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政服务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家政服务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物业管理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收费额度小而密集，属微利型行业。由于目前物业服务费定价机制的局限性，加上企业经营的刚性成本（人工、保险、能耗等）不断上涨，同时各地也相继出现上调物业费困难等情况，导致很多物业企业难以为继。因此，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拓展新的盈利增长点，来改善目前企业的生存状况。目前一些大型的物业企业已经开始探索不同的盈利模式，如绿城将物业服务体系拓展为包括健康、文化教育、生活在内的三大体系，作为物业管理的升级换代产品。

本文拟以业主需求最大，而且物业企业具有优势资源的项目――家政服务作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探讨物业企业引入家政服务的可能性。这不仅有利于满足业主逐渐增加的家政服务方面的需求，提高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满意度;还有利于实现物业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拓展物业企业的盈利增长点。

二、调查的设计

为了能够探究物业企业引入家政服务的可能性，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设计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基本信息，包括性别、职业、收入等，目的是为了结合后面的调查反映出什么样的业主更需要家政服务;第二方面是关于家政方面的一些情况，如业主对家政的了解、需求等，侧重调查业主对家政服务的需求程度和选择家政人员的渠道;第三方面是围绕物业企业引入家政服务的可行性，包括业主对物业企业开展家政服务的看法及对家政服务不满意的原因与最担心的问题，为物业企业如何开展家政服务提供支持。一共14道题，有9个单选题，3个多选题，1个填空题。

在调查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样本对真实情况的反映，首先通过前期查阅相关资料，确立了调查方案;其次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开展探索性工作，设计问卷初稿进行试调查;最后问卷定稿后选取了低、中、高档物业住宅小区的业主，采用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一方面将问卷的链接地址发给物业企业的业主群等方式让业主进行网络填写，这样可以充分调查了解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住宅小区发放纸质问卷。

三、调查结果分析

问卷调查总共发放了350份，其中300份网络问卷，50份实体问卷，有效问卷300份。网络问卷来源于物业企业的业主群，实体问卷则是到物业住宅小区中发放得来。从被调查者群体来看，本次被调查者女性略多于男性。调查的收入群体覆盖面广，其中包括了月收入一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也包括了中等和中低等的群体。下面将分析问卷设置问题的调查结果：

（一）您在日常生活中希望有家政服务吗？

有39.71%的人选择希望，49.14%的人表示视情况而定，没有直接表达希望或不希望，而有11.14%的人表示不希望有家政服务。对于是否希望有家政服务，整体来讲家政服务还是非常受到业主的欢迎与需要的。

（二）您现在最需要家政人员替您做什么？

如图1所示，在家政服务项目的需求上，需要室内清洁的人占服务总体中的比例最大，占47.43%，室内清洁的需求程度是其他服务所不及的。其次是占比14%的安装与维修和占比12.29%的照顾老人，养老需求虽然没有在问卷里体现的十分明显，但是通过访谈和实际观察了解到推行社区化养老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您通常以怎样的方式去选择家政服务？

人们通常是通过家政中介公司介绍，在问卷结果中占44.86%，其次常用的途径是占比24.86%的经人介绍。除此之外也有通过劳务市场、网络、其他途径招募的，所占比率分别是10.86%、4.57%、3.14%。在与被调查者填答问卷时，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认为，如果物业企业可以引入家政服务项目，将会受到业主的欢迎。

（四）您希望物业企业开展家政服务应具备哪些条件？   （多选）

如图2所示，我们将人们认为物业企业应具备条件的重要程度排序后，我们发现物业企业具备提供优质服务的条件尤为重要，占27.58%，其次丰富的经验和专业团队也不可忽视，分别占22.52%，21.28%。此外管理水平也作为重要条件较被人们重视，占17.05%。总体来讲物业企业需要具有多方面的优势条件才可以更让业主满意，不仅要服务到位，其他方面也不可忽略。

（五） 如果您所在的物业企业开展家政服务，您是否信赖？

对于物业开展家政服务，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般，占比67.14%，信赖，占26.29%，只有6.57%的人表示不信赖，不信赖的较少。由此可见大多数人对物业开展家政服务比较信赖。

