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旅游资源的基本条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构成旅游资源的基本条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旅游资源；游憩需求变化；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

1　引言：发现与认知旅游资源是旅游学研究的最基本命题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是建构旅游供给体系的基本条件，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宋瑞，2005)。伴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揭示和发现旅游资源，研究其开发的科学途径，维系其利用的可持续性，一直是旅游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科学命题。

中国旅游学界对旅游资源的发现、认知及其概念的界定，是在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初期阶段形成的，首先是地理学尝试着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概念界定(郭来喜，2000)，1993国家有关部门了《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旅游资源的分类系统及国家标准(GB／T 18972-1999)。2003年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有进一步的修订，出台了新的国家标准(GB／T 18972-2003)。该新版分类标准出台后，曾再度引发了理论界对旅游资源的高度关注和学术讨论。《旅游学刊》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还专门设立了“旅游资源”的笔谈专栏，针对国家标准存在的问题和实践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有关旅游资源的学术讨论，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一致持续到现在。

中国现代旅游业起步晚、发展快、规模大，已经跻身于世界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旅游客源地国家之列。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了“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针，旅游业的发展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全局。随着全球性自然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旅游的需求方式和质量与旅游的供给方式和质量，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促使旅游业整体质量水平的上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旅游业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全局，统筹谋划旅游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事关国家与地方发展高端或顶端层面的战略设计。为此，进一步探讨旅游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确立科学的旅游资源观，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等不同层面的要素资源，构筑起中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旅游资源基础，以维系和支撑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外延

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GB／T 18972-2003)对旅游资源所下的定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均称为旅游资源。虽然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对这个定义多有讨论(宋子千，2006；何效祖，2006；等)，但国家标准的权威性，依然在引领实践、规范着人们对旅游资源的认知。

2.1　旅游资源的本质内涵

基于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GB／T 18972―2003)对旅游资源所作的定义，构成旅游资源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产生旅游吸引力；二是能够为旅游业所开发利用；三是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鉴于分类系统中所罗列的类型包含有形与无形、自然与人文等多重形态，多形态也被认作是旅游资源的一个基本条件(克里斯・库珀等，2007)。其中，吸引力是最核心的要素，任何旅游资源都必须首先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只有具备吸引力才有成为旅游资源的可能性。其次，旅游资源是可开发的。资源开发要克服许多限制条件，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约束以及技术限制等。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有许多东西对旅游者有吸引力，但因开发条件约束或限制却不能成为旅游资源。最后，旅游资源必须可产生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如果没有可能产生任何效益，也就没有开发价值，就不能界定为旅游资源。

在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GB／T18972―2003)中，并没有强调三个条件的标准尺度，只是依据旅游资源的性状，即现存状况、形态与特征，将旅游资源(稳定的、客观存在的实体旅游资源和不稳定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分为8个主类，31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虽然很好地凸显了分类学的学术性，几乎具有“对号入座”的功能，但几乎未与旅游资源的科学内涵挂钩，忽视了旅游资源的一些过程性、区位组合性特征。显然，这个分类系统，具有非常好的分类学特征，所包罗和涵盖的基本层面涉及有形与无形、自然与人文两大系统。或许过于关注旅游资源实体的类型性，分类系统中没有就“可开发、可产生效益”设置客观且科学的判别标准，在其进一步的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中，也未能按照旅游资源三个基本属性来进行客观量化评价，其执行评价的标准不是标准自身的客观尺度，而是评价者自身的经验尺度。评价者对于旅游资源把握的经验尺度不同，评价的结论存在巨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在实践运用中出现多重矛盾和问题(朱螗，2005)。

2.2　旅游资源的外延

国家旅游资源分类标准(GB／T 18972―2003)是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出台的具有规范性的技术成果，也是中国旅游科学发展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尤其是旅游需求与技术进步的变化，旅游业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多地跨越三次产业的边界，成为横跨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的现代综合性产业系统，出现了所谓“大旅游”的概念，由此而纳入旅游产业系统的旅游资源要素范畴在不断外延。

浏览最近十年来的旅游资源文献以及相关旅游发展规划成果，可以发现有关旅游资源的外延存在以下基本倾向：

一是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吸引物。从旅游资源的内涵来看，具有吸引力是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因此，具有旅游吸引力的要素就是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也就纳入了旅游资源的范畴。旅游资源是否等同于旅游吸引物，是旅游资源领域内一个长期争论的命题。如果强调旅游资源“吸引力”的核心价值取向，具有吸引力的要素、现象或事件，称其为“旅游资源”或许无可厚非。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交叉使用这两个概念(克里斯・库珀等，2007)。

二是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地或旅游目的地。显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地是由若干具有显著旅游吸引物所组成的地域综合体，是一个更偏重于空间范畴的概念。关于空间资源是否属于旅游资源的范畴，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其中，空间资源的一个独特性，就是其“区位”价值。虽然“区位”是一个确定的、不可替代的空间，却又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解释的空间，有时又被人称为“地缘关系”，由此而演绎出地缘经济价值、地缘政治价值或地缘旅游价值等等。面临一个复杂多变 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旅游学者把“区位”视作旅游资源的范畴，甚至被认定为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或一座岛屿旅游业能否快速成长或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资源优势(石培华等，2010)。

三是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产品(旅游服务)。2003年版的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尽量消除旅游资源类别中的产品类型或被视作为旅游产品的类型(尹泽生、牛亚菲，2005)。严格意义上的旅游产品应该是在旅游资源基础上经过人为加工、或改造、或组合、或创造出来的。旅游产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特征和差异化特征。旅游产品针对旅游者、旅游经营者与旅游管理者，具有不同层面的理解和涵义。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旅游产品与旅游资源有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称“昂普性”，吴必虎，2001)。因此，一些学者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产品，特别是等同于旅游景观产品，是有其理论依据。在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的相互关系上，旅游资源是基础性，是原发性的；旅游产品是旅游资源的利用，是继生性的，后天性的；当一项旅游产品构件被用于一项新旅游产品的开发，它也就具有旅游资源的属性。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四是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是人们空间移动，特别是跨区域移动，为人们的这种跨区域移动服务的行业就是旅游业。实现人们的跨区域旅游需要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旅游交通设施、旅游接待设施、旅游安全设施等。2003年版的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将许多设施纳入了旅游资源的范畴(参见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中的F类：建筑与设施)。设施是旅游实现的基本条件，是旅游产品实现的基本载体，也是旅游资源定义中“可开发”的重要属性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资源包含旅游基础设施无可厚非；但旅游基础设施也是旅游产品实现的重要构件和载体，其产品属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包价旅游产品的实现，其实质是一组以基础设施为载体的服务组合(经营商)或体验组合(旅游者)。因此，旅游资源与旅游基础设施的相互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命题。

五是旅游资源等同于环境。将环境视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是导致旅游资源范畴变化的革命性的观点。旅游虽然是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但离不开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环境基础。在经典旅游业教程中，旅游供给要素包括自然资源与环境、人文环境、交通运输、招待礼节和文化资源，包括目的地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等(查尔斯・R，戈尔德耐等，2003)，将资源等同于环境。实际上，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总是交织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总体的景观风景线。有国外旅游经历的人，对异国他乡的环境总是有着深刻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不仅是旅游资源，也是旅游产品，是实实在在的旅游生产力。随着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觉醒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将生态环境纳入旅游资源的范畴，也有其合理的逻辑性。应对健康与养生需求，将气候环境优势纳入目的地建设的旅游资源范畴的学者也相当普遍(石培华，2010)。

六是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八要素。现代旅游不仅关注传统旅游所关注的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还关注环境(包括安全)与营销，由此而构成旅游八要素。从包价旅游的业态来看，经营者推出的其实就是一组涉及八要素的“菜单”供旅游者选择，双方达成服务供给与支付意愿，成就一次旅游体验的产品实现过程和交易过程。精明的旅游经营者就好比酒店的“高级厨师”，将那些资源要素组合成为适合不同口味需求的“菜单”，供不同需求的旅游者选择。目的地发展与建设可视为“菜单”模式，善于把不同的要素，诸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成果与要素统筹到目的地的产品供给系统中来，以应对市场需求和变化，这是一种高端的旅游资源配置和利用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够统筹到旅游供给系统中来组合或集成为不同特色的旅游产品的要素，应该属于旅游资源的范畴。

七是将旅游资本、科技与人才等纳入旅游资源范畴。从旅游经济学视角考察，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创意、规制、技术装备、景区场景建设，无不与资本、科技与人才等软资源要素密切相关联。文艺、工艺、美术、教育、设计、网络技术、影视技术、动画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旅游目的地建设和旅游产品的开发。张艺谋的“印象系列实景演出剧”，所调动的资源要素，可能在中国旅游资源分类系统中难以完全“对号入座”。显然，这些要素资源似乎也不应该排除在旅游资源范畴之外。

总之，旅游资源的外延倾向是明显的，也许还有一些倾向有待于进一步总结和归纳。目前学术界有把旅游资源与旅游业资源相剥离的倾向或主张(宋子千，2006)，以维系旅游资源对于旅游者“吸引力”的核心价值观。但是，鉴于旅游与旅游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把旅游资源与旅游业资源分得泾渭分明，还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命题。之所以有上述那些旅游资源外延的倾向或观点，关键在于对“旅游和旅游产业”关系的辩证分析和理解。对“旅游和旅游产业”关系的辩证理解的出发点不同，对旅游资源的类型和范畴的理解也就不同，旅游资源的外延倾向也就不可避免。

2.3　旅游资源是游憩需求变化与技术进步的函数

旅游资源是历史范畴的概念，它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遗存或潜在的趋势或规律性的事象。旅游资源的形态、内涵、存在方式、空间范围都会与时俱进。如何以一种包容变化的大旅游资源观来规范人们对旅游资源的认知、把握和统筹利用，是旅游学走向成熟需要面对的重大命题。

从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促进旅游资源内涵及其范畴的变化，有两个最显著的因子，一是人类游憩需求的变化，二是科技进步因素。人类游憩需求的变化使能对人类产生吸引力的旅游资源范围在不断延伸，类型在不断增多，从有形的物质文化存在到无形的文化理念，从栖居的地球表层环境到太空站的旅游体验，可供旅游业利用的资源基础、空间范畴不断在拓展，也不断诱导着新的资源要素源源不断地投入到旅游活动领域中来。科技进步促进资源供给成为现实并不断推进质量提升。以美国为例，从国家自然公园、人造主题景区到奢侈繁华的沙漠赌城(拉斯维加斯)，从“迪斯尼乐园”到“未来世界”、“海洋世界”，人们实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旅游体验过程，科技塑造的虚拟场景及技术装备将太空体验、海洋体验的机会呈现给大众面前。游憩需求变化以及科技进步引起了旅游资源内涵及外延发生显著变化。

本文限于篇幅，不讨论游憩需求变化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也不讨论科技进步对旅游发展的贡献率。一个既定的事实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与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的种类、范围和价值在不断变化(汪宇明，1998)。当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攀升，可支配的闲暇时间逐步增多，既蕴涵着巨大的旅游需求潜力，也表现为游憩需求的细分市场变化，这种变化正在诱导着中国旅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的转型。另一方面，现代科技进步，改善人们旅游出行条件和接待设施水平，进一步刺激着旅游需求的变化，也诱致着新资源要素投入到旅游产 业系统中来。例如，交通方式决定旅游方式，交通方式变革与高速时代的来临，正在急剧开拓着中国旅游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格局(魏小安，2010)。因此，基于游憩需求变化与科技进步的视角，是可以佐证“旅游资源是游憩需求变化与科技进步的函数”这一论断。

3　确立科学的旅游资源观

资源是相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而提出的概念，是人地关系发展的产物。资源的本质在于其对于人类的价值。旅游资源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源泉之一。自然界演化与发展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自然遗产和自然景观场景；人类自身发展有着厚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积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成果，总是从人类战胜灾难、邪恶、黑暗、腐朽、落后的过程中逐步积累沉淀下来，成为可世代传承的文明，夯实着人类发展的坚实基础，服务着人类走向充满挑战和期待的明天。随着人类对全球变化导致地球表层生存环境受到威胁趋势日益加剧的觉醒，21世纪已成为人类价值观大融合、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价值观的转型必然诱致人类生活与生存方式的转型，从而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变革方向。在这样一个变革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旅游发展及其所依存的资源基础也在变化。为此，需要有一个更为开阔的思维视角看待和审视旅游资源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3.1　旅游资源的认知要坚持核心价值导向

鉴于旅游产业横跨一、二、三次产业的综合性与位居战略性支柱产业的高端性，进一步发展旅游产业，需要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成果和要素资源，以纳入旅游产业系统中来，为旅游业所利用，创造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旅游资源既要关注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物质层面，也要关注精神文明的成果，还要高度关注生态文明的成果。基于游憩需求变化和科技进步的视角，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都可以纳入旅游资源的范畴，以创新出更多应对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但过于类型化而忽视资源体量规模、集聚组合特征的资源分类标准，有可能产生旅游投入的误导，关键是善于发现和认知具有一定区域性、地域性的竞争型旅游资源及相关要素而加以统筹开发。旅游资源的判别仍然要坚持“吸引力、可体验(可开发)、可产生价值”为核心的旅游资源内涵的价值取向。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成果与要素资源为旅游业所利用，要看其吸引力大小，开发利用的可能性，以及产生效益的程度。

旅游资源判别与认知的科学标准，尤其是客观量化评价标准，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学术命题，首要关注的是资源的游憩价值。可旅游、可体验、可休闲享用的资源，才能纳入旅游资源的范畴。中国各地旅游发展的实践表明，许多纳入旅游资源范畴的具有文物价值、生态价值、自然遗产价值的资源实体，不一定等价于游憩价值，不一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旅游收益。旅游资源游憩价值的评估，货币化核算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计量评估趋势(于洋等，2009)。学术界探讨的旅行费用法(TCM)、支付意愿价值评估法(CVM)、享乐定价法(HBM)、费用支出法(EM)、效益转移法(BIM)日趋成熟，中国旅游发展的技术经济参数的积累，尤其是高等级旅游景区发展的基础数据已有相当积累，可以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实证参数。因此，要推进旅游资源货币化核算的评估进程，修订旅游资源评价的主观经验尺度，提高旅游资源、资产评估的科学性。

3.2　旅游资源开发要坚持产品导向的原则

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之间包容与互动的复杂关系，是资源开发进程中需要慎重研究的命题。游憩需求导向将一些要素资源纳入了旅游资源的范畴。旅游资源与游憩需求导向的吻合性，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旅游资源实体开发的适宜性；科技手段使得资源转型为产品成为可能。旅游资源是产品的原真素材，旅游产品是资源加工或组合包装、融入劳务要素的复合集成品或加工制成品。旅游资源能否转化为旅游产品，涉及的因素更为复杂。

