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在新闻扩散中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际传播在新闻扩散中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手机传播 公民参与 公民新闻 微博

美国作家马克格拉泽认为“公民新闻就是让没有经过专业新闻训练的普通公众通过运用新的传播技术来新闻信息，在为传统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增加新的素材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查证和检验。”①而国内学者邵培仁教授把公民新闻定义为：“公民非专业新闻传播者通过大众媒介和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和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②这些观点均把公民新闻的形成离不开媒介技术的支持，其中手机传播成为公民新闻文本产生及传播的重要媒介。

根据2010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09年8月底，国内手机用户数量已经超过7.1亿，其中手机上网用户已达1.81亿，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③手机的普及和大规模流行使它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尤其在3G时代的媒介融合大背景下，手机与互联网结合，并融合传统媒体的内容样式，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于一身，实现了移动网络化和网络移动化。手机传播更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被誉为“第五媒体”。

一、手机通讯技术的引入：突破公民参与瓶颈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认为新技术强化了以信息为目的的公民参与手段，即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管理者可以更好地从公民那里获取信息，同时不必分享其决策影响权力。④尤其在公共舆论领域，新型通讯技术促使公民积极主动地争取社会知情权和话语权，打破主流媒体的精英霸权和信息权威。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⑤

而在新型通讯工具中，手机更是超越了地域和时间限制，几乎可做到与新闻事件和传播信息同步，这是传统媒体及互联网不能比拟的。一直致力于手机研究的国内学者匡文波教授总结了手机传播的六大特征：传播迅速、及时；移动性强，影响范围广；门槛低，大众化特征明显；信息传播方便快捷；具有较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时效性强。⑥手机传播集合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于一体，为“全民传播”提供平台。

因此，手机媒介的介入，使公民成为传播的主体，话语权由精英回归到平民。手机一方面在特殊语境下弥补了传统媒体的缺席，另一方面提供参政议政的互动平台，如参与两会话题的讨论，表达对议题的观点，并在公共事件中形成舆论场，影响公众议程。在这过程中，传受双方是平等参与，且反馈及时，实现从点对点的精确传播到点对面的扩散传播。公民新闻也因而得以产生和发展，并颠覆了“舆论一律”的传播格局。最后，手机传播非制度化人际传播的特征，实现人际交流的自我满足功能，形成亲民性的手机文化，加强公民群体的亲密程度。⑦

二、手机媒介与微博的结合：搭建公民新闻的平台

手机这一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为解决公民参与的自身局限提供新的发展空间。目前来看，公民新闻的实践渠道主要有三种：

第一，公民利用传统新闻平台传播自己生产的新闻信息

在这一模式下，公民主要充当“新闻线人”的角色，其提供的新闻素材或观点，作为传统媒介新闻策划或新闻报道的补充或事实依据。最终的新闻产品仍有专业记者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介仍对新闻产品起主导作用。

第二，利用较为有影响力的独立公民新闻组织或网站进行信息与传播，如公民新闻网和公民博客网

较为出名并成功的公民新闻网是韩国的OhmyNews，其宗旨是“每个公民都是记者”。如今现在，OhmyNews网站的日均访问量已达700万人次，页面日均点击率高达2500万，每天均有超过三万多个公民记者为网站提供来自各地发生的新闻，成为对韩国事务影响最大的新闻网站。⑧在我国由著名互联网专家郭涛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民新闻网Chinfest（省略），但我国的公民新闻网仍处于起步阶段，公民记者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影响公民新闻的质量。

第三，打造个人传播平台

大多数公民选用个人博客、微博、论坛等传播自己制造的新闻产品。这种方式在国内较为常见。而其中尤以微博与手机传播的结合，达到信息编制灵活以及传播光速的效果。

首先，对内容长度的限制，极大降低了公民写作门槛。微博规定用户每次的内容不得多于140个字，形成一种不必拘泥于形式或文体、碎片化、浅阅读的文本。这使公民在新闻信息制作的时间和空间上获取更大的自由度和更高的速度，满足了即时传播的需求。手机更适合快捷方便的信息交流，难以负荷博客极为系统、理性和逻辑化的交流容量。此外，微博因其文本创作的随意性更突出其平民化的交流，更贴近手机人际交流传播的特征。

其次，微博“转发”功能，降低言论的风险成本，实现高速信息扩散性传播效果。以新浪微博为例，它除了具备信息的功能，还有评论以及转发功能。只要用户按一下按键，就能把自己看到的内容转发给跟随者，而跟随者也根据自己个人判断或喜好决定是否转发以传播该信息。同时转发不仅是传播信息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表态的举动。当你对某一观点、某一信息或评论表示认同或信任，“转发”功能便意味着你个人对该信息的态度。“转发”功能实质上以网络化形式实现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表态，同时降低言论表达的风险成本，并能在短时间实现传播内容、范围、深度、广度和效果的几何级扩大，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场。

最后，大多数微博均有手机客户端，把手机使用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互联网传播效果的爆发性、规模化特点强强结合，产生巨大的传播效果和传播价值。这种结合从传播平台和传播内容都实现媒介融合，从手机单一传播，升级过渡至互联网上再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议题时形成“圈子”的群体传播。

因此，以手机与微博的结合搭建公民新闻平台，实质上是手机传播与互联网传播结合基础上实现一种崭新有效的“自媒体”形式，也意味着媒体间相互融合和共同演进的趋势。

三、手机传播的发展以制度化作为方向

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年”，google退出中国、王家岭矿难、南平杀童事件、玉树地震、富士康连环跳、宜黄血拆、上海火灾等事件，每位公民都可以通过手机与微博的结合分享信息、争论观点。

但这种以手机和微博结合“自媒体”传播模式仍存在草根媒体固有的弊端，如信息不完整、不平衡、不客观。一方面，如今趋向碎片化的报道，分解公众的关注持久度。每过于纷杂、凌乱的信息也易于制造失实、歪曲的新闻。另一方面，可能成为突发事件中情绪传染、谣言扩散的新路径。首先，手机传播的随意性使其也发生在传播内容来源不明、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而通常手机传播的议题大多数是传统媒体所排斥的议题，因而舆论更易在此集中爆发。其次，利用手机在微博发表的观点由于字数篇幅的限制，主要以主观感受表达为主，难以避免非理性情绪的夹杂。再者，这种传播模式的非正式化和人际传播的特点，更使情绪滚雪球式的扩散迅速而多向。

因此，就目前我国情况看，以手机与微博结合的公民新闻传播，为扩大公民参与机会塑造有效途径。但这种参与对政治权力的影响仅是个别的，并缺乏完整的、制度化的公共事件处理能力，也就是缺乏完善的手机舆情分析机制以及手机媒体管理法制化。从长远来看，需要把这种手机传播参与模式与权力体制内部力量结合，逐步成为制度框架内常规化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①蔡雯、郭翠玲，《公民新闻的兴起与传统媒体的应对――对西方新闻传播变革的观察与分析》[J].《新闻战线》，2009（9）

②邵培仁、章东轶，《颠覆还是重建――市民新闻学的兴起及其应对》[J].省略nic.省略/html/Dir/2009/10/27/5706.htmL

④约翰・克莱顿・托马斯 著,孙柏英等译：《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第1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⑤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著,胡泳、范海燕 等译：《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7

⑥匡文波、王曹李，《手机媒体在社会敏感事件传播中的角色分析》[J].《南方传媒研究》，2010（17）

⑦杜虹，《公共治理中的手机媒体参与机制》[J].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⑧邵培仁、李一峰，《从全民阅读时代到全民写作时代――论世界“参与新闻”运动》[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6（12）

篇2

人际交往的结果，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关系和心理上的距离，即人际关系，或亲近或疏远或敌对，表现为情感上的相亲或相斥。如果形成的是亲近和谐的人际关系，就使人心情平静、舒畅；若人际关系不和谐或发生矛盾，就会使人感到紧张、焦虑或孤独寂寞。故与周围人进行交往和沟通，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每个人的基本社会需要，也是个体适应环境、适应社会生活、担当一定社会角色、形成丰富健全的个性的基本途径。

随着网络在我国内地的高速扩散及其对个体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其强大的人际传播功能成为当前网络使用者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中国社科院于2007年进行的“中国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调查报告”中，特别关注了网络使用对人际交往的影响。调查发现，网络即时通信工具，如QQ、MSN以及电子邮件成为网络使用者与朋友、同事、网友进行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

那么，网络使用对人们的人际交往有何影响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强大的娱乐功能和资讯功能为个人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同时也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使用者长时间沉溺于网络，容易产生忧虑感与疏离感，从而削弱其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并降低其对人际关系的信任。因此，研究者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认为用户因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为人们进行日常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另一种新的交流工具，人们利用互联网提供的这些低成本的通信工具，可以加强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所建立起来的联系；而且，经常上网的人还会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延伸到网上，在虚拟世界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交往团体。

