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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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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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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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较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进行双语教学的要求，将全国高校双语教学工作由自发、无序推向主动、规范的阶段。即使如此，我国大多高等院校双语教学仍处于试行阶段，各院校也在对双语教学进行不断探索，还需不断完善、改革与创新。因此，本文就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必要性、教学模式、改革的路径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一、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双语教学，根据英国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的所给的定义：Theuseofasecondorforeignlanguageinschoolfortheteachingofcontentsubjects，意指在学校中能够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学科的教学工作。在我国，双语教学的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相对涉及较少。但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中，新闻传播进行双语教学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双语教学是新闻传播媒介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新闻报道的同步性以及无边界化使得“地球村”成为现实。而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双语教学已成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在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新闻采访、现场直播或新闻写作，新闻从业人员能够掌握国际语言已成为基本的职业生存能力。更深一步来说，开展双语教学可以使学生加强新闻敏感度，及时掌握并分析外文资料，随时了解信息的最新变动情况。其次，开展双语教学是提高新闻传播学教育水平的手段之一。新闻传播学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新闻传媒业提供优质的后备人才，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外语能力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提高外语能力不仅指语言能力，也非普通意义上的听、说、读、写，而是以提高外语能力为基础，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为例，“新闻阅读”是这门课程的重点，语言媒介不再是我们所熟用的汉语，而是英语。前提是我们需熟用此种语言技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新闻“阅读”，通过此门课程我们不仅能提升阅读能力，也是对跨语言领域、跨文化领域的一次次新闻解读、分析。最后，在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也符合我国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目的。现今，中国各个方面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不论是经济实力、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都在不断向前推进，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信息传递的不到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解，而这些声音大多来自西方媒体。那么想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与态度，就需要增强自身国际传播的能力，培养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运用常用的国际语言适时进行新闻报道、新闻写作、发表评论等，从而传达真正的中国声音、中国态度，逐渐改变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被动的局面。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出可以纯熟运用常用国际语言的能力，树立跨领域文化思维的意识，高质地实现国际传播的工作者。

二、新闻传播学进行双语教学的模式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开展的前提是选择恰当的教学模式，并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根据《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来看双语教学的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其一，沉浸型教学模式，即课程的教学过程完全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开展，此种教学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语言水平要求都较高；其二，渗透型，即在教学工作中以汉语为主，适当穿插使用英语，主要体现在关键词和关键问题的非汉语言的讲解与背景解读，或者对一些外文词语的中文含义进行解读；其三，交替型，即交替使用中文与外文两种语言，在两种语言的运用上不分主次，在理解中文内容时适当使用英文进行补充，在讲解外文内容时适当使用中文进行解释；其四，演示型，即在专业内容授课过程中，主要以中文教学为主，针对一定的内容选择相应的时间用外文进行教学；其五，选择型，即通过开设选修课，结合学生的个人兴趣进行外文双语教学。这五种模式各有优缺点，在开设双语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师资力量、所处环境等，选择相应的一种或几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充分运用自己所具备的优势力量，使大多数学生能在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路径的探索

（一）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授课时间

何时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很多人都赞成应该从大二或大三开展双语教学，认为此阶段的学生有了一定专业知识的积累，也经过了英语四六级的打磨，较为适合开展双语教学。其实不然，不同地区的学生应选择不同的时间点，应该结合实际来开展。例如，贵州地区的学生，一部分学生英语基础较为薄弱，高考之后是这些学生英语能力较强的一个时间段，如若此阶段不开展双语教学，而且外语学习方面的督促相对减少，到了大二或大三英语能力有可能不增反减，如若能在进入大学之后适当地开展双语教学，既是对英语学习的督促，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专业基础知识是每个新闻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当中都能用到的，所以针对此类学生，开展一贯而终的英语教学模式较为合适。当然，从大一开始进行双语教学并不是所有课程都合适，应选择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教育专业课程，从一开始建立学生对课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与国际接轨。

