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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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 劳动经济学 角度 原因

一、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

(一)从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看两者角度的不同

在研究内容方面,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作为研究内容,更加注重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道德方面的角度,旨在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劳动社会又称产业社会,它具有以职业为中心的地位----角色系统,如总经理、经理、车间主任等等;有与职业活动相适应的价值----文化系统,如公司文化,企业精神等等,它正是一个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的社会综合体。而在劳动经济学中,与劳动社会学所研究的这一“社会综合体”所对应的则是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产生物质与财富的世界。

学界对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存在着不同的表达,但总体而言,基本方面都离不开劳动力的供求,离不开劳动力的市场,离不开劳动者的行为,以及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受益和价格、基本的分析方法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因此,概括起来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简单来说,劳动经济学也可以表达为是对劳动市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没有市场,或者说脱离了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经济学就不复存在。从这点上不难看出,劳动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社会效益以及经济发展方面。

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是围绕劳动领域的诸如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看待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及角度各有不同。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具体体现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说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的不同角度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1.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由于两个学科研究的视角不同,因此,劳动者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经济学中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者”更加合适。

(1)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是非同质的,是复杂的社会人,有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而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尽量把人简单化,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2)“人是理性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在劳动经济学中对劳动力的基本假设。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总是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理性地作出选择,但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就是非理性的,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需要,有时甚至会感情用事,并且劳动者常常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等的制约。所以说,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比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更加复杂,不过也显得更加真实而全面。

(3)社会学中的互动论认为,要理解社会的运动,只有通过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因人际互动而存在。由此可见,劳动社会学中强调劳动者与他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则被假设为个人主义者,不受他人影响,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和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2.劳动者行为

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行为就是与劳动者身份有关的行为。比如:劳动作业,生产管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等等。由此看见,劳动者的行为是于周围的环境分不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K.Lewin)就指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也就是说,劳动者行为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 ,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行为的具体表现要受到行为规范的制约。并且,劳动者通过劳动竞争、劳动冲突、劳动合作等方式产生互动。可见,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行为是与外界分不开的,是复杂的,行为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在劳动经济学的视角下,劳动行为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是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并且劳动力都是理性的,劳动行为与决策不受他人影响。劳动行为决定于劳动力以尽可能少的智力和体力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劳动报酬,在劳动社会学中考虑的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如职业声望等并不是劳动行为考虑的因素。

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看问题角度不同的原因

在看待问题时,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角度,究其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它们各自遵循的基本假设的不同。

在劳动社会学的视角下,无论是功能论,冲突论,还是互动论,都不难看出劳动者是复杂的社会人,具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等,具有一定的角色,总是与周围的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与他人产生互动,除了关心经济效益以外还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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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1999〕18号）和科技部等12个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科发政字〔1999〕143号）的规定，科研机构转制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做好这些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工作，根据《研究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转制过程中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国阅〔1999〕47号）要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

转制的科研机构，从1999年7月1日起，单位和个人按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分别以1999年7月的工资总额和个人缴费工资为基数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1999年7月1日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养老保险费。

二、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

（一）转制前已经离退休的人员，原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对有事业费的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所在城市1999年7月企业人均养老金标准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与原待遇标准的差额部分由原单位用事业费或自有资金支付；没有事业费的单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标准支付养老金。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按企业的办法执行，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

（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按照企业的办法执行。为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在5年过渡期内，按照企业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如低于按原事业单位退休金计发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其差额部分（以下称待遇差），采用加发补贴的办法解决，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其中，1999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90％；2000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70％；2001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50％；2002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30％；2003年7月1日后退休的，发给待遇差的10％；2004年7月1日后退休的，不再发给该项补贴。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核定补贴标准时，企业平均基本养老金按所在城市1999年7月的标准计算；事业单位离退休金以1999年7月本人缴费工资为基数计算，一次核定后不再变动。

（三）转制后参加工作的人员，按照规定执行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三、组织实施及管理

（一）科研机构转制后的养老保险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经贸委、科委、财政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使转制科研机构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工作平稳过渡，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基础管理，认真核定单位和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尽快为转制单位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要实行全额收缴的基金结算方式，及时拨付应由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养老金并实行社会化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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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其中，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保本点的计算、费里德曼增长模型简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模型等内容，作为分层教学的内容，主要面向理科学生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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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经济学从总体上说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无论说它是介于体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是说从体育学或是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分化出来的，基本上大的学科门类已确定在人文与社会科学范畴。

