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课程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学概论课程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闻学概论教学手段与方法改革总结材料

新闻学是为新闻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是刚刚进入到专业领域学生适应专业的学习的基础课。本课程全面而概况性的讲授新闻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本课程的重点是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夯实新闻传播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这些原理、原则分析与指导新闻实践。同时，作为学科基础的理论课程，为其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本课程在教学方式和手段的使用上，力求用学生乐于接受的逻辑和形式把教材内容传播到学生的脑海中。考虑到新生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用生动、丰富的案例，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同时，教师将一些新闻热点理论引入课堂，采用小组式探讨的形式， 引导学生通过表层现象，探索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启迪学生思考，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篇2

课程体系是一个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课程体系的概念，学界一般有以下两种阐述：一是课程体系是指按照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要求和学生学习心理，根据专业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设计的各门课程的系统；二是课程设置是指根据特定的教育培养目标，组织和编排课程的系统化过程，它受一定的教育目标与教育价值观的决定和制约。笔者选取了国内部分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从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的分析。

我国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从内容上来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板块，新闻学理论及技能、体育运动基本理论、文学语言类知识。而各个高校的不同课程体系主要体现在不同板块的课程数量结构的区别。

（1）新闻学理论及技能类课程开设情况。作为体育新闻专业的主干课程，新闻传播类课程是各高校在课程设置中的核心和重点，这也是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研习的课程内容。从数量上来看，新闻转播类课程一般为13门上下，几乎占了专业课程的50%。虽然在开设的课程科目数量上，各高校并无太大差异，但在开设的科目内容上却存在明显的不同。

很明显，在开设科目的选择上，各高校也将不同的人才培养理念融入了其中。如在北京体育大学的新闻传播类课程中，并没有出现传统的“采、写、编、评”课程，而是出现了广告学、公共关系学这样的课程。由此可见，该校并没有将新闻行业作为毕业生的唯一就业培养方向，而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其他传媒产业发展。这与北京地区人才密集，就业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不无关系。与北京体育大学相似，广州体育学院在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中也加入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体经营管理课程，将经营类课程加入课程体系，体现了广州体育大学与其他高校不同的人才培养方向，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沿海地区的区域特色。

（2）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体育新闻专业是新闻学与体育学的交叉学科，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体育新闻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兼具新闻类学科能力和体育类专业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在进行体育新闻专业课程设置中，几所高校都在课程体系中加入了一定数量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

从人才培养目标的角度看，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的开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不同的高校对于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区别。

在现有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各大高校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主要有两种开设形式。一种是开设纯体育类课程，该类课程旨在提高学生体育类知识，凸显学生的体育特长。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北京体育大学一直以“大体育”的办学理念建设体育新闻专业，因此在课程设置中对于学生的体育特色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新闻专业的课程中，共开设有7门纯体育类课程：体育概论、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运动人体科学概论、体育教育训练学概论、运动项目概要、民族传统体育学概论、奥林匹克运动；另一种开设形式则是将体育类课程与新闻类课程融合，形成交叉类课程。该类课程淡化了体育特征，转而将体育融入到新闻课程中。这类课程在各高校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都有出现，但数量不多，课程内容也大同小异。以广州体育学院为例，广州体育学院在进行体育新闻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着重毕业生的媒体适应性，在课程设置中也一直淡化学生的体育特色，因此仅开设有体育媒体通论一门体育新闻类课程。

（3）在体育新闻专业开设的体育运动基本理论类课程中，我们还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无论开设的是纯体育类课程还是体育新闻类课程，内容上基本都限于理论类课程，而且多以体育人文类的课程居多。这也反映出现在阶段体育新闻专业建设中，高校普遍将体育与新闻的结合点放在体育人文方面的现状。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我们也就不难找到专项体育记者缺乏的原因。

（4）文学语言类课程。在体育新闻专业课程体系中，文学语言类课程也是专业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类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加深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力。这一类课程在各高校的开设情况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上都区别不大，开设数量一般为4到6门，内容上基本以文学概论、中外文学史、古代文学和文学作品阅读为主。

在课程内容选择问题上，依上文所述，国内现阶段高校体育新闻专业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主要采用的是新闻类课程+体育类课程+语言文学类课程的结构形式。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方向主要是应用型人才，因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一直将工具应用型课程放在首位。因此在新闻类的课程开设上，就不能简单的照搬本科体育新闻专业的课程，而应该将主要的课时放在能够切实提升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课程上，其中主要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相关工具软件（如排版软件、图片处理软件、视频编辑软件）。 （下转第115页）（上接第107页）

篇3

关键词：新闻学；报学；Journalism；集纳；广义新闻学；

作者简介：周光明(1963-)，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般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近代新闻学开始创建起来，它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群体，出版了最早一批由国人编写的新闻学著作，当时的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专业课程。但是，综观近代最后三十年的学科史，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遭受着一些独特的困扰，它不像其他新兴学科命名那样往往一锤定音，或只经过最初几年短暂争论后便尘埃落定。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实际上可以开列出一份冗长的清单：报学、新闻学、报道学、集纳学、新闻科学、报纸新闻学等等。这与其说是因为它缺少一个华丽的命名仪式，还不如说十足地反映了近代新闻学的不成熟。在这些已经入围的名称中，“报学”无疑是“新闻学”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它们之间的较量甚至越过了1949年，余音绕梁，直到20世纪末才渐渐平息下来。

一、“新闻学”与“报学”之初现

“新闻学”一名创自日本人，时间当不晚于1899年，即使不是由松本君平(1870-1944)首创，也是新创不久，未曾流行，所以为博文馆版《新闻学》作序的田口卯吉才会发出“新闻之业亦有学乎？”①这样的疑问。根据现有材料，“新闻学”这一名词最早于1901年为中国方面所注意。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译书汇编》，在1901年6-8月间的新书广告中，提到“新闻学松本君平著”。半年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说：

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

“新闻学”一名就这样由中国旅日人士直接借用过来了。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了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书名“新闻学”照旧，但中译本删去了书名副题“歐米新聞事業”。中译本编译者不详，估计是由商务印书馆收购的《译书汇编》同人合译的初稿。

“报学”之名差不多同时出现。1904年正月，基督教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在“译报随笔”栏发表《报学专科之设立》，该文介绍了美国《世界报》老板普利策(JosephPulitzer，1847-1911)资助创设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一事：

西国分类学堂，为最近之进步。各专科之间，于新闻杂志一类，所谓报学者则犹未遑也。近日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拟捐出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盖世界报乃纽约最大之报馆，其房屋一项，至值美金一百万元。每日所出之报，自五十万纸，至一百万纸。故布列周之意，尝谓美国报馆之多，而报学界上，独无专科之教育，致能通知报学者尚少。必当以报学，立为科学一项，方足收效。因以美金一百万元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书院中，先行举办。俟三年之后，此种学堂，通于各处，愿再捐美金一百万元云。[1]22315~22317

