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土壤的思路与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改良土壤的思路与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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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采矿地；生态恢复；基质改良

随着我国采矿时间的不断增加，采矿带给人类巨大的财富，属于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属于重要的基础产业，但是也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废渣以及废弃地等问题，总体可归纳成以下五类：（1）生态景观破坏严重；（2）土壤缺乏营养；（3）生物多样性破坏；（4）土壤基质污染；（5）地下水与下游水质遭到影响[1]。采矿地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自然恢复需要时间是50―100年，恢复速度极为缓慢，尤其是土壤的自然恢复时间更长，是100―10000年，因此，为了提高采矿地的生态环境，加速生态环境的恢复，需利用人工进行修复，以尽快恢复采矿地的生态环境。在采矿地生态恢复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复杂性进行调查与分析，以获取准确的采矿地生态环境信息，提高采矿地生态恢复的契合度。

一、基质改良实施措施

1、表土覆盖

土壤属于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与基质的一种载体，因此在土壤恢复中，需要先解决采矿区土壤的恶基质，将其转变为适于植物生长土壤。表土覆盖属于一种有效的措施，也就是回填表土，大量的实践证明，没有进行表土回填的采矿地，其恢复速度受到极大的限制，要想短时间内在不进行表土覆盖的条件下恢复生态是不可能的。表土属于物种生存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种子库，为生物植被的恢复提供可靠的种源，哪怕是通过人工播种，表土所提供的种子库也占到60%，在经过前3年后，植被恢复比例增加到70%[2]。回填表土不仅能够提供种子库，而且也能够保证土壤的质量，为植被的生长发育提供必需的微生物。在表土覆盖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比较重视土壤覆盖的深浅，太薄，无法充分发挥土壤回填的作用，太厚，又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但是回填表土在实际操作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在采矿前，尽量挖掘表土将其放置一旁，为采矿结束后的表土回填提供方便。

2、生物改良措施

有人指出施肥，在植被生长前期具备较高的有效性，但是等豆科植被形成后，即可停止施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矿区杂草的控制严重影响造林的质量，施不施肥对植被的恢复影响性较小，有的甚至会产生不良影响，若是基质中养分不足的话，可利用采矿区中的废物，主要是矿物废渣、余泥[3]中存在高含量的养分，提高废物利用率。采矿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关键是基质改良，存在的问题均能够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但是也存在部分处理难度较高的生态恢复情况，主要原因如下：（1）硫铁矿含量较高，造成土壤酸化严重；（2）重金属污染严重；（3）土壤理化性状严重；（4）土壤养分缺乏严重；（5）排水不畅等。

生物改良主要通过在生态环境恢复的极端条件下，利用耐性良好的绿肥作物、菌根真菌、固氮植物、固氮微生物等对采矿地对应的理化性质进行改善。生物固氮的利用，是替代传统中使用的有机肥与化肥。特别是含毒量较少的采矿区中，具备很大的潜力，可选用槐树、红三叶草、桤木、红三叶草、相思等植被。例如澳大利亚在改善草地草类的研究中，通过豆科植物的利用，降低风、水所产生的侵蚀，以有效改善土壤的微生物、化学与物理性质。而俄罗斯生态恢复过程中，将菌根接种技术[4]、微生物肥料应用到真实的实践中，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二、植被种类与人工播种的选择

1、选择植被种类

采矿地的生态恢复所使用植被一般具备生长速度快、生态功能明显、抗逆性强以及改土效果好等特点，因此树种选择颇受到重视，通常选择豆科植物或是禾草等物种，主要是因为该类植物的生命力较为顽强，且生长速度较快，具备良好的耐瘠性[5]。禾本植物中，工作人员最先选用狗牙根，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不断延长，人们发现其在模拟采矿地中的生态恢复表现不够突出，近年来，百喜草与香草根逐渐应用于采矿地的生态恢复中。而在豆科植物的选择过程中，工作人员注重生长速度较快，且播撒属于非侵入性的豆科类植物。现阶段草本豆科植物、木本豆科植物等在采矿地生态恢复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豆科与非豆科进行间种操作时，其生态恢复效果更为明显。

2、人工播种

若是采矿地面积过大，人们需要选用多层次、多种类植物进行搭配，能够充分体现人工播种所具备的优势，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而且能够提高生态恢复的时间，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虽然回填土在我国采矿地生态恢复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土壤中的种子库无法满足植被恢复成当地类型的要求，主要是因为，回填土中存在物种的种类不全，且回填土中种子的发芽率与密度均较低，尤其是堆放时间较长的土壤，其种子发芽率更低；（2）采矿地中的土质极差，水土流失危险系数较高，人工播种后，植被生长速度较快，能够在短时间内覆盖表土，降低水土流失的发生率[6]。因此在采矿地生态环境恢复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选用人工播种，将采矿地当地的种植类型混在一起，撒入土壤中，以提高回填土的发芽率，在改良后基质中也适用。

3、植被恢复的修复作用

采矿地生态恢复过程中重要的是植被修复，也就是利用植物净化土壤中的有机化合物与重金属，例如：植物降解、植物固定、植物吸收、植物挥发等，植物根部还可对采矿地中的水体进行清除过滤，有效改良采矿地的基质，提高植物修复的作用。因此工作人员可通过选择具有较强吸收能力与较大生物量的种类，以提高植物吸收所产生的生态恢复作用。经过大量的实践证明，香根草具备以上两种要求，在Cd浓度是0.33mg・kg-1采矿地中种植时，能够吸收的量为218gCd・hm-2[7]，因而在采矿地生态恢复过程中，具有超富集植物的称谓。截止目前，世界上已发现具备很强吸收能力的植物超过400种，植物所具备的超富集作用主要是其在长时间的环境适应与自然交替中所获取的一种能力。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采矿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在后续采矿地生态恢复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成本投入也非常大，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探究，以获取效果良好、资金成本投入较低的一种生态恢复技术，以实现采矿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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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再生医学；基本概念；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11-2309-04

Introducation of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Hanmi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College of TCM,Wuhan 4300612,Hubei,China)

Abstract:Clearly define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integrated usi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ubject abou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method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l or external regulation on tissue and organ regeneration. Its basic principle is that 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tegrated regulative function to maintain and control the original regenerative ability, in order to repair and regenerate the organ function. Research not only focus on how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control the organism natural regenration, but also focus on the how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reduce or protect from the abnormal regeneration. Discussed the theory base of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intenace and vitalitybasic theory,core theory of essence and energy, therapy of integer regulate, feature advantage of preventing disease from exacerbating),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thought and method. Brief commentted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the 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regener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asic concept；theortical basis

随着现代再生医学与中医药学研究的迅猛发展，新的交叉学科―中医再生医学应运而生，从粗浅的认识，到深入地研究，从不自觉地临床实践，到抓住本质的理论概括，从某一方面的体会，到全面地理解与总结，使中医再生医学渐趋形成。

1 中医再生医学的定义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主要采用天然药物或自然方法，以保护与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医学科学。再生医学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交叉学科，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研究的飞速发展不断更新，学术分科亦不断增多。目前再生医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再生医学主要是指：利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等学科的原理与方法，研究和开发用于替代、修复、改善或再生人体各种组织器官的可用于因疾病、创伤、衰老或遗传因素所造成的组织器官缺损或功能障碍的再生治疗技术和产品。广义再生医学主要是指：一门研究如何促进创伤与组织器官缺损生理性修复以及如何进行组织器官再生与功能重建的学科，它是通过研究机体的正常或病理组织特征与功能、正常或病理状态下的损伤与再生修复机制，寻找有效的生物和综合治疗方法，构建新的组织与器官以维持、修复、再生或改善损伤组织和器官功能，促进机体自我修复与再生，减少或防止异常再生。

中医再生医学是在中医药学和再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属广义再生医学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中医再生医学是一门综合运用中医药学和再生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药在体内外调控组织或器官再生方法与机制的一门学科。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中医药的综合调节作用去维护和调控机体本来存在的自然再生愈合能力，达到修复和重建器官功能的目的。研究重点不仅在于如何利用中医药调控机体的正常再生修复，而且更关注如何利用中医药减少或防止机体的异常再生病变。

2 中医再生医学的理论基础

中医再生医学除以现代再生医学的理论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外，中医药学理论原没有“再生医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但其基本理念和临床实践包含了较丰富的“再生医学”理论基础和防治经验，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2.1 维护生机的根本理念

“生机”是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它是机体健在的根本之所在。“神者，生之制也”，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属广义“神”的范畴，故《灵枢•天年》强调：“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中医防治疾病的根本理念是：承认、尊重、基于和利用人体的自我调控和修复再生能力。这种维护生机的根本理念是中医再生医学的理论基础，亦是养生防病和健康长寿的基本出发点。

2.2 精气学说的核心理论

《灵枢•本神》指出：“生之来，谓之精”，《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生之本也”，认为精是人体发生发育、再生修复和维持生命的根本。《灵枢•阴阳脉解》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精气禀受于父母，靠后天水谷之精的不断滋养，由肾脏藏而化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源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气归精，精归化”，脏腑组织的功能（气）源于精的转归化生，“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肾精（包含具有再生修复能力的精微物质，相当于“成体干细胞”）有促进生长发育、繁衍生殖、再生修复和主宰衰老等重要作用。年少时随年龄增长而盛，中年以后随年龄增加而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肾精渐趋耗竭，则生命走向终结。

