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安全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产安全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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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蔬菜生产；春季低温危害；技术对策

蔬菜生产中最为重要是确保蔬菜的产量、品质和效益，一年之中蔬菜产量、品质和效益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春季，然而春季气候多变，特别是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出现给蔬菜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甚至造成较大损失，因此，笔者根据各地区气候特点提出确保春季蔬菜安全生产的几点建议。

1?4月份的气候特点

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时节气温转暖，草木萌动，除东北与西北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平均气温已升到12 ℃以上，到处呈现一片繁忙的春耕景象。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4月份的平均气温都已达到10～15 ℃，东北北部、西北部分地区虽然4月还未进入春季，但从1971－2000年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来看，4月上中旬清明时，这些地区气温有时也出现明显攀升，呼和浩特3月平均极端最高气温能达到15.7 ℃，西宁达到18.9 ℃，齐齐哈尔达到13.5 ℃。江淮地区春季冷暖变化幅度较大，雷雨等不稳定降水逐渐增多，虽然充沛的水分可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但雨水过多也会造成湿渍和寡照危害。黄淮平原以北的广大地区清明时节降水仍然很少，对开始旺盛生长的作物和春播来说水分常常是供不应求，此时雨水就显得尤为宝贵，因此这些地区要在蓄水保墒的同时适时做好春灌，以防止春旱的威胁。华南地区因地理位置偏南，临近海洋，在冷暖空气交汇时开始出现较大的降水，称为华南前汛期，当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出现时会形成较大的暴雨，必须提高警惕。

2?4月份各地区适合种植的蔬菜种类

2.1?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2.1.1?大棚蔬菜

华北地区大棚果菜类的定植时间是3月中下旬，但2012年春节气温较低，温度回升较慢，定植时间相对较晚。一般茄果类于3月底左右定植，瓜类于4月定植。

2.1.2?露地小拱棚蔬菜

为了提早种植、提早上市，可采用露地小拱棚种植蔬菜，小拱棚宽一般为2 m或4 m，可于4月中旬定植西瓜、甜瓜、茄子、青椒、番茄、生菜、西兰花等蔬菜。

2.1.3?露地蔬菜

进入4月后，华北地区虽然已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季，但气温还是比较低，露地可种植一些耐寒的叶菜类，如菠菜、茼蒿、小白菜、甘蓝、菜花、油菜等。

2.2?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大连）和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厦、新疆）

这些地区还未进入实际意义上的春季，还不能种植露地小拱棚蔬菜和露地蔬菜，大棚内可以种植一些耐寒的叶菜类，如菠菜、油菜、香菜等。目前，这些地区绝大多数利用日光温室种植蔬菜。

2.3?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宁波、厦门、青岛）和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深圳）

2.3.1?避雨大棚果菜

可采用避雨大棚种植茄果类、瓜类、矮豇豆等。

2.3.2?露地叶菜类

可在露地种植油菜、油麦菜、茼蒿、小白菜、鸡毛菜、蕹菜、苋菜、豆瓣菜、茭白、莲藕等。

2.4?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这些地区春季较干旱，为了保墒保水，可采用地膜覆盖进行蔬菜生产，种植生产周期短的叶菜类，如油菜、油麦菜、茼蒿、小白菜、鸡毛菜、蕹菜、苋菜、大叶芥菜、莴笋、魔芋、生姜、黄秋葵、石刁柏等。

3?早春蔬菜生产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1?低温对蔬菜生产的影响

低温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根据受害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冷害、寒害、冻害、霜冻害4种类型，低温可造成以下危害：

3.1.1?苗期低温病害

由于北方地区4月份气温不稳定，若蔬菜出苗后遇到低温，不能满足作物苗期生长所需的温度和光照条件，就会导致猝倒病、立枯病、疫病等苗期病害的发生。

3.1.2?苗期低温导致幼苗发育不良

低温导致黄瓜、甜瓜、西瓜等瓜类作物幼苗子叶卷曲，真叶弱小发黄，出现小老苗等现象，且幼苗定植后不缓苗或缓苗慢，影响产量和上市日期。

3.1.3?苗期低温弱光易形成高脚苗

持续阴雨的天气条件易使番茄、瓜类蔬菜的幼苗徒长，形成高脚苗。

3.1.4?蔬菜成株期低温弱光的危害

蔬菜成株期遭遇低温弱光易造成花打顶、落花落果、冻害等，严重影响产量，甚至绝产。

3.2?阴雨及干旱对蔬菜生产的影响

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进入4月后，多雨、寡日照的天气条件给蔬菜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如苗期发生猝倒病、立枯病、疫病等病害，成株期发生根腐病、疫病等病害，严重时还会出现涝害。

西南地区进入4月后，干旱给蔬菜生产带来很大影响，如旱灾导致植株定植后不缓苗，生长缓慢，甚至旱死；同时，旱灾也会造成虫害大发生。

4?技术对策

4.1?北方地区如何预防低温危害

4.1.1?农业措施

选择耐寒品种；做好苗期保温；定植后注意通风透光，控制好湿度。

4.1.2?受冻蔬菜分级补救及管理措施

4.1.2.1?轻度冻害：对发生轻度冻害的植株，主要是通过施用各种叶面肥等速效肥料来增加营养，还可喷施植物保护剂来增强植株抗逆能力。

4.1.2.2?中度冻害：对发生中度冻害的植株，一是要加强棚室管理，特别是注意防止发生闪苗，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使植株尽快恢复生长；二是要加强田间管理，摘掉植株中上部果实，打掉病、黄、老叶，喷洒磷酸二氢钾或甲壳素等防冻剂来提高植株抗寒性和抗逆能力；三是要及时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为了不增加棚内湿度，晚疫病和灰霉病等主要病害宜用百菌清或速克灵烟雾剂进行防治，也可喷施百菌清或速克灵粉剂，尽量不采取喷雾的方式防治病虫害。

4.1.2.3?重度冻害：对发生重度冻害的植株，应尽快准备育苗补栽，特别是受灾面积较大时应迅速清棚，考虑抢时改种一些速生蔬菜来减少生产损失。

4.1.3?加强病害防治

低温、高湿、弱光条件极易引发病害的发生，病害发生后要及时采用粉尘剂或烟雾剂进行防治，重点要加强灰霉病和疫病等的防治。

4.1.4?肥水管理

可用0.2%的磷酸二氢钾进行叶面喷肥，增加蔬菜抗性，黄瓜、番茄等作物叶色较浅时，还应加入适量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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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fe operation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of oilfield. It is significant to monitor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production equipment for the operation of oilfield work.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oil condition monitoring,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ontent of th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oil production equipment condition, and proposed th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routine monitori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safety production of oil, efficiency and service life of equipment and make the theoretical study and reference.

关键词：采油设备；油田生产；意义

Key words: oil equipment；oil production；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TE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7-0050-01

0引言

油田的采油工作是一种长期连续的生产过程，所使用的采油设备要具备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能。在采油设备的有效使用期限内，设备必须满足采油作业的各种要求，最大程度上降低采油设备的使用故障。对于引起采油设备故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操作不当，保养不及时，维修质量不高等等。因此要减少采油设备的故障，就需要管理人员进行全面的学习和了解采油设备的原理，做到及时的保养和进行高质量的维修。

1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的含义

1.1 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的定义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的定义指的是在运转使用中的设备，整体设备或者部分零件其技术状态做以相关的检查，分析设备运转的状况，查看有没有不正常的或者损坏的前兆，并对异常的情况进行及时的追踪，对设备的劣化趋势进行预测，确定设备的磨损状况和劣化的程度等，这一管理活动就称作设备的状态监测。它的目的帮助管理者更好的掌握设备在故障产生前期的不正常使用效果，便于设备的使用管理者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控制，减少设备故障的发生，从而保证生产作业的顺畅，降低设备维修的成本等。

1.2 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的特点采油设备的状态监测与其定期检查有一定的差别，采油设备的定期检查时根据实施预防性的生产机械，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的比较全面的使用性检查，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检查的方法大部分是在主观和经验的判断进行的，设备定期检查的目的是保证设备的正常使用。状态监测是对关键的部位进行的检验等，监测的范围比较小，通过专门性的监测设备，按照事先制定的监测点，做以间断性或者持续性的监测和检查，监测的目的是定量的了解采油设备的不正常使用参数，以制定设备的维修措施。

2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类型分析

2.1 根据监测对象的划分的分类采油设备的状态监测，指的是对采油设备的各个运行状态，如采油设备的振动，设备的温度，油的压力、设备的泄露状况等进行的工作。采油设备生产过程的状态监测，指的是监测由相关的因素组成的生产过程的状态，如对产品质量、产品的成分、温度等各种参数的监测，以上这两个监测过程是相互联系的。基层班站的监测，主要是通过使用测振设备和红外线等仪器，对采油设备定期的参数监测，并作数据分析。监测点的固定指的是监测点对水平以及垂直的方向进行规定。即轴承座或者轴承的支架其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规定，轴承的两端实施一起监测，并且要实现监测点的每次都是相对固定的。监测周期的规定是指按照设备的使用次数、重要性以及设备的当前运行状况等来确定设备的类型，根据类型的重要性来进行检测周期决策。还要对采油设备的监测效果进行考核，以更好的提高采油设备的监测效果。

