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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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7－3612(2006)11－1453－04

1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沿革

20世纪90年代尽管国家已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但体育科学领域许多专家，还有科学学科研究的有些专家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问题都提出了异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研究成果。

田雨普认为体育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其学科体系由基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业技术3个学科体系组成(图1)。

熊斗寅认为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体系分为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管理科学类和体育社会科学类(图2)。

胡晓风认为体育科学学科体系由体育社会学学科、基础学科、运动学学科3大类学科群组成(图3)。

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体育科学分支学科共有12个，即体育学、运动学、运动形态学、运动解剖学、运动人体测量学、运动局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心理学、运动医学、运动训练。对上述学科划分为3个层次和3大类(图4)：第1层次是体育学，第1层次向第2层次过渡的学科是体育哲学和体育情报学，第2层次是体育基础学科、运动技术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3大类，第3层次是下属各门学科。

徐忠、屈世琼认为，体育科学是属于一门综合性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管理科学、交叉科学综合融合而构成了体育科学学科群。从而提出体育科学体系结构为6个学科群：哲学方法学科群、人文社会学科群、自然生物学科群、运动科学学科群、管理信息学科群、交叉边缘学科群(图5)。

王续琨、刘永振认为：“体育科学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介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对体育科学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将体育科学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区分为5个群组(图6)。

邵伟德、马楚红在“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科学性探讨”一文中认为体育科学简单地归为社会科学不够合理，并指出了在体育学科分类时需注意的4个原则：科学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实用、可行、方便性原则，统一性原则，由此而提出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构想图(图7)。

罗加冰对体育新学科进行了分类：体育自然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社会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管理科学类新学科，体育人文科学类新学科，体育综合科学类新学科(图8)。尽管是新学科分类，实际是他对体育科学学科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与意义。 上述关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分类研究后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科学学科分类研究

科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知识体系，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科学结构与它所反映的客体结构即整个客观世界的结构是一致的。我国对科学学科体系的探索，有二元论、三元论和多元论之争。二元论即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元论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许多学科体系。恩格斯早在1874年提出对科学分类的观点：“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并将科学分为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地理学6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根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为整个客观世界从自然界发展到人类，同时出现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由此而提出科学大厦由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6大部分组成。陈文化等学者依据“自然一人一社会”的演化次序与科学本身的“固有发展次序”有内在的联系，认为科学学科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并构建了现代科学体系――以人文科学为主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两翼的立体结构。由于当代跨学科的广泛研究，出现了许多交叉性学科，如运筹学、环境学、人才学、管理学、信息学等，许多新学科的学科属性属于综合性，难以隶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3大科学，更难以涵盖如雨后春笋日益冒出的大量复杂性、综合性的新学科，因此，必须有一门科学学科可以涵盖不隶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外的一门学科――综合学科。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学科已发展成约有5550门学科，其中非交叉学科约有2 969门，而交叉学科总量已达2581门，占全部学科总数的46．58％。交叉学科仅在100年左右增加的学科数量就占总学科数量的一半，并继续呈迅猛增长势头。有的学者将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并列，并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归属至管理科学内，这是不妥的。追究管理科学，实际它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性学科，理应隶属于综合科学。特别现有许多交叉新学科根本没有管理的属性，按科学逻辑性无论如何也不能隶属于管理科学，只有将管理科学和许多交叉新学科隶属于综合科学才比较合理，而不能将交叉性综合学科归属于管理科学。这一隶属关系不能颠倒。本人认为，现代科学学科应分为4大类学科相对比较正确，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科学(图9、图10)。

3　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其分类研究

对于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刘仲林在《现代交叉科学》一书中指出，体育科学是一门由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力学等20多门学科的渗透融合，广泛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遥控技术等现代技术的一门综合学科。国外专家研究认为，一个运动员成绩的提高是素质、体质、机能、心理、战术、技术、智力等150多个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社会中的体育现象和运动中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体育科学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但体育科学的综合性又不是各个学科研究结论的简单相加，而是运用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取得各种参数进行综合运算，以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随着体育科学的迅猛发展，其综合性属性越来越凸显。俄罗斯体育科研的综合试验台，可对人的运动能力进行学科问的综合性基础研究。遗传学家、教育家、生物力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专家可在统一的试验对象身上进行分子的、亚细胞的、细胞的、各器官的、各系统的以及整个有机体的试验研

究。在综合监督训练过程中可运用近300种检测演技的方法，检测出3000多种训练水平参数，在总训练时间中约25％的时间用于进行各种检测。因此，有人称之体育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窗口。体育的许多方面研究，都走到了科学的研究前沿，如检测运动员兴奋剂方面研究，运动生物力学方面研究，运动免疫学方面研究，运动康复研究等等，都与相关学科或母系学科的前沿科学研究并驾齐驱。可以说，在体育方面通过一系列实证，证实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方面的许多具体学科内容。体育科学学科有十足的理由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学科有：运动解剖学、人体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隶属于体育社会科学类学科有：体育社会学、体育产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体育人口学、体育传播学、体育教育学等；隶属于体育人文科学类学科有：体育史、体育心理学、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等；隶属于体育综合科学类学科有：体育控制论、体育信息论、体育系统论、体育决策学、体育运筹学、体育环境学、体育人才学等。因此．体育科学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是非常正确的学科归属。