（二）授课内容的选择

授课内容应系统化、模块化，与实践相结合。就《英语新闻阅读》这门课程而言，更应该与实践紧密结合。新闻具有时效性，所以英语新闻阅读在进行授课时，在不失双语授课根本的同时，应以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例，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新闻热情，将英语与新闻专业知识良好地结合在一起。另外，在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授课内容，变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三）对教材的选用

适当地进行本土化的改革现今，很多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授课仍然选择的是英文原版教材，对学生学习最根源与最前沿的专业知识十分有利。但英文原版教材授课并不适用所有学生，比如偏离我们的现实情况、费用高昂、知识架构相对于国内的教材较为分散，不利于学生掌握等。面对此种情况，必须对教材进行本土化的改革。但我们在进行教材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教材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对英文原版教材进行“修改”，而是在不改变知识体系的前提下，遵循作者原本授课意图的同时，将教材调整为适合当下学生使用的教材；其二，教材本土化可以适当选择当下环境的案例，让教材与实际联系更紧密；其三，将中西文化进行更好的融合，在教材本土化过程中注意对不同文化的注解。

（四）将多媒体教学更好地运用到双语授课过程中

当下，很多院校的授课过程都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针对授课难度较大的双语教学更应该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教学。由于英语并不是我们的母语，难以避免出现授课发音不准等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课件与面对面授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多媒体课件集声音、图片、文字、动画、图像于一体，可以将学生带到情境当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第一时间将原汁原味的内容传递给学生。但仅凭多媒体教学是不够的，缺少反馈与互动，此时更需要老师来面对面地进行答疑解惑，将发现的问题一起进行讨论，才能最大限度地收获知识。很多专业课程的授课过程也是如此，那么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授课更应如此。

不难看出，我国很多院校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的授课还处于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与各个院校已形成的精品课还有一段距离，因此需要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最适合自己的授课模式、方法、手段，将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发挥出最大效果，与国际接轨，培养出更多满足当下国际形势的新闻工作者。

参考文献：

［1］李慧娟.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谈［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7）：29-31.

［2］章骏斌.大学化学双语教学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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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台湾地区　新闻教育　实践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中国大陆新闻标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数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学生毕业在媒介找不到工作，而业界需要的人才学校又不能提供，产销严重不对路。这表现了新闻教育方面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学界、业界缺乏沟通。学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参考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系、所。在课程设置上，重视写作能力、文、史、哲素养的培训，强调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交流。各校都注重实习制度，比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将实习分为一般实习和毕业实习。一般实习包括：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中文为《学生新闻》周刊，由三年级学生轮流负责采、写、编、校、广告、发行等工作，每人实习两个月，每周出版一期。英文月刊为《政治前锋报》，由四年级英文组学生担任采、编、校、发行等工作，配合新闻英文课程的教学。政大创办广播电台和闭路电视台供广电组学生实习使用，学生制作的电台节目每日中午二时至四时向外播出，闭路电视则仅在摄影棚操作，不对外播放。选修新闻摄影的学生可使用摄影部的设备。政大还与中央日报开展合作，中央日报木栅与景美两个地区的采访工作，交给政大四年级学生负责，采访新闻报送中央日报采访组使用，每人实习两个月。政大的毕业实习从1960年起改在寒假期间进行，学生可根据兴趣在可供实习的二十五家传播机构中进行选择，为期一个月。这些机构包括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联合报、台湾广告公司、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等等，这些台湾知名的媒体和公司，均愿免费为政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新闻事业机构与新闻界人士还为政大捐赠十三种奖学金，显示出当时学界与业界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他以培养“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为目标，课程设置除讲授理论外，特别重视实习。将实习制度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的具体做法是，各专业的学生逐年有实习课程。三年制学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从二年级开始实习，五年制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从四年级开始实习。报业行政、编辑采访、印刷摄影三个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印刷实习工厂编印《小世界》周报。《小世界》周报每期出版4开1张，经费由学校负责，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大都由该校学生参加，完全是义务性质，包括评论、编辑、采访、副刊，绝大部分是同学执笔，老师只从旁辅导。其他如发行、广告、印刷、校对，也都由同学负责。广播电视、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则在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电影电视摄影棚和小剧场做节且，这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创举。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而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校外实习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根据专业到各机构实习。世新学校的培养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成舍我先生以私人力量投巨资兴办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摄影棚等，购买最新设备供学生使用，使该校学生以动手能力强而著称，在台湾的广电专业、电影制作专业中脱颖而出。这也映证了郑贞铭先生说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如医学院的教育，需要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仪器。学习者必须在学习环境中真刀真枪地干，才能赶上时代潮流，培养出第一流人才。廉价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这是我们探信不疑的”。