胚胎干细胞相当于“先天之精”，可以化生所有脏腑组织，“后天之精”除了“水谷之精”外应包含具有再生修复作用的“骨髓之精”和“脏腑之精”，合称“肾精”。因后天再生之精的存在与化生与“肾”密切相关，脏腑组织的再生修复依赖“肾精”化生，即补肾有利于后天再生之精的存在与化生，故又说“肾为先天之本”。“骨髓之精”相当于骨髓干细胞，“脏腑之精”相当于除骨髓外的其他脏腑组织内的“成体干细胞”。具有再生作用的“后天之精”是由“先天之精”转化而来，故中医学非常强调“禀赋”。先天禀赋好的人体，则后天再生修复能力强，不仅健壮不易患病，而且即使患病也易于康复。

虚证的本质是人体再生修复能力不足，精虚是再生修复能力不足的根本之所在，形体衰败是精亏不足的外在表现，补虚的根本在于恢复再生修复能力，填补精髓是恢复再生修复能力的重要措施，精能转化生成、修复衰败形体，形体得以恢复是精虚得以填补的“金指标”。故明•陈继儒在《养生肤语》中指出：“精能生气，气能生神，则精气又生神之本也，保精以储气，储气以养神，此长生之要耳。”

2.3 整体调控的治疗手段

为了形象地比较中医药与化学药在调控再生修复过程中的作用，可用土壤使用天然农家肥料与人工化肥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人体内的“肾精”具有再生修复能力，但决定“肾精”再生修复的关键因素是提供何种脏腑组织的环境。如果将“肾精”看作再生修复的“种子”，则特定的脏腑组织就是“种子”赖以生根、发芽、长成的“土壤”。“种子”一定的情况下，“土壤”决定“种子”的生长发育；“肾精”一定的情况下，脏腑组织的特定环境决定“肾精”再生修复。不管是“先天之精”，还是“后天之精”，都只解决了“种子”问题。要完成脏腑组织的再生修复，除了“种子”，关键要解决适合“种子”生长的“土壤”（脏腑组织环境）问题，而“土壤”需要保良或改良，中医药在保良或改良“土壤”（脏腑组织环境）方面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中医药调控再生修复的关键作用就是维持和改善了相应脏腑组织的环境（包括整体的大环境和特定的微环境），在维持或促进正常再生修复过程的同时，要防止异常再生变生其它病证的可能。

土壤施用农家肥料不但保证了农作物生长良好，而且保持了土壤的长期肥沃，因农家肥属“天然肥料”，所含营养物质比较全面，其营养元素常须经过土壤中的化学物理作用和微生物的发酵，分解，使养分逐渐释放，并有利于促进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使土壤中空气和水的比值协调，使土壤疏松，增加保水、保温、透气、保肥的能力，因而肥效长而稳定。除了这些已知的好处外，还有很多尚待研究的奥秘。化肥是现代科技的一大杰作，其科学数据详实，科学原理明确。因化肥大多易溶于水，施入土壤后能很快被农作物吸收，肥效快而显著。与天然农家肥相比较，除成本较高外，由于人工化肥含营养成分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各种养分，不利于保持土壤的长期肥沃，如果过度或不合理使用，还会造成土壤贫瘠和环境污染。因而现代农业主张在主要使用天然农家肥的基础上，再合理加用化肥。与“人工化肥”不能取代“天然肥料”的道理一样，维持人体正常再生修复和健康长寿，“人工化学药”不仅不能取代“天然中医药”，而且现代医学回归自然的趋势越来越强，呼声越来越高，意义越来越大。

在保良或改良脏腑组织环境（“土壤”）的作用方面，中医药与化学药相比较，中医药好比农家“天然肥料”，某一方面的药效（肥力）较弱，但有效成分（养分）全面，药效（肥力）持久，往往需要炮制、煎煮发生化学反应，须经过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转化，发挥整体调节作用，有利于脏腑组织环境保持最佳状态（土壤保持肥沃），以保证脏腑组织再生修复和健康长寿（农作物生长良好）。而化学药好比“人工化肥”，在某一方面的药效（肥力）较强，但有效成分（营养成分）单一，不能满足脏腑组织再生修复（“种子”生长发育）的多方面需求，不能整体维持脏腑组织环境的最佳状态（土壤长期肥沃）。过分或不合理使用化学药，不但许多旧的问题没解决，还会导致众多医源性疾病，使脏腑组织环境更加恶化，就好像过分或不合理使用化肥致使土壤贫瘠和环境污染的道理一样。

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完全是利用脏腑组织的自然愈合能力使脏腑组织的损伤得以再生修复，重建脏腑组织的功能，具有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逆转病势，整体调节，安全性高和有效性肯定的特点。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作用及机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2.4 既病防变的特色优势

“既病防变”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变”的趋势是“变重”或“变坏”，故“防变”主要就是防治“重证”与“坏证”两大类病证。“重证”主要指病情出现损伤加重，给正常再生修复增加困难。“坏证”主要指由于异常再生导致影响功能的组织结构改变或癌变。

“既病防变”对慢性肝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慢性肝病的病程进展中，“急黄”（属重型肝炎范畴）是典型的变之“重证”。重型肝炎是一类因肝细胞广泛坏死，病情急剧进展，可发生肝性脑病、出血、水肿、腹水、严重黄疸、肝脏缩小等最终导致肝功能衰竭的肝病。肝再生是重型肝炎患者存活的生机所在，若在有效的时间内，坏死的肝细胞得以正常再生，则患者存活；若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肝再生，则患者必至肝衰而亡。目前治疗重型肝炎主要围绕两大原则采取措施，一是阻止肝细胞进一步坏死，改善已经恶化的肝脏生存环境，为肝再生、恢复肝功能赢得时间和机会，二是促进或调控肝再生。大量临床观察结果表明，采用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可减少重型肝炎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已发生重型肝炎配合应用中医药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降低病死率和改善生存质量，表明中医药具有一定防治慢性肝炎“变重”的功效。

肝硬化和肝癌是慢性肝病的两大“坏证”，中医药在防治这两大“坏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肝硬化的病因多样，其发病机制各不相同，但都涉及肝细胞坏死、结节性再生和结缔组织增生这3个相互联系的病理过程。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和临床工作者广泛开展了中医药防治肝纤维化（包括肝硬化）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医药具有肯定的抗炎、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在于在维持肝再生的同时，减少了肝纤维化的异常再生过程，从而防止了肝硬化（“坏证”）的发生与发展。

尽管肝细胞癌（HCC）的发病机制并不明确，但目前认为病毒性肝炎的慢性炎症导致肝细胞不断的破坏和再生是HCC发生的重要因素。90年代，随着对细胞周期调控认识的不断深入，一系列细胞周期调节因子被证明与包括肝癌在内的一些实体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1-3]。研究表明，中医药在防治肝癌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其作用机制有可能是中医药对肝再生过程中的细胞周期发挥了调控作用，减少了癌变的几率，阻止或延缓了HCC的发生与发展。加强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必然加深中医药对细胞周期调控的认识，从而为维持正常的肝再生过程，防止肝癌（“坏证”）发生与发展。

3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内容

组织和器官再生大致可分为体内再生和体外再生两大类：体内再生是指损伤的诱导和促进组织在体内进行自我修复；体外再生是指在体外形成组织和器官，然后植入体内相应的部位。近年来再生医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组织干细胞和组织工程学的研究，骨髓来源干细胞的分化潜能为许多疾病提供了细胞移植与再生修复新的治疗手段。组织工程产品如皮肤、骨和肌腱等已经应用于临床，复杂组织和器官制造的研究也取得许多令人振奋的进展。

中医药发挥防治疾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直接作用于病原微生物；二是调控免疫机能间接作用于病原微生物和患病机体；三是减少和防止组织的病理损伤，促进已损伤组织的再生修复，防止损伤组织的异常再生而变生它病。前两个方面近现代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第三方面本是中医药发挥主要防治疾病作用的基本原理和特色优势，但因其作用机理的高度复杂性，尚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目前再生医学的主要热点是组织工程学，着眼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组织器官的修复和功能替代，而对于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医药在防治异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尚属研究“冷点”，是未来中医再生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随着中医再生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作用特点和优势将不断突现，必将成为再生医学研究的新“热点”。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展开研究：①研究中医药对“先天之精”的影响（提高禀赋）；②研究中医药对“后天之精”的影响（增强体质）；③研究中医药对骨髓和脏腑之精正常分化和再生修复的影响（维持和调控脏腑组织正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④研究中医药对骨髓和脏腑之精异常转化和再生之“变证”的影响（防止脏腑组织异常再生的作用及机制）。

4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思路

总体研究思路主要分系统整理、临床评价和实验研究等几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环节。系统整理主要是采用文献系统分析法，对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相关的研究论文、论著进行全面、系统的质量评估（定性分析），同时对符合条件的研究论文进行Meta评价（定量分析），以较全面准确地掌握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继承有价值的理论认识和临床经验，为临床决策或未来研究决策提供依据。

临床评价的关键是建立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目前，因组织再生是人体内损伤修复的生理机制，异常再生的病理机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临床尚未作为一个“病”加以对待，故西医尚没有组织再生相关的疗效评价标准，不可能直接采用西医的疗效评价体系。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虽有现实和潜在的特色和优势，亦非常关注异常再生变生“重证”、“坏证”等相关病证的防治，但由于缺乏异常再生病证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使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疗效和特色优势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须开展如下研究：在继承个体化诊疗和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与脏腑组织再生相关的病证标准、实验室指标和生存质量测定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中医药临床评价及质量控制方法学的研究，为利用和提供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最佳证据创造条件。