而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否符合科学逻辑?首先要了解分析社会科学是一门什么学科?社会科学是一门以社会为研究的知识体系。我国的《辞海》中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社会科学的性质与其研究对象本身的规定性是直接同一性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揭示并阐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从学科研究理论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科学的内在的直接同一性和逻辑辩证关系是学科分类的依据与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的母学科是社会科学，体育自然科学的母学科是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的母学科是人文科学，体育综合科学的母学科是综合科学。国家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依据科学学科的内在逻辑，体育科学是难以分化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的，而现实的体育科学恰恰能科学地梳理出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体育社会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这些难道社会科学能包容得了吗?即使硬包容着体育自然科学、体育人文科学等学科，这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的内在逻辑性及其分类原则，产生了严重的自相矛盾和错位现象。因此，硬将体育科学归属于社会科学是“牵强附会”的，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更是扭曲了体育科学的本质。随着近几年科学理论专家对科学学科分类研究的深入及其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积极影响着体育科学学科研究的深化，逐步取得明朗化的研究进展。

我们研究认为，体育科学学科属性是综合性科学，是隶属于科学学科体系中的综合科学；体育科学学科分类类似于科学学科分类，是“大科学”学科体系的“缩影”，同样分为4大类：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图11)。从图12可清楚地看出4个方面的学科群，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和庞大。仔细研究体育科学下属4大学科，各学科发展“势均力敌”。本研究为什么将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类，这是因为体育自然科学是涵盖着体育的“自然世界”。这些运动技术学科的本质都是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从田径的跑、跳、投到刘翔奥运会得金牌的神速跨栏动作；从篮球、排球、足球的跑、跳、投到姚明的扣篮等以及俄罗斯名将涅莫夫单杠上6个空翻抓杠动作等等运动技术，无不显示出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营养学、运动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特征，显示出运动技术科学的前沿科学知识，都是显示出自然科学知识的属性，应该隶属于体育自然科学中的分支学科。这些学科还够不上资格与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社会科学、体育人文科学和体育综合科学相提并论的一门学科。田径运动(学)、球类运动(学)、体操运动(学)等运动技术学科，这些成熟学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应该规范学科名称，在后面加上“(学)”。

目前，国家颁发的许多文件和权威性杂志里都认为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在2004年10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体育科学是综合性科学，实施科教兴体战略包括繁荣发展体育自然科学和体育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离不开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2005年《体育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第1期版2的序言“开拓创新任重道远”中指出：“《体育科学》杂志记录了这20多年来中国体育科学发展的成长历程。记得在本刊创刊之初，学者们曾就‘体育’的科学属性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而今，这种争论也是不争自明：因为随着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体育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研究的手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体育既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基因纳米技术等当今世界的热点科学与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又与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人文地理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体育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的交叉学科。”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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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主管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主办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江西省南昌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0-579X

国内刊号：36-1025/C

邮发代号：44-2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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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1 通识教育是成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

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与时展要求相比，成人高等教育在人才素质培养方面依然存在不足和缺陷。“过弱的文化底子、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强的功利主义”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学理工科的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学文科的学生对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特别是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了解不多；相当数量的学生毕业后，工作缺乏独立性、开拓性和创造性；有些学生专业知识不错，但思想道德却不高；一些人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走不出市侩的圈子，甚至在社会交往中缺乏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①我国的教育多年来存在着重理轻文、重业务轻思想的倾向，人们的整体道德水平下滑，整个社会文化素质滑坡的倾向令人担忧，高等学校不可避免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②高等学校学生文化素质有先天缺陷，中等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实施的是文理分科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知识结构残缺；③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之后至今仍存在文理分割、理工分家、专业设置过窄等问题，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在规模、学科结构和教育质量上都有大的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本科教育目标仍存在定的过专、过高等弊端。这样，学生的专业基础不够雄厚扎实，宏观思路不开阔，不仅专业知识面太窄，将来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后劲也会不足；④高等学校在教育过程中，较普遍的存在有重专业知识教育，轻综合素质训练，重知识积累轻能力培养，重平均发展轻个性发展的片面性。

1.2 通识教育顺应了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及其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当代通识教育的发展，同样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二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高度综合，这种综合不仅发生在自然科学内部，而且发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众多的事实也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在既分化又综合的发展中，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综合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据统计，在现代科技的成千上万个学科中，有80%属于交叉和综合学科。现代科技在不断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很显然深刻影响着成人高等教育，给成人通识教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2 成人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的内容

