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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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经济学 经济发展 推动作用

前言：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劳动的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悠久，并且与较多的经济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经济学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源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2]常永智.经济区域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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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源管理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与广泛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基于这种现实情况下，企业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合理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企业科学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探讨分析

劳动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属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人力资源管理是劳动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对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1]。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探索与研究，不断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优化企业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是企业发展潜力的重要体现，可以为企业扩展生存空间提供智力支持。企业需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合理规划设计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经济高效稳定运行。

一、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人力资源在配置上存在问题通常来讲，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资本投入都是相对固定的，但劳动数量却存在相应的可变性。企业为了减少自身的发展成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者的数量，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甚至有些企业为了最大程度减少自身支出，就会让一名员工从事多个职务，从而通过减少劳动者数量来提高企业发展效益[2]。但是这种行为容易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员工的能力是一定的，如果工作量增加的话，很容易使员工工作出现失误，这反而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为了快速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就会大量聘请员工，从而导致企业薪酬支出大量增加，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劳动力缺失或者是劳动冗余，已经开始成为制约当前许多企业发展的重大难题。

2.人力资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劳动经济学中认为，员工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能够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通常会将企业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产出效益，作为评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参照依据。劳动经济学为企业人力资源发展指明了方向，它要求企业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产出，要基于企业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合理扩大劳动力数量，注重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来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3]。目前来看，有许多企业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忽视了对人力资源发展进行研究。虽然很多企业为了提高劳动者的质量，会在招聘环节严格把关，但他们却没有重视对劳动者开展后期培训工作。这种行为容易使劳动力产出效益无法持续上升，会呈现出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

3.人力资源存在置换问题通常来讲，企业的劳动力数量以及资金投入都可以有效控制。企业通过投入设备购买资金、厂房建设资金来扩大企业规模，进而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产出更多商品。我们将这种行为称为替代效应，就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实现了相互替代。当劳动者数量不变时，如果劳动者的薪酬不断上升的话，企业的资本投入也就会上升[4]。当劳动者薪酬不上升，数量增加时，企业也需要加大资本投入，这就是资本跟劳动力之间相互替代的过程。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合理开展人力资源置换，从而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当前我国有许多企业都没有深入研究劳动力跟资本投入之间的置换关系，这就导致了企业在遇到相应的发展难题时，往往会为了降低资本投入而实施裁员措施。当企业需要扩大发展规模时，又会通过扩招来增加劳动力数量。这种不合理、不规范的劳动力置换方式，容易造成企业发展不稳定，影响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二、基于劳动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企业需要通过开展人力资源会计管理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明确具体的劳动力费用。当企业的劳动力边际收益超出了所对应的边际费用时，企业需要增加劳动力数量；当劳动力边际收益小于边际费用时，企业需要控制好劳动力数量，通过提高劳动者质量来增加企业的发展效益。

2.员工招聘与培训相结合劳动经济学认为，企业不仅需要重视对员工的招聘工作，更需要重视对员工开展专业培训，努力发掘那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员工，实施重点培养，通过较小的劳动力资本投入来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企业需要基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策略及措施，有效采取员工招聘与培训有机结合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劳动力发展的可持续性。

3.合理组织规划好人力资源发展方案劳动经济学认为，开展长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可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因此，企业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合理组织规划好相应的人力资源发展方案。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的制定要注重持续性与有效性，根据员工具体工作质量、工作效率以及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来实施相应的奖励，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企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内容，需要引起有关人员的高度重视。针对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企业需要基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及策略实施探讨与研究，从而不断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1]蔺仿如.浅谈劳动经济学下的人力资源管理[J].人力资源管理，2015，（1）：162-164.

[2]王媛.试论基于劳动经济学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J].时代金融，2015，（9）：184-187.

[3]梅.基于劳动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4，（9）：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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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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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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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化;数学模型

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工具,数学中的函数、极限等理论都对经济的研究具有积极影响.研究数学理论,并正确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数学主要是研究数量、结构以及空间变化的学科,这门古老的学科已经在人类发展历史的多个领域显示了其积极作用.