但截至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与“报学”出现次数都不算多，“报学”用得更少一些，它们两者之间尚无竞争关系，在前新闻学时代(黄天鹏称之为“新闻学术启蒙时期”)，这两个用名所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物质学”、“平准学”、“资生学”等新学语优越多少。

这两个学科用名都是域外影响的结果。“新聞学”(しんぶんがく)是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词，“报学”则是美籍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Allen，1836-1907)与“秉笔华士”范玮的创制，相比较而言，“报学”更具中国风味。此前的1897年，《知新报》载吴恒炜《知新报缘起》一文曾使用过“治报之学”。“报学”一词，或由此脱胎而来。

二、对“新闻学”名称的质疑

“新闻学”与“报学”最初是可以并用的。1912年，全国报界俱进会议设“报业学堂”，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设“新闻大学”，两个名称意思是一样的。1919年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试着如此界定新闻学：

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既在发育时期，本难以下定义，姑曰：“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2]1

新闻纸既等同报纸，那“新闻学”与“报学”也就没什么区别。所以，在1920年代初新开设的大学新闻教育专业中，有叫“报学系”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叫“新闻学系”的(如燕京大学)。第一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1890-1935)，1925年出版译著《新闻学撮要》，1927年出版《中国报学史》，两个学科用名的使用比较随意，似乎两不干扰。到底用哪个更合适？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性的是黄天鹏(1905-1982)。1929年，他决定将中国近代第一种正式的新闻学杂志《新闻学刊》(季刊)更名为《报学月刊》。在他《报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报学弁言》中申述道：

案新闻有学，为近数十年间事，译自东瀛，习用已久，创刊之时，姑从俗尚。顾以报纸学术之意义而言，则以改称报学之为当。盖报纸全部事业，包罗万有，新闻不过其一端，他若广告、印刷，殆如鼎足，近通称新闻学，实难概括也。观夫日洲于报业教育之分为编辑经营两科，欧美之劈为新闻广告两系，其义益见明显，而究以“报学”之音简而义广也。本刊既以整个报业为对象，则新闻学广告学固应并重，即报馆经营管理，报纸发行推销，以及印刷、写真、纸墨、邮电，亦皆应为等量之注意。际此二周改弦更张之时，乃行更名报学月刊，亦示新猷之意，非仅便利发行已也。但本刊勇往直前之精神，则始终如一，过去较注意与新闻之学。自后范围既广，编制略有变更，内容亦大增益。

留美归来的汪英宾(1897-1971)赞同黄天鹏的意见。他在《报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发表《释报》一文说：“以报为业谓之报业，报业之学术谓之报学，凡属于报业之人谓之报人。”

“报学”派人士都认为“新闻”或“新闻学”范围太小，明显不如“报纸”或“报学”涵盖广泛。直到1948年，袁昶超仍坚持己见，《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初期的报学教育》一文说：

笔者早年研究报学的时候，就感觉一般人士惯用的“新闻学”一辞，不能包括报学的范围，因此主张以“报学”为Journalism的正确释名，大学和专科以上学校的“新闻学系”，应一律改称为“报学系”。这个意见一直支持了十年之久，获得报界和教育界许多朋友的赞同，但没有正式向关系方面提议采用。

尽管如此，在近代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具体使用中，“新闻学”用名仍居上风。其实，“报学”与“新闻学”两者之间的纠葛，解决办法并不困难，只需对“新闻学”做广义解释即可。1848年，袁昶超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的报学教育》一文，承认更名之不易：

笔者向来主张把“新闻学系”改称报学系，但以各校都沿用“新闻学系”一词，是以本文引用专名时，仍照其旧称。

继而又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8期载文《报学教育和职业训练》，提出了妥协办法：

社会人士对于沿用“新闻学”一词，只知其狭义的解释，不知作广义的研究，大都以为凡报学系的毕业生，都只能担任普通新闻报社的记者，那种职业是范围狭小，待遇菲薄和工作辛劳的，这也是阻碍报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但是，“新闻学”用名之所以被更多人士认可，还因为它适应了传播媒介发展的新形势。二战以后，印刷新闻传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此，胡道静(1913-2003)总结道：

一般谈新闻事业史的，都习惯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和“印刷新闻”的三个进化阶段的说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事业已跃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即入于“广播新闻”时代，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探向一个新的世纪，要成为“电视新闻”的时代了。[3]1

新形势使“报学”变得有些陈旧，也受到了更多的排斥。最终新闻学兼并了传统的报学领域，而使报学变成了它的初级阶段。

三、Journalism或“集纳”

无论是“报学”还是“新闻学”，它们的英文对应词都是Journalism。1927年，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解释“报学史”用名的时候说：

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成书。[4]3

1933年，吴晓芝在其所编《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一书中这样介绍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为治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及社会学诸学者之必修学科，即为一种最饶兴趣之实用科学也。[5]18

Journalism的原义究竟是什么？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NewOxfordAmericanDictionary》第二版中对Journalism的解释是：“theactivityorprofessionofwritingfornewspapersormagazinesorofbroadcastingnewsonradioortelevision。”(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报道活动或职业)。该字典同时也提供了Journalism一词的引申义“theproductofsuchactivity”(此类活动的成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的《韦氏高阶美语英汉双解词典》中“Journalism”一词的汉译为“新闻业、新闻工作；新闻写作、新闻报道”。从英文辞典的解释看来，Journalism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都是“新闻业”，与“新闻学”关联并不大。

而对于这个“学”与“术”分离的问题，早期的新闻学者也有所认识。1928年11月陈布雷为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作序说：“新闻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为时盖犹未久，世人或谓Journalism者，与其谓之学，无宁谓之术”。

1935年，一位署名君健的作者在《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申时电讯社编辑并发行)的《新闻术语》栏目，对Journalism作了专门解释：

“集纳”是英文Journalism的译音。原意就是新闻事业，或新闻主义。

1936年，刘元钊则在其《新闻学讲话》中对Journalism进行词根分析，对Journalism作为“学”提出质疑：

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字的语尾是ISM，这三个字母的意义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的外国的学科名词，他们的语尾，后面都是LOGY四字母，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从来不把他列于科学的地位。[6]18

袁殊(1911-1987)的《“集纳”题解》则索性笼而统之：“关于报纸的学术、报纸业、杂志业等，就统称为Journalism。”[7]84

似乎是感觉到Journalism不好译成合适的中文名称，或是要特别显示新潮，一些学者干脆直接用Journalism代表“新闻学”或“报学”。如黄天鹏1927年在其所编《新闻学刊》第1卷第3期刊《第二卷新闻学刊革新计划》一文称：

本刊旨趣，在唤起国人对Journalism之兴趣与注意，谋同业有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以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

