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本质范文
时间：2023-12-01 17: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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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严复；自由观；个人与群；伦理本位；中国文化本位
严复不仅是近代中国译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人。与那些将自由主义视为洪水猛兽的顽固派或对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西化派不同，严复以其学贯中西的学学术实力和严谨的思辨力，不断地深化着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认知，改变着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他较成熟的自由观。
严复的自由观反映出的是中国伦理本位文化所能容忍与接受的自由意志，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原汁原味的自由意志。概括说来，经过严复思想过滤过的“自由主义”，与形形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就体现在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上。
一、提倡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伦理本位的“个人自由”观
最能代表严复自由观的著作，莫过于严译《群己权界论》。美国学者史华兹教授指出：严复的《群己权界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最明显的通过翻译阐明他自己观点的例子假如说穆勒常以个人自由为目的本身，那么，严复则把个人自由变成一个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
这一来自西方的、对严复自由观的“目的抑或手段”的质疑，使一些学者发现，原来严复的自由主义不仅与穆勒的自由主义大不相同，而且，在处理“个人与群”(个人与国家)的自由关系时，还是“大有问题”的。于是，不少人开始步其后尘，比照穆勒的《论自由》文本以及包括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在内的西方各色自由主义论，考察严复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异与差距；同时，又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究严复“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的“所以然”，甚至开始质疑严复“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自由观的“现代意义”。综其要，大抵认为严复在救亡的威胁下“大声疾呼舍己为群，己轻群重，重视‘国群自繇’，这样一来他的思想虽然不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也肯定个人自由具有的终极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强调群体的观点对个人自由可能会有的威胁”，即在他“企图建立一种环绕着‘积极自由’的民主观念”时，却“没有注意到积极自由有偏向专制的危险”。更鲜明的一种观点是：严复的自由主义所服务的目的，一开始就偏离了斯密为其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所规定的目的。
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只用自由主义来追求国家的强盛，把自由主义以个人的幸福为目的变成了以国家的富强为目的。而自由主义在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强盛的目标上远不是最有效的手段，这样自由主义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更有效服务于国家富强的主义。
更极端的一种说法是：近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这种“偏离”，不仅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落”甚至是失败，也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专制集权思想及其社会势力的死灰复燃，不仅是“救亡压倒启蒙”，而且是“革命取代改良”，进而是“专制战胜民主”。
在众多中国学者仍把自由主义视为富国强民的手段，或者把富国强民当作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时，史华兹教授以西方学者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严复的“自由主义”(其实也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不同点。尽管在对严复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上，史华兹教授又难免陷入西方文化的云雾中，未能准确把握严复“自由主义”的中国文化内涵，但对于广大“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而言，这一发现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然而，却很少有人比照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探究严复“把个人自由置于国富民强大前提之下”在中国文化传统上的“所以然”；更少有人反思一下严复以及以严复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人，可不可能认同并实行穆勒那种“把个人自由主义作为目的”的个体本位自由观。
事实上，史华兹教授在用西方人的眼光审视严复的“自由主义”时，一方面指出了严复“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另一方面，也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对中国式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个“伪问题”——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学说”，不能证伪的命题决非“科学命题”，而指责严复“没有把个人自由作为目的本身”，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显然是无法证伪的“伪命题”。因为在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传统中，个人与群的关系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用严复的话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e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规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
也就是说，在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就是“个人自由”，凡是侵害个人自由的“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在西方，“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但对于中国人的“自由意志”而言，在家国同构、伦理本位的文化体系中，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所谓“一枯俱枯，一荣俱荣”，就是指中国人大大小小、圈圈相套的血缘拟血缘群体的生存与繁衍模式。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没有比以大大小小的圈子构成的群体本位文化生存的“自由”更可贵的自由了。故中国文化曰恕，曰?e矩，提倡“张公百忍”，无论用今天的西化了的自由观来看多么“不人道”，却是实实在在地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国式的“仁道”——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正如中国谚语所说：“人有人道，蛇有蛇道”，“和尚有和尚的经，强盗有强盗的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各有各的特质，生发之道也就各不相同，怎能硬将乌蓬船划到铁轨上去行驶呢？起码，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人观念中，没有因此而产生过强烈的“不自由”的感觉。用金岳霖的逻辑分析来看，在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上，其实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自由与不自由，实在是一种活的感觉，一种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因文化而异的感觉。就是我们把传统中国人都看做“有自由意志”但“受到现实环境约束”的，也还存在着“不觉得不自由，也不觉得自由”、“觉得自由”和“觉得不自由”三种关系(可能性)；更何况，在一个提倡着“恕”与“?e矩”的文化中，个人与个人之间，原本就不存在西方人那种建立在个体本位之上，彼此对立、彼此竞争的紧张关系。没有了文化层面的“群己对立”，又何来“己重群轻”或“群己并重”？如果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看，当中国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时，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传统面临被西方文化殖民的危机。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富国强民、寻求中国文化传统的穷变通久，不正是每一个中国人理所当然梦寐以求的“个人自由”吗？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为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展示出的强大凝聚力与抗争力，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站在这样一条历史主线上来看严复，他从一开始向西方寻求的，就是包括自由在内的那些能激发起中华民族内在活力、凝聚力与抗争力的异质文化因素，而不是西方文化本身。
历史地看，在个体本位文化传统的西方，对自由的追求，必须“以个人的自由为目的”；而在伦理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个人的自由”与国富民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追求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与追求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大抵不存在着彼此对立、彼此竞争的紧张关系。所以，严复以及以严复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自由”观，不仅从一开始就是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而且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伦理本位，本着为民造福的宗旨，为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而着想的。只不过此自由非彼自由，此幸福非彼幸福而已。对于那些站在非中国伦理文化本位立场上的人而言，子非严复，焉知严复们“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致力于增加个人的普遍幸福”？更何况，严复在研究了西方各国的不同政体之后，早就认识到：“知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矣”；甚至在自由与幸福之间，亦没有等号：“以自由为幸福，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故而，我才将严复的“自由主义”观概括为：提倡以富国强民为目的的、伦理本位的“个体自由”观。这也正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
二、关注伦理本位中的“个体自由”问题，反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
由于对西方个体本位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学者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由视为一种至高无上、不容怀疑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理念，并努力证明严复早期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如何修正了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又如何贴近于柏林的“积极自由主义”、忽视了“消极自由主义”他们认为严复所反对的，只是西方文化中“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观；而且，似乎没有人对严复反对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提出过什么质疑。
“个人与群”是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为东西方所共有；但在如何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上，不同的文化会有大不相同的对待方式。所以才有了张申府那句至理名言：“自然与人，个人与群，东西思想所由分，人生问题于此尽。”大体说来，在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与群对立两分，权利与权力界限清晰，二者在对抗与制衡中谋求发展；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中，个人与织共生，权利与权力弹性渗透，二者在关系调适中谋求共存。
在这样一个关乎不同文化如何处理个人与群的关系的大问题上，严复的态度一向是谨慎而实际的。他从中国伦理文化本位出发，一方面积极向西方异质文化寻求能够增强自身国力、发挥每一个中国人内在潜力的刺激因素，以改变伦理本位文化中过于强调群体至上，忽视个体发展的状况。正如黄克武所看到的：“严复并不就个体来谈自由，而是把自由放在群己密切相关的架构中来思索其意义”；“严复思想中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以爱国为前提，换言之，爱国是一个真理，所以人们没有不爱国而从道的自由”这是严复引介与传播西方个人自由的本土文化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之下，严复对西方文化中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国国民个人素质、能力，增强其活力，以及应对世界格局变化的适应力等诸多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他介绍穆勒自由观中有关个人独立、自由，以及对自己负责的思想，以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主体意识和自觉性；引入斯密的经济学说，刺激中国百姓言利富国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对西方经济发展一般理念的了解，增强他们经济入世的信心与能力；引进西学、普及新式教育，开民智、兴民德，让每一个中国人了解世界，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使每一个中国人不仅能为国家发挥各自最大的潜力，同时也享有各自最广泛而得体的自由。一句话，严复的“个人自由”观，不仅是以爱国为前提的，更是打着中国文化传统深刻烙印的——在伦理本位文化中，通过内求诸己而获得群己之间最大的自由；而非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在尽力划清个人与国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严格界限的同时，依靠个人的奋斗，努力向外扩张的个人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实际上关注的是伦理本位文化中“个体自由度”的调适问题，而不是个体本位文化中“个人自由权”的扩张问题。所以，严复才将穆勒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群己权界”不是“群己平衡”。“权界”，权宜毗连事物的分界，非划清对立物界线后的制衡。《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经者，常也，指至当不移的道理，也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纲常伦理。严复权群己，求自由，心有“经”在，目的在于“反于经而后求其善”，也即为的是中华伦理本位文化的穷变通久，这与将自由视为生命甚至近乎的西方自由观有着天壤之别。他可以向西方学习，却绝不(也不可能)唯西方自由观念而是从。
综上以观，如果说从有关“积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及“幽暗意识”之类的视角来判断当代中国少数自以为西方化了的个人主义者们的自由思想还有几分靠谱的话，用它们来判断严复以及他所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自由观，却是无异于严复所谓“悬意虚造，而不详诸人群历史之事实”了。
