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规模经济思想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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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模经济　奶牛养殖

一、规模经济的涵义

无论是规模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还是其后的经济学家，其对规模经济的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成本概念来展开的。微观经济学认为，所谓规模经济又称为规模节约。规模经济最核心的涵义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收益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规模收益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规模经济的分类方法很多。按照生产要素在企业的集中程度和投入产出量的大小，可以把规模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第二个层次是工厂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第三个层次是多工厂水平(多种产品工厂)上的规模经济，或叫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本文主要研究单一产品的规模经济。

二、规模经济的理论综述

自经济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起，对经济生活中规模经济现象的研究就开始了。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乃至斯密理论的继承者阿林杨格，都从分工角度对市场与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马歇尔之后，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放弃了分工理论，转而采用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为人们更好地认识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分析工具。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传世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序言中指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分工。他认为通过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在既定的资源基础上增加社会的资财。为了说明分工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他详细地比较了独立生产与分工组织生产的效率差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分散生产、简单协作与工场手工业等不同分工形式的比较，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大规模组织生产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巨大增长。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机器大工业所引起的对工场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亡。

马歇尔是第一个重视并较为系统地研究规模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根据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马歇尔从企业的角度将规模经济的多种形态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认为，内在经济的产生是由分工和机械的使用造成的。企业内部的分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与管理的分工；另一种是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对于外在经济，则主要是从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来论述。当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时，外在经济就产生了。

阿林・杨格发展了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第一次论证了市场范围(规模)与迂回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超越了斯密定理“关于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杨格的分工理论被后人命名为“杨格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

(二)新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的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领域是在价格机制引导下的资源配置。由于规模经济包括内在规模经济和外在规模经济两种情况，而外在经济是与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的，这在杨格和马歇尔的分工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无法解释报酬递增的动态增长。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就仅仅研究由技术决定的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认识的有益视角。

(三)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科斯在《企业性质》一文中提出了有关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阐明了企业代替市场交易中管理对规模经济所起的作用。当时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协调机制能够自发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科斯交易费用理论的产生恰恰是从研究产业一体化的规模问题中遇到的困惑而引发的。

(四)“木桶理论”

“木桶理论”又被称为“短板理论”，指某一事物的发展和成效取决于全部因素中最为不利的一个因素，即“短板子”，其实质是要求对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目的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

三、制约规模经济的因素分析

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可将这些条件分为内部可控因素和外部不可控因素(能否控制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而这些因素一旦不能满足或变化，将改变农户的规模经济效应。即影响到规模经济性曲线斜率的变大或变小，左移或右移。如图所示。

(一)外部不可控因素

1．市场需求规模

产品不同，对生产企业的规模要求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要求生产企业必须超过大规模地生产，通过与生产技术相适应的规模化生产来实现低成本，如汽车业、钢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很大。就奶牛养殖业而言，养殖规模的大小与市场对乳制品的需求直接相关。奶牛养殖业所提供的原料奶是乳品行业生产链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奶制品平均消费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具有很大的消费市场。

2．买方市场

在卖方市场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价格，就可立竿见影提高经济效益，因而降低成本被视作是次要因素。这时，生产经营的目标是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大的利润，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将不被考虑。而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出现激烈竞争，企业无法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大盈利，因此，谈规模经济必须是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就呼和浩特市奶牛养殖户而言，他们多是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不能与大市场抗衡，且处于近乎完全竞争市场，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无法通过改变原料奶市场价格获得经济效益，只有通过扩大养殖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来获得更大的利润。

3．行业状况

行业不同，生产企业进入退出的壁垒不同。大企业是以高投入高产出方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资本后盾，其高额的资金投入是规模化生产的重要壁垒。而对于呼和浩特市地区的奶牛养殖业来说，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95％属于分散养殖，养殖户进出相当自由。

4．饲料供应

规模化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是形成规模效应的重要前提。奶牛成本及日常的饲料消耗是影响奶牛养殖户规模效应的主要因素。由于乳制品企业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奶牛饲养出现“泡沫”，拉动奶畜价格上升，增加了奶农的投资负担，同时，提高进入壁垒。充足的饲料供应及饲料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影响奶牛饲养的成本支出。完善的、稳定的饲料供应市场，有利于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

5．政策制度安排

生产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当时的社会的政策制度安排有着密切关系。不同时期，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企业对生产规模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家很倡导乳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呼和浩特市，要努力打造“中国乳都”，积极鼓励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对奶牛养殖户的贷款支持，技术培训、完善服务体系等。

(二)内部条件

1．农户素质

养殖人员素质的提高反映在规模效应上，即在相同的投资、生产规模条件下的成本降低。养殖人员素质高，可更快吸收先进的养殖技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科学饲养奶牛，减少饲料资源的浪费，还可减少单位产出的工时或提高单产，从而降低牛奶的单位成本，提高奶农收益。

2．基础设施投入

在现代化的生产中，设备要求较高，生产设备的高额投入，固定资产折旧费很高，这就要求规模化的生产以降低单位产出的固定成本分摊。因此，在生产规模不是很大时，设备的投资越少，经济性越高。对于奶牛养殖行业，经营适度的奶牛头数有利于养殖户采用合理有效率的饲养管理，同时也降低了单位牛奶的固定成本分摊，便于提高养殖规模效益。

3．饲料地面积

对于不同的产品，考虑到各个产业的投资要求、资金使用不同，有不同的自制率要求。自制率越低，降低成本的因素越少，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差；反之，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好，投资规模要求越大。对于不同的产业，合理的制定自制率将有完全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于汽车工业来说，自制率不应低于30％；对奶牛养殖业而言，饲料成本占饲养总成本的70％～80％左右，没有足够的饲料地面积，很难满足奶牛的饲料消耗，容易造成投资收益不明显现象，奶农扩大规模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因此，饲料地面积对养殖户饲养规模有很大的制约性。

4．养殖经验

养殖经验丰富的奶农，饲养管理经验丰富，饲料配置合理，同时可以及时地发现奶牛身体的异常，疾病防御能力极强，能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由于多年的养殖经验，他们已经从养殖中获得了甜头，愿意继续投资，完善养殖中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

5．经济效益

养殖投资回报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规模经济性，它主要表现在奶牛养殖的投资收益是否大于其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成本。如果养殖的机会成本很高，养殖收益不明显，乳品市场不稳定，鲜奶收购不及时，则会造成奶农屡屡倒奶现象。饲料价格攀升，而鲜奶的单位价格基本保持不变，奶农无奈杀牛卖肉。低投资、高收益，是奶农继续养殖和扩大规模的主导因素。

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除了上面论及的需求问题和市场条件问题外，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作用升值已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我国养殖业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日益递增。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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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规模扩张；规模经济

关于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概念，另一种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讲的企业规模边界概念。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欠缺之处：前者太过狭窄了，因为它仅局限于技术经济意义上认识规模经济；后者却又太笼统了，因为以交易费用这样一个外延如此宽广的概念去界定所谓的企业规模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太过宽泛了。本文考察了理论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规模经济的概念，提出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四种形态。

1 技术经济意义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企业何以扩张规模，从而实现企业组织的大型化？首先来考察传统经济学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谈到传统经济学对企业规模问题的论述，就不能不提到A.马歇尔。马歇尔把分工及生产专业化与规模经济联系起来。仅就这一点而论，已是一个理论创见，因为企业组织之间的分工（所谓行业内分工）确实是研究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视角，而这一点在马歇尔之前一直未受到其他经济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提出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他说：“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但最后一项与其他两项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换言之，经济规模主要是生产规模，核心内容是技术设备的经济规模。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谈论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依据。依此，马歇尔把规模经济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写道：“我们可把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在经济，后者为内在经济。”显然，马歇尔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划分规模经济的种类的，所谓“外在”和“内在”都是相对于企业而言的。

马歇尔关于规模经济的论述，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那里被高度简略化了。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经济规模，专指单一生产单位（企业、工厂或车间）的单纯技术经济意义的的规模：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规模经济，只涉及到马歇尔所讲的内在经济，而且还只是一种特定意义的内在经济，即一种与生产设备之技术不可分性相关联的内在经济。

