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利性服务业概念范文
时间：2023-11-30 17:45:1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营利性服务业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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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正式对外《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加快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体系。业内人士指出，这是卫计委首次出台实在、易操作的政策发展社会办医，这一政策出台，将引来医疗服务业市场的投资与并购浪潮。
《意见》提出，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发展规模，留出社会办医的发展空间。公立医院资源丰富的地区，在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情况下，支持并优先选择社会信誉好、具有较强管理服务能力的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部分公立医院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的改制重组。
《意见》要求，进一步放宽境外资本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范围，将香港、澳门和台湾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其他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可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设立独资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举办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高水平、规模化的大型医疗机构或向医院集团化发展。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则用两句话来点明《意见》的改革意图。一是提高社会办医比重，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对医疗资源配置发挥“鲶鱼效应”和“倒逼效应”，使卫生资源配置更合理，系统运行更高效。二是能增加卫生资源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
在业内人士看来，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将有利于促进民营资本参与中国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带来公立医院的并购浪潮。东兴证券认为，从现有的医疗体系来看，公立医院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化引入社会资本会带来公立医院性质的变化，即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在政府兜底的前提下，变化最大的将是二级医院。预计将会有大量的二级医院被民营资本收购。三甲医院由于承担的职能较多，不会过快地民营化。高端医疗会以新建为主。
2013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上述意见要求简化对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儿童医院、护理院等紧缺型医疗机构的立项、开办、执业资格、医保定点等审批手续。非公立医疗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热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价。
自国务院首次提出健康服务业的概念、鼓励社会开办医院后，以民营医院为代表的健康服务概念闻风而动，成为各路资本争抢对象，同时A股医药类上市公司也开始开始争抢医疗服务业这块蛋糕。WIND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沪深两市已有近20家涉及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和医疗器械等上市公司开始进军民营医院领域，先后投资或控股多家医院。伴随着政策红利的出台，A股医药公司开始加速涌入医疗服务业市场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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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差异化管理 ABC作业成本法 应用策略
中图分类号：F426.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c）-0195-01
随着我国能源的改革，供电企业面对的成本竞争压力逐渐增大，各大供电企业逐渐开始推广以成本管理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理念。ABC作业成本法改变了传统的成本会计是企业管理上的一个突破，为更好的说明差异化管理中ABC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策略，本文先从ABC作业成本法的原理说起。
1 ABC作业成本法相关概念
ABC作业成本法又称作业成本分析法、作业成本核算法，是指根据事物的如经济等的主要特征，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抓住主要矛盾，从而有区别地采取管理方式的定量管理方法。ABC作业成本法是近些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办法，目的在于矫正费用较多的多产品企业成本计算的扭曲，理念基于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进而导致成本的产生。
ABC是一种会计核算方法，因此一般会计核算方法同样也具有，同时也属于管理会计法，与一般的管理会计法相比，主要特征表现在它是一种事中和事后的信息处理技术。做核心的内容是成本对象以作业为基础，引入多元化的驱动因素。
2 供电企业客户差异化管理中ABC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策略
传统的成本管理忽视了物资供应过程的成本控制，设备维修化管理比较封闭，过重重视成本核算，忽视了成本控制，也不存在单独的成本项目。ABC作业成本法与传统成本管理相比最大的不同表现在资源、产品以及服务之间增加了活动。随着我国电力体制的不断改革，供电企业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也面临着竞争压力，而ABC作业成本法能够提高资产的绩效水平。
2.1 ABC作业成本法对供电企业的重要作用
ABC作业成本法在使用时分摊的模型包括作业、资源、成本对象、作业动因以及资源动因，为企业提供了解成本的多种因素，有利于企业成本管理、设备管理等。供电企业通过ABC作业成本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成本结构以及包括变动、固定等形式的成本属性，进而辨别作业流程管理的重点，进而进行借组管理和供应商管理。
ABC作业成本法赋予了作业预防性、纠正性以及检查性，作业的预防性活动是指有计划地带着预防性质的活动，纠正活动主要是针对于质量问题采取的一些活动，检查性活动则是为了确保设备及产品等的质量而采取的巡检、点检等。ABC作业成本法所有活动数据显示，在成本中预防性成本占38%、检查性成本占33%，纠正性成本占18%，若是供电企业是火力发电，则检查性成本与预防性成本比例应为1∶2，若是发现差距过大，就需要适当的做出调整。
2.2 ABC作业成本法应用策略
2.2.1 计算方法
ABC作业成本法在使用是要保证数据资料的准确性，规范工时统计，在合同管理方面也要进行明确的划分。ABC作业成本法及计算步骤分为以下几步，一是各种资源耗费的确定与计量，二把资源具体分配到作业，核算处各因素的成本，并得出成本总额，三按照管理者的要求把各要素的费用总额依据客户群以及产品等进行分离归结，四通过计算成本分摊率以及所消耗的作业量得出各因素所承担的实际成本值。
2.2.2 电力客户的分类
在使用ABC作业成本法时，需要对电力客户进行正确的细分以正确的选择产异化服务策略，目前我国电力客户细分方法有很多，根据企业80%的利润来源于20%来进行划分。按照客户的盈利能力以及服务成本把客户分为四大类最具营利性客户、盈利性客户、非营利性客户、最不具盈利性客户，依照未来的盈利能力，进行细分，最具盈利性客户又分为优秀客户A1、保留客户C1，盈利性客户分为优秀客户A2、一般客户D2，非营利性客户分为潜力客户B1、一般客户D1，最布局盈利性客户分为潜力客户B2、保留客户C2。
2.2.3 服务业务划分
供电服务与其他一般服务业务相比，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变更用电、业务咨询与查询、保修、业务宣传等方面，依照供电服务的内容把成本进行分类，分为以下几方面（部分），作业划分为用电报装及变更、抄表收费、故障抢修、电能计量、用电检查、投诉举报、需求侧管理、咨询查询、业务宣传，所对应的成本动因分别为业务次数、抄表次数、服务时间、计量次数、服务时间、投诉次数、用户数量、咨询时间宣传次数。
2.2.4 差异化管理量化选择思路
供电服务差异化时用户对企业贡献、服务成本等的自身特性，根据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主要的差异性体现在服务方式、优惠待遇以及信息等。根据上文客户的分类对客户进行服务差异化选择思路设计。依照不同类别客户的需要和成本童工相适应的服务，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更加具有价值的客户。根据不同的服务业务来分析作业动因，进而确定和计量资源消耗。将作业成本库成本分配到服务活动中所依据的标准时作业动因，通过作业动因把成本雨作业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作业预算。
以国内某供电企业维修活动成本为例，传统成本管理法维修成本为100576.53元，而ABC作业成本法管理维修活动成本为140801.92元，二者相差40225.39元，成本差异率达到40.0%，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讲述了ABC作业成本法的相关内容，结合我国供电企业管理模式的特点，重点讲述了供电企业客户差异化管理中ABC作业成本法的应用策略。ABC作业成本法在管理过程的使用中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却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需要长期的坚持。
参考文献
[1] 王祥，孙悦杰.ABC作业成本法对电力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作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2）.