另一方面，严复则对西方文化中那些旨在扩大个人自由极限的各色自由主义，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有时甚至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文化抵制。比如，他反对卢梭的“民生而自由”思想，质疑他的“国民自治”主张，指出：人类并非生而自由、平等，好比新生婴儿既无自由可言，也不会与成人平等；不从实际出发，一味强调国民自治，“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非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说是“不为定论”，实际上，随着严复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特别是亲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之后，他对于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贸易、掠夺、殖民、扩张的“自由”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伦理文化本位也就有了更坚定的维护。他看到：“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府，而毒天下乎！”他坚定不移地指出：“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
西方文化中的“自由”之弊，随着一战的爆发而日益显露出来。严复不仅在第一时间把握了这一发生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而且，通过“一战”，进一步看清了西方个体本位文化中“为恶”的一面。在《欧战感赋》中他写道：
三年西宇战天骄，海上金银气尽销。
入水狙攻号潜艇，凌云作斗有飞轺。
壕长地脉应伤断，炮震山根合动摇。
见说伤亡过十万，不堪人种日萧条。
他感叹“世界总归强食弱，群生无奈渴兼饥”；惊诧“谁信百年穷物理，翻成浩劫到人群”；并为自己引进西学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而忧心忡忡：“岂谓图强法，翻成失国因。”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向西方文化中寻求中国富强之路的想法是否正确：“平等复自由，群龙见无首宁知人道尊，不在强与富。恭惟天生人，岂曰资战斗！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进而，他不得不改变对西方文明的整体看法：“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
严复深知“一战”在欧洲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侵略扩张的国家行为背后，有着极度扩张个人自由的历史文化传统。比较中国的仁恕文化，他又怎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所反对的，绝不仅仅是“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所谓“极端个人主义”，而是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观本身。所以，严复才郑重地在遗嘱的最后，写下“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这里所说的“造孽”，绝不是指“遗世独立的个人主义”或“自私自利”所造的“小孽”，而是指“毁地脉，震山根，伤亡十万，人种萧条”的“人间浩劫”之“大孽”。他最终摒弃了的，是他曾经有过的对西方自由的美好想像和希冀；保留下的，是经过西方文化洗礼后，对西方有限民主与自由两面性的理性认知和价值选择。
综上以观，如果说包括“消极自由主义”和“幽暗意识”在内的文化内检意识对西方文化还有几分制约作用的话，用它们来批判所谓的“严复的‘积极自由主义’”，进而消弭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家长意志”、“专制主义”，真应了严复常用的那个典故：“蒸砂千载，成饭无期。”
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严复自由观的升华
由于对中国伦理本位的历史文化内涵缺乏深入研究，一些自由主义者们对严复的“己轻群重”深感失望。他们斥严复反本复古，回到封建主义的怀抱；背叛了自由主义，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拉车屁股向后”的人，一个掉队的先行者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那个时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第一人，“真正立身严正并用理知思考问题”的第一人，“真正能将西方近代典型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为了在这诸多的“第一”和最终的“落伍”之间找到一种大体说得通的“解释”，他们可谓煞费苦心，绞尽了脑汁——却少有人反思这“落伍”的结论是否成立。
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已有数千年之久，像一个左撇子习惯了用左手做事一样，中国人在群己问题上，也习惯了用天人合一、三纲六纪的“关系学”来处理、对待。用金岳霖的话说，“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种伦理本位的文化传统，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并形成一种举世无有的庞大文化态势——13亿中国老百姓中，懂得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能有几人？在严复那个时代，虽然人口只有4亿，知道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恐怕只有严复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在既没有历史文化资源，又没有现代社会环境的条件下，靠“己重群轻”的提倡，可能救中华民族于个体本位极度扩张的西方列强殖民侵略之水火么？唯有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依靠“己轻群重”的文化理念，万众一心，才能首先谋得国家与民族的独立——此乃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自由的基本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复的“己轻群重”，又怎能与“复古”二字相关？
更何况，当这些学者在“己重群轻”、“己轻群重”、“群己平衡”上纠缠不清时，却大都忽视了“两害相权”这四个字。
伦理本位和个体本位，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且往往长短互见。比如在群己对待这个问题上，中国伦理本位文化，一方面讲究对待，讲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另一方面则不鼓励个人欲望的扩张，没有外拓意识和发展观。这种内敛的、安于现状的生存态文化，用张东荪的话说，原本自在地生存下去是没有问题的，怎奈却偏偏遇上了西方文化的侵入，于是“没有问题”也就随着西方文化侵入的加剧而日益“问题严重”，直至危机四伏。这些“严重的问题”，在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诸篇中说得很明白。综其要，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人已经富强起来，中国人已经处在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态势；抱残守缺，安步当车，民族前途渺茫；非学西方以自强，不足以救中国于水火。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当年那些真正的保守顽固派们的抱残守缺，以及安于生存态的中国老百姓们的不思进取之“害”了。但读些近代中国史，或可从严复等先觉者当年激愤的言词中，感悟到老大中华民族那种积重难返的“惰性”与“暮气”。
什么事情都怕比较，没有了西方人的“活力”与“朝气”，我们也许不会显得如此不堪。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的先觉者，严复的第一反映，必然是内检自己国家、民众乃至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对西方文化的优长了解越多，对自身文化的问题也就认知越清，如此形成严复的第一个否定——通过内检式的文化对比，否定中国文化的现状，并深究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原因。却绝无否定中国文化之意。何以见得？首先，严复深爱中国文化，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这从他一生的言行以及“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的遗嘱中在在可见。其次，便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时，严复也只是主张通过富国强民，自强、自救来改变中国现状，以保证中国文化的穷变通久，绝无我们要走西方人掠夺、殖民、扩张的文化发展之路的意念。最后，他探索中国文化自救之路的过程，自始至终不离中国伦理文化本位。在引介穆勒的自由思想时，他过滤了穆勒自由观念中所包含的“趣味上的独特性”和“行为上的怪僻性”这一类东西，摒弃了他“视个人自由本身为一种目的”的目的论；在传播西方的自由理念时，他从来就把一切有关自由的新观念、新思想置于富国强民的总目标之下，合之则学则用，不合则舍则弃，比如他对卢梭“民生而自由”的扬弃；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崇尚“自由”，甚至急功近利地实行“自由”时，作为引进自由观念的第一人，严复却又发现了西方自由带给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端，特别是“一战”的爆发，更让严复认识到西方“自由”的“恶之花”——其为“害”之惨烈，远较老大的“惰性”与“暮气”之“害”更甚。
正是在打通了东西文化、全方位地比较了两种文明的优劣之后，才形成了严复的第二个否定——对于前一个否定的否定之否定，即通过以我为主、放开眼界的文化考察，发现西方文明之弊，并深究其历史文化根源，从而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走西方文明之路的可能性选择。却绝无闭关自守、否定西方文化之意。何以见得？首先，遗嘱中他劝勉子孙“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固步自封。其次，便是在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情况下，严复没有(也不可能)将西方文化从他的视野、思辨与文化坐标中彻底清除。他骂西方人三百年的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却仍是“回观孔孟之道”，希望“泽被寰区”而已；而不是一如今日西方一些学者和思想家们，一味将普适的自由主义向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中扩张，更不会为了自由而发动侵略战争。这样的文化对待，与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可谓异曲同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严复在探索中国文化自救之路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从西方文化中获益良多。可以说没有西方文化也就没有作为翻译家、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的严复。正是在对西方自由的所然和所以然的认识过程中，严复才抓住了“个人与群”这一关键问题，并最终道出“两害相权，己轻群重”这中国式自由的八字箴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八字箴言，不仅不是什么“复古”、“落伍”或“倒退”，反而正是他一生坎坷人生经历、艰辛思辨历程的总结，是他对西方自由观的否定之否定，更是他的自由观的升华——为中华伦理本位文化在东西方文明冲撞时代寻找到的一条大体可行的、穷变通久的自由发展之路。
篇2
(一)注重制度建设和教育引导相结合
“以生为本”管理理念的内涵是指要以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依法治校为基础，对学生实行“刚柔并济”的管理，既要严格管理，又要人性化关怀。学生管理工作繁琐复杂，成千上万的学生仅仅依靠教师的管理是难以达到效果的，必须依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法规。首先，高职院校必须对学生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建立全面、规范、可实践的管理制度。由于高职院校的学生多数自律性比较差，必须依靠严格的刚性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刚性制度并非硬管理，而是以学生为着眼点，注重制度建设和教育引导相结合。在具体管理时实行“严制度、软管理”，严宽结合、情理相济、以生为本，形成一种和谐、民主的学习与育人环境。其次，高职院校要实现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可续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因此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必须基于以人为本来开展。采用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多种资源，如网络资源、心理教育等对学生进行管理。
(二)注重社会需求和个性的有机结合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国家对于学生的培养往往具有统一的标准，还要借助制度来规范。然而由于学生的成长环境、经历、个性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管理过程中，既要注重规范，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要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这就要求高职院校的对学生进行管理时，必须坚持“以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的教育理念，要注重社会需求和个性发展。在具体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差异，教学目标、课程体系等都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基础，关注学生的人格、心灵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注重咨询保障和激励评价相结合
高职院校生源多数都是高考没有考上本科院校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比较不满，对未来比较迷茫，来到学校缺乏明确的长远规划。这些现象应该引起学生管理部门的重视，学生在学校学习这几年，并不是不让学生出事，而要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进行正确的引导。因此，学校必须建立相关的咨询机构和评价机制，为学校提供相关的咨询和保障服务。咨询可分为两类:心理咨询和就业咨询。高职院校应该建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为学生建立心理档案，不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对学生进行受挫训练、成功训练等多方面的指导。就业咨询是帮助学生对未来职业规划、自主择业等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应该从学生一入校就开始进行，及早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除此之外，学校也应该建立保障助学机制，为学生在学校的成长开展有效的护航。首先，建立选课指导中心，对学习迷茫的学生提供关怀和指导;其次，建立勤工助学指导中心，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开通勤工助学渠道，帮助学生减轻家庭负担。建立激励评价机制。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高职院校可以建立相应的激励评价机制，通过对学生进行物质或者精神奖励，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性。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必须针对高职学生的具体特点，根据学生未来职业导向的需求，重新审视高职院校学生知识储备和质量，引导学生今早对为未来职业进行规划。同时，评价体系必须能够有效的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对学生的学习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要改变传统单一考试的评价模式，实施笔试、设计、实践等覆盖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评价体系。
(四)注重人文精神与和谐环境营造相结合
