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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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效能感 政治参与 乡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42-03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领域，学者邓大才认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种：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理论。这些研究成果纷繁，但并没有重视农民个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认为从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乡村治理，从农民视角出发，沿着“文化――心理”这个研究路线，将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并探讨二者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内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最早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界定的学者是坎贝尔，他认为，“所谓政治功效感，意指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必定有或者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亦即个人认为履行公民责任是值得的。”继坎贝尔之后，学者们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内涵逐渐丰富与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众对自我政治能力和对政治客体回应自身需求的主观感知。

将这一概念置于乡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内涵：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够作用于乡村公共事务，会对治理过程产生影响，并且认为村民委员会、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会对村民的诉求有所回应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能力判断。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与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认为自己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相信自己能够对村委会、政府官员、乡村政治事务及政府行为施加影响。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指村民对村委会、政府部门以及相应的政治活动对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重视并有所回应的主观感知。

2.乡村治理的内涵。本文将乡村治理定义为党和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广大村民、其他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在平等参与、协商合作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多种形式，对乡村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管理的过程，最终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这一概念是对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是一种理想状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配置的多元性、过程的自主化均为治理的核心要义，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谈判、协商与合作管理是理想状态的乡村治理的关键词。

（二）政治效能感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广泛的主体――村民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维度感呈现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以及政治事务的认知和情感，因此运用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一面向来审视我国几十年来乡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具体表现在：

1.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广大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就需要、也必将导致作为村民参与基础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首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中，村民作为最广泛、最重要的主体，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乡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内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基础，同时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会在正常的参与过程中得到明显提升。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的这一改变过程与强化理论非常相似。根据强化理论的作用机制，如果村民在协商过程中，能够参与到对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够影响决策结果，那他们便增强了自身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的信心，这种正强化过程使得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协商过程中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得不到重视，那他们的挫败感就会增强。所以，通过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国这么多年乡村治理的状态。

2.乡村治理权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体系必须对村民的诉求予以回应，这将导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现较高水平，终至内、外在政治效能感达到均衡状态。

治理理论提出了权力的多元化配置。乡村治理理论的权力配置多元化承认了乡村社会的私权力在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国家权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权力的运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呈现出上下互动的双向运行过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影响村委会和政府的决策进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视与回应，村委会和政府对于村民的利益诉求予以回应，在互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现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现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

3.乡村治理过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将导致村民更为熟悉村级地方政治环境，因而村民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乡村治理的正常体现。

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不同政治层级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即相对于接触较少或比较陌生的国家层次环境，在地方层次的政治环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对政治效能感进行了层次划分，根据我国村民政治环境背景，分为“村级”政治层级和“政府级”政治层级（村级以上的政治环境层次均认为是“政府级”）。同时，在更为熟悉的村级地方环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应表现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为了全面反映农村乡村治理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山西省北、中、南部选择了7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这7个村庄有些是传统型农村，有些是现代化新农村，有些处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庄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随后，通过随机选择，在保证男女比例相当、家庭收入与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匀的前提下，进入村民家中进行调查和访谈，最后共获得802份有效问卷。基于已获得的调查数据，通过运用spss软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总体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体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4589（<2.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据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关理论，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为合适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国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为剖析乡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955，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108（>2.5），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现“内低外高”特征。

这说明村民对政治系统的了解不多，认为自己对政治系统影响力不足，但同时又表现出对政府、村委会极高的信任和极强的依赖，期望他们重视并回应自身的需求。

从表3中可以发现，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较低，村民“影响型”政治效能感（2.3974）与“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常情况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知识储备库，是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动力基础，数据调查的结果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规章制度、选举程序、村委会运作方式不甚了解，对乡村公共事务不甚关注。

“影响型”的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政治效能感，体现行为意向的特征，会直接导致村民政治行为的发生。而表中数据表明村民对影响政府、村委会干部的主观感知也不甚强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从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较高。村民“重视型”（2.5787）明显高于“回应型”（2.3918）。

这说明村民认为政府及村委会比较重视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对于有事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在访谈中就会发现，很多村民认为政府出台各项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当具体到政府或者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时，很多村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质疑。

（三）村民政府级、村级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村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3591，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级政治效能感均值为2.5406，政府级的明显高于村级政治效能感水平。

这说明村民对于政府级的环境层次的主观感知更为强烈一些，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这说明以“乡政”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已经深入农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不利于农村农民社会的发育和乡村治理的真正实现。

在表6中，从内、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进行比较，仍然是政府级高于村级。之所以会呈现这种特征，与我国目前“行政化”和“空壳化”的村委会密不可分。这些在社会流动很弱的乡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内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对政府级更为熟悉，更易感知，而对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村级组织则感觉一般。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所形成的“乡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乡村政治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乡村治理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从村民政治效能感这个角度出发，审视乡村治理在主体、内容、性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

我国乡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广大村民作为村民自治的主体，其政治效能感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们认为无力作用于治理过程，自己的利益诉求也不会得到重视与回应，那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村民来说，只是个与自己无关的、形同虚设的制度。其次，“乡政村治”模式中，“乡政”与“村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应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权力运行方向不一致，在乡政村治的具体运行中，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不断博弈，以期达到协商合作，合力共赢的状态，最终实现乡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村治”本身处于弱势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体偏低，认为参与“乡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对一大主体的缺失，那乡村要实现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远。

（二）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内容：内容失衡

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础，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强调外在政治体系的回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结构方能完善。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现“内低外高”的特征。较低的村民内在政治效能感说明村民认为自己对政治的认知能力和影响能力不足，那么，他们就无法很好地参与到村民自治中，必将影响村民自治的强度和持久性;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对政府以及村委会干部的信任和依赖，这虽然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资本，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村庄的自治性。

（三）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看乡村治理的性质：偏离治理性质

乡村治理强调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强调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国的乡村治理以“乡政村治”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与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级地方政治环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应该更高。在农村，无论是作为自然村的熟人社会还是行政村的半数人社会，村民对于村委会和村干部还是比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认为，相比于包括“乡政”在内的政府级的政治环境，村民对于“村治”更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过之前的数据分析，村民在村级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级的。那么，数据统计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目前的乡村治理，行政色彩过于浓厚，有违治理的本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已获得的802份有效问卷的量化分析，从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审视乡村治理，发现目前乡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村民政治效能感整体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内低外高”的特征表明乡村治理内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级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级上的表现，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浓厚，偏离治理性质。总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复杂的内在结构和不同的测试维度为我们展现出目前乡村治理的全貌，从中折射出我国30多年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学习与探索，2012（1）

[2] Paul R・Abramson .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4] 李蓉蓉.政治效能感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现实意义.山西大学学报，2012（4）

[5] 李蓉蓉.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评.国外理论动态，2010（9）

[6] 阿尔蒙德，维巴. 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 张志英.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路径的选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0）

[8] 郭秋永.抽象概念的分析与测量：“政治效能感”的例释.见第二届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文集，1991

[9]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0]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3）

[11] Shuna Wang，Yao Yang.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2007 （10）

[12] Zhang， X，Fan，S，Zhang，L& Huang.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12）

[13]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巴林・顿莫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

[15] 黄兴豪.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持续与变迁.台湾民主季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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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深化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设置，这会对提升农业发展质量起到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产业机构进行调整可结合市场发展走向，依据具体的市场需求改善农产品的结构，促使农产品在生产和流通方面实现协调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实现优化革新，需结合市场的具体发展需求，也要同时满足市场不断拓展的要求。推动产业结构革新的目标为优化农业发展的质量，全面提升农业发展的内涵。首先需结合市场具体发展方向来推动市场的拓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不但需迎合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需准确把握市场的发展走向。其次需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充分尊重和顺应自然，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来调整格局。最后需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通过发挥技术优势来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产业转型能够直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升，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更高的关联性，更可推动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需以绿色理念为指导，在市场的引导下结合地方的实际条件来整体提升农业产业的发展质量。

2加强乡村规范治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不但包括生态方面的环境条件，同时还指积极的人文环境。较高质量的人文环境不但能够体现出生态文明的追求目标，同时还能为人们带来福祉。提升对乡村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可促进人居环境的优化改善，可作为乡村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新时期，需先对乡村治理的理念进行革新，全面提升乡村治理的水平，通过实施更有效的治理措施进行管理，改善人居环境，让生态文明有效地渗透到乡村发展的各阶段。提升生态文明的建设效果，便需在实施乡村治理期间更为重视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形成与自然环境相契合的人居环境，这也是形成乡村绿色发展新趋势的体现。在提升乡村经济期间，需将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坚决落实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发展原则，不能将资源的破坏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此外还需形成长效的机制和策略，提升发展策略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不可随意更改。形成乡村理想的风尚也是优化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在提升乡村治理工作效果的同时，还需形成积极的氛围，从内外两个层面来实现乡村建设工作，不但将乡村作为维护生态环境的示范基地，同时还能够综合汇聚更多的自然风光。

