龙安骑火》《能改斋漫录》卷15《方物绵州绿茶》条：“茶 之贵白 ， 东坡能言之。独绵州彰明县茶色绿，白乐天诗云：‘渴尝一盏绿昌明’。彰明即唐昌明县。 ”可见自唐至宋，昌明县所产茶一直很有特色。

蜀州，《茶谱》云：“蜀州晋源洞口、横源、味江、青城，其横源、雀舌、鸟嘴、麦颗，盖 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即是早春黄芽，其叶相抱如片甲也；蝉翼者， 其叶嫩薄如蝉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10］卷75《剑南西道四蜀州》此外，青 城县早在唐代就盛产茶叶，陆羽《茶经》卷下云：“蜀州青城县生丈人山，与绵州同。青城 县有散茶、木茶。”至后蜀时仍然是当地重要的产茶县。

邛州，《太平寰宇记》卷75《剑南西道四邛州》条载：“按《茶经》：邛临数邑，茶有火 前、火后、嫩绿、黄芽号，又有火番饼，每饼重四十两，入西番、党项，重之如中国名山者 ，其味甘苦。”按：今本《茶经》并无以上文字，因此颇疑上文所谓《茶经》，应是《茶谱 》之误。

雅州，据《茶谱》载：“雅州百丈、名山，二者尤佳。”［10］卷77《剑南西道六雅 州》这 段内容实际上是抄自陆羽《茶经》。另据记载：“《九州记》云：‘蒙山者，沐也，言雨露 常蒙，因以为名。山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按《茶谱》云：‘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 曰上清峰，所谓蒙岭茶也，为天下之称。’”［10］卷77《剑南西道六雅州》这里 所谓的蒙 山，位于雅州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33《剑南道二雅州》亦载“今每岁贡茶，为蜀 之最”，指的就是蒙山茶。

泸州，据乐史记载：“按《茶经》方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具，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 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 辛而性热，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10］卷88《剑南东道七泸州》按今本 《茶经》 亦无此段记载，因此应出自毛文锡之《茶谱》，“经”字为“谱”字之误。且陆羽《茶经》 已将泸州茶列为下品，这里如何又出现“其味极佳”的矛盾记载，从而也可证明这一记载必 不出自《茶经》。

眉州，乐史记载说：“按《茶经》云：眉州洪雅、昌阖、丹，其茶如蒙顶制饼茶法，其散 者叶大而黄，味颇甘苦，亦片甲、蝉翼之次也”。[注：见《太平寰宇记》卷74《剑南西道三眉州》，丹原文为“州”，误，眉州 有丹县，无州县。]。此段也不见于今本《茶经》，应来自于《茶谱》

汉州，陆羽《茶经》卷下载：“汉州绵竹县生竹山者，与润州同。”并且将其列为最下品。 《太平寰宇记》没有记载汉州所出产的茶品，很可能出于其品质低下，没有记载其价值的缘 故。有宋一代，汉州亦未有名品涌现，故其茶不为人们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汉州周围的彭州 、绵州皆产名茶，汉州与其地理条件相似，虽然茶品不佳，但却不会在后蜀时期突然不产茶 叶了。

利州，其产茶情况仅见于上引《书何易于》一文。由于这里长期不征茶税，所以有关其在五 代十国时期的生产情况不见于记载，直到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才在这里实行茶叶专榷政 策。从这些情况看，其在后蜀时继续产茶当无疑问。

夔州，其产茶不见于陆羽《茶经》记载，然《唐国史补》卷下记载唐代名茶时，提到“夔州 有香山”。《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也记载夔州土贡中有茶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14《夔州茶》条说：“夔路自祖宗以来不榷茶，政和中有司请卖引，议者以民夷不 便，罢之。”尽管有关五代十国的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夔州生产茶叶的情况，然从这些记载 也可以推断出这里的茶叶生产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通州，这里虽然在唐代就已经产茶，但规模却比较小。北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改名为 达州，直到南宋初期，南宋政府为了茶马贸易之急需，开始在忠、达两州实行茶叶专榷，每 年所获茶货不过8万余斤。［12］甲集卷14《夔州茶》可见这里的茶叶生产发展的确 比较缓慢。

