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推理和逻辑推理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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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逻辑推理 经验推理 分析推理 辩证推理

一、法律推理的起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制度实践兴起于英国，与其法律传统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推理在狭义上，是指以英国为代表的判例国家自17世纪以来司法审判判决书的判决报告制度。这种称为法律推理的判决报告一般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详细叙述，控辩双方的主张和辩论的综述，常常还会有法官对自己判决的正当理由所陈述的观点，以及对诉讼双方的特殊判决的陈述。

二、形式主义法律推理与逻辑推理说

（一）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主义法律推理便萌芽发展了，它是第一个制度形态的法律推理形式

具有“独立自主性”，“形式正义非实质正义”，“正当性、合理性”的特点。“独立自主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一是法律规范的内容不再是政治思想或宗教观念的机械重复；二是成立了专门负责审判的国家机构；三是法律推理不同于科技推理或政治思想推理，四是法律职业形成了具有法律人特色的的活动方式、教育培养方式。“形式正义非实质正义”指把普遍的、一贯的规则作为正义的基本理念，并认为选择适用的法律规则只有不包括价值判断，其推理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正当性”就是要证明推论是按照普遍的、统一的法律规则作出的。

（二）逻辑推理说是18-19世纪在西方法律界占统治地位的法律推理学说，它是形式主义法律推理说的代表性学说

逻辑推理说是由英国分析法学派创始人奥斯丁开创的，其理论观点为，法官通过查找和发现适用案件的法律规则并运用演绎推理便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机械的法律推理观念要求法官不以个人价值判断干扰正常的法律推理活动。它是法治理念的体现，法治理念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法律规定）与小前提（案件事实）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三、经验法律推理说

经验主义法律推理说是对逻辑推理说的否定，现实主义法学派和新实用主义法学派就是采用这种法律推理观。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弗兰克、霍姆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对逻辑推理说的“僵硬性”的批判，第二阶段是以佩雷尔曼、波斯纳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法学对逻辑推理学说的批判。

休谟，“每个结果都是与它的原因不同的事件。因此，结果是不能从原因中发现出来的，我们对于结果的先验的拟想或概念必定是完全任意的，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结果，依照理性看来，也同样是不矛盾的、自然的。因此，我们如果没有经验和观察的帮助，要想决定任何个别的事情或推出任何原因或结果，那是办不到的。”休谟的经验论对现代法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在现实主义法学，新实用主义法学的理论观点中都可以找到休谟思想的影子。

（一）现实主义法学派以“经验”为武器的对逻辑推理说进行批判

霍姆斯法官提出了“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格言。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指形式主义法律推理的三段论演绎推理，即大前提加小前提得出结论。所谓经验，包括“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甚至法官及其同胞所共有的偏见”。

（二）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分为“规则怀疑论”，以卢埃林为代表，和“事实怀疑论”以弗兰克为代表

“规则怀疑论”者怀疑在案件事实确定后，纸面规则能否有效的用来预测法院判决，“事实怀疑论者”认为，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主要由于于初审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

卢埃林“在我看来，那些司法人员在解决纠纷时的活动就是法律本身”。弗兰克“不管纸面上的规则如何精确和固定，但由于判决所依据的事实是捉摸不定的，要想准确的预测判决，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法学完全否认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法律规则、法律原则，认为法律只是针现实中的具体权利义务的活的规定，而不存在一整套法律规范体系。它试图用“行动中的法律”概念代替分析法学“本本中的法律”概念。它积极的一面为，法官可以不用机械的选择适用的法律规则，法官个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得到了最广泛的发挥和认可。

（三）比利时哲学家佩雷尔曼1968年提出了他的称为新修辞学的实践推理理论

佩雷尔曼认为新修辞学是对收听者或阅读者进行说服教育的一种活动，运用的手段是语言和文字。形式逻辑是手段的逻辑，它只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两种论证方法，为了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引人了新修辞学的实践推理理论，它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佩雷尔曼认为，新修辞学的许多方法“已被法学家长期在实践中运用，法律推理是研究辩论的最理想的场所。”他认为，在有关法官判决的司法三段论的法律思想支配下，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是对法律的三个要求。但是，当一个法律不能满足这三个要求时怎么办呢？法官必须通过解释消除法律规则的含糊不清，防止不同法律规则的相互矛盾冲突，必要时还要由法官通过解释法律或创制判例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漏洞。这些智力手段就是是辩证的法律逻辑，问题涉及对法律实质内容的而不只是形式推理。应用这种辩证的法律逻辑，必须要求法官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推断任务。这些价值应该是公平公正合理的，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和有实际效用的。

（四）新实用主义法学家波斯纳1990年在《法理学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新经验推理说

波斯纳在对逻辑推理说的批判中认为，不能完全否定逻辑推理说，演绎逻辑的三段论推理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可预测性、统一性和法治原则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逻辑推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限于解决简单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对于那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宗教伦理道德问题的案件，逻辑推理就力所不及了。在法庭辩论等场合，仅凭逻辑推理不能判断相互对立的论点中的那一方的论点是正确的。所以，他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以补充。实践理性被理解为当运用逻辑推理寻找不到适合的法律规则时所使用的多种推理方法。

四、理性重建的法律推理学说

麦考密克把法律推理当作实践推理的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批评了极端理性主义，他认为，法律推理是理性与实践的结合。他是通过一系列真实的案例来展开、说明并论证自己的观点的，其中也包含了理论上的论述。他称这种研究方法为“理性重建”。除了形式正义的要求外，法律推理还有一致性和协调性的要求。一致性要求是指确定某项法律规则是否适用于案件时（即该规则是否为法律的一部分），或者根据不同的法律解释，不同的事实分类在两个规则中选择其一时，决对不能同这一法律体系中的其他任何法律规则发生矛盾。协调性的要求是，即使不发生逻辑上的矛盾，在法律推理中也不应该提出一个同该法律体系中的其他规则不配合，不协调的规则。后果推理问题本质上是法律推理的目的论问题。如果按形式主义和逻辑推理说的观点，法官只要不违反演绎推理的规则，他所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法官不必考虑他的决定是否符合实质正义，是否符合人类理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法官没有向社会负责的义务，他的义务只是向法律负责。至于法律规则是否合理，是否刻板，那是法律制度设计者的事情。但是，按照后果论的观点，法官必须考虑实质正义的问题，必须考虑自己法律推理的社会后果。如果没有可以适用的法律规则，法官就应该根据价值，伦理道德或者财富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等原则作出决定，这就是法官的价值判断。

五、法律推理方法的分类

（一）博登海默：分析推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辩证推理

1.演绎推理：逻辑形式就是“规则加事实产生结论”，即大前提加小前提等于结论。演绎推理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理方法过于简单，而现实的法律问题是复杂的，决定演绎推理只能在处理简单案件中发挥作用。二是在大小前提都虚假情况下，而推理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所有的希腊人都是聪明的，苏格拉底是希腊人，所以苏格拉底是聪明的。可见，三段论的有效性主要不取决于推理的逻辑形式，而是取决于推理的依据即大前提、小前提的真实性、有效性。演绎推理的大小前提的真实性、有效性需要推论者自己去寻找。发现大前提的解释推理令所有的研究者感到头痛因为它主要依靠价值判断和政策分析，逻辑方法在其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而确定事实的真实性完全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2.归纳推理：其基本逻辑形式是：A1是B，A2是B，A3是B……An是B，所以一切A都是B。归纳法在确定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时常常遇到两难处境，一是在从大量的判例中发现许多的可能适用的一般法律规则时，不能确定适用那一个法律规则最好，二是在从大量的判例中发现一种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时，仍然不能确定将这一规则适用于当前的现实中案件是否为最好。归纳推理本身具有局限性，与人们在法律推理中被这种局限性误导而得出错误结论是两回事，在这方面，霍姆斯曾经指出，法律形式主义在运用归纳推理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把归纳所需要的原始资料看做是不含时代因素、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抽象的东西，把从中归纳出的法律原则视为欧氏几何那样的僵化定理。在运用归纳推理解释判例或成文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个忠实原意和发展创新的问题。由于归纳推理不可能对某类事物或现象进行全部考察，所以它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它的结论具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归纳推理方法实际上常常作为演绎推理的一种补充工具。

3.类比推理：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逻辑形式是：A事物具有属性1、2、3、4，B事物具有属性1、2、3，所以，B事物具有属性4。类比推理方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是：A规则适用于B案件，C案件在实质上都与B案件类似，因此，A规则也可适用于C案件。类比推理与从判例出发的推理联系最密切。有学者认为判例学说下的推理主要是通过类比进行的。它有三个步骤：（1）识别一个适当的基点，即对本案来说最具权威性的判例。这个基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后来的案件否决，“否决的案件就取代被否决的案件成为后来这类案件的具有权威的基点，从而改变了法律。（2）描述基点情况与问题情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3）判断事实上的相同点重要，还是不同点重要。即是应该依照判例，还是应该区别判例。类比推理同时兼有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一些特征，关于类比推理的局限性，象归纳理论一样，它所揭示主要是法律推理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引起这种结果的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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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实质法律推理；法治；公正

形式法治是我们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法官来说，坚持形式法治绝不等同于拒绝实质的司法推理。准确理解和运用实质法律推理方式，可以实现司法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最佳结合。

一、实质法律推理注重司法裁量结果的实质正义

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中最常用的方法，作为一项独特的法律技巧，法律推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发现关于法律推理的应用甚至可以上溯至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残存司法判决中。 依据推理是否符合推理的形式逻辑性，人们通常将法律推理分为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当然，不同学者对这两类推理的名称使用及其具体内容的理解略有差异。如博登海默将法律推理分为分析推理和辩证推理，分析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指的是解决法律问题时所运用的演绎方法（有时对某个模棱两可的术语所做的解释来补充）、归纳方法和类推方法；辩证推理（dialectical reasoning）则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做出了回答。……通过提出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和合理的论辩去探索真理。 昂格尔将法律推理划分为“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和“目的性或政策向导的法律推理”，在昂格尔看来，当仅仅借助于法律规则来推导判决结论时，就是形式主义法律推理，相反，如果不是机械地运用法律规则而是追求法律规则背后所隐含的立法目的，此时的法律推理就是目的性或政策向导的法律推理， 即实质法律推理。麦考密克则将法律推理区分为演绎推理和后果主义推理，在他看来演绎推理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的特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是用确定的语言表述的，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能给出精确的结论。而一旦演绎推理的两个局限显现出来，需要对被选的裁判规则进行权衡时，后果主义论辩就会成为法律论证的一个关键因素，后果主义论辩则是指可供选择的裁判规则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予以审慎考量，以权衡利弊。 而波斯纳关于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的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他认为 “形式指的是法律内在的东西，实质指的是法律外部的世界。” 其所谓“法律内部的东西”就是指法律规范本身相对于某一具体案件而言，其含义清晰明确，案件事实无可争辩地为规范中的法律概念所涵摄，而所谓“法律外部的世界”就是不属于法律规范本身而需要诉诸于伦理、道德、政策、宗教、公众意见等等进行论证和决断的内容。上述学者关于法律推理的划分虽然在分类的名称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则都是将法律推理分为了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两种。

在法学史上，以普赫塔等为代表的概念法学派，以麦考密克、伯顿为代表的制度法学派以及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等主张，法律推理就是普通的逻辑三段论在法律适用中的机械运用，坚持“法律的逻辑自主性”，鼓吹“法典万能主义”。但是，司法实践很快就证明法典万能论和司法的逻辑自主性不过是一种司法幻想，学者们也很快看到了单纯的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由此也产生了为实质法律推理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法学、利益法学派、自由法学等价值法学观点。如赫克就指出，“法官活动的论理，不属于认识思维的论理，而属于‘情动思维的论理’。其理想，不在于各种思维结果的真实性，而在于思维结果的生活价值或利益价值”。 佩雷尔曼则提出“有法司法”和“无法司法”相互平衡的问题，认为法官不是计算机，所以必须进行判断，而且判断就必须实现社会价值和公共秩序的等多种因素的平衡和综合， 等等。

