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精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学伦理学的精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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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医学伦理学学科组织建设和教育目标达不到临床实践要求

受医疗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在我国才开始被重视，但其教育教学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要求，明晰的学科定位和评价体系没有形成，课程内容也与临床实践脱离严重。有调查显示，81家高等医药院校中，15家高校设置有3个?5个人文医学教研室；48家高校只设置有1个2个人文医学教研室，还有18家医药院校没有设置人文医学教研室，教学组织设置不健全。课程基本上由公共教学部来承担，其主要任务和目标也被定为提升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这种模糊的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严重影响了学科发展和教育教学。学生不明确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精髓，教师的授课内容满足不了临床实践的需求，使得医学伦理学教育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1.2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不理想

医学院校的人文底蕴和综合性大学相比还很薄弱，教师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师资队伍学历背景比较单一，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背景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比较匮乏，参加过相关培训的较少。课程往往由公共教学部或社会科学部的教师担任，教师的专业领域不是医学，对医学发展前沿和医疗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难以把握，因此难免陷人空泛、枯燥的教学模式。

1.3课程建设不规范，未充分结合临床实践

作为核心人文医学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比较规范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有调査显示，不是所有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伦理学列为专业必修课，开课率和课时量距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在33家接受调查的综合性大学中，医学伦理学平均学时只有27学时，部分高校在20学时以下，个别高校甚至没有开设这门课程，距离理想目标太远，还不到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学时总数的1/5。要系统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本原则及范畴、医患关系、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法、临床科研、医疗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在有限的时间内已经比较紧张，教师只能参照教材予以泛泛讲解，无法充分结合临床实践及医疗热点，更谈不上提供实践机会。

1.4忽视临床实习阶段的医学伦理学教学

在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伦理学“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有一定间隔并反复进行”。在基础课学习阶段、临床实习前期、临床实习中都融人了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知识和临床技巧，大大提高了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实际性，教育效果良好。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安排在第5学期?第6学期，一个学期完成教学任务。“基本上只是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在其他临床课程的教材和教学中，较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甚至某些技术应用中十分尖锐的伦理问题也未有任何涉及。”学生没有接触到临床实践就学习医学伦理学犹如纸上谈兵，味同嚼蜡，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2.加强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的探索

医学院校必须将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及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模式、社会实践各方面结合起来，完善医学生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性教育模式，才能丰富医学伦理学临床实践教育内涵。

2.1明确学科定位和教育目标，提高学生临床伦理素养

“医学伦理学是人文医学教学的主轴，它贯穿于医学实践各方面的始终，医学的宗旨和医疗职业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无不是医学伦理理念的凝化，医学伦理也是医生的必备品质。”所以应明确医学伦理学是医学基础课程的地位，这是医学伦理学的恰当学科定位。应厘清教育目标，着重培养学生对患者的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崇高的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用医学伦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分析、评价临床中的问题，这也是其教育和教学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主要有以下五方面内容：理解并践行“医乃仁术”的医学精髓；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解决医学伦理及法律、社会问题；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用伦理学方法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2.2充实和优化师资队伍，重视教师的临床实践经验着力打造一支既有伦理学专业背景，又有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队伍。鼓励在职教师进修和培训，以提高专业素养。可以聘请德才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教师以及社会知名学者作为外聘教师，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多元化，打破原有的僵化、单调的教学模式。聘请附属医院遴选相对稳定的、临床经验丰富、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临床医师作为兼职教师队伍，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完成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伦理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临床伦理价值决策能力在教学内容上，扩大教学内容的外延，基本理论内容包括：医学伦理学基本原理和规范，医生职业道德和从业要求、临床伦理原则、沟通技能；在此基础上增加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医疗实践中的实际伦理问题，如器官伦理、生殖遗传伦理、死亡伦理、医患关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除了基本理论内容外，中国传统医德文化、国外医学伦理学发展历史、医院管理伦理学等外围教学内容可以供学生选修或作为教学参考。具体方法可以是：在课堂教学中，加人现代医学大家和古代名医的生平纪事和学习、求学经历，或者以影片、纪录片形式播放相关视频，组织讨论、情景模拟等，在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同时，学生受到传统医德和职业操守、大家风范的影响，比单纯灌输效果要好。在解剖课程上，形成对尸体捐献者默哀的教学惯例，提倡对生命致以尊重和逝者致以哀思。

在教学方法上，在完善已开展的“案例讨论”、“共同参与式教学”、“视频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启发式教学，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以小组为中心的教学和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等方法，这些教学方法是国外目前经常采用的，但不宜照搬，而应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有选择地借鉴。着重使用案例教学手段，结合正反案例，大力弘扬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崇尚科学、谦虚博爱的职业精神，反对缺乏仁爱、唯利是图、麻木不仁的医德沦丧的行为。同时结合临床案例，对前沿的医学伦理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和研究，这样全方位、全覆盖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使学生“人耳、人脑、人心'

在教学设计上，贯彻伦理情境引人，主要选择具有医学伦理意义的临床情景素材进行教学：一是在课堂教学上摒弃原有的按教科书讲解理论知识的形式，而要创设具体的医疗情境，把握情境教学中的情境引入、分析和回归过程，将医疗情境和教师的分析总结相结合；二是引入临床具体医疗病例，培养学生职业伦理素质；三是恰当把握情境教学的“度”，在引人临床情境时，如何使学生面对真实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对其揭示和分析的度的把握，既不给行业造成负面影响，又能促进学生尽早体验真实医疗情况，逐步适应医疗环境，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和对职业精神的崇敬。

2.4拓展学习阶段和评价形式，加强临床实习阶段的管理和监督

临床实习阶段是医学生理论学习阶段和临床阶段的重要衔接环节，通过亲身的诊疗和耐心的沟通，逐步适应医疗环境，体会医学真谛，培养沟通能力，树立正确价值观。“临床医学伦理通过对广大医务人员进行医学伦理学教育和培训，将医学伦理学的价值理论转化为临床伦理规范，对临床实践发挥导向作用和对不道德的医疗进行警示与惩戒，其目的是确保和增进疗效，提高治愈率，以圆满完成救治患者的使命。”

和理论学习的阶段不同，临床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学习有以下特点：教学场所由单一的课堂转为鲜活生动的医院各科室，教材由传统的课本和幻灯片转为患者和病例，教学方式由教师单纯讲授转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接触患者和病例，在实际诊疗中进行学习。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医学教育组织提出的对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能力之一的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只有在临床阶段才能得到真正的践行和检验。我国学者提出：临床教学别要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将医学伦理学的自主、知情同意、不伤害、最优化等原则贯穿于临床各科教学中，启发、引导学生做出相应的伦理抉择。

笔者建议，学校和医院科教部门应做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定《临床实习医学伦理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作为实习阶段医学伦理学的教学要求和大纲。二是丰富和拓展医学伦理实习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医院制度与岗位职责、职业道德；医患沟通能力与技巧；解决医学伦理相关的法律、社会、医患关系问题；与患者的情感沟通；临床伦理思维决策与价值判断能力。三是结合实习生实习中的科室轮转具体情况，要求学生结合各科室的特点，深人了解并领会涉及的不同伦理思想和要求，并完成医学伦理体验每日小结和出科总结。要求学生了解临床问诊、检体、应用辅助检査和药物、手术治疗等过程中的伦理问题，重视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完成临床诊治病例伦理总结。四是临床实习中的医学伦理师资问题。临床带教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可以由临床带教教师和医学伦理学科教师共同组成，基于医疗情境共同制定伦理实习计划。其中临床带教教师负责选择教学案例，并规定实习生完成伦理体验总结。医学伦理学教师分出一部分教学课时进科，结合理论指导实习生的临床实践，并完成实习生伦理实习作业的评阅。

重视并加强临床实习的管理与监督，还应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临床实习的管理和约束。主要方式有：以学生的自我改进完善为目的，注重学生学习经历的评价；通过实习考核手册、床边考核、网上自测等，加强评价结果的分析;及时反馈不足，充分发挥形成性评价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5以社会服务为平台，在医疗实践中检验医学伦理学教育成果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和医疗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学科，只有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科技发展现状，才能利用伦理学知识更好地指导医疗实践。传统医学伦理学的主要核心内涵是医德修养，是经过历代社会的医学实践逐渐沉淀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具有中国医学独特思想的传统社会医者的职业道德。由此可见，传统医学伦理学的形成基础也是医疗实践。除了医德修养外，当代医学伦理学更涉及到医患关系、医疗科技、生命科学、卫生保健、人类生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所以，医学伦理学教学应追求知识活化率最大化，加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对实践的应用和指导，强化对医学生伦理应用能力的培养。指导并感化学生始终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为己任，本着“医者父母心”的职业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开展各类社会实践，积极送医送药;关爱弱势群体，竭力助残助幼；进行医疗常识普及，提升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组织社会调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学生将所学的医学知识奉献社会的同时深刻理解医学伦理的人文内涵，提高其对医学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判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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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评述文章中，我们想聚焦于米歇尔教授对食品科技前沿进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尝试对“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这一充满争议但又极具现实性的主题做些思考。1995年，莱斯特•布朗首先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示性问题，理由是中国人口在快速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走向多样化，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农业生产能力［2］。然而幸运的是，借助于现代育种、化肥等高效农业技术，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功地实现了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3］，用强有力的现实回击了布朗的质疑。目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理由是中国的粮食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无法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满足需求［4］。是不是中国除了推进转基因商业化，已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养活自己，而且这样的选择是否具有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或许米歇尔教授的观点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米歇尔教授进一步强调指出，科学和技术持续地要求嵌入和控制，并通过公众辩论、政府和组织得以建构。这“不是为了防止其有害影响，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以使其明显的优势和缺陷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发挥和弥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道路之间做出选择”［1］122。在某种意义上，新技术发展可看作是对公共道德框架的有趣挑战，它们并没有把先验作为动力来描绘分界线或擦去禁止标识。技术和伦理的共同进化清楚地表明，二者在相互作用中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技术有广泛的伦理蕴含，伦理在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联，没有哪一方可以保持稳定和不变”。他因此主张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技术时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寻找“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策略。因为借助于这种方式，公众认知在经受公开辩论进行检验的同时能得到暂时尊重，同时消费者的能得到适当拓展，诸如食品选择的自、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和后代的潜在影响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能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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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殖性克隆 治疗性克隆 理