（六） 如果您对物业企业提供的家政服务不满意，您希望以哪种形式进行投诉？  （多选）

投诉方式上人们最希望能通过服务热线投诉，占比41.67%，其次是当面投诉，占比37.14%。此外有17.93%的人选择了短信或电子邮件。服务热线投诉和当面投诉这两种投诉方式更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以后投诉渠道实施上，可以更多的采用以上两种方式。

（七）如果请家政服务人员，您最担心什么？

业主请家政人员最担心的还是怕引“狼”入室，占41%，占比18%的业主担心家政服务人员缺乏家政服务经验;15%的业主担心家政服务人员工作不稳定，易跳槽。总体来看，安全性问题是业主最看重的问题。家政服务人员是否安全可靠，很多时候甚至比是否具有很强的家政服务能力更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安全是家政服务项目开展的基础。

四、结论与建议

（一）调查结论

1. 业主在家政服务方面有很大的需求

大多数业主希望物业企业引入家政服务，开展的项目如室内清洁、接送小孩和辅导学习、照料老人等，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其中室内清洁的需求最为普遍，而对于特殊人群如老人、小孩、产妇也有专业化的服务需求。

2. 业主认可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家政服务，但仍需推广宣传

虽然业主在选择家政服务时略倾向于选择家政机构，说明业主未意识到物业可以开展家政服务，但从是否信赖物业企业的角度讲，大多数人还是较为信赖的，而很多物业企业也有能力提供家政服务。因此，物业企业要扮演好三个角色，宣传员，要传播和分享家政服务的信息;服务员，沟通协调服务的提供者;监督员，接受业主反馈和投诉建议。

3. 物业开展家政服务具有很强的自身优势。

物业服务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利用最为接近终端客户的地域优势，最为准确地为商家提供消费者的需求信息，最大限度地为商家降低服务成本。在家政服务的投诉上，业主如果对家政服务不满意，可以通过物业企业直接进行投诉。

（二）建议

1. 物业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家政服务管理制度

物业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家政服务管理制度，通过加强自身的管理和对人员的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同时也可通过资源整合，获取一些家政服务企业难以获得的服务优势。如业主所担心的“引狼入室”，如果物业能针对安全问题做出相应措施，可以成为物业相较家政公司竞争的重要优势。

2. 物业企业应为业主提供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服务

物业企业应整合产业价值链条以及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方式，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物业企业引入的家政服务针对不同业主的需求，可以开展多元化的家政服务种类;专业化是满足业主需求的核心资源，业主可以与物业管家联系，详细沟通后物业管家联系专业化团队，为业主提供全方位团队式服务。

篇2

典型个案：

“孝顺”孩儿，爹死都不露面

文/武春根

前不久，在河南驻马店，已经咽气的杜青（化名）老人合上双眼，但没过多久，眼睛又神奇地睁圆，眼角还有几滴浑浊的泪水。田桂花顾不上自己仅仅是个保姆，含着悲愤的泪水给老人几个在外地工作的儿女打了电话。

在北京的大儿子、二儿子电话关机，在深圳的女儿电话无人接听，田桂花抱着最后的希望，拨通了在郑州的小儿子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老人去世的噩耗。电话那边传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慌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明天我们回家！”“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田桂花再也忍不住了，对着电话一通大吼：“你们几个畜生，枉为人子啊！”

杜青老人早年丧偶，共有三子一女。儿女们发达后，在老家给父亲盖了漂亮的小洋楼，请了保姆――田桂花在他家当了7年保姆，成了老人不可缺少的帮手。家里安装了空调，彩电沙发一应俱全，但除了物质，老人穷得一无所有。几个儿女各忙各的工作，一年连电话都难得打一个，更别说回家探望了。

听完保姆的讲述，为了核实真假，笔者给老人几个儿女打了电话。遗憾的是，大儿子电话依然关机，二儿子电话里传来几声痛哭，说立即回家给老父发丧。在郑州的小儿子反复强调，他们兄妹几个没亏待过父亲，在村里他们是最孝顺的，父亲要什么有什么。当问知不知道父亲最缺什么时，小儿子满脸羞愧，哑口无言。

