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集聚的好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服务业集聚的好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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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产业；集聚；区域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安徽省服务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突破口。生产业作为现代服务的重要一部分，担当为经济转型发展，提升经济质量的重任。安徽省生产业发展目标已经明确提出要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加快生产业的发展已刻不容缓。

一、安徽省生产业集聚现状及问题

2014年，安徽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25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8%；其中生产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达36.3%，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38.3%，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安徽省生产业总体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从业人员还是产业规模都在急速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该产业集聚不断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集聚程度整体较低，地域和行业集聚差异明显

通过2004-2013年在安徽省十六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根据空间基尼系和区位熵理论的研究，从城市角度看除了合肥、芜湖等城市生产业集聚程度比较高外，其他地级城市产业集聚整体都比较低，无法形成规模以上的市场。从行业角度看，目前安徽省生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有仓储物流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仓储和邮政业等集聚程度较高，而其他诸如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服务外包等集聚程度较低，并且差异明显而且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2.生产业结构有待优化，集聚辐射带动力明显不足

传统服务业占整个生产业比重大，而电子商务、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发展滞后。整个生产业结构还是以传统商贸服务为主，产业附加值较低，技术装备落后，受经济大势影响比较严重，缺乏核心竞争力，依旧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带来的集聚辐射带动力明显较低，并不能因为这样的产业集聚而带来的规模效率。

3.集聚缺乏系统性，谨防盲目集聚

基于钻石模型的理论，集聚规律存在“倒U型曲线”，生产业集聚一开始会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但当集聚达到倒U的底部时候，其规模效益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起到反向的作用，我省尚处于生产发展的初期，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认识到其集聚带来的规模效益的好处，故此局部区域谨防盲目集聚，导致集聚过度而产生的产能过剩，成本上升的弊端。

二、促进安徽省生产业集聚发展的对策

1.加大政府导向，建立保障机制

结合安徽省制造业产业升级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条件和企业状况等因素的不同，制定配套的相关政策，加大政府导向，有意识的鼓励和支持生产业的发展，引导资源要素向生产业重点行业和区域集中，对生产业重点建设项目和关键领域给予财政贴息、加强生产业用地的规划、储备和供应工作、建立灵活的人才引进等政策扶持。

2.依据区域经济定位，加强城市间生产业协同合作

安徽省内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做好生产业的发展规划，明确其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要通过强化生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来提升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发展壮大省服务外包产业园、芜湖动漫产业园、马鞍山软件产业园等一批现代生产业集聚区。

3.做大做强主导性产业

重点培育传统生产业龙头企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科学规划与布局，强化已有的聚集优势，应重点培育生产业龙头企业，并鼓励他们顺应结构调整的大势，将规模继续扩展，优化配置资源，发挥典型的引领作用，强化并发挥行业聚集优势。比如合肥市电子信息和家用电器、汽车和装备制造等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于此配套的生产业如交通运输和物流业，技术服务等应加大集聚力度。

4.人才培育和引进是关键

从以往的发展经验来看，高素质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的根本动力。生产业的集聚需要高素质人才去实施，而且这样人才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安徽省各地市应积极制定各种政策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的加入，同时大中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也应当积极建立和完善培养机制来培育人才，使得人才的本土化。

参考文献：

[1]马鹏，李文秀.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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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聚；空间集聚；城市空间布局

中图分类号：TU984.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2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65-02

一、产业集聚

1、产业集聚的内涵

产业集聚一般是指属于某种特定产业及其相关支撑产业、或属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集中。它是工业化过程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一种现实的经济地理现象。

2、对产业集聚发生机制的解释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他们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马歇尔把这种地方性工业在产业区的集聚归结为企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可是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不变，但是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而且这种外部经济给集聚企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1）有一个共享的劳动市场；（2）提供共享的中间投入品；（3）技术的外溢。

新经济地理学代表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于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他认为技术外溢是集聚的次要因素，偏重由于密切的经济联系导致集聚而非比较优势。

二、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

空间集聚从宏观上说，可以看成是要素集聚的外在表现，是指相同的产业上在特定地区上集聚；从微观上说，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特定地区上集中。

1、产业集聚对空间集聚的促进机制

产业集聚能够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公共物品的利用更加有效率。据统计，通过产业集聚，城市能源利用率提升40.5%，行政管理费用节省了20.6%，而且土地将节约30%以上，从而加速了城市空间布局的演化。

产业集聚能够提高城市竞争力。一方面，产业集聚一个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实现产业间分工与协作，把产品分配给在生产本产品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这样整个产业链上的产品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而提高集聚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相关产业的集聚可以产生一定的规模优势，可以形成区域性的品牌，提高品牌知名度，从而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产业集聚促使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产业集聚可以吸引大量的资本、劳动力在该城市集聚。而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与其相关的配套服务，在其周围便产生了餐饮业，物流业等服务业，服务业的需求把周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引到集聚区，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2、空间集聚对于产业集聚的反馈机制

城市为产业集聚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网络体系。城市集聚了许多的产业和其相应的服务机构，并为这些产业提供了一个相互发展、相互协作的平台。有了一个完整的网络体系，各企业之间的联系也会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密切。因此，城市化经济所形成的优势会使产业自发向城市集聚。

城市提供了产业集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提供是城市一个主要的功能，它作为企业发展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和服务保证，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所以公共物品的质量与对周围地区的居民和企业的吸引力成正比，质量越高，吸引力就越大，高质量的公共物品可以促使企业向该地进行集聚。城市交通的便利性与否是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离不开城市交通网络体系的支持。

城市提供了产业集聚所需的生产要素。一般而言，一个产业会选择区位条件优良的地区集聚。劳动力、交通、服务等是考察一个地区区位条件是否优良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人力资源，若人力资源充足，企业就可以减少搜寻成本，同时，城市提供的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产业集聚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集聚效应对城市空间布局演化的作用机制

1、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可以分解为聚合效应和扩散效应。聚合效应能够吸引更多企业进入，促使集聚规模不断的扩大。而扩散效应则推动集聚区域的企业向外转移，使产业集聚发生转移或消亡。产业刚开始集聚时，有集聚优势，能够发挥聚合效应，使更多的企业进入，但是随着产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进而超出了区域的承载力，则失去了集聚优势，此时就会发挥扩散效应，企业则向外迁移或消亡。

2、集聚效应对城市空间布局形成与演化的作用

在城市形成的初期，工商业之间的空间分化并不明显。服务类的产品买卖双方必须面对面才能交易，而空间集聚可以使服务业减少搜寻成本，从而降低整体经营成本。因此，服务业首先从均质空间中分化出来，在城市中形成服务型空间。而商业作为服务业的主要成份，首先形成集聚的产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商业企业最容易在城市中聚集起来而形成所谓的“市”。伴随着商业集聚规模的扩大，需求越来越集中，达到集聚度的门槛规模A之后，聚合效应便发挥作用，大量商业企业进入到“市”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的综合型服务空间。当服务业集聚达到规模门槛A之后，在聚合效应作用下，新的服务型企业不断进入到集聚区，使服务型空间持续扩张，对工业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而且服务业在对土地的竞争中也占据相对的优势。当服务型空间达到规模门槛B之后，扩散效应便发挥作用，工业企业选择向城市郊区迁移。企业对集聚的规模经济的追求促使向城市边缘区转移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集聚，从而形成工业空间。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的形成一方面来自于工业企业外移之后留下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市边缘区地租便宜而吸引了大量居民外迁。当聚居的人群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商业需求刺激了新的商业在此聚集，一个新的中心也逐步形成，如此便产生了多个城市中心，一个城市的空间布局便由此演化而成。

四、结论

产业集聚通过集聚经济，产生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效应正的外部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提升城市竞争力等带动了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增长，在城市的空间布局演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集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产业集聚还会给地方经济增长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企业过多带来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过度竞争和环境破坏等，这些不利影响被称为集聚的拥塞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在城市空间布局演化上的关键作用，因而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促进产业集聚效应对城市空间优化的作用，发挥其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　赵航.产业集聚效应与城市功能空间演化[J].城市问题，2011，（03）.

