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的诊断思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疾病的诊断思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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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军队；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高危人群；早期甄别

一、引言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常常需要在各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军事活动，特别是经历过战争、抢险救灾、突发事件等重大应激事件的官兵，可能会因为心理负荷过大、准备不足产生精神障碍。调查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精神疾病患病率为7%，造成的战斗减员占伤病减员总数的23%。日军在1938～1945年间，因精神疾病住院的人数为10454人，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多达4384名，因此在战场上，精神障碍者也被称为“没有伤口的伤员”[1]。即使在和平年代，精神疾病也是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的主要原因之一。全军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部队各类精神和心理障碍的总患病率为2.56%，其中精神分裂症患病率为0.16%，居精神疾病的首位[2]。

在各类精神疾病中，因精神分裂症给部队造成的疾病负担最为沉重。据统计，在历次战争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比例位居各类重性精神疾病的首位，达到20%～45%[1]。部队多次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中，精神分裂症（80.5%）和情感性精神障碍（9.3%）是最常见的两种疾病，多次住院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给部队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军队士气，削弱作战效能[3]。

由于治疗精神疾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存在治愈率低、预后较差等问题，疾病的早期预防受到重视，从以往只注重控制症状的传统治疗思路，逐渐转向预防医学和全程治疗的新理念。2004年起在全军推广使用的“中国征兵心理检测系统”即是此领域的一项重要实践，该系统有效防止了可能具有精神疾患和适应障碍的应征公民进入部队[4]。2006年，102医院全军心理疾病防治中心也编制了《军人精神疾病预测量表》用于军事人员精神状况的评价和预测[5]。以上两套系统均可用于官兵精神健康状况的整体评估，但不针对特定疾病作出诊断。因此，有必要在目前部队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重性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甄别、干预工作，为进一步减轻部队疾病负担、控制兵员质量、提升战斗力打下基础。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精神分裂症早期预防领域提出的概念和筛查标准，比较了预测疾病转归的多种甄别技术，希望能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为部队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新思路。

二、精神分裂症的前驱阶段

1.前驱阶段概念的提出

近年来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甄别和干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亲属的回溯研究发现，约有80%～90%的患者首次发病之前一段时间内就已经出现感知、思维、言语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异常，因此研究者提出了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prodromal stage）的概念[6]，并将符合前驱阶段表现的个体定义为精神分裂症发病的高危人群。前驱阶段通常指疾病首次发作前的1～5年，根据症状和病情发展又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在早期，个体通常会出现非特异性的思维、情感和认知功能缺陷，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抑郁、自我感知、压力耐受和思维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细微的变化一般很难被察觉；在中期，可出现比较明显的阴性症状，包括情感体验、意志表达能力下降、思维刻板贫乏、社交孤立等，这些异常症状逐渐影响个体的学业和工作；在后期，阈下阳性症状逐渐显露，包括低于疾病诊断标准的不寻常思维内容/妄想观念、多疑/偏执、夸大观念、知觉异常/幻觉和言语紊乱等。阈下阳性症状的出现对疾病发生有着较高的预测意义，是目前判断前驱阶段高危人群的主要指标[7]。

2.前驱阶段症状的生理机制

前驱阶段行为表现的变化过程与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发育异常模型相符。该模型认为疾病是在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神经系统发育偏差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的结果。疾病早期的遗传因素包括一系列微效基因的交互作用，早期环境因素包括产前感染、营养不良，分娩时及围产期的事故等。在疾病高发期――青春期和成年早期，参与注意、执行控制等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会经历神经元突触连接的修剪和白质轴突的髓鞘化，建立兴奋-抑制平衡，最终发育成熟，这一过程出现偏差将使早年发育累积的异常更为凸显，在外界应激刺激的诱发下，可能爆发达到诊断标准的精神病性症状。神经发育异常模型与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程发展相符，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基因研究与神经影像研究的支持。该模型为整合有关精神分裂症基因学、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和病因学等方面的事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3.前驱阶段研究的实践意义

开展精神分裂症早期筛查工作有助于及时识别疾病的高危人群，并在个体发病后给予恰当治疗。研究发现，首次正式接受治疗前患者精神病性状态的持续时间（the 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DUP）越短，则其对药物治疗的反应越好，大部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的改善越明显。此外，DUP与个体认知功能的恢复情况也显著相关[8]。认知功能的改善直接影响患者自理能力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因此，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9]。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早期精神病协会通过共同宣言，呼吁各国尽早开展精神疾病的早期援助工作，制订相关标准识别其风险人群，建立干预服务机构并进行普及宣传教育。目前全世界已有近200个早期干预中心[10]，其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推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三、前驱阶段的甄别技术

寻找有效的前驱阶段甄别技术是开展疾病预防工作的前提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起，研究者以长期临床经验为基础，编制出多套判别高危人群的半定式访谈量表，通过长期的追踪调查验证量表的预测效度。此外，为寻找更接近生理层面异常的“生物标记”，研究者尝试从神经心理测验、神经影像学和神经生理学等不同层面进行探索，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前驱阶段病理机制的认识，并为寻找更具预测力的指标提供线索。

与神经心理测验类似，多数神经生理学指标只能反映出病理改变的部分异常。疾病特异性的生理指标和认知缺陷可以作为有效的辅助检查手段，提高量表甄别的预测

效度。

四、问题与展望

2007年全军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年来部队重性精神疾病占疾病总人数的比例虽有所下降，但其对部队管理和执行任务所带来的影响却不可小觑。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部队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会影响军队日常管理和战斗力的提升，甚至可能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在疾病负担方面，用于康复和治疗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对疾病预防工作的投入。因此，开展部队精神疾病的早期预防，特别是重性精神疾病的筛查和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近二十年来精神分裂症前驱阶段的研究对部队开展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提供了两点启示：

1.重视前沿研究成果的追踪及在实践中的转化和应用。在中文文献里，针对军事人员精神疾病防治的研究相对较少。部队官兵长期处于封闭化管理状态，需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急难险重任务考验，其精神健康状况值得关注。有研究证实，在部队和军事院校开展心理检测筛查工作后，军队重性精神疾病的比例已有所下降，这为疾病预防工作实施的有效性提供了验证支持。

2.重视不同层面甄别手段的结合。部队高度集中化的管理模式为大样本追踪调查提供了便利条件，可以使用结构化问卷和访谈量表进行初筛，甄别可疑的高危人群。在此基础上，通过疾病特异性的神经心理测验和生理检查，作出验证性判断。对有较高发病概率的个体需要关注其精神健康状况，必要时提供适当的支持性心理咨询；对达到疾病诊断标准的个体要及时给予药物治疗，阻断病程发展。此外，影像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疾病机理，对病理发展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入，将为疾病的早期干预提供更加明确的目标。

[1]陈春荣， 牛健港.国外战争精神疾病的概况[J].健康， 2003， 1：13-13.

[2]王志忠， 谭庆荣.军人中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现状[J].上海精神医学， 2010， 22（4）：249-250.

[3]祝希泉，苗丹民，李红政.部队多次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特征分析[J].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7，28（17）：1624-1626.

[4]肖利军，苗丹民，肖玮，武圣君，李红政.应征公民心理选拔的人格评估[J].心理学报，2007，39（2）：362-370.

[5]涂德华，张理义.军人精神疾病预测量表的研制[J].医学杂志，2009，34（3）：350-353.

[6]Yung AR， McGorry PD. The prodromal phase of first-episode psychosis： past and current conceptualizations[J]. Schizophrenia bulletin， 1996， 22（2）：353-370.

[7]赵靖平， 国效峰.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早期临床识别[J].上海精神医学， 2011， 23（2）：67-70.

[8]Addington J， Van Mastrigt S， Addington D.Duration of untreated psychosis： impact on 2-year outcome[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4， 34（2）：277-284.

[9]李益民，朱宏亮，夏镇南，谈雪良，王连根，顾云芬，孙红娟，汤臻，吴天诚.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相关性[J].四川精神卫生， 2009， 22（3）：129-132.

[10]童建明，许晓英.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脑发育障碍学说与早期临床特征[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08， 35（3）：134-137.

[11]Correll CU， Hauser M， Auther AM， Cornblatt BA. Research in people with psychosis risk syndrome：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0， 51（4）：390-431.