在很多儿女看来，只要给老人丰厚的钱、补品就是孝顺，其实根本不明白金钱很难代替亲情。最近，民政部副巡视员吴明说：“由于老年法属于社会类立法，因此具体细节不可能规定得很清楚。但以后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要立案审理。”

老人纠结：

子女不回家探望的难堪与理解

文/宗合

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约1.67亿，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35万，大中城市空巢家庭达到70%……未来10年，“空巢家庭”将成为老人甚至中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占比例在90％以上。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精神赡养作为老年人赡养的主要部分也不应该被忽视。

据报道，天津市68岁的徐大爷曾将儿子告上法庭，诉讼请求里只字未提物质要求，只要求儿子承担照料义务。徐大爷说：“我不需要赡养费，但我需要孩子的关心和问候。我见他一面跟见个大明星似的困难，想想就伤心。”

无独有偶，江苏省姜堰市前不久也有一宗类似的案件。原告是一位80岁的老教师，他告的是他的小儿子，同样不是为了“赡养费”，而是因为小儿子总借口工作忙、家里事情多不去看望他。最终，双方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一致，小儿子答应每周探望父亲不少于一次，每次陪护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

更多的老人是想念子女，也体谅子女的苦处。

今年77岁的黄女士，儿子在上海工作，自己住在家乡广东。说到要立法要求孩子常回家看看，她犹豫了半天，说：“这好，也不好……想儿子，但也不能不考虑儿子的实际情况啊。他一年到头加班，还每月给我寄钱，已经很不容易了。”

“政府要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条文，这两天我们都在议论这事。”住在广州寿星大厦的何老伯今年65岁，几年前退休后住进老人院。何老伯的两个子女逢年过节都会全家老小过来与老人团聚。“虽然将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但是就算儿女不经常来探望，又有几个父母会去状告自己的儿女呢？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子女都还在打拼，如果硬要他们定期过来探望我，实在不忍心。”

上班族困惑：

常回家心有余力不足

文/小吕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这是献给上班族因工作忙碌而不能照看孩子或父母的歌，透露出几多心酸和无奈。

在郑州工作的张志强有份体面的工作：某公司营销总监。但这个头衔的背后，意味着激烈的竞争和苛刻的工作业绩，沉重的工作压力让他三十岁出头就有了不少白发。

闲暇时，他就会想起远在重庆的父母。刚毕业那会儿，他曾玩儿命工作半年，只为给父母买个空调，让他们在酷暑中能享受一丝清凉。“有一年春节，我爸身体有病我得回去，可公司的一个项目进入攻坚阶段我又不能走……”张志强心疼父亲，坚决回了老家。在他的照顾下，父亲很快康复，但他因请假时间太长，工作丢了。

不是不想回家看看，可沉重的工作压力，薄弱的经济实力，脆弱的运输能力，都可能成为都市白领回家的“拦路虎”。想回回不了，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让甚至和父母同城的上班族也面临困惑。

在一家公司担任销售总监的小敏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职位越来越高，工作也越来越繁忙，每天早出晚归，被合同、生意、单子转晕了头。对于“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她只能摇头叹息：“我真的是没时间回家，虽和父母住在一个城市，但是我一天忙下来，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回自己家就是蒙头睡觉，星期天基本上也被应酬占完了，平时只能给父母打电话，有时候父母生病了，我就送去些钱。我不是不赡养老人，平时家里有困难我都上得最快。要是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了，我们岂不是要承担处罚和民事责任？我想不通。”

农民工心声：

12年仅回家1次，只因生活所迫

文/熊丙奇

对于大多数外出的农民工来说，花钱会十分慎重，他们会尽量把钱派上最大用场，而不做无谓的“浪费”。

重庆人熊良山1989年到上海工作，至今22年，起初每年春节乘轮船回家过年。1998年轮船停开后，一直到2010年12年的时间内，熊良山夫妇仅在2002年想孩子想到寝食难安时回家了一趟，以至于2008年儿子来沪看望他们时，熊良山夫妇竟然认错了人。