在具体内容上，体育经济学把体育学和经济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分化与综合并进，使其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形成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这一点上，对体育经济学研究的认识基本一致。但要具体分析研究体育经济学科的属性，就有着几种不同的看法与理解。不同的意见虽各有道理，但事实上的性质差异决定了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1.关于体育经济学科属性问题的三种意见

1.1 具有体育科学的属性

正在成长的体育科学体系包括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方案。根据最权威的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正式将体育学列为人文社会学类的划分中，认为体育经济学归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这种认识在体育理论界较为认同。

在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之初，这种意见应该说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体育经济研究领域的深入，囿于体育学科的发展，使得体育经济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1.2 具有经济科学的属性

体育经济学主要是以具体经济部门或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同人口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因为经济科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家族，包括一般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理论经济学主要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前者注重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后者则长于在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分析。

该意见的科学之处在于，经济学科本身已是一个比较成熟而庞大的学科家族，体育经济学在其所包含的理论与应用两个层次中应该能够找到合理的位置，即同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应当归属于经济科学中的应用经济学范畴。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在经济学这个庞大的学科家族中，却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一席之地。在其中经济学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中没有体育经济学科的影子。

1.3 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

它是经济学、体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科学，基于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特点，主张目前不应急于把它隶属于某种学科领域，这样反而更有利于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吸取相关学科与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同关于体育本质的讨论在今天不可能达到共识、将来也不可能达到共识—样，关于体育经济学学科属性问题的上述几种看法和意见虽没有完全取得共识，在现阶段也并没有阻碍本学科的发展。但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兴起和发展应当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结构以及学科属性，同时还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随着这些宏观背景的变化，自身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有必要明确体育经济学科的归属问题，这样有利于该学科从更为前沿、更为专业的角度去深入探讨体育经济学的学科概念和体系，完善学科的体系结构，扩大研究范围和强化理论基础。

2.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的理论分析

虽然在我国国家标准关于经济学的学科划分中，目前并没有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甚至三级学科位置。但从这门学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来看，本研究认为应当隶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具有部门经济学性质的学科。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部门经济学或专业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理论依据。

2.1 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有助于体育经济学的发展

关于经济学科的显学地位之说，近些年来已多有定论。其理由大致有三：首先，经济学主要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其较之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科学性质；其次，还在于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以其辉煌的成果不断地渗透其他学科地盘，经济学的武器”所到之处，几乎都令其他学科俯首称臣；再有一点，就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以1773年亚当斯密的賴富论》出版为标志，至今不过二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却日渐完善庞大，且内部划分、分类相对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3745-92）之经济学学科分类与代码（Classificationandcodeofdisciplines）将经济学划分为45个二级学科共166个三级学科，足见其学科体系之庞大。

体育经济学最初由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产生而来，在其发展之初借助体育学科的发展而得到迅速发展。但由于体育学科的不完善性或者地位的从属依附性，使体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受到一定的制约。而从属于经济学科体系，在其可证伪”的科学性质的基础之上，结合成熟而完善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工具，借助日益庞大完善的学科分类经验，势必会使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如同诸多经济学的二级应用经济学科一样得到良性健康的发展。

2.2 从经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体育学同政治学、社会学等将会成为其应用学科

借助经济学科的发展，体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更广泛、更深入、更前沿。托马斯罗斯基指出：把经济分析真正结合进自己的工作知识范围的历史学家将会有望得到经济学家的热情回报。”

“从经济学视野出发，常常能够组成意想不到的联系。发现新的有利论点，促使历史学家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提高自己的资料价值……即使缺乏统计资料，经济学理论也能为组织历史分析提供有效手段。”当然，经济学在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影响改变其他学科的同时，也在改变、发展、完善着自己。事实上，从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成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体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随着经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终究会实现。

2.3 体育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都体现了这一点。

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理论。这一理论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人力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重视人的素质、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观点；以及关于体育投资会加大教育或其他投资的收益，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即体育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等，无不体现了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较早研究体育经济学的前苏联，在体育经济学教材中也明确了体育经济学理论方法问题，开明宗义地指出：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方法为经济学分析法。即使在近期的西方体育经济学研究中，涉及的经济学领域也多为产业组织、公共财政和劳动经济学，我国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体育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和服务产品的理论；社会生产目的和实质的理论；社会需要和层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分配原则理论。

无论我国的还是国外的体育经济学研究，以及体育经济学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告诉我们其研究理论基础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学理论。

