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传播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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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力； 传播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42-001

自跨文化传播概念进入我国后，掀起了对此问题研究的热潮。跨文化传播力概念在诸多网络文献中频频被提及，百度输入“跨文化传播力”词条后，显示结果为40，600个（2014年5月）。然而在CNKI检索后对此并无相关研究与界定。所幸的是，国内有学者对其相关概念――传播力、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研究与含义的探讨。

一、传播以及传播力

什么是传播？胡文仲（1999）将传播定义为：“信息的传送和接受，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接受信息，这一过程就是传播。”在人类社会传播中，传播又分为三种：人际、组织、大众传播。而对于传播模式，传播学界也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较著名的有Harold Lasswell提出的5W模式，分别指Who（谁来传播）、says What（说什么）、in what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以及with What effects（得到什么效果）。之后的社会学家Jack Lyle 与M. Lyle把传播过程置于社会大环境中的考察，完善了传播的模型构建。总体来看，传播学界对于传播模式的提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基本的传播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渠道或手段、受众、效果以及环境，并且任何要素变化都会影响传播过程。

什么是传播力？国内学术界有关传播力概念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比如，刘建明2003年首次提出传播力概念时指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具体指媒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而张春华（2011）认为，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传播力的研究大约分为以下四个角度：能力说、力量说、效果说、综合说。除了张春华所总结的研究视角之外，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众传播，如丁和根（2010）认为一个国家的传播力可以通过对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少及强弱来衡量，郑保卫（2007）认为要提高新闻传媒业的传播力，则需通过了解受众需求、加大新闻传播渠道、加强信息报道质量；刘修敏（2012）认为电影传播力取决于对电影素材艺术性的保留和对大众迎合的平衡把握。不难看出，国内有关传播力的研究角度侧重各异，大致可以归为：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涵盖了部分传播要素，然而相关研究对于传播者以及传播环境却鲜有专门研究。据此，笔者认为传播力既包括对传播内容、渠道、受众以及效果的综合评价，也应当包含对传播者的自身能力以及传播环境。简言之，传播的的任何基本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或手段、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以及传播环境）之一都会影响传播力的大小。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传播力

跨文化传播是指在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或公共传播的语境中，在有着互异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地发送和接受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从而进行文化上互相联系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活动过程。因此结合上文传播力的定义，跨文化传播力研究的对象应当是在不同文化之间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的基本要素的综合考量。比如Hammer等（1978）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有效性三维度，即应对心理压力、有效交流及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之后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提出了不同标准，如Byram（1997）从应用语言学角度提出评估指标应当包括：语言、社会语言、会话能力以及态度、知识、文化意识等内容。在国际商务管理领域，人际技巧、语言能力、异国工作及生活动机、不确定性容忍和应对能力等因素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表现（Schneider& Barsoux， 2003）。然而Helen Spencer-Oatey （2010）将跨文化交际能力总结为情感、行为、认知三个层面。

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基本沿袭了Hammer， Helen Spencer-Oatey等学者的思路，并未有太多实质突破。教育领域代表观点为：语言能力、文化用语知识、目标与文化和文化意识为跨文化交际能力（高黎，王方，2007），国际商务领域主要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适应、跨文化行动能力，文化智力、组织机构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距离等因素（吴箫，肖芬，胡文涛，2013）。

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有关跨文化交际能力评估指标主要适用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如有效的交流能力、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等），并且跨文化交际研究评估体系最终落脚点为传播者自身的因素（知识、情感、技巧）。另外，我们从“跨文化传播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身词义中也会发现二者的从属关系：传播在传播学中定义为“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而交际“指二人及二人以上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交流意见、情感、信息的过程”，不难看出，交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属于人际传播范畴。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可作为“跨文化传播力”其中一个子项-“传播者传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与跨文化传播力问题的结合，不仅对国内传播力研究中跨文化因素的缺乏补充，也使跨文化交际能力问题研究不再拘泥于人际传播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更加宏观的传播方式，如大众传播中进行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50

[2]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2-61

[3]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7

[4]张春华.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J]求索，2011（11）：76-77

[5]丁和根.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0（4）：136-142

[6]郑保卫.强化传播力彰显影响力拓展创新力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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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概念；本闻；知闻；媒闻；受闻和馈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124-05