1971――1990年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新闻事业的规模与技术都有较大提高。十一年间成立了辅仁大学日间和夜间部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十七所院系。政治大学先后招收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标志着台湾新闻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套完整体系。在实践性教学方面，除重视实习之外，各学校都积极筹资购买最新的广电节目制作设备和电脑排版系统投入使用。为解决实务性教学人才短缺的问题，各校纷纷聘请在媒介有实践经验的本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兼职教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压力。此外，台湾的新闻界学者也积极担负起对媒介监督、建言的角色，和业界人士合作，积极推动了台湾公共电视的建立与有线电视法的制定。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自从在80年代末解除与开放报禁之后，报业、电视、电台均对社会开放，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台湾同时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到2001底，台湾共有24校70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6个，私立44个)，其中大学部40个，硕士班28个，博士班2个。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台湾新闻院校及时开设了电脑排版与设计、电子媒介原理与制作、多影像媒体和电脑多媒体制作等课程，并积极改进教学实习设备，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建成了编采自动化实验室、世新大学新闻系开设了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排版、印刷机械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较好的体会了传播科技带来的革命，不至于和现实脱节。

对于当前的实践性教学，笔者咨询了历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校长和朝阳科技大学教务长、人文学院院长、传播艺术系主任的林念声教授与原铭传大学教师、现任台湾《旺报》驻厦门记者张彦清博士，了解到目前大致情况：台湾新闻院系平时十分注重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学校有专人负责联络各类传播机构。在实习之前，教学负责人员必须落实每家单

位能接纳几位实习学生，最后作出统计，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到广电媒体、网络、报社、广告公关公司等去做各项工作，不会浪费名额。实习过程中，学生每天都要求写实习日志，记录当天所做事项。学校负责实习的教师要与每个单位的带实习的人士取得联系，并寄出一份实习鉴定表请其填写打分。当然成绩与评语都承诺保密，以保证不以面子、人情打分，具有一定真实性。如果实习单位对某一学生的评语和分数过差，学校老师会与实习单位联系。并调查实际情况，因为有时不排除会因一些主观原因导致不公正的评价。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一些学校会召开实习成果汇报会，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一些学校会把实习成绩计人某一科的成绩，比如占总成绩的一定比例等。以鼓励学生抓住实习机会，多出成绩。当然，随着学校的扩招，媒介公司有时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实习生，一些学生只能到台北以外、或是一些小型的私营公司去做实习。

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展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网络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编辑。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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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中，论述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更主要的是通过人类自身来作为传播的载体。以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主要包括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它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林继福、在《解释民俗学》一书中提到，民俗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这些传播途径体现为人们的不同思想和行为。在中国，民俗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语传播、行为传播、心意传播、文字传播四种方式。这四种民俗传播方式并非截然分开，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一种民俗的传播仅仅依存一种传播方式，只有在多元传播渠道的推动和作用下，民俗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鲁晓俊在汗青浊酒：《三国演义》与民俗文化一书中提到童谣，作为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民间游艺民俗，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类童谣被称为谶遥，这种童谣与当时的时政联系密切，不像批评当今腐败的一些“谣”那样直白，而是借助于“谶”的形式来表述。谶谣有许多传播途径，比如通过铭文石刻，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七回邓艾看见诸葛亮几十年前题的石碣“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便是一例。张国杰、程适良在《新疆民俗》一书中论述到民俗是民间社会传承的文化事象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文化。它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里。范勇、张建世在《中国年节文化》一书中，阐述年节习俗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其中包含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思维方式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年节文化的传播在于文化流的作用。文化流一般包括物质、精神信仰、媒介三种不同文化的特质流，而年节文化的传播就是通过这三个途径进行的。

