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系营销思想最初是由营销学欧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贝克在1976年《营销观念的演进》一文中认为：“营销关心的是交换关系的相互满足”（Baker，1976）。格隆罗斯是这样定义关系营销的：“营销就是在一种利益之下建立、维持、巩固与消费者及其他参与者的关系，只有这样，各方面的目标才能实现。这要通过相互的交换和承诺去达到”（Gronroos，1990）。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在其《营销管理》第8版中将关系营销描述为买卖双方之间创造更密切的工作关系与相互依赖关系的艺术，他写道“精明的营销者都会试图同顾客、分销商和供应商建立长期的、信任的和互利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靠不断承诺和给予对方高质量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公平的价格来实现的，也是靠双方组织成员之间加强经济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联系来实现的。双方也会在互相帮助中更加信任、了解和关心”（菲利普科特勒，1997）。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系营销的思想在西方国家被广泛认可并大行其道。目前，我们在学习借鉴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营销思想，“洋为中用”的同时，还必须深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获得启迪，汲取营养，“古为今用”，为中国营销学理论的创建和发展及营销实践的应用做出贡献。探求传统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关系营销思想，是笔者在这方面所作的一次尝试。 一、 仁者爱人——以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为核心

营销实践是建立在非常简单的哲学基础上，即“（商业）交换关系的相互满足”（贝克，1976）。关系营销则更进一步认为企业与顾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利益上是相关的、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保持并发展与顾客之间的长期关系是企业经营中的核心理念和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企业应当同顾客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保持与顾客的密切联系，认真听取他们提出的各种建议，关心他们的命运，了解他们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会，通过提高顾客在购买和消费中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及形象价值，降低顾客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及体力成本，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让顾客的购买和消费中得到更多的享受和满意。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就是体现了对人价值的尊重，荀子说“天地之性为人贵”，“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荀子王制》），所以要“仁者爱人”，而且指出了“仁”的结果将是“仁者无敌”。从“仁者爱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在企业营销活动中，使顾客满意就是企业最大的“仁”，企业只有对消费者“仁”，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尽量增加向消费者让渡的价值，真正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了解关心帮助他们，消费者才能以“仁”来回报企业，即成为企业的长期顾客，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才能形成一种休戚相关命运共同体。百年老店同仁堂的大堂对联“同生同气，济世济人；仁心仁术，医国医民”的营销理念就充分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中“仁”的精华。 二、 义利合一 ——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传统营销学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据此，一个人以理性的方式去评价他人的选择并做出决策（Bagozzi，1964），在一个交换关系中，传统营销认为，生产者寻求的是最大利润，消费者寻求的是最大效用。因此，营销者借鉴经济学中边际效用、机会成本和理性主义这样一些概念来分析消费者行为，“实证经济学可用于分析一些已知的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不论在分析者看来它是怎样不道德、误导或沙文主义的，它总是可以引导人们进行分析”（利普塞，1966）。正因为此，企业进行营销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本企业当前的盈利计算，盈利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最终目的，满足消费者需求只不过是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个手段。传统营销理论回避了消费者需要、消费者长远利益和长期社会福利之间隐含的冲突。它关心的是企业营销过程分析，即通过利用企业内部可控因素（经典地总结为4P′S）来适应外部环境，企业活动的核心在于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市场组合策略，以达到企业的经济目标。但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企业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企业的营销过程必然要与供应商、经销者、同行企业、社会公众、媒介、政府等发生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并且这些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对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与这些成员息息相关，因此其必须与之建立起事业和命运共同体，发展互助和合作关系，追求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为达成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相互顺从、互助互利、和谐一致的状态而采取行动。简言之，关系营销是建立在“社会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企业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然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赚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忠于国家、服务社会才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

儒家文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个人在追求私利时，还要考虑一下他的行为是否有损社会公利和道德，即“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左传》中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用在今天企业经营中，就是要求企业的存在首先为社会服务，企业要与顾客及其它社会公众一同发展，实现经营者个人价值、企业价值和整个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家文化中的“义利合一”思想，超出了纯经济的范畴，它把社会变革的经济目标与人们追求的人文目标合而为一，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融为一体，这与关系营销中“企业与社会公众是事业和命运共同体”观念是一致的。现代市场营销活动天然的要追求利润，不但要追求正常的利润，有时也不排除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但必须要有以“义”为基础的行为规范，坚决反对那种不仁不义、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的不义之举。可以这样认为，企业如果能长期获得利润甚至超额利润，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对企业所作贡献的回报，利润是企业服务于社会的结果。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说过，“我认为利润确实是推行健全事业所不可欠缺的工具，但绝不是最终目的。因为企业的根本使命在于谋求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也唯有努力达成根本使命时，利润才会变得重要”，“一个负有提高社会生活品质使命的企业，应该是社会的公器；如果它经营的事业不能产生任何成果，这是不可原谅的，而它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充分体现了“义利合一”的思想和关系营销的哲学理念。 三、 和为贵——营销中的协调与合作

传统营销理论在引进了麦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的基础上，以单个企业作为分析单位，认为企业营销活动就是通过利用内部可控因素的有效组合，以求比竞争对手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必要的活动或以增加顾客价值的特定方式完成价值链中的某些活动，从而满足顾客需求，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静态分析法，并未考虑企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营销活动的动态演进；价值链分析虽然有利于企业在单个的活动中创造竞争优势，但也会使企业陷入基于单一活动来塑造自己的竞争优势的误区；而且竞争战略也过分强调竞争与威胁，这样一方面使企业战略受制于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则忽视了合作的可能及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企业的营销实践证明，传统的营销理念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获得经营优势，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独自提供运营过程中所必需的资源，而必须通过银行获得融资，从社会上招聘人力资源，与研究机构取得技术合作，通过供应商获得原材料，通过经销商分销产品，与广告公司联合进行促销，与竞争对手进行合作，与媒体进行沟通等。而且，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也逐渐侵蚀企业的利润基础，企业与竞争者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弥，这也使企业必须寻找新的竞争优势来源，而在传统的价值链中可挖掘的潜力（比如削减费用、减少管理层级、重新设计流程、改善信息系统及办公自动化等）越来越少，向组织内部寻找有效的生产力提高的来源越来越困难了，所以组织之间的潜在生产力源泉开始得到重视。组织之间通过团结合作、合力创造价值，可以协助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获利能力和竞争优势。关系营销理论就是在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它认为企业必须与这些与经营相关的成员建立起适当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一张网络（这是企业经营过程中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本——社会资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挖掘组织间的生产潜力。因此，协调成员间的关系，促进组织间的合作，是关系营销理论的重要内容。

儒家文化中的“和为贵”则正是体现了关系营销中的协调与合作的思想。“和”即“协调”，就是处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组织目标；“和”又意味着“团结合作”，将个体优势合并成团体优势，提高效率与创造更大价值。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不废”。对关系营销理论来说，“和”的思想首先是指化解企业与网络组织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共同的远景（Vision）、亲密的关系（Intimacy）和合力创造的贡献（Impact）使其联系起来成为战略伙伴，共同开发产品、开拓市场，提高竞争优势，更好地为消费者和社会服务。尼尔瑞克曼等认为，“在组织之间从事生产力的改善，亦即以更大的效率且更有效果的方式合作，其机会比在组织内部进行时大”，“在美国，这种伙伴关系以带来数十亿美元的价值，包括更佳的生产力、更低的成本以及新市场价值的创造等”(尼尔瑞克曼等，1998)。同时，儒家文化中的“和”还包括“和而不同”的思想。《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指相同、没有差异或较少差异，是否定矛盾，抹煞差异基础上的等同；“和”是指和谐、合作或达成协议或互补，是承认矛盾，肯定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只有存在差异，人们才会通过分工合作实现他们之间的互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整个社会福利水平（这实际上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没有差异，人人都一样，就没有互补的可能性，也就无需分工合作，也就不会有效率的提高，正如《国语郑语》中所说“夫和则生万物，同则不继”。因此，对关系营销理论来说，“和而不同”意味着企业与网络中的相关成员进行合作、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不是无目的、无原则的随意联合，而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的分工与合作，建立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更好地利用战略伙伴的核心优势，通过积极寻求彼此双方在产品开发、制造、销售渠道上的互补性，优势相长，风险共担，共创协同效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合作效率，真正挖掘出组织间的生产力源泉。目前我国许多企业间的合作却只是为了追求规模的扩大，忽视相互间的竞争优势的差异，忘记了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有些企业兼并联合只是为了企业解困、政府甩包袱，不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结合，而是政府强行“拉郎配”的结果，这样的合作怎能不令我们担忧! 四、 以人为本——对人力资本的重视