[2]　马吴斌、褚劲风.上海产业集聚区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J].中国城市经济，2009，（01）.

[3]　李程骅.城市空间重组与新产业价值链的功能[J].江海学刊，2008，（04）.

[4]　顾朝林.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5]　徐康宁.产业聚集形成的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刘乃全、叶菁文.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的协调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1，（07）.

[7]　刘世锦.产业集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J].产业经济研究，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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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进城必然是长期趋势,如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其工作的城市,必然在城市形成“新二元结构”,威胁城市的和谐发展。农民工进城,需要逐步解决其户籍问题,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重点放在中小城镇,还是大城市?越是大城市,经济越发达,就业机会越多,往往也是外来劳动力集中的地方,那么,是否有必要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大城市?

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基本的原因当然是提高收入。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拓荒或者填海对土地数量的增加影响并不大)。在土地给定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而在城市经济中,特别是工业和服务业,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非土地,资本的增长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通过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劳动力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这里,我要反驳那种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人口50%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

农民进城能够提高收入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收入的提高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根据新经济地理学(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的总结,城市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有三:即分享(sharing)、匹配(matching)、学习(learning)。分享是指,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部门总是存在固定的投资,城市规模越大,初始的固定投资就越能被平摊。在城市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就有这样的性质。上海的地铁很发达,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现在上海的人口规模分摊了地铁的建设成本。当地铁达到城市市中心500米内必有地铁站的密度时,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服务业发展也更加便利。匹配既出现在生产部门,也出现在消费部门。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讲,公司总部选择大城市,是因为它能找到最专业的人才,当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力供给就会体现出多样性和专业化。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的企业长大了,总部就会搬到上海来,哪怕地价和劳动力成本都会提高。从消费者来说,生活在大城市能够便利地享受多样化的服务,而在中小城市,生活就相对单调一些。第三个方面是学习。越是在服务业,特别是知识、技能密集型的行业,“干中学”的机制就越重要。市场规模大了,各种行当的需求就增加了,可以带来更多积累经验的机会。

对农民工来讲,他们进城时首先考虑进大城市是人之常情,因为这里收入更高,机会更多。与此同时,当他们离开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对农业部门也是有好处的。只有当大量农民转出的时候,剩余农民才可以在拥有更多人均资源――特别是土地――的情况下,逐步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提高收入。

农民进城的第二个原因是为公共服务。大量的公共服务提供(包括医疗、教育等)是建立在地方财政基础上的,这就造成公共服务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均等。到大城市以后,农民工可以部分地分享这种服务。现在中国公共服务的享受有一部分是与户籍挂钩的,比如教育和医疗;但也有很多公共服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说地铁、城市绿地、文化设施等。在大城市,公共服务的分享也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接下来,我想谈谈现在很流行的两个观点。首先,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当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劳动供给会逐渐出现短缺,然后工资会明显上涨,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会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他们注意到,中国从2004年出现农民工短缺,最近又有一波新的农民工短缺,同时农民工工资也在上涨,这些现象和“刘易斯拐点”的现象非常吻合。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一些不符合“刘易斯拐点”的事实:第一,中国经济的工业化水平超过90%,而城市化水平只达到47%左右;第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是逐渐扩大的;第三,在城市内部,有户籍和没户籍的劳动力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第四,在城市里,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之间,即使他们受过同样的教育水平,他们获得的回报也是有差距的,并且差距还在扩大。事实上,中国今天的现实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特别是当内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同时,中央实施了连续的惠农政策后,农民工的供给看上去短缺了,农民工的工资也上调了。这其实只是制度调整带来的结果。

其次,很多人在说,农民工工资上涨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快没竞争力了。是这样吗?最近这一轮经济危机之后,又出现了“民工荒”,但主要是技工荒。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趋势,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方向,已经领先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了。产业越升级,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就越少,对于大量的低技能劳动者来说,工资如果不涨,公共服务也不改善,农民工当然不愿意出来了。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使农业的比较收益在提高,再加上最近四万亿投资下去,内地在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很多地方需要劳动力,所以沿海就出现了“民工荒”,甚至普工也荒。看上去是“民工荒”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劳动力短缺了。中国应该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的技术水平已经和沿海地区日益升级的产业出现了脱节。给定目前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就已经决定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还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只要工资的上涨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仍然能为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产业升级只能是慢慢来,操之过急,将事与愿违。

既然农民工进城也在不自觉地追求“规模经济”,那么,户籍改革到底应该从中小城市开始,还是从大城市开始?“知屋漏者在宇下”;对这个问题,农民工朋友已然做出了回答。放松中小城市的户籍后,只要就业机会在大城市,很多农民工就会把户籍落在中小城市,而工作仍在大城市。在上海,1900万常住人口里,没有本地户籍的已经超过27%。如果中国再不在城市规模和户籍制度这样的问题上解放思想,按照今天这样的制度,在大城市里必然是没有户籍的人越来越多,城市的公共治理面临越来越多的矛盾。如果一个城市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都跟另外的人不一样,这样的城市就会面临很多问题。

农民工要进什么样的城?

农民工进城首先考虑大城市,因为那里收入高,就业岗位多,生活更多样。那么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在哪里?很多人认为只要加大对中小城镇的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这是值得商榷的。越要发展中小城镇,越要首先把大城市发展好。投资者考虑的企业选址要接近消费市场,虽然在地理上它也可能会把厂安排在中小城镇,那是因为在小城镇的边上有一个大城市,可以足够靠近它的消费品市场,从而节省运输和物流成本。同时,中小城镇用地和劳动力价格又偏低,只有在这时,企业才会把厂安在中小城镇。

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发展规律都是如此。以纽约为例,纽约以前也搞制造业,后来劳动力成本增高,土地越来越贵,所以纽约开始把产业往外迁,但是都没有迁很远。直到现在,在纽约周围,还有服装业的存在。为什么?因为纽约是全世界的时装之都,在它周围制造的一些服装,销售、都在纽约。纽约的产业就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即设计、营销等现代服务业的环节在纽约;而制造业,特别是有品牌的制造业,是在纽约周围的中小城镇。另外,中小城镇还有居住功能,因此也不能离大城市很远。比如东京白天的人口要比晚上多200多万,这些人就是晚上住在东京以外的中小城镇,而白天在东京上班或上学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地铁等交通一旦发达,“卫星城”的居住功能就体现出来了。接着这个小城镇的配套设施、房产市场、服务业也就随之发展起来,中小城镇就得以蓬勃发展。这些中小城镇的活力,还在于它们是连接农村与大城市的中间环节,所以它们可以提供农村和农业的服务业,而大城市、城市群甚至是国际市场也同样是它们的服务对象。所以,越要发展中小城镇,就越要把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出来。

接下来我们讨论进城是去东部,还是去内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整个经济和人口都在向东部沿海集聚是政策的原因,但2010年经济到了一个“拐点”,经济中心会往内地转移。这也是值得推敲的。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出口放缓,但是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全球制造业生产体系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也没有改变,依然是依赖对外加工贸易出口的。因此,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出口厂商的选址一定优先考虑靠近国际大港口的区域,未来制造业的中心一定就是在以这几个大港口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里。经济学的经验证据表明,越是发达,生产率越高的国家,集聚程度就越高。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集聚程度远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当然这不是说内地不要发展制造业,内地宜于发展一些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制造业,以及一些不依赖于海运进行贸易的产业,比如芯片制造。

另外,我们讲要扩大内需,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那么地理位置接近于东部是否就不重要了呢?不是的,内需不光是内地的需求,东部的需求也是内需的一部分。提高内需的关键不在于让内需在地理上均匀分布,而在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根据“集聚效应”的道理,越是要发展内需,越是要集聚。服务业主要不是出口的,是否就不必集聚呢?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收入越高的地方,服务业需求越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所以越发展服务业,越要让人到收入高的地方去。此外还有生产业,这类服务业服务于制造业,制造业如果在港口附近集聚,生产业也一定跟着它走,所以,未来不管是消费业还是生产业,它一定是在大城市才更有活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越要提高内需、发展服务业,越是要集聚。

农民工怎样进城?