实践表明，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不存在对等性，一流的开发理念与人才完全可以把二流的旅游资源开发为一流的旅游产品。同时，旅游产品对旅游资源不存在依赖性，旅游产品开发对象不限于旅游资源，应更多地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关注旅游追求实现的条件。尤其是度假型旅游产品，一旦具有合适的市场区位条件和一定的土地资源条件，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就会诞生。迪拜度假基地的形成，就是一个独特的，值得人们持续关注的案例。资金、策划、管理等要素通常成为营造一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条件和要素资源。

坚持旅游资源开发的产品导向，就是要基于游憩需求的市场变化趋势，从旅游资源属性与旅游产品相适宜性角度，设计资源开发的模式和产品实现的路径；从开发环境和条件的视角探讨资源转型为市场需求产品的适宜性，以开发出能够满足不同游客游憩需求和体验的旅游产品群；还要从机会成本的视角探讨和评估旅游资源开发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以规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在风险。

3.3　旅游资源利用要维系其可持续性

关注旅游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既是一个伦理学命题(道德平台)，也是一个经济学命题(经济平台)，还是一个技术经济学命题(科技平台、管理平台)。旅游资源的利用方式，是一种体验式为主的利用方式，应该更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然而现实中许多案例表明，一些自然名胜风景地或文化遗产地，一旦被开发利用，就陷于了利用不持续的尴尬。

可持续利用是国际通行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准则。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涉及数量管理(承载力)、质量管理、区位改善、设施完善、危机应对等微观层面，又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顶层目标的宏观协调。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学界就提出了旅游可持续性的分析工具(Wight，1998)，强调旅游资源要在旅游者、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平衡的关系，并引入了承载力理论，以寻求社会承载力、经济承载力以及环境承载力容许的范围内对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为此，要科学设定承载力门槛阀值(LAC)、加强旅游者负面影响的管理(VIM)、营造良好的旅游体验环境和资源保护(VERP)、实施环境影响评估(EIA)和累积效应评估(CEA)，以监测旅游资源利用及其质量变化的趋势，维系旅游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赋予了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的使命和责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倡导低碳旅游发展方式的新时代背景条件下，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仅要关注资源的旅游承载力，还要关注旅游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节能减排、旅游碳汇体验环境的培育以及引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建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低碳、微排模式。

篇2

胡亚娟，女，（1984.11-），汉，籍贯：河北石家庄，硕士，研究方向：旅游规划开发。

摘 要：本文立足于勉县实际情况，从旅游资源、空间组合、生态环境、交通区位以及服务设施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勉县开发三国文化旅游的优势所在，为今后勉县的三国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三国文化；文化旅游；旅游开发

勉县是汉中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和开发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也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组合度最高的地区。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和相关电影的放映，衍生出诸多三国主题旅游产品，掀起多次“三国文化旅游”热，这给拥有诸多三国文化旅游资源的勉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总体而言，勉县开发三国文化旅游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1、文化资源优势

武侯墓祠、马超墓、定军山、古阳平关、诸葛亮读书台等三国历史遗迹众多，是实实在在的三国文化遗址遗迹，并且旅游资源品味价值高，文化内涵丰富。

武侯墓位于中外闻名的古战场――定军山下，是中国历史上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墓冢所在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每年一度的传统清明庙会，前来祭祀诸葛亮的八方游人十余万众云集，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与怀念。

武侯祠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三国蜀相诸葛亮的祭祀祠庙。是一个古建形式多样，布局严谨有序，中轴对称规范，建筑规模宏大，文物众多的三国著名胜迹，位于勉县城西3公里处的108国道边。始建于蜀汉景耀六年，是全国众多武侯祠当中建祠最早且唯一由皇帝（蜀后主刘禅）下诏修建的祠庙，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级风景旅游景区。

马超墓，是我国历史上三国蜀汉五虎上将马超的陵园。位于勉县城西2公里处的108国道旁。西与武侯祠毗邻，墓前有历代祭祀的祠宇。总占地30余亩。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南主要旅游景点之一。

马超墓与武侯祠、墓构成了汉中三国文化旅游的主体。凡来汉旅游者，若不到此一游，岂不憾哉。此外，这里还有闻名天下的古战场定军山，汉中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阳平关，这些旅游资源都为三国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多样的旅游资源基础。

2、空间组合优势

勉县的三国遗址分布较为集中，空间分布跨越不大，资源整合较为容易，易于组织游线。其中，武侯祠和马超墓祠距离很近，武侯墓和定军山距离很近，此外，还有诸葛亮读书台、古阳平关等，这些景点都位于勉县县城以西，再向东还有刘备设坛处、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景点都分布在汉江岸边，旅游线路宛若天成，非常自然，所以，这也是勉县开发三国文化旅游的特大优势之一，是其他有三国文化遗址的地区所不能相媲美的。

3、生态环境优势

虽然三国文化旅游属于文化旅游范畴，但是对于旅游地而言，出色的生态自然环境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载体，为文化旅游的开展锦上添花。勉县就是这样一个既拥有价值很高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又拥有优美的生态自然环境的境地。勉县北、西、南三面环山，中、东低平，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地区温差变化大，中部平川地区温润多雨，无严寒酷暑。整个勉县的自然条件格局可以大致用“三山二水”来体现出来。勉县动植物资源丰富，素有“生物基因库”、“秦巴聚宝盆”之称。

这里有多处自然风光优美的风景区，如云雾山自然风景区，群峰叠障，万壑竟秀，竹木繁茂，飞瀑竞流，更是珍禽异兽的乐园；黑龙潭自然景区，该峡谷人迹罕至，原始的自然生态风貌保存较好，奇山异水共同构成了该景区奇、险、峻、幽、秀的神奇特征。除黑龙潭外，周边还有凤凰台、鲤鱼石、百年巨枫、凤凰蛋以及美女晒羞、黑风洞、黄风洞等。这是一处具有很高开发利用价值的自然生态旅游处女地。再如红岩沟风景名胜区，植被茂密，山清水秀，气候凉爽，沟内流水清澈见底，山路崎岖，鸟语花香，山、水、洞、潭等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有华山之险、峨嵋之秀、黄山之美、泰山之峻，让人流连忘返；还有怪石林立，林木葱茏的盘龙洞自然景区等等。

可见，勉县的三国文化旅游的开发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将是自然与文化完美结合的理想典范。

4、交通区位优势

交通因素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勉县地处三省交界地带，现有阳安铁路、西汉高速公路和108国道等对外交通联系通道，此外，十天高速、陇汉高速和长林机场正在建设之中。届时勉县将形成以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体系，将大大缩短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特别是与西安、成都、汉中、安康、宝鸡、天水、十堰等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可以辐射周边的旅游市场，使得大规模的热爱三国文化的旅游者可以方便、快速到达目的地。

5、服务设施优势

篇3

一、新疆旅游发展目标及文化旅游资源

(一)新疆旅游发展目标2011年5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会议总结新疆十一五旅游发展工作，研究部署十二五旅游发展工作，使旅游业成为调结构、促就业、惠民生的支柱产业，推动新疆旅游业在新的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努力把新疆建设成为中国西部旅游胜地和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I。

十一五期间，新疆旅游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接待能力不断提升，旅游品牌效应已经显现，旅游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旅游环境整治取得初步成效。同时，新疆旅游资源开发挖掘得还不够，旅游精品少、产业规模小、经营粗放、管理水平不高，尤其是旅长游短问题还比较突出。十二五时期是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刻不容缓地推进旅游产业的大发展。

张春贤要求，新疆旅游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建设旅游大区目标，坚持改革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量，建设一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旅游精品名牌，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富民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把新疆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十二五期间新疆旅游产业发展总体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接待国内游客8000万人次、入境游客2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850亿，力争达到1000亿，占新疆GDP的比重在8%左右，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在20%左右，旅游从业人员力争达到50万人以上，带动200万人就业。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问，新疆旅游业各项指标基本上至少翻一番。

十二五开局之年，新疆的旅游业发展目标：接待国内游客3500万人次，入境游客13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5%、22.5%，旅游总收入达到350亿元[21。

(二)文化旅游资源的界定

郭来喜认为凡是能为人们提供旅游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娱乐休息、探险猎奇、考察科研以及人们之间友好往来的课题和劳务的都可以称为旅游资源圈。

国家旅游局旅游资源开发司将旅游资源定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凡是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被旅游业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无论是旅游资源还是旅游资源文化学术界没有给出确切的概念，笔者认为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资源在某些时候是可以等同的，因为旅游资源是自然界存在的而被人类发现并利用起来的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资源都是被人们用于旅游所需，而在自然资源被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就已经赋予其文化的内涵。而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所以说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界定不是很明显。从本质上来说，则是文明达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系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因此，文化已成为了新疆现代旅游业的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文化旅游资源不仅具有旅游资源的基本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化的内涵，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学者们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主要是以旅游资源为中心，介绍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文化特色、文化属性、文化构成等嗍。

新疆旅游资源更具有独特性、完整性、丰富性和人文性。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屯垦文化交相辉映。要把旅游业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快转型跨越发展步伐已刻不容缓。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没有灵魂的旅游是苍白的。因此，在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方面，特别是深挖文化内涵方面新疆还需做多方面的探索，通过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新疆应当把发展文化旅游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着力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实现把旅游业作为新疆战略条件形成了与内地迥异的旅游资源。

二、新疆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及优势

新疆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有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天池自然保护区、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西天山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和梭梭林自然保护区等，具有别具一格的景观。近年来，新疆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特别是2010年，新疆旅游实现了三个突破：接待国内游客突破了3000万，入境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300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2010年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疆GDP的5.6%、服务业增加值的17%。全疆旅游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间接从业人员100万人。

旅游产业正在成为新疆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已经完全具备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条件翻o(一)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从此表可以看出新疆文化旅游资源的自然资源中生物类占绝对优势，在人文资源中风情胜地类资源占有优势，而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无不反映在人文旅游资源的各种类型中，成为这里独特的潜在的和正在开发的旅游产品。旅游业是个脆弱的产业，受经济以及政治等大环境影响严重，所以要根据当年的国家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大背景及时有效地调整旅游政策，发展当地游，促进国内游，扩大内需。薪疆旅游正处在大建设、大开发、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新疆在新时期的战略定位，将加快推进形成国内外游客通过新疆西进东出和东进西出的新格局。新疆作为亚欧大陆桥上重要的旅游通道、集散中心和旅游目的地的地位正在加速形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树立新疆理念、创造新疆效率将成为新疆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新疆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逐步形成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五区三线为重点的旅游发展空间布局，打造了喀纳斯、喀什、天池、葡萄沟、那拉提、赛里木湖等一批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旅游景区，已经成为新疆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新疆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一种文化现象可直接导致一种旅游资源的生成，而天然的旅游资源也会因为有文化的修饰润色而更具可观性。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的心物交融的结果。

新疆旅游发展要突出特色、打造精品，突出打好区域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这几张牌;继续重点建设好喀纳斯、天池、吐鲁番、喀什、那拉提等一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旅游景区和景点;建设好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克拉玛依、石河子等一批特色旅游城市;不断丰富冰雪旅游产品，建设冰雪旅游基地;积极推进生态旅游示范区，推进特色旅游基地建设。

1.浓郁的民族特色

新疆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55个民族，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风俗，同时民俗文化旅游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而在新疆少数民族文化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同时新疆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开展民族风情游上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地域文化特色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锡伯族素有好骑善射的美誉，据了解我国许多优秀的射箭手大多来自查县，同时在新疆锡伯族又被称为天生的翻译家，他们大多都会说维、哈、汉、锡伯语等。

传统的哈萨克族是一个以游牧为主要生计的民族，与游牧相关的物质非物质民族文化是其文化的一大特色。尊重自然、遵循规律的生活习惯等共同构成了哈萨克族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成为开发民俗文化旅游的重要宝库。

3.冰雪风情

新疆具有丰富冰雪旅游条件，新疆已形成天山北坡滑雪旅游区、阿勒泰滑雪旅游区及塔城、克拉玛依滑雪旅游区三大滑雪片区。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2月底，各大滑雪场已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冰雪旅游的收入也在旅游整个收入中基本占到了六分之一。全疆已经拥有滑雪场一二百家，其中上等级的滑雪场23家。乌市周边已经形成了丝绸之路、白云、天山天池、雪莲山、维斯特为龙头，五棵松、阳光运动等滑雪场为递进的连线成片态势。

2006年，为整合新疆冬季旅游资源，自治区旅游局联合民航新疆管理局、体育局等，在全区各地州市支持下，成功举办了首届冬季旅游产业博览会。如今，中国新疆冰雪旅游节暨冬季旅游产业博览会已由新疆地方性节庆展会升格为国家级节庆活动，成为中国西部冬季最大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旅游专业展会。现在冬博会成为一个标志，每年举办时即表明新疆冬季旅游揭开序幕，随即乌鲁木齐丝绸之路冰雪风情节，天池冰雪旅游节，哈密冰雪旅游节、阿勒泰冰雪旅游节、阿勒泰国际滑雪节、福海冬捕节、喀纳斯冰雪风情摄影节等一系列紧扣冬季旅游主题的地州冬季旅游节庆活动陆续在各地展开。新疆冰雪旅游十年磨一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I8]。

4.军垦文化特色

军垦是指1950年中国奔赴新疆的多个地区进行的开荒生产和建设。而军垦旅游一般是指游客在军垦景点参观军垦遗迹和了解军垦文化的旅游行为。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红色旅游类型。实际上，军垦旅游所依托的旅游资源就是兵团军垦文化。其精髓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三、新疆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旅游资源优势还未充分挖掘目前传统的观光旅游仍是新疆自然景观为主的旅游产品，看草原、森林、雪山、骑马、逛纪念馆，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这种旅游方式与真正领略、了解新疆文化相距甚远。一些旅游经营企业因受到资金及技术的影响，不能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内涵，新疆的冬季旅游资源还未充分挖掘，没有显现出具有鲜明西域特色的冬季旅游，同时大多基础设施落后，安全设施较差不具备吸纳区外和国外游客的能力。

(二)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发展不和谐新疆各旅游景点大多路途较远而且又分散。接待景点的道路状况比较差;旅游景区内住宿接待设施普遍落后，宾馆数量少，级别低，此外近几年涌现出一大批农家乐形势的餐馆，虽然符合旅游者乐于体验农家生活的愿望，但普遍存在设施简陋，清洁卫生不过关，服务不规范现象。其次旅游业发展中面临的生态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三)旅游产品开发种类不丰富，旅游商品缺乏特色和新意众多客人抱怨能买的只有小花帽、葡萄干等。

民俗风情旅游资源挖掘不深不透。目前仅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少数几个民族开发了一些民俗产品，新疆文化旅游发展路径选择围绕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民风的开发相应的旅游产品十分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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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水体旅游 旅游资源 无锡

