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教育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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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初中数学；新课改教育理念；契合

初中课堂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一个主战场，而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已不能融合在一起，采用更多样的教学方法成为今后的一大趋势。我国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区，其数学课程的改革会直接影响整个数学教育课程的改革，只有将农村初中数学教学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相契合，才能提高数学教学效率。

一、实现初中数学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的重要意义

1.两者的契合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

课堂教学一旦脱离教育理念，就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初中数学教学只有根据正确的教育理念授课才能有效提升教学的完善性，并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2.两者的契合有助于学生思维的扩展

新课改理念的实施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创新，有效扩展了教学手段。初中数学与新课改教育理念的相契合可以有效扩展学生的思维，开阔学生的眼界。

3.二者的契合有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只有将全新的教学理念应用于农村数学教学当中，才能满足教学需求，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二、农村数学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相契合的对策

1.编写教材要立于农村实际

现阶段的初中数学教材通常更适合城市学生，有的教材内容对于农村学生来讲相对陌生，课程当中所蕴含的城市文化气息较浓，很难体现乡村文化。新课改之后的教材当中能够反映农村实际生活以及能够联系农村中学实际的问题材料过少，却充斥着很多和农村生活有很大距离的背景内容。所以，应该试着为农村学生新编一套专用的初中数学教材，其内容设置方面要尽量兼顾农村初中生的生活经历、认知水平以及社会阅历等方面。例如，可以多设置水源利用、农田面积以及种子发芽率等具有农村特色的背景。

2.改革教法要适应学生发展

现阶段，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数学教育只注重技能或者知识的传授，又看重教师对整个教学的控制，使得整个数学课堂成为教师的战场，这种教学方式过于单调，对学生的经验要求以及掌握的知识背景要求都较低，这就使得学生在面对实际生活情境的时候，不能从实际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导致很多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具备应有的灵活性、创新性以及综合性。因此，新课改对农村初中数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应适应新课改变化，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适应学生的发展。

3.培训教师要转变教育理念

很多农村初中教师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失现象较为严重；教师整体素质较低，很多数学教师对数学的理解存在偏差；数学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很少，能够接受培训的级别也太低；很多数学教师的教育观念较为落后，过分看重经验而轻视理论。因此，要通过多途径来加强数学教师的培训，要重视理论性内容的培训，倡导教师能学习新课改的精神实质。培训途径主要是立足于县级的培训，同时结合更高级别的培训以及校本教研为辅的不同培训方式。此外，要倡导农村数学教师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充分体现素质教育的要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于每个初中生，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充分重视学生的素质培养。

4.改善硬件以提供课改条件

农村初中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其教学设施尚不能同数学新课改的要求相适应。新课改注重多方法相结合，对辅助工具的要求较高。其内容存在一定的创造性、开放性以及挑战性，并倡导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与动手实践。政府要明确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据的地位，要有效优化投入结构，着重投入基础教育，并建立一系列有效而又稳定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最终保证农村教育设施的更新，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农村教育环境。

5.营造氛围以构建和谐课改

新课改要面向农村，数学教材的编写也要重视农村，要注意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针对农村改革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制订出科学的方法。同时，在新课程改革过程当中，要充分重视家长所起到的作用，要鼓励学生家长参与到数学的课程改革当中来。总之，要努力营造一个学校同社会、家长共同合作的和谐氛围，从而有效促进新课改的顺利进行。

现阶段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非常快，而随着新课改在我国农村的推进，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促进农村新课改的顺利实施是所有数学教师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为了促进农村初中数学教学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提升数学教学质量，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就要做到农村初中数学与新课改教育理念的相契合，改进教学策略，为我国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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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教育；小学数学；班主任；自主学习

搞好乡村教育是每一位教师的梦想。本人一直从事着乡村教育，把乡村教育搞好也是本人一直的梦想和追求。自工作以来，本人就在龙河石堡工作，并且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任班主任。2010年9月调入兴义大池完小，任少队工作一年，2011年学校后勤工作，伙食团工作，这10多年都任数学教学工作。通过本人的教学实践，深深地感受到了乡下学生少，随打工父母外出的多，教学条件有限，先进教学设备欠缺的客观事实。为了搞好乡村教育更是难上加难。下面结合数学教学工作来谈一下本人在搞好乡村教育方面的一些初浅认识。

一、真心关心学生，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

教师在教学中要真心地去关心学生，把学生当成是自己的孩子，这样才会让学生感觉到亲切感，促进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教师耐心而细致地讲解会让学生理解教师所学的知识，并且掌握知识的本质和内涵，促进学生积极地思考和探究。通过学生的学习，学生就会真正地理解知识，并且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当教师对学生付出了真心后，学生就会把教师当做自己的良师益友，从而“信其师而亲其道”。在学习过程中表现的积极主动。

二、充分利用资源，让学生积极动手操作

乡村教学不同于城市，乡村的教学设备和教学环境都不如城市，而且很多先进的教学设备都是不具备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地发挥乡村的优势，从身边寻找资源，寻找教学辅助工具，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大的动力。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白纸和彩笔都是很容易就会找到的。

教师在学习《分数》的时候，就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动手，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来掌握分数的概念和意义。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准备好白纸、彩笔、剪刀，在课堂上让学生按照圆形的物体，比如饮料瓶或易拉罐的瓶底去描出一个圆形，之后把圆形剪下来，接下来进行对折、对折、再对折，这样纸上就会留下折痕。教师可以让学生把每一个折痕都涂上一种不同的颜色，这样学生的手里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彩球”，教师可以在这里引入“单位1”的概念，让学生认识一个整体。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想想一根绳子，一个苹果，一本书，这些都是单位1。教师可以让学生去数一数这个彩球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学生会轻松说出八种，教师接下来可以让学生剪下其中的一块，让学生思考这是其中的几份，给学生介绍几分之几的概念。接下来教师可以让学生继续剪第二块、第三块……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掌握分数的概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给课堂带来了欢乐，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师生之间互动，展现个性的课堂氛围

课堂是学生的舞台，学生通过自主学习会发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要把存在的问题在课堂上和教师以及其他同学一起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了积极地课堂互动，教师给学生指明学习方向，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有的放矢了。课堂上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中心，也不用一直对知识进行讲解，增加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个性化的接触时间。在和学生进行接触的过程中，教师更加了解学生，跟踪他们的潜在问题，帮助学生解决。

例如在学习《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中的两位数加一位数，需要进位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在黑板上给学生出一些练习题，让学生根据以往的知识和经验进行运算和学习。如：36+6=，56+8=。学生积极探究，有些程度好的学生，可以独立运算，得出答案。但是有些学生却没有思路，教师就可以指导他们，让他们先算个位上的数，之后再算十位上的数。这样学生也就有了思路，先把个位数相加，再用得到的数与整十数相加。通过教师和学生的积极互动，课堂氛围活跃了，学生参与到了教师的教学活动中，亲历了学习过程，有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还想出了其他的解法：先把两位数凑成整十数，再和余下的一位数相加。教师和学生的互动让课堂变得更加精彩，促进了学生展现自己的个性，让学生的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

四、传授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新课程改革让所有的数学教师更加明确了，教师教学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能够进行自主学习。面对乡村的学生更是如此，教师陪伴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家长有的是在外打工，有的是忙自己家的农活，根本没有时间去指导和帮助他们。所以，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要注重“授之以渔”，让学生能够成为课堂的主人，在课堂上动起来。教师所设计的教学问题、活动、任务、练习都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只有学生参与到教师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了，教师的课堂才是高效的课堂。学生才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快乐。

例如在学习《运算定律与简便计算》的时候，教师就可以通过典型的例题让学生学习减法交换律、加法结合律、乘法交换律和结合律、乘法分配律等运算规律。学生掌握了掌握，不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引刃而解了。在学习方法的引导下，学生的数学思维会变得更有逻辑，学生会非常善于推理判断和分析，学生的学习习惯也会逐步地养成，促进农村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五、生活数学教学，促学生灵活引用知识

教师也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的应用性很强的练习题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感觉数学知识无处不在，用途非常地大，这也会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例如在学习《秒的认识》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带一个钟表。这是学生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看到的东西，学生们对它有一定的认识。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回忆新年的情境，马上就要到新年钟声敲响的时间了，教师把钟表定格在这个时刻，学生们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教师高声喊出：10、9、8、7、6……从而引出“秒”的概念。这是学生所熟悉的情境，会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

总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在乡村教学中教师也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充分地利用身边的资源和优势，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能力提高了，乡村教育自然会不断地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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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混混”；基层社会；宗族观念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22-02

当前，山东半岛的传统农业区较以前相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耕作及生活方式逐步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国家政策的引导让因而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城乡二元化的发展结构被彻底打破，一些被称为“吃喝赌抽、坑蒙拐骗偷”的闲杂村民在村里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他们从最初的强取豪夺、鱼肉乡民发展到现在的侵占、买卖土地，开办地下赌场，或一夜暴富或铃铛入狱。他们虽然不懂地里的农活，但也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活并且对吃喝玩乐样样精通，我们姑且把这个特殊群体称为乡村“混混”。

一、乡村“混混”卷土重来的原因

可以明确的是，乡村“混混”并不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有几千年剥削历史的农业大国，乡村“混混”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建国后的一系列集体化改革，特别是土地的高度国有化让这一寄生他人、不劳而获的群体彻底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正如黄海老师所说的，国家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在“消灭社会”的同时也消灭了“混混”，在以往灌输与动员的强制性权力的强力运行当中，对乡村服务与治理的基础性权力也随之得以强化，这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使得乡村“混混”自然的失去了发展的空间[1]。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开始弱化，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开始弱化，乡民参与市场的自大大加强。农村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土地的经营方式开始转变，乡村“混混”开始介入土地流转的运作乃至买卖中去，乡村“混混”在改革的洪潮中找到了生存的支撑，一种新的变相的剥削方式让这一群体卷土重来。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房地产开发商雇佣“混混”对征地时产生的“钉子户”进行恐吓甚至殴打，这给“混混”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另外，乡村中传统的宗族观念有所加强，也是“混混”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被烧毁的祖宗牌位重新竖立起来，那些被红色干部强行烧毁的族谱、家谱也在近几年开始了新的续写。绝大部分宗祠在最近十年里全面重建，宗祠里的集体活动很多也恢复举行[2]。家族观念的加强让同性的“家”和“族”的联系再次加强，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家人”的情感内涵并处处以“自家人”自居。这一方面，在困难来临时每个人都有家族作为依靠，从而大大降低了克服困难的难度，另一方面，以家族为单位参与乡村生活与治理可以让家族中的每一个个体得到更多实惠与好处。当乡村的宗族观念空前强化时，这种以同姓为背景的族群俨然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可以参与或干预乡村的秩序，特别是选举秩序以此强化自己的利益概念。而前面提到乡村社会的价值判断开始向金钱和权势倾斜，这势必会让家族的认同感和利益取得除了靠祭祀等传统活动维系外，也要靠硬实力加以支撑以此震慑外人，乡村“混混”作为乡村社会暴力的主要持有者便承担了这一角色，家族中的“混混”靠暴力保护了家族的利益从而加深了家族成员对家族概念和自家“混混”的认同感，当家族概念和“混混”相互连结时，“混混”的生存也就略显合理。