但也有学者更喜欢直接使用音译词“集纳”。

以袁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曾探讨过当时的“新闻用语与新闻用字”问题，他建议使用汉字“集纳”对译“Journalism”，而且还强调这不是个简单的音译词，袁殊注意到报刊除“时间性”这一条件外，同时还具有“集纳性”特征，即报刊的无所不包的特性，但报刊又不是大杂烩，报人也不应该是被动的旁观者。他说：

(报刊的)各种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求、蒐集、编制以及类别归纳过程。而内容的质别，也绝非的单纯专一的。所以以前有人把Journalism译作“拉杂主义”，这在字面上讲，未始不可。但在字义上讲，则Journalism完全是“报导”的意义：报者，将事务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导者即在报告上负有对社会的倡导批判的任务。所谓倡导批判，是根据客观的社会的需要的，是有目的意识的，是在选择与舍取的，而到集纳的完成。[7]85

不过“集纳”在新闻业务上，还带有精采精编的意味。如中国新闻学会(1913年成立)宣言中称：

在淞沪战中，该报(指《大晚报》——引者注)特派记者黄震遐、张若谷等冒险赴战地探访消息，写来更是生动活虎，确实地获得了集纳(Journalism)空前的效果。[8]87

四、“报学”一名的淡出

在近代新闻学时期，本学科的用名并不限于“报学”、“新闻学”两种，此外还有“集纳”、“集纳学”、“报道学”、“报导学”、“新闻纸学”、“新闻科学”、“报学科学”、“报纸新闻学”、“Journalism”等，其中，“集纳学”一名在30年代影响较大。袁殊力挺“集纳学”，其所作《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写道：

集纳学(新闻学)，实在是很浅近的一种实验的学术；不如哲学那样的玄奥，也不如数理那样的深邃。[7]5

在袁殊那里，“集纳”即“新闻学”，但“集纳”一名胜过“新闻学”，更不用说“报学”了。他在《“集纳”题解》中言道：

“集纳”究是什么呢？很简接的说，就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名称。是从英语的“Journalism”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新闻”与“消息”同一语义，即News。以“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术，似嫌狭隘。(如果用“报学”二字，则更狭隘了。)[7]83~84

袁殊还说“集纳学”一名曾征询过新闻学家谢六逸(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和任白涛(著有《实用新闻学》)，二氏均表示同意。但“集纳学”用名终究还是局限于上海左翼运动的小圈子，没能撼动“新闻学”与“报学”的地位，“新闻学”稳居榜首，“报学”次之。以近代新闻学书目(包括专著、译著、文集及资料汇编)用名的情况来看(如下表)，可见一斑。表中统计数据来自1989年新华出版社的林德海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下载原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

“新闻学”之所以流行，除前述理由外，还因为中文“新闻”一词本就不只“消息”、“报道”两义。对此，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7年)总结说：

现在我们决定仍沿用“新闻学”这一名词，一方因为他在中国比较为人所熟知，一方也因为“新闻”二字，广义的看来，未尝不可以包括Journalism一字所含“报道”以外的意义。——像评论专栏论文，是提供一种新的意见；对读者自也可说是一种新的见闻。[9]13

1949年之后，“报学”之名渐渐不再使用了，在中国大陆它几乎成了历史名词，港台地区也使用不多。但奇怪的是，“新闻学”一名仍受到不断的质疑，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对Journalism的理解，即对Journalism的中英文差异的困惑。

关于Journalism的翻译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日本人，说是日本人先错了然后我们也跟着犯错。近代新闻学输入有日本渠道，也有美国渠道，也许还存在着一条德国渠道。早期的“四大新闻学名著①前两本译著分别来自日美两国，任白涛等学者受日本方面影响明显，他毫不迟疑地使用“新闻学”，但留美学者汪英宾主张用“报学”，另一个留美学者徐宝璜则是调和派。实际上，日本方面后来作过纠正，他们将“消息(News)”从“新闻”中抽出来一样(用片假名ニュース表示)，他们也试着将新闻学与新闻事业分开，后者使用片假名ジャーナリズム表示。

到底中文怎么翻译Journalism合适，缺乏一个权威的学术仲裁机构，这倒不一定是坏事。对Journalism，现当代学者仍不断发表意见。台湾学者林大椿在为戴华山《新闻学理论与实务》(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所作序中，将Journalism译为“报刊集纳之学”；旅美学者赵心树则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译为“期刊学”。

大陆学者宁树藩教授以“本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的划分，回应了近代以来“新闻学”与“报学”之争，但宁先生承认“Journalism”与“新闻学”之间的名实不符已经相当严重了，他说：

“新闻学”这个称呼已经100多年了，约定俗成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还得承认的存在，但只能看作一种符号。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混乱，还得给不同含义的“新闻学”取个称呼，即真正研究“新闻”之学的可称为“本义新闻学”，研究“报业”的可称为“广义新闻学”。[10]

台湾学者陈世敏甚至认为这个译名已经涉及我们这个“学门”的正当性问题，他说：

篇4

【关键词】独立学院 人才培养 写作实践 分方向教学

自各个高校建校以来,几乎有80%的高校建立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并且每年都以稳定的比例吸纳新生,生源状况良好。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对汉语人才的大量需求。再者,根据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需求的现状调查发现,人才市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需求稳中有升。因为,这类人才既可以到大学、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也可以到新闻、出版、编辑部门从事文化宣传和管理工作;既可以到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工作,也可以到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所以,只要有母语存在,中文这类人才就不会萧条。这也是许多高校都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原因。

但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现有的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一直延续着20 世纪50、60 年代通过借鉴苏联学校的知识型传授为主的课程体系而确立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而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尤其强调实践动手能力和知识面的拓展能力,而写作能力就是最能彰显本专业人才优势的素质之一。因此,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明确独立学院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

独立学院是依托母体学校专业现有的专业特色,根据独立学院生源特点而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才,与母体学校实现错位培养。

我们的生源主要来自于浙江,因此要立足于浙江,适应浙江省各行业对具备实用写作能力人才、具备中文背景的管理人才的需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较强的现代意识和较高的专业素质,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能在新闻传播领域、出版业、文化宣传和机关企事业单位承担各种实用文章的写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和表达、交流及社会活动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计算机基础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能力。

本专业的定位是,形成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为核心,基本理论教育和专业技能训练相结合,系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前两年系统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后两年在此基础上分新闻、文秘两个方向教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为重心,重在提高学生在新闻写作、文秘写作等应用性写作方面的水平,从而增强学生的就业力。

现代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的应用型人才重视实践,但不等同于职业技能培训,前者是靠素质与修养支撑其技能,能力是逐渐绽放的,具有极强的职业迁移性和自我发展的潜力,后者是靠技能曝光其素质与水平,能力是立竿见影的。

二、确立培养计划的基本框架

结合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的要求,专业在安排制订课程体系时,按照“通识基础+专业教育+实践训练”的思路,合理安排课程体系结构,科学分配学分。