实验研究是探讨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机制的必要手段。急慢性疾病出现的组织损伤需要的再生修复，脏腑组织再生失常导致的“重证”、“坏证”等问题，以微观见长的现代医学，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调控。中医药注重整体动态调节，长期临床实践表明了中医药有可能通过调控脏腑组织再生以治疗急慢性病证，但由于缺乏现代语言的科学阐释，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十一五纲要”提倡自主创新，中医药理论与上千年的中医临床实践经验，无疑是我国医药自主创新重要的灵感源泉与物质宝库，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首先要解决中医药理论的现代传承及临床经验的科学表述。如中医药调控肝再生虽然有大量的临床实践，其中“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亦被证明是疗效肯定的中医药特色疗法，但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根本原因是肝再生机制极其复杂多变，完全是系统动态地整体调控，而中医药对肝再生的调控又具有多途径、多层次、多方位、多系统、多成分、多靶点、多时限系统作用的特点，给研究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随着现代系统生物学的兴起与不断成熟，给中医药调控肝再生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研究工具，通过找准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突破口，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完全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5 中医再生医学的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中医药调控皮肤、神经（包括周围和中枢神经）、骨再生等诸多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特别是“烧伤再生医学”以中医药“液化的方式无损伤的排除坏死组织”（减少损伤），以“原位干细胞培植的方式再生修复创面”（无疤痕皮肤再生）是对中医学“祛腐生新”和“既病防变”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在对现代再生医学产生影响的同时，为促进中医再生医学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人体组织器官的再生能力以肝再生最为惊人、最为复杂和最为奇特，一直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点关注领域。在急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肝再生与肝损伤在体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保持动态平衡，是维持肝功能正常和影响预后的关键机制。中医药广泛用于急慢性肝病的治疗，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对肝再生过程的整体调控，但却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内经》中“肾生骨髓，髓生肝”的科学内涵一直未被揭示，甚至连“肝主生发”的功能都未能与肝再生结合起来进行认识和研究。近些年来，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结合肝再生和骨髓干细胞的研究进展，我们首次提出“补肾生髓成肝”的科学假说，开展“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补肾生髓成肝”至少可通过影响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脏细胞和肝内环境（包括调控肝再生的细胞因子、肝内干/祖细胞）等3个途径或机制调控肝再生，这就为“肝再生”这一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提供更全面和更丰富的实验与临床资料，丰富了骨髓干细胞转化为肝细胞的机制研究和临床运用，阐发了急慢性肝病“髓生肝”、“髓失生肝”、“久病入肾”、“重病入肾”病因病机理论，为提高“补肾生髓成肝”调控肝再生以防治肝损伤、肝硬化和肝癌的临床疗效，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和基础理论支持，推进了中医再生医学的创立与成熟[4-6]。

6 中医再生医学的发展趋势

鉴于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是一个整体动态的复杂系统，采用日益成熟的系统生物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是强有力的技术手段，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在包括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基因组学主要研究生物系统的基因结构组成，即DNA 的序列及表达。蛋白质组学研究由生物系统表达的蛋白及由外部刺激引起的差异。代谢组学是研究生物体系受外部刺激所产生的所有代谢产物的变化规律, 揭示机体生命活动代谢本质的科学, 具有整体动态、综合分析等方法学特点, 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延伸，与中医的系统整体观相通。常用的方法是检测和量化一个生物整体代谢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建立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下，代谢整体的变化轨迹，反映某种病理生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生物事件[7]。从系统生物学的角度看，脏腑组织再生失常是因蛋白质网络和基因调节网络被“扰动”所致，而脏腑组织再生失常过程中出现的“证候”可能是蛋白质网络和基因调节网络被“扰动”后所发生的一种特异性变化状态。这一被扰动网络可通过其分泌到血液和尿液的内源性成分的改变以组、群、谱的特征反映出来，因此，反映脏腑组织再生过程中证候演变规律的“物质基础”将可能是组、群、谱集成的形式。特别是基于高场核磁共振（NMR） 技术的研究方法，并不需要进行样品的提纯，可以无损伤地监测组织代谢表达谱的改变, 动态评估代谢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定位相应的靶组织、作用过程以及生物学标志[8]。因而，对于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系统动态变化的规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技术手段。通过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医药调控脏腑组织再生的作用及机理，不仅可显著提高中医药治疗相关病证的临床疗效，而且可以实现中医药理论的若干突破与创新，使中医再生医学成为现代再生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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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我国保水剂研制始于80年代初，目前大部分产品已具一定规模。“八五”和“九五”期间在全国示范推广达1100多万亩。试验研究表明，在相同水肥条件下，使用保水剂可明显增加作物产量，增产幅度达10％-30％，节水节肥5％-20％；在花卉等经济作物上，使用保水剂可明显延长浇水时间（3-7天），花蕾大，持续时间长，经济效益高。在旱农试验区开展的不同保水剂使用量对春玉米保水、保苗的增产效果试验，结果显示保水剂对保蓄雨水效果较好，尤其促使了生长后期根区土壤水分的补充和提高，增产幅度达20％，果树定植使用保水剂的枝干粗壮，第三年测得使用保水剂果树茎周长较对照增加3.7厘米，并提前一年挂果。

现在我国实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结构调整和中西部开发战略，农业重点推广旱作节水技术，而抗旱保水技术是其重要内容。高能抗旱保水剂，是国家旱作农业示范建设项目重点支持开发的新技术产品。专家认为，此类产品极有可能成为继农药、化肥、农膜之后的第四大农用化学生产材料，其在农业应用中前景广阔。

海藻营养保水剂研究

项目简介：基于海藻在生长过程中可大量吸收水中氮、磷等营养盐特点，将江蓠制成海藻粉，用作营养保水剂。而以大型海藻作为营养保水剂在国内外均为首次，这种纯天然生物材料可完全降解，不会造成任何污染，并可以提供植物氮、磷、钾和其他多种微量元素，及一定量植物生长促进剂，有利于植物生长。

海藻保水剂能够吸附达到本身重量几十倍的水分，并能缓慢释放出来，从而减少水分的蒸发，在完全没有降雨的情况下保证树苗三个月不会枯死，有利于春季造林树苗存活；到了夏季，有了降雨，已经干燥的海藻粉又可以吸水膨胀，重新恢复保水性能。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意义：海藻保水剂实用方便，易操作，成本低廉。

农用高分子保水剂

项目简介：农用高分子保水剂是一种高吸水、高保水树脂，施入土壤后能吸收和保持自身重量成百上千倍的水分，并能缓慢释放以供植物利用，在节约农业用水、提高种子出苗率、促进作物生长等方面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该项目研制成功的农用高分子保水剂性能经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结果可达到日本住友化学公司的Sumika gels-50系列产品的性能指标，系省内首创。可广泛应用于植树造林、园艺绿化、节水农业等方面。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高效保水生物肥推广应用

项目简介：该产品含有活性有益微生物，每克肥料中含嗜热性侧孢霉1.08亿个（活菌数），除此还含有一定量的固氮菌和解磷、解钾细菌。在发酵过程中嗜热性侧孢霉将有机物分解，合成有机质或腐殖酸等，据测定腐殖酸含量为25.13%～30.90%，其中黄腐酸含量为4%，它分子量小，活性强，是一种新型的植物生长激素，能促进作物高产，提高作物品质，使生物有机肥有特殊肥效；其次是嗜热性侧孢霉入土后能快速生长繁殖，既能附生在根外，又能侵入根内和作物共生，形成“菌根菌”。作物根的周围，生长很多有益的根际微生物，它们生活在PH值为6.8～7.2的中性有机肥中，由于它们快速生长繁殖，对土壤中的土传病菌起到抑制或杀灭作用。

所处阶段：成熟应用阶段

土壤改良保水增效剂产业化研究

项目简介：该项目产品主要原料为乌鲁木齐地区火力发电厂的工业废弃物――粉煤灰。项目完成后，年处理粉煤灰9万吨。乌鲁木齐地区有4个大型火力发电厂，每年产生粉煤灰约500万吨，不仅占用大量土地造成资源极大浪费，而且已成为乌鲁木齐地区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乌鲁木齐地区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粉尘污染）。新疆是少数民族集聚区而且主要分布于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对新疆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战略意义。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意义：该项目应用价值高，农民易于接受，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尤其是对南疆地区脱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低成本耐盐碱新型保水剂研制

项目简介：无机矿物表面存在大量亲水性硅羟基，通过简单处理可与烯类单体有效的接枝，增强复合保水剂的凝胶强度，形成具有高吸水性的有机-无机复合吸水剂。同时无机矿物中有多种作物所需的微量元素如钾、铁等，应用于农林和生态时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营养作用。该研究工作通过系统条件实验，筛选出了最佳的制备工艺条件，小试放大实验表明工艺稳定，重复性好。

该新型保水剂无机矿物的加入量达30%时，对纯水和生理盐水的吸水倍率分别达950g/g和80g/g；反复吸水-失水5次后吸水率仍高达初始吸水率的85%以上，比目前单一的丙烯酸类保水剂使用寿命长。

所处阶段：初期阶段

意义：该类复合保水剂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制备方法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复合型多功能农用保水剂研制与应用

项目简介： 该项目采用“水溶液聚合分项控制合成法”专利技术生产高吸水性树脂，有效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爆聚问题。选择特殊交联剂，解决了无机养分、无机吸水矿物、植物生长调节物质与高吸水性树脂复合工艺技术难点，使产品一次产成率达到85%以上。从物理保水、提高根系吸水能力等方面改善保水剂的功能，形成了集保水、供水、保肥、供肥、调节作物生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产品，提高了水肥利用率。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意义：该项研究整体水平上达到国内领先，在产品多功能、长效低成本、耐盐性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非金属矿物高分子吸水保水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