依照培养复合型人才这一目标，通识教育大体应该包含下述几方面的内容：

2.1 综合性的基础知识。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必要知识。这是通识教育的基础部分，可以使学生了解人类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开拓学生的视野，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学生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2.2 专业知识。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提高知识。这可以使学生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接受具有一定水平的专业训练，使学生具有从事一定专业工作的能力。

2.3 必要的工具知识和方法论知识。例如写作、应用数学、计算机原理及其应用、文献检索等知识，以提高学生文字运用能力、数量分析与计算能力、接受和处理信息能力。

2.4 实践性知识。主要指业务实习、社会调查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独立解决问题和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技能教育过去只局限于职业训练方面的考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过去的专门技能已经普及到各种工作与生活领域，成为现代人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如计算机、现代通讯、记录与计量、检测工具的使用、电气常识等等。并不等于说这些知识都需要列入教学计划并为此开设课程，但是，从知识观的角度来看，技能知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语言和文字表达、礼仪常识等等，也同样是成人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的范畴。

3 成人高等教育实施通识教育的途径

加强成人通识教育要通过课程改革来实现，其途径与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强化专业课教学。加强基础课，有利于专业知识学习，也有利于专业变换，还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加强基础课的目的是使学生具有较为宽广、扎实的知识面和较强的适应性，致使“根深叶茂”、“源远流长”。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原苏联等国都多次进行课程改革，增加基础课，削减专业课。东京大学专设基础学院，低年级本科生在这里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日本工科大学生的教育计划中，一般教育(人文、社会系科目)约占25%，基础教育(自然科学科目)约占30%，专业教育约占50%。而目我国高等院校中，基础课所占比例在40-60%，其中包括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我国在加强基础课教学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

3.2 重视学科的结构渗透。适应现代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过选修制、学分制等灵活的教学形式，使文、理、工课程相互结合，进行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全面教育，是当代世界各国课程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美国大学普遍为文科学生开设计算机、统计学等课程。在麻省理工学院，文科学生必须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和实验课共108学分，占本科生学分的30%；其中自然科学必修课(微积分、物理、生物与化学)60学分；选修自然科学分类必修课36学分。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文科毕业生的水准。

篇4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 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转贴于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 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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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学主义方法论虽然促进了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弊端。通过分析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分析教育活动的人文特点，我们得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人们倾向于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教育研究自然也受到影响。“当今严肃对待教育理论学者的主要职责是养成归纳研究的习惯和学习统计学的逻辑”。但同时，许多思想家看到自然科学方法阻碍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因为这种方法：只处理与教育有关的技术性问题，听命于现实或经验的统计趋势而无法在符合价值与理想的方向上提出真知灼见，触及不到教育活动的本质性问题及教育中的灵魂和实质。而教育中的智慧、人格、情感、精神这些才是研究的焦点。

对此，我们提出在教育研究中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主张。

首先，人文主义方法论是与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试图解释，后者试图理解。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人文科学方法论中最具人文精神，最有影响的派别。社会现象研究和纯科学的区别在于社会现象涉及有意识的行为主体，他们自己赋予行为以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为了描述和说明社会现象就要有理解的概念与实践，即理解、移情作用和直觉，所以人文主义传统坚决反对要求社会科学把人的行为客观化，把行为主体物质化的观点。

其次，人文主义方法论关注的焦点为三方面：

1.关于经验的客观性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事实中人的主观性方面，如人的信念、动机、需要和希望等并不完全表达于客观的外表行为中。单纯的外表行为研究，不足以深透主观动机和意向领域，因此，人的行为仅仅部分的由它同外界对象或未来结果的关系构成，它的意义相当大部分在于它表达了某种主观的心理状态。没有同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具体个人的直接接触，是不可能完整理解有关的事实的。选择哪些资料作为有意义的事实，在何种深度或层次上挖掘事实本身的意义都与理论的解释有关。

2.关于因果律的有效性。在社会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原因——结果模式，而人文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自然世界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都是中立的，对于支配任何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意义都是无关的，但人的行为却由它们对行为主体或对象参与者所具有的意义来辨认，而这些意义的内涵与阐释都是由一种给定文化与行为者本身的意义感受来决定的。众所周知，每一种文化有相应的意义库，不同的人对意义的感受、辨认与理解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里不同人的行为之间，要作出正确的因果概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然不能把因果规律固定下来解释人的具体行为，要了解这种渗透着社会意义的范畴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对那个意义系统的深刻体会，而不是外部的机械概括。

3.关于理论或解释的性质问题。人文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或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要推导出经验概括或统计定律，而是要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意图和意义的深刻理解。人文科学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人而不是事物为研究对象，理论解释的目的不是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回答行为的内在依据，包括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此，一个好的理论要能提供合理的行为主体有关的规范标准，要理解他的行为规范的标准，并不是提供当作客观事件的行为的演绎说明。以人的行为和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中立的，不能免除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要受到一定文化的规范、预设和偏见的支配。