最近几年他们夫妇月收入3000多元，每月吃住等生活费1200元，家里女儿上高中，月生活费500元，学费一年减免一半也要1000元。儿子的大学生活费加学费也是一大笔开支，除去这些就没剩多少钱了。回一趟老家，夫妇俩路上火车加汽车路费要1000多元，还不如省下来给孩子。

有人会认为，这是他们不重视孩子的表现，他们完全可以挤出路费，回家和孩子团聚，或者让孩子假期到城里来。站在城市人的角度，这种思维是正确的；可在基本的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顾及情感，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

更令人感慨的是，熊良山夫妇在城市里的收入并不算低，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如此紧巴，连回家一趟都难。是的，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就是为了能让孩子像城市孩子一样读书。

“哪有人不想家啊，不回去总有不回去的难处。”这是熊良山无奈的心里话，也是更多农民工的心声。儿子站在面前，自己却不认识的瞬间，对熊良山夫妇来说，是莫大的痛。

留守儿童梦想：和父母在一起

文/庄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加上城市白领只顾忙自己的事业，把孩子丢给老人管，产生了为数不少的留守儿童。

“父亲对我来说就像陌生人一样。”14岁的陈永强说，他几个月大时父亲就到外地打工了，妈妈也经常到外地打工，“我非常羡慕那些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我想让父亲回来工作，但他说他在那里能挣到钱。”

四川一所中学的教师说，这些留守的孩子面临的困境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习和心理健康，“有的孩子变得极为封闭，发生冲突时会产生激烈的极端行为”。据报道，一名12岁的男孩夜间冲进邻居家试图刺杀邻居，事后他说他非常想念父亲，想通过这一严重的犯罪行为引起父亲注意，并促使他回家。

而绝大多数留守儿童需要长期忍受孤独的折磨。14岁的余青说：“我父母到城市打工挣钱，所以我能过上好生活，可是我不在乎过不过好生活，我只想让父母回家，待在我身边陪伴我。”

圆圆的妈妈在国外，爸爸长期忙于生意不在家，圆圆就在郑州市某校读了六年全托班，周末才被爸爸接回家一次，吃的穿的都会有人给她买。每次看到爸爸来接她时，圆圆就特别高兴；可一回到学校，稍不如意就哭。“孩子性格比较孤僻，不知道倾诉，也不愿意跟其他孩子交流，只知道思念和期盼。”圆圆的老师这样描述这个学生。

“我就遇到过一些孩子，他们回到家就打游戏、看电视，如果爷爷奶奶不让看，他们就哭闹。父母不在身边，老人也不忍心多说，只能放任孩子。”郑州市阳光午托服务中心董事长魏玲说。

不少父母都把事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本没有错，但教育孩子却是一辈子的事业――不要只重视孩子的物质营养，而忽略孩子的精神营养。其实，亲子关系的不健全对孩子人格的发展、社会化和道德发展影响深远，是学校教育绝对无法替代，也是祖辈教育难以弥补的。

专家看法：

难执行，入法可行性不大

文/刘欢

近日，中国社科院老年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伊密公开质疑“常回家看看”这一新立法的可操作性。“这个倡议很好，但作为法律来讲，必须具备可操作性，而‘常回家看看’到底该怎么界定，真正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伊密说，这个“常”是什么概念，法律能否规定一周回去一次，还是一个月回去一次，一次多长时间？同时，法律能不能把常回家看看、打电话列入考核标准中？这同样也没有可操作性。

“子女在有空的情况下，应该多回家看看，但这只是对老年人精神关怀的一个方面。”伊密认为，社会家庭应该分别承担起不同的责任，从国家层面讲，社会应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精神慰藉服务，比如广播、电视要有一档比较好的老年节目，可以经常跟老年人沟通，为其进行生活引导；而社区应该多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把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老有所乐。