[2] 谢传胜，卢键明，胡笳，等.基于ABC作业成本法的供电服务差异化选择策略[J].现代电力，2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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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 国民经济 发展策略
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是因为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重要性主要提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速国民经济发展。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众多消费者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服务性产品，服务性消费日益成为国民消费的主要部分，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服务经济也由此成为国民经济发挥中拿的重要源泉和推动力。
（二）降低失业人口。失业率已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服务业的兴起，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就业渠道，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很大程度上为发达国家缓解了就压力这一紧要问题。
（三）优化产业结构。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出现了很强的耦合现象，他们既相互提供支撑，又日益交织在一起，使得职员配置更加合理，产业结构日趋高度化。
二、我国服务业发展概况
（一）服务业增长较快，占GDP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
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带入了高速发展的通道，1980年到2009年的30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以上。与此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服务业，也获得了高速的增长。1980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约为86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仅为24%，而到2009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已达到约97000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达到了40%。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在这3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5%，高于同期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近2.5个百分点。由此可看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服务业也迎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并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产业。
（二）服务业就业人数大幅增长，占就业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农业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下降。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就业比重都呈现出快速增长并不断提高的状态。
1980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只有约4890万人，占当年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12%，而到2009年我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达到约25000万人，占当年就业人口的比重上升到了约32%。30年来，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1倍，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也提高了20%，服务业在吸收我国劳动力和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方面的作业不断显现。
三、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客观分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地位，有必要将我国的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作对比分析。
数据显示，2004年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686美元，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也达到了46%；2004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769美元的中等高收入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高达62%；2004人均国民收入为32112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更是达到了72%。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2009年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了2042美元，而与此相应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远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比值，这标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二）我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与国际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标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城镇化进行的推进，服务业将成为收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和主力军。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就业人口的比重较高，占到了其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绝对主力军。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接近60%，成为吸纳农业人口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载体。相比较而言，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虽然有大幅度增长，但直到2007年也只占我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2.4%，而同期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仍然高达40.8%。因此，与世界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也明显偏低，我国服务业在吸纳农村生育劳动力转移以及推进我国诚实化进程方面还是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性失衡。
我国的改革开放率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展开，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国家一系列的幽会政策支持，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性诧异比较明显的特点，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诧异也带来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区域性失衡问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2007年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地的服务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6000亿元，其占当地GDP的比重分别高达71.4%和51.9%，远高于当年我国的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如甘肃、青海等地，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1030亿元和278亿元，而服务业增加值占本地GDP的比重分别为38.2%和36.6％，明显低于我国当年的平均水平。
四、我国服务业未来反战的对策与建议
（一）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放开市场准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释放民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与发展能力，势必会快速推动我国服务业各个领域的发展。
长期以来，一些应当作为产业化经营的服务业领域，被当作公益型、福利型的事业来办，因此服务业的许多行业缺乏自我发展活力，“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服务仍有存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步伐还较慢。因而必须加快适宜产业经营的社会事业的改革步伐，把发展服务业与政府只能转变及事业单位改制结合起来，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与事业分开、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培育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微观主体。
（二）加快内部结构调整，推进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一方面与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地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经济整体结构存在的问题有关。因此，一方面要通过体制创新，解放经济内生的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在体制上，要打破行政垄断。通过市场化改革，降低进入避雷，通过引进竞争者和竞争机制来破除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因素是当务之急。在机制上，要够溅专业化分工体系。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和环境引导，从机制够溅起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分工体系，无疑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所必需的。在政策上，要平等与制造业的发展条件，消除其实。
（三）加快科学进步，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
科技进步是服务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也是工业化国家在国际服务业中占绝对有事的原因所在。要把那种认为服务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观念改变过来，真正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的概念。要搭理提高服务业的科技素质，提高从业人缘的素质，培养智力型服务人才，大力加强动力的观念。要大力提高服务业的科技素质，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培养智力型服务人才，大力加强服务领域的可言工作，加强对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帮助他们掌握和了解新科学、新技术。此外，应积极推广新科技、新只是，对不同行业，分别提出科技含量的标准，从制度上确保科技的推广，加大对服务业科技的投入。
（四）发挥现代服务业的后发优势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服务业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生产业和专业业为主的新兴服务业大量涌现并迅速发展。现代服务业主要是指那些依托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行业。现代服务业的兴起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及经济服务化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服务业就越发达。现代服务业代表未来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其比重大小决定了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服务业的水平。由于信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服务的固有属性，如面对面服务、个别、即时等，使数字化的服务产品也可存储、可远距离传送，从而具有可交易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服务业起步晚，相对落后。尤其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由于现代服务业不发达，我国的交易成本比国外高10%～20%。在国际贸易中，我国是服务贸易逆差国。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则长期保持着服务贸易顺差。当然，这也正是我国现代服务业发挥后发优势的操作空间。我国现代服务业市场容量大，发展潜力可观，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服务业的突破性发展。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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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服务业”概念，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报告明确地要求“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报告更明确提出要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现代服务业的研究热，截至2012年9月底，中国期刊网中以“现代服务业”命名的学术论文多达1 900余篇。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服务经济理论、 现代服务业的区位优势、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知识型服务业与创新[1]、构建全国以及区域现代服务业的优势策略等方面进行论述，很少有涉及基于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河南省的现代服务业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发表于期刊的论文有20余篇，主要涉及对河南现代服务业的一般问题与对策分析，如侯红昌[2]等；还有从某一方面提升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研究的，如马卫寰[3]对以旅游业促进河南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白小明、申向东等[4-5]分别从产业聚集和人才的角度分析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策，目前尚找不到有关立足提升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研究成果。河南省处于中部地区，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很发达，现代服务业比较落后，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迫切需要抓住机遇构建区域核心竞争能力，以求跨越式发展，河南省的现代服务业必须围绕着这一目标来发展。本文拟对构建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区域核心能力相关理论
区域竞争力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力，它可以表现在财富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实力、资源配置、综合能力和关键因素等方面。[6]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区域核心竞争力是Prahalad & Hamel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在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派生的一个概念，是指区域所特有的，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中，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和学习的综合能力与素质[7]，是区域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能使整个区域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竞争力中最基本的竞争力，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自组织能力[8]，是能将区域的独特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一组政策、知识、技术或技能的有机综合体[9]，是由区域内各种资源整合而成的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平台[10]。由此可见，区域核心能力实质是区域内一种能保持竞争优势的独特素质和能力，或者是一种能激发区域内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平台以及综合配套支撑系统。
现代服务业是指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知识、技术、信息的密集型服务部门，其核心是为现代生产者服务，特别是为高级生产者服务的组织，包括新兴的服务部门以及被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服务部门，它在构建能激发区域内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平台以及综合配套支撑系统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内企业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从理论上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有利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提升。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服务业中虽然不乏现代成分，然其最终目标体现在经济效益、为民众服务和扩大区域就业方面，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处于较低层次，重复建设、服务低下的现象十分突出，难以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因此，必须构建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才能强化现代服务业功能，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
二、构建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政策的必要性 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政策就是将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目标和措施纳入服务业发展政策中，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激发区域经济和科技的长期增长，以取得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促进该区域的快速持续发展。构建这一政策是由河南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政策措施以及未来发展目标所决定的。