2.2 根据检测手段划分的分类监测的手段主要有主观型状态监测，就是设备的维修人员由感官感觉以及监测的经验，对采油设备的各种状态进行技术分析和判断，这种方法目前在采油设备的状态监测中应用非常广泛。因为这是一种根据人的主观判断和经验进行的监测方法，所以要进行准确的判断，难度较大，所以，采油单位要加强对监测维修人员的技术培训，做好采油设备检查的指导设计，提高主观监测的可信度。客观型的采油设备状态监测，指的是采油设备的维修人员，通过使用各种采油设备的监测仪器，直接对采油设备的主要部位，完成定期或者连续的设备监测，以获取采油设备的各种技术状态，设备的变化形式、设备的使用参数等各种信息。客观性的采油设备监测，能够较为精确的测定劣化数据，以及故障的信息分析方法。当进行系统的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的时候，要提高客观监测技术的使用。在普通情况下，要通过简易设备监测的方法实现客观监测的目的。

3提高采油设备状态监测效果的建议

3.1 强化采油设备状态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采油设备的状态监测作为一种辅助采油生产的手段，要保证采油设备的安全运转，需要设备检测和管理人员，在平时就提高设备安全意识，首先要加强对采油设备的操作规程的学习，对于重要的、贵重的设备更要加强操作学习，坚持有证上岗；其次是要强化设备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监测人员肩负设备正常使用的重要任务，因此要加强对设备安全性的重视程度。

3.2 加强采油设备状态监测的分级管理按照采油设备的重要程度，以及实际的使用状态，进行必要的日常监测，通过对采油设备重要性的分类，提高采油设备监测的频率和重视度；强化监测周期的划分标准，即实现对采油设备整体化、系统化、常态化的监测机制，对于日常生产的各种数据进行及时的分析，做好设备监测的依据存储，保证采油设备的合理化使用程度。

3.3 利用网络平台提高监测的效果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提高网络的使用效率，通过建立采油设备状态监测技术诊断数据库和平台，能够帮助设备管理人员及时的发现采油设备的问题，并作出适当的维修处理，减少设备故障对采油生产造成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朱玄，胡秀琴，吴强.加强设备状态监测保障油田安全生产[J].甘肃科技，2009，（17）.

[2]李庆辉，李庆华.有关变电设备状态检修技术的探讨[J].广东科技，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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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事申诉;检察视角;涉案财产;权益保障

本文仅从刑事申诉检察视角出发对当事人涉案财产权益保障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藉此对完善我国当事人涉案财产权益保障制度有所裨益。

一、检察工作中处分当事人涉案财产权益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检察机关的涉案财物处分和管理工作总体是比较规范的，但也无庸讳言，仍有极少数检察机关存在不依法依规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的现象，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公正，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1、检察机关处分涉案财产发在问题的主要环节

检察机关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在侦查环节，如检察机关不立案就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人财产，侦查终结作出撤案决定后没收或者追缴当事人财产。在审查阶段，如作出不决定后，仍然继续查封、扣押、冻结当事人财产，或者没收、追缴涉案人的财产。在审判阶段，如在法院判决认定的赃款赃物之外，对没有认定的或者检察机关未到法院的当事人的财物予以没收或者追缴，等等。

2、检察机关处分涉案财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违法追缴或者没收。1996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检察机关不享有追缴、没收的权力，只有提出检察意见权，因此超越职权追缴、没收涉案财产的均属违法。二是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如1996刑事诉讼法实施阶段不享有查封权，超越职权查封;不办理法律手续就扣押当事人的财产;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或者与案件无关的财产;超范围扣押当事人的财产，扣押的数额远远超过犯罪认定的实际数额;作不处理或者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仍继续扣押、冻结，长期不作处理等均属违法行为。这是目前执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违法处分财产的现象。三是查封、扣押、冻结后未履行“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损毁”的义务，给当事人的财产造成损毁。四是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处理失当。

二、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中当事人涉案财产权益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适用标准不明确

2、办理难度和纠正阻力较大

3、执行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强化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完善当事人涉案财产权益保障对策

1、准确适用办案程序，规范财产权申诉、赔偿案件的办理

（1）不服检察机关追缴、没收决定的办案程序适用。由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了两次，检察机关处分财产权的职能出现变化，对于这种情况的返还财产请求，也应当区分不同情况：1979刑事诉讼法实施期间，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检察机关有权对违法所得作出追缴、没收决定，因此，一般作为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当事人提出赔偿申请的，也可以进入赔偿程序，对追缴、没收行为进行违法认定后，依法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1996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检察机关对于违法所得没有直接追缴、没收的权力，此时检察机关作出的追缴、没收决定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的决定，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案件，应纳入刑事申诉程序;当事人提出返还财产请求的，实质是对检察机关违法办案的控告，应当将有关材料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同时也应当作为违法处分的赔偿案件，按照赔偿程序办理。

（2）当事人不服检察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提出返还财产请求的，应区分不同诉讼阶段处理：一是对于当事人在刑事诉讼尚未终结时提出的请求，应当按照投诉程序办理，根据不同诉讼阶段由相关部门管辖处理和答复。二是刑事诉讼终结的，当事人提出返还财产的赔偿请求的案件，由刑事申诉部门按照赔偿程序办理。对于没有通过法律文书对涉案财产作出处分决定的或者长期扣押、冻结未作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自侦案件善后程序处理;如果通过法律文书对涉案财产作出处分决定的，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案件，由控告检察部门办理，不应纳入刑事申诉程序。

（3）刑事诉讼终结前的赔偿程序适用。根据《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财产权赔偿的，如果已查明该财产确与案件无关的，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尚未终结的情况下进入赔偿程序，这是根据1996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和第一百九十八条的内容作出的例外规定。具体适用时，对于刑事诉讼终结前进入赔偿程序的案件，应当持慎重态度，因为此类案件如果轻易作出赔偿决定，就有可能出现和最终诉讼决定，特别是法院终审裁判不一致的情况，导致出现撤销赔偿决定、追缴赔偿金的情况。

2、树立正确执法观念，提高涉财类申诉、赔偿案件办理质量

（1）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正确地面对纠正、赔偿结果。涉财类申诉、赔偿案件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办案机关不能正确面对纠正、赔偿结果，认为纠正、赔偿就是办了错案，事实上，当纠则纠、该赔则赔，可以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的胸襟和气度，体现检察机关的责任心和勇气。及时地纠正、赔偿，是化被动为主动、获得执法公信力和化解涉法涉诉的最好办法。

（2）依法办理涉财类申诉、赔偿案件。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查明检察机关对财产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否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或者其他相关第三人的合法财产。同时，注意财产权益的处理与对犯罪嫌疑人人身权益的处理应当相分离。不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人是否有罪，只要违法采取强制措施造成当事人合法财产损害的，均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和赔偿，及时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及时返还财产。

（3）认真做好执行工作。作出复查纠正、赔偿决定后，执行是关键。对于复查后认定原扣押、冻结措施不当，或者原追缴、没收决定违法的，原案办理机关应当及时将应当返还的财产返还给当事人，原物存在的应当返还原物，原物已经损坏的，应当补偿原物受损的价值，原物已经不存在的，应当按原物的价值折价赔偿。对于刑事赔偿决定，由国家赔偿工作办公室通知原案承办部门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需要财政部门支持的，要依法积极协调财政部门拨付。

3、强化对内监督制约，从源头上减少涉财类申诉、赔偿案件的发生

作为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道关口，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在对内监督制约方面具有天然的便利和优势，在纠正违法处分财产行为、赔偿当事人损失的同时，必须强化对内监督制约职能，进行分析总结，深入挖掘原因，查找错误处分财产的症结，及时向相关各业务机构反馈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提升源头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能陷入“不断处理老问题，不断产生新问题”的恶性循环局面。

4、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进一步提升被害人涉案财产权益保障水平

（1）主动救助。刑事申诉检察工作中不但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案财产权益，也要保障被害人涉案财产权益。要主动了解刑事被害人的相关情况，对于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不论是否申诉上访，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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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品责任是由产品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产品存在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一个必备要件。产品缺陷的相关问题，不仅是诉讼中当事人争执的焦点，也是法官关注的焦点，更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闸”。从产品缺陷的概念、分类以及认定的法理依据着手，我们可以逐步分析产品缺陷问题，这对解决我国产品责任法存在的问题大有帮助。

关键词：产品缺陷；产品瑕疵；不合理危险

一、产品缺陷的含义

（一）产品缺陷的定义

1.国外相关立法中的“产品缺陷”

有关产品责任诉讼的第一个案例发生在英国。从此以后，西方社会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制定有关产品责任的完整法律。如1979年美国《产品责任示范法》，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典型，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法律或判例。