3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发展

第一，需提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频率，推动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打造更为完善的生产模式。第二，需提升农业循环经济的建设力度。增加资金投入，侧重使用行业先进、实用的设备，全面促进农村循环经济的发展。第三，需进一步提升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侧重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和病虫害的防治技术，安全应用化肥等，以此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坚持使用无公害、绿色和有机产品，侧重推广标准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流程，提升养殖工作的科学性，保护山区环境不受破坏。第四，需重视引进高质量的品种，注意保护和挖掘地方的优质品种。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倡导引进和培植良种，形成具有示范性的良种种植中心。第五，需提升民间资本对农村循环经济的参与力度。侧重引进外资民资等参与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农林产业的投资和经营主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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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中心治理 乡村治理 治理结构 善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农民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等主体性要素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综观相关的文献可以发现，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乡村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元化，有的学者基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分化与重组，强调乡村精英在村政运作和乡村政治中的核心主角地位;有的学者基于公共行政理论的视角，从乡村的公共关系入手研究乡村社会管理的绩效问题;有的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从需求与供给、成本与收益等角度研究乡村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对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中的市场环境，正是基于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体现效益与公平而展开的。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契机，通过反思乡镇政府和乡村各组织之间“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的倾向，以此复归“治理”与“多元”的乡村治理主题。

多中心治理及其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意义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多中心治理理论是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考察国家处理公共经济资源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政府治理、公共资源、社会组织等研究领域，成为政治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经济学等学科的前沿话题。“多中心”和“治理”的共同特征是分权和自治，“多中心”凸显竞争性，“治理”则凸显合作性，因此，“多中心治理”是包含多个中心主体的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范式①，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多中心治理：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公共权力的运行是单向度的，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是单极化的，基层政府运用权威的行政命令安排农民完成任务，这种集中化的行政权力不仅制约着农民基本的民主思想和公民精神，更使乡村治理失去实现“善治”的基础，进而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长远发展。多中心治理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之一，可以通过推进有效政府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公民社会、实现多元合作。②它以改变乡镇政府对乡村事务的行政控制为基点，充分调动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协商、协调、合作等方式，共同解决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秩序维持和社会矛盾化解等领域的地方性问题。由此可见，多中心治理不仅仅体现在公共事务多元的管理主体和公共产品多元的提供者上，它还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治理模式的崭新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方式，意味着以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参与作为治理的基础，在治理的方式上，政府必须转变其自身的角色和任务。

“多中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多中心治理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管理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后，更加强调政府、农民群体、社会组织、市场成为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通过互动、互补、合作、制约的方式，达到“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治理格局。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平等的合作与协调，在治理的框架上，政府不能凌驾于其他的组织之上，那么应该如何以一个平等的地位去确保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呢？如果在治理过程中出现失衡状态的时候，它又该如何去协调和规范其他主体的行为呢？“治理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③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乡镇政府是独立的基层行政单位，对乡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乡村的“善治”需要政府的权力参与才能把涣散的社会资源与力量整合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统治型的权力，也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乡镇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局限在“乡政”体制内部的职能缩减，也不是减少基层政权的规模与范围，而是在解构现行乡村治理体制的同时，以现代的治理理念重新构建起乡镇政府引导者的角色。乡镇政府要承担起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不仅需要规范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还要顺应治理理念的要求，吸纳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引导各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构建起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导者。农民是实现乡村社会转型的主导者，他们通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承担起乡村社会管理的公共责任，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之中，实现共同治理的目标。

普通农民。普通村民既是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更是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多元治理的框架内，广大村民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形成互相依托与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是推动乡村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农村社会管理的本质在于民主，具体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委员会由广大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是农村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乡村内部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广大村民不仅仅拥有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合法合理的治理权力，而且还是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他们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中重要的一隅，如果乡村建设实践活动脱离了广泛的农民群众，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体制精英。体制精英主要是指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以村民委员会为运行载体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等人士，他们是政府行政机构与农村社会承上启下的中介，也是乡村内部权力互动的集合点，现代乡村社会主要通过他们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村民的三层互动机制来实现地方自治。因此，要培养一批具有公共理性的体制精英，需要加强他们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建立村两委、村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三者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村民会议在实现村民自治中的最高权威地位。

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由于文化认同或者利益的联系，凭借其掌握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治理的主体，如宗教和宗族势力、经济能人、文化精英等，他们代表着部分村民的利益，同时也具有自利性的政治目的，是处于体制精英和广大村民之间的中间带，其非正式权威力量在多元主体治理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非体制精英拥有优于一般村民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他们往往通过协商、默契或利益互惠等互动博弈的方式与其他的主体一同干预或者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尤其在广大村民民主参与和自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作用更加不容小觑。同时，也要防止非体制精英与合法的公共权威力量抗衡，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④在传统的“乡政村治”的管理体制中，农村社会组织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狭小，使得其在治理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与障碍，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乡镇政府向乡村社会转移的公共职能，更不能向广大农民和乡村社会提供满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农村社会组织有着民间性和自治性的显著特点，代表并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是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的重要途径。在多中心治理中，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了使农村社会组织能够顺利参与并逐步融入到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中，要求乡镇政府优化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制度建设，将家族、企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利益整合起来，构筑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促进乡村结构的转型。

市场是乡村治理的推动力量。市场在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抑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从而也弱化了市场在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导致治理绩效低下。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保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有限性和独立性，同时使得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起公共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乡村治理中要实现市场的推动作用，可根据“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广泛吸取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乡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中来，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具体而言，涉及到农村发展的战略计划、项目推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与基础教育相关的重大性公共产品依然由政府提供，其中的某些项目也可以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涉及到农村水利灌溉、供电供气等一些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社会的企业资本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上来，从而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政府从中承担起监督与政策支持的职能。

走向多中心治理的障碍性要素分析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在其已经发达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提出来的理论，如果简单地移植或照搬应用到我国的社会管理领域，将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要实现多中心治理有其特定的前提和理论假设，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⑤由此可见，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力量的协调均衡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重要基础，科学理性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分布不均衡，并且缺乏政策性引导和有效的经费保障，在其内部管理机制、组织结构、运行模式、角色定位等方面还不够规范，需要加强乡镇政府的阶段性指导和扶持。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段，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最后，主体之间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制约着多中心模式构建的重要要素。过去行政主导型的“乡政村治”作为一种代替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而存在，其特征就是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由于制度设置的滞后性，行政独大的局面矮化了乡村自治，使得“乡政”与“村治”难以对接，行政职能部门可能会出于某种特殊的利益关系，偏袒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乡村社会资本的不均衡与缺失，势必影响着农村的发展。

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践路径探索

第一，转变政府的管理理念，推动多元协作机制。基层政府应该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契机，将多中心治理的理念纳入行政体制改革中，树立民主公开、平等协作、共同参与为要点的核心理念。理顺基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明确乡村社会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体系和责任范围，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权力的运行方式，着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行政事务控制应逐渐减弱，具体到乡村治理而言，应该是国家、市场和乡村社会，农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既相互独立又分工合作的多元权力主体结构。政府应该树立“放权”、“分权”和“平等”的民主精神，支持乡村社会中各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共同协商，凝聚和动员乡村社会的多元资本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推动一种多元协作机制的运行。

第二，促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化，构建乡村治理核心主体。完善乡村的民主自治制度，实现广大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保证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序地扩大农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和管理的空间。具体而言，民主选举的过程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举出符合条件的具有良好素质的能够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能人志士担任职务。在民主管理上，通过建立“民主治理章程”和“村规民约”等制度性文件，保证村民可以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日常管理。健全科学的村民会议制度，完善村民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确保村民会议的决策性地位。在民主监督上，通过民主评审制度与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第三，扶持和引导农村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首先，法制建设是保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前提，它不仅可以规范各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而且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农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过程中，迫切需要一套公平公正的法规与政策支持。其次，针对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自主运营能力差、组织差和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要进一步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加强政策的引导和提供资金的扶持，促使其在治理的过程中保持独立性，走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最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把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鼓励发展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来承担乡村社会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多中心治理的理念是符合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的。在实践中，应借鉴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内核，按照“简政放权”的基本原则，推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的乡村社会发展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注释】

①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页。

②王雪梅：“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第54页。

③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第40页。

④董玉萍：“农村社会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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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 and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ccelerat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is large number, large sca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cause, which brings about serious governance predicament in countryside such as unstable population, hollowing out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alyzing carefully and obj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m is buil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n countryside, stepping up effort to invest in countrysid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tensifying 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of rural management, ect.