比较可以看出，形式法律推理注重根据一般性的法律规范推导出判决结论，它注重严格按照确定的形式逻辑，通过演绎、归纳和类比等结构形式进行推理，它追求的是结论的确定性，注重推理的形式结构，而与内容关系不大，无涉价值判断。而实质法律推理，则注重根据法律或案件事实的实质内容依据一定的价值理由进行分析、评价，并最终得出案件结论，此种推理追求的是案件的实质公平，对推理过程中的形式结构的要求并不高。形式法律推理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具有结论的确定性，在运用形式法律推理的过程中，不掺杂或介入其他的非法律因素，不因人而异，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案件事实，会选择相同的法律规范，最终得出相同的结论。形式法律推理结论的确定性主要与推理的形式结构有关，而与内容关系不大。而实质法律推理不以或不仅仅以某一确定的法律条款作为推导依据，还必须以一定的价值理由作为隐含的或者显现的附加依据进行推理。因此，实质法律推理是一种涉及实质内容和一定价值理由的非形式的推理，法律推理的形式在实质法律推理中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因素。

当然，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主要表现为，如都是为法律适用服务的，最终目的都是解决争议或纠纷；二者的适用步骤大致相同。都要经过确认案件事实、寻找并确定可以适用于该案的法律规、推导出判决结论三个环节。区别主要在于：（1）价值观念不同。形式法律推理主要指形式逻辑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变现为演绎推理。由于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性推理，因此它能为推理的结论提供可靠性的依据，按照演绎推理进行法律推理，就可以做到完全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基本保持法律的“原汁原味”，从而实现法的确定性、稳定性。实质法律推理的形式多种多样，其追求的主要是“合理性”价值。也就是说，合乎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即可，它并不要求“绝对正确”。因为实质法律推理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依据而进行的推理，往往是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明显不能适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多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因此，推理的结论只能达到合理性的程度，而达不到必然性的程度。（2）适用范围不同。在适用形式法律推理的场合，要求法律规则必须具备明确性、一致性、完备性等特点，而实质法律推理主要适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博登海默在谈及运用实质法律推理的必然性时，列举了三种情况：法律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法律规范本身相互抵触或矛盾；某一法律规范用于一个具体案件明显有失公正。” 亦即在逻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实质法律推理都起作用。（3）具体推理形式不同。形式法律推理主要采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而实质法律推理采用的是辨证推理的方式。辩证推理的具体方法包括：“对话、辩论、批判性探究以及维护一种观点而反对另一种观点的方法来发现最佳的解决方案。” 当然，实际上，实质法律推理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此，它的适用形式是多种多样且灵活多变的。（4）价值判断在两种推理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价值判断在形式法律推理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但却是实质法律推理的灵魂。实质法律推理不像形式法律推理那样是从确认的案件事实和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定出发，凭借某种逻辑推理模式就可以推导出案件结论。实质法律推理是根据一系列“法律内”或“法律外”的因素综合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内容上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实质法律推理主要涉及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本身实质内容的评价和价值判断，因而实质法律推理主要依据就是价值判断。实际上，两种推理经常是交叉使用、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两种推理形式互有侧重。一般来说，在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国家，是以形式法律推理为主的，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家，实质法律推理的适用范围就非常广泛。

从实质法律推理与形式法律推理的比较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实质法律推理的特征：其一，实质法律推理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推理形式。实质法律推理不仅仅是依据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而是从法律条文之外的更深层，更实质的方面，即立法目的，立法价值判断，社会利益衡量、社会效果等等方面，追求法律的合理适用。其二，实质法律推理更侧重推理过程中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实质法律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法律条文的判断结构形式，不具有形式逻辑方面的必然性，而只具有价值理由方面的妥当性和合理性，因而，价值判断是区分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核心标准。 其三，实质法律推理的结论具有可争辩性。由于实质法律推理不具有形式逻辑方面的必然性，而只具有价值理由方面的妥当性和合理性。实质法律推理追求的是结果的妥当性、合理性、可接受性。而由于其不具有形式法律推理结论所具有的必然性，不可争辩性，因此，实质法律推理的结论必然具有结论上的可争辩性。实质法律推理的适用者在适用的过程中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并依据 “一定的价值理由”对法律规定或案件事实进行分析、评价、选择，最终得出对案件的处理结论，而这一结论并非是唯一确定的，无可辩驳的，但是，推理者却要尽可能地实现推理结论的妥当、合理，为绝大多数适用者可接受。

二、实质法律推理的合理性

实质法律推理方法的运用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的“智者”们便开始将法律与正义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而亚里士多德则完成了辩证推理的理论化工作，他把推理区分为“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他认为：“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则是辩证的推理”， 认为执法者应对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根据情况进行解释，并按照公平原则做出判决。此后，古罗马法学家建立的直接严格解释、衡平原则适用、解决法律冲突的解释三种解释理论，以及中世纪奥古斯丁所倡导的神学价值判断论，阿奎纳将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本质上都是自然法学和实质推理的理论主张。至19 世纪末，西方法学界则提出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以反对单纯、机械的形式法律推理。如，“法律的自由探究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就认为，法官依据政策裁判案件，不进行规则的形式演绎，因为“一般命题不能裁决具体的案件”。 二战后，当代西方法学家大多都不提倡完全的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法律推理，而主张应接受法官在司法判决中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和政策衡平，以获得合理的判决结果。

在中国，早在古代的法律实践中，情、理、法就作为法律的三种渊源而并存。尽管在立法方面可能确定了关于较明确的标准，但司法则可以择“情”而定。在裁判案件时，强调情、法两尽，以情、理、法相互结合为手段，务求达到法意与人情两不相碍，人情与法意的协调。 如汉代司法中的“引经入典”、“春秋决狱”，成为当时裁判案件时的重要方法，从而将司法活动的各项原则纳入儒家的法学世界观之中，显示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也经充分体现了实质法律推理倾向。依据该种司法原则，当案件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有损儒家大义时，司法官吏就以儒家经典所载的事例及其道德原则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和量刑标准。至明清时期，官方更强调，若法律有明确规定时候，则法律与情理伦常互用，作为价值取向；若法律无明确规定或矛盾时以情理为根本价值取向，从而使法律与道德结合更加紧密。在司法过程中依据伦理、道德、习惯等进行实质法律推理，已成为明清时期审判案件的常用手段。 如，清律在做出“正当防卫”相关规定时，就明确录入“卑幼对尊亲属不得适用正当防卫”这一条，其目的就是对当时礼教的妥协。总之，中国古代的司法，早已经呈现出“非形式化”和注重“实质性思维”等典型特征。 可以看出，无论中西，实质法律推理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注重案件的实质正义，而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实质法律推理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具体案件裁判过程中。

实质法律推理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形式法律推理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形式法律推理主张在推理过程中，法律适用者必须严格按照逻辑推理形式进行法律推理，而不得考虑如政治、经济、伦理、价值观念等法律之外的因素，不因人而异，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案件事实，即便是不同的法官，也会选择相同的法律规范，最终得出相同的结论。因而学者们将这种法律推理形式形象的比喻为司法的“自动售货机”。形式法律推理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只能适用于能够与明确法律规范相符合的案件事实，但是，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且瞬息万变，法律规范不能统摄所有的案件事实，“即使是那些‘用确定的语言表述’的规则，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能给出精确的结论。” 而当出现“法律漏洞”或“法律空隙”，或者法律规范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触，或者是出现“合法”与“合理”的冲突等等情形，形式法律推理的作用就会变得较为有限。

实质法律推理在司法中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如改变法律，解决争端和社会问题；不当先例，通过对社会主流意见的适当背离、打破社会平衡，作出司法裁判，实现通过司法来矫正立法的目的；此外，还有助于维护宪法的核心价值等等。

其一，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填补法律漏洞。在司法活动中，当出现不同的价值取向时，就需要运用实质法律推理的价值分析，运用利益衡量等方法做出价值选择，确定某一价值取向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并围绕这一价值取向开展具体的司法活动。在个案的审判实践中，判决过程绝不仅仅是法官将法律规范运用于事实的无涉价值的形式法律推理过程，因为法律推理要求法律必须能够为司法裁判提供全部依据。因此，纷繁复杂的司法现实对法官的要求是，法官不仅仅是法律的适用者，还应当是法律目的阐释者、法律漏洞的填补者、社会利益的维护者，甚至是社会价值的引领者。而由于司法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多元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法官就不得不对各价值目标进行考量、比较和权衡，力图在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之间实现平衡以迎合最大多数利益主体的需要，以提升司法结果在最大程度上的正当性和民众的可接受性。当法律规范本身的意义模糊、出现“法律空隙”和“法律漏洞”等情形时，法官可依据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正义观念及党的政策等，进行实质法律推理，以实现达到在法律范围公平、正义地判决疑难案件；或者是，优先从社会整体利益、普遍道德准则出发，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或立法意图的裁判结论，以化解法律漏洞空缺之不足，都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的具体方法。

其二，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校正形式法律推理之不足。形式法律推理主张司法就是对逻辑三段论的运用，认为法官只需机械地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规进行三段论操作即可。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单纯、机械、片面的观点遭到诸多法学流派的批判。因为，若遇到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法律规定相互抵触，或出现可供选择的条文、裁判结果存在“合法”与“合理”的矛盾等情况下，当严格适用法律条文会导致不公正的困境时，简单机械地运用形式法律推理，就可能导致司法的严重不公。而实质法律推理能够很好的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实质法律推理注重通过利益衡量、价值判断等方法得出案件的裁判结果，更注重立法目的的实现，因而可以矫正片面严格司法带来的司法不公。

其三，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实质正义，更好地化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任何法治的最终目标，都需要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价值追求。这一目标决定了仅仅依靠形式法律推理是不够的，形式法律推理虽然有利于实现形式正义，确保法治的统一性，但形式正义的实现并不是社会正义实现的唯一方式。实质法律推理方法的有效运用，可以为实现实质正义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和技术的保障，保障司法裁断既合法，又合理。实质法律推理的合理运用可以更好地使司法满足社会对公正的司法需求。

三、实质法律推理的主要表现形态

实质法律推理的适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表现为：

其一，目的解释。目的解释是以法律规范的立法目的为依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立法者在制定该法律规范时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该法律规范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所要达到的目的。在立法实践中，法律的目的通常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立法者制定法律时试图达到的目标，以及立法所要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指导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仅限于考虑制定法律时的最初目的。但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就需要确定原先的法律目的是否符合当前的需要，并作出符合社会现实的法律解释，从而通过目的解释这种实质法律推理的方式，使法律得到了适应社会发展，适应了社会追求平等和公正等需求。

其二，个案衡平。个案衡平是实质法律推理形式的重要方式，衡平可以弥补严格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一般规则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特殊情况、弥补法律漏洞、纠正法律规则的严酷后果。 如，衡平法一开始是作为普通法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的，是对普通法的修补、拾遗和改善。在大陆法系国家，虽无所谓的衡平法与普通法之分，但随着两大法系的交融、发展，大陆法也不断借鉴判例法国家中的个别衡平的实质推理方法，用以弥补成文法的遗漏与不足。

其三，利益衡量。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 利益衡量是在两种甚至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作出选择、取舍，而非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的决定。在利益冲突发生时，司法者应当根据法律蕴含的权利配置原则或者正义、公平的理念或者公共政策慎重权衡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出主次，分出哪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下应予特别保护，哪种利益在此种情况下应置于次要地位，从而确定其中一种利益以相对重要的地位。司法者应当确定案件中的各种利益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位序，从而明确最应优先保护的利益。一般而言，国家利益重于社会利益，社会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人身利益重于财产利益，财产利益重于其他利益。权衡利益虽然主要是司法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其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受一些原则和规则的制约。一般而言，司法者应当根据法的目的、原则和精神、国家政策、社会习惯、公共道德等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特别是，不应仅仅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还应考虑因不同的利益取舍而作出的判决可能带来的某种社会效果。如曾发生在四川泸州张学英诉蒋伦芳案的判决，便是利益衡量的经典案例。在审判中，法院显然考虑到不同的判决可能带来的不同社会效果：如果支持原告张学英的主张，判决其胜诉，则以后可能会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如果判决原告张学英败诉，虽损及了原告作为受遗赠人的个人财产利益，但维护了社会的良好风尚和道德秩序。最终，在原告受遗赠的权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与道德秩序之间，法院做出了自己的利益衡量，选择了优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其四，运用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机关，而非议会等立法机关。公共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理应具有约束、引导公众行为的规范功能。如《民法通则》第六条就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当然，相比较法律而言，公共政策制定和修改较为容易，且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在法律规范本身存在漏洞、缺陷、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时，公共政策对法律规范起着非常重要的补充、调节和导向作用。