未来中国要解决的一个政策上的关键问题是,让农民工进城,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要知道,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地价不会上涨这么快,而城市土地批租所获得的收益基本上用于城市发展了。外来劳动者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却没有分享到城市土地租金上涨所带来的福利,这是不合理的。

在各地推进自己本地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困局是政府财力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这里引用一个苏北城市的案例:当地政府统计,如果按照未来的城市化目标,平均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城市居民需投入15万-20万元,包括公共和个人投入。沿海开发规划确定,到2020年城市化要达到65%,而目前是45%,今后10年需要转移160万农民进城,这样算起来需要投入2400亿-3200亿元规模的投资,政府财力无法支撑。由于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钱,根本上来自于土地从农业用途转化成工商业用途当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破解困局的“抓手”就应该是让土地使用权配置到最能让土地增值的地方去,即东部那些大中城市。应该允许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主要是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带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在当地可以更多地将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农民工获得当地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流出地则需要保留更多农业用地,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用地“占补平衡”。遗憾的是,我们当下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下,建设用地指标只能小范围流转,农业用地跨地区的“占补平衡”不能突破省级行政区的范围。在一个经济欠发达、制造业和服务业缺乏空间的地方,土地的增值收益当然小,“蛋糕”做不大,城市化进程就受到制约。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原因就是,土地的使用规划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脱节。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土地的平均使用效率,如果用每平方公里建成区上面二、三产业GDP的生产规模来衡量,那么,如果从像上海、香港这样的大港口往内地走500公里,每平方公里二、三产业的产出就要下降50%。可以想象,通过行政力量来配置建设用地指标,将产生巨大的效率损失。建设用地指标如果多一点转移到沿海地区,将更有空间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产生更多的GDP和就业岗位,从而为中国的大城市松绑。

我们还比较了中国的两个指标,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和建城区土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前一个是在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后一个是在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比较的结果是,从全国来看,1990年至2006年期间,土地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也就是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平均每年是7.77%。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4.56%。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面积扩张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却落后于土地的扩张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的利用率其实是在下降的。我们再把这些数据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部分来分析。东部还好,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平均每年只有1.8%。到了中部,差距就达到了2.9%。而在西部,两者的差额居然相差达到了每年5.23%。这说明,越往内地,城市化进程其实只是土地使用面积在扩张,非农业人口却没有相应增加。这表明,沿海与内地的土地需求,一个“吃不饱”,一个“吃不完”,这种扭曲是土地资源的浪费。为此,要使建设用地指标跨地区再配置,特别是当大量农民进城就业后,他们的宅基地指标所对应的非农业用地的使用权,能跟着他们“走”。这不仅可以缓解沿海地区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也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民进城,缓解“民工荒”。同时,对农民而言,收入提高,并且土地指标可以用来为他们在城市里获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土地制度改革的阻力一定程度上来自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很大程度是基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的,同时,地方政府也有最大化税收的激励。于是,分割市场,阻碍地区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就成了普遍行为。所以,中国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改变地方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不要用GDP总量增长和招商引资来考核那些地理位置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区域。此外,还要进行公共服务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均等化。在大量的农民转移到沿海大城市――少部分也转移到中小城市――之后,相对落后以及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要更多依赖中央财政的补贴。这种财政补贴,是基于“蛋糕”已经做大的前提的。

上述改革可以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首先,新移民进城之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当下,农民不愿意去参加培训,城市政府不愿意投入培训。如果解决了农民工的户籍,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户籍可以给农民工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们觉得,进了城就能扎下根来。同时,城市居民不仅能从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中获益,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支付压力将得以缓解,因为移民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健康水平也相对较好。第三,农村居民也从中得益。制度变革也将改变未来中国农民工进城的模式。今天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而妇女、老人和儿童大量留守在农村。如果迁移模式转变为举家进城,进城农户的农地就可以流转给留在农村的农民,用于对这些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有观点认为,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放开,就会造成部分农民失地,如果有一天,那些进城的农民发现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想回去,但是农村没地了,怎么办?其实,只要土地的流转是按其使用权的市场价实现的,那就不用担心,使用权出让时,得到市场价,想再买回来,也可按市场价。关键不在于流转与否,而在于有没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去承认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资产的价值。第四,政府也得益,“蛋糕”做大了,就业增长了,财政收入也增加了。第五,企业也可以由此降低其在东部发展的生产成本。今天很多企业在内迁,看似实现了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但如果土地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沿海地区企业成本的增长就不会那么快。通过限制沿海的用地指标,只会助推沿海地价的上涨,逼着企业放弃集聚的好处而内迁。如果劳动力流动不充分,通过行政力量推动的产业转移,就不能带来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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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临的机遇

1、上海对嘉兴的“溢出效应”增加的机遇。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必将加剧上海区域范围内的要素稀缺度，进一步抬高上海的土地、劳动力、交通等有形要素成本，这会对一些要素依赖型企业造成打击，预计将会有新一波产业从上海向城市梯度转移过程。嘉兴作为与上海距离最近的长三角城市，承接产业转移有着独特的成本和资源优势，能充分享受上海自贸区建设对嘉兴的“溢出效应”。

2．提升嘉兴中心城市功能的机遇。从国际上自贸区的发展经验看，成功的自贸区是所在城市与周边城市良性互动的结果。上海自贸区世界经济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需要周边城市相应的产业、基础设施等配套，同时溢出仓储、加工、配送、商务等服务需求，降低本地高商务成本影响。具有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优势的嘉兴，将成为上海自贸区重要的服务合作平台，为进一步增强嘉兴的中心城市功能提供了机遇。

3、推动嘉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机遇。嘉兴外向型经济经过前一时期高速发展阶段后，亟需新的动力推动。上海自贸区相当于将国际市场直接搬到了上海，由此导致嘉兴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信息搜寻成本大幅度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距离大大缩短，如人民币自由兑换等政策将为嘉兴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更为快捷、便利的平台，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也将大幅降低。进一步看，自贸区也为嘉兴企业“走出去”发展提供了便利，和海外投资兼并收购相比，嘉兴本地企业也可以探索到自贸区投资发展，或收购境外公司后，把相关部门转移到自贸区，降低跨文化冲突，发挥并购后协同效应。另外，也使得国际企业更加容易接近嘉兴，使嘉兴更容易获得国际人才、国际资本、国际企业。

4、促进嘉兴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上海自贸区内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投资自由化改革将加快整个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链的创新和产业升级步伐，使得上海自贸区成为创新的策源地，同时，上海自贸区将使上海作为开放窗口和服务中心的龙头效应进一步增强，而周边城市的产品制造基地功能也将得到强化，类似于香港与珠三角城市圈的关系，作为上海近邻城市的嘉兴可以通过“跟随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获得产业转型升级的好处。另一方面，自贸区重在服务贸易，预期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与汇率市场化、金融产品创新、离岸创新业务、内外资投资等将在自贸区先行先试。自贸区服务业的发展将对嘉兴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理念、技术和人才产生极大的溢出效应，同时也会对嘉兴传统和现代旅游业客源增量产生较大贡献。