关键词： 社会转型；农村；人口流动；治理困境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ntry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ance predicament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328-02

1农村人口流动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波动比较明显的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人口流动波涛汹涌，令人关注。

1.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1.1.1 流动规模大、速度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不仅数量大而且速度快。进入本世纪后，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增。各地流入人口数量除极个别地区略有下降外，其余都在剧增；另一方面，各地区本县、市内的流动人口数量仍在大幅上升。

1.1.2 流动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流向上仍旧是从农村涌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已经超过1.5亿人，部分乡村由于精英流出太多，以致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成为“603861”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儿童。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亦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流向上呈现以下特征：①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体；②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③主要从乡村向城镇流动。

1.1.3 流动者素质、技能水平并无明显提高，从事的基本上仍是“3D”职业“3D”是英文单词“Danger、Difficult、Dirty”的缩写。所谓“3D”职业即指危险性大、做起来比较困难、对城市人来说相对肮脏的职业。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后的主要职业大多是城市人或国有企业的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工作。他们外出只是从原来的乡村换到另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而已，而且由于职业的性质，他们自成“圈子”或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很难与城市人融合。因此流动人口的素质的技能并没有在高频的流动中得到提高。

1.2 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1.2.1 社会全面转型是人口流动的总背景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转变，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及其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从社会形态变迁上看：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速度日益加快，数量越来越大。

1.2.2 国家有关政策的放宽和城市门槛降低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政策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历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人口流动来说，政策的威力是强大的。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影响，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人为的限制。改革开放从政策上为城乡人口流动开了绿灯。

1.2.3 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和在农村的普遍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渐突出。以四川省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全省4500多万劳动力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没活干。同时，全国农村中每年还有大批青年男女陆续进入流动年龄。1978年以来，农村新增劳动力平均每年在900万人以上。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排斥力”逼迫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1.2.4 城市建设或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农村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经济改革与发展全面展开，城市开发建设的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出台。按照1978年的价格口径，从1980年到1987年的七年间，城市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17.30%。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逐年递增，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造成城镇建设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到1988年，建筑业人数中农村劳动者达总数的60.39%。在新增劳动者中，来自农村的达86.46%。

1.2.5 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路子窄，经济利益诱惑、外出打工赚钱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杜鹰、白南生等曾在《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中即充分论证了“农民工外出的动机绝大多数是赚钱”。

2农村人口流动造成的新时期乡村治理性困境及其表现

人口流动意味着人力、资金、技术以及需求等资源的再配置，因此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近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乡又离土”。而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以后就不想再回去了，这样就造成了乡村发展的相对“空心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2.1 高频人口流动使乡村稳定备受挑战首先，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主要动机是挣钱，但是他们不一定都能够寻找到正当的挣钱的机会，其预期目的与现实会产生差距。其次，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对待，甚至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从而激起内心的不满。第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做法律允许做一切事情的权利，自由必须守法。但从乡土社会的角度看，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约。农村流动人口作为挣脱了土地束缚的“自由人”，对现代自由的真谛理解很少。第四，传统乡村较稳定，是建立在有劳有得，欲望不高的基础上。他们进城后，发现城市人并不比他们劳累，生活却比他们好得多，城乡差距使他们的心理失衡；城市的繁华生活使他们的欲望急剧膨胀，而他们的消费能力十分有限，从而加剧心理失衡。第五，由于城市管理规则的不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经常上当受骗，他们往往只能寻求最原始的方式――暴力来处理各种纠纷。只要稍加分析，我么就能看到，在现有体制下，进城农民真正“进城”的是其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医疗、教育、住房、培训等社会权利却被拒之“城”外。绝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而是作为“边缘人群”处于有流动无规则的态势。当许多人被迫回流于乡村后，他们把传统乡土秩序已经遗弃，而现代城市文明规则和秩序却尚未内化。因此，他们作为特殊群体，便严重冲击着乡村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2.2 大量人口流动使乡村人口结构“空心化”趋向严重所谓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不可否认，在农村人口流动中，一些农民精英往往寓资金、技术、知识和人才于一身，并对城市文明形成强大的亲和力。他们与农村的联系仅仅是户籍和身份证，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他们与原住地的联系会完全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结构日益趋向“空心化”，留守农民中就出现了“603861”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儿童，从而严重制约乡村的发展。

2.3 土地经营分散化和使用权的绝对化大大限制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的“规模化”。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农村土地通过规模经营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实践表明，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仍旧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流动并未带来土地流动。造成如此窘境，原因主要是国情所致。我国一直呈现人多地少的紧张局面，人地关系“剪刀差”式的发展趋势直接造成我国耕地资源结构的严重失衡。在人口压力下，土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造成的土地撂荒、抛荒等现象，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2.4 人口流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层，社会整合程度降低，治理难度加大流动加速了农民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层，这种贫富差距带给留守农民更大的“失衡感”。而流动使农民的现代性提升传统性下降，诚如周晓虹所说：“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国内外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表明，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3多措并举，共同架设走出乡村治理困境的桥梁

在构建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尽快走出农村的治理的困境。

3.1 加快建立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乡村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也逐步“土地化”。高频的农村人口流动改变着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伴随着乡村精英阶层的外流，长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已一步步趋向老龄化、妇女化和儿童化。因此，政府应加快乡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尽快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和出台制定社会资金回流乡村的导向性政策。全面保证政府对乡村财政投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3.2 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前农村农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缺乏，科技落后，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教给他们资金运作和赚钱的方法，加大对农村各项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同时辅以科技扶持，引导农民在技术创新上走出发家致富路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3 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差距，促使社会资源有序流动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应当以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主，走小城镇化之路。为此，各级政府就应该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那些有经济实力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集到小城镇。通过小城镇建设促使社会资源有序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3.4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经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面对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土地无人经营、管理的现象，政府应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从根本上促进土地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解决流动人口面对土地的困境。

3.5 加强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力度，塑造现代农民，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变量乡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乡村治理的成败。加强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已成为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只有改造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才能改变农民的地位，实现农民的解放，才能释放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此基础上由传统农民过渡到现代农民。目前就是要大力推进农民的教育培训，逐渐消除农村的文盲半文盲现象，培养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明法律的农业劳动者。并通过教育破除各种陈规陋习、等级观念、封建残余，树立民主、法治、平等的现念，全面造就具有现代商品市场意识的新型农民。使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宰。

总之，乡村治理不能离开农民来进行，而不改变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落后观念和行为方式，不仅难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谈不上乡村的现代化。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乡村治理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徐斐．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改革与发展观[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2）.

[2]张晓山．简析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J]．管理世界，2005，（5）．

[3]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6]周晓红.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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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激发美丽乡村内生活力、凸显美丽乡村建设人文内涵，促进美丽乡村互通共享，为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提供基础保障。

二、目标任务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的原则，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四大板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治理）有机融合，扎实推进四项工作。

（一）全面完成2019年度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任务。对照省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标准，加快在建工程和环境整治进度，加速推进产业发展工程，提升乡风文明和村民自治水平，完善档案建设与管理，高质量完成2019年度15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任务，确保第三季度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和民生工程绩效评价。

（二）加快推进2020年度省级中心村建设。根据省委农工办《关于印发2020年度全省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名单的通知》和2020年省级民生工程任务安排，对照标准，因村施策，细化工作方案，科学推进2020年度10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确保年内完成整治类、工程类建设任务，并同步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和长效管护机制。

（三）全面完成2020年度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任务。在2019年创建示范村的基础上，对未完成省市验收的12个村，抓紧䃼差䃼缺，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上半年通过省市两级考评验收，成功创建8个示范村、4个重点示范村。

（四）着力提升美丽乡村暨示范村长效管护水平。全面开展已建美丽乡村中心村暨示范村的长效管护与运行“回头看”，建立健全监督和运行机制，落实保障职能和管护责任。将美丽乡村暨示范村的长效管护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六净一规范”、正威振风超市评比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等有机结合，以管促治、以管促新，以管促美。同时着力提升村内自治、德治和法治水平，进一步提升美丽乡村暨示范村建设的品位，使其真正成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优质样板，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

三、方法步骤

（一）合理规划（1月-3月底）

1、宣传动员。各乡镇可采用会议、广播、标语、明白纸、流动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激发农民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2、落实任务。按照推进在建、启动新建、管好建成的总体要求，各乡镇对照标准，梳理任务，逐项落实。

3、制定方案。按照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的原则，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美丽乡村暨示范村建设工作方案，逐村细化具体实施步骤，明确建设内容、建设工艺、工作路径、工作保障、责任分解和时限安排等事宜。

（二）环境治理（1月-12月）

1、集中整治（1月-3月）。结合“五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开展村庄环境整治，阶段性开展新建中心村暨示范村环境整治工作，着力提升在建和建成中心村暨示范村环境状况。

2、持续实施（4月-12月）。建立健全乡村环境整治和长效管护机制，加强督导力度，确保常态化运行。

3、督查检查（6月下旬-12月中旬）。6月下旬对新建省级中心村环境整治进度和示范村创建验收完成情况进行全面督查；12月中旬对新建美丽乡村中心村实施检查，并通报检查结果。

（三）工程建设（4月中旬-12月底）

根据各村实施方案，梳理新建、在建和管护中心村工程类建设任务清单，明确项目和资金来源。示范村5月中旬应竣工各项建设工程，完成工程项目验收，组织项目决算审计。各中心村对县级下达新建项目，要尽快有序启动，确保11月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专项资金项目完成报账。

