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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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推翻。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性障碍，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4]巨文辉.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的方向及其特点[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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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价格法；劳动市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040-03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界开始关注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研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试图描述和解释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区域内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就业和失业率、劳动力流动等主要指标的截面差异和动态演变路径。从定性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性研究主要从收入（工资）收敛性分析的角度展开，研究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1～2]。杨涛和盛柳刚（2007）从区域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融合，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工资收敛速度快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术型工人[3]。从定量角度，以往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定量研究主要是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或一体化指数进行测算，测算方法主要是价格指数法。赵奇伟、熊性美（2009）利用价格指数法测算了1995―2006年中国消费品市场、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指数，发现中国各地区各类市场的分割程度都呈现出稳定的收敛趋势，认为中国市场日趋整合[4]。赵三武、钱雪亚（2014）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我国1997―2010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发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呈现稳定的逐步提高的趋势，我国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步整合[5]。

二、实证研究

本文参考相关学术成果[6～8]，从定量角度利用价格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本部分利用商品相对价格的绝对值|ΔQkijt|来计算方差，其中：

对相对价格ΔQkijt统一取绝对值可以避免两个地区位置调换将引起ΔQkijt的符号反向变化，从而影响到Var（ΔQkijt）的大小。随后剔除|ΔQkijt|中由商品异质性导致的不可加效应，即假设：

其中，αk仅与商品种类k相关，εkij与两地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若要消去αk项，应对给定年份t、给定商品种类k的|ΔQkijt|求其均值，再分别用|ΔQkijt|减去该均值，令qkij为其得到的差，由qkij所得方差为Var（qkij）。其方差Var（qkij），则可以反映由市场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套利区间的大小。这个区间越小，则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越大，则说明区域市场分割严重。然后可以用一个省市与所有接壤省市的Var（qkij）的均值来表示这个省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即：

其中，j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所有省市，m表示省市名称，N表示与省市i接壤的省市组合数目。最后，在市场分割指数的基础上，构造本文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以integ表示，m仍表示省市名称）如式（5），显然，市场分割指数与市场一体化指数之间呈反向关系。

在得到各个省市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之后，用区域内所有省市市场一体化指数的均值来表示这个区域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9～11]。具体数值（如下页表所示）。

由下页表可以看出，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劳动力市场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趋势，各省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表现出较为剧烈的波动的趋势但从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地区劳动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为平稳。从2011年开始，长江中游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开始加深，近两年来有明显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减弱，而外部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正在加强，长江上游与长江下游结论刚好相反，近两年有所改观。从长江经济带的角度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与外部接壤省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高于与内部接壤省份的一体化程度，表明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劳动力内部自由流动存在障碍。长江经济带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没有表现出与上、中、下游区域划分相一致的结论，内部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不规律性，这就要求从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视野来消除障碍，加快整个区域一体化进程。

三、结论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于长江经济带长期稳定增长，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极”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指数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且程度较低。总体来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长江下游地区最优，长江上游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较差。但近年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劳动力市场合作，一体化程度稳步提升。

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间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没有有效形成。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仍然是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相关省市可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关保障措施，降低劳动力的流动各项成本，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自2015年12月1日起施行四省会城市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这将对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起到积极的作用。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以致整个长江经济带相关省市也可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提升整个地区的经济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 FAN Fei，DU De-bin.The Meas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of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4，（3）.

[2] 范斐，张建清，杨刚强，孙元元.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6，（4）.

[3] 杨涛，盛柳刚.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J].经济学，2007，（3）.

[4] 赵奇伟，熊性美.中国三大市场分割程度的比较分析：时间走势与区域差异[J].世界经济，2009，（6）.

[5] 赵三武，钱雪亚.基于价格指数法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区域一体化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1）.

[6] 范斐，杜德斌，等.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比较优势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2，（8）.

[7] 范斐，孙才志，等.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模型的构建及应用――以大连市为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2）.

[8] 贾燕军，李晓春.大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J].南京]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9] 范斐，杜德斌，等.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格局[J].地理学报，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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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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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5]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J].经济师，2013（3）：38.

[6]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6（4）：56-62.

[7]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8]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 （1）：35-40.

