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04 17: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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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急速发展，公共交通管理俨然成为了社会关注的话题之一，各种限制因素的影响也促进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向现代化、智能化发展；从原有交通运输设施不完善，交通堵塞、人流量大的限制因素，到现有的完善智能化、多元化交通运输系统。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实现新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本篇文章主要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做出的评价进行阐述，以及对社会经济影响做出探究。
关键词：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探究
前言：
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作为先进的智能信息化系统，实现了便捷、安全、可靠的运输环境，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控制，很大限度的实现了道路信息的多元化传递，提高了道路的畅通和高科技的发展，探究和发展的最高标准也是完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元化性能，增加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形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
1、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阐述
由于受交通运输因素的制约，改善当今的公共交通运输，缓解由各种天气、堵塞等产生的影响，建立完善的交通智能化系统和管理体系很有必要，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主要由监测公路、信息导向和语音功能几个主要部分组成。监测公路：监测公路系统主要通过视频图像和监控摄像等设施来达到监视路面的实时状况及突发状况等，能准确快速的传递现场的路况分析图，方便公共交通管理中心及时掌握信息。信息导向：信息导向系统主要是针对路况上的收费站和路段上的突发状况进行交通上的采集数字报表和资料的传递，实现了完整的探测系统设备。语音功能：语音功能主要是采用信息探测的功能，无线电话系统和遇到突发状况等。通过信息感应和图像处理及时和应急中心取得联系，大大提高了通信系统的智能性。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角度来分析，宏观调控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来讲，经济效益的发展对国家的贡献有长久的影响，整个发展目标对于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有着很大个影响。随着市场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在不断地快速发展，很多经济企业避免被淘汰下架都在不断学习与完善新型技术，通过新型的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系统的发展，运输智能的新颖性也在不断提高，加上企业间的竞争力只增不减，促使一些企业间形成了无形的效益竞争，更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为基础，实现智能系统的多元化发展，为此通过整合总体的经济效益的目标，最终需要多种措施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所做出的影响。
2、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技术方法
根据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终极目标来发展，全面建设综合化系统管理必须要建立健全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确定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技术方法，在各种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分析路面交通、地域影响，明确研究评价的目标是完善社会经济效益体系。通过国际权威的技术检测来评价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复杂性、选择性都对评价方法做出了实际研究，多方面的技术应用发展也是建立的一个良好评价方法，系统经营者创造的一系列综合效益成果的技术检测，旨在揭示全社会以追求盈利的前提下，放眼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所带来的评价以及最终的影响。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一般是由成本和收入的最终效益来实现，例如，整个交通运输的维护费和通行费都属于企业的成本。大众出行便利，车况信息完善，促进交通的畅通，都可以作为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的有利特点，把社会产业之间的联系又递进了一步，从经济的长远考虑，提出合理的研究评价成果，能带来产业的快速发展。
3、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综合评价内容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公众驾驶车辆的行程，来往的驾车时间，天气以及路面突发状况的等对交通影响。一方面，对交通过程中产生的车辆损伤、人员伤亡及车载货损等安全方面问题，做出了分析；另一方面，对车辆行驶中产生的尾气、燃油消耗也对环境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出行的大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提高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智能化，不仅方便大众出行，而且还有利于系统的不断完善，提高运输的运作率，降低了成本效益的投资，维护了系统的耐用性。针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模式，确保大众的切身利益，一部分可以直接得到效益，如运输中途的时间缩短，燃油量消耗少；另一部分不能直接得到效益，而是由无形中带来的效益；如改善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化的提高、增加用户满意度，推行车辆自动性能安全性检测。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影响评价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及适应的各种环境。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应该满足于社会经济的需求，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交通管理的系统化、多元化不仅能准确的识别自身的突出特点，还能明确评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方面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利用对所选择的各类系统性能、方法内容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多面分析，结合整理数据，实施评价的检测和成果，从抽选的数据中来看，一些评价方案往往不能到达评价的预期目的，从中就要判断符合综合评价的分析，无非就是对已经实施生产的效益做出对比，从而得出衡量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公共交通管理系统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牵动着经济的需求，对于公共交通管理系统追求的利润和成本，一般都会在最后的成果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来要求和不断完善系统化发展的长远性，全面统筹分析客观现象，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经济水平，公共交通管理系统应该全面适当的改变格局，从实际出发，全面总结由实践所带来的检测，有利于评价的最终研究成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的发展来看，通过对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综合阐述，主要分析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的因素、原则内容和方法，遵循着市场的经济变化模式，构建完善的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成果的科学发展和有秩序的进行，是建立公共交通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作者：殷兴旺 单位：江苏盐城市公路管理处
参考文献：
[1]李忠伟.中国高速公路用地社会经济影响评价[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篇2
一、区域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
德裔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实质是一个不平衡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资源和资本有限的实际情况下，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通过“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不平衡发展理论蕴涵了通过有计划发展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促进经济整体增长的思想，被许多国家和地区应用于区域发展规划，并产生了两种重要观点――增长极理论与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他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佩鲁的抽象理论进行了具体化。布代维尔(J.B.boudeville)把抽象的经济空间转换为地理空间，认为增长极是若干推进型企业在地域上的聚集，主张在经济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企业，并以此为增长极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结合城市中心论，提出经济的空间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阶段，只存在一些孤立的区域性中心；第二阶段，以中心点为基础形成了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第三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极核向周围地区扩散，形成第二级城市；第四阶段，中心城市和第二级城市相辅相成，形成现代化的城市体系和完整的空间点轴网络系统。增长极理论在政策操作上带有强烈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其政策主张使城市成为所在地区的增长极，围绕城市建立区域发展规划。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以社会过程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原理。该理论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并把经济社会环境内的各种因素看成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经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衡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具有积累效果的循环方式运动，是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他把一个国家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发达地区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是指正在扩张的产业中心地区对周围地区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以及储蓄的吸引所形成的地区发展向心力引起这些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并导致周围地区的衰退；扩散效应起相反方向的作用，指的是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各种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向外扩散又流向周围落后地区，从而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者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关于地区经济由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的过程和条件的合理阐释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并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地区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
二、不同层级区域发展规划模式及评述
伴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我国也在学术上和实务上探索编制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的宏伟目标后，各省、市、区先后开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并根据本地条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规划体系，各级规划形成了自身的模式和特点。