5、为嘉兴带来制度创新示范效应的机遇。自贸区方案体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将取代“政策优惠”、“人口红利”；突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将重于辐射带动功能。自贸区总体方案涉及近100项试点任务，其中超过一半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如自贸区在金融方面的创新，特别是“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将进一步激发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为我市南湖区、嘉善县金融创新示范点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源。另外，上海自贸区作为试点，将进一步体现先行先试的开放措施，包括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金融领域的开放以及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形成可推广的样本，为嘉兴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更加生动的经验。

二、带来的挑战

1、产生暂时“虹吸效应”的挑战。国家设立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目的在于倒逼经济改革，挖掘改革红利，加强与国际接轨，上海自贸区将赋予企业国际化运营、贸易便利化、金融自由化等更大幅度的优惠政策，使上海对嘉兴的高端要素和柔性要素(包括高端企业、高端人才、创新要素等)吸引力大幅度增加，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导致高端人才、高端企业以及企业中的高端部门向上海流动，促使嘉兴近些年来极力打造的一些已成规模的高端制造业、生产业流入自贸区，吸引嘉兴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在自贸区设立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等功能性的企业总部，这意味着可能给嘉兴GDP、进出口贸易额和税收造成损失。

2、增加产业转型升级短期压力的挑战。目前嘉兴正处于主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但却遭遇了国际宏观经济的不景气的大背景，再加上转型升级初期必然遇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了上海自贸区建设，局部的优惠政策可能会打乱区域正常的产业转移梯度和秩序。因为上海自贸区可能实行的税收政策优惠幅度较大，企业所得税与周边地区有10个点税差（按15%的税率征收）、对区内加工制造的产品免缴增值税、对境外投资收益采用分期缴纳所得税，高端产业还将享受便利通关、外汇兑换等诸多优惠，有利于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嘉兴的高端制造业、部分高端服务业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将流入自贸区，对嘉兴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产生一定负面效应。

3、在新一轮改革发展中缺乏先行先试优势的挑战。20__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舟山群岛新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 区作为我省四大国家战略。除了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嘉兴暂时没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平台，没有纳入到国家已有的改革试验区中，缺乏相应的先行先试优势，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地竞相争取国家政策资源支持的背景下，对我市加速转变长期以来依靠自身发展、缺乏国家有力政策支持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挑战。

篇5

关键词：服务业；产业粘性；市场适宜；低水平陷阱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105-06

收稿日期：2013-10-3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济文化变迁分化与整合视域下我国新农村建设研究”（13BJL063）；财政厅重大财经应用研究项目“农村文化建设财政支持政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作者简介：商海岩，男，山东平邑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服务业经济。

农村服务业发展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的研究证明，农村服务业可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推动农民就业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1，2]，对农村产业来说，农村服务业可以增加农业效率、激活农村市场，促进新农村建设，并且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等[3，4]。另外，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农村服务业的工作，也提出了“发展多元服务主体”的重要战略部署，使得农村服务业建设成为当今一个比较迫切的任务。由于历史的原因，相比城市服务业，当前农村服务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农村服务业自身特色没有得到有效伸展，农村服务业的理论建设更是相对不足，因此，迫切需要对农村的服务业进行全面的探讨。

一、农村服务业演进的理论回顾

相比一般的服务业，研究农村服务业的文献并不多见。梳理已有的研究，关于如何从农村服务业与城市服务业之间关系的视角理解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国内外文献主要有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农村服务业依附于城市服务业，是城市服务业的延伸。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认为农村服务业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为城市服务业提供上游产品，需求的中心属于城市，农村服务业由于需求分散、基础设施薄弱等等，形不成服务业的规模优势[5]。国内的陈志武等[6]认为农村服务业主要依靠城市服务业的转移，特别是生产业，这种转移造成了农村地区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二是农村服务业与城市服务业的共生理论，认为农村与城市各具特色，因此服务业也各有各自的特质，城市服务业与农村服务业二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作为扎根于农村的农村服务业，应该具有农村区域的本地特色，并且这种具有农村特色的服务业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7]。

关于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的思路，文献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是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服务业的自由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高容易引入更多的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等，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反之则由于相对封闭落后而被锁定于低水平均衡陷阱[8，9]；第二种则认为政府应该对农村服务业发展积极进行干预，主张结构主义发展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农村服务产业等由于服务品的“契约密集”性质，要求信任度高，因此交易费用也高，产权保护起来比较困难等，单靠市场机制难以发展，适度的政府规模是必要的，过度放任自由反而容易陷入低水平陷阱[10，11]。

然而在农村服务业形成的路径方面，国内并没有相关研究，一般服务业方面的文献有：张国强、郑江淮[12]提出了依据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法治水平、服务业开放程度、产权结构和财富结构呈现出异质性路径的观点，认为破解服务业路径的核心因素就是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郝寿义、郝大江[13]关注了要素适宜性对空间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已有文献具有以下不足之处：

（1）自由主义的文献分析脱离了中国长期城乡分化的现实，忽视了农村服务业的产业异质性；而结构主义在研究方面忽视了农村服务业发展的现状，脱离了农村服务业与城市服务业历史联系的现实，同时研究方法上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侧重于战略研究，没有将数据与理论结合起来研究。

（2）已有的文献一般侧重于静态分析，片面地只看到阶段性的影响，如产业依附关系等，没有从演进视角研究农村服务业与城市服务业的关系。这样对农村服务业的形成也就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认识。

（3）国内的文献对于农村服务业的特殊性，特别是农村服务业对农村特有产业粘性特征等，揭示不够充分，多数是用战略分析方法分析农村服务业，缺乏实证的支持。

从演化视角来看，一个产业的发展往往有历史的偶然性，也必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以自身的发展突破历史的局限性，正是产业演化路径的一般规律。对于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也必须既要认识到其发展的历史原因，又应该看到其发展的未来趋势。

二、农村服务业成长历史条件局限性及演化路径

（一）农村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性

农村经济本身基础薄弱，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事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经济基础的薄弱注定了农村服务业发展的起点低，发展障碍更多。主要包括：

1.农村人均收入长期相对较低，农民居住分散

非食品消费支出占比较低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图1是城乡之间的恩格尔系数对比，从图1中可以看出，农村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用于服务消费的份额远比城市少，农村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小，限制了服务消费的增长。这也是农村很多地方将服务看做奢侈品的原因。

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甚至有些居住在偏远的山区，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服务的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服务业缺乏规模经济，服务业消费成本相比城市要高得多，这样更加大了服务消费的难度。当然，农村也具有一些零星的高端服务消费，且与城市服务业与相似性比较大，是城市服务业的延伸，这应该是农村的一些相对富裕人员支撑的零星服务业。

2.自然经济意识浓厚，缺乏契约精神，自给自足又造成产业结构单一，收入来源单一

由于农村长期的地理分割，交通物流等条件落后，商业活动不发达，封建意识、小农思想严重，习惯以宗法亲情替代契约，缺乏市场经济尊重法律、尊重契约的精神。而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更加具有契约密集性，缺少了契约的保护，农村服务业发展更加艰难。

另外农村产业偏向于农业，自然经济意识严重。与大工业相适应的生产业形不成市场，而农产品的附加值相对较低，生产业外包也缺乏相应的利润空间。服务业的缺乏又加剧了农民对农业的依赖性，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单一（见表1）。

3.储蓄水平低，资本难以对服务经济前期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农村的储蓄水平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都相对较低，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附加值低，由于金融具有富裕偏向、城市偏向的毛病，金融对农村服务业的扶持相当微弱。如图2、图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村与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差距逐年拉大，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看做是专用性投资，是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方面，投资水平低，使得农村产业的附加值低，发展水平落后，利润较低，这也就限制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