水是自然分布最广、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塑景、构景因素之一。 并非任何水都有能构成水体旅游资源，只有水体自身具有优美度，合理开发才可以构成旅游资源，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水体旅游资源:一是从研究的背景;二是国内研究者对水体旅游资源的研究的进展与现状的分析;三是国外学者对于水体旅游资源的研究的进展;四是笔者研究无锡水体旅游资源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现代旅游业始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旅游业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20世纪60年代,旅游业加快了发展速度,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迟景才一,1998)。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以当地旅游资源作为其基本条件的,而水体作为旅游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之一,她对地区旅游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海滨胜地一直以来就是世界上旅游业最发达的地方,从夏威夷的威基基海滩到印度洋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再到西班牙的黄金海岸,都使旅游者趋之若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岸外岛屿众多,海岸地貌类型齐全,海岸带南北纵跨三个气候带,拥有许多旅游价值很高的风景区,如山东的青岛、浙江的舟山、海南的三亚等都是闻名中外的滨海旅游胜地。同时,我国也是一个多湖、多库、多河的国家,但己进行旅游开发的还为数不多,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湖库旅游接待地有长江三峡、浙江淳安千岛湖、昆明滇池、黄河小浪底、杭州西湖等(胡卫华,2005)。全国可供旅游开发的岛屿有300余座,现在只开发70余座(周福全,2003);水体旅游在我国开发潜力巨大。从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水体旅游在旅游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这是因为近十年来,世界旅游和中国旅游的消费特征己有了很大变化,休闲旅游正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冉斌,2004)。世界旅游正由传统的观光型为主向度假休闲和互动娱乐型转变,而滨水地区则是开展休闲度假及互动娱乐型旅游项目最为理想的场所。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原有山水观光、滨水度假的基础上,人们利用水的自身特点,开发出了诸如海水浴、温泉浴、潜水、漂流、滑水、冲浪等活动,以及滑雪、雪橇、冰橇等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水体旅游得以发展迅速。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水体旅游资源的研究进展与蕴藏丰富的水体旅游资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对于水体旅游资源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迄今为止,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尚停留在对某个具体旅游资源或景区的开发利用的层面,如金海龙、许豫东(2002)对新疆博斯腾湖;李著华、杨敢等(2002)对贵州剑江风景区;王健飞、郑福云、沈光(2004)对黑龙江镜泊湖风景区;方增福(2004)对云南抚仙湖;李凡,李森,杨俭波(2002)对广东云东海湖区;王嗣均、程玉申、沈满洪(2001)对杭州的运河段等等都做过旅游开发方面的研究。此外,对于某个城市、某个区域的水体旅游资源国内学者也有较多的研究,吴雁华、傅桦(2004)对北京城市水系的特点、旅游开发与保护做出过研究;黄静波(2005)对彬州市水体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和开发利用的研究;熊元斌(2004)根据湖北省水体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价值提出过开发对策等,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该区域的水体旅游资源做了一个总体评价,并没有采用定量的方法对所研究区域的水体旅游资源从数量、类型、品质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此外,国内的有关专家学者对于水体旅游的某些方面还是做出过深入的研究,如张西林、傅蓉、曾宪文(2003)对水库的旅游的开发,袁林(2004)对水体旅游的功能与开发,李海燕(2004)对水文化与人们的游观心态之间的关系,崔凤军(1995),俞穆清、田卫、孙道玮等(2000),刘会平、唐晓春、蔡靖芳等(2001),姜加虎、黄群(2004)等对水体旅游区环境容量的测算等都做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吴殿廷等人出版发行了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惟一一部水体景观研究专著―《水体景观旅游开发规划实物》。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进展

国外水体旅游资源的研究进展国外对旅游开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英国,主要是对旅游项目及市场做出评估,而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指导手册《综合规划》(Integrated Planning)和汇集了全球旅游规划调查案例的《旅游开发规划明细录》(Inventor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s),对旅游开发的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水体旅游作为旅游开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水体景观设计的研究:如John Ormsbee Simonds（1990)对水体景观设计原理进行了阐述；滨水地区的旅游开发:滨水开发在国外发达国家己有几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有的国家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水滨中心等,此方面的研究也颇为丰富,如Jonathan Barnett(1987)研究滨水地区城市设计导则的制定(1987)；海洋、海滩的旅游开发:如C. Nelson、R. Moran、A. Williams、J. Wood(2000)指出旅游、渔业、冒险是海滨地区的三大主要用途等。

四、对无锡水体旅游资源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无锡是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无锡拥有丰富的水体旅游资源,但是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后发现尽管有些学者对于环太湖带的旅游资源做了一些研究，以及对于运河部分也有一些探索但是至今仍没有哪位专家学者对无锡水体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做过系统的研究。而在旅游发展上，今后五年，无锡旅游发展目标分为两步实施。第一步，在2008底以前，全面启动休闲名城建设，积极提升旅游业，大力发展休闲业，使旅游休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全省全国率先建成旅游强市。第二步，在2010年底前，实现旅游休闲产业蓬勃发展，旅游休闲环境整体优化，旅游休闲城市品牌更加凸现，旅游休闲产业主要发展指标在全国跻身前十位， “最适宜旅游度假的休闲名城”初具规模。继续办好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无锡太湖旅游节等重大节庆活动，着力提升无锡城市品牌。而无锡的旅游宣传口号就是“无锡充满温情和水”。水体资源就是使无锡向休闲度假型旅游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载体，水体资源是开展很多娱乐型活动的最好的场所。而且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工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对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湖泊水质的富营养化导致大面积的太湖蓝藻出现，从而对资源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样对于水体旅游资源的保护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希望通过运用旅游规划学原理从开发战略、空间发展框架、项目及形象策划、市场开发策略、保护措施和景区环境容量等多角度就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湖州水体旅游资源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无锡水体旅游未来的发展规划蓝图。同时也期望本研究成果能为今后相关人士研究其他地区水体旅游资源时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并提供案例参考。

参考文献:

[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

[2]迟景才:改革开放20年经济探索[M].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

[3]崔凤军:环境承载力论初探[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5卷第1期,1995(3):76～80

[4]邓建胜:太湖污染八年未除水质持续恶化[J].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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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产业;初始条件;转型;张家界。

“进入21世纪，我国旅游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了明显变化。概括地说，旅游业正处于一个黄金发展期、产业转型期、战略提升期、矛盾凸显期。”［1］旅游产业转型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研究成果较多集中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总体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趋势(马波，1999)、产业政策(唐留雄，2006)、面临的问题(马波，2007)、发展模式(夏卫红，刘嗣明，2008)等方面，此外，张辉等(2005)对转型时期的环境、制度与模式等问题予以关注。上述成果实际上讨论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假设条件下旅游产业转型的共性特征，然而共性特征并不能掩盖旅游产业发展初始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转型路径与绩效的差异，因此，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及其对转型的影响是研究旅游产业转型极其重要的一环。

一、张家界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

中国的旅游产业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以产业现代化为目的的旅游体制转换过程，体制转型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体制转型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而产业发展也为体制转型创造条件和动力，它们共同统一于旅游产业转型过程当中。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则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初始条件是自然科学经常使用的一个学术术语，它是指产生某个结果的所有原始条件的总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初始条件主要是指转轨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最初形态，如转轨开始时的人力资本存量、法律结构、法制意识及经济结构等。转型经济学也注重对初始条件的研究。“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运动，它涉及多个方面的制度变迁，而各个小的变迁又与变迁的初始条件、变迁的过程，以及变迁的结果及其评价等各个方面相联系，这就决定了社会转型必定是异常复杂的，甚至难以从纯经济一个方面加以解释。”［2］在旅游产业转型研究中初始条件与世界银行所讲的初始条件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在这里，初始条件是指转型初期的资源、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产业结构、制度等的总称，它既是旅游产业转型的前提和条件，又是旅游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前提。

(一)资源因素。

旅游产业研究中的资源是指旅游资源。旅游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传统旅游业的旅游资源观比较典型的是国家旅游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制定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中对旅游资源的定义:“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有吸引力、能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具备一定旅游功能和价值，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事物和因素。”按旅游资源的成因或其属性分类，旅游资源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大类型。前者是指地貌、水体、气候、动植物等自然地理要素所构成的、吸引人们前往进行旅游活动的天然景观，具有明显的天赋性质;后者内容广泛、类型多样，包括各种历史古迹、古今伟大建筑、民族风俗等等，是人类活动的艺术结晶和文化成就。现代旅游业中除了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外更注重挖掘当代各种社会资源(工业、农业、文化、科技、教育、康体、重大节事、现代科技成就、军事工程等等)，依托整个现代城乡环境，依托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不断扩大旅游供给的品种和质量。社会资源无限论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旅游资源的禀赋的差别形成区域旅游的特色。张家界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可以从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其资源品质的一系列认定中见出:1982年被批准为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武陵源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1年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又被国际地质联合会授予“世界地质公园”称号。目前，张家界以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三大景区为核心，以茅岩河、黄龙洞、天门山、普光禅寺等为卫星景区，景区总面积达500km，融山、水、洞和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为一体，是中国少有的大规模、高品位的旅游风景区。魏小安等(2002)在分析中国世界遗产(包括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旅游时认为，世界遗产资源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市场拓展的重要品牌，是发展全国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3］。张家界因拥有世界自然遗产而使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在开发张家界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利用，不仅充分展现了自然景观，增加了自然资源的价值，挖掘了旅游潜力，创造了宣传效应，更重要的了丰富了旅游品种，形成了新的旅游社会资源。直升机两次飞跃天门山的惊险表演，通过电视的直观报道，吸引了世人的注目，激发了旅游者的探险心理。这个事件和由此生成的话题，已成为附加于天门山自然资源之上的新的社会资源，由此产生的旅游产业效益是可观的。飞行事件是无形的资源，而横跨山峰的观光索道及观光电梯，则是有形的新资源。张家界奇峰林立，神奇秀美，索道实现了多角度的观览，最大程度的展现了自然资源的特殊禀赋与其观赏价值，“无限风光在险峰”，现代科技使游客的观览、猎奇心理得以满足，而它本身也是新的旅游社会资源。土家风情园和大庸府城则很好地展现了土家民俗风情。据统计，张家界

开发旅游以来，游客人数由1989年56．5万人次增加到2007年187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也从1989年的2491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实现旅游收入91.25亿元，其中门票收入11．12亿元。张家界旅游经济效益是独有的自然资源、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的人文资源和和利用现代科技开发出来的新的社会资源合力的结果。

(二)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因素。

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因素渗透在社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之中，使人们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作出不同的反应。它们对旅游产业转型方式和绩效的影响更为深远，有可能加速或迟滞产业转型的过程，进而影响了产业转型的路径和绩效。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传统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制度变迁的反应程度也不一样。张家界地处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是中国中西结合部，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2007年末总人口162．39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就达117．68万人，其中土家族103．17万人、白族11．38万人、苗族2.71万人。张家界在开发旅游前区位闭塞，经济落后。由于世代依山而居，形成固定的生活方式和稳定思维习惯，旅游景区的开发，打破了长期的封闭，部分居民抵触心理严重，不愿搬迁下山，影响了景区的开发速度和整体规范。因此，开发初期，政府的参与是必要的，以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和模式适应了现实情况，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是其后产业转型的必经阶段。

(三)产业结构因素。

这里研究的产业结构包括三大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张家界1989年建市之时，第一产业的产值为47．0%，第二产业为18．7%，第三产业为34．3%，是典型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地区。第一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到1993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第一产业的产值为41．0%;第二产业为18.4%;第三产业为40．6%。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张家界的旅游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速度缓慢，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虽有下降但仍然占据最大份额。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张家界的第一产业的产值为22．7%;第二产业为21．1%;第三产业56．2%。从中可知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已经完全确立。2006年三次产业比重由47∶18.7∶34．3调整为16．4∶24．2∶59．4。2007年时，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6．8%、23．8%、59.4%。从中可以看出张家界国民经济增长从建市时的第一产业带动演变为第三产业带动的特征。相关研究表明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转型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旅游产业具有门槛低、就业容量大而且灵活、产业带动型强等特征，相比较而言在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具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区域发展旅游业具有比较优势。

张家界旅游产业内部的所有制结构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张家界旅游开发是在改革政策实施以后进行的，地方和部门成为旅游产业经济运行中极其活跃的利益主体，在投资、上项目等方面拥有很高的积极性。同时，张家界是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展旅游业，为满足发展需要从一开始就大力引进资金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产业开发，产生了多种所有制的企业。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既是旅游产业转型的结果，也是其加快转型力度的积极因素。

(四)制度因素。

张家界旅游产业是在旅游立市的定位以后得到快速发展的，地方政府在发展初期担当了“先驱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模式。中国特殊的所有权制度使得很多旅游资源和产品归政府所有，并且在政府内部又有多个管理主体。首先，不同资源性质的旅游资源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如，1988年国务院正式确立武陵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门管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自然保护区”、“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林业部门管理;“故居、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省委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光禅寺、玉皇洞石窟群、老院子”等8处人文古迹由文化部门管理。由于历史的原因，“风景名胜区”体系在旅游资源管理中占据主体。其次，具有不同资源特征的同一旅游资源同时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张家界的旅游资源在管理上呈现“多龙治水”，旅游、规划、林业、国土、文化、宗教、建设、水利、环保等部门都有相应的管理权限。

张家界旅游产业是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管理体制在旅游发展的前期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旅游景区的建设和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旅游产业是需求推动型产业，政府主导模式下不可避免要发生诸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企业发育水平低、产业效益水平低等问题，并且容易形成狭隘的利益集团。这是由于在旅游资源管理中，政府的各级各个管理部门都在扮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资源性资产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二是国家行政管理者。这两种角色存在一定矛盾，影响了旅游产业转型的速度和产业效益的增加。如黄龙洞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谈判就长达8年之久。

