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湘绣非遗保护需要创新传承模式，湘绣专业的建设要适应并促进湘绣的传承创新。深化湘绣专业的建设是专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创新湘绣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途径的需要。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中高职衔接等均是深化湘绣专业建设，创新湘绣传承模式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非遗；传承创新；湘绣；专业建设

以往，湘绣的传承主要是以师徒传承、家族宗族传承、或是以工作室或企业进行的职前培训等为主的社会传承。2006年，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在全国率先开办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以正规教育的方式肩负起传承与保护湘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典范。2013年5月，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三部门出台了《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工艺、民族表演艺术等民族文化相关专业建设”，“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研究和管理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可见，新形势下对非遗传承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职业教育非遗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非遗传承创新与湘绣专业建设的关系

非遗保护需要创新传承模式，非遗牵手高效，开设非遗专业，已经成为我国探索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新途径，并对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湘绣专业的开设创新了湘绣传承模式，但应处理好非遗传承创新与专业建设的关系，努力适应湘绣传承创新的需求，充分发挥高校在非遗保护中的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职能。

（一）湘绣专业的建设影响湘绣传承创新

传承人是非遗的灵魂，非遗工作的最大难点是解决项目传承人问题[1]。湘绣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了几千年来湘绣艺人绣艺的精髓，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可湘绣曾几度面临人才缺乏，陷入传承困境。湘绣专业的建设着力于湘绣人才的培养，因此，其建设的程度与好坏直接影响着湘绣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到能否很好地解决湘绣传承创新的窘境。

（二）湘绣传承创新要以湘绣人才培养为持续的推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中华文化崛起的重要话题，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非物质文化遗产重中之重在于其文化内容的延续，延续的载体则是人，必须依托人才的培养。因此，湘绣人才培养对湘绣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延续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湘绣非遗传承创新要以人才培养作为其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湘绣专业的建设要适应并促进湘绣非遗传承创新

艺术设计教育既要适应工业化生产要求，对工业化生产起促进作用，又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实现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保护[2]。因此，湘绣专业的建设必须围绕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和要求，结合湘绣传统手工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培养具有鲜明特色的湘绣人才，适应并促进湘绣的传承创新。

二、非遗传承创新视野下深化湘绣专业建设的必要性

（一）培育专业建设新的特色和亮点，确保专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自开办以来，湘绣专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成为“十一五”省级精品专业、“十二五”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的重点专业和湖南省示范性特色专业、全国100个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之一。刘爱云湘绣大师工作室、湘绣设计研发中心被省厅挂牌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传承与保护基地”，湘绣设计与工艺实习实训基地已建成为湖南省职业院校“优秀”重点生产性实习实训（教师认证培训）基地等等。目前，湘绣专业的建设无论是在企业行业还是社会上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有了极大的知名度。但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非遗传承保护的推进以及湘绣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等对湘绣专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因此，如何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抓内涵、练内功、求实效，深化改革，努力培养专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增长点，培育专业建设新的特色和亮点，确保专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湘绣专业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途径的需要

在“大师工作室+项目+产品”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湘绣专业已经培育出数届毕业生，学生进入湘绣企业后，为企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全新的变化，加速了企业新老员工的交替。目前，有些毕业生已经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或管理人员。但也出现了少数毕生难于适应湘绣企业工作岗位的现象。同时，从毕业生跟踪调查和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中分析得出企业需要刺绣人才，但同时更需要湘绣设计人才及既懂刺绣工艺又懂营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人才培养的基础是专业的建设。因此，必须深化湘绣专业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途径，保证专业的优质“产出”，促进非遗人才培养工作的良性循环。

（三）湘绣传承创新的需要

众所周知，对技法、技艺的继承是相对容易的，能否让艺术作品真正表达其文化价值才是继承关键[3]。湘绣进一步的传承创新需要加强专业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为湘绣艺术创新提供丰富的资源，并将其与现代艺术、现代社会相联系，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三、非遗传承创新视野下深化湘绣专业建设的探索