随着社会教育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民俗文化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民俗文化传播路径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呈不断加强的趋势，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丰富。

二 民俗文化中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研究

由于民俗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期，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从民俗文化视域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少且分散，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展和完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张芙华在《民俗与道德建设结合的几点思考》一文中的观点是：虽然民俗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要素，各自具有自身不同的含义和特点。但是民俗与道德的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文别提到：“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方法多种多样，利用人们在民俗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鲜活通俗的、生动典型的物质生活状态与精神生活状态，开展人们喜闻乐见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能够增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游学民在《陕西本土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对接》一文中说到，“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载体，思想政治教育需经由文化资源得以传播而又不能囿于这些文化资源，这就是二者关系的基本定位。”将民俗文化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陶冶学生情操、历练学生心灵的过程，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巧妙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作者只是着重论述了民俗文化资源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对于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路径只是简单的提及，并没有详细论述。

陈宁在《民俗文化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与实践——以四川民族学院为例》一文中的观点：“从民俗文化中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案例，将其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平时的教育工作中，通过大学生所关心的能体现民俗文化发展的实例引起大学生的共鸣，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变以往枯燥的理论讲授为兴趣盎然的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通过这种民俗案例的引入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曹应森在《认真传承民俗文化 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提到，“传统民俗文化在塑造人格魅力、传播思想道德、讴歌民族精神方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教育，要以引导人民群众挖掘、保护和利用本地的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阵地，在人民群众身边开展健康、清新又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从而将民俗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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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最初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仅局限于个别学者，而且是零星的、述评式的。研究者当中，业界、学界平分秋色，各擅所长。卢惠民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上的《漫步新闻书林——1979至1988年新闻学书籍出版评述》是较早的研究文章。作者将1979年到1988年10年间我国公开和内部出版发行的近千种新闻类图书分为新闻基础理论等10大类，在肯定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研究比较扎实的同时，也指出了新闻出版作品过热、重复出版、抄袭作品冒头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曹鹏也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他先后在中华传媒网（1997年）与《新闻出版报》（1998年）连载过“报业书话”，多达20余篇，这是国内最早系列评介新闻专业图书的文章。此外，2000年前后他在《新闻三昧》《新闻实践》与《新闻记者》都发表过长文，重点评介媒介经济学专著。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数量并不大，因此研究仅限于个别学者，没有太多人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显现，相应成果也明显增多。

陈力丹和童兵是较为系统研究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学者。陈力丹于2002年、2003年发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概述》同题文章，在对上一年度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总体评价后，再对主要著作进行点评。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如《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9》，其中有一节内容为《回归新闻学本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的变化》。自2006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该报告梳理和评介该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概况和成果，包括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代表性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这些述评既有利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脉络，又对读者起到了导读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体述评，注意从不同视角切入，分门别类、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陈贝贝分析了传媒类图书的特点，认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导致了传媒类图书市场不仅存在数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结构性短缺，敏锐地指出“传媒类图书成长期更可以体现出出版社对传媒类图书品质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对战略智慧的考验。此时，出版社对市场的细分、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张涛甫、章永宏则指出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繁荣主要表现为中低端市场的繁荣，尤其在教材出版领域呈恶性竞争之势。韩隽通过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使用，同时比照国内同学科教材的内容、风格、定位以及总体理念，归纳了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形态机理特点。刘鸿英则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建议。

2.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前少有的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许欣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力求发现中国大陆20余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和特点，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殷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对2002～2006年国内出版的译著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描述了译著的总体概况，并归纳与分析了译著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以期展现在此5年内我国译著的导入情况，以及导入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视野。钱玲飞、孙辉对CSSCI中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列出被引次数前100名的出版社，将这些出版社按综合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机构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类进行分析，得出对新闻传播学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综合类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结论；对新闻传播学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单本被引最多的结论。将被引次数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为核心出版社，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苏新宁（2011）对CSSCI中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学术影响力很有帮助。