[12]Keshavan MS， DeLisi LE， Seidman LJ. Early and broadly defined psychosis risk mental states[J]. Schizophrenia research， 2011， 1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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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 说课

Presentation of Teaching Design on " Nursing car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183（2013）11-0364-02

说课是教师在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独立备课的基础上，于讲课前或讲课后系统地将某一教学内容的教材、教法、学法、教学程序等方面的思路、教学设计及其理论依据面对同行或教研人员口头全面地进行阐述，通过听者评说、互相交流，使教学质量、教师自身素质及教研活动的实效性共同提高的一种教学研究和师资培训活动[1]。现就《精神科护理学》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的课前说课设计为例与大家共同探讨。

1 教材分析

1.1教材选用：本节课所用教材《精神科护理学》全国医药类高职高专护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由高国丽、崔巧玲主编，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适用于三年制大专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还选用了精神科护理学习题集、临床思维精神病历集、医学心理学等相关辅助书籍，以及一些与精神疾病有关的电影、电教片，如《A Beautiful Mind》、《Schizophrenia-A Stolen life， stolen mind》等。

1.2教学内容：选自该教材第八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分为疾病概要和护理两节内容。在精神疾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护理学生参加护士职业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

1.3教学目标：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分析，以及我校学生实际情况，确定知识、能力和素质三大目标。

1.3.1知识目标：掌握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分型；熟悉疾病的治疗过程、护理措施；了解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

1.3.2能力目标：能识别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特征，能制定合理可行的护理计划。

1.3.3素质目标：培养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尽心尽职的工作态度，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提高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树立强烈的爱伤观念。形成关注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的服务理念，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

1.4重点及难点

1.4.1重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分型、护理措施。

1.4.2难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2 学情分析

本次授课对象为高中起点普通专科护理二年级学生，已具备一定的医学、护理学基础，并养成了一定的学习习惯，对护理学的学习已经入角色。因此，必须在此基础上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学习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逐层深入，使学生能系统的、准确的、熟练的掌握教学内容[2]。并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教学资源，巩固学生所学知识。

3 教法分析

采用传统的板书教学与丰富生动的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将讲述法、列表对比法、案例教学法、总结归纳法、练习法等几种教学方法融会贯通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使得教学内容直观充分的展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4 学法指导

在校二年级学生对精神疾病缺乏临床经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应用已有知识能力不足。教师必须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提高课堂效果。通过本次课，主要引导学生掌握学会对比、分析、归纳总结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已有知识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5 课程设计

5.1 复习旧课，导入新课：以提问的方式对第二章第二节“精神疾病症状学”相关内容加以复习，加深学生对已有知识的巩固。并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的案例导入新课，引起学生的兴趣。

5.2 讲授新课

5.2.1 目标展示：掌握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分型；熟悉疾病的治疗过程、护理措施；了解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做到心中有数。

5.2.1 讲授课程内容：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对于大专护理学生难以理解，主要采用对比法、图片展示、推理法以及病例介绍的方式，帮助学习做以了解。临床表现及分型是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采用讲述、复习已学知识、图片展示、列表对比、举例、概括等多种方法。例如将青春型临床表现概括为“乱”，单纯性概括为“懒”，紧张型概括为“僵”，偏执型概括为“疑”。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护理是本节课另外一个重点，在讲述时一改过去填鸭式教学，强调启发式教学，采用讲述法、讨论法、回答法。引导学生在临床表现的学习基础上提出护理诊断，结合已有护理知识制定合理可行的护理计划及措施。通过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3 课堂小结：提纲挈领的梳理本节课所学知识点，重述重点、难点，帮助学生加深记忆。

5.4 课堂练习：通过3-5道练习题，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查缺补漏，提高教学效果。

6 教学反思

成功点：课程导入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动力；教学环节齐全，方法灵活多样，并能融会贯通；加强了课堂师生互动，学生能愉快而紧张的学习。

改进：需加强与临床的联系，利用寒暑假多到精神病院学习进修，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利用可以时间组织学生观看《A Beautiful Mind》、《Schizophreni-A Stolen life， stolen mind》等。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综上，通过说课活动，一方面可提高教师，有助于培养造就研究型、学者型的医学专业教师；另一方面，在说课过程中，教师向同行和专家阐述教学设计及其依据，对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方式的发展，教育理论的理解、掌握和应用，教学过程的研究和反思，无疑都是一种可取、积极而有效的途径[3]。并逐渐成为衡量一节课好坏的重要尺标，值得研究应用。

参考文献

[1] 鞠红霞，刘柳，林宁.关于高职教育精品课程建设中“说课程”的认识与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8，（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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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习；医务社会工作；精神复康；角色定位；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G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17-0148-04

精神心理疾病和精神心理健康是医务社会工作的重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在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1]社会工作者在精神康复领域的角色是多重的，在康复的的不同阶段其角色定位又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可在实践中总结精神康复类医院社工扮演的角色，以及与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等其他角色之间的合作模式，量化医务社工的工作范围，并为我们日后开展的实务工作提供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

一、医务社工在精神复康领域的概况

1.精神复康医务社会工作的概念

精神复康社会工作指的是医院围绕医疗复康过程中而开展的社会工作，它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对病人进行心理援助，提升其自主能力，帮助病人寻找社会资源，安排病人的康复计划，为病人提供出院转介等工作。[2]

2.医务社工在精神复康领域的介入情况

第一种方式是在医院中可设立单独的社会工作部门，并委派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负责管理，并赋予其相关权力，使其能够根据本医院的实际情况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工作。第二种方式是在医院原有的医务科的基础上，增加医务社会工作的内容。即在保持原有医务科编制的前提下，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门负责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展。如今一般医院都设有医务科，主管本医院医疗秩序的维持，医疗质量的监控，医疗纠纷的处理，医疗业务的开展，医院新技术及新项目宣传等工作。现阶段，医务社会工作在精神复康领域的介入主要以第二种方式为主，并且介入范围比较有限。医务社工在精神复康领域开展具体工作的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深圳南山医院等。[3]目前在精神复康领域的医务社会工作的认同感、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二、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

精神疾病的发病原因常常不仅是患者个人的生理心理因素造成的，而是患者个人身心状况、重要他人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等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工作者在精神康复领域的角色是多重的，在康复的的不同阶段其角色定位又各不相同，医务社工在实务领域扮演的角色如下：

1.住院初期

（1）资料收集者。精神病患者在入院初期，往往会因为周围环境的改变、远离父母亲人以及规律性的作息时间等，出现较大精神波动，甚至出现排斥心理。精神富康类医院在病患入院初期，就会对其做入院评估和社工初期跟踪介入计划等，此时医务社会工作者扮演的是资料收集者的角色。其最主要的方式是提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患者入院时，会和家属进行会谈，从最基本的资料开始，到家庭状况，婚恋状况，患病的原因，再到平时的兴趣爱好等。通过对一些基本问题的了解，社工应大致衡量患者生理、认知、情绪、行为和动机等方面的水平，以及患者的优点和短处。家属最了解患者日常生活情况，所以社工应尽可能多地通过患者家属收集信息。第二，会根据与家属的会谈，再与患者本人进行沟通，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并通过积极的倾听和仔细的观察收集所需要的情况，对一些情绪稳定的患者，可以采用一些心理测试和量表来了解患者的信息。服务对象的资料收集得越完整，对日后开展具体的社会工作就越有帮助。

（2）关怀者。在这一时期，患者内心会非常不安，社会工作者应及时给与关心和爱护，帮助病人适应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此时也是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最佳时期。社工可根据收集到的资料，以患者的兴趣为切入点进行沟通，拉近彼此间的距离，让其感受到温暖，缓解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如果某一患者在入院开始情绪波动较大，出现一些躁狂的症状，社工就应谨慎处理与他的关系，最好是能够与主治医生事先沟通。如果贸然行事，也许会使患者陷入更加崩溃的状态，加速了病情的发展，社工自身也会受到伤害。

2.治疗前期

（1）协调者。目前，现行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电痉挛治疗、音乐治疗、工娱治疗。在荣军康宁医院主要以药物治疗、MECT治疗（改良式无抽搐电痉挛治疗）和康复治疗小组为主。作为医务社工，应该主动承担起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协调者和沟通者。将患者内心的想法准确客观地传达给医护人员，让两者的关系更为和谐融洽。例如一个老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到医院就诊，如果社工这段时间没有给予一定的关怀和照顾，那么患者极有可能出现行为混乱、精神萎靡等症状。此时社工应该多加观察病患的举动，让其能够及时调整心理落差，从而更进一步消除内心的不安和恐惧。如果这一时期，社工没有做好安抚工作，患者很有可能出现抗拒行为，甚至伺机逃跑。

（2）服务提供者。精神病患者入院经过一定阶段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自杀冲动等严重精神症状得以控制后，由主治医生、责任护士、社会工作者以及病人的家属共同协商，根据病人的病情、缓解程度和社会适应能力作出评定，确定社工介入的康复计划。一些封闭病区的病人在护士的带领下，佩戴某种标记，在非查房休息时间可以自由出入病区和康复中心，参与各种有益活动如唱歌，打球，散步，读书，手工活动等。一些开放区的病患可以自由在医院的公共场所活动。[4]此时，社工可针对一些生理和精神等方面恢复较好的患者进行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在建立关系之后，通过已收集的资料，制定工作方案和计划，具体服务提供方式，最后结案与评估。通过全面系统的工作，帮助案主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克服非理性情绪，增强自信心，社交能力，最终达到社会功能的恢复。

笔者曾在某精神病医院实习，那里的社会工作者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亲情工程”的认定工作，主要是面向全省对入住该院的贫困家庭精神病患者进行费用减免，扶弱助医。社工对患者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资料收集，家庭贫困的相关证明，主治医生提供的病情简介和住院时的照片资料等。将以上资料进行综合评估，若情况属实，则根据结果针对求助者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亲情工程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人紧张的经济状况，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再者，使患者和社工的关系更为亲密，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助推剂。