传统营销理论中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和古典管理理论的思想。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企业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先验性地认为在企业中是“资本雇用劳动”，企业是资本家的企业。在主流企业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企业的契约理论①，其认为，企业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契约的不完全性就使得资本家成为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同时资产专用性对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重大影响，所以应该把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交给资方，这有利于刺激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一理论过于强调非人利资本的作用，甚至提出“我们把企业定义为由它拥有的各种资产（如机器、发明等）结合而成的东西”（Grossman　&　Hart，1986）；“我们根据企业所有者控制的资产来识别一个企业”（Hart　&　Moore，1986）①；“在缺乏非人力资产的情况下，甚至连替代或解雇的概念都几乎没有意义了”（哈特，1998）。所以，这种股权至上主义必然导致股东利益最大化构成了企业的终极目标，企业的治理结构采取的是单边治理，即企业中的决策权集中在所有者及其人手中的，企业内部员工只是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古典管理理论则将人视为是被动与消极的因素，只把他们看成是“经济人”，忽视了人的情感、心理因素，将人视为机械的附属物。所以传统营销理论没有为企业员工在经营战略决策中提供应有的地位，它将员工只是当成决策的具体执行者，忽视人力资本的价值，所重视的仅仅是“管理者当局”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企业的本质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一系列契约关系而联结在一起所形成的特殊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但为各种要素提供了某种发挥某种生产经营作用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组合能够形成某种“集体生产力”，创造出可观的“组织租金”（杨瑞龙，周业安，2001）。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因此企业内部的组织安排，产权配置都将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工作积极性及与其他当事人的合作态度，即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协作态度和“集体生产力”的大小。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技术依赖程度的增加，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雇员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重要，甚至许多企业是通过知识雇用资本来完成的。因此，这就要求给予企业内部员工以相应的决策权，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和协作的主动性。欧盟在最近的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注释中更进一步认为“只有认识到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他们对公司长期成功的贡献，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公司的利益”②。关系营销理论在结合现代行为科学的“人本管理”思想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认为，现代企业是一个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集成的组织，员工（包括经营者）是企业组织的主体，员工在企业里对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企业只有不断满足员工的需要，员工才有积极性，企业才能成长，所以员工是企业的生命主体。管理者必须面对“完整的社会人”，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技术和能力，组织要认识到员工的需要、想法和愿望，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让员工积极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中来，真正发挥员工的主人翁地位；企业应追求通过员工的成长来实现组织的成长，应该将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企业的整体发展。

儒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强调必须尊重人的价值。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贵于物，不只是因为人具有知识，而且还具有道德理性，所以管理中必须以人为本。《大学》里所说的“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即是认为人力资本要远胜于物质资本。现代企业家们已经认识到企业活动的真正源泉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丰田公司总经理、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说过：“丰田生产方式固然重要，但丰田人的创造力、努力和实际能力，则是生产方式的精华”。因此对于企业的营销管理活动来说，一方面企业必须认真对待“内部顾客”的需求，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不单是执行计划、监督、控制，而更重要的是要吸引员工参与到企业的决策与管理中来，创造一种适宜于人们充分发挥其潜能和才智的工作环境与条件，从而使“内部顾客”达到满意；另一方面，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使知识的价值不断增值，将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建立在以知识资本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上。这恰恰是关系营销中“处理企业内部关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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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 和谐校园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a）-0008-01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十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内容体现了和谐社会思想。如《论语・季氏》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是孔子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高校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所以高校不仅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其本身也是构成和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高校要积极汲取传统文化精髓，构建文明和谐校园。

1 文明和谐校园的主要内容

和谐校园主要表现在教育环境的和谐、师生关系的和谐、自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和谐等。具体说来，和谐校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是校园主体自身，即教师、学生身心的和谐；第二是校园主体之间，即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等关系的和谐；第三是校园主体与客体，即人与环境的和谐等。

2 以儒家文化精髓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在儒家思想中，很多观点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2.1 学习儒家文化，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和谐人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了，但精神家园逐渐丧失，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较高的文化道德水平，社会的文明和谐程度也会得到提高。在学校也是如此，如果每一名师生都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品德修养，去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时，就能够达到人生的和谐，进而促进校园的和谐。

儒家思想代表作品《大学》讲的就是初学入德的道理，它的核心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身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其寓意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大学》中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具体说来，有“修己以敬”，即对他人尊敬的同时，对自身严格要求。修身还要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校园主体自身的和谐，也就是教师和学生身心的和谐是和谐校园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可以通过思政课堂、学生活动等形式，在学生中开展个人道德修养教育，教育学生严于律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人生，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努力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即使贫穷也能活得快乐，即使富裕也能遵守礼法。弘扬《论语》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醒也”的思想，教育学生遇到贤能的人要想到向他看齐，而遇到不贤的人能够自我反省一下。如果每个师生都能经常自我反省，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他们自身会越来越和谐，自身和谐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这将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2.2 传承儒家“孝”思想，促进家庭和谐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孝”占据着重要地位。《孔子家语・弟子行》中有：“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即把“孝”作为道德修养的起点。《论语・为政》中有“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已经意识到，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论语・里仁》中有，“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句话是对“孝”更深层次的解读。作为子女，在父母生日时，一方面要为父母感到开心；但另一方面，还要为他们感到担忧，担忧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子女能与父母共同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现在的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的无私付出中，习惯了被爱，却往往忽视了如何去爱人。高校可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在学生中开展《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学习活动，使学生对如何孝敬父母有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在“孝”思想的指引下构建和谐家庭。同时，由爱父母推广到爱他人，以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周围的人与物，进而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环境的和谐。

2.3 恪守儒家诚信思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思想中，特别注重诚信。“诚”体现着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几千年的基本道德内涵：“真实无妄，真诚不欺”。《中庸》强调“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古代的先贤认为做人的完美标准就在于严格自律，提高自身修养，顺应天道，体悟天道，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诚的重心在“我”，即“内诚于心”，作用在于约束自己。“诚”的外在体现即“信”。“信”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与“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信是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五常”中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内涵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论语・子路》中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信”是指“使人信任”，其重心不在自己，而在“他人”，即“外信于人”，其作用在于规范人际秩序。“诚”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是“诚”的外在体现，二者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一个人内心不诚，便无法使人信任；相反，一个不能取信于人者是无法证明其待人之诚的。《张载・正蒙・天道》中有“诚故信，无私固威”。非诚无以示信，非信无以明诚。为人处世应该做到诚实守信，才可以取信于人。

高校教师要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文明执教、诚信育人，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学生也要强化诚信意识，养成诚实做人、诚信做事的优秀美德。

综上所述，儒家的“孝”思想、“诚信”理念，以及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有关论述，为构建文明和谐校园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高校应汲取儒家文化中这些优秀思想，将其内化为一种情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创新的思维方式，结合现时代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其在构建文明和谐校园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篇3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

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

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

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作者：赵小平 单位：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许启贤.日本企业的思想道德建设[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6(5).

〔2〕林智鑫.试论日本企业文化的儒学情结[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8）.

〔3〕刘乃成.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与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02):77-80.