教育作为使人性完善的最佳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人文主义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所以说，不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到如何无所不能的程度，自然科学方法论被推到如何高的地位，只要教育还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那么它的人文性就一天也改变不了，人文主义方法论也一天不能被抛弃。

再次，教育活动本性特点与教育实践的内在构成决定了方法论的取向。

一般来说，教育活动的特性表现为：教育活动在对象与目的维度上的特殊性；教育活动进行过程的点双边、共时、交互作用性和要素关系的复合性；教育活动具有预测性与活动过程中的动态生成性；教育活动的本质是在特殊的交往活动中有目的的使社会对学习者的发展要求，向学习者的现实发展转化。教育活动是人的科学精神的活动，表现在求真；教育活动是美感经验活动，表现为求美；教育活动是人伦道德活动，表现为求善；教育活动是实在主体探求生命意义的心灵历程，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或灵魂的洗礼，关怀人生或命运问题，不依赖哪一门学科。教育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且是人文活动的最高境地，虽然达到这种境地的人是凤毛麟角。

说到底，教育活动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意义的一面。完整的理解教育，就是要清晰的认识教育活动的精神性、人文性。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设备的更新并不代表教育的先进，可能传播的是非科学、伪科学的知识，训导如野兽般争斗的人生哲学，展示一个紧张、无人性的社会，培养出毫无生趣，面孔呆滞的“接班人”。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因此，教育活动形式的完美并不代表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表达的是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觉悟，包含了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及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寻觅。况且，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从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所以，唯有从人文角度理解科学，才算把握了科学精神的本质。

人类无法将全部教育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不论历史上的以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教育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的。教育中的人文性是历史的生成的，是传统的，同时也依据个人的觉悟和感觉而存在。教育活动搀杂了历史的内省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化价值、目的意义等这些人文性经验的范畴联系在一起，教育活动客观上有很强的独特性，因此，教育科学必须对教育活动达成普遍性的因果规律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以一种意义标准，一种思想框架或解释尺度来说明全部教育问题，我们能对某一特殊时间、地点、情境的教育发表评论，一旦离开具体场合则可能失效。我们对教育问题的说明或解释常常是暂时的、相对的、主观的。教育中与意义、价值相关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约定的，不是外在规定的，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任何关于教育的思想如果未经主体心灵深处的认同，也是毫无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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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科学生；科学教育，综合素质；意义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全面进步最基本的因素，高科技产品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科学素养正在变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当今世界各国大学的讲台上，科学技术教育已经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未来教育也必然以科学教育为基础。社会发展客观上要求人才的培养改变单一型的智能结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然而，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推行狭窄的专业教育，“文科学生永远搞不清理科学生在干什么，理科学生永远搞不清医学院在干什么。”为弥补这些缺陷，对理工科大学生适当加强一些人文课程的教育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人文高校大学生对自然科学的漠不关心和科学素养的缺乏，却还远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我们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放手创造、发现、传播科技新成果是极为不利的。

一、对文科大学生进行科学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文理渗透，培养复合型人才

复合型人才指的是那些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具有一二门专业知识，且知识面较为广泛，基础较为扎实，在广泛领域内具有较强适应性和较高水平，并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作出某种贡献的人。复合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必须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第二，相当深厚的专门知识；第三，一般的“前沿”知识，即一般地了解所学学科和相邻学科的动态、趋势和重要的科学新成就、新问题；第四，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和学科方法论知识；第五，一般文化知识，虽与所学专业无直接联系，但有利于扩大眼界，开拓思想，活跃头脑，提高文化素质的某些知识。

文理渗透，正是高等院校顺应现代科学高度综合发展趋势的一项培养人才的措施。高等院校有必要适当打破有关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文理科学生有选择、有目的地学习对方学科知识，重视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才能培养出既精通技术、又了解社会、适应性强，有创造力的复合型人才。

当然，搞文理渗透并不需要文科学生亲自去做物理、化学的实验或繁琐的数学计算，但是，他至少要懂得这些实验和计算的前提、结论和意义。他应该能够做到如何把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化为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来讨论。英国物理学家斯诺在其著作《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1959年)中评论说：“一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的人文学者，和一位对莎士比亚著作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一样糟糕。”这一论断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来说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2，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和创造力

科学素质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二是养成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两方面是辩证统一的。科学和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民主和民主精神一起共同支撑着人文精神的全部基础。忽略了这一点，弘扬人文精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今时代需要的科学素养强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当既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具有精深的科学素养。实施科学教育，培养和弘扬科学的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培养科学的批判和辩证精神，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的文科大学生不熟悉自然科学理论，不能掌握一些必须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那么全面素质教育将成为一句空话。