3.治疗后期

（1）支持者。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极易反复，他们很难真正康复。所以，对很多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结果会让他们失去信心。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以及缺乏专业的知识，医生很难在专业诊疗服务外，给病人提供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而医务社工能够了解病人的心理，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并运用专业知识协助医护人员解决患者心理上的困扰，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和调适，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同时，社工应鼓励病人参加各种康乐活动，训练病人的社会技能，帮助病人以新的角色适应医院的生活。尤其是在住院后期，很多病人对长时间单一枯燥的住院生活开始出现烦躁不安，并吵着要回家，所以社工应仔细观察病区的患者，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及时与主治医生取得联系，将观察结果告知医生。同时社工要安抚病患，鼓励他们乐观生活，增强他们康复的信心，关注他们点滴的生活，从细节中让病人感受到社工的支持。

（2）调解者。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常常会因为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而遭到破坏，社会工作者应调节患者与家属、同事、邻居等之间的关系，协助家庭与社会病人建立新的关系，适应病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同时鼓励病人主动与家人沟通，必要时可为严重精神病患者的亲属提供心理疏导的服务。例如，曾有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就因与家属的沟通障碍而日益严重，甚至一度出现自杀等倾向，所以社工应及时帮助患者，协调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对患者予以关怀，对其早日康复会起到极大作用。另外，社工应该还是医患关系的调解者，或者是医院各个角色间的调解者。

4.出院回归期

追踪者：精神疾病的治愈率极低，很多患者在医院经过三个疗程（大约三个月）后病情基本能够控制，但是回家后没有按时吃药导致病情复发。如果第二次入院，那么病人就面临着终身服药的痛苦。所以社工在患者结束医院治疗，转入社区后，还要对其后续的恢复状况进行跟进，观察患者的表现，是否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心理状态是否正常，是否按时吃药。社会功能恢复的情况如何。当发现有异常时，及时与家属沟通，做好二次入院的准备。

三、医务社工与其他角色的合作模式

精神病人的精神心理和行为特点等内在因素都十分复杂，仅仅依靠医生、护士、护工亦或医务社会工作者各自的力量，都很难使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只有让这些在精神复康领域的各类角色相互联系，相互合作，才能完成比较全面的康复介入计划，为精神病人提供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专业服务。

1.医护人员

（1）医生层面的合作模式。在精神病医院，主治医生主要承担以下任务：①运用专业知识积极为病人治疗。②解除病人痛苦：包括躯体性的和精神性的痛苦。躯体痛苦一般可用药物等医疗手段加以控制，但心理精神痛苦则需医生以同情心理解病人，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才能缓解。但医生由于精力和专业所限，很难将情绪疏导和心理支持等精神性方面的工作做好，这就需要社工与医生沟通、合作，把病人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给医生，从而优化治疗效果。③向病人及家属解释说明病情：医生有义务向病人说明病情、诊断、治疗、预后等有关医疗情况。这种说明不仅仅是为了争取病人接受医生诊疗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尊重病人的自和知情权。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精神科医生会用大量的医学专业术语描述，会妨碍家属了解病情，甚至错误理解。而大部分医务社会工作者都具备一定的精神病学专业知识，并且擅长将这些晦涩难懂的词语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所以说在这方面，社工能够帮助精神科专家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和治疗计划，使家属能够安心放心地把病患安置在医院就诊，提高了双方间的配合度，是缓解医患关系的重要桥梁。④为病人隐私保密：保密是医务人员的一种传统道德。医生有时候在陷入对患者治疗的瓶颈期时，由于保密原则无法与其他医生沟通交流，但是却可以同负责该病患的社工表达自己的苦闷与困惑，一方面缓解了医生的消极的情绪，另一方面可从社工的角度重新考虑问题，变换治疗思路。

2.护士护工层面的合作模式

精神医院的护士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进行护理评估，制定护理计划，执行护理措施，进行效果评估等为日常工作内容。精神科护士护理的核心概念，可根据佩普洛的护理人员和病人关系发展的模式具体解读。[5]不难发现，在医务社会工作没开展以前，护理人员从事的部分工作与医务社工承担的工作之间是重叠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护士能够详细了解病人的身心状况、疾病史、家庭状况、人际交往等具体情况。在社工刚开始与病人建立关系时，可与护理人员就病人各方面的特点详细了解，加强沟通合作。社工在前期收集的资料越详细，越完整，就会越快与病人建立信任关系，更好地实施介入计划。

精神科医师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为更好地提升其职业稳定性，需要从综合化的角度关注精神科医师的心理健康，不断提升其社会支持水平，并从医学教育的角度进行早期预防。[6]医务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帮助精神科的医护人员克服职业倦怠，所以这也是社工与医护人员间合作模式的另一种体现。例如，社工可以定期开展小组活动，为医护人员相互排解这样的倦怠提供治疗性环境，分享彼此克服倦怠的小技巧，在开展室外的拓展活动时，适时地增加精神病人的参与，让医护人员与病人在游戏的过程中增进理解和情感，缓解医生过度紧张的精神压力，从而进一步消除职业倦怠感。

2.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是指运用心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遵循心理学原则，通过心理咨询的技术与方法，帮助求助者解除心理问题的专业人员。在精神病医院，心理咨询师通过对来访者及家属描述等信息源获得有关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心理障碍的资料；对来访者的心理成长、人格发展、智力、社会化及家庭、婚姻生活事件等进行全面评估，概括心理和生理测查；根据心理发展史和心理生理测查的结果，对来访者作出心理诊断，制定心理治疗计划，并指导实施。在心理咨询中发现来访者有精神障碍或躯体疾病时，应及时请求会诊或转往其它专科。[7]

社工与心理咨询师的合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患者进入观察期（一般是停药控制阶段），心理咨询师不能随时陪伴在患者身边，就无从观察患者的具体表现来判断其病情的控制程度，而社工就能在这个方面给咨询师提供必要的帮助。他们时时陪在患者身边，对其各自身心反应的变化都能够及时捕捉。第二，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虽然有很多治疗精神疾病的模式和方法，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针对患者个人的，对于患者所处的环境，两个学科都没有涉及。在现行的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和处理上，还存在着很多不够完善和完整的地方，医务社会工作的介入就能很好地填补这个空缺，使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降低，使治愈率上升。第三，精神复康医务社会工作者所接触的，大都是受到精神疾病困扰的人，他们的情绪不稳定，感情比较脆弱，语言表达能力较差，也正是由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评估环节难以像其它领域那样顺利进行。如果能够在评估时，让患者填答关于精神病学临床量表，例如老年精神评定量表（PAS）、抑郁自评量表（SDS）等，[8]从社工结案评估与心理学临床量表两个方面的评定，判断患者复康的水平和介入计划的成效，这样的结合增加了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率，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最真实的治疗效果。

3.社区工作者

（1）社区照顾方面。很多患者从医院康复出院后，就直接走入社会，在医院与社会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机构，能够帮助病友重新找到自我的社会定位，再加上精神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影响，都使患者很难在一时之间适应社会。所以说，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对精神病治疗的目的是使服务对象能够更快地治疗好精神疾病、更好地回归社会、更少地复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病友所处的社区的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区恰好可作为患者从医院到社会的过渡性机构，社区对服务对象的态度直接影响到患者回归社会的速度和程度。因此，在患者即将出院前，社工应与患者的社区工作者取得联系，尽可能多地获得社区工作者的支持，和社区的相关人士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帮助患者。

（2）疾病预防方面。精神疾病的发病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及早地发现并做相应的处理，发病率会大大地降低，治愈率会显著地提高。现阶段，康宁医院主要开展的预防工作侧重于社区，通过发放一些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手册，开展一些预防精神疾病的讲座，在社区活动中心进行与医生面对面的咨询交流。这些活动，一方面增强大家预防精神病的意识，降低了其发病率；另一方面，这样的宣传形成正确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纠正普通社区居民对精神病的歧视态度，帮助他们更好地恢复社会功能，重返家庭、工作岗位。[9]

在精神复康领域，医务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还应该加强与医护人员、心理咨询者、社区工作者、实习生与志愿者等角色的合作，取长补短，填补医务社工的不足。同时希望社工能够在不断的改进中，在增强服务质量、缓解医患矛盾、创建和谐的医疗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继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中国医院，2005，（9）.

[2]于欣.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史[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7.

[3]朱眉华.社会工作实务[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李平.郭永松.医务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及其在医患关系中的作用[J].医院管理，2009，（1）.

[5]胡佩城，宋燕华.心理卫生和精神疾病护理[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1.

[6]斯蒂芬J威廉斯，（刘建平译）.卫生服务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4.