项目简介： 该项目研发出了新一代高吸水性材料―非金属矿物/高分子吸水保水复合材料。采用“矿物针对性深加工-矿物在聚合单体溶液中稳定分散-水溶液聚合复合”一整套工艺技术，将我国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非金属矿物复合到高分子保水剂中，制备了具有综合生态环境效应的层状硅酸盐/高分子吸水保水复合材料、架状硅酸盐/高分子吸水保水复合材料、无定形硅酸盐/高分子吸水保水复合材料等几个系列的功能复合材料十多种，其吸水保水等性能达到和超过《农林保水剂》（NY 886-2004）行业标准，产品原材料成本降低20%～30%。

所处阶段：成熟应用阶段

植物用高效复合保水剂研究

项目简介：该项目进行了植物用高效复合保水剂生产研究。试剂采用自由基水溶液共聚合法，单体以水溶液形式使用，采用的水溶性不饱和单体为非离子型含亲水基团的丙烯酰胺，采用的阴离子单体为丙烯酸钾。聚合引发体系为氧化还原引发体系，氧化剂为过硫酸铵或过硫酸钾，还原剂为偏重亚硫酸氢钾或亚硫酸氢钠，交联剂为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促进剂为三乙醇胺，复合添加剂为纳米蒙脱石和无机矿物质。

所处阶段：成熟应用阶段

意义：该项目已建成一条年产3000吨生产线，达到工业化生产规模。产品无毒无害，达标合格。产品适用植物保水。

抗旱保水剂在树种造林技术上应用

项目简介：该项目通过研究和应用保水剂施用综合配套技术，提高了造林成活率，促进苗木生长，减少了补植补造成本，充分发挥了各类人工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东川小江干热河谷地区建立了多处试验示范林，筛选出最适宜的保水剂用量为40g/株，并且研究了此剂量下土壤理化性质和肥力的影响，从生理生化角度研究了缓解苗木水分胁迫的机理，解释了保水剂的作用机理和途径，提出了科学的施用技术。项目引入的丙烯酰胺的多聚物保水剂，保水时间长，促进苗木生长显著，造林成活率达85%以上，处理苗木的高、径生长比对照提高30%以上。

所处阶段：初期阶段

意义：该项目将产品紧密结合干热河谷特殊气候环境，研究提出了综合配套技术，在类似地区尚属首次，对推动该地区的植被恢复和生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淀粉接枝丙烯腈和AMPS合成土壤保水剂研究

项目简介：该项目以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有资源优势的红蓍淀粉，研制成功了具有较高吸水性的高吸水性树脂。该项目研究发现多元化单位的存在可以明显改善最终产物的吸水性能，把第二单体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引入淀粉与丙烯腈的接枝共反应的制备高吸水性的树脂，获得了具有较高吸水能力的高吸水性树脂，还能缩短化的时间，从而大幅度减少高吸水性树脂的合成时间。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意义：利用淀粉研制高吸收水性树脂是高吸水性树脂工业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

牧草控释肥和苗木保水袋研制与应用

项目简介：该项目以尿素和甲醛为原料，生产出脲甲醛肥料。具缓释性能。施用于土壤后，经降水或灌溉分次溶解下渗，经微生物分解后被牧草吸收利用。成品他氮＞38%，缓释期3个月至1年。技术成熟，适用于我国北方半干旱石灰性土壤地区。产品无毒、无公害。研制了苗木保水袋，用双层或多层袋将保水剂与石灰性土壤中的钙质隔离，以保全保水剂的能力，属首创。不须多次重复浇水，节省劳力，节省水资源，使缺水地区也能栽树。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意义：适用于我国北方的石灰性土壤地区的宜林地、退耕还林地、固沙及护路、防风等目的植树造林。产品无毒无公害。

超高吸水性新型功能高分子材料

研制开发及应用

项目简介：该项目采用辐射聚合，并结合使用高分子量聚乙烯醇双丙烯酸酯交联技术，生产高吸水性树脂，采用碳酸氢按等与氨水联合中和，反应温和。生产的高吸水性树脂平衡吸水倍率稳定在4000g/g，在0.9的盐水中吸水倍率120g/g。延伸开发出抗旱保水剂、种子包衣剂、土壤改良剂分别应用于大田作物、造林、果蔬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用前景广阔。

所处阶段：中期阶段

智能型节水控制系统推广应用

项目简介：该系统蕴含了多项国内外先设计思路与方法。给水器部分机电一体化，结构新颖，可以像普通水龙头一样安装在供水管路上，系国内首创，控制部分采用了单片机进行运算处理，使用“函数计量”方式，节省了相关器件造价，外型更精巧。用户卡内为多重运算加密，智能型节水给水器防水、防盗，防恶意破坏，防电磁干扰，一卡多用，使用方便，安全可靠。按装该系统后，实测节水率达30%以上，中试实验场所年节水可达25万吨左右，节水效果显著。

所处阶段：初期阶段

意义：该课题研究成果，可以改变原有用水方式和用水习惯，由随意用水变为有偿或限额用水，和用户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使其用水意识和用水观念得到了更新和转变，良好节水意识自觉强化、巩固和深入。

塑料大棚节水灌溉装备与自控技术研究

篇4

关键词：屏边县；草果；栽培；管理；对策

草果（Amomum tsao-ko Crevost et Lemaire）是姜科豆蔻属多年生常绿丛生草本植物，具有较高的食用、药用、经济和生态价值，为我国重要的食品调料和传统药材。草果是阴生植物，不耐强烈日光照射，喜有树木庇荫，温暖而阴凉，雨量充沛的山区气候环境，以林木荫蔽度为50～60%，海拔650～1500米，年平均气温18～20℃，空气相对温度80%以上的亚热带林下温润而富含腐殖质的森林黄壤、棕壤的阴坡最为适宜。云南省是我国草果的主产区，其草果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屏边县多雨湿润的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草果的发展，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使屏边成为云南草果的主产区之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制约着草果的生产发展，导致我国草果市场供不应求，每年都要从越南等国进口一部分草果，用于补充市场。草果产业，是屏边巩固造林绿化成果，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绿色经济强县的重要产业之一，这是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屏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根据屏边县目前草果产业发展中暴露出的许多突出问题，为保证草果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针对性措施。

1、屏边县草果产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屏边县栽培草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大规模的种植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屏边和全国一样，正从动乱年代的后期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对经济发展的渴求，促使全县千方百计寻求发展经济的路子，但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边陲小县，税源极其匮乏，发展经济，困难重重。经过认真调查和筛选，发现种植草果是一个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的致富项目。因此，政府鼓励农户种植草果，信用社给予贷款支持，全县上下掀起了一种植草果的热潮。到1990年，天然林下草果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公顷，进入盛产期，平均每公顷产鲜果1650千克，年总收入990多万元。在当时，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只有400多万元的小县来说，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之后，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草果产业的收入也在成倍增长，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靠种植草果致富的农户达3200多户，年收入4万元以上的就有380多户。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在天然林下种植草果，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和财政税收，不利的是，对天然林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为草果要求周围的林木具有适当的荫蔽度，多余的荫蔽度会导致草果生长不良。同时，草果周围的草本和藤本植物及幼树必须全部清除，多余的荫蔽度也必须清除，才有利于草果的生长。因此，在天然林下种植草果，必然要伐除部分树木，导致天然林内由乔木、幼树、草本、藤本等构成的复杂林层结构变成只有乔木层的单一结构，这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县委，县政府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1996年，出台文件，及时叫停天然林下草果种植项目。文件规定：在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内种植的草果一律清除；在其它天然林内种植的草果，不允许进行管护，有多少产量采收多少，让其自生自灭；今后的草果产业在人工林下进行发展。

1997年至2001年，在人工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Lamb.）Hook.）和旱冬瓜（Alnus nepalemis D.Don）林下种植草果试验获得成功。经对比试验，旱冬瓜林下草果的产量远高于杉木林，同样的经营管理水平，旱冬瓜林下草果每公顷产量达3375千克，而杉木林下草果产量每公顷只有1607千克，前者是后者的2.1倍。究其原因，一是旱冬瓜林内空气湿度高于杉木林；二是旱冬瓜有根瘤菌，是一个很好的涵养水源和改良土壤的落叶树种，落叶作为绿肥，腐烂后，增加了土壤肥力，其根瘤菌可以固氮，补充土壤肥力。2002年，屏边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主要树种就是旱冬瓜。屏边多雨潮湿的气候特点，使旱冬瓜生长迅速，2-3年即可郁闭成林。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增加农民收入，屏边县积极引导农户在退耕地旱冬瓜林下大面积种植草果。县林业部门每年培育草果苗1000多万株，无偿提供给农户种植。至2012年，退耕地和荒山荒地旱冬瓜造林保存面积达7355.32公顷，旱冬瓜林下草果已发展到4830公顷。

2、屏边县旱冬瓜林下草果种植存在问题

过去，屏边县在天然林下种植草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是因为天然林腐殖质丰富，土壤肥力高，林内湿度大，农民不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不需要投入什么技术，稍加管理，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收成。但人工林就不同了，它的立地条件和天然林有天壤之别。旱冬瓜人工林，在造林之前，有的是农地，有的是荒山，土壤肥力低，腐殖质很少，林内湿度也比较低。但决策者、规划者和农户都没有更多地去思考过二者的区别，对草果产业发展存在的困难认识不足，导致草果种植出现很多问题。