全国性的发展规划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一五”之前称“五年计划”），除规划总体发展指标外，主要以部门和地区发展时序、生产力布局等为主要内容，形成了梯度推进的规划模式。如我国“七五计划”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发展区域，指出要先重点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再逐次发展中部和西部地区，具体应用实施了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发展的梯度推进模式。
省级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多以点轴规划模式为主。随着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城市或区域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省将这些城市或区域看作增长极，通过规划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
市及市级以下区域发展规划主要是中心城镇规划模式，即以区域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为规划的主要对象，通过中心城镇对周围地区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市县一级由于区域层级较低，不可能像省级发展规划的点轴模式一样多“点”开花，一般确定一个主体城镇作为中心，资源、人口向中心城镇集中。
总体来说，现有国家、省、市、区（县）四级规划体系和规划模式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是基本适应的，但并非十全十美，还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发展目标体系和目标值的设计存在局限。由于政府体系的层级性，本级发展目标体系的主体框架多由上一级发展目标体系引申而来，体系中主要指标的目标值也多由上一级指标的目标值分解而来，但由于各区域特点的不同，这种依葫芦画瓢规划方式并非完全科学。第二，省、市、区（县）规划模式中增长极的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论是省一级的点轴规划模式还是市县一级的中心城镇规划模式，其规划的核心是对增长极的选择，并且大多以城市或区域现有发展水平作为选择增长极的基础，即将当前经济总量大、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或区域作为增长极。但选择增长极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其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来源于经济地理位置、要素禀赋以及政策资源等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现有的发展水平并不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三，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存在局限性。市县一级中心城镇规划往往将城镇化与工业化结合，重视经济发展目标，忽视社会和环保目标的规划，重视工业发展和规划，忽视农业农村的发展和规划，等等。
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设计
为弥补现有区域发展规划模式的不足，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规划模式，以适用于各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一）规划模式设计的基本思路
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经济社会条件以及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资源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资源和条件确定了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之所在。因此对一个区域进行发展规划的前提是对一个地区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社会资源做出准确的分析评价。
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说明了区域发展的优势和潜力，而现状是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的结果。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的效果如何，区域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需要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正确评价。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一个地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它们通过资源、劳动输入以及自身的功能运动，生产出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以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需要。评价一个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时，应从系统论的角度建立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对这个地区的各个子系统进行综合全面的评估，并综合各个系统的指数，形成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对未来进行设计，在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准确评估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技术经济、数理统计的方法，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指标的目标值，并建立发展目标体系。对照发展目标，就基础设施与生产力要素等直接影响发展目标实现的方方面面，展开定性定量分析，找准区域发展“瓶颈”制约，确定相应对策。
（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构建
根据综合评价的思路，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对策建议四个层次构建综合评价模式。框架图如图2所示：
1.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评价
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对某一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金、劳动力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全面了解一个区域的发展基础，确定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之所在。主要包括区位条件评价、自然条件评价、经济社会条件评价等方面。
区位条件评价包括对区域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的评价。通过自然地理位置的评价明确区域所在区位的优劣势；通过对经济地理位置的评价明确该区域的经济资源和一段时期内某些资源的突出价值。
自然条件评价包括自然地理评价和自然资源评价。其中自然地理评价主要通过对区域气象气候、水文、地质地貌、土壤、植被等情况的描述、评价，摸清区域生活生产的基本条件。这些因子虽然不能进行开发，并投入生产过程，但对经济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地质地貌主要影响资源和市场的可达性，气候、水文、土壤主要影响农业的生产。自然资源评价主要通过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的分析、评价，明确区域自然禀赋方面的优劣势，这些资源是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差异的关键因子，其优劣和丰歉程度表现了一个区域的基础素质。对自然资源的评价一看丰度，二看可开发性，三看多项资源的配合情况。
经济社会条件评价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分析，主要包括对城市建设、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设施、能源、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分析、评价，明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优势与“瓶颈”，这些环境因子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发展极为重要。
2.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发展现状
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体系主要由综合指标体系、参照系以及相关技术方法有机组合而成。一套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可以科学衡量现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协调程度，集评价、分析、监测和预测多功能于一体。
参照国内外评估标准和要求，结合中国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遵循系统全面性、稳定可比性、简明科学性、灵活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从经济、社会、生态、制度四个方面，设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人口素质与科教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进步五个大类指标，构建区域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类指标。主要评价经济水平、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包括人均GDP、经济增长率、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出口额占GDP比重、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等。
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类指标。包括城镇实际失业率、每万人医生数、平均预期寿命、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话、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城乡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治安案件发生率、基尼系数。
人口素质和科教发展类指标。包括R&D占GDP比重、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生态环境保护类指标。包括耕地保有量、工业“三废”处理率、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城镇绿地覆盖率及森林覆盖率、水环境质量指数、大气环境质量指数、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度环境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制度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生产力，但是它影响了市场运行效率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到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诺斯认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根据中国发展的政府主导的特征，在制度评价中将重点放在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的评价。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以建立行政体系为中心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反映政府行政管理和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情况。在具体指标的选择时尽量选择能反映制度因素的指标来评价，这样可以避免与经济社会评价指标的重复。
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对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及政府自身产生影响，得到直观的体现。因此，对制度建设的评价可以通过以定量的方式构建与行政体制相关制度实施后的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行政体制相关制度的合理性和完备性的定性分析来进行。
定量评价内容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机构的评价。经济制度方面，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运行环境（财税制度、信贷制度）、非国有经济发展、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等。社会制度包括：社会安全（城镇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与培训。环境制度包括：环保投入、三废处理率等。机构及能力包括：政府运行效率、中介机构发展状况。
定性评价从制度建设自身的合理性、完备性和现实性出发，对定量评价进行解释（原因）和补充（定量评价未包含的内容），关注三方面：①政策法规的完备性（制度有无）。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方面、招商引资政策、城乡统筹、民办教育制度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市场体系及管理制度、非政府组织发展等。②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如是否与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与非正式制度相协调。③制度落实执行情况和制度创新情况。明确制度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制度建设的方向和措施。