3.新闻传播学说史研究与图书出版研究互相借鉴学说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研究，通过学说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学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但图书出版研究不同于学说史，二者价值评判标准不尽一致。最根本的一点是，学说史是以学术为本位，出版研究则是以读者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视角，如影响出版的各项政策、阅读心理等各种因素，出版机构与读者研究等。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目前已经较为充分，专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2006），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谢鼎新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2008），王怡红、胡翼青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2010）等。我们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闻传播学专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况。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仅对新闻传播代表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点评，也对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谢鼎新的著作重点在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其中关于“研究主体的构成与研究风格”类似于作者研究，用实务派和学院派对学者进行归类，还分析了研究主体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的代际关系等。这些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说明从出版学角度研究学说史可以拓宽视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书目研究较为充分，如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收录了从1903年至1987年我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1900多种。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周伟民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更是收录新闻传播类图书近5000种，上自1903年我国首部新闻学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间有关新闻传播类图书，主要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译作、工具书等。自1982年始历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也辟有新书简介专栏，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书目，并对部分重点图书做选介。书目研究对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条就标明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卷七《汉书叙例》条中又重申其义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二、我国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成果显著，不足也很明显。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系统性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关著作呈现激增局面，但该领域的图书出版尚未被当作出版专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从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在出版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难发现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规律。总体上看，对图书内容评介的多，对出版与社会文化及阅读心理研究的少；对作者评介的多，对出版机构、编辑和读者研究的少。在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该学科出版专史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已有不少，而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出版有上百年的历史，理当有系统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单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才能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纳入历史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出版传播系统的整体性、出版与社会环境、传播要素间的关联性，并把握好图书传播的个性和特征，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如张仲民从文化史的视角，结合既有的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报纸杂志中的书籍史资料，特别是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够的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主要是生理卫生书籍、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书籍的广告及其内容大多将其与身体、种族和国家建立了关系，透过这种修辞策略，它们获得了出版和应该被阅读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然近年来引入了传播统计学的方法，但仍显得单一，尤其是业界、学界缺乏交流，结论自然片面。如对出版社、图书和作者影响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对论文引用图书进行统计分析，选出被引次数较多的图书，分析其学术影响力。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要更加客观、全面，还需要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反映该领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3.概念不明，分类不清，评判标准不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在人文社科类图书中，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对杂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还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加之作者学科背景复杂，又有学院派与实务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场、视角，研究的对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样性，因此图书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专业与非专业、理论型与实务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成为一大难题。我们从历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新书介绍栏目，以及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等书可以看出种类的庞杂性。没有哪个学科面临如此“光怪陆离”的局面。严格地讲，《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收录的近5000种图书，相当一部分因为缺乏学术性，或过于偏重资料性和应用性，不能算作“新闻传播学图书”，书名冠之以“中国新闻传播类图书精介”较为恰当。正因为界限混乱、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闻图书”“传媒类图书”“新闻传播图书”等多种叫法，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差别的。像媒介观察、采编心得、媒体企业或人物实录之类作品，属于传媒类图书，但不是新闻传播学图书。如肖克•罗斯著《默多克传：一个王国的诞生》、袁友兴著《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等。有些新闻业务和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图书既是传媒类图书，也可归属新闻传播学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处。如杰克•卡彭著《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约翰•V•帕夫利克著《新闻业与新媒介》等。虽然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十分困难，但作出相对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则“放进篮子都是菜”，只会加剧混乱。如果没有区分，在价值评判上就只能执行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一致标准，而忽视新闻传播学科及传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谈到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时，“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常为人所诟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实务的传媒类或新闻类图书，没有注释也未尝不可——暨大新闻学院院长、南方报业集团原董事长范以锦根据实战经验写的《南方报业战略》，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原《深圳日报》总编辑辜晓进通过现场采访写的《走进美国大报》等书，全书未见一个注释，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严谨。所以，新闻传播类论文或图书要根据内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细分，执行不同的评判标准，否则不仅影响到图书的价值评判，也影响到学术评判和作者评价。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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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 个。在这15 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 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 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 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 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 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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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传播；社会传播实践；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73-02