此外，以过去判案的原则为根据和推理前提，对需判决的案件作出结论，或者引用既有的判例规则来增强当前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也是实质法律推理的形式之一。

四、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范围和限度

实质法律推理虽然可以起到克服法律僵化、矫正形式法律推理不足、适应变革的社会需求等作用，但是，实质法律推理若运用不当，则可能破坏法律的确定性，最终伤及法治。尤其是，重实体、轻程序这种中国人偏爱的法律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形成了形式法治实现的某种障碍，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范围，以防止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偏离法治的轨道。

通常，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应限于疑难案件中。这里的疑难案件，不是指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的案件，而且特定的肌肤恩争议，法律没有做出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多个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又或者虽然有规定但出现了与情理严重不符的司法情形。这时法律适用者就需要另辟蹊径，对案件结果进行正当性分析，通过价值判断来实现司法的正当性。具体来讲，实质法律推理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法律未曾规定简洁的判决原则的情形，即通常所说的“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待处理的案件所涉及的现行法律缺乏必要的规定，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条款，已确认的案件事实无法通过司法归类活动归属于任何一项现有的法律规定之中，出现无可供援用的法律规定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即出现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空缺。但是，法官不能拒绝审判的职责，决定各法官需要对各种利益进行衡量，运用实质推理寻找妥当的司法大前提。其二，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抵触的前提但却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真正选择的情形，即通常所说的“规范冲突”的情形。此种情形下，当运用“法律竞合“的处理原则依然无法解决法律的冲突问题时，就需要法官进行实质上的决断。其三，司法中出现“合法不合理”的情形。一般认为，严格司法导致的一般性的司法不公或司法不合理，并不是法官拒绝适用法律的接口，因为司法的一项原则就是，“恶法亦法”，“法官不得拒绝适用法律”。仅仅当严格适用法律可能导致极大的社会不公时，才可以超越法律，诉诸于法官良心、正义，进行司法裁断。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说：（1）法律规定清晰、案件事实清楚的案件，不适宜运用实质法律推理；（2）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证据规则，不能搞所谓的实质推理，即便是民事活动中的事实认定，也要遵循以证据为依据，遵循盖然性的原则，而不能搞所谓的实质推理和判断；（3）适用法律导致的轻微不公并不是实质推理的理由。（4）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不仅要考量个案的公正，而且必须充分兼顾司法裁判的社会影响，如果个案裁断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运用实质法律推理方法的时候，就更应当审慎。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优点，但也必然会有其不不足。实质法律推理并不像形式法律推理那样是从确认的案件事实和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定出发，凭借演绎推理模式就可以逻辑的导出其裁判结论的，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形式逻辑推理的结论必然性，而只具有价值理由方面的妥当性和合理性。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进行实质法律推理时，可能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容易只注重经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忽略法的形式稳定性，影响司法公正和判决的执行效果。这也容易导致法官的恣意妄为和任意判决，损害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制的统一。如人们所熟知的南京彭宇案，法官基于所谓的“常识”而认定彭宇撞到了他人的判决，本质上就是对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失去了限制，违反了实质法律推理的运用原则。

就实质法律推理适用的领域来看，实质法律推理主要运用于民商事司法领域。因为，民商事法律规范一般都会在总则部分规定其适用原则，如《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等等立法中对实质正义的考量，都为实质法律推理在民事司法中的运用奠定了基础。而且，民商事活动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对民事活动对公平正义的渴求，决定了仅仅通过形式法律推理是无法完全解决形形的民商事案件的，因此法官在案件裁断中运用实质推理方法就不可避免。在行政案件中，由于需要兼顾行政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效率性等原则，决定了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判断，必然会留给法官，故行政案件审判中实质推理也无法避免。但在刑事司法中，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严格禁止类推适用和法外定罪，故而在定罪方面只能采用形式法律推理，绝对排除实质的法律推理。但是，在量刑方面，由于我国刑法对法定刑的刑种、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上都有相当自由裁量空间，所以，法官在量刑中则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实质法律推理方式，以实现其心中的司法公正。

篇3

【关键词】假说――演译法思维方法实例教学科学探究试题

“假说―演译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是科学发现的基本模式，它是根据已知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事实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作出的一种假说性说明。是生物教学在新课标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学大纲对此要求层次高，近几年的高考题在思想方法上多次利用了假说-演绎这种思维法去解决题目。因此无论从高考角度还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上，在教学中策略性渗透“假说演译法”是非常必要的，以下是我在教学中的体会和认识，供大家参考。

1.准确体会“假说―演绎法” 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的意义及在新课标中位置

假说―演绎法不仅仅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学生认识客观事物、理解客观规律的重要的科学探究方法。假说―演绎法应用于高中生物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理解相关知识，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还可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假说―演绎法是形成和构造科学理论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对学生来讲是“授之以渔”的过程重要手段之一。

《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关于“遗传与进化”模块的教学价值时指出：该模块有助于学生领悟“假说演绎、建立模型等科学方法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假说--演绎法”对于落实“标准”倡导的“提高每个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的新课程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在新课标中分为“了解、理解、应用”三个水平要求，“分析孟德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属于应用水平，在课程标准必修二模块的前言部分，还特别指出要让学生“体验科学家探索生物生殖、遗传和进化奥秘的过程”，可见引导学生体验科学的过程和方法，是必修二模块的重要任务之一。

2.透彻讲解“假说-演绎法”在高中生物教材中的实例及思维方式

许多学生感到假说―演绎法很抽象。如何引导学生领悟假说―演绎法？

2.1首先应使学生弄清楚其定义，理清假说―演绎法的思路和过程。

“假说―演绎法”的基本特点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的事实材料进行加工制作，首先提出某种作为理论基本前提的假说；然后以假说作为出发点，逻辑地演绎出可由经验检验的结论，构成一个理论系统。用这个理论系统解释和预见所研究的对象系统的各种现象，并用实验来进行检验和修正。通俗的讲，“假说―演绎法”是在观察和分析基础上提出问题以后，通过推理和想象提出解释问题的假说，根据假说进行演绎推理，再通过实验检验演绎推理的结论。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期结论相符，就证明假说是正确的，反之，则证明假说是错误的。所以，“假说―演绎法” 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下图。

2.2还要引导学生区别“观察―归纳法”和“假说―演绎法”。前者是从特殊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推理形式和思维方法，后者是从一般到特殊，根据一类事物都有的一般属性、关系、本质来推断该类中的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关系和本质的推理形式和思维方法。归纳法从特殊到一般，优点是能体现众多事物的根本规律，且能体现事物的共性；缺点是容易犯不完全归纳的毛病。 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优点是由定义根本规律等出发一步步递推，逻辑严密结论可靠，且能体现事物的特性；缺点是缩小了范围，使根本规律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展现，二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过程中，以观察―归纳为主的方法逐渐让位给以假说―演绎为主的方法。这是因为现代科学从总体上来说，已经不是处在经验材料的收集阶段，而是处于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的阶段。

2.3教学中运用实例教学法引领学生自我生成“假说―演绎法”的科学思维方式。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是高中生物学教学的经典内容。遗传因子分离导致性状分离这一命题，是孟德尔通过豌豆的一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运用假说―演绎法，历经“提出问题―构建假说―验证假说―获得结论”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一内容非常适合作为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素材。

“假说―演绎法”的过程是不能用灌输、堆砌等教育方式的，而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自觉认同。在教学中，要使学生体会到孟德尔生活的时代是根本无法看到“遗传因子”的，借助“观察―归纳法”是无法研究出遗传规律的。因此，引导学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尝试把自己变成孟德尔，以他的思维方式提出问题，进行分析，形成假说，进行演绎推理，进而引导他们自行设计出测交实验，这种对重要科学史的重现，既能深入理解科学知识，也是培养思维能力和科学方法的重要途径。通过实例教学法，让学生真正领悟和自我生成“假说―演绎法”的科学思维方式。

实例教学法：孟德尔“一对相对性状的实验”中“假设―演绎法”的实施及探究：

教学过程的难点是让学生理解孟德尔研究过程中的哪个步骤是演绎。学生看到的是孟德尔提出假说后，就设计测交实验进行检验了，那么哪一步是演绎呢？事实上，实验所检验的常常不是假说本身，而是假说的推论，即从假说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描述个别现象或事件的推论。如果孟德尔要直接验证他的假说，只能用显微镜观察的方法，确定遗传因子的真实存在和遗传因子的传递方式，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那么，孟德尔设计的测交实验，实际上检验的是“推论”。这个“推论”，就是根据假说对测交实验所进行的演绎推理得到的论题―杂合子生成配子时具有对性关系的遗传因子分离，也就是课本中提到的测交实验结果所要证实的推论：（1）F1究竟是不是杂合子（Dd）？（2）如果是杂合子，测交后代的性状分离比是否为1∶1。

2.4利用教材中“假说――演绎法”实例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拓展提升。在“生物必修2――遗传与进化”模块中的教材设计的核心理念之一：主要就采用了“假说―演绎法”， 涉及假说―演绎方法的内容很多，其中典型有：

案例2：孟德尔在做豌豆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试验；

案例3：摩尔根的果蝇眼色遗传杂交实验；

案例4：DNA分子的复制方式的提出与证实。

在生物课程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实例，通过创造条件，把教学过程变成模拟科研过程，让学生建立一般科研程序：提出问题 建立假说 验证假说 得出结论，使学生真正体会和领悟它的思维和方法。同时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假说―演绎法的思路和过程并积极思考，对每一个实验进行分析、讨论，参照案例1写出每一个实验的过程和具体内容，进一步掌握其核心思维的过程和方法，并能灵活运用。

3.灵活运用“假设―演绎法”的思维和方法破解生物探究型试题

生物探究型试题包括实验探究题和遗传探究题两类主要题型，在高考中占很大比重，而其类型差异较大，呈现的形式灵活多变，提供的信息较为隐晦，常常令学生手足无措，思维混乱，得分甚微。其实，遗传探究题的解题思路不外乎“假设推断结果结论”，其实就是“假设―演绎”的过程。因此，只要掌握了“假设―演绎法”的思维方法，此类问题往往容易迎刃而解。

例：（2011年福建卷）1.火鸡的性别决定方式是ZW型（ZW，ZZ）。曾有人发现少数雌火鸡（ZW）的卵细胞未与结合，也可以发育成二倍体后代。遗传学家推测，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卵细胞与其同时产生的三个极体之一结合，形成二倍体后代（WW的胚胎不能存活）。若该推测成立，理论上这种方式产生后代的雌雄比例是（）

A.雌∶雄=1∶1B. 雌∶雄=1∶2

C. 雌∶雄=3∶1 D.雌∶雄=4∶1

答案：D

例2：某同学进行实验，甲图为实验开始状态，乙图为实验结束状态。请在乙图所示实验结果的基础上继续实验，探究蔗糖的水解产物能否通过半透膜。

增添的实验材料：蔗糖酶溶液、斐林试剂、试管、滴管、水浴锅等。

（1）设计出继续实验的简要步骤：

①；

②。

（2）预测实验现象并作出结论。

答案：（1）①向a、b两管分别加入等量蔗糖酶溶液，水浴加热（或隔水加热）U型管至适宜温度，观察a、b两管内液面的变化 ②吸取a、b两管内适量液体，分别加入A、B两试管中，并加入斐林试剂，（60～65℃）水浴加热，观察A、B试管内有无砖红色沉淀 （2）如果a、b两管液面高度差缩小且A、B试管内均有砖红色沉淀，则蔗糖的水解产物能通过半透膜；如果a、b两管液面高度差增大且A试管内无砖红色沉淀、B试管内有砖红色沉淀。

例3：（2006年高考理综全国卷1）从一个自然果绳种群中选出一部分未过的灰色和黄色两种体色的果蝇，这两种体色的果蝇数量相等，每种体色的果蝇雌雄各半。已知灰色和黄色这对相对性状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所有果蝇均能正常生活，性状的分离符合遗传的基本定律。现用两个杂交组合：灰色雌蝇×黄色雄蝇、黄色雌蝇×灰色雄蝇，只做一代杂交试验，每个杂交组合选用多对果蝇。推测两个杂交组合的子一代可能出现的性状，并以此为依据，对哪一种体色为显性性状，以及控制体色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还是常染色体上这两个问题，做出相应的推断。