二、乡村“混混”参与基层社会运作的利弊分析

乡村“混混”参与乡村运转的最直接途径便是参与乡民的纠纷解决。乡土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和排外性让司法很难在农村的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前面提到的家族基于自家利益对“混混”存在的认可和乡土价值观念的转变让传统的农村秩序和舆论失去了对“混混”的约束与规制，当舆论的压力不足以对抗这些“混混”时，农村的纠纷解决便给了乡村“混混”施展自己的空间。该村村民李强（化名）承包邻村王某家口粮田一亩作为自己纺织厂厂房建设用地，双方签订合同后李强交给王某定金5万元。但此后王某一直以钱太少为由拒绝交地，李强的儿子是乡镇的一个”混混”，在此地稍有名气，他纠结十余名“混混”把王某家新房子的围墙推倒并恐吓王某再不交地便要拆掉他家的房子，王某听闻后，害怕之余便把地交给李强。

笔者调研时曾问李强为什么不通过法院解决此事，他的的回答是，口粮田建厂房政府不会同意，找法院不会有用并且还可能让自己损失更大。诚然，王某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但是，这种以“混混”和暴力为依托的纠纷解决方式应该受到抵制与谴责。然而村庄对于本土“混混”的抵制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也听到一些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村民对此做出的种种评价，但是大多数的村民对此事并无太大关注甚至对李家的行为表示认可和羡慕。这可以引用贺雪峰老师对乡村公私概念的阐释作出解释。他认为，超出家庭层面的差序各方，在不同的乡村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却可能会有不同的层级被作为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这个层级成为当地农民首要的认同单位，并因此成为该地农民公私观念的地方性共识和决定该地村治特征的主导要素和决定农民行动逻辑的主导量[3]。如此看来，村民把自己家族之内的事务看成私事，除此之外的就是所谓的公事。用有些学者的说法就是，整个宗族向外是一个私，向内整个宗族都是公[4]。

乡村“混混”参与基层社会运转的合理性也确有存在，在前置事件本身并不公平与正义的情况下，也许“混混”能发挥主持大局、改变局势的作用。有些村干部与商人勾结损害村庄利益，“混混”的干预虽有为自己谋利之意，但也确实保护了乡村和乡民的利益。“混混”的出现让国人尤其是弱势乡民的“侠客“情节得到满足，有些时候“混混”也会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这必会大大增加乡民对“混混”存在的默许。比如，湘南水村一个为宗族利益而打架的“混混”，在他出狱时村民像英雄一样欢迎他[2]。但是在当前建设法治社会成为社会主流发展方向的大环境下，这种有些极端的人治思想不应该得到支持，一个法治的社会也应该用秩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力量。并且，更多的情况是“混混”的出现对乡村秩序多起到负面的影响，该村的“混混”马某倚仗暴力伙同几人与该村村干部相互勾结，把村里的山地作为自己啤酒厂的厂房用地。几年下来，马某成为当地的富豪，村干部也捞到了不少好处。然而该村的饮用水被啤酒厂的污水严重污染已无法饮用。但迫于“混混”的与暴力，没人敢提出抗议。写到这里，笔者对乡村“混混”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也不会为乡村“混混”存在的合理性做过多的论证与解释。

三、乡村“混混”的限制与治理

乡村“混混”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既然政府倡导“只有农村的现代化才是中国的现代化，黄海老师也提到,没有有力制约的乡村“混混”会局部主导乡村秩序[1]。如此说来，乡村“混混”这一特殊群里必须得到限制和治理。

1.强化村民自治，恢复传统农村秩序是治理“混混”的首要选择。有些基层干部认为：“乡村秩序不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没有权威,而政府没有权威,归根结底就在于政府的权力变小了,尤其是基层政府。整治秩序的根本手段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威,增强政府的权力。有了更多更强的权力，就能更好地管理农村,维护社会秩序。”[5]笔者和黄海老师一样，对此说法不敢认同。我们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赋予村民更多的自治权，倘若是为了治理乡村“混混”而回到集权的年代，那这已经否定了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也与世界保障人权的潮流背道而驰。其实，村民自治并不必然导致“混混”的发展壮大，千百年来中国“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也让农村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祥和状态。而“混混”的出现更多的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过于逐利和公民教育滞后的结果。这里的村民自治应该包含对村民的公民教育。恢复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就是要恢复“舆论”在乡村中的调控作用，加强乡村内部的关联程度。也就是贺雪峰老师说到的“村庄社会关联”。他认为，村庄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容易形成内生秩序，达成对内合作和对外抵御;而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内生秩序的基础容易丧失[6]。这种社会关联容易形成制约“混混”发展的长期有效机制。当一个村庄的村民普遍对这些“混混”产生抵制和谴责的心理时，“混混”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2.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环境也是制约和限制“混混”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对于现有的乡村“混混”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我们在调研时发现，“混混”家里的妻子在金钱的利诱下往往对“混混”的不良行为持默认态度，也常常以“女人不管男人在外边的事”作为自己默认的理由。只有让乡村“混混”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他们才可能改邪归正，走向正道。前面提到乡村家族对“混混”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只要正确引导家族的教育，让家族中的多数人对自己家族的“混混”形成制约，那么家族也能成为制约“混混”的一道保障。而另一方面的家庭教育要切断“混混”的上游源泉，给以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和正确的教育，不允许一个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鼓励家长支持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都是限制“混混”群体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黄海.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混混”研究——基于国家治理转型的视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 杨华.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J].青年研究,2009,(3).

[3] 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 欧阳静.农民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南北差异——从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谈起[J].开发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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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城市；田园城市；小城镇；新农民教育

在埃比尼泽・霍华德用一生撰写的唯一一本著作《明天：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1902年再版时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中，他提出社会城市理论，并对城市社会的生活信仰进行了卓越诠释。在后世，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及其城市乡村化的梦想恰巧成为小城镇建设的典范和代表，再也没有什么比小城镇更能表达霍华德对城市社会的伦理诠释。在霍氏的城市信仰中，让我们获得诸多有关我国小城镇生活及其新农民（乡镇市民或转移农民）教育的深刻启示。

一、霍华德的乡村梦及其伦理诠释

（一）从田园城市到社会城市――乡镇世界的文明与想象

霍华德，这位伟大的城市梦想家和规划师，为我们构想了展现人类未来文明的城市社会和生活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传递给我们包含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的对人类本性和生活信仰的理解。在他的理论中，城市生活与人类道德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霍氏理论有两个关键词，即“田园城市”和“社会城市”。而贯穿始终的是沟通、交流、合作和平等。霍氏以田园城市为基础建构起社会城市的理想。同时，在提出社会城市理论之前，他首先向我们推荐了田园城市的规划。在他看来，理想的田园城市应当是人口规模在32000人，面积在1000英亩（405公顷）。他认为，田园城市应当是人和工作岗位靠近，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为田园城市确立了生活目标：“最大可能地保护我们现存的平静地区，应该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由若干田园城市通过城际轨道相连，就构成他所谓社会城市。非常有意思的是，霍氏所设计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结构、交通标准，尤其是构成社会城市的基本元素田园城市，就规模设计和生活理想看，与小城镇社会的许多典型特征非常相似。与此同时，在精神气质上，似乎又与中国的农家院落和古典城市的四合院想象形成无形默契――庭院、枣树、竹林、菜园和耕地――幽闲、宁静和安谧。正如学者朱海忠所言：“田园城市虽然起初在农村运作，但最终建成的是城乡一体化的系统。”小城镇社会恰巧是这一系统的一个典型形态。朱海忠进一步说道：我国的“新农村建设需要城市，特别是为农村所环绕的小城镇的同步发展。”事实上，只有小城镇才可能实现这一所谓“农村所环绕的”生态与环境。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霍氏的城市理论中，无论是田园城市还是社会城市，其核心都没有离开乡村元素的构想。对他来说，城市不是拒绝乡村的另一个世界，而是乡村世界的自然延伸。在他看来，纯粹的城市不完美，而纯粹的乡村同样也不完美。他既反对独立的乡村，也反对独立的城市，认为并不是“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即建立所谓“城市乡村”――田园城市。他认为城市应当“坐落于开放的乡村之中，结合了城镇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所有最好特点，而没有随之而来的不利。”而所谓社会城市则是以城际交通网络将这些田园城市连接成为一个巨大的多中心的巨型城市――社会城市。而无论城市在规模上如何扩大，其田园式生活方式及其生活信仰永远不能改变。在他看来，城市有乡村没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乡村却具有城市没有的宁静和安谧，这就是霍华德社会城市的理念――即田园与城市的联合体。霍氏的城市构想是乡村性的，其所要实现的理想是“城市即乡村”。

归纳霍氏的城市构想，所谓乡村背景，应当包含如下元素：第一，和谐、安谧和自由；第二，自然、生态和绿色；第三，人性、交流和沟通；第四，共同体验和记忆。霍氏认为，乡村元素是永恒人性的一部分，是永不过时的人类文明。他要用乡村来建构城市，用传统来建构现代。

事实上，霍氏对城市并不排斥，甚至认为乡村同样必须吸收城市元素。事实上，其田园城市就是吸收了城市元素并具有城市丰富性的乡村。比如，剧院、画廊、旅馆、茶社和咖啡屋等。学者朱海忠在评价霍氏城市理论时说到：“他力图将城市的发达与乡村的甜美相结合，构建一个功能自我满足的系统。”霍氏在展现其乌托邦梦想时实际并未拒绝生活的现实可能。比如，他主张田园城市应当具有产业的支撑，他设想，在田园城市的工厂地带，应当到处充满机器轰鸣的声音。因此，田园城市不是纯粹的乡村，而是吸收了乡村元素的城市。由此，霍氏被认为既是一位规划大师，更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为人类展现了一个新生活方式。在霍氏的眼里，乡村因为缺少丰富性而不是一个理想社会，而城市可以有足够的丰富性，但却没有乡村的自由与和谐。因此，他只是希望城市能够“获得城镇的所有机会，乡村的所有品质，而没有任何程度的牺牲。”