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概况

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将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自此，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进入了跨越式大发展阶段[1]，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学科设置方面，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调整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1998年，新闻传播学下设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2000年，又增设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2]。这表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确认，也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同，这对于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培养规模方面，1996年，有55所高校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新闻类本科专业，新闻学类专业点达到88个，在校学生人数9000余人。2006年，有448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新闻学类专业点达到737个，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0万[3]。在新闻研究机构设立方面，1996 年仅有新闻学博士点两个，硕士点20个。2006年，新闻学、传播学博士点分别为11个、10个，其中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6个，另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同时，有新闻学硕士点66 个，传播学硕士点75个，其中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达到了28个[4]。

二、社会传播实践全面进入网络时代

事件一：牛津大学出版社行政总裁奈杰尔•波特伍德于2010年8月29日告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受互联网影响，《牛津英文词典》将来可能仅以电子版形式出现。他说，“印刷版词典市场正在消失，每年缩水10%”。波特伍德预计，随着电子图书和类似美国苹果公司平板电脑iPad等工具的普及，印刷版词典可能还有大约30年“货架寿命”。

事件二：纽约时报公司董事长小亚瑟•苏兹伯格于2010年9月表示，《纽约时报》将停止推出印刷版，今后主要通过网络版来吸引读者和拓展营收来源。苏兹伯格在国际新闻峰会上表示：“我们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停止印刷《纽约时报》，日期待定。”苏兹伯格也表示，将探索新的、与时俱进的、符合当代文化的新闻获取和报道方式，并努力争取受众，扩大营收。

众所周知，传统媒体的发展在互联网广泛应用之初就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并且早有大量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反思[5]。而以上事件再次凸显传统媒体在当今网络传播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近年来，随着报纸发行量不断下滑，报纸发行商的营收也迅速减少。2008年到2009年，报纸行业的广告营收同比下滑了27.2%。尽管传统媒体陷入困境，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在此期间，互联网Web2.0技术与应用蓬勃发展，这也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接受信息和获取新闻的方式发生剧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型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日益强大

雅虎、新浪、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已实现了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更新迅速的信息采集和生产能力。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实现了信息的实时性和个性化查询等功能。

（二）新型网络社交社区层出不穷

类似于国外的facebook、twitter，国内的开心网、QQ空间、人人网等具有网络社交和个人信息实时功能的一系列应用在缩小人类物理社交空间的同时，完成了信息的网络人际传播，包括新闻信息的传播。网络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方式属于传统的人际传播范畴，而互联网则充当了人际传播的介质，例如twitter和新浪微博均属这种传播方式。网络人际传播模式突破了传统人际传播空间和载体的限制。由于网络人际传播相对更为对等和朴素的性质，它对于新闻事件的传播速度已经大大超越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门户网站等其他媒体，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和汶川大地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网络和廉价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

随着3G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以及免费无线网络wifi的广泛应用，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时代。随着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ipad等高用户体验的智能移动终端和谷歌公司开发的免费开源手机智能操作系统Android在大范围智能手机领域爆炸式的应用，人们拥有个人智能移动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会进入普适传播时代，即人们拥有在任何空间和时间高质量高体验接入互联网的可能性，其中包括获取新闻和其他各类信息的可能性。

以上三种剧变，第一个方面的转变，是已经发生过的，它带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冲击，我们有目共睹；第二、第三个方面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它们也必将导致传统新闻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图1所示为转变后的金字塔型社会传播模式，即以广泛的、海量的、即时的网络人际传播为基础，进行无所不在、无时不刻的新闻信息传播；以各大门户网站和各种印刷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流渠道进行信息聚类和分类，实现新闻信息的再度挖掘；以国家级传播机构为新闻传播和舆论传播的主导方向，实现新闻信息的权威与深度剖析。