解题思路：

（1）理清条件：自然种群、灰色雌蝇×黄色雄蝇、黄色雌蝇×灰色雄蝇、一代杂交；

（2）明确问题：显性性状？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还是常染色体上？

（3）作出假设：①假设黄色为显性性状且控制体色的基因在常染色体上。

（4）演绎推理：若黄色为显性性状且控制体色的基因在常染色体上，则自然种群中两个杂交组合的基因型分别为：

（aa）灰雌×黄雄（A_） （A_）黄雌×灰雄（aa）

结果：F1：黄多于灰，且不论黄体色还是灰体色，雌雄比例相等

（5）得出结论：若两个杂交组合的子一代中都是黄色个体多于灰色个体，并且体色的遗传与性别无关，则黄色为显性，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

同理可作出假说：②灰色为显性性状且控制体色的基因在常染色体上；

③黄色为显性性状且控制体色的基因在X染色体上；

④灰色为显性性状且控制体色的基因在X染色体的其余三种假设并推理之。

针对性训练题：果蝇体毛硬而长的毛称为刚毛，一个自然繁殖的直刚毛果蝇种群中，偶然出现了一只卷刚毛雄果蝇。请回答下列问题：

（1）卷刚毛性状是如何产生和遗传的呢？

。

请尝试写出两仲假说：。

（2）已知这只卷刚毛雄果蝇与直刚毛雌果蝇杂交，f1全部为直刚毛，f1雌雄果蝇随机，f2的表现型及比例是直刚毛雌果蝇：直刚毛雄果蝇：卷刚毛雄果蝇=2∶1∶1，

此时最合理的假说是：。

篇4

众所周知,在17世纪的欧洲，经科学的迅速发展不仅给人耵带来了对自然的新认识,而且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实际的效益。然而,如F培根所指出的：当时“所拥有的科学还只不过是把苦干已经发现的事物加以妥善调整并予以提出的一些体系，而并不是什么发明新事功的方法或对新事功的指导。

于是寻求科学的发现，为此总结和提供一种与以往相异有效的认识手段、认识方法便成为当时人们的迫要求。正是顺应那个时代的要求,培根决心创立一种全斩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培根看来,制定一种新的科学认识方法、探寻一种有效的发明艺术，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他把科学方法喻为心灵的工具认为理性之需要”心灵的工具'就如同在机械事务方面，人的赤手必需工具之相助一样。他说道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理，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出的,这对理解力和对于手是同样的需要。”培根举例说,要搬迁一座巨大的方塔",若从事工作的人,不凭借任何工具，只是"赤手空拳来从事工作'那么即使他们“屏去老弱而专用精壮有力的人手'而且一再增加人员，甚至模仿角力者——按照运动方术的规则把手臂筋肉抹上油,搽上药"，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不会成功的。同样地，在人类时理苜方面,仅凭个人时机智敏葳.或借各人机智的集合积聚，以求成功丰功伟业也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要达到对自然正确的、深入其本质的认识,人类的理智必新要有一个稳当的、审慎的方法作为心灵的指导，以匣更正确地运用理智3培根之所以特别强调制定一种稳当的、慎重的方法，除了在一般意义上突出科学方法对于人们颃利达到'‘对自然的比较深远比较隐蔽部分"的认识具有极端重要性之外,在当时还有一个裉直接的原因。

    这就是约翰赫耽尔所说的：‘由于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珀的发现,诉诸自然界的事实终于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错误;但是仍然需要根据广泛的和一般的原理来说明亚里斯多德是怎样错的以及为什么是错的;揭示他的哲理方法特有的弱点，并用一个更有力和更好的方法来代替它。”我们知道，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根据自己30多年对天象的现测，并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543年提出了关于太阳系结构的科学观点——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与一切行星都围绕着太阳旋转，地球也绕着自己的轴自转,从而确立了“太阳中心说”，否认了亚里斯多德一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在1609年和1619年先后发现行星按椭圆形轨道绕日运行的规律，从而修正了哥白尼未能超出亚里斯多德认为天体运行是绝对圆形的观点，庚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更为完善。在这期间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伽利略通过著名的比萨斜塔的实验,否定了流行上千年的亚里斯多德关于物体下落速度与其重置成正比的理论.提出了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然而、至于亚里斯多德垦怎徉错的以及为什么是错的”的问题，当时人们还未能从广泛的和一般的原理”意义上作出正确的说明。而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淸楚的解释,无疑会制约科学的发展。培根以其天才的智慧.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由于亚里斯多德用于建立自己理的方法论,即其逻辑学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限所致，于是培根认为很有必要对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理论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算。

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其基本任务就是为人们正确地进行思维，即保证推理的有玟性提供指导性的原理和规则。逻辑推理一琅区分为演绎和归纳两种基本形式。我们看到,亚里斯多德在《工具论》中并非完全否定归纳,甚至明确指出：为了窣握一舷.就必须通过归纳。但是,正如我国著名的培根研究专家余丽娥所说的：亚里斯多德的归纳只是三段论的变形"广是把它附属于三段论的推理提出来的/[3](P257)就是说,亚里斯多德主要还是“以演绎法为其逻辑体系的基础'而演绎推理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莫过于三段论式。于是培根首先对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具体地提出了如下三点指控。

第一,三段论并不能应用于科学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说三段论所据以进行推理的大前提本身不能用三段论法予以证明。培根认为，既然原理自身不能考察.不能证明，那么如何能确信由此而推演出的结论呢？他说道广三段论式不是应用于科学的第一性原理,应用于中间性原理又属徒劳;这都是由于它本不足以匹对自然的精微之故c所以它是只就命题迫人同意，而抓不住事物本身。

第二，三段论的书词也是无法用三段论证明的。培根指出广我们纵然承认人们推得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和公理,但是,关于自然现象，我们仍然不能说，中段命题是可以借三段论法,从这些原則演绎出来的，仍不能ijL在借中名词把这些大原则演绎为小原则以后,就耵以把中段命题推出来的。

第三，三段论式的整个基础也是不牢靠的。"三段论式为命题所组成,命题为字所组成，而字则是概念的符号。所以假如概念本身（这是这事情的根子）是混乱的以及是过于草率地从事实抽出来的，那么其上层建筑就不可能坚固。”

可见，在培根的眼里，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无论其前提或中词,还是其基础的细胞——概念都是不芎信托的，通过三段论的推演.由一般再发展出的各种结果,那只是人们由一舷接受的概念为基础的那些谬见,更加固定化和扩大化。这就是他在<新工具》中所说的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箝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因此,他极力反对三段论。他说过至于我,则竭力#斥三段论法厂我不但在原理方面要排斥三段论法，在中段命题方面也要排斥三段论法。

其次,培根把亚里斯多德的科学程序理论书涉及到的归纳称之为“普通归纳法"，指出这种归纳充满"任意性和搜想性”，因而是极不科学的。对此培根也提出了三点指控。

第一,亚里斯多德及其追随者所说的归纳所依赖的经验事实不仅贫乏、杂乱无章，而且是没有经过鉴别的3因此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原理，因为仅是由贫乏的和手工性的经验W及很少一些最普通常见的特殊的东西提示而来,故其大部分的范围都仅仅恰合于这些东西而把它们包收在内；那么它们之不会导向新的恃殊的东西也就无足怪了。"为了归纳出正确的演绎前提，就必须占有充分的经验知识a所以,培根特别强调,应当彻底贯彻罗吉尔培根实验科学的“第二特性'即利用系统的实验来获得新的自然知识，以补充观察之不足。在这一方面.培根还充分肯定了科学仪器在获取经验知识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反对那种"手工性的经验”。

第二，亚里斯多德及其追随者仅根据少量而不系统的经验材料就"过于匆忙地作出概括'即有了一些观察结果之后、便马上跳跃到最一縠原理，然后用这些原理演绎出范围较小的概括。培根认为,这种匆忙的作法是粗率的和未成熟的,是“对自然的冒。而他要创立的是与此“相背”的方法，这种方法'经由一个正当的和有方法的过程而从亊实抽出的理论'是"对自然的解释。”在亚里斯多德时代,人们运用u冒测"的方法的确获得许多自然科学原理，如自由落体理论、自然运动与非自然运动原理等等。问题是，为什么这些错误的原理在古代那么广泛的流传？为什么没有人怀疑这些理论？对于人类世界中的这种怪事,培根从当时人们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和“冒ST方法所具有的特点两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就社会心理而言,就是人们对偶象的崇拜达到了疯汪的程度。亚里斯多德博学多才,在许多学科方面都作出过重大贡献，以致于许多人将其奉若真理的化身，自然对其学术理论不仅不敢提出质疑，而且顶礼膜拜、信奉有加6就1^冒测"方法本身的特点而言，培根指出广就着赢取同意而言,实在说来，冒测还远较解释为有力，因为冒相是搜集为数甚少而且其中大部分又是通常习见的事例而成、所以它能径直触动理解力并充填想象力";与之相反，解释则是随时随地搜集到处散见的各种各样的事实而成,所以它不能徒然打动理解力，因而在当时的意见面前，它就不能不显得粗硬和不协调。如果对自然运用这种粗率与不成熟的冒劂方法,培根认为纵使尽聚古注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巳造成的根本锫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

第三,亚里斯多德的简单校举归纳法具有严重的弊病。培根指出，根据简单列举来进行归纳是很幼摧的。因为它只是根掴少数的并且只是那些手边的事实来怍概括,因而其结论是不稳固的，只要遇到一个与之矛盾的例证,便会发生危险3培根发问：谁能根裾只看到一个方面的特殊事物就断言，另一方面没有出现的事物就不存在呢？他指出广只根据特殊事物的列数,而没有相反的例证以资反证、則所有推论.将不成其为推论，只是一种猜想罢了”因此.这种归纳是极其"粗琉简陋”的。

培拫是极力推粜归纳法的a在<新工具》中我们看到、语根还比较集中地指出了自己的归纳法同亚里斯多德的归纳法的区别。他指出广钻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通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巳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前一种方法是指亚里斯多德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正是培根致力要创立的“真正的归纳"。培根对此十分自信,认为这是比亚里斯多德的方法可靠得多的方法。

从上述可见，培根对亚里斯多徳逻辑理论的批判不可谓不严厉P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批判究竟于科学的发展有无意义，笔者认为，培根对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所持的看法,不无偏颊之处。因为他的确说过,要°竭力排斥三段论法％这或许正是培根历来遭指责，其对亚氏三段论的批判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a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此,我们不能只持否定的态度,而应当看到并肯定这种批为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a这种积极意义至少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在科学方法抡发展史上,是培根首次向人们揭示了演绎推理所具有的局限性。众所周知,滨绎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它的结论是已经潜在地包含在大前提的内容之中，因此,即使前提正确,若仅限于演绎推理本身的范围,其结论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即由这种推理得不到新的知识;而其前提若错误（演绎推理是无法保证自己的前提的真实性的），那么演绎推理就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新知识，而且会起到固定错误、发展铕误，把人的认识引向铕误的消扳作用。自亚里斯多德总结出三段论演绎推理这种形式以来的一千多年间.迄至培根所处的时代,人们都奉三段论演绎推理为唯一正确合理的思维方法,培根对三段论的诸多缺陲加以掲讅批判，无疑使人们在醉迷中清醒.从而全面地认识到这一推理形式的优劣长短。

其二.培根在对亚里斯多德三段论进行的批判中,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在科学方法论的探讨中如何看待演绎法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庚绎法与归纳法之间的关系问题3如果像爱因斯坦所说的，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決一个问题更重要的话，那么培根提出的这些间题，对推进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就不能说没有抂何积极意义。约翰洛西说过广培根像亚里斯多德一样,把科学看作是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回到观察。培根强调科学程序的归纳阶段，这是正确的=但他确实陚予演绎论CE在归纳概括的确证中以重要作用。此外，培根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果实是新产品和发明，并且指出这是一个从一般原理演绎出可实际应用的神种推断的问题。事实上，在《新工具》论及演绎法的许多言语中.我们看到，培根并不完全反对演绎法。例如.他说过广在用归纳法把公理确立起来之后，我们还必须考察和试验一下，这样确立起来的公理，是否只是按照那些由之把它引仲出来的特殊事例的尺度形成的，抑或它比这些事例的范围，还要更大更广一些广我对于解释自然的指导含有两个类别的分部:一部是指导人们怎样从经验来抽出和形成原理;另一部是指导人们怎样从原理又来演出和推出新的实验据此,那神认为培根根本反对演绎法的看法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培根在自己的‘实际理论著述中，并没有对上述思想加以发挥，更没有在创建自己的科学方法中实际加W采用相反,培根倒是在多处提到,他给演绎留下的地盘，只是日常事务'和“依靠谈论和意见的那些艺术'由此可见,培拫确实弄不清演绎法在人类获取知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演绎法与归纳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辩紅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培根存在这些欠缺.而否认他提出这些问题这一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正因为这些问题的提出，激发了后人对演绎和归纳这两神基本科学研究方法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和探i寸,从面有力地推动后来的哲学和逻辑学的迅速发展。

