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启示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及二元学派的核心思想

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不悦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些理论不过是囊括了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这是对传统理论的拓展；而另一些理论则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是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义学派。

分割主义学派既起源于比较时髦的现代社会，也起源于源远流长的历史陈迹。其现代起源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但却以失败而告终；二是按阅历划分的方法，为激进经济学家将美国工人阶级“肢解”为政治“条块”的理论提供了武器。从历史渊源看，其源头也许要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的时代。穆勒和凯恩斯曾公开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质的学说，而倾向于具有非竞争性的其他学派；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美制度经济学家来说，两人的学说则奠定了劳动力市场细化和结构化的基本概念。

现代分割主义学派的理论可谓多种多样。它们的分析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兴趣的关注点（报酬或流动），市场分割的界限（如按工作划分、按产业划分、按性别划分、按人种或年龄划分等等），所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按“两分法”梳理这些分歧，顺藤摸瓜，便可得到一个双元结构图，其间，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初是由皮奥雷（Piore，1970）提出来的。相对于职位竞争学派和激进学派而言，二元学派的研究较为具体，针对性也很强，故本文重点在简要介绍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启示。

现代的双元结构理论就是按与穆勒相似的命题来发展的。皮奥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级市场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的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但相比较而言，二级市场的工作便大为逊色：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毫无个人升迁机会。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双元结构的分界线主要在于劳动报酬。二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工资低，极易失业；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注重供给方和劳动者个人等因素的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强调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可以把双元结构派看成是强调工作特征，而不是强调工人特征。但是，强调工人特征的双元结构理论也是存在的：二级市场的工作多由非白种人、妇女以及年青人来承担，按劳付酬的规则在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

一级市场的工作看上去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工资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等与就业结构有关的事宜，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规则来调控的，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此类工作安排优先考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甚至可以说只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开放；这些组织可能是企业、公共机构，也可能是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内部市场的工资结构安排主要根据组织内部的需要来制定，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没有多大关系。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资波动来解决，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

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新意与理论贡献

长期以来，分割主义学派标新立异的行为，特别是在关于贫困、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教育和培训、市场垄断、失业等方面的理论分歧，一直是传统经济学家的谴责对象。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分割主义学派的命题在实证上是错误的，如果从竞争的角度出发，将能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因此，按传统经济学家的工资观点，二级市场工人的劳动报酬之所以在低水平上徘徊，是因为他们素质和生产效率低下；而低能力低报酬，正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题中之意。这个观点正应了希克斯的一个权威结论：拙笨者低薪水，价有所值，不足为怪。用马歇尔的话说，各个区域劳动报酬的明显差别，蕴含于看不见的由竞争形成的效率工资之中。就工作的稳定性而言，工作作为一个进身阶梯，都是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形式。在一级市场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之所以要保持工作和员工的稳定，是因为企业的职业技能具有明确的分工；稳定及内部擢升规则既有助于企业谋利，也有助于维护企业对员工从事人身投资的权益。工作阶梯和内部擢升的前景，既能刺激效率的提高，也能吸引人们在这些企业供职。最后，二级市场上高素质的劳动力将向一级市场转移，所以，在二级市场上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低下，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根本不矛盾。

篇3

【关键词】最低工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买方垄断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为了改善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实质是通过强制性的立法把初级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工资之上，以此来实现社会公平。

国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的经济效益产出方面，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以及对其他工资的影响等方面。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他们认为这样会降低市场效率，进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危害，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制度提出了批评，其中以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最为引人瞩目。斯蒂格勒认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仅对减少贫困未能起到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扰。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在我国的表现

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劳动报酬、职业稳定性、晋升机会等工作特征应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分割的、自成系统的不同市场、行业或者职位，在不同市场、职业或者行业中，劳动报酬等工作特征完全不同，缺乏横向的比较性。1954年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很多的制度规则分割为许多更小的市场，作为制度规则运行的结果，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Doeringers·P）和米切尔·J·皮奥里（Michael·J·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一文，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典型的非竞争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就业和劳动报酬的影响。其中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论最具典型代表性，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这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一级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工资福利待遇较高、有较多的培训机会、工作流动性较小、就业稳定、失业危险小、工作条件好、管理过程规范、有很多的晋升机会，要进入此类劳动力市场工作，劳动者必须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学历以及较高的个人综合素质，这类市场上的工作者是比较有前途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个人收入。与此相对照，二级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相当于竞争性市场，受供求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劳动的边际贡献和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有工资低、职业不稳定、管理不规范等特征。员工自主工作性较低、工资福利低、工作条件差、劳动力流动性高、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培训机会少或者没有、没有升迁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壁垒较小，属于通用的职位，一般讲，次要来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不需要太多的培训，学历较低。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我国是否有所体现？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主次劳动力市场工作特征差异比较明显，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呈明显正相关性。而且无论主次劳动力市场，教育对收入的提升都是正面的，但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这说明低收入者要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区就业，他们相信次要市场是低效率的信号。这进一步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呢？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多重分割格局，主要是制度规则导致的（李建民，2002）。行政因素或者政策因素主导了我国的所有制、产业、城乡等多元化分割格局（杨宜勇，2001）。综合起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有所体现，且表现出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与我国的所有者体制改革、城乡差距的扩大和产业分割现象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所有制分割。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统一、福利完善、就业稳定等特点，不同的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报酬差别不大，这必然引起人才流失。而新生部门则以民企为代表，其工资支付依照市场原则。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流出来的职工到底是进入新兴市场还是继续留在原有的市场准备自愿性失业呢？这种国有和非国企业的分别，对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城乡分割。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方面，户籍制度所受的指责最多，被认为是阻碍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约束，迁移者难以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实际上，户籍制度不但起着就业保护的作用，而且因为这户籍制度关系着能否享受到各种城市福利的资格。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存在城乡差异时，这种市场分割程度就越发严重。

三是产业分割。产业分割是依赖与政府的垄断政策，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有丰厚的垄断租金，足以建立新式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排斥这个企业之外的求职者。这种分割不完全是旧体制的原因，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引起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的流动障碍，各个市场的门槛和壁垒作为提高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效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容易引起一些寻租行为和违规行为。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工资较高，他们的均衡工资水平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此时最低工资制度将不会发生作用。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二级市场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非熟练的初级劳动力，技术水平低，相互替代性较强，加之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因而买方在交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决定有较大的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买方垄断市场，而不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二、买方垄断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效应