高职院校主要是为社会培养高级技能型人才，因此高职院校对于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学生的动手和实践能力，忽略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更注重体现学生的情感、意志及综合非理性方面的能力培养;技能教育更注重体现学生逻辑、思维及认知理性方面的能力培养。在教育过程中，只有将人文教育和技能教育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高职院校必须做好下述几方面:第一，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高职院校的教师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技能和科研能力，还必须具有较高的人为素养，这样才能在培养学生过程中，不仅是学生知识的传授者，还要努力成为学生成长之路上的精神导师;第二，以专业技能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为核心，构建全面的人为知识体系。可以在学校开展各种讲座或课程，如:社交礼仪、心理健康等，扩宽学生人为视野，让学生感受到高雅的人文空间。第三，构建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在加强技能教育时，要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通过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将其融合在教学、实践中，为学生营造一种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校园环境。
二、结束语
篇3
顾 苏
摘要：本文对案例教学法在课程中的实施及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对案例教学法的指导作用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阐明了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恰当运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多元认知能力，多种学习交流的策略和可转换技能，对培养商务英语创新型人才的作用。
关键词：案例教学；案例分析；策略；创新思维；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4(2007)05－0062－05
随着社会对高校外语人才的需求定位为“复合型”“创新型”， 商务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除了培养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外，要求有运用外语在商务等各个领域从事相关活动的能力；同时强调创新精神的培养。所谓创新精神，要求我们的学生首先要有对新事物的求知欲望，并且具有独创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文秋芳2002)。这对我们外语教学的课程体系设立、课程内容和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标准。我院为中英合作国际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开设的是一门必修的语言技能模块的专业课，旨在培养学生切实有效的学习策略、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多元思维和技巧(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判)、创造性思维以及学生在商务环境中的各种沟通技巧与能力。它侧重于学习者多元技能，尤其是终生学习与交流技能的训练，是培养2l世纪理想型外语人才值得推广的课程。其中教学内容简要分为培养自我管理的学习策略和语言技能两大模块。
其中学习策略和语言技能并非完全分离，在培养学习策略的同时，语言技能也会有所提高，因为前者的提高是离不开具体的语言材料的；尤其是训练多层次学习技能方面，如综合分析信息和思维能力的培训，更是需要选取较好的文章作为设计练习和任务的素材。而其中的案例分析是两大模块的有机结合部分，是本课程的教学内容的全面总结，通过个案分析和研究，学生召开相关个案的模拟会议，各抒己见，讨论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并要求其笔试中对案例作分析、研究、评判。学生能否在考试中获取好的成绩取决于学生能否在案例研究中运用整个学年内学到的所有技能。此种形式的考试不但考学生的有关商务知识、数据的熟识程度，更是考核他们运用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一、案例教学法和其理论基础
1 案例教学法 教师呈现给学生的往往是公司商务问题的具体案例，需要学生通过研究相关材料并进行分析讨论、写报告等方法来决定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案例教学法中，所选案例必须是取之于实际存在于某个(或几个)公司或组织的真实问题。好的适用于教学的案例必须包含以下特征：(1)故事的时间顺序交代清楚。(2)矛盾冲突明显，问题急需得到讨论解决。(3)长短适中，但有普遍性，适合不同情景。(4)要求有原始素材(Honan et al，2002)。
2 案例教学法与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理论 7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信息加工理论对人的学习和大脑记忆有了科学发现。信息加工理论家认为，人的记忆分短时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而长时记忆又分多种，其中有意义的语义记忆往往以图式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大脑中。图式理论的重要原则是学习者只有依据现有的知识信息才能更好记忆和理解新信息(Anderson&Bower 1983)。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帮助学习者广泛吸收、积累知识和信息，并让他们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以便将新旧知识、信息联系起来，以构建新的图式，达到学习的最终目的。同时，以现代认知理论为基础的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教师不能仅仅传授给学习者知识，学习者必须主动发现信息并转换复杂的信息成为自己的。建构主义提倡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除了强调学生主动探索的研究性学习，它还提倡学习的社会性，学习者之间需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达到学习的目的(Slavin 2004)。而重视人类情感和价值的人本主义理论同时注重大脑认知系统以外的人的特征。它强调意义学习。意义学习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学习者的个人参与：即学习者不仅把个人的认知投入学习活动，个人的情感也对学习起重要作用；另外，学习是自我发起的，在外因的刺激下，人的内因，即要求发现、获得、掌握和领会的感觉更为重要。教师的作用是协助其获取知识，起到协助、中介、管理、导向、激励的作用。案例教学的运用正符合了以学生为本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教学理念。在课堂上，教师不再实行“灌输式”和“授收式”传统的一言堂教学手法，而是课前根据教学大纲中阐述的教学目标和任务，针对学生的需求精心设计教学材料，并组织管理课堂内外的教学，使学生最大程度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对商务案例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商讨，以完成预先设计的教学目标。
二、认知心理学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
对案例教学法运用于技能课程的指导意义
1 提高学生学习的驱动力，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为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策略、创造性思维以及学生在学习和商务环境中的沟通技巧与能力。学习策略包括多方面的学习者自我认识和管理，学习者的合作能力，多层次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学习策略培训贯穿在整个课程中，其中也包括了语言技能。按照认知心理学理论，要让学习者真正掌握学习技能/策略的运用，教师应该设立任务和真实的有意义的情景，让学习者有机会在与实际工作相仿的环境中接受指导训练，知道如何运用原有的知识和技能来面对现实中可能遇到的不同情况，解决问题(Slavin 2004)。因此我们在学年的最后几周安排了商务案例分析的内容，一方面巩固和检测本课程一学年所学内容，另一方面训练终生学习能力和可转换性技能。尽管在本课程的教学中，我们组织安排的教学活动始终是以学生积极参与为主，教师教授为次要的教学手段，但是案例分析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较为陌生的学习方法，并且对他们来说内容和形式都存在一定的难度，具有挑战性。为了让学生接受、了解和掌握此种新型的教学手段，同时为了让学生提高对此种教学法的重要性的认识，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内在主动性和学习效率，教师必须在开展案例教学前使学生了解其教学意义、特点，辅导学生如何实施案例分析。关于案例教学的优势和内容的介绍，我们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老师讲授，学生记笔记的灌输法，而是充分调动学生的现有知识结构和经验，组织四人小组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1)我们为什么要学会案例分析?(2)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我们要完成什么任务?
在学生开始讨论前，应鼓励他们大胆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提示他们回顾在其他中英合作课程中做过商务小项目和课堂教学任务。在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讨论后，让小组代表作简短的发言。老师在此不作任何品评，而是鼓励启发学生回忆旧知识，重新认识曾经参与过的活动。在讨论和发言的过程中，学生发现以自己的现有知识不能圆满回答老师的这两个问题，于是有了求知的愿望和内在需求，加强了积极参与以后老师布置的有关活动的内动力，
是人本主义提倡的意义学习的保障。接着，老师及时让学生阅读有关材料，用PPT或发材料，以帮助学生完成新旧信息的联系，建构新的知识。
我们的宗旨在于提高学生内在驱动力，最大程度刺激学生的学习需求感，让他们对探询知识有渴望和兴趣，当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学业和应付考试(外在驱动力)时，他们才能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活动，克服学习案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才有可能成为我们期望的理想的学习者，达到技能课程所设立的教学目标的要求。
2 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发展、培养无论是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还是遵循人本主义原则，都要求我们在安排和组织教学时有意识地树立和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精神。指导学习者用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信息，并运用本课程培训过的多元智能技能进行信息处理，最终目标是培养创新能力。实行案例教学法的开始阶段课堂内容和方法应循序渐进，这是决定以后案例分析的成败的关键阶段。教师的中介作用或脚手架作用首先体现在引导学生做一个相对小型的案例分析作为导入，为一周后相对要求较高的案例分析作好心理和技术上的准备。在这个阶段，教师也不仅仅是知识和信息的传授者，而是把案例所涉及的公司概况和经营、管理的有关详情以书面材料形式发给他们，内容既有文字，又有数据、图表等，让学生先自己去阅读和理解新的信息，然后教师提问，提问的内容先简单后复杂，即先问涉及客观事实方面的问题：如公司财务情况，盈利还是亏损，具体的运作情况如何等；然后再让学生考虑思考性的问题，作SWOT(strength，weakness，Oplortunity andthreat)分析。在试图回答这类问题时，学生发现自己必须具备更多的超出原先知识结构的信息，因此需要重构原有的知识。这时，教师提出让学生自己在课外找材料，熟识相似的案例，甚至可以给学生一些有关的参考书目等。为了相互交流信息、开拓思路，确定问题所在，教师组织课堂小组讨论和课堂大讨论。教师在小组讨论时应给予一定的指导和协助，但是切忌对学生的讨论作过多的干预。部分学生可能习惯了传统的教授式教学方式，希望甚至依赖教师提示正确的答案，作为案例课堂教学的指导者，应该提醒和重申学生作为独立学习者和思考者的要求和必要性。对于学生提出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和途径，不应该只简单地判为对与错，而应帮助其分析材料，评估学生是否掌握充分的可靠的信息，引导他们分析自己处理信息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以激发学生完成任务的愿望，帮助他们进行反思自己的学习策略，为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创造条件，有助于学生最终掌握解决问题的要领。
在小的案例完成后，教师应及时让学生在学习档案袋的学习日志中反思这一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包括学到了哪些方面新的知识和技能，本课程学习策略的掌握和运用程度，在案例分析过程中运用遇到的问题，如何在以后的学习中(包括大的案例分析中)扬长避短等等。要真正地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学习和研究精神，教师应该把更多的自交给学生，而且将案例分析与考核结合起来。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依靠自己的独立探索和同伴的合作互助。因此，在正式的案例分析研究中，我们一开始给学生提供一定量的相关背景阅读材料，但是与第一个小型案例不同的是，我们更多地让学生自己找有关案例的大量原始素材和相关的业务信息和商业规则，要求学生运用多层次学习技能，即在理解材料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这需要作大量的笔记和阅读；然后让学生在班级和小组讨论中设计老师可能提出的有关案例的基本信息和思考性问题，换句话说，让学生站在考题设计者或案例辅导员的立场思考问题，教师这时候充当评价员和反馈者的角色。这样，学生的参与程度更高了，为了提出有效的问题和找到解决问题方案，他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发挥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找寻资料，主动寻求同伴和老师甚至其他人的合作互动，不断积极反思改善自己的学习和交流策略，在找到可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后，他们还需讨论、评审、决定最佳方案；在互相合作和辩论中，进一步巩固和改进交际策略，锻炼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语言的交流表达能力。教师在这个阶段的中介作用是，随时帮助解决和指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策略性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者。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前准备，学生的综合素质明显有了全面提升。最终，在笔试中，教师设计的问题以思考性问题为主，不仅考核学生对案例中商务内容的熟识程度，更大程度上考核学生的思维创新和解决问题的技能。考试中，学生可以把所研究的材料和笔记带进考场，但由于问题的设计更多是开放性的，而且考试前反复强调考试考核的不仅是案例内容，更是学生掌握本课程的内容和技能，包括对信息的理解和利用能力，任何一种抄袭笔记行为将有可能导致考试的失败，因此考试结果能够监测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成果。
三、结语
篇4
LiaoManChen
(luoding polytechnic art luoding athletics guangdong 527200)
摘要：以人为本观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新时期重要的教育理念。要在高职钢琴教学过程中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以人为本的”的理念，就必须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具体可以从教学目标定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展开。
关键词：以人为本 高职钢琴教学 科学发展观 工学结合
Abstract: it is with the person this concept is the core of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lso is the new period of important education concept. To higher vocational teaching process in piano for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reflect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it must carry o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the concrete can be in the teaching goal orientatio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reform such aspects.