2.4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结构体系

就目前国内外一些体育经济学教材以及体育产业经济研究方面的系统研究论述或著作来看，其结构体系显示了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

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的共同点在于：体育经济学研究内容和体系与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高度相关。无论是绪论或者导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体育领域中的具体经济研究内容，还是实践领域中所涉及之经济问题，无不体现和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国内外体育经济学教材最大的区别点，也是体育经济问题研究具有本质性区别之处是：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经济学问题，即研究的是经济学问题，只是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现象来注释和阐释而已；而国内的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是利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种区别的本质还在于：在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期，国内的研究思路对于发现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而如果深入、发展下去，国外体育经济学研究思路将能够体现一定的优越性。

3.小结

体育经济活动、现象、问题作为在整个体育活动和经济活动历史中发生过作用、还将产生重大作用的一种特定社会存在，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到经济学科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中，不仅是对体育经济学科发展的一种瓶颈制约，使其研究难以深入、系统，更是难以全面、准确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发展的一种遗憾。解决这种遗憾可以有多种途径：从学科理论研究出发，可以将其列入经济学研究范畴，利用体育领域中的经济问题、现象来揭示、阐释经济学规律；从完善教材体系入手，可以利用现有成熟经济学教材结构体系来系统规划完善体育经济学教材体系；此外，从国家标准的学科划分，也可考虑体育经济学的二级经济学科位置问题；甚至从社团组织管理角度考虑在经济学学会下属分会组织将体育经济学研究会列入，相信对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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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龄健康” 经济学

一、前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老龄健康逐渐受到社会关注，我国政府与各地区也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以更好地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之前的研究中，“老龄健康”更多地作为一种医学问题。而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老龄健康”问题，进而阐述经济与“老龄健康”的关系，希望能从经济学角度寻找解决老年健康的新途径。

二、从微观层面的分析

（一）“老龄健康”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

老年人的身体条件是影响其社会参与度的重要因素。当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的背景下，老年健康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为活跃。例如，日本是当前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几个国家之一，因此在劳动人口中，经常可以看到70岁甚至80岁的老年健康人口依然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而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当前农民工的主要群体就是年龄从40～65岁之间的健康人群，其中年龄高于60岁的农民工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由此可见，老年健康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着推动作用，使其能更好地面对社会劳动要求，进而加快经济发展。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济压力是导致老年人继续劳动的关键原因。由于老年人经常要面临各种健康支出，这就促使老年人必须寻找力所能及的工作，达到保证生存与维持健康的目的。

（二）老年人健康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健康属于一种耐用消费品，个人健康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发生损耗、折旧，而人们为了维持健康，就需要产生相应的支出。[1]同时，老年时期具有特殊性，人们在该阶段的健康支出要明显多于其他阶段。这样，老年健康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就会得到体现。例如，老年人为了保证自身健康，经常会采用购买保险的方式，进而产生经济支出。健康对老年人个体福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财富效应等方面，具体表现为“财富-健康”梯度。老年人的财富越多，则所享受的健康服务也就越多，在正常情况下，其健康水平也会优于财富较少的老年人。

而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生活质量等因素对老年人使用医疗保健的水平产生影响，多数贫困的老人在与家庭、朋友沟通之间存在困难，这些本身就会对老年人接受健康服务的能力产生影响。[2]

三、从宏观层面的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为了保证老年人健康，经常会通过制定各种法律的方法配置健康资源，引导老年人承担相应的支出，达到改善老年人健康的目的。

（一）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宏观层面实现老年健康的最常见手段。国家为了保证老年人的养老与健康问题，通常会采用缴纳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方式满足老年人健康要求。同时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退休年龄、预期寿命等都会对老年人养老保险水平产生影响。

（二）医疗保障中的经济

医疗保障是现阶段经济学家在老龄健康问题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例如，在医疗保障完善的情况下，老年人往往会在发现潜在病因的情况下接受医疗护理，而不是需要在生病之后再接受治疗。两者相比，在发现潜在病因就接受医疗护理自然更有助于老年人健康。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保证老年人具有足够的资金，就需要国家在宏观方面对医疗保障进行投入，才能确保老年人能在发现健康隐患之后就能得到及时处理，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影响治疗。

（三）长期照护方面

对老年人而言，医疗保障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老年人更加健康，能做到“病有所医”。在这种背景下，对身体残疾、虚弱的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护理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老年人的平均健康水平。本文所分析的长期照护，主要是指提供照护者或者专业人员开展的一种针对老年人群的护理活动，以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为主要目的，使老年人能享有人格尊重、独立、自主等。

