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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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保全与合同担保从字面上来看，没有多大区别，但实际债务人是两者之间罪主要的区别。合同保全的产生依附的是法律规定，而合同担保多数则是双方当时人的约定。

一、两者的概念

合同保全制度，是指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致使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受到危害，而设置的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其中，债权人的代位权着眼于债务人的消极行为，当债务人有权利行使而不行使，以致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时，法律允许债权人代债务人之位，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而债权人的撤销权则着眼于债务人的积极行为，当债务人在不履行其债务的情况下，实施减少其财产而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时，法律赋予债权人有诉请法院撤销债务人所为的行为的权利。

合同担保指合同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或双方约定，有债务人或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以确保债权实现和债务履行为目的的措施。如保证、抵押、留置、质押等。两者都旨在保障债务的履行和债权的实现。

二、合同保全与合同担保的区别

1、合同担保没超出合同对内效力的范畴。

2、合同担保主要是因当事人的约定而产生的；合同保全则完全是由法律的规定产生的。

3、合同担保较之合同保全而言，对债权的保障作用更为重要因债权人不像担保权人那样能够实际掌握控制实现债权的财产，也不能对第三人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4、合同担保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合同保全不一定以此为前提。

什么是合同保全,合同保全相关问题

合同保全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怎中保护措施从法律的角度保护了债权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很多情况下，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与保护力，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合同保全的具体情况。

合同保全制度，是指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财产的不当减少致使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受到危害，而设置的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其中，债权人的代位权着眼于债务人的消极行为，当债务人有权利行使而不行使，以致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时，法律允许债权人代债务人之位，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而债权人的撤销权则着眼于债务人的积极行为，当债务人在不履行其债务的情况下，实施减少其财产而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的行为时，法律赋予债权人有诉请法院撤销债务人所为的行为的权利。

债权人有了代位权和撤销权这两项权利，就可以用来保全债务人的总财产，增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力，以达到实现其合同债权的目的。中国<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分别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虽然规定的内容比较简略，但填补了中国民事立法的空白，意义重大。

(二)区分撤销权行使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1.客观要件。

撤销权的行使首先要求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这种处分行为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经或者将损害债权人的债权。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要有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在财产上设立抵押、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让财产等。当债务人采取上述不正当或非法方式转移财产，导致债务人事实上的资不抵债，明显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才能行使撤销权。

2.主观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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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同时，财产保全是诉讼保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申请，必要时也可依职权对一定财产采取特殊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生效判决有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的法律制度。

民法把财产保全分为涉外的财产保全与国内财产保全，根据在诉讼上的不同阶段财产保全又分为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

就司法实践而言，占绝大部分的保全申请都是在诉前或者的同时提出。而在的同时提出应当相当于诉前提出，因为法院是否受理本案诉讼，决定的期限在7日内，而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的裁定则是在48小时内，这就意味着往往还没有作出是否受理本案的决定之前必须先行作出保全裁定。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显然以诉讼中财产保全为主，对诉前财产保全为辅。

关于财产保全的管辖和申请来说：对于诉前保全利害关系人应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依法向财产所在地法院提出，而诉讼保全则理之当然是向受理案件的原审法院依法提出。人民法院基于申请入的申请，以裁定的方式做出保全决定后，可通知有关单位免责进行监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财产保全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1]。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在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不得损害申请人的正当权益，因此，如果申请人申请有错误，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关键词：民事诉讼；财产保全

财产保全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同时，财产保全是诉讼保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保全单单从字面上看，是指对财产采取某些保护措施。书面上的含义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一方当事人或者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将来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情况，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做出裁定，对一方当事人或者一方利害关系人一定范围的财产或者与争议有关的财产采取措施，限制其处分的一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制度。为了使将来生效的法律文书能顺利的执行，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财产保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财产保全的种类

民法把财产保全分为涉外的财产保全与国内财产保全，根据在诉讼上的不同阶段财产保全又分为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

（一）、涉外财产保全

涉外的财产保全是指含有涉外因素的财产保全，所谓涉外因素是指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外国人、诉讼标的在国外或者双方法律关系的事实存在于国外。涉外的财产保全与非涉外的财产保全，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一种应急性的保护措施。但涉外的财产保全又有其不同的特点：

1启动财产保全程序的主题不同。国内财产保全中，当事人可以申请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亦可依照职权主动采取保全措施。涉外财产保全，只能有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不依职权进行保全。当事人既可在诉讼开始后提出申请，也可以在涉诉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

2诉前保全后，申请人提出诉讼的期限不同。国内诉前保全措施采取后，申请人应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涉外诉前保全措施采取后，申请人提讼的期限为30日，而不是15日。

3对保全财产的监督机制不同。国内财产保全措施采取后，一般不需要第三者监督，涉外财产保全措施采取后，一般应交有关单位监督。

在我国民诉讼法中只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申请人的利益，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即有申请就可提供保全，不驳回申请，不主动进厅干预。另外，对诉前的保全，以给申请人较长的时间使其准备进行诉讼。

涉外财产保全多见于海事案件。在海事诉讼中，常涉及财产的扣押和船舶的扣押，如扣押后无人监督，很可能被人破坏或驶离港口。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费用有被申请人承担。”

（二）、国内财产保全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没有在法律上确立诉前保全制度，．而在实际生活中，时有利害关系人争议的财产遭到毁损、灭失或者变卖，转移、挥霍，给利害关系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因而在制定现行民诉法时，总结了以前的审判实践的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国情而将诉前保全作为我国民诉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就司法实践而言，占绝大部分的保全申请都是在诉前或者的同时提出。而在的同时提出应当相当于诉前提出，因为法院是否受理本案诉讼，决定的期限在7日内，而是否采取保全措施的裁定则是在48小时内，这就意味着往往还没有作出是否受理本案的决定之前必须先行作出保全裁定。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显然以诉讼中财产保全为主，对诉前财产保全为辅。由此对诉前财产保全作出比诉讼中财产保全严格得多的规定。

1．诉前财产保全

诉前保全是指在诉讼程序开始前，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另一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不能实现或者难以实现的情况，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对方一定范围的财产或者有关争议的财产做出裁定，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处分的一种法律行为制度，诉前财产保全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而只是某些少数案件，情况紧急，利害关系人又来不及，而为了避免其合法民事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在前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在接到利害关系人的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后，是否会采取诉前保全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必须是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保全措施，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二，必须由利害关系人提出保全财产的申请。“利害关系人”指与被申请一方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人。没有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

第三，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这与诉讼财产保全不同，诉讼财产保全不是必须提供担保，只有在人民法院责令提供担保的时候，提供担保才成为必要条件，而且这种担保必须与所保全的财产相适应，不能小于所保全的财产。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应当驳回申请。

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人民法院接受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后，应在48小时内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对于不符合条件的申请，驳回裁定；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立即执行。

申请人必须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15日内，可以向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也可以向采取财产保全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院与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的法院可能是同一法院，也可能不是同一法院。不是同一法院时，采取财产保全的法院因采取了保全行为，对该案取得了管辖权，有权受理申请人的。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后15日内不的，采取保全措施的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2、诉讼财产保全

诉讼保全是指人民法院从立案开始到做出判决之日起对于可能因一方当事人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将来法律文书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情况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做出裁定，对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诉讼标的物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处分的一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制度。

当事人在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时，也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法院才能采取诉讼保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采取诉讼保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必须是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有可能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这种可能性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断的。有些案件的审理需要较长时间，而争议的财产有的易于变质腐烂。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处理变卖，折价保存。

第二，采取诉讼保全的案件应当具有给付内容，比如给付一定的金钱、给付某一物品。单纯的确认之诉或变更之诉，判决不具有给付内容，根本不发生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的危险，不适用诉讼财产保全制度。但是，在确认之诉或变更之诉中兼有给付之诉内容的，可以适用诉讼财产保全制度。

第三，诉讼财产保全主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采取，但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依职权裁定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第四，申请必须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不得向非受诉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非受诉人民法院也不得受理申请。

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为防止因保全错误被申请人造成损失，而申请人又无力赔偿的情况出现，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48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虽然无紧急情况，需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也应尽快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付诸执行。

3．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的区别

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的区别其主要区别有：

（1）、诉讼保全既可以由一方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依法做出裁定；诉前保全只能由利害关系人一方提出保全申请，法院无权依职权做出裁定；

（2）、诉讼保全是为了保证判决后的执行，于时，或后判决前提起；诉前保全是为了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使民事权益不受损害，于前提起；

（3）、诉讼保全，又可分为当事人依法提出申请和法院依职权自行做出裁定。法院依职权依法主动裁定保全时，申请人可以不提供担保，而当事人依法提出保全申请时，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诉前保全申请人在申请时，也必须依法提供相应的担保。

可见，诉讼保全和诉前保全一样，也不是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是为了保障将来生效的法律文书能顺利执行，对有关财物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限制其权利随意处分。

二、财产保全的管辖及申请

无论是诉前保全，还是诉讼保全，都必须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对于谁享有申请权?法院可否自行依职权裁定保全?前面己涉及，这里不再重述。对于诉前保全利害关系人应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依法向财产所在地法院提出，而诉讼保全则理之当然是向受理案件的原审法院依法提出。

（1）一般情况下，民事诉前证据保全可由被申请人（被询问人）居住地、被保全证据所在地的公证机关、基层人民法院来行使管辖权。

（2）申请保全的证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时，也可由相应的专业行政机关来行使管辖权。

（3）申请保全的证据处于不同的保全机关管辖范围内的，则既可由不同保全机关分别予以保全，也可由某一保全机关统一进行保全。

（4）利害关系人在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时，可以选择具有管辖权的最适合的保全机关。但无论利害关系人如何选择，人民法院都是当然的保全机关。