2 空间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形态

仔细阅读《经济学原理》一书便能发现，其实马歇尔已经隐然触及到企业聚集规模现象了。他曾说，一些专业化生产的工业总是集中在某一局部空间上（他称之为“地方性工业”）。但问题在于，马歇尔只是将这种现象与行业生产特点联系在一起，而没有从空间意义上去认识这种现象；他试图用外在经济这个概念去解释这种现象，而问题恰恰就出在他的外在经济概念上。

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的外在经济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来完成。

3 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范围经济

与外在规模经济概念相关联的，除了上述的聚集经济这一形态之外，还包含着另一种形态的规模经济，这就是建立在多样化经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我们称之为范围经济。

按照古典分工理论，分工导致了生产的专业化并伴随着技术进步，因而往往意味着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可是，当某些产业的进入门槛不高并且不存在自然或人为垄断时，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便往往会导致产业内的过度竞争。此时，企业生产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就是市场容量不足，生产极易出现过剩。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产业内的激烈竞争对企业形成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新产品、新的花色品种、新的使用功能、新的制造工艺，总之追求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能力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一旦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成功，至少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之前，往往意味着企业实际上处于市场寡占地位，因而可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可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4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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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链；模块化；网络化；知识溢出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9－0078－06

随着产业模块化、网络化形式的发展，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已超出了单个企业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范畴，竞争范围从单个企业竞争扩展到了产业链竞争，由点竞争扩展到线竞争。竞争的优势更多地体现在本企业与产业价值链上下游各环节的系统协同中。同一产业链上的企业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以这么说，现代企业的竞争已经演绎为企业所加入的产业链之间的竞争。

产业链是基于价值链基础上的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中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及相关企业，以产品为纽带，按照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空间分布等特征，联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式企业战略联盟。由于产业链某个环节上往往集中了一个或多个相关及其配套的企业，因而体现了专业化分工特性。而链条整合的基础是集群企业，又体现了产业链的规模效应。因此，它有效地实现了专业化与规模化的结合。其功能特性具有：产业链的整合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信息的共享效应，技术的创新效应和亚市场的优势效应。

一、产业链整合演进的阶段

产业链整合理论主要是分析企业如何通过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整合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市场份额，获取垄断利润。20世纪初，杨格通过对分工与市场、经济增长及分工本身的关系作了先驱性的研究后，从产业链迂回的角度提出“规模报酬取决于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杨小凯则把分工收益分为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他认为专业化水平随着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而提高。在此，杨小凯提出的专业化经济实际上就是斯密所谓的“干中学”获得的绝对优势。而比较优势经济就是特指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基于分工效率发展的思路，朱富强(2004)提出产业链的整合，一是基于比较优势经济，二是基于规模经济，三是基于协调经济。三阶段的分工经济，是遵循分工效率从低层次到高层次逐渐演进的思路。实际上比较优势体现了个体之间分工劳动的协调，以取长补断或是创造优势。规模经济则体现了组织内外资源的协调，即共同使用某种资源而形成的节约，如共同对市场的开发等。而协调经济则更为凸现了全方位组织协调的思想。

实际上无论是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还是专业化分工经济，其本质体现了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的思想，核心则表现为产业链跨界或区域的整合。基于上述研究的思想以及不同生产方式下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本文将产业链整合及其演进路径归纳为规模经济一专业化经济―模块化经济一网络化经济四个发展阶段。

规模经济时代。初级资源(如土地、资本、区位、自然资源)极为短缺，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加快土地、资本的迅速集中，以达到规模效应。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以“丰田”和“福特”的以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垂直性结构为主，即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到销售、以至售后服务，都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这个过程虽然许多产品具有多节点的价值链，但企业都是以价值链的整体来竞争，各价值节点对竞争结果影响不甚明显，特别是各价值节点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

基于规模经济时代的产业链整合，其特征表现为充分发挥企业的规模优势，降低成本来创造顾客价值。需要进行产业链的供给管理，即需要促进产业链内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之间的协作，以完成对功能性产品的产业链的协调管理。著名的有美国流通咨询公司克特以及萨尔蒙公司等，尤其是萨尔蒙公司提出的“有效的消费者响应”(efficient consumer responseECR)理论则诠释了这一思想。其包含四个核心战略，即有效的店铺空间安排、有效的商品补充、有效的商品促销和有效的新商品导入。组成ECR系统的技术主要有信息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技术和组织革新技术。此时的产业链管理是基于协作的战略管理，它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紧密配合，更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

专业化分工时代。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先进的技术、高效率的制度安排等资源对系统竞争力的提升和市场份额的扩大有着重要意义。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下，人们开始借助于专业化分工的“干中学”原理来加速其发展，希望通过专业化分工，内生地推动制度创新的进程，同时获得专业化知识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一时期，随着微软视窗系统和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互相咬合搭配所构筑的“温特尔平台”的出现，使得生产方式从垂直一体化型结构转向水平分工。其强调的是集聚效应，特点是通过细化的产业分工，每个企业只专注于某一个部件或产品的一个部分，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配合，又可以获得范围经济效应。“温特尔平台”在成为标准后可以锁定消费群，形成强烈的报酬递增效应，同时标准制定者成为事实上的市场垄断者。在“温特尔主义”下，竞争的重点不是投资，也不是降低成本，而是标准的提升和锁定客户群。

基于专业化分工经济的产业链整合，其宗旨是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导向，通过对产业链的需求管理，实现敏捷供给，也即协调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分销商，使整个产业链能够对顾客的需求“快速响应”，要求是链条的集成度较高，信息交换迅速。

模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来临和普及不仅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的融合与发展。网络、合作、知识等高级资源成为经济系统增强竞争力和提升抗风险能力的重要因素，而以功能再整合为基础的模块化则是发展高级资源的最佳选择。所谓模块化就是将产业链中的每个工序分别按一定的“块”进行调整与整合，形成某种具有独立功能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其包含三个层次的内涵：(1)产品体系中或者产品设计的模块化；(2)生产的模块化；(3)组织形式的模块化或者企业内部系统的模块化。

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垂直一体化的结构，使整个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整合。其本质是通过公司间、地域间可编码信息的交流、传递，把分散的节点整合为一体的虚拟的产业化组织方式。大量“弹性专精”的模块供应商在总体上表现出生产池效应(Capacity Pooling Effect)，即品牌供应商能够很容易地与所需要的模块生产、服务能力结合起来，迅速地把自己的创意和设计转化为现实的产品。由于品牌厂商有众多的模块供应商可以选择，而模块供应商也拥有众多数量的潜在客

户，这样就从产业链整合模式中占主流的，由单一的主导厂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上下游配套关系转变为多个品牌厂商与多个模块供应商之间的网络关系，以降低由专业化分工导致的资产专用性提高，进而产生的违约风险和交易成本。

对于进行模块化生产的产业链整合，通常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宗旨，以产品的功能性整合和分工为基础，以标准模块化制造网络的共享为核心，其特征表现为“柔性制造”“成组加工”的模块化生产方式。这种分工方式，一方面可以节约学习时间，减少产品生产成本和顾客成本，从而获得报酬递增的经济效果。另一方面，模块知识的隐性化减少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交易费用，避免了潜在的顾客成本增加，更重要的是实现了知识创新的分工，大大提高了产品创新机会。

模块化成为跨国公司以业务外包为基础，以产品设计为龙头，以开放共享为标准的跨界或跨区域的全球范围的生产组织形式。

网络化时代。随着模块化的进一步发展，企业生产某一种产品时，无需再把所有的工序集中在一个地方，从事”产品一体化的内部生产”。相反，把每个工序加以分割，通过向各自优势资源集中的形式，不断深化行业重组，形成企业间的生产网络，效率更高。至此，企业间的关系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交易双方保持一定距离的贸易关系或者以出资方联系起来的上下游关系，而是包含技术合作和OEM等中间形态在内的多样化网络关系。此时的企业往往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选用不同公司的资源，并与这些具有不同优势的企业组成靠电子手段联系的经营实体，企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业务往来和并行分布作业模式都主要由信息网络提供技术支持。