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地区新出现的产茶区有：成都府、涪州、简州、渝州、巴州、茂州等 6个州府，下面分别对其情况作一简要考述：

成都府，亦不见于《茶经》记载，然唐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合，清 味播九区。”［13］后集卷30《咏茶门》只是不知诗人看到是成都的茶园还是卖买茶 叶的情景 。但是后蜀时成都产茶却是有明确的记载，《十国春秋》卷53后蜀《毋守素传》云：“国亡 入宋，授工部侍郎。籍其成都庄产茶园以献，宋太祖诏赐钱三百万缗，以充其直。”能值30 0万缗钱的茶园，规模应当非常可观。关于成都产茶问题，“《本草经》曰：‘茗生益州川 谷，一名游冬，凌冬不死，味苦微寒，无毒，治五脏邪气，益意思，令人少卧。”［14 ］卷65《茶谱》可见成都川谷之中早就有野生茶树生长。清代所撰的《四川通志》卷38之 6《成都府物产》条载：茶：“《寰宇记》：生益州，凌冬不萎，三月采，干饮之，令人 不睡。”其所引《寰宇记》，即乐史所撰之书的省称。

涪州，乐史记载涪州宾化县情况时说：“此县民并是夷獠，露顶跣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 ，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腊供输。”［10］卷120《江南西道十八涪州 》可见这里不仅产茶，而且茶叶已经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向政府交纳赋税之一了。

简州，据乐史记载简州的土产主要为茶与绵、紬。［10］卷76《剑南西道五简州》可见这里盛产茶叶。

渝州，乐史记其土产仍为茶叶，又引《茶谱》曰：“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 ，十月采贡。”［10］卷136《山南西道四渝州》

巴州，按《广雅》云：“荆巴阆采茶作饼，煮饼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覆之， 用葱姜之，即茶始说也。”［10］卷139《山南西道七巴州》可见巴州产茶由 来已久，乐史记其土产亦为茶叶。

茂州，这里在唐代不产茶叶，至五代时始有产茶的记载。毛文锡《茶谱》云：“玉垒关外宝 唐山，有茶树产于悬崖，笋长三寸、五寸，方有一叶两叶。”［15］卷21《饮食类》引 另据《太平寰宇记》卷78《剑南西道七茂州汶川县》载：“玉垒山在县北三里，又有玉 垒坂，其下汶水所经焉，蜀谓之玉轮江。”玉垒关即在玉垒山附近。据此可知茂州汶川县亦 是蜀中产茶区之一。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产茶之州府共计18个。

南唐：南唐统治区内在唐代时已经产茶的州府有：光、舒、寿、蕲、黄、常、宣、歙、润 、鄂、袁、吉、庐、饶、洪等15个州，现分别考述如下：

光州，《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六湖州》在论到该州长兴县的茶品时说“按茶产 在邑界，有生顾渚中者，与峡州、光州同”云云。《梦溪笔谈校证》卷12《官政》记载北宋 在光州每年买茶数时说：“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斤。”据此可知其在南唐统 治期间仍然产茶。

舒州，《太平寰宇记》卷125《淮南道三舒州》记载该州土产有开火茶，又记载该州怀柔 县的情况说：“县界其山有茶及腊，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北宋每年在舒州买茶额是：“ 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大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 16］卷12《官政》可见舒州茶产量之大。

寿州，在唐代其名茶有霍山之黄牙，［17］卷下土贡中也有茶叶。北宋建立之初，“ 国用未丰 ，苏晓为淮漕，议尽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四十四场，……尽搜其利，岁衍百 余万缗。”［18］卷70《诈妄谬误苏晓》可见这一带茶产之丰，至宋仁宗时期，仅 “寿州麻 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开顺场 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16］卷12《官政》总数达110多万斤，即使在南唐 统治时期，这里也是重要的茶产区。

蕲州，在唐代这里的名茶有蕲门团黄，［17］卷下也是重要的茶叶进贡地之一。《太 平寰宇记 》卷127《淮南道五蕲州》亦载，蕲州蕲水县盛产茶叶，“每年采造，贡茶之所”。北宋 初年在淮南榷茶，蕲州也在范围之内。故其也是南唐的重要茶产区。