如果保全是由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保全机关来进行的，那么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保全机关应将所有保全物及保全事项一并移交受诉法院，由受诉法院决定是否继续予以保全。受诉法院决定继续予以保全的，应下达保全裁定并办理各项保全手续。无论受诉法院是否决定继续保全的，前述保全行为均自行失效。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当事人有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隐患、转移、出卖或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由原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采取，一审法院制作的财产保全裁定，应及时送报二审法院。

三、保全财产的监督及费用负担

人民法院基于申请入的申请，以裁定的方式做出保全决定后，可通知有关单位免责进行监督，所谓有关单位，是对保全的财产进行监督的单位，比如，扣押航空器，一般由航空机构进行监督。监督是为防止所保全后的财产被转移，以维护人民法院保全决定的严肃性，同时，也是对保全财产的一种保护，以免其遭受损失。有关单位对被保全的财产进行监督，需要支出一定的费用，应该由被申请人承担。

四、财产保全的范围

无论是诉前保全，还是诉讼保全，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将来生效的法律文书能够顺利执行，或者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得到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1]”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诉前保全的范围以申请人的权利请求为限，诉讼保全的范围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为限。（“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有学者认为，是指争议标的物是特定物并且存在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灭失的可能时，财产保全措施应针对该争议标的物采取。[2]另一种观点认为，“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是指保全的财物是本案的标的物或者与本案标的物有牵连的其他财物。[3]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是指本案的标的物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本案执行的财物。[4]）被保全财产的范围、数额、价值、应当与保全请求的范围、数额、价值相当。对于超出请求的范围、数额、价值，或者与本案无关的财物，都不应予以保全。诉讼保全的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尤为重要，如果申请人申请保全的范围超出请求的范围或者保全的财物与本案无关，那么，申请人应该承担由此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有关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应与造成的损失的范围相一致。

五、财产保全的措施

对某项财产保全应具体采取什么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民诉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财产保全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具体来说，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其他任何单位，不得重复查封、冻结：如被保全的对象是抵押物、留置物的，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后，抵押人、留置权人仍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对不动产或特定动产进行保全可以采取扣押有关财产权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财产的转移手续的保全措施，若由当事人负责保管的，其仍然可以以使用，但不得处分，若必要时，也可以查封或者扣押该项财产；对于当事人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必须的财物，如需要采取保全措施，应尽可能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以外的措施，如扣押权利证书、限制使用、禁止处分等。若被查封、扣押的物是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易烂以及其它不易长期保存的物品，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或者由法院依法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在保全措施中有一种“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根据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应理解为：被申请人如有预期的收益或到期债权，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单位予以协助，限制被申请人支出；如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到期债权，人民法院可以通知该第三人不得对被申请人清偿，该第三人要求清偿的，均由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时，应该依法进行，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不得。

六、财产保全的解除及救济

财产保全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按照裁定的内容执行，财产保全裁定的法律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时止，但如果当事人不服诉讼保全裁定，也可依法采取救济措施，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设置和允许复议的目的，在于纠正不当裁定，减少或者避免可能造成的损失，为了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申请复议权，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唯一可以称得上程序权利保障的条款是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5]”所以法院应当在裁定书上注明“如不服本裁定，可以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得停止裁定的执行”，如裁定不当的，就做出新的裁定变更或撤销原裁定，此时财产保全即解除。那么何为解除?解除的条件是什么呢?解除即为去掉、消除之意，财产保全解除即为在法定条件下，解除对特定财产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具有下列的可以解除财产保全：

1、诉前保全措施采取后，利害关系人在15日内末的；

2、被申请人向法院提供担保的；

3、申请人在财产保全期间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同意其撤回申请的

4、人民法院确认被申请人申请复议意见有理，而做出新裁定撤销原财产保全裁定的；

5、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人民法院判决的义务，财产保全己没有意义；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对被申请人的银行存款、冻结的有效期限一般为六个月；六个月后，若当事人没有继续申请财产保全，原冻结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法院根据上述可以依申请人、被申请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财产保全。在解除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应当发出解除保全的命令，解除保全是解除强制措施，因而解除令由法院派执行员执行。

七、申请保全错误的责任

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在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不得损害申请人的正当权益，-因此，如果申请人申请有错误，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在法律上是对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持之以平的。申请人申请错误的责任，一是，因财产保全使被申请人受损失的赔偿责任，二是，承担因促使监督，由被申请人支出的全部费用的责任。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在财产保全制度方面，规定的内容是比较详细的，做到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又规定了给债务人造成损害时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内容，前面我们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总之，财产保全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为了切实的保护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使将来生效的法院判决得到顺利、及时的执行，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可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法提出财产保全，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依法自行提出财产保全，使利害关系人或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资料：

1]“法律图书馆”/faguixiazai/ssf/200311/20031109201543-2.htm

[2]陈彬：《论财产保全》，载《现代法学》1991年第5期。

[3]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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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避险意图避险意图是紧急避险构成的主观条件,指行为人实行紧急避险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因此,行为人实行紧急避险,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利益。为了保护非法利益,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例如,脱逃犯为了逃避公安人员的追捕而侵入他人的住宅,不能认为是紧急避险,仍应负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刑事责任。

    (二)避险起因避险起因是指只有存在着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危险,才能实行紧急避险。不存在一定的危险,也就无所谓避险可言。一般来说,造成危险的原因是以下这些:首先是人的行为,而且必须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前面已经说过,对于合法行为,不能实行紧急避险。其次是自然界的力量,例如火灾、洪水、狂风、大浪、山崩、地震等等。三是来自动物的侵袭,例如牛马践踏、猛兽追扑等。在以上原因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造成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实行紧急避险。 如果实际并不存在着危险,由于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善意地误认为存在这种危险,因而实行了所谓紧急避险,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假想避险。假想避险的责任,适用对事实认识错误的解决原则。

    (三)避险客体紧急避险是采取损害一种合法权益的方法保全另一种合法权益。因此,紧急避险所损害的客体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明确这一点,对于区分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行为人的不法侵害造成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危险的情况下,如果通过损害不法侵害人的利益的方法来保护合法权益,那就是正当防卫。如果通过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的方法来保护合法权益,那就是紧急避险。损害的对象不同,是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重要区别之一。

    (四)避险时间紧急避险的时间条件,是指正在发生的危险必须是迫在眉睫,对国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已直接构成了威胁。对于尚未到来或已经过去的危险,都不能实行紧急避险。否则就是避险不适时。例如,海上大风已过,已经不存在对航行的威胁,船长这时还命令把货物扔下海去,这就是避险不适时。船长对由此而造成的重大损害,应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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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征点与免征额

起征点与免征额是税收要素减免税中相关的两个概念，都是对纳税人的一种税收优惠，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经常被混用，其实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一）起征点

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的对课税对象征税的起点，即开始征税的最低收入数额界限。规定起征点是为了免除收入较少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缩小征税面，贯彻税收负担合理的税收政策。

起征点的主要特点是：当课税对象未达到起征点时，不用征税；当课税对象达到起征点时，对课税对象全额征税。

起征点在增值税和营业税中的应用比较多，主要是针对增值税和营业税中的个人。如，增值税中规定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在2000元～5000元；提供应税劳务的为月劳务收入额在1500元～3000元。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在幅度中选择具体的数额。

（二）免征额

免征额又称“费用扣除额”，是指《税法》规定的在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中预先确定的免于征税的数额，即在确定计税依据时，允许从全部收入中扣除的费用限额。规定免征额是为了照顾纳税人的生活、教育等的最低需要。

免征额的主要特点是：当课税对象低于免征额时，不用征税；当课税对象高于免征额时，则从课税对象总额中减去免征额后，对余额部分征税。

免征额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应用比较多，如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为1600元；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或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免征额为定额800元或定率为收入的20%等。

（三）起征点和免征额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

1.两者的相同点

（1）二者均属于减免税范围。

（2）一般都是针对于个人。

（3）当课税对象的额度小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二者都不予以征税。

（4）二者都是针对课税对象而言，而不是针对税额而言的，如关税中一票的关税税额在50元以下的免征关税，此处的50元不是免征额。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2.两者的不同点

（1）当课税对象的额度大于起征点和免征额时，采用起征点制度的要对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征税；采用免征额制度的仅对课税对象超过免征额部分征税。

（2）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照顾的是低收入者，后者则是对所有纳税人的照顾。

例如：假设有甲、乙、丙3人，其当月的收入分别是999元、1000元和1001元。

现在规定1000元为征税的起征点，并规定税率为10%。那么，这3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时的纳税情况应该是：

甲的收入因为没有达到起征点而不纳税；

乙的收入正好达到起征点，应该全额计税，应纳税额＝1000×10%＝100（元）

丙的收入已经超过起征点，也应该全额计税，应纳税额

＝1001×10%＝100.1（元）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规定1000元为免征额，税率依然为10%，这时，3人的纳税情况应该是：

甲的收入均在免征额之内而不纳税；

乙的收入正好属于免征额的部分，也不需要纳税；

丙的收入比免征额的数额要多，则需要纳税，但应该是收入中扣除免征额部分的余额部分纳税，应纳税额＝（1001－1000）×10%＝0.1（元）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同样的数额规定为起征点和规定为免征额，对那些收入在规定数额以下的人来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但对于收入超过规定数额的纳税人而言，其影响就截然不同了。乙和丙在两种不同规定的情况下，所纳的税额均相差100元。

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和纳税申报时间

这是税收要素中讲解纳税期限时需要加以区分的三个概念，理解它们对于纳税人能否准确计算应纳税款，能否保证应纳税款的及时足额上缴等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一）概念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指纳税人具有纳税义务的起始时间，是一个时间点。《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采取预收货款方式结算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货物发出的当天，特别是指当天的某个时间点。如纳税人销售一批货物受到预收货款的日期是2006年9月20日，发出货物的日期是2006年10月2日，则其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是2006年10月2日，而不是2006年9月20日。