网络化时代的产业链以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知识互动为目的的创新体系的构筑为重要因素，建立跨区域的生产体系，并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和非均衡的价值分布。由于网络状产业链的价值创造来源于知识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创新体系，且处于动态的演进过程。因此，如何对知识分工进行管理，尽可能充分实现报酬递增、减少交易费用，从而实现顾客价值创造的最大化是问题的关键。

由上可知，分工演进的前两个阶段；规模经济阶段和专业化分工阶段，其产业链都是纵向一体化的整合方式，其产品链、价值链、知识链都是线形的。在分工演进的第三和第四个阶段，模块化及网络化阶段，产业链呈现网状特征，其产品链、价值链和知识链都表现出线一面结合的特征。

二、产业链整合的本质

产业链整合包括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联盟，实现产业链纵向一体的最大化利润。它往往通过价格和客户知识的共享，实现价格策略和市场细分的协调。其次是通过供应链管理，共享客户信息，实现整个产业链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服务。最后是企业的合并(兼并)、合资等等。产业链整合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最优的报酬递增效应、节约交易费用。其本质则表现为全球生产组织的片断化，价值分布的非均衡性，结果则表现为“头脑”企业和“手脚”企业的分离。

产业链整合，实际上是全球经济核心化运作的产物。战后，随着大量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经济生活中的技术专制时代到来，即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取决于生产效率与生产规模的竞争，而直接取决于企业内在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和专业化水准。于此，跨国企业越来越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创新、设计、品牌营销以及市场网络运作，而把加工制造、技术含量低的环节，通过外包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产能和商务成本加工生产，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此，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形成了“头脑”企业和“手脚”企业，决策企业和执行企业。显然跨国企业位居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此，形成了“微笑曲线”般的价值分布。其结果是：

第一，产业链整合的结果导致产业链的垂直分离和重构，全球价值创造体系被分割成三大板块；价值链的治理者，即专门从事研发、设计、创新和专业化运作，形成决策中心，组织和指挥着遍布全球各地的生产加工，以获取高额利润；价值链中被治理者则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专门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以生产出由决策中心创新设计的产品；被边缘化的不发达地区，它们只能通过资源禀赋优势，通过交换而求得生存，最终成为价值链治理者的被盘剥者。

第二，随着全球分包网络的形成和海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被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全球价值链核心企业耦合的焦点，并形成了以跨国资本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它们奉献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却只获取全部利润的10％，由于技术含量和资本素质较低，它们一般也只能陷于低价路线的陷阱之中，而后又成为跨国资本反倾销的对象。

第三，由于商务成本上升和工资刚性，一个地区加工中心的周期一般只有10－15年。由于廉价资本的优势会随着经济的膨胀而消失，结果使得加工利润越来越少，这样跨国资本就会寻找更为廉价的加工中心，一般是属于尚未开发的新兴工业区，由此导致跨国资本的转移。而原有的地区由于未能形成自己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多陷入了产业空洞化状态。致使社会重新陷入各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中。其典型表现就是70年代的拉美陷阱和90年代的东南亚危机。

至此，人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资本能够占据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只能居于价值链的低端，这是由产业链整合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产业链整合的本质乃是知识链、技术链和功能链的重构。资本虽然其外在形态相同，而其内在本质却不同，也即处于价值链高端的资本，其内在的知识、技术含量高，资本雄厚，功能齐全，且资本增值效应好，因而成为专门运作智力资源的一种高能量资本。相反，处于加工中心的资本，其内在的知识技术含量低，资本功能短缺，资本的附加值低，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此可见，全球价值链的垂直与水平分工，是同资本内在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呈正比的。因此，如何由低素质资本变成高素质资本，低知识含量资本变成高知识含量资本，从而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就是资本革命的使命。

实际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等之所以能从低度化陷阱走出来，成为高附加值资本，高技术含量资本，高专利创新资本，关键在于他们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创新，知识和技术的加载，功效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等使命，即完成了资本革命，完成了企业创新等使命，从而走出低度化困境

三、资本革命与中国产业的升级

目前，中国经济已大规模、全方位的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产业链中价值分布的非均衡性，使得中国的企业大多处于困窘的境地。

首先，在垂直国际分工中，中国的集群企业仍处于较低的地位，缺少产业链的战略环节。目前，中国的综合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10

多个行业，且都为加工程度比较浅、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劳动密集性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只能处于完全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环节。即便是海外投资项目，其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营销、品牌运作大多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因此，大多数行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受到了跨国资本的控制。

其次，集群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多为处于中游的生产加工型企业。由于自身在产业链中处于从属地位，很难担当起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和驱动产业集群的角色。

最后，大多数集群企业定位趋同，难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由于国内地方产业集群都存在技术落后，研发和营销力量薄弱的状态，就难以走出中部低端环节的范畴。由定位趋同引起价格竞争，使企业易于陷入恶性循环，而且，当地方集群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时，这些雷同企业将面临争抢相同外部资源的竞争中，结果大大弱化集群效应和竞争力。

因此，中国企业要想摆脱“边缘化”、“低度化”的境地，就必须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道路，提升产业链，集聚具有创新型的“大脑”功能，实现通道革命以及加快国际资本和技术的引进。

1.吸纳国际资本与技术，提升产业链

从产业价值链的独立性看，可以分为依赖型和自主型两种产业链。依赖型产业链其价值链的核心技术或工艺等是从国外或其他地区引进的，产业链的发展变化完全依赖于它的核心技术或工艺的提供者，利润由掌握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跨国企业所有。而自主型产业链则由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或引进后发展为自有产权技术或工艺后而形成的产业链，在这种产业链类型中，本国产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产业利润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国掌握。

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因此，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必须转变战略，即由原来的单纯引资向引资、引进技术与管理相结合转变。其次，瞄准国际上知名的大公司、大财团，把招商引资重点放在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战略性投资项目。把技术集群、人才集群和产业集群结合起来，将引进技术、促进技术创新机制的构建作为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发展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开发体系，以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和产品推进产业高度化，提升产业价值链，全面提高集群企业的竞争能力。

2.脑功能集聚，形成决策中心，控制产业链的高端

全球企业核心化发展趋势，在于全球企业被划分为“头脑”企业和“手脚”企业，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使得“头脑”企业集聚在发达国家，而大部分“手脚”企业则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链的途径，就是通过研发功能的集聚，建立自己的头脑中心，形成功能完整的产业链，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

从对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分析中，可以看出，若是以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则强调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产品的不断更新，通过产业的垂直一体化来强化规模经济效应，集群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是技术研发型生产企业，也即“头脑”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升级来推动市场。例如海尔和丰田等企业强调的是企业的技术创新、生产能力和相关产业的垂直整合。以购买者为驱动的产业链则强调市场营销、品牌经营，拓展销售渠道获得范围经济，将制造业从产业链条中分离出去，加强信息方面的建设等。例如联想集团，其发展策略就是力图在品牌经营和市场营销中树立自身的竞争优势，2004年，联想收购的IBM个人电脑事业部，实际上就是通过水平一体化的方式来强化其在产业链下游的竞争优势。

中国企业的研发功能落后于国际企业，因而，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缺乏大脑功能。但是，可以通过大脑功能的集聚来解决问题，即通过纵向集聚和横向集聚，从两个层面来建立自己的大脑功能。一是把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研发功能集聚起来，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研发中心；一是把同类企业的某个特定的研发功能集中起来，如服装设计、新产品开发等等。这样，就可以从量上形成规模，实现质的提升。福建生辉集团在近两年的兼并过程中，仅研发人员就集聚达500余人，并在上海成立创新研究院，从而实现了脑功能的集聚。

