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基本规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基本规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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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矛盾律 排中律 适用范围

1.思维基本规律是有适用范围的

逻辑学是研究人类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发展中,思维水平从初级走向高级。人们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思维能力的同时,总结并规范自身思维活动的理论指导,形成了思维的基本规律。思维的基本规律是人们进行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时所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思维准则,是思维形式的规律,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1]。

任何客观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客观事物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客观事物在确定的时空内的相对稳定状态,要求相应的认识必须有确定性,这就为人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可能。逻辑的基本规律就是客观事物的稳定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所以,逻辑基本规律只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关系的条件下,在围绕着具有确定性的同一对象进行推理、论证的过程中才起作用。

2.矛盾律和排中律在适用范围上表述不清晰

在教授逻辑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部分教材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存在一定的问题,给学生的学习造成干扰。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编著的教材《逻辑学基础教程》(第二版)对矛盾律的内容表述是:“在同一推理、论证过程中,互相否定的判断不可能都是真,其中必有一个是假的。”在对排中律的内容表述是:“在同一推理、论证过程中,互相否定的判断不可能都是假,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单从内容上考察,二者内容非常接近,前提条件都一致,都是在同一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同时针对的都是相互否定的两个判断,矛盾律要求不能同真,必有一假,即不能同时肯定两个互相否定的判断。排中律要求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即不能同时否定两个互相否定的判断。在课堂教授时,学生都有一种感觉,即上课听得懂,但一拿到练习题,具体到实践应用的时候,就无法确保准确性,判断是否违反了矛盾律还是排中律的时候,特别容易搞混。

2.1概念表述不准确

上述教材在相关内容的表述中容易让学生产生疑问,矛盾律和排中律难道只适用于互相否定的判断?那互相否定的概念之间不适用吗?虽然在思维形成过程中,概念是思维形成中最小的语言单位,由概念形成判断,由判断构成推理,但不能切断概念与推理、论证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思维准确性、严密性的逻辑学在语言表述中应该用词严谨,表达准确清晰。所以,从内容表述上应该改成“互相否定的两种思想”,这样的表述就准确地涵盖了思维的所有形式,即概念、判断、推理。

2.2适用范围含混不清

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适用条件都是“互相否定的思想”,那么互相否定的思想包括什么?在所有的逻辑学教科书中都公认矛盾律和排中律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适用[2]。但其适用范围是不是仅限于此呢?一些普通逻辑学教科书对此问题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说明,这既不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又有损于该门学科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事实上,这两条基本规律的适用范围,对“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准确理解,除去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以外,适用于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其它范围还有哪些?

3.对矛盾律和排中律适用范围的分析

“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从判断这种思维形式入手来分析,即两个判断之间互相否定,真假相反。符合这一条件的判断组,在由概念构成的简单判断中,其性质判断之间矛盾关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都具有真假相反的特点,但如何与矛盾律和排中律相适用呢?

3.1具有矛盾关系的判断适用于矛盾律和排中律

在由概念构成的判断中,同一素材的性质判断之间有一定的真假制约关系。依据性质判断之间的对当方阵图,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思想之间,矛盾双方的判断必须真假相反。例如:“某人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A)和“某人是非无产阶级中一员”(E),以及“所有工人阶级都是无产阶级”(A)和“有些工人阶级是非无产阶级”(O),上述两组判断构成的矛盾判断中,同时肯定它们就犯矛盾律的错误,即“自相矛盾”;同时否定它们就犯排中律的错误,即“模棱两可”。依据对当关系,A与O之间、E与I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关系。除此之外,性质判断之间的矛盾关系还包括同一素材的单称肯定判断和单称否定判断之间的关系。比如:“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与“莎士比亚不是英国人”这两个判断之间必然是真假相反的。

3.2具有反对关系的判断适用于矛盾律

在同一素材性质判断的对当方阵图中,还包括具有反对关系和下反对关系的两组判断,它们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和矛盾关系有一定的区别。A判断与E判断构成反对关系,两者之间,如果一个真则另一个必假,一个假则另一个真假不定。例如:“所有的图书都是英文的”(A)与“所有的图书都不是英文的”(E),由于相互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为真,因此必然有一个判断是假的。这意味着同时肯定这两个判断会违反矛盾律,而同时否定这两个判断则不会违反排中律,因为作为反对关系的两个判断之间是可以同时为假的,即在对当关系中,可以同时否定它们,也意味着具有反对关系的两个判断之间排中律是不适用的。所以,在性质判断中,矛盾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的判断之间。

3.3具有下反对关系的判断适用于排中律

特称肯定判断和特称否定判断构成具有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例如,“有的软件是正版的”(I)和“有的软件不是正版的”(O)这两个判断之间假如一个判断为假,则另一个判断为真;一个判断为真,则另一个判断为真假不定。即I判断与O判断之间可以同真,不能同假。这就意味着对I判断与O判断同时肯定是允许的,不违反矛盾律,而同时否定,则不符合下反对关系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就违反了排中律。所以,在性质判断中,排中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和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之间。

4.对矛盾律和排中律适用范围的准确表述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互相否定的两个思想”进行彻底区分。为彻底搞清楚矛盾律和排中律的区别,避免学生在学习上产生的混乱,根据本文对这两条规律适用范围的详细分析,矛盾律的基本内容应表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思想不能同真,至少有一个是假的。”排中律的基本内容可表述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矛盾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思想不能同假,至少有一个是真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就“相互否定的两个思想”的分析,只限于同素材的性质判断之间。至于同一素材复合判断间构成的反对关系和下反对关系,也分别适用于矛盾律和排中律,只是版面有限,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编著.逻辑学基础教程(第二版),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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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逻辑学是研究推理的一门学问，而推理是由概念、命题组成的，不懂得命题就不懂得推理。普通逻辑学在研究命题时，主要是从二值逻辑的角度研究命题逻辑形式的逻辑值与命题形式之间的真假关系。本文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逻辑真理的内涵，同时详细论述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为了探求真理必须保证思维的逻辑性。

逻辑学离不开“真”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人们是从下述意义上使用“真”这个概念的：

（一）前提或者命题真。这种真是指命题的思想内容是真的。任何一个命题的内容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在这里真或假不是用以描述事物状态的，而是评价命题或陈述的内容的。它的核心是针对其所表达的知识或信念的，例如：“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命题的内容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是个真命题。

（二）推理真。这是指推理中前提真和结论真之间的关系。演绎推理前提真结论必然真，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前提真而结论是或然性真。因此推理真就是推理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是必然的真或者是或然的真。这里“真”指的是否再现逻辑推断关系而不是对命题内容的评价。

（三）指派真和赋值真。在逻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逻辑中）把命题形式当作真值形式，而且只从真假的角度研究每一种命题形式的逻辑特征，真和假是命题的唯一属性。逻辑真在这里指这些真值形式和其中的变项与公式的真假，这时的真假和具体命题内容的真假无关，而只是一种假定的真假和根据这种假定而推论出的真假。

（四）形式真。这是指永真式（重言式）或普遍有效式的真。逻辑学中有一类公式，对其中的变项可以代以任何命题、谓词、个体词总能得到真命题。这类公式的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的真，例如：P或者非P中不管变项P赋真值或是假值，这个公式都是真的。

（五）系统真。现代逻辑建立了形式系统，如果它的定理都是形式真，即都是永真公式或是普遍有效式，那么整个系统便是可靠的和一致的，这种可靠性和一致性就是一种系统的真。

在以上这五种“真”的情况下，逻辑学不考虑第一种意义的“真”，而只关注后四种“真”。后四种“真”在逻辑学中有各种表现，在其他科学中也有这些意义上的真的表现，就被称为逻辑真理。

所谓逻辑真理是一种特殊的真理，是一种因逻辑关系或逻辑原因而成为真的一种真理。逻辑真理不能凭经验而得知其为真，它需要我们借助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关系分析确定它们是真的。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真理是有区别的。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或者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的问题。从逻辑哲学的角度来看，其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任何逻辑学家都要回答：逻辑真理是否与客观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理论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形而上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逻辑基本规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在谈到矛盾律时认为，事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矛盾律首先是存在的规律。它之所以能够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因为它符合“事理”。亚里士多德肯定了逻辑规律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其根据就是真理符合现实的理论，即所谓真理符合论。它在解释真与假这对概念时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按照真理符合论，一切真理必需与现实一致，逻辑真理也不能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这个真理论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只强调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却忽视了逻辑真理的特殊性。

莱布尼兹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提出了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学中的推理问题，对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一元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有两种真理：即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推理的真理不像事实真理那样依赖于经验，它们的证明只能来自所谓的天赋的内在原则。因此莱布尼兹的这种观点，就成为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先验论的一个起源。

基于莱布尼兹的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对立，在康德的哲学中就演变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分歧。康德认为一切来源于经验的判断都是综合判断；分析判断是绝对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知识，即先天知识。例如：“白人是人”就是分析判断，在康德看来表示逻辑规律的判断就属于分析判断。

数理逻辑问世之后，逻辑哲学领域中出现了维特根斯坦学派，即以维也纳小组为核心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利用数理逻辑的成果，发展从莱布尼兹到康德的真理二元论和逻辑真理的先验论，使之获得科学化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形式。维特根斯坦把逻辑真理称为重言式。他认为重言式的命题是无条件的真，由此他断言，重言式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同样的也不能为经验所否定，也就是说与现实没有任何描述关系。逻辑实证主义者进一步把康德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推向极端。在他们看来，凡是先天的都是分析的；反之，凡分析的都是先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哲学信条：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前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分析推理，后一类推理就是所谓的综合推理。逻辑真理被看作是分析真理的一个特殊的真子集。

1933年塔尔斯基以形式化的方法给出了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他用非形式化方法对其语义学的成果作出概述。他认为逻辑真理同其他真理一样，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或者相一致，在形式语言中，一个语句是不是逻辑真理，取决于它是不是在每一种解释下都成为真语句；同时一个语句在某一解释下是否为真，取决于它在这一解释下，是否与它所“谈论的对象”相一致。可见逻辑真理的概念直接依赖于形式语言中的语句，与它们所描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符合关系，这说明它的逻辑真理或者分析真理并非先验的真或者先天的真，它们为真同样是因为它们与现实相符合。塔尔斯基重新建立了真理符合论，表明一切真理包括事实真理和逻辑真理，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必需与客观现实相符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真理符合论，肯定了逻辑真理与存在规律的一致性，但是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莱布尼兹、康德、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真理和现实绝对无关，与事实真理根本不同。塔尔斯基主张真理必需以亚里士多德的真理符合论为基础，而且只能以形式语言来构造，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

认识论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思维中的正确反映。同样逻辑真理也是客观世界规律性的反映。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而最普遍的逻辑格，就是事物被描述的很幼稚的……最普遍的关系。列宁认为逻辑的公理、正确的推理形式是事物最普遍的关系，是由人们实践中千百万次的重复而反映和巩固在意识中。列宁说的最普遍的逻辑格是指三段论推理的正确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逻辑真和事实真是相容的，事实真是基础，逻辑真是建立在事实真基础之上的，二者是一致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第一，逻辑系统的公理和定理的真是逻辑系统设定，其为真的根据是某种初始的逻辑关系。第二，逻辑公理和定理经过解释的真命题，其为真不取决于解释中的内容，而取决于这些公理、定理所显示的逻辑关系。第三，逻辑推断关系这种推论的结论真是一种逻辑关系真。第四，根据逻辑联系词的性质，由逻辑真得到逻辑真。如：A、B是逻辑真命题，那么A并且B、如果A那么B都是逻辑真命题。第五，数学中的逻辑真命题，是建立在公理演绎基础之上。以上这些逻辑真由于逻辑的原因或者逻辑关系而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在局部意义上，相对于特定的逻辑系统而言，逻辑真理可以说是分析的，是以逻辑意义为根据的，而与任何具体的经验事实无关。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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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 逻辑学 逻辑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038-02