（四）提升完善（4月-12月底）

开展建设工作“回头看”，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问题进行整改完善。依据美丽乡村中心村和示范村档案建设要求，及时对内业资料进行整理保存，其中示范村档案应于5月底整理完成。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党委政府要把美丽乡村暨示范村建设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强化领导意识，主要领导要亲抓实抓、科学谋划、统筹推进。

（二）部门乡镇联动。美丽乡村暨示范村建设涉及基础设施、环保、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创建等方方面面，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要加强联动，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三）持续保障投入。一是发挥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原则上每个新建省级中心村给予不低于150万元的专项资金补助。二是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继续整合部分涉农项目资金，优先支持美丽乡村暨示范村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整治工程建设。三是广开渠道，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社会资本、能人大户和优质客商支持建设、参与经营。

（四）保证建设标准。依据省级标准，省级中心村暨示范村要突出农户改厕、污水治理和基础设施配套等重点，抓好产业培育、乡风文明和长效管护等工程，确保无漏无误，软硬件达标。同时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防止贪大求洋等形象工程偏离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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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乡村旅游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现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测算，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3.85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到573亿元，农民直接就业达到495万人，间接就业、季节性就业达到1，840万人。然而，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农村生态环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为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乡村旅游乃至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乡村旅游及农村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是立足于农村，利用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农耕文化、农家生活、民俗民风等旅游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教育、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它的生命线是乡村性，表现为乡村性的建筑、服饰、食品、田野、果园、环境等自然物质方面和乡村的民俗传统、乡风乡貌、语言文化、制度规范等精神文化方面，也即原生态的或乡村性的生态环境，包括乡村性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性人文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背景和时代使命，一是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人们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也是城市居民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而渴望远离喧嚣的都市、回归淳朴的自然，由此形成了对乡村旅游的巨大需求动力；二是农村谋求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别，由此构成了乡村旅游强大的供给动力。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迅猛，目前已形成多种模式，根据《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2009～2015年）（征求意见稿），我国乡村旅游将“形成领域宽广、规模较大、特色突出、发展规范的大格局”，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推动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三大目标。由此可见，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充满机遇，前景广阔。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互动关系

分析自乡村旅游产生之时起，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注定是不可割裂的，他们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农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而作为衍生物的乡村旅游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则是非常深远的，是二者关系中的最主要方面，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一）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互促共进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乡村性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内核，是乡村旅游的拉力源。乡村旅游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就是乡村独有的人居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民风和生产活动等城市所不具备的要素。大凡乡村旅游都是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优越、人文生态景观丰富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如笔者所在的湖北省荆州市的桃花村乡村旅游就是发端于曼妙娇艳的遍野桃花；张新场村乡村旅游则因楚国高等级贵族古墓葬熊家冢而插上腾飞的翅膀。全国各地乡村旅游发展得好的地区，也都因有良好的乡村性生态环境，如四川郫县友爱乡乡村旅游是在发展园艺、盆栽、林果的基础上嫁接乡村旅游；浙江省淳安县立足于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特色民俗、节庆发展乡村旅游；云南省根据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打造出乡村旅游的多种不同发展模式。

2、乡村旅游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内在要求；同时，乡村旅游发展增强了农村经济实力，当地政府和农民有能力对旅游环境资源进行投资，提高资源环境质量。

（1）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处于乡村生态环境系统的中心层次，也是乡村旅游吸引物的最直接表现形式。没有清新和美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乡村旅游应充分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不能被破坏、不能被挪作他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推行绿色生产、保护农田、保护野生动物、关闭土法工厂和采矿厂等，有效地保护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

（2）促使乡村人文生态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和改善。乡村人文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品位提升、内涵延伸的着力点，乡村旅游开发主要就是对人文资源的开发。乡村人文生态环境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古迹、古镇、古建筑、饮食、语言、服饰、特产、手工艺、民俗、民风等。这些都是乡村文化的魂宝，是深深吸引乡村旅游者眼球的尤物，能带给旅游者极大的体验、教育、休闲、娱乐享受。没有开发乡村旅游之前，这些丰富资源可能会被埋没、不受重视、遭受人为破坏或经历风雨摧残而日益破败、凋毁，其巨大价值白白闲置或流失。许多乡村旅游地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传统的、“土得掉渣”的东西被视如珍宝，有效地被保护起来，如对历史古迹、古镇、古建筑进行复古修缮，对当地传统习俗、特色有意识地加以保护，对那些濒临淘汰的民族手工艺加以继承和延续。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些宝贵财富得以最大程度地被保护起来。（3）促进村容改善。一是乡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发展乡村旅游就有了动力、能力和积极性去翻修或新建住房，就能主动要求改水、改电、改厨、改厕，就有了村镇整体规划的愿望，于是一些村容整洁、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村）镇应运而生，乡村旅游地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二是交通越来越畅通。过去乡村交通的典型特征是“羊肠小道”、“泥泞崎岖”、“坑坑洼洼”，“外面的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开发乡村旅游后，这种状况得到极大改观，乡村旅游地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且基本改道拉直；三是绿化走进乡村人家。过去绿化似乎只是城市的专利，乡村就是“土里土气”。开发乡村旅游后，人们在村落道路两旁植树，在自家庭院种花种草，美化家园，努力营造出更加清新、优美的村容村貌，绿化在乡村愈益受到青睐。

（4）促进乡村文明程度提高。一是掀起了农民求知热。受乡村旅游的外来影响以及从业素质需要，学文化、学技术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村民学起了普通话，甚至外语和电脑，互联网也已进入一些农民家庭，成为他们收集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二是农民环境意识大大提高。可观的收益使农民认识到了乡村旅游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农民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从前的不感兴趣、不关心发生重大转变，环境保护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注重卫生健康也成为农民的一种

生活习惯；三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文明化发展。乡村旅游的外来和示范效应明显促进了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开放，农民乐意尝试和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方法，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也有意识地参照城市模式改掉陋习，养成卫生习惯，形成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四是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积极性提高，乐观热情，热爱家园，在旅游乡村，人与自然显得日益和谐。

（二）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相互制约。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滞后制约乡村旅游的发展。没有优越的乡村性生态环境，乡村旅游自然难以启动。启动了乡村旅游后如果不对生态环境进行有力保护和建设，则乡村旅游必定难以持续发展。乡村生态环境是脆弱的，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缺少对生态环境的足够重视，面对急剧膨胀的相对于未开发旅游之前的成倍数增加的人流、物流、车流所带来的各种污染无所作为，特别是农家乐旅游，普遍存在污染排放无节制、无处理的情况。如武汉市梁子湖因湖泊周边的旅游宾馆饭店和农家乐的污水，以及水上游览活动船舶的油类污物直接排入湖中而受到污染，有旅游经营活动的东侧水域水质明显较无旅游经营活动的西侧水域差，这样不仅使得人们对旅游地的环境印象大打折扣，而且还要为“先污染后治理”付出巨大代价，可能形成被动保护局面。此外，开发乡村旅游后如果不对乡村性生态环境进行深入挖掘、加强建设，也极易失去吸引力。特别是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如果不突出，乡村旅游很难持续兴盛。如湖北荆州市桃花村乡村旅游由于缺少深度开发，只能在桃花盛开的前后若干天形势火暴，而一年中的其他300多天游客无几，非常冷清。

（三）乡村旅游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冲击。乡村旅游往往肩负当地“以旅扶贫”“、以旅促农”的重任，在经济增长的赶超心态下，极易短视，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若乡村旅游的开发、发展未经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忽视环境影响评价与区域规划，缺乏科学管理、监控，将导致生态环境诸多负面效应。

1、乡村自然环境压力增大。主要表现为：（1）环境承载力超标。每个旅游地具有明显的游览时间集中性，每个旅游地都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外来人数增加，意味着环境承载量扩大，对环境产生负影响，环境效益逐渐减少。当旅游人数的增长超过环境承载力时，旅游环境将遭到破坏甚至严重衰退。（2）大量污染物产生。乡村旅游带来陡增的人流、物流，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严重污染水体、土壤、植被、大气。一是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是指生活垃圾，包括各类塑料制品及包装物（塑料袋饮料瓶、快餐饭盒等），还有炉渣、煤灰、废纸、口香糖等；旅游区内的饭店、旅馆产生的有机垃圾，包括剩茶剩饭、瓜果皮核、菜根菜叶、人畜禽粪便、动物尸体等，这些废弃物如果未经处理而随意堆放，则对水体、土壤、植被等都将产生严重污染；二是废水污染。生活污水在没有处理设备的情况下直接排入河道或房屋周围，直接污染水体、土壤和植被。（3）能源和水等资源消耗量大，存在浪费现象。大量客流、车流的进入，旅游地水、电、燃料、日用品、粮食等用量大增，而且大多处于无节制状态，生活资源压力大，有悖于节约型社会建设精神。