对于常回家看看入法，有多年赡养纠纷案审理经验的北京海淀法院侯镜法官认为，出发点是好的，但要求子女探望父母的案件一旦诉到法院，会面临许多法律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只能对财产问题强制执行，而不能对于人身强制执行。比如因学业、工作的原因，与老人各处异地，甚至不在同一国家的，子女缺乏必要的金钱与时间，使探望可能成为一种力不能及的奢望；另外主观上的原因，如子女因与老人有矛盾而不去探望。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认为，法律若规定子女“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这种主观的想法是好的，但写入法律不合适――法律不应该对家庭生活涉及过多。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姜向群表示，原来的老年法里已经有了保障老年人得到精神慰藉，这次修订主要是想把这一点细化得更具体。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从经济保障、权益保障这个角度来关注老人。至于“常回家看看”，国外也没有这样的提法。

他山之石：

常回家看看之世界略览

日本：看护保险制度

1959年日本颁布了《国民年金法》，1963年推出了《老人福利法》，1982年出台了《老人保健法》。这三项法律支撑起日本的老年人福利保障体系。此外，还建立了养老金保险制度。日本2000年4月开始实行“看护保险制度”，目的是“脱离医院，让老人回归社区、回归家庭”。

新加坡：不养父母要被罚款判刑

1995年，新加坡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违法的子女，可处罚款1万新元或判处1年有期徒刑。从2008年4月起，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若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补贴。

瑞典：打造全方位家政服务网

早在2003年，瑞典议会就专门成立了“老人委员会”，并出台了《未来老人政策》。根据这一制度，老年人一旦申请批准，便会得到定期的医疗、家政服务。政府提供的家政服务是福利性质的，但还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北欧：盛行当义工

在北欧，高龄退休老人担任义工的风气特别盛行。在丹麦，就有过86岁的老护士还在病房服务别人的报道；在芬兰，有的老人以每天3小时轮班的方式到二手商店、环保手工产品等商店当店员，还有老人每天以打电话、唱歌、问安等方式跟比他年纪更大的老人交流与沟通，尽可能帮助老人消除孤独。

美国：医疗照顾计划

退休后养老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个人积蓄和投资收益、退休金以及社会保险收入。社会保险中的医疗照顾计划，基本可以解决老人的养老、治病和送终问题。

编后：

篇3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逐步深入，城市贫困现象开始迅速突显并成为城市社会的突出难题，也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以及生态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就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而言，由于其地域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问题也因而更为明显。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兰州市的城市贫困问题近些年来也日渐严重，且在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借助“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的测度与反贫困政策评估”课题组2005年8月对该市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及相关的统计资料，对兰州市的城市贫困状况作了深入分析，以期寻找相应对策，切实有助于缓解这类城市的贫困问题。

一、研究设计

（一）抽样方法

1.基本思路本文对兰州市的抽样调查主要涉及调查对象2004年的基本状况，且全部采用问卷形式，对选中的家庭采取入户式访问。其中又分为两个子调查，即“城市居民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居民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调查问卷分两种类型设计。此处的兰州市不含三个下辖县，仅考虑包括其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和红古区在内的城区，而且考虑到人口的分布状况并结合调查实施的方便，故选择五个区中的“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作为调查区域，从其中分别抽取300个有城市户口的住户和100个低收入家庭作为调查对象。抽样方案和方法如下：

对于四个区的市民子总体采用的是多重抽样框，调查对象的抽样框在访问实施过程中完善。所需资料一部分来源于《兰州年鉴》，[1]社区资料来源于兰州市民政局。抽样分四个阶段进行，即：抽取街道办事处、抽取居民社区、抽取住户及抽取调查对象。此外，在上述调查区域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抽样技术抽取100户低收入家庭。

2.具体步骤

首先，从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等四个区中依据各街道办事处的人数按PPS与等距方法抽取10个街道办事处。其次，样本量的分配可根据兰州市不同阶层居民家庭的分布情况及调查力量，并为便于组织，从每个抽中的街道中等距抽取两个社区，再从每个抽中的社区中等距抽取15户居民家庭，共300户。10个街道办事处在四个区中的分配比例可根据其居民人数和居民户数大致确定（见下表）。100户低收入家庭的选取也可做类似分配。