（二）小城镇生活的伦理信仰：为乡镇生活设计道德标准

综合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可以看到，小城镇世界似乎是霍华德城市梦的归宿和典范――和谐、自由、舒适――完美生活的样板。从田园城市到社会城市，最终走向理想城市，原始的自然和现代的丰富完美结合在一起。霍氏为田园城市所作的规定，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生活理想，都恰好符合小城镇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伦理标准。在霍华德看来，田园城市的关键特征是：“有限的规模，中心广场，放射状的大街，的工业，环绕的绿带，以及一旦第一座城市已经填满，就开始又一个定居点的概念。”在霍氏看来，在田园城市中，人和工作岗位靠近，家庭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到，田园城市充满乌托邦想象和公社情结，是小城镇精神的完美体现和表达，再也没有什么比乡镇精神更能体现霍氏对城市社会的精神体验。

社会城市理论，从表面看是一种城市设计和生活方式，但其中包含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则不仅是这些，而是霍氏对人类生活的文化想象和道德信仰。在他的城市理论中，包含了对人类文明和伦理生活的理解和选择，而绝不是对城市结构和交通计划的设计。他在书中写到：“要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就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今天，人们越来越把这位规划大师视为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人类生活的精神导师。在霍氏的思想中，城市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成为一种社会体制、政治制度和文明结构。在他的理论中，对所有城市规划的想象都可以视为一种伦理和道德的思考。他希望“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进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如果将其对城市规划的伦理想象应用于我们小城镇生活伦理的建构之中，应用于对小城镇新农民的教育之中，则是一笔伟大而用之不竭的伦理资源和文化遗产。霍氏对城镇和乡村的关系曾有过一段深刻地论述：“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乡村是上帝爱世人的标志。”即城市包含着社会的丰富性――科学、艺术、文化、宗教，而农村则包含着人类原始生活的本性。霍氏的这一论述，实际已远远超出对城市规划的策略，而是彻底的道德设计和伦理想象。这一精神和想象对我们探讨乡镇伦理或乡镇精神的独特性，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相比于田园城市，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已经远远超出对城市的生态构想和物理规划，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人类本质的思考，她反映了人类在现代城市文明构筑的巢穴中试图自我解放的欲望和理想――乡村背景和田园生活――诗性生活的回归。正如另一位城市学家詹克斯，他以所谓紧缩城市的概念表达了霍氏田园城市的生活伦理和信仰。他写到：“便于人们之间的社会性互动”“体验城市生活的精髓及多样性的理想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田园城市是生活性的，而社会城市是精神性的。她已不仅是一种城市社区的生活规划，而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伦理性思考和文化性诠释，表达的是一种道德的信仰和对文明的理解。在霍氏那里，社会城市的“社会”，其意义代表一种社会改革，而不是城市规划方案，更不是工程技术，更不是要以田园城市去构建一个卫星城的计划。如果那样理解，则是对这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人类精神导师的亵渎。应当说，这恰恰是霍华德的城市理论的本质，也是诸多现代城市学家的思想。比如，芒福德等城市社会学家，把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形态来看待，试图从城市的变迁中发现人类文明和精神信仰的发展。

霍氏的城市伦理试图为城市生活确立生活标准和伦理信仰。其所要表达的已经不仅是对田园精神的渴求，而是对一种文明的留恋和热爱――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精神信仰和永恒价值――一种源于人类乡村经历和村庄记忆的华美之梦，一种既不同乡村又不同于城市的生活伦理。她既有乡村的宁静、安谧与和谐，又有城市生活的丰富和多样；既有乡村的交流和合作，又没有城市的对抗和竞争；既有乡村的热情和互助，又没有城市的陌生和冷漠。事实上，霍氏不仅将乡村元素引入城市，同样也将城市元素引入乡村。甚至认为乡村建设必须要有城市构想。因此，霍氏城市理论的关键在于是迷恋乡村或是热衷城市，其核心在于生活价值的建构和小城镇生活的道德想象。霍氏是用道德的眼光重新审视城市、乡村和文明。在他看来，城市的丰富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城市的一切应当是人性的自然延伸，而不应当成为对抗人性的城堡。过度竞争、自我封闭、自私自利、侈奢靡华等，都是不能容忍的。

二、霍华德的教育遗产：共同体意识与自治伦理

（一）合作公社与乡镇设计――共同体的教育精神

霍氏城市设计中的乡村想象，包含着人类对自我、对生活的理解，交流、合作和人性，完全自由和平等的人类理想。对于霍氏的城市理论而言，不在于庞大的社会想象，而在于他表达了一种对自然状态的迷恋及其建立在这一迷恋之上的社会规划和政治想象，一种建立于人性自然基础上的社区方式和生活意义。他所提出的广泛交流和互助意识，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和礼让，似乎只有在传统乡村社会才能具有。在这种信念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他试图建立的田园城市，不仅是一个城市社区，更是一种保留着浓厚乡村意识的社会共同体。因此，霍氏的田园城市的伦理本质就在于以另一种方式再现原始共同体崇拜和信仰，用一种“城市乡村”的信念为乡镇社会确立生活信仰。在这里，让我们更有理由坚信小城镇社会道德建构的独立性及其自我建构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留共同体信仰就等于保留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对教育方式的选择。腾尼斯在其著名论著《共同体与社会》中说：“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是“相互之间的一种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在这里应该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与共同体不同，“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由此可以看到，滕尼斯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在描述传统乡村社会的图景，而霍氏的城市构想则与滕尼斯的共同体想象不谋而合，力图保留这些“城市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信仰。

对乡镇社会而言，霍氏的共同体想象不失为一种伦理态度和教育立场。许多研究者在论述小城镇社会时，特别强调小城镇社会的公共性、直接性和共享性，认为小城镇社会的生活方式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表现为在公共服务方面更为直接，社区生活为所有乡镇居民共同占有、共同参与和共同管理，社会生活的全体性、群众性也更为直接。这一描述，深刻体现了小城镇社会的共同体性质，用霍氏的话说，就是所谓“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在这里，霍氏的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保留了古老村社共同体的浪漫想象和文明印记。乡村社会及其共同体意识对于小城镇社会来说，构成小城镇新农民的生活图景和教育构想，即依托并建立于古同体想象之上的新农民教育。

另一位霍氏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英国城市理论家霍尔，在评价后人对霍华德的误解时分析到：霍氏没有试图把人口迁往农村腹地，实际他在设想人口百万的“集合城市”；霍氏没有把人民当作棋子安放，他的梦想是建立“自愿的自治社区”；霍氏的理论不是城市规划，而是社会改革设想，是想通过田园城市建立所谓“合作公社”。在霍尔看来，霍华德用一生撰写的唯一一本著作《明天：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的书名就可证明这一点。在这里，无论是“自治社区”，还是“合作公社”，或是“和平之路”，都是对共同体信仰的描述。在他看来，霍氏的田园城市不仅是一幅城市蓝图，而自由和合作才是他所要表达的核心。霍氏所要的正是建立于乡村社会基础上的城市理想，这一切都体现了霍华德对共同体信仰所包含的自然人性的赞美。在他看来，只有这种共同体社会才是最完美理想的。他试图让他的田园城市保持古老乡村共同体的性质及其道德标准，并让乡镇市民接受这种共同体教育计划。

（二）村庄体验与城市乡村――自治伦理的教育构想

霍华德规定田园城市必须要有自己的极限，只允许田园城市一个一个的独立存在，而不允许她们真正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在她们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距离。霍氏的这一社会城市构想，就是防止现代城市在生活方式上对乡村结构的破坏和瓦解。事实上，霍氏田园城市只是一种放大了的“城市村庄”。在他看来，现代城市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现代城市的发展必须完整延续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明方式，只有限制田园城市的扩张和结合，才有可能做到既实现城市社会的扩张，而同时又能保持所谓“自治社区”和“合作公社”的共同体结构。为有如此，才能保持乡村传统在城市社会的延续、存在和发展。

霍氏的自治社区要求有自治伦理的支撑，这种自治伦理只能源于古老的村庄想象。在霍氏那里，教育应当是田园式的母性教育，而他所构建的田园城市恰恰是最适合这种无需国家干预的乡村社会及其田园式教育的典范，他希望依靠乡村共同体的文化与传统来承担田园城市的治理和教育任务。对于霍氏来说，田园城市及其放大的社会城市都可以继续延续乡村社会的自治传统。霍氏所谓平等、交流、合作，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乡镇自治的政治伦理，但其基本立场实际与另一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乡镇自治具有相同的政治态度和伦理信仰，只不过霍氏并未沿着这一思路去思考问题。古老的共同体信仰、合作社会和自治社区等包含在霍氏城市理论中的核心价值和元素，实际已经直接触及乡镇社会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伦理等问题。

在这里，霍氏的乡村情结和城市概念，与托克维尔的乡镇精神似有不谋而合之处。托氏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新英格兰乡镇自由及由此构成的乡镇精神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在他看来，一个没有国家意志干预的地方，恰恰是人类文明理想的梦境――纯粹的自由和自治的生活。他带着无限迷恋之情对美国新英格兰乡镇的自治生活进行了赞美：“国家是人造之物，而乡镇是上帝之造物”，“如果说建立君主政体和创造共和政体的是人，而乡镇却似乎直接出于上帝之手。”在托克维尔笔下，新英格兰乡镇居民对自己的乡镇生活怀有自豪和坚信、依恋和爱慕。托氏对新英格兰的研究恰好验证了霍华德的城市理论。在现代城市社会的结构之下，不可能完美实现自治民主，即便实现，也不可能同时保有乡村社会的自由、交流和合作，而乡镇社会却有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平等意识、公共参与和商讨共享等――都可能在乡镇社会成为社会习俗和教育的主流价值。

对于中国的传统乡村来说，自治既是乡村社会的生活态度，也是乡村教育的目标和价值。乡村社会的存在不仅构成了中国乡村的教育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乡村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中国，古老的村庄自治实际同样早有存在，只不过依循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乡村自治依靠寺庙、家族、行会的教育和治理，乡村社会的一切问题，包括道德纠纷和社会教化都可得到解决。在那里，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的理想，在乡镇社会中得到不断重现，在那里，老子的思想和灵魂得到了延续。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的乡村社会，认为在中国古代，国家基层组织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征税、公共秩序、美德教育、司法等，但这一公共事务“国家化”的目标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大部分公共事务被转化为民间责任。在这里，中国的村庄承担着远比我们想象和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在他看来，村庄没有国家权力，村庄的公共事务是由家族、商业和行会、寺庙和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到，霍氏的田园城市及其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演绎着古老农业文明的村庄体验，并让这种体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不断延续和拓展。