1 引言

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高职院校究竟有没有必要开设逻辑学这门课？这个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有一种观点是逻辑学在现在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已经失去了它的位置。因为逻辑学特别是现代逻辑比较抽象，高职院校的学生毕竟基础较差，学习逻辑学有一定的困难；而且，逻辑学的教学内容相对于职业技能课程来讲，好像离日常思维和实际生活有偏离，应用性不强。

实际上，逻辑学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中，把知识分为五大分科，按顺序为：逻辑学、数学、科学、历史和人文学和哲学，逻辑学排名第一。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在北大的演讲中，讲到上大学的意义有三点，第一，学习推理，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第二，如果解决做错的事情；第三，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三点实际都和逻辑学关系非常紧密。

2 逻辑学教育的必要性

2.1 培养学生认识世界的能力，端正学生的世界观

如果不系统学习逻辑学的知识，并不是说就没有逻辑思维。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在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在逐步的认识世界，慢慢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大学阶段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成熟的阶段，虽然学生不学逻辑也会使用逻辑。但是没有系统地学习，在认识问题，讨论问题的时候，并不能知道自己是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掌握了逻辑学，规范自己的思维，才能够在思想的道路上不走歧路，正确的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2.2 提高学生的思维素质，培养其创新能力

随便现在社会逐步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国力的竞争逐步演变为创新知识能力的比拼。我国要在新世纪的国际社会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方，就必须要培养出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决定一个人的智力水平高低有很多种因素，其中的核心要素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思维的特点在于敏捷性、独立性、灵活性。系统掌握逻辑学知识，可以指导人们在思维时候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规律，以免我们在思维时误入歧途。创新思维实际上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思维，虽然有非逻辑思维，但是非逻辑思维也有逻辑学基本规律，它是不可能脱离逻辑思维而存在的。因此，我们的结论，必须以逻辑学为基础，创新思维才能更有效地培养。逻辑学具有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功能。

2.3 提高大学生辨析诡辩的能力

诡辩和狡辩不一样，诡辩是似是而非的推理，狡辩是比较容易被发现，被纠正的，而诡辩往往由于它的推理很比较强的迷惑性，所以很难觉察。

比如亚里斯多德的在《物理学》中讲说到：“重的物体下落快，轻的物体下落慢”。我们看到这一理论，不仅符合生活常识的传统认知，而且又是权威之言，自当深信不疑。当伽利略运用了逻辑的武器，进行了分析：假如亚里斯多德的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把鸡毛和石头一起绑着，相当于将一个重物和一个轻物绑在一起，那么它们的下落速度和原来相比会怎么样呢？从一方面讲，鸡毛被石头拉着，根据亚氏的理论，鸡毛要比原来的速度快了，同样的道理，石头的下落速度应该比原来的速度要慢了；而从另外一方面来分析的话，鸡毛加上石头之后，总重量应该比石头要大一些，那么应该这个组合起来的新物体的下落速度比原来的石头要更快一些。这就是说，从一个论据（或者说命题）出发，得出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这个论据本身就是虚假命题，因为出现了逻辑错误。得出亚里斯多德“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成比例。”这个论点的错误，我们就是运用了逻辑的武器，来辨析了诡辩。

由此，辨析诡辩，应该从诡辩根源加以分析，熟练掌握逻辑学的基本规律，指出其中的逻辑错误，加以驳斥。

2.4 提高大学生语言表达的能力

哲学要解决本体、思维、语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语言究竟怎么样才能准确表达出思维，究竟怎么样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研究的课题。

大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表达思想，有效交际的途径主要有两种：说和写。或者我们说是语言，语言要素最重要的就是准确，或者说：清楚，明白。只有严密、准确的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才能够进行最有效的交际。在当代社会，大学生能力的展示，交际的成功，主张的宣传等等，与人际间有效的沟通息息相关。没有逻辑学中的系统理论的掌握，没有正确的逻辑思维，大学生很难将自己的语言说明白清楚，也就谈不上有效人际沟通。逻辑学中要求大学生明确运用概念、恰当做出判断和有效进行推理，所强调的就是思维验证、论证严密，逻辑学的系统学习可以使大学生的理论思维得到有效的训练，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养，规范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书面语言组织能力，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在有效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

2.5 培养大学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恩格斯说：“逻辑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到未知的方法。”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知识，什么是知识，所谓知识，是对社会现象原因的认知、规律的把握。如何认知、把握，显然，仅仅靠感觉和信念是无法达成的，必须靠严密的逻辑推理。

逻辑对于新知识的获取，主要是通过类比、归纳和演绎这三种推理方式来实现。据说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鲁班，有一次被野草割伤，由野草的形状类比发明了锯子。人类历史中很多发明创造和一些重要的科学理论都是用类比推理获得的，如计算机技术、蒸汽机、克隆技术等等发明，又如自然选择理论、大陆漂移说、血液循环理论、原子模型理论等等科学理论这些都是类比推理的直接成果，然后通过科学实验去验证。大学生通过运用类比推理的理论，由个体到个体的认识方法，触类旁通，从而获取新知识。

逻辑学的教学与大学生的素质教学是息息相关的。经过系统学习，大学生在遇到具体问题时，能够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在短时间内将整个问题进行逻辑联系和逻辑推理，从而解决实际问题。通过逻辑学的系统学习，可以使大学生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发现解决问题关键点的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需要大量各类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知识，而逻辑学作为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各种学科的必要学科，将越来越承担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必须要重视逻辑教学，不断提高学科的教学水平，有效和大学生其他素质教育学科紧密结合，为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服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各类学科的融合已经成为社会的趋势，努力实现逻辑学的系统教学，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出高素质的高职人才，是高职教育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 何向东，袁正校，郭泽深.逻辑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张学立.大学逻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08.

[3] 何向东.改革逻辑教材服务素质教育[J].中国大学教学，2005（2）：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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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播电视大众传播平台上，主持人的即兴口语表达的质量和品位良莠不齐。信息和逻辑是即兴口语表达中的本质要素。信息是表达的主体，是内容；逻辑是信息流动的秩序和方式。只有充足的信息而没有清晰的逻辑思维，主持人的口语表达也不会有实质性的飞跃和突破。本文基于普通逻辑学视角，探讨逻辑思维在主持人即兴口语表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主持人 逻辑思维 口语表达

一、逻辑思维在主持人即兴口语表达中的作用

广播电视是视听艺术，主持人是通过口头语言即有声语言来进行传播的。口语表达是主持人从内部语言到外部语言的生发过程，它基本没有文字稿件作为依据，它具有如下特点：现想现说，语音稍纵即逝，语言灵活多样，语音和态势语有特殊功效。其中现想现说是口语表达的重要特征。书面表达可以从容思考、不断修改，但是主持人的口语表达“受语言环境的严格限制，在与特定听众对象的现场交流中，不断产生新刺激、反刺激，不断产生新想法、新的话题。为此，要不断调整思路，组织语言。” ①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即兴口语表达的质量和品位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持人思维品质的提升。

如何提高主持人的思维品质？在主持人所能把控的节目信息质量和信息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决定该主持人思维品质的重要因素就变成了其思维的形式结构———逻辑。所以即兴口语表达中，逻辑清晰才能思维顺畅，思维顺畅才能言而有序，言而有序才能妙语生花。

二、主持人即兴口语表达中的逻辑思维运用策略

在广播电视节目中，经常会听到类似逻辑推理的判断，但是其前提是否真实？结论是否真实？推理是否得当？本文通过选取若干主持人的即兴口语表达为样本，从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和充足理由律这个逻辑学基本规律对主持人常用的逻辑学规律进行分析（本文所用语料分析样本，采自第六届CCTV 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

1、归纳推理及主持人的运用策略

归纳推理是由个别性的知识作为前提，推出具有一般性的知识作为结论的一种推理形式。前提与结论中主项的关系是种属关系，推理过程是由种到属的认识过程，即由个别或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归纳推理在广播电视口语表达中运用得较为常见，其作用就是通过个别来推测一般情况，给予某种现象以普遍意义。因此，口语传播中归纳推理出现的位置一般位于主持人该段落口语表达的后半段，总结、升华主题的部分。

主持人在口语表达中运用最多的是不完全归纳。具体来说，简单枚举归纳推理运用的更加普遍，但是随着大数据新闻的兴起，统计归纳推理在节目中的运用也逐渐增多。但是由于主持人的素质、意识等问题，其运用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状况却良莠不齐。

案例：

……但是呢您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没有，就是在2004 年，也就是说在16 岁那年的时候我已经戴上了三四百度的小眼镜，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青少年在身体形态发育水平的同时呢，某些体质的指标却在下降，比如说视力。比如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张图，刚才呢我戴着眼镜不是一个个例，可以看到在7 到12 岁的青少年中调查呢，有40％，四成，是属于视力不良……

———李耀阳《个性空间》2011.11.24上面的这则新闻评论应该是典型的的数据新闻评论，主持人想结合自身的发育水平和体质指标状况和普遍调查统计结果说明一个问题———我国的青少年在身体形态发育水平提高的同时，某些体质指标却在下降，比如说视力。主持人准备的论据不可谓不充足，有个案有普遍性的数据统计，是一个由个别到普遍的归纳推理过程。但似乎结论下得有点早，如果他举出普遍调查统计结果，然后得出结论，就是一个更为严谨的口语表达。

2、演绎推理及主持人的运用策略

与归纳推理相反，演绎推理则是由一般性的前提推导到个别性的结论。在演绎推理中有一类直言间接推理，即三段论推理，主持人在评说新闻事件时会经常用到，是一种常见的演绎推理。所谓直言三段论就是借助一个共同概念，把两个直言判断连结起来，从而得出结论的演绎推理。直言三段论有两个重要特征：由一般性前提导出个别性结论；以及结论的必然性。

由于广播电视节目强调典型人物、事件，其叙述结构一般是由一个或几个典型人物或事件的时空排列。所以主持人在运用演绎推理的时候，一般位于节目开始，由一般性的事物定位到某个人物或某件事情上具体展开。还有一种情况主持人在节目开始时也经常涉及。前面说过，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命题到个别性命题的推导，但是再一般的命题都会有特殊情况独立其外，而恰恰是这种“独立其外”的特殊情况往往成为主持人运用语言的一个闪光点。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满足直言三段论结论的特征，毕竟也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阐述，所以笔者也把它放到这里一块来说明。

案例：

各位好，这里是《特别现场》，我是屠化。今年啊，我国的很多地方土豆都是大丰收了，但是销售却成为了一个难题。陕西省旬邑县马兰村也是这样的一个土豆种植村，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今天我们请到了村委会的副主任，被人们称作土豆主任的杨福礼先生，掌声欢迎。

———屠化《特别现场》2011.10.23

上述案例中我们可以提取到演绎推理直言三段论的三个命题：由于我国很多地方土豆大丰收但是土豆销售是个难题、陕西省旬邑县马兰村是土豆种植村，所以马兰村的土豆销售也成为一个难题。从而引出马兰村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话题。

3、类比推理及主持人的运用策略

类比推理是由两个事物的某些属性的相同，推论它们在另一属性上也可能相同的一种间接推理。当然，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的，因为推理的根据不充分，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在广播电视即兴口语表达中，特别是在新闻评论类的口语表达中，交代信息、说清原委是口语承载的重要功能，而在这个过程中，类比推理就被经常用到。“先言他物”既是语用学的一种修辞手法，同时也是逻辑学中的一种类比推理的手段，这样往往能够增强“所咏之词”的说服力和明晰度。

案例：

今天晚上我们来说的一个话题是选择的智慧……那我非常喜欢他（李开复）在创新工场之前说的话，“我更喜欢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而不是经营一个巨无霸。”……他的选择是创造。我更喜欢，多好的四个字啊，但是想一想，我在我们又有多少人，是根据“我更喜欢”去做选择的呢？我想大家还记得第一轮环节当中出现过的钱素春女士……她告诉我说退休之后有的人喜欢去旅游，有的人喜欢买东西，而我就喜欢帮助别人。其实她也从我最喜欢里收货了她最珍视的快乐，我们说，跟随我心，根据我最喜欢去选择，生活给予你的往往比你想象的要更多……