[7]刘继同.医务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篇4

关键词：心理疾病；受教育权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一、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日渐增加

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早在1994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撰文指出有关部门对北京16所高校本科生因精神病休、退学情况分析表明，近几年因精神疾病休学人数占因病休学总人数的37.9%，因精神疾病退学人数占因病退学人数的64.4%，均占学生因病休、退学病种的首位[1]。尽管社会及各高校对此已高度重视并增加了不少的干预措施，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数目逐年增加。据国家卫生部2003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学生中16%-25.4%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严重影响其在校学习的正常进行，也许学生及家长都希望能将学习进行下去，但现实的情况却让他们难以为继。

二、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在校学习的障碍

例一，深圳一高校多媒体专业某男生，被诊断为患有严重人格障碍，表现的症状为课堂上经常离开教室无法听讲；课堂及课后经常问任课教师用各种方法拷贝同学作业或者老师作品当成自己作业上交；自己有饭卡但用餐时间却经常在饭堂借用师生饭卡并且不还用餐费用；课后经常到学院、学校各部门找老师拿瓶装水、问问题。两年中，该生课程很多不及格，所在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不胜其扰，最终该生家长为其选择了休学。

例二，深圳一高校外语专业某男生，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表现的症状为在课堂上或寝室内经常说有人要打他要杀他，在课堂上或寝室内吵闹影响教学正常进行或影响同学正常作息。家长后来带该生到专业机构进行诊断治疗，并选择了退学。待该生状态稍有好转时家长又希望该生能上学并强烈要求复学，未果，后至人民法院。

从以上两个真实的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案例可以看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状态给他们的学习带了很大困难，而这也是普遍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所遇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在校学习期间可能遭遇如下障碍：

国家法律和学校管理规定方面的障碍。纵观我国《高等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虽在大体也强调残疾人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2]，但却规定着“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应予以退学”[3]，具体到各高校的学籍管理规定中关于心理疾病患者的支持性规定则寥寥无几。也就是说，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虽然身心特性和需要明显和普通大学生不同，但却没有因此得到学校提供的便利，与普通大学生一样应对学习年限、专业等方面的要求，这对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无疑是个实质的障碍。而发达国家对此的规定却极不一样，如美国曾分别在1973年和1990年出台了《康复法》和《残疾人法》以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在高等教育上免受歧视，同时还在社会心理机构设立辅助教育课程（Supported education program）以帮助精神疾病患者重新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课程的目标就是促进学生掌握完成高等教育所需的方法和自信。

人际交往方面的障碍。包括外在和内在的交往障碍，外在的交往障碍体现在周围师生缺乏对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理解和接纳，在国外学者对师生关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态度、信心、了解、感受调查中，有部分师生认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在课堂上非常危险，并且认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不该到校上课；而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亦表示在其心理疾病发作之后就不再交到朋友或失去原来的朋友。由此可以看出外在环境中师生对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并不十分包容。内在的交往障碍主要源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自身对外部世界较为敏感，常常感觉自己对别人当面的评论和似乎不友善的目光缺乏强大的防御体系，同时他们自身亦有一定的标签感和耻辱感，怕被误解、歧视而不敢敞开自我，这使他们更加地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

自身病情发展带来的障碍。疾病本身对于心理疾病患者来说就是一个障碍，因为心理疾病状况影响了他们的记忆力、注意力、学习动力等方面，这使他们不能有效学习，以致出现无法安分在课堂上课、病情需住院治疗而缺席课堂，甚至大吵大闹影响教学正常进行的情况，最终导致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出现课程考核分数低于平均水平、不能通过课程考核等结果，而这又对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形成新的压力，往往容易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

家庭生活压力带来的障碍。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需要付出不菲的治疗费用，同时大学教育也需要费用支出，这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是无比沉重的负担，因此有些家长出于经济和学生承受能力等方面的考虑会要求学生休学或退学。

三、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对大学教育权利的渴求

先生曾说过“大学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机关”，梁启超先生亦曾说大学能“养成健全之人格”及“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4]总之，大学教育是以文明、理性、关爱为原则的，其不仅追求知识熏陶，更追求人心灵真善美的健全人格，对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而言，大学教育权利于他们的人生、前途又有别一般的特殊意义。

大学教育能增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生活的组织性。大学校园生活是忙碌的，课程多、任务重；同时大学校园生活又是精彩的，缤纷多彩的活动陆续上演。每日早起、上课下课、尽力完成作业、参与学校的各项文体活动，充实、忙碌的大学生活让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试着建立不同阶段的合适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至不同方面，减少对于自己是心理疾病患者、自己心理疾病的严重性等方面的纠结，开拓他们的视野和思路。

大学教育能促进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人际交往的正常化。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没有交际能力的人，就像陆地上的船，永远到不了人生的大海”。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之所以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没有正确掌握人际交往的渠道和方法。而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为恢复良好的心理状态，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仍需将自己置身于社会，让心灵与现实的世界进行有效的沟通。即便有的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在学校并未与周围同学有具体的交往，但置身于校园环境让他们感觉并且没有被大众所孤立、抛弃。这也意味着大学校园生活开发了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一个新的身份，即除了是心理诊所的患者以外他们还是一名学生，熙熙攘攘的校园生活为他们提供了扩大生活圈子的机会，促使他们人际交往的逐步正常化。

大学教育能增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社会角色的适应性。高等教育的学历逐渐成为许多职业和专业技术岗位的先决条件，而社会公众却又常假定心理疾病患者不能独立地工作和生活，事实上精神状态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失去了对职业的追求，很多心理疾病患者都将教育视为达到他们职业目标的一个步骤、找寻生活意义的一个方法。大学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掌握工作所必需的技能，还教会他们在精神状态不稳定时如何应对、如何在公开场合处理紧张情绪，为适应日后的职业生活打下基础、做好准备。

大学教育能帮助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树立生活的希望。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一个人做事的动机起源于两方面：性冲动和渴望伟大。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过人类本质里最深远的驱动力是希望具有重要性，渴望被人肯定。由此可见希望对于人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怀揣希望、心怀梦想才让人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不断成长；对于每个人而言，大学生活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但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大学生这样一个身份给了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更多前进的动力，就曾有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接受调查时说道“如果无法上学，我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上学让我有了期盼，让我坚持走下去，没有了期盼我也无法生存下去了”。大学学习生活也许给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带来了一系列的担忧：不能完成学业、不能找到工作、病情加重甚至住院、被人误解或拒绝，尽管如此，大学生活仍然是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希望所在。

正如美国学者所言，教育在这个社会是个非常有价值的存在，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学习的机会，同时还意味着享受教育所带来的福利，如就业和地位。大学教育不仅帮助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开拓身份、增强交往、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同时还给他们带来改变生活、改变明天的希望。因此，大学教育应成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一种良好康复方法；拒绝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在大学校园继续学习，无异于将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明天扼杀。

四、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受教育权利保护的路径探索

修改相关规定，增强学籍、学习管理方面的机动性。鉴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学校可以根据心理疾病的不同种类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学习年限适当放宽，同时可结合学生具体的心理疾病情况适当考虑学生转专业的申请，以帮助其更好地完成学业；在具体课程学习过程中，亦可根据学生情况对作业完成时间给予宽限、考试时间给予延长或另行安排等，增强学生完成课程的机动性。在国外学者的调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教师表示曾给过学生以上类似的帮助，但为避免招致其他学生的非议从而增加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压力，各高校可根据大学生心理疾病的种类、课程的类型和要求、学生个人的病情程度等综合考量作出明确修订。

学校专业机构提供更多的校园心理咨询帮助。对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这一群体而言，高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可充分发挥其专业作用，对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如开设团体心理辅导项目传授适合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学习方法、人际交往方法等；建立接待制度，推行24小时值班，以备深夜的心理咨询者来访；完善各种信息服务网络，发挥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和学生干部队伍在心理咨询中的作用，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特别是有心理危机的学生尽早干预；同时还可与学生所在院系联系，结合本专业的课程安排帮助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建立阶段学习的目标、阶段学习的进程安排，指导、督促其完成课程任务、跟上学习进程。

广泛营造融洽的校园关爱气氛。可通过给学生开办讲座的方式，告诉青年大学生心理上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预防和矫正办法；亦可利用墙报、广播、报纸、小册子等多种形式的媒体和手段，广泛宣传心理卫生常识，让学生初步了解自己的心理以及学会各种心理自我应对与求助的能力，同时也引导学校的师生端正对心理疾病患者的看法，明白心理疾病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是不可救治不可矫正的；另外，还可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配备的同学心理志愿者，提供一对一的志愿服务，帮助其更好地了解课程要求、课程进度安排等学习内容，指导其完成相关的学习任务，在校园内营造和谐健康的人际关系，为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学习和生活增添色彩。

主动顺畅校方与家长之间的沟通渠道。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特殊情况无疑需要校方的相关老师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其学业的完成亦需要学生家庭的配合，因此校方的相关老师应注意与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将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向家长作一反馈，提醒家长在教育、引导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需要家长予以配合、支持的方面，双方之间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顺利康复和健康成长。

提供实际的生活困难资助。前面提到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家庭往往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病情治疗本身需要支付费用，同时其病情可能还影响家中亲人的正常工作亦给家庭收入带来影响。因此，对于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可以综合考虑其实际家庭条件和病情严重程度给予适当的资助，从而减轻大学生心理疾病患者的生活压力。

参考文献：

[1]张曼.浅谈大学生精神疾病增多的原因[J].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4,(11).