2.1 规划不够科学合理

2004年，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旱冬瓜林下草果种植培育成为全县百万亩绿色产业之一。加之，农民过去也从种植草果中得到很多实惠，因此在政府的大力倡导、林业部门无偿提供草果苗的大力支持之下，农户种植草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一时间，全县遍地开花，退耕地旱冬瓜林下种植的草果面积占到该树种造林面积的66.6%，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为草果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特别是对空气湿度的要求就更加苛刻，如果空气湿度低，草果生长缓慢，即使能生长，也只开花，不结果。因此，草果的发展，同样要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在山梁等水湿条件差，以及难以修建灌溉设施的地方，就不宜推广种植。

2.2 旱情严重，成活率低，报废面积大

草果最怕的是干旱，据统计，2010年大旱，屏边县当年新种植的300多公顷草果，基本全部报废。多年连旱，死亡面积达1893公顷，占总面积的39.19%。成活率在95%以上的只有2100公顷，仅占总面积4830公顷的43.48%，其余面积都要重新种植和补种。

2.3 技术推广力度不够，栽培技术落后

在退耕地内种植草果，农户仍然沿用过去在天然林内种植的老办法和土办法。种植时，不打大塘，不施底肥，天旱时，不浇水，导致成活率低、生长缓慢。

2.4 经营管理粗放

大部分农户在种植之后，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日常管理随意性大，重栽轻管的思想严重，管护投入很少。没有规范地对草果苗进行除草、扩塘、松土、培土、施肥、浇水等生产管理活动，导致产量很低。

3、加快屏边县草果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抓示范和科技培训，带动产业整体经营水平的提高

每个乡镇确定1至2名草果产业发展技术带头人，把这些带头人集中起来进行培训。以早实、优质、丰产为目标，加大县级草果科学种植和集约经营管理示范区建设力度，以示范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技术作为培训教材。再在每个乡镇建立乡级示范点和村级示范点，让农民到示范点参观、学习草果栽培、管理的先进实用技术和经验，以及丰产致富的实际例子。用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推得开的成功经验去带动和指导面上生产，全面提高草果种植和集约化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层层抓示范，促进全县草果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迈进。

3.2 加强园地整理，抓好补植补种

对干旱造成的草果报废面积和成活率不足95%的种植面积，林业部门要继续提供草果苗扶持和技术指导，做好补植补种。一般以夏末、初秋为宜，此时雨量少、气温高、日照长、杂草生长量大、种子尚未成熟，这个时段整地有利于曝晒挖出来的空塘和土壤，达到改善土壤通透性和充分消灭病、虫、草害的目的。打塘后15-20天回塘，回塘时先填放杂草、枯枝落叶物和地表土，约占塘总深度的一半，然后用取出来的表土拌堆肥、厩肥和火烧土等作底肥，回填至呈龟背状待移植。采用盲苗移栽：一般株行距为2.5×2.5m，种植塘规格为50×50×30cm。选择生长健壮的幼苗，苗高35-40厘米，地径1厘米以上，根系8-12条，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每塘栽植2-3苗。要使苗木根系在塘中自然舒展，填土后用脚踩压实，浇水。

3.3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建设配套设施

为了提高抗旱能力，旱冬瓜林下草果种植，除了分布在阴坡、半阴坡，并且水湿条件较好的沟箐地段之外，其余的都要修建水池、水窖等灌溉设施。按目前10公顷草果园，配15立方米水池（水窖）1个，平均每个水池（水窖）加水管等附件设备共需3400元计算，全县建483个水池（水窖），需投资164.22万元，采取农户投工投劳和自筹60%，县财政补助40%的办法，按目前的经济水平，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也是不难办到的。

3.4 加强园地管理，提高草果产量

草果的茎，分直立茎和根状茎。直立茎由横走根状茎上的叶芽生出。根状茎在地下匍匐延伸，又称匍匐茎。由直立茎基部膨大处和根状茎节间向两侧对称生出新的匍匐茎，起支撑和储蓄养分的作用。如果不做好草果园地的施肥和培土，就会造成草果营养不良。为了得到足够的养分，草果的匍匐茎就会拼命向四周扩展延伸，匍匐茎生长到一定的程度便会向上抽出新芽，次年长成新的植株，这种现象叫“散蔸”，如果“散蔸”现象出现，就意味着丛生的草果变成了散生草果。散生的草果一般很少结实，即使结实，产量也非常低。因此，草果进入成龄期后，必须及时施肥、培土和截根，并采用滴灌技术，增加土壤和空气的湿度。

为了避免“散蔸”现象的发生，每年都要进行施肥和培土，并截断多余的匍匐茎。一般在11-12月草果采收后进行，把老植株割除后，每丛施腐熟干细农家肥1.5-2公斤，钙镁磷氮等复合肥0.5-1公斤，腐植土（山基土）3-5公斤，拌匀后直接撒施于草果丛周围。并在草果植株四周1米处进行15-20cm深度的松土，截断过多过长的匍匐茎，防止“散蔸”现象发生。

篇5

根据现有资料，波兰共有10所高等院校为农业高等院校或设置有农业相关学科的高校，这些院校是农业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这10所高校仍旧有7所以农业命名，其他3所虽然名字中没有农业，但是农业科研仍旧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些大学的前身就是农业大学。10所学校分别为:华沙农业大学、奥尔什丁瓦尔米亚玛祖里大学、波兹南生命科技大学、卡拉科夫农业大学、弗洛兹瓦夫农业大学、希尼亚德茨基农业技术学院、绿山城大学、卢布林农业大学、什切青农业大学、波德拉斯大学农学院。10所高校既有共同之处，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在进行高等农业教育的同时，在农业科研领域也取得了丰富成果，为波兰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波兰农业高等教育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现代农业学科设置全面

首先，从总体上看，这10所高校都表现出学科门类齐全的特征，为其农业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波兰的高等学校一般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实验室有配套齐全的仪器设备和合理的科研及辅助人员，具备开展科学研究的优越条件。华沙农业大学拥有从生物、技术到医药、经济、人类学等广泛的研究领域，设立农学、兽医药、园艺、木材技术等学院。全面的专业设置使得华沙农业大学能够进行包括农产品生产力改进、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多种影响、气候变化、食品安全、农业经济形势变化和人类食物消费与营养等多个方面的农业科学教学与研究。同样，奥尔什丁瓦尔米亚玛祖里大学经过科学和高等教育部批准设立了完备的四级科研单位分类:包括食品科学、动物医学、环境设计和农业、环境保护和渔业、动物生物工程、人文科学和神学系的第一类;包括生物、大地测量与土地管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学部的第二类;包括经济学系以及法律和行政第三类;以及被认定为第四类的技术科学学院。其他农业高校中，创建于1870年的波兹南生命科技大学则拥有7个学院，涵盖农学、森林学、动物繁育及其生物学、木材工艺学、园艺学、食品科学与工艺学、土地开垦与环境工程学等学科。卡拉科夫大学成立了三个科研集群，利用各种资源进行科学研究，加强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为科学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通道等等，从而为包括农业经济、生态、资源保护、渔业、土地测量、资产评估和食品和物流相关科学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等。

(二)农业科研影响力不断提升

这些不同的大学，都在学科设置上尽其所能，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丰富，交流方便的特点，农业相关学科设置全面，也就为农业教育和科研提供了绝好机会进行知识传播、信息沟通，从而产生新观点与想法。卡拉科夫大学除了创办独具特点的研究集群以外，还举办了专题研讨会，分别在农业工程技术、麦芽发酵与酿造、动物育种和繁殖以及农业与生态环境方面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提高和促进了大学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对奥尔什丁瓦尔米亚玛祖里大学而言，经欧洲兽医教育机构协会(EAEVE)宣布，其兽医学院符合欧洲的教育标准，这是欧洲120个兽医学院中，为数不多的获此殊荣的机构。类似地，通过加强科研、大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等方法，其他院校的影响力也不断提高。

(三)教学科研与实践紧密融合

波兰农业高等院校立足于农业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将教学科研与学生的动手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理论与与实际结合的能力，从而在高等农业人才培养和农业科学研究上都得到一定成效。什切青农业大学基于苏格拉底/伊拉斯谟实现教育方案，其研究目标是与继续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学生交流，师资交流，实行学分制度(欧洲学分转换系统)，将学生纳入强制性的国外研究课程;而波德拉斯大学农学院作为新设不久的农学院，则侧重作物与环境关系以及耕种方式和农业机械的研究领域;弗洛兹瓦夫农业大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重视环保和动物繁殖研究特色的专业设置，在有关地球化学变换和在退化土壤改良中的化学降解、植保机械的开发利用、有机质和土壤肥力改造、波兰土地在农村转化过程中的政策等方面问题研究都具有特色，其研究基于长远发展，实践意义和互动性强。根据各自历史、所处区域和发展方式的不同，各个大学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不同特色使得各个高校的农业科研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这为其获取资金、进行农业科研带来了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优势。

(四)具有鲜明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特色

波兰各农业类高校还进行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农业科研与国际水平的接轨，也保证了教育出来的农业高技术人才能够迅速跟上时代步伐。卡拉科夫大学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多个项目合作方，并进行相关科学研究;弗洛兹瓦夫农业大学与众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都有合作关系;卢布林农业大学通过与欧洲和其他大洲的国家科研机构签署协议，实现国际合作。这些国际化的努力，正符合波兰融入欧洲的大背景，得到了波兰政府和欧盟资金的支持，在近20年，特别是波兰加入欧盟后的几年里，为促进波兰与欧盟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互信合作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交流基础。波兰高校已经加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波兹南生命科技大学和前文提到的绿山城大学一样，也已经加入欧盟伊拉斯谟交换生计划与达芬奇计划，与国外多所大学建立的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大学与技术大学于2001年合并的结果而建立的绿山城大学，则突出其参加欧盟框架项目的特点，与国外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学生可以通过欧盟大学交流等项目、教员通过国际研究项目的交流与沟通参与到研究中去。