二、旅游产业转型初始条件对产业转型。

的影响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的影响基本符合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规律，即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各种制度选择将会对未来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绩效产生影响，从而加速或迟滞制度变迁的过程［4］。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转型的路径和绩效的影响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始条件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旅游业是一项极富特色的产业，是集“游、购、娱、吃、住、行”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旅游开发必然带动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区域经济实力的成长。张家界依赖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政府推动下发展旅游业，尤其在1993年以后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为促进张家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系列的制度创新，如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使旅游也迅速成为第三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由经济落后的农业地区成长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后工业地区，对于属于典型“老、少、边、穷”地区的张家界，这种变化显示了产业转型的效益，体现在旅游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在2001年以后比重不断增加，到2007年达到了60．3%。张家界地区在旅游开发之前除农业以外仅有的产业是林业，属于一种资源输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也取得了经济的一定增长，但环境退化、污染严重、产业结构单一、抗周期性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差，对独特的地域文化加以保护和发展更是无从谈起。在旅游开发之后，随着旅游产业转型进程的步伐，张家界不仅摆脱了旧的发展模式而且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使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互为依存。第二，初始条件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表现出有序的阶段性。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这些生产要素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这就是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的演进过程。它反映了一定的人均国民收入和一定水平的产业结构的密切相关，即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高附加价值化”的趋势，高附加价值的部门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19年来张家界的产业结构变化，正体现了上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向。同时，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发生相应变化。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排序由第一、第三、第二产业转变为更为高级的第三、第二、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进入产业结构升级与高级化的阶段。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张家界旅游产业是在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共同协调得到成长的，即政府理性构建与市场主体自发演进共同作用调整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②张家界是以独特的山水风光为依托发展旅游产业，来张家界的旅游者大多数是观光而来，但是随着旅游需求的形式与规模的变化会带来行业结构的调整。③张家界开发初期的多元主体所形成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式为旅游产业结构顺利转型优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三，初始条件对旅游客流及收入的影响。20多年来，随着高品位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铁路、高速公路的修建与开通，华天、最佳西方等高档次酒店的进入等，使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趋于成熟。1989年以来，张家界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064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30．13亿元，尤其在加入WTO后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增长迅速。由统计数据可知，张家界旅游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客流增长，旅游收入增长与游客数量增长成正比。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和农民的收入也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得到明显提高。张家界旅游业的主导地位虽然十分突出，但目前客流量已达到甚至超过旅游承载能力，受旅游环境容量限制，依靠增加客流增加旅游收入将受到限制，必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第四，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路径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中国旅游产业转型是两种力量推动的结果:一是受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中国旅游业发生转型，这是旅游产业外部力量推动形成的制度上的转型;二是受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旅游需求变化的决定，旅游产业发生转型，而这种转型是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是一种旅游产业发展自身的变型。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旅游产业转型的具体路径也呈现多样性特征。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自我深化”的锁定过程，最初的结构性安排决定了今后的发展道路，由于存在充分竞争的完全市场和交易费用高昂的不完全市场以及制度报酬递增产生的自我强化机制，制度变迁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条是相互依存的路径，经济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另一条是闭锁路径，指制度向好的方向关闭了。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是内生的，它无法超越“制度可能性边界”，这就是所谓的锁定效应。张家界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旅游产业是其经济的增长高地，成了经济要素的集聚之所。在其巨大的吸纳力作用下，各种经济要素被固化在旅游产业领域，与此相对比，其他产业处于弱质和从属地位，难以形成产业吸引力，发展机会明显减小。当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时，单纯观光型资源的张家界旅游产业竞争力降低就不可避免。由于锁定效应，观光资源型旅游产业发展的应变性、适应性均较差，相反却具有较大的发展惯性和超稳态性，不能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

张家界旅游业是依托山水自然风光以政府推动和市场运作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群众参与”是目前张家界理想的运作方式。同时，由于受自身环境承载力和资源特征的制约，其转型在遵循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原则下，按照“初级阶段单纯观光旅游———高级阶段品质型综合型观光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旅游———体验旅游”，“点线旅游———板块旅游”的发展思路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提高张家界旅游产业素质。

三、结语。

首先，从旅游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初始条件对旅游产业转型的绩效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初始条件并不能完全决定产业转型的绩效。旅游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开放系统，旅游产业转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人们的消费结构变化等。其次，对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应该以一种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不应偏重初始条件对转型绩效某一方面的影响。张家界在发展旅游业之初，落后的农业经济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对于张家界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旅游产业经济的发展，低素质的劳动力大量进入旅游业又影响了旅游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客观上阻碍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产业转型的绩效。综上所述，对旅游产业转型的初始条件应当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加以全面客观地认识，要根据特定的初始条件制定符合本地区的转型战略，这样才能克服初始条件的不利影响，或者充分利用初始条件的有利方面推动旅游产业转型的顺利进行，相反，盲目克隆是注定失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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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景维民．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化与相对市场化进程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2006．

篇6

【关键词】徽州古村落；保护；更新；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由于徽州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结构诸因素的特殊性和徽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使得徽州地区至今仍较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乡村原貌格局以及历史、文化风俗信息，这里的人们也基本延续着传统的生活习惯。所谓徽州古村落是指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民居、祠堂、书院、牌坊、水口等建筑群构成的村落。其分布的中心地带为原徽州府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和婺源六县，又称皖南古村落。徽州古村落是我国古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城之一，其村落建筑水平之高、村落文化之发达、遗存之真实和完整，是其他类型的古村落无法比拟的，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黔县西递、宏村以其保存良好的传统风貌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徽州地区大多数村民都是聚族而居，宗族和血脉是村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积淀的基本条件。村落的宗族谱牒记录了各族姓发展延续的谱系和宗族的重大事项，供族人追本溯源，联宗叙谊，达到增强内聚力的效用；宗祠、庙宇则不仅是空间布局的结构重心，也是族群生存的精神中心。这也就是徽州百姓大多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宗祠、修纂族谱的主要原因。

2. 徽州古村落的原始价值

众所周知，农业社会里宗族的团结是宗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而要形成宗族成员的认同归属感，必须培养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和眷恋感。培养人们对土地的感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依靠迷信，而风水就是适合这种需要的一种自然崇拜，一种万灵论的拜物教。在风水术中，其认为自然地形、地貌和地物能决定生活在这地理环境里的人和他们后代的吉凶祸福，进而经常性把风水与祖先的阴阳宅联系起来，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按风水空间模式“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即：“后忱靠、前朝对、左龙煞、右虎砂”。如龙川先人就曾对古村和众川河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村落依山面河而建，形成了“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风水环境模式，村落形态结构亦更趋合理完善。

徽州古村落景观设计巧妙，聚落形态完美，选址幽静，村落掩映于青山绿水之中，人作天成，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具有极高的景观欣赏价值。古村落布局考究，往往着意模拟一些有意义的图案，如歙县里方村似铜钱，洪岭似鱼，绩溪石家村似棋盘，黟县西递似船，宏村似牛，塔川村似塔，徽州唐模村似龙。其次，古村落现存的古祠堂、古牌坊、古民居并称为“徽派建筑三绝”，它们是徽派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徽派建筑的最高建筑水平。作为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丰富的体型轮廓和朴素淡雅的建筑色调、规整的平面布局和紧凑通融的天井庭院、精致优雅的雕刻装饰(木雕、砖雕和石雕)及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再者，古村落中的徽州古典园林也独具匠心。徽州古典园林主要指水口园林和民居园林。“水口园林”是指在村口溪水流出的地带（即水口），借助村口天然的山体水溪，进行人工整理，铺路植树或置亭设坊，作为进村前的游憩之地，这在历史上的徽州随处可见，现在仍有不少古村落完整保存下来，体味到古徽州特定地理环境下因地制宜、依山就势、相地构屋和就地取材的“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

3. 乡村旅游定义及分类

要探究和弘扬徽州古村落中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及深刻的文化内涵主要依附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乡村旅游业是一种以空间为坐标的旅游分类，其内容涵盖了旅游活动的各方各面。广义的乡村旅游是指农村居民的外出旅游，而狭义则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本文所侧重研究的是狭义的乡村旅游。根据旅游项目和活动内容，国内乡村旅游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观光游览型：以参观游览农村民居村落、民俗风情、田园风光等为主题。该类型的乡村旅游受景观资源条件影响较大，但客源市场广泛，如安徽的西递、宏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一般乡村旅游的概念。所以古村落旅游是这类乡村旅游的代表。

（2）参与体验型：以参加农事活动，学习农业知识，体验农民生活为主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摘。该类型的乡村旅游一般集中在城市周边地区，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但进入门槛较低，属于乡村旅游的初级产品。

（3）休闲度假型：以在农村环境中的休闲娱乐度假活动为主题，主要满足城市居民日常（周末、短期）需要。该类型的乡村旅游发展出了区位条件外，更取决于乡村生态环境条件的优劣。

实际上这三种乡村旅游类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根据资源和市场条件，有机组合，有所侧重，通过合理规划组织，形成整体性的旅游产品。

4. 乡村旅游与徽州古村落之间关系

4.1积极影响。

4.1.1物质形态保护。

徽州古村落的物质形态的保护包括：代表徽州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的徽派民居；由道路、街巷及水系构成的传统村落格局和空间形态；散落在村镇中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古村镇所根植以农田、水系、山岭等人工、自然环境为内容的田园环境。对于徽州地区而言，古村镇之间或者整个地域的保护更为重要，只有保护好更大范围的生态和文化背景，才能使古村镇的风貌得到更好的传承。

4.1.2非物质形态的保护。

古村落并不是为了吸引旅游者而建造的景观。只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古村落居民世代保存下来的生活空间才得以成为景点，甚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宏村、西递）。徽州的非物质遗产主要集中在名人文化、传统工艺、传统民俗和徽菜等方面具有特色和突出价值。保护非物质遗产的难度很大，在现实中存在较多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4.2消极影响。

相应的开发必然会触动原有古村落的环境品质。要保护好古村落环境，不仅仅是保护几栋有价值的老建筑。从本质上说，传统聚落的环境品质得到延续和提升的保护意义所在，就是要求将干扰引起的变异控制在系统的自我适应能力之内。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保护和开发之间的关系，造成“过度干扰”和“极端变异”，那么旅游业发展的同时就会使这些传统聚落逐渐失去自身特色。

4.2.1自然环境系统的干扰。

自然环境系统包括地理条件、气候特征、自然资源等，前两者受旅游的干扰较小，后者诸如植被、水体等自然环境所受干扰较大。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旅游是“无烟”工业，不会污染环境，但在现实中，许多旅游区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失调。小部分游客攀爬古树、乱扔垃圾，绿色环境常常被白色垃圾所污染。出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许多传统聚落傍水而建，旅游发展后，有些为游客服务的行业经营者随便排放污水、乱丢污物致使往日清澈的河水变得浑浊。更典型者，挖山填河，毁田砍树，目的是修建公路、停车场、观景台或新的人造景观。

徽州古村聚落是人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传统聚落赖以生存的基石，山体植被、河流水系、田园风光等遭受破坏显然都与聚落的可持续发展相悖。

4.2.2人工环境系统的干扰。

人工环境系统包括住宅、公共建筑、公共设施等，它既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也是古村落旅游开发中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因此，在旅游开发中往往承受最大的干扰。

传统古村落中一些村落存在环境脏乱，建筑年久失修等问题。在旅游开发部门介入后，村落环境得以整治、建筑修复并建设相应公共设施等，一定程度上是促进了人工环境系统的完善和发展。但是，正是由于旅游开发部门没有很好的深入研究古村落相应的历史背景，传统模式，布局特征等，使得整治与修复工作存在许多破坏原有人工环境系统的现象。

另外，由于旅游业兴起并携带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许多古村落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与外来强势文化的撞击，逐渐形成商业化模式的古村落模式，缺失了原有古村落的淳朴性、真实性。

4.3两者之间关系。

虽然旅游积极与消极方面的影响是利弊共存，且旅游业的发展又具有阶段性，但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很多因时间的流逝而处于衰落边缘的徽州古村落是一个救命般的振兴发展的良机，所以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应不应该发展旅游业，而是如何扬长避短，扩大其积极的影响，并对其负面影响进行调控，以旅游业发展为背景进行古村落的保护。这不仅是研究旅游对古村落影响的根本出发点，而且这对于协调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5. 旅游业背景下徽州古村落可持续性发展

5.1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5.1.1开发与保护的相互联系。

（1）保护是开发和发展的前提，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开发。旅游资源是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旦破坏殆尽，旅游业将失去依存的条件，也就无开发可言了。

（2）合理科学的开发是保护的基础，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资源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因此，旅游资源必须经过开发利用才能招揽游客，发挥其功能和效益，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和社会价值。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只有通过开发才得以体现；开发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导，是旅游资源价值的充分体现。

合理的开发本身就是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合理的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或对资源加以整修而非令其“自生自灭”，以延长其生命周期，对旅游环境进行改善、美化，增加其可进入性；或对历史遗迹进行发掘、修复、保护；或对人文旅游资源如民俗进行资源搜集和整理。同时，资源开发促进旅游发展带来的旅游收益的一部分返回资源地，用于资源环境的改造、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开发意味着保护。

5.1.2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性。

（1）旅游资源的开发或多或少的会造成某种破坏。旅游资源开发对资源地进行的适度建设是以局部环境的破坏为前提的，破坏和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共生的。目前普遍存在粗放型的开发模式，使得积极的开发也会带来破坏，而盲目的、掠夺性的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更是对资源的严重破坏。

（2）从人为角度看，旅游资源的开发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为的破坏。因管理不善，资源地游客涌入量往往超过其承载力，从而给资源本身造成致命的破坏。

5.2实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旅游发展就是在保持和增进未来发展机会的同时，满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当前的各种要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许多旅游目的地各具特色。旅游的建立发展不能破坏这种平衡，坚持做到“保护第一、合理利用”，“规划先行”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并重”，并大力提倡村民的参与，其意义是使整个村落参与到旅游业中，使当地居民了解旅游业，参与它的决策过程并从旅游业中得到好处，从而达到增强积极影响、减弱消极影响的目的。

6. 结语

保护古村落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意在使古村落的价值得以完整体现，正确处理发展关系，努力使徽州古村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延缓衰老、长久传世。古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应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优势项目，扩大宣传力度，在进行规划整治的同时，进一步探究徽州古村落的个性特征，进一步发掘古村落这一特有的是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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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认知分异；南京都市圈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2-0102-09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3.02.01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旅游的发展问题一直广受关注，已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但长期以来，国内的区域旅游合作都是基于一定行政区划范围的行为主体间的区域外部往活动，通过与其比或相对等的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实现旅游要素的空间整合和优化配置。这种自上而下的协作方式难以保证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成效，一维的行政力量亟须得到拓展和完善。相较于区位、交通等显性条件，区域旅游发展中的文化驱动机制更具内在性和稳定性，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跨行政区分布已是一种普遍的空间现象，文化旅游已然成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旅游合作相区别的是，区域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问题既要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应关注区域文化的科学传承和整合利用。其中，关注公众对区域发展文化旅游的认知和评价，把握文化旅游的社会反应和需求基础，变传统的政府主导为政府主导、市场和需求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将对文化旅游和区域旅游的发展与繁荣大有裨益。因此，深入剖析区域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分析文化旅游关联要素在地区间的认知分异，有助于各地对发展文化旅游现实状态和条件的统筹把握，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开发思路和协同路径。这一发展思路将对提升区域旅游协作成效、优化区域旅游空间关系发挥反哺作用。