1.目前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能很好地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至今仍处于较低的层次。2011年底，河南省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是7 99172亿元，其中商贸、住宿、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41.86 %，而现代服务业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金融业、房地产业2321%，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8.41%，其他类2652%。显然，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现代物流、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等非暴利或非垄断行业的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发展不充分，普遍存在“小、散、弱”问题[11]，整体发展缓慢，难以对中原经济区核心能力的形成起到支撑作用。
河南省已有的现代服务业单位经营管理体制落后，尤其是从事非营利性业务的现代服务业，如科研机构、高校、技术服务、人才服务等国有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基本上属于体制内组织，内部激励机制欠缺，人才难以发挥其才智，活力不足，制约着其长期发展，其在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出台基于区域核心竟争能力的现代服务业政策，促进本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
2.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与之配套的发达现代服务业
2011年3月17日国务院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中原经济区等区域发展。中原经济区的范围包括河南全省、安徽西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南部和山西东南部。该区域共29个省辖市，土地面积28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近1.58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183%；全区1.9亿亩耕地，占全国的1/10以上。[12]该经济区是以河南省为主体向晋、冀、鲁、皖四省周边地区辐射的区域经济带。建好该经济区需要国家予以支持，更需要作为中坚力量的河南省围绕着地区核心能力的培育持续不懈努力和各兄弟省的大力支持；既需要在加大基础设施、科技投入、项目引进、培育核心技术产业和特色产业等硬件上做大量的工作，还需要从政策建设、人才开发、智力引进、强化咨询服务等软件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河南省的现代服务业没有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很难支撑起构建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艰巨任务。因此，构建相应的政策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河南省已有的现代服务业服务水准，也有助于促进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3.河南省现有服务业政策在促进区域核心能力作用上不显著
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08年9月5日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政策》，从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土地政策支持、发展环境、规费减免6大方面，出台37项具体措施，以扶持壮大河南省服务业。2011年4月20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河南省服务业产业发展及鼓励投资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河南省政府重点支持的现代服务业领域。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从总体看，河南省目前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还相对滞后，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其主要表现在：（1）目前河南省的服务业政策主要针对一般的经营业项目，并没有重点扶持支撑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公益性现代服务业项目，导致河南省公共平台类的非营利业发展迟缓。（2）政策中并不涉及现有现代服务业的功能转型和质量档次提升问题，比如高校、科研机构处于双轨制，仍然采用老一套的管理体制，缺乏竞争优势和发展的动力，无法发挥其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创新支撑功能。（3）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不利于人才的聚集和创新团队的形成。如河南省人事厅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定方面规定，个人发表学术论文需独著，对由原人事部与国家科委等部门联合下文规定由其他部门评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认可等，既不公平合理，也不利于引进人才，难于形成科研团队。[12]因此，河南省需要进一步从增强区域核心能力出发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服务业促进政策。
三、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框架建议 1.政策框架的内容
这一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主体政策（现代服务业聚集政策和现代服务业升级政策）和配套政策（智力资源流动政策和项目运营管理政策），其具体内容见图1。
一是现代服务业聚集政策。该类政策属于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借助于一些优惠和扶持政策来提升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提高其发展水平。这类政策具体应包括经营项目优惠政策、公益项目扶持政策和人才利益保障政策三种。其中，经营项目优惠政策是指对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经营项目实施优惠政策，并保持政策长期不变，激发其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公益项目扶持政策是指对于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经营亏损或微利，企业无法持续经营的服务项目，如公交、公立医院、学校等，政府应当提供财政补贴，确保其长期经营；人才利益保障政策是指政府给予服务业中的关键人才在工资待遇、住房、福利、实现价值平台等方面的专门政策支持，确保人才稳定，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是现代服务业升级政策。针对一些现代服务业单位中存在的“体制内”弊端（如用人腐败、“大锅饭”、发展动力不足、服务质量差等问题），通过改制、改革和改组，促进其向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业转变，使这些单位做大做强，为区域核心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大的支持。该类政策包括单位转机建制政策、业务项目重组政策和服务质量升级政策等。其中单位转机建制政策是指促使单位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向市场竞争者和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促使其实现科学管理，增强发展动力；业务项目重组政策是指鼓励经营或服务单位依照市场要求和区域核心能力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业务重组，减少重复建设，增加新型服务项目，有效满足区域核心能力提升的需要；服务质量升级政策是指从行业规范、扶优限劣、创立名牌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确保河南省现有现代服务业质量的提升。
三是智力资源流动政策与项目运营管理政策。这是促进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智力资源流动政策是指为满足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技术、知识和人才等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措施，既
图1 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体系包括加速本区域内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又包括高级智力资源引进的政策；项目运营管理政策是指为确保现代服务业项目运营效果而制定的各类政策，如项目管理达标、人才业绩评价、服务标准、奖惩制度等，旨在促使项目既要高效运作又要满足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促进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转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观念。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与学者在地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思路上往往倾向于上规模，忽视现代服务业的主要功能定位，难以对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发挥有力推动作用。这里有政府部门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的错误观念问题。因此，要使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取得持续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现代服务业的含义及其重要作用。要真正领会现代服务业在推动第一、二产业核心竞争能力形成方面的作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排除思想障碍。其次，要努力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要转变现代服务业发展就是为增加产值的观念，要努力把发展重点转变到调整结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档次上来，切实使其成为经济和科技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再次，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发展思路。应立足于未来发展需要，舍弃一些近期利益，注重长期目标，花大力气发展一些对区域核心能力提升具有关键作用的项目，如决策咨询业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科技咨询、企业托管、创业辅导、应用型研发、人才评价等，切实提升河南省现代服务业项目的档次和水平，为区域经济发展助力。
（2）大力推动以人才为中心的智力资源政策改革。智力资源包括信息、科技、知识、管理、创意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其中人才是最关键的智力资源，它是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为此，应当通过如下途径推动河南省的人才政策改革。一是借助政策支持强化外部人才引进力度。通过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创新型科技和管理人才，使其成为振兴河南现代服务业的中坚力量。二是从制度上为创新型人才搭建良好的工作平台。可在省、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成立若干由兼职人员参加的决策咨询、监督机构、研究型的学术交流协会，广泛吸纳创新型人才加入，参与政府管理，为其发挥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大面积推动公有企事业单位的人事任用制度改革，通过竞聘等方式将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使其有更多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三是积极推动全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改革。要改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任职年限的刚性规定，注重参评人员的业绩和能力，不拘一格地发掘优秀人才；在业绩评价上，要从注重成果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倡导合作研究，改变要求独著等不合理的要求；还应当及时纠正以往专业技术职务评定中由于政府部门间政策冲突给参评者造成伤害的问题，激发人才工作的热情。
（3）加大对公益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对于一些非营利或者很难获利的现代服务组织，如管理托管、科技咨询、技术转移中介、科研组织、信息服务、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智力服务项目，是培育区域核心竞争能力非常重要的部门，但由于经济效益问题，很难由民营或一般性的公有单位依照市场机制来运行。目前河南省内也不乏此类机构，但由于过分注重经济效益或管理僵化，办此类项目的机构几乎是长不大的“小土豆”。因此，政府应直接组建或组织多种社会资源承建以实现长足发展、跨越式发展。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政府出资组建，依照现代化管理模式去运营。如省级的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大型科技与经济决策咨询单位、管理项目托管机构等，需要前期投入较大而营利性较小的项目应当由政府主导去办，并给予免税、经费支持等方式扶持，依照市场规则运营。二是社会力量承建，政府在资金、税收、用地、项目指导等方面予以扶持。如技术转移中介、科研组织、人才评价等项目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经济效益不高，需要政府予以扶持。三是政府和单位鼓励公益服务项目发展，不干预、不收费。对于科技咨询、项目产业化服务等，可鼓励高校等科研部门教师公开创办此类服务项目为本省生产经营业服务，政府部门不予干预，更不从中牟取经济利益。
篇5
关键词：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062.6；F812.2；F224
目前，北京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2000亿“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作为新增长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医疗、健康、培训等领域，加快市场化、产业化步伐。近年来，北京公共服务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效，促进了北京城市经济建设。但是在北京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大量人口聚集，城市圈扩大，要求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向周边地区扩散，要求扩大供给能力。如何通过改善供给机制分步骤把可经营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做大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务业，是北京面临的艰巨任务。为加深我们对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改革困境的认识，正确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进而指导我们进行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实践，有必要在理论层面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剖析制约非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改善的体制，有效改善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探索未来发展路径。
一、西方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产生，是多种理论综合影响下的结果。主要有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服务市场化模式逐步取代政府垄断供给模式，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彼得·F·德鲁克（Drucker）、普尔（Poole）、斯潘（Spann）、罗思巴德（Rothbard）、菲斯克（Fisk）和萨瓦斯（E.S.Savas）等人的研究推动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与实践。其主要发展趋势是引入企业管理形式，导入竞争机制，推行社会协作。经过引入企业管理形式，改善政府行政绩效，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经过竞争机制，优化公共产品的供应，降低行政成本；推行社会协作，采用合同外包，公私合营等市场化运作形式，放松政府垄断和规制。
（一）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经济学区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认为私人物品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供给和获得满足；而公共物品领域只能通过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领域存在市场失灵，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消费与使用者付费无关，容易产生“免费搭车”现象；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市场主体缺乏生产的基本动力。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安排者或者提供者，政府提供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生产。提供是指通过某种制度安排，确定物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生产是指通过组合生产要素，将投入变成产出的技术化过程。对于公共物品，政府可以将一些生产环节委托给其他组织。
（二）公共选择理论
根据“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治人”假设，认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不会发生变化。在布坎南等人看来，官僚不受公共利益的激励，而受其自身利益的激励，追求的是政府规模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使其个人福利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政府失灵”。由于公共资源在垄断环境中运作，管理者缺乏激励，使公共产品成本高昂，导致低效率和差质量，而且对于公众的需求反应过于迟钝，缺乏回应性。因此，公共服务应当给予公众对公共服务进行选择的机会，应打破公私界限，破除政府垄断，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在公私之间形成竞争。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适用于公共部门，提倡构建“企业家政府”，希望通过在公共服务的生产与供应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提高政府效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克里斯托夫·胡德（Christopher Hood）归纳了新公共管理的七个特质，认为竞争是降低成本和达到更高标准的关键所在。奥斯本提出，政府的中心工作不是 “划桨”，而是“掌舵”，政府做好决策工作，把具体的服务性工作承包给私营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去做；但奥斯本也反对完全的私有化，认为如果把治理的全过程都私有化，会导致丧失社会公平感和利他主义精神。
（四）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提倡政府与非营利机构、私营企业和公民进行合作，共同确定目标，来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合作，其权利构成是多元的，打破了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观念。公共服务市场化是介于政府垄断和私有化之间的一种均衡，在计划与市场中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达到社会最优解，认为只要设计控制得当，外包可以使公众享受到更加低廉、高质、公平的公共服务。
二、国外非基本公共服务研究述评
非基本公共服务是指不完整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的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业是指以养老托幼、专业培训、健康医疗、家庭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人文服务业。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政府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1912年法国学者莱昂·狄骥（Léon Duguit）提出公共服务概念，20世纪80年代西方开始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其相关定义很多，目前尚未达成一致。其理论依据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相关研究文献很多，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研究问题广泛，如市场化的动因分析、路径选择、后果影响、经验教训以及各国比较分析等。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