黄州，早在唐代这里就盛产茶叶，所谓“茶山县北三里产茶。唐刘禹锡诗：‘薤叶照人呈夏 簟，松花满木宛试新茶。’”［19］卷8《山川志 黄州府》乐史亦载，黄州麻城县“山源出茶”。［10］卷131《淮南道九黄州》 经过南唐统治时期的发展，至北宋这里遂成为较重要的茶产区。

常州，唐代的名茶有“常州有义兴之紫笋”。［17］卷下《江南东道四常州》亦载 ：“紫笋茶出义（宜）兴”。宜兴为常州下属县之一。

宣州，乐史记载说：宣州宁国县“鸦山出茶，尤为时贡”。又说：宣州旌德县“产茶，味与 黄州同”。［10］卷103《江南西道一宣州》其实宣州产茶之县并不仅限于此，其 广德县也盛产茶叶[注：见《太平寰宇记》卷103《江南西道一广德军》，按：宋在广德县置广德军。]。另据《茶谱》记载：“宣城县有丫山、小方饼、横铺，茗芽装面。其山东为朝日所烛，号曰 阳坡，其茶最胜，太守常荐于京洛人士，题曰：丫山阳坡横纹茶。”［15］卷21《饮食 类》引

歙州，在唐代这里是著名的产茶区，所谓“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 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20］卷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南唐 人刘津说“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于是在南唐先主升 元二年（ 938）升婺源县为都制置院。［20］卷871《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太平寰宇记》 卷104《江南西道二歙州》亦载其土产为茶。

润州，据《茶经》卷下载，润州江宁县傲山产茶。唐朝统治时期这里私贩茶叶甚至抢劫都非 常严重，南唐时虽然仍产茶叶，但却未见名品出现，故影响不大。

鄂州，《茶谱》曰：“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皆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 ［10］卷112《江南西道十鄂州》引宋仁宗嘉六年（1061），“受纳鄂州片茶二 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18］卷21《官政治绩茶利》可见其产量比不上南唐的淮 南诸州。

袁州，《茶谱》云：“袁界桥，其名甚著，今称仰山、稠平、木平者为佳，稠平尤号绝品。 ”［21］卷27《土产袁州府》至北宋时这里便成为江西的产茶大州之一。

吉州，其产茶在唐代见于陆羽《茶经》一书，另据《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 吉州》条载：土产：茶。至北宋时这里主要出产片茶、散茶。

庐州，在唐代以茶叶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其土产为“开 火新茶”。北宋在庐州置王同场，每年买茶额为297 328斤。［16］卷12《官政》

饶州，是唐代著名的茶叶产区和集散地，仅其下辖的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 余万贯。”［21］卷28《江南道四饶州》乐史亦记载说：“斯邑产茶，赋无别物” 。指浮梁 县。［10］卷107《江南西道五饶州》其实饶州并非仅浮梁一县产茶，其余县亦多 有产茶者 ，如德兴县便是如此，至少在南唐是如此，上引南唐人刘津所说的“以婺源、浮梁、祁门、 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一句，便是明证。

洪州，这里不仅在唐代出产名茶，至五代时仍然不断有名品出现，据《茶谱》载：“洪州西 山白露、鹤岭茶，号为绝品。今紫清、香城者为最。又西山有罗汉茶，叶如豆苗，因灵观尊 者自西山持至，故名。”［22］卷27《土产》引《山堂肆考》卷193《饮食茶》亦 载：“《茶谱》：洪州鹤岭茶极妙。”

在南唐统治时期也增加了一些新的产茶区，主要有池州、筠州、抚州、扬州、和州等5州， 现分别考述如下：

池州，在唐代是否产茶不见于记载，而《太平寰宇记》卷105《江南西道三池州》却记载 说其土产有茶叶。说明在南唐时这里就已经产茶了。

筠州，其产茶情况在唐代亦不见于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四筠州》记其 土产有黎源茶。北宋时在这里实行榷茶法，包括筠州在内的江南15个州军每年课茶总额为1 027万斤。［23］卷183《食货志下五》其茶叶生产很可能是在南唐得到初步发 展，至北宋时遂达到鼎盛时期。