2.我国关于“产品缺陷”的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产品存在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我国在立法上采用了双重标准。第一，考虑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危险；第二，生产标准。但在实践中，极有可能出现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却具有不合理危险的情形，因此认定产品不合理危险的标准存在着冲突。关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仍因不合理的危险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时，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当负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产品质量法》规定得并不明确。

二、缺陷产品的认定

（一）产品责任认定的一般构成要件：

产品责任依其构成，须具备以下要件：（1）须有缺陷产品；（2）须有人身、财产的损害事实；（3）须有因果关系，即产品的缺陷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产品缺陷是原因，损害事实是结果。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产品缺陷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础，也理所当然成为产品责任法的核心。

（二）我国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

我国《产品质量法》把“不合理危险”作为认定缺陷的判断标准。考虑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危险”，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即考虑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会不会将其投入市场；（2）一个具有社会一般认识的普通消费者，对其购买使用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如果某一种危险是一般消费者意识到，但仍愿意承担者，这不属于“不合理危险”；（3）如果由于认识和技术水准所限，不能在产品效用不变的前提之下，将其制作的更安全或其他之替代品，应该认为这些产品不具有不合理危险。（4）若产品的各项性能与标准都符合强制性标准时，不能就此认定不具有不合理之危险。

我国《产品质量法》还规定了认定缺陷的另一个标准——生产标准，如果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认定产品缺陷。这一认定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增加判断产品是否有缺陷标准的客观性，对审理产品责任案件大有裨益，而且受害者容易证明产品缺陷，从而获得赔偿。另一方面生产者可以根据这一认定标准，判断其产品是否具有缺陷，尽早预防或排除缺陷，避免承担损害赔偿。

三、我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相关问题

在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中，关于产品缺陷的问题虽然有所体现，但略显单薄。首先，有关“产品缺陷”的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没有明确，造成实践中有所交叉，导致责任的归属采取不同的原则；其次，有关“产品缺陷”的认定，我国在条文中采用双重标准，而对双重标准的理解在法律界又有不同认识，导致实践上不能切实保护消费者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最后，对“产品缺陷”我国没有具体分类，没有相对完善的理论指导实践。

（一）产品缺陷的定义

“产品缺陷”经常与“质量不合格”与“产品瑕疵”相互混淆，三个概念有一定相关性，但是又有一定区别。

“产品质量不合格”是一极其不规范的概念，致使一些学者将本应与“产品缺陷”相同的概念，解释为不同的概念。从而在法律责任的归责上采用不同的原则。

“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都是针对产品存在的问题加以分类，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产品缺陷”更注重产品的不安全性。从而在归责上应采用严格责任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而“产品瑕疵”侧重于违反约定，从而在归责上采用过错原则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应该在实际中将“产品质量不合格”与“产品缺陷”等同起来，减少实践中的分歧。而“产品缺陷”与“产品瑕疵”则应该从立法入手，将二者的不同从法律上确立，从而将产品责任的归责与合同法的归责明确区分。

因此，对《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缺陷定义，笔者建议改为：“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即去除有关标准部分的规定，只保留不合理危险标准。同时可以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产品缺陷的认定可以参照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不得以产品符合上述标准为由排除“缺陷”的存在，这样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之目的。

（二）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

我国在产品责任法的制定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缺陷时采用了“不合理危险”作为判断缺陷产品的标准，同时又规定了另一标准即符合有关标准。从我国目前的法治资源来看，这无疑具有合理性，国家标准、部门标准为产品缺陷判断提供了可靠之依据，对防止主观武断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逻辑上又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合理危险”与“符合安全标准”之间究竟有无交叉？当产品符合法定标准后，是否仍然存在“不合理危险”？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是不得依据判例创制法律的。法官只能遵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而目前我国在产品责任方面的规定本身就存在缺陷。所以，消费者的利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法律的修订上着手，而不能仅仅依靠各种学理解释，学理解释只有在转化成法律时，才会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在符合有关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如果产品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性并造成消费者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时，生产者仍须承当责任。

（三）关于“产品缺陷”的种类

“产品缺陷”分类对于实践有重大作用，通过对产品缺陷的分类，可以更好地判断产品缺陷。笔者认为产品缺陷依其特征分为三类：制造缺陷、设计缺陷、经营缺陷。

1.制造缺陷，是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因原材料、配件、工艺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导致最终的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

这大体有两种情况：其一，产品本身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性，但因生产上的原因，导致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此种危险即为“不合理的危险”。如小孩玩具本身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但因制造不当，生产出有锐角的金属玩具，可能导致小孩受伤害，该玩具即属于存在不合理危险的产品；其二，产品本身如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这类产品的这种危险属于合理的危险。如果因产品制造原因，导致这类产品在正常合理使用的情况下也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即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如鞭炮本身属于易爆产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生产、销售的鞭炮符合有关安全要求，那么，即便因使用不当造成人身伤害，也不能认为该鞭炮存在不合理危险。但如果生产、销售的鞭炮不符合有关安全要求，如引芯过短，内装不容许装入的烈性炸药等，可能导致人身伤害的，即认为该鞭炮存在不合理危险。

2.设计缺陷，是指产品在设计时在产品结构、配方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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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安全；危险认识；部分损坏；烧损

中图分类号：DF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1-0067-11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烧毁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罪保护的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公私财产的对象包括生产设施、公共建筑以及其他公私财产。我国《刑法》第114条将放火与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并列，放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并规定只要实施放火行为，不管烧毁的对象是自己的财产还是他人的财产，也不管是否造成了损害结果，只要客观上危害公共安全均构成放火罪，这充分表明我国刑法首先将放火罪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但是，从《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放火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这一条文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以及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刑有所不同，因此，放火罪又具有实害犯的性质。有关放火罪的处罚根据之“公共安全”的意义以及“烧毁”的界定等，在中外刑法理论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争议。笔者拟在概观、评析相关中外学说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一、放火罪中“公共安全”之意义

(一)“公共安全”之含义

危害公共安全罪，顾名思义，是指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或者说是制造了公共危险的犯罪。因此，这一类犯罪在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理论中被称为公共危险罪。①但是，有关“公共安全”或“公共危险”的界定，在中外刑法理论中有不同观点的对立：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②这是我国的通说。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包括不特定多数人和特定多数人，或者说不区分特定还是不特定。③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④第四种观点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⑤这是我国的有力说，也是日本和韩国的通说。

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之目标的机能，由于“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因此，在所有构成要件中，总可以找出其与某种法益的关系。换言之，即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因之，法益可谓所有客观之构成要件要素与主观之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准此，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⑥可见，针对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或“公共危险”理解的不同，将会影响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范围。

在上述之有关界定“公共安全”的四种观点中，笔者倾向于第四种观点，即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安全。理由是：

第一，“公共”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那么，“公共安全”理应成为与“个人安全”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公共安全应当指多数人的安全。⑦另外，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以公众利益为侵犯内容的犯罪，故应注重行为对“公众”利益的侵犯。刑法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目的，实际上是将个人法益抽象为社会法益作为保护对象，因此，应当重视其“社会性”。“公众”与“社会性”要求重视量的“多数”，换言之，“多数”是公共安全这一概念的核心，“少数”的场合应当排除在外。⑧由此可见，如果取公共安全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这一我国的通说，将会不当地缩小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范围。由于“不特定多数”意味着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对象受到双重限制，不仅是“不特定”而且还必须是“多数”，因此，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安全以及不特定少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安全，都不属于“公共安全”，这不仅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范围，也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不符。⑨比如，按照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种，但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行为人只要违反交通规则造成事故，导致一人死亡并且是造成事故的主要责任人的，就可以构成该罪，而没有要求一定要造成多数人的死伤才能构成。⑩由此可见，上述第一种观点并不可取。第二，主张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包括不特定多数人和特定多数人的观点，同样存在不当缩小公共安全罪成立范围的缺陷。因为，即便放火罪的犯罪对象是不特定的少数人，由于存在向多数人扩展的盖然性，因此，这种观点同样会不当地缩小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成立范围。第三，仅仅将“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上述之第三种观点同样存在缺陷。因为这种观点会将“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排除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保护范围之外。“多数人”，即便是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理应包括在公共安全之中。其实，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已经体现了这一宗旨。比如，刑法对人的生命、财产的保护，不仅规定有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且还规定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显然，立法者将保护特定的或少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与保护多数人或者不特定人的利益的犯罪，通过立法进行了明确区分。