在传统刺绣手工艺的保护问题上，既不能使原生态手工艺失去特色，又不能墨守成规止步不前。因此，基于湘绣传承创新，进一步深化湘绣专业建设的途径有：

（一）开办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创新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对企业的走访调查和毕业生跟踪调查得知，目前整个湘绣产业设计创新人才和营销人才严重缺乏，产业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企业的员工目前主要为刺绣人员，专业营销人员稀少，而懂刺绣、懂设计的营销人员更是罕见，专门人才的缺乏使企业正遭遇着发展瓶颈。因此，针对企业人才的需求，湘绣专业正在试点现代学徒制，“量身打造”湘绣产业所需的专门人才。通过现代学徒制班的开办，能为湘绣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能有效解除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人才困境，提高企业在转型发展中的竞争力，促进湘绣非遗的活态传承。同时，通过在学校、企业交替完成学业，可以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优良的职业素养，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开展中高职衔接，优化人才培养途径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明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对职教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要解决中高职教育脱节、职校学生升学和成才渠道不畅、办学效益不高等问题……建设现代职教体系的切入点就是“衔接”。因此，实现中高职协调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改革的重要任务。湘绣专业可以以此作为深化专业建设的一个契机，深入调研专业人才需求及职业岗位能力需求，选择一到两所学校开展中高职衔接，构建中高职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的整体思路，构建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实现中高职有机衔接，优化湘绣传承人才的培B途径。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团队的非遗传承创新能力

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任务的教师，制定一整套培养方案，并出台相关制度保证其落实运行，利用学校自身条件，如实践场所、校企合作企业等，增强教师的理论应用能力，并鼓励其接受更高级别培训，获取更高学位或承担与实践有密切联系的校级、省级课题等。同时，重点加强对刺绣、设计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通过师徒结对、传帮带的方式，提高青年骨干教师教师在专业教学、技术研发创新等方面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很好地独立承担教学任务，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各项教学研究以及湘绣创新工作，以提升教师团队的非遗传承保护与创新综合能力，扩大专业建设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钱益汇，黄Q.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现状与培养机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05）：132-137.

[2]姜小渊，吴海广.民族传统手工艺与当代工业技术教学[J].艺术探索，2011（10）：89-91.

篇2

关键词：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弈；保护；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4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我国以“两大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各级政府和机构纷纷投入到保护行列中来。当前，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将博弈论运用到其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牟维、李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个新的视角——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解决其保护问题；王巨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中对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的多方参与进行博弈；林鸿熙在《基于进化博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运用进化博弈论，研究管理者与使用者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趋势，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文献中，诸多文章承认传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性决定传承人在其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其物质性和保护的实体性快，定了政府在保护中的领导地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所保护的遗产是非实体存在，是具有活态性和无形性的文化传统，是共同体、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则是社会化的个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者这三方都对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探讨基于博弈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运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博弈过程中主要包括三类参与主体：政府监管机构、继承者和旅游企业。图1描述了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链，其中X1、X2分别为政府监督机构和社会职能部门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信息，0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机会损失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都只是一种断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实进度，但是两个部分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一）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传承人保护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与传承人之间存在博弈行为，这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策略对非遗传承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旅游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时，为了使投入的成本尽早收回会对传承人采用一系列经济诱惑，使之渐渐漠视对非遗的保护。

设A为开发湘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企业，B为该非遗继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A有两种选择：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即保护与不保护；B也有两种选择：保护与不保护。现做如下假设：（1）如果A和B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开发时，所得的收益分别是R1、R2；（2）如果都不保护时，所得到的收益分别为L1、L2。进行保护时，由于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间缩小，束缚条件增多，这样往往会使投资会大于短期内所得收益，所以R1