Keywords: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piano teaching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中图分类号：J6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以人为本理念与高职教育
以人为本的思想起源于15―16世纪，是马克斯提出的一个基本哲学命题，早期主要运用于企业管理实践，是重要的企业管理思想。其寓意是企业管理要把人，即企业成员作为经营的主题目标，企业的管理要充分尊重人，依靠人，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以人为本思想从经济到科技、教育，直至成为我们党新的执政理念，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教育领域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理念，即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应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基本原则是教育必须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
当前，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并逐步扩大其影响力。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形式的高职教育，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形成新的教育教学理念。那么，在高职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如何体现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呢？这是科学发展观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很快，学校和学生人数迅速扩大，如何避免本科“压缩饼干”式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形成真正有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是每个高职教育工作者都必需思考的问题。
2以人为本理念下的高职钢琴教学改革
2.1 职业导向，在培养目标上体现以人为本
教育部在关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意见中明确指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从这里可看出，高职音乐专业培养的是普及型、实用型的音乐技能型人才，其教学体系的构建应与具体职业紧密相连。结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高职课程目标的设定应该面向学生最实际的需求，要把增强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要特别强调培养关键职业能力和基本素质的培养。 因此，高职院校音乐专业钢琴教学的培养目标应是积极面向钢琴产业的培训市场，掌握实用的钢琴弹奏技巧和综合应用能力的职业音乐人：即合格的陪练老师，学琴儿童的启蒙教师，幼儿园、各级群众艺术馆、文化宫、少年宫、妇女活动中心，私立艺术学校、艺术培训中心、琴行等培训的钢琴老师等。高职钢琴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在这些岗位上适应和发展的钢琴基础能力，并围绕这个人才培养定位来进行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设计。
2.2 实用为主，在教学内容上体现以人为本
高职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教学内容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是否为其所需要并能为职业发展提供帮助，是评价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当前的钢琴教学过于强调音乐理路基础、基本的动作规范等，但实际上很多东西在今后的工作中用不上。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要实现教学内容上的以人为本，实用性是最主要的，即兴伴奏能力和视奏能力是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重点训练的。
2.2.1 即兴伴奏能力的培养
即兴伴奏是指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临时根据主旋律配以丰富的和声和音型，边创作，边用乐器伴奏。传统的钢琴教学多以练习曲调、演奏为主，大多采用小课授课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独奏能力。而事实上即兴伴奏是学生工作中最常用和使用的一种技巧，学生在这方面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技能。
2.2.2视奏能力的培养
视奏是将乐谱上的符号转化为手指上的演奏动作的行为。视奏能力是钢琴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能力。通过视奏训练，学生可以大幅度提高练习和演奏的效率。在实际工作中视奏的快慢会影响观众的评价，是评价工作能力高低的重要表现。
2.3 工学结合，在教学方法上体现以人为本
高职教育应以能为“本”，而职业技能的提高依赖于实践，“工学结合”是培养“本”最重要的途径。教师应以通过多种途径多为学生创造实践、表演的机会，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真实技能。
2.3.1 顶岗实践
即把学生放到真正的工作岗位上去锻炼技能，这是提高技能最有效的方式。具体可以把学生安排到钢琴培训实践基地、或是社区活动中心去，让学生参与钢琴培训、教学、演奏活动，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也可以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参与实践，培养工作经验。
2.3.2上台表演
上台表演是对学生综合技能的考验，不仅考验学生的技能，也考验其心理。教师可利用自己的资源，给学生创造上台表演的机会。大型的如文艺晚会，汇报演出等，小型的可以是班级的汇报会、演奏会等。节目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应尽量围绕着即兴伴奏和视奏能力来设计。在组织方面，如果学生没有单独上台的能力，也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2.4 全面发展，在教学理念上体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理念要求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钢琴的教学除了要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外，还要遵循终身教育的思想，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音乐不是简单的机械重复操作，而是一种艺术。钢琴家李斯特指出“音乐是不借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是纯的感情与火焰,它是从口中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学弹钢琴不仅是技艺训练,同时也应是审美教育。教师应通过教学，让学生在演奏、欣赏优美音乐的时候，通过音乐的潜移默化作用，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培育艺术鉴赏和审美的能力。进而产生精神品质和情感心灵的升华。这种思想和理念，会影响学生的成长，提高其人生境界。
3 小结
高等职业教育要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目标，首先应该明确以能为“本”，抓住“本”，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高职的钢琴教学，应该关心学生核心利益，采取针对性的方法培养学生即兴伴奏、视奏等核心职业技能，改革教学方法，强调“工学结合”，同时使用终身教育理念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当前社会的要求，并能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成长，成为适应社会变化的、全面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 黎庶尧.新世纪钢琴教育之我见[J]. 知识经济. 2011(11)
篇5
（一）、政治学科教学中德育片面发展
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中的德育还存在一些片面发展，表现在:第一，偏重智育，轻视德育。以高考为指挥棒，以应试教育为核心，以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学生，有才无德的学生也被认为是好学生；第二，过分强调道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道德品质形成过程；第三，只管学生在校的表现，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第四，重视所谓“优生”，漠视所谓“差生”[1]。政治学科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表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政治课教师不注重思想观念的革新，德育方法因循守旧
有些政治课教师不参加培训进修，拒绝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理论与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教学中只能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不能把传授理论知识同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结合起来，不能用恰当的理论阐明具体的事实，不能用生动的事例来感悟、激励学生理解知识。而德育方法单一，依旧是集中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内心的需要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这样的观念与德育方法很难使学生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
（三）、教材单一，未整合其他德育资源
目前的政治课本大部分都是人教版的，过于单一，未立足于本校实际，没有乡土性教材，这样在教学中势必会与学生的实际脱离，致使教育的实效性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中也没有充分整合特殊的节日资源，例如，一些传统的节日、法定节日、历史人物的诞辰、历史事件纪念日等节日资源，这些资源蕴含了丰富的德育资源。德育也应该与家庭教育、社会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政治课德育的功能。
（四）、政治课德育实践面临困惑
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目标与学生的道德实践严重脱节。本来应当是充满生机的德育变成了没有主体能动性、枯燥乏味、令人厌烦的说教，这必然会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与教育行为的排斥，也收不到良好的德育效果。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在利用科技时，丢失了自我价值与精神，导致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这些负面结果给政治课的德育实践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立足现状，优化政治学科德育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通过政治学科对学生进行的德育遇到了上文提到的一些问题与困惑，为了促进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作者在总结多年政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学校德育资源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一）、立足现状，以学生为本，优化政治课德育目标
课堂教学是政治学科教学的主要方式，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主要途径。在进行德育时，要使德育目标与学生的实际、政治知识内容体系相一致，不能使德育与政治理论知识失衡。要处理好智育与德育的关系，发挥政治学科的德育优势，把政治理论知识教学与德育结合在一起。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制定德育目标，例如在进行价值观教学时，既要依据教材，使学生树立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德育目标，还要以学生之需为本，对学生进行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的道德教育。充分挖掘教材德育潜力，依据教学计划确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内容与目标。
（二）、提高教师素质，运用灵活的德育方法
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使命感，还要善于吸纳新知识。为人师表，通情达理，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从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识别和抵制形形的错误思潮，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德育工作中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和方式的运用，切忌空泛、虚假、唱高调。要将理融于情中，使学生对所接受的教育可感、可亲、可信[2]。
（三）、理论联系“热点”，加强德育的实效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既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生机、活力，也冲击了部分人们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政治教学中，要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社会的“热点”、“敏感点”联系起来进行讲授，能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增强良好的德育意识，反之会使学生产生逆学心理。
（四）、创新德育方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良好的德育方法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教育、自我教育的习惯。而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有规律性的，都要经过知—情—意—行的发展过程。德育实效性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对教学方法进行革新，以下是创新的德育方法的例子：
1、事例结合法。
就是在讲某一知识点时，为让学生很好地理解知识并进行德育教育，而与有关的事例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最重要的是选取的事例是可以引发德育思考的事例，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教学达到智育与德育的目标。例如：在讲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的特征时，可以结合当今贸易保护主义的例子进行教学，使学生既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加强了道德建设。
2、社会实践法。
学生由于不太了解生活，致使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因此教学中让有条件的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让学生去接近生活，了解生活，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例如：社会调查法。在讲到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时，对学生来说较为抽象。因此让学生去进行社会调查，在社会上寻找真实的例子，以此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进而为下一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教学铺路架桥。
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不仅有以上两种德育方法，还有故事导入分析法、远行德育法、讨论法、辩论法等等。
（五）、把德育寓于政治教学各个环节,做到德育系列化
政治课教学是由备课、上课、辅导、考试等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要加强政治课的德育实效必须把德育寓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德育做到经常化、系列化。备课，要结合教材内容确定德育要求和德育方法。课堂教学。要把知识教学和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去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课外辅导和考试。在课外辅导中把德育寓于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中,学生既感兴趣,又能收到较好的德育效果[3]。
篇6
制度法理学具有浓重的法律社会学色彩。这归因于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