随着克隆技术的出现，一场科学界和全社会的大争论随之而来。一方面，这项技术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少人强烈反对；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其可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美好的前景，故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克隆这个词出现于20世纪初，由韦伯所创，其含义指由单个祖先个体经过无性繁殖而产生的其他个体。随之，1952年克隆蝌蚪；1972年基因复制；1997年克隆羊多莉诞生；1998年克隆批量化，美国科学家克隆出50多只老鼠，日本人克隆出8只小牛；2000年，人类的近亲-猴子被克隆［1］；2001年1月，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有效地使克隆人类胚胎合法化的国家，但只允许进行治疗性克隆。同年8月19日，美国科学家扎沃斯和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宣布将在1～2年克隆出人类胚胎，并将为200名妇女植入克隆胚胎；11月25 日，美国Advanced Cell Technology公司宣布已经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这也是复制人类的第一步。尽管ACT 公司表示其目的不是为了克隆人，而是为了获得能够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干细胞，但还是引起了广泛的震惊。许多关于克隆人的报道总是将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混为一谈。虽然两者用的是同一种技术：核从体细胞转移到去核卵细胞内，但其目的则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了从克隆出的胚胎那里获取干细胞，使之定向分化为某类细胞、组织、器官，用于治疗人类疾病，而不将胚胎植入人或动物的子宫内，并最后销毁这个胚胎；后者是为了复制出一个与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遗传特性相同的人，实际是一种人工诱导的无性生殖，即人们常说的“克隆人”。

关于克隆技术的争论，多数人认为治疗性克隆很有价值，将给人们带来治疗疾病、移植器官、防止衰老、延长有质量生命的现实希望。而对于是否应当开展“克隆人”的实验问题，大多数人持慎重或反对立场。最近，联合国在经过两年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关于禁止一切形式的克隆的宣言(这个宣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反对者称其对生殖性克隆缺乏约束力，而对治疗性克隆过于苛刻。笔者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物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善与恶的争论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关键在于它怎样才是有利于人类。

1 治疗性克隆的伦理问题

克隆的目的不同则关于克隆的伦理判断就不同。就如把克隆作为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把克隆作为“器官工厂”的生产方式，两者之间就存在极大的差别。治疗性克隆为治疗许多目前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了可治愈的可能性，让人们可以拥有无尽的想象，但是，如何应用，则存在一条不清楚的界线。

治疗性克隆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胚胎干细胞诱导分化出所需要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解决器官移植过程中的排斥问题，克隆自体组织的移植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英国规定，获取干细胞只能取自不超过14天的克隆胚胎。理由是早期胚胎还不能说是一个“人”(person)，其神经组织远未发育出来，没有知觉，更没有意识［2］。从这条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对人的定义，英国人是如何看的。在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到底，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是怎样的？从这个思路出发，难免会有科学家会有如下的假设：如果能够通过抑制相关基因而表达制造出“无头人”，将其器官用于移植，是不是可以被接受呢？因为大脑是思维和意识的器官，所以“无头人”不是人，为了治愈人的各种疾病，我们可以制造出这样的变异体，并且最终将其毁灭。也就是为了毁灭一个胚胎而制造一个胚胎。有意抑制相关的基因表达，使胚胎不能够发育成人，其目的就是克隆出胚胎去满足他人的需要，而丝毫不考虑克隆出的胚胎的利益。这里，就存在一个“道德滑坡”的问题。英国学者苏珊·吉布森有过关于人工流产中胎儿道德地位的论证。她指出，胎儿本体论地位和道德地位的独特性在于，胎儿只存在于和一个特定的他人的关系之中，它完全依赖他人的供养。正由于这种关系，胎儿在道德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存在于产生我们的道德义务的种种关系之外。然而，由于胎儿拥有的唯一直接关系就是和它生长发育于其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胎儿的具体地位会根据孕育它的妇女赋予它的价值而不同。胎儿没有绝对的价值，因为它们没有独立于这一关系之外存在。它们的价值不是系于一个人(person)的那种价值，而是系于一种人类关系的价值。因为不可能有对系于人类关系的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只有系于特定关系的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所以不可能有对胎儿绝对价值的抽象论述。我们再回到治疗性克隆，治疗性克隆治疗的群体范围应该是哪些？存在基因缺陷的人通过治疗性克隆获取与其具有相同遗传密码的组织或器官，可以解决组织排异以及器官、组织短缺的问题，并且人体的全部器官都会在需要时随时获得，就像随时以备不时之需的一整套工具一样。把克隆作为“器官工厂”的制造手段，把人体器官作为随时备用的器具，这样是合理的吗?因此，相应的受益群体应该被规定，在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今天，就许多高新技术来说，富人受益，而穷人靠边，已经是很常见的状况了［3，4］。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以获得器官，组织为目的的治疗性克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伦理考虑，技术要发展，但是伦理道德应该有相宜的约束。这和克隆技术毫无关系，而是由于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舍本逐末的。克隆技术产生出的是一个人类的胚胎、一个“潜在的人”，把他们作为备用器官的工具箱，像成批制造产品一样获取器官、组织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使高新技术的利益能够让社会各成员公正地分享，避免加深贫富鸿沟。而且，近年来成体干细胞研究的突破，也许会给我们对治疗性克隆的反论证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2 生殖性克隆的伦理问题

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的原理相同，即将体细胞的细胞核与卵细胞核置换，发展成为新的胚胎干细胞，这样，新的干细胞中所带的就是体细胞中的遗传物质。但生殖性克隆是以产生出克隆人为目的。克隆可被看作一种新的生殖方式，一种超越传统生物学的生殖方式。为了生殖目的的克隆，可以为生活在日益多样化的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提供更多样性的选择。生殖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而希望拥有自己后代的这种愿望我们是没有理由剥夺的。人的生殖性克隆，则可以满足这一小部分人的愿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克隆人”在生物学上与同卵孪生是类似的。在我们身边有许多同卵双胞胎，我们并没有讨论是否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或者他们中的一个要从属于另一个。每个人获得生命的方式与人的尊严并无关系。无非这种方式是目前最先进的一种。一部分人认为，复制人类，就会违背个体的独特性，这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几乎都跌入了对基因决定论的循环论证。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集合体，具有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特定人格，这个集合体，这个具有特殊心理、行为、社会特征的人，这个特定的人格，是不能复制的，是克隆不出来的。所以，克隆出来的只是与父本或母本相同的基因组，而不是与父本或母本一样的人。我们能说把爱因斯坦克隆了，那个克隆人就会是爱因斯坦吗？只能是他们拥有相同的基因组，但不是一个人。而这个克隆人应该拥有尊严并且应该给以尊重。

关于“克隆人”在传统家庭中的身份问题［5］，个人认为：亲子之间更重要的是抚养关系以及抚养过程中产生的爱和责任，而并非那种唯一的受精卵方式，目前社会有不少人收养子女，只要在收养过程中产生感情，人会自然而然的认可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外貌酷似父母的后代并不鲜见。而且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对父母角色的认定就一直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一味只强调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到今天对社会父母更多的认同，相信，克隆人给传统家庭带来的挑战渐渐会被接受。而目前反对生殖性克隆的论证大多源于克隆技术的不完善。对克隆人未来健康状况的担心，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风险的担心。笔者认为，当克隆技术趋于成熟后，克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殖方式，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它打破了传统生物学的限制，给人们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空间。对于那些夫妻双方均不生育的人，同性恋者或老年人，应用这种方式获得生物学后代，应该是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当然，拥有克隆子女的资格准入法律必须完善。

如果把“克隆人”作为日常例行的常规生殖方式，也就是说，将其普遍化，那么孩子会被视作另一件人造的产品，而且可以准确预测其表现型，就像在工厂里生产产品一样。这样就会导致人类基因的单一性，对人类的前途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可能被自然淘汰的有缺陷基因会因克隆而留存下来，阻碍人类的进化，而人类也会自然的切断性与生育的联系，因为这对子女来说是一个无法预测结果的随机游戏。只有“完美婴儿”才能被接受，才能在未来社会生存。最终，生殖将是一个完全的人工过程，这时候，犹太人在二战中的悲剧将有可能再次上演。

3 总结

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令人吃惊的，当各种技术把过去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时，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会摆在我们面前。科学技术的精髓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伦理学者则从伦理的角度提出科学研究的准则，关于克隆技术的争论本质上是一场伦理学乃至价值论的争端。关于克隆技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探索，这场争论还会长时间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沈铭贤．人类基因组伦理：问题与前景．医学与哲学，2001，22(5)：2-5．

2 龙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问题．遵义医学院学报，2002，25(4)：381-382.