纳税期限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的期限，有按年纳税、按期纳税和按次纳税之分，一般为一个时间段。《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的纳税期限为1日、3日、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当然这里的1日是指24小时这一时间段，而不是当日的某个时间点。

纳税申报时间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满后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并缴纳税款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时间段。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以一个月为纳税期限的，其纳税申报时间是期满之日起10日内申报缴纳。如增值税纳税期限是2006年11月，则其纳税申报时间是2006年12月1日至10日。

（二）三者的关系

纳税人要保证及时足额纳税，除了掌握应纳税款的计算方法外，还要理清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税法》确定不同税种的纳税期限，按年纳税、按期纳税还是按次纳税；其次确定每一笔业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否属于该纳税期限；最后根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属于该纳税期限的业务计算应纳税款，在纳税期满后的纳税申报时间内申报并缴纳税款。如以增值税为例，某商业企业2006年8月发生以下业务：

1.8月5日，采用直接收款方式销售20辆，不含税单价13000元；

2.8月8日，采用赊销方式销售60辆，合同约定8月27日收款；

3.8月16日，购进100辆摩托车取得防伪税控专用发票注明单价9000元，防伪税控专用发票于8月30日到主管税务机关认证；

4.8月25日，采用预收货款方式销售30辆，货款已经收到；

5.8月27日，收8月8日的60辆摩托车货款，发出25日的10辆，其余9月5日发货；

首先，确定纳税期限为2006年8月这一个时间段；

其次，确定每一笔业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直接收款方式销售20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收到销售额的当天，即8月5日；

赊销方式销售60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合同约定收款日期的当天，即8月27日；

预收货款方式销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货物发出的当天，即应于8月纳税的是8月25日发出的10辆，应于9月纳税的是9月5日发出的20辆；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8月销售的110辆摩托车只有90辆需要在8月纳税，而剩余的20辆应该在9月纳税；

最后，计算税款：应纳增值税=（20＋60+10）×13000×17%－100×9000×17%=198900－153000=45900（元）

纳税人应该于2006年9月1日至10日之间的时间内完成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45900元。

三、打折销售、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以及实物折扣

打折销售、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以及实物折扣等概念出现在增值税的内容中，都是商家为了销售商品而采取的促销方法，如果购货方享受这部分优惠，销售方的会计收入是取得的实际收入即扣除以上优惠以后的金额，但它们的产生原因和销售方的税务处理是有一定差异的。

（一）优惠产生的原因不同

打折销售，一般是季节性或商品即将到达保质期时而采取的优惠措施，如换季时的服装销售七折，即原来售价为100元的商品，现在售价为70元。

折扣销售，即财务会计中的商业折扣，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因购货方购货数量或购货价值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货方的价格优惠。如购买1件，没有优惠；购买5件，销售价格折扣2%；购买10件，折扣5%等。

销售折扣，即财务会计中的现金折扣，是指销货方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后，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款而给预购货方的一种折扣优待。其表示方法是2/10；1/20；n/30。意思是10天内付款，贷款折扣2%；20天内付款，折扣1%；30天内全价付款。

销售折让是指货物销售后，由于其品种、质量或规格等原因购货方没有退货，销货方给予购货方的一种价格优惠。

实物折扣是指销售方在销售货物的同时，无偿赠送一部分商品的优惠措施。如日常见到的“买十赠一”等方式。

（二）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不同

打折销售，是在实现销售时同时发生的，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总额扣除折价后的余额。

折扣销售是与实现销售同时发生的。因此，《税法》规定，如果销售全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全额扣除折扣后的余额；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全额。

销售折扣发生在销货之后，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因此，销售折扣不得从销售全额中减除，即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货物的全额。

销售折让是在货物销售后发生的，增值税计税依据的确定需要与纳税期限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相结合。根据2007年1月1日实施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发〔2006〕156号）规定，一般纳税人取得专用发票后，发生销售折让的，购买方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主管税务机关对一般纳税人填报的《申请单》进行审核后，出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

销售方凭购买方提供的《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在防伪税控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因此，增值税计税依据的确定是分别不同的情况处理的：发生销售折让的当月取得《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当月增值税计税依据是扣除销售折让后的余额；发生销售折让的次月或以后取得《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当月增值税计税依据是销售全额，发生的折让额应在收到《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的期限内扣除。进而可以确定企业发生销售折让后，一般以销售折让后的余额作为增值税的计税依据，只是有一定的时间差。

如果销货者将自产、委托加工和购买的货物用于实物折扣的，则该实物款额不能从货物销售全额中扣除，且该赠送实物应按增值税条例“视同销售货物”中的“赠送他人”计算征收增值税。如企业采取“买十赠一”的优惠措施，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十件商品的销售全额和一件赠送品的销售额之和。

四、税收保全措施与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税务机关的两种不同权利，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在税收实践中，这两种措施对打击偷税、抗税等行为以及维护《税法》的尊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应区别对待，不能混淆。

（一）税收保全措施

《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限期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经县级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税收保全措施：1.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2.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级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1.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存款中扣缴税款；2.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三）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区别

从《征管法》规定的内容和实践情况来看，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既有实施主体均是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均须经县级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均须开具清单和收据等相同之处，也有适用对象、实施条件、实施时间等不同之处。理解这些不同之处，对税务机关能否依法办事、纳税人能否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两种措施的主要区别是：

1.两种措施的适用对象不同

税收保全措施仅适用于纳税义务人；而强制执行措施适用于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

2.两种措施的实施条件不同

对当期应纳税款实施税收保全措施的条件是责令限期缴纳在前，提供纳税担保居中，税收保全措施断后（注：对以前应纳税款可以直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实施的条件是责令限期缴纳在前，强制执行措施断后。注意此处的“责令限期缴纳”对两种措施而言有所不同，税收保全措施的“限期”是指纳税期限；强制执行措施的“限期”是指纳税期限结束后由税务机关规定的限期。

3.两种措施的实施时间不同

税收保全措施是对当期的纳税义务在《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届满之前实施的；而强制执行措施则是在《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届满并且责令限期届满之后实施的。

4.两种措施的执行金额不同

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仅以纳税人当期应纳税款为执行金额；而强制执行措施应以纳税人应纳税款连同滞纳金一并作为执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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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限制出境；执行

一、民事诉讼视角下限制出境的制度定位

民事诉讼中的限制出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为保证民事案件的顺利审理和将来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事人的申请，对有未了结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依法决定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不得限制出境的一种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限制出境措施的性质。

（一）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制度适用于整个诉讼阶段

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55条的规定看，限制出境制度是针对被执行人而采取的，即相关民事诉讼已结束，或判决或调解，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根据该条规定，法院不能据此在诉前或诉中采取限制出境。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以“有为了结民事案件”为由限制外国人出境的规定，“未了结民事案件”显然是以案件正在进行为前提的。结合最高院及其他部门联合的《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问题规定》来看，在案件立案后，人民法院也有权决定限制出境。在实践中，对于法院是否可以允许诉前申请限制出境的做法，实践中理解不一，显然，在法律的规定中找不到依据，笔者认为，从实践需要出发，参照诉前财产保全、海事强制令的做法，如果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其权利将会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应当允许其在诉前申请限制出境。由此可见，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不限于执行阶段，应适用于整个民事诉讼中。

（二）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措施是执行措施

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措施是执行措施，而不是执行依据或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首先，现行民事诉讼法将限制出境规定在执行措施一章，很明显执行阶段的限制出境措施属于执行措施的范畴；其次，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障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实施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从目的来看，两者都是为了保障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法院依职权而采取的，而限制出境措施的采取一般是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原则；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可针对任何妨碍民事诉讼的人，限制出境措施一般只针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民事诉讼明确列举了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并没有提到限制出境，而是在执行中单独将限制出境列为一条，可见，限制出境与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也有所区别。

（三）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措施不同于诉讼保全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台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条在“关于诉讼保全和其他强制措施”中对限制港澳当事人出境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该条并没有将限制出境归类为诉讼保全措施，而是将其作为诉讼保全之外的其他强制措施。可见，其与诉讼保全措施不同。

1.限制出境与财产保全不同。两者存在指向对象的区别，限制出境是针对被申请人的出境行为作出的，而财产保全是针对被申请人的财产作出的，显而易见，限制出境不属于财产保全的范畴。

2.限制出境与行为保全不同。（1）行为保全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强制被申请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强制措施，被申请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来源于法律或当事人约定，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而限制出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顺利审理或将来有效裁判的执行，对被申请人限制出境只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不以被申请人负有不得出境的法定或约定义务为前提。（2）行为保全措施的采取将使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处于暂时确定的状态，而限制出境措施却不能产生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暂时确定的效果。（3）对于行为保全措施，即使当事人拒绝履行，申请人仍可以通过法院的强制行为来达到目的；而对于限制出境措施，如果没有被申请人的主动配合，其目的就难以实现。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是一种间接地保障案件顺利审理和裁判有效执行的措施，其形式具有裁判性，目的具有保障性，应将其定位为兼具保全措施和制裁措施特征的一种特殊的强制措施。

二、民事诉讼中限制出境制度的立法缺失

（一）对限制出境措施法律依据现状的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55条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的限制出境制度。但是该条只规定了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可以申请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对在民事诉讼的其他程序中是否也可以限制出境没有规定。且该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及《关于转发公安部的通知》等法规，从司法解释的角度对限制出境制度的程序作出了相关规定，部分解决了限制出境适用的程序问题，但其法律效力层次相对较低。且《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规定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不能作为限制出境措施适用的主要依据，只能作为程序上的参考。

可见，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限制出境的规定比较零散，且过于原则和笼统，对限制出境的法律性质和必要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做法比较混乱，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与严肃性，并且容易造成外交争端。