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反复强调：“法律科学如果不考虑社会现实，那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希望，这将被认为是我们整个研究方法的根本的主导思想，尽管我们本身在本书中和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主要属于哲学的和逻辑的性质。”24.“一种旨在认识法律现象-而不是停留在一种静止的对可能的体系中的逻辑关系的概略描述上-的法律理论必须研究规范体系在其社会现实中的实际存在。不考虑社会现实-它相当于与规范的存在方面-的法律科学是不可思议的。”25他们批评纯粹法学派和类似的法律理论家把法学的认知限于理解和解释有效的法律和把关于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律制度在其中运转的社会情况的思考排除于法理学之外的做法，指出人们不应对法学研究的理想的范围持过分狭隘的看法。除分析方法之外，确实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和重要的研究法律程序的方法，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在一些方面，法律只能被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现象。因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谨慎地严格地按照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行事。分析的、逻辑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不是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在某种意义上，二者都是对另一方的检验，从而可能或者证实或者削弱另一方的结论。只有我们能够创立对两方面都合适的而且协调得很好的理论，我们才能有信心说二者都是正确的。”26总之，“法理学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法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共同事业。”27
三、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
在法学史上，无论法哲学体系如何复杂多样，每一个体系都必然包含有作为其理论体系基石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对本体论，通常的解释是：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关系和规律的学说，或者说是关于存在的科学或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大体论叫“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变化之根本原因和根本依据的学说。有时也与本源同义，本源指世界的来源和存在的依据。按照德国学者R·莫察克的观点，“在事物的进展中确立基本的东西，在知识的相对性中找出常存的东西，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体论的目的。”28本体论决不是什么纯粹思维的反思工具，也不是为了仅仅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而是体现某种精神独创性的哲学思维过程及其理论表现。本体论所关注的乃是存在者的本源、性质、规律和关系。它的理论指向在于为人们解释世界提供可以遵循的出发点，为界定存在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提供理论支点，从而确立经验世界的哲学理论系统。对于法律现象来说，法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是法律现象存在之根据或存在之意思，亦即“法律现象是什么”或“法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基本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西方法学史中不同的法哲学体系。制度法理学正是以其独特的法律本体论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大厦。制度法理学的本体论可以概括为：法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我们用来为我们的理论方法命名的那些词语，反映了我们想要提出的大体论的观点。我们主张，法律的和其他社会的事实是属于制度的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的东西。”29
制度性事实，“这是一个既普通（因为每个人都说法律是制度上的）又含糊（因为没有人非常清楚它的含义）的命题。在我们弄清‘制度’和‘制度事实’的概念以前，这个命题将一直是这样。”30
（一）制度概念
“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常识性用语。通常人们在下述意义或之一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1制度指容纳人们的组织或机构。其中又分为收容某些处境相似的人的机构实体与处理社会关注的主要利益和问题的组织实体。前者如医院、监狱、精神病收容所、少年管制所等。这类机构被称之为“全控机构”，其目的常常在于有效地改变被收容者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后者如家庭、政党、教会、国家等。这类组织是社会的结构成分，通过它们组织起了必要的社会活动。人们对这些组织有一种使社会生活主要领域获得整合、秩序和稳定的高度的社会承诺，这些组织为社会关系和利益的明确化提供了必要的形式。
2制度指相对稳定的规范或行为模式，例如社会惯例、宗教教规、政党纪律、国家的法律等。它们或者是自发形成的，或者是有意制定的。由于它们具有形成认同的作用，通过能量和社会利益的投入，人们依着于它们之上，于是实现社会活动的制度化，即达到了某种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括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
随着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组织与规范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例如，政党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也是用以挑选领导、作出决策、组织竞选、领导社会力量的一整套行动规范和程序。所以习惯于在两种意义的综合上使用制度一词，用以表示并促使人们注意存在于人类现实或社会现实与运作的思想-规范体系之间的结构上的关系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
制度法理学或制度法律实证主义中的“制度”与上述任何意义的制度都不尽相同。麦考密克指出：制度这一术语的与法律有关的用法与法学家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概念不大相同。人们经常把某些类型的社会制度或亚制度体系（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孤儿院、体育组织等等）也称作“制度”。这些是由人们组成的组织，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从事活动，我将把这样的组织称为“社会制度”。它们与法律的制度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法律制度的维护特别有赖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或其中的行动，有赖于由制度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的行动，它们的所指是不同的。麦考密克还指出：“哲学意义上的制度（和制度事实）显然与规则有某些联系，并不与规则等同。”31 “制度及其实例并不是作为（比如说）独立的客体存在于世界上的。正如我们在这里强调并在本书其他地方一再重复的那样，它们存在于规范或规则的背景中，并为着规范或规则而存在，这些规范或规则（以复杂的组合形式）各自对人在社会背景中的行为赋予意义、使之合理、加以调整或甚至予以认可。”32对于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来说，“规范（连同其他‘实践资料’例如价值、目标等等）和个人行动或社会安排就它们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性质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33根据魏因伯格的分析研究，制度的普遍意义或关键要素如下：
（1）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可表征为个人的行为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是制度存在的领域；制度使得相互作用（关系）成为可能，同样它本身又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2）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概念是与制度化概念相连的。制度表示某种程度的稳定性，行为方式的确立，具有相对连续性的生活标准或方式。它们构成了个人行为的指南，也构成了社会现实的要素和每一种社会活动的基础。
（3）制度包括实践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实践信息系统这个核心，制度是难以想象为一个实体的。不管个人或集体是否持有某种价值观念，是否具有作出明智决定的能力，有效的行为、学习过程和各种形式的相互行为都依赖于行为动机和规范在某种程度上的固定性这个前提。因此，制度不只是保障有规律的行为程序和个人在共同体中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也永远与应当-规则的确立相连。
（4）制度的进化与社会存在导源于人们的相互交往、角色组合与行为主体中间的价值协调性。价值协调不等于价值一致。只要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相互容忍，拥有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有理性地生活在一起并组成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所以，制度只能存在于价值态度的多样性和对不同价值的容忍基础上。
（5）制度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制度化的规范性规则体系，和（或）以特殊制度的具体实例存在。比较：（a）婚姻即是一个由规则所规定的法律制度，这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一个可能的个别婚例；（b）某一具体婚姻即是指某一特定的男性与某一特定的女性之间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关系。
（6）作为规则，制度有某种组织性的结构。机构表明通过其功能相互联结的人的和事实的因素的存在。例如，一所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实体，是由建筑、家具、设备、图书、教职工等组成的。在其中，可以看到行为的规则和应当-关系（如调控其成员行为的规则和为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规定的秩序）。机构也是一种制度事实。
（7）根据制度法理论和制度法律实证主义，制度或者是制度化的规则体系-在此场合，它是法律或其他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由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和与制度或制度所涉及到的与人联系的客体共同组成的社会实体。人与制度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关系不仅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行为关系，而且常常为实践信息、应当价值和价值准则所决定。
（8）人们可以把制度比喻为某种“独立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正确地把制度说成是客观现实。
（9）制度是与某个关键概念紧密联系的，正是这个关键概念赋予制度以特征，决定着它的存在和发展。这个核心概念经常被人们抽象出来，以得知该制度的根本特征。当然这个核心概念是可能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公司的建立是为了通过满足经济需要而获利，但公司也可能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权力力量。34
（二）制度性事实
“事实”这个概念在“制度性事实”命题中具有指称意义。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的“制度性事实”概念来源于英国语言哲学家安斯库姆（G.E.M.Anscombe）和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J.R.Searle）的观点。这两位哲学家把世界上的事实分为两类，即纯物质性事实和制度性事实。纯物质性事实（或原始状态的事实，或纯物理性质的事实）只与物质世界的有形存在有关，即是说，与组成物质世界的物质客体的存在有关。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感官知觉能够达到的，而且其中的物体有某种空间上的位置和时间上的延续。这些事实丝毫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人类的传统或人类的努力。它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传统和努力规定条件，而不是从传统和努力中产生的结果。由于纯物质性事实完全不包括意识因素，也不受意识作用的影响，由此可以用纯粹的行为描述对纯物质性事实进行外在的描述并且可以用陈述句对之加以表述，由此方式（即唯知方式）便可以达到对纯物质性事实的认识和表达。
制度性事实则是另一种事实，即作为人类实践活动或其结果的事实，例如国内法领域的合同和婚姻，国际法领域的条约和国际机构，社会和体育生活中的比赛和竞赛。这种事实被称之为以人为条件的事实（humanlyconditioned fact）。例如，两个人签订某种协议后，就存在一个契约；两个人完成某种仪式后，在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直持续到死亡或离婚为止的婚姻关系；某些政治家达成某些协议并签署文件后，在他们所代表的国家间就存在一个条约-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可被表述为正确命题的事实。但是，这种命题之所以正确，不仅仅是因为它描述了物质世界的状况和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解释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基于人类惯例和规则的事件。所以，事实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才有意义，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故可称这种事实为“制度性事实”。而规范不仅是思维的对象（客体），同时又是现实存在的，具有现实性。所以，魏因伯格指出：“制度性事实-如法律制度-是以某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的事实：它们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同时也作为社会现实的要素而存在。只有当它们被理解为规范的精神构成物而且同时被认为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时，它们才能得到承认。”35所谓规范结构，是说制度性事实是一种“理想结构”，它并不直接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作为观念实体对现实发挥作用，其观念性表现在它不存在于空间之中，从而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也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行为观察来确认。
麦考密克更明快地指出，制度性事实是行为领域中的一种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不仅取决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或出现了什么事件，而且也取决于适用于这些行为或事件的规则。这就是说，只有按照规则或规范所规定的方式行为或出现，一定的具体行为或具体事件才能造就一定的事实；反之，这一事实便不具有它所应有的现实规定性。由此，制度性事实并不仅仅是一定的现存之物，而且它还必须具有规则赋予它的意义或现实规定性。
（三）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性事实
为了理解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对于法律因素进行分解是必要的。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有许多分解模式，其中哈特和拉茨把法律分解为赋予权利的规则和设定义务的规则，是法哲学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分解法。而使用制度的术语，连同它的含义，对于把法律分为两类规则的设计来说是重要的。“我认为如不以‘法律的制度’（institutions of law，在我使用该短语的意义上）为参照，是难以令人满意地或清楚地作出这种区分的。而且我认为以法律的制度为参照，还可以弄清其他的同样重要的区别和联系。”36什么是“法律的制度”或“法律的制度事实”呢？合同、所有权、信托、证据、无遗嘱的继承权、法人、人格、赔偿义务、抵押、婚姻、宣告破产、无罪推定等概念都是法律的制度或制度事实，它们把法律体系分解为一套套互相联系的规则。麦考密克指出，理解它们是理解法律理论的钥匙之一。这些概念都表示这样一些事物，这些事物从法律的意义上看，经历了时间上的存在。合同、所有权、法人和婚姻有时间上的存在，尽管没有空间上的存在；它们是由于某些行为的实施或某些事件的发生而设立或制定的，而且它们继续存在，直至某个新的行为或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为止。它们的重要性在于，法律上的权利要求和法律上的义务都是由于合同、所有权、法人、婚姻或诸如此类的存在而产生。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是由于某种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后果，但它们也由法律规定为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