二、波兰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比较借鉴

波兰高等农业教育系统的科研活动，为波兰农业发展培育农业科研人员、提供基础科研环境，是波兰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的农业高等教育来说，由于两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深受前苏联高等教育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因此，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两国的高等农业教育仍旧还保留着部分政府管制的痕迹。在探求新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波兰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给了我们一些有用的启示。配合国家高等教育改革，适当给予农业高等院校更多的管理权限。特别是针对农业科研领域的地域性特点，让各个农业高等院校自主决定研究的重点与方向。同时，对农业技术推广领域的继续教育，也使得农业高等院校能够根据各自服务的农业生产区域的特点，设计实施相应的科研方案和推广方法。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的农业院校不可能在专业设置和科研项目上完全一致，而是考虑到地域性特点、结合实际，才能更好地发展。结合加入欧盟的实际，紧密联系欧盟其他国家高等农业院校，加速高等农业教育与科研发展的步伐。加入欧盟前后，波兰农业高等院校也经历了迅速发展的过程。为适应欧盟要求而增设的科研项目，多数都能够在欧盟框架下与欧盟老成员国相应机构对接，通过研究的合作得到互利共赢。我国农业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科研，在近几年国家重视农业的政策大背景下，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相应地研究要想保证可持续性，需要有稳定的政策支持。为此，农业教育和科研既需要加速发展，同时也要保证发展的质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三、中波高等农业教育合作路径

波兰高等农业教育具有学科门类齐全、拥有各自特色方向和对外合作经验丰富等特点，这对于促进其农业科研进步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提到的10所波兰农业高等院校，都有着较强的农业科研实力，且多数承担了欧盟农业相关项目，因而能够很好地促进农业科研与教育的结合。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能够与这些高校建立起相应的联系，寻求可能的合作，不仅可以有效地加强双边农业教育科研相关合作与交流，而且，对于促进农业产业合作、了解欧盟农业政策、掌握欧盟未来政策与市场动向都十分有帮助。

(一)合作现状综述

中波两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已有多年合作历史。中国与波兰的合作由来已久，以往的合作既有农业科研合作，也有相关农业科研人员的教育培训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波兰华沙农业大学曾经与吉林农业大学就小浆果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波兹南生命科技大学曾经与山东农科院等机构有合作协议;弗洛兹瓦夫农业大学曾经与湖南农业大学等在采矿和冶金等方面合作，并建立合作办学关系等。此外，两国高校的留学生也促进了双边农业科研交流与合作。

(二)双方合作优势探讨

对于中国与波兰波兰高校农业科研合作，应当通过双边的学术交流与增进互信，加强农业科研合作，立足以往合作成果并推动双边进一步合作。在两国合作过程中，要注重合作领域、机构和方法的选择，并因人、因事和因地不同而灵活处理合作的具体方式，充分利用双方各自的优势，争取达到双赢的效果。具体地，还需要根据波兰不同大学特点和以往合作历史，相应地有侧重点。可以选择波兰华沙农业大学、卡拉科夫农业大学进行植物育种方面的合作;弗洛兹瓦夫农业大学、什切青农业大学进行动物育种方面的合作。并且可以应用弗罗兹瓦夫农业大学与国外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合作经验，与立陶宛、德国、拉脱维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等众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考虑到各个学校的不同发展和侧重点，在兽医药方面，建立与奥尔什丁瓦尔米亚玛祖里大学的合作，并加强与希尼亚德茨基农业技术学院和什切青农业大学在食品科学方面的合作等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利用这些农业高等院校的优势，促进中国农业科研的发展。

(三)重点合作领域分析

中波两国未来进一步合作的主要领域主要取决于各个农业高等院校的自身实际情况。一般来说，高校偏重教育、比较重视理论基础，农业科学研究多数从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着手。而中波两国气候存在差异，农业生产有一定差别，使得两国农业生产田间管理方式不尽相同，未来进一步合作的主要领域应当着重于基础研究层面的基因技术、育种、兽医药研制、食品科学、海洋生物研究以及生物能源等等，而不是偏重于操作层面的耕作类研究合作。由此可见，如果相关合作由两国农业高等院校类偏重科学实验方面的相关学科承担，应当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波兰作为欧盟新成员国，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比较接近，许多科研与工作人员在研究和发展方面都有比较相同的思路与方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能够找到更多共同点，也有利于双边开展农业科研合作。当然，农业科研合作是为未来进一步农业合作提供基础和前瞻性分析，其本身应当是开放式的，不一定要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而应当比较灵活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合作领域。特别是考虑到留学生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可以起到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应当邀请两国留学生参与进来。

篇6

一、道的升华：刑法基本理念的廓清

《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用今天的话讲，道指抽象的一般规律的，而器指具体问题或具体事物。十七、八年前，有的学者提出要超越注释法学，并试图寻求自然法意义上的刑法[1]，于是乎关于刑法哲学的研究开始兴盛。不过，直到今天，何为刑法哲学，乃至应否存在这样一门学问，仍莫衷一是[2]。无论怎样，刑法学研究总要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即对于基本价值的确认和弘扬，而刑法之特殊存在，又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定性，因而也就有其特殊的功能（或言工具性价值），所以刑法学研究首先要面对两类价值：一是，通过刑法所要实现的价值，如正义、秩序等；二是刑法（实际上是刑罚）固有的工具性价值，如强制、剥夺等。正义、秩序、人权、自由等等价值，是社会共同的价值，不只是通过刑法来实现的，而在这一实现中，刑法（主要是刑罚）是被作为手段或者工具来看待的。对于刑法（实际上是刑罚）的工具性价值，是可能作为前一类价值实现工具的存在意义，或者说刑法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特有的强制性，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效用。以目前刑法哲学或者刑法基本理念所研究的视野，基本上在探讨第一类的价值，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二类的价值，然而第二类价值恰恰是刑法存在的意义所在。

对于第一类价值的研究，是崇高但是又令人沮丧的。言其崇高，是因为这类价值是永恒的话题，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但何为正义、自由，则众说纷纭。这类价值，总具有“空核”的特征，在不同人看来，其内容是不同的，实际上不同人作了不同的赋值而已，所以每个人都在谈正义，但是谈的都是他们自己定义的正义。能否说，如此研究基本上以道德哲学来诠释通过刑法而实现的价值呢？无论怎样，对于正义这类价值或者理念的理解（或者赋值）应从现时的社会文化出发，从理性的一般人的角度去界定这些价值的具体内容。

对于第二类价值的研究，则多为研究者所回避。以个人的感觉，眼下谈“强制”、“剥夺”、“犯罪化”、“重刑”、“严打”乃至“意识形态”，多少有点“理论不正确”[3]的“负疚感”。然而，刑罚的存在就是意味着强制和剥夺吗？只不过，我们需要的是，合理的强制与剥夺而已。而判断合理与否，又不能以观念上的好坏来评价，而要看是否符合现实的情势：当犯罪率高发、民众安全感低的时候，偏偏要刑罚无区别地向“轻缓化”大步迈进，当政府调控社会的手段有限，却强调用更多的用民事和行政的手段来替代刑事的手段，当国家基本意识形态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却实质上奉自由主义学说为真理，学术与现实形成如此差距，无怪乎实务界对理论界的“本能”排斥。学术独立和自由，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不过，当刑法学研究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则必然懈怠其应有的责任。毕竟，刑法学是实用法学，而解决实际问题是研究的根本，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

对于第二类价值的研究，多少带有政治哲学分析的色彩了。确实如此，如果探讨刑罚本身的正当性问题，一定会追溯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而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非如此。刑罚的实施者与承受者之间，正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诸如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等原则都可以看到政治哲学在刑法领域中的表态。最近探讨较多的“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划分”问题，本质即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划分问题。[4]所以说，刑罚权的运作和政治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学术独立与自由，对政治要有清醒的态度，应保持必要的超然，但是如果学术研究对政治不作必要的反应的话，采取“超现实主义”的态度，则近乎风花雪月，却不食人间烟火。

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更为复杂，也更容易惹起争议。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法学者即提出“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5]，实际上主要是去除苏俄时期以来的阶级学说。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提出“去苏俄化”的观点。[6]然而吊诡的是，在学术和思想体系都被类型化、符号化的今天，当抛弃一种意识形态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7]。在以往的刑法学研究中，意识形态的表述痕迹比较明显，如今在教科书中的痕迹并不清晰了。但是，如果涉及到基本问题时，则意识形态的观念诱导作用仍十分强烈。以笔者陋见，与其标榜学术的纯粹而孤芳自赏，不如因应（当然不是迁就）特定的政治现实，提出目前能够形成共识的政策和策略，当然包括刑法中制度和规范的改良。

这两类价值，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以刑法学研究的视野看，即应强调第一类价值对第二类价值的约束。虽然第一类价值的存在“空核”的特征，但是，对于其外延总是存在相当共识的。比如，从正义观念可以推导出比例性原则，就惩罚而言，成比例的惩罚才是正义的，反之则是不正义的。由于第二类价值的实现，是以实现第一类价值为目的的，所以判断第二类价值究竟呈现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其评判标准还是以第一类价值来衡量的，即便后者能够提供的标准并不总是确定的，并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影响。