我们首先来看A的决策情况，假定B选择传承保护，那么A选择合理开发时的收益为R1，过度开发的收益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优策略为过度开发；很明显，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策略仍然是过度开发。同理，无论A的选择哪种决策情况，B的最优决策都是不保护（L2>R2），因此，（过度开发，不保护）就构成了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L1，L2）就成为相应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传承人保护传承与相关政府干预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性组织，其保护遗产流失都是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特别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遗文化，市场失灵的几率很大，这种市场失灵就给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所以，相关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之间存在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属于一种监督博弈模型。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传承人。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管理与不管理，传承人的纯战略选择是传承保护与不传承保护。

图3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这里，a为政府应得收益，b为支付政府收益后传承人所得收益，c为管理成本，f为传承人不合理保护而应缴的罚款。

假设c

（三）政府监督与旅游企业保护开发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旅游经营市场中的监督活动是政府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之间利益相关的博弈。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政府不监督的情况下，一般将在非遗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双方之间并不趋于共商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博弈当中，假设政府有两种选择：管理式监督和转让式监督；旅游企业也有两种选择：违规利用与保护性开发。假设政府选择管理式监督的投资收益为G，选择转让式监督的收益为z，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测到何种模式的经营能够确保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再加上政府对旅游企业在获得开发权之后是否会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信息也同样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就又可假设旅游企业违规开发所能带来的外部成本为W（即包括自然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损失和人文因素导致的成本损失）。实践中，如果在政府实行转让式监督之后企业合理保护开发，政府所得收益便为Z，否则为Z～W。为应对政府的行为选择，旅游企业一般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方式来处理自身对利益的安排：一是违规利用进而获得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护开发而获得合理经营收入H。由于博弈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均是理性的，因而实践中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转让式监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监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们假设Z>G，同理分析D>H，该博弈模型如下图4。

实践中，如果政府选择管理式的监督解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则博弈结束，政府能获得收入G，而此时假设旅游企业无法进入该开发领域，所获收益为0。不过当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模式时，旅游企业开发商便会获得自己的选择机会：合理保护开发与违规利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合理保护开发则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欢喜；如果违规利用，则政府的损失为W，显然，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W。也就是说，如果Z-W>G，那么政府会选择转让式监督，则在此种状态下，因为D>H，旅游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策

上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优策略，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社会各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各界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保护中的风险，实现保护开发的切实条件，下面根据博弈分析，对传承人、政府、旅游企业的行为提出几点建议：

（一）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被称作人类记忆的背影，这些经历了上千年沧桑记忆的宝贵文化，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进行湘西非遗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旅游企业、游客以及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意识，进行其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1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参与措施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对于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有效的传承，必须加强对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来组织开展多途径的保护开发教育，使当地居民能够参与到湘西文化的建设中。例如，开展以宣传湘西非遗保护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当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增强文化信心。

2 必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合理的承载力和容量

旅游业对湘西非遗资源的开发会导致旅游者的大量来访，这不可避免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会主动保护可贵的非遗资源的，这种情况势必会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或者旅游活动量之大超过了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使之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建立适当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传承人、文化建档、维护和跟踪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为排除规范中的非遗资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须对传承人和旅游企业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以最大承载力和容量为尺度进行等级划分，过度越级的将缴纳成倍的税收，以此提高传承人和旅游企业的保护意识，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必须对损害额和侵犯行为所得利益进行预算，根据不同损害情况，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进行赔偿，损害严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内也能避免承载力过度和容量过大的情况。

3 有计划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湘西相关政府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人员的培训体系，以及文化利用标准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再邀请知名专家进行保护方法的指导，组织学习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新动向及成功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确保护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对专业保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

（二）提高传承人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增加其自豪感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些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而现在许多领域，传承人的确立本身已成为瓶颈，所以社会各界更应该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给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帮助

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帮助，能够激起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增加其传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积极热烈的文化氛围。同时这种社会的肯定对年轻一代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创造新的节目，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既保持传统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内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会关注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

2 适当将部分传承文化纳入课堂教育

传承非遗文化对各中小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学生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保护意识和好奇心，而且对于课堂老师言传身教的知识非常重视也非常信任。我们可以将学校设为传承的重要阵地，政府可以鼓励学校开设民间文化课程，致力于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和推广。根据不同的发展状况，选择恰当的时期一步步将非遗文化引人到课堂教育中，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使之激起对传承的热情，并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从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广，也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三）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增强政企合作

