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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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逻辑起点;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25-02

一、理论基础浅析

何谓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不是一门学科所涉及的所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都可以认为是这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理论及理论基础作必要的界定｡从知识形态的角度上,将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那么所谓的理论基础,就是“理论之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构成了一门学科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一｡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二:将教育经济学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的科学[1]｡

二、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背景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的｡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变｡许多国家将实现经济增长作为致力的目标,积极探寻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人力三要素增长的结果,其中人力部分是指人的数量｡但是经济学家在运用传统计量方法计量增长额时出现剩余因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开余数之谜｡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劳动者的质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传统计量经济增长中被忽略的因素,从而推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假设,由此奠定了教育经济学的立论前提[2]｡

三、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

显然,教育――劳动者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者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为理论核心｡而提高劳动者质量,教育自然责无旁贷｡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导致了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

四、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1.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

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强调人力资本有投资性､时间性､产权性､生产性､边际收益递增等特性｡认为人的质量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特别指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教育还可以促进社会分配的平等趋势｡对教育与社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教育――生产率――工资正相关的经典链条｡并把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等问题作了计量分析[3]｡

2.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看成是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把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信号｡个人在教育中获得的是信号而不是能力｡由教育的信号作用来解释教育和收入的正相关｡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教育程度与收入相关关系,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表现｡

(3)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作用首先不在于提高能力,而在于它的社会化的作用――训练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力的个性特征[4]｡

(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一方面是教育的经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资源｡2.学校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好资源,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最终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5]｡

因此,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所及,应该包括这样几者的关系: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及制度系统､市场系统等｡审视社会系统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将属于教育经济学视角范围的基本问题再细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的经济价值｡(2)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3)市场､政府､第三组织对教育的调控问题｡(4)教育投入及成本问题｡(5)教育领域内资源配置､有效运行问题｡(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效能发挥问题｡

(三)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1.从人力资本理论内容上说,人力资本理论只给出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宏观粗略的指导思想｡教育――劳动力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工资正相关的线条过于简单化｡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配置､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是跨多个系统复杂的相互协调的过程,受制于很多主客观约束因素｡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作用到底能不能达到正相关,都需要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考察衡量｡

2.从人力资本特性的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然人”的人力资本研究,没有全面地概括出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本内涵｡事实上,人力资本除了指“以自然属性的人”为基础的,表现为健康､技能等形式的资本存量外,还应该包括以社会属性的人为基础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存量部分｡

3.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强调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人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关注教育的人文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资源节约､效率最优的情况下,实现个人全面最优发展的培养目标｡

4.人力资本理论片面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缺少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审视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全局观念｡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上说,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利用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研究教育系统､经济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多个相关领域协调关系,涉及资源配置､教育教学､经营决策､制度激励等多方面问题,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是比较粗略且有缺陷的､尚未形成一个逻辑一贯的､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仅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显然不能涵盖和支撑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局限｡

五、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构想

(一)从逻辑起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因此应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对人力资本的内涵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为“全人资本”,增加其表现在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情感价值等“文化资本”特质,以及作为社会人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特质｡

(二)从学科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上,将教育经济学定位为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

1.现代系统理论｡现代系统理论是由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所组成的系统分析理论｡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中的经济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教育与其他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只有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高度,整体协调各系统的关系,实现教育的最佳社会经济功能｡

2.经济学基本理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计量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经济运行问题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应将经济学基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劳动市场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等,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深厚的理论根源｡

3.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而制度是教育经济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把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操作,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

4.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力图解释公共部门中政府及市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在教育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教育的融合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的理论根源｡

5.教育及心理学｡教育学体现了在教育活动中应该遵守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科学,是研究人际关系,调动人积极性的依据｡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才可实现人力资本升值｡产业组织要采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才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将教育及心理学作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善迈.教育与经济的交叉理论与应用的结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2] 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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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管专业 西方经济学 措施

1 引言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集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技术、经济学为一体的新型专业。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的经济类学科，它是研究价值的产生、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即客观规律。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每个发展阶段所对应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运行、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作为我们信管专业的主要学科，学好经济学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模型，更直观的运用。

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2.1 古代经济学

最早的经济学起源与古希腊，那个时候奴隶制庄园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品交换。随着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学者对经济学提出研究。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客观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的，又用来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当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真正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和学说直接先导的。只有反映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商主义经济学说，才能充当这一角色。

2.2 近代经济学

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有过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学说的主要是围绕如何发财致富问题展开的，指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保护和干预。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以劳动价值为主的一系列经济理论体系。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方面没有充分重视，在分析方法上也不够全面。此外，劳动价值论更倾向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又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时期。

2.3 现代经济学

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叫做新古典经济学。它“边际革命”为起点。这是指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三个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相同理论体系和观点发表的重要著作开始，直至英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的发表，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

新古典经济学是将劳动价值论为主体的价值理论改变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引进了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把强调供给和生产转变为强调需求和消费。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些经济理论被看作宏观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驱，为后来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现状与问题

信管专业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许多学校对本专业的定位不明确。经济学作为本专业的主要学科之一，各个学校对经济学的课程安排等不明确。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习也是不太一样。

具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3.1 课程设置不合理

现在学校总是把实践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呢。学校开设的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学时根本不够。老是只能勉强的把课讲完。根本没有任何实践去带领学生真正去实践。一些学校只开设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对学习西方经济学之前的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完全没有涉及。学生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学习西方经济学，这样很多概念、模型就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

3.2 教师配置不合理

现阶段，许多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全完不了解计算机的知识，导致计算机技术与经济学完全无法融合。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没有用武之地。

3.3 学生对经济学的重视度不够

许多信管专业的学生认为我们是学习信息管理的，只要掌握与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就可以了。西方经济学时金融、财务的专业才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学了这些完全没有用。随便学习一下，考试过了就可以了，不用掌握系统的知识。

4 解决问题的措施

4.1 合理的设置课程

学校首先应该要重视经济学，不仅仅当成是一门课来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合理的安排时间的配置，让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经济学的重要性。

4.2 最优的教师资源

注重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有机结合，使同学们能够把所学到的不同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好的运用于学习和以后的工作。注重课堂教学的效率，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和方法，和学生建立起交流的平台。让学生能够在自然的状态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而不是被动的通过考试区实现。

4.3 正视西方经济学

树立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学习西方经济学是要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运用的。可以在课下模拟经济学中的市场运作，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体会市场变化。去体会这些规律和理论的异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生活中感受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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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性假设；理论框架；发展；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9―0011―07

多年来，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问题有许多争论。这些争论有三种倾向。一是坚持亚当・斯密以来“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基本内涵，并进一步加以发展或丰富，如新古典主义“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新制度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以及博弈论的合作理性经济人假设等。二是坚持“非经济人”人性假设，这种倾向并不认为人的行为是以其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是以其他目标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如“复杂人”、“学习人”、“知识人”等人性假设。三是试图将马克思“社会人”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结合起来，如“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新经济人假设、“科学经济人”假设、“相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等等。