（二）我国法律关于限制出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1.被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境出境管理法》没有具体规定被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司法实践中，公安、边防机关只是根据法院的通知对有关人员限制出境。在案件当事人是自然人的情况下，对其限制出境没有争议。但是，当案件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时，就会产生分歧。

2.限制出境的文书形式混乱

由于对限制出境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适用的文书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法院认为限制出境属于保全措施，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必须经过合议庭评议并适用裁定书的形式；还有的法院使用通知书、决定书的形式，甚至还有法院使用强制令来限制出境。

3.缺乏对被申请人的救济

限制出境涉及到被限制出境人的人身权利，如错误适用可能对其合法权益产生损害，而现有法律并未设立相应的救济制度来保障被限制出境人的合法权益。

三、民事限制出境制度的完善

（一）把握好限制出境的适用原则

由于限制出境，特别是限制外国人出境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被限制出境人多数会寻求本国驻华使领馆的干涉，导致限制出境掺杂了政治因素，因此对限制出境的采取应当慎重，从严把握。应坚持两项原则：（1）严格依法原则。限制出境是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应严格适用，依法采取，从严掌握。要依法审查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限制出境的适用条件。（2）及时有效原则。实践中，很多外国当事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因此法院应及时采取限制出境，以免贻误时间。

（二）明确限制出境的适用条件

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首先，申请人对案件有胜诉的可能性；其次，被申请人在大陆境内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资不抵债，应按照我国公司法及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定处理，不应对其采取限制出境。再次，必须情况紧急，如不采取措施，将导致案件无法继续审理或判决无法执行。最后，当事人申请的，应提供有效担保。担保数额，应以被申请人可能遭受的损失为限。

（三）明确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涉外经济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粤高法[1999]56号）规定限制出境人员的范围是当事人（含第三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人员或非法人组织的业主、负责人。该意见规定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笔者认为：由于限制出境涉及人身自由，如果适用不当，可能引发外事纠纷，宜从严把握。应当尽可能缩小其范围。但也要考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的目的，即为了保障案件顺利进行审理和判决的有效执行，所以，可限制出境人员的范围应不限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负责人。对于在我国境内无可供执行的的财产，又不能提供担保，且法定代表人又不在我国境内的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当事人，可以对该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其他成员，如股东、董事、主要业务经办人员及承包经营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完善限制出境措施的救济

若适用限制出境出现错误时，可能会导致被申请人遭受损失，因此，应完善救济制度，保障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首先，申请人在向法院提出限制出境的申请时，应当提供必要的担保，担保数额应当以被申请人可能因错误的限制出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限。申请人拒绝提供担保的，法院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驳回申请人的申请。以口头形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但是，如果情况紧急，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抽逃出资，转移公司财产或者其他足以影响案件审理执行的，申请人可以申请缓缴保证金。其次，在法院决定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后，被申请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申请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解除限制出境措施。最后，财产保全、海事强制令等均允许当事人复议，而限制出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更应当赋予被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权利。笔者认为；被申请人可以在收到限制出境决定书起三日内向作出决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法院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邓锐：《涉外民商事诉讼中限制出境措施的采取及完善》，山东法院网，2011-10-18。

[2]杜以星：《关于限制出境的调研报告》，顾问律师网。

[3]许俊强：《限制出境在民事诉讼中的理论与应用》，中顾法律网。

[4]周雄：《执行中适用限制出境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汕头法院网，2007-11-15。

[5]胡晓东，熊燕：《对当事人提出限制出境申请应如何审查》，人民法院报，2010-2-10。

[6]杜利军：《民事执行限制出境制度探析》，郑州法院网，20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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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紧急避险；限度条件；法益权衡

紧急避险是基于“紧急时无法律”的理念产生的。其基本含义是，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通常情况下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下可能带来的危险。在大陆法系中，紧急避险一般被视为“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在英美法系中则被称为“合法抗辩事由”。可见，紧急避险的产生和正当防卫一样已具有漫长的历史。但是和正当防卫相比，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对紧急避险理论研究显得有点单薄，尤其关于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研究更是薄弱。

一、各国关于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立法现状

（一）日本关于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立法规定

所谓“所避免的侵害”，是指根据避险行为所避免的损害，即根据避险行为所保全的利益，又称为“保护利益”。

（二）德国关于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立法规定

德国刑法典规定“为使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或者其他的法益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避险行为不违法，但所要保护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所造成危害的法益”。[2]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德国刑法典明确要求保护的法益“应明显大于”损害的法益，这与日本刑法“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程度是大相径庭的。

（三）我国紧急避险立法现状

在我国，根据《刑法》第21 条的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避免遭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3]根据我国刑法条文对紧急避险的规定，可分析出我国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第一，紧急避险的目的必须是正当的，即必须是在遇到危险的紧急情况下，为了避免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受正在发生的危险，才能实行紧急避险；第二，必须是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即现实存在的，立即要造成危害结果的危险，或者是已经发生而尚未消除的危险；第三，必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允许紧急避险，这是因为紧急避险牺牲的是合法权益，所以法律规定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更大的利益，除牺牲较小的合法权益外，别无他法；第四，实行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这是紧急避险成立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我国关于衡量紧急避险限度的条件的规定。

（四）对各国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立法现状总结

根据各国的立法现状分析来看，一般理论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就是要求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二者不能相同，更不能允许大于所要避免的损害。

二、国内外关于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学说

（一）国外紧急避险限度学说

1.必要说

此说认为避险行为以自己或他人之生命、身体、财产、自由面临紧迫的危难之际，不损害他人法益，别无救护途径为必要。也就是说，避险行为是避免权利受损害的唯一必要方法，或者是保全自己及他人的法益的最后手段，学理上称之为补充原则。至于避险行为所侵害第三人法益的价值是小于、等于还是大于其所救护的法益的价值，则在所不问。

2.法益权衡说

此说认为，紧急避险的成立以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之损害的程度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法益权衡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为救护价值大的法益牺牲价值小的法益，或者为救护价值相同的此种法益而牺牲彼种法益都是允许的，但为了救护价值小的法益而牺牲价值大的法益，则不允许。

3.优越利益说

该学说是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判断避难是否过当，不应只考虑抽象的法益价值，而应顾及其他与法律评价有关的各种状况，并提出保护优越利益原则。亦即应采取权益衡量理论的观点，经判断避难者所保护的利益是否较其所牺牲的他人利益具有显著优越性者，则避难即不过当。换言之，从理性第三人的观点来看，避难者所保全的利益，让人无可怀疑地认为是优越所牺牲的利益时，则避难行为不过当。

（二）国内紧急避险学说

1.轻于说

该说认为， 紧急避险是两个权益的冲突，这两种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只能牺牲较小的权益来保全较大的权益， 对社会有益才符合紧急避险的目的， 该说在我国理论界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是为通说。根据对我国法律条文内容的分析，我国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也是采取的此学说。

2.相等说

该说认为， 紧急避险的成立以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为必要。按照该说， 为了保全价值大的法益牺牲小的法益， 或者为救护价值相同的此种法益而牺牲彼种法益都是允许的， 但为了救护价值小的法益而牺牲价值大的法益， 则不成立紧急避险。当今各国立法例多数采用此说。我国也有学者支持“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在一般情况下应是所保全的法益大于所牺牲的法益， 但在个别情况下， 两种法益相等也应当认为是紧急避险”这种观点。

3.轻于加必要说

该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在所引起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的前提下， 足以排除危险所必须的限度，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大于或等于所避免的损害的， 一定是超过了必要限度，即使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 但如果所引起的损害中有一部分不是排除危险所必需的， 则仍然是超过了必要限度。

4.区别对待说

该说认为，在考察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时，应当根据危险的程度、强度、紧迫度、侵害法益的性质、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小、避险人自身的状况及认识水平、避险能力、保护合法权益的能力等，以及避险行为的状况及其程度、强度、所损害的法益性质、造成损害的大小等方面的因素，全面分析，综合评判。

（三）对紧急避险限度学说的评析

笔者认为，区别对待说主张根据危险的程度、侵害法益的性质、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小等诸多因素来认定必要限度，具有一定合理性，毕竟法益的权衡不能单凭法益的抽象价值来认定。但是，到底哪些因素是应当考虑的，哪些因素是不应该考虑的，该说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相等说一方面没有将超过“不得已”程度的避险行为纳入必要限度之中；另一方面，该说将避险行为造成地损害和避免地损害相等的情形也当做正当化的紧急避险有失片面。因为在攻击性紧急避险中，如果要求被避险人承担社会连带性义务，那么就必须要求避免地损害应大于所造成地损害。如果两者相等时，因为避险人和被避险人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值得同等程度的保护，并且人都有利己之心的本性，此时，要求被避险人承担容忍侵害的社会连带性义务就缺乏实质性根据。轻于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说法，但是，依照轻于说来衡量避险行为是否符合限度条件，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甚合理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关于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学说一是在表达和概括上不够科学化，在表述上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要素，笔者认为日本的法益权衡说还是比较完善和科学，其认为紧急避险的成立以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之损害的程度为必要。这就是所谓的法益权衡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为救护价值大的法益牺牲价值小的法益，或者为救护价值相同的此种法益而牺牲彼种法益都是允许的，但为了救护价值小的法益而牺牲价值大的法益，则不允许。但是允许相同法益的损害其法理依据是什么，这是法益权衡说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关于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构想