（二）问卷设计

两类抽样调查表的基本问题都包含住户信息和个人信息两部分，在城镇低收入家庭居民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问卷中还附加了一些了解政府在教育、再就业、医保、低保救助以及失业救济等方面政策实施情况的问题。针对个人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等个人特征以及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特征、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就业部门的分类等工作特征；住户信息则涉及到家庭的消费、财产和住房状况等等。

二、数据分析

（一）城市贫困概况

统计资料显示，[1]2004年兰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83元，10%最低收入户和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95元和17368元，前者是后者的18.4%，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1.6%。同年，兰州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6483元，10%最低收入户和10%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支出则分别为3095元和12207元，前者是后者的25.4%，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7.7%，困难户的人均消费支出则更低，约为2974元。分析我们的抽样调查数据，①2004年兰州市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7390.3元，约10%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2005.7元，是全市平均值的27.1%。同年，兰州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约为6003.3元，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支出约为2784.7元，为全市平均水平的0.46。考察兰州市的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率，民政部门2004年统计的低保人数为119280人，月低保金172元/人，贫困率6.8%。但若依据人均月收入196元的城市居民贫困线标准估算，城市贫困人口则大约141000人，贫困率7.82%。无疑，该贫困线也仍低于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所得的日消费1美元的低贫线标准，而且若依此国际标准计算，兰州市的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率无疑都将提高。②

（二）入不敷出的微薄收入

从收入来源看，工薪收入几乎是贫困家庭的唯一来源，且基本上全部用于消费，其金融资产和物质财富占有量极少，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在被调查的低收入家庭中，③有大约15.3%月收入在400元以下，约31.6%月收入介于400-800元之间。以储蓄为例，低收入类型中的69.4%其家庭存款额低于2000元，其中52%的家庭几乎没有储蓄；相反，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有负债，11.2%的家庭负债在2万元以上。大部分家庭只拥有一些最基本的家具和旧家电，低收入户中的9.2%甚至连彩电都没有。贫困家庭微薄的收入难以承受太多的生活之重，消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不如人意。

而且一般来说，城市贫困家庭就业者的负担系数较高，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我们所调查的低收入家庭每户平均约3.7人，④人数超过4口的家庭约占调查数的51%，超过5口的约占20.4%。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户人家有9口人，挤住在不足60 平方米条件十分简陋的普通楼房内，家庭月收入不到1500元，76岁的老人经常多病，家中有失业下岗成员（而且在失业下岗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享受过国家的再就业扶持政策），还有在校的学生，就业者的家庭负担系数较高，生活极为困难。

（三）以食品为主的消费结构

在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方面，25.5%的家庭每月平均消费支出在400元以下，包括这些家庭在内有58.2%的家庭月消费低于800元，月消费超过1000元的家庭约占1/3，其中大部分都有子女在接受非义务教育，孩子的教育费用占其消费的很大比重。此外，贫困家庭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是用于食品消费，恩格尔系数较高。由我们的调查资料可得，兰州市低收入户2004年的人均年消费约为3227元，每月平均不足270元，其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约为每月162.2元，恩格尔系数高达0.60，高出平均水平28.13个百分点；⑤相应地，微薄收入大部分用于食品消费的结果，必然使其在其它主要消费项目的支出明显偏低，如交通和通讯、衣着等方面的费用。所抽取的低收入家庭中有95.9%全家全年的衣着消费不足1000元，63.3%在500元以下，有的家庭甚至几年都不曾添置新衣。

（四）令人担忧的住房状况

贫困居民的住房状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据2004年的统计资料，兰州市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指使用面积）为15.6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75平方米）。⑥在我们调查的低收入家庭中，有71.4%的家庭住房建筑面积在30-60平方米之间，有的甚至三代同堂；面积在80-120平方米的家庭仅为1/11。这些贫困户的人均建筑面积不足14平方米，低于全市平均值。而且，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城镇居民经济住房的建设力度，但仍有一些贫困家庭的住房设施极为简陋，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自来水、厕所、暖气等配套设施。调查中的住户绝大多数（约82.7%）居住在普通楼房或普通平房内，前者占53.7%，后者占29.6%；还有9.2%的家庭住在条件更差的地方。而且，如果包括流动群体中的那部分贫困者，则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状况更是令人担忧，他们中的大多数租住在城乡结合部廉价的土平房内，缺乏各种必要的基本设施。