（二）农村服务业的发展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农村服务业无论是消费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水平都相对较低，特别是消费方面，基本处于城市服务业的延伸阶段。产业的发展，往往经过萌发、发展到成熟几个阶段，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也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

1.城市服务业的延伸阶段

由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的先天不足，其服务业的发展一开始必然要嫁接城市服务业，城市服务消费、城市生产方式，历来是农村居民向往的生活，少数农村富裕人员率先具备了消费城市服务的条件，刺激了农村对服务业的零星需求。

2.农村服务业市场适应阶段

农村具有农村的特点，农村的文化、农村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情况都与城市有着较大差别，农村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当地的市场环境结合，逐步发育出具有当地市场环境特色的服务业产业特色。如，消费服务业偏向于农村的禀赋特点：住房宽敞、天然资源较多、居住比较分散等等；生产业则侧重于与农林牧渔结合，产生高附加值的农林牧渔产业，形成服务业的良好局面。农村服务业能否独立，取决于城市服务业对农村市场的适应性。

3.农村服务业与城市服务业共生的阶段

农村服务业逐步去除城市服务业的特色，与农村实际结合，由于城市服务业更具有开放性、集聚性，农村服务业可以从城市服务业中获取发展的模式、思路、知识；又由于农村服务业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裕的文化资源，城市服务业也要不断吸收农村服务业的资源禀赋，提升自己的产业发展潜力，农村服务业与城市服务业形成共生演进的局面。

三、中国农村服务业对农村产业的市场适宜性验证

由于消费业数据相对难以获取，这里我们选取农村生产业作为分析对象。从分析农村服务业对农村相关产业的效率出发，得到农村服务业与农村产业的粘性水平，进而推断出农村服务业的市场适宜性。这里我们选取了两组数据，一组是农村生产业，另一组是农林牧渔的产值，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选取1998-2012年的数据，并剔除了历年的物价影响。运用deap软件，以农林牧渔产值作为产出项，结合农村生产业的投入数据，得到的农村服务业DEA效率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农村的相关服务业不是不足，而是相对过剩，出现了规模经济递减。在第5期达到最佳，以后各期都出现了投入的冗余值，这与我们对农村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一般判断不对应。

如何解释这样的结果呢？从农村服务业的市场适宜性角度来看，尽管农村服务业发展比较快，但是，与农村市场的适应性效果并不好，对农村主要产业的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更进一步说，农村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与农林牧渔产业并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使得农村服务业的发展过剩，农林牧渔的产值没有从农村生产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这显示出市场我国农村服务业还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起步阶段，生产业大多属于城市服务业的延伸，对农村的“农”字特点适应不足，与农村的产业发展脱节。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服务业是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农村具有中国最广阔的市场，没有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国整个服务业的崛起，从前面分析看出，中国农村服务业不是发展不足，而是与市场的适应性不足，不能与农村主要产业形成良性共生关系。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注重农村服务业与农村主要产业共生关系的培育，促进农村服务业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发展反哺农村服务业的良好局面的形成。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扶持农村服务业：

（1）积极扶持农村的主要产业，制定政策促进科技下乡。通过城市科技与农村主要产业的结合，提高农村产业的附加值，为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生产生存空间。也只有农村农林产业发展起来了，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才能发展农村服务业。

（2）促进农村服务业的本地化，激励农村服务业对农村相关产业、弱势产业提供服务，采取财政补贴形式，多方面启动与农林牧渔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根据农村服务业发展的特点，可以积极推行农村服务业的集聚规模，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尽快形成具有规模的农村服务业。

（3）引导金融下乡，与农村产业结合，积极扶持农村服务业发展。同时采用多种合作形式，探索农村金融发展的可行性方法，鼓励农村信用社对农村产业的扶持。

参考文献：

[1]HAGGBLADE S.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R].Food Security Collaborative Working Paper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Food，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7. NO.54487.

[2]沈艳兵.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服务业发展探究[J]. 北方经济，2007（4）：13-16.

[3]杨杰，宋马林，叶小榕.生产业与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关系研究[J]. 理论建设，2010（6）：35-41.

[4]张颖熙，夏杰长.促进我国农村服务业发展的思考[J]. 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6）：53-61.

[5]SINGELMANN J.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20-1970[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8（5）：1224-l234.

[6]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卖的是硬苦力[J]. 新财富， 2004（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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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ERNANDES A M.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vol. 17（3）： 467-501.

[10]DARON A. Co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 Review Essay on Persson and Tabellini’s――The Economic Effect of Constitutions[R]， NBER Working Paper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05. NO.11235.

[11]JOSEPH F F. Producer Services，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1990，42 （10）：71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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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领着记者走了一圈说，园区规划面积有2.14平方公里，主要发展生物医药、生命科学、医疗技术、医疗器械以及基于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的营养健康食品等项目，积极引进和发展单克隆抗体、蛋白质、基因、细胞等生物医药和医疗技术、化学药制剂、医疗器械等项目。目前，园区道路框架已经基本形成。项目推进方面，总投资66.5亿的元特瑞思“单克隆抗体类生物药CGMP国际化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主要为生物医药初创型企业提供标准厂房租赁、中试公共平台、物业管理、商务等配套服务的“CGMP标准厂房项目”等进展顺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园区建设成为‘国际接轨、全国知名、浙江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示范区。”

凤有异而巢不同。南太湖生物医药产业园就是湖州开发区实施“一区多园”战略的结晶之一。“区域现代产业的发展，必须避免产业同构、行业雷同和低水平同质竞争。”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说，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区内现有产业基础条件，湖州开发区实施了“一区多园”战略，一区即湖州开发区，多园指多个专业产业园。“这样的好处是，根据产业安排、优化空间布局、集聚各类要素，按产业做专、做精、做优，促进了产业集群发展，提升了区域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目前，区内生物医药产业园、湖州国际软件园、杨家埠装备制造园、康山环保新能源产业园、湖州综合物流园等专业园平台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依托各个专业园区，该区顺利培育了“4+2”主导特色产业导向，即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和汽配机电、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

篇7

关键词： 现代服务业；新疆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3.1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胜利召开，为新疆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做出来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确保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路线图。因此，必须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树立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加快提升新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一、 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征

（一）总量不断扩大，增速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后，新疆现代服务业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年平均增速超过13％以上，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2010年新疆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为1806.5亿元，在GDP中的占比为33.3％，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为38％。服务业的快速稳步增长，对繁荣市场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00年，新疆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次序由原来的“一、二、三”型优化为2010年的“二、三、一”型，呈现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服务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局面。现已基本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具有现代工业化水平的产业结构。

（三）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服务业从业人数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从业人员数由1978年的66.8万人猛增到2010年的350.8万人，就业比重上升到了38.5％。在新增加的就业人员中，服务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70％以上。第三产业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而且还吸收了部分农业和工业转移的劳动力。

（四）传统服务业保持优势，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并采用了新的技术和业态进行改造和升级。同时，现代服务业如房地产业、旅游业、信息业、商务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社会服务业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五）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大

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大都集中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地区如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发展缓慢的主要是南疆地区如和田、喀什、克孜勒苏州等地州。差距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还表现在内部结构层次上。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塔城等地区经改造的传统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和生产业发展更快，其在服务业的占比达65％以上；而和田、克州、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州服务业主要依赖传统服务业、社会保障福利业和公共管理服务业等发展。

（六）服务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差

新疆服务业产业化组织程度低，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缺乏起龙头带动作用的大集团和大公司。这些中小型服务企业还未形成产业群，产生不了集群效应，普遍经济效益不高。服务企业在经营中采用信息、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较少，多数依赖传统手段，集中于低端的竞争，竞争水平差。