关于培根对亚里斯多德归纳逻辑所进行的批判历来也是褒贬不一，如S汉姆普西尔认为培根对于归纳逻辑的评论是试验性的，并经常被掩蔽于含糊的术语之下„”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培根在发现简单枚举归纳法的不足上，是很有功劳的^笔者认为，培根指出了简单抆举归纳法的局限性，强调科学研究要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要对材料进行严谨而细致的分析研究,避免仅凭少量亊实材料而作出草率的推断,这些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对简单枚举归纳法的看法的确也存在着片面性a因为简单枚举法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只要我们能认识到它的或然性特性，即不把它的结论看成是绝对的，并且在使用时同其它一些方法结合起来，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的。事实上，科学发展史上许多新发现都是首先以部分事实为依据提出假说,然后，经过反复的论证，最后确定为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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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感性认识是思维活动的基础，而给思维提供感性材料的是实践。”生物学是以科学实验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保障的基础学科。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学习实践活动。如教材的许多内容都配以形象的图解，课程资源中也有许多为解释抽象的理论知识而制作的动画。图解和动画都是许多抽象知识的真实、形象地表达。“基因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这节教学内容很抽象，课本搭配了多个图解，如以DNA为模板转录RNA的图解，蛋白质合成示意图等。教师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图解，引导学生去想象和理解“转录”和“翻译”的具体过程，进而合理地比较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样，学生在解决有关蛋白质合成的问题时，就会在脑海里浮现相应的图解，应用形象思维解决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看图、读图、用图、作图的技能，促进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

情景教学也是还原抽象思维形成过程的形象再现。因此，生物学教学过程中要合理创设实验情景，让学生去体验知识、获取知识。例如“植物细胞的吸水及失水”的教学中，通过让学生在实验室动手制作紫色洋葱表皮的临时装片，然后将标本置于适当浓度的蔗糖溶液中，在显微镜下亲眼观察植物细胞出现的质壁分离现象。接着，再通过滴加清水，观察质壁分离复原现象。由于该实验简单易行，绝大多学生都要能获得实验的成功，让学生感受到细胞的“渗透作用”这一抽象的生命现象的真实存在。这样，学生就易于掌握相应的知识。

同时，在生物学教学中，还可通过模型、挂图等直观教具或通过多媒体课件来创造教学情景。例如减数分裂形成生殖细胞的过程，通过动画再配以文字讲解，就会使抽象难懂的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此外，生物学中的许多有趣现象，教师要善于应用，为学生创设愉快的教学情景，当学生情绪愉快时，思维活跃、记忆敏捷。可见在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中，情感体验也是很重要的。

学生有了良好的形象思维能力，就有了丰富的想象力，这样在处理一个特定问题时，能够想象出问题的自然情境，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再合理运用逻辑思维能力，使问题得到解决。

二、注重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必须借助于语言表达而实现的，并且是以已有的知识为中介的间接反映，而不是由感觉和知觉直接地反映客观事物。加强语言修养能促进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所以在平时教学中加强学生的语言修养，使其学会准确迅速地对信息进行加工，可以提高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成果表达的严密性和系统性。

张熊飞教授所倡导的“七动”中的“动口议”，可以很好地加强学生的语言修养。“动口议”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的相互讨论，是一种多向信息交流，思维相互碰撞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在学生之间，由于他们思维特征较相似，语言特点较接近，相互议论有利于开阔思路、相互促进理解、活跃气氛、提高时间利用率和增强协作精神。但在小组讨论或同桌讨论前教师要做好充分准备，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讨论中，要善于引导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使问题得到及时反馈，调控好学生讨论的方向。讨论后要针对有代表性的讨论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并得出明确的结论。

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生物学概念，教学时，教师要讲明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要精讲、讲透，例如“酶是活细胞产生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有机物，其中绝大多数酶是蛋白质。”酶概念应引导学生理解3个要点：①酶的来源：活细胞产生的；②酶的作用：具有催化作用；③酶的本质：有机物，绝大多数酶是蛋白质。对于学生已建立起来的概念，若相互之间容易混淆，要引导学生进行比较、鉴别，掌握其异同点。

在教学中，我们通过科学史的介绍和探究活动的安排，学生可以在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等逻辑推理方面得到训练。例如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的教学中，以问题为线索，引导学生领悟的“假说演绎”的推理过程：提出假说来解释分离现象，然后用假说去演绎推理测交实验，预测结果，再用实验进行检验，证明假说是正确的。通过这些思维活动，帮助学生确立严谨的科学态度，同时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活动。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逻辑思维品质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要努力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的基本品质，如思维的广阔性、思维的独立性、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灵活性等等，使学生养成勤思、善思、深思的良好习惯，以促进思维品质的优化。在生物课程教学中认真实现体验性课程，是培养思维品质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因此，素质教育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发展学生的创造素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人在创造性活动过程中的思维称为创造思维，创造思维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是定势思维和发散思维，这两种思维形式能将大脑的原有信息转化并产生更多新的信息。这两种思维形式构成了现代教学的思维特征，这是培养学生形成创造思维的必经之路。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导向”作用尤为重要，即创造最佳情境，把学生注意力导入学习情境中，引导他们理出的思路，促使思维迅速定向于所学知识中，这是对定势思维的基本训练。另外，还有可以概念和规律等基础知识为核心，构建一整套帮助学生形成定势思维的有序知识体系，例如我们在教学中，要遵循“现象――概念――规律――运用”的教学过程，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循序渐进地掌握科学知识的认识顺序，这就是一种基本的定势思维训练。

发散思维是以研究对象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寻求思辨，打破思维定式，充分发挥想象，探索更多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案或途径。教学中应努力培养发散思维，将使学生处于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究状态。在教学中，可以将基础知识多层次、多角度地加以拓展，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刻，另外要充分运用“变式”教学，对学生已有知识进行拓展，在基础上发散出更多的知识关联。如我们可以在习题中经常进行“变式探究”，从一个基础试题或基础知识出发，进行形式上和解答种类上多样性的练习题，诱导学生多途径地思考、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在“诱”字上下工夫，学生则要在“悟”字上显本领。

四、注重诱导学生善于排除思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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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维的培养要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学生的思维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过程，低年级的孩子虽然有了一些抽象思维能力，但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他们的思维活动大都还是与具体事物和表象联系的。到了中、高年级，他们才逐步学会区分概念的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能掌握一些科学的概念，学会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进行逻辑思维，但仍需要具体形象的已有经验作为支撑。所以从低年级开始，就应当多给学生提供实物、学具、情境配合动作让学生理解概念，并在大量的具体形象和已有经验的支撑下引导学生总结、归纳，逐渐向抽象的逻辑思维转变。比如在10以内数的认识的时候，就要注意通过快速看点子图，引导学生从一个一个地点数转化成能一眼看出10以内数的多少，培养他们估计的意识，数形结合，从实物中抽象出10以内数表示的具体的事物的个数。这样，到后面学数的组成，10以内的加减法的时候，他们才更容易接受。在教学用一步计算的加减法解决简单的问题时，一定要让学生能在选择算法时能够说出选择这种算法的理由。在低年级段一些看似简单的教学环节里，我们就要注意学生思维的培养，不要到了后面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时候才来埋怨学生为什么不会思考。

二、多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

受教育条件的限制，我们一般都只能采用大班制教学。几十个学生坐在教室里，每节课能表达自己看法的机会最多也就一两次，大部分的孩子就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小组合作学习，能让所有的孩子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更能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但我们的小组教学不能流于形式，不能只为讨论而讨论，我们应该设计合适的教学情境，先抛出问题，在适当的时候置疑，引发学生的思维冲突，再让他们相互辩论。在教学难点设计这样的讨论，常常能让学生在争辩当中提升了自己的思维能力，加深了思维的深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引导学生多注意知识的前后联系，培养学生的思维深刻性

思维的深刻性表现在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特殊性；善于洞察数学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善于挖掘隐含的条件与发现新的有价值的因素，能迅速确定解题策略和组合成各种有效的解题方法。如果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引发学生去利用知识的前后联系来学习新的知识，能培养学生的思维深刻性。在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笔算一位数除两位数三位数的时候，如529除以3，我先让学生动手分小棒，分5个百的时候，我就让学生用竖式写出5除以3的过程，分22个十的时候，我又让学生写出22除以3的竖式，最后分19个一的时候，也把19除以3的竖式写出来，然后我问学生，这样计算简不简便，学生说比较麻烦，我说我有种比较简便的写法，就把529除以3的竖式的写法板书在黑板上，让学生对比观察，小组讨论两种方法相同与不同的地方，以及每一步计算所表示的意思，再说说象这样的计算应该先算什么，再算什么。这样一来，学生比较容易地接受了一位数除以三位数的的算法和算理，而且还学会了如何洞察数学对象本质属性和内在联系。在教解决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让学生观察所做的题和之前哪道题有相似的地方，细微的区别在哪里。

四、培养思维能力要同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密切联系起来

心理学认为，借助语言人们把获得的感觉、知觉、表象加以概括，形成概念、判断，进行推理。通过语言表达还有助于调节自己的思维活动，使之逐步完善。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重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课堂练习时，不仅要让学生说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还要培养学生说清楚自己的思路。课后的小结，要培养学生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概括出这一堂课所学的内容，时间充裕的时候，还可以让每一个学生写一写课堂小结。

五、精心设计练习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不同类型的练习，能培养学生不同方面的思维能力。如不同的开放题，就有不同的功效：不定型开放题，所给条件包含着答案不唯一的因素，在解题的过程中，必须利用已有的知识，结合有关条件，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正确判断，得出结论，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多向型开放题，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思考方向，使学生产生纵横联想，启发学生一题多解、一题多变、一题多思，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和灵活性；多余型开放题，将题目中的有用条件和无用条件混在一起，产生干扰因素，这就需要在解题时，认真分析条件与问题的关系，充分利用有用条件，舍弃无用条件，学会排除干扰因素，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从而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隐藏型开放题，是解题所需的某些条件隐藏在题目的背后，如不注意这些条件容易被学生忽视。在解题时既要考虑问题及明确的条件，又要考虑与问题有关的隐藏着的条件。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认真细致的审题习惯和思维的缜密性。缺少型开放题，按常规解法所给条件似乎不足，但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便可得到解决。如果在设计练习时，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形式的练习设计，就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各方面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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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鲇谝烙锞扯ǖ南啾冉系亩韵罄啵荒L锞浜吞跫锞涞囊庖迦【鲇谝蛴锞扯浠挠镆寰龆ㄒ蛩兀绱说鹊取＃╥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超级秘书网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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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 教学 类比法

当前，中学数学教学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要通过数学知识的学习，让学生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感知，来完成对新知识的汲取和对旧知识的巩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必须有所选择。因此，应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类，有助于教师正确认识和选择使用教学方法。目前，在教学实践中运用的教学方法不胜枚举，有人曾进行过统计，现今在教学中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有700余种。本文就如何恰当地运用类比法解决数学教学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类比法也叫“比较类推法”，是指由一类事物所具有的某种属性，可以推测与其类似的事物也应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方法。它主要是指在解题过程中，根据互变规律，充分利用已经学到数列的性质，能类比、发现、演绎推理或联想起在另一个数列中的相应性质。类比法是人们所熟知几种逻辑推理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类比被誉为科学活动中的“伟大的引路人”，是它首先推动了假说的产生。尽管类比不能代替论证，但可以为理解新知识、概念和规律提供依托。因此，作为一种“从特殊推到特殊的科学方法”，类比法在数学教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

一、类比法应用的内容

1.新旧知识类比

数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它不仅有一定的知识内容，而且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由于数学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前后知识衔接紧密，所以由旧知识类比导入新课在数学教学中较为常见。类比导入新课是培养学生推理的重要手段，由此导入新课必然会提高学生运用类比的思维方法去猜想和发现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能力的训练和素质的培养真正落到实处。通过将新旧知识进行类比，给学生以启示，使学生易于掌握新知识，同时也巩固了旧知识。