由于买方垄断企业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者，故其产品的边际收益与产品价格相等：即MRP=P。但是，由于此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是完全竞争者，故其劳动力价格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从而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不再等于劳动力价格。假设劳动力的供给函数为W（L），则成本函数为L？鄢W（L），于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函数（MLC）如下：MLC=[L？鄢W（L）]`=W（L）+L？鄢dW（L）/dL从上式可见，劳动力边际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劳动力的价格W（L），表示企业为增加使用劳动力所必须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数量的价格，这是由于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成本增加。第二个部分为L？鄢dW（L）/dL，其中dW（L）/dL反映了由于增加使用劳动力而引起价格的变动，故第二部分表明：企业所雇用的总劳动数量的变动导致了每个员工工资价格的变动。如图1所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MRP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MLC的交点确定了买方垄断企业的最优劳动使用数量，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当企业的劳动需求量确定为E0，时，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供给曲线S决定，即为W0。在这个市场上企业以低于均衡工资的工资雇佣了E0的劳动力，企业收益最大。

当工资率从W0上升到Wm，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雇佣Em个工人。但雇佣量却还是从E0上升到Em。于是，对于买方垄断的企业来说，强制性的工资率会同时提高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也就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正是边际费用的下降才导致了企业在短期中扩大生产规模和劳动力的雇用数量。因此，如果对买方垄断的企业实行强制工资率，那么就可能会使得企业的工资率和雇用数量同时上升。以上我们分析的这种情况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图的情况下，只有当最低工资率被确定在W0和W1之间时，雇佣量才会上升。如果最低工资率位于W1以上，它会导致MLC的提高，雇用水平会下降到E0以下。第二，图1中的MRP曲线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买方垄断企业对最低工资的短期反应。

所以，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况时，如果不存在其他干预，则垄断买主所雇用的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处处都高于其供给价格，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即图中的E0点。如果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则垄断买主成为一个价格接受者，此时雇用水平上升到Em.因此，如果高于原先的W0，低于竞争性工资W1，则最低工资标准会使就业增加。如果Wm=W1，则雇佣量上升到竞争水平，一旦Wm>W1，则雇佣量就会下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最低工资政策是减少还是增加就业，还是对就业没有影响，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最低工资的实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态，且最低工资水平合适，那么这一政策还会增加就业；如果雇主减少员工的其他福利，这在客观上会削弱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三、结论

在短期内如果能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在W0和W1之间），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劳动着工资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雇佣量。从长期来看，工资率的提高会产生替代效应，即用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使雇佣量减少。但是，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2020年劳动力供给将比2010年减少619万，以后劳动力的供给会逐年下降，工资率的上升所引起的替代效益可以减轻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是符合我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发展战略。所以，在短期内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减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也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效率。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对最低工资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国的现实，应该将最低工资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定以后如何去执行，对于不执行的行为，该采取怎么样的处罚和挽救措施以及这一政策在中国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等问题上，而不是仍然继续停留在要不要实行这一制度的争论上。

【参考文献】

[1]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2] 孟大虎：劳动了市场分割：理论演进及对就业问题的解释[J].天府新论，2005（4）.

[3] 陈广汉、曾奕、李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与辨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2）.

[4] 罗小兰：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分析[J].财贸研究，2007（4）.

篇4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体制；刘易斯拐点；倒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10504

作者简介：许经勇（1938），男，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契机，它将会驱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乃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即形成越来越强化的“倒逼机制”。而分析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其如何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引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生那些深刻的变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所设计的模型，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二元就业结构，是与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就业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工业领域就业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就业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间。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工业部门转移，就会有效地抑制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上涨，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伴随着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纳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其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也会跟着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利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直至相对稳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可以把“刘易斯拐点”概括为劳动力供给过剩向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其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把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着眼于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不受任何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目前我国2.45亿农民工中，异地转移的有1.5亿以上。这种转移的结果，虽然也给转移者带来收入增加的效果，但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就有悖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奥秘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1986年为1:1.7）；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流动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不断地扩大着（2010年为1:3.3）。这是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不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真正的等价交换，而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始终处于被扭曲了的状态。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条件。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各部门、各地区的流动，形成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这种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者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指的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动机。所谓“自由人”，指的是劳动者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存在着任何超经济强制。而劳动力的需求者则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正是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上。但是，当人们用这种理论解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时，就会从以往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即强调制度性、社会性、政策性因素对劳动就业和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彼德・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就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他们摒弃了劳动力市场竞争模式，并对人力资本理论发起挑战。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人力资本含量。而提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者则认为，仅仅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论证劳动者收入高低是不充分的。在当代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制度性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即使人力资本含量相当，劳动者收入差别也会相当悬殊。由此可见，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因素，除了人力资本含量的差异，还有制度性原因，也可以说是“制度偏好。”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是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修正。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转化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市场机制所固有的公平竞争原则，就被不公平的歧视所代替。当任何两部分人的平均劳动报酬的显著差别不能由人力资本含量来解释时，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特殊表现，就是被制度化为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制度是指具有激励、约束和资源配置功能。我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有利于实现向城市倾斜的资源配置。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被扭曲为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即把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化。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赶超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性，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选择模仿发达国家，又可以选择自主创新。如果是选择前者，就必须实行扭曲要素价格的财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劳动力价格、土地使用价格、资本使用价格。并以此为代价承接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没有承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国际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揭示这么一条定律，就是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持续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而资本与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类生产要素。如果经济发展中仅仅有资本要素的积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趋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经济发展过程和人口红利产生过程相吻合，则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阶段的到来，从而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体制相联系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制度性的分割状态，在城市中表现为市民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以及付出等质等量的劳动，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报酬和福利差别却很大。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限，主要体现在由于制度性歧视而造成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上。据有些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市民的工资福利待遇约相差5倍左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近乎无限供给，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福利强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战略的延续。我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强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为加快工业化提供积累。这种政策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从而也强化了工业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就为我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条件。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分工表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特点是，同一个产品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消费等往往要通过数个国家的生产与经营环节。从产业环节看，高端环节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而产业的低端环节则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组装和补偿贸易。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从国外（境外）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是很难迅速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三来一补”正好把这三大要素送上门来。这些要素与我国廉价劳力、土地结合起来，形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基础上。它既是以劳动力低成本为基础，又强化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要从这种路径依赖的惯性中摆脱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况且，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只能说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当一部分资源还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当地方政府还担负着经济建设职能，即还没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扭曲状态、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是不难理解的。工业化与财政支出的“双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农村”的发展战略，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一直处于刚性的胶着状态。