本文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产生怎样的影响，有赖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就网络使用者而言，网络使用动机的不同，其伴随的使用行为亦有所不同。因此，将网络使用形态进行细分，有助于我们厘清网络使用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

一、网络的两种使用形态：工具性使用与仪式性使用

在传播研究史上，“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传播研究典范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学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what do media do to people)；“使用与满足”理论出现后，学者们将研究的焦点从传播者转移至受众，研究“人们通过媒介做了什么”(what do people do with media)，这一思路成为日后受众研究的主流①。

“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受众是主动的，其出于一定的动机而使用媒介。在关于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的研究中，鲁宾等人认为，根据不同的使用动机，受众使用媒介的形态可分为“仪式性使用”(ritualized media use)和“工具性使用”(instrumental media use)两种②；前者指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固定的或习惯性的行为，譬如为了打发时间、排遣郁闷、获得休息等，后者指受众在使用特定媒介时都有其功利性的目的，是一种工具。更进一步地，鲁宾指出，“仪式性使用”者注重的是媒介的使用过程或体验，而“工具性使用”者关注的是对特定媒介内容的满足，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仪式性使用”获得的是“过程的满足”(process gratifications)，而“工具性使用”获得的是“内容的满足”(content gratifications)③。

受鲁宾等人研究的启发，本文尝试提出网络使用的两种形态：仪式性使用与工具性使用。借鉴鲁宾关于媒介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的定义，本文尝试对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和工具性使用进行如下界定，见表1：

二、工具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功能补偿”效果

新媒体是否会取代旧(传统)媒体?每当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人们总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与惊叹。媒介技术发展史表明，一方面，社会需要会刺激新技术的产生，同时引发人们对旧技术的排斥；另一方面，与旧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又会对新技术的扩散产生延缓。在这一博弈过程中，通常不是旧媒介的消亡或新媒介的完全胜利，而是新媒介技术与旧媒介技术进行“功能重组”(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当新媒介能更有效、更方便、更具吸引力地提供旧媒介所服务的功能时，便可能使旧媒介提供这些功能的能力相形失色。就像电视没有取代广播，有线电视没有取代无线电视网，磁带录像机没有取代电影院一样，经历了“功能重组”后，旧媒介常常是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不是被彻底替代，新旧媒介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各自发挥独有的特长。

由于网络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功能，本文认为，与媒介史上新旧媒介的“功能重组”有所不同，网络出现后，不仅与已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进行功能重组，亦与具有人际传播功能的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在本文中，将“非大众传媒活动”定义为：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从事除接触大众媒介之外的其他活动，如进行社会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如人际交往进行功能重组。由于网络既有便捷、高效的信息提供功能，亦有丰富多样的人际互动、休闲娱乐功能，“功能重组”的结果，网络在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而存在的同时，亦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非大众传媒活动”工具。

由于网络所提供服务的丰富性，以及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网络使用者将投入接触传统媒体及进行人际交往的兴趣由现实转移到网络。对于网络的工具性使用者而言，他们在使用网络时，往往以寻求新闻和与学习、生活有关的资讯，以及进行人际互动为目的，能够从网络使用中获取直接的、实质性的满足。由于动机的直接性和指向性，他们对媒介本身没有过度的亲密感和依赖感，因此对使用时间有较好的自我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使用者既可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延伸至网络，亦可在虚拟空间进行新的人际交往。因此，网络使用者即使在现实中“流失”掉一部分人际交往，其在虚拟空间进行的人际交往亦可对这种“流失”进行“补偿”。由此可见，网络的工具性使用形态的“功能补偿”效果，对人际交往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

三、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的“时间替代”效果

在农业社会，人们对时间没有明确的概念，常常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进行较为精细的时间预算。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时间支配和时间观念。借此，学者们开始关注有关生活时间结构问题④。生活时间结构系指一个人的“时间预算”(time-budgeting)，即一个人对一天中的24小时如何进行分配和使用的问题。研究者在研究时间预算时，通常把时间分为约束时间、必需时间和自由时间三类。约束时间是指个人无法自由支配的时间，如用于工作和上班的时间；自由时间是指扣除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可以完全由个人掌握、使用。在自由时间内，个人可以不受约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接触大众传媒、进行人际交往、运动健身、郊游旅行、参加公益活动等。

自大众传媒诞生之初，研究者就对其所产生的“时间替代”效果进行了研究。由于“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内的活动相对固定不变，所以大众传媒的“时间替代”，主要体现在对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的替代。如柯芬⑤研究了印第安那州的2500名居民的媒介使用情况，发现自有了电视之后，居民阅读报纸、杂志和收听广播的时间，都较没有电视之前缩短；此外，电视还占据了居民过去利用自由时间从事人际交往的时间。其他学者的研究，均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如甘宁汉⑥的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发现，电视逐渐普及时，镇上居民参与的人际交往大为减少。据此，最早研究“时间替代”的学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人们的时间资源具有“零-和”(zero-sum)特征，使用者将时间花在某一新媒介上，就有可能排挤旧媒介的使用时间以及用于其他“非大众传媒活动”的时间。因此人们使用新媒体的时间愈长，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就愈短。

利用“时间替代”(time displacement)理论，可为我们理解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形态对人际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扣除掉“约束时间”和“必需时间”后，“自由时间”常常为人们用来接触大众传媒，与亲人、朋友交往，参与公益活动、休闲娱乐等。对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者而言，他们上网的动机与目的均不是特别明确，常常是在打开电脑之前，并没有强烈的关于“打开电脑之后要做什么事情”的想法，而是在打开电脑之后，无目的地浏览感兴趣的网页，消磨(打发)时间、放松心情、排遣郁闷是这类上网者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见，愈是出于网络的“仪式性使用”，使用者愈是沉溺于其中而无法控制上网时间，结果是用于人际交往的时间被排挤，没时间去参与现实生活。久而久之，仪式性使用者把接触网络变成一种习惯或依赖，这既不利于已有人际关系的维系，亦不利于在网上发展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仪式性使用”的结果，是使用者愈加依赖网络中虚拟的自我感受，日渐疏远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由此可见，仪式性使用形态的“时间替代”效果，对网络使用者的人际交往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注 释：

①翁秀琪：《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

②Rubin A・M，Perse E・M.Audience activity and television news gratific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7，(14)：58-84.

③Rubin A・M，PerseE・M，Powell R・A.Loneliness，para-social interactionand local television news viewing.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5，(12)：155-180.

④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⑤CoffinT.The impact of television.American Psychologist，1955，(10)：630-641

⑥Cunningham & Walsh Co.Videotowm.NewYork：Cunningham & Walsh Co，1958.1948-1957

篇3

[关键词]口语 传播价值

新闻传播是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播音员、主持人是新闻传播的最后实现者， 其播音质量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播音员和主持人作为媒介与受众最直接联系起来的中介， 他们既可以发挥人际传播的情感及心理优势， 又能借助大众媒介广泛地收集信息， 迅速增值和快捷扩散的长处， 使自己成为信息告知的第一人。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信息告知的媒体角色长期以来都是以播音员和主持人来担纲， 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决定了他们是媒体立场、风格和态度的体现者、代表者。”[1]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态势下，为使新闻传播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播音员主持人可依据内容在真实准确传递新闻过程中，恰当融入个人情感因素，巧用口语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一、自然朴实说新闻

2015年10月，央视《新闻联播》推出了一带一路专题报道《数说命运共同体》。此报道聚焦“一带一路”这一重塑世界格局的重大国家主张，紧扣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主旨，用全新的大数据新闻生产手段，从多个领域入手，挖掘沿线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的数据新闻故事。担任专题报道的主播是欧阳夏丹，此次夏丹呈现出自然朴实说新闻的风格，将宏大的国家政策说得真实生动，具有很强的贴近性，在国家重大战略与海内外受众之间构建起有效的沟通桥梁，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你可知道，2015年平均每天有多少人往返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吗？答案是87000人，这种现在可以坐400人空客A340飞机，这87000人可以装满217架。这么多的人，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儿去呢？往来最频繁的区域就是这里了――东南亚国家。因为从中国出发前往一带一路沿线的客运量排在前十位的除了俄罗斯和阿联酋之外，其余的8个都是东南亚国家。而在排名第一的泰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每四个游客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的。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 [2]这是第六集《丝路，走起》中的一段串词，欧阳夏丹用朴实的口语短句自然设问，配以准确的副语言从具体数据和细节故事入手介绍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答案是87000人”、“每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 这种表述通俗而又生动地将一些冰冷的数据变得鲜活，为受众传递出“一带一路”政策的民生关切；“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才会越来越近”， 夏丹以说新闻方式深入浅出对 “一带一路”政策进行朴实的解读、硬题材的软化，增强报道的贴近性，易于受众产生共鸣，引导受众更好地理解新闻主旨。