一、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争论的意义

经济学科的发展过程是人们探求现实经济现象本质关系，从而形成形形理论的过程。在形成理论的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必然要通过一定的起点，选择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得出结论以解释世界，说服他人。这个过程可分解为下列组成要素：假设条件、方法、表述、结论。由于经济学家处于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思维，掌握不同的语义等原因，这些要素可以有不同含义。综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假设条件往往被理解为约束条件、前提条件、逻辑起点或逻辑条件。甚至有的经济学家还将其理解为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而方法往往被理解为途径和手段。表述则往往被理解为逻辑推理、说理过程、证明过程。而结论则被理解为理论结果、理论目标。就方法这个要素而言，它尽管有许多种，但它仅仅是进行表述的工具而已。工具(方法)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表述是否合理、简洁和明了。而表述是否清晰，是否具有逻辑力，将关系结论的科学与否。一般而言，方法、表述、结论等要素往往是格式化的，一旦经济学家采用了特定的方法，则其理论表述、结论也就确定了或格式化了。因而使得人们可以凭借自己具有的知识和理论经验，对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给予判定。然而，假设条件这个要素却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本身难以格式化，这就导致方法、表述及结论等要素的不同表现，从而影响人们对经济理论的价值判断。人性假设作为当代经济学家们常用的理论假设条件，必然会影响到经济理论的价值判断。所以假设争论的意义，在于它究竟对理论价值存在多大的影响。人性假设的争论应该着重关注下列问题：

第一，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有必要吗?自亚当・斯密将人性假设为“经济人”之后，以后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已将人性假设作为必要的基础。人性假设经过发展，形成诸如“理性经济人”、“科学经济人”等有别于亚当・斯密经济的人性假设，但都未能脱离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的框架。而“非经济人”人性假设，尽管是对“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否定，但研究范围与研究过程同出一辙。之所以如此，完全在于经济学科本身是探究社会经济内部联系或规律的学科，微观上则是探究个人与其它人群体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及规律。所以，正因为经济活动主体是人，而经济活动行为是人的行为，研究人的经济活动的原因、动机、行为、过程、结果及影响条件也就成为经济学科的内容。心理学的成就表明人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是受外界原因刺激，然后形成动机、过程和结果。当然，整个过程会受到影响条件的结束。原因与动机则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点。但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原因动机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谋求经济利益。如果以此作为人的特性或本能，则“经济人假设”必然产生。如以其他动机为人的特性及本能，可能会形成其他人性假设。

第二，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唯一的吗?既然经济学人性假设是个基础，而以此为起点建立的一个经济理论体系，可将全部人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研究框架。但人性假设是否只能唯一一种，则需要探讨。理论上看，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否定了人性假设的唯一性。除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之外，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人”更为科学。因为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前述的“复杂人”、“学习人”、“知识人”等假设，实际上已表明了人性假设的多元性或非唯一性。实践上看，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或经验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的人性假设，这是因为实践既有广泛性，又有深入性。“经济人”与“社会关系人”假设是同时代的产物，是实践的广泛性反应，而“复杂人”、“学习人”以及“新社会人”假设等，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是实践深入性的反应。人性假设不可能具有唯一性。

第三，人性假设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每每必同吗?经济学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如果每项经济研究都要运用人性假设，完全没有必要。例如，在研究人们的赠送行为时，如不探究其动机，没必要涉及人性假设。同样，研究生产产量与质量的关系时，也没有必要涉及人性假设；……如此等等。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如果研究经济过程的某一环节，则不用涉及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人性假设；二是某些经济行为，是由人的多种动机所推动，不能单纯以某一人性假设来解释；三是同一经济现象的出现，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理解解构。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硬性使用人性假设，可能导致理论逻辑复杂化，不利于经济理论研究。当然，如果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完全可从人性假设开始。

第四，人性假设是任何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吗?一般认为，任何经济理论都存在假设，而人性假设是其中之一。但是把人性假设作为建立经济理论体系大厦的逻辑起点，则值得商榷。的确，亚当・斯密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大厦。现代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也都以“经济人”人性假设为源头。但是，马克思经济学是另一座宏伟的经济理论大厦，而其中也不乏包括人性假设在内的许多假设。然而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是来自现实的商品，通过商品中体现的社会关系，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不是通过人性假设来说明社会经济关系。

显然，人性假设争论的意义，多在说明经济理论体系建立有无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起点是什么。从而确定某种经济理论框架及范式。

二、经济学中“人性假设”争论的焦点及原因

近年，关于人性假设争论越演越烈，其争论的焦点与历史上争论焦点相比已大不相同。历史上人性假设争论焦点，主要是围绕人性的内容，从而形成从“经济人”到“有限理性经济人”，“知识人”到“复杂人”等多种人性理论。现代人性假设争论焦点则是人性假设是否是经济理论的起点。有的学者甚至把它

作为一种经济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依据。还有的学者为了说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也强调马克思经济学具有“经济人假设”。另一些学者以此为基础，希望承认并发展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并提出了新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甚至有一些学者还对“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这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似乎必须从人性假设出发，才能构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也带给人们一种理论错觉：古典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以人性假设为逻辑起点的，其理论体系自然就是科学的。而其他经济理论体系，特别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不以人性假设为逻辑起点，因而是不科学的。这种理论错觉当然不会被众多学者所接受，于是一些学者们想通过折衷的办法，要么说明马克思经济理论也有人性假设，要么企图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融合起来，而“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即是如此。这种做法的目的除了要说明马克思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同样具有科学性，而要便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对话和论战。这样，近些年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争论焦点实际在于是否影响到经济理论的科学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谁具有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地位的理论之争。

如何看待上述争论的焦点，几个关键问题必须要弄清楚。

第一，什么是科学。对于科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形成学者们在经济理论中若干范畴的歧义。这种歧义导致不同的经济结论或结果。对“科学”的内涵，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人们对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现象存在的正确性的理论体系。另一种则将其理解为通过一定的数理模型，利用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理论范式。由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论体系就被区分为科学与非科学。如按第一种理解，哲学、历史学、中医学都属于科学，按第二种理解都不属于科学。因此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学者为了使经济学成为科学，于是在经济研究中大量使用数理模型，且越演越烈。但一些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的经济学家对此却持反对态度。“这样，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设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紧要的理论结论。”

第二，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当前，一些人认为一个理论体系是否是科学，其实关键在于是否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被通常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按这种方法的逻辑路线，首先在确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设定假设条件，再利用数理统计工具，形成模型或结论。因为这种方法不涉及价值判断，因而被认为是客观的、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正是按照这种方法建立某种理论体系的。由于这种方法的“科学”涵义有不同的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不同的理解。如把实证研究的方法作为科学的方法，则规范分析研究的方法就不是科学的方法。这当然不符合客观逻辑。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从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得出有关结论。这样的方法一旦出现假设的非现实适应性，逻辑推理即使正确，结论也难以符合客观实际。”艾克纳也对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提出责难，“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一系列演绎推理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由此看来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方法还并不是公认的科学的方法。