根据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如果运用管理式监督的模式来经营湘西非遗资源，一般就更需通过传承人的力量来促使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但此行为在现实实践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在实行转让式监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确保旅游企业合理的保护开发，政府才有可能会获得持续的收入，同时也不至于破坏到非遗资源。因此，为了引导旅游企业进行合理经营，也就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约束其具体的行为选择：

1 明晰权责，设立奖励制度

政府应明确规定旅游企业经营的责任和权限，并设立相关名誉与实物奖励制度，提高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湘西非遗资源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

2 规范惩罚制度

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罚款，需要制定统一的严格使用标准，坚决避免粗放型惩罚。对违规的人或单位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定量检测，以量化的形式标准化，再根据标准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特别是对违规利用的旅游企业应加以重罚，以治理不规范的旅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

3 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帮助明晰权责，提高执法效率，当出现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时，无论是责任的承担者，还是监督者都将失去效力，切实维护湘西非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安全环境。

（四）旅游企业搭建“真实”文化舞台，促进非遗保护性开发

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以及政府之间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非遗产品消亡的严重后果，旅游企业应该审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长期隐性效益，重新认识该效益在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更长期的经济利润，旅游企业势必要使湘西非遗产品的利用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克服短期高额利润的诱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开发好这项潜力十足的产品。

1 打造真实的文化旅游路线，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

旅游企业需要创新文化旅游观念，以“分区发展、以点带面”的发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题路线。让游客通过亲自参与，以娱乐的形式短暂的学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提高其了解的欲望，为游客对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提供机会，唤醒游客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兴趣。

篇3

绿道网上搭建的学习基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自古以来道路就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下来的文化需要通过载体传递给进入文化区域的人，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教育。

“以文化绿，以道载文的绿道就像是金缕玉衣中的金缕，不仅串联起了散落在岭南的明珠，还串起了岭南文化。”南方日报社社长周洪威说。由绿化带、驿站、自行车道等组成的绿道，如今连接起区域内的主要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居民区，供人们休闲及享受自然风光。

主要并最先试点的6条珠三角绿道无论是以生态和都市休闲、文化休闲、山川田海、大山大海为特色的绿道，她们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除此之外为方便游客休闲与休息，广东省已建成了具有全省统一的简洁鲜明的标识系统的171个驿站和休息点。不论是3月休闲之余还可赏樱花的蕉门驿站，风景秀丽、富有岭南特色的小洲村驿站，还是建设在树林的缝隙中濒临大海的海天驿站，她们也都有自己所属的文化底蕴。

但仅有这些自然的教育似乎还难以呈现绿道的文化意义。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余青认为，通过美好的景观来教育国民，提高国民素质仅仅是绿道教育功能之一，如果可以放开思想，把这些线行廊道充分打开利用，拓展更多的休闲空间，就会有更多的场所让人们受教育。“在美国有一个特殊的61号公路，它是沿密西西比河蜿蜒行进的，被人们称为‘母亲之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条公路虽然交通功能衰退，但文化的、游憩的功能开始显现。于是，美国政府沿公路做了一些停车场、休息区、观景平台，配套自驾车服务的设施，如自驾车租赁、交通救援。特别是，为了把故事讲出来，解说系统和标识系统十分完善，和一般的景区景点有所差别。”余青建议，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后现代社会特征展示比较早的地区，可不可以依托绿道这样一条线，让它成为新的社会文明的一个展示的地方，以作为对岭南文化的一个有力补充，从而又会催生出一个新形态的岭南文化。这种将传统的、现代的，或者是有广东特色的历史人文因素植入到绿道中去的文化将会让更多的人在休闲之余有所收获。