[2]2005年国家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7条第3款.

篇5

关键词　解郁丸 丙咪嗪　躯体化障碍　对照研究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病例来源于2007年2～12月就诊患者，共58例，输入计算机后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男7例，女22例；年龄28～59岁，平均36.4±13.8岁。对照组男10例，女19例；年龄25～62岁，平均34.7±14.6岁。两组中消化道症状大多为上消化道灼热、反酸暖气、腹胀、恶心、嘈杂、食欲不振为主要临床症状，其中有3例伴有腹泻或便秘。两组患者之间在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有可比性(P>0.05)。

治疗方法：解郁丸与小剂量丙咪嗪剂(每日≤50mg)联合用药，再用同一剂量的丙咪嗪进行对照研究。治疗组：用解郁丸6g，2次/日，丙咪嗪片剂25mg，2次/日，饭后温开水口服；忌食辛辣、酒类等刺激性食物。对照组：用丙咪嗪25mg，2次/日，服用方法、忌食同上。两组治疗时间均定为12周，每4周为l疗程。

观察方法：以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为诊断工具，用HAMD量表(汉密尔顿)排除抑郁症，结合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躯体化症状因子分>2.0(标准T分>60分)符合CCMD-3诊断标准者，确诊为躯体化障碍，输入计算机，随机分成治疗组(解郁丸+丙咪嗪)和对照组(丙咪嗪)予以口服药物治疗。采取门诊治疗方式，以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辅助工具。治疗前由经专门培训的测评科室对其疾病严重程度、症状表现统一评分作为基准分值，治疗2周后用观察量表评分1次，分析减分情况，统计减分率，评价临床疗效。从第4周开始，每4周用CGI量表评分1次，12周治疗结束，观察各分值变化范围，评价疗效，减分率愈大提示疗效愈佳。观察总体疗效：由负责量表评定的医师用CGI量表对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统一评分，共分为5级。0分无症状，1分症状轻微，2分症状明显，3分症状严重，4分症状极重。观察症状改善与变化：主要分析症状自评量表(SCL-90)项目中相关的(躯体化、抑郁、焦虑)3因子分值变化情况及减分率，评定疗效。观察治疗中两组之间的减分差异性：经过12周的治疗，对比分析2组的减分率，对疗效作出结论。

统计学方法：58例全部完成治疗计划，12周治疗结束后，把所有数据交统计人员汇总，按照设计方案，对性别、年龄、治疗情况、治疗前后评分情况等分类计算数值，将不同数据输入电脑，以t检验或卡方检验方法，用SPSS10.0统计软件统计分析结果，评定疗效，得出结论。

结果

临床疗效总体印象量表(CGI)评分比较：从第2周开始显效，治疗组减分率较对照组明显，至第4周治疗组减分趋势仍保持良好状态，与治疗前比较，两组均显出较好疗效(P

篇6

【关键词】 抑郁症； 初发； 磁共振波谱学； 丘脑

中图分类号 R7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26-0076-02

抑郁症是一种具有高患病率、高自杀率和高复发率特点的精神疾病，疾病所致的认知损害严重影响患者的记忆水平及社会功能[1-3]。抑郁症患者临床多表现为心境低落，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多因素致病理论认可度较高，包括遗传、内分泌、神经生化和心理社会因素的等，国内有研究表明患者存在丘脑代谢异常[4]。

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是目前唯一可以在结构改变以前进行活体脑代谢观察的技术，尤以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技术1H-MRS应用最为广泛[5-6]。关于抑郁症患者丘脑代谢是否存在一定障碍，目前相关研究尚无定论。据此，笔者采用1H-MRS技术对笔者所在医院的30例自愿健康志愿者和30例未用药首发抑郁症患者进行了分析，观察患者丘脑的代谢情况。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精神科门诊2012年12月-2013年12月收治的30例未用药首发抑郁症患者和3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患者组（A组）男18例，女12例，年龄22～46岁，平均（36.5±7.4）岁，病程1～5个月，平均（3.31±1.20）个月。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为单次发作，病程少于半年，且未使用影响脑内乙酰胆碱递质的药物。另选择3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B组）。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职业及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病例排除标准：有头颅外伤史、药物依赖史、精神病史及心、肝、脾、肾等重大躯体疾病者[7]。

1.2 方法

1.2.1 1H-MRS扫描 采用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进行扫描，其中扫描参数为：磁场均匀度

1.2.2 抑郁症评分及观察指标 采用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评定患者抑郁障碍程度，并对代谢指标与抑郁严重程度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观察指标：乙酰天门冬氨酸盐（NAA）、肌酸-磷酸肌酸复合物（Cr）、胆碱复合物（Cho）、谷氨酰胺和谷氨酸复合物（Glx）等，并计算Cho/Cr、NAA/Cr、 Glx/Cr的值。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A组和B组患者脑部常规MR检查均无器质性改变。两组丘脑Cho/Cr、Glx/Cr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B组患者相比，A组患者双侧丘脑NAA/Cr值均表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左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右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经24项HAMD评定抑郁障碍的严重程度，其中0.05）。详见表2。

3 讨论

磁共振波谱成像创伤性小，可以于患者体内获悉神经化学信息，为临床医生了解患者疾病过程中的生理病理变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揭示抑郁症微观改变本质的研究思路[7-8]。近年来，1H-MRS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异常疾病的评估，可以对多种代谢物质种类和数量改变进行活体测定，如NAA、Cho、Glx、Cr等，从而据此评定患者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代谢情况，此外，还具有无创伤、接受度高等优点。

抑郁症患者的临床多表现为抑郁、悲观、情绪低落等，丘脑、下丘脑与人体情绪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其中丘脑在人类能领略到粗糙的感觉和人体情绪的变化，下丘脑则是人体神经内分泌中心，通过与垂体相互协同，将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融为一体，调节机体的内分泌活动，此外，下丘脑与边缘系统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体情绪行为的调节有关。针对抑郁症患者进行相关的内分泌试验，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功能亢进。相关文献表明，抑郁症发病期血清皮质醇浓度升高且随症状的缓解而有所下降，因此下丘脑在抑郁症的神经内分泌的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Cr属于能量代谢产物，在各种状态包括病理条件下其浓度均保持相对恒定，可作为参照物。因此Cho/Cr、NAA/Cr与Glx/Cr比值可以客观反映Cho、NAA和Glx的变化情况。NAA主要存在于人体神经元和轴索内，在线粒体内合成，其含量与人体神经元密度及其功能状态密切相关，NAA含量下降多与线粒体代谢受损、神经元损失或数量减少有关[9]。本研究中初发抑郁症患者双侧NAA/Cr均低于健康组，且右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抑郁症可能存在右侧丘脑神经元受损；此外，Cho信号反映患者体内总胆碱量，其增高与多种因素相关，如细胞膜磷脂及肌醇更新、内分泌状态和局部代谢率变化、细胞密度改变等。本研究显示初发抑郁症患者双侧丘脑Cho信号有所降低，但与B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患者丘脑神经细胞膜磷脂是否存在代谢障碍仍需进行深入研究。

本试验探讨了未用药初发抑郁症患者丘脑的代谢特点，结果显示患者右侧丘脑可能存在一定的神经元受损和线粒体代谢障碍。五羟色胺（5-HT）作为目前大多数抗抑郁药物的作用靶点，目前MRS技术尚无法检测到，但仅有50%～60%患者对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有效，说明5-HT不是抑郁症发作的唯一因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对抑郁症的发病具有重要的神经调节作用，患者一般表现为兴奋增加，多种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可以作用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lmus-pituitary-adrenal，HPA）活动。如何增大试验研究的样本量，采用多次、多部位以及多代谢指标联合检测并动态随访，应用多种质谱方式检测代谢物质，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刘微波，禹华良，蒋飚，等.首发青年抑郁症患者海马磁共振波谱与记忆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12（4）：450-455.

[2]徐晓文，潘名志，黄加喜.抑郁症患者血清MAO、MDA、hs-CRP水平检测及其临床意义[J].中国医学创新，2010，7（33）：175-176.

[3]覃家浪，陈为庆，张智翔.帕罗西汀与氟西汀治疗抑郁症的疗效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10，7（25）：62-63.

[4]杨睿，邬小平，白晓英，等.首发抑郁症患者下丘脑及丘脑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10，29（12）：2442-2444.

[5]杨慧君.心理护理联合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仪在治疗抑郁症中的疗效[J].中国医学创新，2013，10（29）：155-156.

[6]文飞，吴文涛.抑郁症患者丘脑磁共振波谱研究[J].中国实用医药，2011，6（22）：33-34.

[7]丁雪梅，武晓薇，陈新涛.舍曲林联合利培酮治疗抑郁症对照研究[J].中国医学创新，2010，7（22）：35-36.