3.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产业集聚的本质则体现为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率问题。集聚经济来源于同一价值环节拆分后对不同边际生产力要素的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来源于在同一价值环节上对要素的连续追加。其作用表现为；第一集聚加速了知识的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可能会通过互补专业化资源、降低供应成本和实现投入一产出市场的专业化等途径来直接加速创新的发展。第二集聚所产生的“区位品牌”是形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重要的无形资产。第三由于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条的纽带，把生产环节与流通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产业集群不但能够很快地获取市场中对产品或服务新的需求，而且还能够为集群的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加完善和可靠的信誉保证。第四集群存在和发展的核心是特定的地方优势产业，有利于形成市场垄断。温州企业是从80年代开始就走上了集聚化运作的阶段，并形成了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其中以正泰和德力西为核心企业，周边集聚了上千家中小企业，为其配套加工。依靠产权纽带和各种联盟形成众多合作关系稳定的产业链，集群内企业共享信息，共同合作，从而极大地增强了链条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资本革命，改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困境

产业链的本质是价值链、技术链、知识链和信息链，低技术含量的资本，低知识含量的资本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其实是由资本的特性及其素质决定的。所以，中国企业摆脱低度化的路径，从根本属性而言，在于提升资本质量，提升资本素质。这就是增加资本内在的知识含量，变低素质资本为高素质资本，变低技术含量资本为高技术含量资本。具体而言，则是变实物资本为价值资本；变有形资本为无形资本，即品牌资本；变加工资本为智能资本，增加资本的知识含量；变商业精神为工业精神；变克隆模仿资本为价值创新、技术创新资本。唯此，中国企业才能完成由OEM(贴牌、加工)为ODM(自行设计创造)到OBM(自主品牌)的升级。

而所谓的资本革命，就是通过具体路径实现资本质量的上升，从而从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盘升，摆脱中国经济低度化陷阱。

5.构筑以大脑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链

所谓的大脑型企业，指处于产业链高端，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策划以及销售渠道等环节的功能性企业，它可以弥补中国企业专注于OEM产业链环节，而缺乏头脑功能的现状。一般情况下，大脑型企业的培养，可以通过下述路径实现。一是通过精致管理，建立产品生产和流程的标准系统和测试系统。通过精致管理建立这类标准，就能有效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二是价值创新。在技术创新基础上，通过产品功能创新，造型创新，流程创新，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以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而“在小

改小革的基础上建立起经济大厦”。㈣三是产品创新。新产品完全可以开拓一个全新产业和消费领域，如美国“宝洁”公司帮助人们改变清洗习惯，推出“SWIFFER”抹布，即可清除污垢，又不需用湿拖把。这个创新为其创造了10亿美元的品牌销售额。四是设计革命。基于对消费者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美国创造力经济的核心环节就是在“设计”这个产业研发和运作层面集中大量人才，从而在不断更新消费者文化和消费产品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因此创造了在同行中的优势竞争力。中国不少服装公司开始集聚其为数不多的设计力量，同高校结合成立专业设计公司，而后为各企业设计各类款式，从而弥补中国企业设计力量薄弱的缺陷。五是专利经营。三星在这方面是个典范。他通过“质量战胜战略”、“创新研发战略”、“品牌创意战略”和“专利经营战略”而一举成为世界品牌企业。其效果之显著，值得一切后发展企业所学习。

6.通道革命构筑需求导向型产业链

通过做强销售环节和通道，构筑需求导向型的产业链。在产业链实物形态运作过程中，接单环节获利润20％，品牌获利润30％，网络获利润40％，亦即大量利润(除研发、创新、设计外)被销售环节所汲取，所以，做强销售，做活通道是OEM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利润丰厚的根本点在消费者手中，所以，通过建立通道，直接控制产业链终端，强化服务功能，是产业链构筑的关键环节。2005年12月2日，中国建筑电器行业的巨头，广州朗能电器有限公司与世界500强企业之一Honeywell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会，宣布进行战略合作，朗能将借助与Honeywell的渠道使自己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朗能的制造能力、技术实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由于缺乏国际通道，形成不了自己的品牌优势。而这次合作却可以充分利用Honeywell的通道把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不仅打破了中国的企业其国际合作地域局限在国内市场，而且是以着眼与世界市场为合作的远景目标，并在其中占有主动地位，从而为自己奠定国际化基础。随着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朗能品牌也能走向国际市场。这是用自己的制造优势创造自己的市场优势，通道优势，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控制产业链的终端。

篇4

【原刊期号】200203

【原刊页号】104～109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

【英文标题】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growth theory

ye jin-song

【 作 者】叶劲松

【作者简介】叶劲松，男，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内容提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贸易活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增长理论从技术内生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其国际贸易发展观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 要 题】国际贸易理论

【英文摘要】the traditional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expla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new growth theory can reveal the new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theor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pplicable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ort-oriented economy.

【关 键 词】新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经济发展

new growth/theory/international trade/economic development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2)03-0104-06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来就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重商主义，就是主要探讨对外贸易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尽管以后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赫克歇尔、俄林等大师的努力，国际贸易理论仍然被认为没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理论开始了第二次复兴。以罗默、卢卡斯为首的一些新增长理论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即新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通过一系列模型的构建和论证，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

y[,i]=f(k[,i],k)

(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

y[,i]=k[a,i]k[η]

(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

i=1,2

(1-4)

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篇5

关键词：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扩散效应；工学结合；专业集群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意在通过示范校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引领全国11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带动整体质量的全面提高。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建设必须符合教育经济学中的某些规律，而且国家对其规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因此，其建设理论也是源于经济学中某些理论。

一、从经济学角度解读“高职示范校建设”的相关政策与理论

(一)高职示范校建设目的——“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源于发展经济学。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在地域上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地区称为“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增长极”的正面效应，也称之为“扩散效应”。高职示范校建设就是要先建立一批示范校，让他们成为区域高职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极”，然后通过对这些院校成功经验的推广、资源的共享来提高我国高职教育水平，同时通过示范院校的建设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拉动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正如周济部长所说的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就是示范校建设过程中的“扩散效应”。

(二)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特征——工学结合

工学结合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做中学”(1earning by doing)思想，其核心观点是人的理性认识总是有局限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理性认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深化理性认识。现实中，由于目前企业的技术引进普遍超前于学校的教学内容，所以学习相关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来补充校内理论教学的不足就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学习，学生会很快掌握这些新知识、新技术，为以后快速适应企业的需要提供保证。因此，我们在“工学结合”模式中一定要理解其核心思想，不能受传统的所谓“2+1”人才培养模式的约束。传统“2+1”模式，更多强调的是学生顶岗实习，而“工学结合”模式是我们学校教育的延续，学生在企业是边学边工作，因此不仅应该有顶岗的机会，而且还应该选择企业部分骨干员工对我们的学生进行集中学习，并籍此实现“学生——学校——企业”三赢的模式。

(三)示范校建设过程中的“专业群建设”

专业集群也是示范校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来源于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进行产业集群建设的直接经济效用则表现为范围经济和协同效用。所谓范围经济，就是通过扩大业务范围来缩小成本，直接减少群内的交易费用，这个和规模经济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协同效用就是通过发挥集群中核心企业的核心能力的辐射作用来帮助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在进行专业集群建设时，一定要把握以下原则：专业集群中，参与集群建设的专业之间，有没有共享资源，从而实现范围经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效果；专业集群中，作为龙头的核心专业是否具备辐射其他专业的核心能力，并籍此实现协同效用。

二、从经济学角度认识“高职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意义

经济学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最终也是降低办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产出最大化”。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高职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核心思想，有利于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准确把握示范校建设标准与要求，从而实现国家推行这项计划的目的。具体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设计划的目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推行这项计划最根本的目的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此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高质量的人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的发展能拉动人才的需求。所以高职示范校建设，不是投资的示范，而是理念、改革和管理的示范。