———董丽萍《个性空间》2011.10.24

主持人的这段话其实也大致含有两个类比推理：由a 到b 的推理，由a 到c的推理。以此来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出一种智慧的选择，也是比较具有鼓动性的。

a.李开复结束了20 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放弃其他，以“我更喜欢”为动机选择重新创业。

b.钱素春女士退休之后，放弃旅游、买东西等方式，以“我更喜欢”为动机选择帮助别人。

c.我们是否会放弃原先的东西、不想要的东西，以“我更喜欢”为动机选择自己的新生活？

4、充足理由律及主持人的运用策略普通逻辑学有四个基本规律：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前三条规律保证了概念的正确性，而充足理由律则保证了论证的正确性。广播电视口语表达中，前后判断之间论证的正确性显得良莠不齐。所以笔者把充足理由律单列出来加以说明。所谓充足理由律，就是指在思维论证过程中，要确定一个判断是真的，必须有充足理由。如果没有充足理由，那就没有论证性。

我们说，正确的思维必须首先是一个有论证性的思维，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然而在广播电视这个大众传播平台上，主持人在进行即兴口语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妄下结论。这既是主持人逻辑思维和严谨意识的缺失，也是一种对广播电视受众不负责的工作态度。

案例：

……从1994 年到现在，北大保安队里呢，先后有超过300 位保安像张国强这样，通过自学努力考取大专、本科、研究生，甚至还有人是双学历……其实呢，不光在北大，在清华、人大众多的学校里面都曾经成就过这样的保安求学传奇。

当众多的高校陷入高考生源战的时候，也有一些高校却超越出单纯的雇佣关系，对保安表达出开放、包容、分享的人文关照……现代意义的大学精神我相信在那一刻，得到了让我们自豪的丰富。

———刘范美《个性空间》2011.10.25

结合语境我们可以看出，主持人刘范美想表达的意思是，通过北大、清华、人大众多的学校成就保安求学传奇这件事，说明这些大学超出雇佣关系对保安表达出人文关照，进而说明现代意义的大学精神得到了丰富。也就是说在她的逻辑关系中，上一段是说明下一段的理由。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高校录取保安不是因为他们保安这个身份，而是因为他们通过了必须的考核程序。至于现代意义的大学精神就更无从谈起。所以这不符合充足理由律。

通过上述对普通逻辑学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和充分理由律等逻辑规律的梳理和相关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主持人在即兴口语表达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逻辑方面的问题。因此，广播电视主持人学习一些普通逻辑学知识，会对我们的即兴口语表达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①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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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马非马；形式逻辑学；同一律

1、两种不同的观点

两千年前的“白马非马”引起了经久不息的辩论：一派认为“白马非马”是诡辩，把非字视为“不是”（即“不属于”之义）；另一派则与之相反，认为“白马非马”不是诡辩，把非字解释为“异于”（即“不同于”或者“不等于”），现代学者认为它还说明中国古代就出现了形式逻辑。

对一个命题的正确理解，不仅要抓住关键字，又要考虑作者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等等。在中国先秦古汉语语言条件下，因为古汉语结构松散，一切语词都呈现出形式无差别性。因而公孙龙没有条件对语句意义进行切分并形成“主项，谓项，命题”等元范畴化概念。公孙龙的说法很不合常识，令人难以接受，可似乎又有条不紊、“符合逻辑”。我们可以运用同一律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以深入理解此命题和其他很多哲学命题。

2、形式逻辑及“同一律”

形式逻辑是以思维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形式逻辑的规律主要是关于思维形式的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他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他律对于一切思维形态都是普遍有效的。任何正确的思想，不论是概念，推理，判断或者论证，都必须具有特定性（形式逻辑，2009：262）。

“同一律”是任何思想如果反映某客观对象，那么它就反映这个客观对象（形式逻辑，2009：262）。同一律就是要求思想具有确定性。在概念上，如果一个概念反映某种事物，那么它就必须反映某类事物。如“杯子”这个概念，它既然反映具有某种属性的一类事物（即“杯子”这类事物），那它就必须反映这类事物，即“杯子”这个概念必须有确定内涵。在判断上，如果一个判断断定了某种事物情况，那么它就必须断定这种事物情况。如，“鲁迅是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个判断，断定了鲁迅是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一个事物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它就必须地断定这个事物情况。总之思想要确定，前后要一致。

但我们常因为语词歧义的诡辩，偷换概念等违反同一律。语词歧义的诡辩就是说，在同一个语言环境中，一个语词同时表达了几个不同的意义。转移或偷换概念是有意或无意地用另一个判断去代替原来所要论证的判断。如：

1.甲：“我最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男的。”乙：“不对，不明明还存在妇女半边天么？”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就是说，天下的人都是兄弟，而所有的兄弟都是男的，所以天下的人都是男的。”

“兄弟”本是指哥哥和弟弟，在这种基础上，人们用比喻的方式产生了一种转义，即“团结友爱”。转义又叫比喻义，原始义与比喻义是有区别的，而甲却故意混淆是非，这算是诡辩。

2.人是动物，我是人，所以我是动物。

这一推论，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大小前提都是真的。但是大前提中“人是动物”中的“人”是作为生物的人，小前提“我是人”中的“人”既可以作为生物的人，又可以作为社会的人。而在结论中，我这个人却不仅仅是指生物的人，意义发生了变化和转移，所以我们不可能接受与畜牲等同这一骂人性质的结论了。

3、对“白马非马”的解析

日常生活中说的话往往不精确，虽不影响日常交流，但在辩论或论证时往往会成为诡辩的掩护者。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所以让人迷惑，在于“非”字的含义没有按照同一律的要求给予明确同一的定义。

在形式逻辑学中我们知道，必须在一开始就遵循同一律，给特定的思想或概念以单一同一的定义，不能任意变更， 否则就会导出错误的推论。与 “白马非马”相对应的“白马是马”中的“是”字常见的含义有三种：（1）一样（2）元素和集合之间的归属关系（3）两个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所以对应的“非”也有三种诠释， 即不等于、元素与集合的不归属关系、集合与集合的不包含关系。

所以“白马非马”是这样推理：关吏说不管黑马、白马， 凡是马（包含在马集合中的一切马） 都不许过关， 公孙龙说白马非（不包含于）马。公孙龙的狡辩在于他偷换自己的概念， 把白马非马在说话的一瞬间从白马不等价于马偷换成白马不包含于马了。他的论证思路如下：1.要马， 给黄马、黑马都可以，“是”字应解释为包含于才说得通，因为马的外延比黄马和黑马的外延要大得多。2.要白马， 给黑马、黄马不行，“非”字应解释为不包含于这个命题才是成立的。3.白马非马。这一步推出的命题中“非（不是）”只有解释为不等（价）于才是顺理成章的，即从第一步和第二步可以得出白马（集合）不等价于马（集合）这一论断。4.由白马非马等凡是马都不可以过关白马可以过关。问题是关吏开始的命题“凡是马都不可以过关”中“是”字是包含于的意思， 而公孙龙从前两步中只能得出白马不等（价） 于马， 不能得出白马不包含于马的结论。于是他自己偷换自己的概念， 把白马非马在说话的一瞬间从白马不等价于马偷换成白马不包含于马。显然， 在公孙龙和关吏的同一场辩论中，甚至在公孙龙自己的陈述中，“非”的内涵表达是违反同一律的，因此其结论也是不正确的。脱开判断的实际历史背景，那白马非马这一判断是否成立呢？如“非”表示“不等于”，那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是说白马集合不等于马集合，命题正确。如果是表示“不包含于”，那这个命题就错了。因为白马集合包含于马集合。如果是表示“不属于”，白马非马即白马集合不属于马集合，命题也对。因为马集合的元素，是一匹一匹具体的马，而白马不表示某一匹具体的马，只表示所有白马组成的集合。原来，白马集合是马集合的子集，不是它的元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集与子集的关系，用“包含于”表示，不用“属于”。

4、结论

同一律是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三大定律中最重要的一条，其作用就在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思维只有具有确定性， 才能正确反映世界，人们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

公孙龙的说辞是当时他所遇到的情景之下的一种使用错误的逻辑，违反了同一律。虽然“白马非马”的确带有一定程度的诡辩因素，但并不能因此断言它是一个纯粹的诡辩。带有诡辩因素与纯粹的诡辩有很大的不同。纯粹的诡辩指的是命题论辩的出发点就已完全是建立在没有正当理据的基础之上，完全以辩胜为目的。公孙龙力倡“白马非马”这一命题虽然具有“反人为实”的特征，命题的论证也包含有“胜人为名”的考虑，但公孙龙之所以如此倾心于此，更重要的是为了借这一命题来阐发他对名实关系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是他的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徐阳，2002）。所以“白马非马”与纯粹的诡辩有着质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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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逻辑本体；形而上学；语言规则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3-0014-07

收稿日期：2011-09-08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意义研究的认知转向”（TJZX80-020）阶段性成果；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意义研究的方法论探索”（AS1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左立（1957-），男，河北任丘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程仲棠先生在《无“是”即无逻辑：语言主义的逻辑迷误——答王左立先生》（以下简称“程文”）一文中，对拙文《也谈无“是”即无逻辑》提出了批评。程先生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三段论是由于语言以外的原因，与古汉语中有没有系词“是”无关。其理由是，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逻辑本体是唯一的；语言是逻辑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可以表现相同的逻辑本体。程先生认为，无“是”即无三段论的主张把逻辑载体当做了逻辑本体，是语言主义的迷误。笔者不同意程先生的观点，下文将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做进一步地澄清，并对程先生的批评做简要的回答。程仲棠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态度认真、治学严谨，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我与程先生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不会影Ⅱ向我对程先生的敬重。

一、问题的澄清

我的主张是，由无“是”的古汉语无法产生类似于西方传统词项逻辑的理论，而不是，无“是”是古汉语无法表述西方传统词项逻辑理论的原因。程先生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清楚。程文说，“用无‘是’的语言包括无‘是’的古汉语能否建立三段论？这不单是一个中国语言中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不少民族的语言，特别是非西方民族的语言没有或不用系词‘是’。这就牵涉到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三段论究竟是西方独有的逻辑，还是可以为人类共享的逻辑？”程先生所提的问题似有不妥。只有当“用无‘是’的语言无法表述西方的传统词项逻辑理论”这个命题成立时，程先生提的问题才能成为问题。然而，这个命题却不是我的主张。只要一种语言能够表述三段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就能使用三段论。别人发明了飞机，我拿过来用，这有什么不可以？我会开飞机，并不意味着我能发明飞机。我不会开飞机，也不意味着飞机不具有全人类性。所以，在讨论由无“是”的古汉语是否能够产生类似于西方传统词项逻辑的理论时，根本牵涉不到三段论是否可以为人类共享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从程先生所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没有在这两个不同的命题之间做出区分。其实，程先生并非看不出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只不过他认为这两个命题是等值的。

基于这样的原因，程先生看不出，为什么他给出的论据不能构成对我的论点的反驳。程先生指出，亚里士多德曾经用不含“是”的句式表达直言命题，严复曾经把直言命题翻译成不含“是”的文言文。程先生以此作为“是”在三段论中是可有可无的证据。实际上，程先生的证据只能证明，三段论可以用不含“是”的语言表述，但却不能证明，三段论可以产生于没有“是”的语言。笔者曾经指出：“由‘是’对于传统词项逻辑理论不是必需的不能推出，‘是’对于发明传统词项逻辑理论不是必需的”。程先生对此颇为不解。他问道：“何以‘不能推出’？何以非逻辑所必需的‘是’成了发明逻辑的必需品？王先生没有吐露半句玄机。”笔者以为，二者之间的“推不出”关系是明显的。既然程先生看不出来，我在这里不妨吐露一下“玄机”。