在城市规划设计院做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杨龙在接受《休闲，榜》杂志记者采访时说道：“绿道的文化性建设应当从源头抓起，首先在项目策划、规划过程中就应当考虑其文化性，加强文化元素的渗透，将抽象的文化进行创意性表达与场所化，给市民提供一个公共参与、平等、共享的文化空间。”

绿道是一个动态的学习平台，既可以展示广东的山水底蕴、生态和人文美景，而且可以借助绿道的网络，使文化交换更有载体。绿道也像一个流动的演出舞台，人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但不论是演员的参与还是观众观看，他们都能从中感受生活中的新旧文化。

多样化发展

长达2372公里的珠三角省立绿道网，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精彩，串联起广东各市的山水、田园、历史人文景观，并向城市社区和村庄延伸，形成“绿道成网、景观相连、景随步移、人景交融”的格局。

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周剑云表示：“绿道建设应该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如果绿道经过历史场所就要尊重这一段历史，不是将主观意志、主观愿望投射到这些场所里，而是让场所自身的特征显现出来。我们应该尊重与强化历史的文脉，凸显各地文化的特殊性，以契合生态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因此广东省在进行绿道规划时就已将绿道与沿线的文化遗迹、历史、建筑特色、传统文化街区、人文景点和文化设施串联在一起，让绿道即在拥有生态和休闲功能的同时，又展现了所在城市的现代与传统文化魅力和历史人文古韵。

肇庆绿道将城市与山水融合，广州增城、从化绿道体现出山水田园、荔乡风光，深圳湾绿道突出了滨海风情，佛山则体现了千灯湖的鸟语花香，更有东莞松山湖绿道的峰峦环抱湖鸟轻鸣，还有珠海香洲绿道等闹市中的都市绿道与斗门绿道的郊野风情。“广东绿道可谓是条条都不一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连接深圳南海酒店至红树林海滨生态公园的绿道体现的是滨海风光，而串联龙岗自然、人文景点与居民点的深圳2号绿道则更多的是体现自然、生态与健康的特点。隔一段时间体验一下不同特色的绿道，让绿道体验不再仅仅是枯燥骑车运动，而是真正的休闲旅游。”在深圳工作的湖南人周莉说。

但也有不少广东市民认为广东绿道个性少，共性多，广州市民王先生说：“广州绿道缺少个性，文化内涵不够丰富，新鲜感渐少。”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夏安桃副教授在接受《休闲，榜》杂志采访时指出。“民众觉得绿道文化不足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其一，绿道近几年才开始兴起，发展的历史比较短，国内外对文化绿道的概念都缺乏统一的定义，更加缺乏相关的标准与规范。其二，国内绿道的规划还处于启蒙与探索阶段，对文化与绿道的融合还没有现成的经验与套路。其三，绿道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重视不够，人力、财力资源投入有限，文化相关制品投入受到制约。其四，目前国内绿道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尤其是相关旅游、文化方面的专家。其五，文化属于抽象性的东西，如何进行物化与绿道相结合，实现有形与无形相结合有一定难度，要想达到古人‘天人合一’的境界更不容易”，夏安桃说：“我们在借鉴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要进行文化创新与本土化，深入挖掘文化背后的产业链，通过绿道拉动周边‘行、住、游、食、购、娱’等发展，整合城市的慢性休闲系统，提升产业结构，让文化获得经济生命力。同时要依托绿道，组织一系列的宣传文化活动，加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突出城市形象与品牌。”

广东绿道作为一个新的生活空间，为人们带来新的休闲生活方式的同时会积累与沉淀形成自己的文化，潜移默化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也会影响一辈又一辈的广东人，这是绿道内生性文化的传递与收获。

小洲村的故事

“2004年刚来小洲村，河道环绕，巷巷相连，古木郁郁葱葱，河中停泊着小木船，河水经年累月拍打着古码头。岭南水乡最后的小桥流水人家留住了我的脚步。”画家张先生说。风起云落，花谢花开，沉淀着悠长历史的小小村庄，民居沿河而建，居民枕河而居，随处可见的百年古榕浓荫蔽日，五六百年高龄奇特的蚝壳屋，而阡陌交错间随便跨过的一口古井都有几百年的沉淀。