二、器的完善：刑法方法论的进步

最近几年，法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与运用日益关注。虽然对何为方法论、如何讲授方法论，如何运用方法论，看法不一，不过，在方法论上保持自觉的态度却日渐成为一种趋势。刑法方法论的研究，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然而，关于方法论的知识和关于方法论的实践，应当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以最近关于许霆案定性问题的探讨，在如何解释“盗窃金融机构”，犯罪与民事上不当得利的关系，乃至如何解释“盗窃”、“诈骗”等问题方面，存在不小的争议，尘埃落定后，以解释方法看待诸论者（尤其是刑法学大家）的论述，则会明显的发现，其使用解释方法的不同，简单罗列其差异点包括五个方面：（1）坚持客观解释论，还是主观解释论；（2）各解释方法的使用次序问题，尤其是文义解释应否具有第一性；（3）论理解释的根据；（4）通过不同方法解释得出的结论且相持不下时，是否应采用“法律存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5）犯罪与民事侵权、不当得利的关系，即是否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外，围绕刑法第63条的解释适用问题、量刑的问题、类比推理[8]，等等都有所热烈的争论。形成争议，以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一是，对刑法（尤其是刑罚）基本理念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上文提到对通过刑法要实现的价值和刑法的工具性价值的认识不同；二是，方法论的不同。关于这两点，只要坚持学术自由，永远都是形成学术争议的根源，而且根本无法强求一致。唯一能够做到的，无非是保持研究分析的合逻辑性、合历史性和合事实性，而这实际上又是方法的问题，即分析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

刑法的方法，包括哲学上的方法论和一般认识方法。[9]哲学上的方法论之于刑法上的指导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变迁，其精神脉络可以明显看出哲学对刑法学影响的变迁：古典三阶层犯罪体系，受到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10]；拉德布鲁赫、迈耶、麦兹格、沃尔夫的犯罪论体系，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11]；威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的哲学根据是现象学和本体论理论[12]；罗克信则声称自己的犯罪论体系是尝试将新康德和新黑格尔思想重新处理[13]；而雅各布斯则用社会体系理论（首先是卢曼的理论）的概念和范畴来表述刑法信条。[14]因而，对于德国刑法学关于犯罪理论体系的介绍和研究，忽视其背后施加影响的哲学方法论，则基本上是看到了花朵，而不知道用了什么花肥和土壤。显然，如果引用某种理论的话，负责任的研究起码应清晰地告诉读者：被引进的理论为什么会如此呈现？从比较研究方法看，结论不是最重要的，形成结论的过程是重要的。

我国刑法学理论，主流仍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5]，然而，具体研究中是否坚持或者贯彻，就说不大清楚了。比如，在犯罪论体系的研究中，如何看待“社会危害性”理论？所谓有无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危害性大小的评价，是一种价值评价，而且这种价值评价首先不是以规范的评价出现的；“社会危害性”的具体判断，是以综合事实为基础的。如果以新康德主义的方法二元论（即价值不能从存在引申出来，只能从价值引申出来），则这种社会危害性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所谓社会危害只是一种存在，不能直接得出价值上的判断，而价值判断必须借助规范来实现。然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是方法一元论的，即价值是内在于存在的，对社会危害有无及程度的事实判断，实际上也在进行价值判断。所以说，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首先是事实的判断，同时也在进行第一次价值判断，其功能在于说明某一行为是犯罪的实质根据（立法上），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被追求的实质根据（司法上）以及某一不作为犯罪的实质根据（保障人权）；而规范评价是第二次价值评价而已，即以规范所承载的及所可能具有的价值来进一步过滤第一次价值判断的结论。当然，进行第二次价值判断，并非直接的价值判断，而是直接以承载立法者价值的规范来进行判断。以笔者浅见，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必然是排斥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论体系研究，“问题不在于受何种哲学影响，关键在于这一犯罪论体系是否具有逻辑性和实用性”。[16]这种提法是否反映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呢？以学术研究来讲，恐怕还是要有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基础的，否则体系就失去其内在的一致性。当然，建立某个体系并非一定要依靠既有的哲学理论，也可以塑造自己的哲学基础，只是如此需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关于刑法学的一般方法，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包括法律技术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前者又包括刑事统计的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方法、比较方法、历史的方法、数学方法和控制论的方法。[17]我国刑法学理论基本上认可分析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以及历史的方法。有些学者提倡刑法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以笔者陋见，更主要是数学模型的方法，属于分析的方法而已；至于说能否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对刑罚进行经济学分析，当然可能也是必要的，不过，这时的研究已经不属于刑法学研究的范畴了，刑法（实际上是刑罚）的经济分析，不属于刑法学（狭义的）范畴。

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在所谓刑法注释学（或者说刑法教义学、刑法信条学）中十分重要的。实际上，任何人（包括非专业人士）在理解和解释刑法某一条文时，都在有意或无意、合理或不合理地运用刑法解释的方法。对于刑法学研究而言，重要的是，在解释刑法中如何遵循一定的解释规则。萨维尼说：“不能根据自己的品味和喜好来选择四种不同类型的解释[18]；必须将这些不同的行为统一起来，解释才能奏效。不过，有时是这种解释的地位突出，有时则是另一种解释，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这个方向不能变。”[19]在不同解释方法之间，是可以建立一定次序的，对文义解释被普遍视为是首要的，“只有在‘多义’的语词意义中，也即辅助的意义中，其他的解释方法能有机会发挥作用。”[20]对于刑法解释方法而言，强调文义解释的首要地位，更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当然，如此并非否定其他解释方法的意义，只是强调不同方法之间的次序作用和文义解释结论对其他解释方法结论的约束意义。至于论理解释如何运用，尤其论理解释的根据问题，则需要认真研究对待。其中，在进行所谓目的解释的时候，法的精神和事理应该是着重考虑的两个要素，而法的精神具体体现如何，以及如何把握事理（即现时公众的一般观念）则又是很复杂的问题。

三、陷入概念法学的犯罪论研究？

建立体系的任务，是在提供一种模型，而模型的优劣，首先不是以美感与否来衡量的，而以是否能解决待解决的问题。模型的优劣，似乎也不宜以是否科学作为评判标准，而只是要看与抽象的事实结构能否尽可能地吻合，坦白地说，绝对的吻合是不可能的，能够达到最大可能的吻合也就非常不容易了。犯罪论体系的建立，是令人着迷又令人遗憾的工作。言其令人着迷，是指构建有说服力的犯罪论体系始终是一个刑法学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令人遗憾，会发现所建立犯罪论体系永远不能解决所有与定罪有关的问题，在实现个别正义上总会存在遗憾。[21]

关于犯罪论体系的争论，是刑法学进入21世纪以来比较热烈的话题之一。无论是犯罪构成的捍卫者，还是德日体系的宣扬者，抑或是提出个人的判断体系，都会牵涉到这场争论当中，只是已有的争论似乎更多在谈逻辑问题以及与刑事诉讼的契合关系问题。反倒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体系及其根据，以及体系的效用等问题，在现有的争论中并作充分的展开。捍卫犯罪构成理论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务实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观点：既然实务界运用这一理论处理案件并无大碍，“倒灶”重来的意义就不大。而试图引入德日体系的论者，则批判犯罪构成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及其逻辑结构问题。建立自己体系的论者也提出新的模型来勾勒“危害行为事实-犯罪”的判断模型。关于犯罪论体系的争论，表面上是何种分析模型为优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中国刑法学发展至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积累的知识，对既有理论的一次全面挑战。隐含的话语背景也值得思考：（1）既然前苏联从“肉体”到“精神”上全面崩溃，为何还要继续传承其犯罪构成理论呢？（2）30年来引进大量的理论主要直接来自德国，或者假道日本、我国台湾而实际上来自德国。30年积累的新的来自于德国的刑法知识，以这两方面所形成的背景而提出对既有理论的挑战，显然是片面而简单的思考。前苏联的崩溃，不必然导出结论说犯罪构成理论不科学，甚至犯罪构成理论在形成时苏俄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必然说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就一定有苏俄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德日理论（实际上就是德国理论及其亚洲变种）只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群，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代表着真理。如果不认真分析其形成的哲学方法论和文化背景，则仍将处于学术上的被殖民地位，而且即便被“殖民”，也是“半殖民”。

这涉及到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问题。好的比较研究，是应深入到文化中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象或者规范上的研究，更非结论上的研究。德国的犯罪成立体系学说（犯罪阶层体系学说）纷繁复杂，推陈出新，不可否认德意志民族具有高强的思辨能力，而形成其理论更深的根源，还在于其文化和不同学者所坚持的哲学方法论。所以说，犯罪论体系的研究，首先不是一个逻辑问题。如果不深入到其体系的背后中去来理解这个体系，那么，很容易陷入到令人头晕目眩的概念当中，而如此形成的引入式研究，也难逃概念法学的窠臼。正像耶林所说，规范制定和规范适用并非仅仅是理性认识的过程；严格的概念划分是必要的，但对规范制定和规范适用惹眼则是不够的，“目的才是整个法的创造者”，而目的是由历史、社会和政治决定的，是不断变化的。[22]而不幸的是，国内现在的刑法学研究，日益陷入到对概念的执着追求中，这在犯罪论体系研究中最为明显。

对待犯罪理论体系的挑战，着眼点基本在社会危害性理论、犯罪主体以及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关系三个方面。