三、霍华德的乌托邦教育计划

（一）希腊式的城市政治――理想主义的市民教育

霍华德，这位城市社会的梦想家，自治文明的规划大师。其城市理论告诉我们，城市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政治文明和伦理态度。因此，田园城市作为一种进化的乡村或理想的城市，可以并应当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市民精神和政治结构。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应当无需巨型城市复杂的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可以并应当实现人类社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信仰，一种类似古希腊式直接民主的自治生活。在这一方面，霍氏田园城市中的有限城市理论及其共同体意识与托氏新英格兰的乡镇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霍华德通过城市环境的设计为这种以自治伦理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奠定基础，而托氏则是从另一角度设计了在乡镇环境下与霍氏具有同样宗旨的自治共同体。应当说，霍华德主要建构了一种乌托邦理想，而托克维尔则按照这一乌托邦想象寻找到一个现实版本目标――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共同体。这种自治精神不是一般的市民信仰，而是具有希腊城邦理想的古典市民精神，即可能直接参与的民主社会和市民道德，全体市民可以直接交流的公共生活。这种古典市民理想不是现代城市政治中，以陌生人为主体的间接民主，以及以强大制度体系建构的社会结构。在霍氏的社会城市中，全体市民可以直接参与公共生活。有学者在论及小城镇社会生活时，表达出对霍氏这种有限城市理论的欣赏，认为乡镇社会的公共生活及其公共服务性更为直接，公共生活为社区成员所共有，全体市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应当说，从小城镇社会的特点中，我们可以体验到霍氏城市理论的立场和出发点。

在霍氏的城市构想中，尽管充满对乡村世界的迷恋，但他的田园城市并非纯粹的村庄，而是一个经典的城市。他的合作公社和自治社区所包含的自由、合作和交流等理念，看起来是一种纯粹的乡村伦理。然而，在其背后流露出的却是一种标准的城市精神――希腊式的参与和自治――这种精神既不是单纯的乡土依恋，也不是纯粹的城市道德，而是一种理想化希腊式的民主精神。霍氏社会城市理论中的基本元素是田园城市，无论从规模或是政治设想上都是一个典型的雅典式城邦。霍氏的田园城市是最接近希腊城邦政治构想的一个现代版本，在这一构想中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符合自治伦理的政治生活，让所有居民的共同参与和自我管理这一希腊式理想成为现实。

霍氏的社会城市理论，既是一种政治建构，也是一种教育计划，而不是单纯的城市设计。其城市理论强调的合作、交流和平等，就是最理想的教育信仰和目标，而田园城市是实现这一教育计划的学校和场所，由田园城市构成的社会城市及其城市生活，是奠定这一教育理论的基础和主体。在这种社会架构中，一个可能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理想被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个宏伟的教育计划。

（二）小城镇的社会工程：霍氏的乌托邦教育实验

从某一角度看，霍氏的城市构想及其希借式的理想主义市民精神，似乎恰好可以安置于小城镇社会之中，可以按照希腊城邦有限城市概念完美建构相似的社会理想。因此，霍氏的田园城市为小城镇治理及新农民教育提供了启示，可以视为在小城镇也只有在小城镇实现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小城镇社会的有限规模和自治信仰，恰好是培育这种理想市民精神和自治伦理的理想之所。霍华德以田园城市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城市，是一种基于小城镇构想的“城市乡村”，她为建构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政治乌托邦世界奠定了重要的社会结构和生活基础。

与此同时，这种乌托邦设想也为小城镇新农民――乡镇市民――的教育创造了可能。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霍氏的田园城市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教育计划和工程。在田园城市，乡镇市民（新农民）接受自治伦理的教化，实现古典市民精神的陶冶。在小城镇社会中，既有乡村背景的支撑，又有城市社会的政治可能――自治伦理和民主公民。霍氏的理论给予我们巨大的政治想象――在乡镇社会实现理想市民的训练可能比城市社会具有更大的可能和优势。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的乡镇自由理论已经给予霍氏田园城市理论作出最好的诠释和注解。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实现这一现代版城邦想象提供了宝贵资源。

篇5

【关键词】 城市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就业问题；互利互动；必要性

一、城市化的概述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农村生活的融入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善，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总之，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过程。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和隐患

1、对农业的影响

城市化就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我们都知道，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农村耕地的显著减少，从来从事农业和养殖业的农民来说就是一种严重打击，这就导致农村粮食量的减少同时引起大量劳动力的失业。虽然城市化的目的是把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现代化和科技化，把传统分散型的农业转变为集中型的农业，但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仅不提高粮食产生率，还能影响粮食的质量。

2、对就业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在城市就业机会比较多，社会福利程度比较完善，各方面有良好的条件。就业岗位多是城市化的动力之一，城市化的发展可以提供给剩余劳动力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现在城市大部分就业岗位需要的是拥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劳动力，而不是失去耕地的所有农民。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化、文明化等，城市化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水映经济水平。城市化冲击下被剥夺耕地，被失去农业和牧业的农民不可能成为城市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总之、盲目的城市化不仅仅不能减轻就业压力，而且可能增加就业压力。

三、城乡发展一体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要性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产生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从此，城乡一体化思想受到重视。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发展新思路。

1、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概念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指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的前提下，进行统一思考、进行协调安排和发展，通过城乡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来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2、城市化过程中的必要性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健康城市化的前提条件，城乡发展一体化其实就是城乡居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过程、共同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城乡之间生产产品平等交换、共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之间基本上没有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说，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居民尽量共同享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就业、医疗等忙面的权益和权利，基本上缩小城乡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城市化不是什么表面上的改变、不是构建新的高层、更不是不顾农民的意志和感受而改成的新小区。城市就是先进文化、进步、发展，城市就是平等、团结、安全、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象征。其实，城乡发展一体化注重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共同协调发展，尽量缩小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各种差距基础上共同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说，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下存在并发展的乡村已经准备城市化的实际条件。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前提条件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解决“三农”问题。十报告明确强调：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三农”问题是在新世纪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面临的巨大问题。“三农”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农民问题，它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因素。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问题、怎么样才能增长农民收入问题，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在农村农民唯一依靠的是没有先进的农业或是牧业，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大部分剩余劳动力无能力去从事其他工作，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有关第二产业的技术技能教育。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质就是重视城市和农村各方面的共同发展，比如说：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重视尽量把农民的意识和农村的发展跟城市相互适应并同步。

（2）解决就业问题。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就业是已经成为一种长期性头疼，失业问题一直影响城市化的顺利进程，是因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来没有接受职业培训，他们在农村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也可以说、乡村的外部环境决定农村内部的落后局势。最终这乡村的落后状况，在城市化进程中关系到在农民的命运并且可怕的失业问题。城乡发展一体化以预防农村失业问题为目的的政策，它经过重视城市和农村教育和培训的同步发展。在这样情况下，城市化过程中不仅仅减轻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还可以实现城市和乡村的同步、可持续发展。

（3）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其实根据国家法律和有关制度，农民应该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比如、平等的就业机会、平等的教育权利和平等的医疗救助权利等有利于平等和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我们都应该知道，教育是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前提并重要环节。城市化过程也要以教育城乡统筹为突破点，在城市化进程中坚持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政策，尽量实现城乡公平教育不仅促进城市化发展速度，还可以帮助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是根本层面上一种社会大变革，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把平等、公平、协调发展当作其价值取向和目标，可以说公平教育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城镇化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城镇化过程中起到先导性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且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家都知道，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是国家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但是光靠自然资源及经济发展，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城镇化。城镇化本来是农村的市民化及现代化，得到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和城市一样的待遇和条件。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考虑农村基本状况和实际条件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也就是说通过城市和乡村的互动、互补、互利、共同努力和配合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当然，城市化过程中只靠城乡一体化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政府的统筹计划和支持及有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也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 张忠法.新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概念与途径[N].农民日报，2008-01-07.

[2] 韩俊，等.城乡一体化新格局还有多远[J].人民论坛，2008（1）.

[3] 汝信、付崇兰.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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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教育 旅游 休闲 体验经济

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可持续性问题

旅游与休闲产业常被视为是无污染的产业与经济活动，因此，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乡村地区，常被视为拯救地方经济发展的万灵丹（Lane，1994；Butter，1998；Lesley，2001）。在“以量至上”的价值观影响下，传统大众旅游模式一直是国内旅游发展的主要形态，致使旅游产业开始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绝大部分的旅游活动均以旅游地为空间载体，随着旅游地快速开发给旅游地带来巨大利益，各种环境问题、旅游产业运行欠佳等课题不断涌现。如何提升旅游业综合效益与优化、升级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加速旅游休闲产业转型与升级是我国旅游产业未来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据主体性分析，旅游产业可持续性问题包括经营管理、消费市场与监督管理等三层面，初步归纳当前课题包括：经济利益驱动导致旅游业管理落后、旅游资源粗放开发与环境管理失衡造成严重破坏及污染、市场机制影响下地方性的失落、旅游产品多样性与内涵不足影响旅游质量等常见现象。我国同时拥有丰富旅游资源与巨大客源市场，是发展旅游产业的良好条件，但未来当游客们的环境意识觉醒后，对旅游产业的可持续诉求将增强。因此，重新审视旅游产业的发展课题，尝试不同的解决途径实有其必要性。

导入环境教育对旅游休闲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性

许多学者对“环境教育”进行了定义，但其主要精神不脱离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伯利西会议（Tbilisi）中对环境教育的定义“环境教育是一种教育过程。在过程中，个人和社会认识其环境，及组成环境的生物、物理和社会文化成分间的交互作用，得到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并能个别或集体地解决现在和将来的环境问题（UNESO， 1977；杨冠政，1998）”。因此，环境教育是着重个人与社会、自然环境间相处与互动的学习过程的教育。

近年国内环境教育的学术论述快速积累，但多为教学理论或在社会教育的实践性等导向，与旅游相关的研究则多与生态旅游有关，限制了环境教育的运用层面。分析环境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价值，可发现其特质包括：环境教育既可融入多学科领域之中，亦可在各学科中析出有关环境教育学习中所需的知识与涵养；环境教育具有“教育有关环境（education about environment）”、“从环境中学习（education in/from environment）”与“为环境而教育（education for environment）”的发展概念（Palmer，1998）（见图1）；环境教育是一种生活伦理、哲学与生活态度的培养过程。故环境教育的发展形式之一即为“透过环境中的学习发展环境知识与技能，以影响态度改变，进而达到‘为了环境’的教育目的”。