（五）超重的教育和医疗负担

然而，尽管是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贫困居民仍然要面对诸如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医疗保健以及购买房屋等各方面的支出，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也已成为无力承担的重负，有将近一半的家庭认为当前的高等教育收费太高而无法接受。较高的教育费用不仅加剧了贫困家庭的经济窘境，反过来，家庭的经济困难又严重影响着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如果政府在此方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任其继续恶化，一些家庭的孩子前途则可能由于贫困所造成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受到影响，进而使其在今后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必然的劣势，最终形成代代相传无法摆脱的贫困恶性循环。此外，受各方面条件限制，很多贫困居民小病不去医院、大病去不起医院的状况相当普遍，调查对象的63.3%有过看不起病的经历，有约33.7%的贫困家庭认为“家人生大病所需的高额医药费”使其感到压力最大。另有约46.9%的家庭认为“子女上学所需的高额教育费用”使其感到压力最大，两者相加占80.6%，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现象在城市贫困家庭也同样存在。

（六）边缘化的危机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应当引起重视的是，由于经济资源的匮乏以及相应权利的缺失，贫困人口很容易处于被忽视甚至歧视的边缘化境地，也因而表现为与主流社会的逐渐脱离。在我们所调查的低收入家庭中，有42.9%的家庭全年不存在任何诸如互赠礼物或请客吃饭等形式的人情往来，18.4%的家庭只有过10次以下的人情交往。由此可见，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网络相当狭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⑦而且，这又极可能使贫困状况在相对集中的地域范围内通过代际传导固化和强化，进而影响到这些家庭后代的发展。

至于对家庭未来的变化情况，约30.6%的家庭认为可能还不如现在；15.3%的家庭认为目前的状况不会有什么改变；20.4%的家庭觉得无从推断。⑧这也反映了贫困家庭对其生活现状的悲观和迷茫。在这些调查对象中，有85%曾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诸如下岗再就业、低保或困难救助等形式的扶助，但当问及对这些帮助的看法时，其中的43.5%表示出明显的不满意，32.8%表示说不清，比较满意的仅有约20%，很满意的甚至不到2%，而之所以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政府现行的帮助措施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

三、贫困成因及对策建议

考察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产生并日益严重的宏观原因，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方面。[3][4](108-111)[5](93-99)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无疑也是这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由于国家“一五”和“三线”时期在此布局了一批重要的工业企业，所以很多城市不仅其产业结构是以化工、机械、军工、森工、煤炭和纺织等传统产业为主，而且国有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加之落后的思想观念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对西部地区大中城市的贫困影响比之其它地区更为突出，当然，微观方面贫困人口及其家庭自身的原因也不可忽视。缓解城市贫困的对策相应也需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1.既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调整是城市贫困问题产生和加剧的宏观背景，所以大力发展经济应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根本。西部地区大中城市中普遍而言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过大，今后，需努力加大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同时必须加大第三产业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城市下岗职工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国际经验经表明，较高的增长率同民营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高比率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中，民营公司创造的就业岗位数要比公共部门公司相应地多4―8倍。在中国，民营部门中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每增加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就增加164 元人民币或20 美元。⑨因此，培养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和繁荣的环境，鼓励自雇和家庭商业活动的发展，从而增加当地的服务、利用当地劳动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对于缓解西部地区大中城市的贫困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2.贫困人口或其家庭自身原因也是导致和加剧城市贫困的重要方面，如家庭主要劳动者的下岗、失业且难以再就业；主要就业者的在职低收入；子女高额的教育费用，以及家有残疾人或长期患病者的等等，主观态度则是次要原因。而就贫困人口自身，以我们调查中低收入家庭的户主来说，大约51%的年龄处于45―55岁之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此，提高贫困家庭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的就业率是帮助其走出贫困的关键措施。针对这些家庭成员较低的文化素质，可以考虑在接送儿童、兴办小饭桌、家政服务、修理等社区服务方面多做努力；针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和就业，政府应该提供特别的救助政策，社会也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帮助；对于原先那些“三无”贫困人员，政府应根据其自身实际确定不同等级，并在财力许可范围内尽可能提高救济标准。