抚州，在唐代亦不见有茶叶生产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10《江南西道八抚州》条记 其土产为茶叶。筠、抚二州均在今江西境内，而江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却 是在南唐，因此这两州在唐代很可能尚未植茶，随着江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百姓开始种 植茶树，从而为这里的茶叶生产在北宋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扬州，无论是在唐代还是五代十国时期，扬州都是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但是当地是否 也产茶，却无明确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23《淮南道一扬州》引《蜀岗图经》云： “今枕禅智寺，即隋之故宫，岗有茶园，其茶甘香，味如蒙顶。”蒙顶是唐代雅州所产的茶 叶名品。关于此事陶宗仪《说郛》卷84下引《苕溪渔隐丛话》记载更详，录之如下：“余以 陆羽《茶经》考之，不言扬州出茶，惟毛文锡《茶谱》云：‘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傍 蜀冈，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第不知入贡之因，起于何时？故不得而志之也。”可见早 在唐五代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了茶园，大概规模有限，不为世人所重。

和州，这里地处淮南，紧邻长江，地理条件与淮南产茶诸州完全相同，按理应该产茶，可是 有唐一代，却未见这里有茶叶生产的记载。乐史在其书中记载说和州土产为茶叶［10］ 卷124《淮南道二和州》，说明至少从南唐在这里已经开始种植茶树了。还有一条史料 可以进一 步证明这个论断，后周世宗在夺取淮南地区之初，即在显德五年（958）颁布了一道诏令， 免除了濠、泗、楚、海、扬、康、滁、和等州等百姓所欠赋税，并进一步解释说：“先是州 人于两税外，以茗茶及盐抑配户民，令输缣帛、稻米，以充其直，谓之转征。又，岁率羊彘 薪炭之类，人甚苦之。帝以克复之始，悉命除放，民情悦甚，允苏之望。”[注：见《 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又，淮南无康州之置，此 处有讹误。]这一条史料说明上述诸州尽管有的州也有茶叶出产，但是毕竟产量有 限，且不产盐货，因此南唐政府才会借机实施强制性配给的政策，以搜刮民财，满足战争的 巨大消耗。假如当地茶盐甚多，百姓自给有余，这种政策也就无由出台了。

综上所述，在南唐统治区内共计有20个产茶州府，其中5个为唐代所无。

吴越：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之州有：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 共8个州，关于其在吴越的情况，现分别考述如下：

湖州，这里在唐代是著名的茶乡，顾渚之紫笋在当时名扬全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这里仍然是 重要的茶产区，乐史记载说湖州土产：紫笋茶。可见直到宋初，顾渚之紫笋茶仍然被列入全 国名茶之列。所谓顾渚，山墟名，位于长兴县城西北30里。［10］卷94《江南东道六 湖州》直到两宋时期，这里仍然是重要的茶叶产区。

杭州，关于杭州的产茶情况，《茶谱》曰：茶生“杭州临安、于潜二县，生天目山者，与舒 州同。”天目山在于潜县境内，“上有两池，若左右目，名天目也”。［10］卷93《江 南东道五杭州》是浙西重要茶产区。此外，杭州境内的余杭、钱塘二县，也是重要的茶 产区，其 中钱塘茶主要产在天竺、灵隐二寺周围。

睦州，在唐代睦州之茶主要产在桐庐县山谷之中。《太平寰宇记》卷95《江南东道七睦州 》说：睦州土产有鸠坑团茶。这种茶叶早在唐代时就已是名扬全国的名品，说明直到宋初依 然如此，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茶产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苏州，在唐代这里的茶叶无论是产量还是品质都比不上湖州与常州，在吴越统治时期，苏州 茶的品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太平寰宇记》卷91《江南东道三苏州》记载说：“山出 美茶，岁为入贡”。这里所说的“山”，指洞庭山。在唐代苏州之茶也主要产于这里，但是 陆羽却把其列为浙西诸州所产茶中的最下等，乐史说洞庭茶是贡品，只能说明这里的茶叶质 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越州，在唐代越州余姚县瀑布岭出产的仙茗茶非常有名，从《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 八越州》条的记载来看，直到宋初，越州并没有开发出新的茶叶品种。至北宋中期，越州 才出现新品——日铸茶，被誉为草茶第一。［24］卷1日铸茶指产于今绍兴日铸山中 的茶叶。明州，这里出产的茶叶被陆羽列在了越州之后，吴越统治时期未见新品出现，至北宋时明州 产片茶、散茶，是当时浙东重要的茶产区之一。