（一）将等值损害纳入紧急避险限度的法理思考

紧急避险这种“正与正”的关系是正当与合法的对抗，损害与法益保护等值之时法律允许进行紧急避险的法理依据，笔者认为要考虑排除等值损害的违法性必须从紧急避险的本质予以考察。各国刑法学界关于紧急避险的本质存在着不同的学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违法性阻却说”与“责任阻却说”。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以违法性阻却说作为紧急避险的理论根据是比较恰当的。如果紧急避险是为了保全重大的法益而牺牲较小的法益，这既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要求，也能为公民的普遍观念所接受，因而其行为没有违法性。如果为了救助等价值的法益而牺牲其他法益实施紧急避险时，单从法益大小权衡的角度并不能直接得出阻却违法性的结论。然而，若考虑到情况紧急，在两个等价值的法益之间只能保全一个时，从社会整体利益衡量，合法利益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损失，故也可承认这种紧急避险的合法性。综上，紧急避险由于是在情况紧急时，为了保护较大的或者至少等值的合法利益不得已而实施的行为都应该纳入紧急避险的限度范围内。

（二）法益权衡说下的法益衡量探讨

笔者认为， 在判定是否符合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时所进行的利益比较， 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首先，人身权的价值应大于财产权。人身权大于财产权应当自然地包含下列含义：第一，本人的人身权大于他人的财产权，也就是说， 允许个人实行一定的行为，这种行为尽管损害了他人的财产权， 但同时保护了本人的人身权， 应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符合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第二，他人的人身权大于本人或者第三人的财产权，在鼓励牺牲他人财产权以保护本人人身权的同时， 也要鼓励牺牲本人或第三人的财产权以保护他人的财产权。其次，人身权当中， 生命权居于最高的地位， 优于其他种类的人身权。人身权的本质在于其与人身的紧密联系， 从而与财产权相区别。然而， 不同种类的人身权与人身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并不相同。一般来说， 人身权价值的大小， 取决于该人身权与个体人身关系的紧密程度，人身权与人身结合得越紧密， 该人身权的价值就越高，比如， 健康权与人身结合得比隐私权要更紧密一些， 因此， 其价值应比隐私权更高一些。财产权之间的比较， 以其价值大小为准当判定某一行为是否符合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时， 首先要看所损害或牺牲的财产权的价值是否小于所保护的财产权的价值。与前面所讲的生命权与财产权之间的比较相类似的是， 行为人在行为时对财产权价值所做的判断和比较， 也无须考虑财产权的归属者问题。国家安全和利益在所有法益中居于最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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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侵权行为债 保护缺陷

作者简介：许江涛（1975-），男，河南灵宝人，三门峡市委党校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侵权行为之债的概念和特征

侵权行为之债，顾名思义就是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侵权行为人而言，可称为侵权责任或侵权债务；对受害人而言，就是侵权行为之债。一般情况下，侵权行为之债主要是指因遭受侵权而获得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它与合同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等共同构成了债法体系。

侵权行为之债是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它首先是债权，具有债权的根本特征，明显区别于物权。其次是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在债法中有别于合同之债。其具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它是一种请求权。主要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它必须借助债务人的行为才能实现，债权人在债务人给付赔偿金之前，不能直接支配有可能作为赔偿金的债务人的财产，也不能直接支配债务人的行为，其实现途径就是直接或间接请求义务人履行义务。

2、它是一种相对权。它只能向特定之人主张权利，一般来说，债务人之外的一切人均对债权人不负履行义务，债权人也不得向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侵权行为之债的请求对象是特定和严格受限的。

3、它是由单方行为引起的。通常情况下，产生债权的原因与债权人的意志无关，债权人（受害人）只是因被动地受到侵害而获得的赔偿损害请求权，而且事先往往难以预防。

4、它是法定之债。侵权行为之债的发生不是当事人协商意思表示的结果，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且当事人不得预先免除加害人的赔偿义务。

二、现代民法对债权保障的弱化

原来，财产责任是以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债的担保。在时间上，对于债权人来说，债权未实现之前，永远存续；但现代民法制度为了衡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销弱债权人的过度强权地位，为债务人设置了一些保护制度，一是时效制度，二是债务不可继承性，三是有限责任制度，四是破产保护制度，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债权保障进行了弱化。

1、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保障的影响。无论时效制度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其作用是否存在，但它都准确无误地将债权人推向不利境地，给了债务人不主动履行债务的利益趋动和法律保护。该制度的本意是督促债权人及时行使债权，从而使债权及时得到实现，但在客观上却以巨大的利益诱使债务人不主动履行债务或拖延履行债务，再加上举证责任的因素，债务人往往不但不履行债务，而且还拒绝留下债权人主张债权的证据，致使债权人无论是否主张过债权都得在两年内或申请仲裁，极大地增加了债权实现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2、债务的不可继承性对债权人的影响。债务的不可继承性，是指债务人死亡后，债权人仅限于遗产范围内获得偿还，不得“父债子还”。债务人对债权人的负债，是债务人资产的一部分，债务人基于物权，享有支配权，是用于偿还债务还是用于扶养、教育子女（包含子女的奢侈消费）完全由债务人自己决定。由于亲情和利益的趋动，债务人一般优先选择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债务人子女的消费费用实质上是由债权人负担的，而贫困大学生的助学贷款都是需要偿还的，若债务一概没有继承性，有悖公平原则，并且在制度上造成鼓励以逃债为目的的举债消费，即举债消费时就没准备偿还的不诚信行为。

3、有限责任制度对债权人的影响。有限责任制是指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而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制是为了筹集资金设立具有高风险的公司而确立的制度，其具有减少和转移风险、鼓励投资、增进市场交易等功能。但存在如下重要缺陷：一是对债权人不公平。债权人通常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甚至对公司的内部管理一无所知，而一旦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蒙受最大损失的还是债权人。如果股东负有限责任，则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二是为股东特别是董事滥用公司的法律人格提供了机会。有限责任的存在，阻止了债权人对董事直接提出请求，这为董事利用公司的人格从事各种隐匿财产、逃避清偿债务等行为提供了保护。三是对侵权责任的规避。有限责任制度保护的是投资者的利益，其对侵权行为之债人的保护不够，不利于保护广大消费者和作为公司雇员的劳动者。

4、破产制度对债权人的影响。破产制度源于罗马法上的假扣押制度，即当债务人因不能清偿债务而逃跑时，扣押债务人的全部财产，由最高裁判官公告，公告经过一段时期后，若债务人不出面，债权人可以实际享有扣押财产的所有权或由财产管理人将财产变卖，按比例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务。 显然，破产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当由罗马法时期的无限责任的商人时展到现在以有限责任为基础的公司时代，破产制度成为一种故意逃废债务的工具。

三、债权保障制度对侵权行为之债保护的不力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现代民法设立有专门的债权保障制度。债权保障，就是对债权存续与实现的保障，具体包括对债权的实现给予保障和对债权的存续给予保障。债权保障不是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人们对于数项法律制度因其均具有保障债权的功能所作的概括和命名，其中最主要的是债的担保和债的保全。需要指出的是，债权保障制度主要是针对合同之债而设立的，侵权行为之债在该制度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1、债的担保

债的担保是指对于已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所提供的确保债权实现的保障。在我国具体包括定金、保证、抵押、质押和留置等。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的约定，由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订立时，或订立后、履行前，按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预先给付对方当事人的金钱。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其中，定金属于金钱的担保，保证属于人的担保，抵押、质押和留置属于物的担保，又称担保物权。定金在交付之前属于责任财产的一部分，担保物权以担保物的存在为必要，而担保物是从责任财产意“圈定”的特定物。可见，没有责任财产就不会产生担保物权、金钱担保。

债的担保是对债权人最有力的保护，但其主要适用于合同之债，对侵权之债的保障非常有限。在合同之债中，往往在债的设立时，债权人为保障债权的实现，就要求债务人设定担保，将担保作为主债务发生的前提条件，否则合同不能成立活生效。但对侵权之债来说，由于债权人一般事先不可预知侵权行为的发生，当然就不可预先设定担保，而侵权行为一旦发生，产生侵权行为之债后，再让债务人提供担保，就只有靠债务人的良知和诚信，而对于一个诚信的债务人来说，又没必要让其提供担保。因此，债的担保对侵权行为之债没有多少真正的保障作用。

2、债的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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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法律在对注册商标专用的保护上赋予了司法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样的强制措施权，虽然一个是司法强制措施，一个是行政强制措施，在性质上有根本性区别，但其对当事人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大致相当的。

由于保全证据，责令停业，查封和扣押被申请人财产的保全措施有可能会影响被申请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会导致一定的损失，为防止诉讼权利滥用和保护被申请人的合法利益，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人申请有误的，申请人应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造成的损失。申请有误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申请人故意伪造申请财产保全的条件，其目的在于干扰被申请人正常经营活动或出于恶意报复；第二，申请人诉讼决策失误，即申请人由于过失错误地对被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或者申请财产保全数额超出其实际有权请求的范围。出现以上两种情况，申请人都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法律规定了对于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申请。

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行政主体，有义务主动挖掘或根据举报发现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并加以调查处理，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法律行为，对涉案当事人的调查取证，证据保全，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都是基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观意愿而主动采用的，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该行政机关承担，对其因具体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则依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被错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当事人进行赔偿。也就是说即使在商标注册人或利害关系人错误地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举报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情况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要根据申请人的举报申请实施了错误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必须依法赔偿被行政强制当事人因财产查封扣押所遭受的损失，而对于错误地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举报的申请人，法律并未规定其赔偿义务，错误申请人一般很难受到追究和追偿，即使被申请人被错误执行强制措施而遭受重大损失，要求追究申请人的责任，也必须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或向行政机关申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无疑又会给刚刚受到打击的被申请人增加人力、财力、精力的负担，因而直接对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起国家赔偿是成本最低的选择，这样一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由于他人错误而“买单”的情形就会产生。

当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了保障公正执法。降低执法风险，会严格根据法律法规要求举报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申请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会对这些证据作相应的审查和判断。但商标权作为一种私权利在受到侵害时，绝大多数的举报人都是商标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他们所提供的证明材料都是合法和完备的，而他们作为商标侵权的指证人和鉴定人，其身份也是毋庸怀疑的，此时他们如举报指证某类商标侵权正在发生或存在，请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处置，工商部门是没有任何理由予以拒绝的，否则会陷入行政不作为的被动局面。至于对申请人申请行政强制措施的真正目的、动机等深层原因，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无暇亦无权作深入调查和分析。这就为工商部门应商标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埋下了隐患。