3.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预测
在确定具体发展目标之前，需要总体把握区域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确定区域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的分析评价，通过SWOT等技术手段进行要素的匹配综合，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内部条件和面临的外部环境。
发展目标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保持对应，这样即便于运用历史数据对发展目标进行预测，也便于将规划目标与现实状况比较，体现规划的效果。
综合评价体系说明了“现在是什么样”，发展目标设计了“未来会成什么样”。如何实现现实到未来的飞跃，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和各种生产要素支撑。根据所确定的发展目标指标值，可以分析、测算实现发展目标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对比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现状，计算出相应的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能源等要素需求缺口和交通、城市建设、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
弥补要素缺口和打通“瓶颈”制约的载体是项目，也就是解决“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如交通运输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就应该设计交通建设项目。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中长期重大项目规划，通过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缺口分析，可以评价政府中长期重大项目规划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对不足之处提出项目设计建议。通过项目设计，找到了区域规划走向实用性的途径，从而实现 “区域分析―区域规划―项目设计”的高度统一。
4.参照系的选取与运用
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评价还是发展目标的预测，仅仅局限于本区域进行历史分析，并不能判断区域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必须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作出更加准确的评价和预测。参照系可以选取国家或省（市）的平均水平，省内其他区域或周边区域，及国内条件相似的其他同级区域等也是选择的对象。
参照系选择和运用应该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可比性，参照系应该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近，或区位条件、资源条件和政策条件等相似的地区中选择；二是差距性，参照系中除了有代表平均水平的区域外，也要有与本区域拉开差距的区域，为目标设计提供空间；三是连贯性，选取的参照系既可以运用于现状的比较分析，评价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与预测目标实现后的综合效应比较，评价规划完成后的发展水平。通过与参照系的比较，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上发掘本区域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从而以此为基础，确定区域发展的定位。
5.区域发展规划的方法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要研究的对象是区域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所以规划应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除了定性研究外，常常应用一些模型来做定量研究，从而更简洁地揭示复杂经济过程中的本质特征，更准确地描述、评价区域发展的现状和基本趋势。
对于发展目标的预测设计主要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在收集统计资料的基础上，选取模型参数，并通过样本数据来做拟合对其结果进行检验，主要包括ARIMA模型预测、二次指数平滑法预测、线性回归预测、Logistic回归预测和组合预测。计量经济模型以模拟历史从已经发生的活动中找出变化规律为主要技术手段，但是并没有系统地反映经济发展各部门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反映各经济生产部门投入与产出之间密切的生产技术联系和经济联系，还可以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由于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复杂，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量十分巨大，在区域规划中运用的还不多。
对于发展规划，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正特征矢量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决策者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子，在各因子之间进行简单的相对重要性比较，从而得到各相关因子相对重要性的矩阵形式，然后通过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出各因子的权重值。正特征矢量法是根据区域经济规划的实际背景，把正特征矢量法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给出一类区域经济网络模型，并提出一种寻求有效解的Pareto最优算法。系统动力学方法是一种以反馈控制理论为基础，以仿真技术为手段的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定量方法。系统动力学模型本质上是具时滞的一阶微分方程组，其特点是强调结构的描述，处理具有非线性和时变现象的系统问题，能对经济社会系统进行长期、动态、战略性的定量仿真分析与研究。
四、完善政府区域发展规划的建议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规划的作用，着手编制从经济社会发展到专项领域各个层级的规划，但由于政府规划模式自身的特点，政府主导的区域发展规划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1.发展目标的设计要以区域发展条件为基础
在政府主导的规划中，发展目标多数来源于上级规划目标的分解和政府的需要，带有很多主观性和指令性的成分。虽然政府能够对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是多方面的条件和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以及能源、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经济社会资源存在着客观的可开发利用能力和承载能力，这种承载力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发展目标的设计一定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作出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尊重客观条件，尊重客观规律。
2.发展规划要注重要素瓶颈的分析
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为基础规划设计的发展目标，是经济社会各要素综合效用的结果，但要素的配置在各个区域并不是均衡的，必然存在部分要素的现有供给与实现发展目标的需求之间的缺口。这些要素供给不足的问题，很可能因为“短板效应”，成为制约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政府区域发展规划中要注重对要素“瓶颈”的分析，对短缺要素的种类、数量做出科学的预测，从而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和项目策划，增加这些要素的供给，打通“瓶颈”要素的制约。
3.发展规划要注重制度建设的规划
制度对经济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剂和助推力。政府是基础设施的主要融资者和投资者，是区域发展的领导者，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与创新主体，担负着区域规划、建设、经营、管理的重任。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相关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合理性与完备性最终都会以各种方式对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及政府自身产生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要注重对制度建设的规划，尤其要注意政府对中央和上级政策的落实，对本地相关制度的创设、实施与调整，对自身良好、高效机制的构建。要将制度建设规划纳入规划的范围，作为整体规划的一部分。
4.发展规划要注重区域协作与配套
篇3
【关键词】井口管汇 橇装
管汇，顾名思义就是管子的汇集。
井口管汇通常由生产管汇、计量管汇、必要的阀门及相关仪表组成，主要作用是将各单井井流汇集起来输送到下一步的油气处理等装置。需对某口井进行计量时可操纵多通阀将该井井流引向井口计量装置[1]。
海上平台面积狭小，建造成本昂贵，井口管汇系统的设计要求设备占地空间小，结构紧凑，重量轻，安全可靠性高。
1 设计考虑1.1 管线设计
橇装管线须采用密集布置，以减少橇块面积，且需注意充分利用周围空间。所谓密集布置是相对的， 实际上是适当缩小管线之间的间距， 并注意将操作面留在橇块四周。布置时主要考虑下述原则：
（1）应确保管汇装置正常操作及与设备联接正常进行。如：设计止回阀时，首先应明确介质流向，管内介质流向决定其进出口的安装方向；对阀门的形式选择上需注意：升降式止回阀只能用在水平管道上，对垂直管线需选择旋启式止回阀，且介质流向应由下向上。
设计中尚应考虑紧固件的安装空间要求。
（2）管汇上的阀门、仪表等需操作部件应位于操作人员易于接近处，但应注意不能存在操作安全隐患问题。阀门是管汇装置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布置设计时应为其提供足够的操作、维修及更换空间，并尽量使其有规则地布置。
对于较大的阀门应在其附近设支架，且其不应该设在检修时需要拆卸的短管上，并考虑取下阀门时不应影响对管道的支撑。
设计时尚应考虑为管系的维修、管子、管件的更换预留出足够的空间。
（3）在满足上述操作、维修要求的情况下，应采用尽量短的管线及尽量少的管件将各支管组装起来，完成整体功能设计。
1.2 底橇设计
整体管线布置完成后，据其对底橇进行设计。底橇尺寸除受制于整体布置范围外，还有橇体本身钢结构的设计问题。通常将橇块本身按简支梁考虑， 且要求其挠度小于L/400， 其中L为橇块长度，设计时安全系数取2。另外，吊耳处及主管支撑处应设计支撑梁。考虑到经济性原则，在满足强度及吊装挠度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型材使用量。
2 设计实例
2.1 总体布置设计
该装置为海上平台用橇装井口管汇装置，集生产及计量管汇于一体，共汇集了10口油井的井流。考虑到后期增产的可能性，设计时进行了两口油井的预留。系统设计压力为11.04MPaG，设计温度115℃，操作介质为油、气、水三相混合物，管线等级900lb。生产管汇主管尺寸为12”，计量管汇主管尺寸6”，平台总体布置要求空间为10000mm×2000mm×3000mm。
一般，生产及计量管汇有横向和纵向并排（相对于甲板面）两种布置形式。考虑到该项目中两管汇的尺寸及纵向空间要求的限制，计划采用横向并排布置。另外，系统中阀门尺寸大、磅级高、数量多，如果采用纵向布置，支撑亦不易实现，因此，最终确定采用横向并排式，支管阀门在橇两边进行操作。
设计规范采取ASME B31.3，材料标准采用ASTM规范。
考虑到强度设计要求，在管线布置设计时优先选用标准管件。对于12”生产管汇主管的设计，预采用三通与三通直接相连的模式以节省空间，减少焊缝以减少可能泄漏点。但是该布置方式中，两支管间距并不满足6”-900lb 保温法兰的安装间距要求，且6”-900lb球阀采用蜗轮蜗杆结构，操作所需空间亦不能满足。综合考虑法兰安装、阀门操作空间及保温要求及两环焊缝焊接热影响区间距的要求，阀门手轮与橇块中心线呈45℃安装，两三通之间加一直管段，整根主管长度保持在10000mm以内。依照生产管汇支管位置定位6”计量管汇支管位置。在保证阀门操作高度及紧固件安装空间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汇管高度。
对于闭排管线的设计，主要考虑阀门的操作、维修空间要求，其设计高度按照规格书要求，并因此确定主管线的支撑高度。
通过上述整体布置，该橇的尺寸确定为9750mm×2000mm×2697mm，满足设计要求。
2.2 底橇设计
底橇强度及吊装计算采用ANSYS有限元分析。
3 结论
橇装井口管汇设计主要包含配管布置设计及底橇设计两个方面内容。配设计管主要依据整橇空间要求，并综合考虑可操作原则、可接近原则及经济性原则进行；底橇设计综合钢结构吊装挠度要求、强度要求及管线支撑设计要求进行。
篇4
党的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坚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1]这深度分析了资源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生态型社会的良好选择。
一、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内涵
1.气候变化催生低碳经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目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济活动引起的，人类在过度开发自然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灾难性气候事件频发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面对这些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共同的主题。如何应对气候变暖，英国首先给出了其独特见解。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目标，即：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2008年，当第35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被联合国设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时，“低碳经济”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选择。