1.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对地理空间的认知研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感知与行为地理学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段（Tuan）将其定义为地方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及人们自身对地方的依附，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即地方性，place identity）和人们的主观认知（即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杰克逊和科斯格罗夫（Jackson&Cosgrove）对文化的主体地位进行了研究，提出要注重文化的内部运作、符号生产与价值内涵，进而考查文化的空间构成、空间秩序与空间竞争。而一旦空间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文本，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关注点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空间本身，而必须包括建构和解读空间的方式。文化的社会影响和空间属性构成了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的理论基础，国外研究惯用居民居住地与吸引物之间的距离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分异。贝尔斯勒和霍伊（Belisle&Hoy）对哥伦比亚圣玛尔塔（Santa Marta）的研究发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随着其居住地离开旅游核心区的距离变化而变化，福克纳和蒂兹韦尔（Faulkner&Tideswell）则认为，距离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则是从地理学的本质规律进行推进，揭示地域分异规律和地理空间的等级层次性。社会人文现象存在的等级层次分布的规律，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域的等级层次和城市体系的等级分布上，而消弭等级分布造成的区域协作障碍，需要构建高效有序的协作机制。旅游活动是文化扩散的重要渠道，旅游地文化整合能够实现旅游地文化系统在功能上的相互协调，这种整合对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的空间认知产生重要影响。空间认知（spatial cognition）是研究人们空间感知和空间思维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旅游空间认知有别于一般的地理空间认知，是因为旅游空间及行为而主动获取和认知地理空间信息的过程，区域间旅游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对空间认知分异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以旅游现象和要素的空间分布为基础，以空间认知为主线，揭示旅游现象和旅游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分异问题成为我国旅游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另一方面，自麦金托什和格波特（Mcintosh&Gebert）于1977年提出“文化旅游”的概念以来，文化旅游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热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也是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动力源泉。文化旅游具有多重理解维度，空间视角下的文化旅游，较早多关注其产业属性对旅游地的影响，哈维（Harvey）、佐津（Zukin）认为，发展文化旅游是政府、群体为了使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相区别而采用的一种发展战略。文化对推动旅游地发展的作用机制和认知研究，现有成果侧重于对文化旅游者的动机、偏好和行为分析，基姆（Kim）从文化相对论视角分析了旅游的动机理论，认为动机理论多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价值观基础上，低估了群体、文化、社会规范等对旅游动机和行为的影响。卢索和伯格（Russo&Borg）通过对欧洲4个城市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从文化吸引和旅游动机以满足国际旅游者需求的城市旅游规划思路。理查兹（Richards）从全球化和地区化对比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动机和行为，强调了旅游地文化的真实性问题，探讨了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价值。文化及其影响具有跨行政区的特点，文化旅游的发展繁荣亟须区域间的相互认同和广泛协作，侯兵等人基于文化空间的研究体系，从物质维度、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三重视角，构建了文化旅游空间形态的框架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在居民和游客对区域旅游影响和感知研究方面成果丰富，且多聚焦于距离和空间尺度的比较分析，以文化为主导因素的旅游行为研究和文化旅游研究业已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重视，但鲜有涉及具体区域对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社会认知和评价研究。研究区域文化旅游协同的空间认知分异，有助于解释文化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对于认知对象的心理影响，同时对优化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模式，促进区域旅游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本文以南京都市圈为研究样区，以居民和旅游者的感知和态度为度量指标，探讨旅游地文化旅游发展状态以及区域间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情况，以期拓展旅游地理学关于旅游现象地域分异方面的研究领域，丰富文化旅游和区域旅游的研究内容。

2.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设计

2.1研究区域概况

南京都市圈的概念肇端于2000年。是年7月，江苏省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做出了建设南京、徐州和苏锡常三个都市圈的战略决策。2002年12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了由江苏省建设厅、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的《南京都市圈规划》，这一规划突出了“一小时都市圈”的特点，以南京为龙头，地跨苏皖两省，成员城市包括南京市、马鞍山市、滁州市、镇江市、扬州市、芜湖市6市全部行政区域以及淮安市下辖的盱眙县、金湖县，巢湖市下辖的居巢区、和县、含山县。2006年，由都市圈各地政府部门共同编制的《南京都市圈2006～2010五年建设规划纲要》中，都市圈空间范围拓展至南京和其余7个地级市的全部行政区域。2011年8月，安徽省围绕巢湖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南京都市圈地域范围产生直接影响，都市圈的安徽四地减少为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三地。为综合评价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影响效果，同时考虑调研时间在此之前进行，这里仍旧选择8个城市的行政区域作为实证对象，揭示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问题，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2.2调查方法与问卷设计

都市圈各地在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涉及因素复杂，具体的统计数据和文本资料难以收集，且这些信息对度量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情况，能够发挥的参考价值相对有限。因此，研究小组主要依靠调研居民和到访游客的感知和态度来分析区域文化旅游协同的现实条件和发展潜力。调研问卷设计主要采用德尔菲法，综合专家的意见之后拟定各项指标。在此基础上，调查小组在扬州瘦西湖景区进行50份问卷的试调查，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专家，对相关指标进行调整和优化。在涵盖共性指标的同时，针对8个城市分别设计了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由3个部分构成，一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用于分析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二是文化旅游在各地发展状态和地区间协同发展的基本认知；三是所在地与其他城市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载体和渠道。其中，第一、第二部分采取预设选项供受访者选择的方式进行判断。第三部分以地级市为单元，从感知、体验和判断的视角进行访谈调查，具体包括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A：A1～A6）、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评价（B：B1～B6）和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认知评价（C：C1～C5）3个部分，将17个观测变量转化为具体的语句项目（如图1），请受访者对相关指标做出评价。评价方法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即5表示对某一陈述非常同意（积极），1表示对某一陈述强烈反对（消极）。

在调研对象比例的确定上，为真实反映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认知和需求基础，8个城市调研对象的比例及主要身份比例基本保持一致，旅游地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两类群体的抽样调查保持在4：6的比例关系（问卷数量进行区分）。居民要求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对城市有基本的了解；外来游客则为随机选择。调查小组于2011年4～6月的周末深入各城市的较大规模的住宅小区（针对居民）和主要旅游景区（针对游客）开展实地调研，采取现场访谈和填写问卷相结合的方式，保证了所有问卷100%回收。

2.3样本统计情况

在问卷发放数量上，南京作为中心城市发放300份，其余分别发放200份，问卷有效率分别为南京97%、镇江99%、扬州98%、淮安89%、马鞍山93%、芜湖82%、滁州95%、巢湖99%，平均有效率为94%。对有效问卷进行分类分析，鉴于调研目的及内容的一致性，8个城市的调研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无太大差异，这里为方便分析，对8组样本进行统一分析（表1）。

从统计结果看，62.83%的受访者年龄介于21～40岁之间，学生、服务销售、普通工人位列职业的前三位。高中以上学历比例为90.56%，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68.56%。从月收入看，60.24%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1～4000元之间，4001～8000元和8000元以上的累计比重为16.69%。旅行目的方面，观光游览和休闲度假是主要目的（64.3%）。由于调查工作多在周末进行，且受访者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因此，这一群体基本上代表了旅游消费市场的主流意见，较好地反映了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文化旅游及协同发展状态的认知情况。

3.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析

在对调查问题及答案进行统一编码、录入的基础上，主要借助于Excel和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8个城市调研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信度系数均在0.6以上，超过基本标准，指标的可靠性较为理想。在此前提下，计算各个指标的均值（M）和标准偏差（Std.），因计算后的各指标标准偏差的分散程度较小，统计时只利用均值分析来测度8个城市的受访者对具体问题的认知情况。为方便分析调研结果，这里借鉴托什（Tosun）的观点，5分制李克特量表的均值在1～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

3.1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环境和条件

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6个测量项目中，A1、A2、A3为基础环境评价，A4、A5、A6为发展条件评价。A1城市总体环境感知上，扬州和芜湖两市的均值大于3.5，其余城市的均值处于中立状态，滁州的均值最低。交通条件主要是对市内的交通状况评价，8个城市呈现出与环境评价相似的结论。在市民素质感知方面，受访者对镇江和扬州市民素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在文化旅游的环境条件方面，南京和扬州两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情况获得了较高的评价，芜湖次之，巢湖和滁州相对偏低。由于8个城市中，南京、镇江、扬州和淮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滁州凤阳与巢湖和县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除滁州、巢湖之外的6个城市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因而，A5、A6对部分城市只作为参考标准进行评价。历史文化名城相符性方面，南京位列首位，其后依次为扬州、镇江、芜湖、淮安、巢湖、马鞍山和滁州。与优秀旅游城市相符性的情况是，芜湖均值居首位，其次为扬州和南京，三地均值都超过了3.5，镇江、马鞍山、淮安、巢湖和滁州依次位列其后，均值排序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基本一致。

3.2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的评价

对城市文化氛围的感受，扬州、南京、芜湖的文化氛围得到受访者的高度评价，均值都超过了3.5，其后依次为淮安、镇江、巢湖、滁州和马鞍山，反映了城市历史文化对受访者的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在文化旅游资源评价上，扬州、南京、镇江、芜湖、巢湖、淮安的均值都超过了3.5，滁州和马鞍山相对偏低。对城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创造性，镇江和扬州的受访者大都赞同这些资源是古时创造的，而资源赋存条件相对偏低的滁州、芜湖和马鞍山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受访者认为这些城市文化旅游资源主要靠现今创造。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效果上，扬州和南京得到了积极的评价，其后依次为芜湖、镇江、淮安、巢湖、滁州和马鞍山。受访者对城市旅游文化的特色和知名度评价方面，扬州、南京和芜湖三地的旅游文化价值获得了受访者的高度好评，其后依次为镇江、马鞍山、巢湖、淮安和滁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市旅游文化价值的市场影响程度。

3.3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感知和态度

在南京都市圈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评价方面，首先，各地对都市圈的熟悉程度从核心城市南京向周边呈现逐渐递减的态势，南京、镇江、扬州三地作为都市圈核心圈层的地位已被社会所认同。都市圈对于南京的积极作用（M=3.66）已得到较好的认可，其他7个城市对南京都市圈的归属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仅有镇江的均值超过3.5，扬州处于赞同和中立的临界点，其余城市均为中间状态，巢湖和淮安的均值最低。其次，文化对都市圈的凝聚作用得到受访者的高度认可（M=3.99），而在与中心城市南京文化的相融程度上，7个城市由高到低的顺序为芜湖、马鞍山、扬州、镇江、巢湖、淮安和滁州，从中反映出各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与南京存在显著差异，芜湖、马鞍山随着区位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与南京文化的相融性渐趋增强。第三，在文化对区域旅游的凝聚作用和加强城市间协同发展文化旅游的认知上，均值均在4.0上下，说明文化旅游在各城市以及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3.4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认知差异的归纳分析

首先，从调查样本综合分析来看，社会评价视角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总体评价可以借助于均值超过3，5的指标数来验证，17个指标中，依照均值超过3，5的由高到低的排序为扬州15个、南京13个、芜湖10个、镇江8个、淮安4个、巢湖3个、马鞍山2个和滁州2个，尽管与城市间的文化旅游资源赋存规模和等级有一定的偏差，但这仅是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一个基础条件，文化旅游产品和市场的发育程度是体现差异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部分属于共性指标的评价上，如“C4文化对区域旅游凝聚作用”和“C5城市间协同发展文化旅游”方面得到普遍认可，前者均值为4.2806，后者均值为3.9830，说明了文化旅游日益受到居民和游客的关注，其发展的方式和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了共识。“C3与南京文化相融程度”指标，均值普遍偏低，表明多数受访者认为区域内各城市旅游文化相融性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都市圈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但文化的共生与融合需假以时日。

第三，受访者对于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现状的个性评价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评价（A1～A6）以及文化旅游资源和旅游文化评价（B1～B6）两类指标。8个城市的A类和B类指标均值分析显示（表2），扬州市被认为文化旅游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最好，其次为芜湖市和南京市，最低为滁州市。在文化旅游资源条件及旅游文化的综合评价上，扬州、南京、芜湖和镇江位列前四位，反映出这些城市具有发展文化旅游的比较性优势。

3.5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及资源的认知与评价

为综合采集受访者对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的认知和评价，调研小组提供了南京都市圈代表性文化旅游资源的总体情况，即选取4A级及以上的景区和国家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其中由政府部门认定的部分跨地区文化资源进行说明。在此前提下，凝练地区间共性文化因子供受访者甄别和判断。统计时选择同时符合两个条件，即涉及两个及以上地区，且选择比率均超过50%的旅游文化因子。从表3可看出，认同比率在50%以上的旅游文化因子分别为运河文化、长江文化、淮扬美食文化、红色（战争）文化、沐浴休闲文化、主题游乐文化和乡村体验文化。从文化因子赋存数量来看，南京、镇江和扬州各为4项，淮安2项，马鞍山、芜湖和滁州各为1项，巢湖为0项，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各地与相关地区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其中，宁镇扬作为都市圈核心圈层，在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潜力空间上得到了充分肯定，而其余地区与相关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相对有限，而巢湖的协同潜力最低。

4.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空间认知分异规律

认知是旅游者和居民对旅游地综合环境的评价，认知经验本身要受到认知者自身的受教育水平、信息接受水平和兴趣的影响。通过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揭示文化旅游的区域协同发展状态，反映了认知者个体文化素养和社会阅历对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感知或评价水平，针对南京都市圈的实证分析，空间认知分异规律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是文化资源导向性。南京都市圈内的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的城市，深厚的文化资源赋存和旅游资源条件构成了城市发展文化旅游的本底条件，对地区间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南京作为都市圈的中心，其文化资源赋存和影响力极具号召力，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集中表现出文化资源导向性的规律。

其二是交通区位导向性。南京都市圈中，公众对宁镇扬三地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以及协同发展的空间和潜力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对马鞍山、芜湖和滁州三地围绕与中心城市南京的协作关系给予了一定的期望，淮安市的盱眙、金湖等县因其有利的区位条件也在紧密围绕中心城市南京，谋求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带动了淮安在都市圈中的影响和作用。而巢湖无论是资源条件、市场条件还是与相关区域的协作条件，都难以形成有效的发展格局，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安徽省围绕巢湖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必要性和适时性。

其三是文化关联导向性。南京都市圈具有相近或相似的地脉、文脉，地区间共性文化元素很多，由此形成的共性旅游文化因子是推动地区间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旅游文化因子既包括由于历史沿革和文化演变中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因，同时还包括现代文化消费形态在旅游活动中的共性显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织形成的综合性文化旅游资源，是构建地区文化旅游共同发展的持续动力。

5.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对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启示

5.1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动因

在推进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主导”是最直接的现实动因。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市场环境难以自发形成，不能确保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亟须政府行为的合理介入。同时，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环境中，有效的政府行为在监管区域旅游发展的“公地悲剧”、调控外部性对旅游业的影响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而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多重性决定了其协同开发的重要性，文化旅游资源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征，政府在完善法规制度、统一规划、制定规则和构建诚信体系等方面的作为，有效保证了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成效。