第三，什么是科学的结论。经济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确定研究对象或范围，再运用适当方法，并通过分析推理及演绎等过程，最后得出结论。但不同的方法，如果被人们分为“科学的”或“非科学的”，那么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会被人们区分为“科学的”结论或“非科学的”结论。一旦如此划分，一大批人类优秀的理论成果将会被划分为非科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最后都有一个被事实印证的过程来检验其正确性。偏好运用非科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得出的经济学结论，最终要转化成为决策，而决策的效果又将直接或间接印证其结果或结论正确与否。而运用“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如果被事实证伪或无法得到验证，此结论也是错误或无用的。由此应该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得出的经济学结论，只要能得到事实的(主要是能增进社会的福利及进步)，都应该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据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人性假设只是得出某种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它可将理论分析导入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从而导出科学的结论。实际上，经济理论体系的正确及科学与否，不在于其逻辑起点是否有人性假设，不在于采用何种方法。而在于其结论的正确性、可运用性、真理性。显然，人性假设争论的焦点，无法判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科学性。

三、能判明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争论是非吗?

自亚当・斯密以来，由于“经济人”或“理性人”的人性假设，使经济科学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成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以后解释经济现象的过程中，新的人性假设在争论中不断形成，从而形成在新的人性假设条件下的新的经济理论。例如，将经济人的无限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社会人”的人性假设形成行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如此等等。但是，关于“人性假设”争论的孰是孰非，也应认真考察。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形成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作为起点，“这时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以后经过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历程，现代经济学体系已十分庞大，不同的人性假设及其争论的成果，构成了其中许多理论的逻辑起点。人性假设林林总总，分辨人性假设争论的是非曲直也颇难。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把人性假设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实际上设想了一个凝固不变的经济世界，将其研究对象即人的经济活动赋予了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使得这些研究对象的性质易于量化，便于运用数理模型来描述及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因此，不论现代西方经济具有何种人性假设，其分析方法都是相同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人性假设的争论主要围绕人性内容展开。人性是什么?人性有哪些内容?实际并无统一说法。从伦理学角度，“善”与“恶”是人性；从生理学角度，“食色性”是人性；从经济学“利益最大”的经济或理性选择是人性；从行为学角度，“趋剩避害”也是人性，如此等等。

纷繁复杂的人性内容，每种内容都将影响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的行为。我们不能指责哪一种人性内容正确，也不能指责以何种人性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学科体系不正确。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以不同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人性假设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更新及发展的过程。亚当・斯密，西尼尔等人的完全“经济人”假设，认为人追求自身利益是其经济活动的动机。人能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保证下，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能增进社会总福利。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这种人性假设无法说明人的许多经济行为，于是对这种人性假设进行了修正，把人性假设涉及的范围从纯经济活动领域扩展至非经济活动领域，将人们的经济利益扩展到精神利益。但即使这样也难以摆脱许多学者们的批评。休谟认为。“怎

么这个性质被演染得过大了，”“新古典经济学醉心于下述形而上学观点，即：每一位个别决策者都是理性的。”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也认为经济人假设“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赞同经济人假设的观点，是一种似乎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的观点，这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反思，使人们认识到了人性的多样性，认识到人性不能仅用“经济人假设”来概括。因此从“完全经济人”到“不完全经济人”再到“知识人”、“阶级人”等的人性假设，推动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发展。正如诺思认为的那样，“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所以，人性假设的争论，推动了人性假设的发展。当然，每种人性假设都是人们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结果，都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成就，都有其历史合理性。

人性是可以划分为层次的。首先是哲学层面的层次。因为任何学科，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哲学是任何学科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人性或人性的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哲学层次的人性。其次，具体学科层面的层次。这种层次体现了人性在各局部世界或局部社会中的本质。例如“善恶”是人在伦理世界或伦理社会中的本质；“经济人理性”是人在经济世界或经济社会里的本质；“征服及反抗欲”是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社会中的本质。再次，是特殊层面的层次。这种层次只体现某一学科的不同特殊领域。例如，“完全理性经济人”体现在经济学科中人的自然的极端领域；而“不完全理性经济人”体现在经济学科中受不完全信息约束下的领域；“相对理性经济人”则体现于与外部世界广泛作用，随时随地变化其行为的领域。实际上，不同的人性假设，都不过是经济学家们站在不同层次上的认识前提罢了。

所以，一旦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人人性假设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必然有着共同的分析方法。各种人性假设，均可作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各学科的逻辑起点，都有其合理性。人性假设及其争论的发展，都能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定真理性。而人性假设的层次性，能使经济学家们在不同层面上发展经济理论。这些特点，表明人性假设争论的是非曲直的判定是毫无意义的。

四、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争论向何处去

从经济史的情况来看，人性假设的争论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不可否认，每一次的争论，都使经济理论向前发展。人的发展问题早已被纳入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之中，宏观经济学也充实了更多人性的内容，动态分析方法及理性预期方法的引入，包括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使其核心理论亦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而“知识人”等的人性假设，使得西方微观经济学出现了知识或信息的内容。可以说，人性假设争论的发展导致现代经济理论新论辈出。那么，是否人们通过对人性多方面、各层次的深入了解，形成新的假设，就会对经济理论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呢?一些学者并不赞成。“任何人自称完全理解经济发展，或者自命发现了揭开‘那个’经济增长秘密的‘那个’线索，很可能是个傻子或江湖骗子，或二者兼而有之”。如果争论不能起到积极作用，这种争论向何处去。

从人性假设的争论过程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争论仍会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人性假设，只是对人性某一内容、某一层面的认识，并将这种假设仅仅作为某一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通过一系列过程构筑某一理论大厦。但是，这样构筑的某一理论体系，仅是对经济世界的局部认识。一旦这种理论体系无法全面很好地解释经济社会之时，新的人性假设在争论中又会应运而生，产生新的理论。这也被过去的状况所证实。

在理论的新进展中，还有一种状况，就是通过人性假设的争论，对原有个别基本假设的背离或修改，形成新的理论。但是，在原有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原本在逻辑上是完备的，如果改变原有的假设，可以造成新的理论内容与原有理论内容的不甚相容，甚至会造成新的体系的逻辑矛盾。由于理论进步是必然的，这种逻辑矛盾归纳到起点的人性假设争论也会持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体系的建立，无论是何种人性假设，都是来自于经验或思想实验，并不一定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不一定具有合理性。如果在争论之中形成的新的人性假设，也缺乏理论依据的支撑(而事情往往是这样)，那么在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带来的只能是矛盾的增多，逻辑混乱的增多，加速了人性假设争论的加剧与持续。