自然朴实说新闻是一种贴近受众的新闻传播方式，它是以一种平等、轻松，接近日常口语的表达形式取代居高临下、正襟危坐的播音方式，语体结构松散、对语境依赖性强，表达上更加自然亲切，基调平和，交流感强。这种语言既不同与我们日常生活语言，也不像正统新闻播音，是一种在字正腔圆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美化、提高了的口语语体风格，它摒弃生活中口语的随意性，没有流利的废话，在自然朴实的交流中传递出大量有效信息，拓宽受众视野，使新闻表达有温度、有深度，进而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二、真情真话讲新闻

对于新闻节目主持人来说， 情感因素不仅直接影响说话效果， 也会影响受众对新闻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新闻节目主持人对生命的歌颂、对公平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呼唤，都蕴藏着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审美追求，从而引领受众深入关注、理解新闻本质。不同的新闻事实具有不同的感情基调，新闻节目主持人应正确把握新闻的感情基调，恰当地用真情真话讲述新闻。

以央视新闻频道2017年1月7日播出的《新闻周刊》为例，其中《视点》栏目做了一个题为“简‘证’放权”的深度报道。主要讲述内蒙一位农民王力军因收购玉米没证被传唤，判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此案再审，并肯定收购玉米的社会有益性。就在王力军等候再审期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取消收购玉米持证上岗的规定，粮食收购许可证被废止，这就意味着王力军再审有可能无罪。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白岩松这样讲述这条新闻：“当学生的时候都会常常说一句顺口溜，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是呀，不考试老师拿什么管理和测评学生啊？那么，套用这个顺口溜也有人说：证证政府的权力所在啊。这个证、那个证，大多得去政府那儿办，这其中有很多是必须的，也可能有很多是必须拿下的。这几年国务院里头最多的声音之一就是“简政放权”，也因此有人解读这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就是减掉一些不该办的证，这就等于放了权了。这一年又一年的简政放权证还多吗？还真不少。看这几天的新闻，在内蒙，一位收购玉米的农民突然被骰剑然后还被判了一年刑，当然，一脸懵的他被判刑的时候才知道收购玉米是要办证的，而没证就是要判刑的，但是他自己也委屈啊......可是，他被判了，这合理吗？” [3]白岩松以学生考试的经历进行类比引出简政放权的概念，并客观解释“简‘证’放权”的含义。用真情真话讲述新闻事件，结构严密，易于接受。结尾处“可是”将话锋一转，指出这则新闻的关注点，巧妙铺陈增强受众的收视期待。

在报道结尾评论部分白岩松说了这样一句话：“......本周三正好开了今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主题依然是简政放权，这是本届中央政府连续五年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可以了吗？够了吗？点赞的同时咱可不能说可以，更不能说够了，一切才刚刚上路，加油！”略带个人感彩的话语增强新闻报道的生动性，既通俗易懂又贴近民生。结尾处“一切才刚刚上路，加油”含义深刻，既体现“简‘证’放权”任重道远，又体现强烈的民生愿望，引人深思。

语言反映着社会、反映着生活， 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思想倾向， 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看法和行为。白岩松在这段新闻报道的串联中，以真情真话讲新闻的方式提出问题，并深刻地分析问题，让人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语言精炼，节奏鲜明，说理性强，引导受众客观理解新闻本质，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三、巧言巧语话新闻

如今，在“互联网+传统媒体”的新型传播格局下，信息传播由单向转为双向互动，主持人语言应向平等、贴近、互动的方向转变。央视新闻频道主播朱广权在春节期间播报新闻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热传，他对观众问主持人春节放不放假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你换台就是淡季。” 朱广权认为新闻可以“高”，但不能“冷”，这种夸张的表述方式增强了新闻节目的趣味性，增加了新闻的温度，许多网友直呼太接地气儿了。而“旺季”与“淡季”的对比呈现出媒体对受众的尊重。

2017年1月27日央视新闻频道《一年又一年》新闻直播节目中，朱广权再爆金句，就连搭档文静也被他影响，两人配合默契地说起三句半：“消防部门作用大，尽职尽责作用大。安全不能没有他，实话”、“烟花爆竹价格贵，环卫工人也特别累，污染空气添累赘，浪费，所以，过年了，希望大家少放鞭炮，多看新闻频道。” [4]这种诙谐的方式既表现对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消防、环卫工人的理解与尊重，又巧妙为频道做了自宣。少了居高临下，多了亲切平和，少了宣教味儿，多了人情味儿，巧言巧语轻松话新闻。

通俗的语言词汇、朴实的语体风格、鲜活的语言样式是播音T主持人人际传播的重要载体，不同与以往的播报样式，这种流行于网络的语言形态经新闻主播的口中说出，增加了新闻节目的生动性，营造出轻松幽默的语言氛围，拉进新闻节目与受众的距离，展现节目与受众沟通互动的真诚态度，强化受众的收视期待。所以，新闻节目主持人在播报新闻时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新闻内容选取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于贴近民生的话题和新闻，这种轻松的交流方式更易被受众接受，起到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视角各有不同。在大众传播过程中， 无论是传者还是受者， 都是平等的个体。所以， 传者在进行传播活动时， 特别是新闻传播过程中， 要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更好地为受众服务。当今社会，广播电视是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之一，播音员、主持人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处于广播电视传播的最前沿，是电视传播的“最后一棒”。所以，新闻节目主持人巧用口语可以提高信息价值和播出质量，增强新闻节目的受众期待，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提升新闻传播价值。

注释：

[1]汪 红：“新闻播音中的人文意识”，《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10期

[2]《数说命运共同体》第六集“丝路，走起”，央视新闻，央视网，2015年10月8日

[3]本周视点：“简‘证’放权”，《新闻周刊》，央视网，2017年1月7日

[4]《一年又一年》，新闻直播间，央视网，2017年1月27日

参考文献：

[1]鲁景超：《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篇4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rend to people based on all the psychological "spiral of silence" force interactive mode of transmission in the network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main psychological reasons, presented as a new network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traditional the spread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still applies, "the spiral of silence" in a network environment is weakening, but not disappear.

关键词:沉默螺旋 网络交互性传播 舆论

Key words:Spiral of Silence network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opinion

1998年5月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网络被正式作为“第四媒体”提出。在我国,自2003年――因网络舆论对“宝马车撞人”等一系列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被称为“网络舆论年”到导致修改相关立法的2004年的孙志刚事件,再到两会期间总理在人大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始就提到了由新华网等媒体策划的《我有问题问总理》,强大的网络舆论早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消除集权的“自由世界”中,“网民”们敢于也乐于重新塑造一个全新自我。

在网络中,受众之间不仅可以相互交流,而且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公开表达,网民行为的匿名性使受众得以不必承担言论风险。因此,个人捍卫自己立场、发表言论的勇气大大提高,即便与主导意见相左,个人声音也有扩散和壮大的可能。这样一来,网络里人们的从众心理大大减少,它的作用范围与程度远不及真实的物理世界。联系到传播理论领域,以人的趋众心理为依据的“沉默的螺旋”的作用力在这个交互性传播模式中也开始相应弱化。

德国社会学家内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信总是害怕处于孤立位置,当自己的意见处于少数派时就不会将它表达出来。因此,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更得势,看到这种趋势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个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

但是在网络环境中这个“螺旋”过程并不明显,它的作用力和范围也大大减少。为了避免“认知失调”而采取从众行为,这个“沉默的螺旋”的始动力在网络传播环境中减弱。

首先,在网络环境中“沉默的螺旋”的始动力不足,在传统传播环境中大众传播媒介往往使用连续、整体、突出的方式使一些意见突现出来,大众传媒“虽然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能决定公众想什么”,“公开的意见”被认为成“公众的意见”,受众也会因此调整自己的决定,来避免失调,从而引发了“沉默的螺旋”。

在网络的众多信息中,信息的主次轻重并不由传媒决定而是受众自由选择。个性化浏览方式使受众更自主的“注意”更广泛的内容。网络媒体的页面设置与链接功能,它将所有的项目都平列在页面上,使受众既可以进行新闻信息的横向扩充,又可以进行纵向探询,并可以互为索引,便于新闻信息的自我构造。很多新闻站点的关键字检索新闻的结果只是按照时间排序,受众不会依照传统媒介文章在版面位置、播出时段上的差别、文章的大小这些辅助信息来辨别一条新闻的重要性。所以哪怕只是人际交流中的猜测都会形成网上的公众议程。