针对政府在推进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表现，这里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选择都市圈8个城市对于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和相关规划以及近年来各地在推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进程中涉及文化和旅游以及两者结合的共识、规划、政策等方面的导向意见进行归纳分析（表4）。分析素材来源于都市圈各地近年来（以“十二五”规划为主）的城市规划、旅游发展规划、文化产业规划、推进文化旅游发展的政策举措等资料，同时结合了南京都市圈层面的旅游发展战略规划和其他相关产业规划等材料。

5.2空间认知分异规律对政府主导行为的启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地针对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状态，多少都带有“文化优越感”的自我认知，政府主导行为在本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谋划上多具有明确的发展思路、路径和目标。对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问题，交通区位导向性得到了高度的关注与重视，这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要求不谋而合。而针对文化旅游区域旅游协作体的构建，较少涉及以地区间某些关联文化元素的协同发展问题，甚至将其等同于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的衍生产品，忽视了文化的自融性和跨行政区的本质特征。南京都市圈各地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对都市圈旅游协同发展的诉求差异很大。同时，由于不少地区往往面临着多个区域旅游协作体的选择，不同协作体之间的效果博弈也成为地方政府对区域旅游协作对象持不同态度的主要原因。显然，无论是哪种区域旅游协作体，一维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都需要改进和优化，应更多地关注旅游地居民和游客对文化旅游区域协同发展的认知规律，尽管后者相对微观具体，但从中表现出的文化资源导向性、交通区位导向性和文化关联导向性的特征，有助于厘清政府主导的区域文化旅游发展思路，有助于旅游地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深度开发，进而选择符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区域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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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气候;抚仙湖;政府部门;旅游企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44-04

一、旅游气候的概述

1.旅游气候学的含义。气候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从工农业生产、交通、通信、能源、军事以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和气候有密切的关系,大量的边缘学科,如城市气候、建筑气候、军事气候、农业气候、森林气候、海洋气候以及旅游气候等逐渐形成。研究旅游地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各种旅游活动与天气、气候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称为旅游气候学。

2.旅游与气候的关系。旅游是一项人类活动,一般需要宜人的气候条件。中国春光明媚的春季与天高气爽的秋季,是旅游最好的气候条件。春游、秋游也在中国比较盛行,人们度假往往也选这两个季节。但是,往往有些旅游项目有一定的季节性,如哈尔滨的冰灯只能在气候十分寒冷的冬季。

然而,大多数传统节日还是选择了气候条件有利的季节。中秋赏月和九九登高利用了秋高气爽的气候条件;南方端午龙舟竞赛则利用了早汛期雨量较大,河流中水量充足与气候转暖,适于开展水上运动的有利条件。旅游有大量户外活动,也是人类接近大自然的良好时机。因此,也是对气候十分敏感的一个行业。充分评价与开发气候资源,无疑也是开展旅游业的一项重要工作。人们外出旅游,总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严寒和酷暑都会增加旅游者的劳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气候对旅游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气候因素对旅游业的影响

气象和气候各要素对旅游活动的影响巨大。构成气象气候的各要素,如冷、热、干、湿、风、云、雨、雪、霜、雾等,不仅具有直接造景、育景功能,而且是人类旅游活动的基本条件。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影响景观的季相变化。自然风景是由山、水、林木花草和气象等各要素共同构成的。其中,山、水、动植物等因素只影响空间景观形态,唯气象和气候,既影响一地的空间景观结构,又影响自然风景的季相变化。这是因为气温、降水、风向风速等天气现象在一年四季内有不同的变化所致。全国各地四季均呈现不同的自然景观。

2.影响旅游流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旅游流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平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气象和气候因素是基本的因素。在世界范围内,为什么旅游热点多在地中海沿岸和加勒比海一带,就是因为那里气候温暖,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度的海水,为欧洲寒冷、潮湿、少阳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避寒、娱乐的佳境,在此,气候成为决定的因子。

3.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人的情绪与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情绪影响着人的日常行为。那么,旅游行为及旅游意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有着怎样的表现?不同的旅游行为和意愿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表现有着怎样的差异呢?人体自身的循环和新陈代谢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随着外界环境气候条件的变化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如果环境气候变化较大或与人体适宜的气候相差很远,便会导致人体循环和新陈代谢失衡,使身体发病,甚至有危及生命之险。适宜的气候条件能消除人的疲劳,使人的体力和精力能较快地恢复,甚至有使一些疾病得到缓解和治疗的效果。人们在选择度假和康体旅游地时,气候条件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旅游的目的。

三、气候因素对抚仙湖旅游业的影响

(一)抚仙湖沿岸气候特征及其影响

1.太阳辐射特征及其影响

由于抚仙湖地处云贵高原中部,海拔高,空气相对稀薄,同时又由于污染程度小,天空大多数时候晴朗少云,对太阳辐射的阻隔少,相对于东部地区,辐射较强。太阳辐射总量在5020～5 440MJ/m2之间,比长江流域、华南等地要多420-840MJ/m2。通过表1、表2数据可知,抚仙湖沿岸的太阳辐射以春季最强,尤其是5月最高,因此,如果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之下而不采取防护措施,都会出现上述的皮肤问题,以及会对游客的视力造成严重的影响。而此时也正值旅游高峰期,因此对开展旅游活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2.气温特征及其影响

根据表3、表4数据显示抚仙湖一年最热月一般出现在6月或7月,月平均气温一般在20.0℃～25.0℃之间变化。比中国东部省区低5.0℃-10.0℃,没有酷热天气。冷月大多出现在1月或12月,月均温在8.0℃-12.0℃之间,亦无严寒天气,一般的春温高于秋温,气温年变化小。但是由于受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的差异,受天气的影响使抚仙湖各月气温平均日变化巨大,一般春季最大。通过上述分析认为,抚仙湖气温季节变化不大,四季皆宜出游,但由于抚仙湖沿岸旅游主要依托水上运动项目,因此对气温的要求相对较高,一般的也会出现淡旺季之分,一般认为春夏较之秋冬更加适合旅游。

3.降水与空气相对湿度及其影响

由于云南高原上、下半年控制的气团迥然不同从而形成年际降水变化小,据表5、表6、表7看出抚仙湖沿岸降水具有年内变化大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干季、雨季之分。降雨对于抚仙湖旅游的影响较大,因为抚仙湖通常以水上娱乐为主要吸引物,但是降雨伴随着降温都会影响这些活动的开展。同时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降雨也可以成为抚仙湖的一大胜景之一,与苏轼笔下的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上色朦胧雨亦奇”丝毫也不逊色,再加上美丽的传说相信更是魅力大。由于降水的季节变化及太阳辐射较强等各气候因素的影响,玉溪的空气湿度相对较低,尤其在干季,容易出现皮肤干裂的现象。

(二)各气候因素对抚仙湖旅游的具体影响

1.气候对抚仙湖沿岸旅游景观季相变化的影响。抚仙湖是一个高原断陷湖泊,湖面海拔1720米,三面环山,一面接着澄江坝子。抚仙湖的水温,冬夏变化不大,水质又好,是极好的游泳之地。特别是北部沿澄江坝子一带,近岸200米左右,水深仅在1米-3米,湖水亮晶晶,清盈盈,湖底全铺细沙伸延至湖岸数米。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游泳。自昆明滇池出现污染后,有的群众,甚至专业游泳队伍也常到抚仙湖来训练、游泳,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愉快地在抚仙湖畔度过假日。抚仙湖的胜境无论是悠久的历史遗迹,还是秀美的自然景观都与抚仙湖沿岸的气候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也出现了季相变化,因此,要充分的开发利用抚仙湖的旅游景观就要对抚仙湖沿岸的气候条件作深入的研究,以便于更好地开发沿岸的资源。

2.气候对抚仙湖沿岸旅游企业接待的时间空间影响。旅游行业包括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交通、旅游商店和旅游景区景点等等。抚仙湖沿岸旅游业的发展主要依托沿岸的几个主要的景点:禄充风景区,孤山风景区,金沙滩浴场、水上娱乐天堂、休闲度假胜地、古滇文明的摇篮――水下古城、古生物的圣地等等。通往景区的主要交通线路是:昆明一江川、玉溪一江川、昆明一澄江、玉溪一澄江以及环湖公路等等。沿岸的住宿餐饮主要有禄充风景区的笔架山庄、金沙滩浴场沿岸的阳光海岸酒店,瑞文酒店、熙苑酒店、波息湾度假村等高档星级酒店,还有很多当地的居民经营的小型餐馆旅店等等。这些旅游景点旅游交通以及旅游住宿餐饮行业的经营都与沿岸的气候是紧密联系着的,抚仙湖沿岸旅游业的旺季以春夏为主,因为这时的气温水温相对较高,适合游泳等水上运动及娱乐项目,尤其以5月以后旅游人数渐多。但同时由于抚仙湖位于云贵高原,紫外线较强,尤其是在夏季,紫外线指数更高,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夏季抚仙湖旅游业的发展。而在冬季由于受到冷空气影响,虽然云南较同纬度其他地区温和,但是它的气温、水温、风力指数等等,对于以水上娱乐为主要吸引物的抚仙湖沿岸旅游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冬季这里几乎没有水上娱乐项目,游客仅仅只能欣赏到抚仙湖的水景,相对其吸引力大减。对沿岸的旅游经营者也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对旅游者动机的影响。由于抚仙湖位于云南省中部玉溪境内,到抚仙湖旅游会因为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在夏季由于水温气温升高,在抚仙湖就可以进行丰富的水上活动。而在冬季水上活动就相对较少了。另外,由于地处高原,紫外线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者的出游。一般在抚仙湖沿岸六至八月是旅游的高峰期,但是这一段时间正好是云南的雨季,这就严重影响了当地旅游活动的开展,一般人们不愿意选择雨天出游,而且下雨就会伴随着降温,对于抚仙湖以开展各种水上娱乐项目就更加不利。

四、利用气候因素发展旅游业的措施

根据以上的分析,以及调查,我认为,对抚仙湖沿岸旅游业发展影响较大的气候因子有:气温、降水、日照、风力这四--个因素,这些气候因素的综合导致抚仙湖的旅游业出现了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因此,在发展抚仙湖沿岸旅游业时宏观政府部门,以及当地的企业都应该根据相关的气候条件制定相应的措施以促进和发展抚仙湖的旅游业。

(一)政府部门调控措施

1.根据淡旺季制定相应的旅游资源保护措施。根据对抚仙湖沿岸气候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当地旅游业发展主要影响因素有气温、降水、水温、日照、风力等。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旅游设施时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首先,由于气温和水温的影响,抚仙湖沿岸的旅游业出现了明显的淡旺季之分,(5―10月为旺季,11―4月为淡季)而在淡季时,由于气温较低,一般游客都不会选择游泳,水上三轮车及游船等水上娱乐设施也很少有人选择,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在淡季制定相应的措施来保护抚仙湖的水资源,修复旺季时由于游客过多对抚仙湖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其次,由于明显的淡旺季,在利益的驱使下,部分经营者及当地居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私自开展一些严重破坏环境的旅游项目,对景区的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制定明确的制度规定,限定在抚仙湖开展对资源破坏较小的项目。

2.平衡淡旺季的旅游发展。由于抚仙湖旅游业的发展对气候的依赖较大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因此,在注重旅游资源保护的同时,政府部门应该积极支持沿岸推出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如双人自行车、相应的节日活动(如开海节)、在雨季可以推出浪漫的雨中环湖游或者雨中游湖等,以弥补淡季对抚仙湖旅游业造成的损失。同时,由政府给予财政支持给消费者带来极大利益和超值的服务,沿岸的酒店根据实际的变化为不同季节的游客提供超值的服务,因为每一个顾客都有可能成为酒店的潜在顾客。

(二)微观企业针对气候影响的具体措施

1.住宿业的具体措施。在旅游业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旅游住宿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与旅行社业、旅游交通业并称为旅游业的三大支柱,是人们在旅行游览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驿站”。抚仙湖沿岸的住宿餐饮主要有禄充风景区的笔架山庄、金沙滩浴场沿岸的阳光海岸酒店、瑞文酒店、熙元酒店等高档酒店,还有很多当地的居民经营的小型餐馆旅店等等。这些酒店应该根据气候因素造成的淡旺季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措施来配合政府部门促进抚仙湖的旅游发展:(1)利用价格杠杆调节旅游的淡旺季。在旅游旺季的时候酒店以提高房价来限制游客的进人量,而在淡季的时候酒店则采取降价、打折等措施以吸引游客的进入,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淡旺季的平衡。(2)缓解旅游季节性矛盾。由于抚仙湖沿岸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许多沿海城市人理想的度假胜地,可以引入分时度假经营这样就保证每年游客数量的均匀和基本稳定。有时,即使购买了度假时段的游客不能前去或选择去其他地区旅游度假,也可以通过分时度假交换公司将时段转让给他人,这就提高了分时度假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分时度假的客人不会向旅游团队和散客一样多数集中在旅游旺季前来,而是根据自己购买的时段前来度假,这样就填补了由于季节原因造成的旅游淡季的接待量下降,从而提高酒店设施的利用效率。(3)限制高档酒店的大量发展。由于抚仙湖旅游淡旺季明显,高档酒店的入住率业也有很大的波动,在旺季入住率非常高,到淡季就非常的低,而高档酒店的运营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这样就会在淡季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不利于抚仙湖整体旅游业的发展。高档酒店一般与分时度假相结合,效益相对才会提高。(4)鼓励和促进农家乐的发展和完善。农家乐是一种包括餐饮和住宿的民营单位,他运营成本低,灵活度高,适合淡旺季明显的旅游发展,而且引入农家乐这种发展机制,可以给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可以减少他们在旺季时对旅游资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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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荷兰病”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荷兰石油和天然气业迅速发展却抑制了其它产业部门，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等现象，使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调整危机。因此，经济学界将这类某一产业部门异常繁荣，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称为“荷兰病”。在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中，存在着以云南丽江市、湖南张家界市、海南三亚市、安徽黄山市和四川阿坝州为代表的以旅游业为单一支柱产业，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旅游地。林毅夫（1999）曾指出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一个或几个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刘伟（2002）通过对中国1992～2000年经济发展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指出如果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一定比重，就会降低农业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单纯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只能促进经济的短期增长，之后却会步入长时间的衰退。这类旅游地虽然通过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获得了“第一桶金”和巨大的荣耀，但其区域经济却形成了过度依赖旅游业的“困局”，使其它产业发展面临更多的困难。“荷兰病”现象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Corden & Neary（1982）作为研究“荷兰病”的代表，在假定充分就业状态的基础上，构建了“荷兰病”经典理论模型，指出自然资源大开发将导致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去工业化现象和汇率升值现象。Auty（1993）、Sachs & Warner（1995）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荷兰病”效应，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在国内，学术界常以“荷兰病”来警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过分依赖某种自然资源的危险性（刘佳，2009；龚秀国，2010等）。