[9]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篇4

一、统筹城乡就业的内涵

统筹城乡就业，亦称城乡统筹就业。其涵非常丰富，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和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角度界定了统筹城乡就业的内涵。卢亮（2008）则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理论上的含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确保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有序流动；从政策层面来看，应该从就业管理对象和就业管理机构两个方面来进行统筹。王寅、阮衍宁（2010）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承认和实现劳动力择业自由和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让劳动力受经济规律调节，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流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

部分学者还围绕着是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展开了讨论。张建武（2001）最早指出，城乡统筹就业是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内容。莫荣（2006）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就是要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从体制、政策和工作体系入手，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劳动者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二、统筹城乡就业的意义

统筹城乡就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关系城乡劳动者切身利益和长远生计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阐述了统筹城乡就业的重要意义。

微观层面是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展开的，如蔡昉（2006）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法宝，是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根本途径。熊永兰、夏守财（2008）指出，实现城乡就业统筹是对传统就业制度的重大突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人差距，优化城乡人口分布结构。

宏观层面是从国家、政府、社会层面探讨的。季建林（2004）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袁建萍（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柳云飞、张素红等（2009）从五个方面较全面地归纳和阐述了城乡统筹就业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有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三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城乡劳动力资源；四是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五是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各地区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个市（区、县）开展了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一些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根据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对全国统筹城乡就业的试点地区进行了考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组编的《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统筹城乡就业》蓝皮书中对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统筹城乡就业的实践进行了总结。曾万明（2007）分析成都市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时认为，通过“六大体系”，即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覆盖城乡的就业培训体系、覆盖城乡的就业援助体系、城乡充分就业政策体系、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城乡充分就业工作政府目标责任体系来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建立城乡一体的充分就业体制。丁海中（2009）将全国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城市马鞍山的具体做法总结为——发展扩大就业、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扶持就业、服务保障就业、培训促进就业。武晋、何美丽等（2010）从劳动力个人、社会经济、政府三个层面对北京市延庆县650个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做了详尽分析，这些试点地区取得的经验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统筹城乡就业的实施建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统筹城乡就业的制约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统筹城乡就业。饶翠华（2009）认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在理性人追逐利益目标的驱使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将会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流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满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会对东部地区的就业产生较大的压力，还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不利于统筹城乡、统筹区域间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北京大学刘伟教授（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质，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经济体制的转变、城乡发展差距都将会严重影响城乡劳动力的有效统筹和均衡运动。

多数学者注意到制度障碍是导致城乡分割的最重要原因。江贻送（2003）认为，在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影响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性和操作是就业制度的歧视、教育与培训的歧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户籍制度的歧视等。乔明睿、钱雪亚等（2009）利用2006年CHNS数据并采用切换回归模型，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及户口的作用进行了判断，认为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元章、盛喜真（2003）在分析了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影响城乡统筹就业的制度障碍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教育制度等。李春根、赖志杰（2008）从社会保障政策视角探讨了统筹城乡就业问题，认为社会保障一定程度的缺失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瓶颈和影响城乡统筹就业的重要因素。

部分学者还从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角度探讨了制约统筹城乡就业的因素。张建武（2006）指出，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已经成为转移就业的主要“瓶颈”。陈国铁（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

五、构建和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制度的政策建议

学界在对统筹城乡就业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完善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建议。学者们一方面认为，统筹城乡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彻底打破原来城乡分割的旧制度，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就业制度；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了统筹城乡就业中政府承担的责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从制度创新和政府责任视角提出政策建议的，如赵勇（2004）从统筹城乡发展的大局出发，认为统筹城乡就业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打破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以职业资格和技能水平作为统一的就业标准。李志强、张征华等（2005）探讨了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创新农村和农业内部制度， 挖掘农村和农业的就业潜力， 拓宽农民就地转移和就业渠道；破除各种体制障碍，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城转移就业速度；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 增强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 提高农民市民化就业的容量。杨宜勇（2007）强调要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加快劳动力流动， 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登记制度， 要大力发展中心城镇， 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饶风（2009）提出建立健全“四个体系、一个制度”，来促进统筹城乡就业：即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就业的政策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维权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工作制度。

从政府政策角度提出建议的，如张丽宾（2007）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应该加强相关法律的建设。姚林香（2007）探讨了财政政策对统筹城乡就业的作用：一是为已经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劳动力及其家庭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二是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人， 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三是在继续强化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黄红华（2009）则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应该统筹利用政府强制性政策工具、财政激励工具、指导性工具、信息提供工具和服务性工具等。