3 邱仁宗．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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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学生廉洁教育的必要性

近年来，受当前一些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丧失等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培养未来医务工作者的医学职业院校中，有些医学生廉洁自律意识淡薄，廉洁文化缺失严重，因此，医学职业院校要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对医学生加强廉洁教育。

1.1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丧失

近年来，由于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医患纠纷严重，关系越来越“紧张”，医务工作者收受红包、开大处方、吃药品回扣等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丧失。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医术精湛，更要有医者仁心和廉洁从业意识。因此，廉洁文化教育成为医学生职业教育的必修课势在必行。

1.2医学生的廉洁自律意识淡薄

受社会负面因素和虚拟网络消极因素的影响，有些医学生认为廉洁教育无用或者与己无关。少数医学生廉洁自律意识淡薄，对发生在身边的“收受红包”、吃“回扣”等不正之风、不良现象采取默认、支持，甚至参与态度。个别医学生涉及自身利益时，倾向于采取不廉洁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如考试作弊、贫困生评定中的弄虚作假、学生干部选举中拉选票等。

2.医学生廉洁教育的主要内容

根据教育部《关于在大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等文件规定的大学生廉洁教育内容，结合医学生的特点，廉洁教育主要内容有廉洁文化、法律法规、理想信念、社会道德、医德医风等。

2.1廉洁文化教育

对医学生进行廉洁文化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提高廉洁从业的思想认识。

2.1.1开展廉洁教育，大力宣传廉洁奉公的正面先进事迹，倡廉洁，扬正气，督促医学生在今后学习、工作中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养成廉洁品格，做到廉洁从业。

2.1.2加强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教育，引导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敬廉践廉，将传统廉洁文化精髓传承下去。

2.2法律法规教育

对医学生进行法律法规教育，特别加大医学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力度。如在校期间针对医学生的专业，开展相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等医疗法规教育，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医疗领域腐败。对医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重点是通过学习和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内容，引导医学生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提升法律素养。

2.3理想信念教育

对医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重在“精神补钙”，让医学生了解历史，把握历史规律，认清社会现实，坚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意识。

2.4思想道德教育

加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重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医学生养成诚实守信、重视责任的良好习惯。

2.4.1社会公德教育

对医学生开展社会公德教育，重在引导医学生自觉遵守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团结友善、艰苦奋斗、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勤俭自强的基本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

对医学生进行诚信教育，重在结合关系医学生切身利益的活动，加强教育和引导，培养他们的诚信意识、诚信行为、诚信品质。如开展考前诚信考试承诺签名等针对性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自觉抵制考试作弊、弄虚作假、竞选评选拉票、不按时还助学贷款及实习就业过程中随意违约等诚信缺失现象。

结合实践活动开展献爱心、志愿服务宣传教育，引导医学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风尚，传递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依托医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组织医学生开展志愿服务，为老人和空巢老人等提供家庭日常护理培训、口腔卫生知识讲解、心理健康疏导、家庭急救、视力检查、健康功能恢复等服务。

2.4.2医德医风教育

医德医风教育可以督促医学生自觉遵守医德规范，提高医学生的廉洁意识，从源头上预防医疗腐败。

医德规范教育主要内容是人道主义精神、法律、医患沟通能力及职业素质要求，要求每一个医学生都要掌握国家最新出台的医疗规范，在以后实习和工作中对病人有仁爱之心，勤于沟通，严格按照医疗规范诊治病人。

医学伦理学主要内容是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医疗理念。通过医学伦理学的学习，医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医德医风的内涵、意义和实践要求，培养医学生正确的医德价值观。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在以后实习和工作中不仅在生理上关爱病人，还在心理上关爱病人。

职业道德教育是对医学生进行医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医务工作者要承担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责任。在校专业教育期间开展“德医双鑫”为主题的情景剧、最美乡村医生、现场施救落水女子后默默离开的护士等正面事迹宣传教育，护理、助产专业学生授帽仪式；在临床见习实习阶段，通过带教老师的言传身教和人格影响，培养学生“济世为怀，仁爱救人为本”的职业素质；毕业就业环节，可以对医学生进行廉洁从业方面的教育，如开展参观廉政教育基地、举办历史廉政剧表演活动、开展医学生职前预防职务犯罪讲座等。通过系列活动，帮助医学生提前认清职场诱惑、找准人生坐标、守住人生底线，走好职业生涯第一步。

总之，加强医学生廉洁教育任重而道远。医学高等职业院校在医学生廉洁教育活动中要针对医学生特点，加强廉洁文化、法律法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教育，将人文关爱、护理伦理与法律法规纳入必修课，引导医学生养成廉洁品格，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培养“有温度的”医务人才，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来医务人员的医疗腐败行为。

参考文献：

[1]陈红敏，赵雷.关于加强大学学生干部廉洁教育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0，（6）：36-37.

[2]周煜.医学生廉洁素质教育与医学专业精神的培养[J].医学与哲学，2012，33（9A）：70-71.

[3]周伯平.浅谈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内容及重要意义[J].中国校外教育，2011，（9-10）：59.

篇5

关键词：百年；天人合德；研究述要

“天人合德”问题研究从属于“天人关系”与“天人合一”。“天人关系”是中西哲学共同探讨的主题，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整体认知和把握；“天人合一”则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所作出的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回答，在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状态时，中国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特征。而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方面，“天人合一”则表现为“天人合德”，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最核心的理念和最基本的特征，由此被学者广泛关注。现对百年来“天人合德”问题的研究脉络、主要内容、存在不足和未来走向做一概述。

一、“天人合德”研究纵览

虽然国内以“天人合德”为题的文章和专著在1995年才开始出现，但近世对其进行的系统研究应该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约有百年的历史。根据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进行划分和整理，大致应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1.“天人合德”研究的发轫萌芽期（20世纪初的50年间）

这一时期，“天人合德”研究是以“天人合一”研究为背景的。20世纪初，中国哲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学者们在近代西学的影响下审视着中国哲学的思想观念，其中代表人物严复利用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考察“天人之辨”①，传统儒家所论证道德本原、心性修养等问题受到冲击。1920年代始，面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对中国人道德的影响，新儒家力图在中国恢复“天人合德”的永恒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重新建立并阐释儒家的人文主义。经由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努力实现了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和《新原人》中均阐明“天人合一”

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为一，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求索问题。与此同时，张岱年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进一步阐发了儒家“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内涵。金岳霖先生在其英文论文“Chinese Philosophy”，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进一步指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成为对自以来所产生的道德变迁的有力回应，也为后世学者进一步关注“天人合德”问题做好了理论准备。

2.“天人合德”研究的独立形成期（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以刘节②先生为代表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实质，引起了吴宏福、李锦全等学者的批驳，认为“天人合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错误。此后的30年间，学者们为了解决“天人合一”的实质问题，而将研究视角置于“天人合德”之上，开创了“天人合德”研究的独立形成期，但依然没有出现专门性成果。张岱年③在冯友兰的基础上认为天人合一是多维度的，而“天人合德”则是与中国文化气质最契合的。可以说，这个时期，学者们已经关注了“天人合德”的特质，问题在于对“天人合德”的研究依然依附于“天人合一”，并没有特别凸显其人学意蕴。然而，这个时期的研究却在不断拓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天人合一”研究的多重视角，包括文化心理（李泽厚为代表）、社政治伦理（黄开国为代表）、历史学（江淳为代表）等。另外，对中国传统历史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的“天人”思想进行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式，其中多为先秦儒道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研究，代表人物有葛荣晋、张立文、冯禹、李宗桂等人。

3.“天人合德”研究的全面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后，“天人合德”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学者们逐渐突破在“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视阈中研究“天人合德”，这一讨论源自于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的思考，激起了学界对“天人合一”实质的探讨，从而突显出“天人合一”的道德化、政治化、伦理化面向即“天人合德”。此后，研究目标逐渐明确，哲学、伦理学研究视域也渐趋集中，“天人合德”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已取得共识，并在80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开始的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拓展。张世英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1995），陈江风的《天人合一：观念与华夏文化传统》（1996），任继愈的《天人之际》（1998），朱立元的《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化之魂》（1998）等著作相继问世，其中都对“天人合德”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研究。肇始于葛荣晋的文章《儒家“天人合德”观念与现代生态伦理学》（1995），大量以“天人合德”为题的文章相继出现，并对其起源、历史演变、实质、内容以及文化地位和现实意义都展开了讨论。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合德”研究的主要特征在于学者们逐渐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阈内或借助现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李存山、张志伟、任剑涛等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人对“天人合德”的研究无论从问题意识、研究角度、理论深度以及方法运用上都进一步深化，“天人合德”思想进入了全面发展期，10年来共发表关于“天人合德”研究的文章1406篇。应和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产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中国文化》两个专门性期刊，学者们以此为阵地各抒己见，进一步推动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发展。