三、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低附加值产业结构的局限性

以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低端产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中国，虽然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却不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20多年前，我国广东和东南沿海的一些省市，通过市场取向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承接国际（境外）低端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成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云集地，吸引了数以千万的农民工，使“中国制造”与“世界工厂”名扬全球。但是，如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消化资源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所造成的亏损。况且，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转型、出口退税率的下调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日益给这类企业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使得这类企业不仅难以持续实现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还有一部分企业面临关闭破产的窘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载体的加工贸易增长速度显著高于非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一般都是处于顺差状态，而非加工贸易一般是处于逆差状态。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给我国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这固然有利于增强我国国际支付能力和防金融风险能力，以及进口大量资源和设备，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这具体表现在：(一)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以及由此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导致物价较大幅度上涨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二)巨额的外汇储备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得当前的宏观调控陷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抑制货币供给过快增长难以兼顾的“两难”境地；(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保持巨额的经常性项目盈余，不仅面临极大的金融损失风险（如当前的美国信用危机），也意味着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即穷国通过输出资本，为富国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更何况我国的“双顺差”是以付出高昂的成本为代价，即通过管制价格，人为压低劳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价格。也可以说是我国在为全球提供财政补贴。这种产业结构注定是要走到尽头的。

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而言，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其价值增值能力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以流水作业为特点，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低，因而其劳动力成本也较低。与其相反，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其劳动成本也较高。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能只看成本还要看效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当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和劳动力资源效率的综合体现。而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资源成本呈迅速上升趋势，而劳动力资源效率则呈下降趋势。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客观上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企业素质与劳动力素质同步提升的过程。问题在于，作为低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所固有的低素质劳动者，是无法替代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况且，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产业链的高端即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又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必然导致我国生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也会影响着我国产业升级。

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温州民营企业，由于不愿意（有的企业是没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金于研制开发和企业升级，就把经营重心转到火爆一时的房地产业。在目前百强温州民营企业中，就有过半数由制造业转向房地产业。做服装的现在卖房子，做电器的也卖房子，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庄吉、乔顿、法派、高邦、德力西、人民电器等很有影响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加入房地产行业。尽管实体业（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保证企业资本的正常运营，许多企业必须依靠“壳”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在做账、税务等方面也有便利之处。“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炒房的空间明显萎靡不振，这些深度介入房地产买卖的企业，又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温州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着转型过程的剧烈阵痛。

四、“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倒逼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依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拉动国民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某段时期，社会总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出现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总人口中“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比重提高、储蓄率提高的效果，从而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就称为“人口红利。”简而言之，“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较大比重，相反的，抚养人口比重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间的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个期间出生的到80、90年代，大量劳动力进入就业期，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严格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这部分劳动力需要供养的子女明显减少。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低抚养率带来的高储蓄率，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提供最重要资本条件和劳力条件。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供大于求），辅以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使企业能够在低成本的基础上获取较高利润，刺激着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拉动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由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和高储蓄率，使得高储率带动高投资率进而带动高增长率的经济增长过程得以维持较长时间。虽然目前我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时期，但离开刘易斯拐点已经不远了。2007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值。即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由2006年的1 491万人，猛降到894万人，并以此为转折点，呈下降趋势。据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暗示着我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转变为“结构性选择”的时代。2010年，我国新增的农民工人数仅在200万人左右，这就必然强化未来企业普工短缺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短缺必然带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国农民工工资比2000年上升1倍以上。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首当其冲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其平均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对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产生推动作用。况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总成本中，劳动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对劳动力价格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农民工工资的较快增长必然成为“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即随着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产业升级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当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必然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力度，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是，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延缓这种转型的过程。我国当前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产业结构相脱节。这种脱节现象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明显超越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此后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着，2008年招生规模达到599万人。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受教育水平结构看，高中程度的劳动力供给1 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毕业生供给630多万人。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的主力。但企业对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这就反映了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增长速度超前于企业的需求速度，出现鲜明的反差。这就不难理解，2003年以来，一方面是农民工的供给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越来越尖锐。当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大学专业设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脱节，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强调了10多年了，为什么一直转变不了呢？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性的变革严重滞后。既然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仅直接控制着很大一部分资源，还仍然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资源、要素的价格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出于某种需要，依靠尚未变革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环节，强制压低资源、要素价格，导致企业即使不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照样有可观利润可赚，何乐而不为？这就告诉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资源价格体系改革。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供求关系的资源价格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驱动器。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即借助于制度性的差别，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如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局部性的农民工短缺，政府再借助于城乡二元体制，强制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就招不到工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了”。迫使政府必须较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须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伴随着农民工工资的较大幅度提高，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强制性地“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Lewis’s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ory and China’s Reality

XU Jing-yong

(College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篇5

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及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对贫困、收入不平等及经济歧视现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放弃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假设，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对收入和就业的影响，这些学者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他们所构建的理论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则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该理论由多林格和帕雷在1971年提出的。［1］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两个市场的就业各有特征。一级劳动力市场往往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的工作岗位，所提供的职位特征是：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有保障，劳资权利平等，管理规范，并有大量晋升的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往往是小企业、小公司中的工作岗位，所提供的职位的特征是：工资低，工作环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的随意性大，晋升的机会很少。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流动障碍。一方面，尽管在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根本无法直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一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中所得利益的差别，并且一旦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便难以再返回一级市场，于是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选择失业也不愿意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