（一）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组成研究
强调居民“用脚投票”，认为有多个分散的提供主体，能为多中心大都市地区提供更为高效的公共服务（Tiebout，Ostrom，1977）。认为大量的政府公共服务通过外包的方式，主要由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有利于节约政府人力，解决政府机构过于庞大的问题，实现政府“瘦身”的目标。同时，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有助于减少财政资金浪费，减轻财政负担。从各种数据来看，合同出租比政府直接供给降低成本约20%～30%。
（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民营化观点（Ferris，Kolderie，Savas，R.Stein 1990），认为通过将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可以利用竞争的力量给无效率的生产者施以市场压力，而且还可以克服政府某些服务专业性的缺失，充分发挥承包方的专业化优势。但也有人质疑效率以及负面影响（Morgan，Sharp 1990），如政府在组织竞标时常常面临备选对象数量不足的困境；市场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达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政府在某些项目上存在管制规则过多过滥的现象。此外，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中伴随着腐败。
（三）市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研究
由于监管不力或者政府把公共服务外包当作卸包袱、推责任的手段时，就可能造成监管失效，社会公众可能反而承受质低价高的公共服务。私营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获取更多利润，对于偏远的乡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可能提供更少、更差的服务，这种选择性地提供公共服务，可能会加剧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从招标阶段一直到履行完毕的整个过程中，都可能产生权力“寻租”问题，滋生腐败，造成市民满意度下降。研究过程中Lyons建立了EVLN逃离-控诉-忠诚-忽视模型，但也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论（Stipak 1979）。城市公共服务的分配形式和原因研究，观点是“未成型的不平等”，很少有研究证明所有不同群体及区域的居民们都能获得平等的待遇（Mladenka 1980）。
（四）影响政府选择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因素研究
认为合同外包节约成本（Ferris 1986）；影响因素主要有财政、政治、交易成本、社会关系、利益寻租以及偏好，规模经济和技术成本等（Nelson，Dubin 1998，Miralles2003）。有效性竞争市场的缺乏，可能形成新的垄断，然而由于优胜劣汰的过度竞争同样也可能形成新的垄断，无论哪一种情形的垄断都难以保障所外包服务的效率、质量，甚至会出现比政府垄断更糟的结果。
（五）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产出效率比较研究
肯定私人部门效率，期待更为自由平等的市场准入。认为公共企业在委托问题下的预算软约束会影响其供给效率（Llya R. Segal，1998），利润激励和投入灵活性在私人部门更容易实现（Graddy，1994）。在混合寡头垄断模型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公共企业，其效率、质量均弱于私人企业（Toshihiro，2010）。以盈利为目的的私有化以及政府间的合同供给模式是最普遍的选择（Warner 2008）。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演进为研究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相对而言，西方有关如何引入市场机制来改善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水平的文献较少，分类细述及操作规则的研究更少，大多数文献是对某种公共服务引入某种机制的执行情况及效果的分析与评估。北京政府承担着2000多万人口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不仅需要保证纯公共产品的供给，还需要在社会建设各相关领域维护经济稳定和保障人民福利，公共服务需求压力巨大。所以，北京在全国将非基本公共服务率先市场化，引入竞争，期望在有限预算下提高供给效率。但是，在北京短期内较难实现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寡头垄断这一市场环境下，引入竞争后，公共企业市场容量如何确定，供给效率是否会提高，行业总产出和消费者福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混合制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对行业总产出和消费者福利有怎样的影响，规制者应该如何进行市场结构调整以优化供给效率，需要进行系统化研究。
三、国内研究进展及述评
国内有关研究相对集中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最初介绍国外情况及经验教训，随后引入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等理论。具体地说，国内主要是针对城市公共服务改革面临的困境、市场化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供给主体多元化和开放公共服务领域等方面研究。
（一）市场化改革困境的研究
市场化所凸现的矛盾和问题日渐突出，在理论界引起一些非议和质疑。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从其他国家的教训出发总结问题（孙晓莉、王俊豪、徐明春2007）；二是探讨公用事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刘戒骄、朱忠发、赵大鹏、李惠先2010）；三是探讨特定行业或特定领域出现的问题，如对风险、水务领域、公用事业收费、定价和监管的分析（陈明，周林军2009）。邱法宗（2008）归纳了学术界对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争议。
（二）市场化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理论问题：政府失效固然存在，但市场机制绝非完美；公民与消费者身份的两难；市场化可能使公共利益受忽视（徐锦贤 2011）。实践问题：腐败和私人垄断；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质量问题。建议通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判断是否适合进行市场化，同时要改变环境或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楚迤斐 2009）。
（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主体的多元化研究
对于开发公共领域，当前仍存在竞争不充分，有效竞争格局并未形成，市场化所应有的效率并未体现。认为政府要对全社会实施公共管理，建立非歧视性的政府公共政策体系，实行无差别的市场准入管理。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与社会化格局，形成一种“多中心治理”的供给模式（李军鹏2004）。对于主体多元化，反对的观点认为市场化可能会导致经济性、公平性、社会责任缺失、腐败和垄断、社会不稳定以及政府管理危机，受危害最大的是弱势群体（余丰慧2006）。支持方则认为，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很容易陷入“诺斯悖论”中（蔡放波2004）。
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缺乏分类细述，实证研究也很少，缺少可供选择的可操作性方案的设计，未能从理论上对市场化供给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还没有构建符合含有首都大城市特征的供给模型，研究深度以及理论系统的完整性方面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和定量化。基于国内的研究现状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需要，有必要对市场化供给机制与北京城市发展特征的结合进行研究，形成北京的市场化有效供给分析范式，探索北京公共服务市场化对策。
四、国内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重要实践及述评
在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历程较长，无论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主体还是供给方式上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国内市场化进程发展较为缓慢，还处于摸索阶段。
（一）公共服务供给主体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引入了政府、商业性机构外的第三方组织即非营利性组织，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实行分权制的联邦国家，生产力极其发达，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起着主导作用，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包揽一切社会事务管理，而是通过积极培育和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来承担许多具体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美国的非营利性组织（NGO）在其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而积极的角色。近年来，美国NGO主要发展为互助社、改良运动组织、社会服务组织、教育文化机构、慈善基金会等团体，全方位地介入了地方政府的治理与服务之中。在美国马里兰州哥伦比亚镇，真正起管理作用的是一个完全民间性质的自治组织—— 哥伦比亚协会，该协会与县政府之间通过合同来划分彼此的职责。县政府负责哥伦比亚镇的公共安全、消防、基础教育、垃圾处理、邮政、主要道路建设和维护、路灯、供水和排水、电力等公共服务项目和设施的建设维护，其余如步行桥梁建设和维护、各种庆祝活动等等则由哥伦比亚协会来承担。除美国外，英国、新加坡等国家也积极引入非营利性组织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之一。非营利性组织作为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存在，有助于培育居民自治意识和社区参与意识。同时，随着非营利性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政府在选择合同对象方面有了更大的余地，这意味着政府在购买服务中处于更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非营利性组织之间为争取政府合同和公司及私人基金展开的激烈竞争，促使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推动本组织向更多的公共服务项目扩展，必然导致公共服务越来越便捷、有效、可承受。国外政府非常好的利用了NGO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对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方面，合同外包已是大势所趋。OECD国家越来越多地将外包的概念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以提高公共部门的绩效水平。合同外包作为公共服务私营化的手段之一，其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政府，它还广泛的应用于私营部门之间，并且被看作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和竞争性来提高效率的有效方式。以英国为例，英国的公共服务外包最初仅限于蓝领工作。1980年的地方政府规划与土地法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外包的要求，并提出了引进竞争性招标的范围和工作领域。1985年负责地方政府事务的环境事务部提出了一份咨询文件，要求在垃圾清理、街道清扫、建筑物清洁、车辆维护、饮食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实施竞争性外包，当年有38个地方政府签订了55项承包合同。1年多的实践表明，以垃圾清理为例，私营承包后成本降低了22%；在通过竞争但最后仍由内部承包的情况下，成本降低17%。由此测算，如果1984/85财政年度全部引进竞争性外包，成本会降低8000万。1998和1990年的地方政府法把竞争性外包的范围扩大到会计、建筑设计、财务管理等“白领”专业服务领域。1990年英国的公共医疗与社区关怀法明确规定，中央拨付的特别款项的85%以上必须用于“非地方当局直接提供的服务”，这意味着地方卫生当局必须以竞争招标的形式向私营部门或非营利机构购买服务。除英国外，美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也将合同外包作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有效手段。公共服务外包改善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了政府职能的履行能力；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率，使得社会资源更多的交由市场重新配置，使其生产和使用更有效率。此外，外包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将公共部门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减少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开支。外包使得传统上由国家和公共部门垄断的行业逐渐以外包的形式剥离出来，从而扩大了市场竞争的范围。
（三）国内公共服务市场化发展缓慢
在国内，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比较落后，没有完全调动包括商业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使得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比较单一。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方面，外包作为公共服务生产的重要形式，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探索和实践的重点。中国地方政府试水公共服务外包起始于1995年，首先是上海浦东新区，纵观90年代，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了21世纪初，改革的前沿阵地广州、深圳开始探索，近几年则陆续有一些其他城市如北京、厦门、成都、武汉、宁波、南京等开始尝试。总体来说，公共服务外包在中国的发展时间短、案例少，还在初步摸索过程中。
五、国内外研究对北京的启示
根据国内外研究进展，需要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结合现阶段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借鉴西方经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侧重于供给机制整体性出发，如何从北京作为首都大城市的经济社会体制层面来看待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问题，系统考察内在影响及决定机制，探索一套适合北京的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善机制，探讨如何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务最优配置和分配问题，从而使公共服务的综合福利达到最大化。
北京可以尝试围绕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目标，从供给机制建设的视角，在调查和各区县统计分析基础上，从北京市现实入手，分析市场化的配置机制，探讨政府与市场作用机理，最终形成市场最大化供给的格局和分享式发展模式，为改革提供清晰的脉络；为确保完成既定民生任务，致力于完善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非基本公共服务方式。同时，在规范经济分析与实证检验基础之上，为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探索应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构建公共服务市场化绩效综合评价体系，通过测评公共服务市场化绩效的方法，来最终获取可量化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水平情况，为清楚认知北京各区县公共服务市场化现状做必要的尝试。
具体说来，北京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可以从两个层面，一是关注政策层面，二是关注改革中的难点问题，以及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围绕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目标，从供给机制建设的视角，探讨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主体，并明确各主体的主要职能职责。政府必须以公共决策方式为主导展开其有效的公共服务，主要起到监管作用，负责制订相关政策，规定相关标准，严格监督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执行过程。包括民营机构、私有企业等在内的商业机构也是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一大提供者，它们通过承包合同等方式将非基本公共服务带入市场，利用价格机制、约束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等最大化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用；此外，非营利性组织的加入也能够很好的促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使得非基本公共服务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
第二，从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入手，结合北京市具体情况，研究不同领域非基本公共服务的选择与匹配问题。非基本公共服务到底是不是由政府融资，通过向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向需要的群体提供；还是仅仅培育和发展这个市场，然后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购买能力自由购买？如果是前者，就需要将其当作一个社会政策来设计，考虑其筹资、服务购买、评估与支付等。如果是后者，则更多地需要从产业政策的角度解决如何壮大、规范市场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志愿服务、特许经营、合同承包等供给方式。在具体选择时，需要考虑不同类型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特点，根据对象、需求等综合选择。例如，在居民养老服务中，对高龄困难老人的养老需求，可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提供；对行动方便的老人服务需求，可建立日托中心和老年组织，通过市场提供。
第三，在调查和各区县统计分析基础上，从北京市现实入手，分析市场化的配置机制，探讨政府与市场作用机理，最终形成市场最大化供给的格局和分享式发展模式，为改革提供清晰的脉络。这就需要明确北京市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优融资模式。融资过程不只是简单的关于成本的决策和安排问题，而是相对于收益的成本配置，关键因素是融资的方式如何影响着市民在服务供给问题上的成本和收益预期。
第四，在规范经济分析与实证检验基础之上，为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探索应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构建公共服务市场化绩效综合评价体系，通过测评公共服务市场化绩效的方法，来最终获取可量化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水平情况，为清楚认知北京各区县公共服务市场化现状做必要的尝试。
参考文献：
[1]胡鞍钢，王少光.政府与市场[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2]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迟福林.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中央地方关系[J].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2006（624）.
[4]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楚迤斐.论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边界[J].中州学刊，2009（11）.
[6]李学.不完全契约、交易费用与治理绩效—— 兼论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09（1）.
[7]郁建兴.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学术月刊，2009（12）.
[8]陈振明.公共服务体制与机制及其创新的研究进展[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11（2）.
[9]霍晓英.公共危机多元治理中的障碍及其消除[J].中国市场，2013（31）.