我们制订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分为5个课程板块:一、公共教育课。其中必修课包含“两课”、英语、计算机、数学等课程,其选修课包含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学校特色类、综合能力类等各色课程。二、学科基础课。其中必修课包含语言、文学、文学理论、基础写作等课程,其选修课包含了必修课程之上的一些提高深化的课程,如美学、中西文论、词汇学、文献学、口才学等。三、专业方向课。侧重在中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分出了两个方向:新闻写作、文秘写作,由学生自主选择。每个方向都设置了一系列相应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四、集中实践环节。该板块包含了校内外写作实践、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等课程。五、课外教育教学活动。该板块包含公共基础模块、课外科技活动模块、课外社会活动模块、专业教育模块。其中包含有学年论文、学科竞赛、创新实验、专业技能证书、专业教育讲座等。

三、优化整合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在保证汉语言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完整的基础上,对主干课程中理论性强、内容偏难的课程进行整合,如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等课程较抽象、难懂,学生不容易消化理解,适当增加了学分;调整课程开设的前后次序,增强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在专业方向课中加强了应用技术和实践类课程的比重。与母体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相比,母体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重点是“文学创作与评论”方向,而我们是“新闻”与“文秘”两个方向,更加注重实用性。在专业拓展方向上,实践性课程较多,同时设置的相关课程为获取中高级文秘资格证书、对外汉语证书,通过公务员考试提供支撑。在集中实践环节中整合了校内外写作实践,配合专业社会实践,增加了实践的内容。同时结合专业讲座,创办校园文学大奖赛和编发院报、系刊以及公开发表作品实现;鼓励学生参加教师教研、科研课题和学校以上的科技竞赛。另外,有系统地组织专业前沿讲座、读书报告交流会、调研报告交流会等,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面。

四、突出实践教学特色

根据上述培养思路和培养模式,我们的特色体现在建立从课程实践到社会实践再到专业实习的梯级实践体系。

1.课堂实践

在开设《基础写作》课程时,让学生亲身观察自己的周边人或事,采取写片段的方式进行写作练习(如“校园一角”“我的室友”等),然后学生互评或教师点评。在开设《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时,通过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让学生策划活动内容,采写新闻,还对刚入校新生进行采访后写报道的方式,掌握新闻写作的要领。在开设《中文工具书使用》课程时,组织学生到校图书馆查询资料和书籍,掌握工具书使用方法,教师现场指导等等。

2.假期社会实践

所谓假期社会实践,是指利用双休日、“五一”“十一”黄金周、短学期社会实践以及寒暑假,鼓励学生积极走向社会,参加课外实践活动。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组织假期实践小分队,分别深入各地方报社、社区等,让学生全程参与当地相关部门的暑期各项活动的策划、组织和执行。通过这种形式的假期实践,学生既认识了社会,又锻炼了自身的组织沟通能力,同时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情为社会服务。这些实践活动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加深了他们对专业的认识,而且还为实践教学的第三个梯级——专业实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专业实习

专业实习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是教学工作和学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根据历年的经验总结,我们认为专业实习安排在第四学年比较合理和有效,理由有二:第一,学生已经基本学完相应的专业课程,有了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学识,欠缺的主要是实践的检验和锻炼。其次,第四学年只安排少量课程,学生拥有宽裕的时间去支配和安排,可以长时段地去实习,可以到新闻媒体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顶岗”实践,实地采写新闻报道、拟写公文、处理文书档案等,这不但有利于学生深化专业实践,也增进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了解和认识,为就业铺设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把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与其相关的新闻学、秘书学嫁接,并以写作能力培养贯穿四年的教学中,以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是我们探索的培养模式,目的是最终要摸索出一条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的新路子,真正实现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唐贤清. 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法[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5).

[2]彭松乔. 问题与出路——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5).

篇5

【关键词】电视摄像；技术与艺术；教学改革

《电视摄像》作为新闻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是一门既注重理论性、知识性，又强调实践性、操作性的主干课程。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在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实践经验和技能，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对教学模式、方法和环节进行合理设计和安排。长期以来，《电视摄像》的教学过程，往往存在“一边倒”的尴尬局面，要么完全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进而忽略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要么抛弃基础理论的教学，彻底强化操作技能的养成。无论是何种培养模式，最终的结果都与《电视摄像》的教学初衷与目的相违背，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和只会拍摄的技术工，都是不可取的。为了进一步拓宽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同时适应媒体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新闻学专业开设《电视摄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同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是，新闻专业学生本身影视基础理论相对薄弱，在教学过程中，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在作品中的体现相对欠缺。出于对新闻专业的认知差异和自身职业规划的不同，学生对《电视摄像》课程的认识存在一定问题。

一、问题凸显

（一）学生对于“摄像”的认识存在误区

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学生将电视摄像课单纯地定位为一门技术性的课程，认为只要会操作摄像机、能够拍摄镜头就学会了摄像。基于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忽视理论性、审美性、创造性学习和养成的同时，也逐渐萌生出“摄像无用论”、“设备至上论”等观念，简单地将“会拍”等同于“能拍”，将拍摄成功与否归结为设备高档还是低档。诚然，设备的差异会影响作品的画面质量，但电视摄像是一门专业技艺，绝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它更包含着文学、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相关理论知识的综合应用。因此，在教学中必须纠正学生对“摄像”的认识误区，理性看待《电视摄像》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技术技巧教授的同时，也应注重审美能力、艺术水平的培养。

（二）缺乏“用镜头讲故事”的蒙太奇思维

由于新闻专业的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前都未接受系统的影视艺术学习，很多人即便是每天都看影视剧，但往往都是看些快餐式的商业大片或偶像剧，很少会去看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纪录片，且“看”的层次也仅仅停留在观看而非赏析，可以说大家的观影数量、审美能力、赏析能力普遍较低。如果将镜头拍摄比作造字，那么运用蒙太奇去将不同的镜头遵循一定的剪辑规律组接，其实相当于组词、造句、写文章的过程。那么显而易见，教授学生摄像知识和能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让他们写出优秀的文章，即做出优秀的电视作品。而电视作品的创作，需要学生有用镜头去讲故事的蒙太奇思维，也需要通过大量影片观摩去提高审美能力，从众多的经典影片中学习场面调度、镜头语言、构图技巧、剪辑原则。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培养，加之观影数量较少，很多学生的作品存在一镜到底、节奏拖沓、逻辑错误等问题，欠缺用镜头讲故事的能力。在实际的教学中，学生会拍不会剪的例子比比皆是。（三）设备紧张、场地缺乏影响实践效果笔者所在的学校，由于新闻专业的学生人数众多，设备和场地资源有限，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存在设备紧张、场地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涉及演播室内进行布光练习、机位布置教学和练习过程中，常常没有演播室，即便有，一次也只能容纳一半学生。虽然采取了小班授课、分组实践的教学举措，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在现有设备数量、场地条件以及学时安排等因素的制约下，依然难以保证人人都可以上手操作，每个小组中总会有个别学生在课内时间摸不到机器，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实践多的同学拍得好、操作熟练，实践少的同学拍得不理想、操作生疏，鲜有优秀作品产出。