4.“天人合德”研究的深化应用期（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学者们继续探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的有关“天人合德”问题。对起源问题（周桂钿、汤一介、杨国荣），历史演变问题（张立文、陈来、章启群），实质内容问题（宋志明、洪修平、赵馥洁、王文东），历史地位问题（季羡林、薛富兴、高书文、张怀承）的研究都进一步深入。学者们愈加重视“天人合德”思想的现实应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挖掘传统“天人合德”思想的现实意义。许启贤、林俊义、胡伟希、刘学智、邵秦、方克立、肖巍、刘立夫、王新建、乔清举、李宗桂等都集中探讨“天人合德”对生态环境的意义；周桂钿④则以“天人合德”为中心探讨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入，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关注“天人合德”的内在机理，徐春根（2007）的《论“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前景》和苗润田（2010）的《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也是这部分研究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天人合德”问题也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广泛关注，杜维明、安乐哲、余纪元、孟旦、罗哲海、鲍吾刚、葛瑞汉、本杰明・史华慈、阿尔伯特・史怀哲展开的激烈讨论与国内学者的探讨相呼应，“天人合德”思想研究不断深入，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及文化的重要课题。

二、“天人合德”研究横向展现

综观国内学者对“天人合德”思想的研究，已走过百年的历史，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具体分析，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德”的实质及理论内容研究

“天人合德”的实质就是对“天人合德”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的思考，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两个研究视角。其一，对“天人合德”作中国哲学视角的界定，张世英⑤、李存山⑥、蒙培元⑦、杨国荣⑧分别从主客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天命与主体自由合一三个方面阐述“天人合德”的实质；宋志明⑨、苗润田⑩、沈铭贤B11、惠吉兴B12、杨国荣B13观点比较一致，均认为“天人合德”意味着人的实现与超越；洪修平B14则更明确地指出：“天人合德”的研究就是中国传统人学研究。其二，从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视角界定“天人合德”的实质。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岱年进一步阐明“天人合德”符合中国伦理道德文化的人学特质；杨维中B15、陈瑛B16、张怀承B17则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阐述“天人合德”作槁桌淼赖旅题的实质，均有效地回应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学界对天人之学做出的西方哲学式的思考。对于理论内容，一般学者都在“天”“人”两个范畴基础上诠释“天人合德”的内容，学界通常将“天”概括为“自然之天”与“多意义之天”B18 ，而“天人合德”之“天”作为德性之天，则争议较少。对于“人”，有陈伯海的人之三种B19，林俊义的人之五义B20，季羡林B21、蔡仲德B22、蒲创国B23的人有凡圣之别。”1993年季羡林发表《天人合一新解》，用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解释天人关系，激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任继愈、王正平、李慎一、钱逊、李存山、蔡仲德等人先后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文阐述“天人合德”是“天人合一”的重要方面。此后学者对“天人合德”内容的研究日益丰富。王文东B24 从“天”的视角阐述人的价值诉求，赵馥洁B25着重阐述《易传》中的天之四德；柴文华B26从人类学的视角将其内容界定为“道德人类学”“自由人类学”“神学人类学”和“自然人类学”。学者们虽天德、人德分而论之，但却以此来呈现“天人合德”内容的全貌。

2. “天人合德”的起源及发展阶段研究

作为语词的“天人合德”，其明确表述在《易传》中，“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B27，对此学界未有争论。而“天人合德”作为一种思想，其起源则观点不一。张岱年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认为“天人合德”思想产生于西周B28，这一观点得到李泽厚、葛荣晋、陈来等人的广泛认同。张世英B29、李慎之B30以理论的完整性为标准分别认为，“天人合德”思想起源于孟子和董仲舒。更有大部分学者从哲学、文化学意义上探讨“天人合德”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文化心理起源论，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哲学本体意义的起源论，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心性起源论，以当代学者刘绪义为代表的历史生成起源论和杨建祥、杨国荣所主张的道德由天至人的道德义务起源论等。“天人合德”思想的历史久远，对这一问题的沉思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蕴含在历代哲学家提出的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当中。章启群用思想史的逻辑推延“天人”如何“合德”，提出了“天人合德”由上古、殷商、西周至子思、孟子、宋明道学比较完整的进路。B31这一观点得到学者认同、引用并推介。也有学者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天人合德”进行划分，最早应为现代新儒家学者方东美B32，将“天人合德”融入到中国思想发展的大脉络中，从儒道佛三家思想中解释宇宙论、本体论、伦理道德学说；此后，学者们沿用并发展这种学术研究思路，如苗润田的天人关系三段论B33；张世英B34的主客关系三段论；陈来B35的宗教、人文、伦理三向度等。

3.“天人合德”的地位及现实意义研究

早期“天人合德”的地位研究比较笼统，章太炎认为其仅是人类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思考；张岱年提出疑义，主张对传统“天人合德”思想进行科学分析。20世纪90年代，关于“天人合德”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大幅度展开。任吾心指出个人同社会道德，现实政治与政治理想的关系是正确解释天人学说，理解天人关系的根本。B36之后，诸多学者如沈铭贤B37、薛富兴B38、陈瑛B39、张怀承B40、高书文B41进一步拓展并认同“天人合德”在中国哲学与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有学者如张立文B42、程宜山B43、张世英B44不主张过分抬高“天人合德”的地位，坚持在“天人关系”的整体以及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大视野中对“天人合德”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天人合德”现代意义的探讨主要表现为“天人合德”对伦理道德世界构建的意义和对自然生态的作用两个方面。李泽厚重视“天人合德”的道德形上意义；宋志明重视其价值理性。学者们将“天人合德”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认为其价值和意义应该是周全的。“天人合德”也被应用到医学、文学、文化学、美学、伦理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其中，现代价值凸显在生态伦理学中，徐春根B45、葛晨虹B46都尽力考察“天人合德”思想的现代生态学意义。但亦有学者方克立、肖巍、刘立夫、刘学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天人合德”有着更为恒久的人文意义，双方产生分歧的关键还在于对“天人合德”本质的认识不同。

三、“天人合德”研究的特征及未来走向

以上所述，乃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天人合德”所作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基本观点，基于几代学人的努力，规模可见一斑，也足可证明“天人合德”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综合考察，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天人合德”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天人合德”研究具有复杂性，在很多问题上都莫衷一是。

从20世纪初，严复的人类社会天演论激起的新儒家对传统人文主义与心性学说的维护；20世纪60年代在天人关系的自然性基础上产生的“天人合德”的伦理道德意义的讨论；及至20世纪90年代关于“天人合德”内容的诠释、历史阶段、文化地位和现代价值的理解以及研究视域的选取和研究方法的选择都一直争论不休，并没有形成确定一致的结论。长期以来，“天人合德”研究都未形成专门性的研究成果，隶属于“天人关系”“天人合一”的研究中，厘清“天”“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确定天人关系的伦理维度，并将“天人合德”作为中国伦理文化的特质进行思考首先成为学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天人合德”研究的多维面向。

2.“天人合德”研究具有现实性，关注现实社会，关切现实生活。

“天人合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探究其内涵和实质，不仅有助于呈现中华儒家道德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进一步深解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更是关涉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着力论述的内容。20世纪初，国人的思想极具动荡，国门大开，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涌入，促使人们重新理解和论证人以及人类社会，知识分子也在为重塑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空间曲枕而思，“天人合德”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面临着去与留的挣扎；20世纪60年代，受西方宇宙自然观的影响，“天人合一”被天人的自然关系片面化，“天人合德”的人文意义被遮蔽，所以在宇宙观的大格局中论证“天人合德”的人学意义又成为学者们探索的主题；之后的40年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全面开放，“天人合德”研究在理论上蓬勃发展，同时也是在当代社，人们对精神世界遭遇的问题所进行的应对和思考。进入21世纪，人类的伦理精神世界呈现出贫弱和匮乏状态。人类文明进步的内涵由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取代了伦理理想的确立和伦理生活的完善，由此，学者们致力于“天人合德”的生态学意义，发展出了人与世界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理念，“天人合德”再一次进入广阔的研究空间当中，伴随着国人思想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蕴含着学者们对现实社会的殚精竭虑，更是百年来“天人合德”研究不曾变异的主题。

3.“天人合德”研究有待深入，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时至今日，“天人合德”研究已成规模，但并未终结，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天人合德”研究的魅力所在。从宏观而言，在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下，“天人合德”问题如何定位？“天人合德”是否是哲学问题，如何回应近世以来中西学界对“中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的疑义？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完成“天人合德”的哲学研究？时下学者多受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影响，对“天”与“人”进行划分式研究，而将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另外，“天人合德”既是历史的存在，更是观念的存在，具有过程性和生成性，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呈现了“天人合德”作为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但其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如何贯彻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如何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作用，其内在机理是什么？却是一个日显重要的问题。总之，百年来“天人合德”研究多在“天人合一”的范畴中进行，对“天人合德”进行专门性研究占比较小；中国哲学视阈的研究较多，跨文化视角的反思较少；事实性的还原较多，动态性的过程式研究较少。