[8]牟君，谢鹏，杨泽松，等.初发抑郁症患者丘脑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0，33（4）：229-232.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本组52例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入院时均符合WHO制定的功能性子宫出血的诊断标准，排除合并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器质性病变患者，排除妊娠、哺乳期患者，排除合并恶性肿瘤患者及精神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均对本次研究有知情权，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52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26例。对照组年龄15～42岁，平均(22.34.3)岁;病程3个月～3年，平均(1.70.3)年。观察组年龄16～45岁，平均(23.54.5)岁;病程3个月～3年，平均(1.60.4)年。两组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对照组给予基础护理，护理人员注意确保患者床单元清洁，做好晨晚间护理，嘱患者注意个人卫生，护理操作中严格按照无菌原则进行。保持外阴清洁：指导患者大便后用温水擦拭，保持会位清洁。每天2次用1:5 000高锰酸钾溶液冲洗会，以控制感染。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密切监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及月经量，有发热、腹部疼痛症状出现时，及时告知医师处理。观察组给予个性化综合护理措施，具体如下。

1.2.1 心理护理：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多对本病缺乏认识，患者易合并抑郁、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从而不利于疾病康复。护理人员应在患者入院后，准确评估患者的心理问题，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案，通过积极与患者沟通、健康宣教等方式，使患者对疾病的致病原因、治疗思路及预后等有一定的了解，从而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及护理。

1.2.2 用药指导：功能性子宫出血治疗药物主要为性激素类药物，此类药物需严格限制给药剂量及给药频率。护理人员应详细向患者讲解药物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发药后监督患者服药后方可离开。服药期间密切观察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如呕吐、乏力等，如出现上述症状应给予对症处理，必要时告知医生处理。

1.2.3 饮食指导：功能性子宫出血患者常伴程度不同的贫血，消化功能较差，胃肠蠕动缓慢，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饮食偏好制定个性化的食谱，鼓励患者多进食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增加铁剂的摄入量，避免食用辛辣、生冷、刺激性食物。注意维生素及铁剂的添加，以促进患者尽快改善贫血。

1.3 观察内容：采用生命质量核心量表EORTC QLQ-C30评价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改善情况，包括认知功能、躯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等五小项，每项满分100分，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差。采用自拟护理服务满意度调查量表评价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包括护理内容、护理服务态度、护理效果等内容，满分100分，分数越高，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3.0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护理前认知功能、躯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总平均分(65.46.2)分、(64.86.3)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护理后认知功能、躯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角色功能总平均分(40.25.3)分、(55.25.1)分，显著优于治疗前，观察组改善效果更显著(P0.05)。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比较：对照组护理后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评分(78.33.2)分，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评分(95.32.5)分。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功能性子宫出血是指机体受精神紧张、营养不良、环境、气候骤变、代谢紊乱等内部、外部因素作用时，通过大脑皮层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或靶细胞效应异常而引起卵巢功能失调、性激素分泌异常，子宫内膜正常的周期性变化出现异常，从而导致月经紊乱。患者以不规则阴道流血为主要临床表现，传统护理方法在治疗基础上开展护理及用药指导，此基础性护理措施操作难度低，无固定的规章可循。随着近年来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发展，基础护理实施后如何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成为临床工作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篇8

【关键词】 缬沙坦；原发性高血压（EH）；不良反应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9.546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9-5234-01

原发性高血压（Essential hypertension，EH）是区别于有明显诱因高血压的一种分类，发病机理尚无定论。EH的临床治疗难度高，即使患者长期服药，也难以达到持续有效的血压控制效果。目前，缬沙坦被开始应用于EH的治疗中。现选取我院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间收治的70例EH患者，采用缬沙坦治疗，对其治疗过程与结果进行总结分析。考察缬沙坦对于EH治疗的临床意义。

1 资料

1.1 基本资料 70例EH患者中，男性36例，女性34例。年龄27-67岁，平均46.2岁。平均病程（4.3±2.6）年。根据通用高血压分级，Ⅰ级、Ⅱ级患者分别为48例、22例。其中合并糖尿病11例，合并冠心病5例。

1.2 纳入标准 依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诊断标准[1]。所有患者均经连续3d，连续3次/d测量，每日计算取平均值。且连续三日测量平均值均符合以下标准：SBP>140mmHg或（且）DBP>90mmHg。患者就诊前7d内未服用对血压有影响的药物或进行相关治疗。

1.3 排除标准 排除继发性高血压患者；排除严重器质性疾病患者；排除同时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排除缬沙坦药物禁忌症患者。

2 方法

2.1 治疗方法 本组患者服用缬沙坦（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H20040217）。每日清早服用1粒（80mg），1次/d，连续服用4周。如4周后血压仍未有效下降，则增大剂量为2例（160mg），用法不变。治疗期间患者不服用其他任何降压药物。本组患者均经过6周的治疗后，在治疗前、治疗2周、4周及6周时测量患者血压。

2.2 血压测量方法 所有患者治疗前均经连续3d，连续3次/d测量，每日计算取平均值。且连续三日测量平均值均符合以下标准：SBP>140mmHg或（且）DBP>90mmHg。治疗期间血压测量，选取周五至周日三日平均值。

2.3 疗效评价 患者治疗6周后，根据DBP改善情况将疗效划分为三级：①痊愈：DBP下降>10mmHg且DBP10mmHg，且DBP>90mmHg。③无效：DBP改善不符合①和②的要求。有效率=（①+②）病例数/总病例数*100%。

2.4 统计检验 计数数据使用χ2检验，P

3 结果

3.1 临床疗效 本组患者中痊愈36例（51.43%），改善29例（41.43%），无效5例（7.14%），有效率92.86%。

3.2 血压变化 见表1。

4 讨论

EH较继发性高血压的治疗更具难度，不能向继发性高血压那样针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因此EH通常以扩张血管，降血压为治疗思路。缬沙坦属于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对于非肽类AT1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亲和力[2]。它能够有效地扩张血管，从而达到降血压的作用。同时缬沙坦还具有舒张平滑肌及心肌细胞的作用，从而保护心脏，避免高血压对于心脏靶器官的损伤。本组患者服用缬沙坦后2周，血压开始出现明显下降；治疗6周后，痊愈患者达51.43%，治疗有效率达92.86%。说明缬沙坦在治疗EH疾病中，治疗人群具有普遍性。总之，缬沙坦能够有效治疗EH，疗效确切，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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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outpatient in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client;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personality disorder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心理咨询门诊是处理抑郁、焦虑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的重要机构之一。近年的国外研究发现:临床上的人格障碍与其他各类心理疾病的共病率在40%～50%之间[1-2],且患者的人格情况对心理问题的预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3]。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人格障碍诊断量表之一,已在国内学生人群[4]、罪犯人群[5]、住院病人[6]中试用,但对门诊患者特别是心理咨询门诊咨客的人格特征研究仍相对较少。本研究针对PDQ+4在心理门诊咨客中的筛查情况进行分析,以探索心理咨询门诊咨客人格障碍倾向的分布特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6年5-10月选取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除儿童心理门诊外)的咨客。采用系统抽样法,由门诊工作人员按挂号次序(1∶10)共抽查1511例咨客。入组条件:年龄18～60周岁,初中以上文化;排除严重躯体疾病、精神疾病急性发病期、精神发育迟滞、慢性衰退或痴呆患者;同意配合完成研究。

1.2 工具

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第4版(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7]。该量表是自陈式的人格障碍筛查问卷,共107项条目,l2个分量表分别对应l2种类型的人格障碍(表1)。每个条目只允许选择是或否,要求被试在回答问题时回忆过去几年内所常有的感受、思考和活动方式。原量表的美国阳性划界分为4～5分,超过划界分则提示分量表阳性,得分越高人格障碍的倾向越明显。汉化后的问卷总分≥28时,诊断人格障碍的灵敏度0.89,特异度0.65,该量表的重测一致率达92.2% [7]。

研究正式开始之前进行2周的预习实验,熟悉整个流程和规范以及PDQ+4相关内容学习。正式开始后,由门诊挂号工作人员从当日就诊患者中以1∶10的比例确定筛查对象,筛查对象在知情同意之后,于安静的独立房间内完成PDQ+4自评问卷。由工作人员当场检查填写情况,输入电脑后给予部分信息反馈[8]。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输入SPSS13.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秩和检验、探索性的因素分析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在随机抽查的心理咨询中心门诊1511名咨客中,符合入组标准并愿意完成研究者有1402人,有效抽查率为92.8%。其中男性641人,女性761人;平均年龄(30±10)岁, 18～24岁458人(32.7%),25～34岁533人(38.0%),35～44岁263人(18.8%),≥45岁148人(10.5%)。不同性别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5,P>0.05)。

本研究样本在心理咨询门诊的诊断情况以神经症(29.3%)和心境障碍(29.0%)为主要诊断类别,两者约占全部样本的2/3,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主要诊断,约占全部样本的40%。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188例,占13.4%)。门诊咨客中待诊和其他(含非心理障碍)的被试共213人(15.2%)。

2.2 不同样本和性别咨客人格障碍诊断问卷评分比较

表1显示:心理咨询门诊样本PDQ+4总分及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人群常模[7];女性边缘型得分高于男性,而型、偏执型、分裂型、被动攻击型得分低于男性。