2.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从广义上讲，是要协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应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为出发点；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的；以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以及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和输出创造机会为目标。而从狭义上说，低碳经济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的造成的影响。但是，单纯地将“低碳”经济理解为“无碳”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氧化碳不仅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必需物质，而且在灭火、冷藏食品、人工降雨、制作饮料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完全的“无碳”经济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假如“设定自然系统（大气圈）客观地存在一个最大可容纳的二氧化碳含量，要确保气候不至于逐渐变暖，人类经济活动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必须始终小于或等于最大可容纳的二氧化碳含量，否则，气候变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2]由此可见，只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高碳”经济与低碳经济也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等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全部内容。
因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以保护资源环境为基础的，那么，发展低碳经济是否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首先要正确认识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自然环境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自然经济纳入其研究范围，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为经济活动免费提供可利用资源的供应系统。由于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又没有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3]；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自然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给出系统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5]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资源是通过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6]揭示了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3.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的清洁也是一种资源，污染了环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洁环境。价格、替代品和技术进步对清洁环境的作用与对其他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没有成本的，那么，生产者就没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但是，如果污染环境存在某种价格，那么，生产者将设法寻找到某种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价格越高，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去研发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径。”[7]因此，在生产中加入环境成本，不仅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起到提高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三、低碳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低碳经济倒逼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种倒逼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带来低碳经济”，只要突破了技术问题，低碳经济也就自动发展起来了。其实，这完全颠倒了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先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纵观历史，只有当人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才会通过发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事实证明，当下运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挑战。为了挽救濒临枯竭的资源、恢复碧海蓝天，人们提出了更高一级的，更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必将是前者倒逼后者的关系，并且这种倒逼机制是低碳技术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2.低碳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改造自然来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的过程。高碳经济模式是将支持经济活动的四种基本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结合，改造自然资本来获得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要素。对比低碳经济和高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得出：假设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低碳经济模式下，在对自然系统向经济系统（社会在生产过程）输入可用资源的认识中，首先，加入了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可转移消化的废弃物（抽象为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重新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问题，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统能够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给出了低碳经济模式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载力时，社会在生产过程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其已经逼近自然系统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时，还必须满足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则社会在生产过程就不能继续。低碳经济模式展示了劳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性，也不再将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3.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
篇5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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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经济环境
0引言
我国农民工数量巨大，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我国对农民工问题也十分关心和关注。从某种角度看，农民工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我国农民工问题也日益突出。就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有大量的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甚至发生个别农民工被迫跳楼的情况。这一问题的发生有一部分原因与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有关，但主要的还是我国缺乏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经济环境是相互促进的，想要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就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想要提升经济环境，就需要借助制度建设来实现。
1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
首先，建设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国却没有健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这显然有失社会公平。在社会中，出现了城乡的隔离和对立的情况，有些城里人甚至会对农民工产生歧视，就像很多企业由于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所以肆意妄为地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如果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诸多问题就会得到改善，并且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制度建设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坚实的后盾，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从而增加内需，拉动消费，从根本上说，这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农民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要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关键在于当今的经济环境是否与之匹配。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群体之一，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已被社会所认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能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进一步优化经济环境，第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支撑。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一方面，良好的经济环境能给他们带来就业机会和足够的收入，使他们有缴纳保险费用的能力；另一方面，良好的经济环境是企业盈利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从而使其能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就目前的经济环境来看，有很多因素都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如国民经济提升、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等，但还有一些影响制度建设的因素，如经济发展的贫富差距较大、社会保障基金存在缺陷。因此，想要更好地推动制度建设，就必须要优化经济环境。
3优化经济环境促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3.1针对社会保障制度，修改相关的经济立法