二、加快提升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思路

针对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特征，在新时期，必须清晰地确立加快提升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思路，即树立一个观念，推动两轮驱动，促进三个优化，加速四化建设。

（一）树立一个观念

“一个观念”是指先进的产业观、产品观和财富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对促进新疆经济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加社会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缓解节能减排压力和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新疆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重生产轻流通、重工业和农业轻服务业的传统观念，把现代服务业与工业、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来抓。要克服小农意识和传统思想的束缚，在理论和观念上彻底清除过去对服务业的偏见，不断探索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途径。要正确认识到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新疆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和先导作用。

（二）推动两轮驱动

“两轮驱动”是指新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并驾齐驱。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势头。这种融合更多地表现为服务业向工业的渗透，特别是与生产过程密切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直接作用于工业的生产流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化和市场体系的完善，现代服务业在新型工业化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产业链条的运转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目前，许多企业的生产与服务功能已经融合在一起，作业管理也从制造领域延伸到了服务领域，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许多企业的经济活动甚至已由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新型工业化的推进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支持，而工业的高速发展也为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市场空间。

“两轮驱动”具体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服务业为新型工业化的建设提供了支撑。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而发展起来的，它是知识和技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信息服务业、科技开发服务业、教育服务业等。工业的高速发展，为现代服务业创造了中间需求，企业可以利用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把一些以前内部操作的业务，如后勤服务、企业策划、财务会计、员工培训等，尽可能交给日益完善的现代服务机构去完成，即实现企业活动的外置。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发展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信息技术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信息技术可以促进服务产品设计的创新和服务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可以推动现代服务业中的通信、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网络服务、物流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服务质量，增强服务企业的竞争力。

（三）促进三个优化

“三个优化”是指产业结构优化、行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结构优化。三个结构优化的具体思路是：

1.产业结构优化。目前，尽管新疆三次产业比例的“二三一”结构已经确立。但总体上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仍然偏低。新疆服务业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按照国际经验，第二产业一般在它的总产值比重占到50％以后将会出现下降趋势，而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当经济趋于成熟时，服务业比重要占到50％以上。所以，在未来，新疆一方面要保持第二产业发展迅猛的势头，另一方面，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提升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

2.行业结构优化。目前，构成新疆服务业支柱的五个行业依然是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所占比重仍很大。所以，新疆如要实现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应促进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优化。在巩固和提高以商贸、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的基础上，积极扶持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信息、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教育培训、房地产、旅游、医疗保健、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发展前景较好的新兴服务业。

3.区域结构优化。一方面，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努力实现新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北疆还是南疆，无论是地方还是兵团，现代服务业都要加速发展，相互协调和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应当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况、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格有侧重和特色，不要盲目攀比，相互模仿，以免出现产业雷同，整体结构失衡的现象，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四）加速四化建设

“四化建设”是指市场化、城市化、产业化以及社会化的建设。

1.市场化建设。新疆政府应该坚持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方向，放松市场准入条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主要措施应为：一是新疆各级政府要尽快清理和取消各种限制经营政策，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民间资本和境外投资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二是建立公开透明、管理规范和全行业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废除不合理的带歧视性的有关规定，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简化专项审批手续，在相关政策上贯彻国民待遇原则。三是新疆各级政府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

2.城市化建设。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的。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扩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新疆城市化建设的思路应为：一是加快中心城市的建设，把乌鲁木齐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商贸城，以乌鲁木齐经济圈带动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发展；二是加速库尔勒市、喀什市的建设，使之成为南疆地区的大型城市。同时力争把奎屯市建成北疆地区的大型城市；三是根据新疆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又被荒漠、戈壁分为点点绿洲，具有分散而封闭，发育程度低，集聚功能小的特点。所以，新疆应大力发展小城镇。

3.产业化建设。推动新疆服务业体制改革，加大产业化发展的力度，推进社会事业改革，除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以外的社会事业都应实行产业化。而且，必须加快新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领域的改革步伐，推进产业化进程，凡是适宜产业化经营的，都要进行经营方式改革，走市场化道路。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和环境的引导，从机制上构建起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4.社会化建设。提高社会化程度，主要是加快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提高服务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其发展空间。目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一系列辅或后勤保障性的工作已在传统的体制下形成自我服务体系，排斥了竞争，限制了规模扩大，没有降低成本的主观要求，对于这一系列自我服务工作要加快推进社会化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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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和现象

所谓产业集聚，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适当大的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与此相对应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产业集群等的，含义大体相同。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产业集聚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产业集聚区内生产和销售的规模很大，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占有较大份额。产销量往往以“亿”为单位，令人惊异。比如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市场，年交易量达60亿双；嵊县的领带市场，年交易量达到2.5亿条；绍兴的一个新建的织布厂，年产量达上亿米布。在浙江，这类产业集聚被称为“块状经济”。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全国的较大份额。例如，目前全国最大的四家彩电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大的几家计算机企业的生产基地都设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产业集聚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个企业内部的生产环节，在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业之间，每个企业只做一个部件，甚至一个部件的某个环节。企业分工的特点是，对技术含量较高、零部件较多、价值量较大的产品，如彩电、复印机等，不是一个主机厂（总装厂），而是几个厂在同一区域，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应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样，一个零部件厂可以同时给多个主机厂配套，容易到达规模经济要求，从而降低成本；而对主机厂来说，有多个供货商可供选择，有利于通过供货商的竞争改进质量、降低成本。对技术含量和价值量不高的产品，如袜子、领带等，则有大量成品生产企业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产环节也有细致的分工。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体系，是这些产业集聚区最重要的优势。在珠江三角洲地区，IT、家电等产业的聚集已经形成。在这一地区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80％以上的手机部件，将近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采购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据介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彩电、计算机、手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比其他地区低30％。而浙江“块状经济”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也可以说低到了极致，比如在北京市场上卖五六十元的布料，在当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场上卖五六元的袜子，在当地仅几角钱。

二、形成机制与优势

这种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过程和机制更是意味深长。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场与产业互动的方式。先是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中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几十家、几百家乃至更多家这样的生产单位集中在不大的区域内，所谓“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了给这些产品找销路，便出现自发性的市场。市场出现和扩大后，促进了市场背后的生产发展，然后进一步推动市场的扩展。地摊式的市场形态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是罕见的，但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现了。市场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会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绍兴的“中国轻纺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达全国各地的物流系统，其他地方的客户，经常宁愿绕路也要到“中国轻纺城”发货，因为这样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地将货运出。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这个特点。

而在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有着多种机制。

一种是加工贸易带动。以东莞的美能达打印机、复印机为例，先是来料加工，以后发现成本很低，总装厂也进来，并带来了更多的配套厂家。美能达在东莞的生产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仅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竞争压力下，美能达的主要竞争对手佳能、理光也陆续进入这一地区。

另一种是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顺德的科龙、美的、格兰仕等名牌产品带动了一大批配套厂家的发展。科龙的冰箱、空调等的外部采购率达到70％以上。

还有一种类型是OEM、ODM产品带动。顺德勒流镇的东菱公司，专为欧洲市场做小家电的贴牌生产，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购。仅在勒流镇，与小家电相关的生产企业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政府的计划和规划，没有事先的宏大设想，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仅政府部门没有这种预见，就是当事人本身也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只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回头一看发现出现了产业集聚现象。政府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积极一面外，也有“不积极”、“消极”的一面，在有些市场自发出现的初期，当地政府部门认为“乱来”、“不规范”，曾经驱散、关闭，但总是关不了，以后被迫默认，再以后态度转为积极、承认、扶持、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优势，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