(二)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设的标准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优化分析的方法，包括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示范校建设标准的问题，我们可以牢牢把握示范校的核心思想——“教育资源配置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示范。并且通过会计以及管理的方法来评价示范校建设前后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有利于正确处理“示范校”与“非示范校”建设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出的，示范校的建设关键在于形成高职教育的“增长极”，进而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来带动非示范校的发展。但是“增长极”理论明确指出“增长极”尚未达到规模之前，它主要是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这就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加大了区域间的差距，这是“增长极”的负面效应，即“回浪效应”。在示范校建设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国家的教育资源肯定会偏向于这些学校，“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在强调示范校建设的“扩散效应”的同时，还应妥善处理这个过程中的“回浪效应”。

高职国家示范校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改进的过程。正像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所定义的创新——“创造性的毁灭”一样，高职示范校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胆地改革，同时更需要建设者深刻理解与把握这项工程的核心思想与精髓，严格把握教育经济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设规则，从而实现国家提出这项计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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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虎森增长极理论述评[J]．南开经济研究，1997，(1)．

篇6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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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战略联盟;装备制造业;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4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139-02

世界经济发展表明,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增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基础。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曾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辽宁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并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制造和研发体系。但要实现占据市场制高点,建立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装备制造业仍需要借助跨国公司,实施跨国战略联盟。

一、跨国战略联盟的含义

跨国战略联盟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DEC公司总裁简・霍普兰德(J.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尔(R.Nigel)提出的,随即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在西方企业界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跨国公司之间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纷纷采取了这种竞争合作方式。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为了实现资源共享、风险或成本共担、优势互补等特定战略目标,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各种协议、契约而结成一种较为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某些领域采取协作行动,从而取得“双赢”效果。这是一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是企业之间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而进行的一种长期合作。

其特征是通过建立跨国战略联盟这种全新的竞争与合作模式,伙伴之间的优势得到互补或互相加强,劣势得到弥补,以创造组合的竞争优势。它是一种以共同利益为核心、以协调一致为基础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一国企业对另一国企业的控制和支配。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组织形式,跨国战略联盟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全球战略最迅速、最经济的方式,是现代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之一,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组织创新。

二、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实施跨国战略联盟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之间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知名企业也积极顺应企业战略重组的发展趋势,纷纷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这些战略联盟对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实力、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前,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装备制造业面临重新洗牌的形势下,通过战略联盟,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实施规模扩张,对辽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显得十分必要。

1.有利于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规模偏小,产业组织过度分散,严重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可借助对方的实力,较为有效地扩大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规模,从而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首先,通过组建战略联盟,各企业可以通过联盟内部的采购,扩大联盟间彼此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从而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实现规模经济。其次,通过组建战略联盟,联盟各企业可以集中进行规模采购,从而降低成本。再次,战略联盟通过联盟伙伴间的资源共享,在研究开发、生产、营销等环节实行专业化分工,提高联盟企业的规模产出效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2.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目前,辽宁装备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只能靠仿制和高成本购买国外先进技术,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建立战略联盟,与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信息资源共享、技术人员交流等方式,可以接触跨国公司的知识和技能,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辽宁装备制造业产品的研发。另一方面,通过跨国战略联盟,可以弥补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能力的不足,利用联盟伙伴的资金、专用设备以及人力资源等,联盟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实现技术进步。

3.有利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来看,企业只有参与全球竞争,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虽然直接进入一个新的国际市场将面临很大风险和存在缺乏国际经营的资金、人才、知识、经验和资源不足的问题,但通过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可以弥补上述缺陷。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开始成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流。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积极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借助联盟成员迅速熟悉对方的投资环境,并在充分认识各自的文化、管理、经营方式等基础上,双方达成一种默契,综合运用双方的比较优势,如互相利用对方的客户基础、经销渠道,进行产品的交叉销售,不断扩大市场范围,从而开拓海外市场。

4.有利于降低企业的风险。首先,通过组建跨国战略联盟,可以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研究和开发一项新产品、新技术,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具有很高的风险。而且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化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新产品的生命周期明显缩短,更加大了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风险。而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联盟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可以扩大信息、技术传递的密度与速度,避免单个企业研究开发中的盲目性,加速研究与开发的发展,从而降低风险。其次,通过组建跨国战略联盟,还可以降低企业的跨国经营风险。现代国际市场竞争变幻莫测,企业国际化经营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通过跨国战略联盟这一全新的发展模式,通过与国外一些著名的、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合作,不仅可以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外部资源,而且还可以相互交流信息、传递技术,借助联盟成员熟悉国际市场环境,降低经营风险。

三、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实施跨国战略联盟的对策

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在实施跨国战略联盟方面,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从发展现状上来看,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模式单一,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采取适当的策略实施战略联盟。

1.合理选择联盟伙伴。选择合适的联盟伙伴是跨国战略联盟成功的关键。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还难以进一步同国际接轨,因而在选择战略联盟伙伴时,应主要把握三个问题。

首先,战略合作伙伴必须具有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所需要的核心能力,能够帮助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实现战略目标。其次,战略伙伴必须和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具有共同的认识,即观念和战略思想的一致性或协调性,才能使战略联盟结合的更加紧密。再次,选择的战略合作伙伴必须具有建立长期联盟伙伴关系的诚意。

另外,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进行跨国联盟的构建才刚刚起步,在选择战略联盟伙伴时,并非一定要寻求与国际一流公司的合作。与国外实力相当的企业进行合作,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关键在于联盟能否产生优势互补的效应,能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总的来看,理想的合作伙伴必须具备合作诚意和技术经济的互补性,双方具有一致的战略目标,最终为形成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核心能力服务。

2.做好联盟双方文化的协调与整合。跨国战略联盟是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间的联盟,各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以及、风俗习惯都有很大的不同。企业间文化的差异,会转化为经营管理上的差异,从而加大了国际战略联盟的管理难度。这就要求联盟企业在注重自身文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吸收合作方的企业文化精华,将其注入到本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做好跨文化的管理和沟通。

3.加强战略联盟风险的防范。由于跨国战略联盟成员的多元性、地域上的分散性和组织上的非永久性等特点,使得企业在实施战略联盟时,面临许多风险。随着战略联盟的不断扩大,风险也随之增加,成为企业实施跨国战略联盟的极大障碍。因此,辽宁装备制造业企业应当重视跨国战略联盟的风险防范,通过建立风险识别体系,对联盟可能面临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并且在联盟体内部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借助相关法律法规的威慑作用和强制执行作用,来规范和保证联盟体及成员企业的各项活动,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篇8

——本报记者 张建设

日前，诺基亚宣布将中国区的四大销售区合并为大南区和大北区，并着手在中国区裁减雇员。这是今年6月诺基亚宣布2013年底前在全球裁员1万人的一部分。在此之前，瑞萨电子、RIM、奥林巴斯、惠普、松下、索尼、NEC等已宣布了不同规模的全球裁员计划。

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IT业的负面影响，是互联经济对传统战略管理思想的严峻挑战。这意味着战略论的终结和社会决策的兴起。如今，众IT巨头的增长乏力预示着“定位论”等战略论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两个分支构成了战略论的核心：一是以哈佛商学院迈克尔为代表的“定位论”，即价值链、五力模型及三种竞争战略等思想；二是以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普拉哈拉德与伦敦商学院哈默尔教授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理论”。

相对而言，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工业经济是战略论的根基。而社会化媒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互联经济正在颠覆这一根基，并成为战略论的终结者。

决策主体正在从商业精英转向社会公众。无论是内部管理者还是外部的智囊团，战略论的决策权属于少数的商业精英，员工、顾客乃至社会公众仅仅是这一战略的执行者和见证者。

决策基础正在从结构化数据转向非结构化数据。生产资料的基础信息、资产与设备的基本情况等结构化数据是战略观的前提。在“云+移动”的互联经济时代，原材料、生产设备、顾客和市场等因素越来越变得没有固定的定义，科技正走向跨领域融合，产业界限正变得模糊，充斥其间的是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根据Gartner预测，未来5年，企业数据将增长8倍，其中80%是非结构化数据。作为战略论前提的结构化数据在决策中的分量略显式微。