一、引 言

新闻概念，定义纷呈，莫衷一是。择其要者，有人概括为三类：一“是受众注意的事实”；二“是经过媒体报道的事实”；三是“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性”“信息”[1]。进而有学者采用一元化的思维方式，言之凿凿地要证明某类定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引来学界争讼不已，直到近几年，“许多专家包括陈力丹、何光铤、张允若等人还在为新闻的定义而争论不休”[2]。

有的坚持只有报道的才是新闻，强调“只有经过记者的采访整理，形成语言的客观叙述以及一定程度的主观评述，然后通过技术手段进入媒体的传播，才能够称为新闻”[3]。

而有人却说“新闻是否存在，并不由报道与否来决定”[4]，在媒体报道的新闻之外，不仅有“漏报的新闻”，还有“社会公众和其他社会组织发现加工的未经媒体报道的新闻”[5]。

也有人认为媒体报道了，但“没有被接受者所接收的信息不能称之为新闻”[6]，只有受众接受了的才是新闻，“公众是否接受和接受量的大小都是‘新闻’是否成为新闻的关键因素”[7]。

上述各执一端的观点，从片面角度来看确有道理，但从系统论的角度去考察，却犯了盲人摸象的弊病。因为新闻这一概念是一个范畴系统，不能用系统中的某一局部范畴来囊括系统所有范畴。下面我们就从人们日常运用新闻这一概念的各种语境中，来认识新闻范畴系统，并对新闻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加以界定。

二、多维新闻语境确认范畴扩张

人类的新闻活动是一个几近线性的动态传播过程。从先在于新闻认知主体的信源——客观事物出发，经过新闻认知主体的感知进入其主观世界，再到新闻传播主体运用语言、图形、影像等符号进行编码，然后通过媒介进行传播或再传播，最后到达信宿——受众，从而完成由拉斯韦尔所描述的信息传播的“五W”历程。期间不同的社会主体参与了不同的新闻实践活动。

尽管新闻一词的语言符号没有发生变化，但却因主体和语境的不同而改变了它的内涵和外延。下面我们就从历时性的角度，大体按照新闻传播动态过程，列举人们在使用新闻这一概念时几种含义不同的语境：

“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工作中能够‘发现’新闻才是真功夫”[8]；

记者说：“我发现了一个重大新闻”；

“看电视的人会说《新闻联播》里放的东西都是新闻”[9]；

观众说：“我看了‘9?11’事件的电视新闻，飞机先撞了南楼”；

“‘新闻变得越来越不像新闻’”[10]。

显然，上述几种语境中“新闻”一词，分别指向了不同的含义：

1.指先于记者感知而存在的“新的、重要的事实”；

2.指新闻认知主体感知到而未被媒体报道的“新的、重要的事实”；

3.指媒体上发表了还未被受众接受的“新的、重要的事实”；

4.媒体发表的被受众接受到的“新的、重要的事实”；

5.句首的“新闻”，是当今媒体上的新闻，而句末的“新闻”是人们心中应然的理想状态的新闻。

从上面新闻一词多种语境含义的在场确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前面那几种歧异的观点找到合理的注脚：它们各自从某一语境出发，阐述了某一新闻范畴的存在。只是不能认同的是：它们都偏狭地强调自己新闻范畴的唯一性，而排斥其它的新闻范畴。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建立一种全新的多维新闻定义观。

所以，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构建“非对称层级新闻范畴系统”，为上述多种语境中新闻的不同含义，撑起一个新的理论阐释框架。

三、“静态非对称层级新闻范畴系统”

从纵向来说，新闻是一个多层次的范畴系统。新闻是基本层次范畴，它不仅可以作为下位范畴，成为客观事物“信息”这一上位范畴的子系统，而且可以作为上位范畴形成母系统，依新闻传播过程中主体的不同，组成包含本闻、知闻、媒闻、受闻、馈闻诸多下位范畴的子系统。

上位范畴与下位范畴之间、同一层次的范畴与范畴之间，如果从信息相对静止的角度来看，具有信息不对称性，即任何一个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与别的范畴完全重合，各个范畴都有自己质的规定性。

比如，处于基本层次范畴的新闻，与处于下位范畴中的任何一个范畴，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异的。我们不能把新闻等同于本闻、媒闻、受闻、馈闻中的任何一个。前面所说的有些学者只把媒体传播的新闻、或受众知悉的新闻当作新闻的全部，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出现了差错。