强调在统筹城乡就业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如李安忠（2008）认为，统筹城乡就业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在工作内容上，要重点完成以人力资源市场为主体，以社会职业介绍机构为补充，城乡一体、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成以市场为导向的转移就业机制。崔占峰（2007）提出，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关键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工稳定就业，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引导机制和由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业长效机制以及农民工能够稳定就业的保护机制。

六、研究展望

篇5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198-02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但是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缓慢及劳动力素质低下等形成了其顺利转移的障碍因素。应加快各种制度的改革，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三管齐下，为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铺平道路。

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分析

1.1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市场经济在农村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方面解放了被束缚的农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使农村人力资本获得重新配置。另一方面，农民在获得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自身劳动的支配权。而同时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开始松动，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也开始弱化，使农民的进城和进厂成为可能。

1.2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利益驱动力

城乡居民存在差异，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有数据统计，1985年城乡差距为1.6∶1，到1998年扩大为2.5∶1，而到2003年则为3.2∶1，2004年我国的城乡差距达到了世界之最。并且从事非农劳动的工作强度往往低于农业劳动强度。而更为重要的是城乡生活水平的反差，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有了迫切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

1.3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需要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系到支持经济起飞的积累率能否达到。“城市化”不仅是城市规模的扩大，更要有人口的增加，这必然对劳动力形成强大需求。因为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是道路、桥梁及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中的大量劳动力基本都来自农村。

1.4 农村教育的发展和现代信息手段的推广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农村中九年义务教育得到全面推广，希望学校纷纷建立，电视、广播、报纸及网络等在农村中兴起，使农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进一步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外出务工的观念越来越清晰。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2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2.1 工业化进程区域间失衡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我国工业化进程梯次推进，东部发展最快，中部次之，西部较落后。

2.2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长期实行严重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应全面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2.3 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是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原因

劳动日益科学化和智能化，劳动者的智力因素及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重要。我国农村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其文化素质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2.4 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步伐缓慢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载体约束

近年来，虽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但是积累能力较弱，且明显出现资金增密，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小城镇发展虽然步伐较快，但是由于分布不合理、功能不配套、缺乏产业支持，使其聚集能力不强，缺乏吸引力，也阻碍了劳动力的迅速转移。

2.5 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障碍之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存在严重的城乡、地区分割。一些城市为了优先解决本地人员的就业，要求农民工办理名目繁多的各种证件作为进城务工条件，挫伤了农民进城的积极性，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且劳动力市场供需脱节、信息不对称现象十分突出，劳动力市场不成熟，管理不规范，存在个别黑中介骗取农民工钱财的现象。政府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服务不到位，管理效率低下，大部分农民基本上是自发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处于盲目、无序的状态。

3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3.1 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优先发展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统筹区域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步伐。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健全市场体制，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东部产业合理西移。

3.2 深化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主的各项制度改革以给农民平等待遇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使农民工享有和市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其次，要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推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土地有偿转让，防止土地荒芜，提高劳动效率和土地生产率；最后，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全面推行面向所有就业人口的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障，才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3.3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 质

教育程度的高低可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所面对的不同的需求曲线，从而提高收入。政府和社会各部门应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方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培训，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机制，建立比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体系。

3.4 拓展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现在乡镇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环境下，它们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和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时期，乡镇企业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另一方面，在乡镇企业中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应加大产业调整力度，并在财政、金融方面向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倾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分的岗位。

3.5 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市场体系

坚持城乡统筹就业，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和劳务派遣，构建政府和社会多方位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应建立一整套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组织及规章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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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青海省监测中心，青海西宁810008）

［摘要］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已不可阻挡，已成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但仍有剩余的老人、妇女、儿童留守，青海农村的这种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广大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展开探讨和分析，希望能够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进展起到一定作用。

［

关键词 ］青海；新型城镇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228

城镇化有利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城乡一体化，推动城乡共同发展。正确地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青海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很严重，也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缩影，因此解决青海省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显得尤为重要。