有关“公共安全”或“公共危险”的判断基准，根据采取违法性的本质是结果无价值一元论还是采取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二元论，存在应以“针对法益的物理意义上的客观危险”和应以“一般人的危险感”为基准的观点的对立。立论于结果无价值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放火罪的保护目的并不限于确保社会一般成员的安全感和平稳感，由于放火罪的保护目的在于保障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以及财产的安全，因此，危险判断的基准应当是现实存在的客观事项。也就是说，判断基准应当是事后得到判明的事项，即便是行为当时附近居民不可能认识或预见的事项，如果属于行为时存在的事项，那么，理应将其包括在判断基准之中。有关违法性的本质，笔者倾向于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二元论，因此，有关“公共安全”或“公共危险”的判断基准，笔者倾向于“一般人的危险感”为基准的主张。理由是：放火罪的保护目的在于确保社会一般成员的安全感和平稳感，因此，“公共安全”的判断应当以一般人能够感到存在威胁为基准。即便并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燃烧的可能性，如果处于放火现场的一般人感到有必要躲避或采取灭火措施，那么，由于存在伴随躲避或灭火而发生的针对生命和身体的现实危险，因此，有必要处罚放火罪。由此可见，“放火罪中的具体的公共安全或危险，虽然是以现实存在为基础的具体的盖然性判断，但是，由于是一种已经排除附近居民无法预见或认识事项的事前判断，因此，危险的判断应当以行为状况下的一般人的感受为基准进行”。

（二）放火罪是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

刑法中的犯罪一般分为危险犯和实害犯，危险犯又可以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由于各国刑法对放火罪的规定有所不同，因此，对其属于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在中外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程度的争议。比如，日本刑法第108条规定：“放火烧毁现供人居住或者现有人在内的建筑物、火车、电车、船舰或者矿井的，处死刑，无期或者5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09条规定：“放火烧毁现非供人居住而且现无人在内的建筑物、船舰或者矿井的，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项所列之物属于自己所有的，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徒刑，但未发生公共危险的，不处罚。”第110条规定：“放火烧毁前两条规定以外之物，因而发生公共危险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前项之物属于自己所有的，处1年以下徒刑或者10万日元以下罚金。”在日本刑法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放火罪是将公共安全作为其保护法益的典型的公共危险罪。抽象危险犯是并不将发生公共危险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危险类型，具体危险犯则是将发生公共危险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危险类型。因此，日本刑法第108条、第109条第一款属于抽象危险犯，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则属于具体危险犯。韩国刑法中放火罪的规定也与此相似，可以分为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

有关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具体危险犯是指作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而被明确规定出来的危险；抽象危险犯是没有被作为构成要件明确加以规定，而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侵害合法利益的危险。由于刑法明文规定成立放火罪必须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因此，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第二种观点认为，首先将危险限定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之内，认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经在特定地点或针对特定对象实施，就认为具有一般危险。比如，行为人只要在工厂、矿山、住宅等特定地点实施放火、爆炸等行为，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这就是抽象危险犯；而具体危险犯是指危险内容已由法律具体加以规定，需要依法认定，比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中的“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颠覆、毁坏”的危险，便是具体危险犯。按照这种观点，放火罪应当是抽象危险犯。笔者认为，抽象危险是一种拟制的危险，一般不需要进行具体的危险判断。也就是说，所谓抽象危险犯，是指免除法官审查有无危险发生之义务的符合构成要件的一种类型性事实，即如果发生了这种事实就可以断定存在法益侵害，而并不要求具体危险的发生。换言之，只要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可以认为存在危险——抽象危险犯是将危险视为单纯的立法理由的一种犯罪类型。由于我国《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明文规定“危害公共安全”，因此，放火罪理应属于具体危险犯。

（三）“公共安全”之认识

作为放火罪的成立要件，针对行为人是否有必要认识到发生公共危险这一点，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有必要说和不要说的争论。有关这一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很少有系统的研究。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放火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放火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而追求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此时放火的动机只影响量刑。“对于放火罪的具体危险犯，要求行为人对具体公共危险的发生有认识，即不仅认识到放火行为是违法行为，而且要认识到一旦实施放火行为就具有公共危险性，这也是在放火毁坏财物的情况下，应当以放火罪而不以轻罪之故意毁坏财物罪处罚的原因”。

针对这种主张，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有观点认为，放火罪是具体危险犯。理由是：第一，不是任何放火行为都会造成公共危险。第二，刑法规定成立放火罪必须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第三，在刑法理论上，并不存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一经在特定地点或针对特定对象实施，就认为具有一般危险”的危险犯。无论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实质上都是以发生一定危险作为其成立要件的犯罪，至于手段有无危险，必须根据行为时存在的所有事实，从科学的一般人的立场出发加以判断；否则，就会违背我国刑法学所坚持的犯罪是危害行为即客观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原理。放火罪既然被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典型，那么，其成立必然要从放火行为是否会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的立场加以认定。参见黎宏：《论放火罪中的危险概念》，载何鹏、李洁主编：《危险犯与危险概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有关这一问题，日本的判例认为，无论是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均不需要具有发生公共危险的认识，即主张认识不要说。比如，最高裁判所认为，“刑法第110条第一款规定的放火罪的成立，虽然有必要认识到实施放火行为烧毁该条所规定的财物，但没有必要认识到烧毁引发公共危险的结果”。针对判例的上述立场，在日本刑法理论界虽然有少数观点支持判例的立场，主张可以将发生公共危险理解为结果加重犯或客观处罚条件，但是绝大多数的观点否定判例的立场而主张认识必要说。

主张公共危险认识不要说的理由是：第一，《刑法》第109条第二款中的“不处罚”是一种处罚条件，而第110条第一款中的“因而”是指结果加重犯。第二，必要说认为，在具体危险犯的情况下，即便有通过放火烧毁犯罪客体(对象)的认识，如果没有针对公共危险的认识，只能成立失火罪；而在抽象危险犯的情况下，如果有通过放火烧毁犯罪客体的认识，就应认定具有放火罪的故意。然而，即便有通过放火烧毁犯罪客体的认识，如果没有针对公共危险的认识则主张成立失火罪，理由不充分。第三，如果将公共危险理解为针对第108条、第109条第一款中的物件的一种延烧可能性，所谓针对公共危险的认识，应当是第108条、第109条第一款中的故意。可见，基于必要说的主张，如果不存在针对公共危险的认识，就不能成立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所规定的犯罪；如果有针对公共危险的认识，就应成立第108条和第109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那么，就不存在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规定的犯罪成立的余地，显然不尽合理。

针对不要说的上述主张，必要说的批判是：第一，从责任主义原则出发，在没有特别理由的情况下，不应肯定结果责任。由于烧毁自己财物本身并不违法，因此，如果像不要说所主张的那样将发生公共危险解释为是一种客观处罚条件，那么，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第二款的处罚并不是基于违法而是基于处罚条件，显然不尽合理。因此，公共危险的发生是一种构成要件要素。另外，不要说将第110条第一款视为一种结果加重犯，但在这种情况下，重结果是属于社会法益的公共危险罪，基本犯是基于放火行为的烧毁罪而应属于个人法益。由此可见，一方面将基本犯和重结果这一并不属于相同犯罪性质的问题解释为结果加重犯本身不仅不妥当，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因而”这一表述解释为“基于该原因”，因此，将第110条第一款理解成结果加重犯并不妥当。第二，就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第二款而言，由于烧毁的是自己的财物，因此，该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作为其结果，即便发生公共危险，充其量是一种过失；进而即便烧毁自己财物的行为发展成燃烧第108条和第109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事项，仍然属于过失犯而不应构成结果加重犯。因此，成立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除了有烧毁自己财物的认识之外，还需要有针对发生公共危险的认识。第三，即便认识或容认发生延烧的危险，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并没有容认延烧本身的心理状态。另外，发生公共危险与发生延烧的危险并不一定等同。在和延烧的危险没有关联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公共危险。即便不存在延烧的认识或容认，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认识或容认附近居民会躲避或开始灭火而实施的情形。第109条第二款和第110条的规定，可以说正是为了处罚这种情况而规定的条款。

如前所述，有关这一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在放火罪的司法认定中，难免不涉及这一问题。比如，放火烧毁自己的财产，是否可以构成放火罪？有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并没有就焚烧自己的财产作出特别的规定，因此，焚烧自己的财产是否构成犯罪，与一般的放火行为一样，其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如果放火烧毁自己的财产，已经实际危害到公共安全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就应当构成放火罪。比如，被告人吕某，三天两头和他丈夫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弄得四邻不安。某日夜晚，吕某又与丈夫发生争吵斗殴。吕某为了泄愤，深夜把一桶柴油浇在自己家的柴垛上点着火。因当天风大，火灾使周围几户邻居财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在本案中，吕某虽然浇柴油放火烧的是自己家的柴垛，属于焚烧自己财产的行为。但由于时值夜深，并且大风，完全可能给邻居的财产造成危害并且可能危及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且，事实上这种行为也对邻居的财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其行为应当构成放火罪。

笔者认为，行为人烧毁自己财物本身并不违法，行为人烧毁自己财物构成放火罪的处罚根据在于这种行为具有发生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因此，公共安全应当解释为是一种构成要件要素，从责任主义的观点来讲，行为人有必要认识放火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危及公共安全。然而，根据认识不要说，作为行为人并不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只要客观上危及公共安全就应成立故意犯，这显然不尽妥当。另外，即便行为人烧毁他人的财物，在没有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况下，充其量只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成立放火罪，主要理由在于危及公共安全，因此，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有必要认识这一点，即危及公共安全。