笔者在执法实践中就曾遇到过这么一种情形：

某公司向笔者所在地工商局举报有若干经营户销售假冒该公司注册商标的手写板，举报者提供了手续完备的商标注册证、公司委托书、鉴定人资格证等法律文件，请求工商局立即出动对侵权商品予以扣留。经工商执法人员对证书审查和上网比对，认定了举报者的合法身份和文书的真实性。遂在举报者的指引下。对几户涉嫌销售假冒产品的经营户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了一批手写板。但举报人迟迟不提品鉴定书。经工商人员数次催促，举报人才吞吞吐吐承认其实被举报人销售的手写板产品全部是正宗货，只不过这几个被举报人作为公司的商在利用同种产品在不同地域的销售差价，绕开从公司总部进货的渠道，直接从销售价最低地域进货拿到武汉销售赚取差价利润而已，是一种违反公司营销策略的“串货”行为。由于对这种“串货”行为没有行之有效的制止手段。公司不得已才想出这种方法，借用工商行政执法力量“教训”一下这些不听话的商。执法人员在狠狠批评了举报人的虚假举报后，急忙解除了强制措施，紧接着花费大量精力做了大量细致的安抚善后工作才平息了事端。避免了行政败诉的发生，而对身处外省的举报人却无时间精力去追究了。整个事件的发生、经过都符合行政执法程序，但结果却明显不公正!由于缺乏对权利申请人的有效法律约束，权利人毫无顾忌地滥用权利诱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成为其“打手”。不但造成了经营者的直接损失，还严重损坏了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权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严重浪费了行政执法资源。

而类似的事件不太可能在人民法院的诉讼案中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商标法》都规定了财产保全担保制度，一方面防止了被申请人转移、隐藏财产逃避债务。另一方面也防止了申请人错误申请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赔偿，充分体现了对诉讼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因而要求申请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提供担保，目的正是在于为被申请人的损失赔偿请求权提供诉讼制度上的保障和实现对诉讼各方的平等对待，确保民事诉讼形式公正的同时，也鼓励、支持当事人在诉讼各个阶段平等参与诉讼。此外。就一般公正而言，诉讼财产保全担保制度要求一方在申请财产保全的同时承担保障对方实体权利的义务，也体现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原则，使被申请人的实体权利得到一定保障。

反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商标侵权的行政处理模式中却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第一，在商标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查封扣押与侵权活动相关物品时，只防止了被申请人转移隐藏证据及相关财产逃避责任，而没有防止申请人错误申请给被申请

人造成损失不进行赔偿，事实上造成了对商标争议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不平等保护。第二，申请人在向工商部门申请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只需提供单方面的证据，不必顾忌错误申请的后果。被申请人一旦被错误采取强制措施而遭受损失，赔偿请求只能向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行政机关提出，而对错误申请人办法不多，实际上是将申请人应承担的保障对方实体权利的义务转嫁到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身上，将“依法”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工商部门拖下水。充当行政败诉和国家赔偿的“冤大头”。第三，就一般公正而言，申请人申请工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根本就没有承担保障对方实体权利的义务，申请人充分享受了《商标法》赋予的权利而没有履行保障对方实体权利的义务，双方在权利义务上的分配也是不公平。第四，作为私权利的商标权的侵权诉讼在由司法裁判的同时，法律又规定了行政处理和行政调解，从立法本意来看应视为是对司法裁判的补充，目的在于简化办案程序，提高法律效率。而目前法律体系中工商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并不具备裁判中立的身份。在依职权主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就已将自己身份与一方当事人混为一谈，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是极不公平的。有违裁判中立和处分原则，不符合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要求。

在此笔者大胆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商标侵权案件时，可以借鉴、引进财产保全担保制度相关理论。尝试在商标侵权案中对申请行政强制措施试行担保。其理论可行性有以下四点：第一。商标所有人或利害关系人在请求工商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时和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时。其申请方式，程序是大致相同的。第二，无论是工商部门应申请人请求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还是人民法院应申请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都应视为一种假扣押。假处分，都只是一种临时性、预防性的保障措施，对案件的处理只能通过调查、调解或当事人自行和解方式来解决。因此工商部门此时的行政强制措施和人民法院的证据及财产保全措施的性质和作用是大致相当的。第三，工商部门在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某类商标侵权正在发生或存在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虽然形式上是以工商部门名义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而实质上该行政行为大部分反映的是申请人的思想意志，这又和人民法院应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表现形式大致相同，第四，《商标法》同样赋予了工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的权力，这与人民法院解决商标纠纷的民事调解的工作方法也是一致的，

法律的精髓在于公平、公正，“失去了约束的权利会成为他人的灾难”。如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商标侵权案时能够有防止申请人权利滥用和保护被申请人合法利益的预防措施，要求申请人就商标侵权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提供担保，则上述案例中的情形完全可以避免，申请人在提请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前会慎重考虑自己的举报动机，举报内容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考虑到他人的生存空间，合理谨慎使用法律的强制力。工商部门在申请人提供担保后也可以放手工作，加快处置效率，尽快阻止或减少违法行为对当事人的损害。由于提供了担保，被申请人被错误采取强制措施后所遭受的损失有了赔偿保障，被申请人可以尽快得到补偿和安抚，因错案而产生的一系列损失和不良后果都可以减小到最小程度，即彰显了法律的公正性。又避免了纠纷和诉讼的发生，节约了行政资源，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调查处理商标侵权案件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不断扩大，频率不断增强。对当事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左右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强制措施影响力与司法强制的影响力越来越接近，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获取和损失意义重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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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证证明 证据保全 公证法

目前我国在民法方面实施证据保全的主体主要有两个，一是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保全，二是公证机构，按照《公证法》的规定进行诉前保全，也称非诉讼保全。保全证据公证是我国公证机构的一项传统业务，通过公证机构对那些容易灭失或者难以取得的证据进行提取、收存、固定，可以有效防止证据的灭失，为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及时解决纠纷和诉讼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据，对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里要区别公证证据保全与证据保全公证这两个概念，首先应该认识到两者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公证证据保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公证机构主动依据职能和权限介入民事或经济活动，对具有法律意义的证据实施保全。在这里，它的角色定位不同于公证机构作为第三方对当事人或申请人的证据保全予以证明的证明职能。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根据《公证法》第2条的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通过解读概念，我们可以推知“证明活动”是主体以第三方的地位对活动进行证明，典型的如证据保全公证。又根据《公证法》第11条的规定，证据保全为公证的事项之一。从法条语义解释的角度，将这两条规定联系起来，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证据保全公证是公证机关对证据保全这类特定行为的证明活动。也就是说，在这里证据保全仅仅作为公证机构所开展的众多证明活动业务中一个对象或客体，而这种活动是当事人或申请人实施的，而不是公证机构。

而这里重点强调的是“公证证据保全”，也就是公证机构主动进行的证据保全职能，对于作为公证传统业务的对申请人证据保全或取证行为的证明，称之为“证据保全公证”。区分两个概念体现了公证机构的两种不同职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为了更加系统的阐述公证证据保全和证据保全公证的异同点，现把两者特征归纳如下：其一，从角色定位看，公证证据保全是公证机构依照职能主动采取的一种行为，保全对象为解决纠纷有意义的证据。证据保全公证是公证机构作为第三方对当事人或申请人实施的证据保全行为和事实的公证证明；其二，从本质讲，公证证据保全是一种与诉讼证据保全相对等的直接的证据保全方法。而证据保全公证虽然也具有保全的意义，但不是一种直接的保全方法，而是对直接保全一种间接证明，是一种公证行为，对申请人取证事实、行为和过程的证明，而非公证证据保全行为。其三，就职能而言，公证证据保全是公证机构的一项事务，而非公证事项；而证据保全公证则是将申请人或当事人的证据保全作为证明活动的对象，是公证事项的一种，相应的在适用法律上，证据保全公证应当适用于一般证明规范；而公证证据保全作为新兴领域，显然不能直接用旧的证明规范来约束和调整，这就需要在制度上、法律上为公证机构合法实施证据保全提供新的方便。当然两者之间也有重合和关联，我们在证据保全公证中遇到的诸多保全方式、方法等技术性问题也会体现在公证证据保全中。由于两者性质、地位的不同从而影响到他们在诉讼实践当中的使用效力，因而法院对于公证机构对证据保全的公证证明与公证机构的证据保全的审查和判断标准也应不同。 对于《民事诉讼法》中对以公证机构为主体的保全规定的空白，已经给诉讼中对保全证据公证书的采信造成诸多限制和障碍，都亟待解决。