人文知识注重于形象思维的培养，而自然科学注重于抽象思维的培养。文理交融，打破了各种学科的壁垒，不仅有利于各学科内容的交叉融合，而且对学生的智力训练有相得益彰之妙。从学生的整个人生的发展来看，既有利于养成他们以科学精神看待人文社会科学的习惯，也有利于他们形成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来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批判意识。适当的科学教育为学生的文理贯通、开拓视野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有利于人文学科的综合发展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各种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界变得十分模糊，两者的融合也日益明显。两种科学的相互促进、相互利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十分必要。

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早已广为人知的有：考古学中利用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测定文物年代；无线电技术用于文化传播等。许多自然科学的概念也被社会科学所消化吸收、改造借用，一些文科化的概念也被理科化。以经济学为例：物理学中的“宏观”和“微观”被吸收后，产生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经济学中的贫穷程度用恩格尔系数来描述，收入是否平等用基尼系数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NP度量等等。一些从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所揭示的系统演化规律，不仅在自然系统中适用，在社会科学中也同样适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上研究并且成果迭出的时代里，还死抱传统研究方法不放的人，和根本不会利用这些新方法的人，是不可能走在社会科学最前沿的。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改造，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看待自身的方式，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许多新问题。相对论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认识一个事物，即离开了A，就不能认识B，从而产生了哲学上的相对性原理；高能物理则使人进一步认识到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唯有激发其内部矛盾。又如过去我们认为生命活动是超脱于一切物质规律的，不能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进行研究。但现代分子生物学表明：生命活动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化学作用的结果，这就改变了原来的结论。所有这些，正是自然辩证法中还原论、整体论的研究课题。

科学技术带来的研究课题并不止于哲学。今天的生物技术、器官移植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有关伦理、道德、法律、社会等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去解决。不难想象，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人脑研究的深入……将会给社会科学带来多少研究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的知识。

4，有利于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

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

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

任何人要想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接受一定的科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这种教育包括正规教育中系统的科学教育和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进行的科普教育。而我国正规教育中普通的科学教育仅限于中小学；在大学的理工科学生也只学习本专业相关的一些科技知识，科普教育更被认为是黄口小儿才需要的。可实际上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还比较低。前些年的水变油闹剧，天价“纳米水”、德润生天价大米等无一不是利用了某些人对科学的无知和崇拜。高校加强科学和科学课程教育，特别是加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科学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提高了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记者、编辑、作家等，可以通过自身的影响，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限制、阻止伪科学对民众造成危害。

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教育的实现途径

1，课程教学是实现科学教育的基础

课堂教学是学校培育人才最重要的阵地，也是我们实施科学素养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主阵地。剑桥大学在培养本科生方面，就将经典的和近代的乃至现代的科学知识的研习作为基本要求之一。他们的文学士也照样学习在我国理工科专业大学生所学的数、理、化、生物课程。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一批高校陆续开展了文科高等数学课程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少数师范院校还进行了开设化学选修课的尝试。近年来，按大类招生，学习一两年后再分专业，这种模式也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出现。北京大学率先于2001年实施的“元培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分专业。2002年北大有13个院系实行按院系招生，3个专业按学科大类招生。2003年不分专业招生，全校组织开设“通识教育选修课”，资深教授任教，300多门课程涵盖五大领域：数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心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与艺术。学生选课时必须涉猎这五大领域。随后暨南大学也在文学院、医学院、华文学院等五个学院推行“大平台”招生。复旦大学从2005年起新生不分专业，共同学习，到三四年级才细分专业。以上的探索与实践不失为对我国文科大学生实施科学教育的良好开端。

2，邀请专家讲学，开设专题讲座

科学素养教育的实施、科学素养的培养，是一个比较专业化的问题，需要有专门的以科学为职业的人员参与其中。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到学校为教师与学生举行专题报告，可以在学校周边的科研院所、工矿企业中聘请在科学技术专业或科普方面有专长的专家参与学校的科学素养教育，和校内的各专业的教师一起组合成专兼职的科学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定期为学生们开设专题讲座。国外各大学都经常性地开设各种讲座，邀请校内外有成就的科技专家讲学，这方面国内的名牌大学也做得比较到位。虽然有的院校因地理位置等原因，难以聘请到高水平的专家家学者前来讲学，但无疑值得朝这方面努力。

3，形成优良传统，搞好环境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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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定位恰当,培养目标明确

西方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的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兴起,进入80年代以后,加强人文教育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强劲趋势。1982年美国医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CME)在“医学教育未来方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1984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在《为21世纪培养医生》的报告中指出:“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生,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2];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GMC)在“明天的医生”(TomorrowsDoctors)报告中提出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学科特殊学习模块”(humanitiesspecialstudiesmodules,SSMs),以达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以至包容[3];法国也提出把人文教育与医学各科专业结合起来,培养“不受任何学科界线限制的人”。

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该要求强调指出“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4。这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卫生发展和医学教育的需要,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综合上述要求,我们认为国外医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目标主要在于:树立新的医学观念和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全面认识医学与社会;培植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professionalvalues,attitudes,behaviorandeth-ics);依靠人文的知识和方法,发展医学生的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skills)和协作精神;培养信息管理和社区管理能力。