1什么是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发展城乡一体化，城乡互动，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社会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而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是因为新型城镇化摆脱了过去一味追求扩大城镇的规模，转化为提升城镇文化水平，提升城镇人民的思想素质，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使新城镇真正成为高质量、高水平、高服务、适宜人居住的场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将农村的人口转移到城镇，将农民转化为市民。这不仅意味着要建高楼，而且意味着要提升新城镇市民的素质、提升新城镇的公共服务质量、完善新城镇的基础设施。

2为什么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之大，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也同样相当大，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在逐年激增。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要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序地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体制，使农村劳动力可以很好地就业。农村劳动力是我国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支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为我国城镇的建设与发展做很大的贡献。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劳动力支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工业、服务业扩张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且可以带动新城镇的消费需求，拉动新城镇的经济发展。而青海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典型，因此，青海省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

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3.1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

目前，青海省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数量已相当高，但是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口却不多，且真正转移到工业、服务业就业的劳动力大部分也仍未脱离农业。青海省劳动力转移大多数为个体流动性就业，并没有举家搬迁。因此，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然很大，并且多为老人、妇女、儿童。而且，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也只是在城镇工作并没有实现市民户口和市民身份的转变。这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的困扰，使得农村房屋和土地出现了很多的闲置，这直接阻碍了青海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3.2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存在的问题

据统计，青海省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都偏低，这说明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高度都达不到一般的高要求职业，只能从事一些较简单的职业。而且，由于青海省外出劳动力多为壮年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层次的劳动，而且需要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专业技术培训的投入力度。

3.3青海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割现象，主要有城乡二元分割、单位分割、行业分割，这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到新城镇后的就业。这些分别体现在户籍、工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影响。这使得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愿意转移，严重阻碍了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并且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因此阻碍了青海省新型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另外，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在青海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大多数为亲友介绍，而且农村交通不便、环境闭塞，没有获取就业信息的正确渠道，农村转移劳动力又缺乏正确的就业指导，外出就业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有诈骗集团到农村指导农村转移人口就业，加大了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程度。

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

4.1推进青海省就业制度改革，拓宽就业渠道

如今，在青海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劳动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现象、行业分割现象、单位分割现象，使得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就业中得到不同的待遇，让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在青海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顺利进行就得改革就业制度，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再有，在青海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村获得就业信息渠道狭窄，就业信息不完善阻碍了青海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因此，青海省应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拓宽就业渠道，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4.2加大对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技能培训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由于转移劳动力大多数为青壮年，而留守在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儿童。因此，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劳动能力偏低，受教育程度也偏低。所以，要想转移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知识普及，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各方面的素质，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率的提高，推动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

4.3完善对青海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对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当不完善。然而，要想实现城乡一体化首先必须实现城镇基本服务全面覆盖，将农村转移人口真正纳入城市户籍中，完善对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做到对农村人口的全覆盖，并让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享受和城镇人口子女的相同待遇。

参考文献:

［1］刘灵芝.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4（7）.

篇7

【关键词】民工荒 大学生就业难 产业结构调整 倒逼机制

一、引言

近年来“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并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同一年龄组的两个就业群体面临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就业状况，即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开始大规模的短缺，而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却出现明显的劳动力过剩。一方面，“民工荒”日益普及，2004年首次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加工制造业出现以后，已迅速蔓延至各个行业及地区，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重视。“民工荒”问题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困局，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意味着中国传统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格局正经历一场大的变革，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之后将进入劳动力局部短缺甚至全面短缺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迈入新的时期。另一方面，2003年之后大学毕业生开始进入就业难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发生改变，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国家公布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2700万人，2006和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市场供给量年均增长22%，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为532万人，而到2010年已增至631万人，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大量尚未就业的历届毕业生，至2010年市场总共存在大约2100万大学毕业生供给（如图1），在世界面临经济急速下滑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群体将迎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就业机构的合理演变，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也同样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何有效抓住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契机，充分利用“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矛盾成为了产生“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困境的主要原因，这已不是简单的就业问题，更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着密切相关。基于此背景下本文拟从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对产业结构的倒逼机制来进行研究，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快速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倒逼机制”是指以末端逼上端，进而实现改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局部短缺、大学生就业难的产生等就业困境的出现正在倒逼我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的转型拐点。

