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瓦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经济的瓦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自然经济；；实业救国；民族工业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4008701

现有的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二的专题二第一课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按教材该课教授的内容主要有近代民族工业产生的背景、途径、时间、地点、特点及其初步的发展。学生在学习该课之时，往往仅是注重对民族工业的各种知识进行识记，而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变革和转型认识不足，从而导致无法多方位立体地认识这一阶段的历史。观察历史现象的变化，学会从中分析影响历史现象演变的相关因素是历史学科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清社会是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近代民族工业作为一种中国自有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出现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晚清社会，是晚清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和转型。近代民族工业强调的是生产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而传统的自然经济则是强调耕织结合、自给自足。近代民族工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如何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晚清社会生根发芽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细节。本文将从促进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的三个细节来分析、探讨晚清社会新经济因素得以生根发芽的动力。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中国自然经济瓦解

要理清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得先从近代中国的自然经济解体谈起。所谓的自然经济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所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满足本家庭的需要。以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对我国进行商品输出，大量的西方工业产品出现在中国市场，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因为西方国家通过机器生产出来的洋纱、洋布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成色更好，中国原有家庭手工业难以与之抗衡，走向破产。自然经济走向解体的一重要标志就是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败，在经济模式上表现为自然经济的耕织结合走向了耕织分离，自给自足遭到破坏，逐步被卷入商品化浪潮中。自然经济的瓦解为民族工I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这一经济转型细节有着一系列特点：其一，旧的经济模式瓦解不是来自内部动力，而是主要在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被动地走向瓦解，带有被动性和强制性。其二，带有浓厚的不平衡性，即自然经济瓦解最为明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区域，而在中国内地的农村自然经济依然根深蒂固。

二、清政府的推动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的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创办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就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转型而言，我们一般认为促进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那么是如何促进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的呢？其一，在重农抑商盛行的传统社会里，人们普遍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商为末”的观念，宁愿花钱捐官以提高社会地位。以清政府官员为主导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亦商亦官的群体，许多达官贵人以兴办洋务为荣，冲击了传统“以商为末”的观念。其二，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洋务派及时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模式，如轮船招商局在发展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股份制公司组织形式，有利于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筹资等问题。

三、民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实业救国思潮是指试图通过兴办实业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中国经济体系，以此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以达到救国的目的。这一思潮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重视商务，中国要走向强大，抵制西方经济侵略必须重视发展实业。因此面对民族危机，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重商的重要性，打着救国的旗号发展实业，进一步冲击了“以商为末”的旧观念。

行文至此，笔者仍未确切地界定本文的主角：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所谓近代原本是作为时间段的含义，此处的“近代”一词则更注重工业上采用机器生产以区别古代手工业。至于民族工业，广义上讲是指我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工业企业。此类企业分为官营和民营。因此狭义上的民族工业往往仅指民营的工业企业。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模式，作为完全区别于传统自然经济的新经济因素，如何能够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产生和发展？本文从以上三个角度的观察来分析晚清经济领域的变革。试图通过晚清经济变革这一历史现象来引导高中生重视关注历史现象的演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史实记忆学习上。

[参考文献]

[1]于素云.中国近代经济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篇2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硙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 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研究》1956年第2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韩国磐：《均田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郭庠林.《论“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杨际平.《均田制研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霍峻江还利用经济学模型对均田制的破坏进行了分析，认为外部条件引起了内在矛盾的激化，导致均田制的瓦解。霍峻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德麟.《均田制的产生和破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任伍.《论唐代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

[5]（后晋）刘昫昫.《旧唐书》卷94《崔融传》，p2998.北京：中华书局，1975（下同）.

[6]（唐）杜佑.《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p41.北京：中华书局，1984（下同）.

[7]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第4期.

[8]（宋）李昉.《太平广记》卷436《胡氏子》，p2974. 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9]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0]杜甫.《全唐诗》卷218《后出塞诗五首》，P2293.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通典》卷2《食货·水利田》，p18.

[12]《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p235.

[1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p873.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太平广记》卷24《刘真清》，p160.

[15]（清）董诰.《全唐文》卷32《禁赁店干利诏》，p363.北京：中华书局，1983（下同）.

[16]《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p1974.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3.北京：中华书局，1986（下同）.

[18]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9]《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p4062.

[20]（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p5929.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21]《全唐文》卷48《禁富民吞并敕》，p528.

[22]《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一）《云溪友议下》，p5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3]（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p2854.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28]《通典》卷2《田制下》p15，p16.

[25]《古今图书集成·食贷典》卷116，p82689.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食货一》，p1345。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

[29]《旧唐书》卷118《杨炎传》，p3420.

[30]《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2.

[31]《全唐文》卷272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p2765.

[32]《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p2867.

[33]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p371.济南：齐鲁书社，1996.

[34]《太平广记》卷74《陈生》，p464.

[35]《太平广记》卷244《萧颖士》，p1887.

[36]《太平广记》卷346《马震》，p2741.

[37]《太平广记》 卷30《翟乾祐》，p194.

[38]吴曾祺主编：《旧小说》乙集四《仪光禅师》p38.上海：上海书店1985.