1经济数学化的特征

数学与经济学不同,在二者之间结合上,要找到合适的切合点,构建合理的数学模型来经济问题.研究者要立足于经济研究,从其中找到能够使用的数学理论,而不是将某些数学公式生硬的套用于经济研究.数学具有逻辑性强、思维缜密和精确简明等特点.而经济则具有多变性,同样经济具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特征,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经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借助数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是将其数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注意经济所处的时期甚至是地域,并且要承认数学的局限性以及经济的多种影响因素.笔者认为,数学就像一个有效的工具,经济研究的数学化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他与其他的存在形式一样,具有独特性和独立性,能够说明客观道理,但不能盲目的使用,数学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笛卡尔理论说明数学本质在于他是一门通用的语言,具有多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因此应用广泛.也就是说,数学在应用于经济学中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2．1数学化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原则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基本原则就在于要尊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或符号出现在经济研究中,要在对经济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在进行应用.数学研究的目的是明确经济的发展的趋势,进一步了解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帮助经济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在研究企业利润过程中,可以利用极限和导数理论,计算出生产数量与企业获得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经济市场发展,企业产品需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产品价格制定过程中,不仅可以基于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因素,还可以根据数学中的沃顿模型来进行更精确的计算,来获得更合理的价格制定.

2．2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以沃顿方程为主的多个数学方程都在经济学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可将其构建成数学模型来解决现实生活的经济问题.在沃顿数学模型构建中,物价与劳动力薪资的比例关系清晰明了的展现在决策者面前,工资紧随着物价,而物价与工资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数学模型提示政府要按照均衡理论,将没有处于平衡状态下的物价与工资的形成做出适当的干涉.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就是源于他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而数学模型的介入则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精确,经过数学模型介入的经济学研究更能够对对应到现实生活中.当然,数学的应用并不是全过程的,数学应用要掌握好这个度.另外,在使用数学理论过程中,还要把握其前提条件.数学只是一种方法,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具有必然性,其目的是通过数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某些研究中,数学的胡乱应用使经济研究陷入了危机,这是由于没有在研究中注重质和量,因此掌握其前提条件十分重要.在把握质和量两个因素过程中,要了解质是量的基础,而量是一定质的量,一定的量变最终会达到质变.在数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中,在我们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时,首先要了解所研究的对象其边界值.也就是说,在数学模型建立之前要先提出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同一变量也能够产生不同的应变量值,边界问题是保证数学积极作用发挥的前提.只有规范问题的量,才能确保结果的质,这才是合理的应用数学质与量之间的关系,并保证结果的质.这样才能正确的发挥数学模型的作用,避免进入数学陷阱.

3总结

我们应始终辩证的看待经济与数学的关系,既不忽视数学的作用,也不盲目的应用数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数学对静静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但胡乱的应用导致的经济形势分析不准确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着手于实际.对以往的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使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如何正确的选择数学模型才是研究的关键和首要问题.对于经济研究,我们不能将数学视为唯一理论,在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采用最基本的经济观察,要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社会需求和物价原因进行分析,做到真正以经济研究为主题.总之,数学在经济研究中具有积极作用,但要正确应用数学理论,数学模型的应用要立足于经济研究.

作者:吴耀泽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桑丽楠．试论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与经济数学模型的应用[J]．商,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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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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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的结合、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结合等被认为是为经济学发展寻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与发展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使得研究人类的经济动机与经济力量成为可能，能使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加接近真实世界。

在上述两方面，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得到了普遍认同。与此不同，本文主要关注:如果主流经济学把行为经济学纳入到白身理论框架中，可能会给经济学理论体系整体带来什么影响，未来经济学(形式)理论严密化的努力应该走向何方?