制度的实施需要法律的保护，只有健全法律法规，才能真正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撑。我国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仍有待完善。由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涉及的范围较大，利益关系复杂，实际过程中有很多障碍。因此，国家要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关立法工作，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对农民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等法律法规及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如，相关部门可以从《劳动法》入手，在《劳动法》中明确对农民工的权利保护，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公平就业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劳动法》应该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另外，《劳动法》要规范农民工用人制度，如农民工进入企业后，企业必须和农民工签订有效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必须具有有效的盖章，并且劳动合同必须要给予农民工一份，以免在发生问题时，由于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无法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相关部门要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资的情况，全力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应该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民工创造有利的就业环境。
3.2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平台的建设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从两方面展开，不仅要与现行制度衔接，还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特点和需要。流动性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征，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针对这一特点，建立相适应的保障体系，确保农民工社会保障关系能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转移和接续，这就要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保证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中的社会保障权利。我国可通过推广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方便农民工在各地之间转移社保信息接续，尤其要保证接近退休年龄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关系平稳对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还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农民工流入地、流出地资金保障接续精算模型，采取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措施，科学合理地计算农民工输入地和农民工输出地社会保障转移金额，确保农民工社保基金收支平衡，持续健康的运行。另外，我国要继续完善农村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确保社会保险关系能够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有效转移。
3.3创新基金筹集机制
基金短缺问题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主要困难。新形势下，我国要建立长效稳定的社保资金筹集机制，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迫切要求，这就要创新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机制。首先，政府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为农民工社会保障提供有力的支持。其次，拓展资金筹集的渠道，拓宽农民工人社会保障范围。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单位和个人应履行的职责，形成科学的分担机制，确定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国家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从土地出让金、集体经济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资金中，按比例划分、筹集农民工社会保障资金，通过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使社会资源成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重要补充。另外，我国可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从而保证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
3.4政府要注重经济环境的公平性
在经济环境中，有很多经济不公平的情况发生，如经济贫富相差悬殊，因此，政府应该注重经济环境的公平性，从整体上优化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经济环境。从2001年到2005年国家财政总共增加15263.25亿元，几乎翻了一番,而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虽然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非常小，最多年份只占2.1%，与发达国家接近或超过一半的支出，相差甚远。总之，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政府财政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责任，我国需要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注重为经济注入更多的公平因素，成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可靠支柱，为社会的公平、稳定做出贡献。
4结语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经济环境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想要更好地建设农名工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就必须优化经济环境，只有在良好的经济环境基础上，才能促进健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当然，农民工高度的流动性和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使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更加艰巨，由此而引起的矛盾也更加复杂，单从经济环境角度的分析，并不能涵盖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全部要素，还有很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建设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时，我国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成为真正的获益者。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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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在社会中，分配关系直接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分配公正从某种角度决定了社会公正。对于这种对初次分配不均衡现象的再分配需求，它并非单纯指代财富的平均分配，还可以指代利用国家经济能力对社会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以及包括对收入分配的均衡和对产业效益的有效刺激。所以对社会分配公正问题应该从多方面展开考虑。
一、社会分配公正的法律意义
社会分配公正对于以经济为首的社会向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考量，社会分配公正的法律意义应该涵盖以下两点。
(一)对法律平等实质转变的推动实现
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这就是社会分配公正所存在的法律现实意义。传统形式平等代表私法形式理性要求，它所代表的法律人格是抽象的，抽象掉所有人的不同特质，将他们视为是平等的人。在形式平等看来，人的差别是固有存在的，而基于人的差别所产生的差异则不为人的意志转移而改变，所以它认为法律实质上是无法根除这种差别的。形式平等为人们带来关于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困境，当社会中人群出现不平等现象时，例如市场支配垄断，此时形式平等就会出现平等机会下的相对不平等，最后引导私法体系走向价值紊乱。所以从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法律必须关注人的差别才能够对社会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予以“差别对待”，因此就有了人的实质平等。在实质平等中就要求不应该对所有人都适用同一种法律，应该对不同人群予以不同的法律规范原则及内容，这样就能做到对弱者权益的有效保护。与民法注重形式平等不同，我国经济法是侧重于实质平等的，即经济权益的最终归属权属于谁，它是在传统形式的不平等基础上来追求的平等权益。
(二)对社会分配公正引导法律关注人权的实现
社会分配公正也包含人权内容，因为人权是具有法律及道德应然性的，也就是说，任何人在人权面前都应该完全平等，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经济强者不能凭借其经济优势来肆意侵犯经济弱者的基本人权。将该问题引申到市场中，就体现了人权区别于一般权利的特殊属性，那就是人权是不受到市场规律交易以及竞争法则支配的。所以说，社会分配公正从某种层面也引导了社会更加关注法律中有关人权内容的实现，希望社会对某些围绕人权所呈现的不公正现象给予有力的制度回应[1]。
二、社会分配公正的公平审视
如何公平审视社会分配公正，本文认为应该从多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起点公正与结果公正
市场经济环境是鼓励人们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展示个人能力并获取相应回报的，这也是确保激励市场效率的基本途径。但在实际的市场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由于能力不同而造成的财富差别，即起点公正下竞争所形成的收入差距还是依然存在的，它也符合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对人们的劳动过程起到基本的刺激激励作用。而从结果公正这一点来看，无论人们在竞争过程中多么努力，其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始终应该是同一的，但与起点公正作为社会分配的两种基本方式，人们不能对它们实施简单的排他性价值判断，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经济法保障的社会分配公正应该以起点公正作为原则，而以结果公正作为补充。即在起点公正中为国民提供更多的条件公正与机会公正，使竞争规制更加合理公平化，尽量消除社会分配不公正问题，确保社会各个层次、领域成员在相对平等的基点与条件下公平竞争。
当然，一个社会的起点公正与结果公正还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够合理完善、市场经济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家庭遗传所带来的资源不均影响、包括个人天赋与后天能力培养等等。要正视这些因素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调整社会分配公正。不过，过分的社会分配公正也会将国家带入平均主义怪圈，导致社会成员失去对工作、对学习、对生活的积极性与进取心，进而失去社会信任感与责任感，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所以此时就要基于经济法保障机制来正确引导社会分配公正向正确的方向发展[2]。
三、基于经济法保障机制实现社会分配公正的引导路径
考虑到中国初次分配不公正平等这一严重性，应该基于经济法保障机制来实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建议。以本国国情出发，不易盲目模仿欧美市场经济机制制度，并做到以下3点。
(一)借助最低工资控制保障社会分配公正
在我国《劳动法》的第48条中就规定“国家应该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确保为劳动者所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该制度就给用人单位提出了基于社会分配公正原则的薪酬发放义务，保障了劳动者获取合理报酬的基本权利。该条体现了我国经济法保障机制的强制性原则，是典型的弱者保护制度。
(二)对税收制度的完善
国家应该基于社会分配公正来调节收入分配能力，从税收入手来调整市场经济环境，使其成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对于国家经济而言，税收是强制性征收政策，它不但维持国家存在，也是支付转移实现的大前提。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实现了率先富裕，这扩大了国民收入的现实差距，使得社会分配公正渐渐淡化，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极大程度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某些税种征收机制，例如美国的遗产税，它就是典型的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国家级税种。遗产税的征收非常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降低某些人群通过不劳而获或获得大笔财产的可能性。同时，遗产税也更加鼓励社会分配公正理念，鼓励靠劳动致富，是对社会财富增长有效促进。它应该成为我国未来税收种类丰富的选择之一。
(三)对价格杠杆作用的有效发挥