所有这些概念或制度都有以下三个共同的特点：（1）对每一个概念而言，当一项合同、一项所有权、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产生时，法律就作出规定。即是说，法律规定，当发生某种行为或事件时，就会出现有关的制度的具体实例，因而我们才可能用一个独立的法律规则的形式来表述对于这些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来说所必须的条件。举例来讲，只有在两人之间就某事达成协议时，一个有效的合同便存在于他们之间，这样的规则就是“创立规则”（institutive rule）。（2）正如合同的情况一样，每当一项信托、一项遗嘱等存在时，法律就会有效地以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方式产生出不是一个而是一整套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产生的后果而言，可以认为法律包括一套规则。每一套规则都可被构想成如下形式：“如果一个信托存在，那么……”，“如果一个遗嘱存在，那么……”等等。推而言之，每一个制度都有一套规则。这种规则可称之为“结果规则”（consequential rule）。（3）既然任何这类制度的实例的存在是因为一个创制行为或事件的发生，而且由于它被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并产生法律后果，那么，对法律来说，还有必要规定它在某个时间终止。例如，关于解除合同、终止信托、解散公司、离婚等的规定。这些规则可称之为“终止规则”（terminative rules）。麦考密克还以合同这一制度为示例。他说，一项合同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一系列法律规则在概念上规定了什么是合同，履行了什么行为或发生了什么事件才使合同得以创立（创立规则）；由上述方式创立的合同在法律上有什么后果（后果规则）；由什么样的行为或事件才使合同解除（终止规则）。其次，是由于在现实中发生了规则规定的事件或者履行了规则规定的行为。总之，“‘法律的制度’这一术语应被理解为意味着一些由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调整的法律概念，调整的结果是这些概念的实例被适当地说成是存在一段时间，从一项创制的行为或事件发生之时起，直至一项终止的行为或事件发生时为止。”37这表明，任何一个法律上的制度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也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一套规则或规则组合，是一个活动过程。
麦考密克在作出上述论述之后，指出：法律在两种意义上是一个制度现象，一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说它是制度现象是因为它是由一套相互作用的社会制度以各种方式制造、保持、加强和改善的。二是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意义上，法律意味着一套规则和其他规范，这些规则和其他规范被认为调整这些社会制度并被认为是由这些社会制度付诸实施的。我的建议是：“法律工作者使用的制度的术语只能被理解为在复杂的成套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之间起组织和联系作用的术语。而且，正是主题的这种复杂性为这种术语的继续使用提示出一个有力的、实际的理由。尽管合同法或公司法可能不像人们目前解释的那样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解释它们而不提到合同或作为法人的公司的存在（把这种存在视为创制事件的结果和一系列进一步的法律后果的条件，这些后果一直持续到一个终止事件的出现为止）的话，它们将是不可想象得更为复杂。”38制度的概念及其实例之存在的全部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解释法律时达到两个可能相互冲突的目标：一方面，我们能够把法律材料的复杂实体分解为比较简单的一套套互相关联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能够以一种有组织的和普遍化的方式看待巨大的法律实体，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堆七零八乱的东西。”39关于法律的制度的性质和意义还可以从制度与规范的关系上来理解。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都指出，制度的存在离不开规则。“制度-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可能是制度的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这要取决于有关的机构将规则的发展或进化加以概念化的方式。”40正是因为规则的存在，既定事件发生或既定行为的履行才会导致制度实例的存在。例如“世界杯”足球赛，也许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举行着足球比赛，但如果没有国际足联的规则（包括构成国际足联的规则，创办和组织世界杯赛的规则等），“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足球赛。制度概念的存在与既定的规范体系密切相关，并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在该体系内可能存在。41魏因伯格为此目的还详尽地阐述了规范的现实性：（1）规范存在于人类意识领域中，在意识里有义务地感觉这类东西，即某事应变为现实的意识。习惯、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的支持者感到它们是应被遵守的，于是人们有了对义务的认识。当然这种义务不一定为观察者所接受和期望。（2）规范在人类行为中有诱发动机的功能。这种功能发生的方法很复杂，它是一个与人的存在密切相连的奇妙过程。规范意识包括行为模式图，个人在行动时往往遵守这些行为模式。-这部分是因为它们是被自愿接受的，部分是由于人类社会中的模仿本能，部分是由于假如违反规范就会受到强制的威胁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一些因素。（3）在现实中，有效的规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并不仅表现在履行规范这一现象上，规范性规定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结构有着广泛的、间接的影响。人们在估价规范的全部影响时，不必仅仅根据实现还是违反法律这样简单粗疏的尺度来作判断。不只是像规定利率或者进口税和对市场进行调控这样的经济法规，才会产生出复杂的社会影响。无论在哪儿，人们必须考虑规范的一系列复杂后果。（4）在许多规范领域-也许最突出的是在法律域-规范的实际存在是与如政府、法院、立法机关等社会组织的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家机器的直接可观察到的运行和操作，对于认识规范的实际存在是重要的佐证。（5）规范的社会现实性清楚地体现在符合或违反规范的行为将产生肯定性或否定性的社会后果这个事实中。社会（规范的创制者）对违反规范者作出的反应，既有由规范事先确立的后果，也有不为规范所规定的后果。这些没有明确规定的违反规范的后果，由于是分散的，乃是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制裁形式。42
注释：
1 N.MacComick and O.Weinberger：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New Approaches to Legal Positivism，（以下依照原作者的习惯，将本书简称为“ITL”）P.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2 ITL， p.2
3 ITL， p.27.
4 ITL， p.6
5 ITL， p.6
6 ITL， p.44
7 O.Weinberger； Law， Institution and Legal Politics-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Leg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以下简称“LILP”），p.29， Kluwer Publishers， 1992.
8 ITL， pp.116-117.
9 N.MacCormick； Legal Right and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1982， p.18.
10 LILP， p.111
11 ITL， p.45.
12 ITL， p.8.
13 ITL， p.114.
14 ITL， pp.116-117.
15 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6 ITL， p.10.
17 P.M.S.Hacher： Hart‘s Philosophy of Law， P.M.S.Hacker and J.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Essays in Honour of H.L.A.H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2-28.
18 ITL， p.135.
19 ITL， p.17.
20 ITL， p.94
21 ITL， p.44.
篇7
论文摘要：课程设置作为教育教学的前期准备工作，对整个教学过程意义重大。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兴专业，课程设置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本科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必须对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一、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发展概况
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教育初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为适应卫生事业现代科学管理的需要，在全国建立了7个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和5个卫生管理干部学院。此后，全国各地职工医学院和普通医学院相继建立了卫生管理院系，到20世纪80年代末，卫生管理教育机构已有33个。目前，基本上各医学院校都设置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总体上讲，我国的卫生事业管理教育是从卫生管理干部培训起步，发展到逐步开展成人学历教育的卫生管理干部专修科，而后发展为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学位多个层次的学历教育。
开展卫生事业管理学位教育，对于培养新型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进步，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也不断修正，以适应当前我国卫生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原则；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随着法治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设置法律课程有助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提高学生的能力。作为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者，必须对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全面的了解，增强法制观念，这样才能保证依法行政，保证卫生组织的经营方针、经营措施等合法、合规，因此法律课程在卫生事业管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愈加凸显。通过系统的法律教育，使学生由自发的、零散的法律心理上升为自觉的法律意识，为将来的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课程设置中将所开设的法律课程与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有机结合，也成为本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设置及分析
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课程的设立和安排，主要规定课程类型和课程门类的设立及其在各年级的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并简要规定各类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课程设置主要包括合理的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是一定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一定学校课程计划中的集中表现，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作为培养从事卫生事业管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的专业，在设置课程时，应有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当前，很多学科的知识是互相交叉的，在课程设置时应删除重复赘述的内容，不贪求容量多而要求内容实。唯有课程设置适当，才能为学生后天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对全国十几所高校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所开设的法律课程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目前该专业在法律课程设置上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法律课程所占课时较少，一般占总课时的7%～15%，只有极少数学校能达到20%，这就造成整体课程体系单薄、结构失衡。
2.法律课程内容单一，对法律基础课重视不足。由于受总学时的限制，法律专业课程只开设了应用性的课程，相关基础学科开设较少。此外，还存在基础课缺位或大量基础课被合并讲授等现象。
3.课程结构设置包括课时安排、上课次序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科学性，容易给学生的学习造成人为的障碍，不利于学生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学习、理解课程内容。比如，某高校将《公务员法》作为一门课程安排了36个学时，课时安排畸重，可以调整为18学时或者将《公务员法》调整为《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又如，有的学校将《经济法》安排在《民法学》之前，显然违背了法律学科的发展规律，无助于学生理解课程之间的渊源关系，容易使他们混淆各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主次地位。一些高校将大量的法律课程同时安排在第三学年，但由于第三学年其他专业课的课程量也非常大，学生学习压力大，而且同时开设几门分量很重的法律课程，学生的接纳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三、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法律课程的重置
1．完善课程内容，加大法律基础课程设置。除《宪法》外，加设《法理学》《行政法》《刑法》等基础课程，共学习《法理学》《宪法》《民法学》《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等8门课程。由于《经济法》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部门法，建议在讲授《经济法》时重点讲授《保险法》，以达到突出重点的目的。此外，可在第四学年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选修课纳入学习范围，这对此前所学的《民法学》《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是一个融合复习的过程。
2．增加必修课科目。目前很多高校选择将法律课程作为限选课。限选课给了学生选课的自由，但也容易造成学生因主观判断能力较弱而在课程选择上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知识结构的构建。本专业应将《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列为必修课，以达到强制本专业学生学习构造法律基础课程的目的。
3．调整课程结构设置。可将课程整体作出如下设定。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宪法》（限选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法理学》（限选课，36学时），《民法学》（上）（必修课，36学时）；第二学年第二学期：《民法学》（下）（必修课，36学时），《民事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刑法》（上）（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刑法》（下）（必修课，36学时），《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必修课，36学时）；第三学年第二学期：《经济法》（限选课，36学时），《卫生法》（必修课，36学时）；第四学年第一学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选修课，18学时）。
这样设置主要有以下优点：（1）适当安排各课程课时。在所选定的课程中，《民法学》《刑法》作为最重要的两大部门法，所占课时均为72学时，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的持续时间和课时数基本能满足教学要求，且学生学习压力不会很大。《宪法》《法理学》《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分别占36学时，由于《宪法》《法理学》理论性较强，且开课时间靠前，学生初次接触法律课程，所以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向学生灌输法律思维和理念，为使教学达到“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效果，安排36学时。而《民事诉讼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卫生法》虽然内容较多，但由于此前已有《宪法》《法理学》《民法学》等课程作基础，加上这几门课程程序法较多，记忆内容多于理解内容，所以教学速度可以稍快，安排36学时。（2）调整开课时间及次序。本着“先基础、后专门、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遵守“循序渐进、逐层推进、构造金字塔形”法律框架的标准，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始，依次学习《宪法》《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经济法》《卫生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法律思维，构造科学的法理框架体系。而主要课程被均匀分配在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不会影响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以及消化吸收法律课程的能力。
四、结语
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未来的卫生事业管理人才需要有扎实的法学基础和广泛的法律知识，这就对法律课程设置的系统化、综合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应本着“短时、高效”的原则，在有限的课时里、有重点地选取部门法作为法律课程的内容，尽可能在数量有限的法律课程中扩大覆盖面，达到基础法和单行法兼顾、搭配合理的效果。在教学内容上，应时刻把握知识的新动向、新发展，使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此外，法律教师在选择教材时也要注意优先选择优秀教材，并可采用多媒体教学，使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方式相结合。总之，要统筹安排课程设置的各个环节，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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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学人道主义理念：从传统到现代