二、“烧毁”的意义

（一）中外学说概观

放火罪以目的物“烧毁”作为既遂的时点。针对烧毁的意义，由于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放火罪的既遂和未遂的区分，还与放火罪的保护法益应当侧重财产还是公共安全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在中外刑法理论界，有不同观点的对立：

1.独立燃烧说

这种观点将放火罪的本质视为是一种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因此，主张放火后的火离开媒介物转移到目的物，达到能够持续独立燃烧的状态便认为是烧毁。这种观点并不要求目的物的效用遭到损害。其理由是：放火罪是一种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因此，当目的物开始独立燃烧时，就已经发生了危及公共安全的状态。德国和法国立法不仅与此观点相似，该观点在两国的刑法理论中也处于通说的地位。这种学说也是我国的通说。但在日本和韩国刑法理论界，很少有学者支持这种观点，不过也是一种有力说。

2.效用丧失说

这种观点认为，火烧毁目的物的重要部分，达到目的物失去原来的效用程度，才能视为烧毁。其理由是：与放火罪一样，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的决水罪中有“浸害”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要求效用丧失，因此，放火罪中的烧毁也有必要加以同样理解。基于失去目的物的重要部分而达到丧失效用程度，才能说是发生了公共危险。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有必要从目的物损坏程度这一财产犯的侧面对该罪加以把握和理解。

3.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说

这种观点将目的物的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视为烧毁。其以独立燃烧说为基础，认为虽然达到独立燃烧的程度，由于很容易进行灭火，因此，尚不能视为烧毁，只有达到不易灭火的状态，才应视为放火罪的既遂。理由是，以独立燃烧为基准认定放火罪的既遂，既遂的认定过于提前，因此，有必要推迟既遂的成立时点。由于放火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没有必要将目的物的效用丧失视为既遂，当重要部分开始燃烧就应视为发生了危害公共安全。

4.部分烧损说

部分烧损说又称毁弃说。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火所烧损的目的物达到毁弃罪所规定的损坏程度，才应视为烧毁。其虽然以效用丧失说为基础，但效用丧失说主张烧损重要部分丧失目的物的效用才能视为烧毁，因此，该观点作为缓和认定烧毁的基准而主张以部分损坏为基准认定烧毁。其理由是：放火罪具有毁弃罪和危及公共安全罪的性质，刑法既然没有把通过火力的毁弃行为规定在毁弃罪而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那么，作为对毁弃概念的理解，应当以部分损坏为基准认定烧毁。另外，可以把部分损坏时点视为发生公共危险。这种观点力争将可以视为烧损的程度和毁弃罪中的毁弃统一进行理解，准确地把握了放火罪具有的双重性质——危及公共安全和烧毁财物。

5.中间说

近年来，随着使用耐燃性建筑材料的建筑物的普及，表面上虽然没有达到独立燃烧的程度，由于可能产生有毒气体导致人们的伤亡，或高温导致墙面脱落而丧失建筑物效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部分观点认为，在木质结构房屋的情况，可以适用独立燃烧说；在耐燃性建筑物的情况下，则可适用丧失效用说。也有观点认为，放火罪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罪的性质，因此，在耐燃性建筑物的情况下，应当将目的物开始燃烧而持续产生有害气体视为烧毁。还有观点认为，在抽象危险犯的情况下，应当适用独立燃烧说；在具体危险犯的情况下，则应适用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说。

（二）本文的立场——部分烧损说之相对合理性

针对独立燃烧说的上述不足及批判，主张独立燃烧说一方的反驳是：第一，放火罪基本是危及公共安全，由于放火罪的客体之财产价值的损坏程度是否达到动用刑法来加以保护并不重要，因此，从财产受损的程度理解和把握烧毁概念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第二，我国至今为止的建筑物仍然是以木质结构为主，放火客体之建筑物处于可以独立燃烧的程度，那么，这一时点至少在抽象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延烧其他建筑物的危险性。第三，就将会导致提前既遂的问题而言，如果在目的物丧失效用之前进行灭火，那么，可以在量刑时加以考虑，另外，也可以通过适用缓刑的办法加以解决。参见［日］大塚裕史：《刑法各论的思考方法》，早稻田经营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

笔者认为，在有关界定“烧毁”的上述观点中，独立燃烧说有以下不足：第一，即便达到独立燃烧的程度，并不能说发生了财产侵害，因此，这种观点有过于强调危及公共安全的一面，而忽视放火罪同时所具有的毁弃、损坏罪的另一面之嫌。第二，即便达到独立燃烧的程度，并不一定立即危及公共安全，因此，以独立燃烧的作用为依据，界定危及公共安全不尽妥当。第三，独立燃烧说源于普遍使用木质结构房屋时代，现在的房屋基本上使用的是耐火性建筑材料，因此，将过去的基准适用于现代社会并不合理。第四，根据独立燃烧说，由于放火罪的既遂时点过于提前，因此，几乎没有成立未遂犯和中止犯的余地。由于独立燃烧说存在这一致命缺陷，因此，在主张该说的观点中，也有人主张通过修正独立燃烧说而推延既遂的时点。比如，火单纯从媒介物转移到目的物开始燃烧尚不能认定为烧毁，有必要要求燃烧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也有人认为，燃烧要达到有可能发生公共危险时才应视为烧毁。还有人认为，既然认为放火罪的既遂是烧损或烧毁，那么，就应要求烧损目的物的一部分才能认为烧毁。由此可见，在主张独立燃烧说的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基准。

效用丧失说的缺陷是：第一，即便目的物没有达到丧失效用的程度，在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肯定公共危险的存在，因此，这种观点过于轻视放火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面。第二，火具有通过加热周围的物质引发其他火灾的性质，危险性极大；与此相比，水则只有达到一定的量才会溢出并依此发生危险。也就是说，火力和水力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理应分别加以理解和把握。这一点从刑法将利用水力的犯罪和利用火力的犯罪规定在不同章节便可得到证明，因此，将决水罪中的浸害和放火罪中的烧损同样理解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第三，现在，虽然耐燃性建筑材料使用比较普遍，但是，如果以丧失建筑物的重要部分的功能为基准认定既遂，有可能导致即便发生公共危险也只能以未遂定罪的结局，放火罪的成立范围受到过分限制。

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说的不足是：第一，究竟以什么为基准认定“开始燃烧”，这种主张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基准。第二，所谓重要部分究竟是指哪一部分，这种主张过于含糊。第三，在使用耐燃性建筑材料的情况下一般见不到火焰，因此，很难说这种情况也属于“开始燃烧”，因此，很难界定放火罪的既遂。

针对部分烧损说的批判是：第一，对部分烧损程度的理解存在差异，如果在较早的时点认定部分烧损，那么，这种主张与独立燃烧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第二，放火罪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如果以损坏程度为基准认定烧毁的话，将会导致过于重视毁弃而轻视危及公共安全的结局。第三，该说不得不以财产犯基准之“达到毁弃罪中的损坏程度”这一概念来判断是否发生危及公共安全，但是，它与放火罪中不可缺少的目的物的燃烧是否持续一定时间的判断很难相提并论。

中间说也存在缺陷，因为从烧毁这一表述便可知，当然有必要烧毁，但并不一定要求见到火焰，作为燃烧的一种，至少需要基于高温的酸化。然而，中间说却主张即便没有酸化的结果，如果目的物丧失功能就可以认定烧毁，作为一种文理解释不尽自然。另外，在耐燃性建筑物的情况下，基于火势部分目的物已经烧毁，如果火势波及到其他部分而发生公共危险依该说可以视为烧毁；但是，火势停留在最初部分并没有波及其他部分的情况，根据这种主张就不能认定为烧毁，这时无法构成放火罪而只能构成毁坏罪，这明显不合理。

独立燃烧说和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说侧重的是放火罪危害公共安全的一面，与此相比，效用丧失说和部分烧损说则兼顾放火罪财产损害的一面。上述学说，各有长短和利弊。

独立燃烧说的最大缺陷在于放火罪的既遂过于提前而几乎没有未遂犯和中止犯存在的余地，与此相反，根据效用丧失说，只能在目的物的效用丧失时才能肯定放火罪的既遂，而放火罪在未遂阶段也可以危及公共安全，因此，这种学说的既遂范围过于狭窄。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说中的“开始燃烧”，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中间说虽然考虑到如今的建筑物大部分使用的是耐燃性材料，而力图寻找一个恰当的认定基准，值得肯定，但目前很难制定一个同一基准，因此，同样不可取。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倾向于部分烧损说，理由是：