旅游与休闲产业是一种符合体验经济理论的产业。体验决定经济价值的取向，消费者购买体验是在花费时间与金钱享受一连串的体验积累。故唯有让消费者享受到满意的产品与服务，使其拥有独特价值经验，才能摆脱简单的价格竞争。当前我国社会迅速发展，人们在充满物质生活的空间压力下，对旅游与休闲的需求与质量要求快速提高，导入环境教育后的旅游产业有助于提升其体验经济的价值，相关的优势初步归纳为：

在旅游地资源上，增加环境可持续性机会：透过环境教育第二项特质中教育“有关”环境，于环境中学习的基本精神与目标，可促进旅游规划者积极了解场所特质，进行具有地方独特性与场所精神的合理开发。

在旅游市场上，影响产业升级与转型：透过环境教育导入可改变旅游产品内涵，通过环境资源的分析进行新的旅游产品设计，亦可间接带动旅游产业服务与管理人员的创新培养。

在游客层面上，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环境行为与态度：好的旅游活动规划可以提供良好的环境体验，既可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亦是体验经济所诉求的核心目标。

在经营管理上，促进旅游地资源维护与合理利用：旅游环境教育的学习者也包括旅游或解说导览人员、开发者、规划者、经营管理者与旅游地的原住民、社区团体等。长期开展以环境教育为目的的旅游规划与概念培养，能间接促进经营者与地方社群对旅游地环境资源的维护与管理态度。

环境教育途径下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可能模式

前旅游产业的基础在特殊性的环境资源，当旅游发展思维过于注重在景区的人工开发，而忽视地方与自然环境的连结性，造成旅游资源的流失。本文认为，环境教育与旅游产业的结合途径除生态旅游模式外，亦可以转化深度环境体验概念或活动做为旅游产品或融入旅游规划。尽早理解旅游环境资源中自然与人文资源的复合性质，充分分析与运用于旅游管理、产品设计与相关产业上，才是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解决途径。应利用环境教育导入的契机重新审视发展途径，提升传统大众观光质量或促使其转型。本研究结合我国台湾地区当前发展经验，基于消费对象、发展方法与优点分析、相关案例的归纳，提出三种可结合环境教育途径的旅游休闲产业发展模式为参考。

（一）以学校、教育团体为对象的教学旅游模式

此旅游模式以学校机构、学生或其它相关的教育人员团体为主要的旅游对象，优点在于对象属性较单纯，可针对不同的学龄层或教育工作者等对象，针对旅游地资源进行有关环境知识学习的教学旅游设计。运用旅游地环境资源独特性，亦可促进旅游地规划与经营管理者对相关游憩机会的新思考。在此模式下需要注意：充分掌握旅游地的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地、不造成负面观感地规划开发；利用旅游地中自然或人文环境资源，进行适地性的教学活动是重要的发展方式。

在台湾地区较成功的案例中，以台湾林务局运用森林游乐区的环境资源发展的自然教育中心系统为代表。此案例藉由政府机构管理的环境资源，聘用专业的环境教育人员进行教学活动的开发并活化公共财的利用。除提供学生在优质户外环境中的学习机会，也由较好的环境体验过程促进教育者与学生对环境保护的了解。2010年台湾通过《环境教育法》后，经环境教育场所设施的认证，许多民营的休闲农场、社区或企业组织的休闲园区亦加入市场化竞争并提供专业教学人力、产品开发等，间接提升旅游的质量。

（二）以一般社会大众为对象的乡村旅游模式

导入环境教育途径的乡村旅游对象主要是面向一般社会大众群体。此模式依托乡村地区的优美农业景观、特色产业文化或具有传统风情的人文聚落做为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以增进游客认识并关怀不同地区的特殊性。同时，也影响经营管理者开始提高旅游空间的质量与多样性，促进当地居民建立地方感。经由此过程后也才能有机会促进所有旅游相关权益者对旅游环境的可持续能有初步认同。在此模式下，需要关注的是进行旅游规划、开发与产品设计时，应对乡村景观的成因与传统聚落文化的根源进行充分调查与了解，摒弃规划者与开发者独断的旅游想象，反映出区域的特殊性与地方性，提供消费者更多样的旅游体验选择。

近年台湾地区发展了许多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文化馆或由乡村居民、社区经营的休闲园区、农场。这类场所利用其现有的优美景观或旅游设施，导入环境教育概念的旅游产品或改善场所环境设计。如台湾苗栗县苑里镇的有机稻场，即是台湾知名粮商在NGO团体的环境教育专业人员阶段性辅导下，以当地优美的稻作农村景观发展稻米文化的环境学习中心。来访的游客遍布台北、新竹、台中等都会区，而凭借此类环境学习中心的营运，亦可间接达到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形象建立。

（三）以深度旅游为目的的生态旅游模式

生态旅游是一种已具有环境教育精神的旅游模式，一般选择生态旅游的游客多数为有较高环境素养的社会人士。针对此类消费者为对象的旅游模式应重视环境资源的维护与管理，发展具高质量、原真性的自然环境或人文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规划概念。为维持高品质的旅游环境，此类消费者虽属小众，但为符合使用者付费精神其多愿付出高额的旅游费用购买旅游产品。因此，国内应重新审视当前对于生态旅游的相关规划与开发模式，改善已异化的生态旅游地。尤其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地应加强环境维护与承载量管理，建立与当地住民良好的互动，才是维持生态旅游可持续经营的有效途径。

生态旅游是一种在规划发展上较严苛的旅游产品，即便在较早导入环境教育途径的台湾地区亦仍在努力发展，例如近期国家公园与林务局两个政府单位利用辖区内管理的国家步道资源进行生态旅游产品开发，鼓励邻近步道的社区组织带动居民共同投入营运与领队、解说人员培训。另外，也有NGO的环保团体与掌握丰富环境资源的政府相关机构合作进行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或场所营运的尝试。

结论

综上，在旅游规划中导入环境教育目的或内涵，对于促进旅游与休闲产业的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当前国内对于导入环境教育的旅游规划多仅聚焦于生态旅游的规划结合方面，使得环境教育的运用层面受到限制。此外，在导入环境教育途径的过程中，尚有其它瓶颈需要首先处理，例如对于环境教育融入旅游或生态旅游的研究过于倾向教导、训诫方式。环境教育虽名为教育，但必并仅使用一种教育手段。环境教育的过程除环境知识层面的建立，亦需要透过体验过程影响其环境态度与行为的转变。因此，持续传统教育方法中教条、口号的训诫方式并不是较好的取向。另外，具有环境教育素养的相关专业或管理人员在现阶段也较为缺乏，应尽快厚实、创新旅游产业相关人员环境教育发展能力的培育才是相关的解决之道。

此外，旅游产业发展必须同时关切经济的可行性，经济发展也不应超出生态可承载的范围，以及地方社区的社会伦理，如此才能兼顾经济成长、环境保护，及自然与文化资源保育的可持续目标。因此，公、私部门推动旅游与休闲产业的转型或升级时，应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利用环境教育的导入，重新积极整合自然、文化与人类环境，以确保旅游地环境质量、旅游产品的多样性、消费者的满意度与经营管理者友善环境的态度皆能正向成长。

参考文献：

1. Lane， B . What is rural tourism？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4， 2

2. Butter， R and Hall， C M. Image and Reimaging of Rural Areas[M]. Butler， R W， Hall， C M and Jenkins， J （eds.）. Tourism and Recreation in Rural Areas.. Chichester： Wiley， 1998

3. Lesley， R and Hall， D . Rural Tourism and Recreation： Principles to Practice [M]. CABI， 2001

4. UNESO.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EB/OL]. http：///images/0003/000327/032763eo.pdf，1977

5. 杨冠政.环境教育[M].台湾明文书局，1998

6. Palmer， J A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 Routledge， 1998

篇7

[关键词]课程资源开发；农村教育；乡村文化

新课程的实施要求教师大力开发课程资源，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广泛利用校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工厂、农村、部队和科研院所等各种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不容置疑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学校，课程资源的开发陷入了重重困境。究其原因，很多人将其归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偏僻落后，缺乏经济支持；二是农村教师能力水平欠缺；三是农村缺乏可供开发的资源。这些因素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但笔者认为，影响农村课程资源开发的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在整个社会发展趋于“城市化”“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在农村不断趋同、求同于城市发展的引领下，农村包括其文化都必须接受以城市为标准来进行改造的命运，乡村文化于是被贴上了“落后”“愚昧”“低俗”的标签，而农村课程资源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构成，其被忽略、被排斥的命运似乎也就在所难免。

一、问题：丰富的课程资源与无资源可开发

一些人认为：农村学校大部分都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教室简陋，就连起码的学习环境、条件都保证不了，根本谈不上什么课程资源，当然也就无所谓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了。城市学校有装配先进的实验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周围还有为数不少的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青少年宫、科研院所等，这些显然都是乡村学校望尘莫及的。但不能由此而推断，城市学校有丰富的课程资源，农村学校课程资源就严重缺乏。事实上，农村学校也有很多城市学校所不具备的课程资源。

首先，农村学校天然地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课程资源。我国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农村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居住生活环境都是与大自然融于一体的，课程资源无处不在。大山深处、田间地头、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四季物候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好素材。

其次，农村学校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课程资源。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于农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生活习俗、神话传说、民间节日、民歌民谣、民间戏曲、民间工艺、民间服饰、民间饮食等，这些对学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学生根本无法从书本中所获得的丰富养料。

还有，农村学生身边有丰富的实践活动资源。农村学生经常要帮家里人做农活，如耕地、播种、插秧、施肥、浇水、杀虫、收割庄稼、喂养牲畜等，通过这些劳动实践，学生不仅能形成某些劳动技能，掌握农业知识，还形成勤劳、吃苦、坚毅的优良品质。

可见，与城市的学校相比，农村有着浓郁的风俗民情和独特的地理风物，有着迥异于城市的丰厚的课程资源。

二、原因：城乡的二元对立与课程的城市化

(一)城乡二元对立与教育的城市化取向

当中国正朝着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时，此时的“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地域区分，而是衍生出关于“孰优孰劣”“孰好孰坏”的价值判断。显然，在此过程中，城市处处体现身居高位的权威，很多领域的价值理念基本都是以城市中心为应然的价值取向，城市文明常常以显性的价值优势俯视处于劣势的乡村文明；而位居低位的乡村文明，本有的价值由于长期被忽视、被压迫，沦为一种缄默的价值，甚至于完全“失声”。以此为基础，我们区分出先进与落后，高位与低位，甚至是高级与低级，人为地划分出两个对立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作为我们的“这里”，是被塑造成为代表着“富裕”“城市”以及“文明”的地方；而“那里”则是“贫穷”“农村”以及“野蛮”的同义词。我们以“我们的世界”中的规则为单一的标准，任意践踏“他们的世界”中的一切，给他们贴上“低俗”“落后”等标签。乡村的“愚昧”“落后”就在与城市的“科学”与“先进”的强烈反差映照下得以界定，并进而区别于城市。