[39]韩昌黎.《昌黎全集》卷12 p190.北京：中国书店，1991.

[40]《太平广记》卷42《裴老》，p265.

[41]《太平广记》卷382《河南府史》，p3407.

[42]《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p1825.

[43]《旧唐书》卷123《第五琦》，p3517.

[44]《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08《关内诸州断屠酤诏》，p75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下同）.

[4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p107.

[46]《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p6531.

[47]《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之四），p729.

[48]《太平广记》卷29《李卫公》，p190.

篇3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指的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即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经济联系而形成的统一的经济整体。它既包含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又包含资产阶级按自己意愿改造世界的过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

1．形成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于工业革命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形成。

2．内容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第二，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至20世纪初，亚洲除日本外，大部分地区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非洲基本上沦为殖民地，拉美除原有的殖民地外，独立的国家实际上成了英、美等国的附庸国。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奴役和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亚非拉被侵占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的输出和掠夺性的贸易，瓦解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经济，把当地经济都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

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一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超越了西欧和北美的范围，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开展起来；二是指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其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它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形成的。

1．开始形成 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也加速了殖民侵略的扩大。15～18世纪，早期的殖民侵略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英国在17～18世纪先后战胜荷兰和法国，取得了世界殖民大国的地位，拥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

2．初步形成 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工场手工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18世纪60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后扩展到美、法、德等许多国家。工业革命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国到世界各地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把许多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成为经济附庸，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3．最终形成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牢牢地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征服世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再度急剧扩大，迫使生产领域进一步实行相应的变革，工业革命进入新的时期，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各国争先恐后地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便为本国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市场，世界差不多被瓜分完毕，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三、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

世界殖民体系是指被资本主义列强压迫、奴役的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庸国。

1．形成原因 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开放性和扩张性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必然导致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二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强不仅要求扩大各自控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还要求向海外输出剩余资本，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

2．形成过程 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起，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的扩张，到20世纪初，亚洲被分割完毕；19世纪晚期，非洲瓜分完毕；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实际上成了英美等国的附属国。

3．时间与标志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已控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它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三个部分。

篇4

关键词 中世纪 城乡关系 城市兴起

中世纪西欧历史的主要特点是从罗马帝国崩溃的震荡中逐渐恢复，以及与环地中海社会之间的交往增强。在这过程中，西欧社会关键性特征逐渐形成，其中城市兴起不能不说是发展历程的关键。中世纪西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发展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分工合作，促进中世纪城市和农村经济以及社会的共同进步。

城乡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兴起前提就是与农分离。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城市和它周围的农村必须保持紧密的联系，农村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繁荣的基础。本文试图从中世纪早期和中晚期两个阶段，通过分析城乡关系来了解中世纪城市的兴起过程。

一、中世纪早期―农村孕育城市发展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处于封建制度的初步建立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仅仅是以庄园工场的形式在夹缝中生存。西欧中古初期整体上水平不高，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陆续开始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加上蛮族统治者颁布了许多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鼓励垦荒，以及教会推广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到加洛林王朝时，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开始新的生机。农业主要表现在不断扩大了的耕地面积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农耕面积的扩大加上农业技术的提高，为城市的兴起提供大量的剩余粮食以及一些工业原料。封建农本经济的细胞是农奴家庭经济，由于需求的不断提高，农奴家庭在生产能力上不能维持人口的基本生活，这样就被排挤出来更多的人口或者是逃亡人员，成为城市的兴起的人员保障。庄园经济，庄园营地上的产品，有了大量的剩余，领主的购买能力提高了，高级手工业和奢侈品有了市场，商人也开始出现。为了使商品交换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工商业者便集居在在军事以及教会中心或者是海港河津等交通要道，中世纪西欧的工商业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农村有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原料产地以及消费市场的优势，许多行业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内制生产是其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以周围农村为主体，中小城镇为中心的地区经济系统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发展时期最基本最广泛的经济模式，看上去比较封闭，但是隐藏着对封建经济的瓦解和商品货币关系。在需求和消费的刺激下出现了规模不大的商品交换，比较落后原始，但是仍然是日后商业全面复兴的火种。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生活资料、劳动力市场，中小城镇的兴起为城市的发展作了铺垫，中世纪城市慢慢从农村分离出来。

二、中世纪中晚期―城市对农村的依赖

11世纪西欧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城乡的协调发展来分析城市的发展状况。由于农奴劳动积极性不高，领主需要监工，以及随着城市兴起工商业的发展，很多商品进入市场，为了适应的形势，将劳役地租折算成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便普遍流行起来。农奴通过交钱可以赎身成为自由人，主动进入市场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领主而言，货币地租大大的刺激了封建主的消费心理，领主的奢侈欲望促使了城市奢侈行业的发展。农村的手工业趋势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自给自足发展到以交换为生产目的，手工业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产品由原来的奢侈品到备受市场青睐的中低档纺织品，城镇出现了手工作坊，总之，手工业分工细致化，商业化程度随之提高。农业经济逐步摆脱了封建庄园经济，发展成为商品经济。农业和手工业都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城乡之间由于紧密的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城市规模不断得扩大。