我们说人性假设的争论将会持续下去，那么争论的焦点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在此之前，争论的焦点已从人性内容是什么从而引出不同的人性假设，但这毕竟只是在现代形成或以往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争论内容，并不构成理论体系在逻辑起点、方法、表述及结论等范围方面的根本对立。近年人性假设的争论，其焦点在于人性假设而形成的理论的科学与否问题。通过人性假设形成的理论与非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的理论已在范围上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导致人们对某一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认识及判断。这种人性假设争论焦点的转移源于社会实践中非人性假设起点的理论体系与人性假设起点的理论对立。过去计划经济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隔阂，使得这两种理论体系各自独立，也没有碰撞的机会。特别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类理论体系一方以经济学为代表，另一方以西方经济学为代表，被人们公认为是水火不相容，分别属于计划经济国家及非计划经济国家的理论。而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转型时期实践的探索，必然导致理论的反思、比较及碰撞。因而人性假设这种理论的源头及逻辑起点的争论不仅会持续下去，当然也会成为理论科学与否的一种价值判断。一些学者认为，一种理论的科学与否，不仅在于其主观逻辑正确与否，更重要的在于客观逻辑的正确与否。事实上，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主观逻辑上都是正确的，在客观逻辑上特别是符合客观及实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上的正确性、相符性，才是决定一种理论的科学性的重要标准。所以，人性假设争论的焦点，会以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取得告一段落。

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发展是通过客观逻辑来验证和推动的。在人性假设的争论过程中，实践的变化会使理论趋于完善，这也可以导致争论的焦点发生转移。但焦点将不再以人性的内容和人性假设导致理论内容是否科学作为判断，因为这已是历史。争论的焦点会在人性假设的合理性、导致其理论的方法、表述及结论的合理性方面展开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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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探讨个人与社会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某种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以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边界、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等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本文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用于指导我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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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假设，它不仅以系统的观念为基础，同时必须具备了开启这个系统所必不可少的的本质属性。经济学为了走向“硬”科学，模仿物理学的构建进而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其逻辑起点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1714），指出“社会中个人的之间彼此服务依赖于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需要越复杂，就越来越多的个人发现为别人的利益服务，就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休谟在《人性论》指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标语,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以及自利选择原理。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发展了利己主义的思想，明确指出利己是经济的动力所在并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为其建立的经济伦理体系奠定了基础；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发扬了功利主义的精神，“一方面，他用经济学的语言“国名财富最大化”解释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如何在自利的人性基础上达到功利主义目的的根本途径，即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学奠定了功利主义的伦理框架”。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斯密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认为若要达到利己的目的需要借助利他为手段。若利己而不利他，从长远看也是行不通的。彼此间的利他和利己产生了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又将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了又有利于产生更广阔的共同利益。第二、经济人具有理性即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第三、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经济人与市场结合有效的增进了社会公共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也就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

二、“经济人”假说争论与其演变思路

经济人假说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是20世界50年代以后围绕着西蒙―莱本斯坦因和马克洛普―弗里德曼的经济人之争。历经三次大的争论并没有对经济人假设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令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学在模仿物理学的构建逐步走上了公理化的道路，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公理化处理即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自利最大化”在经济学中充当着公理的功能，但本身本并不是公理。经济学所面临着困境就是，一方面不希望其理论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上；另一方面又将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经济人的自利最大化）充当公理，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导出经济学大厦。如果经济人假说是的确是公理，通过逻辑推理架构起来的经济学那么就不会有争论。面对反例的冲击，若是为了维护经济学大厦而去维护原有“经济人”假设那么将是本末倒置，同时也违背辩证法的。形式逻辑之所以是静态的，是由于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的基础。而辩证法之所以是动态的，在于它的基础是动态变化的。以客观存在为出发点，只有通过经济学基础的动态变化使基础不断稳固和提升，经济学大厦才能经受更大的冲击。不同时间段的经济人行为的内在规律没有必要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经济人假设或许比从静态的角度看更加合理。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首次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中明确提出理论中假设的现实性问题（即理论中的假设是否有必要与经验事实相符），切入了“经济人”假设争论的实质性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理论之正确与否并不在于其假设之“现实”与否，而在于理论对所要解释现象的预测之正确与否，而预测之正确与否又是与理论假设之“现实”与否互不相关的。如果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理论的预测能力来说明，那么观察和经验就不能依赖于观察者的理论或概念框架。否则就弗里德曼的论点将陷入一种理论和预测的循环论证的怪圈，即理论的正确与否由预测来证实，预测又依赖于别的理论，而这些别的理论的正确与否还得又由预测来证实,那么实证研究将使得理论不可证伪。不难发现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的观点，从证伪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非科学的。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合理的抽象核心假设，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理论的假设不能与事实向违背。从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不难发现“经济人”假设（自利最大化）作为主流经济学中形而上学的“硬核”，“硬核”不仅是不可反驳的而且有“保护带”（保护带是由有许多辅助假说构成，一旦反例出现通过修改辅助假说来保护硬核不可反驳）。事实上“硬核”更多的是一种的对不可反驳的信仰，因为“硬核”并不禁止任何可能反驳“硬核”事情发生。

一方面世上没有不可代替的理论，另一方面即使被事实了的理论是可以挽救的。挽救是有代价的，代价过高将得不偿失。理论研究在于提出一个理论逻辑，实证研究在于检验相互排斥或并存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理论逻辑的真伪和条件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条件性一旦改变可能今天被的理论明天将重新启用。这也就意味着一次性彻底某一理论或者理论核心假设是不太可能的，采取动态的核心假设的思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了强理论的生命力。西蒙提出了非理性人的假设，以及目前对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的研究等，这些都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互排斥和竞争。尽管非理性人假设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可，但依旧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对主流经济学而言毕竟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代价远比用非理性人假设或者其他假设替代的代价要小得多。弗里德曼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罗伯特.卢克斯不仅认为“经济人”是理性的同时还能做出理性预期。合理预期的理性经济人，使得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又恢复了生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演变思路就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和修改辅假设来保全核心假设（自利最大化）。而通过调整和修改辅假设可以使理论体系（或者“硬核”）免受反驳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旦“保护带”的调整和修改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理论体系就将面临被强证伪。

三、“经济人”假设的反思

尽管“经济人”假设坚持了自利最大化这个“硬核”，通过调整调整和修改和辅假设（例如增加人可以做出理性预期的假定）来避免被反驳，但仍有内在缺陷需要引起注意。

（一）基于功利主义建立起来的经济人的内在缺陷

无论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人性的利己性和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共同的本质就是注重效率。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在分配环节也起作用，即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可以完全竞争，但在分配环节是无法做到的，其根源在于功利主义的本质在于“总体原则或效率原则，根本不关心分配问题”。结合西斯蒙第和凯恩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分配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进而决定生产，进而影响国民财富的增加；目前依靠劳动生存的人数在劳动总人数依然占大多数，同时大部分的消费也是他们决定的。在斯密看来，自由竞争可以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同时实现了国民财富的最大化。自由竞争可以用于消费、生产，然而无法用于分配，在分配中不同群体的利己性是具有对抗性的，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的。换句话说，市场机制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还十分有限。