对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批判，首先是从逻辑上，于实体刑法意义方面以及可能推导出的结论方面加以批判的[23]；而后，又与意识形态问题联系在一起。[24]而维护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论证，则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并强调司法者运用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必要性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刑法第13条“但书”具有“照应功能”和“出罪功能”。[25]社会危害性理论似乎符合社会法学的观念，与自然法理念也不违背，如何将一种行为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以及作为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总要给公众一个回答，同时也要符合其基本的正义观念，仅仅以法律规定是犯罪来回答，是一种不讲理的态度（法实证主义的态度）。而如今理解犯罪，显然并非只强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不可缺少的要强调刑事违法性。更何况，社会危害性理论所具有的出罪功能（保障人权的功能）不可小觑。试想，所谓“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其合理性根据又是什么呢？无非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已。[26]社会危害性理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程序意义：侦查机关在立案阶段、检察机关在做出相对不时乃至在行政机关向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多少能看到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即便抛弃这一理论而代之以其他理论，实质的根据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此外诸如刑事和解等新制度的探寻，也多少体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有必要区分犯罪主体和受刑主体、犯罪能力和受刑能力，即便两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同一的。在刑事责任评价阶段，自然人可能因为死亡、罹患精神病、具有外交豁免权等原因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单位可能因为破产、解散等原因不复存在[27]。但是，在犯罪论（以及刑事责任论和刑罚论）里，主体的形象应当是同一的，无论从客观上显现出来的身份性质、年龄，还是主观上的能力问题，都属于同一主体的不同面，而且此时主观和客观上的划分基本上是无意义的。将无论从存在角度同一的主体，还是从价值角度同一的主体，分裂其主观性质和客观性质而归入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28]，其犯罪主体的形象，无论是人还是单位，都被刻意地分割成不同的要素而归类。犯罪主体也是主体，虽然是认识对象，但是并非可以任意拆散的机械。犯罪论里对人的看待，仍是将其视为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人来看待，因为犯罪主体作为人的价值同样是应予尊重的。

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近20年，但是即便到今天关于该问题的共识几乎不存在。而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看待刑事责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功能的问题。如果认为是“犯罪故意中不包含非难的意蕴，从而不得不另创一个刑事责任的概念以解决主观上可谴责性”[29]，则似乎错会了刑事责任的理论价值。关于刑事责任应该而且事实上作为独立的范畴，可以展开宏大的论证。这里只提出两点：（1）犯罪是一种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而法律行为虽然是人或者单位来实施的，其本身能反映行为人的恶性，但是本身并不具有人格评价的功能，而之所以对犯罪人进行人身的限制或剥夺、财产的剥夺，其根据是建立在人格危险评价基础上的，所以要有一个刑事责任的范畴来解决人格危险评价问题。对犯罪的评价（犯罪论的解决的问题）不能替代对人的评价（刑事责任论解决的问题）。（2）法律行为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犯罪即引起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使国家与个人之间形成一种关系，而其内容就是刑事责任的有无及程度。所以从法律关系的角度看，犯罪是引起刑事责任评价的事实根据而已，但并非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以今日刑法学关于犯罪论的趋势，其走向概念法学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无论是维护还是批判，创造还是颠覆，自然哲学与价值哲学的运用在犯罪论中都应是自觉运用的。犯罪论体系的构建不是搭积木，可以随便推倒重来，具有类似一种建筑设计的理念十分重要的：实用而美观。四、寻求更好的刑罚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说到底还是解决如何更好地运用刑罚权的问题。刑罚权的运作是一项特殊的国家管理活动，因而保障其正常而高效的实施，在耗费最少社会资源的同时发挥更好的调控社会的作用，无疑是我们所期待的目标。追寻更好的刑罚，首先要从理论上要廓清三个方面基本问题：（1）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显然刑罚是国家对个人和单位进行的惩罚，因而合理的刑罚，以合理的国家和个人关系为前提，而在这对关系中，如何约束国家权力并使之合理化，至为关键。（2）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指中国特有的历史和现实，而社会主义是基本制度，也是基本的意识形态，更代表的一种方向。刑罚运作机制的完善，显然也不能脱离两者，既要兼顾中国固有的文化基底，也要考虑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3）与刑事法制的关系。刑罚运作的一切，都要以为基础，要与其目的保持一致。而自觉地以作为分析刑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念。

以今日的刑罚权运作看，存在诸多具体问题，因而有必要通盘考虑，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案。以笔者陋见，应主要考虑四个方面：（1）彻底清算不均衡的重刑主义。纠正重刑主义，是反对重刑主义过于强调刑罚的严厉和惩罚功能以及对于刑罚的偏好和迷信；而纠正“不均衡”，是对各种刑罚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2）对刑罚权运作体制进行优化，是对刑罚权划分、配置、行使、监督整个过程进行调整。刑罚权作为一项公权力，虽然具有和其他国家对内权力一样的社会管理特征，但是其作用的对象、强度都比较特殊，而这项权力本身涉及社会基本秩序和价值，其运作会牵动社会诸多敏感神经，因而保障其运作的理性化、科学化、形式化和公开化十分重要。（3）对现行刑罚权运作中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论进行检讨。如此并不是说，这两种方法论本身绝对得不可取，而是说，在刑罚权运作中实践这两种方法论，会造成对其他价值的忽视。现行刑罚权运作体制中，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痕迹非常明显，由于过于强调维护社会秩序，对这一过程中具体的人的价值和利益就会置于第二位甚至完全忽视。在刑事法中，无论是作为侵害者的犯罪人，还是被害人，都是具体的人，因而解决他们的权利的剥夺和救济问题应当是刑事法关心的基点。作为权利剥夺基本形式的刑罚，虽然要通过惩罚来确保法秩序的不可侵犯，但是也要发挥刑罚本身“救赎”的功能，即不是单纯为了惩罚而惩罚，更是改善而惩罚。（4）刑罚权运作机制乃至整个刑事法制置于之下，已经形成共识并已经付实践，但是，仍要看到刑罚权运作体制与现行仍存在不协调之处。比如，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与现行宪法关于政治权利的界定不相吻合，刑法中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保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刑法中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保障采取不同的态度，对非公有制经济保障明显不足；等等。

五、结语：期待更多共识与合作的刑法学

北京一些大厦顶部都建有中式的屋顶或者亭子，有人说这些建筑是“穿西服戴着瓜皮帽”。而今，在北京的中心位置，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中式的天安门、苏式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欧洲现代风格（国家大剧院）的建筑杂糅在一起。中西结合、古今结合，现在觉得也挺好的。

今日之刑法学，又何尝不是如此。面对古今中外，刑法学理论的进步都要时时关照这四个维度。但无论怎样，总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具有必要的主体意识来看待来自四个方面的信息和挑战。刑法学研究，和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并非提供真理，而是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进而形成最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显然不仅仅是刑法学界这个小圈子的共识，而是与其他社会共同体的共识，不过，形成最大范围的共识，还是应从小圈子的共识开始。小圈子内共识的建立，应努力实现研究者之间基本价值和一般研究方法的认同，认同并非强求一律，而是彼此关照、弥合不必要的差异。

[1]参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02页。

[2]美国学者胡萨克所著的PhilosophyofCriminalLaw,中译本的书名是“刑法哲学”（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不过，书名译为“刑法原理”似乎更为妥当。Philosophy这个词，相当于中文的哲学、原理、理论体系等意思（参见《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9页）。哲学是研究存在及其意义的学问，而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在谈犯罪和刑事责任（liability）的问题，并未涉及刑法作为现象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如果参考现有关于法哲学的著作，无论在自然法学、法实证主义还是社会法学，都是探讨法和法律的如何存在以及怎么存在的问题。法哲学读起来更像是法思想史，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不同学派看待法和法律的存在是不一样的。

[3]套用“政治不正确”的说法。

[4]刑法第13条、第37条，都可以看到权力划分的影子。

[5]例如，E·И·捷姆诺夫说：“基础性和真正学术性的国家学理论和法学理论，运用全部方法论手段，脱离意识形态化和死啃书本方式，不仅可以成为政治法律进程积极发展的必然因素，还是它形成的条件，并成为正在经受危机的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因素。”【俄】B.B.拉扎耶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6]刑法学界比较鲜明地提出“去苏俄化”口号的是陈兴良教授。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9页。

[7]参见燕继荣著：《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8]比如，以“我家被盗了”实际意味着“我家的财物被盗了”，来类比“金融机构被盗了”实际意思就是“金融机构的资金被盗了”。这个类比是有问题的：“我家被盗了”，实际意味着“有人进入我家偷走了我家里面的财物”，如果没有在“我家”里面偷走属于“我”的财物，显然并非“我家被盗了”。以此类比“金融机构被盗了”，应指“有人进入金融机构偷走了金融机构的财物”。

[9]参见Η·Φ·库兹涅佐娃、И·Μ·佳日科娃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0]参见许玉秀著：《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另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1]参见许玉秀著：《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12]【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3]参见许玉秀著：《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14]【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15]例如，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6]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13页。

[17]参见Η·Φ·库兹涅佐娃、И·Μ·佳日科娃主编：《俄罗斯刑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18]就是语法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

[19]引自【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20]【德】卡尔·恩吉施著：《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21]罗克辛指出，体系性思考存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忽略具体案件中的正义性；二是减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三是不能在刑事政策上确认为合法的体系性引导；四是对抽象概念的使用。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22]引自【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23]参见李海东著：《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24]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代序”第15页。

[25]参见储槐植著：《刑事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以下。

[26]当然，也可以说缺少实质的违法性，或从实质的犯罪论来进行解释（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65页）。不过，以笔者陋见，实质的违法性理论与社会危害性理论并没有本质不同。

[27]但是，单位犯罪中的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并不因单位主体的终结而不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