例如，在研究双曲线概念时，可以提出下列问题：椭圆是如何画出来的？椭圆的定义是什么？椭圆的几何性质、椭圆标准方程的形式与双曲线相似吗？能否像画椭圆一样画出双曲线？能否像定义椭圆那样给出双曲线的定义？这样通过新旧概念的类比联系进行教学，不仅能做到通俗易懂，降低学生理解双曲线概念的难度，而且强化了学生观察类比的能力。如此类比，相当于在新旧知识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学生能够从已掌握的旧知识中顺利地接受和理解新知识。

2.生活经验与数学规律类比

著名数学教育家波利亚在《数学与猜想》中指出：“数学被人看做是一门论证科学，然而这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以最后确定的形式出现定型的数学，好像是仅含证明的纯论证性的材料。然而，数学的创造过程与任何其他知识的创造过程一样。在证明一个数学定理之前，你先得猜想这个定理的内容，在你完全作出详细的证明之前，你先得推测证明思路。你先得把观察到的结果加以综合然后加以类比。你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尝试。”抽象的数学概念往往来源于生活实际，类比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教师用学生身边的事例进行类比，可启发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例如，在数学分析的学习中，有不少人对连续的概念的理解感到困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提到连续。我们在说路面连续时，它的含义是指路面的高度没有急剧变化或者说当我们前进距离不大时，路面的高度也变化不大，这样我们就能很自然地接受连续的定义了。

再如遇到以下题目：燕隼和红隼是同属于隼科的鸟类，它们的形体大小如鸽，形略似燕，身体的形态特征比较相似。红隼的体形比燕隼略大。通过抽样测量已知燕隼的平均体长约为31厘米，平均翅长约为27厘米；红隼的平均体长约为35厘米，平均翅长约为25厘米。近日在某地发现了两只形似燕隼或红隼的鸟。经测量，知道这两只鸟的体长和翅长分别为A（32.65厘米，25.2厘米），B（33.4厘米，26.9厘米）。你能否设计一种近似的方法，利用这些数据判断这两只鸟是燕隼还是红隼？（第四届北京高中数学知识应用竞赛题）

我们可以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可以提出以下一些问题：（1）隼形科的鸟在形体上有什么共同点？请学生总结归纳。（2）试利用数学知识中的相似性尝试解释。（3）通过这两只鸟体长和翅长所确定的点，与燕隼和红隼的平均体长和平均翅长所确定的点之间的距离大小来判断他们应归属于哪一类。通过一系列的问题的引导，让学生用类比法将此题突破。

3.不同数学分支间的类比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在不同分支、不同领域中会感到有某种类似的成分。类比法就是根据两个（两类）对象的某些相同属性，作出它们的另一些属性也相同的一种推理形式。在数学的不同分支中，有许多概念是相似的，在教学中，可以从我们熟知的分支中的概念引入我们不熟悉的分支的概念。

例如，立体几何与平面几何是互相独立的两章，彼此分离不相联系。实际上，通过类比不难发现：（1）从空间维数看，平面几何是二维的，立体几何是三维的，因此，立体几何是由平面几何升维而产生；（2）从立体几何与解析几何的联系看，解析几何中的直线是空间两个平面的交线，圆锥曲线（椭圆、双曲线、抛物线）是平面截圆锥面所产生的截线；（3）从轨迹的观点看，空间中的曲面（曲线）是空间中动点运动的轨迹。正因为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有这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的交汇点，新知识生长的土壤特别肥沃，创新题型的生长空间也相当宽广。教师促使学生领略到“类比”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各分支间的横向联系，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类比法应用的范围

1.应用类比方法引进新概念

数学概念不但是数学思维的基础，也是数学思维的结果，课本上的概念有的非常简练，有的很抽象，从而造成了学生学习成绩、学习能力的差异。在引入新概念的教学中，首先是要学生“感知”教材，利用类比法使抽象、陌生的概念变为具体、熟悉的知识，降低知识理解的难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一些极为陌生、抽象的数学概念，让学生进行讨论，用熟悉的、形象化的事物去类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新概念的建立，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完成，将对新概念下定义的主动权也完全可以交给学生，这样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例如，在讲“同类二次根式”时，可类比同类项――被开方数化简后所含字母相同，并且相同字母的指数也相同。不同的是同类二次根式的被开方数中的数字因数也要相同。再如，空间的四面体与平面上的三角形有一致之处，三角形是由平面上最少数目的直线围成的有限图形，四面体是由空间中最少数目的平面围成的有限几何体，故四面体在空间中的地位与三角形在平面中的地位是一致的，或者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它们具有类比关系。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三角形的有关概念、性质类比引入四面体相应的概念、性质。

用类比法引入新概念，能使学生易于理解和掌握。学生一旦发现新概念特征和过去已知的概念相似，就会积极主动地推测新概念特征，也可更好地理解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故学生容易从新旧事物的对比中接受新概念，产生“一语道破天机”的作用，帮助学生加速了认识过程。

2.应用类比方法理解概念

学生数学成绩的好坏，取决于对数学基本知识能否灵活应用，而对数学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学好数学的基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教学中，应用类比方法帮助我们理解概念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在学习等比数列概念时，教师可明确告诉学生等比数列与等差数列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们完全可以根据已学过的等差数列来研究等比数列。接着教师提出下列问题：（1）什么样的数列是等比数列？（2）你能由此类比猜想什么是等比数列吗？（3）请举出1～2个例子，试说出等比数列的定义。

这样的概念引入，学生的参与程度很强，在几乎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让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去研究，这种方法不仅在于训练和培养学生的类比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降低学生接受这一概念的难度。

总之，在我们平时的学习与生活中处处充满着类比，可以说，类比是探索问题、解决问题与发现新结果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思维方法。美国数学心理学家保尔科特勒斯克指出：“兴趣可以看做是学习的原因，又是学习的结果，正像兴趣是过去学习的产物一样，兴趣也是促进今后学习的手段。”教学中，类比法是发现概念、方法、定理和公式的重要手段，也是开拓新领域和创造新分支的重要途径。类比法在教学方面确实具有严格的逻辑推理难以取代的功效。但在使用类比方法时，要注意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和区别，在引进新概念、新规律时，应当进一步把它们的本质讲清楚。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应该学会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则应努力培养学生运用类比方法进行推理的能力，使他们的思维更具创造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习的内容，启发学生的思维和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在教学中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甫全.现代教学理论[M].北京：教育出版社，1998.

[2]邓泽民.职业学校学生职业能力形成与教学模式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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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自我要求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正在蓬勃发展，界内学者纷纷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期刊和论文为对象，对学科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分析、评估与反思，为促进学科的自我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纵观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不难发现大家的讨论往往是基于归纳逻辑进行的推理，然而归纳逻辑对于预测发展趋势是有局限的，鉴于此，笔者试从演绎逻辑的角度对图书馆的发展趋势进行推理，借以完善对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的预测。

2对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分析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对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做着深入、细致且全面的研究，经分析，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学者是通过分析总结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进而完善对发展趋势的预测，但实际上研究热点和前沿能否准确地反映发展趋势是值得商榷的。

2．1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的含义与关系

对于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人们通常不仔细加以甄别。这里，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研究热点是一个学科中研究数量多的领域；研究前沿是一个学科中研究时间新的领域；发展趋势是一个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之所以一直以来对本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给予高度的重视，是因为对于研究热点的把握和研究前沿的追踪，有利于学术共同体更加精准地分析与掌握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2关于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的研究观点

关于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的研究，学界提出了很多观点。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图书馆学”并且“发展趋势”和“图书情报学”并且“发展趋势”分别作为“篇名”、“主题”、和“关键词”对2009－2013年的文献进行检索，并在所得出的近200篇文献中，经过、仅选择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文献、删除会议报告和征文启事、剔除没有直接言明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的文献四个步骤，最终选定核心期刊上具有代表性的14篇文献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14篇文献中，笔者发现学者们基本上以下述三种表述形式对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加以概括：一是从影响因素的角度来表述，如李娜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都会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主题产生巨大影响，有关信息资源、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的研究一直是本领域的研究重点，而且其相关研究内容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不断进入新的探索空间；〔1〕二是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表述，如刘晓波认为机构知识库、云计算、质量控制、手机图书馆等领域将成为图书馆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势，总体上认为技术已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角；〔2〕三是从研究特点的角度来表述，如欧朝静、许洪军认为网络化和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和文献学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基础理论、应用技术手段相互借鉴，互相影响，研究内容互相重叠，界限模糊不清，很难划分，逐渐形成密不可分的图书情报学科群。〔3〕此外，笔者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发现学者们所析出的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各有千秋，但是也有几种观点是研究者们所反复提到的，在此，笔者对这几种观点集聚起来进行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2．2．1学科融合

肖希明、卢娅认为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历史渊源、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的实践以及增强学生职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整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4〕欧朝静、许洪军认为网络化和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和文献学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基础理论、应用技术手段相互借鉴，互相影响，研究内容互相重叠，界限模糊不清，很难划分，逐渐形成密不可分的图书情报学科群。〔5〕何南洋认为目前图书情报学对图书馆、信息资源和信息理论等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学科的未来发展倾向于数字技术化和功能服务细致化，因此，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必将向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形成更加细分而完整的大系统。〔6〕

2．2．2知识管理

李广立认为未来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将融入知识管理，其理论核心是通过促进知识流来实现知识的增值，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包括知识生命周期问题，知识管理流程的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定制化、自动化和简洁化，知识管理流程与业务流程的协同，知识管理流程的信息技术支持和网络化运营，知识应用指导和知识价值实现问题，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仍将是一门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学科，不管其将来的名称如何定，它终将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大学科，将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管理。〔7〕刘良璧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知识管理一定会成为图书情报文献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并将以知识管理应用研究、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情报文献学的变革和创新研究、知识管理系统、知识服务等为中心展开。〔8〕柯平认为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继续深化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未来研究亟需重点关注的。〔9〕

2．2．3数字图书馆

李娜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都会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主题产生巨大影响，有关信息资源、信息检索、信息服务的研究一直是本领域的研究重点，而且其相关研究内容将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不断进入新的探索空间。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一直是图书馆研究与实践的最热门的课题，数字图书馆仍将是图情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10〕刘良璧认为数字图书馆研究将继续成为图书情报文献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的重心将放在数字图书馆基础研究、数字图书馆技术研究、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研究、数字图书馆模型与多媒体资源库建设等方面。〔11〕

2．2．4其他

虽然有些观点出现的次数较少，但是同样也凝结了作者的心力与智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欧朝静，许洪军认为理论和实践应用研究都是未来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网络化和知识化时代的图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应用研究并重，理论和实践是图书情报学健康发展的两翼，偏一不可。〔12〕何南洋认为在Glanzel、Leydesdorff、Egghe等国际知名计量学家的推动之下，图书情报学将以引文分析、h指数等主题为研究前沿，进入新一轮的繁荣阶段。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发展也将随之进入成熟期和完善期。〔13〕刘良璧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及情报机构社会化服务的深入开展，企业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流程、竞争情报服务、竞争情报系统、反竞争情报以及情报采集技术方法、情报分析处理技术等将越来越受到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者的重视。〔14〕

2．3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研究方法

在选取的文献中，有些文献没有提到研究方法，直接言明是归纳出来的；但大多数图书情报界的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词频分析方法〔15〕，词频和关键词共现方法〔16〕，文献调研与归纳法〔17〕，实证研究法〔18〕，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19〕，引入CiteSpaceII工具并结合传统文献计量的方法〔20〕，析出各年的高频关键词并借用布拉德福定律、比较分析法〔21〕等）对不同来源的研究论文（CNKI，SCI，SCIE，SSCI等数据库中的研究论文，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内外图书情报类全部核心期刊、部分核心期刊、特定核心期刊所刊载的研究论文，硕士论文等）进行某一年度、短期、长期的分析，得出研究热点、研究前沿，部分学者通过研究热点得出学科发展趋势。尽管学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但是包括诸如词频分析方法（对2004－2009年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论文关键词的词频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借助SPSS统计分析工具对从数据库中获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多位尺度分析）在内的选取的14篇文献中所有关于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实际上都是对已有事实的归纳总结，而通过这些方法析出研究趋势的过程总之都是基于归纳逻辑的推理。