基于“天人合德”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对其研究走向做出如下预测：首先，“天人合德”将逐渐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视域。黑格尔对儒家“道德哲学”的界定，引起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百年之争。“天人合德”问题是不是哲学问题暂且不论，但若使其面向世界，就必须拥有中西双重的哲学思维模式，并形成系统的哲学研究视域。其次，“天人合德”研究将采取崭新的研究范式。“中国哲学科学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B47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高度重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援西入中”，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诠释学、现象学、发生学等）来解释和建构中国哲学，由此中国哲学可能面临被“格式化”的危机，所以部分中国学者坚持“中”为主，“西”为宾。B48鉴于此，无论如何中国哲学都不能故步自封，必须适时改变，不断寻找适应当前研究实际和中国哲学本身特点的研究方法。最后，“天人合德”研究将进一步实现文化共享。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共融的背景下，“天人合德”研究应该将中西文化作为两种有差异的资源，借鉴西方的经验、理念和研究方法，呈现并发扬中华伦理道德文化，发挥中化文化对世界文明独有的价值与意义。而今，我们已进入了文化研究的多元时代，对于“天人合德”，只有不断革新，不断创造，用新观点去审视，新方法去塑造，这一问题才有生命力。

【 注 释 】

①严复：《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刘节：《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

③B28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④B27周桂钿：《释“天人合一”――兼论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现代转换》，《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⑤B29B44张世英：《“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

⑥李存山：《中国古代的天人观与主客关系论》，《哲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⑦蒙培元：《“天人合一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意义》，《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⑧杨国荣：《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及其多维向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

⑨宋志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3期。

⑩B33苗润田：《本然、实然与应然――儒家“天人合一”论的内在理路》，《孔子研究》2010年第1期。

B11B37沈铭贤：《从“天人感应”到“人天感应”》，《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

B12惠吉兴：《思孟学派天人合一归旨》，《东岳论丛》1988年第5期。

B13杨国荣：《意义的追寻――意义与人的存在》，《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

B14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B15杨维中：《论天人之辩的伦理意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

篇6

【摘要】在对中医院校大学生培养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与其他医学类院校不同之处在于，高等中医院校还秉承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神。当前，高等中医院校的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着危机与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应加强对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中医文化教育工作。

【关键词】高等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医文化教育

一、中医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培养一名真正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医术精湛、医德优秀的医学人才，是高等中医院校工作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与其他医学类院校不同之处在于，高等中医院校还秉承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神，是中医院校大学生不同于其他高等教育工作对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开展中医文化教育是高等中医院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从专业教育和行业特色角度的分析

中医学专业不同于其它专业，其产生根源和学习过程与中医文化密不可分。中医文化也就是指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1]对中医院校大学生来说，中医文化对中医院校大学生来说，是伴随着他们学习和今后工作的精神基础。中医文化蕴涵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影响了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基础。中医学的和谐观体现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中。[2]中医文化中蕴含着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注意调整阴阳的平衡观；动静结合的恒动观有助于培养中医院校大学生的辩证思维，也将影响中医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二）从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分析，中医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1.从对人的教育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医道不仅仅是治病之道，它关涉到每个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确立，关涉到我们对宇宙万物整体的认识。于是，一个独特的，不同与其他医学的一种新型医学就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产生了。

2.中医文化倡导“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救死扶伤精神是中医医德观的体现。对此，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名利思想“此医人之膏育也”，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无欲无求”、“志存救济”。张仲景的医德[3]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的职业道德。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医乃仁术”的命题，充分体现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

可见，中医文化的内涵与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二、当前高等中医院校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从目前中医院校大学生对待中医学和中医文化的态度看，有的学生不热爱中医专业，不相信中医、学习不认真、缺乏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更不愿意去了解和学习中医文化，有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意从事中医药事业，而已经走上中医业岗位的人员，他们的中医文化知识和底蕴不能让人满意，这样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从业人员。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给中医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1.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渗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给中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带来了挑战，也给高等中医院校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现代中医大学生，进大学前接受的主要是以现代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再加上他们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一旦接触到精气、阴阳五行这些传统理论，自然就会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困惑、理解上的偏离，甚至对所学专业失去信心。

2.此外，近代以来一直没有消除的中医废存之争给中医文化带来了危机。近代百年曾有过三次关于中医废存的论争。在中医文化发展过程中，近代以来的中医废存之争给中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困境，同时，也给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医文化教育工作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

（二）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中中医文化教育的淡化

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的偏差也是导致中医文化教育淡化的主要原因。面对强势西医的冲击，现代高等中医教育应该遵循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在坚持中医传统理念、保留中医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以培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和技能的高等中医人才为目标。然而，目前高等中医教育强调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即“两条腿走路”，这种教育模式使得高等中医教育正在丧失中医特色。同时，因有限的教育时间变得更加有限，也就决定了学校的目标定位和质量标准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中医文化教育的淡化。

1.中西医课程同时开设的教育模式，冲淡了中医传统理念的确立和中医特色思维方式的养成。由于就业压力和中医创新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医院校普遍开设西医课程，中西医课程开设比例普遍达到了6:4，有的甚至达到了5:5。[4]这种教育模式也造成了中医思维模式养成的滞后性。

2.传统人文课程开设不足。从中医院校目前开设的课程结构来看，人文素质类除必须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外，某些院校也探索性的以选修课形式开设了一些医学人文课程，诸如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但作为中医学文化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等课程则普遍没有开设，或者也仅仅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3.中医学术研究“西医”化。近年来中医学术研究严重偏离中医传统，走上了西医化的研究道路，中医科研在中医现代化的光环下，被“异化”为采用西医的实验方法对中医的印证性研究，却放弃了经典著作的研读，忽视了中医临床能力的培养。

三、建议与对策

面对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工作者不仅要从意识和理论上重视中医文化教育工作，也应在实践中加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

（一）课堂教育：课堂教育是对中医院校大学生进行中医文化教育的主阵地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体现中医文化教育，提高中医文化育人效果课程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要加大传统文化课程比重，形成对中医大学生进行多学科的中医文化教育的课程体系；将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医文化教育相结合，在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加入中医文化相关知识教育课及在其它学科中渗透中医文化思想。

（二）在校园文化活动突出中医文化主线

大力发展中医文化，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必须构筑浓厚的文化氛围，积极开展学习中医文化相关社团建设，定期组织中医文化等传统文化讲座；在校报、网站等媒体开设专栏；开展征文比赛等方式，让学生潜移默化接受中医文化的精髓，在继承祖国医学的同时，也得到品性的培养和锻炼；在人文素质教育中侧重进行医学人文与中医文化教育。

（三）在科研活动中重视中医文化研究

中医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突出中医文化研究的地位与作用。中医院校应注意培育中医文化科研队伍；在各类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中，加大中医文化相关课题的申报力度；撰写和发表高质量的中医文化研究论文；培育和建设中医文化研究与教育基地；指导大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医文化。

（四）在中医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传播中医文化

鼓励中医院校大学生走出校园宣扬中医文化，引导中医院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中医院校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教育中融入中医文化内容。

进一步发掘中医文化，结合时代特征，对中医文化进行扬弃，找出时代背景下中医文化的合理内核，将中医文化与中医院校大学生的培养工作有机联系起来，进一步探讨中医文化与中医大学生的教育工作的联系，探索将中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内化到中医院校大学生培养工作中的手段、方式，对中医院校大学生开展中医文化教育，培养具有中医文化精神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显得尤为重要。转贴于

参考文献

[1][3]曲黎敏.中医与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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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针对中西医结合教育模式中人文教育存在的人文课程设置不足、中国传统人文意识薄弱、临床实习重业务轻人文、师资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加大临床实习中人文素质培养力度、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从教育模式中改变人文教育的现状、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等解决途径。

关键词

中西医结合;人文教育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西医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是认识论的互参，是方法论的互补。中西医结合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中西医结合医学以及中医和西医所涉及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的传授和教育。广义的中西医结合教育是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是对中西医学及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教化与培育。中西医结合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与时俱进、符合时代需要和中国社会特点的医学人才。但是，现在中西医结合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无论是从学科建设上还是培养人才模式上都需要积极探索和完善［1］。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更加注重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在医学模式发展上的重要作用［2］。因此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亟需加强人文教育，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1人文教育在中西医结合教育中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又称为人性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其本身就是医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医患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人文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中西医结合是我国的特色医学，尤其是中医的尊重自然、天人合一思想，赋予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特殊的人文精神。

1．1人文精神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色之一

中医是在人文文化的土壤中诞生成长的，这种人文文化决定了中医理论是与自然、人文哲学分不开的。中医崇尚整体观念，强调“天人相应，形神合一”，人文从来都是中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医的历史性和传统性太明显，反而使这种人文精神变得不容易理解传承。西医的人文精神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中西医结合医学充分吸收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又互相弥补不足，在人文内涵上进行补充和结合，正切合了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反映出个体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发展规律是中西医结合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以往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认识停留在对疾病的诊治方面，却没有从人文精神的层面进行结合。其实，人文精神是体现中西医结合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虽然现代医学对中医扶正疗法还有偏见和怀疑，但事实证明其对肿瘤化疗患者的疗效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归功于中医扶正疗法的确切疗效，另一方面扶正疗法对肿瘤患者自信心的树立有很重要的作用，是对肿瘤患者的人文关怀。这种中西医结合治疗，其人文意义和临床意义同等重要，而且人文精神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单纯西医无法实现的。再者，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中西医结合本身就给患者带来了对抗疾病的信念，其人文属性是中西医结合医学在中国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西医要用实验去解释并证实，从基因、细胞等微观现象去推论人体、疾病等宏观表现，这种思维的局限使西医的发展摆脱不了现代技术的束缚，并且西医把人文精神与医德联系起来，把它作为一种道德约束。而中医理论恰恰相反，它以人为核心，把与人相关的自然、社会、环境、疾病都结合起来，辨证论治、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把人文属性结合到中医理论中，是人文精神更高层次的体现［3］。中西医结合的过程就是一个取长补短的过程，是人文与科学融合走向科学人文主义的必然。因此，人文精神是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特色，这一人文内涵符合人类社会对医学的要求，是医学进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