(1)首先，行为经济学发展出的系列偏好选择理论松动了传递性，从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义，理性假设的扩展对完善经济学理论框架有着重要意义。传递性是经济学对人类选择行为进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设在行为经济学中不再是通过简单缩小选择集来定义，而是直接松动了传递性。如果传递性不能保证，那么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就会面临最大挑战:从特定局部导出的理论不能平行推广到全局范围，Poincare所言的科学就是“A=A”就将不复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进展使主流经济学今后的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两个问题:（1）个体行为在不同时点或者不同长度时问段之问的联系;（2）个人与社会(或者说不同层次)之问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再是主流经济学中简单的加总或者平行移动)。如何把特定时点、特定层次的个体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扩展到全局时问范围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层次结构是维护经济学理论形式系统一致性的主要挑战。

(2)其次，行为经济学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关注，把主流经济学研究图式从“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转化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各类票赋共同作用形成人类消费品的有效过程，作为选择机制的(效用与利润)最大化只是为了驱动这一过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劳动到产品”图式。与此不同，无论是给定环境下行为人的决策过程，还是脑神经元的白我激励与满足机制，行为经济学所探讨的是个体信念、偏好与行为的演变以及该行为对其白身真实生理上的满足(特别是神经元经济学的出现)，或者说是作为消费行为结果产生的行为选择(个体偏好、信念与行为异质性的内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满足纳入到选择分析框架中，从而使行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为经济学研究图式变换为“土地十劳动二产品一分配一劳动”，经济过程不再只是产品再生产过程，而是产品与劳动的复合再生产过程。

(3)第三，心理账户、前景理论等有关异质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补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因为互补性而不复存在，局部选择(偏好)的传递性无法通过平移来维系全局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心理账户发现:异质性使得作为替代性之锚的货币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说明经济体系存在高度异质性。异质性不仅导致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进而导致局部传递性无法通过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选择空问维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白洽性;异质性还会导致技术一社会互补性的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为社会体系中的创造性与生产性提供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体系收敛的理论问题。这必然要求:经济学把互补性的处理从一般性报酬递增的地位提升到与替代性同等的基础位置，规模报酬必须因异质性而限制在局部空问以保证竞争性均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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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一本《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全球产生的反响如此大，甚至是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是自二战以来，经济学界不曾有过的现象，因为经济学研究已经日益被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晦涩的理论所占领，尽管该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通篇没有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是一本通俗易读的畅销书。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毫不吝啬对此书的夸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可能将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一本书”，更有人将它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媲美，称之为“新资本论”。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是来自法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他虽然接受的是主流经济学的博士训练，也会写艰深的模型，但在骨子里并不认同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主流经济学研究，于是放弃了在美国的教职，回到法国潜心著作。在这本书里，他研究的是一个长期困扰全球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即经济增长和财富收入分配的问题，揭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的根源。他的研究基于长期的观察和大量的历史数据，不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也是为什么就连不完全赞同他书中观点的哈佛教授曼昆也不得不承认此书的学术价值。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研究结论对于西方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资本拥有者，劳动者仅靠勤奋劳动累积财富，是无法与资本累积财富的速度相比的，因此必须通过对最富有的人群征税来缩小贫富差距。尽管皮克迪关注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但他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中国也同样适用。在过去20年里，金融行业的收入持续上升，员工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倍以上，金融机构的利润不断攀升，即使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年份也丝毫不受影响。金融行业过度盈利的现象，恰恰说明资本拥有者获得的财产性回报是普通劳动回报难以企及的。

资本的拥有者（富人）一方面可以自行或通过金融机构帮助其进行资产（包括金融和房地产）投资、套利，获取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财产性回报，一方面可以通过实业投资获取生产性资本回报。事实表明，在中国，生产性资本的回报率远远低于财产性资产的回报率，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存在所谓的“金融抑制”现象，资本的财产性套利空间更大。

皮克迪认为，市场经济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倾向，如果政府放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强有力的管制和平衡，社会财富差距就会不可遏制地日益扩大，反过来会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早已越过了0.4的警戒线，并呈现一直扩大的趋势。为缩小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大力倡导提高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可问题是，普通百姓手中所拥有的资本基本都是从劳动收入中累积而来，与富人相比，能够用于财产性投资的钱少得可怜，加上我国的税制不完善（没有遗产税和合理的累进税），收入差距的问题日益严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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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中国也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模仿，甚至直接“移植”。很显然这种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可以大大减少新体制设计和建设的成本。但由于中国与苏联历史、客观自然因素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把出生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直接用于中国，则会可能出现诸多不适应的症状，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并对该体制不断地进行修正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从国民经济学课程建设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教材就是源自对苏联教材的直接模仿，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其课程名称先后以《国民经济管理概论》和《计划经济学》出现，直至发展演变成为今天的《国民经济学》，这显示出国民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和“本土化”的特征。