那么，产业集聚主要有哪些优势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货商向多个主机厂供货，可以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厂商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采购成本可以降低30％。这是向单个主机厂供货时所达不到的。同时，分工深化，不仅主机厂，而且零部件厂，以及为其配套的次一级零部件厂，都有较高外部采购率，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综合来看，这种分工模式可以带来规模经济和分工细化双重好处。

二是，零部件和总装厂之间减少了由于资产专用性强而带来的合作风险。以某手机生产厂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个供货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额。主机厂在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引入竞争，依据供货质量、及时性、价格等调整不同厂家的供货比例。而在单一供货商的情景下，则可能出现由于经济学上所说的机会主义倾向而引致的“要挟”行为。

三是，区域内的大量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宁波的服装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纺织面料供货商到宁波设点销售，由于供货的批量大，成本相应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利用。类似硅谷“酒馆谈话中的技术转移”现象，在产业集聚区也普遍存在。一家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其他企业易于就近模仿。专业人才和熟练工人，不在某一家企业干了，可以方便地进入同类的另一家企业，存在着人才供给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性，使这些服务业或配套设施具备了经济上的合理性。例如，宁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内，集中了一两千家服装企业，一年一度的服装节，受益面宽，等于做了一个集体大广告，积累了众多企业都可分享的无形资产；同时，如此多的企业也可以在经济上支持这种大型活动。又如，绍兴的生产力促进中心面向众多的纺织企业开展技术开发和服务，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形成了“金昌现象”。地方政府也反映，当地形成产业集聚后，政府部门也积累了许多专业性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如绍兴市政府认为在为纺织面料特别是化纤面料生产企业服务方面，情况熟悉，得心应手。宁波市政府促进服装业发展方面亦有同样感受。

三、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几点政策性考虑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产业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是现阶段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范围看，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类产品与某个城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如在美国，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的电子产品，等等。欧洲、日本也大体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提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成功的产业集聚区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发展出坚实稳固的竞争优势。从国内一些产业集聚区的历史看，在起步阶段也曾经历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到一定阶段后，才向特定区域集中，分工协作体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趋势：就同类产品而言，采取产业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竞争力，显著地强于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现了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地区转移的势头。如果说以前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相关度还不高的话，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这种关联度已经并将进一步增强。对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而言，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聚；而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地方，或者没有产业竞争力，或者曾经有过也会衰落下来。由此可以考虑引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而且这种关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强。

第二，讲产业发展一定要有产业集聚概念。这是上一个判断的逻辑推论，但实践含义要更强一些。不论全国还是某个地区，产业发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体地落实在某个具体区域，当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有了密切关联后，如果某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聚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当产业竞争力对产业集聚形成依赖后，区域产业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蓬勃发展，而产业中心随之转移的现象。以纺织工业为例，过去的长时期内以“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为生产中心，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方以及内地的诸多纺织工业基地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纺织企业普遍衰落，不少已经破产关门。与此同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并成为世界上纺织品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种增长来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绍兴等地的纺织业，答案就清楚了。中国总体上仍处在经济的较快增长时期，相当多的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种增长机会是否属于某个特定区域，尤其是那些历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产基础的区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些区域是否具备相关产业集聚的条件，集聚的进程是否开始，已经达到了何种水平等。对此，不少地方和企业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认识。一些地区在规划产业发展时，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如一个县）范围，要三次产业均衡发展，要发展一系列热门产业，如汽车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样样齐全。这种状况表明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规律性缺少基本认识，特别是缺少产业集聚的概念。而在产业集聚发展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负责人则是另外一种思路，他们能够明确地强调发展哪一类产业，甚至是某一类产业中的某个环节，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通过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逻辑。

第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与产业集聚结合起来探寻新思路。老工业基地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企业内部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条块分割，形式上看一个区域内集中着大批企业，但专业化分工程度很低。这种形态只能说是一种企业集中区，与上面述及的产业集聚有着实质性区别。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装备工业来振兴老工业基地。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制造业的发展，装备工业有很大可能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种机遇是否就一定属于老工业基地，恐怕还很难说。如果老工业基地不能通过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实现由传统工业区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业集聚的转变，将会与这一机遇失之交臂。在人们的印象中，浙江工业的特点是“轻”，但在宁波，已经出现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机械企业构成的产业集聚区，其中有目前国内最好、国际上竞争力相当强的注塑机生产企业。中国的装备工业有希望得到大发展，但装备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产基地，很可能发生区域性转移。对老工业基地来说，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利用好机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宝都押在装备工业上。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生产基地往往无法全面反映当地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来新形成的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产业集聚并且有竞争力的，也会有其他一些产业。在这方面，部分老工业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第四，产业集聚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形成重要挑战。过去我们讲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等，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优势已不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地点和优惠政策的重要性明显下降的阶段。产业集聚使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天优势”，即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产业配套条件。这一条件一旦形成并趋于成熟后，再转向其他地区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事实上，外来投资者（外商和内商）选择投资地点时，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其他方面的条件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产业配套条件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产业集聚形成后，显著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对流行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原来我们所期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纺织等产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着经济成长逐次向中西部转移，很值得重新研究。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向我国进行制造业转移，主要目的是分享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其前提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自然人流动（不难想象，如果允许这种流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产业就不会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在我国内部，中西部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是较大的。这意味着，东南沿海地区可以分享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而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产业集聚条件形成后，中西部地区要获得这些条件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在低成本劳动力与产业配套条件的组合中，中西部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没有出路了，而是说，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而不要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上。这方面，中西部的有些地区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在西安市，民办高等教育的产业集聚已初成气候，全国最大的前十名民办高校，西安就占了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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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企总部纷纷入驻厦门

厦门一直致力于吸引企业来厦设立总部。由于厦门有着迷人的风光、较为响亮的海外知名度，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已经把厦门当成了自家会客的“厅堂”。一些企业把工厂留在当地，把营销中心、研发中心等向厦门转移。

据透露，灿坤日前已将位于戴尔电脑公司旁边的厂房转让给戴尔使用，下一步还将把位于湖里区的厂房搬出厦门，而后将该块土地用于建设写字楼，楼下作为产品销售使用，楼上作为研发机构的办公场所。此外，灿坤还可能将现在位于日本的、拥有150个雇员的研究机构搬到厦门，再从厦门周边招收一些研发人员，将厦门的研发机构建成灿坤的研发中心。

据了解，从2001年开始，亿力集团、升汇集团等多家企业的总部相继在思明区内的高端写字楼里“安营扎寨”，至今，思明区已有11家企业的总部落户。银行中心是思明区成功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个缩影，目前已有索尼、松下、通用等190多家世界和国内一流企业入驻，出租率将近100%，2003年这栋楼里的企业创造税收达6800多万元。

目前，厦门金尚路总部经济带已现刍形。此规划区段南起薛岭山、北至环岛路（机场），全长约3.2公里，设计地段为沿线道路向两侧扩充300米的范围，总用地面积约224公顷。

说到规划建设的总部经济带具备的优势，据湖里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陈安冬介绍，首先，金尚路北段离高崎国际机场近，这条路又是厦门的迎宾大道，道路重要性要求品位必须高；其次，这一地块两边还有发展空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等待开发建设；第三，这里算是城乡结合部，但又是比较靠近城市的地方；第四，湖里区政府未来将搬到这里，就像当年市政府搬到湖滨北路后在这里形成金融一条街一样，经过湖里区的规划建设，未来有条件在这周边形成一个总部经济带。

按照规划，为了使金尚路北段具备总部经济带条件，湖里区将把道路两边地块做大，这里不是要做成小小的一块，而是把这段道路3.2公里利用起来，设有两个组团。这里面要有配套，有银行、酒店、休闲的地方和地下商场等。该区域将形成两个中心，一是以区政府为中心的商业中心，另一个是以戴尔为中心的大物流公司。