1．2人文教育是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重要内容

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是继承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保障。长久以来，在中西医结合教育中对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被忽视。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与人文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人文教育应成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中西医结合人才需要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人文属性，理解和把握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和外延，而不是简单地在西医基础上加上中医，也不是用现代医学的技术手段去验证中医的真伪，而是将中西医结合上升到人文思想理论层次，认可这门医学学科的存在;另一方面在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加强人文课程设置，培养人文精神，使其在临床实践中能够给患者提供身心上的帮助，使患者从疾病的煎熬中解放出来，提高生活质量，真正体现医生的社会价值。

1．3满足社会对中西结合医学的需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社会对于医学的要求不再局限于驱除疾病，而是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加需求人文主义的关怀［4］。根据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强化人文精神，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改善医疗现状。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在西医冰冷的仪器检查基础上加上中医的望闻问切，改变技术至上的诊治模式，真正体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需求要求诊疗过程的人性化，把人文精神贯穿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充分体现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色，缓解医患矛盾，是满足社会对医学需要的一个重要途径。

2中西医结合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现状

2．1课程体系中人文课程设置不足

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培养模式主要是“两个基础和一个临床”或“两个基础和两个临床”这两种模式，但无论哪种模式，都只是注重医学基础和临床实践，人文课程设置不足，人文精神教育被忽视或是缺失［5］。人文课程主要是指文学、史学、哲学等，各个院校课程稍有差异，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化》、《诗词欣赏》、《西方文化》、《中国古典名著赏析》、《公共关系学》、《医患沟通学》、《医学美学》、《医学人文》、《儒家思想》、《老子思想》、《医古文》、《周易》、《医学与哲学》、《医学与法律》、《医学伦理学》等都是可选择的人文课程。各个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人文课程比重都比较小。河南中医学院、内蒙古医科大学该专业开设《医古文》、《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上海中医药该专业人文课程设置有《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医学伦理学》;北京中医药大学设有《医古文》、《中医古典医籍》。总体而言，在我国医学院校课程设置中，人文课程设置较少，学时较短，占总学时的比例大多数院校在7%－8%之间，平均约为7．45%［6］，与国际水平相比严重偏低，如哈佛医学院的人文课程占总学时20%以上［7］。这些课程的教育方式和效果也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我国医学教育一直重视医学知识的记忆，对人文素质培养方面不重视;在教育方式上，往往以说教为主，形式陈旧;教学内容与实际相脱节，一般无法应用到医学实践上;中西医结合专业中、西医学都要学习，学生们在沉重的专业学习压力下，对医学人文课程更是无暇顾及。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不仅是教育实践活动，更是教育工作者的认识问题，涉及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务处等对人文教育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理解和认识，在学校发展规划、重大决策、人事调配、课程设置、资金预算等方面对人文教育给予支持，才能使人文素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8］。

2．2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意识薄弱

应尽量减少西医学的思维模式对中医思维模式的影响，加强中医传统文化的渗透，在中西医结合本科教育的头两年强化中医教育及古汉语教育，并把传统中国文化如书法、国画、国学等纳入教学计划中［9］。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中医科学价值的精髓，也是实现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中西医结合的教育中，西方的文化教育冲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片面追求应试教育和技能的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中国传统人文意识淡薄，导致不能很好地领悟人文精神在中西医结合医学中的真谛。这也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现状中最易忽视却又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2．3临床实习重业务轻人文

在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实习中，因为专业原因，可能一些慢性病、内科病的比例会更大，长期面对满脸病容的患者，实习医生已经变得麻木，只想如何提高诊疗技能，怎样应付患者提问，忽视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现在的实习医生都是85后或90后，在面对陌生患者的时候，不能表现出应有人文关怀，这不仅是中西医结合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教育的问题。

2．4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有待提高

虽然我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但是教师的人文素养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也有待提高。医学专业教育和人文教育两者缺一不可，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要为人师表，把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言传身教地去影响和教育学生。

3加强中西医结合教育中人文教育的探讨

3．1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的改革是提高人文教育的根本途径

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比如包含医患沟通、医护关怀和心理治疗等在内的系列课程。课程设置要以临床实际需求为指导，以解决病患需求为目的。在教育方式上，避免说教式的理论灌输，注重教、学、用的实际效果，可采用诸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和研讨会等多样化的方式。比如，在医患沟通课程中，前期可以让学生分组模拟临床医患沟通案例，尝试与病患交流沟通，分析讨论并给出报告，切实感受和学习处理过程;后期可在教学医院中进行与真实病患及其家属的沟通实践。在学习中医学的同时注重传统中医人文教育，学习诸如著名医家事迹及其著作，树立崇高的价值观，塑造大医精神。另外，人文课程在课时上也要适度增加，并以不同形式贯穿在各个学期中。

3．2在中医与西医结合过程中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人文教育

中医传统人文教育塑造了我国传统医学的灵魂，融于整个中医学教育的全过程，因此，继承和发扬中医传统人文教育也是中西医结合人文教育的重要举措，不仅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养，还是深层次认识中医学、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3．3临床实习是加强人文教育的直接方式

临床实习是中西医结合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医学生践行人文关怀的直接机会。在实习中，感受医者仁心，不仅学习专业知识，还要以高尚的人文精神严格要求自己。这就要求临床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言传身教，树立良好的表率。因此，教学医院要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这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意义。在实习医院定期开展系列人文教育活动，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包含从病人入院接待、了解病人情况和感受、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交流、与病人建立良好关系和临终关怀等，到文化、隐私、伦理和法律问题等一系列人文教育课程和活动，这些都应作为医学生的基本课程，让学生切身体会并学习。在临床实习中加大人文素质的考核力度，可以通过带教老师打分和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做一个综合评价。

3．4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

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素养因为职业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提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中西医结合专业教师的人文教育，如举行人文素养培训班和学术会议、增加人文素养课程设置、把发表与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作为晋级的考核指标之一、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等［10］，从思想方面对教师人文素养进行教育。同时国家应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人文素养高的从业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人文的力量。

作者：孙杰 于涛 宋丹 吴英杰 单位：大连医科大学重大疾病基因工程模式动物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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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伟．生物———心理———环境———人文医学模式探讨［J］．医学与社会，2011，24(3):62－64．

［3］邸宏杰，徐家华．科学人文主义与中西医结合［J］．卫生职业教育，2013，3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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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玉龙，李一鸣．传统医学教育人文精神的缺失及对策［J］．医学与哲学，2002，23(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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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宁．南京某中医药大学学生人文素养现状调查与启示［J］．医学与社会，2013，26(12):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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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语)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其人文精神。大学人文精神是在大学的发展演绎过程中形成的,”它体现了大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怀,同时又以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形式约束着大学人的行为,显示着大学不同于其它机构的气质特征。”[1]大学人文教育,亦即对大学生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的教育,其实质是涵养人文精神。

1.1人文素养与人文精神的内涵。

杨叔子院士曾说:“人文教育熏陶高洁的人性,练就非凡的灵性;科学教育练就严密的灵性。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才能培养出人的高素质,造就出完整人格的人才”[2]。所谓人文素养是指包括知识、理性、情感、意志、思维等多个方面沉积而形成的品质,最终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德性、气质、修养以及价值取向,其核心内容是个体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怀。人文素养的具体内涵包括: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心理学、人文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知识素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创新和创业能力,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潜能;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能与人和谐相处。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并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善于反思、审视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思维、心态具有自我批判精神。

1.2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医学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命神圣、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是对人类身心健康和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关爱生命。瑰丽多彩的生命现象、奥妙无穷的人体、复杂多变的疾病,既是医学永远认知的对象,也是促使医学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中国自古就把医学定义为”仁术”,晋代杨泉在《论医》中写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并要求医者对病人要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做到“普固一等,皆如至亲”。“仁爱救人”不仅是中国古代医学崇尚的精神,也是西方古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出医生的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迈蒙尼提斯祷文》写道,“启我爱医术,复爱世间人”。历史表明,无论中外古今的医学,都是将“救死扶伤”、“仁爱救人”的医学人文精神渗透到诊断、检查、治疗、护理等临床实践的各个环节之中。医学人文精神的价值存在于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临床实践中。

2、现实的困境:当代中国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医学生人文教育的缺失,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美国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在1984年发表的《美国高等教育人文教学研讨报告》中指出:人文教学在高等教育中受到轻视,导致大学生对文化传统极其陌生。值得忧虑的是,不少大学生对教育目标及人文教育价值没有清晰概念;人文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丧失了应有地位,设课越来越少;学生主修人文学科的人数比率急剧下降,许多获学士学位的大学生没修过重要的人文课程。这一现象虽是世界性的,但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甚。当代医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不仅体现于人文知识的匮乏,也在其情感、意志等非理性思维方面有所表征。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程度越高,人的心理压力越大。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为医学生的个性发展营造了广阔空间,同时也凸显了他们在学习、生活、交往、择业等方面的困难和压力。在挫折和困境面前,他们往往一味地去抱怨,而不是去勇敢地正视现实;并容易产生一种对自我的否定性评价,出现自卑心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失落呢？