中世纪晚期，由于西欧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城市人口和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中世纪城市兴起之初仅仅是封建农本经济的附庸，之后成为对立面。在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对封建经济关系的否定。因此中世纪城市的封建性质使资本主义不能在城市顺利发展，城市行会垄断了市场，控制着城市的各个方面。商品经济为了寻找更大的空间向农村转移。并且农村有许多吸引转移的有利因素，表现在农村封建统治的衰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农村的环境和空气很自由；封建庄园经济的衰败，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将水利作为动力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本向农村转移。

人口和资本向农村的转移，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初步形成的世界市场以及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等因素促进了西欧乡村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封建农本经济的瓦解，改变了以前的发展模式和格局，促进农村商业的发达，同时也成为了城市市场商品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手工业吸引剩余劳动力，自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就为人们创造公平竞争奋发进取自由的空间，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过程，促使一批新型自由的工商业城市的出现。城乡的协调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

参考文献：

[1]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篇5

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村落社会出现了全面衰败。农村里的青壮年精英走出村庄，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流向城市，村庄里留下的基本上是老人、儿童以及妇女，农村留守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人身安全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隐患。

村落衰败的几大表现

村落的衰败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外出打工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形成了以大宗粮食作物为主的种植模式，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则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模式，而这两种种植模式都是面向市场的，传统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种植模式趋于瓦解。

在这种新型的、面向市场的农业种植模式中，传统的农业生产节奏被打破，依附于农业生产节奏之上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以及农业生产节奏的加快等。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主体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以青壮年男劳力为主到现在的以老人和妇女为主，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和经验，也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在土地上谋生活，我国农业甚至被称之为“老人农业”，以致一些学者惊呼“谁来养活中国”。

现代化对村落社会的最大冲击则表现在村落社会整合方面，村庄内部的人际关联“过疏化”，公共文化生活陷入凋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村落社会的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化和淡薄，昔日的熟人社会正在逐步变成陌生人社会，往日的串门、互帮互助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人们之间的日常联系变得异常疏松，温情脉脉的情感共同体趋于解体，村民在村落社会已经很难获得往日的感情慰藉和物质帮助。

村落社会整合“过疏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私人生活的兴起和公共生活的衰落。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导类型，成为生产经营和公私生活的基本单位，像传统的庙会、民俗节庆等活动形式难以为继，而现代的公共文化生活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农民只能在家里看电视，村落日常生活高度私人化，公共文化生活无法维系。

村落社会衰败的另一个表现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价值观念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一时无法健全，乡村社会出现了伦理性危机。

在家庭生活领域，家庭伦理瓦解，突出表现为代际伦理的失衡，孝道衰落，家庭养老模式解体。在现代社会养老体系没有建立健全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需求和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农村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增多。

在婚姻恋爱方面，农村社会的变化也是颠覆性的。随着青年村民大规模外出打工，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在外面谈恋爱，自由恋爱盛行，跨省婚姻增多，传统的婚姻圈解体，传统的婚姻伦理失去了发挥作用的载体。农民的婚恋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农村离婚现象增多，婚姻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婚外性关系增多，村庄舆论失去了制约的作用。

在财富价值观念方面的最大变化是，一切向钱看，不再坚持抽象的正义，为了挣钱不惜牺牲价值尊严和伦理道德。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生活在坑蒙拐骗、打架斗殴、吸毒贩毒以及等灰色生活状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政府的缺位放大了村落社会的衰败

乡村社会的衰败需要国家给予有力的应对，为农村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品和公共秩序，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分田到户”以来，基层政权的执政能力实际上一直在弱化，这一点在税费改革后表现得较为彻底。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财政困难，权力被上收，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滞后，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无法有效应对乡村社会转型对之提出的要求。

基层组织弱化，应对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严重不足，导致基层政权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而有效性的缺失又导致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的冲击，表现为案件和的高发，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黑恶势力的沉渣泛起，地下基督教和其他在农村蔓延，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中兴风作浪。

基层政权的有效性不足，基层治理弱化，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农民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乡村社会治安秩序恶化。由此，政府的缺位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村落社会的衰败，农村社会秩序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的脆弱的稳定状态，在当今的开放社会和风险社会中，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

全方位的“新”型乡村建设

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虽然村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解体的宿命，但当下的中国农民并不能够在短期内顺利地融入城市，他们还必须在城乡之间往返，在农村完成家庭的再生产。他们在城市里通过打工获得收入，而农村土地上的产出则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他们还离不开农村，如一些学者所言，农民工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半城市化”状态。

因而，农村的城市化还处于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现在还不能消灭农村，还要建设农村。面对乡村社会在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阵痛，我们必须进行乡村建设，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

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必然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方面。在当下，根据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以及空心村、留守群体等问题，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显得尤其重要。通过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农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为处在转型中的农民提供最基本的、以人为本的生活保障，杜绝各类恶性事件的发生，是当下中国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篇6

一、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

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黄宗羲等思想家之所以以“经世致用”为自己思想的价值核心，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因此，要研究他们的思想，必须要追溯他们思想的文化根基，以及当时社会大的变动和社会变迁下的新的经济萌芽。