婺州，在唐代婺州的名品是东白茶，吴越统治时期的情况不详，至北宋时这里与越州一样 均产片茶、散茶，并成为实行榷茶的地区之一。

台州，在唐代这里就无名品出现，经五代至北宋时期，情况没有大的变化，所产者均为常 品。

南平：南平为十国中疆土最小的政权，仅辖江陵府、归州、峡州等3个州府，这3个州府在唐 代均产茶叶，在五代十国时期依然如故，没有大的变化。

江陵府，宋朝改为荆州，在唐代其茶叶主要出产于江陵县的山谷之中，其名茶号南木。 ［17］卷下五代十国时期，除了江陵县外，松滋县出产茶叶，有茶饼、茶芽之别。［ 10］卷146《山南东道五荆州》其统治者多次向中原王朝贡茶，所贡茶叶多取自这里， 直到北宋时期，这里的茶叶仍是贡品。

归州，在唐代这里的茶叶也是贡品，五代及北宋初年，这里盛产白茶。［10］卷148 《山南东道七归州》

峡州，在唐代峡州所辖的5个县中，有3个都产茶叶，即远安、夷陵、宜都3县，而且品质颇 佳，陆羽列其为山南诸州中的最上品，名茶有碧涧、明月、芳涩、茱萸等。［25］卷 下《八之出》至五代、北宋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变化，《太平寰宇记》卷147《山南东道六 峡州》 记其土产为茶。

楚国：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州府是：衡州、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溪州、岳州、象州 等8个州府，现分别介绍如下：

衡州，这里是著名的产茶区，所辖茶陵县以盛产茶叶而得名[注：见《太平御览》卷171 载 ：“《图经》曰：茶陵县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在唐代这里所造之茶品名曰 衡山［17］卷下，《茶谱》曰：“衡州之衡山，封州之西乡茶，研膏为之，皆片团如 月。”［26］卷上之1引陆羽《茶经》卷下将衡州列为下品，当是这里研膏茶尚未问 世前的状况，自从唐后期出现的衡山研膏茶后，直到五代、北宋时期一直相沿未变。

思州，在唐代见于陆羽《茶经》之记载，这一地区五代时隶属于楚国，乐史之书记载说其土 产为茶［10］卷122《江南西道二十思州》，说明其茶叶生产在五代时期仍在继续 。

播州，五代时称大播州，关于其产茶情况，乐史说其出产生黄茶。［10］卷121《江南 西道十九播州》这是五代及北宋初年其茶叶生产情况的反映。有一点需要指出，即播州 即使在茶叶生产比较繁荣的宋代，它的茶产量也是极为有限的，不是重要的茶产区。

费州，其在唐代产茶情况见于《茶经》一书，五代十国时期的生产情况不详，很可能与其 产量低下且无名品出现有关，不为人们所重视，故未加以记载。

夷州，关于其在唐代的产茶情况仅见于《茶经》记载，《太平寰宇记》卷121《江南西道 十九夷州》记其土产为茶，说明其在五代时仍然继续产茶。

溪州，《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记其土贡为：丹沙、犀角、茶芽。《太平寰宇记》未记 溪州的产茶情况，宋代文献也极少记载，当是其茶产不丰的缘故，故不为世人所重视。

岳州，这里早在唐代就已出产了名茶含膏，至北宋时这里出产片茶、散茶，而含膏茶不再见 于记载，很可能南唐统治时期就已不产了。

象州，地处岭南，隶属于楚国，楚国灭亡，为南汉所夺得。象州产茶见于陆羽《茶经》，五 代时期继续生产茶叶，但由于产量有限，所以直到北宋统治时期，象州之茶也不在政府的专 榷范围之内。