2、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饭店、宾馆和旅游设施工程建设会导致旅游区的自然景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退化、水土流失、洪灾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生态遭受重创，建设过程中过多使用推土机、挖掘机，有的干脆先将现状夷为平地，再重新挖湖堆山、种树铺草、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或盲目模仿城市园林绿地的造景手法，追求高档次、大投入，或南辕北辙，北方地区模仿江南景致，南方地区模仿蒙古牧区景观，对现有地形、植物、池塘、衍生物等进行大肆破坏。旅游者过度地利用脆弱的自然环境，对自然生态也是一种严重摧残，如在旅游地过分践踏草地致使野草死亡，随意拍照、喂食和参观野生动物会极大地改变动物的生活习性。

三、乡村旅游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

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中，互促共进是我们的根本目标，要求我们必须正确有效地规避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关键的是要保护和建设好乡村生态环境，减少乡村旅游对乡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这需要乡村旅游各方共同努力，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前提，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及协调发展。

（一）地方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必须担负起统领者的重任，发挥好管理协调作用。首先，要做好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旅游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划。二者的协调，要求规划先行，并在其指导下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政府部门要充分调查和研究，对交通优势、资源优势、环境承载力和市场潜力进行科学论证，做好乡村旅游环保评估，突出环境效益，加强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准确进行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和产品开发。第二，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发展的环保法规体系，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指导和监管，以保证乡村旅游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要加强乡村旅游的有序引导和扶持。要严格项目审批、环评、环保治理等制度，强化动态监督管理；加大生态环保的宣传和教育；推进环保节能，支持节能节水减排，倡导低碳旅游方式；对乡村旅游环保投入给予必要扶持，重点是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和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构建行之有效的协调和监督机制，可成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门工作组，形成乡村旅游环保工作合力。

（二）乡村旅游地必须坚持绿色环保、内涵型经营。各乡村旅游地经营者（包括企业、农村社区和农民）的作为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乡村生态环境，他们是乡村旅游生态环保措施的身体力行者，肩负着旅游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

因此，乡村旅游经营者要坚持生态环保经营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环保意识和素质，积极配合当地乡村旅游整体发展规划和环保要求，不乱排乱放废弃物，节约用水、节约能源，积极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广泛运用节能节水减排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创建绿色环保乡村游；要以身作则，引导和监督游客行为，自觉保护生态环境；可于旅游地入口、景点及设施边缘等重要场所树立醒目警示标牌，适时恰当地提醒游客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乡村旅游地应密切关注景区游客容量，协调好游客集中期间的各项工作，使游览活动处于环境承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此外，乡村旅游不能只向自然环境要效益，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以丰富深厚的文化生态提升乡村游的魅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乡村游客应加强环保自律。游客作为乡村旅游的消费者，其行为方式同样直接影响和作用于乡村生态环境，是外来的重要影响因子。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更要靠广大旅客支持，游客应该提高意识，遵守社会公德和旅游地规章制度，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旅游局就“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公开征求意见.2009.7.2.

篇7

关键词：乡村社会；法律选择；不知法；知法

一、是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选择法律

（一）乡村规范与国家法的矛盾

随着社会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结构的重新审视，一时间，原本相对独立的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构造中来。乡村社会固有的、传统的乡村规范体系“曝光”于国家法治建设面前，面对这一看似与国家法治建设格格不入的东西，究竟怎样协调平衡成为现阶段不断讨论的话题。什么是乡村规范，有的学者称为“民间法”、有的学者称为“习惯法”、还有的学者称为“软法”等。无论称其为何，基本上在传统性、民间性、内部性等方面达成一致。①目前，就乡村规范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上，大多数观点认为：“乡村规范属于非国家法，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地域性，国家法要吸收一部分乡村规范；而乡村规范也要向国家法靠拢，逐渐将部分乡村规范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往往前后自相矛盾，在前面承认乡村规范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而之后要上升到国家法。因为既然作为国家法，就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指导意义，然而乡村规范只在一定地域内部人们基于身份关系或者血亲关系而形成的长时期的、延续的约束本地域人们行为的规范法则。自然这与国家法的基本特征相违背，又怎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还有部分观点认为：“乡村规范与国家法格格不入，自然要实施国家法废除乡村规范，要在乡村社会中依照国家法来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对此，这种观点是法律万能论的体现或者说是法律中心主义的表达。任何社会，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范约束，倘若社会只能依赖于法律，可想社会将会凝固，陷入一片拘谨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制于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当中，这样的社会会发展？那历史是如何进步的？因此，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社会变迁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历史的进步性，陷入法律万能论当中。基于上述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乡村规范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法律文化，既然作为一种文化必然具备传统性、延续性的特点。而且这种文化是约定俗成的，一般不会轻易做出改变[1]。赋予其法律文化的内涵，是因为在文化的大系统中，乡村规范起到了法律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在现代观念当中有时显得不可思议或难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充满乡土气息、人员流动缓慢的地方而言是最适合不过了。其次，在乡村社会中，规范的选择是基于人们的偏好，就好比一个消费者在选择商品的时候会综合考虑自己的经济能力、商品的性价比、用途等等，最后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最优化的商品。再次，与其说是选择规范不如说是选择文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域内，长期基于身份关系建立的熟人社会已经形成，面对国家法的不断冲击下，其往往表现出抵制或不认同。这种抵制或不认同不是两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博弈，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较量，它们各自表达不同的意愿，国家法所表达的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乡村规范表达的则是“乡土社会的乡土正义、熟人社会的连续性”。因此，两种不同的意愿表达不存在吸收与被吸收的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优劣之分，只是文化所体现的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在短时期内这是不能消除的，也是社会发展正常的表现。

于是乎这并存于社会中的两套规范体系被广泛热议。如果说非将乡村规范吸收于国家法之中，这多此一举。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吸收，这就必须要考虑效益问题、在吸收的过程中成本与收益是否成正比等问题。笔者认为：乡村规范在一定地域内起到的规范约束作用见效快、人们普遍认可和信服。它是一种社会延续的产物，完全可以由国家法来实施外部监督和适当改变（这里说的改变是不改变乡村规范的本质内核，使一些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规范趋于合法化）。不必排挤乡村规范使之没用存在的空间，也不必完全废除，况且既然说其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深埋人们内心的东西，已经根深蒂固于乡村社会之中没办法废除之。因此，在既要建设法治又要面对乡村规范的矛盾中，可以采取国家法对乡村规范的外部监督使其在不改变原有文化内核的同时逐渐合法化，并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二）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与法律选择乡村社会的矛盾

初看这句话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乡村社会的法律选择”中，这里说的法律是广义的概念，包含了乡村规范。而“法律选择乡村社会”，这里的法律仅指国家法。也就是说，前面是从静态的角度阐述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矛盾，这里从动态的角度去阐释。在不断进行的法治建设中，乡村社会也摆脱不了法治框架的干预。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表现出消极、抵牾的态势，但国家法的强行进入使得原本不愿意接受的乡村社会只能被动去接受这些看起来条条框框的东西，至少是表面上接受了。原本传承的特有文化受到了国家法的影响，乡村社会开始反思其本域内的规范，试着去接受国家法。然而，在“试用行”中，乡村社会发现本土社会不适应强制的、冷冰冰的东西，对于国家法的强行介入，以往存在于乡村社会固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受到冲击，熟人社会受到国家法的外在束缚。所以，每当乡村社会发生一些纠纷矛盾时，他们还是会依赖于长期传承的温和、高效、便捷的乡村规范。因为，固有的社会状态是长期保持的结果，他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正，更多的是乡土的公正[2]。一旦国家法适用其中，就会僵化保持已久的社会氛围，而且很难恢复其共同维持的社会秩序，后续问题要比现实纠纷重要得多。所以，建设法治社会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更多的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国家法的强行推行，不单单是法律宣传、法治教育等停留在表面化的措施，更多的要考虑基层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社会环境、文化状况、人员文化程度、当地乡村规范等等一系列实际因素，倘若只是盲目地追求法治化的指数、指标的完成百分比这只是一时麻痹公众的眼睛，没有从根源上实现法治建设。如果一味的把国家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手段，每当出现一些事件时就批评社会法制不健全、体系不完善等制度性的原因，那么社会将受到各种条框的约束，每个人行为时考虑的因素往往比不为行为的成本要大，故而人们更多的去选择小心谨慎办事，一旦稍有不慎，将会有法律制裁。试问，这样的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

二、知法还是不知法

目前，每当乡村社会出现发生一些棘手的案件时，总是批评该地区法治建设落后，百姓法治观念欠缺等一系列论断。而且这种论断似乎成为当今正统的论断。初看这样的观点，觉得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会发现一些问题。（一）对个案的分析趋于表面化，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这种观点呈现出一种公式化、套路化的姿态。（二）政治性色彩浓厚，往往这些腔调出现在政府公文或者新闻报道中，这就使得这类语言得到“普及”为人所熟知。每当发生于乡村社会一些案件时，究其原因时，这些套话就跃然而起。（三）这种观点呈现出扩大化、覆盖化的趋势，缺乏对个案的深入分析，因为每一个案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似相同或相似，但究其原因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仅仅从表面上类推一些相似案件就套用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不负责任。当然，我并不否认在分析案件时可以比照相类似的案件，比照分析只是方法，但是不能套用结果。