2.3 不同年龄咨客人格障碍诊断问卷评分比较及阳性率情况

在不同年龄段的被试中, PDQ+4总分及各分量表分(除分裂样型人格障碍外)均呈下降趋势,秩和检验结果显示, PDQ+4总分及各分量表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2),差异最明显的是型(H=114.292)和边缘型(H=70.535),其次是强迫型(H=11.245)和自恋型(H=17.541),而最不明显的是分裂样(H=6.778,无显著性差异)。阳性率最高的是强迫型(58.5%)和回避型(54.0%),其次是边缘型(44.4%),而较低的是型(14.0%)和分裂样(25.3%)。

2.4 心理咨询门诊咨客人格障碍诊断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研究样本PDQ+4的12个分量表得分进行主成份分析,未旋转的第1因子(总人格因子)在各分量表上均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约50%的变异,各分量表的负荷在0.571~0.832之间;因子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的结果显示:特征根>1的因子提取了2个,可解释约60%的方差;在强制性3因子分析中,第3因子的特征根为0.84,3因子累计贡献率约为67%。各因子负荷见表3(负荷在0.5以下的未列出)。

3 讨 论

PDQ+4是与DSM-Ⅳ中人格障碍的诊断和分类标准相对应的人格障碍诊断量表,因此它对人格障碍的评估也是基于轴Ⅱ诊断和可共病的思路进行操作的。在心理咨询门诊的应用中,发现心理咨询门诊的咨客在PDQ+4的总分和各分量表得分上均高于普通人群常模,统计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说明门诊咨客中存在病理性性格。轴Ⅰ诊断的心理疾病与轴Ⅱ人格障碍可能存在较普遍的共病现象。男女性别差异的比较中,女性在边缘型上得分高于男性,男性则在型、分裂型等人格障碍类型上得分较高。这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结果相似[9-10],可能是男女的社会文化和传统角色差异所造成的影响。

一般认为人格障碍多发生于青少年和成人,部分患者在中年之后可有缓解,这一传统想法一直未被全面充分地证明过,而这种年龄层面上的缓解是否符合所有类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则更没有定论。

本研究应用PDQ+4对各年龄组的得分情况进行考察,发现除分裂样人格障碍外,其他类型人格障碍的得分在年龄上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对个性大众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显受年龄影响的型和边缘型2种类型人格障碍,它们随年龄的增长变化最大,提示部分具有叛逆的、冒险的、变化的等特征的人格病理会受社会约束和自我成长的影响而缓解。而分裂样(以社会隔绝和情感疏远为特征的一类人格障碍)随年龄的变化最小则又从侧面证明了人格的社会化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对在年龄的变化中影响相对要小的强迫型和自恋型而言,由于这两类属于高功能型的人格障碍,常伴随着年龄增长带来的社会隔绝、内部空虚感以及价值感的丧失而在中年出现恶化,驱使他们求助于心理医生。因此强迫型和自恋型对年龄相对不敏感的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各型人格障碍倾向在心理咨询门诊患者中的分布情况来看,回避型、强迫型及边缘型可能为门诊常见的人格障碍类型。这一结果和国内最近两次在大学生群体中应用PDQ人格障碍自评问卷后得出的强迫型和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是所有人格障碍倾向中最常见的结论相符[11-12]。

另外,DSM-Ⅳ轴Ⅱ人格障碍诊断目前仍分为3群:A群为奇异、古怪型,包括偏执、分裂和分裂样型人格障碍。B群为戏剧、情感和不稳定型,包括自恋、表演、边缘和型人格障碍。C群为焦虑、害怕型,包括回避、依赖、强迫型人格障碍。这一人格障碍的类群理论在本次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得到各分量表的第一因子负荷都在0.50以上。这一结果与杨蕴萍等的主成分分析的结论一致[7],他们曾由此假设各型人格障碍分量表中都存在一种g因素承担着中等以上的负荷。这一现象解释了本次研究中被试的各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的结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格障碍与其他心理疾病有高共病率的现象。因子分析及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提取了特征根>1的因子2个(因子1主要包括回避型、抑郁型、分裂样,因子2主要包括表演型、自恋型、型),在命名和解释方面有可能与人格特征中社交活动和冲动冲突的内外向有关系。在强制性3因素分析中,获得的因素模型与人格障碍的类群理论构想基本吻合,方差累计贡献率已达到67%,因子1至3分别对应人格障碍C、B、A 3群,其中偏执型和被动攻击型在3个因子上负荷都不高,勉强可以归入因子2,说明其可能与情绪不稳定群人格障碍有某些同质成分。另外,边缘型在因子l和因子2上都有中度以上的负荷,说明其可能既有情绪不稳定群的特质,又有焦虑群的部分特质。

总之,本研究反映出咨客和普通人群的病理性性格差异,其中大部分类型人格病理随年龄增长有缓解趋势,并提示回避型、强迫型及边缘型可能为心理咨询门诊中常见的人格障碍类型,DSM-Ⅳ轴Ⅱ人格障碍的类群理论构想与本次研究的因子分析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致谢:本研究得到杨蕴萍老师对人格障碍问卷(PDQ+4)的应用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Brieger P,Uwe E,Marneros A.Frequency of comorbid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bipolar and un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s[J].Comp Psychiatry,2003,44:28-34.

[2]Barbato N,Hafner orbidity of bipolar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J].Aust N Z J Psychiatry,1998,32:276-280.

[3]Loftus ST,Jaeger J.Psychosocial outcome in bipolar I patients with a personality disorder[J].J Nerv Ment Dis,2006,194(12):967-970.

[4]傅文青,姚树桥,于宏华,等.3140例一、二年级大学生B群人格障碍患病率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2):87-90.

[5]胡赤怡,杨彤吴,哨兵.重新违法犯罪人员的人格特征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5(2):40-141.

[6]杨蕴萍,王久英,沈东郁.人格诊断问卷在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的试用[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1,10(02):115-116.

[7]杨蕴萍,沈东郁,王久英.人格障碍诊断问卷(PDQ-4+)在中国应用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3):165-167.

[8]张天宏,肖泽萍,王兰兰.人格障碍倾向者的童年创伤经历研究[J].上海精神医学,2007,19(2):101-105.

[9]Reich JH.Sex distribution of DSM-III-R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psychiatric outpatients[J].Am J Psychiatry,1987,144:485-488.

[10]Ekselius L,Bodlund O,Von Knorring L,et al.Sex differences in DSM-III-R,Axis II-Personality disorders[J].Persd Individ Differ,1996,20(4):457-461.

[11]杨艳杰,彭涛,王玉清.哈尔滨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的分布特点[J].中国公共卫生,2004,20(8):913-914.

篇10

一、 疼痛及LBP的发生机制

20世纪以来，对于疼痛的实验研究日益增多，目前也已积累了不少的资料，但争论与分歧很大，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疼痛还了解得很少很少。在疼痛的发生机制方面尽管目前仍然有种种不同的学说，但Melzack和Wall于是1965年提出的闸门控制学说（gate control theory）［14］因其能较好地解释疼痛的临床和治疗作用，现巳越来越被人们接受，其观点认为：①脊髓后角的胶质细胞（SG）能改变传入神经纤维的膜电位，对感觉性输入具有突触前抑制性效应，②到达脊髓的感觉输入具有两个直接的效应：a.将信息由外周神经传递给中枢传递细胞（T）；b.改变SG对T的抑制作用，③脊髓中传导速度最快的感觉传导束，具有中枢控制触发器（Central control trigger）性能，能引起记忆、注意等中枢过程。④从脑到感觉传导束，有一个下行纤维系统，这个系统所传递的中枢过程，作为中枢性输入，能抑制或改变感觉输入。根据闸门控制说，脊髓后角胶质细胞具有作为“闸门”这样一种特殊作用，任何阻碍中枢下行冲动的过程（如忧虑、悲伤、高警觉状态等）将开启“闸门”，而任何促进中枢性输入的过程（如兴奋），则将关闭“闸门”。最近通过新的功能性成像技术如fMRI、PET和神经电源成像技术（neuroelectric source imaging），已可以从分子水平观察大脑通过下行抑制包括内源性阿片肽、儿茶酚胺及其它神经递质对痛觉传入信息进行调节作用［15］。

LBP的病因复杂，大致可分为［16］①机械性（结构性），如肌肉韧带损伤、椎间盘突出、椎关节退行性变、椎管狭窄、脊柱畸形、椎体前移、scheuermann骨关节炎、骨折、蛛网膜炎和神经根鞘纤维化等。②炎症性，血清反应阴性关节病（椎关节病、关节强硬性脊柱炎、牛皮癣性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③感染，包括脓毒血症（椎间盘炎、骶髂关节炎、椎骨骨髓炎、腰大肌脓肿）、结核、真菌感染和病毒感染（带状疱疹），④肿瘤，原发性和转移肿瘤。⑤代谢性，骨质疏松、软骨钙化、褐黄病和变形性骨炎等。⑥牵涉痛。不同的病因可产生不同的症状，上述各种病因，作为一种伤害性刺激，通过伤害性感受系统作用而产生疼痛感觉［15，17］。