〔4〕官文娜.日本企业的信誉、员工忠诚与企业理念探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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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节、和、勇、让等。本文主要从仁、礼、和几方面举例浅析儒家思想的共同体精神之所在。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言“仁”从“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悌等内容，而以“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行的方法。所谓仁爱就是：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爱的方法。“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儒家提倡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现。

(二)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是“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汉朝之后，特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和”

孔子以和作为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而强求简单的同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其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而不能不顾原则、标准地盲目随从及人为附和。其二，儒家认为和而不同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相互利用和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普遍地团结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能普遍地团结人。其三就“和”的重要性,儒家也作出了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

二、儒家思想中的共同体精神

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共同体一直是其存在的主要形态。但是，从学术上专门对共同体进行探讨却是社会学产生以后的事情。从“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滕尼斯以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共同体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和一种特定的精神实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并最终形成一种与这种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文化特征——共同体精神。从滕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所谓共同体精神，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内涵： (一)共同体精神表现为一种彼此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造成了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同，难分彼此，对自己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形成了共同体中无形的凝聚力，以至彼此的依赖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最终使得共同体几乎成为一个个凝固的整体。

(二)共同体精神主要包含了“共同”和“共有”的内容。由于有了“共同”，才有可能对所有物的“共有”。就像在家庭生活中，由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才会不分彼此，共同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三)共同体精神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是共同生活的结果，也是共同体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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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祖先崇拜；文化；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刘婷婷，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广西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68-03

在中国和越南都存在一种广泛而普遍的宗教文化――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两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达的体系和牢固的根基，其触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宗教文化伴随着文明的延续、社会的不断发展延续至今，经久不衰。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两国祖先崇拜的对比，找到其中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促进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这里，必须了解一下祖先崇拜的宗教本质问题。目前，在对祖先崇拜现象的理解中，存在着两种误解：其一，在现代，祖先崇拜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其二，在许多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眼中，这种祖先崇拜是一种类似于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究其原因，前者是因为受到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影响，而忽视了祖先崇拜的宗教特性和社会功能，后者是一种对宗教的僵化的刻板印象，认为宗教就必须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具有明确而统一的神。虽说如此，但中越两国的祖先崇拜完全有理由说是一种民间的宗教，其理由如下：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已逝祖先的鬼魂，它是对超自然、超社会的社会力量的崇拜；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信仰和实践体系，其中包括相信祖先灵魂不灭；祖先有灵，庇佑家人；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香火观念；将光宗耀祖作为人生奋斗的动力之一等。

一、中国祖先崇拜的起源和形成

(一)一般原因。人类与动物世界分离的根本标志是精神世界的形成，至旧石器晚期，随着“新人”的形成。远古人类才开始摆脱蒙昧，有了审美意识与艺术，有了种种的迷惘，有了巫术与生产生活的仪式，并逐步拥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将自己外化于自然，有了最初的自然崇拜；他们已意识到了生与死的区界，有了早期的形神观念与灵魂崇拜；他们试图知道生命的由来，并由此引发了以生产女性为标志的母神崇拜。进而发展为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人们在对自身由来的认知中形成的崇拜体系，它既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化理解，又是对先祖亡灵的崇拜。

(二)特殊形成条件。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是指以血缘为基础存在着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与相互义务的父系组织，中国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宗族组合而成，宗族在中国社会特别发达，具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它的长久和繁荣为中国祖先崇拜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首先，宗族的建立直接导致祖先崇拜。由于崇拜是以血缘为基础，因此必须追本溯源，归宗认祖，以此确定辈份的尊卑、关系的疏远。是否具有本族血统，是否源于同一祖先是衡量是否成为本族成员的根本尺度，由此祖先的崇高地位显现出来，其次，宗族的维持与兴盛离不开祖先崇拜。宗族的团结、兴盛，需要宗族成员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就需要一种权威力量，或是向心力。在宗族中，祖先就是这种权威，“祖训不可违”、“祖业不可丢”、“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这种权威的体现。开展一系列的崇祖活动，就能促进宗族内部团结，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宗族是中国祖先崇拜产生的肥沃土壤，同时，祖先崇拜又反过来起着维持、强化宗族的作用，宗族与祖先崇拜相辅相成。

此外，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祟祖思想。在儒家的核心思想“忠、孝、礼、义、廉、耻”中，“孝”排第二位，而祭祀祖先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四书五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祭祖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学家者不仅参加各封建王朝的宗庙和祭祖制度的制定，同时还致力于使崇祖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为祭祖进人民间做出了努力。宋代以来，理学家们还大力鼓吹“尊祖重本”、“收宗敬族”，提倡建立尊祖敬宗的宗法和宗族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祖先崇拜的发展。

二、越南祖先崇拜的形成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互为近邻，双方的文化传统十分相似，习俗相近，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胡志明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越、中两个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由于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染，致使越南的风俗习惯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等与中国均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皇帝胡季(1400年～1407年在位)也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祖先崇拜在当代越南是全国性和全民性的民间信仰，儒家思想是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在汉文化开始系统地向越南地区渗透之前，越南原始社会已经存在着人类学意义上原始的祖先崇拜。秦汉之际，中原地区的文化开始传人越南，其中包括宗族姓氏制度。据越南学者考证，越南古人与东南亚各民族一样，本无姓氏。上千年后越南人逐渐习惯了按家族血缘关系聚居。

(二)从根本上说，祖先崇拜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体制在信仰上的表现。而正是汉文化将越南的农村公社体制按照儒家思想的模式逐渐血缘宗法化的。随着吸收和融合汉文化的过程，儒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核心――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结合的血缘宗法的政治制度也对越南的社会政治制度、伦理纲常及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祭祀祖先分族祭和家祭。族祭一般在宗族的宗祠里举行，家祭则在家中举行。在家里，祖先供桌设置于最庄重的地方(一般是在堂屋)。条件好的家庭会专设一个房间作为家祠，一般家庭都是在家中设立供桌，而条件较差的家庭则只用一块木板架在墙上来代替，供桌的布局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摆放祖先牌位的主体部分和放置供品的香案。供台上的牌位的两侧大都刻有(或写有)汉字对联，上方有横批。对联内容多为“祖功宗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山高莫状生成德，海阔难俦哺育恩”。横批多是“德惟馨”、“饮河思源”、“山高海深”之类，长子家庭一般摆放四代祖先的牌位，其余家庭不拘。香案上面放着祭祀用的各种器皿，如香炉、酒器、灯烛、花瓶、果盘等。有的家庭还摆放祭祀专用的铜制器皿。另外，在一些供台上，人们还在市场买一些用塑料板做的对联，对联上面主要写着关于歌颂祖先的恩德的内容。祭祀方式非常严密，祭祀程序是按照传统进行的，如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拜祭祖先，同时也拜土地、灶君、百艺师祖，冲年喜，拜年，烧化纸钱、纸衣，以祭送祖先。已成家立户的男子，若父母健在，必须向父母致以新年问候、敬赠礼品；若父母已去世，则要带上供品，到长兄家拜祭父母之灵。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越南人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祭祀仪规等组织仪式均以儒家思想为规范。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将越南原始形式的祖先

崇拜彻底地系统化、礼仪化和体制化了，为越南祖先崇拜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深刻的思想、道德、哲学及法理基础。

(三)儒家思想早在秦汉之际就开始传入越南，在越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所起的进步作用，还是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所起的阻碍作用，都是巨大的。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中就记载：“李圣宗神武二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焉。”与此同时，越南设立了国子监，凡文职官员一律要入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史料，并坚持以儒安邦。正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不带有可以被视为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也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越南的统治者以儒学为指导，颁国策，定风俗，积极推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教化活动，目的是使全国臣民具有忠君孝亲、仁义礼智等思想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所以才会使得越南的祖先崇拜一直不断发展，延伸至今。