二、我国大学生对劳动力市场的选择及原因分析

我国近年来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打破了毕业生就业由国家“统包统配”和“包当干部”的传统就业模式，大学生拥有了更多的择业自和择业机会。这是造成目前大学生期望的就业地区过于集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大学生有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而在以前的统包统配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着期望就业地区过于集中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率先富了起来，而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则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虽然中央实施了开发西部、振兴东北等战略举措，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会逐步得到改善，但是就近期来看，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也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由于经济发达，工资待遇较高，就业机会众多，职业转换容易，培训晋升也多，各种福利、保障措施也比较完善。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就业机会较少，工资待遇较低，职业转换比较困难，工作的福利保障等措施不完善。这就使得相对于二级劳动力市场来说，一级市场能够提供较高的工资待遇，较多的个人发展机会，以及较好的社会声望，因此，一级市场会比二级市场更有竞争力。而同时户籍制度等又使得一二级市场之间的流动，尤其是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流动极为困难，更加降低了二级市场的吸引力。大学生往往会觉得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后，待遇低，机会少，没有太大发展前途，而且返回一级劳动力市场不方便，存在各种阻碍，这就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去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预期。

三、引导大学生树立合理就业预期的建议

篇6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替代；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014-02

1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1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比较通行的是基尼系数，通过具体的数量界限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有效地判断一国收入分配是否达到两极化的临界。另外一种是五等份比较法，将要分析的总体按人口标志五等份分组，计算各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重，并选取收入最高组人口与收入最低组人口各自占有的收入比重相比较，以前者相当于后者的倍数说明总体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相差倍数越大，表明差异程度越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同时，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大，全国基尼系数接近0.45（国际上一般将0. 4 视为警戒线，考虑到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一般以0. 45 为警戒线）。据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8，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科院2007 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中国收入最高的20% 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差距约18 倍，且差距仍在向纵深发展”。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20％的高收入户拥有银行储蓄存款的80％。收入的严重集中化严重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的是差异性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率先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由于政策调整没有及时跟上或没有真正到位，经济发展的水平差距硬化为一种格局，并形成明显的社会差距。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体处在发展的优势地位，而另一部分地区、企业和群体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到社会各个方面，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收益明显不同，往往是条件越优越获益就越大的马太效应，从而进一步拉开了已有的差距。具体表现在：

（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998年～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52 倍、2．66 倍和2．80 倍。2004 年是政府对社会中利益关系调控力度比较大的一年，特别是减免农业税、对粮食种植进行现金补贴等，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改变总体上收入拉大的趋势。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为3.3:1。

（2）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根据“全国城市居民综合社会调查” 用五等分法计算出来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 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 人口拥有收入4.6%。

（3）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国家给东南沿海地区特殊优惠政策的双重结合下，加上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

（4）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由于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个别行业的垄断经营，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从我国目前行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收入增幅最高的是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技术服务业。其次是民航、铁路、烟草、电力、电信业等，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

1.2 收入差距的成因

收入差距产生的成因是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总体看来，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要素性收入。要素性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素市场的状况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的城乡间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加之中国农村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相对较慢的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了中国城乡间的劳动力收入差距；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加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形成了中国区域间的劳动力收入差距；劳动力在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间流动受到限制，加之垄断性行业在产品市场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和内部人控制，形成了中国行业间的劳动力收入差距。

（2）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与收入分配差距。

在证券市场上，不同投资者之间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投资者拥有信息的差异上。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大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直接造成了中国证券市场配置资本的低效率，同时也导致了不同资本要素所有者在资本收益率方面的差异，进而影响了来源于资本要素的收入分配。在证券市场以外的资本交易中，市场的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化的交易过程上。不完全信息和非经济力量对市场的影响往往交织在一起，影响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转化的交易过程，使得国有资产以不符合完全市场的价格合法地流入个人手中，进而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极大差距。

2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的大量模型都表明，经济增长首先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等。从最早的生产函数理论到哈罗德-多玛模型及新古典增长模型等，都大量研究了投资、储蓄、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决定决定投资、储蓄、消费等变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从供给角度看

居民收入增长直接决定要素收入的数量。要素回报率越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越多，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2.2 从需求角度看

居民收入增长率越快，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越高，根据哈罗德-多玛模型，经济增长率G=S/K，储蓄率越高，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2.3 从增长效率看

收入增长与劳动效率成正比。收入越高，劳动力利用效率越高，劳动的边际产出也随之提高。

2.4 从分配结构与均衡增长看

收入分配结构会影响经济均衡增长。一般说来，收入分配形成的消费与需求总量应该同经济增长所提供的产品供给总量相适应。因此，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一方面可以自动适应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条件增长的速度与水平以实现均衡增长的目标。

2.5 从分配与再分配的政策效应看

政府财政收支直接影响需求变动。政府的税收增加与减少直接影响个人与企业的收入份额，如果所得税率上升，个人与企业收入份额就会下降，消费与投资需求也受到影响。这也是宏观经济学主张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增长的原因。

3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由上文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未能分配与增长的关系，体现出一种替代关系，导致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果。根据以上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成因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笔者提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直接可以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关键在于对制度、结构及公共政策环境的调整。

3.1 从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动因来研究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可以改善目前城乡和区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这将取消对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现行补助, 并使劳动力流动的真正目的变为追逐更高的劳动力价格, 从而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

由于垄断性行业特殊的经济地位其向行业内劳动力支付的工资远远超过正常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 从而造成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要治理治理垄断行业，实行政企分开，引入市场竞争，消除劳动力在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间流动的限制。

规范资本市场，缩小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资本交易产生的收入差距。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证券风险评估制度，增强上市公司的财务管理和透明度, 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及证券市场监管。并且在证券市场以外的资本交易中，引入真正的竞争机制。

3.2 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来研究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要探索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社会经济信息化及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合理的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地区结构及城乡结构。这一点在我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宏观政策中得到体现。

找出有利与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收入分配模式。要建立的新型收入分配制度要适当拉开差距，实行按要素贡献分配，推动中国经济高效率增长。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再分配手段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通过完善包括财政税收及社会保障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来促进收入流动，确保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一体化互动关系的稳定性和内在均衡性。

4 结语

收入分配的恶化并不一定是经济高速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面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的解决方

法并不只有等待一途。构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关系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制度，经济结构和公共政策环境的调整，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从目前来看，户籍改革提案的不断提出，《反垄断法》的实施，以及对证券市场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税收制度的不断改革，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洪银兴等.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徐康宁等. 宏观经济学［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3］沙安文等. 中国地区间差异的经济分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张秀生.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研究［J］. 经济纵横，2007，（5）.