由于实务中长期的误导，我们常常把作为公证事项之一的证据保全公证和公证机构独立实施证据保全的职能这两个概念相混淆。按照中国公证员协会的规范性文件―《办理证据保全公证指导意见（修订）》的表述：“保全证据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该意见相当明确地将公证机构自己的证据保全行为与对证据保全行为的证明活动区分开来了，这在内涵上就与《公证法》对公证职能的一般定义有所出入。如果根据《指导意见（修订）》第2条的规定这一表述，保全证据公证就应该涵盖两类行为，一类是公证机构依法律赋予的职责独立并主动的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的行为；另一类是居中、间接的以第三方名义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行为。十分明显，《指导意见》第2条通过“或者”这种连接词将两类行为区别并对立起来，并且在表述上将后一类行为明确界定为证明活动。这种表述实际上将公证机构主动的对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的行为排除在一般证明活动之外，构成一种独特的法律行为。那么在理论上这种不同于证明行为的法律行为究竟为何种性质的行为？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法解释学上《公证法》第2条“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这种把公证界定为“证明活动”的是否仅仅局限于字面解释呢？对它可否作扩大解释呢？如果是封闭性、排他性的界定，则所谓“公证行为”就只能是一种对客观对象的证明活动，否则就不可能是公证行为。如果这样，《指导意见（修订）》第2条将对证据、行为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的行为排除在证明活动之外，就与证据保全公证概念的字面含义完全不相容了。但如果我们对《公证法》第2条规定的证明活动作开放式或广义的解释，即除了将证据保全依然作为公证机构证明的对象或客体外，将由公证机构主动介入到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的行为划归证明活动中时，在理论上就对公证证明活动构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解释，从而将公证机构提取、收存、固定、描述的主动行为作为广义证明活动的组成部分，使其成为狭义证明活动的对象―证据保全公证证明的前提行为或附随部分。这样的广义理解其实是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因为公证机构所主动进行的提取、收存、固定、描述行为，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更好地证明法律行为或事实的实际作用。

虽然根据《指导意见》第2条的规定，公证机构直接实施的证据保全确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公证机构由于职能权限和行业定位的限制，目前尚不能完全实现这一职能。那么是否公证机构的行业活动和职责是否仅仅限于证明活动？显然不是，公证机构除了实施法定证明活动之外，还具有实施非证明活动的权限。《公证法》第12条规定，公证机构还可以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办理下列事务：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证机构登记的事务；②提存；③保管遗嘱、遗产或者其他与公证事项有关的财产、物品、文书；④与公证事项有关的法律事务文书；⑤提供公证法律咨询。虽然公证机构的主要事务和法定职责依然是证明，这些事务目前尚属公证机构的附随性事务，但法律之所以赋予公证机构这些职责，恰恰在于这些事务与公证事项的关联性。例如，公证机构对与公证事项有关的遗嘱、遗产的保管就是如此。由此类推，法律上当然的会将公证机构的证据保全行为直接、明确地规定为公证机构的法定事务之一，明确赋予公证机构证据保全的职能。

随着中国法制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加之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以及诚信缺失，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公证机构作为监督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进行保全，对公证机构的直接的、主动介入的公证证据保全的社会需求将不断加大。其实从实践来看，大多数名义上的证据保全公证行为实际上往往是公证机构对证据的直接保全行为，而非证明行为。在实践中若要真正发挥公证证据保全的便利、快捷、有效性，首先就应该使公证机构树立高度公信力和制度规范体系，其中制度建设方面关键是防止滥用证据保全，在办案中要坚持取证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充分考虑证据保全的必要性，杜绝违法的公证证据保全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发挥公证的效能。

参考文献：

[1]曲向东.为保全证据公证写进民诉法做好准备[M].中国公证，2012（10）.

[2]张虎威.保全证据公证新兴业务初步研究[J].公证研讨，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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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位执行的性质

代位执行究竟属于何种执行制度？对此学者们的见解各异，主要有三种观点：（1）继续执行说，认为代位执行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继续执行制度”的体现。谓“继续执行制度”，是指《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的，“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221条、第222条、第223条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第223条所称之：“被执行人其他财产”应当包括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所以，代位执行是“继续执行制度”的表现之一。（注：王永建：《试论对被执行人债权执行程序》《法学与实践》1993年第2期、傅明亮《代位执行若干问题探析》《法学》1997年第9期。）（2）协助执行说，认为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本无债权债务关系，是“由于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才使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建立了联系”，“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不是基于被执行人的委托代为履行，而是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一种行为。”（注：王伟良：《谈执行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条件及具体操作》《法学》1996年第9期。）（3）债权保全执行制度说。认为“申请执行人提出代位执行申请的目的在于对第三人的财产获得执行名义人而实现自己的债权。”其本质是债权保全权能在执行中的体现。（注：谢春和、黄胜春：《代位执行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现代法学》1995年第6期。）

我不能认同上述任何一种观点。首先，代位执行并非“继续执行制度”的体现。《民事诉讼法》第233条规定的“继续履行”与其说是一项制度，不如说是对执行工作及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要求。按诉讼法规定，执行工作应当连续进行，直至完成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这是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力的体现。其间除非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得终结执行。一般执行程序不同于破产还债程序。破产还债程序以破产人之破产财产清偿破产债权。破产财产全部分配完毕，破产还债程序即告终结，未获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但一般执行程序之被执行人应按执行名义的内容履行义务，直至完全清偿，不因一时不能清偿而免除义务。人民法院在采取《民事诉讼法》第221条、第222条及第223条规定的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清偿债务的，不属于第137条规定的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被执行人必须继续履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申请执行人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有权随时请求法院执行，其目的在于发动申请执行人的主动性，配合法院完成执行任务。然该项规定本身并不包含代位执行的内容。代位执行是一种执行方法。将执行要求等同于执行方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持“继续执行说”的人认为，民事诉讼法所称“被执行人其他财产”包括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这样的解释没有法律依据。财产，是财产权利的标的。《民法通则》规定的财产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可见，财产是财产所有权的标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财产是指民事主体享有所有权的有体物，不包括无形财产和权利。（注：佟桑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就《民事诉讼法》第221条、第222条及第223条规定的执行措施看，所谓“被执行人的财产”仅指存款、收入及其他可供查封、扣押、变卖、拍卖的动产、不动产。与民法规定的“财产”的内涵一致。第233条在内容上承接上述三条，该条所称“被执行人其他财产”当还超过上述财产范围。况且，《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对无形财产及权利的执行措施。将“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扩大解释为包括被执行人债权在内的“财产权利”是不妥当的。

其次，代位执行亦非协助执行制度。协助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和执行当事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依照法院通知，协助法院执行人员完成执行任务的制度。协助执行通常发生在执行标的物由该单位或个人占有、使用、保管等情形，表现为协助法院扣留、提取储户存款、扣留、提取本单位职工的工资收入、交出保管的执行标的物等等。协助执行是法律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规定的义务，与生效法律文书对被执行人确定的义务有本质上的区别。协助执行人协助法院进行执行工作是履行法定义务，而非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协助执行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与代位执行的两大显著区别：（1）协助执行人并非执行当事人、而代位执行中的第三人在接受强制执行时，已处于被执行人地位。第三人在执行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均与协助执行不同。（2）协助执行的结果是协助法院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并不是对协助执行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代位执行的结果是对第三人的财产强制执行。因此，代位执行不属协助执行制度。

债权保全执行说的理论基础在于债权保全理论。代位执行确以债权保全权能之一-债权人代位权为特征。但代位权并非代位执行的性质，而是申请执行人代位执行的条件。债权保全本身并不是代位执行所追求的目的。债权保全的功能在于排除债务人不当行使权利或怠于行使权利给债权实现造成的障碍，保证债权将来得以实现。债权人代位权虽表现为债权人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但结果是实现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债权，而非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第三人须向被代位人（债务人）为清偿，而不是直接向债权人为清偿。代位执行是在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后，仍不能满足申请执行人的权利时所采用的执行方法，其目的就在于满足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而不仅限于排除权利实现之障碍。当然，代位执行须以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有代位权为前提。故代位权成为发动代位执行的条件。“债权保全执行说”的缺憾在于没有抓住代位执行的本质特征。

学界对代位执行性质认识上形成误区，与我国民事执行法不完善、不详尽有关。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针对不同执行客体设立了各种执行措施，如对存款设查询、冻结、划拨等方法；对其他动产或不动产设扣押、查封、变卖、拍卖等方法，但因条文简约，难免有疏漏。最明显的是遗漏了对被执行人债权和其他财产权利的执行措施及执行程序。纵观民事执行法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制定单行强制执行法的日本及我国台湾，还是诉讼法、执行法合一的德国，其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总则，规定执行程序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二是执行措施，针对执行客体分别设各种执行措施及其程序。分为：（1）对动产的执行。（2）对不动产的执行。（3）对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的执行。（4）对被执行人行为的执行。（5）财产保全的执行等。其中：“对债权及其他权利的执行”部分规定了代位执行方法。由此可见，代位执行并非一种普遍适用于各种执行程序的一般执行制度，而是专门适用于对被执行人债权及其他财产权利执行的执行方法。

正确认识代位执行的性质，对代位执行立法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代位执行法律制度的正确构建，至少在立法体例上可以确定，代位执行应规定在执行措施部分，而不是同协助执行等执行制度一样规定在总则之中。

二、代位执行的特点

作为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方法，代位执行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执行客体、执行法律关系及执行程序三个方面。

1.执行客体的特殊性。通常情况下，强制执行的客体是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行为。财产包括金钱、收入及其他动产、不动产。行为即被执行人依生效法律文书应当为或不为的行为。如交付动产或不动产、办理登记、停止违章搭建等等。而代位执行的客体不是有体物、亦不是行为、而是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如甲申请对乙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80万元贷款之清偿，而乙既无现金、又无其他动产、不动产可供执行。但乙对丙享有货款债权100万元。代位执行就是甲申请执行乙对丙的债权，就乙的100万元债权获得清偿。

2.执行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审判程序中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法律关系主体有承接性和连续性，诉讼当事人即为执行当事人。然而在代位执行中，出现原诉讼当事人以外的，新的执行法律关系主体，即第三人。第三人参加到执行程序中来，履行债务，或其财产、行为被强制执行，处于被执行人地位。尽管在一般执行程序中也会出现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加，但与代位执行中第三人参加执行法律关系是不同的。执行当事人的变更如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遗产由继承人继承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变更该继承人为被执行人。（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274条。）执行当事人的追加如第三人为被执行人提供执行担保的，被执行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限届满后仍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270条。）变更执行当事人是以新的当事人承担原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原当事人不复存在，不再是执行法律关系主体。追加当事人是被追加的当事人与原当事人共同履行义务。但代位执行第三人参加执行程序既不是执行当事人的变更-被执行人依然存在，仍是执行法律关系主体；也不是执行当事人的追加-第三人并非与被执行人共同履行义务，而是单独就自己所负债务为清偿。这是由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第三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所决定的。第三人是被执行人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是申请执行人的债务人。第三人本与申请执行人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既不是与被执行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是被执行人的担保人，更不是被执行人的继承人。使得第三人参加执行法律关系的不是执行当事人变更或追加的结果，而是申请执行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