1·2课程设置合理

为增强医学的人文特征,改变医学的“纯科学技术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对医学课程进行了改革,强化了医学预科的人文教育。同时,为了进一步克服因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医预综合征”要求医学生进入医学院后,仍要学习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始增设人文学课程,到1995年几乎所有的医学院都开设了人文学课程,并得到联邦基金,特别是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的支持。

美国大学实行选修制或半选修制和学分制教育体制,如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关系教育贯穿前两年半课程,以后的必修课有:医学人权和医生、生物科学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医学实践中困境的伦理方面、健康和疾病的伦理根源、医学社会史、社区卫生中心的医学人类学等;选修课有: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疗管理、生物科学的社会问题等[5]。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1978年已建议把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等学科列入医学院必修课计划[6]。总的来看,国外的医学院校医学课程基本上由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三大类组成,其中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医学法学、行为医学以及医学社会学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在北美的医学人文学21个研究生教育点中,也是以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和医学法学以及医学社会学为主干课程[7],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医学人文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以美国、德国为多,达20—25%,英国、法国、日本约为10%-15%[8]。

相比之下反观我国的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仍然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偏少,课程学时大约只占总学时的8%左右,其中以意识形态教育类课程为主,约占人文社科课程课时总数的86·21%[9]。如作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先河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对其80年的课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时指出该校人文社会课程由原来的无增加到目前的9门,但仍不到总课时的5%,且中国革命史、哲学等政治类课程就达5门,并占人文社会课程的73%[10]。

1·3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序惯性和实用性

1·3·1国外医学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表现出横向的“关联性”,即人文课程与自然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呈现出交叉性。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法学、医学与文学等学科课程被大量开设,这些课程不是孤立地讲授而是彼此融汇一体,并与医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是推进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融合的有力举措,值得借鉴。

1·3·2人文课程体现出纵向的循序发展的“序贯性”,即人文课程在临床前期开设,但并没有在临床前期就结束,而是延续到教学的全过程中。如日本的医学院前2年主要用于学习基础科学与人文科学课程,以医学概论涵盖医学人文课程,并在第五学年开设续医学概论,了解医疗与法律、伦理、社会经济的关系[11]。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医患课程也从第2学年开设,贯穿4学年时间。

1987年英国的报告建议:医学伦理学应该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和反复进行,应该在临床教育中,按一定的间隔插入一定时间的、由医学以外很多专家进行的、跨学科的伦理教育。因此从总体上看,西方的人文教育以贯穿于专业教育的全过程为特征。此外,医学人文教学并没有在本科教育划上句号,而是成为医学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的内容。

1·3·3人文课程突出实用性。国外认为,医学教育的核心是病人,医学院是一个专业学院,人文教育应当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实现医学与人文课程的一体化,其突出特点表现为“轻理论,重行为”,并始终贯穿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病人为中心,二是密切联系实际,很注重当前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例如,“当代法律与医学问题”主要讨论影响医患关系的法律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法律基础问题,其教材从法律杂志、法庭判决、医学伦理学杂志和医学卫生政策期刊中挑选资料编写而成;再如在基础课中有一门必修课为《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内容包括行为现象学、社会心理学、心理病理学、性心理学以及社会医学、医学发展理论等,并紧密联系地域实际,讨论各种由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行为问题,例如上瘾、车祸、青少年自杀等等,同时也为进入临床阶段《精神病学》学习打下基础[12]。国外大学医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都是针对现实问题,针对现实问题是国外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特点。

1·4教学和考核的方法灵活多样

国外的医学院校为了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采用各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学术研讨、课外阅读、写论文甚至参与教学等,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已被广泛采用,小组讨论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也倍受青睐,教师通过阅读材料来指导学生,鼓励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信息和观点,给学生以最充分的自由度;也有的采取指定学生阅读、实际写作训练、直接的角色示范活动;还有的特别注重教学情境与场所的设置,如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中,采取直接的讨论方式,如邀请医生———诗人、医生———作家、危重病人、自愿参加临床实验的病人及其主管医生一同讨论,甚至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戏剧表演,以便学生真正投入到情景中去。如日本在大学一年级安排学生“体验实习”,每4-5名学生为一组,通过体验唤起心中的感受,达到西方所强调的“移情作用”[13]。此外,国外评价学生成绩的方法有考试、写论文、讲座及参加教学、研究项目等。

2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对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启示

2·1增进对人文教育的认识,明确合理的培养目标20世纪50年代学苏联,我国大学院系开始调整,实行了人文与科技教育分离的错误政策,高等教育推行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和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观念已由学校渗入社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价值观念,致使学科背景原本就单一的医学院校又严重削弱了人文学科教育,除“两课”外,医学生与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难以接触,医学教育中也越来越追求纯粹的技术知识的攀升,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和迎合社会一时之需的侧重,加之医学院校普遍对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这样,医学院校大学生既在早期社会化机构中缺乏文化素养,又在大学校园内缺乏文化熏陶,真可谓人文教育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一状况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反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功利行为的泛滥,唯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医学教育对于技术的强调进一步加强,“学”渐被“术”所取代,必然导致了大学的人文资源和人文精神严重流失。