这种极端化的想象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差异，并使这种差异合理化、合法化。因为我们首先设定了关于“好坏”“优劣”的标准，即“城市”都是高等的，是文明的中心；而“农村”必然都是低等的，是文化的沙漠。于是，乡村文化的改造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于是，我们一次次的把“文明”观念带入到“愚昧”的乡村，一系列对乡村社会的改造都试图以城市文化、精英文化为蓝本来改变乡村，最终使乡村趋同于城市。

这种“城市化”取向也直接延伸到教育，即我们的教育主要是以城市为出发点，以城市的教育需求为先，以城市的发展规格为标准，按城市的需要来制订教育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这种对城市教育的倾斜性政策使得农村学校无论是在教育经费上，师资水平上，还是在教育政策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同样，这种城市化取向也为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设置了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文化障碍。

(二)课程对乡村文化的排斥

课程是承载和传递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构成课程的原材料。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课程，其内容都不是自主内生的，学校教育和机构并不能直接“生产”课程内容，学校开设的科目及其内容必须从文化中提取。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全然纳入教育的课程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庞大知识体系与有限学习时间的矛盾所制约。这意味着课程的形成要求我们必须对文化进行选择。 转贴于

那么，课程是如何对文化进行取舍的呢?在一些学者看来，课程是建立在对文化内容任意选择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论断显然是不成立的。课程内容的选择实质就是一个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追问过程，那么，究竟“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文化最值得保存和传递”呢?

显然，一旦我们跨越城市、乡村这一地域概念，一旦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城市文化界定为“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现代的”，而相对应地将乡村文化等同于“愚昧”“落后”“迷信”，那么关于课程究竟如何对文化进行取舍这一问题，答案似乎也就不言自明了，似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乡村文化被排斥在课程之外。有学者对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至九年级下册进行分析后发现：在选文上，能基本反映乡村文化的篇目是《山中访友》 《秋天》《社戏》《安塞腰鼓》《云南的歌会》《端午的鸭蛋》《春酒》，共7篇，在选文中所占的比例仅为4.1％。而直接阐述乡村文化或以乡村文化为主题设计的探究活动几乎没有。在表达与交流中亲近自然的主题也只占6％。乡村文化在教材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三、结果：乡村文化的边缘化与农村课程资源的荒芜

课程对社会文化的保存和传递过程实质也是一个对社会文化进行选择、整理的过程。这一选择和整理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何种文化最值得传递的追问，而一旦某种文化在课程中得以传递，其实就赋予了该文化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该文化本身获得了合法性。它暗示着这些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学习的，它们无疑构成了文化的主流。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相反，那些没有进入课程的文化则将被边缘化，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该文化“愚昧”“落后”的认同。

在农村逐步迈向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学校不仅不注重开发自身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而且仅以城市为参照对象去改造、去同化，从而与城市不断趋同。可以说，农村课程资源开发存在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课程资源本身不被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

事实上，课程不仅没有为乡土文化的传递留出空间和机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强化官方知识、城市文化的优越地位，培养了儿童对本土知识、对乡土文化的鄙视。正如甘地所说：“毫无疑问的是，当年轻人从学校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以后，对农业却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心底藐视自己父亲的职业……现代学校的一切事情，从教科书到毕业典礼，从来不会使一个学生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远离自己的故乡。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断地疏远这种环境……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途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

当乡村文化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低俗”“落后”“愚昧”时，它自然既得不到城市也得不到农村自身的认同。在此背景下，再丰富的课程资源在农村学校和农村教师眼中或者熟视无睹或者被视为低劣；再优秀的教师，也缺乏足够的文化动力去开发这些资源。农村作为被改造的对象，它所面对的是如何以城市为蓝本来改造自己并趋同于城市，同样，农村学校在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上，他们迫切需要做到的是如何拥有与城市学校相同的课程资源，而不是对农村已有课程资源进行充分有效地开发。在此前提下，似乎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学校课程资源非常丰富，但农村学校课程资源开发遇到的最大困境却是无资源可供开发的事实。因为它是以城市学校为参照物，以农村已有课程资源不值得开发为理所当然的预设的。

四、困境的走出：给予乡村文化同样的尊重和重视

当农村学校课程资源开发陷入困境时，我们的确可以通过给予农村学校更多的经费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农村教师课程资源开发的意识和能力等手段来摆脱困境。但这些都只是“治标”，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给予乡村文化同样的尊重和重视。

首先，乡村文化(包括农村课程资源)并不是“低劣”的。农村课程资源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课程资源，蕴涵在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中，具有地方性、整体性。它不是一种共性文化，而是一种个性文化；它不是一种抽象、普适性文化，而是一种具体、独特的亚文化。应该说，它是不同于城市文化的，但不是在层次上低劣于城市文化。

其次，乡村文化对儿童的发展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儿童的社会学习、观察学习离不开与他们相互作用的社会环境，有效的教学应当注重学习活动的内容与儿童认知结构中知识经验的相关性。因此，以乡村文化为素材的乡土教育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台湾学者欧用生提出过乡土教育的四个功能：一是人格教育功能，即帮助个体了解自己、认识乡土、发展健全的乡土观念并获得积极的乡土认同；二是生活教育功能，乡土教育可以增进儿童的生活经验，充实儿童的生活技能；三是民族精神教育功能，儿童通过对乡土教育培养服务乡土、贡献社会的热情和技能，并由爱乡而爱国；四是世界观教育功能，乡土教育以了解自身所属的乡土环境、民族文化为出发点，以培养学生对各民族及文化的尊重与包容的态度。可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儿童的发展中都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和价值，在作用的方式和作用的范围上相互补充、相互完善。

分析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对农村课程资源开发陷入困境的原因及如何走出困境作此梳理：如果乡村文化无法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那么我们对这种文化进行保存、保护和延续的技巧或措施即使再完善也是徒劳的。只有当我们对乡村文化给予同样的尊重和重视，把农村课程资源视为不可替代性的存在，而不是城市文化的附庸，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能获得源动力。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崔允漷，张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

[2]马长安，新教材建设中的乡村文化，语文建设，2007(7—8)：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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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平民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国际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在十五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发展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样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远远称不上发达，即便由宫廷和教会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规模，但依其所培养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一般平民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教育的。在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见端倪，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级教育才有所发展，但是这种社会大众教育仍然是简单的，在受众数量和教育水平上与精英教育相比较有极大的差距。但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和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人权宣言》却沿袭了以人为本、重视教育的理念。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就认为：“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1］裴斯泰洛齐身体力行，在欧洲小国瑞士大张旗鼓推行教育运动，使瑞士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欧洲教育的典范，这一模式至今仍被称之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启发和带动之下，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国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订了深刻影响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教育法》，强制性规定德国公民接受免费教育，并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经费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接受教育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真正开始认识到大规模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全民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西方平民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这种带有普及意义的平民教育的义务性质，这种平民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西方社会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关于教育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仅仅是某一个教育流派的自我发展，而是与各种教育思潮紧紧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20世纪初西方国家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其涉及内容之丰富和发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思潮等，这些思潮从价值理念和演进路径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种共同倾向，就是均强调教育在程序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合理。各种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侧重点，但从平民教育视角出发，这些教育思潮无疑对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补充作用，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议：将成人教育变成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倘若我们没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说通过正规教育以外的训练途径所作的贡献……那么，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不可能产生的”。［2］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从英国首先发展起来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国，其成人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实践，大量的成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实践又检验和深化了终身教育思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变法图强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教育观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实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学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径的生活化、教育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他以经验主义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提倡反映科学、民主和进步意识的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带有实用性质的实业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完整人性;培养独立人格，发展个性知能，使其拥有自主意识、自立精神、主动性、发动力，以及协作共业之精神;激发起献身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热情。由此，也就需要国家和全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具体实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对20世纪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当时的各国农民教育实践来看，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丹麦。“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5］1909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发动乡村生活改进运动，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改进，促进民众素质的进步和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国会通过乡村教育议案，主张乡村教育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为目标。美国的乡村生活教育运动既施行一般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常识，通过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不断教化，使乡村人民成为“机警的、爱国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陇亩”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完善基督教堂机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开设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等。丹麦的农民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这种形式加以推行，在当时欧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誉，丹麦的农民教育与当时英国的工人教育和苏联的扫盲教育并称为世界三大教育运动［6］，其取得的成就及对其他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启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以格龙维、柯尔德、施洛特为代表的丹麦教育家，提倡民众高等教育，推进乡村社会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他们以历史与诗歌为媒介，着力于文化的传播，激发青年农民的心理与情绪，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7］丹麦民众学校是施行农民教育的核心机构，它和人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民众学校重视农民的职业训练，教授与农业有关的科目，比较重视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但教学的最终目标却始终着力于文化的传播，以觉醒普通农民的精神生活为宗旨，并不仅仅限于施行职业的训练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麦民众学校的有效运转和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才造就了当时丹麦经济的飞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欧洲发展史中丹麦的农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丹麦重生的命脉”。非常推崇丹麦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8］

三、西风东渐：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进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自以来一直处于变革图强、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变革的强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经传入，就在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旨在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与其广泛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应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来华讲学，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并实地采访了多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广为传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实践，旨在救亡图存，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介绍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归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任钟印.西方近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96.

［2］保罗·郎格朗.终身教育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国强，林李楠.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传播与中国近代教育民主化改革［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4］张之沧.论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及现实意义.“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

［5］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3.

［6］茅仲英，唐孝纯．俞庆棠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76.