一种语言能说什么决不意味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就一定能发明什么。如果前者能够推出后者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中国人发明不了的，因为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中国人也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四大发明感到骄傲了，因为这些东西别人也都能说。表述三段论是说，创建三段论是做。程先生指责我陷入了“语言主义的迷误”，但他没想到的是，他比我迷误得还要厉害，以至于他看不出来，由能说推不出能做。传统词项逻辑产生于对带有系词的自然语言的抽象。它可以用不含“是”的语言形式表示，但这不能推出它可以由不含“是”的语言产生。就如同三段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发明三段论可以不用自然语言。

程先生要反驳我的观点可以用两种方法：第一，举出一个其语言中没有系词的民族发明了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理论的例子。第二，说明为什么用没有系词的语言也可以发明三段论的原因。反复强调亚里士多德、严复用不含“是”的句式表达直言命题，这没有用，起不到证明自己观点的作用。

程仲棠先生强调亚里士多德曾经用不含“是”的句式表示直言命题，但对亚里士多德曾经用含“是”的句式表示直言命题却不置一词。亚里士多德对于三段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分析篇》中，而对命题形式及命题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解释篇》中。在《前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用“属于”作连结词来表示a，e，i，o四种命题，即a：P属于每一个S；e：P不属于任何S；i：P属于某些S；o：P不属于某些S。而在《解释篇》中，他用“是”作为连结词来表示a，e，i，o四种命题，其表述方式与传统词项逻辑的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a：每一个S是P；e：没有S是P；i：有S是P；o：有s不是P。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解释篇》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前分析篇》之前。从学理上分析，也应如此。亚里士多德应该以他关于命题的研究为基础来建立三段论理论。“P属于S”这样的表述方式在古希腊语中很少见。关于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采用这样的句式表达直言命题，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们曾经给出过不同的解释。不管亚里士多德是出于何种考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亚里士多德用“是”作为连结词在先，用“属于”作为连结词在后。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前分析篇》中给出的命题形式是由《解释篇》中的命题形式改造而来的，即无“是”的形式是由有“是”的形式而来。这恰恰说明了，“是”在亚里士多德创建他的逻辑学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关于类逻辑

程先生认为，三段论是类逻辑。程先生的论证策略是，三段论是类逻辑，因而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逻辑本体是唯一的、普遍的，所以使用不同的语言，不管其有没有系词，都能够建立三段论。程先生把“三段论是类逻辑”看做他整个论证中的重要环节，故此在论证“三段论是类逻辑”时下了不少工夫。其实，程先生大可不必如此。即使三段论不是类逻辑，但只要能证明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唯一的、普遍的，他的论证就可以进行下去。程先生做了一些不必要的论证，因而也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

程先生认为：“传统词项逻辑不是关于‘是’的理论，而是关于类的理论……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才是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如果把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解释成类的话，I命题和。命题不能表现主项和谓项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使用I命题和O命题的三段论式Darii和Eerio就不能表现类的基本关系和规律。程先生对我的看法进行了批驳。程文指出：“王先生关于I命题和O命题及三段论式Darii和Eerio（第1格A I I和EI O）的断言是错误的，错误出于对现代逻辑的无知……直言命题在描述类之间的关系时有两种方式：（1）只表示一种基本关系，E命题就是如此，它只表示全异关系；（2）表示由几种基本关系组成的并类，A、I、O就是如此。并类是类的一种运算，在类演算中有三种最基本的运算，就是并、交、补。王先生断言I命题和O命题‘不能表示类之间的确定关系’，就等于断言并类‘不能表示类之间的确定关系’，这与类演算相悖。不错，当I、O为真时，类之间的关系有几种可能的情形，这正是并类的逻辑特征，不能与‘歧义’混为一谈。”不知程先生根据什么断定我“对现代逻辑无知”？也许，在程先生看来，一个不把塔尔斯基的看法当回事，而对“空头逻辑学家”推崇备至的人是不会懂得现代逻辑的。我可能不比程先生更懂现代逻辑，但我还看得出来程先生论证中的不当之处。概念的外延之间有五种可能的关系，如果把S和P解释成类的话，当SIP成立时，S和P可以具有除全异关系之外的四种基本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人们可以发明一个符号，比如说“#”，表示两个集合具有四种关系中的某一种关系。设A、B为二集合，R1、R2、R3、R4为四种不同的关系，可以用“A#B”表示"AR1B或AR2B或AR3B或AR4B”。由“A#B”成立不能推出A与B具有哪一种基本关系。如果把关系解释为有序对的集合，#=R1UR2UR3UR4用程先生的话说，“#”是几种基本关系的并类，请问，基本关系的并还是基本关系吗？如果这样的关系也能称为基本关系的话，那么类之间还有什么关系不是基本关系？如果它不是基本关系，Darii又是如何表现基本关系的规律的？

程先生认为，传统词项逻辑理论根据词项外延之间的关系研究推理，所以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是类之间的关系，传统词项逻辑是类逻辑。据此，他批评我说：“他一再说‘传统逻辑中的换位推理、三段论推理都是根据句子中主、谓项外延之间的关系进行的’，‘传统词项逻辑理论根据词项外延之间的关系研究推理’。这次说得不错，但与他的断言‘传统词项逻辑的研究对象不是类之间的关系’构成矛盾”。我们可以把程先生的论证方式概括为：理论A根据B研究C，理论A的研究对象是B，则理论A是关于B的理论；如果有人认为理论A根据B研究C，但不承认理论A的研究对象是B，那么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证方式。按照这样的方式，如果有人认为物理学根据数学原理研究物理量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就必须承认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学原理，否则他就是自相矛盾。如果有人认为经济学根据统计学原理研究市场，那么，他就必须承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统计学原理，否则他就是自相矛盾。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三段论是类逻辑能让人信服吗？

对于“类的逻辑”一词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类之间的关系为依据研究有效推理的理论；另一种是，以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为了区别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妨称后者为“类的理论”。程先生认为，三段论是类的理论，这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程先生列举了塔尔斯基、希尔伯脱、布尔和文恩等人对三段论的评价或解释，并作为“三段论是类的理论”的佐证。其实，程先生所引的塔尔斯基的话并没有说三段论的研究对象是类之间的基本规律及其关系。我可以按程先生指责我的方式说程先生没拿塔尔斯基的看法当回事。欧拉和文恩用两个圆的相互位置表示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直观地看出，传统词项逻辑所给出的三段论式都是有效的。他们这样做是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三段论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段论的研究对象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

现代的逻辑史学家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或者使用量词和个体词，或者不用；或者把三段论构造成公理系统，或者构造成自然推演系统。现代逻辑史家们根据类之间的关系研究三段论，因此，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现代解释基本上都是类的逻辑，但却不是程先生所说的“类的理论”（包括类演算的解释）。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构造的系统能否很好地刻画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而不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现代的逻辑史家们不仅要求他们的系统能够推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而且还希望他们的解释能够忠实于亚氏的理论，即在证明方法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证明方法保持一致。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始终不能尽如人意。现代逻辑使用的是人工语言，而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是自然语言，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很可能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与其现代解释之间的差异不无关系。逻辑载体与逻辑本体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比程先生想象得要更加复杂。

三、关于逻辑本体

我和程先生的根本分歧不在于三段论是否类的理论，而在于对“逻辑本体”的不同理解。对“逻辑本体”看法的不同直接导致了我与程先生对“是”与逻辑之间关系看法的不同。我认为程先生对逻辑本体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程先生则认为我误解或曲解了他的观点。究竟笔者是否误解，并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了程先生？下文将根据程先生的文本对我的看法做出说明。

程仲棠先生为了不使读者产生误解，特别对“逻辑本体”做出了说明。程文认为：“鉴于‘本体’一词在哲学上充满歧义，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逻辑本体’的概念。在本文中，‘逻辑本体’是与‘逻辑载体’（指语言）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逻辑本身’。追问‘什么是逻辑本体’，就等于追问‘逻辑是什么’，或‘逻辑研究什么’，所以，‘逻辑本体’、‘逻辑本身’与‘逻辑的研究对象’，实质上是同一概念。”原来，程先生说的“逻辑本体”是逻辑本身，也是逻辑的研究对象。逻辑的研究对象是逻辑本身？这是什么样的逻辑？什么逻辑以其自身为研究对象？笔者愚钝，难以从程先生这“进一步”的说明中了解“逻辑本体”的真谛。也许，程先生是想说，逻辑本体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即使如此，笔者仍然不知道程先生的“逻辑本体”是什么。“x本体是X本身，是x学的研究对象”，有谁能从这样的叙述中得知“x本体”是什么？既然从这样的说明中找不到答案，笔者只好从程先生关于逻辑本体的其他叙述中寻找理解逻辑本体的线索了。

程先生认为：“语言只是逻辑的载体，而非逻辑的本体（即逻辑本身），逻辑的本体是唯一的，逻辑的载体是多样的，逻辑的本体与载体的关系是一对多的关系，所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述同一的逻辑本体。”显然，程先生的逻辑本体不会因为载体的变化而变化。一堆石头可以用货车承载，也可以用船承载，还可以用飞机承载。载体的不同不会影响它们所承载的是同一堆石头。程先生是否认为，逻辑本体与逻辑载体的关系和这堆石头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类似？石头是时空中的存在，而逻辑本体却不是。虽然程先生避而不谈逻辑本体的存在问题，但是他大概不会认为这“唯一”的逻辑本体是不存在的，否则逻辑载体将无所承载。这种“同一的”，可以为不同语言所承载的逻辑本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程先生对三段论逻辑本体的看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程先生认为，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类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规律，三段论的“每一个词项变项S、P、M都解释为一个任意的类，每一个类都可以代表任何一个特殊事物的类，例如，生物学中的类，物理学中的类，它们是一切特殊事物的类的最高抽象，这种抽象的类概括了一切特殊事物的类所共有的普遍属性，而舍弃了它们的全部特殊属性。可见，词项逻辑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类及其规律”。三段论的类是对“一切特殊事物的类的最高抽象”。显然，这种抽象只能由人来做。既然程先生否认了逻辑本体存在于柏拉图世界或其他的神秘地方，那么，作为抽象结果的逻辑本体只能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承认存在于思想中的抽象实体并不意味着程先生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然而，程先生不仅认为传统词项逻辑的逻辑本体来源于客观事物的类及其规律，而且还认为它就是客观事物的类及其规律。程先生说：“显然，事物的类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不是语言中的‘理法’，而是客观世界中的‘理法’，没有西方语言依旧有这种‘理法’，任何语言都可表示这种‘理法’。这种‘理法’就是传统词项逻辑的本体。”

从程先生关于逻辑本体的叙述中我们得知，逻辑本体：（1）是唯一的，独立于语言载体的；（2）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3）是客观世界的“理法”。程先生的逻辑本体是一种客观的思想，其客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理法”；第二，它对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使用不同语言的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其实，这两方面的客观性都值得怀疑。

逻辑本体既是思想中的存在，又是客观世界的“理法”，按照符合论的标准，这样的东西是绝对的真理。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与客观规律本身不是一回事。思想是如何成为绝对真理的？程先生对此应该做出一点认识论的说明。如果除了三段论之外的其他逻辑理论也有逻辑本体的话，程先生应该从认识论的角度为演绎逻辑提供一个辩护。

思想是个人的，逻辑本体是公共的。作为逻辑本体的思想是如何获得公共性的？且不说古希腊人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人思想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程先生能保证两个孪生兄弟的思想是同一的吗？

三段论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放之古今而皆准，这里的关键在于“放”。如果不“放”的话，会怎么样？说得具体一点，三段论的逻辑本体对于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人来说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程先生对张东荪把逻辑载体当做逻辑本体的批评就不能成立，因为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逻辑本体。如果存在，如何证明中国古人抽象出了与古希腊人相同的逻辑本体？相同的客观规律不能保证这一点。程先生似乎不认为中国古人抽象出了三段论的逻辑本体。“孟子的推理与命题逻辑的推理规则和词项逻辑的对当关系不谋而合，这并不意味着孟子发现了命题逻辑或词项逻辑的什么规律规则”。如果中国古人没有抽象出三段论的逻辑本体，那么，尽管是一种客观的思想，说它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存在的，这是毫无意义的。