(四)越南人也非常注重孝道。在每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观念。对死去的先人，越南人崇拜甚笃，因而对祖先的崇拜信仰十分重视，世代承袭，形成规模。人们认为，亲人虽然死去，但他的灵魂仍然存在，对后人还起着保护和督促作用，主宰人们的一切活动，人间许多灾害祸福，都要依靠先灵庇佑与求得解脱。每户都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在城里，由于住处狭窄，祭坛的设法小型多样。如在墙上钉块板或使用柜顶作为供奉祖先的祭坛。祭坛中央摆上一个香炉，两旁是两根香烛。香炉前摆上细腰红漆木盘或塑料制品。玻璃盘盛放着水果，此外还摆上一对花瓶和若干祭祀用的杯碟。在一些家庭的祭坛两边还贴有对联，如“祖宗功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福生礼仪家堂盛，禄发荣华福贵春”等。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以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思。许多家庭尽管不同，但供奉祖先是不可忽略的，春节来临前，必须重新布置祭坛。插上香烛，摆上供品。春节三天期间，祭坛总是香火缭绕，合家吃团圆饭前。家长和族人都要祷拜。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忌名上。平时，子孙忌提到祖辈、父辈的名字，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些名词与祖辈、父辈的名字相重，要回避或用同义词代替。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其知道先祖的名字，以防孩子乱喊，对先祖不敬。如果被别人指着先祖的名字奚落或辱骂，被奚落或被辱骂者会认为是受了奇耻大辱，会激起深仇大恨。近年来，忌名在城市已少见，但在农村，这一习俗仍保持。

三、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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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始于春秋，至今已有将近两千五百年。秦始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在两千年封建时期占据着“大一统”的位置。可以说，儒家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最传统、最精髓的主流思想。即使是现在，儒家思想依然体现着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标记被世界所知。越南是汉文化圈的一员，在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都隶属于中国，儒家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刻不言而喻。在越南，儒家文化思想经过不断传播与发展，渐渐侵入越南社会生活之中，对越南的政治、文化、思想等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相比西方文明更注重以个体为中心的文化，东方文明则认为家庭组织的功能更为重要。主要原因是中国文明中的价值判断标准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重视家庭在社会构建中的作用，认为家庭为人成长和发展的最初场所。儒学大作《礼记•大学》中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越南人民而言亦是如此。

二、儒家文化对越南社会主流家庭价值观的影响

家庭观，亦为家庭价值观，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个人对家庭事务所抱有的一种观点、态度或信念，也是评价家庭意义及理想家庭的一个标准，并影响着个人经营家庭生活的方式与家庭相关事务的决定。因此，家庭价值观则包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手足关系及其他家庭或婚姻事务相关的观点、态度以及信念。儒家文化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重家庭、重血缘的家庭伦理本位。孔子认为，家庭关系包括“三伦”，包括父子、夫妇和兄弟。在家庭中，儒家文化讲究在与不同的家人相处时都要遵守一定的礼节。在儒家文化中，传统的家庭观念作为如此重要的部分，自然对越南社会影响深远。对此，笔者从儒教对越南家庭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家庭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这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与子女是血缘最近的直系血亲，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社会，其家庭单纯以夫妻关系为主轴，亲子关系依附其上。而在儒家文化中，主要以复式家庭为主。①因此，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亲子关系和手足关系也有其独特规律存在。

1.父与子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中，存在着父与子、父与女、母与子、母与女四种关系。而父与子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在儒家文化的教义中，男子地位远高于女性。董仲舒用阴阳理论来论证男尊女卑，其称：“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而根据阳贵阴贱的说法，男尊女卑就成了自然理论。在古代中国，“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子没有继承权。而越南也有这样的说法。虽然现在法律已经规定了男女平等的继承权，但在很多地方，财产往往只能由儿子继承。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男子享受着相对的权利，但也需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一点上越南和中国一样，绝大部分男子承担着赡养父母的义务。家族的血脉、姓氏必须由儿子传下去。在父亲过世后，儿子要担起养家重任，继承家族的遗志，光耀门楣。

2.重视“孝”文化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论语•学而》中有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矣”。孔子认为，爱家人是“仁”根本，只有爱家人，才会爱别人，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一切美好品质都是从对家人的爱发散出去的，要求我们尊敬父母，从而扩展到尊敬他人，效忠自己的祖国。越南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其传统也以家庭为核心。自儒教传入越南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就不断传播“亲亲为仁”的思想，将家庭视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把“孝”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在李、陈时期，“孝悌”作为重要的道德准则成为封建朝廷选择管理的标准，每年都要求官吏在圣庙内誓词：“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延之”。②若是官员被发现有不孝行为，其将会直接被免职。黎、阮朝则是将“孝”列入法律范畴，视家庭为确定制度、稳定社会的最重要依据，把“孝”作为治国安民的良策。

3.重视家庭教育

在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子女最大的责任不是生养，而是教育子女成才。养儿不教，父母之过。在儒家文化家庭至上的观念中，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因此子女被赋予了继承家业、沿袭家风的重任，所以培养子女成长则成了家长们的重要任务。中国儒家文化奉行“家国同构”的理念，认为每个家庭都有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人们将一个人的礼仪修养、道德水平与其家庭联系起来，若一个人举止得体、谦逊让人，则会赞其“家教好”；反之，若是一个人不讲礼貌则会说其“没家教”。昔日“孟母三迁”、“曾子杀彘”的故事就证明了家长们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程度。越南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现在在越南很多地方仍设有私塾，给家族中的孩子进行专门礼仪及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越南人认为，在家庭中，父母必须要时刻检视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父母的榜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性格、思想修养和思维的广阔度。

（二）对手足关系的影响

手足之间的关系是有别于亲子关系的、不同性质的家庭内部关系。相比亲子关系，手足之间因为辈分相同，年龄相近，因此其规矩并没那么繁琐。对于如何处理手足之间的关系，儒家学说中有一些明确解释。

1.强调“兄友弟恭”

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关系之一，自古以来就被喻为“手足”、“同胞”。《尚书•君陈》说:“唯孝友于兄弟。”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人则孝，出则梯”，他认为兄弟就一定要互敬互爱，兄弟和睦是家庭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荀子则明确规定:“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拙而不苟。”弟弟应敬爱兄长，恪守作为弟弟的本分，而兄长则要爱护、帮助弟弟。只有兄弟间互敬互爱，才能家庭和睦，父母舒心愉快，这也是尽孝道的一种方式。在越南，兄弟是否和睦是外界评价一个家庭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越南历史上有著名的李长仁和李束献兄弟，二人合力共御外敌，保卫国家，为越南民众乐道。此二人是兄弟和睦的典范，越南家长们常用他们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要互相团结。

2.强调长子的地位

不管是在越南还是中国，第一个生下来的儿子，即长子，总有着与其他兄弟姐妹不同的地位。在古代封建社会，皇位或者爵位由长子继承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同时，在民间，家族同辈中的第一个男孩往往接受到的教育更为严厉和苛刻，因为他将会是家业的主要继承人。“长兄如父”的说法亦源自儒家思想对于兄长的要求，这不仅是说弟弟要尊敬兄长，也是说兄长必须要尽到教育、保护弟弟的责任。在整个家族之中，以长为尊，父亲年迈后常是长子理事。若是一家之中老一辈已经去世，那么若遇到亲戚家举行婚礼或者葬礼等需要办酒席的情况，则一般被邀请的是长子（若是关系较近的亲戚则会邀请家中所有的兄弟），由长子代表整个家庭递上贺礼或礼金。

（三）对夫妻家庭地位的影响

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在儒家文化中，规定了夫妻在家庭中的角色、分工以及男女在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我国封建时期是男性作为社会发展主导的父系家族，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从天命出发规定了三大不平等关系，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三纲”：父为子纲，群为臣纲，夫为妻纲。除外，孟子指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说明当时“顺从”二字是对妇女的最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到了汉代，董仲舒还提出了阴阳理论，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③。而东汉时期更有儒士提出应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作为女子的基本要求。儒家文化下越南的封建社会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越南家庭中，一般为男子决定家庭事务。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是男子养家糊口，妻子相夫教子。越南女子从小则开始学习做家务活，若是到了婚嫁年龄仍不会做家务则会被认为“缺乏教养”，并且，男子也会将“会做家务”这一项列入自己的择偶标准之中。越南女子的贤惠也是世界闻名的，几乎每个越南女子都做得一手好菜。