第一，放火罪首先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然而，放火罪还具有作为财产犯罪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性质。“燃烧他人财物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只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指的就是放火罪涉及财产犯罪的另一面。人们虽然支配或利用火，但是，火有时超出人们的支配范围而给社会带来灾难，刑法之所以将放火罪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将危害公共安全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之缘由正在于此。因此，放火罪首先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不过，刑法除了保护危害公共安全之外，我们不应忽视刑法还保护公私财产的另一面。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当将放火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加以理解和把握，即发生危及生命、身体、财产等公共危险，才是处罚放火罪的实质性根据。应当重视的是火灾带来的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危险性，如果没有危及公共安全，只有财产性损害，就应以故意毁坏财物等罪进行处罚。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罪只有在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定罪，因此，该罪所具有的作为财产犯罪的另一面，我们应当以与保护个人其他有关财产的法益一样的尺度加以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说，“放火罪中‘损坏’的界定，应与建筑物损坏罪中的既遂时点一样加以理解和把握。那么，部分烧损建筑物就应相当于建筑物的‘损坏’。换言之，如果建筑物的一部分受到损坏，就具备了通过火力实施建筑物损坏罪的构成要件”。当然，当建筑物的一部分受到烧损时，界定是否开始危及公共安全，才是能否成立放火罪的关键。

第二，如前所述，针对部分烧损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果部分损害的判断不够严谨，结论上与独立燃烧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根据部分燃烧说，只要建筑物的一部分被烧损，那么，由于与独立燃烧说的主张一样，满足了“烧毁”概念而应成立放火罪的既遂。因此，即便采取部分烧损说，也不能缩小独立燃烧说所肯定的既遂的成立范围。但是，这种批判忽视了关键问题——即使在适用过程中两种观点的结论或许接近，但两种观点的思维逻辑全然不同。正是基于这种思维逻辑的不同，在具体适用中，两种观点的结论将会大不相同。也就是说，独立燃烧说将离开媒介物开始燃烧视为放火罪的既遂，与将建筑物的一部分遭到损害视为放火罪的既遂之间相差极大。尤其是建筑物的使用材料发展为以耐火性为主，开始独立燃烧和部分损坏之间的相差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如前所述，独立燃烧说有过于提前放火罪既遂成立的弊端，与此相反，效用丧失说、重要部分开始燃烧说和中间说则有过于推迟既遂成立或难以认定的缺陷。因此，综合建筑物的构造和材质，应当以放火行为导致危险的发生时点视为烧毁。不过，“烧毁”的成立应当以损坏目的物的一部分为基准，而不应以开始独立燃烧——离开媒介物产生烟雾或气体为基准。当然，基于部分烧损而产生的有毒气体或烟雾的影响，如果附近居民感到有可能构成生命、身体或财产上的危险，那么，可以将这种情况认定为烧毁。

三、我国《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之关系

我国刑法将放火罪分为两种类型，即将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类型，与已经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实际危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类型，并将它们分别规定在《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之中。针对刑法这一规定的理解，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是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关系，即以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基本犯，而以发生致人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结果加重犯。这是主流观点，处于通说的地位。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是未遂犯与既遂犯之间的关系，即以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未遂犯，而以发生致人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既遂犯。

理论上关于放火罪的既遂、未遂有各种学说，我国多采取“独立燃烧说”，即只要防火的行为将目的物点燃后，已经达到脱离引燃媒介物也能够独立燃烧的程度，即使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也应视为放火罪的既遂。(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0页。)也有观点认为，“独立燃烧说”的合理性应该被司法实践所肯定，因为放火罪的公共危险侧面必须被重视，目的物达到独立燃烧的可能，就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放火罪中目的物一般都是易燃物，容易释放有毒气体，引起周围公众的不安感，放火行为达到了使目的物独立燃烧的状态，公共危险的发生就可以认定。此外，需要考虑的是，我国普通的建筑物在城市是砌体结构或者是浇铸结构，在农村多为土墙、砖瓦构造，要使建筑物效用的主要部分或者整体丧失并不容易，要使其达到毁弃状态更为困难，所以如果坚持效用丧失说或者毁弃说，就可能导致放火罪大多不能既遂，而只有未遂。而“独立燃烧说”决定了犯罪有成立既遂的可能，且由于着手放火到独立燃烧之间有一段时间距离，所以有成立中止犯的可能，从而鼓励犯罪者自动放弃犯罪或者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以切实维护公共安全。所以，坚持“独立燃烧说”是在情理之中的。(参见前引，第167页。)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值得商榷。理由是：结果加重犯在刑法理论中，可以分为单一行为的结果加重犯和复合行为的结果加重犯。就我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放火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而言，如果说其是第114条所规定的放火罪的结果加重犯的话，最多也只能看作单一行为的结果加重犯，因为作为这些犯罪的客观要件的放火等行为都是单一行为。按照有关结果加重犯的基本原理，行为人对第115条第一款中所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只能是持过失的心理态度。但是，第115条第二款明文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另外构成失火罪，这就明确排除了行为人故意放火、过失引起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但适用第115条第一款规定的放火罪的可能。也就是说，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对于实施第114条所规定的放火等行为，引起第115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加重结果不能持过失态度，而只能是持故意态度。既然行为人对于作为故意放火等行为所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持追求或者放任的态度，那么，怎么能说这种放火行为是结果加重犯呢？可见，刑法第115条第一款中所规定的各项犯罪与刑法第114条所规定的犯罪之间，不应是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之间的关系。而且，将第115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放火罪理解为第114条所规定的放火罪的结果加重犯的话，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按照上述第一种观点，在行为人放火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他是第115条第一款所规定的放火罪的既遂犯；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他是第114条所规定的放火罪的既遂犯。第114条和第115条第一款本是对同一犯罪的规定，只是为了立法上的方便而放在两个不同的条文之中而已，而绝不是规定了两个犯罪。既然是同一犯罪，如果说造成严重后果的是既遂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是既遂犯的话，岂不是有自相矛盾之嫌？另外作此理解，第115条第二款有关失火罪规定中的“过失犯前款罪的”条款就只能理解为“过失犯放火罪等的结果加重犯”。本来结果加重犯只是某一具体犯罪的特殊形态，加重结果不是具体的犯罪，不具有独立的犯罪意义，它只有依附于基本犯罪才具有刑法意义。因此，如果将第115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理解为结果加重犯，那么，过失犯故意罪的结果加重犯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就很难想象。可见，这种理解只会给第115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失犯的解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上述第二种观点也有商榷之处。理由是：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刑法理论不符。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某一种具体犯罪，要么是危险犯，要么是实害犯或其他犯罪类型，只能居其一，而不可以既是危险犯又是实害犯；在犯罪停止形态上，也只能是既遂与未遂中的一种情形。否则，犯罪停止形态制度与犯罪类型理论就失去了其存在价值，非但如此，还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按照上述第二种观点，将无法解释第114条规定中的未遂形态。比如，行为人放火烧毁某种目的物，根据我国通说之独立燃烧说或笔者所主张的部分烧损说，火离开媒介物独立燃烧或部分烧毁目的物便成立放火罪的既遂，但根据上述第二种主张，只能成立放火罪的未遂，这显然不尽合理。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是有关公共安全犯罪的规定，并非放火罪的单独规定。只是由于立法技术上的特殊性才引发了上述理论上的争议。因为第114条和第115条第一款完全可以合并在一起，即“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第114条和第115条第一款将放火罪区分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和“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两种情形，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其中，“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放火既包括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但后果尚不严重的情形，也包括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形。因此，只要行为人着手实施放火行为，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就应适用第114条规定的法定刑。“这就是说，我国刑法对放火罪是撇开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刑罚规定，而直接根据后果是否严重来设置法定刑的。因此，对这类犯罪应根据其后果直接适用分则中的刑罚规定，而不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未遂的刑罚规定”。这或许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四、小结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烧毁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放火罪的保护法益是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我国刑法将放火与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等犯罪并列，放在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并规定只要实施放火行为，不管烧毁的对象是自己的财产还是他人的财产，也不管是否造成了损害结果，只要客观上危害公共安全均构成放火罪，这充分表明我国刑法首先将放火罪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安全。由于我国《刑法》第114和第115条明文规定“危害公共安全”，因此，放火罪应当属于具体危险犯。行为人烧毁自己财物本身并不违法，行为人烧毁自己财物构成放火罪的处罚根据在于，这种行为具有发生危及公共安全的危险。因此，公共安全应当解释为一种构成要件要素，从责任主义的观点来讲，行为人有必要认识放火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之危及公共安全。

就放火罪的既遂和未遂而言，只有火所烧损的目的物达到毁弃罪所规定的损坏程度，才应视为烧毁。这虽然以效用丧失说为基础，由于该说主张烧损重要部分丧失目的物的效用才能视为烧毁，因此，作为缓和认定烧毁的基准而主张以部分损坏为基准认定烧毁。放火罪具有毁弃罪和危及公共安全罪的性质，刑法既然没有把通过火力的毁弃行为规定在毁弃罪而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那么，对毁弃概念的理解，应当以部分烧损为基准认定烧毁。另外，应当将可以视为烧损的程度和毁弃罪中的毁弃统一进行理解，从而准确把握放火罪具有的双重性质——危及公共安全和烧毁财物。

On Penalty Grounds for Crime of Arson

ZHENG Ze-shan

Abstract:

篇6

大家好！我叫，是一名高速公路路产管理员。在喜迎党的十胜利召开的日子里，我能够站在这里发表演讲，心情十分激动。今天，我作“铭记安全理念，确保道路畅通”的演讲，目的是与大家共同勉励，全力做好安全工作，维护国家财产与人民生命的安全，让每个人工作更安全，生活更幸福。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利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现在是和平时期，对人最大威胁是安全事故，一年中被安全事故夺取生命的人不计其数。高速公路是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部门，看到车毁人亡的惨烈交通事故，我们无不为之心焦疼痛。为此，我们要牢记“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服务，安全就是效益”的安全理念，时刻抓好安全工作，确保高速公路畅通安全，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福祉，实现“道路安全畅通、员工平安幸福、司乘舒适满意”的安全愿景。

我们高速公路路产管理员是高速公路安全的保护神，要牢记自己庄严使命，忠实履行神圣职责，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安全工作，确保高速公路安全。我们每天上高速路面巡逻，开展安全巡查，进行故障车辆施救，要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性，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意识，以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精力投入到安全工作中去，在高速公路营造“人人讲安全，时时记安全，处处抓安全，事事保安全”的良好氛围，消除一切安全隐患，维护国家财产和司乘生命安全。我们到沿线乡村、学校宣传，要向村民和学生讲明高速公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讲明高速公路安全对维护财产生命的重大意义，教育村民和学生要爱护高速公路，遵守高速公路交通规则，确保自身生命安全。我们要严格维护高速公路设备设施，良好的设备设施是高速公路安全的必要保障，对一切损坏的高速公路设备设施都要进行索赔，切实保护国家财产。

篇7

【关键字】工程安全 方法 意义

Abstract: Security is a basic aspirations for human, but also the premise of a variety of work including engineering. This paper will research the management mea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ecurity management in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 words: engineering security;means;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总论

工程安全，是一切工程开展的前提，也是监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核的重要方面。工程安全的好坏，关系到群众和员工的生命，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来实现这个宏观目标。工程安全的细节包括方方面面，但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具有很强的国情背景，因此工程安全的管理方法必须结合实践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工程安全，大可以影响国家声望，小可以左右企业的声誉等无形资产。它通过管理手段将科学的量化指标执行到具体工程，是工程圆满完成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工程安全管理是利益相关方都要追求的潜在必要目标。工程安全的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企业，业主，公众等等利益攸关者的生命。

工程安全管理的管理方法探微

工程安全管理的突出问题

由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不成熟，因此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很多方面，也包括工程安全。在工程开展之初，我们存在着招投标不合理，资质审查不严格等问题，导致了我们的施工方在先天意识上对安全的松懈。在工程开展过程之中，我们存在着环节复杂，层层转包，权力责任利益脱节的现象。同时，监理方的责任大多没有完全履行，甚至出现了监理方和建设方同属一个企业的不合理现象。在工程结束的验收阶段，由于建设方、投资方、业主、公众的信息不通畅或者权利保障机制缺失，导致了一系列“豆腐渣”工程堂而皇之通行无阻。

从人员素质来看，参与工程建设的大多为民工。他们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安全意识较差，这些，都是我们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管理方法的探究

工程安全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权力部门和企业、业主、公众形成合力，才能打到一个良性的结果。

从职能部门来看，主要是强化招投标的公开合法，通过市场竞争筛选安全信誉高的建设方。同时要严格把控施工方的准入门槛，对于不符合资质的单位，坚决禁止参与工程建设。以保证工程安全管理的先天条件。同时，要严格落实相关法规政策，严格按照《建设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从市场主体来看，我们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优化原理来组织建设，坚决减少人为转包环节，节约社会成本；同时，必须运用管理信息系统对建设信息进行科学对接和交流，在法律基础上，完善合同契约，明确投资方，建设方，监理方，原料商，施工方，业主，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责任，利益。

以便于问责、维权和授权操作。力争做到分工明确，操作有序，出问题有人负责，有矛盾有人解决，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扯皮。

同时，从行业规范来看，我们要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之上由行会组织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向国际标准看齐。特别是监理方，要严格执行国标并且根据工程实际制定自己的企业标准，在每个工程建立的过程之中，都应该严格执行。

从工程安全的内容看，工程安全既包括财产安全，又包括人身安全。因此，必须对工地的生产生活资料予以精心的保护，力争做到工地分区合理，相互协调，做到防盗、防火、防水，同时还应该防止各种非人力因素的灾害，并制定紧急预案以防万一。职业防护上，应该做到防触电，防跌落，防滑，防辐射等等。同时，也千万不要忽视员工职业病的保健预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临时设施，如工棚，施工平台，脚手架等等器材的质量，很容易被忽视，酿成过不少悲剧。

从工程监理方的独立性来看，必须杜绝监理方和施工方的灰色联系，更不能出现同一个老板自己施工自己监理的情况。对于有过舞弊记录的监理方，必须实施严厉的制裁，加大其违法成本。

从工程的验收阶段来看，必须紧密联系投资方和业主。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时候业主并不是投资方，业主的身份也可能千差万别数量庞大而且松散，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相关法规的时候，必须要加大对业主的保护。在工程的验收阶段，可以尝试引入业主代表制，赋予业主话语权，以避免投资方和施工方勾结，影响业主利益和工程安全。

从从业人员素质来看，我们现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大量的民工直接参与工程建设，安全意识淡薄。一方面他们不注重自我保护，不戴安全护具就进入工地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他们对安全规范的执行率不够，导致了材料浪费，克扣，误用等等，最终严重影响工程安全。因此，可以尝试引入行业准入标准，通过岗前的科学标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以达到人力资源的整体提升，减少管理成本。

总之，工程安全的问题不少，有些矛盾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因此必须认识到工程安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研究安全管理的方法要有实用主义的精神和科学的前瞻性，既考虑到问题的紧迫和解决方案，又要考虑到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变革。所以，工程安全是一个群策群力，常做常新的工作。安全管理不仅要立足本土，还要放眼国际，力争少走弯路。

工程安全管理的意义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的意义

我国工程建设规模巨大，但是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各种令人震惊的巨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以2003年为例，我国发生工程安全事故1292起，死亡1524人；2004年，发生工程安全事件1144起，死亡1324人。工程建设本身属于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同时，工程安全本身关系到员工，业主，群众的生命财产。因此，工程安全及其管理对于人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工程安全的市场营销意义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实体生命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日，我们的工程安全管理，有必要纳入市场营销战略之中，作为企业愿景加以实现。传统的建设企业依靠自身人脉和公关推动来获得中标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了。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工程建设企业，不能单单依靠廉价和速度来争取市场，而要靠恒久的品质考验来赢得世界的信赖，要靠科学的安全管理来赢得人文的尊重。

总之，只有把工程安全变成企业文化准则，才可能统一认识，走得平稳，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工程安全的行业特点和注意事项

工程建设一般具有投资大，劳动强度大，建设周期长，建设监管难度大等特点，因此既要把科学管理的精神引入到工程安全管理当中，又要注意每一个工程，每一个工种，甚至是每一种材料的特性，以做到管理和科学的良好结合。

工程安全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同时要精通各种机械性能、操作禁忌，各种材料的正确使用方法，这就对现代工程安全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能力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徐艳丽．浅析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理[J]．中国建设教育，2009，（09）.

篇8

我国每年的工程施工项目不可胜数，这些工程为我国的城市、农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安全因素，这些不安全因素不仅仅危害到了施工人员的安全，危害到了施工单位的财产安全，同时也间接地危害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我国的城市、农村的建设。如何提高工程施工中的安全就不仅仅是关系到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它还关系到我国的工程施工的技术水平，工程单位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的很多问题，所以，对于工程施工的安全要点不仅仅是需要施工单位，还要我国建设的各个单位都提高对其的重视。

关键词：工程；工程施工；安全要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出现了近年来规模壮观的建设，同时也暴露出了我国的工程施工过程及施工后的一些不安全因素，而引起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原因有诸多，如人为因素、技术因素和自然因素等等。这些不安全因素为我国人民以及我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建设带来很多的弊端和麻烦，因此，加强工程施工的安全就显得很是重要。

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的作用意义

加强工程施工的安全的是通过加强施工阶段的安全管理和程序管理，规范施工人员的行为，使其严格操作纪律，最终达到提高我国工程施工的安全，实现安全目标。而树立工程施工安全意识和确定施工安全的计划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控制施工安全的关键和保证，加强施工安全控制进而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安全控制，及对施工生产出的结果，如安全防护设施、施工机械、设备等的检查、验收与控制的系统控制过程。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计划制定了整个建设工程的安全总目标，并进行安全目标分解，确定为实现安全分目标及达到安全总目标所采取的各种控制措施、资源和活动顺序的文件。

工程施工的安全要点

完善工程施工的安全计划

在工程施工之前必须得完善工程施工的安全计划，工程施工安全的计划是将建设工程的特定要求与通行的安全管理体系相联系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施工安全计划中可以引用有关安全管理体系的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或其他适用的通用控制程序。根据实际需求，对于需要特别制定的专用程序也可提出编制要求，待编制完成后，作为一种书面的程序，补充到施工安全计划中，其目的是以程序作为相对应的施工安全活动的实施依据，以便使施工安全活动达到规定的安全目标。只有在工程施工之前完善好施工的安全计划，工程施工才有一个安全施工的前提和保障。