近些年来,这一现状和医疗活动中发生的一些不良事实,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因而在报纸杂志的文章中,强调医学人文教育重要性的观点已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水平离它应当承担的责任还相距甚远,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在理念上,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不断地肯定,另一方面,在实行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被淡化,甚至忽视。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的矛盾与困境,最主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说,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人文教育应该是高等医学教育的一个组成,并且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最值得反思的是,常常热心赞教育的人,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什么是人文教育的组成,却往往人言人殊,并无共识,因而我们认为人文课程本身没有“受尊重性”(respectability)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如何使人文教育赢得“受尊重性”,是使学生向人文教育归心、向心的根本之道。因此,增进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与医学院校的院校长等决策层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克服把目光只集中在技术和设备、忽视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制订明确合理的人文课程培养目标是当务之急。

2·2明确规划医学人文教育核心课程与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效用性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由国家硬性规定的医学人文学科课程仅有医学伦理学一门,医学史、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大多为选修,而且大多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盲目开课、为开课而开课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确定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如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医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医学概论等,同时可以考虑设置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本科生),目前国内已经开设的医学人文学辅修专业有卫生事业管理、卫生法学、医学创新等。

其次,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比较注重理论的探讨,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教授,让学生系统、全面地掌握学科的基本内容,力求知识的完备,试图让学生学会利用所学知识去观察、分析问题,而对实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但由于教材更新速度慢,近几年我国社会发展很快,学生学的与现实差距比较大,面对现实问题许多学生往往一筹莫展,有时甚至被错误的言行所同化。实践表明,医学人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实用性为主,把人文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病人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

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文科学与医学实践的脱节,才能提高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及体现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即:将人文知识整合到医学实践中,不是为医学增加“文化外衣”,而是使之加强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学习的不是文学、伦理、法律、宗教等学科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他们在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医疗实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使学生学会从医学、道德、科学、政治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

篇8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埃奇(D.0.Edge)、惠特利(B.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

篇9

论文摘要：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人文精神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多层面的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共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是互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以实践为基础，也表明了实践的价值取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应使对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要融和与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保持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的主导地位，立足当代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要融汇中西，致力创新，加速分化，促进综合，在新的时代的条件下构建和谐与融合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一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精神就在西方世界开始萌动，古希腊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非常的发达，柏拉图的理性主义还使理性负载着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才有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而突出表现在近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万能的地位，认为理性可以达到人的一切目的。如在康德看来，意志行为惟有合乎理性。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由于客观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复兴，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的迅速发展，由此引起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繁荣。突显出来科学精神的大旗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科学革命中表现出来。历史把科学精神推向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地位。科学精神的演变与发展凝聚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而何谓科学精神？在美国科学史家默顿看来，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他进而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虽从未被整理过，但从科学家在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对触犯精神气质的行为的道德谴责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道义一致性，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从科学认识方法的视角，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指出科学精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物本—物化—对象化，这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1]在我国，明确提出科学精神并提倡“弘扬科学精神”的是任鸿隽。伴随着的不断推进，黄昌款、、毛子水、屠正叔等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从而使这问题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而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从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身上，总结出了科学精神的几个特点，它们分别是: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等。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拓宽了科学精神的内涵，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表现出来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时代的科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反思以往对科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求全面认识科学理性的作用。科学探索就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其本质及内在的规律性，反对用任何形式束缚人们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行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理解它。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它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讨“科学精神”的热潮，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充分展示了科学精神及其巨大作用。

人文精神是从人文文化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它以人为尺度，注重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开掘主体生命内在的体验、感悟和直觉，人文精神突出了人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人文精神就其核心来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他人、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上。人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也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中把握人的价值，人还要处理好人自我表现的超越性的问题。作为一种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注重对个体的关注，夸大物欲作用，忽视精神价值的单面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也即通常所说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原则，这种原则是评价一切实践活动结果的根本尺度。人文精神把人的利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人文精神是推动起一种有别于科学认识的探究活动，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它与外间世界的交相辉映。以人性、人文理念来观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活跃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中，是一种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体验的结合，人文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形态，也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应承担消除人文危机的重任，为人类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开创一片新天地。