二、改革措施

针对上述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除了通过购置设备、开辟场地、整合资源、优化学时等举措，不断改善教学环境，笔者以所在学校的2013级、2014级、2015级新闻专业学生作为教改对象，经过3年的探索和改进，不断总结出了一些改革举措，以期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学效果的强化。

（一）视觉化教学

在理论教学中，通过建设《摄像基础》课程案例库、引入慕课资源库，将长期以来《电视摄像》教学过程中困扰老师和学生的理论教学环节视觉化，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更加直观有效。如在运动摄像中，推、拉、摇、移、跟五种运动镜头的拍摄方法、镜头功用、注意事项，往往需要3-4个课时，才能将基本理论讲解完毕，而这样的教学方法效果却不甚理想，大部分学生在听完理论讲解后依然不清楚这五种镜头应该如何拍。因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课本中的知识点，将文字案例通过视频的方式视觉化，同时将摄像机与电视机连接，现场示范拍摄方法和技巧，从而将学生从复杂且易混淆的理论中解放出来，进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第一轮教学改革效果反馈中，学生意见也是如此，都认为应该多多结合视频案例讲解知识点。除此之外，验证性教学的引入在此次教改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不是直接灌输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去操作、去验证，发现问题，找出差异，比如“越轴”这一知识点，相对比较抽象，在教学过程中请学生使用手机在轴线两侧去拍摄视频或照片，通过对比前后两个视频或照片去发现越轴镜头组接在一起造成的空间错乱，既能够强化教学效果，又能活跃课堂气氛、增进交流和互动。

（二）课堂外培养

如果仅仅将教学局限在课堂内，显然难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将教学放在课堂外，既能弥补课堂的时间限制，也能新闻论坛88增益学生的能力培养。为了解决学生影视理论基础薄弱、蒙太奇思维欠缺、艺术水平偏低等问题，以兴趣为导向的“影视作品赏析交流沙龙”的创办，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组织学生观摩、赏析大量经典的影视作品和新闻节目，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同时，也有效的补充了《电视摄像》课上无法展开和深入的知识点，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水平、蒙太奇思维。除了艺术层面的培养，“课堂外培养”的举措还包括了技术层面的培养，教师牵头组建视频创作工作室，不定期举办视频创作讲座和拍摄任务布置，如开展航拍、摇臂、斯坦尼康操作培训，承担学校相关专题片拍摄和晚会现场直播，与学校宣传部合作，为官微创作微视频等……为学生提供了课堂外诸多的实践平台。

（三）比赛式创作

在教学环节中增加的作品评析环节，增进班级乃至班际交流的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每每大家看到优秀的作品时，都会和自己小组的片子作对比，进而发现自身的不足，在后续拍摄中会更加努力，这一点在三个年级的教学中都非常明显。正是基于这种交流和学习的“攀比”，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每个小组拍摄的作品一次比一次优秀。此外，将赛事和教学结合的举措，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将学生平时的作业和一些国内外视频创作比赛有机地结合，以赛促学，教学效果不断得以提升。如近年来，将学生的平时作业和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学院奖等比赛命题对接，学生在电视摄像方面的实践能力得到了锻炼，也用比赛检验了自己的拍摄、剪辑等方面的能力是否合格。锻炼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学生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先后在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四）媒体化运营

为了顺应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也为了使《电视摄像》与《新媒体概论》《新闻编辑》等专业课程产生联动效应，笔者创建了《电视摄像》课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博，按实践教学中的学生分组，让学生进行运营，每周定期推送二期与电视摄像相关的文章或视频，不定期推送学生的优秀作品或有趣的视频资源。自己运营平台，自己生产内容，一方面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新媒体的运营方法和策略，另一方面，从内容创作和选择上，学生们又能够在课堂以外学习一些拍摄、剪辑等方面的知识。由于是学生在运营，能够结合自身特点做到传播大家欠缺的、急需的内容。下一步，笔者将考虑如何将网络直播引入教学改革中，使其与电视摄像产生化学效应，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结语随着媒介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不难看出，《电视摄像》在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未来的就业过程中，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是选择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视频的拍摄制作都无法绕开，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如何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手段，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寓教于乐、平台多元、占据前沿的环境中掌握电视摄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是每一位身处教学一线的老师和深谙人才需求的业内人士都需共同思考的命题。

参考文献：

[1]杨欣，徐建太.电视摄像实验教学的创新策略——以南昌大学现代传媒中心电视摄像实验课程为例[J].今传媒，2009（7）：86-87.

[2]王金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电视摄像》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今传媒，2010（8）：199-201.

[3]李育林.电视摄像技术与艺术实验课程教学方法探究[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4）：137-138.

篇6

关键词：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

传播学作为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关联紧密的基础性学科，在传媒技术飞速发展和社会面临转型的中国当下正不断凸显其重要性，但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舶来科学，应如何在本科教育阶段推进其双语教学的发展也正面临诸多挑战。着眼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未来发展，立足各高校的现有条件与学生水平，因地制宜地构建有针对性的双语教学模式，将成为传播学双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本文尝试构建一种“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为新时期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深化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的基本定位

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的教学理念可以概括为“以学生为导向、双语逐级渗透”，具体可表现为“一个中心”、“两大关注”和“五个转化”。

1、一个中心

双语教学一切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教学服务的对象，是所有教学活动的指向，他们不是教学过程中被动的存在，而是关系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和教学手段如何具体展开的关键。双语教学不能为了片面强调双语形式而使教学沦为教师单方面的展示表演，要引导学生有效运用双语化被动接收为主动学习。

2、两大关注

一是关注学生的现有专业基础和英语水平。传播学理论性强，诞生之初就是作为一门博士课程开授，如果没有新闻学、广告学等关联课程为基础和先导，学生理解可能会有一定难度。另外，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求学生从实践运用的角度来审视和掌握专业英语，这对许多学生而言具有不小的挑战。二是关注学生的专业需求，明确双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专业学习，如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传播学关键概念和基础理论的原意，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为相关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等。

3、五个转化

结合传播学的课程目标与专业特点，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的构建必须注重五个转化：把理论转化为实践，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联，引导学生从实践中发现有价值的传播现象并通过相关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把国外转化为本土，在给学生引荐西方经典理论和案例的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与社会发展实践，尽量用中国的现象、问题和案例来指导学生展开传播学思考；把历史转化为当下，把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放到今天的传播环境中去考察，并做与时俱进的分析和解读；把抽象转化为具体，在学习中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来帮助学生体会运用理论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性；把单一转化为多样，把传统单一的课堂讲授方式转变为融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项目实作、专题讨论、自主学习和网络交流为一体的多样化教学模式。

二、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的主体框架

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的主体框架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