（二）“看不见的手”能否引导经济人达到国民财富最大化

“囚徒困境”中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可知在没有个体间协调时理时，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是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充分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竞争同时还包括合作，在个体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将产生集体之中不同的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诺斯称为“一切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利益与个体与集体利益达到一致，那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可能通过个人追求自利最大化实现。利己最终目的都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通过最求自利最大化间接实现最终目标，还有赖于通过有意识的对功利主义者标准的遵守，以及对社会利益的关切为最终目标。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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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弄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于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十分重要。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来实现自己。比如，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在生产中就处于支配地位，同时占有劳动产品。

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一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所以，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从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调整，适合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正确把握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论述，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论。商品作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是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个永恒的范畴。社会物质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社会、为他人的；商品使用价值一定是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个历史范畴，价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比较关系。对于商品生产者来说他关心的是商品价值，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生产者之所以也关心商品使用价值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叫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叫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抽象劳动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所特有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并论证的，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商品价值量理论。商品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叫个别劳动时间，决定个别价值。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形成的比列关系不同对商品生产者影响不同，只有当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商品生产者才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基础，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所以在现实生产中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得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中获得价值差额。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现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价值规律理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格除了受商品价值决定之外，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反之，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降到价值以下。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其次，价值规律自发地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价值规律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当然，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特点，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克服价值规律对经济生活调节的这种消极作用，所以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都缺少不了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现代经济的调节机制是价值规律调节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结合。

的货币理论。在商品经济中，货币是和商品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通过对货币产生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即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外在对立。商品生产者必须想方设法将商品换成货币。商品到货币的转化，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个跳跃完不成，摔坏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马克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销售对于商品生产者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货币的职能，马克思认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当商品价值用货币来表现时就是价格，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可以是想象或观念的货币。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流通手段职能改变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商品交换由商品——商品，变成了商品——货币——商品的交换，买和卖变成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危机的可能性就隐藏其中了。马克思分析了货币流通规律，即流通中货币量的规律，它等于商品价格总额/同一货币的流通次数，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普遍适用。马克思还分析了铸币和纸币的问题。货币产生之后其形态经历了贵金属币、铸币、纸币、信用货币，到当今的电子货币，其一般等价物的性质并没有改变。货币还有派生职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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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价值理论是个动态演进的系统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每一种价值理论都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出并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价值理论逐渐会被新的价值理论所取代。现在已经有许多经济学说对新古典价值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补充，我们期待一个符合当今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回顾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

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由生产所创造，所以称之为供给决定论。由于生产过程是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自然应从三个要素中去寻找价值的源泉。一派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即劳动价值论。另一派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即要素价值论。

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决定论

该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生产过程，而是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商品的主观评价。若消费者认为商品对自己的主观效用大，则商品的价值就大，否则就低。

新古典学派的供求决定论

供求决定论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解释价值的决定，它由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创立。马歇尔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引申出商品的需求价格，又根据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引申出商品的供给价格，价值由供求双方达到的均衡决定，这时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价值理论的变迁

综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史，我们发现价值理论是为适应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有的价值理论将跟不上经济的发展水平，它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古典学派的供给决定论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将资源集中于能够最大限度扩张的生产领域，所以古典学派认为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使资本家有将他们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进行再投资的强烈动机，结果使产量大幅度增长。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理论仅仅适用于不发达经济，工业革命开始100多年后，这个理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显著。

边际学派的需求决定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如何促进财富增长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边际学派给予需求应有的重视，使资本家的注意力从盲目生产转移到如何使产品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毫无疑问，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但边际学派极端忽视供给，鉴于需求决定论的片面性，马歇尔在边际学派的基础上发展了他的供求决定论，在当时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且举足轻重的。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在很长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展望价值理论的未来

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决定论抽象掉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特征，构造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明显与实际相脱节，因此一些新兴经济学对其进行了发展和补充。

公共经济学是以公共品的供求机制为研究核心的经济学科，其发展弥补了新古典自由市场仅仅限于纯私人品假设的不足。其对新古典理论的发展主要有：认识到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私人交易私人品的过程，同时包含着交易公共品的过程。指出公共品的价格机制包含着公共（政治）选择的均衡过程，提出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价格机制不仅包含着价格的决定过程运行机制，也包含价格的管理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如何优化制度环境，考虑到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才能有利于经济发展。

使马歇尔均衡价格机制理论重新回到市场分析起点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其在产权、交易、组织、契约、信息等诸多方面都丰富和拓展了新古典价格理论，把其从静态和瞬间的数量关系上升到动态的、包含瞬间和长期的产权契约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子引入到价格理论之中，使之成为价格机制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不仅反映物物交换的关系，而且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是凝结在物品中的产权契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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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正在成为我国当下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之一。广东和浙江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和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的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有关：外生的模块化和内生的模块化分别推动了“脱嵌型”和“嵌入型”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但是，模块化的发生机制不是决定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唯一变量，后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F24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3-0049-07

相对于社会学家对劳动一社会关系的研究而言，经济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与其重要性是不相称的。上述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学界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我国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历史特征有关。

首先，一般而言，所谓生产方式指组织和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是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关键范畴。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关于我国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几近空白，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也没有受到重视。其次，在改革之前，涵盖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的单位体制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劳动一社会关系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问题，而是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难以独立地进入经济学界的视野。

但是，随着企业主体发生变化、全球化的影响增强，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开始上升。第一，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淡出、外资企业的进人和民营企业的出现意味着单位体制的覆盖面缩小，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开始浮现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生产方式的演变，而劳动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后者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如果说经典作家时代的生产方式主要涉及劳资关系和企业间关系的话，那么在外资大量进入的当下，劳动一社会关系则已经成为我国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以技术变化为起点，借助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我们采取这种研究思路的原因有二：首先，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问题在全球化和改革的进程中出现，而技术变化对于我国出口部门的扩张和民营企业的兴起具有重要影响。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为把握生产力的形态和作为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本文的第二部分以相关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最能反映改革成果和全球化进展的浙江和广东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特征。第三部分概括两地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第四部分参照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来讨论技术变化的发生机制如何影响了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

一、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两种形态：广东与浙江

由于存在巨大的地区间差异，所以全面地把握我国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现阶段，对于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在我国各地区之中，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最为迅速，学界对两地的经济发展也着墨最多。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尽管两地具有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大相径庭，可以为关于我国各地区的外来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比较研究提供出发点。

综合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广东与浙江的劳动者都以外来工为主，而两省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可以归纳为脱嵌型和嵌入型两种形态。脱嵌型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脱节，前者无法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嵌入型则指外来劳动者和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前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后者或从后者获得支持。