对宋明流弊的批判反思，是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他们是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⑴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又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深深刺痛了黄宗羲那颗爱国之心，也导致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黄宗羲认为宋明理学的空虚流弊，在于“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⑵， 认为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⑶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⑷。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⑸。可见，由于所处的的，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一批新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就是黄宗羲等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浙东地域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宁波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宁波形成了特殊的地域经济文化，以至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明朝末年，宁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显端倪，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出现“洋船至宁波者甚多，番船云集”⑹的繁荣景象，经济加速解体。敏感的家们，包括黄宗羲在内，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的思想。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宋明理学的正宗思想的地位开始动摇，在其内部分化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思潮，即实学思潮，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

二、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对浙东经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

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和主观思想的萌动促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因此，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时候，高举“经世致用”之学的旗帜，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明确强调“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 ⑺，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 ⑻，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兼令读史” ⑺；即认为做学问必先穷经，经学可以经世，不通经，便是迂腐之儒，而学经必须同时学史。顾炎武对经学的本质含义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思想，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⑼，黄宗羲也认同他的思想，认为只有“通经治史”才能通晓蕴涵于“六经”之中的儒学义理和圣人之道，通过“通经治史”以“明道救世”。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黄宗羲还致力于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知识的研究，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兵、农、天时、地理和物理都属于“经世致用”之务，黄宗羲年轻时就花了近十年⑽工夫钻研科学，甚至到了“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长哮，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⑾的地步。科学技术有利国计民生，所以他大力倡导：“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⑿这些都是他的“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他还用这种思想来教诲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甬上弟子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⒀，其中不少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潜心于学术研究，他们还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进行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在他本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上形成了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浙东的经济和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上的催化剂，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经世致用思想的现实意义

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侵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企业家张静涛的创业就深深地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经世致用”思想已渗透于宁波人的方方面面，“东方船王”包玉刚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后来学校又对最近几年新建造的另一半楼群以当代科学家命名，借以在广大师生中进一步弘扬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爱乡、经世致用、崇尚科学这就是宁大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宁大校园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成为宁波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上的灵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宁波商帮”不仅为宁波经济建设做出了不菲的贡献，通过投资兴办学校，他们也为宁波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书写了宁波历史上的璀璨的一页。

【注　释】：

⑴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

⑵清·黃宗羲:《南雷文定集》卷一

⑶、⑷白寿彝总主编:《通史》（第十八册）·第四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

⑸清·黃宗羲:《文定前集》卷一，《留别海昌同学序》

⑹清·梁廷枏纂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

⑺《神通碑》（泰山刻石）

⑻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⑼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⑽约1640年代

⑾清·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

⑿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⒀万经:《寒村七十寿序》

【资料】：

1、《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中国史资料简编》（清代近代部分）上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等编，中华书局1972年5月版

3、《中国儒学史》，赵吉惠等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版

篇7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农村韭菜 解决

中图分类号：D632.8 文献标识码：A

发生在农村的一方主体为农民的涉农纠纷是作者所谓的农村纠纷，与以往研究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作品不同，除了探讨纠纷解决的一般原理，该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纠纷发生与消解的内外机理上，如同有经验的老中医诊断病情时要把准病人患病的内因与外因。该书解剖一个麻雀，从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一个案例谈起，深入剖析对农村纠纷产生与消解具有决定影响的沉淀在中国一般农民心底的深厚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无诉观、气、人情、面子、情理与清官情结、实力因素；同时又不忘探讨农民所成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对其的型塑。新时期，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对几千年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形成的历史积淀进行碰撞、冲洗甚至覆盖，农村原有的以血缘或地缘为联结基础的熟人型乡土社会旧秩序已经瓦解，而新的融合现代工商农经济的社会秩序尚在形成之中，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就是一个明证。农村旧秩序虽已破局，然而，消解农村纠纷的各种机制以及守护社会秩序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形影相吊而空守其位，甚至成为引爆一些新型纠纷的触发器。正是由于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碰撞、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机制与体制更新的滞后，形成当前中国转型期农村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

在看到农村所存在的纠纷高发、难解的困境之后，该书并未陷入一般研究的俗套，即直接从末端治理上大谈如何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以应对此种困境，转而对农村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各类纠纷的主要起因、纠纷中各主体间的实力地位、纠纷主体间的关系距离、农村中有无消解这些纠纷的传统机制等特征，即先辨症。接着，该书又着重剖析影响中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对影响农村纠纷主体选择的各类因素进行全景式扫瞄。与长期受现代工商社会洗礼的城市市民不同，受传统礼教渗透下的人文社会环境熏染加上千百年自然经济基础上生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牵拉，中国农民心中仍然保留着深深的无诉、争气、讲人情、爱面子、论情理等对纠纷长消具有决定影响的传统性元素的印记。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大潮之中，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性元素直接作用于农村纠纷的各主体，权利维护、利益最大化等思想又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各主体做出选择的最大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基层建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随着农村各主体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农村经济基础的变迁更面临着无的放矢式地空转。由于社会治理理念与机制未能顺势更新，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权则从农民利益的积极维护者异化为农民利益的汲取者，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直接引发了农村官民冲突，现行的不适宜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以成为影响农村纠纷多生与不易消解的一大病邪。因此，化解农村各类纠纷不能避开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而大谈农村各类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否则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标不治本之策。此为析病理。