2.1人文社科类知识薄弱。

由于医学教育课程负担重,往往造成医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摄取,对人文社科如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关注不足,存在重医学轻人文的倾向,对中西方历史文化尤其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表现为过弱的人文功底,甚至写文章语句不通和滥用错别字。

2.2社会责任感缺乏。

作为一个医学生,将来从事的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崇高事业,尤其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的献身精神。然而现在的医科大学生,受功利主义影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埋头于自己的学习,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愿参加学校各种社会活动,没有奉献精神和关爱意识,对社会缺少责任,对生命缺乏关爱,对病人缺乏同情,甚至对生命和健康表现极端不负责任。

2.3心理素质欠佳。

随着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医学生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愈来愈大，导致他们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少问题，许多人心理素质下降。医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抑郁、焦虑、交往障碍、敌对、冷漠、自卑、偏执等。一旦发生心理问题，医学生面对学习和就业压力表现出较差的抗压性，产生心理障碍或疾患，甚至导致行凶或自杀的严重行为。

2.4人际交往障碍。

医学生人际交往障碍表现为不适应大学校园集体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与他人相处，有的出现心理孤僻，有的在人际交往过程出现表达障碍，对班集体漠不关心，与同学关系紧张，对老师“敬而远之”，害怕与同学、老师交往相处，甚至出现封闭自己、离群。

3、理性的选择: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建及其对等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在人文精神日趋衰落的今天,确立现代大学理念,追寻、召唤日渐逝去的大学人文精神传统,为国家、民族培养造就更多“关注天空的人”,是21世纪中国大学的核心使命。医学人文精神的价值,不仅在于间接地以医学科学技术为中介来实现人们对身心健康需要的满足,而是直接地通过学习知识、追求真理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重塑就是在强调医学科学精神的同时,强调医学生的理性自觉、社会责任和道德修养与素质情操。

3.1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医疗活动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必须实行彻底的人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文关怀应在医学教育中得到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提倡的“仁”学和古学思想倡导的“人文”,其内涵都体现了尊生、爱人、重义轻利等人文精神,值得医学教育工作者借鉴和继承。尊生,就是珍视人的生命,《黄帝内径素问》就有“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论述,可见生命之珍贵。爱人就是同情人、关心人和帮助人。医者,当有仁爱、同情之心,才可以担当治病救人重任。在科学精神盛行的今天,我们更要注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使培养的医学人才有基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和“先义后利”或“舍利取义”的理想人格。

3.2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

在重塑医学生人文精神过程中,必须遵照大学生成人成才规律,满足人的个性化全面发展的需求,培养健全的人格品质。换句话说,培养医学生在健康的心理引导下尊重生活、热爱自我及自然环境,让个人的意识、才智及能力得到健康、全面、和谐发展,进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心理品质和个人特征。通过素质教育实现对医学生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价值取向、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和不断创新能力的培养。

3.3融入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

培养医学生人文精神必须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和融入大学精神之中。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凝炼和塑造医学人文精神和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医学人文精神应是大学精神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医学生在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得以展现。因此,学校在进行科学教育的同时,也要开展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生活,给医学生融入校园文化活动展现个性魅力的机会和条件,让医学生从中锻炼坚强的意志,训练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3]。

3.4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

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开展医学人文教育是塑造医学人文精神途径之一。由于医学人文教育定位不够明确,我国医学院校人文教育课程不尽一致。目前,教育部规定的医学人文课程仅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和卫生法学,而有的学校还未全部开设或改为选修,造成医学生人文素养薄弱。笔者认为在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课程体系时,要分类指导,划分必修（核心）课程和选修（一般）课程两大类,学生在完成规定的人文课程外有根据兴趣和需求选择的余地。建议入核心课程的医学人文课程有: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卫生法学）、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与哲学等;列入一般课程的有:大学语文、哲学、美学、艺术、医学史、人际沟通等。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医学教育课程体系存在课程多、周学时多（尤其是专科教育）,在安排医学人文课程时会增加学生负担。因此,一定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注重医学人文课程的实用性和实效性,把人文知识整合、渗透到医学教育中,加强医学生对人类生命、死亡及生存意义等方面的理解。

3.5加强医学生人文实践活动。

引导医学生积极参加服务集体、服务社会、献身祖国的实践活动,了解国情、了解社会;鼓励学生志愿者参加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卫生情况的考察和义诊活动等,让他们在每一次的活动中加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思考,增进对病人和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在社会实践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提升适应能力、交往技能和发展综合素质,将人文教育活动”内化”为人文精神[4]。

3.6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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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思邈，五常，精诚辩证，现实启示

孙思邈之所以医德高尚，这与他独特的人文素养有很深厚的联系，而他深厚的人文素养又与其对于儒释道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有紧密联系，今天当我们着重研究孙思邈的医德伦理的内涵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儒家特殊的人文关怀与处世原则影响了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以至于孙思邈在习医过程中极力倡导医技与医德的重要性。在其二部《千金方》中，他用精湛的文学功底阐释了医技与医德二者的辩证关系，这也为后来中国几千年的中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思想明珠。对这一思想深入探究与分析，以期其思想光芒照耀我们的时代。

1、儒学五常的医道践行

1.1、情感之核--仁

在传统医学界，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医药学术思想，究其思想情感本质，可将其概括为"仁"。在《药方序》中表述其创作目的时用了方部浩繁，良莠不齐，求检至难等语。孙思邈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写书，这个层次就是仁。"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将天下作为己任。孔子在论述仁时谈到忠恕近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公认的道德金律，在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中被表述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在《药方·大医精诚》中他说"处以珍贵之药，另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医生开药过程中任意开贵重的药材以及炫耀自己的技能，这是偏离忠恕之道的。仁就是要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真正做到与病人心连心。

1.2、价值准则--义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义解释为适宜，符合天理。亦即是说要与宇宙万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则相一致。孙思邈的"义"体现在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医道践行中。在社会中，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均是自身现实的特殊利益，利是人们行为的普遍动因。而孙思邈则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对于大医进行了约束：一个致力于普济众生的大医应当有担当意识，他们做事行为的出发点应当符合理的要求，做苍生大医，必以"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为医道宗旨。孙思邈在义利关系上明确表明治病救人不为谋利的看法，他对 "南阳诸师"将张仲景的医方保密不传表示了遗憾和愤慨，他在《千金翼方》卷五中将其行为定为"令圣道不行，拥蔽圣人用意"，并在自己行医的80余年将自己的医方传给世人而从未留有秘方。一个医者不应只惦记个人小利而善恶不分，真正的大医应当好善而恶恶，辨别是非。

1.3、行为模式--礼

礼是仁义的具体行为和规范，在《礼记·檀弓下》中"节文"就是制定礼仪，使行之有度的含义。孙思邈在医书中多次强调礼作为规范的重要性，《药方·大医精诚》中他就对一个医者的行为进行了描述，一个德艺兼优的医生，应该能使思想纯净，注重内省，谦逊戒盈，目不旁视，看上去庄重得体、气度宽宏、不卑不亢。在诊察疾病的过程中要专心致志详细了解病状脉候，一丝一毫不得有误，处方用针不能有差错。孙思邈在具体行医过程中十分注重行为以及言谈的规范性，他说："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不得多语调笑，谈靴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礼具有调节、制约人们行为的功效，它能够教授人们如何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孙思邈始终强调学习礼的重要性，他在著述中告诫同行必须要阅读像五经这些指导人行为的文献。因此，礼应当视为内外双向规范而被匡正。

1.4、知性原则--智

智在儒家看来就是要对善恶、是非有清晰敏锐的洞察力，树立明确的道德原则。孙思邈是典型的学者，从启蒙开始就投入儒家的怀抱，他是孔孟之言的阐明者、发挥者和执行者。《中庸·盘铭章》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孙思邈从年少起就坚持对于知识的学习，他讲到"白首之年，未尚释卷"、"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方"。《要方·序》中，孙思邈直言不讳的指出古今但凡成大医者，必须对《素问》、《甲乙》、《黄帝针经》、《周易》、五经以及《道德经》和《庄子》有所涉及甚至要精通。后来许多医史学研究者发现孙思邈不仅医术和药学方面十分杰出而且在诗学、文学方面都有所涉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正是人文素养的积淀使得孙思邈在医学方面不是仅仅停留在诊治疾病、扶贫济困，而是迈向了更高的医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发明之路。

1.5、人际纽带--信

儒家认为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表现，同样应该和天道一样真实无妄。故《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当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身份，自觉的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就曾明确医生的准则，他认为医生应当谨慎言辞，不能随意跟别人开玩笑，不能大声喧哗，不能谈说别人的短处，炫耀自己的名声，诽谤攻击其他的医生，借以夸耀自己的功德。我们的一言一行要出于自己的本性，保证它们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信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反映了人们之间真诚交往、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愿望。儒家强调人际交往中要守信用，以诚待人和表里如一。《药方·序》中"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就是孙思邈对于信的认识，他认为医生治病应当不论亲疏远近都应一视同仁，做到人己不欺。

2、精与诚的辩证关系

孙思邈在《药方·大医精诚》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精和诚"这一对范畴进行了系统的学理阐释，因此后来很多学者认为精和诚是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两大纲领。孙思邈所论述的"精"与《论语·乡党》中"食不厌精"同意，指的是医术的精通细致，精益求精。"诚"与《礼记·大学》中"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同意，指的是医德的真实无妄。具体来看，今天的习医者通常将精和诚称作业务和思想，而将二者的统一称作业务知识结构。