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比较，刘林平研究组的观察最为持续且系统。依据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结果，刘林平等人认为，在劳动权益方面，长三角的表现好于珠三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研究所讨论的主要是两地的劳动权益问题，但是其问卷调查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涉及了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如下表所示，相对而言，在劳动一社会关系方面，长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更为融洽，而珠三角的外来工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则更为对立。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长三角地区的外来工和企业所在地的关系更为融洽，也更为当地社会所接受。这一事实极为典型地反映在广泛地存在于珠三角地区的“宿舍劳动体制”之中。所谓“宿舍劳动体制”指外来工集中地居住在由工厂或当地政府在工厂之内或附近提供的宿舍之中并被隔离于当地社会之外。从表面上看，工厂或政府提供的宿舍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福利设施。但是，这种劳动体制不但建立在外来工的工资水平无法支撑其在市场上租赁住宅的基础之上，而且意味着外来工的生产活动和个人生活高度重叠。实际上，“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本土组装企业为满足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外国发包企业对加工规模、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而采取的战略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之下，通过构筑“宿舍劳动体制”，这些企业获得了通过随时调动大量劳动力来回应外国发包企业在产量和敏捷性方面的要求的能力。

二、模块化的两种发生机制

关于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地区间差异，文化差异、教育背景等都可以成为解释变量。在这些变量之中，本地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最为有力。具体而言，在同工同酬的背景之下，企业中本地工人的比例越高，则外来劳动者的境遇越好，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即源于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粤浙两地的劳动者都由本地工人和外来工构成。因此，本地工人在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的高低本身就是需要被解释的因变量，不宜于被直接用来解释外来工和当地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换言之，任何关于两地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差异的研究不但必须能够解释两地的外来工和当地社会的关系的差异，而且必须能够解释两地的本地工人在劳动者中的比例的不同。

上述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生产力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但是，就本文的主题而言，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对生产方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来说，外生的模块化并不必然引起“脱嵌型”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的出现。实际上，尽管“脱嵌型”的外来劳动者一社会关系似乎体现了国际资本对控制成本的要求，但是其出现更多的是所有制形态、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外来劳动者不但无力和资方就工资水平进行谈判，而且无力抵制资方对劳动者个人生活的侵蚀。其次，地方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超过了对于外来劳动者权益的重视。另外，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户籍制度也强化了劳动者和当地社会的疏离。

不同于外生的模块化所引发的“脱嵌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内生的模块化则与“嵌入型”的劳动一社会关系的形成有关。在浙江省，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主体是当地的普通创业者。这些创业者数量庞大，其创立的企业也更多地通过水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在创业初期，这些企业的创立者往往集创业者、劳动者和创新者的身份于一体，其员工的主体也和创业者具有亲缘或地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存在有助于这些本土企业在发展初期克服资金约束，是推动内生的模块化出现的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嵌人型”劳动―社会关系的出现是生产力的特殊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等因素的共同产物。就前者而言，内生的模块化意味着这些企业在同业竞争对手之外无需面对外生的模块化所必然带来的居于价值链顶端的国际资本的压力，所以这些企业在提高员工待遇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的竞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企业间的协调与配合，所以不同于处于全球价值链之中的企业不得不为降低成本而动态地改变企业所在地，这些企业较少改变企业所在地，而长期在同一地区经营在客观上为构筑稳定的劳动一社会关系提供了基础。就后者来说，推动内生的模块化的是本土中小企业，而不是外国企业。在发展初期，本土中小型企业往往采取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取得初步发展之后，企业员工的相当部分也来自当地，而且往往和企业所有者具有相对紧密的各种联系，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相对水平一些，而这种相对水平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企业所有者和外来工的关系之中。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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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国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25-01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开设历程

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产生于15世纪，正式建立是在18世纪，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一直到现在，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政府调节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体系，它综合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及国家政府调节的政策主张。经济学也因它的作用和魅力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但是，在我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西方经济学一直被拒绝运用于国内经济学的教学和实践中。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我国只有少数重点高校开设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报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态度和目的进行讲授。在期间西方经济学被禁止授课和研究。一直到197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才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迅速在中国理论界中被传播和普及。在80年代下半期，教育部允许高等院校正式开设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之类的属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程。[1]如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定的经、管类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之一。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

（一）市场理论的适用性

新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理论。这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趋于成熟，价格机制的调整可以在这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发挥重要的配置资源的作用，并且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而对于中国而言，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以及我国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制度，导致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并不适用于中国。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经济变动看作是经济要素边际的变化，对应的是增量调节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状况往往是陈旧的经济体制和长期累积的经济问题。所以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结构改进。另外，在西方经济学中，利率是市场化的产物，经济活动主体据此调整自己的借贷行为。而中国的利率受到政府政策的管制，因此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利率理论和公式来指导和解释中国的资本和金融运行。

（二）经济微观主体的行为

在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有自己的特点，并不能一概用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特点来套用。首先，从居民消费习惯上看，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受到风俗文化的影响，消费行为和习惯有所差异。中国家庭的代际消费就比美国家庭更明显，而且跨越的时间更长，这就导致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较高。另外，我国居民的契约意识比较差、公民意识比较薄弱、个人信用缺失现象比较严重、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加重了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中的投机，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第二，中国企业主体由于企业产权不同而表现不一。目前中国有国有、私营、外资等所有权类型不同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可能相同。比如：国有企业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国有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稳定经济、安定社会。所以国有企业的行为也就不能套用西方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来加以分析。

（三）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选择方面的分析和论述较多，提出了大量的试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政策措施。比如奥肯（1975）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互为代价的关系，政府应该通过再分配创造机会公平或起点公平来增进效率。但是，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差别，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在经济衰退或者是经济紧缩时期需要强调效率，但在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的时期需要特别注重公平。因此1992年，我国明确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性思路。而在现阶段，国家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提升后，社会公平问题开始突出，因此开始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

中国经济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包括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2]因此，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国家。而高校教师只有深刻领悟到我国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现实基础，才能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将书本中的原理结合中国实情更好地为学生讲授，也才能教会学生去思考身边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走向理性的解决道路。

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建议

（一）加强教师的自身学习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之外，应该在平时注重大量阅读和积累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的相关资料，深入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建立自身深厚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积极参加相关的社会调研和科研研究活动，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自身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注重全面阐释西方经济学理论

教师在教授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注意要全面阐释这些理论，包括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理论的适用条件以及后来学者的评价和理论的新近发展等。这才能让学生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让学生明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特定的经济理论，及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另外，在介绍有关经济理论时，要注重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培养学生辨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引导学生学会提出自己的想法或疑问。

（三）辨析中国经济发展国情，结合案例讲授经济学原理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让学生明白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差异，并让学生明白中国经济环境的独特性。比如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尤其是城乡差异巨大、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等等。这些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西方经济学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来，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结论[3]。这也要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焦点问题，并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对案例进行剖析和研究。在教授课程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中国经济现象来理解经济学原理，这样不仅利于学生更容易地接受西方经济学原理，提高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还能让学生了解中国经济与这些原理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黄范章.建国60年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下）[J].金融发展评论，2010（2）.