接下来，该书对现行农村各纠纷解决机制解纷的能力与效果进行逐一检视。现有的官方或民间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在应对现实的农村纠纷时各有其优势与劣势，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应是针对不同的农村纠纷来完善最适宜的解决机制。通过比较发现调解是传统农村纠纷的最佳解决方式，包括纯民间的调解、半官方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等，而对于那些农村新型纠纷，调解的效能却难敌诉讼。然而，我国当前诉讼机制解决农村纠纷却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局，无论是其解纷的能力与公信力，还是解纷的成本等诸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民选择诉讼机制解决纠纷的意愿。由此，这又导致了现有农村纠纷解纷的机制供给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的困境。此为析药效。

在明辨病症、病因、药效之后，下一步则是对症施药。首先，宏观上改革现行滞后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是治本之策。要打破长期以来基层政权治理中所形成的固化了的利益格局，国家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局面，让地方政权的治理能力得到释放；同时，国家应更新基层乡镇治理模式以应对城市化、市场化对原有农村治理机制的冲击。通过改革，让市场能解决的归于市场，属于政府负责的政府应强化治理能力，即建设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源头上减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村官民纠纷。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完善法制，强化法治。为了避免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出现爆炸式增长，当前国家应强化行政机关的解纷能力，各级地方政府整合其所属机关机构的解纷职能，建立统一的行政性解纷机构，综合运用各种可行的解纷手段来化解农村纠纷。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自身能力、公信力建设，针对农村纠纷的解决做一些适应性调整，提高司法解纷效能，加强司法解纷与行政性解纷机制的衔接，坚持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强化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与外部法制监督。在微观上，适应农村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调整乡村治理的组织形式，强化调解对于传统农村纠纷的化解效果。最终，做到应对各种农村纠纷，都有相应的一次、两次或多次的消解机制，使得机制供给能满足或略微超过农村日益增长的解纷需求。

篇8

关键词：公平；价格；伦理；思想

市场交易的利益关系通过价格来调节。因此，价格公平便成为经济伦理分析的逻辑起点。本文对西方价格思想的演变进行初步分析，以揭示经济公平所具有的历史的科学意义。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经中世纪到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公平价格思想大致经历了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论、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和“利益公平”价格论三个阶段。

一、伦理的“绝对公平”价格思想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人们生活在基于权利和义务的道德体系中，就整个时代而言，价格思想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即追求市场交换的绝对公平与公正。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认为，一切形式的渴望所得到的行为，包括获取利润的交换行为，都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必须加以禁止。“在一个人承做一种作品时，法律给他以和卖者同样的警告，不要提高价格而是应索取其所值。”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直接论及了交换的正义：“交换不应该比另一方更难以承受，他们之间的契约应该以事物的平等为基础。给人使用的一件东西的价值是用特定的价格来衡量的。因此，无论是价格超过物品的价值还是相反，都缺乏所需要的公平。”他根据交换动机将交换活动划分为两类：合理地、恰当地运用物品是满足自然的需要。如果出于赚钱的理由来交换物品，就是次要的、不恰当的运用。“如果一切交换都是非自然的，就很难看出人们是怎样拥有正义的品质的。”在他看来，公正的原则就是在交换前和交换后，交换双方都投有赢余或损失，这样才能与现行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相协调。罗马法学家对价格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法学家鲍鲁斯曾说：“在买和卖中，自然法允许一方以低于事物应有之价值购买，另一方以高于事物应有之价值出售，这就是准许任一方哄骗其对方。”乌迫努斯在考察交换行为时指出：“一个卖者用来宣扬他的商品的讲话，既不能看作是他的声明也不能看作是他的诺言。但如果他的讲话是为欺骗买者，虽然这不是一种违反其声明或诺言的行为，却是一种欺诈行为。”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支配西欧的是日耳曼民族，其基本经济组织马尔克是自给自足的公社团体。团体成员间不存在也不容许以利得为目的的交换，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基督教产生的早期阶段。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是严格遵循耶稣的诫令“爱人如己——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如何待人。”神学家巴西尔指出：“爱邻如己的人愿意占有的不多于他的邻人。”哲罗姆则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赢得必定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因为没有人希望取得价格超过其所值的商品，所以没有人应该试着把它卖得贵于其所值。”奥古斯丁在《创世纪》的注释中，把“公平价格”解释为商品交换的基本准则。“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即当购求抄本时，看见卖主不知抄本的价值，而他却自然而然地给卖主以公平价格。”