同样，也不能在同一层次上，把媒闻等同于本闻，或把知闻等同于受闻、馈闻，等等。故而名之曰“静态非对称层级新闻范畴系统”，模型见图1。主体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信息用“O”表示；新闻用“N”表示；非新闻用“－N”表示，即客观事物中不能成为新闻的信息。处于基本层次范畴的新闻“N”，包含了处于子层系统的本闻、知闻、媒闻、受闻、馈闻几个下位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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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事实 信息 媒介互动

陈响园，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新闻是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对象。关于新闻的定义，中西方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见解，加起来上百种。如此多的新闻定义，主要是新闻的特性及衍生特性众多，下定义的学者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不同的研究视角造成了要抓住新闻客观本质特性定义比较困难。现有新闻的诸种定义，多是局限于传统纸媒平面新闻的概括，传播技术的变革使新闻传播方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传播主体、时空关系、传播模式，还是传播效果都与传统纸媒新闻传播截然不同。

一、传统新闻定义的梳理和考察

（一）国内外的不同新闻定义

新闻活动的产生源于早期人类在共同劳动和生活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好地劳动生产和生存生活，相互之间传递信息，交流情况。这种相互依存状态下信息交流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导致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产生，新闻这种特殊社会现象应运而生。由于人类自诞生后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生产生活都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维系人类生活和这些社会关系的就是信息交流和传播。所以人类接触和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由来已久。

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信息交流需求也日渐增强，新闻传播活动成为一项社会事业。而对新闻理论的研究远远晚于新闻活动的实践，因此对新闻的定义早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根据新闻传播直接体验做出的理解和界定。影响广泛的有19世纪70年代美国纽约《太阳报》的编辑主任约翰・伯博加特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美国堪萨斯州《阿契生市环球报》的副主编爱德华・贺说：“凡是能让女人喊一声‘啊呀，我的妈呀’的东西就是新闻。”还有20世纪30年代初《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采编主任斯坦利・瓦利克尔定义的新闻是建立在三个W的基础上，这三个W就是women（女人）、wapum（金钱）和wrongdoing（坏事）等等。尤其在西方的业界形成的新闻定义大多都来源于新闻内容的趣味性、猎奇性和反常性。英语词汇中“news”，源于希腊，在《牛津词典》里就解释为“新鲜报道”。 整体来看，国外的对于新闻的定义大多将其归为信息。西方社会的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时效性”、读者的“兴趣”和“关注”，认为这些是作为新闻的主要元素。这样认识新闻和西方新闻传播的环境分不开。近代西方新闻事业主要产生于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商品属性。商业化运作模式、受众市场主导新闻传播的环境下，大众化报刊对新闻的选择标准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广为流传和认可的定义。如此对新闻的认识也同西方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主义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国内，新闻的定义多源于学界，主要是新闻教学研究的教授、专家、学者们，根据他们对新闻传播研究的结果做出的界定。因此，国内的新闻定义往往较为宏观抽象，却又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新闻内涵。在表达上常以形式逻辑的肯定判断，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总体上，国内关于新闻的定义分为“事实型”“活动型”“功能型”“信息型”4种主要类型。

被誉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鼻祖”的徐宝璜在他的著作《新闻学》中讲道：“新闻者，乃多数阅听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民国名记者《京报》总主笔邵飘萍定义：“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可见我国早期的新闻定义多是将新闻看做是事实。这多是受到晚清和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在“事实型”的定义之中，不得不提到的是范长江先生1961年发表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提到的新闻的定义。“什么算是新闻呢？我觉得，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这个说法不一定全面，但是，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2]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徐宝璜先生还是范长江先生对新闻的定义，都强调新闻一定是事实，注重新闻最根本的真实性。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新闻就是提供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没有事实依据，杜撰和凭空捏造的都不是新闻。同时，二者都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定义，都考虑到了受众对新闻的主动性。不过在范长江先生的定义中“欲知、应知而未知”表达的内涵更加丰富，不只是西方新闻思想中的受众客观信息需求，还有了传者主观传播导向的因素。在西方新闻理论中，新闻是客观中立的信息，而在我国新闻学理论中，新闻的引导教化功能一直被视为新闻重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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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介融合”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及并在现实中进行了多种自觉的尝试。

一、什么是媒介融合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 ithiel de solapool） 提出的。他在专著《自由的科技》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 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赢得广泛认同。他认为，媒介融合就是 “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并认为“媒介融合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集中了各种媒介的操作平台，而是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