程先生的逻辑本体不依赖于语言。程先生是否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外壳，人们的思维可以不依赖于语言进行，他们在头脑中形成与语言无关的思想，说话只不过是用语言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脑科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表明，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壳，而且思维需要借助语言来进行。如果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断言思想可以不依赖语言，不能断言中国古代没能产生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理论与语言载体无关。

这种既客观又独立于语言的逻辑本体难道不是形而上学的？程先生要想说明逻辑本体与形而上学无关，就应该对其客观性做出说明。指责对手望文生义，是后现代主义的迎合者，是空头逻辑学家的“粉丝”，这恐怕不够，程先生还需要给出一点论证。不给出论证，要想甩掉“形而上学”的帽子恐怕没那么容易。

现代逻辑早已放弃为思想立法的企图。逻辑学家们不再要求公理的自明性，他们可以采用直观上不成立的公式作为公理来构造逻辑系统。构造逻辑系统的原则是一致性。逻辑系统的有效性在于，系统中的定理在某种语义解释下是有效的，而这些语义解释只是一些数学模型，逻辑学家们不需要假定它们是客观世界的“理法”。对于现代逻辑来说，逻辑本体是一个不必要的假设。

四、关于语言规则

程仲棠先生认为：“无‘是’即无三段论，来源于语言主义的逻辑迷误，即把逻辑的载体当做逻辑的本体。”如果没有逻辑本体，语言也就算不上逻辑载体了。三段论规定的是语言的使用方式，没有逻辑本体作基础，三段论的客观性就失去了依托。所以，程先生认为，将三段论看成语言的规则会导致逻辑观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三段论的逻辑本体是客观世界的“理法”，这只是一种看法。我们也可以说，三段论反映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无论是一种看法，还是一种认识都不能与客观规律本身画等号。我（或某名人，或大多数人）认为X是客观世界的“理法”，X就是客观世界的“理法”，这样的做法才是主观主义的。程先生大可不必为了三段论的客观性而给它找一个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作为基础。

程先生对语言规则的客观性提出了一些问题。程文认为：“除了后现代主义者，无人否认逻辑是科学的基础，如果逻辑只是‘语言的规则’，那么科学岂不也只是‘语言的规则’，而与语言之外的客观事物或人类的认识过程完全无关？如果逻辑的普遍性与下棋的规则相似，那么科学的普遍性岂不是也与下棋的规则相似？但是，不同的民族或文化就有不同的语言规则或下棋规则，如此推论下去，岂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或文化就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科学，而人类则没有共同的逻辑和科学？”对这些问题可做如下回答：

第一，逻辑是科学研究的工具。笔者孤陋寡闻，对后现代主义所知甚少，不知道哪位后现代主义者否认逻辑是科学的基础。我知道的是，亚里士多德有一本书叫《工具论》；培根有一本关于归纳的书叫《新工具》；现在的许多逻辑学教材都说，逻辑是认识自然和正确思维的工具。把逻辑看做工具一直都是人们的共识。工具是可以换的，当一种工具不合用时，我们可以对工具进行修改，必要时还可以换用其他的工具。当经典逻辑不合用时，人们可以对经典逻辑进行修改；在研究量子力学时，人们可以用与其他逻辑理论有很大差别的量子逻辑。科学的作用是解释和预测客观现象，我们可以将逻辑用作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却不必给科学预设一个基础。

第二，传统词项逻辑的语言规则不是随意制定的。逻辑与下棋有相似之处，但却不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下棋是娱乐的手段，而逻辑则是推理的工具。这样的不同也导致了逻辑规则与下棋规则的不同。人们在制定下棋规则的时候，除了公平、输赢等与下棋本身有关的因素外，不必考虑其他的因素，而人们在制定逻辑规则的时候考虑的则是，这些规则能否保证推理的有效性。逻辑规则的制定要受语言的制约，特别是传统词项逻辑的规则要受自然语言用法的制约。它们直接来源于自然语言的用法，是人们从推理的角度对自然语言的用法所做出的概括。自然语言的用法不是由哪个人规定的，而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传统词项逻辑规定的只是语言的用法而就断定其与语言之外的客观事物或人类的认识过程完全无关。

第三，传统词项逻辑的“理法”寓于语言的结构之中。逻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直接面对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理法”也不会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程先生所谓的“逻辑本体”，其实不过是对逻辑系统的语义解释。一个逻辑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语义解释。例如，一个模态逻辑系统可以同时有代数语义学的解释和关系语义学的解释。程先生是否认为，一个逻辑系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逻辑本体呢？传统词项逻辑的有效性是由其规则保证的。从亚里士多德建立三段论到欧拉用类之间的关系对三段论做出解释，中间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时间，这一事实说明，传统词项逻辑的“理法”寄托于语言的结构之中；即使对“逻辑本体”一无所知，仅凭三段论的规则，人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推理。欧拉、文恩不仅需要把词项解释成类，而且还需要分析传统词项逻辑的命题形式和推理规则才能得到三段论的语义解释。没有三段论，就没有三段论的语义解释；没有语言规则，人们就无从发现传统词项逻辑的“理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的“理法”是随着语言的构造而生的。

第四，人类共同的逻辑不以逻辑本体为基础。逻辑之学起于西方，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古代文明都没有产生出仅仅依赖于语言形式的推理理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广泛传播，逻辑学也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有共同的逻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逻辑要以形而上学的逻辑本体为基础。人们在接受一种逻辑理论时，除了接受这种理论的语言规则外，也接受了它的语义解释。人们之所以会接受一种逻辑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理论是正确推理的工具。使用逻辑工具进行推理是人们的一种策略，是理性的选择。至于该理论的语义解释是不是客观世界的“理法”，这样的问题留给哲学家们去争论好了，逻辑学家可以不予考虑。这如同，物理学家假设电子、中子、质子存在，这样的假设可以使物理学家建立起更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的理论，至于这些基本粒子是否真实地存在，这样的问题留给科学哲学家们去争论好了，物理学家可以不予考虑。我们可以用几何学的发展来说明为什么逻辑本体是不必要的假设。非欧几何出现之前，人们坚信欧几里得几何所刻画的空间就是现实空间。借用程先生的术语，现实空间的性质是几何本体。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出现后乏人问津，因为人们觉得这样的几何学所刻画的空间不是现实的空间。在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以后，非欧几何才在数学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爱因斯坦在建立广义相对论时应用了黎曼几何，这才使得非欧几何的影响超出了数学界。非欧几何改变了人们对几何与现实空间关系的看法，几何学不必建基于几何本体之上。同样的道理，逻辑学也不必建基于逻辑本体之上。

五、关于古汉语的特点及其对逻辑研究的影响

用没有系词的文言文可以表述三段论，但是，中国古代先贤却没能建立类似于传统词项逻辑的推理理论。其原因是否与古汉语的特点有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与程仲棠先生有不同的看法。程先生认为：“一个文化何以能够用某种语言表述或转述三段论，而不能用同一语言创作三段论，原因显然在语言之外。”程先生所说的语言之外的原因，是指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注重政治、伦理的倾向。“在中国古代，何以逻辑萌芽不能发展为逻辑学？根本原因在于：与希腊文化的认知主义取向相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政治和伦理价值主宰一切，压倒一切，一切以‘内圣外王’为依归，使得价值中立的逻辑根本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笔者以为，古汉语的特点对中国古代的推理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政治、伦理问题固然是诸子百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但却不是全部问题。战国后期，许多与政治、伦理无关的问题也成了人们讨论的对象。例如，公孙龙的白马、坚白之论，惠施的“历物十事”，以及后期墨家关于语言、论辩的讨论都与政治伦理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游说、养士之风的兴起，论辩技巧成了当时士人的晋身阶梯。虽然与古希腊的社会环境不同，但仅就论辩之成为风气而言，其与古希腊有相似之处。程先生所说的“逻辑萌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先秦诸子，特别是名家和后期墨家对许多与论辩有关的问题都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从学术环境来看，当时的中国并非没有产生逻辑理论的可能。程先生把中国古代没能产生形式逻辑理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古代文化“使得价值中立的逻辑根本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理由并不充分。

用没有系词的文言文可以表述三段论是一回事，用没有系词的古代汉语建立类似于三段论的逻辑理论是另一回事。要建立形式的推理理论，首先应该给出命题的表示形式。传统词项逻辑的命题形式是从自然语言中抽象出来的，尽管有的命题形式的用法与自然语言的日常用法稍有不同，但它们都是自然语言的合法句式。从带有系词的古希腊语中抽象出这样的命题形式比较容易，而从没有系词的古汉语中抽象出这些命题形式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可以通过比较“S是P”和“S者P也”这两个句式的用法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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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墨家　《墨经》　科技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12-0023-05

一、超越于同时代的墨家科技思想

墨家是一个富有科学精神和逻辑修养的学派。在墨家的科学思想中，既有严谨的实验精神，又有严密的逻辑方法，而这些对于科学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墨家的科技结构中，同时具备理论、实验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墨家本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很有利的道路，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方向。正如所言：“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看推想这一支学派，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看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重视理论、崇尚科学的因素。墨子提倡“学而能”，(《墨子・尚贤下》)即学而知。他主张“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墨子・尚贤中》)但在认识论上，墨子偏重于经验论。而墨家后学完全克服了墨子经验论的倾向，高度重视理论思维，精心研究各门科学知识。在狭义的《墨经》四篇中，墨子的鬼神迷信思想被抛弃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以彻底的无神论和科学观。相比较而言，《墨经》的理论是当时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墨经》囊括了逻辑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生理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尤其是力学、光学)等各门学科的内容，堪称为一部微型的古代百科全书。

在先秦诸子中，甚至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天道或自然界作为“天人合一”的一极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而真正成为主体所探索的对象。儒道两家的这一思想倾向更为典型。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之类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以解决人的自身问题为直接目标，具有纯粹的道德哲学特征。《易传》对于自然界的结构、变化讨论较多，但对于天道的理解和界说却是抽象的、思辨的，并没有在科学的意义上对自然界的本质、规律作深入和具体的探索，并且其思想旨趣在于强调“德合天地”，仍未能突破以天证人或以天合人的思维框架。先秦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表现出崇尚自然的思维倾向。但其所指的“天道自然”只不过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的原则生活，返朴归真以维护人性的纯真。道家也未能开辟出一个以自然界为对象的独立的认知领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说重在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和追求社会整体的和谐，而道家则重在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高个体的精神生活，儒道两家分别从群体与个体、社会与自然、理性与感性两个不同的侧面确立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先秦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一种以儒道对立互补为基本结构的文化格局。墨家与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倾向不同。墨家是“士”和“工匠”结合而成的学术团体，具有学者和工匠两种知识传统。从《墨子》全书看，墨家成员大都直接参与了各种生产工艺技术活动，掌握了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墨家将学者知识体系和工匠实践经验相结合起来，将自然现象客观内容的认识和思维形式在确定性、一致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形成一系列的科学定义、科学命题、经验公式等成果，《墨经》是其集大成。墨家以集团形式到处奔走，因此有机会去熟悉、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各种生产技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为墨家科学活动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维空间，为其科学理论思维准备了实证材料。后期墨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自然视为独立的认知对象。虽然后期墨家并没有提出一个系统的自然观，也没构筑起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重要的是他们把研究对象转向了人自身以外的自然界。与其他诸家如儒家仅把“格物”的“物”当作表征政治人伦的概念不同，墨家将“物”这一概念予以提升、抽象，认为它是一个“达名”，包括天地万物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物”获得了普遍的形式而成为主体认知的重要对象。