“荷兰病”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才刚刚起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荷兰病”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客观存在，但是还缺乏系统研究。Copeland（1991）和Chao & Hazeri & Laffargue（2006）提出小型城市生产要素过分集中于旅游业，容易产生“荷兰病”，制约其它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Javier Capó Parrilla（2005）等通过分析西班牙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在经济上过度依赖旅游业而导致的“荷兰病”是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远落后于欧盟其它国家的重要原因；徐红罡（2006）提出了“荷兰病”在中国资源型旅游地中的作用机制；Javier Capo & Antoni Riera Font & Jaume Rossello Nadal（2009）证明了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过度依赖旅游业发展，出现了“荷兰病”现象；Ashworth & Page（2010）也指出旅游业能够给区域带来持续的经济利益，但高度依赖于旅游业的区域经济却从旅游业获利较少；左冰（2011）提出旅游发展有可能产生“荷兰病”效应，会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徐文海、曹亮（2012）认为旅游服务部门的扩张可以提高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挤出那些以牺牲贸易品部门发展为代价的生产因素；钟伟（2013）在提出要科学认识旅游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尤其是旅游业的“去工业化”现象；吕观盛（2014）提出地区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与地方经济脆弱性之间存在的强关联度。

基于此，以丽江、张家界、三亚、黄山和阿坝五个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创造性地提出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新概念，并系统阐述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内涵特征、形成机理和识别流程，基于1997～2014年五个案例相关统计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进行了“荷兰病”型旅游地识别的实证研究，以期能够引起学界对“荷兰病”效应的关注和研究。

二、理论解析

（一）“荷兰病”型旅游地的概念

“荷兰病”型旅游地是笔者在《旅游后现象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一文中提出的。通过笔者对国内外学术资源数据库的系统检索，尚未发现关于此现象的系统研究，但已经有学者提及或关注到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旅游的负面经济影响研究中提到过度依赖旅游业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陈东田、吴人韦，2002[1]；李天元，2006[2]；谢彦君，2006[3]）；二是有学者提出过“旅游经济依赖型目的地”、“旅游资源依赖型城市”和“旅游经济体”三个与此类似的概念。项怡娴、保继刚（2007）提出旅游经济依赖型目的地是指旅游产业高速发展、其它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发展相对滞缓，城市高度依赖旅游经济的旅游目的地[4]；魏敏（2010）提出旅游资源依赖型城市是指具有良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城市因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而兴起或发展壮大，旅游资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旅游业是支柱产业，旅游收入相当于该城市GDP的50%以上的旅游城市[5]；李军、保继刚（2011）提出旅游经济体是旅游业在地区经济总量中占较大比重的经济体，比较典型的有张家界旅游经济体、黄山旅游经济体等[6]。

本文参考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并结合计量经济分析的相关原理，认为“荷兰病”型旅游地是指旅游产业异常繁荣，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旅游地。具体而言，?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荷兰病”型旅游地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旅游业是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的单一支柱产业，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在5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内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缺乏旅游GDP的统计数据，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本文采用魏小安（2000）[7]的观点，根据支出法（即旅游收入÷GDP）计算旅游收入对GDP贡献率，并将其称之为旅游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

第二，“荷兰病”型旅游地国民经济发展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计量经济分析中的协整关系。

第三，旅游业是“荷兰病”型旅游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对国民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即计量经济分析中的回归关系。

第四，“荷兰病”型旅游地国民经济发展对旅游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较高，即旅游业的波动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研究的“荷兰病”型旅游地主要是以云南丽江市、湖南??家界市、海南三亚市、安徽黄山市和四川阿坝州为代表的地级市。随着行政区划级别的不同，旅游收入相当于GDP比重的标准也应该有相应的调整，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该比重应该越小；反之，行政区划界别越低，该比重应该越大。

（二）“荷兰病”型旅游地的特征

1.经济发展滞后性

“荷兰病”型旅游地往往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徐红罡（2006）曾指出旅游业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了发展机遇，旅游资源是其最可利用的经济资源，但是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目的地经济发展却与其它地区的差距很大[8]。“荷兰病”型旅游地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均处于相应大区域内下游水平，经济总量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2.支柱产业单一性

单一支柱产业城市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较为常见，一般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资源型城市，如石油城市大庆、煤炭城市大同、铜矿城市铜陵等；二是产品型城市，如汽车城十堰、钢铁城攀枝花、化纤城仪征等。根据“荷兰病”型旅游地的定义可以看出，“荷兰病”型旅游地是以旅游业为单一支柱产业的旅游地，旅游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半数，是一种新型的单一支柱产业城市，兼具资源型和产品型两类的特征。

3.外部经济依赖性

旅游业是一种外部依赖型产业，影响旅游需求的主要因素如收入水平、闲暇时间、游客偏好等都是由客源地相关要素决定，旅游目的地自身无法控制；而旅游活动本身的季节性以及突发事件对旅游业的冲击等扰动因素更是不在旅游地的可控范围之内。对于“荷兰病”型旅游地而言，旅游产业是其唯一的支柱产业，是区域发展的经济命脉，旅游产业的外部依赖性决定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外部依赖特征。

4.产业结构空心化

产业空心化即区域内非物质生产的服务性部门产业比重远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荷兰病”型旅游地由于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旅游开发中，抑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旅游业为单一支柱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支独大的单一产业结构。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空心化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并不完全是坏事。但是，“荷兰病”型旅游地在经济尚不发达，经济总量较低的情况下却过早地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导致区域内旅游产业的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不完善，产业转型难度大。

5.发展风险潜在性

“荷兰病”型旅游地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隐性的，其经济发展风险的凸显过程与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科学家所做的“温水煮青蛙”试验类似。当未发生扰动因素的影响时，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带来的财富和荣耀犹如“温柔的陷阱”将区域经济发展的隐患屏蔽。但是，一旦出现扰动导致旅游产业的衰退或波动，由于缺乏替代产业或接续产业的支撑，加之本身经济实力较弱，极易导致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危机的爆发。

（三）“荷兰病”型旅游地的形成

1.市场需求条件

相关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就会有旅游需求产生；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时，就会有对临近地区或国家的旅游需求产生；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以上时，就会有远距离国际旅游需求产生。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物质生产部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就促使人们的需求结构从注重物质需求转向重视精神需求，为旅游需求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大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们的工作时间相对减少，而闲暇时间逐步增多，为旅游需求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时间条件。因此，旅游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一需求的出现，成为旅游产业大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引爆了各地旅游产业的大开发，有力地带动了“荷兰病”型旅游地的形成和发展。

2.旅游资源条件

旅游资源是构成旅游活动的客体，是供旅游者参观游览的基本要素。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能够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并进行旅游活动，为旅游业所利用并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客体。旅游资源条件是“荷兰病”型旅游地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Prahalad & Hamel（1990）曾指出区域资源的稀缺性和独特性决定了该区域发展的能力[9]。“荷兰病”型旅游地的旅游资源往往都是品质极高的资源，如丽江市、张家界市、黄山市、阿坝州的核心旅游资源均是世界遗产甚至是双遗产；三亚市被称为“东方夏威夷”，其海滨旅游资源品位冠绝全国。“荷兰病”型旅游地就是由于其独特稀缺的高品质旅游资源，才吸引了数量巨大的游客不断前来，形成了区域经济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

3.产业基础条件

旅游地产业基础条件主要包括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两大类。由于“荷兰病”型旅游地在旅游业大发展之前交通区位条件一般都较差，因此，只有首先大幅改善旅游地的可进入性，才有可能招徕大量的游客，如丽江市、张家界市、黄山市、阿坝州、三亚市等“荷兰病”型旅游地作为经济并不发达的区域非中心城市却都拥有民航机场，且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统计，除黄山机场，其余四个旅游地机场吞吐量均位列全国机场前50位[10]。在完善交通可进入性的同时，为应对大量涌入的游客，“荷兰病”型旅游地还会大量开发建设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需求的旅游设施，如丽江市、三亚市的高星级酒店数量均为全省第一，其它“荷兰病”型旅游地的高星级酒店数量也位居全省前列。因此，“荷兰病”型旅游地在发展历程中，都经历过大规模投资建设旅游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产业发展基础条件的阶段。

4.比较优势陷阱

在具备了上述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由于旅游开发给旅游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区域荣耀，旅游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区域对旅游开发回报的高预期，导致区域过度投资和扶持旅游产业发展，而对其它产业发展的投资和扶持力度却严重不足。谢彦君（2006）也指出，国民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过高会削弱区域的经济基础[11]。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虽然也能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却引发了区域经济结构不稳定性和支柱产业单一的敏感性，使得区域经济发展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并导致“荷兰病”型旅游地的形成。

三、研究设计

（一）“荷兰病”型旅游地识别流程

根据上文对“荷兰病”型旅游地内涵的界定，“荷兰病”型旅游地的识别流程如图1所示：步骤1：计算旅游收入相??于GDP的比重，若超过50%则进入步骤2；步骤2：识别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搜集、处理数据和建立分析模型；步骤3：“病情”初诊，即回归模型估计，运用变量平稳性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和回归模型估计的方法检验旅游收入与GDP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若同时存在则进入步骤4；步骤4：“病情”复诊，即回归模型修正，对步骤3中估计的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异方差检验和自相关检验，确定最终的回归模型和旅游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

（二）“荷兰病”型旅游地回归模型估计

1.平稳性检验

变量的平稳性是指变量之间的统计规律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变量的平稳性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要求和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只有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计量经济分析结果才有效；反之，如果模型中含有非平稳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分析中的估计和检验将失去意义，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并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计量经济分析之前必须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将采用ADF检验法对“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与GDP构成的时间序列是否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

2.协整检验

协整指的是多个非平稳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即对于两个时间序列{Xt}和{Yt}，若yt～I（1），xt～I（1），且存在一组不为零的常数α1、α2，使得α1xt+α2yt～I（0），则Xt和Yt之间是协整的[15]。协整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两个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例如，Xt和Yt是两个随机游走的变量，但存在Zt=Xt-λ1Yt可能是平稳的，则Xt和Yt之间就是协整的，λ1即协整参数。

协整关系检验常用方法有两种，本文将采用EG检验法对“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与GDP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行检验。

3.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计量经济分析中确定变量之间相互关系最基本的方法，其原理是通过被解释变量（自变量）的已知值或设定值来估计或预测解释变量（因变量）的均值。对于双变量模型而言，在给定解释变量X的前提下，可确定解释变量X与被解释变量Y之间的总体回归函数（1）以表明Y的平均状态随X的变化规律。

E（Y|X）=f（X）（1）

如果解释变量X与被解释变量Y为线性关系时，式（1）可进一步明确为：

E（Y|X）=f（X）=β0+β1Xi （2）

其中，式（2）即为总体回归函数，β0、β1即回归系数。本文的回归模型估计就是在“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与GDP之间建立总体回归函数并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

（三）“荷兰病”型旅游地回归模型修正

1.拟合度检验

回归函数对应的样本回归线本质上就是对样本数据的一种拟合，即使对于相同的样本数据，回归参数估计的方法不同拟合出的样本回归线就有可能不同。拟合度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模型与样本观测值之间拟合程度的方法，是在对被解释变量Y总方差分解的基础上，通过可决系数（R2）的大小来判断模型的拟合程度。本文的拟合度检验就是对“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与GDP之间的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进行检验。

2.异方差检验

在回归模型提出的基本假定中包括有同方差性的假定，即对于所有的i（i=1，2，…，n）都有Var（ui）=σ2，即ui同方差。σ2为随机干扰项相对其均值分散程度的度量。如果E（ui）=0，即σ2度量了被解释变量Y的观测值围绕回归线E（Yi）=β1+β2X2i+β3X3i+…+βkXki的分散程度，所谓同方差也就是指相对于回归线而言，被解释变量的所有观测值的分散程度是相同的。因此，可将模型设为：

Yi=β1+β2X2i+β3X3i+…+βkXki+ui，i=1，2，…，n（3）

如果其它假定条件不变，则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方差为：

Var（ui）=σi2，i=1，2，…，n （4）

就具有异方差性（Heteroscedasticity）。因此，所谓异方差就是指被解释变量观测值的分散程度会随着解释变量变化而发生改变，即产生异方差的原因是某个解释变量发生了变化，可得：

Var（ui）=σi2=σ2f（Xi） （5）

异方差的检验方法根据其产生原因不同的假设，有多种方法，本文将采用怀特检验法对“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与GDP之间的回归模型否存在异方差进行检验。

3.自相关检验

自相关（Auto correlation）也即序列相关（Serial correlation）指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12]。在回归模型的假定中有随机误差项无自相关性的假设，即ui的不同观测值之间是无相关性的，也即是：

Cov（ui，uj）=E（ui，uj） （i≠j） （6）

在计量经济学中，通常用自相关系数ρ表示模型自相关的程度。由于随机误差项ut与滞后一期的随机误差项ut-1的均值为零，因此，自相关系数ρ可表示为：

ρ=■ （7）

由于ut-1为滞后一期的随机误差项，自相关系数ρ即为一阶自相关系数，其取值范围为-1≤ρ≤1，ρ的正负即可判断回归模型的自相关情况，ρ0则存在正相关，ρ=0则为不相关。本文将采用DW 检验法对“荷兰病”型旅游地旅游收入与GDP之间的回归模型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进行检验。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丽江市、张家界市、三亚市、黄山市和阿坝州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旅游产业异常繁荣，但其它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荷兰病”特征。根据上文确定的“荷兰病”型旅游地的识别流程，五个城市2014年旅游收入相当于GDP均超过50%，出现了明显的“荷兰病”征兆，需要对其“病情”进行诊断。因此，本文根据产业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相关理论，假设旅游收入（TR）对GDP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即旅游收入增加能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建立了如下双对数回归模型（见式（8））。其中，Yt表示经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处理后第t年的GDP，lnYt表示其自然对数；Xt表示经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处理后第t年的旅游收入，lnYt表示其自然对数；β1表示常数项；β2表示旅游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μi为随机干扰项。

lnYt=β1+β2lnXt+μi （8）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涉及的原始数据主要是1997～2014年18年间的五个案例地GDP和旅游收入的相关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为1997～2014年的五个案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通货膨胀等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五个案例地18年的GDP和旅游收入统计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以1997年作为基期（=100），测算出1997～2011年平减后的GDP和旅游收入指标值。其中，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识别结果与比较

运用Eviews7.0软件对丽江市、张家界市、黄山市、阿坝州和三亚市进行“荷兰病”识别的计量经济分析，发现五个案例地都属于“荷兰病”型旅游地，具体识别结论如下：

1.丽江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对数时间序列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二阶单整；在1%的显著水平下，GDP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怀特检验，不存在异方差；经DW检验，存在自相关，运用广义差分法可消除自相关，最终回归模型为：lnYt=2.174435+ 0.789041lnXt。表明丽江市市旅游收入对GDP增长存在因果关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79%。