二、国内外媒介融合研究综述

1.西方国家最早开始研究媒介融合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最早是从本世纪初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的。他们从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各个角度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李奇·高登（rich gordon）便根据不同传播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归纳了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

之后，lori demo 等几位在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 任教的学者提出了“融合连续统一体”这个新概念， 界定了“融合新闻”的几种模式，分别是交互推广、克隆、合竞、内容分享和融合。这五种模式，也是媒体之间通力合作、信息内容上实现了共享过程的佐证。

2.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媒介融合

在我国，有关媒介融合的最新概念是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的过程中引入的。2005年，蔡雯发表了《培养具有媒体融合技能的新闻人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的对话》后，又接连发表了几篇与媒介融合相关文章，此后，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迅速增多。2007年，我国媒介融合的研究向着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王菲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出版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媒介大融合》。

三、媒介融合的基本模式

媒介融合不仅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等传播内容的融合，还包括报纸、电视、网络、手机等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高层次是打破产业壁垒、技术壁垒的全方位的大融合。媒介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裂变与聚合不断开展，最终形成新的整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1.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打破各媒介壁垒，实现形态整合，内容共享。在操作层面上呈现了初级形式的融合， 如信息采集、制作等信息共享层面上。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电视读报节目就是媒介融合初级形式的产物。凤凰卫视的 “有报天天读”，短短半年时间栏目收视率挺进凤凰前三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媒体广场”，集萃各类媒体，每天清晨滚动播出两遍；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的“马斌读报”；上海卫视“看东方”的“早报早知道”和“读家新闻”等等都是电视和报纸信息共享，互动推广，这些都是初级融合。

2.媒介渠道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媒体日益融合。一方面，新媒介在不断加盟新闻传播阵营，从商业门户网站到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纷纷借助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力，通过汇聚新闻信息，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搜狐与巧家报社组建的“奥运媒体报道联盟”、腾讯与多家重量级都市报组建“捷报奥运媒体联盟”，这些报网互动项目都将极大推动报道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传统媒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新媒介的借助和运用已成习惯，如用借助网络新闻、通过手机短信获取线索、利用手机和网站搭建受众参与直播节目的平台、将博客内容转载到传统媒介上等。目前出现的报纸网站、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都可看做是渠道融合的结果。

四、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的变化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的推动下，媒介融合已成为传媒的发展趋势。媒介融合是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重组、交融与互动，是不同媒介形式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过程中的全方位合作。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影响着新闻业务形态的全部过程。它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采集与制作的流程，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独立运行、流程完整、操作规范的新闻生产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新闻业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工作流程一体化

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单一媒体形态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形成单一的新闻采集、单一的新闻加工、单一的新闻产品和单一的传播方式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流程。融合新闻以多媒体集中采集新闻，根据所属媒体介质和受众特点分类加工、生产多样化新闻产品，提供给所属媒体选择和传播。

按照融合新闻流程，某地发生一个突发性事件，派往现场的采访小组由有经验的文字、摄影和电视录像记者组成，采集后的素材迅速传回编辑部门，由精通各类媒介报道特点和掌握数字、网络技术的编辑制成不同类型的新闻产品给不同媒体播出。第一批新闻产品是简要的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的现场照片和简讯，第二批产品包括比较完整表现事件缘由的电视节目，为报纸提供的有相关背景资料的文字报道和的现场照片，网站上链接报道和与此事有关的信息及各方反馈。第三批产品根据事件的发展，深度报道、电视的专家访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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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 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 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 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 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 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 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 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 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 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 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 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 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 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 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 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 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 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 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 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 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 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 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 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 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 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 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 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 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 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 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 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 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 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 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 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 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 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 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 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 修正，甚至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 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 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 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 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 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 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 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 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 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 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 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 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球的特殊利 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 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 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参考文献：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篇6

新闻教育进入大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来自于报界，一些人认为师徒 制是培养新闻记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1892 年报界巨头普利策带着捐款向哥伦 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时，遭到婉言回绝，理由是设立这样一所学院会 损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声誉。[2]虽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开设新闻 学课程或创建新闻学院，1918年北京大学也正式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新闻学教育中“术”与“学”的争论久未平息。传播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学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使其在大学中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得到加强。传播学在学术层面，让研究 者们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开、广阔无垠的研究领地；在教育层面，又给传统新闻学带来了更为丰 富的理论滋养与批判意识。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 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相比较，中国传播学的 未来发展可简要地归纳为三个焦点：明确“局外人”的批判视角，从“大众传播学”转向“传播 学”，以及通过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学科建设。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 (或比较类似的)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 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 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 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 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 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 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 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 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 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 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 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 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 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 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 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 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 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 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 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 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 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 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 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 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 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 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 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 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 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 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 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 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 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 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 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 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 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 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 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 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 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 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 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 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 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 释：

[1] 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 转引自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 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 钟新. 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 国际新闻界，2002（5）.