其次,网络传播支持了匿名接触的无限性和开放化,网络提供的是一个拟态社会,给受众以坚持己见的自信。网络赋予人们的是一种"虚拟角色",它以"自我表达"为主,兼有"互动"的功能,与真实的社会角色,网络受众的角色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网络中的传播关系也就是建立在这些虚拟角色中,并且参与者还可以在不同的主体间关系中迅速切换。

由于网络环境的宽松,个体可以在网络中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束缚和压力,按照内心的意愿塑造一个全新的、给他们印象是模糊的自我,这样的角色扮演的目的往往是要减轻他的某种认知失调,特别是在现实世界里的认知失调。在这里,网络环境往往能掩饰人的许多不足,实现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再次,网络环境中的受传对等,个体的作用被放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从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自尊的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孤独的威慑力量的发挥的重要前提是生存空间狭小。而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人体”因网络技术得到极大“延伸”,人们的交往空间得以极大扩展,网民行为的匿名性使受众得以不必承担言论风险,这便削弱了孤独的威慑力量。如果一个网民在某个社区里得不到承认,他采取的往往不是消极的从众行为以保护自己,而很可能是转向另一个社区,去积极争取获得其他交往对象的认同,即改变环境来减少失调。这样的人,往往不满足于在网络中作一个看客,他必然要通过在网络中的积极参与,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并获得承认,他们给自己确定的角色,也就不是普通的受众,而是积极的传播者。

篇5

具体而言，进入人本传媒时代后，新媒体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内容源的改变、传播模式的改变以及消费模式的改变。

内容源逐步分散，人人都是内容源

以脸谱网（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基于社会关系的新媒体传播工具，正在构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兴媒体形式。不仅具备互联网媒体特有的迅速、多元、个性、交互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变得模糊，新闻传播的受众变成了内容生产的源头，海量受众通过数字化的形式深入地参与到信息的组织、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使得内容的源头已经悄然变化。

随着社会化媒体如博客、社交网站，尤其是微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网络信息的来源已经从固定的单一渠道转变为丰富、离散的多种渠道，信息的传播主体也从专业人士走向草根大众。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博客用户数量为3.19亿，社交网站用户数量为2.44亿；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年增长达到296%。社会化媒体应用人群的迅速壮大，催生了海量内容源的产生。

同时，随着手机与社会化媒体应用的紧密结合，内容传播已经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形式，通过手机拍摄产生的大量视频和图片，造就了一个人人可成记者的时代。2011年，在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事件发生后，草根网民已经成为第一时间的新闻报道者。

传播模式的改变，社会化因素发挥作用

人本传媒时代，新媒体最具影响力的变革不仅仅是用户生成内容（UGC），而且还是信息转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际传媒”。由于新媒体加入了人际传媒的因素，其信息传播形态既不同于传统的线性传播，又不同于即时通讯和手机的点对点传播，也不同于BBS等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而是呈现为一种自意识、自增强、裂变式的传播，人际传媒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

其一，人际传媒的传播路径具有渠道过滤功能，其传播渠道是由众多网民形成的信息链、信息网，不同于传统、透明的传播渠道，其最终的传播效果会被群体意识所影响。其二，人际传媒的传播过程通过编辑和增强，具有自组织的能力。人际传媒中，网民不仅仅可以传播信息的原始内容，还可以对内容进行补充、编辑。同时，用户在转发过程中的评论，很多时候比原始信息更有价值，使得信息含量往往呈现出增强而非减弱的趋势。其三，人际传媒的传播路径呈现为裂变式。人际传媒中，网民形成的传播路径是网状裂变式的，信息一旦开始扩散就难以完全阻断，同时传播速度极快，抵达的受众极广。

内容需求日益复杂，孕育个性化内容消费

内容源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网络信息的生产成本近乎于零，从而带来了信息供需关系的急剧失衡。海量信息不仅为受众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也使得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消费方式随着受众地位的提升而发生革新。

第一，受众的个性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随着新媒体用户的分众化，内容生产者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多样化群体的特殊偏好。同时，一定程度上网络文化在价值观和话语表达方式上与社会主流文化存有不同，使得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与传统媒体用户在内容偏好上区别明显，因而只有创造出迎合这一群体的独特内容才能获得成功。

第二，信息接收终端的不断升级正带来信息组织方式的变化，从而形成了网络时代独特的用户消费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伴随微博、手机媒体的崛起，信息碎片化、浓缩化现象不断出现，根据CNNIC关于微博使用习惯的调查发现，手机微博用户微博更加活跃，终端成为推动信息消费模式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三，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加个性化、按需提供内容的“个众媒体”将逐步成熟起来。进入人本传媒时代后，传统媒体时代信息流通的若干过滤环节将被取消，尽管会造成互联网上信息的纷繁复杂，然而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将为用户有效过滤、集成，进而获得个性化信息提供可能。比如通过Flipboard，用户可以将喜欢的网站内容源（feed）以杂志的形式输出，这种实时“出版”、自动生成内容、个性化的社会媒体，与传统的报纸、杂志内容电子化的方式截然不同。

总而言之，以上三方面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人本传媒时代”已经到来。之所以这样称呼，其原因在于在这一时代，信息传播链条上“人”的价值将得到全方位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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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息传播;脉冲微分方程;广告策略

[中图分类号] F713.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078-03

[作者简介] 谢德辉,赣南师范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经济学;

郭志华,赣南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营销管理 ｡(江西 赣州 341000)

一､模型建立

1890年以前,西方国家对广告的定义一般是:广告是有关商品或服务的新闻,具有告知作用,是与新闻报道类似的传播手段｡1932年,《广告时代》的定义是:由广告主支付费用,通过印刷､书写､口述或图画等,公开表现有关个人､商品､劳务或运动等信息,以达到影响并促成销售､使用､投票或赞同的目的｡1948年,美国营销协会所作的定义,在1968年进行了修改,这是影响最大的广告定义:广告是由明确的广告主在支付费用的基础上,采用非人际传播形式,对观念､商品或劳务进行介绍､宣传的活动｡上述定义揭示了现代广告的几个重要特征:1.广告有明确的者,广告主是广告活动的出资者,其目标在于期望得到效益或回报｡2.广告是一种非人际传播方式,即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体向消费者进行传播｡3.具有特定的信息内容,不仅包括商品､劳务方面的信息,而且涉及形象､观念方面的内容,即广义的企业商业信息｡4.广告采取说服的方式,具有诱导性,最终目的在于使消费者接受广告信息,产生心理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购买行动｡

广告的定义和特征表明,广告是诱导消费者购买的以非人际模式传播企业商业信息的一种方式｡根据这一本质特征,显然,我们可以也只能从广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来评估广告的效果｡广度是指通过广告获知企业商业信息的消费者数量,可以用获知企业商业信息的消费者人数占被考察的全体消费者人数的比例测度｡深度是指获知企业商业信息的消费者在心理､感情､购买意愿最后表现出的购买行为被广告改变的程度,可以用全部消费者在完全信息下对企业产品的购买额,也即是假定全体消费者均获知企业商业信息时企业产品在考察的特定时间内能够实现的最大销售额来度量｡广告效果是广度和深度的综合结果,是两个指标的函数,其中,广度主要受信息传播规律的制约,由广告投放的频率及与此成比例的费用决定(信息频率)｡而深度则主要由不同的广告方式,即不同媒体､创意和设计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决定(信息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最优广告策略的制定是不同广告方式和频率(费用)与广告效果对比的结果｡基于这种理解,可以把目前的广告研究区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不同广告方式对效果的影响,即考察不同媒体､不同创意和设计对深度效果的影响,这类研究大部分针对具体企业和具体产品,由广告专业人员所从事;另一类则侧重广告投入(广告费用)对企业收益或利润的影响,主要依赖建立通用的投入产出的数学模型,试图揭示广告决策的经济规律,理论工作者较多进行该类研究｡本文模型属于第二类研究的范畴｡我们认为,由于企业收益或利润是广度和深度的综合结果,而广告投入(广告费用)在既定的广告方式下和计划期间内与广告投放的频率成比例,只对广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与深度效果的联系并不密切｡如果不区分影响广度和深度的不同机制,盲目建立投入与收益的模型,必然只能是关系拟合意义上的统计数量模型,难以揭示广告运作的规律,进而难以精确解决最优广告决策的问题｡考虑到深度效果主要受不同媒体､创意和设计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影响,因此,在既定的广告方式下,深度效果指标可以被假定为一常数,投入费用与收益的关系将单一地表现为投放频率与广度效果的关系,而这一关系本质上是周期性脉冲下信息传播的机制｡