篇6
北京，北三环。当记者沿着路边设置的指示标识，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家园10区16号院时，发现这座院子与四周楼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没有门牌，很难想到这里是一家养老院。
这家名为“寸草春晖”养老院外的电子显示屏上，每天都会准时公示养老院三餐的菜谱，跟入住的老人一样，附近小区的老人也可以根据个人喜爱按照15元每顿的标准自行选择来养老院就餐。
进入养老院的大门，一棵大银杏树映入眼帘，显得十分的醒目。由陪护人员和志愿者们看护的十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这座不大的小院里谈笑风生，有的在练习走路、有的在做着简单的游戏。这个由宾馆改造而成的养老院已运营两年多，100个床位全都住着失能、半失能老人。
问起开办养老院的初衷是什么，寸草春晖养老院负责人王小龙至今仍然记得，他的父亲当年患了“老年痴呆”后，他跑遍了北京市内市外，却找不到一家好的护理机构，许多医院和养老院都以“风险大，难护理”等原因拒绝了自己。
“相对于健康老人，这些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更加需要一个专业的护理机构，这么大的市场空间，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养老院？”他说。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小龙为此专程到日本考察养老院，日本一直运行的社区化养老概念吸引了他们。“日本是通过在社区建立养老院，最终形成一个以社区为单位运行的养老护理机构，养老护理机构的专业性、高端性等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王小龙介绍到，实际上，护理型的养老院是最值得企业初期做投入的方向。
和其他养老机构不同的是，王小龙和5个清华大学的同学经过一年多筹备建成并成立于2011年底的寸草春晖养老院位于市区，规模并不大，总共100张床位，占地2500多平方米，此前这个地方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宾馆。
为什么选择这里开设养老机构？
作为北京市三环路边的一个老社区，这里老龄化程度很高，路上随处可见来往行走的老人。将近30%的老龄率，小区内60岁以上老人就有5000多人，80岁以上老人700多名，周围还有9个类似社区，将近半数是空巢，按照王小龙的话说，这给他期望实现的社区养老院模式提供了最佳的条件。
王小龙当时招收的目标对象主要是让政府和子女都很头疼的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为了更好地为社区老人服务，这个社区养老院还兼顾起社区和居家养老的服务职能，例如：老年饭桌、日托、义诊、上门服务等等。
由于每月3000多元的价格具有一定竞争力，并且随着专业化护理的口碑不断传播、“寸草春晖”还未正式开业的时候，近八成的床位就已经预订出去。在当时的业界看来，这对一家民营养老院来说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寸草春晖”目前预约排队的人数已达三四百人之多，但王小龙并不轻松：“土地和成本就像压在头顶的两座大山，丝毫不能松懈。”
“不单单是个养老院 ”
现年69岁的杨教授，退休之前在附近的一所大学里面教书。用他自己话说吃了半辈子的食堂。目前虽然在寸草春晖也是集体用餐，每顿饭15元，但是用现在较为流行化的词语来形容叫做“私人订制”。
因为目前还有学校课题的调研和撰写工作，杨教授的用餐时间不是很固定。现在不仅可以随来随吃，而且喜欢的口味可以进行事先要求，最主要的是每顿饭菜也是根据营养食谱进行科学设置。“这样在一些油、盐的摄入量方面都会有专门的营养师帮助控制。”他说。
“从运营模式上我们认为社区养老机构不单单是个养老院。”王小龙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他的目标是打造专业化的社区养老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当初决定进入养老行业时，王小龙和他的同学们曾设想过多种发展模式，包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医院护理服务以及现在定下来的机构护理服务。
“最后舍弃了其他选择，其实是更多考虑到支付能力的问题。以居家养老服务而言，很多老人需要的是家政服务，对专业的家庭护理还没有概念，很难说服他们花高价去购买这样的服务。但机构护理服务就不一样，它是一种刚性需求，当老人身体需要护理而家庭难以承担时，越来越多的老人会选择入住机构。”王小龙说。
在养老院前台的一张表上详细记录着附近小区前来用餐老人们的喜好及吃饭时间，甚至还针对一些上下楼不方便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相比为健康老人所提供的项目，王小龙认为，为失能、半失能的刚性需求老人提供服务的项目应在交通便利、离医院近的地段。“最好离老人的家不太远，方便子女探望和老人就医。
寸草春晖养老院，目前入住了近80%的失能失智老人，剩余都是高龄老人。用王小龙的话说，以往的养老机构都比较独立，不与社区发生任何关系，“但寸草不同，寸草是以居家为基础，以机构为支撑，以社区为依托，在这样的框架下构建的养老样板。”寸草春晖在接收失能、高龄老人的同时，以机构为依托向社区、居家老人辐射服务，让更多老人能够实现就近养老。
寸草春晖探索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还结合了志愿者服务的特点，为激励更多志愿者的爱心行动，在寸草春晖特别设立了“爱心时间银行”。每位志愿者都可将自己为寸草春晖养老院及其覆盖社区老人的志愿服务时间，记录并储存下来，如果有一天，志愿者本人或志愿者的直系亲属（包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等）需要长期入住寸草春晖养老院，这里将把志愿者们之前所储存的志愿服务时间双倍无偿返还给志愿者本人和其亲人。正因为采用这种模式，志愿者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前来寸草春晖提供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人次就近1万6千余次。
“我们现在固定的志愿者有200多人。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附近社区的七旬老人，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他们每次都提供不低于2小时的志愿服务。年龄小的可以陪着老人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年龄稍大一些的，可以帮助老人做一些手工活。”负责寸草春晖志愿者招募工作的李娟说。
在北京金鼎轩餐厅从事设备维修工作的小伙子王峰就是其中之一，他经常无偿帮助这里进行电脑、监控等设备的维修。三年多以来，他已经跟院里的老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如果隔个几天不来，他们就像亲人一样都经常惦记着我。”王峰腼腆地说。
在王峰的行动和感召之下，金鼎轩餐厅员工固定形成了针对养老院的志愿服务机制，每周六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他们都会出现在寸草春晖，陪着老人们打麻将、谈心聊天或者帮助他们洗衣服等。
当问起为何那么热衷于志愿服务时，“就是开心呗。”王峰害羞地说。
“寸草春晖”的这一模式引发了诸多关注，北京市民政局在2013年甚至将其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推荐给了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14家境外媒体。人口超过2000万的北京，常住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86.8万，但目前已建成养老床位约8万张，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在北京市的规划中，到2020年前最少还将再建设8万张床位。
对于寸土寸金的北京来说，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医疗卫生都是未来巨大的考验，而社区养老或给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提供缓解之策。
成长中的烦恼
2012年7月，民政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对于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或服务设施给予一定的建设补贴或运营补贴，使社会力量逐步发展成为养老服务业的主体。
这一利好消息给民营养老机构带来了曙光，但其进展却并不顺利。
“建设补贴高的时候能达到每张床位16000元，但我们拿不到”，王小龙说，因为其现在使用的物业楼宇是租用。王小龙算了一笔账，如果寸草春晖一直保持满员，想要收回成本需要8到10年。
“相对于民营养老院高昂的成本负担，公办的养老院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王小龙说，比如同样是向老人收取4000元的入院费用，公办院收取的4000元由于有政府补贴，成本忽略不计，反而有盈利，而民办院需要承担高昂成本。此外，护理人员的流失率是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又一难题。尽管寸草春晖的10%流失率远低于业内平均水平，但专业人员仍相当紧缺。寸草春晖50名员工中，专业护理人员40人，其余的十几名非护理工作人员也是“身兼多职”。负责志愿者招募的李娟在接受采访的间隙，要骑十分钟的自行车给在附近住院的老人送餐。在食堂负责采购的刘好珠也经常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去老人家中或者医院送餐，甚至有时候半夜守门，给前来接送老人的救护车开门。
但王小龙觉得前景还是很光明，他说：“如果能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建一批几十张到一两百张床小型化专业养老机构，像棋子一样布到各个社区，做成品牌化、连锁化模式，就可以覆盖整个城市养老。”王小龙认为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固化人员、固化服务、固化流程、固化标准为居家和社区老人提供可持续、专业化服务保证，还能打造了专业品牌，带动整个养老产业的发展。
但连锁化发展的挑战更高。作为一家民办机构，目前房租和人员费用，几乎能占到总运营成本的80%-90%。高昂的运营成本让王小龙压力很大，寸草春晖的生存发展状况并不乐观。
同样是社区养老，与寸草春晖南北相对，在2012年成立起一家康泰养老公寓，其鼎盛时床位多达278张。但一年后就偃旗息鼓，只剩下30多张床位。剩余部分则转租给一家连锁酒店。
养老产业仍在起步之中，不同的市场选择会有不同的市场结果。尽管社区养老解决了位置偏远的问题，但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并不容易。北京市目前共有养老机构400家，公办性质的占到200家左右，市场显然仍有很大空间，2013年10月，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政府办养老机构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原则，通过委托管理、合作经营等公建民营方式，实现社会化运营。
北京市的医养结合试点范围正适度加快或扩大。“像我们寸草春晖或类似的非营利养老社区机构，面向的中、低端老人，又是非营利性质的养老机构，可否也给予一个机会，因为它们更需要这种支持。”王小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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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
按照现有仍不完善的概念概括来给分享经济下的定义是，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 to peer 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分享经济包括不同人或组织之间对生产资料、产品、分销渠道、处于交易或消费过程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分享。这个系统有多种形态，一般需要使用信息技术赋予个人、法人、非营利性组织以冗余物品或服务分享、分配和再使用的信息。一个通常的前提是，当物品的信息被分享了，这个物品对个人或组织的商业价值将会提升。
当然，大部分概念都是相对的，分享经济也不例外。分享经济是相对独享经济而言的。传统经济时代是独享的世界，独享才能创造垄断，才能保持稳定的现状，也才能铸就坚固的行业壁垒。以前倡导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独享经济时代一个弊端是往往容易造成垄断，进而束缚行业创新与进步；能够导致资源大量闲置浪费，生产力得不到最大发展，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佳状态，最高效境地。
当然，独享经济之所以“独享”一个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资源能充分利用，配置能够最为高效，一个最大的前提是供给侧与需求侧信息能够畅通，能够无缝对接，能够分分秒秒计算的高效传递。在独享经济阶段很难实现，主要是没有手段。
互联网的诞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喷涌而出，移动社交的广泛出现，以及美国房屋分享Airbnb、Uber与中国的互联网巨头BAT的诞生，让独享经济逐渐走向后台，分享经济成功上位。例如：滴滴出行公司等互联网叫车服务的出现，改变了出租车行业以及需求与供给的现状。过去刮风下雨下雪、上下班打不到车的状况已经改善。并且满足了多层次的需求。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可以依次打出租车、快车、专车，车主中又可以叫豪华型与享受型。而互联网叫车使得私家闲置车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和配置，百姓分享到了这些整洁、干净、车况好、服务好的闲置车资源。这些闲置车司机分享了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互联网叫车模式无论在哪个时间段都不可能打不到车。
分享经济之下，人们的生活更趋向于简洁化，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众享行列当中，不仅仅是主动的应用别人的众享成果，更是将自己手中的闲置资源众享给别人。
从中可以看出，分享经济是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期阶段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效、透明、对称给资源配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方式。没有新经济就没有分享经济，没有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分享经济就不可能诞生。互联网平台是信息出入口，在云端处理和匹配这些信息。移动互联网是客户和分享经济参与体的信息获取和发出的载体。
在新经济时代，分享经济绝对是新潮流，是下一个风口。独享经济的传统思维，在新经济下已经岌岌可危、难以存活下去了。苹果跨界进入智能手机行业，取代传统手机诺基亚老大的地位；微信跨界进入移动通讯领域，抢了三大移动运营商的饭碗；互联网金融的出现让传统银行战战兢兢做噩梦；AlphaGo使得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提出了大挑战。
笔者始终坚持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物联网、传感技术等新经济、新金融正在颠覆性的革传统行业的命。结果遭遇到不少质疑甚至抨击。但跨界与颠覆无处不在，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跨界、颠覆着所有行业。
分享经济的潜力非常之大，在中国仅仅是在出租车等几个少数行业、实体经济、商业服务业等有所涉猎。比如，房屋分享Airbnb已经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覆盖34000多个城市，市场估值255亿美元。而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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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居家养老 居家养老服务资金 资金保障机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养老方式从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转变到居家养老。居家养老由社会照顾演化而来，1982年联合国在老龄问题的国际行动计划和1992 年联合国通过的《老龄问题宣言》中都明确强调要以社区为单位，让老人尽可能地长期在家里居住养老。国内学者通过我国“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老人的生活状态、收入差异和不同养老模式下的养老成本的比较得出，居家养老是当前老年人养老的必然选择（韦璞，2006，孙仲，2011，王跃生，2012）。上海是我国最早推行居家养老试点的城市，2010年就基本实现了“9073”的养老格局，其中7%的老人依托社区实现了居家养老。目前，我国在居家养老实践的探索中，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形成了不同代表性的居家养老模式，即上海模式、南京模式和宁波模式等。虽然实践方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在资金的来源上都以依赖政府投入为主。2011年9月，国务院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然而，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必然增大，其资金支持的广度和深度需要继续提高。
一、居家养老服务的内涵
英国最早提出了居家养老的概念，我国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引入了居家养老方式，旨在有效分配养老资源，提倡老人留在社区养老，鼓励社会非正式服务参与居家养老。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基础，社会为依托，利用家庭、个人、社区、国家、非营利组织和市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养老体系。穆光宗和姚远（1999）认为居家养老是以社会养老网络为根本基础、在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律管理的规范下、有效地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一种养老模式。金德田（1995）认为，居家养老中的社区为老人提供的服务应当是带有保障性和公益性，这种基本的公益福利服务应当最大限度实现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洪国栋（2007）认为居家养老的“家”的涵义与家庭养老的“家”的涵义有本质上的不同，家庭养老是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之上，是实实在在的老人生活的家庭，而居家养老是依托社会、社区，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来自于养老金，生活的照料和精神慰藉也主要依靠社区和邻里提供的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高秀艳、吴永恒（2009），李嫦宏（2008）等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魏玉（2002）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是竞争性公共物品。郭竞成（2010）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限价公共服务”，基于其公共服务的性质，它的运作机制必须在政府的规制之下。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内容，学界都一致认为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等是居家养老的基本服务。而根据老人的实际需求，居家养老服务更应该包含医疗保健的护理服务和精神慰藉服务（王刚义、赵晶磊，2008，，陈赛权，2003、孙泽宇，2007）。
二、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分析
（一）居家养老服务资金