[2] 程恩富，何干强.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J].研究，2009（4）.

[3] 方福前，徐丽芳.把握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促进西方经济学“中国化”――方福前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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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范式及其演进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paradigm），按照科学哲学家kuhn（1962：第9页）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1kuhn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lakatos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之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lakatos（1978：第7、66、67页）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范式的演进有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即内核不变，通过对保护带作出适当的调整，包括取消、修改、完善或增加辅假设，以增强该范式的解释力；其二是范式革命，即抛弃既有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了一种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首先是通过保护带的调整，以适应事物的新变化、新发展，从而提升解释力和预见力，这就是所谓的范式进步。否则，就要寻找和确立一种新内核，发生范式革命，最终促使一种新范式的形成。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范式进步与范式革命这两种类型交替出现即范式演进的过程。

上述分析表明，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范式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解释力与预见力提升的过程。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综观经济学发展史，范式演进的脉络清晰可见。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知识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伴随范式的演进，经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认识不断深入。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知识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泉源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命题的某些涵义。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

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smith（1776）的阐释，这其中的逻辑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沿着smith的分工思想，经济学家们进一步作出了深入的探究。2

综观smith及其承继者对古典范式的发展，与古典范式内核相适应的保护带可以表述为：人类自身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持续进行，及其伴随的社会生产力的内生演进势态，也即人类社会劳动分工内生发展假说（smith，1776；marx，1876；marshall，1890；young，1928；杨小凯、张永生，2000）。这个保护带囊括了以下两个重要命题：其一，分工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伴随的，分工的层次与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其二，分工的演进是与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提升息息相关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必然要从浅层次的低级分工演变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要素的高度专业化分工。这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工。3

（二）古典经济学所蕴涵的知识命题

古典分工思想为知识分工范畴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知识分工范畴是根植于分工思想之中的。因为正是分工的深化才最终产生了知识分工，并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家的关注。hayek（1937）在20世纪30年代与兰格（oscar lange）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工范畴，正式地把知识问题纳入经济学的视野。hayek（1937：第50页）指出：“……显然存在一个知识分工的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起码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自从我们的科学诞生以来，后者就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前者则完全被忽略。尽管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becker & murphy在1992年的《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所作的均衡分析首次引进了“知识”变量；4汪丁丁（1997）试图以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以drucker（1971、1998）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更是浓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范畴。5

对知识的研究，古典范式的贡献有两点：其一，古典范式的分工内核为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为后来者研究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源流；其二，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涵又是经济学家研究知识问题的动力源。正是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演进所推动的物质财富创造机制的变革，才最终提出和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重要地位。知识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走上当今社会经济舞台，并成为一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要求。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不过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一线光。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知识的认识是间接的、浅层的、表面的、模糊的，是很不深入的。

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直接论及知识问题，并非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是不一样的。古典经济学时代可以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那时，资本是一种最为稀缺的要素，知识还是浅层的、低附加值的，还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要素，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机制尚未成熟，知识只能附着在其他要素上发挥作用。由此，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稀缺的“注意力”配置在研究知识问题上是很自然的。此外，19世纪中期以前，经济学家还缺乏研究知识问题所需要的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下文中会作出说明。

三、“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的漠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切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最具代表性的debreu 完全竞争模型中，该模型通过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和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来解释经济行为。6从debreu完全竞争模型可见，稳定性偏好、理性最优化以及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而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则是：完全理性、充分信息与完全竞争。显然，这三个保护带所指向的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笔者在本文中把具有这样保护带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之为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下文将要论及的经过修正了保护带的新古典范式。

认真研读marshall（1890）、edgeworth（1881）、walras（1874）、debreu（1972）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很难看到有关知识范畴的论述。7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古典范式的保护带内在地消解了对知识范畴的研究。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经济行为者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中拥有实现其效用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也即经济行为主体的知识是完备的。在主体关于目标和手段的知识已经是给定的世界中，自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发现和学习。只需确保主体进行选择的价格本身是合理的，就能实现一般均衡。由此，价格机制是经济活动中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价格理论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而“知识”在这里已经不是“问题”。同时，由于一般均衡理论和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排斥了要素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层面的内生演进与效能层面的持续递增状态，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与特征的揭密，在确定性的新古典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学与知识的联系在纯粹新古典范式里内在地被割裂开来了，知识范畴无法进入也无需进入纯粹新古典范式的视野之中，这就是纯粹新古典范式对知识的漠视。

四、“修正”的新古典范式：知识研究的进展

难能可贵的是，在marshall等人所创建的新古典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新古典阵营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并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作出了适当地调整。

首先是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knight（1921）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真正的不确定性是不可概率化、不可保险化的客观存在，不确定性意味着人们难以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对事件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8knight不确定性范畴的提出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备知识及其完全理性的假设，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现实性、合理性的审慎思考与认真对待。

其次是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在knight以批评性眼光看待新古典经济学的同时，年轻的coase（1937）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质疑。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coase通过放松新古典经济学充分信息的假设，引入了交易成本范畴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边界问题，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安排。9在coase开创性工作的推动下，以交易成本为核心概念的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第三是有限理性范畴的提出。coase之后，simon（1957）把人类的认知结构引入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之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simon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大大拓宽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视野。

经过以上保护带调整的新古典范式，是一种范式进步，我们可称之为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中，知识范畴就逐渐进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天然地是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等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保护带的调整，大大开拓和启动了经济学家们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知识配置问题进行了极有学术价值的探索。

（一）关于知识性质的探索

1．知识不完备性。得益于knight的启发， hayek（1937，1945，1952）把自己的心智理论与经济理论联接起来，从主体心智的局限性层面阐释了主体知识内在的局限性，提出了知识不完备性假设，10进而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首先，知识不完备性意味着，我们所应用的关于环境的知识不是以一种集中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不同的个人分散持有的，因此，经济学就不仅应该研究给定的知识能否利用问题，而且应该研究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机制问题。其次，知识不完备性还意味着，对经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着某种完全无法意识到的东西，经济学必须探寻经济行为主体发现和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必须构建有利于主体学习和交流的制度安排。hayek正是基于知识不完备性假设，在修正的新古典范式内开了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之先河。可以说，关于知识不完备性特征的揭示，是经济学中对知识“黑箱”的第一次真正触及。