篇7

关键词：民营企业效率工资薪酬管理外部竞争性

篇8

这一劳动力市场体制基本框架的主要构件为：“一个核心机制、四个支撑体系”。

一个核心机制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市场就业机制，其基本内涵是：从法律上和实践上真正树立企业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在政府宏观调控和指导下，形成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就业格局。

四个支撑体系就是充分体现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重要职能的就业促进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监督调控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从而保证劳动力市场规范、有序地运行。

“**”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措施

根据总体目标，“**”期间要努力构建四个体系：

（一）市场化的就业促进体系

市场化的就业促进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施就业目标的主要手段。“**”期间的基本目标是：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供需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力争实现充分就业。

主要措施：

1、完善创造就业岗位的政府责任体系。

加强政府责任，一手抓就业岗位的创造，一手控制就业岗位的流失。重点发展的区县和行业，要新增一定量的就业岗位；结构调整任务重的行业，要控制岗位总量或保持现有就业岗位。形成条块结合、分工协作的工作网络，加大促进就业工作的力度。

制定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计划，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使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外贸政策时，充分考虑本市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提高劳动者素质。

完善以政府购买培训成果为特色的社会化培训网络的运行，特别是要抓好市场结合、机构资质、网络招标、技能鉴定等四个环节，实现职业标准、培训能级、实训设施和培训教材等四个提升。通过培育一批中介组织寻找培训需求，进一步增强技能培训的针对性，有效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

3、强化对下岗失业人员创业的指导服务。

在创业培训、开业指导、贷款担保等方面形成一整套服务体系，促进非正规劳动组织和小企业的发展，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就业。

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在吸收就业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以及处在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给予资金、税收等优惠。

4、培育适应市场需求的灵活就业形式。

增加市场就业的弹性，实现就业形式多样化、劳动组织多样化和劳动关系多样化。

推行小时工、季节工、劳务工、弹性工时、阶段就业等灵活的就业形式，并且逐步解决这些从业人员的劳动合同、收入分配、劳动保护、劳动保障等问题。

改进招工、退工规定，改变过于刚性、繁锁的手续，制定既比较灵活又保证秩序的办法，以与多样化的就业形式相适应。

推动劳务型公司的建立与运作，规范各类劳务用工行为，保障劳务人员权益。大力开拓境外就业渠道，促进对外劳务输出。

5、实施针对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托底政策

对就业困难人员通过组织公益性劳动，进一步完善保护性就业的措施。

（二）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础。“**”期间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并按照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原则，形成各尽其能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格局。

主要措施：

1、进一步提高各类社会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和灵活多样就业形式的发展，健全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的社会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城镇从业人员的所有状态，贯穿劳动者一生，并逐步把外来从业人员也纳入本市社会保险范围。

建立社会化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劳动者在遭受工伤事故伤害和职业危害后，获得医疗、生活保障和康复的权利。建立社会化生育保险机制，保障女职工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物质帮助，均衡企业间生育费用的负担，提高妇女的就业竞争能力。

2、探索各类基本保险之间的有效贯通。

形成对劳动者各种就业和生活状态下保障之间的相互衔接，适应劳动者在本市城乡之间流动的要求，制订城乡养老保险之间转移和衔接的办法，实行中心城区、小城镇及农村之间的一体化运作。

扩大补充保险的规模和范围，发展单位补充保险和个人补充保险。设立多种补充保险项目，增强劳动者对不同风险的抵御能力。对工资水平较高的单位，规定其按一定比例，参加补充保险。

实现制度创新，探索基本保险与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的结合，更好地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增强保险制度的活力。通盘考虑社会保险各项政策措施的衔接，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整体效应，形成各层次保险的互动格局。

3、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的支撑能力。

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率。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发展和劳动者的合理流动，加大向非公有制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社会保险的扩覆力度。

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拓展社会保险基金的来源渠道，通过企业转制中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在财政预算中确定一定比例、以及发行彩票等多种方式，扩大基金总量。结合资本市场发展，探索基金增值渠道和基金运营管理新模式。

规范补充保险基金管理办法，适当扩大补充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渠道，增强基金的收益性。

（三）法治化的监督调控体系

法治化的监督调控体系是劳动力市场规范运作的保证。“**”期间的基本目标是：构筑劳动力市场预警反馈系统，对劳动和社会保障各个方面主要通过法制手段予以调节和监控，确保劳动力市场规范有序的运行。

主要措施：

1、进一步推进劳动保障法制建设。

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在就业促进、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规范等方面，加强立法调研，提出立法建议，制定有关管理办法。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行政执法，提高执法质量，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提高综合素质，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

加强劳动保障法制宣传，让广大群众了解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形成规范行政执法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人大、社会力量与群众团体为一体的多方监督群体，提高监督效果，确保法律有效实施。

2、依法调整劳动关系。

形成较为完善的劳动关系调节机制，健全劳动合同制度的相关政策法规，理顺劳动关系，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形成能进能出的就业机制。

适应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各类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工都要签订劳动合同。积极推进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行政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强化企业集体合同制度，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促进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加大依法劳动监察的力度，重点规范单位用工和社会保险费缴纳。逐步推进劳动争议仲裁社会化方式，保证仲裁机构审理争议的公正性，维护劳动关系的和谐。

适应就业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要求，规范多重劳动关系形式。

3、完善对非本市城镇户藉劳动力的管理和调控。

对本市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征地劳动力，逐步改变政府安置就业的办法，引导他们通过劳动力市场，实行市场就业。同时，与之相配套，制定特殊的社会保险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有序引进高素质的外来人员，发挥他们对**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完善对外国人和台港澳人员在沪就业的管理。

4、构建劳动力市场预警反馈系统。

构建失业预警和社会保险基金监控体系，提出科学合理的、符合**经济发展情况的失业及社会保险基金警戒标准，以及相应的政府调控措施，实施对劳动力市场运作状况的有效监控。

完善失业调查统计体系，提高宏观调控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加强基金监管，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日常监控和社会保险基金中长期预测，进一步加强对基金的科学化、信息化管理。

5、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企业工资分配调控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的实际，制定和工资增长指导线，增强政府对市场的指导作用。鼓励生产要素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逐步形成合理的市场工资率，防止工资分配不合理的过分悬殊，并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保障职工最低工资，完善欠薪保障制度。