[5] 钟新.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国际新闻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篇7

【关键词】新闻理论体系；新闻学学科特质；新闻学核心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一、现状：“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一个日渐凸显的学术话题。最早从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学理性的反思开始(刘建明，1991：童兵，2000)，再到一些博士生的研究课题(沈莉，1998；陈作平，2005；唐远清，2006)，甚至到国家社会科学项目的立项(丁柏铨，2002)，直到目前一些新闻理论专著的最新尝试(杨保军，2006)，“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无疑正在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研究。

“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它可以分为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试图描述我国新闻理论体系的范式转型轨迹，一种：是直接探究建构新的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对新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对旧的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观点如下：

1、高质量的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标志着一个学科的成熟。

钟情于“新闻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者普遍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时候，都会开始进入到一种自觉地追求理论体系建构的阶段，特别是学科基础理论体系的确立，往往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新阶段，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而言，还意味着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杨保军指出： “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尽管文化差异是事实性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各国的现实状况也有或大或小的不同，但人类面临的诸多共同问题，也促使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

2、对板块式结构自然思维方式的批判。

我国新闻理论体系建构最早始于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其重点主要是探讨有关新闻的一般原理和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与群众和与党的关系等问题，初步奠定了板块式结构框架。后来我们的新闻理论虽然受传播学的影响，不断丰富发展，但基本上都不脱板块式结构的模式，并形成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大块的模式。刘建明先生认为这种结构模式有简单堆砌之嫌，陈作平指出这种建构方法属自然思维方法，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没有将把握新闻实践共相和对各种具体形态的全面统摄作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而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将解决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主要是对局部经验的归纳总结和一定的逻辑分析来把握新闻活动的内涵”这种经验式和随机式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理论内部不断分解和切割使概念不断膨胀，同时又变得支离破碎，解释力度下降。

3、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积极探求稳定成熟的高质量的理论体系。

所谓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要求，就是要使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推理脉络、清晰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定的概念层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追逐着上述目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如童兵先生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试图按照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建构自己的体系，“我的使命是沿着这一公式指点的路径，逐一说明传播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应位置、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再比如最近出版的杨保军的《新闻活动论》一书，以新闻活动为线索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包括新闻活动自身、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活动对象、新闻活动媒介、新闻活动原则、新闻传播规律、新闻活动界限、新闻活动环境等。陈作平先生则提出了新闻理念、媒介功能、媒介形态的结构路径。这些探索，无疑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二、反思：如何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

通过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新闻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不满足于传统的自然思维方式统领下板块式新闻理论的建构模式，希望寻找到一个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普世性和更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这种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目前的探索来看，很显然就是直接以传播学框架为框架，不论是以5w框架结构还是以新闻活动为贯通，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一种传播学的结构思维和过程思维。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真的就一无是处吗?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在哪里?二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可以以传播学的框架取代新闻学吗?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方式固然有其经验把握的随意性，但作为人类实践经验的提炼升华，自然也有其现实逻辑的依据。甘惜分先生后来在其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概括为一个逻辑起点和两个三角。一个逻辑起点就是“新闻”，两个三角则是“新闻――传播者――受众”这个小三角和“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这个大三角。这种三角理论模型正反映出一种在关系中把握新闻的思路，是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构中需要继承的精神遗产。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另一个优势是非常适宜新思想的嵌入。在新闻理论范式转型的过程中，新的思想创新可以以一个个新板块的形式添加进去，从而形成一种“转型新闻学”的特殊样态。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不以所谓的理论体系构建为要旨，却以新闻学基本概念的传达为追求，以对最新的新闻理念的把握为要务。而这，正是板块式新闻理论体系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一批学人不主张对新闻理论体系进行过早的建构，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其次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问题。有人认为在西方不存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认为这是一个纯中国式的伪问题。但这正是中国独特的理论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当西方希望通过报刊市场化和大众化解决了新闻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并在新闻理论体系中牢牢奠定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的时候，传播学才形成，并以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形成对新闻学内容的丰富。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正相反，它需要借传播学的科学性来消解理论中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内容，而后再来确立新闻专业理念，而此时的传播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从理论上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问题，就成为我们考察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起点。