篇9

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范围内竞争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剧，企业竞争战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从比较优势到规制竞争，从对抗性竞争到合作性竞争。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比较优势 规制竞争 对抗性竞争 合作性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的、文化、经济环境因素有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竞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竞争的主体由单个企业间的竞争转向跨国企业、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性质、范围由有形的竞争转向无形的竞争，竞争的方式由单一价格竞争转向全方位竞争，人才竞争、营销方面的整合竞争是显著的特点。本文将主要介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竞争战略的两大显著变化， 从比较优势到规制竞争及从对抗性竞争到合作性竞争。

1 从比较优势到规制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大量利用产业组织和博奕论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性、效应、开发的竞争以及技术的波及效应等概念和思想来构筑新的贸易理论模型，加深了对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理解，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成本学，它论证了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不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各国之间产品的生产成本存在着相对差异，就会出现产品价格上的相对差异，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比较成本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比较优势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机会成本概念在国际贸易领域的。

比较成本学反映了经济学的逻辑，它论证的核心问题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以实现稀缺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20世纪80年代西方开始兴起新国际贸易理论，它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它试图论证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市场不完备的条件下，政府干预是合乎情理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以国际市场的不完备和策略行为的问题为研究重点，并得出结论：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当今不完备的世界市场内通过自觉的策略行为来一国的贸易差额和福利。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者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收益、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研究中发现，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为新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工具，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中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产业组织理论对于规模经济性、学习效应等问题的分析，对于解释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寡头竞争模型尤为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贸易的最新是把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格局变动的原因和结果。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为了全面理解国际竞争的特性，国际生产力方向及国际贸易的起因和格局等问题，我们必须还要研究有关全球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的水平和形式、主要跨国公司的特性及惯性等问题。在现实经济中，人们观察到，发展家的比较优势难以实现或者需要借助外资才能实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即没有建立企业制度。

在存在广泛政府干预的寡头竞争性产业，国际贸易和竞争将变成一场商界与政府策略关系的角逐。国际竞争则变为“规制竞争”。因此，无论是政府本身或者是产业本身都不能通过其中的一方面对出口和投资的格局作出解释。规制竞争事实上就是对规则、标准制定权的竞争。

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仍然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许多制度安排未将发展中国家考虑进去。如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国际流动资本风险监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国集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各国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拥有明显优势。发达国家内部的基本格局是美、日、欧三强鼎立，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较为接近，具备了进行对称协调的可能性；加之国际间的商品、资金、技术、劳务等要素的流动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更增加了它们进行对等协调的必要性。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变成了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博弈过程。发达国家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欧盟这样的组织在其内部形成共同的规则，并凭借实力优势将它们共同的内部规则延伸为世界通行的规则，主导着国际制度。

因为全球化是收益和成本并存的，能否趋利避害就取决于制度安排。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拥有较为成熟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有着完备的宏观调控体系。对发达国家来说，在国内，它们有相对成熟而又稳定的制度；在国际上，国际通行的制度是由它们主导的，国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国内规则的特点，不存在与国外规则的严重冲突。这实际上可以带来两方面好处：其一，因为国内外制度、规则的和谐与统一，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无需承担过多的制度变迁成本，即可以在现时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现实收益；其二，因为主导着国际制度，发达国家可以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成本转变成其他国家的制度变迁风险和成本，或者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来自内外制度冲突的不确定性和成本，从而转嫁成本、规避风险。

为了在未来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成功的和政府必须正确定位自己，以确认自己处于何种形式的竞争，并且还要把握有关竞争变化的进程。可以说，最为成功的企业和政府最终将属于那些能够迅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环境变化的企业和政府，同样，最为成功的企业和政府最终还将属于那些克服惯性而致力于改变规则甚至改变其所参与竞争的全球产业结构的企业和政府。

2 从对抗性竞争到合作性竞争

2.1 合作是克服市场进入壁垒的有效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摩托罗拉开始进入日本的移动电话市场时，由于日本市场存在大量正式、非正式的贸易壁垒，使得摩托罗拉公司举步维艰。到1987年，它与东芝结盟制造微处理器，并由东芝提供市场营销帮助，此举大大提高了摩托罗拉与日本政府谈判的地位，最终获准进入日本的移动通信市场，成功地克服了日本市场的进入壁垒。1984年，美国的长途电话业解除管制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获得了产品经营的自由，进入了个人电脑市场。IBM采取的反击措施是与AT＆T在长途电话行业的主要竞争对手MIC结成联盟，并收购了MIC20％的股份，通过MIC在长途电话行业的低价战略来钳制AT＆T。与此类似，日本的几家规模较小汽车公司，马自达、铃木和五十铃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都采取了与美国汽车企业联营的办法，来克服进入壁垒。

2.2 合作可以分担巨额的产品开发费用和固定资产投资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全球性行业的技术和资金密集性质要求新产品开发要有巨额的产品开发费用，单个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如此巨大的成本。据估计，开发一架新型民用客机的科研和设计费用约为10亿美元；微处理器生产厂的投资通常也要超过 10亿美元。任何一个企业在这样的行业里单枪匹马地发展，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摩托罗拉与日本东芝结盟的动机之一便是分担建立微处理器制造厂的高额固定成本开支。

2.3 合作可以实现优势要素的互补，保持和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资源在每个企业之间的分布是绝不均衡的，因此，通过建立合作，走联合发展之路，企业围绕共同目标，加强内部合作，合理使用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劣势，可以产生1+1>2的积累效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法国汤普逊公司与日本JVC合作生产、销售录像机。双方按照协议规定相互交换自己的特长：JVC向汤普逊提品技术和制造工艺，而汤普逊向JVC提供其在欧洲市场上的成功营销经验。这是一种机会均等、互惠互利的合作。另一个例子是AT＆T与日本电气公司(NEC)在1990年达成的相互交换技术的协议：AT＆T向NEC提供机辅助设计技术，而NEC则向AT＆T提供计算机芯片技术。大多数成功的合作都是为了实现双方优势要素的互补而签订的平等互利的协议。

2.4 合作有助于企业建立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

在一些行业中，本企业的技术标准能否成为行业标准，对企业的竞争成败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飞利浦与松下结盟，共同制造和销售飞利浦的数字式高密磁盒，在松下帮助下，使它们开发的系统成为新的行业技术标准。与此同时，索尼公司也正在开发高密磁盒技术，并努力使其成为新的行业标准。而这两种技术相互替代，最终只能有一种得以普及成为全行业的技术标准，另一种必然要被逐出市场，约1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也就化为乌有。因此，飞利浦与松下合作的战略意义非常重大，大大增强了企业在这场激烈竞争中的地位。

2.5 合作能够创造良好的机会和氛围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观察，一个公司要保持战略领先，必须有不断学习的能力与机会。在创造学习机会方面，合作或联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创造了一个分享知识的环境，使公司容易接受新的理念、新的运营模式、新的技术并能在内部进行顺利转换。

2.6 合作可以避免无谓竞争

传统的竞争方式是不惜一切代价，恶意竞争，都想让竞争对手失败。联合生产经营，有利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狭小圈子中跳出来，踏上从“双输”到“双嬴”良性发展的道路。由于合作双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和基础，能相互联手，减少恶性竞争，创造一个合作共事、联合发展的良好氛围。

总的说来，全球市场竞争的新形势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的竞争观念，调整旧的即从单个企业的抗衡、低级的竞争形式。要树立新的竞争观念，调整旧的竞争战略，制定新的竞争战略，建立国内及国际战略联盟以获取资源、技术、技艺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共同承担经营与投资风险，避免过度竞争，加强企业竞争力。

1 杨雪冬. 全球化： 西方前沿[M]. 北京：文献出版社， 2002

2 吕薇. 产业重组与竞争[M]. 北京：发展出版社， 2002

篇10

关键词:长尾理论;长尾结构;医药商业;价值链;三阶段模式(H-I-D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9)09-0010-05