由于第三人的参加，代位执行法律关系出现变化。原执行程序中，本只存在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分别与法院形成的执行法律关系。第三人参加后，形成法院与第三人之间新的执行法律关系。而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加只是执行主体的“新老更替”或人数的增加，不形成新的执行法律关系。以图示区别代位执行法律关系（图a）和执行当事人变更与追加后的执行法律关系（图b）如下：

附图{图}

代位执行第三人与被变更、被追加的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在执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均有不同。例如代位执行第三人有异议权，只有在第三人不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才能对其强制执行。被变更、被追加的执行当事人无此权利。代位执行第三人在执行法律关系中相当于被执行人地位。被变更的执行当事人承担原执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原执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一致。被追加的执行当事人成为共同执行当事人、与被执行人或申请执行人共同承担权利与义务。

3.执行程序的特殊性。首先，代位执行程序包含一个财产保全程序：为防止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须禁止第三人向被执行人为清偿，禁止被执行人受领第三人的清偿。其次，代位执行程序有第三人抗辩程序的设计。第三，第三人须直接向申请执行人为清偿，或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的结果应由申请执行人受领。这是代位执行与一般情况下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其结果由债务人受领不同之处。

三、对第三人迳行执行的执行依据

执行必须以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强制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有合法根据，这是民事执行法基本原则的要求。申请执行人所申请进行的执行程序，其执行相对人以被执行人及既判力所及之第三人为限。一般之第三人对于该项执行并无直接受领的义务。在代位执行中，被执行人尚未取得对第三人的强制执行名义，申请执行人据以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只对被执行人有效，那么对第三人迳行执行的执行依据是什么？有人认为是人民法院向第三人发出的履行到期债权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注：同注[4]谢春和文。）多数人认为应该由法院执行组织制作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执行裁定）送达第三人作为执行依据。（注：李霞：《代位执行的适用条件及其立法完善》《法学杂志》1997年第5期，赵钢、占善刚：《代位执行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1期，傅明亮：《代位执行若干问题探析》《法学》1997年第9期学。）我以为均不妥适。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无论履行通知还是执行裁定，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可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包括以下几种：（1）民事判决书、调解书；（2）具有财产执行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3）支付令；（4）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书；（5）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6）公证债权文书；（7）承认和同意协助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及外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裁决书。尽管从发展趋势上看，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将会进一步增加，但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第二，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的作用在于通知执行当事人，确定执行措施，保证执行工作顺利进行等等，是辅法律文书，本身并无执行力。第三，《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并规定在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制作裁定。可见，在执行程序中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履行）通知及制作执行裁定，是所有执行程序必须的过程，并非代位执行独有。《规定》第61条、第65条所规定的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虽然在内容上有特殊之处，但性质未变并未特别规定赋予这两种法律文书以强制执行力。因此，把履行通知和执行裁定作为对第三人的执行依据于法无据，超越了这两种法律文书的功能。

台湾强制执行法于1975年修订时增设代位执行制度。在此之前，台湾最高法院（1933年第1167号）判例认为，申请执行人仍须通过代位诉讼或收取诉讼（注：收取诉讼：申请执行人以执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之权利为诉讼标的提起的诉讼，旨在获得向第三人收取债权的名义。德国民事诉讼法对此有规定。）对第三人取得执行名义，始得申请法院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后立法者鉴于第三人之不声明异议，多系承认被执行人债权存在。为免除申请执行人另行起诉之烦累及助长该第三人轻视执行命令之心理弊端，乃增加对第三人迳行执行之规定（台湾强制执行法第1107条第2项）。（注：参见陈荣宗：《强制执行法》（台）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564页。）对此台湾理论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对第三人迳行执行可增进执行效果，避免讼累，并可对遵行命令之第三人显示执行功能、此项规定并无不妥。（注：参见林shēng＠①格：《强制执行法理论与实务》第511页。）多数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对第三人迳行执行所依据的执行名义不明。认为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之有无债权存在，或债权额范围如何等客观事实未经法院审判程序加以判断，即依执行机关命令而成为确定权利状态，在学理上难于想象。“盖未分清执行机关之执行权与审判机关之审判权也。”（注：同注[11]陈荣宗书，第564页。）为解决这一难题，陈荣宗先生设想了一个改进代位执行程序的办法：改由民事审判庭核发变价命令（即执行令）。具体操作过程是：在申请执行人提出代位执行申请后，执行庭即发扣押命令，禁止第三人向被执行人为清偿。申请执行人凭扣押命令向民事审判庭申请核发执行令。第三人于收到执行令之日起指定期限内不声明异议的，该执行令发生与确定判决同等之效力，作为向第三人强制执行之执行依据。申请执行人应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令。由于原执行法院不一定是有管辖权的法院，故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宜与原执程序分开、另案办理。（注：同注[11]陈荣宗书，第565页。）应该承认，这一设想颇有道理：既可弥补对第三人迳行执行缺乏执行名义之缺憾，又可避免执行机关越权审理实体问题之悖论。我以为，这种设想大概受督促程序之启发，其实是在执行程序之外附加一个督促程序。与督促程序相比可以发现：执行令与支付令出如出一辙、核发命令的程序分毫不爽、第三人异议成了债务人异议。然而这一过程并不能克服程序繁琐之弊病：（1）增加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不仅要向执行组织提出申请，而且要向审判组织提出申请。而对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民事审判庭亦不作实体审查即发执行令，一方面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仍不能获审判程序之认定，另一方面又陷入审判庭越权核发执行命令之悖论。（2）增加第三人抗辩机会。第三人不仅可以对扣押命令提出异议，还可以对执行令提出异议。即便怠于行使对扣押命令之异议权，仍可通过对执行令提出异议而取得同样效果。对申请执行人而言有失公平。（3）对第三人执行程序另案办理，不仅增加法院执行机构工作负担，而且还要解决如何与原执行程序衔接等问题。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种设想可操作性不强，不符合执行工作的实际。

依余管见，对第三人迳行执行无需另外取得执行名义。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的执行依据正是申请执行人据以对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乍一看这个命题是荒谬无稽的-对被执行人的执行名义是确定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生效法律文书。（为论述方便，在此专指生效判决。）根据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判决的效力仅及于当事人，及判决承担权利义务的第三人。法律原则上不允许任何人都受自己并不参与的诉讼结果的拘束。当事人不得以对自己生效的确定判决向任何其他第三人主张判决效力、不得以对自己的确定判决为执行名义，向法院申请对第三人强制执行。

但是，判决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判决不产生任何对外效力。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为保证判决的确定统一性，保障判决所确认的权利得到实现，承认判决的对外效力，即对当事人以外的特定第三人生效。理论上称之为判决效力的扩张。判决的效力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既判力。指对确定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实体法律关系，当事人不得声明不服，或另行起诉。（2）约束力。指确定判决对当事人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当事人应遵照确定判决的内容实现权利，履行义务。（3）执行力。指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判决效力的扩张可以表现为既判力的扩张和执行力的扩张两种情况。既判力的扩张是指生效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和实体法律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特定第三人不得声明不服，或另行起诉。执行力的扩张是指当事人得以生效判决为依据申请对特定第三人强制执行。其结果是承认将关于对某人或对某人的债权的确定判决转用于对他人或他人的债权强制执行。判决效力扩张的典型例子是：当事人死亡、继承人继承其遗产的，也承担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判决效力扩张及于该继承人。

判决效力的扩张以律有明文规定为前提。日本分别在民事诉讼法和强制执行法中规定了既判力的扩张和执行力的扩张。《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1条规定：“确定判决对当事人、言词辩论终结后之承继人或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之利益而占有请求标的物者，有其效力。”《日本强制执行法》第23条规定：“根据公证债权文书以外的执行名义进行强制执行，可对执行名义所表示之当事人，执行名义所表示之当事人为他人作当事人者其本人及在执行名义成立后本条前两项所规定的人之承继人或为他们进行。”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01条对既判力的扩张也有规定：“确定判决除当事人外，对于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之继受人者，及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之标的物者，亦有效力。对于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亦有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判决效力的扩张性。但《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判决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体现了既判力扩张性。第212条规定的对执行担保人的执行，及第213条规定的对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承受人的执行，体现了执行力的扩张。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更有进一步的规定。（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0条～第274条。）

既判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执行力的扩张。但执行力的扩张不以既判力扩张为前提，有时没有既判力的扩张而有执行力扩张的情形，如追加连带债务人为被执行人，或追加执行担保人为执行人等等，代位执行也是其中一例。申请执行人得以对执行人的执行名义申请对第三人强制执行的原因，就在于该执行名义的执行力在一定条件下扩张及于第三人。

代位执行之执行名义的执行力扩张的理论基础源于债权人代位权理论。代位权是债权固有的保全权能之一。在一定条件下，债权人可以取代债务人，直接向债务人的债务人（即第三人）主张权利。生效判决等执行依据是确定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文书（有的国家法律也称之为债务名义。）执行依据的效力是以债权效力为基础的，这不仅表现在效力的内容上，也表现为效力的范围上。当债权发生对外效力时，执行依据的效力也发生对外效力。债权对外效力所及之第三人，也就是执行依据执行力扩张所及之第三人。简单地说，因申请执行人行使代位权，使执行名义的执行力扩张至第三人，申请执行人得据以申请对第三人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