福利多元主义（Johnson，1987）认为国家、市场、非营利组织和家庭的福利提供者的职责是并重的，主张福利的资金来源多元化。贾晓九（2006）认为，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应当发展多元化的道路，应当倡导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开辟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投资渠道，以多种形式捐资或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建立社会筹资和政府资金支持相结合的多层次的资金支持机制。
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密切相关，见下图1。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和家庭，服务的生产者是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服务的消费者是居家养老的老人。政府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向服务的生产者购买服务，而后服务生产者向老人提供服务，这个过程就是政府购买；另一种是政府直接向老人进行现金补贴，而后老人向服务的生产者直接购买服务。家庭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同样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向老人提供家庭照料，这称之为非正式照料；另一种是向服务生产者购买服务，而后服务生产者向老人提供服务。作为服务消费者的老人也可以向服务生产者购买服务。总体来看，居家养老服务资金主要有政府和家庭来提供。而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投入中一方面用于服务生产者的平台建设，即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用于居家养老的服务补贴，即政府购买。家庭用于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支付主要源于家庭收入。
（二）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供需分析
当前，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福利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慈善捐助，其中，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主要的服务补贴对象是高龄、低收入、经济特别困难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服务更多体现的是救助。随着我国正由补缺型的社会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转变的过程中，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供给是远远不够的。以上海为例，作为当前我国居家养老实践最为成熟的城市，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投入力度是最大的，截止至2012年，政府投入在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约为36.24亿元①。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有社区老年日间服务机构313个、老人助餐服务点492个、助老服务社231个，社区居家养老工作人员3.2万人，总计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上的资金投入规模为9.64亿元②；居家养老服务人数达到152.74万人，其中83.18万人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总计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上的资金总量为16.6亿元③。以居家养老服务人数占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来计，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为7.4%，其中，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覆盖面为3.4%④，自费覆盖面为4%。根据2010年上海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60岁以上的老人中9.02%是不健康但生活能够自理，3.71%是生活不能自理。这9.02%的老人是最迫切需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然而现实的居家养老服务只能覆盖到7%的老人，显然，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与供给是有差距的，当前的服务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伴随着人口的动态变化，老龄化加深会进一步加剧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的建设受限于资金不能提供更大覆盖面的服务，也可能是老人受限于家庭收入没有选择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以，面临居家养老服务的巨大需求，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提供服务的资金问题。
三、居家养老服务资金保障机制分析
解决居家养老服务资金保障的关键就是要在制度和实践上实现筹资的多元化，广度上要拓宽居家养老服务的筹资渠道，深度上要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各主体对资金的支持力度。
（一）政府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支持力度
目前，居家养老服务资金虽然大多依靠政府支出，但是并未形成制度化的资金投入模式，资金的来源复杂，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以上海为例，上海在2004年就把居家养老项目纳入到政府的实事项目，统筹各级财政、民政等职能部门，协调市、区县和街道三级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同时还兼有市、区县的福利彩票公益金、市、区县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和市外来从业人员技能培训资金等。过多的资金来源易造成过高的资金使用成本，由于多项资金不容易同时到位，资金使用的步调不一致会导致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所以，政府财政在对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支持上，应体现制度化的保障，形成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常态稳定化的支出。
1、纳入政府财政预算，设立专项资金
游离于财政预算体制外的政府支出往往会捉襟见肘，所以，将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可以保障政府资金支出的稳定性和规模化。专项资金的管理方式可以保障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支出的时效性和高效率。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资金来源复杂化出现的较高的资金使用成本，有利于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开展和推行。
2、形成各级政府在出资方式和比例上的联动机制
根据目前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支出的实践上看，各级政府的支出有相应的比例和方法。以上海为例，在具体的居家养老项目上，政府规定了市与区县政府的出资比例，大约为1：1，并要求有财政能力的区县扩大出资比例。所以，在各级政府出资的联动机制中既要考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资金规模，又要根据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变化灵活变动。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的出资比例上应当形成与GDP增长、老年人口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等同步的增长比例。
3、突出各级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匹配
按照上海市居家养老工作的实践，市一级政府制定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项目、要求和规范，区县一级政府按照规定具体开展工作，在财权的分配上，区县级政府的出资比例要高于市级政府的出资比例。2010年上海市财政出资比例42.4%低于区县财政的出资比例51%⑤。这样的事权与财权上的不匹配，根据委托理论，低一级政府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减弱在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支出上的积极性而造成资金不足或短缺。所以，在考虑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出资分配上，要充分突出各级政府在事权和财政的匹配，保障资金支出的高效。
（二）进一步扩大福利彩票、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力度
我国自发行福利彩票之初，就明确规定了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用途是扶老、助残、救孤和济困。它是通过政府下属的专门发行机构来运作的，所筹福利资金不纳入国民收入，而是作为一条重要的资金补充渠道，直接用于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事业。目前，在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支持上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扩大福利彩票公益金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投入
2011年，全国筹集彩票公益金634亿元，是社会捐赠190.55亿元的3.3倍。除去奖金支出和发行费用的30%-50%的这一比例之外，福利彩票公益金的50%-70%都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同时，民政部还要求各地要将福利彩票公益金每年留存部分按不低于50%的比例集中使用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确保社会养老资金投入到位⑥。以上海为例，2011年上海的福利彩票销售额38.3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的支出为5.4亿元⑦，福利彩票公益金支出占彩票销售额为14.1%。根据上海《关于全面落实2008年市政府养老服务实事项目进一步推进本市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沪民福发[2008]5号）要求，福利彩票公益金在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支出大约为0.4亿元，占到福利彩票公益金总支出的7.4%。从现实的数据看，福利彩票公益金在居家养老服务上的资金投入还有进一步加大的空间。
2、加大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支持
200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号）中，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而2008年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却规定，企业进行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个人进行的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在年度内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通过比较分析， 政府对慈善事业和社会捐赠向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支持应给予政策鼓励，应当进一步提高社会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 保留全额扣除的优惠政策。
（三）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居家养老服务领域
居家养老服务要建立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在保证老年人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鼓励和欢迎社会上的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介入到这个领域，开展有序的竞争，不断提高为老服务质量，使老年人从中受益。
1、加大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支持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大多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其收入来源中政府补贴占53%。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支持是基于“伙伴关系”的理念，即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分担社会福利责任，通过政府提供资助、非营利组织具体负责提供各种福利服务，来有效地管理社会福利事业。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意见》（沪民事发[2001]23号）的通知中规定，对经民政部门批准，进行法人登记后，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活动的机构，视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项目资助和补贴，并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评估。从非营利组织开办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到提供具体服务，政府都以财政支出或政府购买的形式进行资助。可以采用“以奖代补”的资助模式，通过第三方机构的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与日常运作挂钩，按照考核分数，对非营利组织给予差别化的日常运作资助补贴。
2、加大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力度
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来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已经为各国实践证明是最为有效的措施之一。200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97号）中要求，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政府应通过积极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非营利组织在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中的公益性。
（四）按“谁消费谁付费”原则由家庭承担
对于居家养老服务的直接受益者――老人来讲，只有低收入生活特别困难的才能得到政府的补贴，大部分需要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就要自掏腰包，按照“谁消费谁付费”的原则来购买服务。根据201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市90.2%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在收入中所占比重最高，占到老人总收入的81.0%。又2011年上海的养老金替代率是48.26%⑧，不及在职时劳动收入的一半，老人的经济状况可见一斑，完全依靠老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来支付居家养老服务是不现实的。
1、提高养老金水平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 《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提出的养老金替代率最低目标为55%，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数据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11年的50.3%，低于国际警戒线⑨。这样的养老金水平不利于老人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我国应加快改革当前的养老金双轨制，切实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逐步建立起养老金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机制。
2、拓宽商业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人可以通过跨期收入分配来平滑一生的消费。对于老年的养老服务消费，可以通过在年青时参加商业保险来实现。由于老年生活中医疗护理的消费占据了老年整体消费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可以在年青时参加商业护理保险来实现。目前国内主要的商业护理保险有2005年的康宁长期看护健康保险、2006年的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等几个较少的保险产品。以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为例，它规定投保年龄为18岁到59岁，缴费期有趸缴、5年、10年和20年，缴费年龄越高投保费用就越高。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两人40岁同时投保，保费各10万，缴费20年的话，则每年需要缴费19900元。如果是夫妻两人59岁投保，保费各10万，则需一次性缴纳37.62万⑩。这样的巨额保费一般收入的家庭是无法承担的。所以，我国要拓宽商业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增加护理保险产品的种类，降低护理保险产品的保费，同时，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对经营商业护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减免营业税，利润减免所得税等。
3、推行以房养老
当前我国的家庭住房的自住率不断提高，并且房地产二级市场的交易活跃，某种程度上具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可行性。据调查，上海原意以房养老和可能会以房养老的人数占调查人数的比例是48.24%。但是由于上海市在政策规定上要求老人先转移房屋产权，公积金管理中心再将房屋以一定租期返租给老人，租金与市场同价，房款和租金款都是一次付。尽管试点的推行引得不少老人前来咨询，但是最终很多家庭都选择放弃。归结原因，传统的养老观念是主要障碍。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将通过“租房置换”的方式进行，即通过出租房屋获取租金，最终同构租金收入来入住养老院。推行以房养老可以将存量资产转化为流量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较低收入老人晚年的养老问题，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老人的观念和参与意识，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大化家庭资金在居家养老服务上的效用。
注释：
①数据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投入规模与居家养老服务补贴规模之和