（四）对家庭在越南人心中地位的影响

对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任何一个国家，例如越南、韩国、日本等，其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家庭，讲的是“家国同构”。孝道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传统观念认为“爱有差等”，人最应该爱的是自己的父母，其次到手足同胞，然后才到其他人，“差等”的爱由血缘的亲疏决定。但社会在不断发展，思想也在不断进步，现在家庭内的关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恪守礼节而逐渐显示出平等、民主的趋向。传统的复式家庭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和极度推崇。话虽如此，家庭对于汉文化圈内的所有人来说，依然有着极特殊的涵义。越南人对于家庭的重视，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则是其从家庭这个基本概念衍生出的家族文化。与中国一样，越南也有很多地方是以姓氏群居。在许多村落都有家族祠堂，里面供奉着家族的祖先，逢每月农历初一以及重要的传统节日，如元旦（即越南的春节），族人都会带上祭品、香烛和鞭炮到祠堂祭祀祖先。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则是越南的清明节，也叫汤圆节。这一天，人们带上五色纸、蜡烛、灯、鲜花、猪肉、糯米饭等给祖先扫墓，祈求先灵庇佑，保佑族人平安富贵。越南人也非常重视“根”文化，认为所有的灵魂都要有归宿。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叶落归根，来时无口。”“落叶归根”中的“根”其实指的就是自己的家乡，家族所在之地。不管人走得多远，越南人民都希望自己死后可以葬在家乡，凝望自己生前生活过的土地，找到归宿，得到灵魂上的安息。越南人对家的眷恋还体现在他们对土地的情节上。当你踏入越南的土地，就会发现越南较少有公寓楼，而较多是独门独户的小楼房，这种情况在越南首都河内表现得尤为明显。越南还保留着很多传统节日。过节时，家人都会尽量抽时间回家吃一顿饭。在所有的节日中最隆重的是元旦节，其时间与中国的春节一样，重要程度也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每年的元旦节国家法定放假三天，从正月初一到初三。家人团聚和和美美地吃一顿饭，一起守岁、拜年、赏花市等等。除了元旦节，家人团聚的节日还有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等等。在2001年，越南政府主席还颁行了一个决定，将6月28日为越南国家家庭日，在节日当天，全民一起举办活动如联欢晚会，庆祝节日，各大电视台也会举行一些讨论，交流各界群众对家庭之道的看法。

篇7

关键词：复仇 忠孝观念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227－03

报复是所有生物共有的一种现象，是生物在生存过程中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进一步的演化就变成了更加极端的复仇行为。复仇是在公权力建设不完备的环境下进行的一种主观追求公平的私力救济救济行为，当一些人在准备进行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时，会考虑到自己的危害行为遭到报复的可能性。可以说复仇行为在社会文明较为落后的时代中，发挥着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古代社会法制建设较为落后的时期对于复仇行为是持肯定、鼓励的态度的。加之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复仇行为除了是追求公平的私力救济行为之外，更大程度上是人们视复仇为实现社会文化核心内容即忠孝观念的主要手段。但复仇行为也同样有其弊端，即复仇行为不能够保证侵犯他人行为与报复行为具有对等性，从而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复仇。所以复仇行为的发展也是有起有落，有时被宣扬、有时被禁止。随着社会文明的逐步发展以及公权力的建立，复仇的行为越来越来不能被现代文明社会所接受，公权力对于侵犯他人者进行的处罚逐渐将其取代。但由于法制建设初期的不完善，公权力对于侵犯他人者进行的处罚，从个体的角度看不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尽管在法律规定中对于复仇行为是不支持或者说是禁止的，但由于不能对个体事件的处理做到绝对的公平，所以复仇的情况还是屡有发生。复仇行为在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也是时抑时扬，形成一个曲线发展的轨迹。到了近代社会，社会文明与法制已经基本完善，对于复仇的行为也明令禁止，但在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仍然将复仇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加以描写，并且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复仇行为在当今社会虽然不被法律所允许，但在人们的心中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复仇观念在广大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原因便是长久以来社会文化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作为社会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观念在复仇观念发展的过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社会忠孝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了复仇观念的生存与发展。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文化上又有许多相似之处。纵观中日两国对于复仇行为的态度变化可以得出两国在对待复仇行为的看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在某些方面略有不同。本文拟以中日两国的忠孝意识为切入点窥析中日两国在复仇观念上的差别及产生差别的原因。

一、中日两国复仇观念异同

复仇的行为是生物的自然反应，其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在动物世界里也经常发生，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定论。即便是现在一些人仍然认为复仇并不是应必须禁止的行为。中日两国民间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在对复仇观念的认知上大都采取赞扬的态度，这一点从中日两国流传的故事及文学、影视作品中便不难看出。中国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中便有“赵氏孤儿”、“勾践卧薪”，在日本也有“赤浪士仇讨、伊贺越仇讨、曾我兄弟仇讨”等为日本人民所广为流传的复仇事件，即便是当今社会以复仇作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不计其数。

虽然中日两国的文化都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开始对于复仇行为都是肯定的。但在中日两国复仇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原始社会中中日两国对于复仇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记载我国春秋时期事件的《春秋公羊传》中便有“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但随着原始的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中国在法律规定中开始出现禁止复仇的规定如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便有“民不得复仇”的记载，《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中规定“又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虽然国家法律规定不允许百姓复仇，但是在对复仇行为进行评价时有时会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新唐书・列女传》记载，贞观年间孝女为父报仇“太宗免其罪，给驿徙雍州，赐田宅”，《宋刑统・斗讼律》规定“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今后具案奏取敕裁”。反观日本，在1873年（明治6年）才禁止复仇行为，在此以前日本对于复仇行为一直被日本社会鼓励和提倡。镰仓幕府时期的《御成败式目》规定允许子为父、弟为兄复仇。 “仇讨就是中国所谓的复仇，本来是没有法治的野蛮社会里的普通习惯。日本封建时代，这一种事实不但是社会上赞美他，并且国里的藩主还特别许可。”[1]

我国唐朝武则天当政时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州官袒护赵师韫，徐元庆则更姓易名，亲手杀死了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一案件当时的武则天政府意见出现了分歧，一种认为应当表扬徐元庆的忠孝义举；另一种则认为徐元庆杀人犯法理应严惩。陈子昂提出了另外一种意见：“正国之典，宽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可见，在武则天政权时期法律对于复仇的行为就已经禁止了。日本著名的三大仇讨之一的“赤浪士仇讨”讲述的是赤穗藩的47个武士杀死吉良上野介义央为主公浅野内匠头长矩复仇，他们遵循武士道精神，报答了对主公的情义，47名武士的行为得到了当时百姓的赞扬，但由于他们违反了“没有事先通知对方就实行报复”的规则，所以将军下令让这47名武士切腹自尽。“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都是主人公进行复仇后由于违反了当时的规定导致广大群众眼中的英雄却要被处以极刑。后人对当时上述两件事处理结果的态度也大体相同，均对处理的结果表示出异议。对于武则天政权的处理，柳宗元曾在《驳复仇议》中作出如下评价“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赤穗武士切腹后，“社会各界对处理表示不满，百姓非常激愤。江户日本桥的布告牌上‘鼓励忠孝’的‘忠孝’二字被人用墨汁涂抹，换过后又被糊上泥巴，以后干脆被扔到河里”[2]。

上述两个事件不同的方面是，首先，两个事件的主人公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因为故意杀人而被处以极刑的，而47名武士则是由于违反了“没有事先通知对方就实施报复”的规定而被命令切腹的；其次，两个事件发生的年代不同。“徐元庆事件”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而“赤浪士仇讨”是发生在江户时代时间为公元1702年；再次，主人公复仇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为父报仇，而赤穗武士是为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主公复仇。