首先,我们把全体消费者划分为已获知企业信息和未获知企业信息两个群体,认为产品销售是已获知企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按偏好购买的结果｡假定购买偏好(意愿及行为)由广告信息内容决定,在计划期间内保持不变,这样,产品销售量就是已获知企业信息的群体人口数量的函数｡其次,企业信息在连续时间内,按照某种模式通过已获知和未获知信息的两类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进行传播(口碑相传､人际传播),即两类消费者群体的人口数量将由于信息的人际传播随时间连续变化｡第三,广告是另一种非人际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在某一时刻使两类群体人口数量发生突变的,数学上用脉冲描述的现象｡最后,我们比较按不同频率投放若干次广告后的收益和成本,得到最优广告策略的条件｡

已获知企业信息消费者的数量为 K(t),表示t 时刻已获知企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的人口数量｡同样,未获知企业信息消费者的数量为 U(t),表示t时刻未获知企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的人口数量｡

模型建立之前,我们给出以下假设:

1.全体消费者人口数量保持不变,是一个常数,即K(t)+U(t)=N0恒成立,N0为常数｡为简单起见,不妨设N0=1,此时,K(t),U(t)分别表示t时刻已知和未知群体人口数量占全体消费者人口数量的比率,并且有0≤K(t)≤1,0≤U(t)≤1｡

2.t时刻,通过人际传播,一个已获知信息者单位时间内能传播到的未获知信息者人数,与未获知信息者群体人口数量成正比,比例系数为β｡从而,在t时刻,单位时间内被全部已获知信息者传播到的未获知信息者人数为βK(t)U(t)｡

3.广告瞬时增加获知信息者群体人口数量,增加量与未获知信息者群体人口数量成正比,比例系数为 θ,广告投放时间间隔为τ,即 τ为广告投放周期｡

其中, β定义为信息扩散系数,θ为广告影响因子,τ为广告投放周期,m为广告投放次数,其中mZ+,Z+表示非负整数集｡由K(t)+U(t)=1可得K(t)=1-U(t),将它代入脉冲微分方程(1),化简

上式中,U0=U(0+),U0为未获知企业信息群体人口数量的初始值,且 0< U0< 1｡

记h为购买偏好,即广告深度效果,经济意义为全部消费者在完全信息下对企业产品的购买额,也即是在U(t)0时,企业产品计划期内能够实现的最大销售额｡单次广告的成本记作c｡假定h､c在计划期内就考察的具体企业､产品和广告形式而言为常数,显然,函数F(m)=h[1-U(mτ)]-mc表示第m次广告后(第m次脉冲时刻后)企业的利润｡因此,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Max F(m)=h[1-U(mτ)]-mc (4)

如F(m)存在极大值,记极大值点处的广告投放次数为n,则(τ,n)组合即为企业的最优广告投放策略｡

选取参数θ=0.1,β=0.005,U0=0.99,h=10000,c=10,绘制τ=5,τ=20,τ=60三种情况下企业利润F(m)与广告投放次数m关系图｡为便于观察,取消 m为整数的限制,把F(m)看成连续函数绘图从图1可以看到,对应 τ的每一取值,利润函数F(m)都存在唯一的正极值点｡并且,τ越小,极值点处的 m值越大,即最优广告投放次数n越大｡根据这种关系,企业在确定最优广告投放策略时,总是可以先选择适当的投放周期τ,再确定与之对应的最优投放次数n｡

作变换t=mτ,记G(t)=F(m),图2为企业利润G(t)与时间t关系图｡

从图2可以观察到,对应τ的每一取值,利润函数G(t)都存在唯一的正极值点｡并且,τ越小,极值点处的 t值越小｡记取得极值处的时间为 t*,根据所作变换t=mτ,G(t)=F(m)的关系,我们知道,t*=nτ｡因此,图2显示,广告投放周期τ越短,企业利润上升越快,广告投放的最长期限t*=nτ也越短｡这说明,企业在选择最适当的广告投放周期时,应该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企业经营策略来确定｡对技术或款式更新换代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竞争激烈､希望尽快占领市场的产品,要加快广告投放的频率｡对技术成熟与稳定､行业内技术领先､有长久生命力的产品,可以减缓

图3印证了图1､图2揭示的关系,对应τ的不同取值,利润函数F(m)总存在唯一的正极值点｡在极大利润点,广告投放次数 n随着广告投放周期τ的延长而减少｡企业选择较大τ值的广告策略时,广告总投入nc也较低｡当然,此时广告效果使企业利润上升的速度也较慢,因为企业信息更多地依赖自然的人际传播｡

图4反映出最优投放次数n与购买偏好h的变动关系｡作为模型的基本假定,就具体企业､产品和广告方式(信息内容)而言,h与广告投放策略是不相关的,它只取决于影响该产品市场总容量的人口总量､经济周期､社会习俗､技术变革､企业和产品的具体特点､同类产品的特点､消费者嗜好等因素｡不同企业､产品,选择不同的广告媒体,不同的广告设计和创意 h值也不同｡图4表明, h值较大的产品,比如价格高､质量好､用量大的产品,最优广告策略下的投放次数 n和总投入nc也较大｡

图5显示,最优投放次数n与c成反向变动关系｡其他条件不变,单次广告的成本越大,最优投放次数应越少｡显然,在c≥h的特殊情形下,n=0｡

图6说明,最优投放次数n与U0成正向变动关系｡这说明,刚刚推向市场,处于投入期和成长期的不知名产品比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知名产品应投入更多的广告｡

由图7可见,最优投放次数n与θ成反向变动关系｡θ是广告影响因子,即广告信息被接收的程度或范围｡比如电视广告,可近似用收视率度量｡就相同成本的单次广告而言,企业应该选择接收范围更大的广告媒介,这样,达到同样传播效果所需的广告投放次数可以减少｡

图8表明,最优投放次数n与β成反向变动关系｡β是信息扩散系数,即企业信息自然人际传播和扩散的速度｡热门的产品､受关注的产品､用量大的产品､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流行和时尚品,其信息人际传播的速度较快,需要投入的广告也较少｡

参考文献:

[1]聂荣.商品销售利润最大化模型及最优广告策略的确定[J].运筹与管理,2006,(4).

[2]齐洁,汪定伟.广告竞争模型中的混沌同步特性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04,(2).

[3]谭满益,唐小我.带跳跃的动态随机优化广告投资模型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4]赵维锐,顾恩国,赵美华.具有时滞的非线性广告投资模型的全局稳定性[J].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1).

[5]郑桂环,邓燕.竞争销售系统的可控持久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

篇7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篇8

一、手机短信文化传播的特点及其发展契机

手机短信文化传播的特点

1.手机短信收发的便捷性。2.短信沟通具有非即时性与去现场性。3.短信沟通比其他沟通方式更为便宜，单位信息量的传播成本比传统媒体低很多。4.人性化。

手机短信的发展契机

1.从技术层面上讲，社会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为手机短信的普及提供了温床。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短信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给人们有针对性的信息，手机短信是最符合信息化社会信息增多和人们对信息要求提高这两个特点的。

2.从社会文化层面讲，短信文化天然的具有契合东方文化的文化特征。因此，在东方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得以广泛流行开来。短信文化契合了东方文化的含蓄、内敛的本质。短信文化是不喜张扬的，电话显得过于直白和直接，短信文化更为委婉。

3.从社会心理层面讲，由于相同的文化氛围和共同的生活选择，使得不同个性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通过群体互动，相互认同于相同的文化类型之下，并逐渐消弭相互间的文化背景差异，形成大致相同的心态和行为倾向。

首先，激烈的社会竞争，沉重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求释放的渠道，寻求一种释放的渠道和改变的方式。手机短信作为一种轻松、随意性强的人际沟通方式，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用短信聊天时的快乐，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手机短信还营造了易于交流的虚拟人际关系，人们可以以自然的心态与他人进行交流，舒缓现实世界中的压力和紧张，从而给人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乐趣。

其次，整个社会对时尚的追求，催化了手机短信文化的繁荣。时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对公众产生一种难以抗衡的压力，而公众往往借助于投入时尚大潮获得社会的认同。短信文化已俨然成为一种时尚。

二、手机短信文化传播的负面效应及其应对策略

手机短信传播的负面效应

手机短信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再一次为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做出很好的注解。随着手机短信技术的完善，手机短信对社会生活的渗入和影响将更深入更广泛。

1.手机短信弱化了“把关人”的作用。2.手机短信造成信息垃圾的泛滥，主要有短信诈骗和短信骚扰两种表现形式。3.“泛娱乐化”倾向日趋严重。4.助长了流言的传播。

应对手机短信负面效应的策略

短信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古明了炸药，有人用于开山采矿，有人用于战争;安眠药有人用于治病，有人用于自杀。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对于手机短信的利与弊，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引导其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加大法律监管力度

（1）加大监管和法律调控力度，确定短信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方式。要想从根本上剔除不良短信及其负面影响，尽快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手段制裁不良手机短信的行为才是根本之道。（2）从严查处不良短信传播者。不良短信的社会危害不容忽视，短信运营商有必要对短信内容提供商加强管理，进行定期检查，发现违规问题应从重处罚。