1、教学内容：理论、案例、实作三位一体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教理论、讲案例和动手做三部分。首先，要让学生掌握英文的传播学基本概念和重要理论，这是传播学双语教学的主体和核心。由于直接使用国外原版教材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宜围绕传播学的基础知识框架，对国外原版教材和文献进行筛选、编辑和重新整理。其次，要用简单明了的英文表述给学生介绍传播学的传统经典案例和中国社会热点。传统经典案例多出自西方且多涉及西方经济文化背景，宜采用中英双语进行介绍和阐释，学生感兴趣和熟悉的中国案例则可用简单的英语在课堂上分析阐述。最后，鼓励学生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考察感兴趣的传播现象和事件。

2、教学环节：师生交替主导、理论实践互补

双语教学既不能完全以教师讲授为主，也不能过分依赖学生的自主学习，师生交替主导、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设计更易提高双语教学的节奏感和互动性，具体可通过三大环节来实现：第一，学生值日发言。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生活中的传播现象和热点事件进行关注和解读。值日团队事先把个案考察及分析思考做成双语PPT并在课前进行充分准备，老师参与他们的英文文本处理并在学生发言结束后总结和引导大家的传播学思考。第二，课程主题学习。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设计分章节和专题进行知识讲授，该过程应注重辅以情景设置、视频观摩、案例分析、参与式体验等生动多样的教学手段来帮助学生消化理解双语内容，尽量突出单元重要的概念、理论、人物、案例和问题。第三，学生实作训练。教师在课后指导学生用英语对专业知识进行消化理解和实际运用，比如开始阶段可以选择题、填空题和问答题等形式考察学生对英文文本的理解，中间阶段提供英文文献让学生翻译大意并摘要有价值的专业信息，最后阶段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英文媒体进行个案考察和分析调研等。

3、教学手段：探索体验为主、引导督促并重

教学手段的合理配置是保证双语教学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教学环节不同，教学手段也应各有侧重。第一教学环节主要是指导学生用自主学习模式与合作学习模式来发现问题展开思考，这是双语教学以学生为导向的重要体现。第二教学环节重在运用形象生动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非母语表述的概念与观点。比如情景设置、案例分析、多媒体展示和参与式体验等。第三教学环节又主要为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梳理研究框架，修订研究方案，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该环节循序渐进地提升英语在专业认知中的功用。

三、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的实施与运作

双语教学是一种讲究策略性的教学手段，必须有重点有层次有步骤有技巧地逐步推进，走“知识体系上的汉语阐释+概念表达上的英文浸润”模式，在规范的课堂教学与鲜活的社会实践互动中促进学生对双语知识的理解和吸收。

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可以依循双语的适应期、熟悉期和运用期三个阶段，强调语言、知识和能力的逐级渗透，并在教材、师资、资源库与互动平台建设上尽力为双语教学提供更好的支撑条件。双语教材最好中英文双语对照，并由教师根据学生特点进行重新编辑，涵盖的知识点宜以建构专业知识基本框架为目标，不宜深挖细掘面面俱到。板书和课件尽量用英文展示。师资建设宜以课程为核心，形成一个由主干教师和后备教师共同构成的课程组，展开集体备课，周期性讨论交流有利于双语教学的各类教学手段和案例资源。与“学生导向型双语教学模式”相配合的资源平台建设可能包括：图片和音视频资料库、情景设置案例库、核心概念与重要理论的双语信息库、课外辅助阅读的专题文库等。

篇7

关键词　新媒体　新媒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关于“新媒体”的概念确定

新媒体研究的前身，就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国内兴起的网络传播研究。当“曾经代表着最新传播方式的‘网络传播’作为学科名称越来越难以涵盖不断出现的新传播现象”“时，“新媒体”这一提法被重新启用，在学术研究界，这样的称法得到了默认，并由此展开了这一新领域的广泛研究工作。

追其溯源，新媒体的研究与网络传播研究本质相连的，新媒介研究中包括了网络传播研究，而当后者无法囊括前者的时候，便退身成为前者的一部分。在网络技术更进基础上产生的博客、播客、维客、IPTV、SNS、RSS、P2P……越来越多的新产物成为这一领域的亮点。与此同时，在与传统媒体相提并论时，网络不再是与其并列的简单独立身份，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网络并非物质载体而乃虚化的技术时，它与报刊、广播、电视之间的壁垒被逐渐破除，而它们联手产生的数字报、数字杂志、数字广播、数字电视则同样加入新媒体的行列。这个连手的范围正不断扩大，手机被发现成为可以连手网络以及各种传统媒体的更新平台，而随着技术的演进，这样的媒介只会更多：MP4、数字阅读器、数字纸张……

过去我们称网络媒体为“第四媒体”，以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传统媒体，而新媒体的内涵并不强调区别，而是一种融合：以网络为基础集纳多种媒体功能和无线通讯技术的新的媒介形态，即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从微观层面上，“新媒体”的“新”体现在技术上，即网络技术更新基础上产生的网络新媒体、传播新技术与传统媒体结合产生的新媒体、以手机为代表的支持各种网络新技术的新型接收器媒体。在宏观层面上，“新媒体”的“新”则在于它对传统旧媒介的兼容性、共生性；

二、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历程

1.萌芽发展期：1996年--1998年

我国对新媒体的研究是继承在前期的网络研究基础之上的。追根溯源，我国关于互联网的研究真正开始于1996年，一本由尼葛洛庞帝着写的《数字化生存》敲开了诸多网络爱好者的心门。而网络的开辟和运作也促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悄然开始，但在这个时期的网络研究多是计算机领域的技术研究，并没有广泛扩展到其它领域。

2.初步发展期：1999年--2002年

上世纪90年代末见于各个学术刊物的相关成果则是零散出现。1999年――2001年期间由于论文的大量出现。这时，已有一部分研究者将网络研究的视线从单一的技术转移到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方面。新闻传播类的期刊都相继在这一时期开辟网络研究的专栏，如《新闻记者》在2000年开辟“网络新闻圈”专栏，《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界》也在之后分别开辟“网络时代”、“网络传播研究”“第四媒体”专栏，《新闻与传播》也在同期创办“网络世界”专栏。同时一些专著成果也渐渐出现，因为关于网络媒体研究的课程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始设置，2001年《网络传播概论》、《网络新闻新闻传播概论》等教材相继问世。

3.兴盛发展期：2003年――2005年

其实从2001年开始，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递增阶段，而2003年是我国网络实体运作的突破之年，网络媒体在当年的迅猛发展和深入人心是这一新兴媒介开始真正危及传统媒介。于是网络在于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全方面涌现出来。关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已经涉及：技术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以及各种网络传播现象的案例研究等等诸多方面，一个较为完整的领域研究正在逐步形成。2005年，彭兰教授出版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将我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做了一个全面、宏观的总结归纳，将我国的网络媒体研究推向一个。