我们认为，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结构性、交叉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传播学讨论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社会结构性存在。具体说来，它是在社会学结构论的支持背景下，把传播作为一种

社会的结构来研究的。同时，传播学理论也是以5W这样一种结构性过程模型为基础来建构的。也正是由于传播学的这种结构性特征，才衍生出了传播学的多学科交叉性和开放性，它几乎向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形成了十字交叉路口的现象。

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则是主体性、理想性和实践指向性。在传播学出现之前，传统的新闻学是在新闻业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从新闻实践的经验中概括提炼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关于记者编辑操作规范和媒介组织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两方面。传播学出现并成熟后，对新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信息传播的理论基础，使新闻学摆脱了前科学的经验性研究状况，并把新闻学的逻辑起点确立为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和控制构成了新闻理论的逻辑演绎脉络。在我国，传播学更是具有直接的解放意义，传播、信息、受众等概念丰富了新闻的定义，并使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可以取代新闻学。新闻学属于专业应用学科，其核心是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专业化、职业化理念训练，尤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专业训练。所以，它是围绕着双重传播主体(记者编辑／媒介组织)而展开的关系研究，如果说传播学是5W模式的过程框架，新闻学却是以两个主体为顶点的关系框架，同时，新闻学中还含有传播学中所不强调的核心价值内容――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对新闻实践直接有指导意义的操作原则等内容。

所以，讨论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其根本原则是要尊重新闻学的学科特质，在这个前提下，既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理论体系建构的简约性。

三、建构：“新闻学核心”模型图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确立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所在，并指出应该在尊重新闻学学科特质的前提下建构新闻理论体系。这就排除了那种把新闻学扩张为传播学或把新闻学扩张为媒介经营学和操作学的建构取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宁树藩先生建议把新闻学区分为本义新闻学和广义新闻学的思想。但本文更愿意把这种建构取向称为“新闻学核心”建构，并用下面的模型图予以演示： (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图中，新闻学核心由新闻本质论、新闻关系论和新闻理想论三部分构成。在新闻本质论中，主要解决新闻的本质是信息，新闻的起源是人类信息交往的需要，信息．的需求、生产、消费、分配与控制是形成新闻、新闻事业主要关系的逻辑脉络这类的问题。其知识背景是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如传播观、信息观、新闻生产观等。在新闻关系论中，主要包含六大关系和六大命题。六大关系是记者(新闻)－事实、记者(新闻)－受众、记者(新闻)－媒介、媒介组织－政府、媒介组织－公众、媒介组织－商业，六大命题就是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形态论、媒介属论、媒介体制论和媒介生态论。新闻就是在这些主要关系构成的社会场景中的实践呈现和功能施展。新闻理想论则是指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包含客观性原则和新闻自由理念)。它是新闻事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四、结语

一直以来，对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一种复杂化的倾向和对传播学的盲目崇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立起新闻学的学术地位。这未免走入了误区。传播学理论对新闻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使得传统新闻学中呈零散经验状态的研究在结构性思维的统摄下聚合成了一个逻辑性非常强的体系，具备了一个更广阔的信息传播的结构性知识框架，从而大大提升了新闻学的逻辑性、科学性和学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的框架可以直接成为新闻学的框架，传播学的结构性思维特征只能潜隐地渗透在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中，作为一种底色而存在。而且，正是由于传播学的存在，新闻学的学科特质才被更集中地凸显出来，而且这种学科特质最终体现在“新闻学核心”的理论建构中。

篇8

1 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 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 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 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 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篇9

[关键词] 受众 大众传媒 受众本位 反馈

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的概念及地位

1.受众的概念

受众的概念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从字面意义上讲:“受”意为接受,“众”即群众,受众也就是指接受的人。受众这个词引入到传播学也就是指信息接受者的意思。

受众,作为传播行为的接受者,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是传播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国内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文献中,也有不少人把受众称为“受传者”。在新闻信息传播中,针对不同性质的媒介,受众的定义与所涵盖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2.受众的地位