2、加强技术防范

（1）短信服务商方面。首先，移动运营商要加大短信息技术研发，特别是信息过滤技术。通过设置，在用户端过滤和拒收用户设定的含不良关键词的短信，给用户提供一种主动的选择功能。其次，互联网业务供应商（SP）紧密协作，加强自我约束，避免非法短信业务的渗透和传播。再次，从源头上控制手机号码入网登记。手机用户要用实名进行登记，而每一条短消息都附加手机号码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短消息系统用户的身份非常容易识别，以便违法后有据可查。（2）设备制造商方面。首先，手机制造商要增加手机短信过滤选择的功能。其次，加强手机客户端工具软件的开发。

因此面对这样的短信，普通手机用户应从自身做起，冷静、客观，自觉抵制内容不健康的短信,不传播、不回应、不助长垃圾短信的扩散。勿以“信”小而为之，中了不良短信发送者的圈套。如果每一位公民尽量做到了让垃圾短信在自己这里成为终结点,那垃圾短信泛滥之势就必将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此,我们才会拥有一个文明的短信传播环境。

篇9

关键词：健康传播；医患互动；传播方式；不对称信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1-0029-03

健康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以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为目的，运用各种传媒渠道及方式，制作、传递、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最早由Jackson在1992年提出。之后，Rogers和Everett M.在此基础上予以发散补充，认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它囊括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1]”人际传播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近年来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

基于传者之异，健康传播中的人际传播常见于两类，一为民众间经验性的口耳相传，二为医患间专业化的对症下药。既有预防性的日常规避传播，也有治疗性的愈疾传播。自发性经验交流多见于亲朋熟人之间，或聆听前辈老者汲取过往经验、民间偏方，或依托人脉关系网络，定位知情人士予以问询。偶发性经验交流多见于类患者群之间，如排队候诊时的零散互动、住院治疗中的心得体会、复诊康健后的分享建议等。相比于民众间交流的交互式、分散性特点，医患对话则更具稳定性，传播过程虽亦交互，但话语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医生手中，病患表达什么实际由医方提问所定。加之西医渐趋主流，医疗器械、数据图像等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病患的模糊表达，呈现出单向度特性。同时，病患也愈见迷信、依附于这类科学量度，借此种“医学符号”斩获安全感、说服力、可信度，更加深了医患会话中权威性和接受度。

本文将主要围绕医患间的人际传播问题展开论述，重点言说主流西医诊疗中的医患互动交流，而不与传统中医诊疗进行比较。这样做的初衷在于西医诊断并不以病人之感为主要判定依据，代之以客观数据图谱为宗，将机体分解为各结构性部件，对症施治，疗效迅速。而中医“望闻问切”，重视从患者个人陈述出发，以小见大，综合调理全身机能，过程缓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亦愈来愈高，既追求效率，又希冀关怀，西医作为世界范围内临床医学的领军，在技术创新方面占尽风头，然而，却对医患间的人际交往缺乏个性化重视，流于表面，导致病患个人叙事空间较小，无论从互动频率还是深入程度来看都存在局限性，这也是导致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探讨西医病患人际沟通的特点、形式、存在问题等更具地域辐射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医患人际传播方式的嬗变

鉴于健康传播的特殊性质，目前医患之间的主要传播形式还是采取面对面的直接传播，通过直观的目视、陈述、询问进行即时互动。但间接传播的功效也不容小觑，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兴起，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借助网络平台与患者进行在线交流，提供诸如疾病的预防性措施及方法，网民的各类提问及初步判定诊断等医疗服务。具有良好的时效性、跨地域性和针对性，便于进一步入院问诊的选择、预约。对某些难以启齿的疾病而言，此种间接沟通能够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保持个人身份的隐私性，因此广受推崇。同时，病患自身对医者言说进行转发评论，又可在自身人脉网络中进行新一轮的人际传播。

（一）直接传播

传统的医患人际健康传播通常发生在面诊及健康教育讲座等直接传播情境中。面诊惯用1V1模式，病患陈述何处不适，医生询问相关病史、发病时长、具体症状等，在此期间医生的引导提问无疑是整个对话的主导线索，信息的传播以医生所欲知为基点，虽注意保证患者参与其中，但病患的话语权还是遭到一定程度的。大体如此却有一些特殊情况，如近些年医疗美容行业的兴起，使得就医诊疗目的不再单纯基于去疾治病，还为了更好地雕琢修饰自己。此种情境下的医患对话，令患方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话语权得以提升，医生则在综合全面考察患方所需的基础上尽可能予以配合。然而，归根结底，由于受自身医疗知识所限，患方的设想也仅仅是设想，难以提出决定性言论，还需医者运用专业所学分析可行性，润色得出最佳方案，故病人主导也只能流于表象，仍需遵循医者指定路径接受检查，很多提议也因不合己身而被否决，重新设定。萨斯等人曾“依据病人症状的严重程度将医患交流化分为三种可能的模式：主动――被动模式、指导――合作模式、相互参与模式[2]”患者之主动性虽依次递增上升，但核心医者之权威仍贯穿始终，信息之不对称尽现于治疗关系的方方面面。社区、医院等特定场所举办的健康教育讲座则惯用1Vn模式，主讲传播关于疾病预防、日常护理等方面的知识，占据绝对话语权，受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及经验背景，对所传递的信息进行优先、协商或对抗式解读，但受者自身想法难得彰显，虽有短暂的互动提问时间，但往往碍于群体力量，羞于表达，继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这两种形式中，医者都是权威核心，对传播进程及结果的控制起决定作用。患者的接受、信任程度一方面与自身学历、收入地位等方面成负相关，另一方面又与医者的从业经验、头衔地位、所处环境等方面呈正相关。综合而言，人们自身综合素质指数越高，对诊断过程的干预性就越强，发问越多，反之即使心存疑惑，也会表现得顺从听话，为专业神圣感所折服。但大多数人对所谓“一流机构、一流专家”仍持迷信态度，更乐于听取接纳其意见。

（二）间接传播

伴随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壮大，医患互动的方式得以不断更新扩充。常见的间接传播方式有电话热线咨询预约；广播问询求诊，以夜话用药居多；电视健康访谈类节目，专家讲解、主持人与现场观众提问，场外观众短信、微博、微信互动等；网络咨询见于医院所设官方在线服务网站，医者开设答疑解问的实名专版，以个人或组织名义设立的健康科普信息平台；报纸、杂志健康专栏中专家、病患的现身说法，互动谈话记录；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咨询来往等。此类传播形式中，医者惯有的话语主动权被颠覆，病患反成为主导谈话的重要因素，诊治的可听、可见进程均受患者意愿所控――选择什么媒介，选择同谁交流，选择何时开始、何时中断，选择答问还是沉默……还能基于同一问题向不同医者同时段发问，再对其诊断结论进行比较评估优选，择其善者而从之，大大缩短了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花费。

其优势还体现在：1.便利性得以凸显，特别是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地域的人来说，可以足不出户，借助电话、网络、私信等进行预诊咨询，如有需要，可以提前预约相关专家，网络挂号节省时间；2.个人隐私得以最大限度的维护，广播、电话、网络、读者来信等问诊方式中患者均可匿名提问，对于疑患传染性、生殖系统等类疾病而忧心忡忡，羞于直接去医院检查的病人而言，可以放下社会身份信息泄露等负担，经由媒介详实诉说症状，进行初步诊断，按需制定接下来该怎么做；3.时效性强，特别是在线服务，几乎无须等待便可得到回复，对于一些意外情况处理优势显著。同时，报纸、杂志、电视等专栏设置、温馨提示都会根据不同时令气候变化，流行病蔓延等时间为结点进行针对性较强的预防性健康知识传播，加之此类媒体受众群庞大，普通大众也可在耳濡目染间积累习得许多健康常识，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借助此类媒介可以较为全面了解医院优势所在，特色重点科室及知名领域专家的详实信息，提前做好功课，避免抓瞎乱投医。私信、短信等方式填补了以往“没人难办事”的困顿，跳过关系托关系的重重人情网，直接对话医者，省时高效，这在过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二、信息交换中存在的问题

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分科的日益细化，在为病患带去更为高效、专业的便捷服务同时，也造成了诊治过程愈见趋向影像器械的“符号化”审视，无形中压缩了病体的主观详述内容，将大量时间用于诸如各种体液提取，X光、B超、CT、核磁，血液、细菌检查等项目的数据反馈上，过多专注于病症本身，用工具理性代替宿体主感，无形中加深了医患间隙。同时，愈来愈专业细化的分科体制，使得各科室医者成为各所主脏器的把关人，不再双管齐下，转而各司其职，只关注所属科室检查范围的病症，因而患者常需辗转于多个医生之间，无法与其中之一保持稳定的亲密联系，客观上造成医患间疏离。同时，人们往往将沟通视点都集中于医生和患者这对概念体身上，而忽视了围绕左右的其他个体，如医生助手、病患家属的重要作用。医生助手的态度言行往往影响病患对医生的印象初断，病患家属的信息提供则会有力地促进谈话深入和后续诊治的成效，二者不可偏废。