图1金字塔型新闻传播模式

随着社会传播实践的变化，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传统培养模式逐渐表现出某些不适应性，应当做出相应调整和修改。

三、传统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不适应性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都处速发展中，但是随着网络传播时代的来临和新型社会传播模式的建立，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

（一）学科设置未能紧跟时代潮流

从2000年到2010年，经过10年时间的发展，社会传播模式剧变，而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设置未再进行任何正式变动，仍然建立在旧的社会传播模式之上，对于新出现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未能深刻涵盖。

（二）人才培养重点与传播实践之间存在偏差

随着金字塔型社会传播模式的确立，新闻传播尤其是叙事性的新闻传播逐渐变得平民化、对等化和简单化，普通新闻传播人才在数量上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而高层次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又很缺乏。另外，由于合理严格的培养过程管理监督机制和科学客观的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缺失，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整体堪优，既有的人才培养重点与传播实践之间存在偏差。

（三）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不足

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和社会传播实践中出现各种复杂问题的背景下，如果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依旧按照专一学科发展的思维，不注重与其他学科联合培养专业化的新闻传播人才，使得现有模式培养出的人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而造成传统的新闻传播市场逐渐萎缩，将不能实现新闻传播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且有悖于新闻传播学诞生时兼容并包广泛交叉的学科传统，也会阻碍学科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传播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关键因素

立足社会传播实践新模式，检视传统新闻传播模式的长处和不足，促使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整体结构水平得到提升，使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更加规范，走上更为专业化、科学化的道路，有能力迎接全球化等种种现实挑战，应该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入手：

（一）完善学科设置，鼓励与其他学科交叉培养

笔者认为在社会传播实践新模式下，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涉及到的学科专业至少包括新闻、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广告、编辑出版、影视传播、公共关系、网络社会、互联网/3G/4G、新媒体、普适计算等。国家和教育部门应该考虑从以上这些学科中选择部分学科纳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设置中，完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鼓励新闻传播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计算机网络、网络社会、普适计算、金融学、统计学、拓扑学、新型媒体、语言学等的交叉培养，孕育新闻传播新的学科增长点。

（二）调整人才培养重点，注重市场动向

由于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后，没有受过专业化系统化新闻传播教育的人，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结合社区和微博实现新闻与接受，所以应当适当提高高级新闻评论人才、新闻聚合和分析人才、网络新闻传播人才等的比例。这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新闻传播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相结合，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从传播实践出发，是真正的理论培养和实践培养相结合。如图2所示，调整重点后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促使社会实践中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人员比例趋近于更为合理的分布。

图2新闻信息传播人员比例图

（三）与国际接轨，避免闭门造车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和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软实力”较量，培养国际化新闻传播人才成为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新闻传播的国际化战略需要国际化的新闻传播人才去实现。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传播实践新模式的出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方法和理论还需要不断创新。展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只有不断调整结构，挖潜内涵，促进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培养面向时代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实现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1] 赵玉明,庞亮.从新闻学到新闻传播学的跨越――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新进展评述[J].现代传播,2008(5).

[2] 伍静,刘海贵.从中美比较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题[J].新闻大学,2006(4).

[3] 焦育楚.我国新闻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思考[J].新闻大学,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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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播学理论 教学思考 优化与整合 学习激情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国。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统计数据，与传媒行业相关的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8年的148个增长至2005年的661个，短短几年间增长了4.47倍。特别是2000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调整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学校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的决定》，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从过去的“部门办学”转变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一学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传媒相关专业教育新格局的形成。《传播学》作为这些与传媒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相继开设，一些工程技术类专业，同样开设了传播学原理方面的课程，这是与当今传媒技术的发展，传媒业的发达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成员应该掌握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传播学教育在中国虽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传播学课程理论教学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段京肃教授发表的《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副教授发表的《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等学术论文探讨了传播学教学存在的一些困境。传播学作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样无法绕过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就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课程教学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加强传播学教学理念和学生对该课程教学的思想认识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 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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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编导专业