［7］周逸先，宋恩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历史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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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现代设计艺术学院，云南昆明650221）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西南地区校园规划及建筑设计进行解读和分析，将学校建筑设计与当地文化及建筑的节能环保理念相结合，阐释当地建筑文化对学校建筑设计的启发与借鉴意义。创造普通但又具有地域特点、造价低廉、实用性强的学校建筑。最终，结合以上理念并以宣威市杨柳乡龙坪子村当地的建筑特色和地域文化为主线进行构思和设计龙坪子村小学。

［

关键词 ］乡村教育；小学建筑；乡土材料；地域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13.148

1项目概况

1.1方案背景

杨柳乡龙坪子村小学是位于云南省与贵州省交界地带上的一座小学，与云南省级文化名村可渡村毗邻，同时也是滇黔两省村落文化教育事业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学校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雨露，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水平逐年提高，办学特色，素质教育有了新的突破，办学思维有了新的升华。所以，对教育的硬件设施需求也迫不及待（见图1）。

1.2方案提出的原因

一是，由于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加大，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比重加大。二是，再加上近几年全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山区的经济，当地政府对教育事业也投入许多。三是，现有的教学建筑老旧严重，已经不能满足学校的教学需求了。

1.3项目意义及目的

此次项目设计的意义在于探索乡土建筑、环保节能建筑，让在农村的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具有当地地方特色，能够体现当地地域文化，能够舒适快乐学习的教学建筑。特别是在当代混凝土，钢架建筑充斥的年代，人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回归，居住生活品质的提高。自然、绿色、环保、宜居的生活主题，已成为当下追求的新潮，当然公共建筑（学校）亦是如此。

本方案的最终目的是将龙平子村小学建设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小学典范；让家长放心；营造让孩子们健康快乐的学习成长环境；探究当地地域环境、文化传统、建筑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设计意义。

2调查与分析

2.1地点分析

杨柳乡龙坪子村小学位于龙坪子村的东面，北面与贵州省隔河相望（可渡河）、南面紧靠自然山地，坐南朝北、东面是逐级下降的耕地，地势较平缓、西面紧邻居民区，交通方便。立体气候突出，大部分属温带气候，海拔1700米以下的河谷区属亚热带气候。早晚温差比较大，特别是冬季气温比较低（见图2）。

龙坪子村小学整个用地地形相对平坦，略似一个水壶形。坐南朝北夹在两山之间，南高北低，最高海拔2470米，最低海拔1480米，高差990米。

2.2现状分析

学校规划面积8560m2，学校现在有632名在校学生，1到6年级每个年级2个班，还有3个班的幼儿教学班（大、中、小）。在校老师15名，及一些后勤人员（注：在校生包括滇、黔学生）。

学校现在有2栋老旧教学楼，1栋半新教师住宅楼、1栋半新一层的公共厕所、1栋新建一层的保卫室。一部分住校学生暂住老式的教学楼里，没有食堂，没有大的公共交流的室内空间、室外活动空间。如图3所示，校园环境很简单，主要是要预留建设空地来做绿化，且没有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结合起来，绿化面积也不够。

2.3问题分析

学校的建筑老化破旧，且建筑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有的学校规模；建筑没有考虑环保节能设计；学校没有统一的规划设计，校园显得有些杂乱；校园建筑只是照搬西方的建筑模式，没有当地的地域文化特点；学生的室内外活动空间不足，没有把学习和课外活动联系起来。所以，在进行校园规划时，我们认真分析当地的地域文化，合理利用地理环境，通过对景观的最大化设计来提升校园环境。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充分研究项目的特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通过对建筑材料（回收砖瓦）的运用和结构（砖混结构）以及节能环保方面的设计来达到建筑的最优化。

3规划方案设计

3.1规划目标

建立人文校园：以龙坪子村小学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校园精神的主轴，继往开来，塑造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营造山地园林校园：节地为主要目标，配合地形，体现山地特点，营造园林校园，使校园环境品质得到极大提升，为师生提供舒适的校园学习交流场所。培养生态校园：合理布置功能分区，合理组织建筑布局形态，以优化的设计体现校园功能使用的便捷性。同时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运用先进节能技术，使建筑更加环保健康，使校园真正成为开放、包容的校园。学校规划呈现的是对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的开放与包容姿态，对具有当地建筑文化特色保留、传承，追溯历史的文脉记忆。

3.2规划原则

整体性原则：功能分区明确、合理，相互之间联系方便；生态化原则：设计始终坚持节能与环保的绿色设计理念；开放性原则：以开放的原则促进教与学之间的交流，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继承与创新：设计应在继承文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时俱进；地域性原则：设计应延续龙坪子村的历史文化，体现龙坪子村的地域特色，营造山地园林景观特征。

3.3规划理念

以“脉”相“承”，包容向上，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脉”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字，人类通过血脉繁衍生息，通过建筑，书籍、习俗等传播文化。“脉”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通过当地的文化研究和发掘，我希望以“脉”为载体，以“承”为目标。达到包容向上的规划愿景和独具特点的建筑设计，也是对处于滇、黔交会处的龙坪子小学的一次全方位解读（见图4、图5）。

3.4规划结构分析

根据现代教育思想以及用地结构，形成“单环，两轴、九片区、一核心”。“单环”单环主要是指整个校区的消防通道。“两轴”，一轴是以从入口到校区尽头的文脉轴线，体现当地地方特色，另一轴是以南北的空中廊道为包容连接轴线，暗喻滇黔两省通过可渡河聚集在此共同学习交流。“九片区”：是把各种不同功能区很明确的划分开来。“一核心”是以空中廊道的读书亭为核心，把整个校区分为内院和外院，同时也把幼儿教学区和小学教学区划分开来，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见图6）。

3.5规划功能分析

根据学校的功能构成的特点，结合用地形态，把次要功能区布置于整个校区的西侧，主要功能区基本上和原来的位置不变。空间形态上采用连廊的方式把各主要功能区联系在一起，方便教学管理。在校区的各个节点中插入公共交流空间，这也符合当代以及未来学校对学生教育教学（与人交流）方面的要求。学校功能分区清晰，交通组织便利，合理利用地形高差组织景观及建筑组群形成了较好的校园风貌（见图7）。

3.6规划道路分析

根据相关规范和实际使用要求，沿西侧道路设置礼仪性出入口（主出入口），也便于形成完整的文脉轴线，在东侧沿次要道路设置次出入口。方便疏散和来自不同方向的学生上课。同时，校园道路采用人车分流的形式，校园内人流道路流线，以读书亭为核心联系着各个功能分区，方便，明确、流畅。并预留停车场，停车场地分为生活停车场和工作停车场，这样既方便又安全（见图8）。

4建筑方案设计

4.1建筑设计概念

4.1.1概念来源“索桥”

这座索桥横跨可渡河，连接着贵州省和云南省，当地许多贵州省的孩子们都是通过这座索桥来到云南省的龙坪子小学上课学习。这座索桥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载体，它更多的是承载着滇、黔两省人民的相互包容，团结、友爱的象征。

4.1.2概念抽象“丝带”

丝带柔顺、细腻，而丝带也是使人联想到纽带，纽带又是“联系”的另一种解读。暗喻着滇、黔两省学子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4.1.3概念的延伸“团结、友爱、包容”

概念的延伸，绿色的丝带代表健康，使人对健康的人生与生命的活力充满无限希望；绿丝带寓意爱心。在此项目中，丝带又代表滇黔两省人民团结，友爱、包容的寓意。

4.1.4概念的运用“桥堂”

“桥堂”的概念，是源自对当地地域文化有着特殊含义的索桥和项目的特点——学校项目而来的。用桥抽象而来的丝带串联着几个主要的功能区，既方便而又符合项目特点。在项目中心地带的读书廊就很好地诠释了桥、丝带以及当地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见图9）。

4.2建筑空间组合分析

建筑空间组合分析如图10所示。

4.3建筑空间功能及流线分析

建筑空间功能及流线分析如图11所示。

5结论

随着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呼声日益渐高，乡村学校建设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龙坪子村是一个地处滇黔交界的地方，中间隔着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可渡河，素有“桃花溪水天上来，烟波浩渺可渡关”的美誉。本着以“脉”相“承”，包容向上为校园规划理念，我们对龙坪子小学的规划与建筑进行了方案设计，并努力将学校打造

图11建筑空间功能及流线分析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成一个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乡土公共教育建筑空间。同时，本文通过对西南地区的校园建筑规划及设计进行解读和分析，将学校建筑设计与当地文化及建筑的节能环保理念相结合，阐释了当地建筑文化对学校建筑设计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最终我们期望以宣威市杨柳乡龙坪子村小学规划建设为例能为我国乡村小学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参考文献：

［1］董文娟，赵小凡，张丹玮.能效投融资研究［J］.中国市场，2014（28）.

［2］肖雯.浅谈校园园林景观设计中水景营造［J］.中国市场，20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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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治理 村落教育 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和“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深具本土性的课题，以往对之的研究和实践主要围绕着“县―乡―村”三级的乡村政权结构、村民自治、农村和农民的组织形式、城镇化中的城乡关系、乡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等维度，也即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建设两大维度来展开。更为具体的内容便可归结为诸如计划生育、土地流转、拆村并居、“钉子户”的治理等。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进行，力求在实现生活富裕、政治民主、乡风文明、生态良好、村容整洁等目标基础上，同时实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良好的秩序。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农村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全面改善，农田水利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借助于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充分在“物”的建设上做文章，农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加速增长的时期。

这一“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倾向导致了三个问题：首先，乡村治理主体弱化。由于片面强调“物”的建设，忽视人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乡村就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逃离乡村，乡村空壳化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三留守”问题。留守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村级事务能力弱，乡村产业凋零、土地荒芜，反过来制约乡村“物”的发展，基础设施无人管护，乡村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老年人孤独无助的心理十分普遍。因此，人的新农村建设要能留住人，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其次，乡村治理空间环境优势丧失。传统乡村的自治基础是以村落特定形态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开放的农户、村落的公共空间、密切的交往、频繁的交流、共同的参与、相互的示范等，构成了传统乡村治理的天然优势。但是，随着乡村建设机械地模仿城市，有些乡村的原有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被破坏，村落共同体消失，形成了农民的原子化，产生了大量的农村“三留守”人口，本来理应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人失去了彼此联系、守望相助的社会关联的基础，甚至乡村居民不能获得旧时记忆和情感的依托。推倒村落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社区遭遇了悲戚的尴尬境地―既失去了乡村社区的特质，也不具备城市社区的功能和性质，曾经是有着文化根脉村落的空间孤立化。其三，乡村文化及其载体被丢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条件或载体，当文化的载体被消灭后，文化就无以附着，自然难以传承和发展。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也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载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乡村文化载体的破坏。结果是所谓的“乡村文明”建设，实则成为无根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单指书本上的知识和技艺，更多的是凝聚着人们长久积累而成的经验智慧的共同记忆和朴实情感。伴随传统记忆逝去的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正如李培林在《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一文中对村落终结有过这样的描述：“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羊城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数千年农耕生活消失的过程，这种农耕生活，曾一直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脉络。它养育了我们，似乎只是为了它最终的毁灭。它走的那么悲壮，千年古风，一朝逝去，没有乡愁，也没有挽歌。”①有些乡村被城市化而消失，是城镇化扩张的必然趋势，但是，有些乡村消失却是人为制造的。忽视或破坏了乡村传统文化建设，使乡村治理失去了重要的社会文化依托和有效途径。结果只能是建构出了新的大量需要被治理的对象。