但社会民众对于“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均持肯定、赞扬的态度，可见复仇行为并不违背当时的社会道德。而“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的结局都是以主人公被处以极刑而告终，可见复仇行为并未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支持。“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的不同点基本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对于复仇行为的看法在制度层面出现了些许的不同。首先，两个事件的主人公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因为故意杀人，而47名武士则是由于违反了复仇的相关规定而被命令切腹的。从此点可以得出当时的社会秩序对于复仇行为的规定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对于复仇问题是严格禁止的，而日本对于复仇的问题则是有条件的允许。其次，两个事件发生的年代不同。“徐元庆事件”发生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大约在公元700年左右，而“赤浪士仇讨”是发生在江户时代时间为公元1702年。虽然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1 000年，但从当代刑罚论的角度看，中国唐朝的司法制度要比日本江户时代的更加先进。再次，主人公复仇的原因不同。徐元庆是为父报仇，而赤穗武士是为了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主公复仇。徐元庆是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孝，而赤穗武士为主公复仇则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忠，它们所代表的正是作为中日两国文化核心内容的忠孝观念。

“徐元庆事件”与“赤浪士仇讨”均为当时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可以窥测出复仇行为在两国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中所占的位置。从社会制度层面看，中国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开始对于复仇行为由支持变为限制直至禁止；而日本即使进入到封建社会以后对于复仇行为也是持放任甚至是鼓励的态度，直至明治维新以后复仇行为才被明确禁止。从社会道德层面看，由于儒家思想对于中日两国文化的深远影响，社会主流思想对于为自己亲人、君主复仇的行为一直都是肯定、鼓励的，甚至认为为自己的亲人、君主复仇是一个人必须的义务。正是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中日两国社会出现了社会制度上已经禁止了复仇的行为而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却仍然认为复仇行为是可为之的或者是必须为之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不同步的情况。

二、中日两国复仇观念差异原因分析

复仇作为一个亘古不变的意识形态存在至今，复仇观念随着社会的前进，其本身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同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且日本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大部分是源于中国，其中便包括对于复仇观念的看法。复仇观念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的体现。在出现成文法以前，中日两国社会对于行为的约束主要依靠约定俗成的规则，其中对于复仇行为两国均认为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但随着封建社会的建立，各种权力向中央集中，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开始有意识的宣扬一些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意识形态来改变社会文化的走向。于是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通过系统的法律规定的建立用公权力对各种行为进行评价，而像复仇这种典型的私力救济的行为自然会被限制或是禁止。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复仇观念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且日本文化较大程度的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原始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初期两国文化对于复仇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在建立封建社会初期，社会制度对于复仇行为极为宽容，经常出现对于复仇行为在法律评价的时候给予特殊照顾或者是放纵。但随着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不断进步对于复仇行为的限制也越发严格，从有条件的允许复仇一直到禁止复仇。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伦理道德的发展却远远没有那么迅速。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进行宣传。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广泛宣传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即便法律禁止复仇行为，但由于儒家的忠孝观念仍然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复仇行为仍然屡有发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较晚，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前，支撑日本复仇观念的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反映。在大化改新之后，日本进入封建时代，日本封建社会初期全面照搬中国隋唐各种法律制度。“经过日本统治阶层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律令国家制度，已俨然具有了小唐朝的外观。在律令制下，唐朝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成为时代的主流”[3]。但此时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并未完全融入日本社会，自7世纪的大化革新至12世纪后期，日本一直存在着较完整的学校体系。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4]。在封建社会建立初期的5个多世纪里全面学习中国的文化知识，并将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加以宣扬，作为复仇行为意识支撑的孝养观念也开始融入日本社会。由于日本文化相对于中国文化的落后，导致社会制度在对于复仇行为的评价时（间较晚？），直至距离唐朝1 000余年后的日本明治时期的法律才规定全面禁止复仇。

三、儒家忠孝观念对复仇的影响

随着唐朝灭亡，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日本国内出现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进路开始出现差别。在社会制度方面，由于国家公权力在唐宋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开始较为严格的限制复仇行为的发生。宋朝以后沿袭唐律，不制定专门复仇之法[2]。与之相对，日本却并未将复仇行为做严格的限制，（两国不是都没对复仇做严格限制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德川时代儒家思想开始普及，以忠孝为根本内容的伦理思想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治理国家，调整家族及亲属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基于这种思想而形成的复仇观念被当做美德广泛提倡[2]。所以处决徐元庆的原因是杀人，而47名武士被命令切腹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复仇的规则（这句话说了三遍了，是否改一下，比如：造成了徐元庆和47名武士的处决原因截然不同）。在社会意识方面，虽然中国在唐朝加强公权力对于复仇行为的限制，但在“徐元庆事件”中不难看出，社会民众对于处死徐元庆是不满的，对于复仇行为所代表的忠孝观念是极为崇拜。日本对于复仇行为更是赞赏，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对沉浸在对复仇行对背后忠孝观念的疯狂迷恋中。“……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起来可以举出两件事，一件事‘仇讨’，一件是‘切腹’。”[1]虽然复仇观念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但两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侧重点却略有不同。“日本国民所抱有的忠义，在其他国家是很少有人赞美它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荒谬的，而是因为人们把它忘记了，或者是因为日本人把它发展到了其他国家都未曾到达过的高度。在中国，儒家讲对父母的服从视为人的首要义务，而日本则将忠义放在第一位。”[5]中国对于为血亲复仇的行为更加赞赏，对于为君主复仇的情况在中国却并不多见。“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杀兄之仇义不返兵”是千百年来的经典训诫，虽然这已为当下的法规范所禁止，但对国人的影响并未减弱，即使是在法律完备的唐朝也有规定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当即处于自卫，没有对寻衅者造成伤害的无罪；造成伤害的罪减三等处理。日本在镰仓时代由源赖朝创立了幕府，武家政权出现在历史舞台。武家政治的基础内容就是由孝养观衍生的将军与武士之间的“恩情”。为了更好的统治武士阶级，江户时代日本的孝养观被不断强化，直至将其提升至一个绝对的高度。此时日本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恩”的观念为核心的日本孝养观。日本孝养观中统治阶级对于“忠”的宣扬远远超过了“孝”[6]。

正是由于日本统治阶级从开始的照搬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到奈良时代国风文化中对儒家忠孝观念的吸收和融合使得忠孝观念在日本发生了变异，从中国儒家“移孝作忠，孝大于忠”的忠孝观念到经过日本社会的吸收、融合成为“忠大于孝”的日本特有的忠孝观念。忠孝观念在日本的变异使得以忠孝观念为基础的复仇观念在演进的过程中同中国的复仇观念产生了差异。由于日本统治者在宣传儒家思想时，弱化了儒家思想中“仁”的部分，着重宣扬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使得复仇这种被认为是忠孝观念的外在体现的行为在日本社会中频繁出现。此外，在宣传忠孝观念时日本上位者刻意加强对忠的宣扬，主张忠大于孝，在忠孝冲突发生时要选择尽忠。这种刻意的宣扬忠的观念导致在日本社会发生的复仇事件中，为君主复仇的事件不在少数。正是这种对于儒家思想刻意的改变使得日本社会在制度层面的发展与伦理道德层面的发展严重的不同步，伦理道德层面发展的脚步远远落后与社会制度层面的发展。

收稿日期：2011-07-26

基金项目： 黑龙江大学校青年基金项目：“中日‘忠孝’意识对比研究”（QW201022）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李贵鑫（198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从事日语语言文学及日本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戴季陶.看不懂的日本人――日本论[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88-189.

[2] 徐晓光.中日古代复仇问题比较[J].比较法研究，1994，（2）：155-156，160-161.

[3] 崔世广.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周期[J].日本学刊，1996，（4）：100.