1.1 传播学

所谓的传播学指的就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传播行为和发生、发展传播过程规律、人和社会同传播之间关系并将其作为研究核心的学问，也是一门用于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和运行规律的科学。简单来说，传播学就是一门人类研究自身是如何使用符号完成社会信息交流的科学，其应用学科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与此同时传播学也常常被人们简称为传学[1]。

1.2 新闻编导专业

现阶段在我国各大高校当中正在如火如荼的开设新闻编导专业，为新闻行业培养大量专业的优质型、复合型人才是新闻编导专业的主要目标。所谓的新闻编导专业指的就是学生需要学习如何编导、创作新闻节目，以及策划、制作新闻节目的方法和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作为新闻编导专业的学生除了需要充分了解本专业的理论知识之外，还需要时时刻刻关注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发生的新闻大事。目前我国在新闻编导方面还有大量人才空缺，因此该专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 传播学视野下新闻编导专业的定位

新闻编导专业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的一种具体延伸，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在开展新闻编导专业教学时并未将其与传播学充分结合在一起，因此导致该专业在学科定位上比较模糊不清，课程设置和内容讲学等方面也都还存在一定缺陷。为彻底解决这一教学困境需要对新闻编导专业进行重新定位。

2.1 文人素质

文字符号是当前我国传媒行业中最重要的媒介，其本身带有强烈的传播意味，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符号或语言媒介来说，文字媒介显得更加严谨和规范。文字媒介中蕴含着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历史，而新闻编导专业中撰写采访大纲、编辑新闻稿件等均离不开文字媒介，利用深刻隽永的文字不仅能够全面展现新闻主题，精确解释新闻事件的内容，同时还能够赋予新闻编导专业一种淡淡的书卷气息，因此新闻编导专业的发展必将建立在文字媒介的基础之上。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编导专业，需要充分发挥其内在的文人素质，合理使用文字媒介用以表现该专业中的新闻精神，使得新闻节目具有真正的价值和灵魂[2]。

2.2 编导素质

广播、电视等是新闻编导最主要的传播媒介，能够直接鲜明的将新闻内容传达给受众者，因此新闻编导专业当中最重要的两大因素即为编和导。新闻节目中导演需要对整体节目内容和节目流程进行创编，也就是说导演需要负责将新闻节目的内容进行艺术处理使之更加深刻，同时还需要指导并主持新闻节目的整体拍摄工作，确保新闻节目的精彩程度。编导工作的本质就是突破传统阅读形式的局限，利用可视性的传播媒介将新闻内容直接展现在受众者面前，加深其对新闻内容的记忆和印象。因此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编导专业，还需要充分发挥其固有的编导素质，将传播媒介自身的优势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3]。

3 传播学视野下新闻编导专业的探索

3.1 了解市场环境

确定传播学视野下新闻编导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需要建立在充分深入了解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始终围绕市场的真实需求培养出能够服务于社会的专业人才，各大高校可以就新闻编导专业开展市场调查，对当前的市场现状和市场需求进行统计记录，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出能够与之相符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切实保障新闻编导专业能够为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

3.2 创造性引导

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编导专业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发展性，因此学校在教学过程当中还需要着重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利用引导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譬如说学校可以与新闻行业建立协作合同机制，邀请当前从事新闻编导行业的一线工作者在学校开展教学讲座，利用其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学生言传身教。再或者学校也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新闻广播工作间、直播室等，帮助学生能够亲身感受和接触新闻编导工作，教师可以利用真实的工作场景引导学生完成新闻编导的学习[4]。

3.3 理论与实践结合

新闻编导专业本身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同时也非常强调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特别是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编导专业就是希望能够为国家新闻事业培养和提供大量专业应用型人才，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其个人才能，帮助新闻行业再创高峰。为此需要高校在开展新闻编导专业教学时坚持理论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重视对学生传授新闻编导的专业理论知识，一方面通过组织学生模拟策划新闻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完成新闻稿件的编辑、新闻节目的拍摄、导播和节目录制等工作，帮助学生在实践当中践行其所学知识，不断积累新闻编导的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