（四）网络化的管理服务体系

网络化的管理服务体系是劳动力市场有效运作的载体。“**”期间的基本目标是：使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服务网络覆盖全市、贴近群众，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并通过社会保障信息网络，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发挥出社会保险安全网的作用。

主要措施：

1、健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网络。

在全市形成全方位、一体化、多功能的三级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网络，增强就业和社会保障相互融合、功能齐全的服务功能，实现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和各类社会保障的动态管理与服务。

以社区为依托，健全街道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使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服务贴近群众，为群众提供快速、高效、方便的服务，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2、改进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方式。

积极培育为劳动力市场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在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岗位开发、劳动保障咨询等多方面建立起多层次的服务网络，切实提高服务质量。

公益性的职业中介机构要切实体现三大功能：一是对就业能力较强的劳动者，通过信息引导实现竞争性就业；二是对就业有困难的劳动者，通过职业指导实现帮就业；三是对特别困难的劳动者，通过公益性岗位实现保护性就业。

建立以中高等职业学校为主体、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的培训机构为辅助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使职业培训与劳动力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引导企业内部职工技能考核与社会化职业资格鉴定有效衔接，实现技能培训社会化。适应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趋势和“科技兴市”的目标要求，形成培训与职业需求梯度结合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3、提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

篇9

关键词:年龄歧视就业劳动力市场

1.引言

就业歧视是指某些劳动者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教育、培训和经历,只是由于在一些非经济的个人特征上有所不同,如性别、年龄、民族、地域、外貌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受到歧视,导致他们在就业、职业选择、晋升和工资水平等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劳动力市场歧视不仅使劳动力资源不能达到最优配置,影响了经济效率、经济福利的提高和扩大,而且直接影响了广大劳动者劳动权力的实现。尽管就业歧视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是,就业歧视依然在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表现为年龄歧视、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等,其中以年龄歧视最为普遍和严重。我们经常可以从报纸杂志或网站上所刊登的招聘广告中看到有关年龄的限制性条件,例如,2002-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中,将报考者的年龄条件限制在35周岁以下;北京某重点大学在招聘教师时,要求应聘副教授岗位的求职者年龄在35岁;天津某国有银行在招聘员工时,要求本科生年龄在23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年龄在26岁以下。年龄歧视存在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及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如果求职者年龄在35岁以上,就很少有人问津,以至于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因此,在人才短缺的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竟然出现了将大量合格人才拒之于门外的奇怪现象。

年龄歧视不仅剥夺了公民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权利,也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率和福利的扩大,因此,开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年龄歧视问题的研究,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2.年龄歧视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上的年龄歧视原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二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三是受到人们世俗观念的影响。

2.1 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

假设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竞争性的,所有求职者具有相同的生产率特征。歧视性企业对年长的雇员存有偏见,在人员招聘和晋升时更愿意把机会留给年轻人。贝克尔雇主歧视模型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歧视企业获得的利润将会高于歧视性企业,歧视性企业宁愿少获得一部分利润也要坚持他们的偏见。由此可见,歧视性企业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从长期来看,歧视性企业将被排挤出去,歧视将不可能持续下去。但现实是歧视性企业依然在市场上存活下来,原因是他们失去的那部分收益可以依靠其在产品市场上一定程度的垄断来获得补偿,所以,他们既有机会又有动力去追求效用最大化。

西方经济学对企业行为的分析都是基于利润最大化这一准则之上的,企业雇佣多少人,雇佣什么样的人才,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但现实之中企业行为要复杂得多。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未成熟,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过程中,很多企业还不完全是在利润最大化准则下运作,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还会追求其他因素,如要求干部年轻化、人才年轻化,似乎这是企业实力的重要指标。其实,人才是一种复杂的综合体,年龄歧视是对“人才年轻化”的简单和庸俗化的理解。从人力资源配置角度讲,这些企业还不是按照市场原则配置人力资源,这是企业行为准则还未到位而导致的问题。

2.2 统计性歧视

所谓统计性歧视,是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看作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并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佣标准而产生的歧视。这种歧视的原因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

企业在招聘雇员时总是希望能找到劳动生产率最高的雇员,他们通过收集年龄、教育、工作经验等信息来评估求职者实际劳动生产率。除此之外,还通过招聘考试来对求职者的工作能力做进一步的评估。但是这些措施对求职者生产率的评估不会很准确,因为收集到求职者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招聘考试也会出现偏差。所以,企业并不能完全准确地知道求职者的生产率是否是最高的。为了提高招聘效率,企业常常利用求职者所属的群体所具有的某些一般性信息来帮助自己做出雇佣决策。也就是说,当企业面对两个不同年龄的求职者时,尽管他们的生产率相同,企业往往会雇佣年轻者。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年长者工作效率低、创新精神弱;年轻人更具活力,更有创造性,所以他们的更好选择就是雇佣年轻者。这样,企业运用群体特征进行雇佣决策就有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歧视,因为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人将会得到的不同对待。

当年长者群体特征与个人特征相一致时,企业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年长者个人特征与群体特征往往没有关系,用年长者群体特征去衡量个人特征会出现偏差。在年长的求职者中,不乏工作效率很高的人。如果将年长者群体特征应用于这些非典型的群体成员,那么对年长者来说将会遭到不恰当的贬抑,对企业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

2.3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年轻人精力更加旺盛,创造力更强;年长者更容易墨守成规,缺乏创造力,这些观念体现在了有关的规定中。例如,1994年6月国家颁布了《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其中第14条就规定:公务员年龄为三十五岁以下。这样,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各级机关,无一例外地将报考公务员的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在政府部门的示范性引导下,社会上各个行业或组织都集体无意识地将35岁作为招聘员工的一条限制条件,经过十多年的时光流转,这一项错误的歧视条款已经根植于很多人的思想深处。如果我们无视年龄歧视状况的存在,那么人们就会普遍地认为年龄界限的设定是合理及必然的,35岁以上年龄即不再重新选择职业。这必然会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应尽快地消除年龄歧视的错误观念,给每一位劳动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3.年龄歧视造成的影响