[4] 叶渭渠.日本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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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的体现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古往今来以一贯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者一直贯彻着人格培养精神。因为儒家着重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十分关注人的存在，十分强调“为仁由己”“君子求诸己”“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心”“诚意”“修身”“慎独”等观念，从而有力地突显了人们在道德学问和人生志向方面自主自强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者在开创了中国“语文”的教学体制的同时，即把“语文”教学与学生人格培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纵使时代变迁，儒家传统思想在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仍有体现：

1、 高中语文教材内容

高中语文教材中直接选录了不少《论语》、《孟子》、《荀子》和《学记》中的篇章，而教材中其他诸多的文言作品也渗透着儒家思想。

如《述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公治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还有人教版必修三《荀子•劝学》中“学不可以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人教版必修一《名著导读》中《论语》提到：“‘仁’绝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它也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要达到“仁”，就要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些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作品，不仅从教育学习的角度传授给学生以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而且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 教学方法

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对儒家的教育方法感受最深。它的因材施教的思想、教学相长的思想，它的启发式、积渐式方法等等至今应用广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孔子首次提出“有教无类”，认为世界上一切人都享有受教育的的权利。这也时刻提醒我们，用爱来关注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也能始终做到不以成绩好坏另眼看待学生，总是耐心的回答学生的提问，特别关注学习有问题的学生。儒学认为：教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应该“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特别是“因材施教”的思想，对现代教育影响尤为深远。《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到高中语文课程要“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这个个性其实就是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个性化。而要做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必须要因材施教，从学生和教材两方面出发，教材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使每个学生的才能品行获得最大发展。

3、 高考试题

作为高中教学的指挥棒――高考试卷，从近几年试题的选文来看，也深刻反映出儒学的影响。

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辽宁卷）第一卷阅读题的现代文阅读《文化遗产的寿命》剖析了儒家思想，选择题“2 下列关于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理解，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也特别关注儒家学说。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全国Ⅱ）第一卷的第二大题《经典是这样铸成的――编辑．流传小史》也关注了儒家经典――《论语》。

浙江省的高中语文新课程有一个特点：要求学生研读儒家经典《论语》。2009年浙江新高考试题中，考查了对《论语》片段的理解，要求“根据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概况出一条教学原则，并加以评析。”这些考题的出现提升了高考语文卷的品位，为新高考语文试卷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三、 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虽然说儒家思想一开始出现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不可否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儒家的内在精神是内仁外礼、培养人才、教化民众，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要充分发挥其促进学生发展的独特功能，使全体高中学生获得应该具备的语文素养，并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和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基于此，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就更应具备儒学观念，时刻准备把儒家教育渗透进语文教学中。在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的同时，让学生乐意地去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提高自身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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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日本民族音乐 影响

一、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分析

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也让儒家文化传统充分的蕴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中心点是以“仁”字为基础的，其实，“仁”字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而且还从很大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体现最突出的一个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所以说，谈到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认同音乐，认同音乐的趣味性的同时，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而从比较细小的方面来看，儒家音乐思想还充分贯穿着道德、礼仪、以及善与美的结合，而这些都与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

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以“仁”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乐思想体现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为中心，体现的都是对人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儒家音乐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称道，所尊崇和追逐。因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也充分融汇了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音乐作品也大都从“仁”出发，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可“仁”的思想而服务，这也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划分标准和依据，确立了“仁”为正统的音乐划分，与“仁”相差相对较远的音乐比如“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因为这些音乐与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相驳，与“仁”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们在古典音乐中就成为了被批评的代名词，同时相比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些音乐在伦理方面要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标准，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因此就有“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

从根本上来说，礼乐一体，就是指礼仪和音乐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伦理和音乐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用古语说就是“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代表性的四书之一《中庸》就曾这样说“尊德性而道学问”，可见古代传统思想中，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儒家这种传统思想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音乐教育历来就主张以“德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由“礼”与音乐伴随在一起的，比如《周礼，春官宗伯》中就曾经提到：“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说的就是礼乐一体，并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对礼与乐的关系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名言，从这些名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礼”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历来的儒家音乐既满足感官的愉悦，又以维护“礼”为核心。通过对“礼”的维护，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

（三）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乐”的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以德为本的“乐”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时，只有以“德”为主的“乐”才能在审美标准上以“善”为美，由“尽善尽美”到“德高而上，艺术而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及道德，在儒家音乐思想中，“德”是儒家礼乐理论的核心，强调的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正面引导功能和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本质。

孟子在《公孙丑上》曾经提出了对德的看法，他指出：“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他还认为“德生礼，礼生乐”，也就是说音乐好坏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当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优那么“乐”自然良，而“乐”是“德”的一种外在表象形式，这种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的高低。

从古代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的传授方式来看，分的相对比较细，但总体上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礼主要指的是“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主要包含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科目。从作用上来看，儒家传统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中，孔子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而这一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论语》中提到：“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见在儒家传统音乐伦理思想中，还主要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四）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乐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学方面的影响，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乐思想方面，对“善”和“美”的理解分别为，“善”即完善，是指音乐内容的整体完整，体现的是协调和统一。“美”即完美，动听，是针对音乐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乐方面之所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总体上是音乐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乐而不，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种统一和协调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说，“善”和“美”的伦理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内在规律的。

孔子在观听古乐舞《韶》后，对它的评价是“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认为自身是经历了一次比较高的艺术享受，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是因为《韶》乐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顺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观听古典乐舞《武》后，评价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这部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因此，孔子对它的评价是“未尽善也”，从这些方面可见儒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是“善”和“美”的结合，并认为应乐应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

（五）儒家音乐思想在伦理上提倡“中和”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上来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乐思想上，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和”是以“礼乐”思想为基础的“和”。《乐记》中有关“和”的论述也正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审美思想所在。比如该书中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论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观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等，这些评论里所说的“和”，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对音乐声律形式的审美思想不断追求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音乐与伦理、人生的相关经历紧密相联，从礼乐的审美功能中去寻找“和”的内涵及意义，而在一般意义上，音乐在内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必然为平和、也就是所谓的以“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音乐的本质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记·乐记》也使用了“中和”之论：“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这里是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及意义上论“中和”的。《中庸》谈“中和”与《乐记》所说的“中和”，虽角度不同，但其意义都是中正和谐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如《乐论》所说的“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这里的“中和”音乐观，《乐论》用一句话概括了：“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了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及应该遵守的规律等问题。首先，在音乐创作中，先要有这样一个中声之乐作为基础。在音乐理论中或确定宫音，或确定商音，然后根据调式调性规律产生其他音，但强调的是必须以这一“中声”为基础进行创作，内容与形式要和谐悦耳。这就是“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乐”内涵所在。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进行了交往，并且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进唐朝音乐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礼乐制度，仿照唐朝的音乐管理制度，设立了礼数与宫廷的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礼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深刻影响到日本民族音乐的实践，雅乐、能乐以及器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一）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

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包含了唐乐、伎乐和散乐这三种。所谓的唐乐，主要兴盛于唐朝，一般来说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唐乐讲究的是风雅和时尚，提倡的是“善”、“美结合”，蕴涵了比较丰富的儒家音乐思想，唐乐流传到日本以后，因为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继承和发展，并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从唐乐内容上来看，我国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共计有百首以上，并且这些乐曲调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还保存着几十首我国唐代燕乐的古乐谱，并且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传入日本的另外一种音乐，伎乐是一种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伎乐是我国乐舞的一种形式，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伎乐在日本被逐渐的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伎乐。

散乐就是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一种曲艺形式、他的内容主要是杂耍和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节目，相比唐乐和伎乐，散乐比较大众化，它所体现的是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乐。

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以上三种音乐是我国传入日本的三种形式，除了这三种音乐，我国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乐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如在音乐内容上都以“仁”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德”为中心，讲究礼乐的统一，善与美的融合。

传入日本的音乐和内容，不仅仅有音乐方面的，同样，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也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筝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腾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腾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腾原贞敏从唐带到日本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八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种音乐器械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音乐器械是承载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使得日本的乐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在很大层面上为儒家音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日本民族音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各种音乐书籍、乐谱是儒家音乐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演奏才能具体的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旨，因此，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影响的重要内容。