“民工荒”现象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的到来，它不仅是对现有的发展模式和增长结构的挑战，更标志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的结束。虽然其中暴露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拐点。只要积极引导，利用得当，必将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要契机。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过度依赖劳动力，“民工荒”的出现就是对中国现行发展方式的重大挑战。通过统计发现，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然而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这一比较优势正在趋于弱化，主要表现在“民工荒”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在“民工荒”爆发之后，农民工工资的快速上涨更充分说明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远去。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将是如何充分利用“民工荒”形成的倒逼机制的市场力量，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

而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严重困境却是由于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大学生就业角色的定位错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缓慢市场主体并不能提供充足的高端岗位，这就给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沉重的压力。但是，在面临产业结构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出现也同样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充分把握劳动力升级速度快于产业升级速度的趋势，不断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创造出路，其必将成为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另一契机。传统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由于现行产业结构的限制，大多企业所提供的都是管理、技术岗位，这种岗位的需求较少，工资收入相对不高；而适合大学生就业的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社会管理等第三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限制了大学生就业的水平。因此，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定要在积极发挥大学生就业难的倒逼效应下，加快产业升级速度，提高企业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创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寻找新的人才培养方式，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契机，推进产业转型与升级，使其容纳更多的高知识型劳动力。

三、倒逼机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与思考

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最根本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因素。因此，努力实现就业困境倒逼下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是正确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根本之路。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困境，就必须实现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吻合，抓住经济发展的契机，在摆脱“民工荒“的同时又可以消除大学生过剩的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对倒逼机制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的思考：

第一，要正确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主要针对改变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逐步调整为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既可达到缓解民工的短缺又可以实现大学生的就业。而产业结构转移则是针对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地区，强调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劳动密集型和低加工制造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其充分利用中西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积极促进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实现知识型劳动力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目标一致，完善劳动者的素质结构，推进技能型劳动力培养的合格化和知识型劳动力培养的应用，加快高等教育改革，积极促进知识型人才培养向应用化方向发展。

第三，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搭建良好的就业信息平台，降低劳动力市场供需搜寻的成本，引导供需双方规范劳务行为，实现理性就业。同时，建立有效的就业保障体系，依据经济形势和相关政策的变化适度而行，充分实现劳动力的各项合法权益保护，增强人力资源在市场上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四、结论

“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是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的象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挑战，同时也是重要的发展契机，它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民工荒”的出现并非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只是我国产业结构矛盾在劳动力市场的特殊体现。同样，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也只是劳动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不一致的表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就业困境下，对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要充分抓住转型调整的契机，积极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来加快经济转型发展。首先，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努力提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以此提供给社会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其次，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实现加工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进行转移，提升产业整体的服务水平；最后，改善劳动者的素质结构，促进劳动力合理就业，使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等得到协调平衡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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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东华，范思远. 生产业发展，制造业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的解释与出路[J]. 财经科学，2011，（2）.

[4]姚俗群，彭思舟. 关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讨论综述[J]. 人口与经济，2008，（3）.

篇8

【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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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篇9

（一）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定义

所谓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就是指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运用市场调节手段,通过与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沟通,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中介服务,或者给组织、个人提供与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相关的咨询和外包服务的组织和机构。

（二）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作用

人力资源中介组织通过提供上述各种服务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较大范围内,人力资源中介组织通过对信息的比较、优选,向单位和个人提供配置良好的创新环境,提高组织和个人的创新和产出能力。其次,通过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推动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发展。人力资源中介提供的专业服务可以减少组织的经营风险,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提高组织和个人的竞争力。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人才需求和流动的高峰。据统计，2004年全国各类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共接待流动人员4877万人次，帮助572万人实现就业或转换了工作岗位，为209.9万家单位提供了各类人才服务。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设立毕业生就业服务机构2766个，接待各类毕业生1252万人次。截止200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才中介服务机构5449家，从业人员36233人，设立固定人才交流场所2490个。越来越多的人才需要市场化的配置以实现流动和就业。另外,我国加入WTO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了社会机制的转型和企业转制,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流动范围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和高素质人才的流动都在加剧,人力资源在不同行业、职业、职位之间的转变十分剧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失业大军将冲击市场城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将成为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重要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将是劳动力市场的难点问题。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看到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巨大机遇,纷纷“抢滩中国”。首批通过资格认证的200多家中介组织已经以合资的形式在中国各大城市开办办事处和分支机构。这些组织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中介服务,刺激了我国各类组织对人力资源中介服务的需求。这种形势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急剧变革为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二、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发展问题分析