多年来，我国的普法工作没有停止，难道是普法工作没有做好？还是另有原因？按照上述公式化的分析，就会得出这样的且是这样的结论：

这样的程式化的推导只是表面上符合逻辑，但缺乏理论支撑，不能让人信服。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排除一些基层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可能确实不知法，但这样的面积毕竟很小，不能肆意扩大。就一些案件而言，根本不是不知法这样简单的原因所致的。当违法者与受害人面对可能要受到国家发的制裁时，就会选择作出一种充满文化意蕴的理性选择[3]，选择乡村规范更有利于恢复打破的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恢复以往的熟人社会。通常这样的选择被看作是不理性的、越轨的，但是其实是处于他们的理性选择。不是他们不知法，更多的是一个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因为他们知法才会去平衡去选择，倘若真的不知法，还会去权衡吗？去选择吗？这时是没有退路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国家法。因此，针对目前出现的这样观点，认为乡村社会不知法是缺乏依据的。

在社会的发展中，社会治理方式不同也是正常的，毕竟社会是一个文化表达载体，不同的地域所表现的文化不同。知不知法只是人的一种主观认识，而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的，如果过分追求社会对国家法的认知，无疑是要通过主观的改变去改变客观存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治建设不仅要把目光放在国家法的健全与完善，还需要考虑现实的广大乡村社会内部实际情况，正确看待乡村规范、正确处理国家法与乡村规范的关系、正确认识乡村社会的文化底蕴。（作者单位：1.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法院）

注释：

① 谢晖教授称之为为“民间法”，高其才教授称之为为“习惯法”，罗豪才教授称之为为“软法”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法辨[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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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创建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工作总结经验做法亮点成效

初冬时节，行走在x的大街小巷，阵阵清新的文明之风袭面而来，看到的是真诚互助的凡人善举，听到的是明德惟馨的天籁之音，感受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处处文明之景，仿佛涓涓溪流，给人善与美的力量。

2017年11月，在中国文明网公布的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上，x赫然在列，一座水城多年的创建之梦终成现实。

文明没有终点。成功夺牌之后，x又踏上了新征程——以成功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为新的起点，全面推进文明城市常态化建设，努力推动文明城市工作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x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国范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一、x不改，深化文明建设

文明，一座城市的内涵所在。

x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文明城市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特别是把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建设作为有利于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快建设“x水城、美丽

x”的最好实践。随着“不忘x、x”专题教育深入开展，x把文明城市常态建设作为对专题教育成效的检验，认真检视文明创建存在的问题和弱项，扎实开展文明城市建设“查问题、补短板、促提升”行动，把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各方合力凝聚起来，切实提升文明创建工作水平。

建立健全常态建设机制，制发《关于建立健全文明城市建设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调整完善文明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常态建设工作部，全力推进“提升工程”，推进城市管理由创建模式向建设模式转变；严格落实《文明城市常态管理考核办法》，对全市115个单位进行目标考核，对30个重点责任单位实行月度排名、末位约谈，通过检查督导和组织第三方测评等形式，推动实地测评点位全方位提升对标创建水平；扎实开展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制定《推进文明村镇创建工作方案》，以文明村镇“2+10”创建为抓手，扎实推进文明村镇“十个一”创建工作，组织开展文明村创建工作拉练评比等活动，评选文明村创建工作示范村，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马x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后，全市共有专题省级文明村镇6个、专题市级文明村镇40个、x市级文明村镇315个。

道德引领，筑牢文明根基

文明体现在方方面面，x深耕“文明”这方土地，从多方面做文章诠释文明内涵。

抓典型示范，打造好人之城。该市落实好人好事“激励+奖助”机制，扩大“x正能量”道德品牌影响力、吸引力。全力打造“x正能量”道德品牌，广泛开展道德模范、x好人、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今年以来，有2人获评专题好人称号，4件事迹被评为专题市学雷锋十佳事迹，2人被评为专题市级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落实“激励+奖助”机制，按照《x市公民道德建设基金管理使用办法》，充分发挥基金的“倡树典型、扶助好人”效应，对各级道德模范、x好人、学雷锋十佳、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物质和精神双重奖励，现已累计奖励、扶助各级各类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好事1400余件次，发放奖助金86万余元。

抓文明涵养，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爱我文明城·我做文明人”专题志愿服务活动，全市580余支志愿服务队活跃城乡，在册燕赵云志愿者13万余人，涌现出“市行政审批局党员干部爱心志愿服务队”“x村巧妇爱心志愿服务队”“圆梦爱心协会”等一批优秀志愿服务队，以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为重点，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七一”党旗红诗歌演唱会、国庆节“我和我的祖国·我爱我的x”庆祝70周年群众歌咏活动等一系列百姓喜闻乐见的专题活动共500余场次，丰富广大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铸文化之魂，打造人文之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厚植红色基因，筑牢文化根基，先后推出了《百姓医生》等本土剧目，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构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宣传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常态建设，印制《市民文明手册》《核心价值观》宣传折页、《致市民朋友的倡议书》等宣传资料5万余份，在电视台开设“文明在路上”专栏、在善行x微信公众号开设“专题创城

常态创建”志愿服务等专栏，引导广大市民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建文明城。加大公益广告宣传设置力度，打造城市道德景观。构建“流动+固定+立体”三位一体设置格局，形成多渠道、多频次、全覆盖的宣传声势，成为文明城市的道德景观。

全民共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在文明城市常态建设过程中，x全市上下万众一心、攻坚克难，铸就了“团结一心、无私奉献，敢为人先、锲而不舍，攻坚克难、求真务实”的创城精神，形成了“城乡联动、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x的城乡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节节攀升。

深化城市提质行动，让城市环境更美好。该市坚持建管并重，注重常态落实，深入开展市容市貌治理、交通秩序治理、市场秩序治理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区治理，不断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切实加强城市管理，城市面貌形象、内涵品位等方方面面有了显著提升；因地制宜，让美丽乡村更美丽。村庄美化进入常态化保持阶段，全市完成乡村文化墙绘制800余处，为文明村镇建设增添了美丽和文化韵味；探索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01个。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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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 生态 农耕文化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7-0148-01

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出去散心旅游，已成为多数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城市旅游的饱和使人们把目光投向离家较近的乡村。另外，由于发展乡村旅游业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央以及地方对乡村旅游业大力扶持。近些年，在政策扶植与市场导向的共同作用下，乡村旅游业迅速发展，作为朝阳产业，发展前景一片大好。淮南市潘集区有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应依托本地的区位、社会、资源、文化、客源优势，综合发展吃、住、行、游、玩于一体乡村旅游业，促进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下面根据潘集的具体情况，提出几项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业的措施：

1、建设生态湿地景观

潘集区煤田塌陷形成大面积水域，包括大大小小的水塘、水池、水坑、低洼地、沼泽湿地不计其数。除少数被开发建生态园，部分水塘被农民放养鱼虾外，大多还待开发。水生植物较少，周边植物更是稀稀疏疏，或土壤或杂草丛生，冬天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煤矿、农药化肥、生活污水、垃圾污染等，一些水体与湿地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如果这些水资源与湿地通过生态恢复加以利用，建设大面积的生态湿地群，将成为潘集最宝贵的财富。可因地制宜养殖鱼、虾、鸭、鹅；种植淮南本地的水生蔬菜莲藕、红菱、白菱、芡实、荸荠、茭白等；综合栽植本地常见或易活的水生植物、湿生植物，荷花、睡莲、芦苇、菖蒲、水葱、再力花、水生鸢尾、美人蕉等。搭配卵石浅滩、生态铺装、木桥、景石、园林小品等综合造景，建设生态湿地景观。营造水草肥美，渔舟唱晚的怡人景色。这样不仅能发展农业生产，还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像淮南焦岗湖湿地公园每年能吸引大量的游客，除了清波绿水芦苇荡、蓝天白云翱翔的飞鸟，夏季更是有千亩之称的荷花淀，烟雾朦胧、超凡脱俗的自然景观成为焦岗湖湿地公园旅游的最大看点。与焦岗湖湿地相比，潘集区的湿地生态资源更丰富，可开发的旅游项目更多。应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将煤田塌陷区变废为宝，积极开发。湿地生态系统除了经济、社会价值，还有着深远的生态意义。9月1日开放的东辰湿地生态园，是在煤田塌陷区的生态恢复与治理的基础上上建设起来的，目前已经吸引部分鸟类栖息或停留进食，被破坏的生态链条正在恢复。