2．知识互补性。在hayek的知识不完备性基础上，我国学者汪丁丁（1997）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对知识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知识的互补性特征。在汪丁丁（1997）看来，知识互补性包括空间互补性和时间互补性。前者是不同类型知识或者不同知识传统沿着空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后者是同一类型知识的不同知识片段沿着时间经验表现出来的互补性。其实，早在汪丁丁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知识的这两类互补性，只是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归总而已。hayek（1937）和becker（1992）等人的知识分工范畴就隐含着知识空间互补性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工也是生产者知识结构的专业化，其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知识物化品的生产只能由不同知识传统的生产者来共同完成。而arrow（1962）、romer（1990）关于知识积累过程的研究，becker（1964）、lucas（1988）等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都表明了知识与能力的获得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连续过程，在时间上具有互补性特征。grossman & helpman（1991：第67页）在研究知识资本的累积特征时更是直接提到“知识互补性”范畴，他们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函数并非是规模收益不变的，当知识之间的互补性非常重要时，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时，如果有更多的可以获得的信息，某一部分知识的有用性增加。这里，grossman & helpman的“知识互补性”正是汪丁丁所指的知识的时间互补性。承认汪丁丁的知识互补性假设，对知识的经济学研究就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知识分工或不同知识传统的配置、协调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二是关于知识的演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如前文所提及，汪丁丁正是试图以这两种形式的知识互补性为基石，建立所谓的“知识经济学”（汪丁丁，1997：第77页）。

3．知识的非竞争性、部分的非排他性及其溢出效应。arrow（1962）在《干中学的经济涵义》一文中除了揭示知识的积累过程及其经济学涵义外，还指出了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的非排他性特征，并由此推引出知识的溢出效应特征。11romer（1986、1990）进一步发挥了arrow的这些思想，明确提出了知识的非竞争性和部分的排他性，并证明正是知识的这种特质，才产生了溢出效应。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研究也确证了这一命题。很显然，承认知识的溢出效应，也就承认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知识溢出效应命题为基石，arrow（1962）提出了第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形成了 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becker & murphy（1992）的内生专业化模型等。

（二）关于知识配置问题的研究

以上对知识性质的探索，为建立以知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提供了理论铺垫。基于以上知识性质的理解，经济学家们在关于分散知识的传递和利用、获得知识的学习过程以及知识主体的激励等知识配置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这里，有大量的文献可供攫取与归纳，由于文献零碎，条分缕析的工作颇为棘手，下文只能作个简要的梳理。

1．知识的传递与利用。作为一个知识的经济学拓荒者，hayek立意鲜明地向人们指出，分散化知识的利用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并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在hayek看来，经济协调的难题在于如何最好地发现和利用经济主体中多样而零碎的“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12hayek给出的答案是——利用价格体系。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体系作为信息交流机制，通过竞争为个体提供了发现知识并采取行动的机会，是一种传递、利用分散知识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也是一种利用分散知识的制度安排。demsetz（1988）认为，获得、维持和使用知识是要付出成本的，但企业的分工可以节约这些成本，而且企业的边界由维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成本所决定。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代表人物williamson（1985）等人也注意到，企业能促进知识的分享与转移，在一体化企业中，研发部门与企业里实施新技术的人员之间的信息流动比市场上优越得多。demsetz、williamson等人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时附带地提及知识问题的，并没有直接对企业组织中的分散知识的传递、利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2．获取知识的学习过程及其效应。我们不难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不仅是一个存量，也是一个流量。存量表明，现在的知识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果；流量表明，任何主体的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处于不断更新势态。另外，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经济主体是以各自所拥有的要素来获取收入的，而不管是使用哪种要素于生产实践之中，都是各要素所有者使用某种或某些知识的过程与结果，这当中同时也是各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学习行为。以上的分析集中为一点，就是经济主体获取知识的过程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知识的不完备性与互补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这个命题。而对于知识获取的学习过程的具体描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业已提出和形成了不少模型和理论。

有限理性学习模型（simon, 1957; winter, 1971; kreps, 1990; ellison & fudenberg, 1993; conlisk, 1996）与不确定性学习模型（alchian, 1950; stigler, 1961; akerlof, 1970）探索了在认知限制以及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行为人的学习模式与机制；社会学习（banerjee, 1992; blonski,1999）和路径依赖性（arthur, 1989;north, 1990）等概念的提出既阐明了学习的特性，也说明了学习过程不是发生在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中，而是一个行为互动的延续过程；作为研究互动理性决策行为的一门学问，博弈论中有大量关于学习的文献（bernheim, 1984; milgrom & roberts, 1991; knight，1996），研究了行为者如何从过去的行为进行学习、行为者如何通过对环境结构以及他人行为的理解来学习以及调整信念的贝叶斯学习等。这些博弈学习理论有别于行为者被假定为在已知他人行为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的传统模型，考察了经济行为者在不知道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和制度环境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作用并学习从而理解对手的过程；arrow（1962）的“干中学”学习模型考察了工作实践中知识的积累对生产力的影响，验证了smith的分工原理，同时也表明了个人和组织所获得的经验会滞后于改进行为，进而又修正了纯粹新古典范式所持的经济行为人即时性反馈机制的假设。

3．知识产权主体的激励。当知识以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时，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产权。知识产权主体需要相应的激励以促进知识的持续利用与进步。这样，对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自然要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汪丁丁（2002：第91页）从知识的“代数格”表达方式和知识的互补性原理来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弈均衡。汪认为，通过买方叫价的竞争机制，产权博弈将自动找到均衡的知识价格，一个经济的知识产权均衡价格与该经济体社会成员的知识水平正相关。另外，汪丁丁还就知识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作出一个很好的文献综述。根据汪（2002：第83页）的概括，人们对知识产权研究的重心在于“在动态经济过程中确定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最佳适用范围和最佳适用时段”。这些文献的主旨是：①长远看，知识属于全人类，应实行共享制；②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为促进知识进步，应当保护知识产权；③知识互补性特征决定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容易压抑知识的自由发展与知识进步；④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探寻特定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度”。

随着知识要素作用的日益凸显，知识产权的资本化现象也就随之产生。schultz（1971）、becker（1964）、lucas（1988）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周其仁（1996）、杨瑞龙（2000）等人的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深入探讨了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问题。在高科技产业中，创业者以及高科技人员一般都能凭借创意知识或技术能力而拥有一定份额的股权。在当代高科技经济中，人力资本股、创业股、创意股等范畴早已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了。rajan & zingales（1998）等人的企业进入权命题以及willax（2000）、singh（2001）等人的创业企业观也从不同的视点对知识要素所有者的激励作出了理论上的阐释。

除了知识要素所有者之外，高科技企业也是一个知识产权主体。对高科技企业激励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知识产品的定价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coase（1972）的《耐久性与垄断》一文，对高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策略以及知识产品的定价策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friedman、laffont、tirole、fudenberg、varian、shapiro以及汪丁丁等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契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析工具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shapiro & varian（1999）对高科技企业竞争规则作出了令人折服的分析。shapiro等认为，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网络外在性是知识产品两个最为突出的特性，二者的结合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基本竞争策略，如差别定价、标准竞争、捆绑销售和锁定等。

以上经济学家关于知识产权主体激励的研究，奠定了知识经济中的契约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总的来看，新古典济学家对知识范畴的理解是聚焦于成文的、可标准化的显性知识层面，对知识产权理论的研究大多拘囿于成文的专利保护问题。而对于隐性知识及其产权主体激励则很少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