科学主体要正确地把握外物和获得外物的知识，还必须就对象进行逻辑分析，使用清楚明白的概念和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则。墨家很关注逻辑问题，其道理也在此。后期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建立起第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许多学者指出，后期墨家的逻辑学足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墨家重视逻辑学，说明墨家学者具有一种理智心灵，其中渗透着认知理性的精神。而先秦诸子(除后期墨家外)是以整体性的直观、类方法把握对象世界，这种思维方法不是通过纯粹抽象的逻辑方式所获得，而是通过“观物取象”，也即直观综合的产物，因而具有感性的特征，甚至于有主观比附的倾向。这种方法以直观性的类的观念为基础，通过类推的原则来把握事物的联系和本质。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道或人道在结构、秩序或功能方面相似、相通或说是同类，于此由社会人事推测出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变体，反之又可以由自然界的本质及其变化推测社会人事的规律或变化。“天人合一”是由人观天、由天证人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属于直观性的比类推理过程。孔子所说的“推己及人”、孟子的“诚者天之道”或“尽心、知性、知天”，以及老子所说的“抱一而为天下式”，甚至于荀子所说的“礼者天地之经”，都是在“天人合一”的意义上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直观比类这一思维方法的特点。这种整体性的直观比类方法，强调客观事物之间的辩证联系，具有辩证思维的特征，然而由于它忽略了对对象世界进行详尽、逻辑性的分析，因而带有模糊性、直观性、思辨性的特征，从这种思维方法中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具有重实用、重技术、轻理论的经验倾向。在先秦，整体性的直观比附方法获得了普遍的形式，成为先秦哲学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

墨家在早期墨子那里就已经开始了逻辑规则的讨论，并把逻辑规则运用于论辩活动中。例如，墨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反对论敌的言论，提出了“类”和“故”这两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概念。“墨子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即‘有故’，没有理由的就应服从有充分理由的，即‘无故从有故’。(《非儒下》)在科学研究中，寻根问底，多问为什么，这是很可贵的科学思想。后期墨家沿着墨子所开创的致思方向，对形式逻辑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遍及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基本规则。如在概念论方面，提出了“以名举实”的原则，同时对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分类，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在逻辑判断方面，提出了“以辞抒意”的原则，对判断规律作了探讨，研究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问题。在逻辑推理方面，提出了“以说出故”的原则，并且探讨了多种逻辑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效”(效法)、“辟”(类比推理)、“侔”(直接推理)、“援”(间接推理)、推(归纳

法或演绎法)等。重视分析性的逻辑方法是后期墨家区别于其他诸子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

墨家科学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科技思想水平。墨家科学思想首先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知识表达语言。如逻辑学上有名(词项、概念)、言(语句、判断)、辩(证明、反驳)、且、已、必、使、尽、止等范畴；哲学上有久(时间)、宇(空间)、有穷、无穷、同、异、同异交得、兼、体、化等；数学上有方、圆、平、直、倍等范畴；物理学上有力、动、止等范畴。这些概念虽然与现代科学语言有着重大的差别，但其表述上独特的体例和简洁的风格在先秦典籍中是非常突出的，这表明墨家已试图用一种特殊的区别于当时一般的自然语言来表述他们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及科学结论。在某些领域，墨家建构了具有逻辑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尤其以著名的光学八条表现最为典型。另外，《墨经》列举了各门科学上的定理及其证明，对一些概念给出了相对严格又颇具抽象程度的定义或界定，在给定义时又能够由简入繁、前后相接，在已被定义的简单概念的基础上再去定义相对复杂的概念。如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墨经・经上》)“圆：规，写交也。”(《墨经・经说上》)这条对圆的定义与现代几何学的定义并无差别。这表明墨家已掌握了科学概念定义的基本方法，这一点在先秦各派中是绝无仅有的。墨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还引入了实验环节，虽然实验粗糙，但表明墨家已建立了一个初具结构的科学活动过程。由此可见，墨家科学与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种子”的古希腊科学不仅极为相似，而且处于相当的水平。

二、《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展现了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

重效益、讲实用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价值取向。以实践应用作为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是墨家科技思想所体现的文化特征之一，也是传统的实用理性价值观的表现。墨家思想中的一个中心观念即“利”。作为一种关注天下的学说，墨家提倡功利的目的是着眼于天下而非个人的，这也正是他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理论动机。他们将“兴天下之利”与“除天下之害”并提，且以此作为“仁人”奋斗的目标。这种“利”的观念也渗入在墨家提出的判定言论是非的“三表”之中：“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要求一种学说必须以实用为目的，以百姓人民的物质利益为出发点。《墨经》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首次将纯粹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与注重实用的工具主义价值观融为一体。这种价值取向虽然缺乏高度的自觉性而只是自发的。但它却为中国科技文化史甚至于世界科技史开辟了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科技价值方向――科学主义与工具主义相结合的科技价值观方向。

《墨经》把自然客观世界作为独立认识对象，经过“巧传则求其故”(对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探求其原因和规律)的抽象概括，以形成反映事物本质规律的科学技术。《墨经》的科技思想有利于人们用来进一步把握、改造客观事物，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变为符合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自为本体。如《墨经》中阐述的“衡木加重而不挠”的桔槔机，“绳制挈之”的滑轮以及“车梯”等利用杠杆和斜面原理的简单机械，都是反映人们变事物自在本体为自为本体的范例。这些简单机械的研究和利用，发挥了人们认识与改选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

墨家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观察到同一事物客观地存在着像有无、是非、存亡、贵贱等相互对立的两重属性，从而提炼出同时把握事物同异两面，一分为二地抓住事物的基本属性，进一步揭示事物本质的“同异交得”的思维方法。“同异交得放(仿)有无。”(《墨经・经上》)“仿有无”即例如有无，在《经说》中列举了“有无”等14个例子。从这14个事例来看，所谓“同异交得”，从事物方面看，就是像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长少、白黑等相异或相反、对立的性质存在于同一对象；而从思维方法角度说，是指同时把握同异两面，或全面地、整体地看待事物。亚里士多德曾说，在自然事物中，“人们可以看到相反者自身总是出现在同一主体之中，而且是同一事物的属性；我说的是例如健康和疾病、美丽和丑陋、强劲和柔弱、明与暗、聪与聋。”亚氏的这种说法与墨家的论述极为相似。墨家对“同异交得”的原理和方法极为重视，这一思维方法引导墨家不断获取知识，发现真理。《墨经》中有关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渗透着同异交得思维方法的火花。墨家提出：“义，利也。”(《墨经・经上》)“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经・经说上》)这就是说，义即为利人之公利，要立志为天下人服务，把天下一切事务当作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不必考虑为个人所用。墨者主张一切行为包括科技实践的目的，都在于趋利避害。墨子自创立本学派以来，就反对把普遍原则和生活、行为相分离，认为对普遍性东西的追求，就在于应用它。在墨家看来，科技理论是“兴利除害”的工具。因而，其学派的论述是通过以事说理的方式“谈辩”的，墨者并不是抽象地讨论“辩”，而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研究辩学的。

墨家掌握的技术是经验层次的知识，同时，他们从经验中抽象出的知识目的又是为了应用于实践之中。墨家的功利观是以满足人之所欲，使人达到温饱为基本目的。墨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家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在墨家身上表现出思想理论与制造工艺的统一。梁启超曾指出，“质而言之，则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他认为墨家所言之“利”是“殆利人非利己”，“其目的固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因此，墨家学说是“圆满的实利主义”。

三、墨家学说衰亡的原因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

墨家是先秦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派之一，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墨家学说成为绝学，而墨家所开创和独具的注重科学的精神也湮没了。而吸收了道、法、阴阳诸家之长的儒家自汉代起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家以周礼当作最高规范，以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框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些特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奠定了基调，形成了一个沉重的思想传统。墨家的科学思想，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反对五行相克的先验图式，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儒道两家本质上是作为主观境界型的学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人的境界，改善人的精神生命的状态，解决如何做人的问题，它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人文主义的文化传统。墨家作为客观形态的理智性学说，其基本功能在于完善人的生存的外部环境和提高人们驾驭自然界的能力，它从另一层面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后期墨家的哲学理论和科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可能发展方向。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上，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一直处于支配性的地位，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人们以此为参照系，发现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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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刑法；持有；行为方式

一、理论依据

在刑法界，持有的行为方式的四种说法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独立行为说。根据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从逻辑学和规范学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

（一）从逻辑学角度分析

储槐植教授在《三论第三犯罪形式“持有”》中从“逻辑学角度、实践需要、实际价值、消除误解和形态辨析五个方面论述了持有作为第三种犯罪行为形式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同时，杜宇博士的类型化思维为该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在研究形式逻辑时，当然要格外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在同一律中，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对同一个对象的思想必须是确定的，一个思想反映什么对象就反映什么对象。同一律要求，如果一个词语表达某个概念，它就必须表达这个概念。要求语言有确定的意义。利用语词歧义的诡辩、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等，都是违反同一律要求的错误。”同时，根据同一律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推出同一性质的内容在同一场合下的“作为”与“不作为”两种矛盾的态度之间不能存在两不可。然而不同内容或不同场合是可以存在“两不可”的情形。这并没有与排中律的内容相反。我们不难得出，作为与不作为这两种行为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以作为独立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第三种形式，其存在是有逻辑学依据的。

（二）从刑法规范学角度分析

德国刑法学家宾丁在实定法构造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刑法的“规范说”。他认为，“规范是关于行为的禁止或命令，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它对行为能力者，是举动的规矩，是其自由的栏栅。”目前，关于对刑法规范的违反，主要包括三类即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以及授权性规范。也有学者认为只有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两种。沈宗灵教授认为，“命令性规范是应该或必须这样的行为模式。其法律后果一般是肯定式，有时则是肯定式和否定式两种后果并存；禁止性规范则是禁止人们这样行为的模式，其法律后果是否定式的。”

但是随着现代刑法学科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国际对人权理念的加深，对刑法规范也不仅仅是停留在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两种之上。就如我国《刑法》总则所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意外事件、精神病人及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之人、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或者完全不负刑事责任或者有限制地负刑事责任，这是带有一定消极性色彩的授权。这体现刑法对此的态度为“可为，但是为了要负有一定限度的义务，当然也可不为”。在我国持有型犯罪中，行为人可以持有，但同时其也负有上缴或予以销毁的特定义务，即违反义务为“消极授权性义务”，这种义务不属于作为义务，也不属于不作为义务，这种义务行为模式是“可为可不为而为”，可以理解为独立于作为与不作为之外的另外一种形式。这就为独立学说在刑法的规范学角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特征比较

综合各家之言，笔者个人认为持有行为相较于通常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在事实和法律方面具有以下特征：

（一）状态性

状态，顾名思义就是指人或物表现出来的形态。携带、藏匿、拥有式等表现形式就诠释了持有行为的内容是行为人对特定物品的占有、支配状态。而持有行为所具有的状态性就指持有行为物质实体的内在属性。

区别与作为和不作为行为，持有状态是指行为人对特定物品的一种关系形态，其包括三个要素：

1.客观方面。持有物品在客观上是处于行为人实力所能支配的范围内，就是指客观的一种的支配实力。这种支配不仅仅包括行为人凭借自身能力而对持有物的支配，还包括借助外力来实现对持有物的实际控制。如某物置于行为人具有所有权的场所。

2.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支配意思。需要注意的是支配意思的成立，只要求行为人能够意识到持有物客观上的存在，并不要求认识到其法律性质。即行为人在明知持有物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根据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有目的地运用客观实力，从而达到对持有物的控制。从这里我们得出，如果行为人缺乏支配意思，即使在客观上已经控制持有物，也不构成持有。如果支配意思是在对持有物的实力支配后才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行为成立是在行为人意识到持有物存在的时候。例如张三将自己一个包裹交给李四保管，李四回家后发现包裹中有一柄手枪，那么李四在意识到有手枪后就成立非法持有枪支罪。

3.社会的排他性。指行为人对持有物的支配是排除了其他人对该持有物的占有、控制，在社会和规范上被认为具有独占意义。

首先，社会排他性是相对于非持有人而言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持有主体的唯一性。所以，二人以上对持有物的共同持有也是排他的持有，符合社会的排他性。