因此，为防止乡村治理中过于强调“物”的建设而轻“人”的建设，克服重视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倾向，中央提出“物的新农村建设”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同步发展。就是要在改善乡村硬件建设的同时要体现以人为本。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这是对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最形象的诠释。“留得住乡愁”也即留得住人们的文化记忆，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了“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命题。这对于缓解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解决留住人的问题，特别是留住一部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解决农业和乡村后继乏人的问题，要留住年轻人就需要有就业岗位，就需要发展乡村产业，特别是要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的产业融合，让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是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第二，乡村建设要满足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不能按照少数决策者的想当然来建设乡村，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城市建设理念改造乡村。新农村建设要符合乡村发展规律，要尊重村民的需要。第三，要有助于提升村民素质。特别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些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培养农民的科技意识、科技知识和运用科技的能力；包括生产规划、产业创新、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营销能力；也包括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能力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与观念；当然还包括了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传统优秀品格的培养，如尊老爱幼、守望相助、诚实守信、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等品质。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解决“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村落环境，因此要研究乡村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乡村不仅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也是对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信仰等实施有效影响的重要场域。村落中蕴藏着“化民成俗”的独特资源，乡村治理应当及时从对“物”的改造转向对人的培育，将乡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须借助村落的教育，只有这样方能遏制乡村治理中“人物不齐”的主体弱化趋势。

村落教育的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

乡村教育，是指借助于在农民共同的生活世界中长期积累起来的背景资料和乡土知识，比如村规民约、村落传统、和仪式以及农业劳动等载体，实现对村民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帮助村民个体顺利实现乡村社会化并帮助其主动地纳入到与他人一起构造的记忆共同体和情感关联中。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依赖的是它本身固有的独特教育资源。但是，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以城市为价值取向的体系，“远离农业和农村”、“到城市去”、“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等强势的宣称和鼓动成为渗透在农村教育历程中的主导价值并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这些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输入将农村中的受教育者于丰富多彩的教育空间中挤出，成为乡村建设的异化者，而那个被挤占的空间往往蕴藏着具有独特价值的、来源于并指导着人们生活世界的直接性教育资源。在乡村生活中长期生长积累起来的淳朴生活经验和乡村智慧具有更显著的教育效果，具有更强烈的生活气息，也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指导意义和价值。

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换言之，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关注乡村教育，不仅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真正使他们真实拥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好的教育效用。②乡村本身生长着丰富的活化教育资源，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它就可以化解现代教育资源输入的尴尬。因此，活态的教育资源恰是乡村教育这棵大树得以根深叶茂的生长点；相对于城市教育或者片面的学校教育的“成功”学，乡村教育的“化民成俗”的“教民成人”教育是乡村教育资源独有的特性和优势所在。

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是根在何处，载体又在哪里？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村落时，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当人们试图对乡村做改变的时候，会发现就像动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无从动手，生怕碰坏了什么。孔子曾说“礼失求诸野”，这里的“野”即村落，乡村教育展演的首要空间是村落，因此，乡村教育得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务必要到村落的结构和特性中去寻找。村落作为构建乡村社区内生型秩序的公共空间，是乡村教育的基础。村落的教育要素十分丰富，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与乡村教育相关的要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教育要素如民居、庭院、村落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发挥着教育的作用。无形的载体就更丰富，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生活习惯、节日庆典、日常礼仪、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实施教育的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但消失就难以恢复。因此，研究乡村治理，决不能仅仅照搬西方治理理论，而是要研究和揭示乡村固有的教育价值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村落的教育功能是由村落的特性所决定的。村落为什么有教育价值呢？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农家院落是透明的，不管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村落的人都清楚，有了透明，才能有“街谈巷议”，才形成了村落的公共舆论空间。第二，在家户透明的基础上产生了村民之间的监督，村落舆论是非常重要的监督力量，是约束村民行为最重要的措施和渠道。第三，乡村对乡村成员实施周期性的强化，无论是红白喜事等习俗，还是节日礼仪和日常生活，都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熏陶。③

乡村对人的行为的塑造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是一种文化，即“以文化之”的经验过程，所依托的是村落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风俗、象征仪式、传统孝道和礼节、庆典、耕作方式等，这些文化是具有深刻内化力的经验和智慧；村落的教育具有跨时空的关联性，不仅可以通过父辈和子代之间的代际传续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乡村的文化载体和横向的示范途径来实现。村落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的根基或土壤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春风化雨”般的“化民成俗”，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非制度性。从而使人的行为受到深刻的内在影响。由此可见，乡村教育的内容具有多面性，乡村教育的途径具有综合性。

近些年，研究者注意到了村落公共空间的教育意义，认为村落公共空间属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小河边、水井、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乡村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等，为人们提供了进行交流、交往机会。④村落公共空间也是乡村教育发生作用的逻辑起点，公共生活的实践所发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教育的核心，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质，如果脱离了公共生活，或者没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性，面向人性优秀的教育或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够被提升。⑤活动在公共生活中的农民身份上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自由和无区隔化。这也是构成农民身份和城市市民身份的主要区别。这里的自由主要是生活的自由。我们往往用“乐活人生”来形容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农民的生活可能不是富裕的，但却极有可能是幸福的。农民身份上的无区隔化表现为其生活空间是极具关联性的，生活界限模糊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村落公共空间形成的基础。

乡村对人的影响具有的综合性，为培养“全人”提供了条件。在农业劳动中可以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和各类仪式活动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人们十分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研究与实践。乡村对人的教育既注重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宣传说教深刻而有效。教育作为诸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导训化，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或社会控制，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濡化，都体现了教育对人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控制和教育作用，而且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为行为的指导准则。村落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各个地方在新农村创建过程中，对教育途径进行了很多创新。如文明评选、“文明户”评选、文化墙、文化大院以及文化“驻乡”、新乡贤协会等的创建等。乡村教育途径的创新促进了村民尊重自然的品质，形成了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社会和谐氛围，引领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不管是弘扬尊老爱幼的礼孝文化，还是为农村培养可留得住的文艺人才，都对乡村文明有着现实的促进意义。

村落教育构建与乡村治理方式

村落中生长着形态多样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并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活态的策略。恰如流淌在人们脑海中的代际传接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所以我们认为文化不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更有着深刻的动词属性。人们通过或主动或被动地汲取这些资源来形塑自己的乡村社会观，即按照乡村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优秀合理的行为标准来为人处事，并推己及人，这种行动逻辑在家庭内部、家庭之外的邻里和更远的社区中不断地推演开来，形成内生型的村庄秩序。与外部推动力（如法律和国家权力等）形塑的乡村秩序相比，建基在村落固有的行动逻辑之上的内源性秩序更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况且，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秩序被不断地解构，乡村衰败引起了人们对乡村价值的反思，新农村建设和人们对乡村价值的不断发现，村庄内生性秩序也获得了重构的机会。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实践理性，他们可以按照村庄本身具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构建新的公共生活空间。村庄这种固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最大的特点即教育性。

村落教育功能的构建要通过乡村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实现，主要包括家风、村规民约、节日和习俗等，农业劳动作为广义的文化实践也被包括在内。

家风或家规，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逐渐发展出来了一套社会组织法则与伦理体系，主宰人们日常生活以至抽象思维的一切。⑥家风影响后代的品格，也成为约束个人、教育个人的无形力量。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示范和感化来实现的。从家庭的范围推展开去，村规民约是传统的乡规民约与社会发展新内容的有机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对于村民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维护着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

在维系乡村价值系统中，习俗和节日仪式占据着重要位置。习俗和节日作为村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媒介，同时作为建构公共空间的媒介，形成了村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意义，对协调村民的行为、以引导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具有重要作用。习俗和节日中体现着共同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趋向于形成无争的秩序，且经常会得到周期性的强化，成为稳定且持续的乡村秩序的重要来源。

史书记载，农业劳动最初是统治者作为教民稼穑进而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生产的农业到生活的农业再到生态的农业，农业活动的价值意义不断丰富。农业劳动可以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对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就提倡人们到乡村去找回失落的精神，祖田修在《农学原论》中也认为“农活儿”是人性的综合，它包含循环型、多样性、互动性以及自我创造性等四个方面，每个内容都是人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并不是要求乡村社会结构回归传统，而是要吸收传统教育要素，继承和发展乡村社区的教育功能，营造教育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氛围。就目前而言，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依然要发挥乡村家庭、组织、文化的作用，协调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教育学中把教育分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大教育。随着人口流动、撤点并校以及普遍的寄宿制学校诞生，乡村家庭教育被削弱了。因此，乡村治理首先要努力克服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如减少寄宿制学校，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减少父母与子女的分离状态，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农业劳动、亲情教育和乡土教育的内容。其次要提高农业的组织程度，不仅要转变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而且要促进乡村各类组织的发育，农民的合作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以及老年与妇女组织等都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重要职能。如在浙江绍兴利用乡贤文化传统，成立的新乡贤协会，对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北京的延庆县，通过文化驻乡工程，培养大批乡村文化人才，活跃的乡村文化组织，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要，也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其三要强化乡村民主制度和促进向村民规范参与村级事务。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不仅是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变农民态度，实施教育以及提高农民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四是发挥习惯、习俗、节日庆典、民间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教育力量。其五要发挥现代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农民学校、远程教育、各类农民职业教育都承担着农民教育的职责，以往的农民教育重视科技教育，但忽视观念与责任教育，更缺乏信仰教育，未来的农民教育必须是全人的教育，教育机构要开发综合性课程，不仅要教育农民的科技知识，还要培养农民的责任与权力意识，只有把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担当起乡村治理主体的职责。

“人的新农村建设”对克服当代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纠正乡村治理中对于“物”的建设的理念以及忽视农民主体的倾向具有指导意义，对为避免拆村并点和强制村民上楼，延缓大量村落被迅速终结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恰成为我们反思上述问题的切入点。乡村的秩序是文化秩序，文化秩序的重构须强化乡村主体的意义和地位。乡村主体培育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教育与熏陶，村落中经代际延续的家风家规、乡规民约、节日习俗以及农业劳动成为村落内生型秩序重构的资源和方式。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主体弱化的问题以及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保存乡村社会结构以及良风美俗得以展演的空间。因此，研究乡村价值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乡村对置身乡村的人们的教育作用，是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注释】

①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读书》，2001年第12期。

③朱启臻，赵晨鸣，龚春明：《留住美丽乡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七章。

④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⑤金生v：“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