（一）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面临加入WTO后劳动力市场的急剧变革、国外人力资源中介的大规模“入侵”和激烈的市场争夺,人力资源中介市场的许多问题已经凸显,并带有普遍性质:

1.组织规模小、功能单一、信誉度低。

2.专业人才匮乏、服务意识差、职业胜任能力低。

3.中介市场早熟，管理无序，缺乏自律机制。

（二）变革和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必要性

现阶段，无论从政府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双方还是劳动力市场本身，都希望和要求有一个规范化、开放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中介组织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人力资源中介业的不满和变革现状的呼声。因此，加快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已经是一种必然，是满足劳动力市场各方需要、适应劳动力市场变革的现实要求。

1.加快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建设是适应劳动力市场急剧变革的现实需要

2.加快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应对外部挑战的必然选择

3.人力资源中介业和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困境是改革和发展的内生要求

4.劳动力市场主体的渐趋成熟是人力资源中介组织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

5.长期以来市场环境的“压抑”使人力资源中介组织面临大发展的机遇。

三、完善和发展我国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的建议及对策

（一）发挥法律、政府作用，加强人才市场的立法与改制工作

中介服务将是我国未来现代服务业中新的增长热点，其中与人才获取、开发、管理、维护相关的管理活动已经超越了企业边界，成为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经济领域。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对人力资源中介市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在知识经济时代，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应该是人力资源中介市场的标志性特征。

（二）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培育新型人力资源中介组织

在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围绕国家“十一五”人才发规划纲要的总体目标,积极构建人才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切实履行行业协会“服务、自律、代表、协调”的职能，通过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全国人才服务行业的发展。

（三）人力资源中介组织必须“内强素质,外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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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成长环境、年龄特征、家乡认同、人格特点、进城动因、权益诉求等具有新的特点。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缺乏及其制度障碍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对策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制度障碍。

城乡对立的二元户籍制度、缺乏流动性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及社会保障等制度上的缺陷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

第一，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与城市居民之间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且被排挤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第二，农村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不利于土地流转，土地产权不能跨区域流动，这从制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土地。第三，与城市市民相比，他们大多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找到工作，且工资待遇低、就业环境差、劳动安全无保障。第四，现行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没有把农民工群体纳入其中，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这样新生代农民工既缺乏农村的社会保障，又无法加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中。

（二）人力资本短缺。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短缺的。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一种资本，它涵盖了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后天获取的以其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知识、技能、智能以及体能等决定劳动者整体生产效率的全部因素。人力资本的多少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及其职业技能上。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他们在城市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大多是初中、高中毕业，受教育程度较低。在职业培训上，他们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职业素养不高。这直接影响到他们进入一些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而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稳定性、薪水的高低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要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职业培训等来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

（三）社会资本匮乏。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匮乏。社会资本分为初级社会资本和次级社会资本。

初级社会资本是一种先赋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次级社会资本则是当事人在行动中通过后天的努力而不断建构的关系网络，如基于同事、同学关系等建立的关系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其社会资源网络关系是有限的，多集中于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这种同质性群体之间的互动不利于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圈的扩大，也不利于他们次级社会关系的形成。次级社会资本的建立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提升他们的工作质量，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的意识行为、生活方式等逐渐向城市居民靠拢。总之，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解决生存问题，还可以提升他们在城市中的声誉、人缘等，从而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和技能上的原因，使他们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因此，应该从提高能力入手，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需要发挥政府、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的积极性。政府主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组织、资金上的保障。培训机构应该专门设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课程，以就业市场为需要，使职业培训课程与就业市场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能力需求，多设立一些职业实习的岗位，让他们在实践中学到技能，为其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储蓄一定的人力资本。

（二）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关键在于形成一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局面，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通过平等竞争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权利。

首先，培育与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诸如信息咨询、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方面的综合服务。其次，建立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实现本地和外地人员平等的用工政策，消除对非正规就业部门就业者的歧视和偏见。再次，发挥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建设中的作用。政府应致力于创建公平的竞争制度与就业环境，培育劳动力市场，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规划、调控、立法、监督，使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三）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出路是他们能够实现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地位、权利、观念、素质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从农村退出环节看，重点是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与家乡土地的关系。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以及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重点是进一步推动制度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以及心理融合，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