3.1年龄歧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年龄歧视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按照我国的教育制度,一般人在24岁左右大学毕业,他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时间只有10年左右,由于年龄歧视,35岁以后再找工作将会十分困难,很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这样,大量的人力资源就会被闲置。未来二十年内,年龄歧视还会加剧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我国经过数十年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调控,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变,50-64岁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比重减少[7],未来二十年内劳动力短缺不可避免。若年龄歧视持续存在,就会使得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更加尖锐,人力资源浪费情况更加严重。

3.2 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

劳动力市场运行应该既有效率又有公平,这样的市场运行才是高效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劳动力市场与资本等生产要素达到最优配置,也就是说,效率和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应当使每一个劳动者人尽其才。劳动者只要符合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要求,都应该被平等地对待。但是,年龄歧视使年长者在求职时遭遇种种障碍,搜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成本增加;或是在就业期间禁锢在与他们能力不符的职位上,不能自由、合理地流动,这样就会制约生产要素的重组和优化,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下降。

3.3 年龄歧视使国民经济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标准

帕累托最优标准是判断资源是否达到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是否达到最大的标准,它是指资源的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无论作何改变都不能同时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其余人不受损,也就是说经济运行已达到高效率时,一部分人进一步改善处境必须以另外一些人处境的恶化为代价。反之,如果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那么通过改变资源的配置方法,至少一部分人可以提高福利水平,而没有任何人情况恶化。

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年龄歧视,未被歧视的群体-年轻人是受益者,被歧视的群体-年长者是受损者。歧视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歧视使社会中某些成员受益,而使另一些成员受损。受益主体的受益额不能抵补受损者的损失,最终会使社会福利出现净损失,国民经济偏离帕累托最优标准。

3.4 年龄歧视降低了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

年龄歧视会造成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差别,而回报率的差别不仅会对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不恰当的激励,而且会传导到其他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年龄歧视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们的成见,并能减弱某一群体中成员提高技能和积累经验的激励,长期来看,会导致经济缺乏效率。一旦劳动者达到某一年龄,对未来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预期就会降低,因为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将根据他的年龄对他进行评判,而所学到的最新知识、掌握的熟练技能以及工作经验都可能会被忽视。这样,个人会减少投资于那些能提高劳动技能、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劳动者的活动。而这个结果反过来又会强化企业认为年长劳动力的整体能力很差的成见。

4.反歧视的政策建议

年龄歧视使得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削弱,劳动力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就会有受损者和受益者,而受益者的收益终究不能抵补受损者的损失,国民经济偏离帕累托最优标准。因此,消除就业中年龄歧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可以从市场环境和法律建设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积极确立一个公平竞争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确立的思想观念是,不是追求结果均等,而是机会均等,所有在市场上寻找工作并具有相同生产率的劳动者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从经济学理论来看,由于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较高程度的竞争和自由流动有利于企业按照边际生产率的标准雇用人员,并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因此,确立公平的市场环境的重要一步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减少产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垄断行为的存在。

其次,制定和公布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和公布有关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虽然宪法和劳动法明确指出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和机会平等,为劳动者就业权利和机会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法律都没有相应条款明确规定年龄歧视是违反法行为。而且,法律在消除就业歧视方面仅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对被歧视者提供具体的法律保障和经济救助。就业中年龄歧视立法的空白,使得法律在维持市场公正和保护弱者权益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愈来愈严重的年龄歧视,我国法律也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积极制定和反对就业中年龄歧视的法律法规,以更好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益,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有效运转。

再者,要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还有必要全面加强全社会的文化建设,提高广大企业、劳动者和人们的公平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歧视现象的发生。为了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可以通过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来逐步消除人们的社会偏见,用一种更公平、更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市场和社会。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

[2]蔡定剑.中国就业歧视现状及反歧视对策.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

[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0年教师招聘.省略

[4]工商银行天津分行2010校园招聘.http//省略

[5]夏业良.年龄歧视何时休.中国经济时报, 2005,5,12

[6]迟巍.人力资源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5)

[7]王俊祥.老年化程度加重使我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光明日报, 2006,10,12

篇10

在循序渐进地促进国有企业传统劳动就业制度向市场化的劳动就业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分析就业体制的症结，以认识并保持基本制度内容的连续性。

（一）渐进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劳动就业制度延续了传统就业体制，强化了隐性失业

虽然国有企业在传统体制框架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极其承诺的多重社会功能，使初期的经济改革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制度保障，且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促进了经济转型的分步骤发展，但社会功能目标（如全面就业、社会稳定）的有效实现往往以经济功能目标的严重受损和丧失为代价。国有企业在此间所承担的大规模吸纳劳动力的重任，却成了改革后期国有企业自身改组难以卸除的重负。

在这一时期，传统计划体制本身的弱点，决定了对劳动者的就业仍然通过中央计划整体的板块式的手段去完成，因而，在不改变资源配置功能的条件下又孕育了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的新一轮失衡，造成企业劳动力资源结构的配置错位与使用的效率低下。

1996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劳动总量的过度供给即隐性失业率达到20％，绝对量达2000万人。非国有企业虽然在不断吸纳劳动力，但由于工资和福利的差距及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涌入，并不足以吸纳国有企业过多的劳动力，而且计划配置劳动力的机制和劳动力的“铁饭碗”制度没有根本打破，从而延续了原有计划体制下的用工制度，强化了隐性就业，加大了改革成本。

（二）渐进改革中，国有企业劳动力就业机制的缺陷造成企业冗员沉淀与需求扩张并存，导致就业陷阱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全部资源配置都是以企业为单位在市场中实现的。市场机制自发地引导生产要素在企业内外不断地流动和重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配置结构总是能够适应企业生产技术结构的调整变化。但是在改革途中，国有企业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企业内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冗员沉淀），其容量已远远超出生产的合理需求量；另一方面，企业仍感某些岗位或工种的劳动力不足，对劳动力的需求继续扩张，不得不从企业外部雇用劳动力，理论界把这种企业内部总量劳动力过剩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扩张同时并存的现象称之为“就业陷阱”。其成因在于，由于传统的制度安排，企业内滞存的大量无效劳动力挤占了企业中本应有的职工规模，致使能够提供有效劳动供给的、企业真正需要的人员不足。因此，即使在企业劳动力普遍过剩的背景下，企业仍然存在实际缺员现象。