五代时期的楚国除了以上数州产茶外，还有3州也产茶叶，但却在唐代不见于记载，故应 视为后来新增的产茶区。

潭州，五代时称长沙府，是楚国的都城之所在。《宋大诏令集》卷183《赐潭州造茶人户敕 榜》曰：“敕：潭州管内造茶人等，逐年所行造纳官湖南独行号大方茶。近拟本州般到开宝 五年、六年独号茶斤稍重，与自前入纳木卷模轻重不同 ，……宜令本州自今并依旧木卷模制造茶货”云云。这 是宋太祖时有关潭州造茶情况的一道敕令，从其所述内容来看，潭州所造大方茶由来已久， 并非始于北宋，当是自五代时期以来这里就已经开始造茶了。

朗州，其产茶情况不见于唐代，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朗州献茶二万斤，宰臣、枢 密、宣徽内诸司使、禁军将校、诸藩镇皆进奉，贺皇子嘉礼”。［27］卷169《帝王部 纳贡献》此时，楚国已经被南唐灭亡，朗州为马楚旧将刘言所据，与南唐对峙，故向中 原王朝进贡以求其庇护，其所贡茶叶当为本州所产。

桂州，据《太宗皇帝实录》卷26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八月诏：“桂州管内先配民岁市 沙糖及茶园久荒，吏岁征其课，……并除之。”［28］卷26桂州原属楚国，楚国亡后 ，隶属于 南汉。南汉灭亡于开宝四年（971），距太平兴国八年，仅12年时间，因此这里所说的茶园 久荒仍征其课，只能说明北宋继续了南汉统治时期的这一政策，直到此时才宣布废去。从 而也证明桂州境内是有茶园分布的，此次废去的只是向已经荒芜的茶园继续征收茶课的弊政 ，并不是说桂州的茶园全部荒芜了。桂州产茶当不自南汉统治时期始，应该早在楚国统治时 期就已经开始了。

综上所述，楚国产茶区原在8个州府，五代时新增3个，共计11个州府。

南汉：在唐代这一地区产茶的州府是：韶州、广州、循州、容州等，共4州之地。南汉时新 增邕州、封州，下面分别予以考述：

韶州，其在唐代产茶见于《茶经》，但是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五代、两宋时期其茶产量极 少，且无名品出现，关于其生产情况极少见于记载，也未在这里实行茶叶专榷政策。

广州，有关其在唐代的生产情况已见前述，五代时期南汉统治者曾向中原王朝贡献过茶叶， 史载：后梁乾化“二年四月，……是月，客省引进使韦坚使广州回，以银茶上献，其估凡五 百余万。”［27］卷197《闰位部纳贡献》这是指后梁使者出使南汉返回后，南汉 政府通过 其向后梁朝廷进献银茶。不过广州产茶之地比较狭窄，产量有限，直到宋代也没有发展起来 。

循州，南汉统治时期改称为惠州，宋代又复称循州。其茶叶生产自从开始以来，至五代十国 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促进了茶文化的兴起。《广东通志》卷51《风俗志惠州府》 摘引宋人苏轼的话说：“岭外惟惠俗喜斗茶”。可见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从而促使惠州兴 盛斗茶之风。不过惠州的茶产量极为有限，直到南宋绍兴末年，广东南雄、循州岁“产茶” 仅2 600余斤。［12］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这是指商人每年凭茶引所买茶的数 量，与其他地区动辄数十万斤的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容州，《太平寰宇记》卷167《岭南道十一容州》载：“《茶经》云：容州黄家洞有竹茶 ，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今本《茶经》只字未记容州的产茶情况，颇疑上述《茶 经》之“经”字为“谱”字之误。宋代未在容州实行榷茶政策，这说明容州茶叶产量较少， 因此没有实行这一政策的必要。

邕州，乐史记载说：邕州上林县都茗山，“其山出茶，土人食之，因呼为都茗山”。［ 10］卷166《岭南道十建武军》可见这里也是当时的茶产区之一。后世遂将都茗山改为 茶山，清代所修的《广西通志》卷17《山川志思恩府上林县》载：“茶山在上林乡，产茶 味佳，《寰宇记》谓之都茗山。”