2.张家界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对数时间序列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二阶单整；在10%的显著水平下，GDP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怀特检验，不存在异方差；经DW检验，存在自相关，广义差分法修正后，仍然存在自相关，运用柯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修正，消除自相关，最终回归模型为：lnYt=5.754662+ 0.621947lnXt。表明张家界市旅游收入对GDP增长存在因果关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62%。

3.黄山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对数时间序列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二阶单整；在5%的显著水平下，GDP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怀特检验，不存在异方差；经DW检验，不存在自相关，最终回归模型为：lnYt= 7.705846 + 0.494478lnXt。表明黄山市旅游收入对GDP增长存在因果关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49%。

4.阿坝州

GDP和旅游收入的对数时间序列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单整；在5%的显著水平下，GDP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怀特检验，不存在异方差；经自相关检验，存在自相关，经广义差分法修正后，仍然存在自相关，运用柯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修正，消除自相关，最终回归模型为：lnYt=10.24047+ 0.308709lnXt。表明阿坝州旅游收入对GDP增长存在因果关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0.31%。

5.三亚市

GDP和旅游收入的对数时间序列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单整；在10%的显著水平下，GDP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怀特?z验，不存在异方差；经自相关检验，存在自相关，经广义差分法修正后，仍然存在自相关，运用柯克伦―奥克特迭代法进行修正，消除自相关，最终回归模型为：lnYt=0.485603+ 1.066209lnXt。表明三亚市旅游收入对GDP增长存在因果关系，旅游收入每增加1%，GDP增加1.06%。

五、结论与展望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崛起构成我国发展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已成为各省市竞相培育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在当前新的发展阶段上，旅游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并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就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区域内及区域间优势互补和要素整合。为此，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区域旅游合作轨迹，实事求是地梳理区域旅游合作问题，审时度势地把握区域旅游合作方向，积极大胆地探索激活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合作的轨迹与问题

无论从国际视野，还是从国内发展来看，旅游业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这种区域性，既与资源、要素等旅游供给的区域性分布有关，也同旅游需求的区域性形成相联，空间上表现为向心的中心地理结构［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旅游竞争是普遍的，但由于旅游资源禀赋的空间互补性、旅游活动的空间连续性以及区域文化内涵的相对一致性，正和博弈的区域旅游合作同样是必然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演进轨迹，大致呈现出以下的阶段性：一是1978-1991年，在入境旅游为主背景下的合作努力。二是1992-1999年，在国内旅游迅猛崛起背景下的合作努力。三是2000年迄今，在区域经济加速一体化背景下的合作努力。空间上，区域旅游合作总体上形成了“3+5”的基本格局，即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区域旅游合作圈和西南、西北、东北、中原、华中五个区域旅游合作板块。但尽管我国各地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进一步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合作偏重于务虚，各自为政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目前，许多地区都提出了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打造“无障碍旅游区”的意愿和构想，但合作主要仍是重形式、重研讨、重宣言、重宣传，不少观念还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和手段［2］。有些地方在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基础设施共享、旅游客源市场共享等方面，甚至出现“伪合作”倾向［3］。与普遍形成区域旅游合作共识的情形相对照，实际运作中各自为政问题依然存在。

(二)合作偏重于政府，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尚未发挥。区域旅游合作当然需要政府的努力，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相关政策，合作就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但区域旅游合作还需要落实到旅游企业的行为上，只有政府的积极性而没有企业的积极性，合作是难以深入持久的。目前我国的区域旅游合作，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型的，企业定位不清晰和角色边缘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许多旅游企业对区域合作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有些旅游企业虽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参与了区域合作活动，却往往缺乏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合作受制于现行体制和地方保护主义，领域和空间尚待拓展。行政区经济“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分割了统一的市场，不仅限制了区域旅游竞争，而且也阻碍了区域旅游合作，两者均有损市场效率。例如，限制外地的旅游车辆进入本地景区，限制外地旅行社在本地开展业务，用对外歧视性的政策偏袒保护本地的旅游企业。例如，以“零团费”、“负团费”等手段争夺旅游客源，进行“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再例如，对区域性的旅游资源进行分割使用，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功能性、结构性、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使区域旅游产品缺乏整体的特色、区域旅游经济难以形成竞争的合力。

(四)合作缺乏有效的推进机制，利益关系尚待理顺。以行政力量来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分工协作，提升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形象，增进区域的整体利益并实现各地自身利益的扩张，是目前我国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一种有效方法。但仅此是不够的。各地优势的互补或优势的叠加，一般会给各方都带来较“单打独斗”所能获得的更大利益；然而，由于资源禀赋、区位分工等条件的差异，各方所能获得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样。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单靠行政机制或主要依靠行政机制都是难以理顺的，必须以多种机制来共同协调。如果合作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合作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分享和补偿，则区域旅游合作必将难以为续。

二、合作的主体、领域与机制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艰苦努力和突出问题，合作主体、领域和机制的模糊与缺损，一直是影响区域旅游合作广度与深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把握我国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方向，理清合作发展思路，加快合作发展进程，必须对合作主体、领域和机制作进一步分析。

（一）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界定

1.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演进轨迹表明，各级政府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最重要力量。无论是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交通建设、旅游市场促销方面的合作，还是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人才培育方面的合作，都不乏各级政府活跃的身影，许多合作其实就是通过政府间的安排来进行的。政府是地方整体利益的代表和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政府层面的合作是实现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在现行“垂直控制、财政分权、地方问责”的制度框架中，在复杂的竞争形势和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各级政府通过增进相互间的合作来共享区域旅游发展的收益，已成为一种明智的选择［4］。政府又是区域经济中最有效的调控主体，政府的决策和调控不仅对本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而且也直接关系到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利益协调。政府还是规范旅游市场和竞争秩序的主体，区域性制度障碍的清除，区域性旅游竞争行为的监管，区域性旅游发展环境的改善等，均有赖于各地政府的合作与联动。

2.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政府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主体，却并非唯一主体。显然，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不是由单一主体或其单一行为所决定的，而是多种主体及其“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广泛、深入的区域旅游合作，不能没有另两类主体――旅游企业和非政府旅游组织――的积极参与。企业是旅游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与提供者，也是区域旅游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大量旅游企业为适应竞争和追求效益，会不断优化配置自身的资源要素，在细化分工的基础上向专门化、专业化的方向演进。另一方面，一些已具规模的旅游企业，也会逐步在一定领域内形成系列化、集团化的扩张。这两种情况都要求旅游企业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而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从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形成有机的旅游产业链。非政府组织同样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与合作的一种重要力量，它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而是连接两者的桥梁与纽带，是沟通协调各方关系、并提供相关服务的中介组织。在区域旅游合作中，非政府旅游组织在影响地方法规和政府决策方面，在加强行业自律和协调利益关系方面，在维护行业利益和竞争秩序方面，在促进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方面，在开展专业培训和咨询服务方面，在塑造旅游形象和旅游品牌方面等，都具有独特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3.合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区域旅游合作中，政府、旅游企业和非政府旅游组织是有机的组合，缺一不可。但三者之间关系如何，有的主张，政府是旅游开发的第一主体，旅游企业是第二主体［5］。有的则认为，必须形成一种市场主导的合作模式，让旅游企业而不是政府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推进力量［6］。我们认为，在区域旅游合作中，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是三个不同层面上的合作主体。政府是规划、调控和规范层面上的合作主体，它们通过“协调、服务、监督、管理”，为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秩序和发展环境。企业是旅游经济运行层面上的合作主体，它们通过资金、技术、人才、品牌等资源要素的区域性组合，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政府组织则往往是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层面上的合作主体，它们致力于用非强制力的和非赢利性的方式，来破解区域旅游发展中一些市场和政府都无力顾及、或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三个层面上的合作主体，在区域旅游发展的不同时点上，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当潜在的区域旅游合作的收益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时，政府层面的合作是最为关键的；反之，则企业层面的合作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当既定的制度条件下，合作利益难以实现或其帕累托改进难以有效时，政府及其合作往往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反之，则企业及其合作应成为推动区域旅游合作的基本力量。

（二）区域旅游合作领域的研判

区域旅游合作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和十分广阔的领域，但政府、旅游企业和非政府旅游组织各自有效的活动领域，却往往是特定而有限的。成功的区域旅游合作，必须让不同的合作主体在各自有效的活动领域内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作用。从我国的合作实践和国际的成功经验来看，区域旅游合作所涉及的领域，主要可分为以下三大类：一是旅游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领域；二是旅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领域；三是相关制度、政策和行业规范领域。但在区域旅游合作中，不同的合作主体，其活动的有效领域往往有所差异。一般而言，政府的有效合作集中在旅游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制度、政策、法规领域；企业的有效合作集中在旅游资源、客源的开发和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而非政府旅游组织的有效合作则主要体现于协调利益关系和规范行业行为。显而易见，成功的区域旅游合作，需要不同的主体在各自有效的活动领域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但事实上，这些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因而，区域旅游合作领域的拓展，往往有赖于某种帕累托改进。

（三）区域旅游合作机制的分析

无论在旅游区域内的竞争或旅游区域间的竞争中，还是在旅游企业间的竞争或旅游地政府间的竞争中，竞争机制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区域旅游发展的合作机制，却相对比较复杂，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是以下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1.行政推动机制。尽管不同的行政区域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但它们在区域整体的框架下，在许多方面仍存在共同利益。因此，以行政的力量来推动区域分工协作，提升区域整体形象，在增进区域整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各地自身利益的扩张，在国际和国内都是一种通行的做法。

2.市场调节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促进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推动力。换言之，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将驱使旅游企业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而开展相互间的合作，以横向的联合和纵向的兼并，来整合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提高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水平，优化旅游产业的组织结构，形成区域性的资源有效配置的格局。

3.协商解决机制。以自愿协商和相互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是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一种有效机制。它可以依托正式的协商机构，也可以依托非正式的协商组织；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可以是低层次的，也可以是高层次的。行政的力量或市场的力量并不能解决区域旅游发展中所有的矛盾和问题，而在许多情况下磋商与协调却往往可以有效地沟通信息、化解矛盾、达成妥协、实现多赢。

4.法律保障机制。通过法律来规范区域旅游合作行为，特别是以惩罚性的制度安排来防范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区域旅游合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它主要包括合作的法律运行机制、合作的法律规范机制和合作的法律惩戒机制。

5.人文融合机制。有效地利用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通、交往历史悠久、联系源远流长等因素，来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却不可忽视的影响。事实上，因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地缘关系，因人口流动而形成的人际交往，因历史传统而形成的相互了解等，可以减少区域旅游合作的阻力，降低区域旅游合作成本，从而使得彼此的合作更易于达成，也更易于持久。

哪一种机制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呢？与合作主体的地位、作用相一致，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主导机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也不尽相同。在我国，这种主导机制的总体趋势，是由行政推动开始而向市场调节演进的。改革开放前期，在市场主体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为降低转轨的风险和成本，确保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府对经济过程保持了多方面的积极干预，甚至直接替代部分市场决策，直接支配部分经济资源，直接参与部分经济建设等，这些都凸显并强化了行政推动机制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作用。同时，由于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行政区域经济“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存在，因而生产要素难以实现自由流动和有效组合，旅游企业或非政府旅游组织的区域合作步履维艰。清除这些制度性障碍，改善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行政性力量的推动。在这一发展阶段上，行政推动机制对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建立和旅游经济的迅猛发展，行政推动主导的矛盾和风险也逐步累积和反映出来。因此，当市场主体基本发育、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发挥基础性作用时，市场调节机制就开始逐步取代行政推动机制而成为区域旅游合作的主导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政府的行政推动在区域旅游合作中就无所作为了，而是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切实在规划、调控和规范层面上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协调、服务、监督、管理”不断为区域旅游合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推进合作的方向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要保持旅游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不断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2020年实现世界旅游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就必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区域旅游合作，走优化整合之路，走协调发展之路。新时期推进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需着重把握以下战略方向：

(一)健全三大主体，形成多元合力

拓展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必须扭转目前主体缺损或畸轻畸重的局面，建构政府、旅游企业和非政府旅游组织“三位一体”的合作主体，形成区域性的多元互动的合力。政府要归位，按照深化改革的要求，适应WTO规则，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提供服务和营造环境上来，转变到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产品上来，致力于为旅游企业提供良好的竞争秩序和发展环境，为非政府旅游组织的发育创造有利的条件；企业要到位，作为投资主体、运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主体的旅游企业，是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引擎。必须进一步确立企业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清除一切有碍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企业自主决策的羁绊，激励旅游企业通过横向联合和纵向兼并，通过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的地域分工，通过同类企业或不同类企业间的合作等，构造纵横交错的合作体系，实现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互补；非政府组织要补位，“十一五”时期，必须确认其应有地位，赋予其相应的职能和权限，放手发展区域性的旅游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必须扭转现有旅游行业协会等的行政化倾向，维护企业的利益，取得企业的支持；必须使之真正担负起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和行业协调的职能，成为联系政府与旅游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区域旅游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二)转换主导机制，增强共赢激励

面对我国旅游业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突显期，区域旅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必须与主体的多元化相适应，遵循市场规律，协调利益关系，强化激励约束，促成互利共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旅游合作形成了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主导机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但目前看来，合作效率在逐渐衰减，负面影响在逐步显现。进一步推动区域旅游合作，必须实现由行政主导机制向市场主导机制的转换，通过“看不见的手”来驱使旅游企业突破行政区划开展更广泛的分工与合作。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区域旅游合作必须注重平等的、旨在增进共同利益的协商制度，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协商机构，扩大协商范围，充实协商内容，规范协商程序。由于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互动行为，而互动的基本条件，是存在着对合作行为的激励和对非合作行为的约束。为此，在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之外，还需要作出一些制度安排，规定合作各方的权利义务，体现机会均等、利益分享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对参与区域旅游分工合作而为全局利益损失局部利益等情况，给予合理的补偿；对违反区域旅游合作规则的行为追究经济及其它方面的责任，严厉惩罚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三)拓宽合作领域，延伸产业链系

单一主体（无论政府、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和单一机制（无论行政机制、市场机制或其它机制），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主体多元化和机制多样化，则为区域旅游合作向宽领域、大范围、多层次方向的推进，提供了可能。

必须努力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客源的互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整合旅游资源，联合招商引资，共同规划建设，开放旅游市场，携手宣传促销，并在此基础上，将区域旅游合作的领域逐步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连锁经营、旅游行业标准、旅游信息平台、旅游专业人才、旅游生态环境和旅游结算、投诉体系等领域全方位地拓展。必须不仅发展横向的“同业联动”，同时也推进纵向的“交叉联动”，形成覆盖主流旅游产品的精品线路，构造区域旅游整体的形象和品牌。

(四)优化空间结构，互动区内区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