要对社会商品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以规范各种服务收费行为。在我国《价格法》中就有相当多有关价格控制的相关规定，例如采用限定差价与利润率来规范商品现价，实行商品提价申报等相关干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经济法规范商品价格行为与服务收费行为，积极治理某些不合理、不公正收费行为，对体制漏洞与不公正分配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与适当清理。尤其是打破我国在某些行业的经济垄断发展态势，严肃整顿乱集资、乱收费行为，加强社会分配公正方面的经济法保障机制监督力度[3]。
四、总结
从总体来看，经济法保障机制能够实现对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它让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正常发挥作用下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分配公正机制，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自发规律原理。当然，也要积极利用国家政府超越社会的这一大优势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分配公正，让政府实现自觉调整，依据由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所产生的不公正倾向来对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资源的再次调整与分配，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保障机制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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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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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身边生存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龄大都在50开外，疾病或意外让他们遭遇独子夭折的厄运。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他们已无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他们被称为“失独者”。失独者，广义上指因伤残、疾病、自杀或意外亡故，失去了独生子女，且不再有生育能力的“无儿无女”的父母。他们大多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赶上80 年代首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到中年遭遇独子夭折。在国家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失独家庭为国分忧，从未考虑过个人的风险得失。如今，他们面对的是失去爱子后的孤苦无依，除了丧失爱子的孤苦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但相关帮扶、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滞后。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帮助，如何接手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未来，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对于失独人群与家庭的数据统计，还没有确切的官方调查统计数字公布。但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卫生部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中国现有独生子女2.18亿，15―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10万人，每年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有7.6万人，由此推算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超过百万。此外，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则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根据笔者在湖南省长沙市的调查发现，截止2013年7月，湖南省共有失独者20648人，长沙有2697人，占长沙总人口比例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倍。全省失独者自2007年以来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每年增加2000多人，相当于每万人增加0.3个失独家庭。
二、失独家庭生存困境
（一）部分家庭生活拮据，失独老人的物质帮扶不够
在我们所走访的失独家庭中，90%以上的家庭，夫妻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以上，在失独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比例远远高于有工作的，没有工作的比例达到64.3%。这一类人同时又可分为离休或退休、下岗以及没有工作能力等情况。据实地调查得出的数据是，离退休失独老人平均每人每月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其他部分的失独家庭只能靠养老保险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政府救助、亲友接济、自己劳动等方面获得经济收入，但是这些方面只是基本的、低标准的、不稳定的收入来源，其生活水平还很低下。而对于那些在农村的失独家庭来说，失去唯一的孩子则意味着失去了经济来源以及养老的依靠。因此，对于这部分失独家庭来说，物质上的帮扶显得尤为迫切。
国家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涉及失独群体社会保障的条款为该法的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对失独家庭给予扶助的一部法律，然而，该项条款中“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一概念显得很模糊，在法律上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伸缩性。湖南省也从2006年开始颁布施行了《湖南省部分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扶助方案（试行）》，这是湖南省较早实施的对失独家庭和伤残家庭进行扶助的一项制度，2006年刚颁布实施时，对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扶助金是每人每年600元，截至到2012年，该扶助标准已经动态调节到每人每年1620元。同国家的扶助标准一致。调查发现，长沙市各区对失独家庭的特扶金标准并不一致。据了解，长沙市芙蓉区和岳麓区等从2008年开始已提高扶助标准至每人每月400元，高于其他区执行的国家标准。岳麓区对失独家庭的特扶金有两个标准：对于符合条件的无工作的纯居民，每人每年4800元，对于有工作或者离退休个本地居民，每人每年扶助标准为 1620元；芙蓉区自2013年1月1日起，所有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4800元。但是就算如此，这对于失独家庭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问题。
（二）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生活质量下降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是正常人无法体会到的，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与悲哀。很多的失独家庭在失去独生子女后，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由于长期陷入悲伤地状态很容易得抑郁症、心脏病、高血压、视网膜模糊并失明的现象。在我们的调查中有50%的失独老人认为自己的非常不健康，而认为自己还比较健康的只有3.6%。同时精神上的痛苦加剧了身体健康状况的下降，在中国的文化里孩子不仅仅是父母们血脉的继承，更为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父母希望的依托。在失独家庭中基本都是子女成年后因疾病或意外死亡，失独老人一直没有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有30.91%的人认为“生命没有希望，生不如死”。孩子离世后身边没有人陪伴，他们整日以泪洗面，不肯面对现实，将自己封闭起来，足不出户。还有23.6%的失独老人认为“害怕和别人交流，担心会聊到孩子的事情”，他们对外界的戒备心很重，基本上不愿意与外界有交流。相对于物质上的补偿，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失独家庭的精神慰藉，让他们可以早日走出心理阴影，重新融入社会。
（三）对养老、医疗保障问题的担忧
育儿养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被称为“失独者”的他们，除了丧失爱子的情感煎熬外，如今更担心疾病、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难题。“孩子是父母的希望与保障，中国人更是把儿女看得比天还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说，一旦独生子女家庭失去唯一的孩子，父母养老送终便成难解之题。在问及是否担心养老问题时，有87.27%的老人表示“非常担心”，表示“不太担心”的仅占3.64%。而当问到主要担心养老问题的哪些方面时，78.18%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没有足够的钱看病”，94.55%的人表示“年老生病或不能自理时没有人照料”。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医疗保障政策，大部分需要失独家庭自己负担。据我们了解，2012年全年，在医疗费用支出方面，有53.6%的家庭平均每月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小于1000元，28.6%的家庭每月用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达到1000-2000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有50.9%的家庭表示收支已经入不敷出。他们担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害怕没有足够的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是担心没有亲人能在身边照顾自己。他们迫切希望自己的后半生能够有所保障，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目前，在有的地区将失独家庭按照“三无家庭”的保障机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三、失独家庭亟需社会支持
失独家庭我国人口政策带来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 这些家庭因为响应国家的号召而使自身遇上了巨大的风险。这一群体面临的困境需要国家与社会从多角度、全方位寻求解决路径。
（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1. 建立政府层面的制度化扶助关怀体系。目前政府层面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群体的制度化帮扶措施，各地措施存在形式单一、政策不衔接、标准低、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协调、推动作用。政府应承担起计划生育补偿的国家责任。国家整体考虑，制定一个面向失独者的全面关怀制度，给予针对性的服务。首先，对于当前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定义不清的部分，重新审视、完善，建立明确的针对失独家庭补偿的法律体系，让失独群体的利益有法律的保障。其次，设立政府失独家庭专项养老金，增加政府养老资金的财政投入，减少失独家庭的经济保障风险。最后完善养老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让失独家庭无后顾之忧。对于失独家庭，政府每年都有一定的奖扶资金援助，但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失独老人来说这点扶助金远不足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政府应在社会抚养费中明确一定比例用于为失独家庭购买足额养老保险、意外伤害和大病医疗保险等，解决失独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医保无法报销的自费部分要给予减免，让这一群体生存养老都有保障。同时，要建立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人们因为政策限制或面临生育选择时，没有后顾之忧。
2. 适当提高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标准。考虑到经济发展、物价上涨等因素，失独家庭的特别扶助金也要动态上调，目前长沙市的特别扶助金还太低，对失独家庭的帮助很小，根据对失独家庭的走访和他们的期望，建议特别扶助金标准可提高到1000元每月，并实行全市统一标准，防止的各区不同标准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同时，每逢节假日应上门给予物质和资金慰问，对临时有困难的对象及时的救助。
3. 加强对失独家庭的精神抚慰和心理疏导，建立心理救助机制。对于失独父母来说，养老、医疗等物质保障很重要，但精神抚慰更不容忽视。因此，针对失独父母，有必要在财政支撑下，建立起心理治疗机构、社区、政府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心理救助机制，并将其落到实处。要以社区为平台，组织或引导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关爱失独家庭，丰富其精神生活，解决失其内心的孤寂。
4. 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提供便利条件。首先，政府应放宽失独家庭收养政策，为失独家庭收养子女开辟绿色通道、创造制度上的便利。同时，为愿意再生育的家庭提供生育帮助，为希望通过 “试管”生育的家庭免费提供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便“失独家庭”能通过收养和再生育摆脱“失独”的孤寂状态。
（二）建立社区关怀机制