一、长尾特征模型

长尾理论[1](Chris Anderson2004)通过对产品市场份额的分布曲线研究,发现了被大部分企业所忽视的长尾产品(利基市场、份额低),构造出对于企业存在着巨大市场价值潜力的长尾经济结构。这个表面上与经典的二八理论直接对立的新经济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重视,中国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2](2009)在美国沃顿全球校友论坛发表演讲中,对长尾理论作了重点阐述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经典的二八理论强调企业应重视重点产品的经营、重点客户的开发与维护,这是企业收入与利润的保障。而长尾理论通过体现长尾特征的市场份额分布曲线,指出了利基产品对企业的总体价值不容忽视,甚至超越短尾产品(大份额重点产品)。

如图1所示,在一个XY的坐标系面积图中, y对应销售收入,x对应同一产业中不同品牌的产品或服务。一般会出现名列前茅的几个品牌占据一部分的市场份额(面积),而其他无数众多的小品牌,虽然单个市场份额(面积)很小,但无数小品牌的累计总和与大品牌的市场份额相近。‘

以下是长尾理论的核心思想[3],将用于本文主题的研究。

1. 长尾产品的特征是针对市场潜力有限的细分市场(利基市场),产品具备了建立在创新之上的差异性。如果企业重视对这些数量繁多的长尾产品经营活动,形成范围经济,那么,企业依旧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2. 流通渠道是这个时代企业必须重视的、具备强大能量的领域。长尾产品细分化下的利基市场,借助于广域渠道,能够体现出规模经济性。

3. 信息化时代,企业应注重从规模化制造变革为规模化定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是解决这一变革的有效手段。

本文将利用长尾理论的基本模型及核心思想,对中国的医药商业行业进行结构分析,并于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医药商业企业结构优化与发展模式。

二、医药商业企业的长尾模型分析

长尾模型既可研究产品的市场分布问题,也可以用来研究某一行业中企业的分布与结构问题。整个行业如同一类市场,而行业中的企业如同存在于这个市场中的产品,这在逻辑上与长尾理论基础保持一致性都是完全成立的。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行业中的企业按照销售总收入构造分布图,会不会出现长尾特征分布?在此,我们借助于长尾理论,判断其长尾、短尾结构的合理性。

(一)医药商业企业长尾分布

从图2中国医药商业100强销售分布曲线的特征进行观察,中国医药商业行业的结构属于长尾结构(长尾理论所研究的结构),百强企业总销售额为2 764亿元(中国医药商业协会,2008),前10强企业占据了50%的市场份额,剩余90家医药商业企业销售收入累计占50%[4]。如果将所有医药商业企业销售分布图作出,长尾特性更明显(前10强占30%,其余6 700家企业占据70%)。不过,图2“百强”的销售分布图已经足以体现长尾特征。

(二)中国医药商业企业落入长尾区域的并非是长尾型企业

上述的分析仅仅给出了医药商业企业在销售收入分布特征上与长尾理论的特征模型很相似,但这并不能肯定中国医药商业就是长尾结构模型,我们还需进一步考察落入长尾区域的企业在特征上符不符合长尾理论中长尾对象的特征:针对的是细分化下的利基市场,长尾对象之间彼此在目标人群与属性上存在差异化。如果研究对象是企业,即企业在产品线结构、价值链及核心能力上是否具备差异性。

根据这一标准,落入长尾区域的中国医药商业企业都不属于长尾企业,他们常常面对着相同的目标市场,经营着相似的品类线,提供着雷同的服务产品(物流配送)。国家发改委[5](2006)指出,中国医药商业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因此,这些医药商业企业不属于长尾型企业。

三、构造中国医药商业的长尾模式

(一)构造中国医药商业创新商业模式――实施差异化定位

根据长尾理论,短尾企业与长尾企业一定要形成差异化定位,更为重要的是众多的长尾企业之间要形成差异化定位,从而形成目标市场、商业模式、服务产品线、医药产品线在竞争面的“蓝海”。

图3从上游目标客户、下游目标客户、产品线等三个维度给出了合理状态下中国医药商业企业的差异化定位,该差异化定位还将引发医药商业企业服务产品线的差异化。

该差异化定位的指导思想是:短尾实施规模化,长尾实施专业化。指导原则是:形成区隔,与企业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竞争面,通过差异化规避同质化下耗损型竞争;在合作面,短尾与长尾通过合作,令长尾企业的专业化给予短尾企业以专业化的补充,短尾企业的巨大平台给予长尾企业以规模化的补充。这样的竞合关系一旦呈现,中国医药商业行业的优化程度就能得到提升。

1. 长尾企业的定位解析。上游供应商客户定位于长尾企业,即那些创新型的中小型工业企业。标准是这些企业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且产品线属于产品专业化形态的,即所有或大部分产品集中于某一类市场顾客群。例如专业创新和制造妇科炎症类产品、外用膏药类产品等。所针对的顾客群越明确、越细分越好。

下游客户定位于长尾企业,范围界定于个体化、小规模、专科型、细分类的医药零售企业和医疗服务机构。发挥其专业化的药事管理服务和目标市场专业化下的产品线专业、齐全的优势,为目标顾客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服务。

服务产品线聚焦于药事管理服务,包括质量服务、药学服务、商品储存与保管服务等。根据目标顾客群的经营特点以及所经营的产品线特点,提供聚焦于某领域的专业化服务,而不是广义范畴的药事服务。于此,不仅与短尾企业形成定位区隔,同时也形成了长尾企业彼此之间的差异化定位。

从上述的定位可以看出,长尾医药商业企业强调的是“专业化”,围绕专业化的创新。失去了专业化,长尾企业就失去了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价值。

2. 短尾企业的定位解析。上游目标客户定位于短尾型医药工业企业、长尾型医药商业企业及短尾型医药商业企业。

与短尾型医药工业企业的合作,将会形成规模性产品,以规模经济性为企业贡献利润,这些企业包括外资医药企业、大型本土医药工业企业;与长尾型医药商业企业的合作,意在利用长尾企业的专业化价值链,为下游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创造;与短尾型工业企业及长尾型医药商业企业的合作,实际是短尾医药商业企业构造出以其为核心节点企业的集成化供应链。与短尾型医药商业企业的合作,属于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在竞争之外的强强规模化合作。

于此,长尾型企业通过短尾型企业的全国型广域流通渠道,形成专业化下的规模经济性。两类企业的这种合作对未来中国医药商业的发展非常关键。呈现的优势是,小企业未必不能拥有全国渠道;大企业未必要品种齐全。获得的价值是,商业企业的同质化竞争退减,差异化价值链形成高效率的互补运动,工业企业与下游的医疗单位得到更多的价值。

在图3的定位下,中国的医药商业企业数量将会减少,没有创新力和差异化竞争力的中小型商业企业将在该定位结构的挤压下,退出市场,短尾企业接手其市场,获得规模化的良性扩张;部分中小型企业进入细分化的利基市场,并通过创新运动获得其在定位图中的市场价值,该价值决定了其利润及与大型短尾合作的砝码大小。所以,该定位图实际构建了一种良性的机制,促进中国医药商业企业变革为合理的长尾结构,使整个医药产业在结构上得到优化与升级。

(二)鼓励企业创新,两线(产品线、服务线)构造差异

长尾企业不仅要和短尾企业形成定位差异化,同时还要形成彼此之间的差异化,即长尾企业在医药产品线、服务产品线两个方面形成各自的专业化。医药产品根据品类管理的方法,可以形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产品线,专业经营其中的某一类产品线,并在该产品线的经营上,做到品种最全、专业知识最全、顾客需求理解最深刻,这就是专业化竞争力。

长尾企业最大的差异化依托并非是医药产品线,而是其药事管理服务。医药商业企业属于服务企业,服务产品的创造是该类企业的核心能力所在。结合于专业性产品,针对与之相应的细分需求,提供专业化的药事管理服务,将是长尾医药商业企业最强的竞争力。