4.突破发展期：2006年至今

随着信息社会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先前的“网络媒体”已经不能涵盖和解释新兴出现的各种传媒现象，“第五媒体”、“数字媒体”、“新型媒体”等名词出现，而“新媒体”逐渐成为最具囊括性并获得公认的一种说法。因此，这一时期谓之“突破发展”，正是新媒体研究从先前单一的网络媒体研究向全面的新媒体研究的突破，“新媒体”的不确定性、发展变化性决定了它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瓶颈之内，随着“新媒体”的提出和传统研究范围的更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研究。如表一，众多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纷纷创办或更名“新媒体”专栏。

三、当下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1.“博客”及其延伸的“客家族”研究

“博客”的研究始于2003年，起初偶然出现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并没有在研究界引起较多关注。而“木子美博客事件”以及各门户网站的博客大行其道，使博客的研究在2004年火热起来，并且持续至今。早期的博客研究主要针对一些博客现象，并从而提出博客文化以及博客背后的社会意义研究。随着博客研究的日益深化，在博客内容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博客新闻研究、博客语言研究、博客文学研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上发展出来的播客、维客、掘客等“客家族”现象研究也不断涌现。2007年以前的博客研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内容传播和文化意义方面，而这之后，“明星博客”“名人博客”的兴起使其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国外的一些“新闻博客”“政治博客”也被作为经验借鉴成为个案研究对象。而随之带来的“点击率效应”使博客以及“客家族”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可以盈利的经济载体加以研究，博客的经营研究是传媒学术界更直接指导、作用于传媒实体的重要体现。

2.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发展研究

数字化是新媒体的一个基础性特征，传统媒体与之区别的正是它们的非数字化，而传统媒体一旦数字化后，就跻身进入了新媒体的队伍。而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研究焦点。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主要体现为传统纸媒和广电媒体的在新媒体冲击下的发展策略探析；事实上，传统媒体并没有在新媒体出现之后走向消亡，而似乎是顺其自然般的地找到新的出路，那就是和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在微观层面上，已经通过融合演变成新媒体成员的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手机电视、手机报、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等等都纷纷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针对点；分别在融合的意义探对、成功的个案分析、新兴媒体的制作和普及等方面都有广泛涉及。

3.手机媒体研究

手机媒体是真正促使“新媒体”概念兴盛的推动力，手机超越原来简单的通讯功能，成为传播信息的媒体。而且一转身为媒体就是集纳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多种媒介为一体的“全面人才”，因此一时被称为“第五媒”。最早的

手机媒介研究是从手机短信开始着手的，缘于手机短信拥有与传统媒介所不同的传播方式和意义。接着，从手机受众研究着手。引出两种路径：一种是从受众心理引出的手机消费、手机娱乐，及其背后的新时期消费文化，将手机媒体研究推向一个理论的高点；另一种则是从手机用户的定位研究延伸出的手机媒体的市场定位(即经营)研究。同时，手机媒体本身的兼容性为新媒体研究的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4.新媒体时代的政治、文化、伦理研究

互联网技术所扶持起来的新媒体社会，在学术研究者那里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而是一种逐步完善的社会结构形态，而在这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法制道德也必然遭遇一些新的促进或障碍。网络民主是从政治层面首先提r出来的一个议题，从“超女”评选中的短信民主选举到“周老虎事件”等一系列通过BBS民众讨论促进其合理处理的事件，使传媒的民主性效应在新媒体这一背景下充分体现出来；更有全球视野下的“超国家主义”。提出，使“地球村…‘全球一体化”等早期研究继续得到延展；而由国外引进的“公共领域”、“公民新闻”等理论研究，也在新媒体环境下逐步反映出现实呈现，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新媒体的文化研究目前体现为“网络文化”，针对以互联网技术和新兴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媒介上所呈现出的文化形态。这种新兴文化被迅速地与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恶搞文化”一度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中西文化研究再次火热起来，都试图在网络文化中找到自己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新媒体传播折射给这个社会的也伴随着大量的负面效应，网络伦理、网络道德的研究被激发出来，包括：新媒体时代主体(网民及手机用户等)的道德责任问题、网络匿名问题、网络暴力及犯罪问题等；各种频发的网络事件、“人肉搜索”现象是当下研究者研究这一领域的最亲睐的切人点。

四、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趋势

1.研究方向与传媒实体发展方向一致，逐步开始超越性、指导性的研究

国内的传媒研究一直都存在研究滞后于实业界的问题，而在新媒体研究中这个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研究者们往往对新媒体技术有着全面了解，一些学者就是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者和首创者，如：方兴东对博客的引入，闽大宏对数字媒体的全面解析。由于新媒体技术的诞生与普及存在着较大的时空差距，这为学者们开辟了诸多可以实际作用于传媒的研究领地。如：引进和介绍国外先进经验的新媒体研究或者国内外的比较研究，是最直接可以影响和指导国内实业界的研究途径，美国和日本因为新媒体发展的先进性成为借鉴频率最高的对象。再如，新媒体的盈利途径研究、新媒体广告开发研究、新媒体受众的消费研究等，都是对传媒从业者有巨大指引性的研究议题。国内传媒界依托学术界的学者或团队做资讯顾问、市场调研等工作的现象越来越多。以往，实践成果往往先于理论成果，或者研究与实践运作“两张皮”的局面正在被改写，新媒体研究正是我国传媒研究实现这种突破的关键点。

2.研究议题类型不断丰富，各部分比例也逐渐走向均衡

新媒体研究所涉及的主题正在逐年地拓宽、完善，这是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两性发展的必然。从我国新媒体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是符合逻辑发展并且经历不断丰满、完善的过程。从最初基础层面的对新媒体内涵、特征的介绍性、描述性研究开始。到随之拓展出来的主体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经营管理研究，涵盖多面。而新媒体技术的渗透性发展，更是将新媒体研究的视线拓伸到社会信息传播的方方面面。而在不断丰富的研究议题中，学者们也有效遵循着“百花齐放”的原则，使各部分研究比例趋于均衡。在笔者抽样的学术论文之中，2005年以前的新媒体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及其技术的内涵与特征上，而之后，从媒体经营管理角度、受众角度、文化批判角度来研究新媒体的文章比例迅速增加。

篇8

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当我们的媒体从传统的电视、报纸、广播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当手机、车载电视、地铁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兴的媒体开始争夺受众的眼球,当专业的拍摄设备从早期笨重的专业机、昂贵的工作站,到轻便的小高清、家用DV的普及,甚至现在稍高端的手机都有拍摄功能,高校中影视创作的课程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针对新媒体的兴起,各高校影视专业中短片创作类课程应运而生,如《影视短片制作》。这样的课程一经推出,因其特色鲜明,受到普遍的好评。

时代性

如前文所说,《影视短片制作》这样的创作类课程是时展的产物,是现今新媒体盛行的产物。关于新媒体的定义见仁见智,笔者的理解是指20世纪后期,依托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通过数字化交互性的固定或者移动的多媒体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正是基于新媒体的交互性、移动性、内容的互相包容性等特点,在新媒体终端播放的影像作品和在电视、影院里播放的影像作品早已天壤之别。在新媒体面前,很少有人再有耐心去看长篇巨著,“短、频、快”已成为今天影像的风格。