2、发展赏花游

人们天花，通过赏花游来吸引游客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显而易见。如合肥的香草农庄，植物种植以香草类植物为主，山坡上的香草花海是农庄中最美的景观。由此衍生出的香草类产品增加了经济效益。成功的赏花旅游业都有自己的特色，最忌跟风，看人家种什么就种什么。要找到适合当地的切实可行模式。可以某类当地适合生长植物为主，打造主题类花卉游。为避免观赏时间短，花种单一的问题，也要合理搭配其它植物，如荷花、油菜花、山茶花、迎春花、桃花、杜鹃花、栀子花、桂花、铁线莲、玫瑰、紫苜蓿、酢浆草、向日葵、鼠尾草、孔雀草、腊梅等，随四季交替与变化营造各具特色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将植物的季相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种植形式灵活采用丛植、片植、列植、孤植等种植形式。借鉴英国庭院花镜种植方式，在路边、林边、篱边、水边，搭配岩石、园林小品等进行植物造景。这种种植形式以自然式为主，与中国乡村景观的气质非常吻合。注重植物整体的高矮层次搭配、色彩搭配、不同季节的效果与植物自身美感的展现。

3、农耕文化的展现

农耕文化的展现是特色乡村旅游业的核心部分。一方面，所有的农耕文化都来自于农业生产，生产性景观的营造是农耕文化的最直接表现。根据不同的土质，规划种植水稻、油菜花、桃树、葡萄树、有机蔬菜、潘集酥瓜、草莓等，既保留了农业用地，又能观花观果，营造乡土气息，还能发展果树认领、瓜果采摘项目，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土生土长的风土民情、民间艺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面貌，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部分。流传于潘集的“花鼓灯”艺术，被称为“东方芭蕾”。表演形式以传统舞蹈为主，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艺术形式受到业界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在“花鼓灯”艺术上发展起来的“采莲灯”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举办的夹沟乡农民体育文化节，是农民在农闲时举行的大型体育文化活动，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体育项目和文化艺术表演。充满丰收节日喜庆色彩的踩街、舞狮，色彩鲜艳、造型朴拙的泥塑小老虎也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应开拓思路，继承与发扬传统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利用文化产业创造经济利益。如在景区设计露天剧场，表演潘集传统民间艺术；让“健康、休闲、运动、时尚”的理念引领农民体育文化节，注重游客的体验参与性；提供场所让游客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学习泥塑小老虎制作技艺，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4、发展特色餐饮与民宿

借鉴四川新农村建设中的“微田园”与“农家乐”模式。在房前屋后的部分绿地种植有机蔬菜，为人们提供了新鲜蔬菜的同时，还能美化环境、涵养水分、增加空气湿度，形成良性小气候。在“微田园”、家禽养殖及其它旅游业的基础上，发展“农家乐”。农户自家种植的蔬菜、新鲜瓜果，养殖的土鸡、土鸭，加工成饭桌上的美味，低投入，低风险，回报快。在旅游密集区可建美食中心，专买特色美食，如淮南牛肉汤、淮南豆腐宴、祁老大豆制产品、芦集绿豆圆、糍糕。民宿的建造先试点后分期建立。根据市场需求、区位分析、客源分析，建造多种形式高品质的民宿，如农舍、邻水别墅、山坡木屋、传统建筑民宿、个性化民宿、主题性民宿。民宿建筑风格应体现中国田园建筑的风貌和农耕文化的内涵。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为满足游客现代生活的需求，内部配套设施要完善。制定相关的卫生、餐饮、服务、监管标准，服务人员应接受多方培训，提高素养与服务水平，确保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专业服务。让游客不仅能欣赏到自然的田园风光，还能享受舒心惬意的居住环境。在这里中国乡村特有的静谧与朴实，会让人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嘈杂，变得释然。

5、其它措施

要促进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景区配套基础设施，如道路、路灯、水电、消防、公厕、垃圾箱、停车场等不容忽视。像潘集区煤田塌陷恢复治理的典型―后湖生态园，环境治理与景观设计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是周边市民村民短途旅游的好去处。但由于通往景区的公交车不多，部分道路不平，给自驾游也带来不便，大大影响了旅游的重复次数。景观效果的呈现很重要的是后期的细心维护与管理。基础设施要及时维修，植物要定期修剪、浇水，卫生要指派专人管理与清洁，避免垃圾成堆，无人打扫的局面。对附近村民进行相关知识教育，激发村民的责任意识，为共建村容整洁、生活富裕的乡村而努力。

小结

潘集乡村旅游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前景广阔。应顺应新农村建设的需求，以生态为基础，以农耕文化的展现为核心，走一条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道路。使旅游产业成为区域发展的助推器，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综合发展，把潘集的乡村建设成淮河岸边最美丽的乡村。

篇10

1　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极大地冲击了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正在逐步地、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瓦解着中国农业的基础条件，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着系统的破坏和颠覆，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进行着无声的迫害和驱赶。

1.1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制约农业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根本上侵蚀了农业耕作的基本物质基础，致使农业生产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1.1　水污染触目惊心，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2004年，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412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30.3％和27.9％。27个重点湖库中，Ⅴ类水质湖库占22.2％，劣Ⅴ类水质湖库占37.0％[1]。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在城郊的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特别严重。根据中国农科院在北方5省20个县集约化蔬菜种植区的调查，在800多个调查点中，45％的地下水NO[，3][-]－N含量超过11.3mg／L，20％超过20mg／L，个别地点超过70mg／L[2]。

水污染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非常突出，它可以导致农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可以导致农作物有毒物质富集，降低农产品质量，甚至完全丧失使用价值；可以导致渔业受损，如2004年7月，淮河发生重大污水事件，污水所到之处，鱼虾绝迹；可以迫使部分地区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如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多年来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但由于灌溉的是奎河的污水，质量差，有怪味，当地农民只好改种小麦，可是，小麦又岂能逃脱污染！

1.1.2　土壤污染加重，作物受到显著影响

目前，全国约1300万～1600万hm[2]耕地受到农药污染，近1／4陆地的表层土壤受到多种有毒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25％的土壤处于警界状况，污染比较严重的土壤占5％。

土壤污染使作物遭受严重污染。在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中， 江苏调查区蔬菜和稻米中铅超标率分别达60％和46％，江苏高邮调查区稻米中汞超标56.6％；广东调查区蔬菜样品中硫丹硫酸盐、异狄氏剂醛和七氯的检出率分别为94.2％、86.8％和85.1％[3]。由于土壤污染，全国每年粮食减产100亿kg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125亿元[4]。

1.1.3　草地破坏严重，牧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我国草地退化严重，生态功能下降，生态承载力减小。2004年，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且每年以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全国草原鼠虫害总面积为6887万hm[2]，其中，鼠害面积为3893万hm[2]，虫害面积为3922万hm[2]。2004年全国鼠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61.98亿元。

2004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489起，受害草原面积2.51万hm[2]。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5省区遭受雪灾冻灾，受灾群众100多万人，受灾牲畜1500多万头（只），因灾死亡牲畜9.93万头（只），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1]。

1.1.4　土地沙化迅速、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降

沙化土地发展迅速。截至1999年底，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2％；沙化发展速度快，20世纪90年代前5年达2460km[2]／α，后5年则达到3436km[2]／α。土地沙化导致了土地生产力的严重衰退，沙区每年损失土壤有机质及氮、磷、钾达5590万t，折合化肥2.7亿t。

水土流失区域差异大，部分地区仍在加剧。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2004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7.1％。水土流失遍布各地，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水土流失[1]。我国水土流失的治理任务十分艰巨，按目前治理速度计算，全国水土流失初步治理一遍，东部地区需30年，中部地区需50年，西部地区则无法预期[5]。40多年来，全国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260多万hm[2]，平均每年损失6万hm[2]，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以上，带走氮、磷、钾约4000多万t，相当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化肥的全年产量。土壤肥力下降已成为发展粮食生产的严重障碍。

1.2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导致多种疾病发生，减少农民经济收入，加剧农民贫困。

1.2.1　农村饮用水污染严重，导致多种疾病爆发

我国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其中1.9亿人的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虫等水质问题，严重影响农民身体健康。据调查，目前全国农村有6300多万人饮用水含氟量超过生活饮用水标准。长期饮用高氟水，轻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质疏松、骨变形，甚至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往往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在氟病区，由于氟斑牙、驼背病等屡屡发生，直接影响青少年入学、参军、就业和婚嫁。我国农村引用苦咸水的人口有3800多万，长期引用导致功能紊乱，免疫力低下。

1.2.2　农产品农药残留广泛存在，农民食品安全受到威胁

尽管无公害农产品作为强制性标准已是食品安全的最低标准，但仍有大量的食品达不到这些标准。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全国大约10％的粮食、24％的农畜产品和48％的蔬菜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动物的各种疫病更是令人担心[6]。与城市食品安全监测相比，农民的自产粮食（包括自产蔬菜等）农药残留几乎无人关注。

1.2.3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农民经济负担

环境污染对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据郑易生等人估算，1995年全国农业污染损失至少为819.6亿元，相当于当年5196万农民的纯收入[7]；郭士勤等人估算，1998年全国农业污染损失达125亿元，相当于当年2294万农民的纯收入[8]。1995年和1998年两个年度，全国农业污染损失分别为当年农业税的2.9倍和1.7倍。在2004年7月淮河污水事件中，仅盱眙县就有半数水产品（价值3亿元）化为乌有，损失非常惨重！