1. 完善社区医疗服务。结合医疗服务中心或者医药研究所，在社区设立卫生服务站点，为社区内60岁以上失独老人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由专职助老服务员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开展安全和卫生检查，并做好记录。
2. 为失独家庭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具体可以借鉴株洲市疾病防控中心为失独家庭提供“六心”服务的做法。对于那些不想到养老院养老的失独者，社区派专门的社会工作者到失独者家里提供慰问、聊天、陪伴等精神型服务；针对失独老人的具体困难，为他们在家务、医疗照顾等方面提供援助；以及在老人临终的时候处理好后事，让失独者“老有所依”。
（三）社会志愿者积极关注失独者
1. 失独志愿团体筹划建立稳定的失独者互助关爱平台。失独者关爱互助平台是一种为区域内失独家庭提供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失独者可以通过此平台交流情感、排解孤独、组织参与各种活动。解决“失独家庭”问题、关爱“失独父母”，只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打破失独家庭所陷入的痛苦内循环，从根本上给予“失独家庭”经济支撑和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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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经济法社会性社会公共利益
一、经济法社会性的内涵及价值
何谓“经济法的社会性”，学者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笔者认为，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不能不认真加以对待。依笔者理解，经济法的社会性至少包含这样的含义：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社会性，指的是一种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人性。同时社会性也与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相联系。[①]经济法社会性的凸显，既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结果。民法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注重保护私人的利益，具有私人性；商法以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为已任，注重维护商人的营利，具有营利性。显然民法和商法囿于自身的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无法调整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新的法域来满足相应的法律调整需求。“从私法观察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两个私人之间以互相平等为前提的关系。这种观点忽视了第三者，即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利害关系人：公众。”[②]亚当？斯密曾断言，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成功的引导着自私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③]但“斯密对此完全没有证明，自1776年以来，也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给予证明”。[④]事实上，实践却证明了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大多并不能自发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的，往往破坏社会公共利益，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污染环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串通定价等等。“看不见的手”也无法解决宏观经济领域的问题。无论是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还是作为私法特殊部分的商法，都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力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对经济生活加以干预，在充分尊重私人利益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民法、商法的法域，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及其社会性的根源。金泽良雄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协调性要求，认为，为了填补市民法所遗留下来的这方面的法律空白状态，就需要国家的干预。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并不是‘无形的手’，而是通过‘国家的手’，实际的去弥补空白状态。”[⑤]“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的手’（代替‘无形的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⑥]这些论述，精辟的指明了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和法律根源，并着力强调了经济法的社会协调性；换言之，即使是“国家之手”的运用，其着眼点仍是经济的社会协调性，而不是片面强调国家的意志或者利益，当然更非民法或者商法所竭力维护的个人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性或者社会法的性质凸显。我国有学者甚至认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并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主张，我国于80年代产生的所谓“经济法”在观念上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法，而是公法性质十分浓厚的经济行政法或国家经济管理法。由此带来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把计划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使经济法应有的社会利益本位异化成为“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把许多不属于经济法这个部门法的内容如合同法纳入到经济法里面，同时又把许多理当属于社会法体系的内容排斥在外……。中国应当充分意识到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这对于转变经济法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⑦]在此，笔者无意争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异同，以及计划法作为经济法的“龙头”是否合理，从作者强调经济法是社会利益本位的法而不是国家本位或者权力本位的法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政府是仅仅把经济法作为其强化对经济的管理，扩大自身权力的工具，使其在“依法”的幌子下，“合法”的对企业施加非理性的干预和控制，满足自己的权力偏好；还是真正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又不致于过分限制私人自由及窒息私人活力着眼来设计经济法；显然是立法者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问题；这也是经济法正当性与否的主要标准。“只有在实现普遍利益或公益所必需的时候，才能允许对个人施以强制；此乃自由传统的一项基本原则。”[⑧]经济法也必须奉行这样的原则。现实中，经济法的立法确实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倾向，在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并没有足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法律措施，在设定市场主体义务的同时，忽视对其权利的保护。因此，尽管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法之法”[⑨]，“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来统制经济生活，具有权力干预权利的公法特征”；[⑩]强调经济法的社会性而不是国家性，强调经济法是社会经济管理法而不是国家经济管理法仍然意义重大，这将决定经济法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并决定其命运和实施效果。
二、经济法社会性的体现
首先，从调整对象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性。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存在不同的学说，例如，国家协调说、国家调节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管理协作说和社会公共性说等学说；如果从实质内容上看，这些学说所展现的经济法体系和范围，则是基本一致或者正在趋向一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可以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同时这种经济管理关系，又具有社会公共性。无论是市场规制关系，还是宏观调控关系，都具有社会性。前者并不在于规范具体当事人的交易关系，而主要着眼于构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矫正市场中的反竞争行为，以法律的手段为市场机制的发挥创造条件；规范商事主体的竞争行为并且保证交易的公正。后者则侧重于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关系，目的在于确认和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宏观调控的手段以及宏观调控的效力和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现，实现国民经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均是国家经济职能的重要体现，它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同时政府这种经济职能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虽然经济管理离不开行政权的作用，但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管理已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而是国家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着眼于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秩序和共同条件的公共管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融社会性与管理性于一体；社会性寓于管理性之中，管理性是外观表现，社会性则是实质内涵。
其次，从调整机制上看，经济法采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体现社会性。经济法既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个别保护，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11]经济法注重通过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以体现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并保证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的实现除了依靠当事人自觉守法外，政府的监督和强制是经常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监督市场主体遵守经济法的义务；同时，在当事人出现违法行为时要求其纠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这在我国的经济法中表现尤为突出。经济法中也不排除民事责任，而这种民事责任又不完全等同于民法中以补偿性为基本特征的损害赔偿。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所规定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时的双倍赔偿责任，美国反垄断法上所确立的所谓损害额三倍赔偿及其判例法中确立的缺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均体现了不完全等同于民法的理念。这种惩罚性的赔偿责任，体现了立法者的政策考量，“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12]这种惩罚性的赔偿冲破了私法中等价有偿的价值观念，强调惩罚、教育、安抚等社会功能，显示了强烈的社会性色彩。在经济法的实施中，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建立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认为，经济法作为调整关系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经济关系的实体法，需要有与自己精神完全一致的审判程序。[13]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国家机关作为代表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为侵害时，向法院提出诉讼，使国家或者受害人得到相应的赔偿；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将刑事责任引入经济法，例如美国的反垄断法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也是经济法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它表明了经济法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无疑，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整机制具有综合性，与民商法主要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设立民商事法律行为，依靠当事人发动争议、法院“不告不理”的纠纷解决方式等调整机制相比，更为丰富和灵活，也是其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重要表现。