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的组织或机构的建设

我国必须加强工程施工安全的组织或机构的建设，各个工程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必须加强他们自身建设。各个工程施工安全单位领导要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多听他们的汇报，及时掌握新动向，解决新问题，同时，要选配政治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的干部充实到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队伍中来，以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安全管理工作走向正规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只有加强了工程施工安全组织或机构的自身建设才能更加地保障工程施工的安全进行。

强化安全工作的检查力度

在工程施工的施工过程中必须的加强施工的安全的检查工作的力度，安全的检查工作要落实到每一个施工单位的领导，以及落实到每一个施工的施工人员，同时，施工工作的安全检查力度必须落实到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后的每一个细节，如在完善工程施工的安全计划中要落实安全计划的完整性何完善性，以确保施工过程中有更好的理论保障和措施保障。强化安全工作的检查力度必须得受到工程施工中的任何相关人员的重视，只有工程施工中的相关人员人人落实安全检查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才能更好地保证工程施工的安全。

要以预防为主强化安全管理措施

加强工程施工的安全必须要以预防为主，施工中的施工人员要预防在施工过程出现的意外，以便在意外发生时能够及时的躲避和解决意外，工程施工的领导也必须预防到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的任何可能导致不安全因素产生的细节和因素以便当不安全产生未能够有能力和及时的解决。强化安全的管理措施必须得加强重视，同时，也要强化安全的设备。只有强化了安全的管理措施和增进安全设施设备在能够更好的保证施工的安全进行，同时在施工的意外发生时也能够更好地避免和减少财产的损失以及人员的伤亡，尽量做到人员的零伤亡。

加强工程施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不管是工程施工的单位领导还是工程施工的施工人员，都应该加强对工程施工安全的教育和培训，只有加强所有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才能够更好地提高工程施工的所有人员的安全意识，以做到在所有人员当中都树立起“安全第一”的潜意识和对安全的认知。还要加强所有人员的安全专业知识以及施工的技术的培训，只有更好的施工技术，才能在工程施工中减少不安全因素的发生，通过对安全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够提高施工人员在意外和不安全因素发生时能够有更好的防护知识和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所以必须加强工程施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加强领导对工程施工安全的管理和监督

领导对于一件事情的关注程度和重视程度会直接影响到施工人员的工作态度，因此，对于工程施工的安全问题，必须加强领导的管理和监督。只有施工单位以及工程单位的领导以身作则，才能够更好的督促下面人员的工作，也能够更好地提高施工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加强领导的安全管理和监督是工程施工中安全的一个强有力的保障。

篇9

【关键词】：产品质量责任的概念判定产品质量责任的依据

（一）产品质量责任

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责任是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其他对产品质量负有责任的人违反产品质量法律规范，不履行产品质量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产品质量责任是一种综合的法律责任。

（二）判定产品质量责任的依据

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判定产品质量责任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默示担保条件,明示担保条件,产品缺陷.

(1)默示担保条件

默示担保条件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品不得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符合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等等，就是法律对产品质量规定的默示担保条件，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予以排除和限制。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4条规定，产品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

总之,产品质量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2)明示担保条件

明示担保条件即明示采用的产品标准，以及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明示担保是生产者、销售者自身对产品质量作出的保证和承诺，可以用产品说明、产品标识、广告、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示。我国《产品质量法》第14条规定，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总之,产品质量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生产者、销售者要承担责任，且并不以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为前提。

(3)产品缺陷

产品缺陷是指因设计、生产或提供过程中的原因而使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产品中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公共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或者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象。缺陷的核心是存在不合理的危险。这种危险有时是潜在的。

产品缺陷包括设计缺陷、质量缺陷、指示缺陷。设计缺陷,是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的缺陷质量缺陷,是指由于制造过程出现问题而产生的缺陷。指示缺陷,是指生产商或销售商没有提供真实完整,符合要求的产品使用说明和警示说明。不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军工产品、土木与建筑物、过境产品、转运产品或专供出口产品。《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从这一规定上看，产品有缺陷一般是指产品有“不合理危险”状态或者“缺乏应有安全”的状态。在产品责任中，产品的质量以适于安全使用为标准，不适于安全使用的产品就是有缺陷的、质量不合格产品。因此，只要在产品使用中因产品自身的原因造成损害的，就应认定为该产品质量不合格。我国对产品缺陷的判定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即消费者只要证明具有强制性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就可主张产品具有缺陷。其实,在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范围以外,产品仍有可能具有不合理危险。这样就会导致有些因使用具有不合理危险的产品而受害的消费者难以获得赔偿,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应当对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同时适用“不合理的危险”标准,即认定产品缺陷以不合理标准为基本标准,而以强制性标准为辅标准,违反任何一项标准均属缺陷产品。

产品存在缺陷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首要条件。但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缺陷承担相应的责任还须具备以下两个方面:

(a)损害存在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还应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其抚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从该条规定看，我国的《产品质量法》规定的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其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与一般赔偿范围相同。而关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则是比较宽泛的。首先，《产品质量法》对缺陷产品以外受损害财产的性质未加以限定；其次，对受害人因产品缺陷导致财产损失而遭受其他重大损失，侵害人亦应赔偿。这实际上是对间接损失准予赔偿。但无论是人身损害还是财产损害要求赔偿，都必须以损害事实存在为前提。

(b)产品质量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产品缺陷与损害的因果关系既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产品质量责任中，正确认定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因果关系是产品质量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是归责的前提和基础，产品质量责任产生损害原因是产品的缺陷，但产品缺陷的存在并非必然导致损害事实，它往往借助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发生，因行为具有不特定性，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是不确定的。受害人可以通过证明缺陷是损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责任人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在证明时，可以采用必要条件规则。但由于使用的产品设计、制造过程十分复杂，产品受害人很难证明受到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故在确定产品质量责任因果关系上往往得使用“因果关系推定论”才能实现。故为保护产品受害人权益，只要产品受害人能够证明其所受损害是产品缺陷在事实上的结果，或者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并在事实上发生了该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害均可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均可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的必然联系.在因果关系推定中，还必须辅之以“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转移”方法，即“举证责任倒置法”，被告具有知识上和技术上的优势,产品受害人只要能合理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即不再承担其他举证责任，而由生产者、销售者就证明自己无过错免于承担责任进行举证。其他原因，如使用者行为、第三人行为与损害因果关系，由原告证明。证明时可采用法律上因果关系证明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依据该学说，如果某项事实在通常情况，依社会一般见解，也认为有发生该损害的可能性，即认为具有因果关系。在原告有过错存在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责任理论原告也应承担部分损失。

总之,产品质量不符合默示担保条件,明示担保条件及存在产品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违反默示担保条件的，生产者、销售者要承担责任，且并不以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为前提。对于产品缺陷而言，则只有造损害后果，才能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产品责任法概述》，中国标准出版社

篇10

安全是一种状态，它的意思是“有保障、无危险”，即没有受到损害或失败的现实可能。主观上讲，它是人们对所处生活工作环境的一种追求，是对人身财产安全这一根本生存需要的渴望。安全生产关系到国家、集体、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抓好安全生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安全工作不是哪个部门、单位、个人的事情，它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关系到千家万户身心健康。安全工作内容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范围广、多样、复杂等特点。尤其在建筑生产中，存在着产品固定、人员流动，且多为露天、高空作业，施工环境和作业条件较差等特点，不安全的因素随着工程的发展不断变化，规律性差，隐患较多，所以监理工作人员不应忽视建筑施工中对安全的控制，要严把安全生产关，加强安全管理。

一、对安全的监理应思想认识到位

不能存在只管质量、进度、造价而不管安全的思想。要从讲政治、保稳定的高度，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狠抓安全，从监理工作角度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和《安全操作规程》，把对安全的监理做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融入日常监理工作中。同时，监理人员自身应具备安全方面的理论知识，理解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法律法规和政策、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以及预防、改善和控制危险的手段和方法，了解安全技能的操作步骤，熟悉相关的安全责任、安全科技。学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特点，抓重点、危险点，抓住影响安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不断提高安全素养水平。在安全生产中，监理人员应自觉成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模范执行者，随时及时监督施工单位，使其形成持久的安全生产局面。

二、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应从制度上、程序上严格把关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方案，核查该项目的软件，保证资料齐全，各项安全台帐记录及时完整，有完备的手续，应编制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如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土方开挖工程、模板工程、起重吊装工程、脚手架工程、拆除爆破工程等应要求施工方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在监理方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实施，并严加督察，防范万一。同时，应适时适地组织设计、施工等各方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严格审核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严禁施工单位无证上岗。只有从制度上、程序上严格把关，才能使安全生产在规范化管理中得到保证，才能使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互相配合共同搞好安全这个重大课题。

三、对现场施工应进行有效及时的安全监督管理

监理人员要结合施工现场的水文、地质、气象气候季节变化等具体影响因素，在现场应检查施工方硬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现场临时用电是否可靠，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