2008年绿道的修建对于小洲村来说，似乎成为了一个转折点，绿道就像是一位引路的媒婆，让越来越多人们与小洲村结下了“姻缘”。

古老而又新奇的蚝壳屋，清澈而又甘冽的明朝古井，悠久而又甜美的妈娘桥的美食，崭新而又怀旧的，让越来越多的“拜客”一族骑车前来一睹她的芳容。

一向以经济头脑见长的广东人看到了绿道带来的商机，迅速发展旅游农家小院，村民们经济收入也迅速增加。2010年村民增收300万元，2011年元旦仅3天就狂赚30万元。

但也因为外来游客及租客的增加，部分村民不想辛苦经营农家小院，更想“坐享收租”。如今小洲村里已布满了众多新式艳丽的现代楼房，每一天都有不少新房在旧房的土地上长出。一位常住村中的人士说：“近几年来，小洲村一直都在拆旧屋建新房，2009年村里开始了大规模的拆旧建新，如今此处的岭南水乡风貌已面目全非，现在已看不出水乡的那份安详与和谐了。”

渐失古村落特色的小洲村由绿道而兴，也因绿道而变。娘妈桥下的河水也已不见清澈，取而代之的是漂浮在河水上的垃圾及臭味。第一批进驻小洲村的画家之一康军说“现在一些画家要撤出小洲村了，因搞创作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这里与我们进来时已经截然不同了，每天都乱哄哄的，商业味越来越浓，很难静下来”。

小洲村因为绿道的串联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她，在收获经济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独特的韵味与宁静。在失去特色之后小洲村还能吸引多少游客与画家，还能发展多久，现在也许小洲村的很多村民们都还未意识到。

村民们意识不到还不可怕，但如果政府放任其发展则十分可惜：如何在发展中保留古朴的民俗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广东文化风俗一览

广东的汉族居民，主要分为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民系。因各自历史背景、环境、文化等的不同，三大民系也形成了不同的语言、饮食等文化风俗。

广府文化

广府民系文化特征以珠江三角洲最为突出，既有古南越遗传，更受中原汉文化哺育，叉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经济因素影响，具有多元的层次和构成因素。广府文化是三大文化中最具开放性的文化，比较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广府人还具有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较强，精明能干，善于计算，创造了珠江三角洲多元化农业商品经济，以广府人为主干的“广帮商人”清中期就已驰名全国。

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客家文化中具有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这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因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

潮汕文化

潮汕文化是潮州文化的别称。是古代南粤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相融合而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竞争环境培养了潮州人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谋生，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精雕细琢，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极善经营，闻名海内外，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

广东方言

在全国汉语七大方言中，广东就占有三种。以广州放音为标准音的广州话，称为粤方言；以梅县方言为标准的客家话，称为客家方言；以汕头方言为标准的潮汕话，属于闽方言。广东各方言在近代都向海外广泛传播，华裔、华侨们大量使用广东方言，也把其所在国语言的某些特点(特别是词汇)吸收到本方言来，造成了广东各种方言都有大量的外语借词存在的情况。

早茶和功夫茶

广东人喝茶的风气兴起于清代，当时有一种叫“一厘馆”的小茶楼，里面有糕点供应，让来往行人歇脚吃点心，后来规模逐步扩大成为茶楼。现在的广东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茶楼，在这些茶楼里可以喝到各种好茶，品尝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细的茶点，店堂里会有服务员推着小车四处走动，车上放着装有虾饺、肠粉、烧麦、虿挞、糯米鸡、叉烧包、马蹄糕、鱼片粥、排骨、肚片、肉丸等食品的小蝶，顾客可以随意挑选。广东人在闲暇时以饮“功夫茶”为乐趣。以前只在潮汕地区盛行，现在“功夫茶”在广东已大行其道。“功夫茶”对茶具、茶叶、水质、沏茶、斟茶、饮茶都十分的讲究，有其独有的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