二、逻辑必然：国民经济学在当前我国的存在

当前，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政府主导下的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渐进性改革，这也是国民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逻辑必然。

（一）逻辑起点：我国正在进行一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因此，在经济改革进程中政府行为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定位以及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效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行为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界定：

1．政府“越位”问题的解决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体制惯性，政府在诸多方面还对经济还存在强大干预，这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如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生产管得过多过死，每年政府对国有企业大量的亏损补贴及政策优惠，对其进行扶持，极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形成；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为大力发展经济，亲自参与招商引资，将本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商业行为纳入政府职责范围之中。这种政府“越位”行为屡见不鲜，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越位”行为正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的表现，解决政府“越位”行为是还原市场的过程。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及时解决政府“越位”问题。政府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恰当的方式退出市场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这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2．政府“缺位”问题的解决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在这些方面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目前来来看，中国政府在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并没有到位。如中国政府对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规制不利，垄断企业的价格同盟、价格歧视、供应不足、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政府在提供经济制度等公共物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如对于经济改制中出现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经济改革中存在的寻租问题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必须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正确解决政府“缺位”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方式，令政府有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中国当前情况下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必要性：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与长期性

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中国采用的是市场化改革是渐进性改革，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也不同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性改革（又被称为“北京共识”）。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进行探寻，对国民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研究，更应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总结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决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以及该专业的研究生在目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国民经济学学科研究发展内容展望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中国现实和该学科的发展历史情况，未来国民经济学研究可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

（一）宏观调控与政策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混合经济依然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宏观经济计划和管理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财政手段运用也不熟练，计划仍是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此处的计划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计划（高度集权的政治手段），而变为类似管理学意义上的指导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因此，政府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政府调控的成熟理论与经验，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主张，同时深入研究各个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的组合与协同问题。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战略与规划原本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核心方向，现在仍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学与财政学、金融学相比显得更为宏观。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中国政府依然会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以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的发展。因此，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突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涉及的重大项目课题的研究，比如，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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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辽宁大连116025）

收稿日期：2015 -05 -21

作者简介：刘艳（1l964 -），女，辽宁海城人，编审，博十，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和农业经济研究。E-mail: 944068@163．com

张凤林教授主持撰写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新进展追踪评析》一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1月出版），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热衷于追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氛围中，此书读来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秉承“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试图打破盲目崇拜西方主流思想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偏颇倾向，着力展开了对于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该书在占有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追踪、梳理了后凯恩斯经济学者近年来在若干重要领域的主要学术理论进展。与此同时，作者采用历史的、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这些学术新进展与当代其他经济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发展演进的思想轨迹、精神实质及其对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并探讨了后凯恩斯经济理论及其政策观点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实践的启示与借鉴价值。可以说，本书是近年来国内少见的关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力作之一，特别是在有关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填补了空白。纵观全书，主要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文献基础厚重，资料翔实。本书严格说来属于思想史研究范畴，而思想史研究工作质量的高低将依文献基础的厚重程度。本书作者占有并研读了丰富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文献资料，总计达三百余种原文文献。这显示了作者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同时也为本项研究的高学术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理论挖掘较深，分析透辟。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源于”原始文献，同时也要“高于”原始文献，即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与加工提炼，使原始资料从“散在的”状态转变成“有条理”的思想脉络。本书作者透过错综繁杂、其内部充满观点分歧的后凯恩斯学者的文献，一方面，努力挖掘其共同的思想与方法论基础，按照较为有机的逻辑层次概括出其近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并阐明这种新成果与早期学者贡献之间的历史承继与逻辑演进关系：另一方面，又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比较分析，不仅阐述了后凯恩斯学派与当代凯恩斯正统派、新占典主流派等的学术分歧与联系，而且也厘清了后凯恩斯学者内部的一些纷争线索。从而比较清晰地阐明了后凯恩斯学派理论成就的重要性以及某些局限性，论证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在当代经济学界所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