（三）渐进式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板块分割和双轨运行

以市场机制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形成了整个经济新旧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劳动力就业格局及其运行机制是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裂变成行政配置与市场配置两大块，整个就业领域表现为典型的双轨运行特征。

板块的裂变使农村劳动力和城镇非公有部门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成为超前的一块。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着这些部门劳动者在工作岗位的进入与退出，使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行为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对称性，双向选择与收入导向成为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规则。而作为劳动需求一方的非公有制企业，亦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约束下，按实际生产需求自由决定雇佣和辞退劳动者，表现出显著的市场行为特征。显然，这种市场就业机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作用。而对国有企业的劳动力存量部分，市场机制的作用远小于前一板块。在国有企业内部，由于缺乏劳动力的市场调节机制和容纳冗员的稳定就业环境，致使“双向选择”的劳动关系难以确立。虽然在劳动用工方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和优化劳动组合，但由于失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而无法将大量冗员推向市场就业；在大部分企业经营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只能导致企业工资制度的二元结构，妨碍了工资激励功能和调节功能的发挥。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劳动者的流动缺乏安全保障，使本已出现的企业劳动供求行为的市场化倾向无法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企业内外部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板块分割和双轨运行。

（四）传统劳动就业制度的惯性造成企业冗员退出原有体制的心理障碍与思维锁定

首先，传统的就业体制在其长期的历史延续过程中，塑造了一种刚性极强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与就业相互联系，主要由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职能，为就业的劳动者提供生老病死的一系列无风险保障。与原有就业制度相比，市场调节的就业制度是高收入的诱惑与失业风险的陷阱同时存在。这种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反差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对原有制度眷恋不已，真正退出原有就业制度的观念难以迅速形成。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流般的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态势也强化了城市劳动者对失业风险的不确定性预期。同时，由于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对社会稳定目标的偏好，为减少因制度变迁而引发的失业对社会的冲击，缓解社会矛盾，主要采取的是以企业内下岗、放假或内部发展第三产业就地吸收、消化冗员的措施，并过多地从政策上硬性限制农民工流入城市以保证城市工人就业，相应地给城市职工过多的再就业承诺和经济补助，这也使得企业职工不愿彻底摆脱对企业保障的依赖，而无法真正建立起风险性、竞争性的市场就业制度。

第三，在传统集权体制下，职工就业与住房、医疗、退休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内容一样，都表现为一种劳动者的计划权利，在新体制建立过程中，这种过去传统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计划权利必须通过一定的|初偿，即付出交易成本，才能使其完全脱离国有经济部门。由于它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牵制，使企业冗员尤其是已下岗失业职工与原企业脱钩的问题上设置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这也是改革中国有企业冗员过多早已存在，但又不能马上进行劳动力的体制外分流的根本原因。

二、解：推进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政策及措施

（一）建立公开失业机制，加快推进企业内外二元劳动力市场向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转型

目前，我国市场就业机制缺位的客观现实，给予企业内外二元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合理性，但这只是在沉重的就业压力下的一种权宜之策。因此，逐渐实现按市场要求来配置劳动力，并发展成一个全国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就业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对劳动力资源存量的调整存在很强的刚性，表层原因是条块分割、部门所有所导致的劳动力产权转移困难，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传统劳动就业体制下的对公开失业机制的人为压制所导致的。由于不允许公开失业存在，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资源存量的流动，企业的破产、兼并、联合等重要途径和手段，都因遇到企业职工的安置难题而无法有效实行。如果通过建立公开失业机制，健全失业保障体系，以此来调节启动以劳动力为核心的资源存量合理流动，则不仅有利于企业改组，而且可以使产业和产品结构真正得以调整，从而在生产和需求协调的基础上搞活国有企业，优化经济结构。实施公开失业机制，在企业经营自确立的条件下，赋予经营者完整的用工权，使他们可以根据经营效率吞吐企业劳动力；同时，也赋予劳动者择业权，使之提高劳动的积极性和流动性，并从中形成对经营者的制约力量。另外，公开失业机制可以直接、现实地反映着市场上的劳动供求关系，并为调控这类关系的政府和市场机制提供了施展余地。对于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劳动力网络的形成、促进再就业工程，稳定社会秩序，均具有显著作用。

（二）完善劳动力市场机构的服务职能，构建加速推进市场化的进程

在劳动力就业制度的渐进改革中，由于缺少更加现实、有效的内、外部市场间的沟通与衔接机制，大多数国有企业仍然无法向社会排放冗员，社会无法形成一个完整意义的劳动力市场，显然，在向完全市场化就业模式演进的道路上，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使之构建成为一个人力资源社会化管理的可操作平台，以弥补就业制度改革过渡时期运行机制的缺位，填充国有企业与市场之间的隔离带，有效连接企业内部劳动力调剂市场与外部完全就业市场。这一人力资源社会化管理平台，与目前各种劳动力市场机构（如人才市场、人才交流中心）相比，功能更齐全，服务范围更广，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化的档案管理、职业培训与开发、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人事、失业保障等方面。

（三）制订客观、现实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失业者再就业的路径依赖，搞好就业服务

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政府不能将充分就业的宏观目标混同于具体的再就业承诺，这会给失业者造成心理依赖，削弱其内在的激励动机，并且在再就业机会面前过多地挑剔职业。因此，政府应放弃对城市劳动者的无条件再就业承诺，通过加强劳动力供求的市场调节力度，创造竞争就业的制度氛围，强化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意识，通过劳动用工的双向选择，促使劳动者在这种强制性的变迁趋势中改变原有就业观念。利用市场机制给劳动者带来的激励效应，强化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做好迎接制度变迁的心理准备、技术准备。同时。政府应在创造宏观经济就业机会基础上，尽快建立就业制度变迁的正式制约，以经济手段建立失业保险、贫困救济机制，从制度安排上降低劳动者创业、择业、流动的物质成本。

（四）完善社会化保障体系，构筑劳动者市场化就业的“安全网”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范文

篇1

篇2

篇3

篇4

篇5

篇6

篇7

篇8

篇9

篇10

热门标签

相关文章

相关期刊

竞争情报

竞争力

竞争政策研究

综合竞争力

精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