再者，从持有行为的状态性内容方面来看持有不同于作为。作为是行为人通过采取积极的活动来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其物质内容是行为人实施的一系列肢体举动的有机组合，这具有明显的运动性。相较持有则表现为行为人在消极意义上维持对持有物支配并占有事实，大多呈现出一定的静态性特征。这使持有呈现出与通常的作为或不作为不同的外在结构特征。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也会看到持有人在维持持有状态时做出了一定的身体举动，比如甲持有枪支，其将带在身上并不时地检查，来防止其遗落在地上。但是，持有状态的存在和延续并不以行为人所实施身体的举动为前提。比如，王五盗窃一支手枪后将它藏进一个洞里，他虽然不去看管那个洞，也没有实施任何维持对所盗枪支占有、支配的有形身体举动，但是这仍然构成对枪支的持有。因为在现实的犯罪中，持有状态往往都是由于一定的作为行为而引起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与引起它的原因行为并不具有一致性，这并不是原因行为本身的延续。比如，甲在盗窃枪支后把所盗的枪支带在身上，在这里携带枪支行为是在盗窃枪支行为实施结束之后所产生的，这并不构成盗窃枪支行为的组成部分，而是盗窃枪支的后果。

最后，持有也有别于不作为。众所周知，不作为是以行为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特定作为义务为内容。虽然，持有行为在某种情况下表现与不作为一致，即行为没有实施一定的身体动作，然而，不作为成立的条件是行为人负有先行特定作为义务，在刑法中表现为，其处罚的对象正是行为人对义务的违反。而持有行为的成立并不以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为条件。同时，由于持有行为的对象主要为法律所禁止公民持有的违禁物品，因而公民在获得违禁物品后，应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负有将持有物上缴有关机关的义务，若行为人继续维持对持有物占有、控制，那么该行为就违反了这种义务。在这里，需注意刑法处罚的是持有状态本身。

（二）依附性

持有行为不同于作为和不作为的又一事实特征就是依附性。在客观上，作为是通过积极的身体动作去改变客观世界，从而侵害到法益；不作为是不履行应尽的作为义务，而任由除此之外的力量来侵害法益。作为与不作为在状态上均表现为运动性，因此在存在论上，两者都体现为原生性和独立性。而持有行为则与此不同。持有行为状态内容所呈现的为静态，这意味着它只能是由某种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所引起的结果行为，对于原因行为具有依附性，即并不具有原生性与独立性。在这里进一步分析，引起持有行为的原因行为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持有者自己的作为行为，如购买枪支弹药后持有枪支弹药。

2.持有者自己的不作为行为，如警察在被解职后仍拒不交出配发的武器，就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

3.持有者自己的无过错行为，如行为人误收假币后发现是假币却继续占有，就构成非法持有假币的行为。

4.最后一种为他人的行为，包括他人的犯罪行为与非罪行为，作为与不作为行为。如甲为躲避警察搜查，将其携带的悄悄放进乙的包里，乙在发现后继续携带，乙就构成非法持有的行为。在实际的犯罪中，持有型犯罪的两端往往连接一些更为严重的犯罪，但对持有型犯罪的处罚只是对持有行为本身，而不是持有行为两端的其他犯罪行为，也不是以持有行为为中介间接地处罚其两端的行为。

三、总结

首先，通过对持有行为方式在逻辑学角度和刑法规范学角度的论证，持有行为不可能是不作为、作为说与择一说中的一种，同时更通过持有行为与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相较在法律方面所具有的特征，进一步分析持有行为作为一种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另一种行为方式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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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辩证法 三段式 否定 环节 链条

〔中图分类号〕B024；N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31-06

自从数理逻辑诞生以来，辩证法除了以思辨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以外，似乎又多了一副面孔――逻辑的面孔。逻辑学者被数理逻辑的严格性和精确性所吸引，尝试着把这种方法引入辩证思维，企图建立辩证逻辑的公理系统。这自然受到了众多哲学家的反对。在哲学家看来，辩证法作为一种反思的哲学学说，它的形式只能是思辨的，任何别的形式都不可能把握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那种把辩证法形式化和公理化的做法，无异于是在把辩证法公式化和教条化，是根本偏离辩证法轨道的。逻辑学者的争辩是：辩证法中不可形式化的只是它的思辨成分，而它的逻辑成分则是可以形式化的。就是说，“辩证法中可形式化部分和不可形式化部分，分别对应其逻辑成分和思辨成分。”[1] （P24） 这一颇具“次协调”性质的结论显然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思辨与逻辑可以看成是辩证法形式的两个极端。毫无疑问，无论哪一个极端都会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对于思辨的辩证法来说，它固然有利于把握辩证法的实质和精髓，但它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不便于复归到现象界；对于公理化的辩证法来说，它具有了可操作性，但它过于复杂，不便于把握辩证法的实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极端形式的辩证法都缺乏系统的视域，很难与现代系统论发生“视域融合”。思辨与逻辑之间的这种两极对立所形成的矛盾，迫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辩证法还有没有“中间形式”？能不能找到一种形式，使得它既是辩证法又是系统论？本文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基础上的具体展开，它的致思取向就是在思辨与逻辑之间寻找辩证法的“中间地带”，并使得辩证法与系统论在这里达到“视域融合”。

一、不带否定词的否定

对辩证法的考察离不开否定这一概念。无论在黑格尔那里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辩证法都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2] （P163） 因此，否定这一概念在辩证法理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哲学家从思辨的角度给出了这一概念的说明之后，逻辑学家也力图从形式句法上来刻画这一概念。然而，逻辑学家在这里遇到了麻烦。因为，辩证的否定作为一种自否定，也就是矛盾。而矛盾恰恰是经典逻辑所禁止的东西。经典逻辑的矛盾律作为逻辑的基本规律，千百年来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辩证的否定要求人们承认“运动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不在这一个地方”这样的矛盾命题。这一命题提炼成逻辑形式就是“A并且非A”，用形式语言表示就是“A∧?劭A”。这正是经典逻辑中的永假式或矛盾式。面对这样的“二律背反”，逻辑学家使用了各种手段，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但离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值得注意的是，在逻辑学家的解决方案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所有的办法都是从构造否定词着手的。这就意味着，逻辑学家都是走在纯逻辑这条路上，与哲学上的纯思辨刚好形成对极。于是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不用经典逻辑的否定词来刻画辩证的否定呢？如果能行的话，与此相关的矛盾不就自行消解了吗？显然，从经典逻辑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否定词在经典逻辑那里是唯一一个不能缺少的逻辑算子，没有了否定词也就没有了逻辑。然而，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不从纯思辨与纯逻辑的角度来选择切入点，不把抽象度提高到纯思辨与纯逻辑的高度，而是局限在这两者之间，采用一种二者兼而有之的角度来刻画辩证法，我们就能避开那个否定词。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否定，否定就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与不安”，它也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既然是一个环节，它就具有了某种实体性，于是我们就不必用“?劭A”这种抽象的逻辑符号来表示A的否定，而直接用B这个惯用的日常符号来“描述”A的否定。显然，这一符号表达式的变更预示着一种方法论上的转变。它明显地使我们脱离了纯思辨与纯逻辑的轨道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视域。在这个视域中，思辨的成分与逻辑的成分“既有所克服又有所保留”。因此，它可以看作是二者之间的那个“中间地带”。

很明显，以B而不以?劭A来表示A的否定，实际上是把否定理解为否定的“结果”而不是否定本身。因为?劭A作为A的否定，只是一种抽象的规定，它本身并没有肯定的所指，无法落到实处。而B作为A的否定，显然是?劭A的一种具体表现或一个具体结果。这个结果最初是作为内部二重因素以“胚胎”的方式包含在A之中，与A合二为一。随着矛盾的展开，B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形态与A形成外部的对立。这种外部的对立作为矛盾发展的两个阶段便构成了一个链条。A与B就是这个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作为同一个链条上的两个不同的环节，A与B之间必然遵从差别同一律或对立统一律。就是说，它们是同中有异的关系。“因为同，所以共处于一个链条之中；因为异，所以才构成环节而相互之间可以区分。”[3] （P7） 因此，A与B的关系，不是经典逻辑中“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辩证逻辑中“亦此亦彼”的对立关系。从A到B的过程，正如从种子到植株的过程一样，是一种既有间断性又有连续性的“相变”过程。这种“相变”过程，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一次跳跃或中断，乃是量变与质变相互统一的结果。

正因为A与B之间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对立关系，这就使我们得以摆脱那个恼人的二律背反。因为辩证的矛盾命题现在不是以“A∧?劭A”的形式出现，而是以“A∧B”的形式出现。“A∧B”虽然不是一个重言式但它是一个可满足式，比之“A∧?劭A”这样的矛盾式显然是进了一步。问题是，从公式“A∧?劭A”到公式“A∧B”的推进，这中间存在着逻辑的依据吗？也许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考虑问题。但即使是这样，没有逻辑的依据也是一个缺陷。所以，我们的理性还要在这里盘旋一下。如果说这里的逻辑指的是经典逻辑的话，那么这个依据其实并不难找。经典逻辑中的司各脱规则可以看作是它的依据。司各脱规则告诉我们，“从A并且非A可以推出任意B”。这就是说，B作为一个命题被公式“A∧?劭A”所蕴涵。因此，在假设A的前提下，公式“A∧B”就被演绎地推出。由此看来，B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规定，而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正因为如此，公式“A∧B”作为辩证法基本命题的形式表达也就具有了逻辑的自洽性。

本文的目的是要通过对否定概念的重新解读寻找辩证法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有了这个基础也就有了逻辑的起点。站在这个起点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以B而不以?劭A来表示A的否定，就使得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被转化为从环节A到环节B的更迭嬗变的过程。这种环节的更迭嬗变所形成的链条，现在可以用符号表示为A―B。在这里，由于A所代表的肯定环节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叫正题，所以A称为正环节，而B所代表的否定环节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叫反题，所以B称为反环节。正反环节的关系作为辩证法对立关系的体现叫对极关系。正反对极关系是一种比阴阳对极关系更为抽象的“二极”关系。它不像阴阳关系那样把两极的内容相对固定，“它仅仅是两个对极环节的特定排列次序的形式化指代。它总是正环节（A）在前而反环节（B）在后的。它的内容是相对可变的。”[3] （P14） 也就是说，同一个环节在一种关系中是正环节，在另一种关系中可能就是反环节。这正如在因果链条中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一样，它们的区别只是相对的。这样处理的结果，就使得这一理论成倍地简化了，因为它不需要再搞一套由反环节B到正环节A的顺序。不难看出，通过这种视角的转换，我们就跳出了经典辩证法原有的概念框架，进入到了环节与链条这一对二进范畴之中。

二、被“扬弃”的否定之否定

环节与链条，作为一对体现了“过程论”思想的范畴，用它来解读辩证法，显然是符合辩证法本义的。然而，仅仅以日常语言的形式来表述这一思想，那还是没有脱离纯思辨的轨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所以，符号的运用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我们把从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用符号表示为A―B，称为对极链。[3] （P47） 这一符号关系式尽管十分简单，但它给我们的进一步分析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反环节B作为正环节A的否定，它本身也要被否定。也就是说，反环节B还要继续向对极转化。转化的结果就会形成一个仿佛是向正环节A回复的新的正环节A1，于是上面那个对极链就扩展成如下的周期链：A―B―A1， [3] （P50） 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符号表达式。

在这里，A1作为A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又叫复位正环节），它的意义是无需说明的，它本身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公式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两个著名的公式――商品流通公式和资本总公式，即“W―G―W”（商品―货币―商品）与“G―W―G＇”（货币―商品―货币）[4] （P127、176） 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很明显，马克思的这两个公式揭示的是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是作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事例出现的。而公式“A―B―A1”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般化，是对公式“W―G―W”和“G―W―G＇”的进一步抽象。因此，它们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式表达在马克思那里早就有了雏形。