最后，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看，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也凸现了其社会性。与民法、商法不同，经济法追求在协调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基础上，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法益结构。经济法承认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性并将其作为自身保护的首要利益，具有进步性。“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14]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法益结构中的首要利益，适应了通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现从总体上保护自然人、法人利益的需要。经济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主体的不当行为而产生的。经济法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主要不是着眼于交易双方利益的衡平，而是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维护公平竞争也好，规范宏观调控也罢；其目标都是社会公共利益。“无疑，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可以建立一种秩序，使公民个人利益、法人个别利益、国家利益最大限度的得以实现，但同时又使这诸多利益实现的任意性得到节制”[15].如果说，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或者“帝王原则”是诚实信用，则经济法的“帝王原则”应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民法是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为其根本任务，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最能保证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现和利益的平衡。经济法为公私融合之法，或主要为公法，无论是对于执法者的国家机关而言，还是对于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而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无疑最能实现经济法的目标。
三、经济法社会性的制度保障
（一）、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和交易秩序，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前者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从而实现交易的公正；价值规律主要涉及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关系。后者表现为卖方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6]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保证价值和价格的基本一致，竞争规律主要涉及卖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法律也致力于保护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不受抑制或者破坏。对于价值规律发挥作用之前提的竞争规律而言，法律的作用在于提供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保证竞争的充分进行。作为价值规律自身，其涉及交易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客体（产品或者服务）、交易媒介（价格）等诸多交易要素；法律的作用在于通过规制交易主体的行为，规范交易要素，使交易符合价值规律本身的要求，从而实现交易公正的法律目标；因此，法律的作用表现为对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规制或者保护，并通过对经营者行为的规范实现对作为交易要素的产品（或者服务）以及价格的规制。从具体的交易看，经济法只对交易的要素本身进行一般的规制，为当事人的公平交易设立最低的法律保障，以维护整体的交易秩序；至于当事人在交易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则交由民法中的合同法进行规范或者依靠当事人意思自治解决。具体而言，为了确认自由、公平的竞争规则和保证公正的交易，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经济法必须确立以下的制度或者规则：1、通过对限制竞争（包括限制竞争行为和在市场结构上的垄断状态）的禁止、限制或认可，为所有的商事主体自由的进入市场并公平开展竞争创造一般性条件，进而保护和促进竞争。
2、通过划清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的界限，揭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规定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国家对产品的监督权力，以及经营者产品质量的义务和责任，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并保证交易客体的真实性和适用性。产品质量，从微观上讲，关系到交易双方的目的能否实现；从宏观上讲，则是影响一国资源优化配置、关系国民人身安全以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其作为交易的核心要素，经济法不能不对其加以规制，以保证交易的公正。
4、规定经营者和政府的定价行为，以及政府对价格总水平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交易的公正并且规范政府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行为。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市场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价格法的作用即在于保障价格机制的实现。
5、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并规定相应的措施确保消费者权益的实现。良好的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利。换言之，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自由、公平的竞争，是消费者实现其权利的一般性条件。[17]但是，无论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产品质量法、价格法都主要规范经营者的行为，为经营者设定义务，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间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从消费者的角度，具体明确消费者的权利。这对于消费者知晓并主张自己的权利，保障交易对方即经营者知晓并且不侵犯消费者的权利，无疑是有益的。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纳入经济法的范畴，用经济法的理念来构造其内容和体系更能适应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例如，日本的消费者政策法[18]以及英国保护消费者的法规[19]都被视为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二）、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构造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秩序。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都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过程。”[20]宏观调控法或宏观经济管理法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确宏观经济管理或者宏观调控的主体以及具体政府部门的分工，明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手段和工具，以及企业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义务和权利；以实现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具体言之，宏观经济管理规则应包括以下主要制度：
1、通过确认预算和税收的法律规则，建立良好的总收入和总分配的秩序，为实现总收入和总分配的平衡，以及国家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调控国民经济创造良好的法律条件。
2、确认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和规定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规则，以及金融当局对金融业的监管职责，为实现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创造法律条件。
3、通过确认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则和振兴特殊产业的特别规则，建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秩序，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创造法律条件。产业政策的法律规则，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例如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产业政策的类型、产业政策的实施及其监督、产业政策的调整程序以及具体的产业促进或者产业振兴的规则。
4、确认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建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秩序。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资源配置、经济调节的手段。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就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的共性。[21]计划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法律规定计划的制定程序、计划的主要内容、计划的效力、计划的实施、计划实施的监督、计划的调整和变更程序，违反计划的法律责任；以保证计划制定的科学、民主，并保证计划的有效实施，使政府的计划行为受到法律的控制。
四、结语
民商法注重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个体的利益，具有明显的私人性。经济法的社会性一方面为民商法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其发生作用的范围提供限制；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历史表明，要求承认个人权利的欲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从人的头脑中消除。另外，似乎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消除公共利益的理念，因为它植根于人性的共有成分之中”。[22]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商法的私人性和经济法的社会性是可以而且应当并存的。
注释：
[①]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第63-64页。
[②][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④]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8页。
[⑤][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⑥][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⑦]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⑧][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⑩]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11]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2]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页。
[13]李昌麒主编：《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7页。
[14]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15]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5页。
[17]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65页。
[1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1-464页。
[19][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20]聂辰席等：《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