②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老年人日间服务机构建设经费补贴工作的通知》（沪民福发[2008]37号）、《上海市民政局关于鼓励社区设立老年人助餐服务点的通知》（沪民福发[2008]12号）、《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深化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民福发[2004]6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组织实施万人就业项目的试行意见》
（沪府办[2003]67号）和《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深化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沪民福发[2004]6号）的有关补贴方法，计算数据时日间照料中心开办费补贴平均以60万元/个，助餐点开办补贴平均以18万元/个，居家养老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酬（含缴纳的社会保险）以1200元/人/月计算。此数据可能低估，原因是参考文件中的补贴数据部分是最低限数值
③数据由2001-2012年的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金额加总计算而得，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④数据由居家养老补贴人数除以60岁以上总人数计算而得
⑤数据来源于2010年上海社会福利年报
⑥民政部.福彩资金留存部分过半将用于社会养老. 新华网.2012-03-30
http：///gundong/201203/t20120330_509360536.shtml
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
⑧数据由上海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计算
⑨中国经济网.拉升养老金替代率别开错药方. 2013.09.13
http：///a/20130913/10677800_0.shtml0
⑩保费数据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无忧长期护理个人健康保险条款”计算
闫春宁，祝罗骁，张翔，张伟.上海市以房养老意愿研究[J].价值工程.2011， （1）： 318-319
朱劲松.中国开展“以房养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1（2）： 78-82
参考文献：
[1]韦璞.我国老年人收入来源的城乡差异及其养老模式选择[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12
[2]孙仲.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1
[3]王跃生.城乡养老中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J].开放时代，2012，2.102-121
[4]穆光宗，姚远.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解决老龄问题的未来之路[J].人口与经济，1999（02），58-64.
[5]金德田：加快实现养老社会化的步伐[J].党政干部学刊.1995，04
[6]洪国栋.让老人“回到家庭中去”[J].社区，2007（06）
[7]高秀艳，吴永恒.城市社区居家养老产业引入竞争机制之浅见[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9（2）
[8]李嫦宏.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法律保障研究[D].兰州大学.2008
[9]魏玉.中国养老福利服务的社会化供给模式研究[D].清华大学.2002
[10]郭竞成.居家养老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社会保障研究.2010（1）
[11]王刚义，赵晶磊.居家养老的困境与出路――探索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J].构建和谐社会.2008（3）.
[12]陈赛权.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3（3）
[13]孙泽宇.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问题与对策的思考[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07.2
[14]Johnson N. The Welfare in Transition：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Amherst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Pres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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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地域单元，它具有独立的经济功能和行政职能。社区经济是为了保障社区各项工作有序进行而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的总和，它具有服务社区、稳定社区、增强社区凝聚力的作用。现阶段为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最大地发挥社区经济的功能，我国应加快社区经济经营机制转换．加速社区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使社区经济走上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
论文关键词：社区社区经济社区服务产业化
一、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加速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单位”的社会功能正在逐步弱化，社区理念开始兴起，“社区经济”的概念也随之萌芽。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经济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为社区建设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保障，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经济发展中财力不足的缺陷。
1、社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在我国，社区经济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由街道经济逐步分化而来的。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城市没有社区，国家对地域的管理主要是单位制管理模式，街道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许多社区管理的职能。为保证财政收支平衡，街道不得不搞经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单位制街道经济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社会对新型社区的要求才开始不断强化。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实行“政企分开”、“政社分离”政策，这为社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与传统意义上的街道经济不同，社区经济是以非盈利性组织和公益眭组织为主体，追求社区福利的最大化。
2、社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体制不顺。目前从社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国社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公共权力在二级政府三级管理中的分配不明确，往往是两级政府包干一切，社区缺乏自。而且“企事业单位办社区”往往延续企业管理的那套模式，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扭曲了社区经济的真正价值，不能有效发挥社区服务的功能。除此之外，体制不顺还表现在社区经济活动中的多头领导现象。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这种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中，社区企业大都在市、区有关部门中有对口关系，导致多头领导、政出多门，造成效率低下。
(2)产权模糊。我国社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主要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股份合作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街道和居委会往往是最大的出资者和股份所有者，但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没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授权经营权，这就造成社区财产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没份的产权虚设状态。
(3)管理薄弱。社区管理者多是退休的老年人、下岗的中年人和待业的年轻人，在管理理念、管理经验和知识构成上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很难从全局的角度考虑社区的发展。管理薄弱使社区经济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很难吸引优秀人才来参与企业的管理。因此，现阶段我国应加快研究解决社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社区经济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同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支持和保障。
二、社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从社区经济的构成上看，一般多以商业、生活服务业和修理业等第三产业为主。社区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是社区经济发展的宗旨，办好经济促服务是社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际上，特别是欧美等社区制度发展较为完善的国家都十分重视社区经济与服务之间的关系。早在18世纪，西方国家的社区服务便开始了实践，如18世纪初起，英、法、德、美等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区组织便协同政府对失业人员、贫民进行救济和扶持的工作。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就业份额已达到20％～30％。19世纪中叶，在社区经济的推动下，社区服务类的慈善组织相继出现，如1876年美国第一个“社会服务交换所”、1886年美国第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等。到了2O世纪，社区服务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及。
相较于国际社区的发展状况，我国社区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滞后，困难重重。直到20世纪末，在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的情况下，社区经济才得到迅速发展，社区经济的服务功能、保障功能、稳定和凝聚功能在社区建设中才逐步发挥出来。如社区再就业工程，这一方面解决了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社区发展注入新的力量。但是现阶段我国社区经济的作用仅局限于：支持生产社区居民必须的消费品；为社区居民提供商业、旅游、搬运、维修等服务；为城市主体经济提供服务性劳务等，还没有形成一种产业化发展的模式，难以发挥规模效应，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的生活保障还十分有限。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区经济，提高社区经济实力，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社区内部矛盾，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更广泛的顾客群提供同质服务，降低供需双方的成本，取得规模效应。
三、发展社区经济的措施
社区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能够吸纳大量人口就业，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社区规划建设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社区规划开始了区域发展的规范化、持续化进程。随着社区制度的完善，社区经济的功能将日益突出。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应加快社区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促进经济体制转换，加强制度创新，最终实现管理、服务与社区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1、转换社区经济经营机制，适应市场化需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社区制度的逐步发展，要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现代社区经济，应该加快社区经济经营机制的转换，提高社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针对我国社区经济基础差、底子薄的现状，我国社区经济在发展方向、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要做到与市场相结合，优化经济结构，创新管理体制，使社区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其服务、保障、稳定、凝聚的功能。在发展方向上，要提高社区经济自身竞争力，从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区划中走出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大竞争，重点发展投资少、技术要求低、资金回收快的小型服务性的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强，技术水平要求高，具有规模效应的经济组织。在管理体制上，要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社区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作用，扩大社区经济组织的自。在经营机制上，要适应市场化需求，灵活多变。社区经济实体要积极推进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改革，明确企业内部产权关系。社区经济实体要走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道路。
2、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区经济自主发展
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加快社区经济发展就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重新定位，政府应积极地退出社区经济的直接管理，转而进行间接管理，支持和引导社区经济，促进社区经济的自主发展。具体地说，政府在社区经济发展中主要应该发挥以下三个职能。
(1)投入职能。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管理者，理应对社区经济的发展担负投入的责任。政府投入的来源是税收，为保证政府投入的稳定性，进行税制改革、调整税制结构是必要的。同时，由于政府投入是有限的，社区应营造社区经济运作的特殊机制，整合多元投入。
(2)引导职能。社区经济叉寸社区建设所提供的多是社区福利性的支持，多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领域，而市场机制在这些领域中往往是失灵的。这时就需要i女府这一外力来进行调控和引导。这里，政府的引导职能应主要包括：政策引导、信息引导、经营行为的引导，以及分配及消费等方面的引导。
(3)整合职能。这主要是指对产权结构、利益结构等的调整和重组，以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在产权整合上，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是确认产权归属，批准产权重组；在利益结构整合上，政府应通过不同的制度对非营利性和公益性领域的利益进行重新安排。
3、走产业化发展之路，提高社区服务质量
社区经济产业化是指在一定社区的地域范围内，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以社区各种经济组织为载体的社区服务业，经过社会化、商品化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的过程。解决我国目前的这种社区服务质量要求高与满足率低之间的矛盾的最根本做法就是实行社区经济产业化发展具体地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政府要利用各种调控手段，对社区经济的发展制定统一规划。区别定位社区经济的各个组成成分，在政策上鼓励社区服务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为社区经济产业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建立健全社区经济的产业组织体系，为社区经济产业化提供必要的载体。目前我国社区经济产业化最大的障碍就是产业组织贫乏，因此应加快建立集管理、技术服务、咨询为一体，具有综合能力的产业组织。
(3)采用规模经营，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技术，使社区经济从单一型、分散型向集团型转变，发挥规模效应。
4、加强人员管理与培训，提高社区管理者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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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专利文献 增值性专利信息 汇编作品 著作权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5.073
Abstract In general， the patent information is retrieved from the database built by the relative public authorities. So it is in the public areas and free for all. Whil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PR service industry renders the emergence of the value-added patent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be called "the guidance of patent route chart" or "the early warning device for technology risks". As the value-added patent information could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for a specific industry or enterprises， i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wa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t the same time，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or the publicity of the value-added patent information， by which it could be made full use.