封州，这是南汉统治时期新增的产茶州区，《茶谱》记载说：“封州之西乡茶，研膏为之， 皆片团如月。”［26］卷上之1引上引乐史也记载其出产：“春紫笋茶、夏紫笋茶” 。［10］卷164《岭南道八封州》说明五代及北宋初年这里已经开始生产茶叶了。

这样在南汉统治期间，其产茶之州计有6个，如果再把其后期占据的原楚国岭南之地象州、 桂州算上，则其产茶之州总计为8个。

闽国：在唐代这一地区的产茶之州只有福、建两州，五代十国时期，相继又增加了南剑州 、漳州、汀州、泉州等，遂使这里的产茶州达到了6个之多。

福州，在唐代的产茶情况见于《茶经》一书，同时也是贡茶之州，《唐国史补》卷下说：“ 福州有方山之露牙”，亦当时之名茶也。宋人说：“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杨文公《 谈苑》云：‘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江左近日，方有腊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 过五六万斤。’”［29］卷9《地理北苑茶》据此来看，似乎腊面茶自南唐夺取建 州后方才 创造的，此前并无此类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早在唐朝末年福建就开始生产腊面茶。唐 哀帝天二年（905）六月颁敕曰：“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 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腊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 30］卷20下《唐哀帝纪》便是明证。此后，在王氏统治福建时期，仍然继续生产这种茶叶 ，从其向 中原王朝的贡品即可证明这一点。如天福三年（938）十月，晋高祖派遣东上阁门副使张琼 祚押“福建进来牙一株、犀三株、玳瑁三十斤、银盆四口、腊面茶三十斤、香药二百斤，往 魏府赐杨光远”。［27］卷179《帝王部姑息四》晋出帝天福七年(942)，王延羲进 贡了大批 财物，其中有腊面茶200斤、大茶5 000斤。［27］卷169《帝王部纳贡献》这 一切都发生 在南唐夺取建州创造北苑茶前。不过以上这些福建腊面茶没有明确记载到底产于何州？《十 国春秋》卷91《闽嗣王王延翰世家》载：通文二年（937），“是时，国人贡建州茶膏，制 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似乎腊面茶仅见于建州。但是宋人熊蕃所撰的 《宣和北苑贡茶录》却说：“伪蜀词臣毛文锡作《茶谱》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腊面乃产于福 。”这就说明不仅建州能制腊面茶，福州在五代时也开始焙制腊面茶了。另据《茶谱》载： “福州木百岩极佳。”［15］卷21《饮食类》引 可知木百岩茶亦为其所出佳品。乐史也记载说：福州土 产为茶。［10］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这一切都说明福州的茶叶生产在五代 十国时期发展较快。

建州，建州早在唐代就已盛产茶叶，但是其大发展时期却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夺取建州 后，据沈括记载：“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 苑，置使领之。”［16］卷25《杂志二》然《补笔谈》卷1却说：“余因读《李后主 文集》有 《北苑诗》及《文苑纪》，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 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 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且不论哪种说法准确，南唐占据建州后，利用当地优质的 茶叶，创制名品，遂使建茶名扬天下，却是大多数人公认的事实。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 能改斋漫录》卷15《方物茶品》载：“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 茶。其后始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以此知建茶以腊面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 ”[注：按：常衮死于建中四年，并未活到贞元中，且其任过福建观察使，没有任过建 州刺史，故关于其造膏茶的记载极不可靠，但上引之书所说的唐末建州已有腊面茶，却是可信的。]《太平寰宇记》卷101《江南东道十三建州》载：“《茶经》云：‘建州方山之芽及 紫笋，片大极硬，须汤浸之方可碾，极治头疾，江东人多味之’。”按今本《茶经》无此语 ，陆羽也没有到过福建，颇疑这段话来自毛文锡的《茶谱》。另据《太平寰宇记》卷100《 江南东道十二南剑州》条记载：“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腊面、骨子、山梃、银子（字 ）”。按：南剑州即南唐所置建州的改名，乐史所记载的这6种名茶均为南唐时所创制，统 称为北苑茶。至宋代又创制了大小龙团茶，遂成为不可多得的名品，所谓“自建茶出，天下 所产皆不复可数”。［13］后集卷30《咏茶门》另有资料说明建州的武夷山在唐末五 代时也产 腊面茶，徐夤的《尚书惠腊面茶》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 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沈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 山泉。”［31］卷708徐夤，莆田人，唐末进士，授秘书省正字，长期在王审知手下 任职，后弃官归隐。从其诗句内容来看，至迟王闽统治时期，武夷山已开始出产腊面茶了。