现代医疗机构规模化使得问诊手续日趋繁杂，来访人群数量众多，医生无暇专注于对某一个体的全面审查了解。但对每个前来问诊的焦急病患而言，在与医者互动前都抱有个性化的情境预设和心理期望，希冀对方能够感同身受、对自己格外重视，而现实的反差往往会令他们觉得很受伤。加之大众媒体对医疗纠纷、无良现象的连番曝光轰炸，也使得不少患者对其形成刻板成见，诱发抵触情绪，如此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疏离，不利于两者间的良性沟通，以致影响到终极治疗效果。

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也是引发医患间信息传播不畅的主要障碍。医学作为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往往会涉及许多日常生活鲜见的词汇术语，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患者初闻时常会感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无法理解，又何谈认同。医者由于每日需接待大量病患，无暇一一细致讲解，特别是一些系统性机理问题难以简明释清，故有所取舍，重点交代大致治疗进度、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与后果，加之自身表达能力所限，医患间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度，无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所顾虑继而保留等原因，均对沟通环节造成破坏，致使信息交换出现断层。

此外，“治疗方法特点与复杂程度、动机误解、性别与文化差异、病人自身的角色冲突、管理动机、不公平的社会交换、权威的矛盾[3]”亦是引发交流障碍不容忽视的问题所在。

三、实现良性互动的技巧途径

医患间的良性沟通是促和谐，保诊效的关键所在。双方态度是保证沟通顺畅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医者表现出亲切、真诚、专业、负责的关怀态度时，易疏散患者的紧张情绪，获取信任和更多有益信息。相应地，当患者表现出信任、尊敬、合作的态度时，医生也更乐于尽心细致观诊。

对患者来说，医生的技术性观照是一方面，其言行本身所传递的治疗话语更是抚慰伤痛的一剂良药。许多病变并非仅仅是生物机体作用，心理感知亦常常作祟。学会换位思考和倾听，尊重、认同、关切患者的焦急陈述并适时予以鼓励引导，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医方的理解和重视。以开放式提问代替封闭式提问，多给患者预留发言空间。在全面了解病人的回忆性叙述后，还应注意遣词造句方式和病人文化背景的需要，尽可能通俗细致地讲解病症的来龙去脉和治疗程序、注意事项。留意沟通对象的预想期望、实时感受及情绪变化。非语言符号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环节，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表现，医生或可选择微笑、点头、拍肩等轻松举止调节紧张气氛，或可随病患叙述时所现情绪合拍调整自我表情，感同身受。面对不同年龄、身份的人群，也应及时变换选择适当方式。如：对儿童，多称赞引导，但主要依据还是来自监护人；对少年，多倾听引导，其监护人描述作为辅助参考；对老人，多耐心引导，不厌其反复嗦，予以尊重。同样，面对不同信息需求，医方也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略。如面向网络、电话等提前咨询情况时，医方应实事求是介绍己身优势、特色和整体医疗水平，为患者提供参考价值较大的信息，杜绝夸大其词，无中生有的虚假欺骗行为；面向前来诊治的病患，医方应全面了解、检查、陈述其病症。本着对患者及其家属负责的态度，重视当事人过往经历及社会心理因素，对重症患者可适度隐瞒信息，多给予鼓舞抚慰，带动家属参与、协同治疗，详实分析利害，制定最佳方案。

对医生来说，患者的积极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患者在获取医生指导前，需对对方保持充分信任与尊重，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到个人隐私但对病症治疗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问题，应与医方建立信任默契，放下包袱，坦诚相露。这一点既是保证沟通顺利展开的前提，也对后续判断治疗大有裨益。日常生活中一些患者认为自己花钱买服务，医者就应将顾客奉为上帝，故而在诊治过程中处处施以责难，干扰正常进程；或外行充内行，以己之想干预医者治疗，不断置疑；或事前全权交由医生负责，有问题后只会一味抱怨取闹，而非商议如何解决……诸如此类的强势言行，均会引起医方反感，阻碍及时有效的信息传递。当然，不加选择的被动顺从亦是不可取的，对于自己困惑之处，患者应大胆地向主治医提出，明白此时的清醒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的负责。这一点上，文化水平越低的人，表现的越瞻前顾后、唯唯诺诺，听不懂，不会问，更怕一不小心得罪医生便是其心理写照。陪同病患的家属也应积极配合医生所需，提供适量背景信息，如患者自己遗漏的信息点、疾病史、过敏史、相关生活经历和文化忌讳等，及时反馈，以帮助医生更好的认识病人，因人而异安排治疗。医患间的良性传播，不仅对当事双方大有裨益，大大提高治疗成效，还能为“后来者”树立典范，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如医生之间可就某些典型病例进行临床探讨，互相学习借鉴，以便今后更好地服务患者。患者之间可以自身经历为鉴，与他人分享心得体会，并在自己的人际网络中对医者服务水平进行扩散传播，指导更多人得良药，享康健。此类蝴蝶效应不容小觑，对和谐医患关系，推动社会卫生事业整体前进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3）.

[2] （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管燕.医患传播中的“从――拒”关系研究[D].苏州大学，2003.

[4] （美）拜伦・古德著.吕文江，余晓燕，余成普译.医学、理性与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篇10

    论文摘要:手机短信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手机短信以“第五媒介”手机为载体,迅速介入人们的生活,影响到了人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从手机短信的流行现象入手,探析其流行原因、其在文化介质层面上的特点,对手机短信的文化特征与功能进行分析,说明手机短信的流行不单单是指一种文化现象的流行,它昭示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起。

    纵观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进程,新技术革命下诞生的每一种新媒介都会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媒介即是讯息”,马歇尔·麦克卢汉这一着名论断便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在20世纪末出现的手机,目前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介入人们的生活,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文化影响到了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手机短信流行现象

    1992年,当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在英国沃尔丰的GSM网络上通过PC向移动电话发送成功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当初这项由电信运营商为解决手机话费过高而推出的低廉文本信息的服务,这个看似非常小孩玩意的一个通讯交流的东西,竟会在多年后对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甚至对政治都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中国的移动通信网络早在1994年就具备了短信功能,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从1998年开始,中国移动、联通先后大范围拓展短信业务:2000年,中国手机短信息量突破10亿条;2001年,达到189亿条;2004年,数字飞涨到900亿条。2005年全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达3,046.5亿条,比上年增长39.9%。2006年全年短信发送量达到4,296.7亿条,比前一年增长了41.0%,而仅在2007年3月,就发送了1,826亿条,比2006年12月增长了38.1%,这还不是在年节月份。2007年,移动短信业务量达到5,921.0亿条,同比增长37.8%。短信文化在中国的兴起是近几年的事,但中国却是短信使用量增长最快的国家。随着手机短信由纯文本形式到融声音、图片、文字于一体的多媒体彩信的进化,我国手机短信用户在2007年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拥有手机的5.47亿人口中使用短信业务的占到69.37%,中国的手机短信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全部人口。在2007年的春节除夕到初六7天的时间里,中国人就发出了152亿条节日短信。北京市的短信统计数为7亿条,以常住人口1300万人计算,相当于每人发送50多条。从1998年至今,十年的时间里,不管你愿意与否,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已经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有可能引起社会生活方式巨大变革的流行文化。

    互联网在40年前掀起了一场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今天日益普及的短信文化则似乎在悄然昭示着一场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据北京勺海营销研究集团2006年底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63.1%的被访者曾经使用手机向他人发送过短信,其中年轻人发送短信的比例高达89.0%。善于追逐时尚的青年“手机一族”已经成为手机短信这样一种新的文化方式的普遍接受者。这注定了手机短信这场“全民文化运动”绝非昙花一现,而是具有极强生命力的年轻人的文化运动。

    二、手机短信流行的原因

    着名文化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新媒介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一个生物裂变的过程。它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感知和新型活动领域的大门。”从消息树到尺素书简,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从电话传真到BP机,从电脑网络到移动手机,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一次次推动了信息传播工具的革命,从而推动了人际交往方式的变革。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手段,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正给人类的沟通带来一场新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现代人灵巧而热情地在70个字的空间里享受到信息传播的乐趣。

    (一)技术方面

    手机短信更加便捷,无需任何其他的附加设备,也不受相应地理和时间等条件的限制,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在电信信号的覆盖区域内就可以随心所欲接发短信了。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是短信迅速流行膨胀的根本因素