总的说来，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前，对价格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行为的道德性出发，强调市场交易的绝对公平。这种在道德规范下的价格思想，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论证自然经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此证明农业村社关系是公正和谐的，进而排斥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自11世纪起经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教会法学者不得不屈从世俗，重新考虑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因而。13世纪具有调和色彩的“等级公平”价格论便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世纪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二、调和的“等级公平”价格论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商业意识和宗教观念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任何人要想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精明于他人、胜过他人，人与人之间是对手而不是兄弟，道德两难成为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因素。经过半个世纪的宗教辩论，出现了商业经营和教会教规相互调和的趋势。托马斯。阿奎那的“等级公平”价格思想便成为这种调和论的代表。

阿奎那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把公平价格归结为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的价格。“价格是商品本身的一种本质特征……无论把一件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或隐瞒所出售的物品的缺点，都属于欺骗行为，从而也破坏了公平价格。”然而，社会现实的变化促使阿奎那关注人们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市场取向。他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把公平价格定义为与产品的必要成本相等的价格。“在不存在垄断和市场控制的情况下，售卖者间的竞争将使市场保持这样的价格水平，即仅仅收回生产成本和实现正常利润的价格水平。生产成本要足以维持工人的生存费用，包括维持家庭生活费用、教育和获取必要技能的费用。如果向工人支付的生活费用过少，工人的人口数量将会下降，市场供给将会下降，价格将会上升，直到必要的劳动力得到了再生产为止。如果利润太低则难以保证交易者去提供为购买者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商品，同样的过程将会发生。”这种公平价格类似于现代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长期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封建主和神权政治的代言人，阿奎那又从等级制观点出发，把公平价格看成是一个主观范畴，由物品的效用来决定。“物品的公平价格不是绝对固定的，而是要取决于某种评价。……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的用处。”物品的卖价比它的价值“稍微多一点或稍微少一点，并不算是破坏公平所要求的均等。”“公平价格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占支配地位的现时价格，由公正的人的估计决定。”这样，同一种商品由各个等级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也被看作是公平的，从而说明封建贵族和教会有权攫取额外收入。为调和以上三种价格思想的矛盾，阿奎那采取折中的态度，为商业利润正名。“利润既不该谴责也不该赞美，在道德上它是中性的。……牟利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或违反道德的事情。因此，它也有可能转向某种诚实或必要的目标。”如果物品“对一方有利益而对另一方有损失，比如一个人急需某种物品，而另一个人失掉这件物品就有损失的话”，那么，卖主就有权把物品卖得贵于它的价值。因为“公平价格不仅根据所出卖的物品来决定，而且还根据由于出卖所给卖主的损失来决定。”“如果不是使用诈术，卖者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或买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进，均是不违法的，唯在高或低失之过甚时，则按法律可以要求偿还。而且所谓公正的价格不能以精确数字决定，只是一种估计，稍有增减也无损于正义，交易上的正义只要求以现实之均等为主。”这种调和的公平价格论，允许价格围绕其所值有所上下波动，在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同时，又将价格归之于主观因素，保证卖主有“相当于他的等级地位的生活条件”。因此，尽管它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它仍不适为一个纯科学性质的运作理论。

从中世纪起，实物主义的个人行为得到教会的认可，人们按照自我的决断在市场中沉浮，但道德问题依然存在。在个人主义的、竞争的、不断变化的市场体系中，产生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什么?于是，市场体系自动运营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在18世纪兴起，亚当，斯密给予了这种思想最有力的表述。

三、“利益公平”价格论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封建制度进入瓦解时期，中世纪的社会特征消失，每个人都在弱肉强食中追求私利。这种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道德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与社会利益和谐一致，它也促使价格分析从“等级公平”论转向“利益公平”论。

关于个人利益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观点，在人类学术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早在4世纪，神父约翰。克吕索斯托就曾说：“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同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工人不生产出满足别人需要的某种东西而能得到自己的工资。”在17世纪。其有关思想再度出现，皮埃尔·尼科尔在《道德论文集》中指出“文明的自私”与慈善活动产生的效果完全相同。沙夫兹伯利第三伯爵认为，人是赋有“道德感”的，它使人能在利已和利他之间建立一种完美的平衡。“根据私人利益和每个人的作用，导向了普遍的利益。”18世纪20年代，坎提隆在其著作《商业本质通论》中提出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思想。他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交易者的理性私利可以形成价格和交易量的协调与均衡，人类的理性可以使经济有序化。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自由体系论”。

篇9

一、利用重要时间点，合理地生成问题的答案

例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自中世纪晚期开始，乡村手工业特别是毛纺织业在英格兰东部、西部和约克郡地区快速发展。商人发放原材料，回收产品，销往海内外，这种新型的“乡村制造业活动”被称为“原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厂”，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l6世纪初，纽贝里的一家毛纺织“工厂”雇用了1140名工人，其中近三分之二为妇女和儿童。海外市场的需求大大地刺激了此类“工厂”的发展，英国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毛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国，l700年毛纺织品占国内出口商品的70%。棉纺织业作为新兴行业随之兴起，其他行业也迅速扩张。机械化逐渐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

――摘编自[英]E・E・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

解析 首先明确要回答两问，其中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划分是关键，因为后一问的答题内容由此决定。其中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应该集中反映生产力发展的程度。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一个工业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英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划分就明确了。它们阶段性特征可以以时间为界限，从生产形式、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分析。