3.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逐步完善，构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在内的“社会安全网”。可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途径，尽可能减少保障线的资金缺口；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的方式和手段，扩大救助的覆盖面；在非公有制单位中实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以解除下岗职工到此工作的后顾之忧；针对家有残疾人或长期患病者的状况，政府应在医疗体制改革中对这部分贫困者的医疗保障问题作专门研究，等等。

4.除基本医疗之外，政府还应在教育、住房等方面专门针对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弱势群体加以研究，并不定期听取其对各种扶助政策的反馈意见，以便及时进行调整，切实缓解城市贫困。比如，针对贫困人口的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建设方面，得到实惠的可能并不是最迫切需要救助的人群；比如，对于贫困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可能并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这些家庭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子女的长大成材、毕业就业上，所以，政府应有专门针对这类家庭子女的教育政策和措施。此外，政府在贫困群体参与政治方面、促进和维护贫困群体的各种权利和利益方面都应加强政策力度。

总之，城市贫困问题是一个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共同研究、多部门多方面共同关注的现实难题，本研究只是对西部地区大中城市贫困问题的粗略描述，反贫困的工作因为涉及到贫困的识别和监测、资源筹集、政策设计和工作协调等一系列问题，所以需要加大研究和规划的力度，从而推进城市贫困问题研究和实践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同时，还应将城市贫困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也纳入研究视野，注重培育社会层面的力量，多方协作，切实缓解贫困状况。

注 释：

①最后收回一般类型的问卷283份，其中有效问卷275份；收回低收入家庭的问卷100份，有效问卷98份。此处的概况分析主要针对一般类型的275份有效问卷。

②如果按照我们调查中的“你认为当前维持你个人生活的年最低收入（费用）水平是多少？”这一问题来计算兰州市的主观贫困线，则约为4890元/人年，大致相当于按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来计算的相对贫困线（参见参考文献[2](76-81)）。而且，由此所得的主观贫困线远高于城市现行的绝对贫困线和实际的救助线（即“低保线”），若依此来计算城市的贫困规模，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率无疑都将大幅提高。

③此处的低收入家庭主要针对低收入类型的98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若无特别说明，则没有包括一般类型问卷中的贫困户在内。下文相同。

④一般类型问卷所涉及的将近三百户家庭户均3.49人，与之相对比，说明了低收入家庭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大。

⑤统计显示，兰州市城镇居民2004年的恩格尔系数为31.87，贫困人口的该指标却远高于平均值。一般认为，当恩格尔系数超过0.6即为赤贫状态，由此可见兰州市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的确令人担忧。所以，虽然有些研究认为城市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但笔者以为，在城市的贫困居民中，绝对贫困也是广泛存在的。

⑥由我们一般类型问卷的调查数据计算可得兰州市居民的人均住宅面积约为19.4平方米，基本接近于统计数据中的建筑面积。

⑦对于另一项与此有关的问题，即“您从您亲属那里得到的帮助大吗”，有14.3%的家庭回答“较小”，37.8%的家庭回答“微不足道或根本没有”。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贫困家庭简单的社会交往，他们甚至与亲属之间的联系都十分微弱。

⑧是针对问卷中“您认为未来五年内您家生活水平将怎样变化”这一问题的分析结果，大多数的家庭对其未来缺乏信心。

⑨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致力于扶贫事业，2004：5(资料来源：省略/Documents/Translations/Chinese/default.asp?p=orgprcm)。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出版社．兰州年鉴［Z］．2005．

［2］ 陈立中，张建华．中国城镇主观贫困线测度［J］．财经科学，2006（9）．

［3］李 实，佐藤宏．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