医学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伦理思想的进步和人类对生命认识的转变。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及其医学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一个以美德论为主体，兼有义务论和生命神圣论的伦理学体系。希波克拉底时代落后的生产力与医学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的人道思想是以_种以医师美德为主体的义务论的思想模式，西方基督教统治时期则必然地产生一种“邻人之爱”的普世的人道主义传统，而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必然地视人为机器，从而产生一种“机械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方面人格的严重分裂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人道主义灾难，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以红十字运动为代表的国际人道主义合作，出现了众多的医学人道主义楷模，使人道主义精神达到历史的顶峰。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二次世界大战人道主义灾难深入反思的成果。
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加速度进入医学领域，使医学诊疗水平迅速提高。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为医学科学开辟了新领域，_系列新的技术对传统的伦理原则产生了冲击，原有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对传统人道主义的理解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医学的现状，于是，以对新技术应用的道德问题的深层次反思为宗旨的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新形态——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
2生命伦理学：对新技术的全面审视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与1969年海斯汀中心(TheHastingsCenter)在美国的建立直接相关。该中心自称为独立的、超党派的和公益的研究机构，其任务是为对个人、集体和社会造成影响的健康、医疗和环境问题建立基础的伦理议题[2]。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世界知名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之一。之后，双月刊《海斯汀中心报告》的出版(1971年)、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的建立(1971年)、《医学哲学杂志》创刊(1975年)、《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出版(1978年)成为生命伦理学迅速繁荣的标志。从体系结构来看，生命伦理学基本上是围绕以下四个维度展开的：伦理理论基础、问题、原则和技术。
2.1理论基础
任何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生命伦理学也是如此。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至其产生时，各种伦理思潮已经成熟并相对固定，因此各种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均可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基础，对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纵观当代生命伦理学各种学说，RobertF.C.[]认为，对生命伦理学理论产生直接或潜在影响的伦理学理论大致上有伦理相对主义、神命论、伦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结果论、康德的义务论、美德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等。
其中，神命论是一个渊源最为久远的古老话题，道德善被定义为“神的命令”，道德恶则被定义为“神的禁令”。当今的西方世界，经过改良的“神命论”仍然是我们克服科学至上思维的最为有力的道德工具。美德论和义务论来源于传统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理论与实践。伦理相对主义(包括个人伦理相对主义和文化伦理相对主义)，颇具“后现代”意蕴，给人一种“无标准”的“标准”、“无原则”的“原则”感觉，但在当代伦理学实践中，其意义还是不可小视的。
伦理利己主义建立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行为的正当性可以归结为一个行为的正当仅仅看它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自我利益。功利主义则是典型的结果论，其计算依据就是“净利益”或者是“净善”，它是19世纪以来最为流行和普遍被人接受的伦理学思潮。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提出的公平的正义理论则拒绝功利主义，“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有较大份额的善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4]
2.2原则
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生命伦理学的框架是由它的基本或主要道德原则支撑起来的。恩格尔哈特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文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允许(允诺)原则和行善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影响最大并被广泛认同的伦理学原则是比彻姆(TT.L.Beauchamp)和丘卓斯(J.Childress)提出的四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沈铭贤5从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出发，认为应当将行善作为第一原则，而自主列为第二位。BernardGert等[]批评比彻姆和丘卓斯的“四原则”是原则主义，提出了系统主义的伦理方法。邱仁宗[7]234_235则从“伦理学原则是在一定条件下针对一些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和形成的，而问题是人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往往是由于产生了历史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问题”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原则：尊重、不伤害/有益和公正“三原则”，其中尊重包括自主性、知情同意、保密、隐私、家长主义，公正包括卫生资源的宏观分配与微观分配。关于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生命伦理学原则的评述，笔者在另一文中也有一些讨论[8]，在此不再赘述。
2.3问题
“在伦理学推理中，原则不是出发点，出发点应该是伦理问题，而原则和理论是解决伦理问题的指南，为伦理问题的解决办法提供伦理辩护。”7]234伦理问题体现在一个个的事例中，正是这些事例反映出了伦理的两难和困惑。
从大多数伦理学著作来看，确实都是“从问题出发”的。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一文是以两个案例开始的。(1)“社群同意”中的一系列问题。(2)“癌症化疗临床试验的风险/受益比”问题[7]232—233。PeterDuncan的伦理学著作《价值、伦理和卫生保健》，Care)也是以对二个事例的分析作为全书的开场白。其中的问题包括医助自杀、昂贵医疗的支付主体(社会还是个人)和过度肥胖儿童(个人情感与社会负担的矛盾)等[1]，从而引出生命价值、社会责任与个人伦理义务的问题。
作为当代科学的伦理学从问题开始的态度与方法是科学的，而且作为伦理学，不仅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伦理学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无解的问题或多解的问题，甚至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真正的伦理学问题得到确证、达成共识。这也许正是生命伦理学成为热门显学的理由。
2.4技术
如前所述，产生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传统医学伦理观念的冲击及其使医学面临的新难题。由于促使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技术的进步，那么，将新技术或即将产生的技术作为既成的存在物，然后对技术本身进行剖析自然就是生命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和当然前提了。
香农了引用了SamuelGorovitz在1997年对生命伦理学所作的定义“对于做出与健康相关的情境，以及包括生命科学情境决定道德维度的评论审查”[9]。对做出“与健康相关的决定”包括技术的决定和政策的决定，对其道德评论和审查包涵了对技术的反应。而对生命科学情境决定的审查则代表着对技术尤其是新技术的审查，这进_步说明了生命伦理学中技术所处的核心与“主语”地位。海斯汀中心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从其最初的研究领域来看，主要涉及生命伦理学的三个宽广的领域：临终关怀和终结生命决策、公众健康、新兴技术。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技术”在任何生命伦理学体系中都是居于核心地位的。
从目前的生命伦理学专著和教科书的体例结构看，涉及到的技术领域除了对技术本质的分析与思考外，具体的医学新技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流产、生育技术、产前诊断、关于死亡和濒死问题、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器官移植、人体研究、基因工程、病人权利以及环境问题等。
3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形式
伦理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提供辩护和证明。从生命伦理学的原初目的来看，是为技术应用和技术行动寻找坚实的伦理基础。然而，随着伦理学发展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这样的基础几乎是不存在的。不同伦理学理论之间差异和分歧与现代医学面临如此复杂的技术环境，使得_般的伦理手段无从下手。恩格尔哈特[10]认为：发现一种唯一正确的、俗世的、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伦理学是不可能的，它还承认了一般的、标准的、充满内容的、俗世的生命伦理学的不可能性。
恩格尔哈特的断言也许过于绝对化，但随着现代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生物医学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中对人的生命干预能力更为强大，从而引发了新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我们确实还没有找到_种普适的伦理学基础，但又需要_些伦理学来规范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否则，医学世界就失去了是非标准从而堕入罪恶的深渊。因此在实践中，各种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诞生与工作就十分必要了。
在中国，自从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于1994年提出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组织规则》以来，中国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已有近20年的历史[15]，全国各大医疗机构基本上都建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等组织。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医学伦理委员会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形势。目前已形成了国际、国家、地区，政府、民间，医院、大学等多层次网格化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体系。就专业性而言，有医学科研伦理委员会以及医学临床伦理委员会，例如，HUGO伦理委员会、科研伦理委员会(researchethicscommittee,REC)、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reproductiontechnology，ART)伦理委员会等专业组织和团体。伦理委员会有共同的工作原则和程序规则，国际合作十分活跃，理论与实践成果丰富，其将成为当代医学人道主义一个新的亮点，并对丰富和发展医学人道主义思想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4生命伦理学的内在缺陷
现代生命伦理学是医学人道主义的最新形态。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命伦理学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地位，医学人道主义已经变得过时和不必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虽然当代生命伦理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它却也有内在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它不可能成为传统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的替代。
4.1非常态伦理学
当今医学界的人道问题，大多数还是传统的医患关系问题。绝大多数患者还是罹患诸如感冒、胃炎、呼吸道感染等普通疾病，通过普通的门诊经过普通的医生做普通的检查然后通过普通的药物或手术治疗获得痊愈的“常态”的医疗过程。大多数新技术的应用是在极端情况下使用的。辅助生殖也好，器官移植也好，都是“非常态”的情况，针对这些问题产生的伦理学自然也是“非常态”的伦理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由于新技术应用的伦理问题往往是困扰卫生保健的问题，因此解决它是极为紧迫和必要的。但这又不意味着新的伦理学可以取代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正像新技术并没有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传统技术和适宜技术一样。
4.2技术的伦理学
如前所述，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从技术出发并以技术作为逻辑起点的。而传统医学人道主义是从医师的美德和对医师的要求出发的。或者是从医师的角度看待问题的，二者的角度不同，构成一定的互补性。当然，单纯的传统医学人道主义并不完备，但二者的出发点正好说明二者不能互相取代，反而是应当相互补充。因为医师毕竟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医师对技术有应用与选择的权利。新技术扩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但与此同时，新技术又成为一种霸权挤压着人们的思考空间，使人的主体性逐渐减弱、丧失。这更需要我们对技术进行深度的反思，更需要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人的灵魂的港湾。医学技术的提高改进了我们的诊断能力，但是对于被诊断出来的疾病，我们却通常少有或没有方法对付。无论人们对_种专门技术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技术依旧存在，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通常更关心事情如何运作，而不是为什么应当做这件事。因此，技术的伦理学是十分强大的，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的美德人道主义。
4.3少数人的伦理学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应人类对医学技术的大量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对于数百亿计的门诊与住院患者、数以万计的病床来讲，医学高技术的使用人群绝对量再大也只是“少数”人的需求，医学的大多数对象仍然是普通病人和临终患者，而且医疗高技术贵而不便。以辅助生殖技术为例，“体外授精在世界是最有经验的技术，成功率达20%〜30%左右。如果一次移植更多的胚胎，例如移植两个，成功率为28%，三个则为38%。费用一次为4千〜7千美元，最高达1.2万美元。还不包括旅费和因请假而扣除的工资(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费用，现在更高了)，费用之高令一些专家关注。乔治华盛顿大学妇产科教授舒尔曼(J.Schulman)说：‘有钱人是这个领域进步的主要受益者'”[7]37医学高技术实质上是医学满足“贵族化”的需求，远远不是大众医疗，它与“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相去甚远，我们应当时刻警惕这种“贵族化”带来的新的卫生的不平等和不公平。
4.4“美德”缺位
医师美德是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核心，在医学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缺乏其重要性，技术时代亦如是。20世纪初则有一位临床医生提出，“除非医生完全认识到了这项检查的重要性，而且视进行这项检查为必须履行的职责，否则他可能会因为感到病人会不愿意并且会拒绝这项检查而放弃。可是，我的经验是，如果你能和颜悦色地简要解释一下检查和必要性，就能扫清这些障碍……”[16]从技术出发，从医师的角度出发，忽视患者的感受，特别是引入价值论和市场机制后，伦理学如果不被正确地对待，会有成为利益的博弈工具的危险。
5不可或缺的传统医学人道主义