（二）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思想的影响

日本在接触并吸收我国儒家思想后，对它自身的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期间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飞鸟时代：在已有的音乐文化基础上。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对中国江南的“吴乐”和朝鲜“三韩乐”极为重视，而作为日本宫廷仪典和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的机构“雅乐寮”也有专门演奏和传授唐乐和吴乐。奈良时期：由于热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社会兴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风气，中国儒家思想中重视利用音乐引导良好风气的音乐思想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日本本国的音乐，儒家音乐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日本“雅乐”吸取了唐朝的宫廷音乐和民间散乐。在派遣的赴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中，吉备真备是代表人物。平安时代：此时期是日本对外来音乐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时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筹划与创造在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首先他对“雅乐”乐器进行精简，其次校订了左方乐和右方乐之别，第三推动了“雅乐”的创作和演奏，此时期出现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时代，日本作曲家们重新回归到日本民族音乐本身的传统，根据唐朝雅乐等形式创作了日本风格的“雅乐”，此类作品成为平安时代初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传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贞敏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极高造诣。在在飞乌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国音乐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乐文化，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对待外来音乐文化进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来音乐趋向日本化，同时并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宫廷为中心的古代音乐文化的成熟时期。

篇10

[关键词]传统思想 感恩观 儒家 墨家 道家 佛家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7-0040-02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上下五千年发展史中出现了各种感恩流派。儒家感恩思想影响深远，但其他流派的感恩思想也各具特色，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对于挖掘中国传统感恩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仁爱

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仁”，其最高的原则是做到“爱人”，“爱人”则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核心，将心比心以及推己及人则是儒家思想中进行人际关系处理的基本要求与准则。在这种“仁爱”的儒家思想中，以忠、孝、节、义为代表的感恩意识十分明显，这些思想也为当前社会中进行感恩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忠主要体现为对君主的感恩，在儒家思想中的家国是一种同构关系，家族由家庭构成，宗族由家族构成，社会由宗族构成，所以存在于家庭中的“孝”可以转化为存在于对君主以及国家的“忠”，对父母的孝敬是一种社会公德，这种感恩的意识在发展中逐渐辐射到整个领域，于是，对君主的忠诚与对父母的孝敬具有了同等的效力。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当中对君主以及国家的感恩思想十分明显；孝主要体现为对亲恩的报答。百善孝为先是我国传统美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是对自身发肤身体的爱惜还是功成名就都是为了向父母感恩。狭义上的孝是在家庭关系处理中的基本原则和道德，即子女赡养父母，这里的赡养包括满足物质以及精神两个方面；广义上的孝可以扩展到为人处世方面，即一种善的思想和行为，包括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以及对其他生命的敬畏，如乐善好施、忠于国家、尊师重道、敬畏生命等都是广义上的孝的体现。节主要体现为对夫恩的报答。在我国传统文化理论中，夫为妻纲也可以理解为夫妻间的相处与恩爱之道，夫妻之间的专一忠诚和互相敬爱是不容置疑的伦理道德。妻子要对丈夫感恩，要求妻子能够保贞守节，这种行为是对丈夫收容之恩以及保护之恩的报答。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中，夫妻之间的恩爱，尤其是妻子有恩于家庭和丈夫、教子成才、相夫成业等亦是优良的传统美德。义是对朋友的报恩。朋友是生活中仅次于家庭的社会生活网，对朋友要做到不出卖、不背叛、不见利忘义，要讲求信誉，必要时两肋插刀就是对朋友之恩报答的一种方式。

二、墨家——兼爱

儒家崇尚“仁”，墨家崇尚“兼爱”。墨子主张“兼相爱”以及“爱人若爱其身”，即将爱人与爱己结合起来，反对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从总体上而言，儒家的感恩思想是具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别在墨家思想中却不存在。墨子强调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平等，社会中的某个个体如果希望得到别人更多的爱，那么他就要付出更多的爱，“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这句话是说如果希望自己的父母得到别人的爱，就必须能够给予别人父母爱。同时墨家反对特权，反对战争，反对等级，反对腐败，提倡简爱，崇尚廉洁，重视生产，倡导和平以及平等，这种具有普世价值与永恒价值的思想对当前社会中的拜金主义现象以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思想与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正面引导意义。同时也反映出墨家博怀的感恩意识，将感恩与世间一切都结合起来。在这种价值观体系中，一个人要生存就必须做到不能忘恩负义，回报自己的途径就是回报他人。这种感恩意识无论是在具有落后生产力的古代还是在具有较高生产力的当今，只要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的并且人们的素质还没有到达一定境界的情况下都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墨家的这种无差别的感恩思想和大公无私的提法相类似，这属于感恩价值观中最高的理想标准。

三、道家——天人合一

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演进和共存，认为人来自于自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并且要回归于自然，和自然结合为一体。在人和自然关系理论方面，老子做出了明确的论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其中，老子对任何自然关系做出认识和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是“道法自然”。对此，季羡林大师这样解释：“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和就是互相理解。”“天人合一”包含了在社会发展中不浪费资源和滥用资源的思想，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在大自然给予人类并且人类在接受的同时还要有感恩和感激的心态。这种思想将自然和人视为一个整体，自然和人是不能分开的，人不是孤立的，但也不是世界中心，作为世界构成部分的人以及其他生物能够生存都得益于大自然无私的恩赐，这是一种涵盖了善待生命、提倡自然与人平等共处以及向自然感恩的精神。自然和人的关系不应当是敌意和对立的，而应当是感恩和善意的，人在努力发展的过程中会改造自然和适应自然，在此过程中要符合客观规律，要具有敬畏自然和感恩自然的情感，将自然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这种感恩并非出于自然的恩赐，而是源自对自然的恐惧，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然中的许多现象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并给这些现象赋予了情感、生命、灵性和意志，所以通过求告和敬拜希望得到自然的佑护和降福。虽然这种思想处于一种无知迷信的状态，但是这种思想却能成为当前我国感恩教育中培育对自然感恩意识的基础和启蒙。

四、佛家——结缘

缘起论是佛家庞大感恩体系的依据，“缘起”即是和合共生、相互依存，从佛法来看，感恩就是广结善缘。在佛教思想中，世间万物都与缘结合，并且存在互为因果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即“众生皆有缘”。社会个体能够生活和生存于世界中是因为有大因缘，个体之间互相认识和相处也是因为有缘。佛家思想中的报恩主要体现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有心者皆当作佛”。无论是儿女、夫妻、仇人、冤家等都是为了结缘报恩而存在的，这种讲究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感恩思想强调的是众生皆父母、众生皆养育并有恩于我的思想，并且要对他人怀着感恩之心，并帮助他人脱离苦难。与儒家上下有别的施恩观念相比，佛家更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报恩与感恩。佛家思想中强调敬侍“三福田”和提倡报“四重恩”。其中三福田指的是敬田：对佛法僧的恭敬；恩田：对师长父母的报答；悲田：对病苦贫穷者的怜悯。四重恩指的是要对三宝恩、国土恩、众生恩、父母恩的报答。由于父母有养育之恩，所以要对父母报恩，这种报恩不仅体现在现世，也体现在生生世世；由于社会个体的衣食住行都受到了众生恩惠，所以要具有平等和关爱的思想来报众生恩；国土恩指的是向国家报恩，祖国养育了民众，爱国报国之心应常在；佛法僧三宝可以让民众证得菩提、获得解脱、拥有智慧，故需报三宝之恩。佛家将众生分为无情众生和有情众生两类，前者指的是如山河、植物等没有情感的众生，而后者指的是具有生命且有情感的众生，对待这两种众生要一视同仁，而这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有情众生的善业和善念能够让无情众生更加美好，虽然这种思想具有唯心主义的嫌疑，但是却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自然感恩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总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佛家都对感恩价值观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虽然这些价值观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但是通过取其精华并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进行有机融合，必定能够在感恩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贺才乐，胡志群.中国传统孝德及其现代转型探讨[J].理论与改革，2010（05）.

[2]谢龙.五四揭开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之序幕[J].新视野，20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