二

在古文明时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开始萌芽，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人们探求未知事物的手段、依据和目的，把自然、社会、人的思考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在那个时期，人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和自然的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古希腊教育的角度看，古希腊人追求人文的同时也展开对科学的追求，追求科学的同时也展开对人文的追求。我们看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兼容并包的。古希腊既孕育人文精神又孕育科学精神，“科学”对“人文”并蓄。我国古代“天人相合”、“天人相通”说明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应在自然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西方，古代科学精神始终是在哲学世界观的庇护制约下进行的，经院哲学曾一度占据了科学与人文的所有领域，而当人类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野也逐渐凸现出来。近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使得自然科学技术愈演愈烈，在近、现代的文化中，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尖锐对立。理性与科技结合所形成的科技理性主义日益成为对人本主义的挤压。经由新康德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发展到极致，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分离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阵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流派割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形成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科学主义强调科学、客观性、真理性，主张“价值中立”。科学主义强调尊重科学，本来无可厚非，但把科学抬高到至上甚至唯一的地步，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以科学文化否定和反对人文文化，这就走到了极端。[2]科学主义推崇理性和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力量，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就像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一样，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3]科技被推崇备至，科学精神曾一度压制了人文精神。由此，它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其他文化。人本主义的思潮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人文学科领域日益狭窄。各执一端的观点都对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就迫使我们重新厘定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人们在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时普遍存在认识误区，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科学价值中立”、“为科学而科学”等观点又为这种分离提供解释和理论支持，以至这种分离成为一种传统。[4]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要么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要么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反应在科学与人文的隔离，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吴国盛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科学的领地日渐狭窄；学科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科学的地位日渐下降；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推波助澜，人为地造成科学人文之分裂；自然科学自诩道德中立，人和主观性成了科学研究的敌人，使自然科学家们心安理得地拒绝人文关怀。科学活动深化人的认识，净化人的思想，美化人的心灵，凝练人的精神，塑造人的品格，从而内化为人的一种基本精神。同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渐渐脱离并对立起来。克服传统视野的狭隘性，在自然与社会、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中来把握科学精神，对科学技术批判是反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的霸权地位，以及把科学技术视为之至真、至善、至美化身的科学主义，它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汇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而实际上，科学主义所坚持的“为科学而科学”并不是完整科学精神，只是科学精神部分属性的反映。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昭示我们，科学技术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取得无与伦比的作用，问题的解决应是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限制有意识科技成果的滥用，即确定“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增强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发展从文化背景来看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产物。科学的人文精神有着极大的启发性和感召力，能够整合人与自然趋向，确保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才能确保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得以真正实现。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在技术上的表征。[5]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提倡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之路。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生的，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现象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共同的根基就是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也是人。许多科学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这样主体层面的科学精神中也包含了人文精神。科学界的优秀分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从主体层面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的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杰出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如怀疑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层面，人们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深入实践的行动，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中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实践价值。[6]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撇开种种理论上的谬误，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才会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科学精神根植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作为一项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体现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进。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7]科学精神就是人类一切美好、崇高、值得肯定的精神品质，其中包含了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互补的，这能保证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有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前者追求的是真实的世界，后者追求的是美好的世界；前者是张扬着理性至上的理念，而后者却在理性之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最终价值是一致的，即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具有互补性。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能够同时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忽视了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理解为单纯追求精确性与物的客观性，“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只是一支残缺的人文精神。[8]在此，要反对仅仅从功利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归结为工具理性，科学精神要向人文的渗透。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9]科学必须要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培养创新能力，它不仅来源于科学，更主要来源于人文精神。另外，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必须贯串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由于精神上的混乱是如此之深，以至单靠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消除弊病，大概可以肯定，任何不把科学人性化包括在内的药方都不会有任何功效。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它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为其余部分服务的一部分”。[10]科学发展为人文精神的弘扬提供扎实的客观依据。在人类理性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地位的科学精神，对构建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本身方向的正确性。在社会高度发展，人文精神需要整合科学与人文特质，将科学精神融合于人文精神的价值中，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人文精神作保障。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既有区别之处，在冲突与对抗的过程中又有着日益贯通的趋势。[11]科学技术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社会中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拥有共同的普适性和有效性。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服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时期，知识和科技进步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科技、掌握科学知识已是势在必然。要满足这一要求，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自觉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人文精神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灵魂，凝聚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目的导向，创新科技价值观念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培养造就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必须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科学的应用产生的生产力为人文价值的实现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人文精神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为此，既要拥有科技精神，拓展能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又要凸显个性，尊重自然，培养以德性为根本的主体自由的现代型人格。

参考文献

[1]吕乃基，樊浩.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2]仇金彪．科学的命运，人的命运——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J]．思想理论，2002，（2）．

[3]吴国盛．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N]．科技日报，2001-4-3．

[4]刘献君.知识经济呼涣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A].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3卷）[C].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5]彭纪南．现代信息科技革命与两种文化的融合[J]．自然辩证法，2001，（6）．

[6]欧阳康.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N].光明日报，2003-11-6.

[7][9]龚育之．论科学精神[N]．人民日报，2000-10-10．

[8]刘大椿.人文背景下的科学精神[J]哲学动态，1995，（4）

篇10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著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1]万婕.后“语言论转向”中的文学研究趋势[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

[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