新闻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新闻传播的全部工作和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新闻受众展开的。

对于传播媒介来说,受众是所有媒介的衣食父母,换句话来说抛开受众感受而独自存在的媒介活动是不会有所发展的。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中,传播领域现已不是一家或者一个国家新闻媒介间的相互竞争了,而是已经演变成全世界范围内媒介对受众的竞争,在这种大前提条件下媒介更应清楚的认清受众才是媒介传播中的核心。

随着媒介自身变革的加剧,“受众的注意力是媒介的利益之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媒介所认可。如今,媒介对生存空间与受众群体的争夺日益激烈,主体意识和能动意识不断增强的受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种扮演了绝对的主角。

二、新闻受众地位的转变

受众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新闻理论研究这个方面上。跟新闻传播有关的学术界,在受众地位这个方面的研究投入的人力物力,可以说是空前的,这就为受众地位在理论上提供了学术支持与概念基础;其次,体现在各种媒体的新闻实践中。不同性质的媒介,在其自身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的受众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这就为受众地位在实际中提供了数据支持与事实依据。那么,新闻受众为何受到如此的重视呢,它又有怎么样的地位转变呢?

1.受众――是新闻传播由“纯意识形态行为”转入“市场行为”的缔造者。

最初的大众传播是传媒组织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向大量的受众发送信息,受众一般无法接近传媒机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这样的形式有时会给传播者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无所不能,受众就是传播者思想意识和意志的灌输对象,只要传播者输出,受众就肯定会输入,形成有效的传播过程。

到了1948年,拉斯维尔提出了传播过程的五要素模式,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有什么效果,这一模式的提出与兴起预示着媒介对受众关注的兴起。从此以后,受众越来越被认为是拥有自主意识和自我判断能力的权力主体,媒介也清晰地认识到受众对媒体的接近与使用无不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过程,是自身需求的反映。

受众的主观意识发展与社会主体的发展总是同步进行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的发展赋予了受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去选择自己喜好的新闻信息。而新闻观念的发展,是受众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新闻观念的变革,也反过来改变着受众本身,这种改变,不仅包括对人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人行为模式的改变,对人文化心理的改变,同时也包括对人们接受新闻的方式、接受新闻的心理的改变。随着人本时代的到来,国人的潜能得到极大程度的挖掘,人本身的全面发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媒也日益重视和正视人的价值存在。正因如此,作为一种独特人文存在的传媒业,从大的文化视角出发,来关注人和人的存在,而受众进而就不可逆转地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和目标。

2.受众――是新闻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最终决定者。

在现阶段,传媒都在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新闻产品”要想实现其商业价值,就必须和其他商品一样同样需要完成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因此对于传媒来讲,受众就是市场。媒介为了生存与发展,只有重视受众,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兴趣、爱好,才能在激励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

例如,电视栏目,虽然肩负着传播信息、制造娱乐和营造良好人文氛围的重任,但它终究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观众的收视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行为。如果没有人观看,则其的市场价值得不到实现,那么栏目所有的文化价值的实现便成了一句空话,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新闻报纸也是如此,如果新闻报纸提供的新闻信息对读者没有什么价值,既不能给受众带来他所需要的知识,又不能让他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那么这张报纸就会遭到读者的冷遇,从而失去自己的市场,并进而失去自己的文化功能,最终将被时代所淘汰。

我国的传媒业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以后,新闻传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类媒体纷纷作出对策,如创设吸引一流的编辑、记者等新闻人才的良好环境,抢发独家新闻,开辟独具特色的专刊副刊,以及报纸价格大战,广告大战,想方设法扩大发行量等等。凡此种种,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对受众的争夺与获取。谁准确地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谁的覆盖面就广,谁的影响力就大,谁就拥有更多的受众,谁就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谁就实现了最终的目的。

3.受众――是媒体消费的主动选择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发展到今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已是各领,形式日趋多元化,手段日趋现代化。

媒体之间的竞争,使受众的可选空间变得越来越大,主动性也是越来越强。媒体之间的相互较量,必然会促使媒体加强受众意识,选择正确的策略,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而受众则可以从充足的媒介资源中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偏好“游刃有余”地进行选择,甚至于还可以通过反馈自己的意见来要求媒体进行改进。各种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纷纷调整自己的特色定位,调整自己的品格追求。有的突出自身的品牌定位,例如湖南卫视的“快乐中国”;有的在版块语言上下功夫,例如出现了很多以“方言”主持为卖点的类型栏目;有的在节目特色上作文章,例如浙江卫视的“中国蓝”系列活动;有的在资本运营上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例如电视台与网络运营商的强强联合;无论媒介采取哪种策略,他们的目地都是在于通过不同手段的实施来吸引受众,掌握与利用足够的受众群体资源。