漳州，这里在唐代是否产茶未见于记载，乐史记载说，当地土产为腊茶。［10］卷102 《江南东道十四漳州》这就说明自五代至宋初漳州已经有了茶叶生产，但其规模却比较 有限，直到南宋时期仍远远落后于福、建二州。

汀州，这一地区在唐代也未见有茶叶生产，《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 条载：土产：茶。说明其茶叶生产始于五代时期，至宋代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在这 里实行榷茶法。

泉州，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先后占据了漳、泉二州，改漳州为南州。北宋相继统一 南方诸国后，“（陈）洪进大惧，遣牙将魏仁洛间道奉表纳款，贡白金千两、乳香、茶叶皆 万计”。［32］卷93《陈洪进传》前面已经论到漳州的茶叶产量极为有限，因此颇疑 泉州此时也开始产茶。

三、 小 结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的产茶之州共计56个，五代十国时期增加到77个州，净增了21个州，比 唐代增加了近38％。这是目前所能掌握的有关唐五代时期茶叶产区的最新数据。五代十国时 期虽然是分裂割据的所谓“乱世”，但由于各国为了能够生存，不得不重视发展生产，以增 加财政收入。茶叶生产作为一个新型产业，理所当然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重视，以征收茶税充 作军费。自唐代以来，饮茶之风在全国普遍盛行，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 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0］卷720李珏《 论王播增 榷茶疏》致使茶叶消费量大增，为了获得巨额茶利，也使得南方各产茶国更加重视扩大茶叶 生产。这一历史时期茶叶得以发展的另一原因是，随着人口的频繁迁徙，茶叶生产技术得以 传播和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如王潮、王审知兄弟自茶叶老产区光 州率当地吏民5 000余人，辗转迁徙到福建，带来了当地的茶叶生产技术，使得福建地 区的茶 叶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清人刘家谋说：“吾闻半岩茶，不让天池美。忠懿昔开闽，罪人 谪居此。取供香积厨，种植劳未已。”诗中所提到的“忠懿”，即指忠懿王王审知，说明福 建鼓山县半岩茶是在王审知统治时期才发展起来的，而这些谪居的罪人中，有不少就是种茶 能手。

五代十国时期茶叶生产及产区的扩大，为两宋时期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 该予以充分地肯定。但是也要指出，这些新扩大的茶叶产区中，某些地区生产规模还非常有 限，产量不高，入宋以后政府不在一些地区实行榷茶政策，除了政治因素外，茶叶产量低下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贾大泉. 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J］. 天府新论， 1987(4): 56-61.

［2］ 徐晓望. 唐末五代福建茶业考［J］. 福建茶叶， 1991(1): 38-42.

［3］ 方健. 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2) : 71-85.

［4］ 杜文玉. 五代茶叶生产与贸易［J］. 渭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1):75-82 .

［5］ 广东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上海：中华书局，1934.

［7］ 四川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苏辙. 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 乐史.太平寰宇记［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7.

［11］ 彭大翼. 山堂肆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 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 阮阅. 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4］ 曹学佺. 蜀中广记［M］.四库全书文 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 陈元龙. 格致镜原［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 胡道静. 梦溪笔谈校证 ［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6.

［17］ 李肇. 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18］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9］ 湖广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1］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 江西通志［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3］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4］ 欧阳修. 归田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25］ 张芳赐，等. 茶经浅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26］ 陆廷灿. 续茶经［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 王钦若. 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8］ 钱若水. 太宗皇帝实录［M］.四部丛刊初编本.

［29］ 吴曾. 能改斋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0］ 刘，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