孙思邈的"精"可以概括为"以医为体，以道为用"。无形之物的"道"推动了有形之物的"体"，使其生存与活动。孙思邈的医学诊治思想中道家的思想起着指导和支配的作用。孙思邈在《药方·大医习业》中阐述"周易六壬，并须精熟"，"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将《易经》从五经中剥离出来，又把其排除在儒家文献之外而与六壬并列，这充分体现了孙思邈十分看重道教思想在其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两部《千金方》中道教气息特别浓郁的或全部为道教的就占了9卷，所以医者在评价孙思邈的医学论述时用了"《内经》《本草》传统理论与道教紧密结合"的话语。孙思邈的"诚"可以概括为"内外兼修，悟理明道"孙思邈是"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的一代"儒医"，他在《小儿卫生总微方论》中就的特别提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只有明白了世间万物总的"理"才能在医术上有所完满，而只有达到了这两者的融会贯通最终才能用药救济苍生。在中国古代强调以诚待人的医者并不多见，甚至很多医者并未将医德作为个人诊治病人的先决条件，而孙思邈却在其著作的序中浓墨重彩的添上了"诚"，我们不能不由此看到孙思邈认识的高明之处，而正是这比人高的一点使得他在具体的习医过程中注重对于言行举止的控制，使其最终成为古今医者的表率。

尽管我们在《大医精诚》和《大医习业》中看到孙思邈十分强调医德思想的重要性，但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医学界作为医术的业务是第一位的，医生的先决条件就是精通医术，这既是习医者的入门之道，同时也是其成长进步的阶梯。但孙思邈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医术的学习中要通过人文社科知识储备的提升塑造出一种德行，德性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鞭策医术的进步，两者不可偏废。思想和业务天然有着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作用。有时因为业务的需要而左右了思想，有时又因思想而改变了业务。正是孙思邈完满的医德与扎实的知识储备使其在针灸学科、妇产学科、儿科、骨伤学科以及耳鼻喉科做出了新的贡献，为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3、现实启示意义

3.1、促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

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就是全面贯彻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医术与医德兼备。孙思邈《大医精诚》精辟论述了医术医德的辩证关系，他告诫习医者不仅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而且还要有一颗"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孙思邈的一生经历对医学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孙思邈幼时就时常去医门，成年后身体也常染病，晚年亦是勤服汤药。正是在这样的先天与后天不利的身体条件下孙思邈以抱病之身来习医，对于病者的苦痛则有更加深入的体会而其钻研也会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因此，医学院校可广泛吸收身体残疾有志从医的学生，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这样他们必定立志钻研医学，对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大有裨益。在医学院校中相应的课程比例也应进行改革，据统计甘肃某医学院校中医学专业的课程比例中专业课程占到90%，而仅有的人文课程中学生的缺席率也十分高。与此相比孙思邈充足的人文知识储备则是我们所应敬仰与学习的，因此当前有效的课程实践改革十分必要。

3.2、 完善医院文化建设

目前，我国医院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化的运作给医疗机构的冲击十分巨大。医院渐渐失去其公益性，出现了自外向内扩张整体性的逐利现象。因此，加强医院的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医院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使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意识到自身是"自为的存在"，因为只有扬弃了"自在的存在"，医者的职业主体性（此处区别于人的主体性范畴）才能够自发唤起，才能真正的树立"以人为本，诚心救人"的价值观。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为医院文化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与核心价值导向。文化品质的提升贵在学，医院的文化建设应当体现医患双方共同的学习实践中。重庆三峡中心医院文化建设的案例就是这样的典范。医院让病人在就诊治病的同时，接受儒家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的熏陶。这样在医患共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医院的文化品质。

3.3、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这不仅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市场，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医患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说明医患之间基本的信任。造成这种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交流的畅通性不到位。宋o淳熙年间的《淳熙秘阁续帖》中有孙思邈将一石小米赠与贫穷病人的描述，而在今天医患的交流场所更多的集中在医院，医生和病人的交流更多的处在医院这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场所，很多的信息无法通过观察交流得到，因此医患之间身份和地位变得更加直接和不对等。郭应禄院士在其撰写的《敬业精神与医学人文教育》一文突出强调了医者对患者主动关怀不够。由此可见，在日常工作中，作为救死扶伤的医者，要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大医精诚》的思想多与病人沟通，多为病人着想。而医院则可以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因此，孙思邈《大医精诚》的思想是治疗医患关系紧张的一剂良药，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想法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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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印生，韩学杰.孙思邈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

[3] 程远.药王孙思邈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6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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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篇10

“仁”的基本内涵，即孔子所倡导的博爱精神。《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仁，亲爱。”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从二。”人们生活在社会上，永远会与周围的人们和事物产生联系，仁学正是以发展的眼光为我们解答了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些联系。“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强调了个人要保持反身内省的态度，寻找心灵带来的力量，而不应一味的向外求索。仁者爱人的具体方式即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仁学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将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他人价值的实现统一起来，体现了儒家仁学的人道主义色彩，与中医文化倡导的“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不谋而合。中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职业操守，“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重视生命的思想，还有“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济世情怀，无一不是仁学的体现。从仁学思想入手，可归纳出古代中医医德形成的两方面因素：一是自我的提高与发展，二是向外的拓展。2种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医医生“大医精诚”的价值观。

2仁学思想在中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1有利于医学生医德素质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学无一不是为了完善道德、人格、社会应运而生的。其中儒家的仁学思想构成了中医伦理学思想的核心。上古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仍坚持不懈，成为中药学创始人。东汉末年，张仲景在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连年瘟疫，其宗族200余人不到10年死于疫病者达2/3的情状下，勤求古训，学医救人，不断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治病救人，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为后世中医辨证论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末医家吴又可，也是在全国瘟疫大流行，外敌入侵的社会现状下，毅然决然的走在了抗击瘟疫的第一线，亲历了每一次瘟疫的流行，积累下丰富的资料，撰写了《瘟疫论》一书，总结提出了“疠气”致病学说，这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神农、张仲景和吴又可的医德思想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的职业道德。“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无欲无求、志存救济，中医教育素以人文和科学教育并重著称，加强“仁”观念的教育，有助于医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医德医风，全面提高医学生的道德素质。

2.2有利于医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医理论及思想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仁学思想重视程度日渐式微，加之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灌输，思想混杂。中医学不仅是自然科学，更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它汲取了秦汉以前的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下，总结临床医疗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成为独特的医学表现形式。传授中医理论是中医教学的核心和关键，是使学生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中医医理、自如运用中医方法的根本途径。接受这些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平和的心境，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把这些哲学思想与实践科学有机结合，体悟其中的真谛。现代中医大学生，进大学前接受的主要是以现代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他们普遍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背景十分薄弱。所以他们对所学中医理论、概念觉得艰涩，对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难以接受，他们的突出感受是中医逻辑的深奥凌乱和脱离实际。他们在当今纷杂的文化风暴中，大多随波逐流，未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能静心好好感悟中医学的魅力所在，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医的独到之处。仁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具有统领的作用。在中医教育中着重加强仁学的教育，让中医学子可以在心态上回归平和，从源头更好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进而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体系，从开始理解中医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进而接受中医学基本观点、理论体系，形成中医思维。

3基于仁学思想对目前中医教育的几点建议

中医教育是复兴中医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中医的当务之急是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真正热爱中医的人才的培养。通过探询国家级名老中医学习、成长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成就与传统的学习培养模式是密不可分的。这应当成为我们复兴中医的宝贵经验，并努力付诸实践。

3.1增设以仁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进行多角度专业教育

通过入学教育、学术演讲、视频公开课等手段，对初涉中医学的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其一稳定其专业思想，其二确立医乃仁术的观点，从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能够主动的研习博大的中医学，以自己的医术来救济需要帮助的患者。中国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医德的基本原则，要通过专业教育体现仁学对医学生的影响。孙思邈说：“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二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视之。”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的“医家五戒十要”篇中，提出第一“要”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中医理论自萌芽到完备，整个发展历程离不开世代医家的刻苦、离不开世代医家的仁善。如今，要发展中医，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必须重视起来。中医药院校必须加大人文课程的教学，将其与医学教育有机结合，优化中医药院校的课程设置，增设古代哲学、古典文学、自然辩证法等课程，让中医大学生真正树立仁学的思想和理念。

3.2加强中医经典教学，夯实中医学生专业功底

“缺少经典的民族，是幼稚的孱弱的民族”。所谓中医经典，是指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被历代中医学家所公认的、对中医学术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古典医著。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学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和《难经》四大经典名著为首的经典中医体系，经典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很多中医药院校对这些经典学习的课程安排却是不尽人意，西医课程越来越多，中医经典课程比例越来越少，甚至《神农本草经》和《难经》2门课程在中医课程中已难觅踪影。对经典的学习变得越来越浮躁，浅尝辄止，难以领会其中精髓。所以众多学者发出了“重拾中医经典”的呼声，邓铁涛等中医大家们发出“大温课、重经典”的殷切呼唤。从近代名老中医之路看，所有的名老中医无不精通临床经典，接受过临床经典的洗礼。在他们的医案中，运用经典理法方药治疗疑难杂症、重症的成功案例随处可见。

3.3推广师承教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