医学人道主义的不同思想渊源，在历史上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医学科学以及道德的发展，为医学人道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它们又有着各自的不足与局限。从历史考察，医学作为技术和医学美德在古希腊时期都已提出并得到强调，但在中世纪宗教时期，技术问题受到弱化而更多地从宗教信仰出发强调美德的发展，这对医学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文艺复兴之后，随着神对人的统治力量的弱化，人的主体性高扬，人在成为精神上的主体的同时也成为了肉体上的客体。于是医学技术作为支撑医学人道事业的基石得到高扬，医学成为了科学的事业而得到提升。但与此同时，医学的技术化倾向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道德与精神的修炼相对受到了忽视，技术与美德的天平再一次倾斜。
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与此相应，美德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医学2500多年的发展中技术与美德是分离的，因为技术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独立发展的，而美德则是对技术的补充。由此推知，美德并不是精湛医术的必要条件，因为美德本身并不能直接治病，尤其是治疗身体上的疾病，甚至道德上的缺陷并不妨害成为著名的医学家受到后人的敬仰。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快速进入生命科学，现代医学科学技术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人本身(包括人的创新能力和需要等)，使人们的生存质量、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人类生活条件，从而对伦理道德产生影响。同时，辅助生殖技术使生命的孕育和出生变为可操作过程，生命维持技术使死亡由事件变成过程，器官移植技术使人们有可能组装生命，克隆技术使人们可能复制生命，细胞融合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状，等等，这一切都使其超出生命科学技术本身而具有了道德伦理属性。加上旧有的医患关系、医商关系，当代医学技术与美德之间已经形成一个互相影响与互相制约的复杂的问题域，这也反映出传统的医学人道主义观念与当代生命伦理学之间质的联系。
传统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新技术引发的道德观念的变革则悄然地进行着。_方面技术的发展呼唤传统伦理观念的回归，另一方面日益紧张激烈的医患矛盾和冲突需要传统伦理的调节。在新生命科学技术的视界中，技术已经不再单纯是治病救人的手段，它更多地负载着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对医学本质与目的的重新审视，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的医学人道观。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门有极强生命力的学科，但这种生命力并不能掩盖传统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的生命力与现代价值。我们在关注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的同时，绝不能忽略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因为我们生活在高技术的现代，同时我们也会永远生活在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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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伦理学；人文精神
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既迎来了医疗水平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既有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矛盾，也有医生伦理上的矛盾，同时还有医患关系中利益分配的矛盾。其中医生职业道德的日益滑坡，医患关系的恶化则是我们需要直面的主要问题。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就需要加强医学伦理学教学，帮助医学院学子建构医学人文精神、重塑医德体系，以此促使广大医者提升职业道德，形成科学的医学伦理体系，从而解决医疗实践中的医患关系，权衡医疗职能与利益分配的先后，全面解决患者肉体上的疾病及心理上需求。
一、医学伦理学教学与人文精神培养的关系研究
所谓医学伦理学，从狭义的角度讲，即是从伦理的角度去探究医生的职业道德以及医患关系中伦理问题的学科。可见医学伦理学所探究的问题并非局限于“救死扶伤”的方法与结果，而关注的是对患者尊严、价值、社会利益等因素。从这一点看，医学伦理学即是促进步现代医学由纯理论性的临床医学向意识化、社会化的人文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总言之，医学伦理学既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具体形式，同时也是人文精神发展建设的一种渠道，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二、医学伦理学中的培养人文精神的意义分析
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使得医学体系不断细化完善，各类科学课程也逐渐成为教学的重点。诸多医学专业对专业知识的过度重视，也导致了其人文科学内容的严重缩减。正因如此，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切实解决医疗实践中社会关系、法律、伦理等问题，这也是目前我国医疗改革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推动现代医疗事业发展，我们就需要强化人文科学教育，以此助力与医德建设，并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在医学专业中我们就需重视医学伦理学教学，并有效进行人文精神渗透，这样做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1.培养医学人文精神能够促使医学平衡发展现代医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医学，其主要强调医学规律、实证方法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总体上讲，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式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有着相似之处，这样也就强化了其实践性与理论性。然而医学作为一种与人息息相关的学科，其还应该涵盖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善待生命等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医学科学中有效融入人文精神则能够彰显医学的本质——即以解决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总而言之，在医学伦理学中有效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则能够促使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精神的平衡发展。2.医学人文精神是和谐医患关系建立的基础医患关系恶化是我国现代医学发展的特点之一，也是目前医疗改革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从医患关系的实际情况来看，造成医生及患者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部分医生缺乏人文精神，对患者的心理需求、社会需求不甚重视，并严重关注自身利益而不顾患者切身利益，如此自然就会造成患者的不满情绪。可见，医学伦理学中加强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并提高其职业道德，这样便能够逐渐调整医患之间的杠杆，促使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三、医学理论学教学中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途径分析
1.传统医德教育，有效融入人文精神正如上文所言，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本质目标在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医德。而医德又是人文精神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于医学伦理学教学中融入人文精神教育是具有一定基础。然而在此基础上，要想将人文精神融入到教学中，则还需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譬如以传统医德文化为基础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从而有效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以及良好的医德医风。首先，我们可以抓住传统医德文化的核心内容“仁爱救人”，并深刻的诠释其含义，帮助大学生理解以“仁”为基础的医德文化的内涵。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此为基础，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有效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如我们以“仁”的释义为基点，将医德中的“仁爱”文化渗透到日常教学之中。所谓“上下相亲谓之仁”，在医患关系中我们且将问道求医的患者与悬壶济世的医者分个上下，那么便不难理解到传统医德中的“仁爱救人”实际上指医患关系要相互亲近相互和谐。通过对这一传统医德文化的诠释，便不难促使大学生养成“仁以待人”“温良亲人”的人文精神了。此外，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即意味着推己及人才是正真的“仁”。据此“仁爱救人”的内涵又得到了丰富，即“仁爱救人”的根本是医者对患者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要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并满足患者心理、生理、物质等方面的需求。总而言之，于医学伦理学教学实际中，为了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人文精神，就可将传统文化与医德医风联系起来，以提升大学生思想认识并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2.完善课程体系，建构人文精神教育体系医学专业教学要想有效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则不能仅仅依靠医学伦理学单一的人文学科完成教学任务。而是需要全面建构起良好的人文教育体系，扩大大学生的人文视野。因此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我们既要以医学专业课为基础，同时还需加强公共教育课、人文选修课建设，并增设与医学伦理学交叉的人文课程，如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哲学等，从而形成互相交融、互相渗透的具体医学特色的人文精神教育课程体系，全面培养学生人文精神。3.以医学伦理为基础，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一方面能够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同时也能形成优质的精神文化环境。因此在医学伦理学教学实际中，要想有效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我们则还需切实结合教学内容，积极开展具有人文关怀的校园。譬如在根据医学伦理学中医德医风有关教学内容，我们则可以开展以“学习白求恩”为主题的校园征文比赛、文艺汇演、朗诵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伟大医者的良好医德医风，并促使其逐渐培养优秀的人文精神。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有效提升医者的职业素养与职业道德，在医学伦理学中，我们就可以结合传统文化、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并完善课程设置，以此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李刚，郭照江，梁红娟.医学伦理学若干原则在教学应用中的是与非[J].医学与哲学，2016,37(5):72-75.
[2]张永利，姚黎英，张金凤.培养90后医学人文情怀立体化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医学与哲学，2012,33(15):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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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医学模式；医学伦理；和谐环境伦理；生态医学伦理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246-02
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世界性生态危机的凸显，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影响着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SARS的阴影还停留在我们的心里时，甲型H1N1流感的肆意横行又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这些事实证明：新发传染病的肆虐与生态环境的逐年恶化有着必然联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食物链的相互关系，在食物链中，上一个环节构成了下一个环节的食物或生存条件。正是由于自然链条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使得自然界的各生物种群能够和谐地、持续地发展，并保持着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新发传染病的流行引起人们对现行医学模式的新思考，基于对新发传染病再度流行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那么当今时代的医学模式就应该由“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生态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生态”医学模式。我们知道，一定的医学模式必然产生以之为基础的医学伦理类型，因此，从医学模式的生态化转向与生态医学模式的建立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生态医学模式的转化决定了医学伦理也会随之转化，即医学伦理的生态化转向，而医学伦理的生态化转向最终必然产生一门新的学科——生态医学伦理学。本文将以生态医学模式为切入点简要探讨一下医学伦理的生态化趋势及生态医学伦理的建立。
一、生态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在医学科学发展和医学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察和处理医学领域中有关问题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方法，也称之为医学观，它对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统领与指导作用[2]。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恩格尔（G.L.Engel）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明确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它超越了生物医学模式对健康与疾病的简单化认识，在医治疾病与促进健康方面起了巨大作用[3]。但是，近年来如SARS、甲型H1N1流感等新发传染病的流行，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受到相应的质疑，人类开始探索更加适合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的新模式。从而“生态医学模式”应运而生了，这里的“生态”主要是指从整个生物圈及生物体周围的环境来考虑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核心思想是人的健康不仅包含身体、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完好状态，而且包括人类与自然环境及其存在物的和谐发展和良性互动。
在中国最早提出生态医学模式的应该是陶功定教授，他在其专著《大生态医学模式论——医学未来发展战略之哲学和伦理学论证》首创“大生态医学模式”理论。该理论认为医学正面临新的革命，最佳的医学研究方法就是确立一个充分体现人类理性精神而不是满足于现有有利技术手段的宏观的医学理论形态。应该建立最佳的“医学模式”，即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卢焯明、陈诗慧等提出了“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模式”。梁兆科认为，“目前备受推崇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仍存在很大缺陷，能全面和深刻反映现代医学实践和认识的模式应为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他认为这一医学模式既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反映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也能全面概括当代实践领域，并能给健康下一个较完美的定义。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很多学者认识了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探讨了在当前医学模式下二者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2003年，随着SARS的全面爆发，刘典恩教授等提出了：“生态医学模式是后SARS时代的必然选择”的观点。近年来，随着生态医学观念在学术界和医学实践中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生态医学”也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