三、展开受众调查是现代媒体良性发展的必要保证

反馈是一种双向对话,是体现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其速度和质量依媒介渠道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主要有延迟性、间接性、代表性、累积性、量化性等特点。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讯息是受传者能动性的体现。

受众调查研究是在受众对信息的反馈的基础上帮助传播者了解分析受众,改善提高传播效果为目的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受众研究来说,长期以来,它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受众在传播中的地位。我们要注重受众在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传播是一个双向传播的过程,受众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通过反馈影响传播者。

四、结论

网络出现以后,受众的反馈变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方便,受众的地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受众的反馈在新信息时代作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媒体,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传播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传播者与受众相互交换和分享信息的双向传递的动态过程。同时,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在信息反馈过程中,传播者便是受传者,受传者则变成了传播者。在这个双向传递过程中,传播者把信息传递给受众,而受众也把其反应信息传递给传播者。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只要受众接收到了传播者发出的新闻信息,就会做出或积极或消极、或接受或拒绝等各种反应,这就是反馈。反馈的内容构成了传播活动中的又一种新的信息,发送给传播者和其它受众。此时做出反应的受传者成为发出信息的行为主体,充当了“信息来源”的角色。而受传者的这种在“再生信息”往往决定某一传播过程或继续、或转向、或中止。因此,从这点上说,受众对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制导作用。

受众不仅是新闻传播的核心,也是新闻效果的检测者。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大众传媒行业也走向了一体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间的竞争更加残酷,对受众的争夺也更加激烈。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媒介逐渐认识到只有更好的认识与明确受众的核心地位,才能提高传播信息的质量,确保媒介自身的存在定位。现代的市场规律告诉我们,市场对生产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只有他所产生的产品在市场上得到交换,才能维持正常的经营与运作,否则,就将无以为继。因此,媒介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利用独特的技术手段与传播形式吸引受众,体现受众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1]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

[2]胡正容.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

[3]蔡尚伟.广播电视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9.

篇10

刘建明教授的新作――《当代新闻学原理》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

在这本洋洋洒洒73万字的力作中，涉及的命题不再是那些概念化的媒介“工具论”、“报道立场说”和“舆论宣传观”，而是论证新闻自身与社会现代化的全面观照。全书展示的理论构想是：新闻作为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应独立于报道者的意志之外，又渗透着报道者的客观评价。著者勾画出的理论体系是：媒介演变的历史观、新闻事实的模态、新闻报道的世界构图、新闻的真实状态和真实度、新闻价值的歧义与本义、新闻传播的环境与传播速度、网络视界与信息污染下的社会生活、媒介分众化的社会分布、新闻媒介的二度功能、新闻报道的法理、新闻自由的向度、新闻制度与党报的多种类型、新闻会的规则、商业化媒体的经济形态和畸形发展、新闻生产及其经营理念等大量新知识与新理论。对那些长期经受实践检验的普遍原理，该书也进行了梳理，并在体系上作出新颖的演绎。

近十年来，国内外各门社会科学都有许多根本性的创新，大量新的科学结论对社会规律作出精深的描述，揭示了网络时代、全球经济与多极化世界及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社会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的变革正在日益深化，新闻媒体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推动者，而且是当代社会变革的最活跃的因素。新闻理论不能困守窠臼，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它必须创新，揭示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新观念、新视点、新模式。《当代新闻学原理》研究了当代新闻活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内容全面，注重知识性、现代性和学科的前沿性。

新闻理论是研究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律及其功能的学科，揭示新闻媒介与各社会领域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当代新闻学原理》分析了新闻实践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和前瞻性的理论课题，综合阐释了新闻学的社会范畴。

懂得新闻学原理，对指导新闻媒介的运作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学习新闻专业其他课程的前提。该书密切跟踪新闻传媒事业的最新发展，介绍了新闻实践需要的最新知识，使人们对新闻活动的种种谬误都看得很清楚。本书每章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后面还列举了基本概念和思考题，能引导读者全面掌握该书的内容，加深对复杂新闻现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