    短信突破了目前中国的消费价格壁垒,无论是手机自身的价格还是发送信息的费用,在一般意义上说都是最普通的消费者可以接受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短信用户使用手机短信是因为短信更为便宜。短信一般为0.1元/条,而手机话费市内一般为0.2元/分钟。对那些尚未具备经济能力的青少年群体,他们最为现实的选择就是:要联系,发短信,手机不接电话。这样,短信的使用就远远高于其他沟通方式了。

    (三)手机短信具有独特的传播优势

    1、手机短信是无声传播,比电话更好地排除了第三者的干扰,同时也避免了对第三者的干扰,因此短信具有更强的私密性,使意外的信息扩散被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2、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建构了新的人际交往关系,并使得短信文化成为连接个体与交往圈的媒介。中国移动目前推出的手机“飞信”业务(点对众)更加凸显了短信文化对人际交往圈的影响,加入了“飞信”业务,使用者就可以利用PC端对加入的所有手机用户进行实时短信群发,短信成为连接个体与交往圈的媒介,如果没有加入短信沟通则意味着孤立于交往圈之外。

    3、短信沟通实现了到达的无限制性。打对方手机,对方可能会关机,可能会不接电话,也可能手机没电。这样,沟通都无法进行。但短信沟通是没有限制的,除非出现网络故障,短信总是会到达对方的。因此,从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来看,短信沟通的效率也要高于手机联系,这也是短信文化更为流行的原因。

    4、手机短信是一种典型的间接传播方式。受儒学影响的东方文化模式,尤其是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比起西方族群更多地也更乐于采纳间接传播的人际传播模式。“儒学关于考虑别人、考虑合适的人际关系的传统使那些能给彼此留面子的传播方式得到了发展。间接传播有助于避免遭对方拒绝或彼此有分歧的尴尬场面,而使相互关系和双方的面子都保全下来。”

    (四)从手机用户的年龄抽样调查统计

    追捧青睐短信的消费者更多的是青少年一族——“拇指一族”。从手机短信使用者的心理因素上来看,短信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是一种以手代口、无声胜有声的时尚,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特殊情趣的生活方式。随着大众媒介的传播,这种时尚成为主流的生活节拍,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仿效,同时,这种时尚也造成一种从众压力,当短信文化被公认为时尚时,不短信就是不时尚,如此,谁敢不短信,谁愿不时尚?

    三、手机短信的内容与功能

    限于技术条件,目前多数手机短信的文本信息的信息量限制为160个英文字符,或者140个字节的二进制信息(即70个汉字),为了以最少的文字表现最大的信息量,追求传播效率的最大化,短小精练、言简意赅成为短信文本最显着的特征,这也刚好与现代社会快速、便捷的需要相适应。尽管短信文本篇幅短小,但其涉及的内容却丰富多彩,据北京勺海营销研究集团的调查显示,手机短信使用者发送最多的是问候语、闲聊、正经的事情和一般的笑话,比例分别占到被访者的66.5%、60.1%、59.6%和51.2%。另外,工作沟通、情感表达方面的内容选择比例也相对较多,而彩票信息、股票信息等内容发送比例较少。根据短信内容的目的与用途,笔者将短信内容分为幽默风趣类、结朋会友类、节日祝福类、谈情说爱类、工作沟通类以及新闻、财经、气象等信息服务短信等几大类别。

    短信文化的实质在于娱乐。虽然并没有多少实质的信息传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幽默短信。“这段日子以来,我一直想对你说三个字,但又怕说了连普通朋友也做不成,可我控制不住,还是想说:借点钱!”“老师:请同学们用‘况且’造句。某同学立刻举手站起来说:过年了,村里的戏班响起了‘况且、况且’的声音。”这样的作品让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经历心理的巨大变化,第一则由被人恋爱的惊喜到篇尾的陡然被嘲弄,一驰一张完成幽默美感的渗透。第二则运用孩子的童真和摹拟的谐音给人增添笑料,创作完全撷取身边素材,没有多少雕刻的痕迹。手机短信的共享性与其传递的便捷化,使幽默迅速在人们之间传播。短信正成为中国人娱乐色彩最浓的方式之一。

    通过手机发送爱情短信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的情爱方式。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因此,很多事在公开场合,在口头上很难表达出来,譬如说一些情话,譬如说一些道歉的话。而短信则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短信这种传输方式,改变了人类语言一定要通过嘴巴的传统方式,利用手机点对点的直接交流,使许多不易出口的话通过手表达了出来,达到了沟通的目的。问问现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哪个没在手机短信里给情人发送过绵绵情话呢?

    除了幽默短信和爱情短信之外,节日祝福短信是广泛流传的另一种短信文本。我们常见的一则短信:“祝你在新年中,一帆风顺,人财两旺,三羊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十全十美。”简单的数字成语把东方人节庆的祝福表现得淋漓尽致。汉字比单词表达的意思更多,无需冠词和介词,没有单词的间隔,中文显得更为紧凑,这是非常符合短信短小精悍的特点的。中文文字上的简洁、画面中的意境都更符合短信时代的风韵。

    工作短信是比较少的。正式的工作往来大多是通过正式的沟通方式来联系的,譬如公函、书信、电话。短信这种非正式的信息传递方式会削弱工作联系的正式性,亦显得过于随意,而不够严肃与郑重。友情短信以幽默短信为主,也有一般的笑话与节日祝福问候。其他内容的短信,如新闻服务、天气预报等商业性信息和公益性信息都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随着短信通讯方式的渐趋成熟,短信息快速去粗取精,以前所未有的语言表达方式散发独特韵味,中国当代民间一种新兴休闲文化应运而生,”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正民说,短信文化是继网络文化之后,又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兴文化。作为一种民间的语言,短信文本充分体现了民间的智慧,这都是在正式的新闻媒介上所看不到的。短信文化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民俗文化,它将民间的、私下的、口头流传的文化以文字的形式传播开来,将文本传播的形式引领到一个与声像传播同等的平台参与了竞争,手机短信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又一次革命。

    通过对短信内容的分析,不难看出,手机短息具有如下功能:

    (一)手机短信具有交流信息的功能

    短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语言平台,改变了传统的交流方式。传统的交流往往是要面对面的,是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但短信却可以通过书写的形式进行表达。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都可以通过短信来实现。这也为那些生性木讷、不善言辞的人提供了一个情感出口,让他们可以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二)手机短信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

    一些相关数据为此提供了佐证:从零点调查公司的用户接受的短信服务内容来看,短信聊天游戏以57.1%的使用者比例位居首位,其次是笑话、幽默等娱乐信息(44.6%),再次是新闻、财经等信息(25.3%)和手机图片铃声下载(19.8%),还有15.5%的人使用过答题游戏、情景游戏等其它短信服务产品无独有偶,通讯产业巨头西门子2006年3月对5300名来自8个国家的手机用户进行调查,询问他们什么样的应用将会促使他们升级现有的手机,结果发现,娱乐和电子邮件高居榜首。可见,娱乐精神在当代短信文化领域的突出体现具有超乎国界的普遍性。

    (三)手机短信具有维系情感的功能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短信沟通也是一种礼仪,是增进人们相互间的情感,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礼节。比如,久未谋面的朋友,一条情真意切的短信能让彼此感受到一份牵挂,从而拉近双方的距离。如“朋友,不一定合情合理,但一定知心知意;不一定形影不离,但一定心心相惜;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常常联系,但总放在心上!”短信文化的情感功能具有一种独特的属性,它或许不及电话交谈来得亲切,但它排除了音调、语气有可能给沟通造成的负面效应,以一派纯净、简洁、清晰的文字语言,构成了想象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这种情感功能是声音所不可替代的,因为声音表达了某种情感,音调、语气都会影响沟通的双方,而短信则没有声音,呈现的是一种干净、清晰的文字语言,构成了想象的意境。无论是爱情短信、友情短信,还是祝福短信都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具有加强情感的功能。

    (四)手机短信具有教育的功能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短信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2006年4月北大哲学系推出“手机国学”国学爱好者可以通过“国学短信”的方式学习。国学短信不仅包括经史子集中的精髓语句,还有国学大师的剖析解释。这条信息的标志着教育界已经开始自觉地利用手机短信这个谁都不能忽视的新兴信息传播载体,短信文化的教育功能正在被一些有识之士开发运用。

    另外,短信还有一些其他应用功能。如铃声下载、图片传情,手机QQ,通过手机短信,仍可以时刻在线与QQ上的好友聊天。

    结语

    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介质,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文化功能,短信文化逐渐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短信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一个文化媒介,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新的媒体时代的到来。手机短信为人们开拓了一个秘密的人际交流空间,溶入到亿万人的生活方式中,成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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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交流文集[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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