备厚礼招揽外地企业

据悉，为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厦设立地区总部、研发机构和采购中心，2004年11初，厦门市政府出台《关于鼓励境内外企业在厦门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向境内外企业发出邀请，盛情招揽外地企业到厦门设立区域总部。

在土地使用方面，厦门市政府批准“总部经济”企业在一些商务集中办公区内，可申请建设自用的办公楼，其申请的地块经公示后，由当地政府批准以协议方式出让建设用地。同时，当地政府还在商务集中办公区内划出部分地块，以征地拆迁成本加配套费为挂牌底价，面向社会挂牌出让专门用于建造商务办公楼的建设用地。

在财政优惠政策方面，根据《暂行规定》，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将由市、区两级财政根据“总部经济”企业在厦形成的年度利润总额，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补贴年限为五年。著名跨国公司、境内外较大金融机构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来厦设立地区总部的，可分别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

在工商注册方面，厦门市则着力吸引一些领域的投资和“总部经济”的设立，支持外资企业地区总部设立面向内地的商品批发与零售机构，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的地区总部依法设立财务公司，向其投资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而在出入境方面，厦门地方政府也为“总部经济”创造了方便。“总部经济”企业的工作人员可享受出入境便利：中高级职员中的中国公民可在厦办理因私护照；香港、澳门同胞可办理1～5年的《厦门市华侨港澳同胞居住证》，台湾居民可优先办理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和1～5年暂住及多次往返签证；外籍人员可优先办理居留延期和多次往返签证；中资或中资控投企业总部的中高级职员中的中方人员出国可办理因公护照。

“总部经济”助推厦门经济

诚如业界人士认为的那样，对于政府来说，“头脑在本地、生产在外地、市场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区域性“总部经济”特点，除了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之外，还会带来餐饮、会议、观光、旅游、休闲经济以及楼宇某些特色街的形成和发展，其衍生效应也十分明显。对于城市来说，“总部经济”会带来城市文化的多元和融合，能够使得整个城市的开放度更高，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各种条件更趋完善。对于企业来说，“总部经济”带来的是更多的商业机会。“总部经济”这种运行模型不仅成为企业腾飞，而且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强劲引擎。

据资料显示，去年厦门市实际利用内资10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7%，不仅创下厦门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其总量之大、增幅之高均居全省首位。据悉，这一成绩的取得，跟厦门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密切相关。厦门催生“总部经济”，将促进和推动厦门经济社会的发展。

厦门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助理陈传发认为，厦门总部经济带的建立，将集聚大批的跨国公司企业总部，那么，厦门的商务环境、法制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必将得到各国商家、巨子的认同，无形中也就提升了厦门的知名度、赞誉度和国际（内）地位，促进了地产升值，加速了“高端”人才的集聚、培养与再生，加快厦门社会的进步和国际化的步伐。另外，总部经济带的建立，也将促进知识型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并形成知识型服务业的产业链，如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信息服务业产业链；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业产业链；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业产业链；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产业链，这样形成的多种高知识型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将大大提升厦门的产业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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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到2017年上半年，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31个大城市城镇登记失业率都低于4.5%。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构成层次复杂，人口基数大，结构性失业问题始终是悬在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目前，中国失业问题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世界工厂”地位丧失，大批农民工返乡，带来摩擦失业和技能失调的结构性失业;二是教育结构失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难以适应新兴岗位，造成“有岗无人”的失业悖论;三是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男女就业机会不均的结构性失业;四是经济下行期间，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换挡期带来的高新技术人才转换性失业。

应对失业困境有很多办法，其中，通过平行对比和国际对标，我们发现，发展灵活就业制度，是各国在经济转换期或经济下行期应对结构性失业的有效手段。

建立制度保障

灵活就业制度对稳定就业和开拓新就业都有重要作用。灵活就业制度的推广能减少企业用工成本和交易成本，对抗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大潮;能促使企业适应多变的需求、满足不同人群对时间配置的偏好，促进分工经济，使经济下行期间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高效率、躲过寒冬。

灵活就业制度的一个重大福利收益是能促进个体的工作生活平衡，这对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尤为重要。对于个体而言，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能提高工作满意度、增加幸福指数，促进身心健康。对于企业来说，工作生活平衡能够提高企业员工的留职率、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声誉，等等。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人力成本相对升高带来的失业抑制了经济复苏的力度，因此，各国对保障灵活就业制度的政策需求越来越大。

实现灵活就业制度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它还受到所在组织、国家等客观环境的制约，因此，推行灵活就业制度，需要政府、贸易组织、组织管理者的协调配合。

要普遍实现灵活就业制度，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

首先，做好灵活就业的政策宣传。使企业和雇主了解组织实行家庭友好型政策能给企业带来相应的好处。

其次，配套措施需要积极跟进。国际上可资借鉴的措施包括扩展的女性和男性权利、最低工资规定、儿童抚养国家战略、工作家庭的课税扣除、新单身父母协议等。

第三，在企业内部推行家庭友好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儿童照顾利益和税收减免、家庭税收利益、母性支出补贴等。

灵活就业制度经过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年摸索验证，表明是解决经济结构升级阶段失业问题的良好方法。它最初是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低技能工人的失业问题，取得很大成效。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相续进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为主的现代经济社会，灵活就业制度对提高技术人才就业、缓解男女收入差和拉升服务业生产效率起到了其他就业政策难以企及的效果。 在未来中国，通过灵活就业制度能有效提高青年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就业量。

打破就业困局

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就业困局。

这些新困局主要体现为：一是新的“二孩”政策带来的女性就业困难。实施“二孩”生育政策后，育龄女性的生、养、育负担加重。

二是结构性失业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今年，新增劳动力仍将处于高位，预计达16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新增的大学毕业生，尚无工作经验，处于人生就业的尝试期和调换期，工作稳定性低，变动性强，是结构性失业的重要部分。

三是“双创”政策下的技术人才就业问题。“双创”政策鼓励并吸引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员投身其中。他们的创新、创业活动常常“游离”于正规就业系统之外，是一种灵活就业活动。现有的工作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难以适应创业活动的繁荣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双创”人才的就业。

在未来中国，通过灵活就业制度能有效提高青年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就业量。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产业，这些产业的就业特点是灵活而分散。灵活就业制度有利于将灵活而分散的就业统筹进正规就业系统进行统计和管理，使政府能更好地为创新创业就业者提供就业服务，加大保障，增强激励。

此外，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后，灵活就业制度能有效提高育龄知识女性的就业率，使那些高知识女性不但敢于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且通过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显著提高儿童抚育质量。

灵活就I制度还有利于缓解中国的“大城市病”，化解交通拥堵，防止人口过度集聚，增加居民的闲暇时间，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实际需求，为更好地推进灵活就业制度，为“双创”提供新抓手，我们认为有效推进灵活就业制度，需注意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推广“家庭工作平衡”理念，为“灵活就业制度”创造思想条件。应从国家层面宣传和提倡“家和万事兴”“家庭工作平衡”的理念，使国民尊重工作的同时尊重家庭，收获工作满意度和家庭幸福感。有了这样的思想土壤，才会吸引更多的国民去思考和从事弹性工作，更为合理有效地配置自己的时间，实现更高的幸福感，贡献于和谐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遴选合适产业，试点和完善中国情境下的“灵活就业制度”。国外的改革经验表明，信息技术行业、健康产业、部分现代服务业包括旅游业、文化创意业等比较适合推行弹性工作制。我们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这些行业中的销售采购岗位、研发设计岗位、售后服务岗位等更适宜试行灵活就业模式。上述岗位的员工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在保证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上下班时间，或者在保证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下申请在家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