答案 阶段：“原工业化”；工业革命（工业化）。阶段性特征：“原工业化”阶段：手工工场快速发展；商人参与；使用雇佣劳动。工业革命阶段：大机器生产；需要大量资本；形成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阶级。

点拨 解答主观题要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审题先要明晰所要回答的问题，再提取材料中重要信息，最后根据要求形成答案。在历史材料中，可能其中涉及的时间点较多，这就要找出最重要的时间点，结合这个时间点对这一时段中出现的史实进行梳理。如本题中19世纪中期对英国意味着什么，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国内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统治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时间性是历史学科的主要特征，对平时学习中接触到的一些重要的时间点，我们需要认真归纳整理。

二、依靠空间的解读，正确理解与回答问题

例2 阅读下图，回答问题。

① 1939年8月规定线

② 1939年10月分界线

③ 波兰二战后边界线

][布列斯特][德][国][华沙][苏][联][格但斯克（但泽）][①][②][③][③]

（1）根据上图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图中①、②两条界线形成的主要原因。

（2）根据上图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东、西部边界线的确定。

解析 本题意在考查读图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第（1）题，要对地理位置进行梳理并联系二战的基础知识作答，实质上是对二战中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分占波兰等知识点的考查。第（2）题，要着眼于“评述”，一要分析二战后边界变动的原因，二是要看到其局限性，如强权政治色彩。

答案 （1）界线①：德国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苏联自保；苏德签订秘密协定，分割波兰；界线②：苏德分别侵入波兰，波兰亡国；苏德分占波兰。

（2）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德国战败；战胜国大国决定欧洲边界变更；使波兰边界得以稳定；带有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

点拨 通过提供的地图，并结合图例，迅速找出涉及的相关历史知识点。本题中的德国、波兰、苏联三国边界限的形成与一战、二战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了相关国家的实力与国家利益。在空间位置的解读中，把历史元素合理地构建，形成答案。另外一战、二战的具体知识目前虽属于选修内容，但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而且与必修内容联系紧密，我们学习时应特别留意。

三、根据历史概念，明确答案构成要点

例3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织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l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解析 要紧扣问题中限定条件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要回答的核心语是“发展的特点”。在材料中可以找出官营作坊、城镇附近农户、私营机房等，但题目的答题提示为“概括指出”，照抄不行，需要整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包括官营、民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类型，概括出来，答案就形成了。

答案 官营手工业衰落；家庭手工业开始面向市场；民营手工业发展迅速；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产生（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点拨 在材料解析题设问中，对概括归纳的能力要求较高，属于难度较大的题目。合理的抓住题目中的关键的信息，如本题中的明清手工业，要结合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概念，在明确其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思考。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朝后期开始，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和水利等近代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把儒学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陆续设立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译书机构。90年代中期，梁启超收集部分已译西书目录，按西学、西政等编成《西学书目录》，并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1）依据材料一，概括当时书籍翻译的特点。

（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后期翻译活动出现变化的原因。

篇10

周末读邓晓芒先生新著的《人论三题》，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其中的一些见解精辟独到，令人深思，很多观点在我看来都极具爆破性。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从“人生”、“人格”、“人性”三个方面展现了他对“人”的思考。

邓晓芒先生用强大的逻辑力量与深刻的思想洞见审视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他不赞同儒家用礼、义、廉、耻来规定一个人的发展，亦不赞同道家的“无为而为”。他把自己的思想体系搭建在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认为人要有自由意志：首先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人，即具有自身的人格。其次，他才是一个社会中的人。

下面摘录本书第三部分中《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领略其独特的思想韵味吧：

当今中国，和儒家相比，传统道家哲学与哲学思潮有更密切的联系。人们呼喊着“返朴归真”、回复自然的人际关系，人们渴望回到自己的内心，寻求超越世俗、甚至反世俗的精神趣味，崇尚着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人们实践着“跟着感觉走”的处世哲学，歌唱着“一无所有”的“痞子精神”。这一切，都在我们这个喧嚣繁忙的时代，从许多人的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涌流出来，就连对物质和金钱的贪欲也遮盖不住、压抑不了。

然而。这种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家的“任自然”基点之上的“时髦”思潮。在今天又显得与时代的真正前途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尤其与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趋向根本不协调。如果说，西方近代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了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推进作用(马克斯・韦伯)的话，那么，道家精神在夸天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起的作用则是瓦解多于建设，它毋宁说更多地表现了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理性的效率精神的一种深深的恐惧和绝望的反感，而绝不是一种进取的文化心态；其前途似乎注定是坠入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

……

这就要求我们对道家的“自然”原则进行反思。道家哲学的精神。大体上可用“自然”二字来概括，但这种自然，不是西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natura)，后者是与人相对立的、作为人的理性精神考察对象的自然因而是经过理性(逻辑、数学、经验认知)改造过了的自然。自然的原则在西方哲学中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第一原则。道家哲学的自然则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是人和他的一切对象的共同母体，是人直接体验到、感受到因而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第一性自然。在道家的自然中，精神和物质浑然一体，像胎儿和母体一样混沌不分。儒家虽然也强调天人合一但常常是通过首先把精神(义)和物质(利)强行分割开来(存天理灭人欲)。而后再归到一种不自然的天人合一。道家则反对任何强行分割：精神不能看作失去了自然天性的抽象的纲常伦理(义)物质也不能理解为不具任何精神意义的物质利益(利)；人是自然的，自然则是亲切的、人性的。正是这一点，使现代一些西方哲学家感到了道家哲学的特殊魅力，虽然他们一般并不了解道家哲学的真谛。