什么是短片,也是众说纷纭。按媒介来分,有电影短片、电视短片、手机短片等;按时长来分,有30分钟、20分钟、10分钟,更有大赛的选片要求是5分钟之内;按类型分,有情节短片、非情节短片、纪实短片等。

短片盛行,从现今活跃的各大影视类的赛事也可见一斑。国外几大著名电影节如戛纳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奥斯卡都设立有专门的最佳短片奖,还有专门的柏林国际短片展、英国短片电影节、东京国际短片电影节等,国内也设立有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大赛、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学生短片展、南京艺术学院创办的高校数字短片大赛等,今年中国文联联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传媒大学以及全国8所高校共同创办首届大学生电视节,主要的一个竞赛单元是10分钟的剧情短片。

系统性

《影视短片制作》是一门短片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综合性较高,一般开设在三年级。在整个课程的设计上,以学生通过对短片创作理论学习和创作实践训练,掌握概念创作的规律和创作技能为教学目的。学生在掌握创作理论、创作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素材的广泛阅读与体会进行短片创作,力求做到真正的作品原创。

以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开设的《影视短片制作》为例,从课程安排的纵向来看,该课程主要分为三大知识模块,即基础知识部分、中期策划(剧本+拍摄)、后期成片,基础知识部分主要是理论知识的讲授,包括短片概论、短片史、摄影摄像基础知识等等;中期策划主要是短片的剧本创作和拍摄的技巧;后期成片主要讲授如何更好地在非编机上完成后期的成片,包括剪辑、特效和包装。从课程安排的横向来看,主要在短片创作上可以进行片种的分类,这里每个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色和需要安排,南艺主要分成了纪实短片创作、剧情短片创作和实验短片创作,时长都是在10分钟之内。

课程的系统性体现在,首先,课程完全打破传统的一位老师教一门课的习惯,而是按照知识结构,由数位老师共同教一门课,各施所长,联合教授。所谓术业有专攻,擅长理论的老师上理论部分,擅长摄影的老师专门带学生的拍摄,擅长实验短片的老师专攻实验短片的课程,擅长做纪录短片的老师教相应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安排让老师尽情发挥长处,学生也更加得益。

其次,在知识点的侧重上,系统的课程内容体现在系统的结构、体现在短片创作中综合性要素的提取与归纳,体现在创作中内在形式元素的建构,在内在理论和外在实践的教学中,实现理性分析与感性实践的结合。在同时加强理论知识的铺垫后,在掌握不同片种的摄影方法后,在学会基本的影像剪辑合成后,不同的片种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剧情短片创作更侧重锻炼学生如何在有限空间里更好地完成剧本的创作,实验短片创作侧重训练学生如何用影像表达观念,纪实短片创作侧重训练如何把握具有时代感的选题、如何建构短片的结构。

联合性

影视类专业一般都在艺术类学生中招生,艺术学和其他学科如文学、理学、工学纵向比较,艺术学的学生要求有独特的学科气质,更广泛的知识背景;在艺术学横向比较,如美术、音乐、设计等专业,影视类专业更要求学生在从事艺术创作与实践中,培养更多的团队意识。可以说,影视类的作品几乎是没有单枪匹马能完成的,所以在影视类专业开设的《影视短片制作》课程,也更好地体现了“联合性”。

专业间的联合。纵观现在各大赛的获奖短片,一般都是可以做到音乐的原创、摄影技术的精良,甚至可以加入动画和新媒体的元素。所以,短片制作的课程,除了有影视专业学生外,可以进行多专业联合,所涉及专业如动画专业、摄影专业、录音专业等。

课程设置上,可通过成立跨学科的团队导师队伍,开展多学科的合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研究思路、方法,加强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打破院系之间的界限,鼓励不同院系之间多合作,通过各种类型的实践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课程的联合。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按照行业的需求,采用灵活机动的教学模式,打通不同学院、不同系科的课程,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意愿,通过联合教学培养出宽口径、精专业的学生。

比如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提出的“1+2+1”的教学模式,一年级是基础课程,通过这部分各系科通用的课程培养学生的“宽”知识面;二三年级是专业性课程,这由进入二年级的学生根据一年的学习自主选择,这部分课程讲究专业的“深度”和“精度”;四年级以实践性课程为主,讲究实用性及与社会的接轨。《影视短片制作》就属于有“深度”和“精度”的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知识点的联合。把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化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跨空间多层面教学方法,使学生形成交叉学科立体的知识架构。在课程的具体知识点教授上,也可以进行知识点的联合。

如在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开设的《影视短片制作》中,在制作剧情短片和实验短片的课程时,就要求学生利用录音专业或其他专业同学的原创音乐作品进行影像创作的课题,尤其是实验短片也要求音乐与其相对应,这时电视编导的学生和录音系的学生会在同一个课堂上,一起商讨如何以实验对实验。

录音专业的学生在具体的课程中也要求用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的DV作品重新配音乐和音效,增加跨专业、跨课程的联合作业,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课程与社会实践的联合。与业界的联合、项目带动教学是现在很多高校的课程实践,而对于艺术类学科更是适合,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打开思想、开门办学,“产学研”结合,这样高校的科研才能走在社会实践的前端,而在高校的艺术创作中也能与社会接轨,为学生在校学习和毕业就业铺就一条畅通的道路。

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与江苏教育学院老师合作的实验音乐MV《鱼・渔・欲》获得北京电子音乐节C组三等奖、第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第十届大学生短片大赛DV短片专业组最佳实验片;该学院广播电视编导系还和江苏教育电视台合作制作了纪录片《李吉林》……这样的联合不仅给师生提供了大量实践锻炼的机会,也为学校、学院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实验性

《影视短片制作》作为一种积极的探索,总结国内相关课程改革的课题设计方法及教学实施方法,尤其是突出课题设计的探索性、实验性的意识,做到平时性与系统性结合、逻辑性与趣味性结合、发散性与分析性结合。

在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5年多的学科打造下,基本形成了“宽基础、精专业、多实践、重联合”的教学特色。基础课是传媒跨专业的通用基础课程,主要是挑选传媒广普性的课程为学生的专业知识打下在传媒领域宽广的基础;精专业是在大二下学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选择更有针对性的专业方向,向学科的深度拓展学习。多实践是根据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具有操作性强、实践性强的特点,在课程体系中安排多层次、递进式的实践课程,让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得到较大锻炼。

《影视短片制作》课程正是在这种实验性课程体系中应运而生,是在精专业后打造的具有极强实践性的课程。

综上所述,在媒介环境变化的今天,在新媒体占据我们视线的今天,各大专院校影视专业的课程,不管是理论课程还是实践性课程,都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做出更好的影视作品,更好地服务和提升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