值得注意的是，伤害性感受系统兴奋性的改变与痛觉过敏、触痛、自发性疼痛的个体认知经历有关，尤其是有些慢性疼痛虽然不存在进行性的组织损伤，但伤害性感受系统仍然维持敏化状态，这与其自身的功能紊乱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有关［17］。

二、LBP的个性特征

显然社会心理因素对疼痛的影响得到了如上所述疼痛基础研究的有力支持。

在社会心理因素与LBP的关系上，一些学者作了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Adams对23例腰痛患者采用由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修订的心理问卷（MMPI-II）进行测试［4］，受试者年龄20～55岁，均有轻微创伤史，腰背痛至少6个月，先前临床上无抑郁症史，血样检查正常，X线检查正常或接近正常，无严重神经学症状或其它严重潜在的病理变化。23例无疼痛受试者为对照组，结果患者抑郁症、疑病症、癔病和精神衰弱量表得分较对照组统计学上均升高，提示慢性腰背痛患者有明显的心理障碍。Rose对162例病程不超过2个月的腰背痛患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学测验［5］结果也表明一些躯体症状与心理变异的关系，认为在处理腰背痛患者时，要同时重视心理和躯体因素，Siv ik对23例有劳动保险的慢性LBP患者和61例无劳动保险的慢性LBP患者经过严格的心理学检查和躯体检查，表明有劳动保险的患者与无劳动保险的患者，其人格特征及躯体症状有明显的区别［8］；Leino等对902例在钢铁企业工作的蓝领和白领工人进行了为期10年的观察，结果当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工作负荷等被控制以后，颈、肩、腰背痛的发生与心理因素的关系十分密切［7］；Hansen对404例患者进行了20年的随访，通过MMPI测试，结果有下腰痛史者疑病-抑郁-癔症的比例明显增高［10］；Hasenbring、Riley、Brophy、Burton等研究也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9，12，18，19］ 。LBP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关系国内文献末见独立报道，孙剑、张亚林、王春芳等分别对包括LBP在内的慢性疼痛患者的心理行为特征进行了评定［20～22］，认为慢性疼痛患者常有较明显的抑郁情绪（孙剑，1997），述情障碍（王春芳，1993）。

已证实，慢性LBP的个性特征常包括抑郁、疑病和癔病即神经三联征，还有其它精神衰弱特征包括焦虑、强迫行为和一般性适应障碍增多等［4～6，10，20］。

抑郁是一种没有明显原因的或与身体状况不相适应的过度的悲伤情绪；是指情绪低落，丧失愉、悲观、缺乏兴趣、自我评价降低、睡眠与饮食障碍、自觉不适等。慢性疼痛和抑郁对患者的躯体、行为及情感的影响是很相似的，如它们都使患者食欲下降、失眠、性功能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对日常生活失去兴趣，工作能力下降，自尊心低、无助、失望、冷淡和冷漠。

令人感兴趣的是，是疼痛引起抑郁，还是抑郁引起疼痛，目前争议较大［10］，Lindsay等早在1981年就已经提出抑郁-疼痛综合症这一术语，认为慢性疼痛与抑郁症状之间存在着生物学的内在联系，而且两者对抗抑郁治疗都有效［24］。人们已了解，下丘脑、丘脑、边缘系统与情绪的发生和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它们是情绪中枢所在，而目前，功能性成像技术已证明，扣带前回（属边缘系统）能感知痛觉［15，17］。

疑病是患者对疾病的不切实际的害怕，同时包括焦虑、抑郁、强迫性格特点等特征，是躯体症状不能被医学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慢性LBP患者中疑病的发病率显著增高可能不完全是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疼痛作为一种对身体的压力，通过自主神经和心理神经内分泌系统同时影响了生理和心理反应。

癔病是精神冲突在感觉-运动系统转换成躯体障碍，没有明确的器质性疾病；通过暗示、催眠、心理治疗等，这种转换是可逆的。

焦虑增加或紧张，就可能使骨骼运动增加，如果保持这种情况，即使并发很轻的外伤，也容易引起疼痛。

三、LBP的器质性与非器质性体征

疼痛本身是一种主观感觉，LBP患者以疼痛为主的症状描述与社会心理因素有相关性较易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心理因素同时影响着LBP患者以病理学检查为主的传统上认为是客观的体征。把病理学检查所获得的体征结果解剖，可以获得反映疾病病理学变化的器质性体征（organic sing），如出现与神经支配相一致的足外侧感觉麻木是S1神经根受累的体征，及目前不能反映其病理变化的非器质性体征（non-organic sings），而非器质性体征常与器质性改变的常见表现不一致。

一些学者应用Waddell评分法［23］通过对120例LBP患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具有2～3项非器质性体征的患者出现髋膝运动性疼痛，被动屈膝受限，屈髋肌力减弱，髋外展肌力减弱和俯卧位下躯干等长伸展肌力减退等的几率较只有一项或没有非器质性体征者高。许多研究也证实，肌肉、关节活动度和运动技巧等方面的检查结果与非器质性体征也有类似的相关性。尽管直腿抬高试验、俯卧位屈膝试验等一直被认为是衡量躯体功能损害的客观指标，但Maruta、Novy等认为：脊柱运动受限，屈-伸力矩的比例降低、直腿抬高度降低等均与痛阈或/和耐受力降低有关，其与心理痛苦的关系比神经系统的损害更加密切［24，26］。

四、启示

LBP社会心理因素的关系是密切的，在LBP的处理上，同样重视心理和躯体成份，也许能更好地解释我们的一些临床问题，可以设想，尤其在一 些慢性LBP的处理中，采用费用昂贵的检查，劝告限止活动，在治疗和评估过程中过分的注意疼痛，劝告用助行器和腰围，过多注意姿势、过份夸大LBP的危害性、不良预后等，都可以引起和/或加重抑郁、疑病、癔病等症状，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医源性功能障碍，并造成“LBP-心理障碍-LBP加重-心理障碍加重”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相信由于心理学对LBP治疗及康复的介入，必将为LBP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带来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Wipf JE， Deyo RA. Low back pain. Medical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1995，79(2):231.

2.Deyo RA， Rainville J， Kent DA. What can the history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tell us about low back pain ? JAMA， 1992，268(6):760.

3.周秉文主编.颈肩痛.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39.

4.Adams N.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n chronic low back pain patients attending physiotherapy out-patient departments. Physiotherapy， 1994，80(8):514～519.

5.Rose M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models of low back pain experience. Physiotherapy，1994，80(8):511.

6.Schofferman S.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low back pain and neck pain a motor vehicle accident despite litigation. Spine， 1994， 19(9):1007～1010.

7.Leino PI，Hanninew V. Psychosocial factors at work in relation to back and limb disorders. Scand Jwork Envcion Health，1995，21(2):134～142.

8.Sivik TM， Delimar D.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ho attribute chronic pain to minor injury. Scand J Rehabil Med， 1994，26(1):27～31.

9.Hasenbring M，Marienfeld G，Kuhlendahl D， et al.Risk factors of chronicity in lumbar disc patients. 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of biologic， and social predictors of therapy outcome. Spine， 1994，19(24):2759～2765.

10.Hansen FR，Biering F，Schroll M. 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profiles in persons without low back pain. A 20-year follow up study. Spine， 1995，20(24):2716～2720.

11.Gatchel RJ， Polarin PB， Kinney RK. Predicting outcome of chronic back pain using clinical predictors of psychopathology: a prospective analysis. Health Psychology， 1995，14(5):415～420.

12.Riley JL 3rd， Robinson ME， Geisser ME，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MPI-2 cluster profiles and surgical outcome in low back pain patients. J Spinal Disord.1995，8(3):213～219.

13.Parker H， Wood JL， Main CJ. The use of the pain drawing as a screening measure ton predict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hronic low back pain. Spine， 1995，20(2):236～243 .

14.Melzack R， Wall PD. Pain mechanisms: A new theory. Science， 1965，150:97～979.

15.王韵编译.从分子到疾病-疼痛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疼痛医学杂志，1999，5(1):61～64.

16.Loeser JD. Epidemiology of low back pain. Neurosurg clinic N orth Am，1991，2:713.

17.陆延仁编译.临床疼痛的感知生理学.国外医学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分册，1998，18（3）：116～118.

18.Brophy AL. Provisional statistics for MMPI-2 Dependency Prejudice， Social Status， Control， and low back pain Scales. Psychol-Rep， 1996，78(3 Pt2):1075～1078.

19.Burton AK， Waddell G. Clinical guidelines in the management of low back pain. Baillieres-Clin-Rheumatol， 1998，12(1):17～35.

20.孙剑.慢性疼痛病人抑郁性障碍与痛觉阈值的相关性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7，6(1):14～16.

21.张亚林.器性和非器质性疼痛患者的社会心理学特征.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97，17(15):261～263.

22.王春芳.心身疾病与神经症患者的述情障碍.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93，19(2):70～72.

23.Waddell G，et al. Spine， 1980，5:117～125.

24.Alain CJ， Waddell G.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examination: A reappraisal of the inter-protation of`nonorganic signs’， Spine. 1998，23(21):1367～1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