在目标市场方面,长尾企业会有雷同,但这并不防碍其对相同顾客不同需求的满足而构成的差异化竞争力,差异化的医药产品线以及服务产品线已经决定了此点。

鼓励企业创新,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建立、健全创新制度。萨克斯(Jeffrey Sachs 2000)认为,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10]。制度创新是前提,是对技术创新的鼓励与价值保障。印度制药业的发展就是实证。据印度制药商组织公布的数字,目前该国有2万余家制药企业,是中国制药企业数的3倍。其90%以上是作坊式小企业,以私营为主,布局分散。这些公司已不满足于印度国内市场,正在把重点转向美国市场,100家企业通过美国FDA认证,国际市场的销售比重逐年提高。印度制药业的发展得益于创新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而创新化是根本。在创新化的背后,是制度。印度小型医药企业可以获得很好的上市融资的机会,上市企业将资金主要用于管理与技术创新上而不是宣传炒作上,为什么能这样做,是因为有相关的制度保证管理与技术上的创新价值不受到单纯炒作的影响,这涉及到一系列的市场制度[11]。中国目前也在积极加强制度上的创新,2009年的医疗卫生改革,在五个方面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其中创新产品特别定价制度就是对创新鼓励与创新价值保障的具体体现。当然,在这方面到底是采用杨小凯教授之后发劣势理论,还是采用林毅夫教授的后发优势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2. 积极向长尾型医药商业企业开发资本市场。资金,是创新型中小医药商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印度的医药产业迅速发展,与其资本市场向医药企业比较自由开放是密切相关的。中国也应积极为创新型的医药商业企业开放更大的资本市场,调整资本市场的结构,增大高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比例。

3. 端正认识 摆正心态。过去,中国医药产业在对规模化的认识上是存在错误的,亢奋于“制造”创新力虚弱的国内寡头国际侏儒,积极于“推动”大而全式的虚假规模化,忽视于“鼓励与保障”创新型企业的培养和发展,漠视于国际市场的规模化力量。

这些都与中国医药产业的制度水平与认识能力有密切关系,不坚决提升与纠正,则中国的医药产业将长期非理性亢奋于“政府投资型”医药经济的快速发展。于明德(2007)指出,国家力推的“两个保险”是拉动医药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12]。

(三)构造以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为核心节点的集成化供应链

创新构造了医药商业企业的差异化,为价值链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广泛的空间。陈柳钦[13]指出,按照迈克尔.波特的逻辑,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一个企业要赢得和维持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其内部价值链,而且还取决于在一个大的价值系统(即产业价值链)中一个企业的价值链同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互补联接。相应于波特对价值链的定义,产业链企业在竞争中所执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仅从价值的角度来界定这些活动,称之为产业价值链(industrial value chain)。产业价值链的运营平台则是以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为核心节点企业(链主)的集成化供应链。

如果把供应链中的中小型医药商业企业视为一个产品集群,那么,链主地位就使得大型医药商业公司无论是有形医药产品线亦或是无形服务产品线,都呈现为长尾结构。在图3中,大型医药商业企业已经成为了类似于Google、Yahoo之类的门户或搜索引擎[14]。而最初的长尾理论正是诞生于对上述两类企业的经营研究。

(四)基于集成化供应链平台上的长尾经营策略

长尾企业面对的细分下的利基市场,如果不能形成广泛的区域覆盖,则规模经济性无法实现。原中国的医药商业企业都属于区域性,因此,进入细分化市场的医药商业企业很少,都在同一区域面对相同的客户提供相同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着消耗型的同质化竞争。如果中国能够形成全国性的大型医药商业企业,而中小型医药商业企业专业化价值链存在着对大型商业的补充作用,那么,中小型医药商业就可以借助于全国平台,实现全国区域的占有。

中小企业也可以建立全国渠道,中小企业也可以拥有全国市场,唯一不同的是,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存在着差异化,在区域上是一致的。从供应链的角度,等同于大型医药商业企业通过自己的全国平台,经营着中小型企业的资源,并与它们分享价值回报。与传统结构不同的是,这种价值回报的分享是建立在利用各自优势资源进行价值创造的基础上,例如下游客户得到了更多的、更适合的品种满足,得到了更多、更专业的药事服务满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医药商业的问题不再于流通层次多,而在于一些层次没有价值创造。社会大众的健康利益健康福利,不是依托于单独的支付成本下降,关键是获得的价值更多。从这个角度分析,建立以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为核心的集成化供应链,形成创新下的长尾经济,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健康价值,而简单地减少商业流通层次(并非是错,只是过于简单化)的目的是减少支付成本。

建立了集成化供应链,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会通过价值链的互补性去选择具有专业特色的中小型医药商业企业形成合作伙伴,而那些没有增值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必然被淘汰。

四、基于长尾理论的中国医药商业发展模式H-I-D(见图4)

(一)第一阶段,同质化并购(homogenization merger)差异化创新

中国医药商业企业通过区域同质化收购,形成全国性的大型商业企业;通过企业创新,转型出一批差异化、专业化的长尾医药商业企业。

形成全国大型商业企业的战略价值是建立现代化、规模化的第三方医药物流,降低医药商业的物流成本。该第三方医药物流一定是由目前的短尾商业企业为主导向完成构造,这是差异化价值最弱的领域,也是目前短尾企业几乎唯一的竞争优势。其次,全国大型商业机构的出现,为长尾企业利基市场通过区域的广域化形成规模经济性提供了平台,如同于Google对于无数小型网站的价值。7 000家医药商业企业,一部分创新力弱的企业,贡献出自己的区域价值,被大型企业并购;部分企业通过创新运动,形成长尾企业,服务于特定的上、下游客户,构造差异化的创新增值服务,以此形成企业的竞争力与产业中的价值;剩余的企业,区域价值不明显、创新力不足,退出市场。

(二)第二阶段,形成以短尾企业为核心节点、长尾企业为成员的全国型集成化供应链(Integrated supply chain)

以全国性的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为核心组建集成化供应链,吸纳专业化、差异化的长尾企业入链,形成差异化价值链的合作,进一步挤压掉创新力弱、规模小、同质化的区域型中小型医药商业企业,从市场运作上逼其退市。

“集成化供应链+长尾结构”是中国医药商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过渡阶段。该阶段的重要性是:通过供应链平台的价值链合作,短尾企业与长尾企业在企业文化、价值观、管理流程上趋同化,有利于第三阶段资本收购后,企业能迅速产生规模效益;其二,在这个过程中,有利于短尾企业识别所需要整合的外部价值链。被收购对象的差异化与核心能力的判断需要过程,同时,短尾企业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创新力和核心能力,在这个时候作出上述判断更为准确。

(三)第三阶段,在集成化供应链的基础上,核心链主企业对具有差异化价值链(Differentiated value chain)的长尾企业实施收购

医药商业企业的收购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同质化收购,实现全国架构,为集成化供应链与未来短尾企业的合作建立基础;第二阶段的收购是差异化收购,目标是在价值链上与本企业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的长尾企业,这一收购的本质是对创新力和价值链的收购,实现企业价值链和创新力的升级。

在上述过程完成的基础上,中国医药产业将形成以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企业为链主的若干集成化供应链,构建成为市场的主体,承担80%以上的医药商品和服务流通。在商业结构上,接近于美国模式,部分同质化区域性的中小型医药企业在第一阶段退市或被收购,部分差异化的长尾企业在第三阶段被集成化供应链链主收购,独立于市场上的中小型企业减少。

参考文献:

[1]Chris Anderson.The long tail[EB/OL] .省略/10.LongTail.

[2]张瑞敏.中国式管理的三个终极难题[EB/OL].省略/fenxplun/newsfx/2009-06-12/177639.shtml .

[3]Chris Anderson.长尾理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4]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医药商业企业百强榜[R].2008.

[5]国家发改委.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R].2006.

[6]张莉.刍议企业并购中并购对象的选择[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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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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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J].Vol. 1, No. 2 (Nov. 2000): 435-491

[11]中国驻印度使馆.中国印度制药工业之对比分析[R].2005-06-23.

[12]王蔚佳.医药工业触底向好的理性解读[N].中国医药报,200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