Key words patent literature； value-added patent information； compilation； copyright
1 增值性专利信息的概念由来
知识产权信息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而产生，主要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著作权信息、技术合同信息等。①将知识产权信息范围进行法律意义上的明确界定，能够理顺知识产权信息的创造、传播、运用诸环节，从而有效激励创新。专利信息是知识产权信息的典型代表，其原始形态专利文献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法定程序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和公告的授权专利文件，包括对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在法定程序中予以公布或公告而产生的各种文献。②全世界最新的发明创造信息90%以上首先通过专利信息文献反映出来，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专利文献所体现的技术信息，不仅能提高研发起点，而且能节约至少40%的研发费用和60%的研发时间。③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专利信息服务始于1985年，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一份专利公报为标志。专利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商事活动的需求是企业知识产权决策和管理的重要导向，④ 互联网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进一步为专利信息在全世界的交流与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⑤进入新世纪，国家知识产权局开通了互联网专利信息数据检索，并不断加以升级完善，丰富其内容、增加其功能，并且不收取任何信息服务费用，这为我国专利信息服务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的专利信息服务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较为初级的专利文献信息服务，也就是专利信息的检索服务，该项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包括科技信息服务机构、各类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等，内容主要包括专利查新、专利法律状态判定等；第二种是另一类是专利信息深度服务，即对于专利信息不再限于简单的汇编整理，通过对大量文献数据进行检索和分析后，形成具有独特思想和逻辑关系的专利数据信息分析报告，甚至为行业或企业构建动态专利信息特色数据库，以满足客户对于知识产权的深层次需求，助力企业更全面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在传统专利文献信息检索服务之外，个性化的统计分析与深度挖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⑥由此就产生了“增值性专利信息”的概念。
2 传统意义专利文献与增值性专利信息文献的著作权属性分析
一般来讲，由政府专利管理部门公布的专利文献，属于政府文件的一种，相当于在公有领域之中的公共产品，任何人都能够免费加以利用，只不过要求注明所使用的文献信息的出处罢了。⑦这一点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五条得到了印证，即“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一致的。
理论界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不具有著作权，主要出于以下四点理由：第一，专利文献不存在发表权，因为专利文献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专利审查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的，属于不特定社会公众均可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相关的写作者没有决定是否公开的权利。第二，专利文献不存在署名权。虽然我国《专利法》第10条规定了署名权，即发明人有权表明身份、在作品上署名，但是此项权利的意义是为了表明发明人创造出了所申请专利的客体，与专利文献是否是其所写关联度不大。第三，专利文献不存在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的权利。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文献在申请人提交专利审查机关之后，只能在法律限制的范围、方式和期限内申请进行修改，否则专利权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专利文献不存在著作财产权。专利具有保护专有技术以及消除技术垄断的双重功能，其最根本的目的是公开创新，推动社会整体技术进步，专利文献是公开技术发明的最直接手段，定位为体现专利制度最终目的的媒介，国家立法及行政管理措施均强调了专利文献的流通性，并在最大限度内弱化了其经济价值。⑧
增值性专利信息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不同。增值性专利信息是专利数据深入挖掘处理之后，形成的深度文献，主要包含了与知识成果有关的术语。⑨增值性专利信息的组合可以形成数据集群，这就脱离了简单的信息汇编范畴，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有着更高的知识含量和更丰富的内涵，对于企业用户来说更具启发性、可靠性和准确性。所以，增值性专利信息和传统意义上的专利信息相比，有必要确认具备著作权的属性，并加以妥善保护。
3 我国增值性专利信息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第一，我国的著作权制度并不承认增值性专利信息的受保护地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我国的专利信息服务水平与国外同行业的差距逐渐缩小，某些行业的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质量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于增值性专利信息这一新事物并没有及时作出界定，《著作权法》等与版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范过于原则化，出现了立法滞后于实践发展的现象。
第二，增值性专利信息的组合性特征，使得著作权保护形式在实践中较难具有操作性。专利信息服务业由于其自身特点，为用户提供的增值性专利信息包括了经软件处理的数据、图标、文字报告等内容，有的还附加了行业或企业专利情报专项咨询服务，对一个区域内的产业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实际促进作用如何，相关的考核评价标准较难形成，这也就影响了高水平的专利信息服务的扩展，致使相关服务产品的著作权保护在实践中较难操作。
第三，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生产者的权利意识普遍不强。一方面，我国相当数量的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具有政府支持的背景，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所以对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进行保护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限，进而影响了专利信息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专利信息服务机构的业务以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申请为主，在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开发、交易和利用方面缺乏组织协调与规范管理。
第四，增值性专利信息受到当前信息传递方式的影响，对其加以著作权保护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增值性专利信息基于联网专业数据库整理而成，并能够通过互联网得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复制和传播，因而具有高度流动性，一旦传播出去，几乎是完全透明化和公开化的，很难准确找到最初未经授权的侵权行为人，这就使得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手段追究侵权者的责任存在难度。
4 加强增值性专利信息著作权保护的对策
针对增值性专利信息，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了其在知识产权服务业、乃至整个知识产权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鼓励企业参与增值性知识产权信息开发利用。基于此，笔者从著作权法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以下保护增值性专利信息的建议。
第一，应明确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著作权法律属性。通过传统意义上的专利文献与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的对比，笔者认为，考虑到增值性专利信息是应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创造的信息产品，应将增值性专利信息明确界定为“汇编作品”，在民事单行法中明确经过深入挖掘整理的知识产权信息的著作权客体地位，是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获得周全保护的前提。
第二，建立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的出版及交流机制。产业集聚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趋势之一，考虑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集聚的需要，推进专利信息服务业发展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措施就是，区域所在的行业协会组织协同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在同行业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的行业内部交流机制，并拟定相关的专利信息产品利用权限、流转规则及流转范围。公益性的专利信息服务机构则可以将本地区特色行业及产业集聚区拥有的专利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具有中观及宏观参考意义的增值性专利信息汇编作品，并通过公开渠道出版发行。
第三，严格保护营利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著作权。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专业从事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研发和服务的公司，如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恒和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等。这类公司与政府支持建立的各级专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公益性专利信息检索服务不同，具有为企业进行个性化知识产权信息高端服务的能力，为增值性专利信息的传播与利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类公司提供的增值性专利信息产品应由《著作权法》等相关加以特别保护，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在从事专利保护行政执法过程中，也应切实维护其产品的著作权权益。
注释
① 马海群.知识产权信息的概念、内容、特点和功能[J].图书情报工作，1998（3）：1-3.
②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文献著录项目标准（试行）》（ZC 0009-2006）
③ M.， Reitzig.Strategic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04.45（3）：35-40.
④ Blaxill Mark， Eckardt Ralph. The invisible edge： taking your strategy to the next level 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09[Chapter 6].
⑤ Yo Takagi， Andrew Czajkowski.WIPO services for access to patent information - Building patent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capacity in LDC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34.2012：30-36.
⑥ 岑咏华，王曰芬，王晓蓉.面向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专利数据挖掘研究综述（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0（1）：125-128.
⑦ 江镇华，邱平济.关于专利文献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探讨[J].知识产权，1991（5）：4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