毋庸讳言，公式A―B―A1作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式表达，它本身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把经典著作中以文字表述的所谓“三段式”换成符号而已。其实，以文字的形式把发展的过程表述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正题―反题―合题”这种“三段式”模式，已经是十分明确而简洁的了。然而，符号之不同于文字在于它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形式化的东西除了比非形式化的东西有更多的解释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本身可以进行符号的运演，可以“自己构成自己”并形成系统。公式A―B―A1正是因为这一点而具有意义。如果说以文字表述的那个“三段式”是个“死”的模式，那么以符号表述的这个“三段式”则是个“活”的系统。因为，这个公式还可以延长，它可以变成A―B―A1―B1这样的形式。在这里，B1作为A1的对极环节又叫复位反环节，它使得这个公式具有了三个对极关系，出现了三次转折因而超越了一个周期，所以叫做循环链。循环链当然还可以继续延长甚至无限延伸下去。但不管怎么延长，都是正反环节的相互转化，只不过在字母A、B的右上方添加不同的附标而已。所以，循环链本质上还是周期链，它是周期链不同程度的“倍化”。这种“倍化”反映了否定之否定原则的能动性和连续性，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因而是对经典“三段式”的扬弃。

正反环节的相互转化作为发展过程的一次跳跃无疑是质变的表现。但质变是隐藏在量变背后的，并且常常是在量变的积累过程中“不经意”地发生的。这种无目的性中的目的性被黑格尔称为“理性的机巧（die List der Vernunft）”。[5] （P394） 显然，黑格尔除了用这种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概念之外，似乎也别无选择。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概念的表达变得非常简单而自然。我们可以用一种直观而精确的方式记录量变的过程。这就是环节的同位变化。所谓同位变化是指一个环节在变易的过程中不是一下子就转化为自己的对极环节，而是变成与自己性质相同而又包含微小差别的相似环节。这些相似环节称为同位环节，用字母下方的不同附标表示，例如A1、A2或B1、B2等。如前所述，如果把从A到B的对极转折看成是质变过程的反映，那么，从A1到A2或从B1到B2的同位变化显然就是量变过程的反映。用公式表示就是A1―A2或B1―B2。这两个链条都只有一个基本环节，没有发生对极转折，所以称为单纯链。[3]（P44） 很明显，单纯链与对极链都没有完成一个周期，没有形成“三段式”结构。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它们作为“三段式”的一种“异化”形式，体现了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们的存在具有逻辑与事实的双重必然性。过去忽视了它们，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缺陷。

环节的同位变化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它们有更为复杂的形式。例如，将上面的两个单纯链条合并在一起，就成为如下的一个对极链：A1―A2―B1―B2。这个对极链包含了四个环节，所以称为四环对极链。在这里，A1―A2与B1―B2之间呈对极转折关系，而A1与A2之间以及B1与B2之间则呈差异关系。这样的一个对极链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逻辑存在物，它还有着事实上的客观必然性。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到具体的例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了揭示货币的起源，考察了商品价值形式的四个发展阶段，即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其中，简单的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之间，以及一般的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之间都只有差异关系，没有对极转折，因而属同位环节。然而，前面的两种形式即简单的价值形式和扩大的价值形式，与后面的两种形式即一般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之间，则明显地出现了对极转折。这种对极转折导致了由商品走向货币。因此，若用A1、A2分别表示简单的价值形式与扩大的价值形式这两个正环节，则一般的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这两个反环节就理所当然地成为B1、B2了。于是，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就表现为上面的那个四环对极链。

篇10

关键词： 英语同语 逻辑 审美

引言

同语反复是逻辑学中的专用名词，是在定义项中直接包含被定义项，在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及口语中运用得相当广泛。本文通过分析众多语料，发现英语同语就是一种违反逻辑规律中同一律的特殊反复，它带给人多层次、多方位的审美感受。

1.英语同语现象分析

英语中的同语现象并非新奇，其表现形式十分丰富。从众多的语料中，我们

依据同语的位置和作用将其分为五种形式。

1.1同语判断

在两个相同词语中加上“be”的某种形式，组成“N+be+N”或者“N+be+N+and+N+be+N”的判断形式，用来表示强弱、让步或说明。例如：

（1）Another inescapable problem is that the average teacher is an average teacher.

（2）After about a year，he had lived in this town long enough to know who was who.

（3）Boys will be boys and girls will be girls.

（4）Oh，East is East and W EST IS West and never shall the twain meet.

例（1）和（2）属于单体式，即在一定上下文中单独提到的同语判断。例（3）和（4）属于同语判断的对举式，由两个相互对比或对称的结构构成。后者有两个对偶式的同语组成，突出两类不同的人或事物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在结构上泾渭分明，不能混淆。这种对举体现了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1.2同语施受

此结构中的施动部分和受动部分是相同的名词，它的基本形式是：“N+V+N”或者“N+V+N，N+V+N”。例如：

（5）A lie begets a lie.

（6）Dog does not eat dog.

（7）A thief knows a thief，as a wolf knows wolf.

（8）Artists are a jealous race.Potter hates potter，and poet hates poet.

例（5）和例（6）属于单联式，例（7）和例（8）属于双联式。双联同语施受比单联同语略胜一筹的是它在同语施受的基础上又采用了对偶的手法。它常取相似或相对的两种事物，双双构成同语施受句，从不同角度、不同的侧面强化同一事理。

1.3同语同位

（9）He who denies all confesses all.

（10）He that knows nothing doubts nothing.

例（9）和例（10）可以称为同语同位。这种句式都用动作承受者相同的句式表达事理，所言事物均得到了有力的强调。

1.4同语接续

从合成词或派生词中分解出词根，与原词接续，从而组成一种特殊的句式，即“NX+N”（其中NX代表合成词或派生词，N代表词根）。这种句式格式新颖，表义手法巧妙、幽默。例如：

（11）The workman is known by his work.

（12）Fair dovecots have most doves.

例（11）和例（12）属于同语接续。它的特征是从合成词或派生词中分解出来的新词，与原词属于同源词。

1.5同语重叠

一个连接词（多为and）连接两个相同的词语，即“N+and+N”，同语重叠使语意得到强调。句中相同的音响迭现，格外好听。例如：

（13）Horse and Horse.

（14）Miles and miles.

（15）Neck and neck.

另外，个别习语中还用介词来连接两个相同的部分，如：“Measure for measure.” “Gold is the sovereign of sovereigns.”等。后例较特殊，其中sovereigns是被修饰成分，sovereign是修饰成分。

2.逻辑中的同一律及英语同语现象的本质

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和判断。公式是：“甲是甲”或“甲等于甲”。在杂多缤纷的世界中，每一个个别的“存在”都是“一”，具有个别性、独立性，完全与自己等同，但与别的其他事物都不相同。这就是“同一律”。所呈现的公式：A=A，并非有两个相同的A，而是唯有一个与自己等同的A，即定义不能同语反复。“同一律”保证每个事物独立存在的资格，事物都存在自己之内，用不着和“特性”一般，寄生在别的事物身上，这就是“范畴”中“实体”的存在。

就逻辑观点而论，同语是故意违反同一律的（定义不能同语反复）。这种N是N的句式，由于定义项不能说明被定义项，定义项总没有出现能解释被定义项的新信息，因此在此角度违反了逻辑规律。

英国语言学家Levinson在他的《语用学》一书中把“War is war.”这样的句式叫做tautology，其特征是两处的词性和字形相同。在上述15个例子中，我们发现其实每个句子中都含有反复（repetition）。例（1）至例（8）属于反复中的首尾重复（epidiplosis）。例（9）至例（10）属于同形重复（ploce）。例（11）至例（12）属于同源重复（paregmenon）。例（13）和例（15）属于同形重复。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你是你，我是我”，“人心换人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山外青山楼外楼”等。张弓先生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第一次将这种句式作为一种修辞格提出来，即同语。他下的定义是：“主语、表语同一词语构成压缩性的判断句，叫做同语式。”此外，他还提出同语的另外一种形式，即主语、宾语的词语同形，而宾语的含义比主语更复杂些。吴士文在《修辞格论析》中给同语重新下了一个定义：两处或多出的词性、字形相同，在内容上多为各有所指而又围绕一个中心的现象。我们发现Levinson提到的“tautology”与汉语中的“同语”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表意功能上都存在许多共性特征。因此，我们把英语中类似的现象叫做英语同语。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一种违反逻辑规律中同一律的特殊反复。

3.英语同语的美学表现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同语句式分均衡，结构对称，语言凝练，寓意深刻，给人模糊而又蕴藉的审美体验。这里，我们专门讨论同语的审美价值。

3.1均衡美

均衡美是语言文字的均匀平衡显示出来的美感。同语的均衡美突出在他的形式上，形式上的对称给人一种平稳的感觉。例如：

（16）Iron whets iron.

（17）Truth is truth.

3.2音韵美

节奏是构成音韵美的一种主要韵律手段。节奏是由匀称的音节、整齐的句式、协调的轻重读音节、规律的音顿等所形成的抑扬顿挫的语音规律。有规律地反复，是形成节奏感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于同语的特殊句式，它的节奏非常严整，句子音节抑扬错综有致，各个意群长度和语速大致相等，句子前后的音步数基本一致。

如果把整句或前后两部分视作一个或两个诗行，这些同语的节奏则与英诗的各种格律基本一致。

（18）Then was then，and now is now.

（19）A lie is a lie，no matter how ancient，a truth is a truth，though it was born yesterday.

我们可将例（18）的节奏划分为“-vCvCv-”，构成扬抑格格律。例（19）同语可划分为“vCv-v-”和“vv-v-”，此节奏构成抑扬格和抑抑扬格格律。因此，同语具有的严整的节奏无疑给读者带来了音韵美。

3.3力美

英语同语本质上是一种反复。根据表达的需要连续或间隔使用同一词语，无疑两次使用此词语比只使用一次的所产生的力度更大。例如：

（20）She was handsome in her times；but she cannot eat her cake and have her cake.

（21）He who does nothing knows nothing.

例（20）可以改写成：“She was handsome in her times；but she cannot eat her cake and have it.”两个句子意思完全相同。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her cake”在改写后的句子中只出现了一次，而在例（21）中却出现了两次。不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上，所言事物“her cake”均得到了有力的强调，并且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互不相容的事而两边都占了便宜。例（21）中“nothing”也使用了两次，使听读者感受到语气在增强。

3.4含蓄美

所谓含蓄，指作者不把自己的认识、思想情感明白说出，而是含在句子中，即含有深意，藏而不露。意境深广而语言简练，是含蓄的重要特色，也是同语修辞功能的重要体现。同语以少胜多，由此及彼，以有限表现无限，达到含蓄美的艺术源泉。例如：

（22）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23）A woman is a woman.

例（22）是一行诗，其寓意相当丰富。诗人为了表达一种意境，超常规地连续使用了三个类似同语的句子。“玫瑰”究竟是什么，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但连续使用的三个同语使诗句体现出了一种含蓄美，促使人们思考、揣摩它深层的含义。同语正是以简驭繁，使句子深沉而含蓄，充满潜台词，为读者提供发挥想象的空间。例（23）中虽然只使用了三个单词，但我们由此却引发了很多的联想。在英美文化中存在着对女性的各种偏见，因此，我们会想到它的负面含义，如胆小、依赖、小憩、唠叨、敏感；但由于人的价值取向的不同，我们也会联想到它的正面意义如温柔、细心、体贴等。因此，同语这种以少胜多的表现效果是任何一种修辞所不及的。

结语

同语的本质是一种违反逻辑规律中同一律的特殊反复。同语因其句式分均衡，结构对称，不但能体现均衡美，音韵美，力美，而且能体现含蓄美，模糊美。因此，同语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与欢迎，写作中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运用同语。

参考文献：

[1]孙海运，方如玉.英语成语来龙去脉[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2]王德春.修辞学词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