道家哲学的这种人与自然的本原的和谐。的确是人类最终向往的理想境界，然而道家的弊病也正在于此。人类最终的理想如果直接用作现实的原则，通常摆脱不了成为漫画而变形、变质的厄运。道家理想的“自然”本质使它不具有彼岸式的超越性，这就使它在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时陷入窘迫的困境。哲人们除了隐居之外，唯一的办法便是遁入内心。隐居是对社会的逃避或拒绝，而自由社会性是人的本质，所以也是对自己本性的逃避和拒绝。隐居生活根本说来是“非人”的。是自然原则对人性原则的压抑。退入内心其实是另一种隐居，也是一种更隐蔽的自我隐瞒和自我逃避，它通过“阿Q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可耻的非人原则，是人的自我竟站在非我的一边对自我本身作幸灾乐祸的和戕害。

……

真正的个体精神原则，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未得到过根本性的确立，其原因显然在于中国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现实。但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则要求有个体精神的建立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提。这种个体精神的建立首先是对传统自然主义的否定和拒绝，要求个体既不像儒家那样对血缘共同体(社会)敞开心扉，也不像道家那样对大自然展示真诚，而首先有自己的独立人格(person,即面具)和封闭的精神世界。以这个世界(小宇宙)为基点、为依据而对自然和社会的精神世界进行判断和抉择。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照顾你的心灵”，近代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康德的“认为自然立法”和“道德自律”，是个体精神在西方哲学中的经典表速形式。

然而，在一般意义上，西方哲学仍将这种精神个体的存在视为人的自然(natlara。又译本性、本质)，只不过这不是那种被动的，“被自然所造成的自然”(naturanaturata)，而是能动的，“创造自然的自然”(ntura naturans)；换言之，人凭自己的本性(自然)为自然界立法，这种立法性的自然便不是现成的外部自然界。而是超越外部自然的精神本体，即自由意志。这种理解，为从根本上改造道家哲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道家哲学的自然。历来是不被任何东西所造成的、“自然而然的”自然，但同时也不是创造性的自然。因为所谓创造，无非是将原先没有的东西造出来。道家的自然之道虽然“先天地生”、为“万物之母”，但这种生殖和生养仍然是一种自然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创造。在自然中。唯有非自然的行为即意志行为才谈得上创造。也才谈得上真正的能动性和自由。当然，道家的自然也不是被造成的，而是“自生”、“自动”、“自为”的，但这都不过是自然的同义语，因为自然本身及其非创造性、非人为性是道家的第一原则，一切产生、行动和作为都被归结为“自然而生”、“自然而动”、“无为而为”，即归结为创造性。

因此，道家自然原则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便体现为对一种超自然的自然、创造自然的自然的体认。这种创造自然的自然，只有对在本来的大自然的否定、分裂和对立中，才能回复到真正的自然本身。这便是对自由意志的体认，它不是放弃自身的意志而“听其自然”、“无为无欲”和“坐忘”其身，而是执著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开始着手自己个体精神的筹建；它不是在想象中沉入自然母体的怀抱中而自得其乐，而是正视人与自然相撕裂的痛苦，经历这痛苦而将自身潜伏着的可能的自然(本性)实现出来。由此可推出一条原则：凡是自然的，都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才是真正自然的。

这一原则同传统的道家和儒家精神有根本的区别。道家将自然原则本身混同于自由原则，其自由是取消人的意志和欲望、将人消融于自然之中的自由，因而不是摆脱自然规律的自由，而是摆脱自由意志的自由。这种无意志的自由在想象中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实际上是使自己认同于自然界的冰霸雷电山崩地裂通过移情和自居作用变换掉了自己的人格的结果。儒家则将自由原则混同于必然原则，以对既定礼法规范的自觉服从来充当意志自律的道德自决作用但这种礼法规范本身却是自然天定的，他律的，而不是从自由意志中推导出来的。

这就是新道家的原则，即真正自然的原则，它的至关重要的、带根本性的革新在于将自然天道理解为一个能动创造的过程。天道不再是无为，而是有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将《圣经》上的“太初有道(Logos)”翻译为“太初有为(Tat)”，从而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行程；同时，我们今天也必须将老子的“道”提升为自由意志的绝对能动性，以适应现代世界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这种能动性将体现为真正的“潇洒”。但并不是因为它对一切屈辱的处境满不在乎。不改其乐，而是因为它投身于时代的激流而摆脱了自身的惰性；不是因为它在一定条件下有机会支配外在的力量(金钱、权利等)，因而“出手大方”、“派头十足”，而是因为它绝对地有权支配自己的行为并对世界作出自己个人的评价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