3归纳逻辑对于学科发展趋势研究的局限

归纳逻辑在一般的逻辑教科书上通常被定义为，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推理，也常被称之为一种或然性（概然性、盖然性）推理或扩展性推理。〔22〕一般认为，归纳逻辑指的是以个别知识作为前提推出一般性知识作为结论的一种认知方法。归纳推理的前提是一些关于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判断，而结论是关于该事物或现象的普遍性判断。根据归纳逻辑的属性，归纳逻辑对于研究学科的发展趋势有以下两种局限性：

3．1归纳逻辑研究结论的或然性

按照归纳推理的前提所断定的是否涉及了某类事物的全部对象和归纳推理的具体形式，可以把归纳逻辑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23〕虽然完全归纳推理考察了某类事物的全部对象，结论具有必然性和可靠性，但是不完全归纳推理才是归纳逻辑的代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也多采用不完全归纳推理。然而，它只是断定了某类事物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某种属性，而结论却是断定该类全部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结论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或然性的。在笔者选取的上述文献中，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全部都是基于归纳逻辑，采用不完全归纳推理（完全归纳推理虽然结论具有必然性，但需要考察对象的数量极多甚至是无限的，很难或者根本无法使用完全归纳推理，除非是在普遍调查研究中），运用词频分析方法，文献调研与归纳法，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与综合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进而得出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并在此基础上析出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由于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或然的，因此通过分析图书馆学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而得出的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只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必然需要进一步的检验和证明。

3．2归纳逻辑不能用于对未发生科学事实的研究

在《人类理解研究》〔24〕一书中，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提出：归纳的思考基本上是先验的，我们不能以先验的知识证明未来就会和过去一致，因为（在逻辑上）可以思考而出的明显事实与世界早已不是一致的了。但是休谟并不是主张归纳法并不可行，相反的，休谟主张的是这种归纳思考在事实上并不是由理性所构成的。休谟理论中的另一个重点在于：虽然休谟对于归纳法属于理性思考的可能性抱持悲观态度，他仍认为归纳推理带有相当值得注意的、也是相当神奇的预见未来的能力。所以，基于归纳逻辑对学科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的分析能够使该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更好地把握学科发展的趋势，更好地确定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图书情报界学者也是致力于分析研究本学科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图书馆学的繁荣和完善付诸努力。而归纳逻辑主要是用于归纳已经发生的事实，它在概括事物的共性时，把事物的属性看作某种既成的东西、静态的东西，它所概括的是事物的过去，难以概括它的发展和未来。由于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是既成和静止的，使用归纳逻辑加以分析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而用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趋势则略显牵强。吴慰慈、罗志勇在2000年发表的《面向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指出文献构建、元数据、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将成为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趋向〔25〕，然而在李娜2011年发表的《2004－2009年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分析》〔26〕中通过高频关键词统计得出的在2004－2009年我国图书情报学17种核心期刊中，排序前20位的高频关键词中“元数据”仅在2004年有所涉及且排序19位，另外“文献构建”则从未出现在排序表中，诚然，不可否认的是其余的“搜索引擎”、“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在排序表中多次出现。这表明，归纳逻辑在预测学科发展趋势时，有其一定的利用价值，但是得出的结果是或然的，会有所偏差。在预测图书馆学未来发展趋势时，图书情报界学者所用的方法，归根结底是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方法，而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是既成事实，是静态的事物，毫无疑问可以也必须是通过归纳推理得到。但是图书馆学发展趋势却不是单单通过归纳就可以得到的，而且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是无法推理出发展趋势的。另外，科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科学哲学就是证伪主义。证伪主义认为科学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其逻辑依据就是科学命题的提出总是在归纳逻辑的基础上提出的，而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推理基本都是不完全归纳推理，结论具有或然性而且也不能归纳出未发生的科学事实，因此它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波普尔才提出科学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这种科学哲学实际上也侧面的反映了归纳逻辑的局限。

4基于演绎逻辑的分析

与归纳逻辑对应的是演绎逻辑，笔者窃以为通过演绎逻辑来推理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办法。所谓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前提出发，通过推导即“演绎”，得出具体陈述或个别结论的过程。它是一种必然性推理，推理的前提是一般，推出的结论是个别，一般中概括了个别。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源自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其自身所承载的能力，因此，采用演绎逻辑推理最主要的三段论形式从社会发展需要和图书馆学自身能力作为大小前提来推理图书馆学的发展趋势是有迹可循的。

4．1大前提：社会发展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什么

首先，从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谈起。一个学科的学科性质反映了该学科的归属，了解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有利于确定其今后的研究方向，把握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于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主流观点认为“图书馆学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27〕。图书馆学来自实践，反映实践，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应用性。其理论基础能很好地应用于社会实践，这不仅仅表现在图书馆采访、编目等本职工作中离不开图书馆学理论的指导，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企业的竞争情报也同样如此，除此之外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需要应用图书馆学的相关理论，需要应用图书馆学的相关理论来说明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现象，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其次，至于社会需要图书馆学具体研究什么，目前尚未有一个具体规范。从广义上讲，一切关乎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内容都需要图书馆学去研究；但是从狭义上讲，社会需要图书馆学具体研究什么，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学萌芽时期说起：从图书馆出现到19世纪初施莱廷格提出“图书馆学”概念的这段时期，已有关于文献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为图书馆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人们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去独立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施莱廷格在1808年《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一书中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图书馆目录编制原理，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图书整理”〔28〕。这表明古代至中世纪无论中外，图书馆学的知识都是在文献整理，尤其是在文献编目的基础上首先积累起来的。过渡到今天的信息社会，物质、能源和信息并称为世界三大要素。物质是赖以生存的基础，能源是生命体的条件，信息是构建世界的桥梁，三者缺一不可，统一为一个体系。人类社会需要图书馆学去研究的远远不仅仅是文献的收集和整理那样简单，而是需要研究关于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信息资源的方方面面。但是关于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涉及到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这也就引发了图书馆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小前提“图书馆学能研究什么”。

4．2小前提：图书馆学能研究什么关于“图书馆学能研究什么”，不像“社会需要图书馆学研究什么”那样不明确，要分析清楚前者，还要从图书馆学的原问题“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谈起。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奠

定的基石与研究的起点，对学科的构建和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科学部类之间、门类之间、学科之间相互区别的内在依据。〔29〕“图书馆学”从诞生至今的200多年的时间中，其研究对象一直是图书馆学界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笔者也对于此问题做出过深入的探讨。本着保证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能直接概括为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不能等同于研究内容、以及表述为一种社会行为的四个原则，〔30〕笔者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概括为“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31〕，这便是图书馆学所能研究的。而信息资源管理分工中关于“基于信息组织的信息开发”和“面向信息利用的信息保存”〔32〕则需要图书馆学的同宗学科情报学和档案学去研究。图书馆学具体能研究的领域有很多，如图书馆经济，图书馆建筑，图书馆管理等等。但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的，一定要抓住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中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如图1所示，两条直线中间代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螺旋曲线代表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与繁荣，研究内容会越来越多，所示的螺旋曲线的直径也越来越大。从研究对象出发，围绕研究对象所产生的众多的研究内容中，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关系紧密，有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关系疏远，而那些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关系紧密的研究内容会成为图书馆学长期的研究领域，反之，与研究对象关系疏远的研究内容则会慢慢消失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中。图1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示意图近几年人们重点关注的IT技术之一———云计算正逐渐渗入到医药医疗、制造、金融、教育科研、电子政务等各个领域，各种云计算的服务范围正日渐扩大，影响力也无可估量；而后又被IT行业津津乐道的大数据，其应用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通信、网络技术产业，而是正在逐步深入到工业、重工业等众多行业，大数据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在未来经济中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33〕像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研究能否成为今后图书馆学所关注的热点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有些学者认为既然图书馆学能够涉及到这些技术，那它们则理应成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内容。但是依照我们的思路，我们评价一个领域能否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图书馆学的关注热点，就要看它的核心内容是否能够为信息组织———图书馆学这个最核心的研究领域提供支撑服务。

4．3推理结论

综上所述，按照上述大小前提，图书馆学发展一直会按照人类社会的要求和“信息组织”的道路发展，而且会一直沿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从最初的施莱廷格在1808年出版的《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据此这位图书馆学之父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整理”，其主体内容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随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又经过了杜威的“技术说”，帕尼兹和爱德华兹的“管理说”，巴特勒的“社会说”，我国学者杜定友、刘国钧的“要素说”，以及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34〕，此外还有交流说、事业说、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论、可获得性论、知识资源说等“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主要观点和流派。虽然研究对象的讨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总之离不开“对信息的组织”。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我们在无限趋近于“真理”而永远不可能触及它。同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的200年中，其有着太多研究内容，时间证明了那些没有生命力的研究内容终究会昙花一现消失在图书馆学研究的视野中，而图书馆学也一直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需要以及沿着“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的道路不断繁荣。同样，以后的研究领域是否属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要看其是否符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这一标准。

5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领域

遵循上述推理结论，笔者认为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方向也定不会改变，只不过“信息组织”的面貌会焕然一新。当前一个富有勃勃生机的领域开始崭露头角，笔者曾经对其进行过很苛刻的审视，认为其的确属于图书馆学而且符合“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这一标准，也定会在未来图书馆学的舞台上大有作为，它就是循证图书馆学。循证图书馆学（Evidence－BasedLibrarianship，简称EBL）受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简称EBM）的影响，后者是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Practice，EBP）在医学中的应用，是最为重视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在信息科学领域，医学图书馆员的职责之一就是帮助医生查找需要的医学文献，以保障EBM顺利实施，这种早期的信息服务促进了循证图书馆学（EBL）的产生。〔35〕但EBL并非是EBM在信息科学领域的简单移植，EBM是使用最好的证据来决定病人的治疗方案，而EBL是使用最好的证据来指导图书馆以及其他非常多领域的实践。另外，也有国家称循证图书馆学（EBL）为EBP（EvidenceBasedPractice，循证实践）或EBIP（EvidenceBasedInformationPractice，信息循证实践），由此可见EBL并非是图书馆学的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图书馆学的一种独特研究方法，本质上是为了信息检索而对信息的组织，所以循证图书馆学的应用不单单局限于寻找出最佳证据服务于图书馆的用户，协助图书馆制定决策和指导实践，只要是需要获取证据的科学实践，循证图书馆学都能组织信息，获取最佳证据给用户以高效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并处于管理、搜索、评价证据非常便利的独特位置，〔36〕因此，笔者预测循证图书馆学已经或将会在以下领域大有作为。

5．1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是遵循科学证据的临床医学。它提倡将临床医师个人的临床实践和经验与客观的科学研究证据结合起来，将最正确的诊断、最安全有效的治疗和最精确的预后估计服务于每位具体患者。它不同于传统医学，后者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非实验性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对疾病基础知识的理解来诊治病人。循证医学并非要取代临床技能、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医学专业知识，它只是强调任何医疗决策都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这些证据包括随机对照实验，病例对照研究，基于临床经验的权威意见和专家委员会的描述性研究或报告〔37〕等等。如上，我们了解到循证的过程是将这些证据组织起来，按级分类并找出最佳证据服务于每位患者，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检索而进行信息组织的一个过程。这也就表明了虽然是循证医学带动循证图书馆学成为了近年来图书馆学的研究热点，但循证医学的本质其实是循证图书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不仅如此，循证图书馆学在医学中所运用的相似方法可以为今后打开多学科合作的大门。

5．2循证法学

基于循证图书馆学在法学中应用，笔者提出了“循证法学”这一概念。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虽然中国所属的大陆法系，不讲求判例制，但是我们如果能将已经结案的判例组织起来供司法人员、审判人员、以及其他的法律工作者、当事人使用，也会对司法的客观公正起到积极作用。例如：以前同样是醉酒驾车造成多人死亡的事故，有的案件就以交通肇事罪来判罚，有的则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判罚，这就使我们法律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了质疑。如果有循证法学，我们就可以借鉴以前的判例，使得诉讼的标准尺度更加统一，更加有据可循。如果循证法学开展得好，以前的像类似的案件判决，将得以迅速地提供给司法判决的各方，也将会增加更加严格的定量研究证据的比例，以弥补传统方法在支持案件决策中的不足，并选择最相关的证据来解决问题，确保在法律纠纷中正确决策而减少判决的随意性，可成为司法判决中重要的依据。