生态破坏威胁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农民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生态破坏而防治斑潜蝇的成本高达4亿元[5]。有害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1993年5月，发生在西北地区的特大沙暴，造成4省区72个县（旗）116人死亡或失踪，264人受伤，12万只牲畜受损，505万亩农作物受灾，仅甘肃、新疆两省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近4亿元。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几乎都分布在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

1.2.4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扰乱农村稳定

环境污染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就一国内部而言，某些个体或群体为了谋取自身利益，在生产和消费中过多排放污染物，导致了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侵犯了其他群体的健康和生存发展的权利，从而引起群体间的社会矛盾。如2005年4月， 浙江东阳市画水镇因竹溪工业功能区污染导致严重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数十辆汽车被砸，学校停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干群关系紧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生态破坏迫使部分地区大量移民，影响农村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世界4大流动沙漠之一的腾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东推移，先后有数万亩农田被吞噬，近百个村庄被湮没，使当地群众成为“生态难民”。将在未来10年内被迫生态移民20万，山西省将在未来5年内被迫生态移民40万。 大量的生态移民严重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秩序，也给接受移民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从更加贴近现实的角度来看，农村环境问题比那些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形式施加于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

2　加剧“三农”矛盾的农村环境问题根源剖析

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致因很多，最突出的是人口压力过大、滥垦、滥牧、滥伐、滥采、滥用水资源、粗放式农业生产、畜禽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乱排、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农民环境意识低下等因素。

2.1　人口压力过大，诱发并加剧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对生态环境要素的改变，加重了以水土流失为核心的生态环境问题。2000年，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为79人／km[2]，远远超过了世界上较为公认的干旱地区8人／km[2]、半干旱区20 人／km[2]的承载力标准[9]。为了维持人口增长、收入提高所造成的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增长，人们不断提高资源利用强度、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从而导致乱垦、滥伐、过牧等现象，使环境因不断超载而遭到破坏，出现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在人口增加、需求不断上升和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需求上升—土地超载（如过垦、过牧）—环境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土地生产力下降—资源投入量增加（扩大垦殖、放牧范围等）—需求上升—土地超载……”的恶性循环[10]。

2.2　“五滥”是生态破坏最主要的因素

所谓“五滥”，是指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第一是滥伐。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万hm[2]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滥伐造成植被破坏，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第二是滥牧。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沙化。内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纪70年代的70cm下降到目前的25cm，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变成了“老鼠跑过现脊梁”。第三是滥垦。许多地方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无计划、无节制地开垦，导致土地沙化。1958年到1973年，内蒙古曾出现两次开荒热，造成130万hm[2]以上土地沙化。第四是滥采。沙区滥采中药材、搂发菜以及无序采矿工程建设的问题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坏，直接导致土地沙化。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300万hm[2]，其中400万hm[2]以上已经沙化。第五是滥用水资源。 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造成土地盐渍化。据甘、宁、青、新四省区统计，已有1500万hm[2]以上土地盐渍化。由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采水，下游270km河道断流，造成35万hm[2]胡杨林枯死，1万hm[2]以上农田被迫弃耕，6万hm[2]以上草场退化。“五滥”给我国农村带来了生态灾难。

2.3　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面源污染

农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我国化肥用量为4339.5万t，超过世界总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4 年全国化肥使用量已高达4412万t。据估算，除N[，2]外，化肥氮的损失中对环境质量有影响的各种形态的氮素总量约为其施用量的19.1％。2002年，我国农田化肥氮通过损失进入环境的数量达471.8万t。这些氮导致地表水的富营养化、地下水的硝酸盐富集以及温室气体含量的增加[2]。过度使用化肥导致了严重的非点源污染和水体的富营养化，如太湖非点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来自化肥使用。

我国是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农药是造成面源污染的另一主要原因。1990年起，我国农药生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近10年来，农药使用量每年基本稳定在23万t左右，各种制剂约120万t， 已注册登记投入使用的农药有效成分品种约600多种。据1998—2000年统计数据分析，全国平均农药使用水平为12.73kg／hm[2]。目前我国使用的农药中高毒农药品种仍占相当高的比重。据统计，2000年我国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高种用量占整个农药用量的37.4％。长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导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

2.4　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养殖污染已不容忽视。几乎每个大城市周边都有许多养鸡场和养猪场，排放大量粪便与有机废水。早在1995年，我国牲畜总排污量就已达25亿t，是工业固体废物年排放总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体前处理过。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趋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逐渐凸显起来。我国农村每天约产生35万kg的生活垃圾。尤其是近年来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自城市、乡镇和农村的COD 排放物每年约为800万t，高出工业排放总量的35％，且以年增长高于10％的速度递增[6]。

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难以集中处置等多种原因，村镇生活废弃物处理厂的建设及容量都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不少村镇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边和河沿成为堆放垃圾的主要场所，使得农村污染较之城市更加严重。

2.5　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

城市工业生产的“三废”和市民生活产生的废物，未经妥善处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过河流广泛渗流到农村。同时，许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纸等企业，在城镇中难以立足，利用农村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和农民致富心切，以联营、设分厂、扶助、技术转让等名义，纷纷下乡进村。因此，乡村企业多为电镀、印染、造纸、化工、炼焦、炼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业。这些企业往往技术落后、装备陈旧。

此外，我国乡村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哄而上，没有配套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具有盲目性和随机性，缺乏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目前，乡村企业呈现“多、小、散”的格局，工艺陈旧、设备简陋、能源消耗高，绝大部分企业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另外，乡村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无力承担污染治理费用。目前，乡村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4]。数量如此庞大的污染物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

2.6　环境教育严重滞后，农民环境意识普遍低下

我国农村教育水平低，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据研究，超过1／3的农民不知道农药对人体和环境是有害的，有65％的农民不了解虫害天敌或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概念，84％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用药[2]。农民受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观念上难以改变，很多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靠砍伐林木作炊事燃料。农民环境保护法制观念薄弱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

3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要“对症下药”，要针对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从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城镇化、农业发展模式、农村人口、农民环境意识等多方面寻求农村环境保护的综合对策。

3.1　加强农村环境政策体系创新

现有的环境政策是在工业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础上建立的。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特点不同、环境问题的致因不同，现行的环境政策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进行创新。一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促使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进行利益补偿。当前，城市产生的污染向农村转移，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农村进行生态补偿，这对农村非常不公。应将城乡之间的生态补偿上升到区域整体之间，并介入政府行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认同。二是逐步建立引导性环境政策体系。我国农村生产生活单位日益细化，对大量分散的生产行为进行环境监督不切实际。所以，政府管制性环境政策向引导性环境政策转变是农村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场经济等手段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现阶段，加强对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的宣传，引导市场消费需求，一方面促使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引导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进行监督，是引导性环境政策的成功范例。

3.2　城镇化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措施

城镇化是农村生态环境减压的有效途径。传统农业对以土地为核心的地表自然生态系统施压过重，从而导致环境超载，引发、加重生态环境问题。区域生态环境空间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需要在地域空间上合理聚集，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因而，需要通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非农产业，引导农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以及空间转移，使当地农村居民把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放到非农产业上，从而减轻农业人口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

城镇化是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最佳选择。城镇化是非农化的必然结果，非农化必须以城镇化作为支撑。出于协作和效益的要求，非农产业的发展趋向于在地域上集聚。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非农产业理想的集聚地。非农产业向城镇的集中可以共享基础设施，方便协作，如财政支持、多方筹集资金，建立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避免乡村工业发展导致“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局面。

3.3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

推广现代生态农业可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保证食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现代生态农业以生态学原理为理论基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促进生态与经济的平衡与发展，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是现代农业技术集成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是多资源利用的生产体系。现代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农业集约化经营可以合理高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所谓农业集约化经营，就是在一定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技术措施和劳动力，精耕细作，努力从单位土地面积上产出较多的农产品，进而达到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实行集约化经营，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运用先进技术，增强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因地制宜调整生产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而走出一条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发展路子。

3.4　多途径有效控制乡村企业污染

必须从多途径推进乡村企业的污染防治。第一，要加强乡村企业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乡村企业应合理布局、相对集中，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第二，要严肃执法，坚决依法打击乡村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坚决取缔、关停“15小”企业。第三，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循环经济。乡村循环经济应在三个层面发展，一是提高企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二是建立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链；三是发展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尽量减少乡村企业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延长乡村生态系统中的“能源”循环周期，实现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利用和良性循环。第四，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资源开发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产品”。

3.5　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农村水污染防治

要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以饮水安全为目标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取缔直接排入水源保护区的排污口，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将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三峡库区及上游、黄河小浪底水库及上游、南水北调工程、太湖、滇池、巢湖作为流域污染治理的重点。

3.6　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应控制在不同时间跨度的空间适度承载力范围内，通过控制区域人口增长速度，减少总需求量，或降低总需求量的增长率速度，从而减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要切实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农民破除陈规陋习，提倡文明习俗。

3.7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