5．3循证史学

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文献的产生发展、表现方式、流传情况，以及文献的内容类别、整理利用乃至文献数据化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阐述其发展规律，总结其实践经验，进而加以理论说明的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文献学工作之所以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实际上就是在做循证史学的工作，是将文献中找到的有价值的东西组织起来。通过循证史学可以解决社会中许多难以解决、争议颇多的问题。例如，关于领土争端问题，我们可以到以往的文献中寻找证据。问题近期一直是我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证明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如“最早明确记载的文献《顺风相送》”、“历代往琉球册使记载”、“归属中琉海沟———历史上明确记载的‘中外之界’”，这些都是证明归属权的最佳证据。鉴于此，循证史学应该明晰自己的使命，并防患于未然，事先将文献信息有规律地按照专题组织起来供人们查找利用。尽管EBP在图书馆学的应用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鉴于循证法的科学性和普适性，循证研究已经成为了图书馆界理论研究的一个趋势。笔者相信，循证研究可以使图书馆学更具专业性和科学性，更易被其他专业所接受与认可，更利于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38〕

6结论

篇10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统醴礁娉醪叫纬伞5诙?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

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会计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力图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去证明普遍命题,因而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的只具有概率或然性。(2)实证会计研究过分强调模型化和定量化,经常由于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偏差。(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tts/Zimmerman在《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的作用只在于解释和预测,而并没有提及实证会计理论具有对会计实务的指导作用。

3、关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总的评价

(1)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具有自身所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规范会计研究在理论证明和构建会计理论时具有优势;实证会计研究则具有获得新知识、新理论的优势作用。

(2)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在运用时应该相互依赖、互相渗透。规范会计研究的大前提要接受、依赖实证会计研究来进行经验检验,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分析要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3)单纯依靠规范会计研究或实证会计研究都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各自的系统缺陷。如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概率或然性质,规范会计研究大前提的来源及正确与否的问题。

(4)规范和实证会计研究都忽略了人的认识本来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往复的过程,是渐进性和飞跃性,逻辑主义和非逻辑主义的统一。因此,片面强调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5)实证会计研究往往适合于对具体的会计理论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但如若涉及到对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则无能为力,而此时便必须依赖规范会计研究。

本文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着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以下将两者的结合简称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

三、试论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

1、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互补性——会计理论发展模式的启迪〔9〕

会计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保持会计基本理论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可用于指导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理论研究起到规范的作用。同时,它一般经受得住某些“反常”的冲击、诘难,具有一定的弹性,并通过对理论的局部调整或修改辅前提、假说,把反对转化为支持,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上升时期。但是,任何会计理论总并非尽善尽美,总有其赖以存在的会计环境,一旦其在强大的“反常”面前一筹莫展并不能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之中时,就势必将会被新的会计理论代替,这时就需重新调整会计理论的内涵及其基本结构。此时,会计理论就处于显著变动状态,就强烈需求质变。但是,新的会计理论并非对旧的会计理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扬弃”。新旧会计理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包含或对应关系,新理论是对旧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整个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前进的上升运动,是向绝对真理逼近的过程。由此可见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相对稳定显著变动相对稳定…”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这样,在会计理论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相应的主要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也应有区别:在会计理论体系相对稳定的阶段,会计理论表现出对会计研究的指导作用并具备应付反常冲击的弹性,因而可以在原有理论和思路指导下,主要运用规范会计研究(收敛性思维)继续进行研究,通过辅命题克服理论的困难,使理论作为规范较好地发挥作用。当会计理论发展进入显著变动阶段后,原有的会计理论如果继续存在势必会产生阻碍作用了,因而必须另辟蹊径,从新的角度解决问题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发散性思维),持批判的态度从会计实践、现象的经验分析中创造出新的会计理论。总而言之,只有在会计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促进会计理论的发展。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会计理论发展的特定阶段,采用某种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同时使用另外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对会计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而事实上,会计理论体系中不同会计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科学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统一。如美国“财务会计概念结构(SFAC)”便是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共同配合、协作成功的范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会计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它也必须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作为会计理论研究起点的问题可以直接来自于会计实践,也可以来自过去会计实践的产物——已有会计理论。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会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已有会计理论,同时不断从会计实践中吸收“营养”,发现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绝不允许忽略会计实践。但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会计知识由于其归纳特征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或然性,因而必须从会计理论高度运用规范会计研究进行演绎推理,以发现其有无逻辑矛盾,得出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为会计理论。所以会计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可归纳为“会计理论会计实践新的会计理论…”这一不断往复、逐渐完善的过程。相应的,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可归纳为“规范实证规范…”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概括来讲,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是会计理论研究者根据已有的知识,对会计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并通过对假说的实践检验、修正,逐渐使假说演变为新的会计理论。

2、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互补的可能性

如果详细比较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大量会计文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以下重大方面各具特色,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方面,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需要互补:

（1）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少数几个基本会计概念(会计基本假设或会计目标)出发,主要运用演绎法来推出一套用来指导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而大凡实证会计研究,一般总是先根据大量的会计现象归纳出一个或多个命题,然后利用来源于会计信息市场的若干会计数据来进行经验检验;或者对规范会计研究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证实或证伪。一言以蔽之,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

（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itis),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来进行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Whatitshouldbe)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这么来讲,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实际上,Trueblood报告就曾指出,会计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的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因此其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钩?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

（3）规范会计研究的较高层次性决定了其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而实证会计研究则由于侧重于在较低会计目标层次上进行研究,则涉及到事实判断。那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何呢?两者的关系如下所示〔10〕:自然事实存在人类经验认知或判断事实判断主观需求与客观环境制约价值判断（肯定或否定）由此可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因此规范会计研究不可能排除事实判断,实证会计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价值判断。此外,按照哲学观点,“是什么”(事实判断)先于“应该是什么”(价值判断),所以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但是由于“是什么”总有些捉摸不准的味道(如会计基本假设来自于客观会计环境,具有客观性——“是什么”,而会计目标代表了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主观需求即“应该是什么”,但是会计界却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两者并重,这是否对我们有所启发?),所以需要对“应该是什么”进行某些规定,这样规范会计研究同样必不可少。

3、小结

（1）会计理论研究之中,“是”与“应该是”,或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并无明确的界限可以辨别或者有意识地去遵循。

(2)从逻辑上来讲,事实的描述先于价值的形成,尽管在现实的会计研究之中,由于会计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可捉摸性,是什么总有点捉摸不准的特点。

(3)虽然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研究者个人先入为主的干扰,但是追求实证会计研究的“纯洁性”,将人为的干扰降低到最小仍是一种会计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之间并无人为的鸿沟,作为实证会计研究精神的对事实解释和预测最终必须过渡到规范会计研究的主旨——会计应该是什么上来,换句话来讲,实证会计研究应该以规范会计研究的目的为归宿。

（5）在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由于两者的互补性,绝对地将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对立起来的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绝对抹杀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

（6）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由于是从逻辑高度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研究过程,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和会计实务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实证会计理论研究则立足于会计实务,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与会计实务中的结果比较吻合或基本接近,但是这并不能够说明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孰优孰劣——“存在的未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规范会计研究的成果说到底是把会计实务界暂时认识不到的结果展示给会计界,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既定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借此改变会计人员的认识格局,并可能最终因此影响他们的选择。

四、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比较及应用

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区别大致有二:

（1）实证会计研究以有用事实为基准来检验假说,但“有用”并无一确定标准,对某一利益集团有用未必对另一利益集团也有用,因而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实质是以利益为导向并由此制约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而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以社会需求确立的课题为出发点,这既是形成会计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逆向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概而论之,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检验标准是思维模拟检验和社会实践检验的统一,其中思维模拟检验大量运用了形象思维,直觉逻辑思维的方式将从会计实践中抽象出的理性客体蒸发、升华为理想客体,使其既保持了本质特征,又保持了思维过程的逻辑性;社会实践检验则是对假说概念予以具体化,使之具备可度量性,从而将理论性假说转化为可实践性假说。

(2)实证会计研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对假说的检验,却忽略了作为会计理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的能动认识能力以及其创造性思维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所以最终也未逃出对会计实践进行描述和解释的传统思维的来源。规范—实证会计研究辩证地运用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突出了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及认识活动所应遵循的思维规律,因而具有明显的综合及辩证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认识阶段调整认识方法和认识手段的内在调节机制。

众所周知,我国会计准则是按规范(演绎)方法制定的,是准则制定者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基础上做出的主观规定,它代表了规范会计实务的理想准则。但是,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环境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下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因而对准则的实际效用及预期目的之间关系的检验就变得尤其重要。准则制定者必须了解,现有准则的执行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是否强化、规范了企业的财务行为,是否增强了外部利益集团及企业内部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重视程度,而要获得以上各项认识,既不能依赖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又不能从原有理论中演绎推理而知,而必须展开广泛的会计实践,通过调查、征集意见,获得有关会计准则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才能不断修改原有准则,使会计准则不断地发展完善。规范—实证会计研究吸取了规范、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点,不仅弥补了传统会计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缺陷,而且可促使研究者更加注意接触会计实践,按科学的程序,从会计实践中获得对会计准则更深刻的认识。

五、关于进行多样化会计研究的建议

诚如本文上述,实证会计研究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并不能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就为准则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意见,因此规范—实证会计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为了克服这个缺陷,笔者建议:

（1）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大量开展实地研究(FieldStudy)和案例研究(CaseStudy)。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力求在会计准则制定之前对会计实务和会计现象的本质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

(2)应该尽量学习美国和台湾目前应用较好的实验会计研究(ExperimentalAccountingStudies),通过建立会计实验室,模拟与所要研究的会计准则相似的会计环境,对搜集的专家或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行分类、分析和概括,事前为会计准则制定提供有益的意见。

(3)在会计研究之中大量运用数学方法、模型开展量化研究。也许有的同志认为鉴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不太成熟,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大量存在,由此搜集到的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往往值得质疑,因而提倡在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模型进行研究时应该谨慎,并对国外会计文献中充斥着数学表示担忧和不理解。笔者认为这些同志混淆了会计研究中数学模型的两种类型——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前者是用数学符号对会计理论研究过程进行的表述,无须使用来自于会计信息市场的具体会计数据;而后者则必须带入会计数据,并要设定某些参数。笔者此处主要提倡会计研究的理论模型,因为数学语言表达最为简洁明了、无歧义,可以加强对会计理论问题的论证力度,逻辑严密并且更容易被证实或证伪,因而更符合科学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使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马克思)。此外,笔者也赞成利用恰当的计量模型进行会计研究(实际上,与国外的会计数据相比,我国的会计数据来源也许更加可靠),关键在于建立我国自己的大型数据库,为日后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大量的会计研究奠定条件。

注释:（1）CharlesChristenson:“TheMethodologyofPositiveAccounting”,1983。

（2）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

January1990,pp131-156

〔3〕葛家澍:“关于市场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原载于《财会月刊》,1996.2-6。—01—No.1.2000LIAONINGFINANCIALCOLLEGEJOURNALVol.2,SumNo.7

〔4〕马克·图恩:《自决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第279页。

〔5〕Hendrikesen:《AccountingTheory》1995,5thed,Chapter2。

〔6〕刘峰:“实证会计的方法论基础及批判”,《会计研究》,1997.7。

〔7〕樊刚:“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原载于《读书》1988年第12期。

〔8〕HaimMozes:“AFrameworkFor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JoumalofAccountingLiteratureVol.11,

1992.P.93-120。

〔9〕本部分主要参考了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玻普尔和拉卡托斯的观点,如“范式理论”、“证伪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是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会计理论研究之中并结合会计理论研究的具体情况后得到的结论。

〔10〕陈秉漳:《价值社会学》,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8第314页。

主要参考文献:〔1〕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2〕陈岱孙:“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科学》,1981年第三期。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1996年,原载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

〔5〕[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6〕关士续等编:《自然辨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7〕周忠惠:《会计研究方法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

〔8〕Watts/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ATenYearPerspective”,TheAccountingReviewVo1.65,No.1,

January1990,pp131-156。

〔9〕Watts/zimmerman:“TowardsaPositiveAccountingTheoryof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andards”,

TheAccountingReview(Jan),1978,P.112-134。

〔10〕Watts/Zimmerman:“TheDemandforandSupplyofAccountingTheory:TheMarketforExcuses”,The

AccountingReview(April),1979,P273-305。

（11）Ball/Brown:“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JoumalofAccountingResearch,196

〔12〕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

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5/13。

〔13〕刘元亮等编著:《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14〕Hung-ChaoYu:“IntroductiontoExperimentalEconomicsStudies”,参见俞洪绍先生1997年10月1日在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报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