在长期照护方面，已经有国家进行了实践。例如，德国确定了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将私人保险与商业保险结合在一起，保证老年人能享受到高质量照护。从应用效果来看，这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体系明确了老年人养老的问题，促使养老体系进行改革，最终形成了长期照护机制，因此对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结语

本文重点研究了“老龄健康”经济学的相关问题，并从宏观、微观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总体而言，“老龄健康”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当前情况下，相关单位必须要重新认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能从经济学角度对老龄健康问题进行处理，以切实保证老年人的利益得到维护。

（作者单位为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参考文献

[1] 李军.老龄健康的经济学意义分析[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05）：27-31.

[2] 考沙伦德拉・库马尔，刘霓.老年人口中财富与健康的联系：中印比较[J].国外社会科学，2016（05）：1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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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古希腊罗马到德国古典时期的异化渊源

西方哲人们对异化的探究，由来已久。纵观西方哲学史，几位了不起的哲学家，都遵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原初状态（或为本真状态、应然状态）——异化——克服异化。具体地说，即我们确定某种状态为我们的原初状态，一旦我们偏离或疏远这种状态，这就叫异化，最终实现对异化的克服。

对这一思路的考察，可从基督教神学中见此端倪。如夏娃和亚当，二人本来在伊甸园过着甜蜜的生活，随后因为偷吃禁果，被上帝赶出伊甸园，过着悲惨的生活，最终二人又获得拯救，进入天堂。分析发现：伊甸园的生活，为原初状态；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是被异化了的；进入天堂，则为对异化的克服。同样，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杰出代表，普罗提诺的思路无出其右。普罗提诺通过对太阳的观察、对人类心智的体验，引入“太一”，认为它是世界的本源，它所流溢出来的，“形成了别的实体，”如同“围绕太阳的太阳光永远不断地从太阳里产生出来的”可分为永恒的心智、永动的灵魂以及空间中的物质等等，它们分为各个层次，构成了整个世界。其中，被流溢出来的灵魂，将受制于被流溢出来的物质，而最终的结局，将回到“太一”那里去。在普罗提诺这里，异化思路明显不过：“太一”（原初状态）——流溢出万事万物（异化）——回归“太一”（克服异化）。可以说，隐匿于基督教神学中的这一异化思路，带有虚幻色彩，不足以令人信服。而普罗提诺的异化，则是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哲学问题，具抽象性、先验性。其实二者都在虚构一种假想的原初状态，基督教的意图在于规训人类，而普罗提诺的目的则在于奠定“太一”这一精神实体的地位，并走向他那神圣的“三位一体”。

在西方哲学由本体论过渡到认识论之后，作为经验主义和情感主义的两位代表，霍布斯与卢梭，摒弃了之前异化问题的虚幻性与思辨性，他们将异化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解决，这无疑为之后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奠定了基础。霍布斯与卢梭的思想比较接近，二人都强调社会契约制度对人类自然状态的破坏，其思路与前人一致，即原初状态（自由）——契约（异化）——追求未来的理想社会（克服异化）。所不同的是，在霍布斯看来，人类的原初状态固然自由，但其生活无法安定，只有通过契约的方式，让人们放弃个人的自由，将个人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这个集体的最高形式，即国家。在国家的统治下，人类能获得和平或稳定，但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又给人类带来无限灾难。因此，霍布斯将国家称作“利维坦”。而卢梭认为是私有财产导致了不平等和奴役，导致了人类的原初状态得以破坏，要想克服这种异化，只有寄希望于一个建立在自由协议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虽然二人有所不同，但他们将异化问题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对异化的担忧令人警醒，并且对克服异化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在经过了启蒙主义的洗礼后，异化问题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成了一个纯粹思辨的哲学问题。当然，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程度远远高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辩证思维所达到的高度。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探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大特点，而黑格尔正是在这一时期，将异化问题纳入哲学范畴。在黑格尔这里，异化的主体是绝对观念，其客体是绝对观念的创造物，所谓异化，考察的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在经过纯逻辑的发展之后，作为主体，绝对观念能外化为自然，随后又扬弃自然进入到精神领域，最终促使绝对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从中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普罗提诺的“太一”，但普氏的“太一”是永恒不变的，不像绝对观念一样辩证发展。而到了费尔巴哈这里，异化的主体由绝对观念转变成了人。费尔巴哈将异化作为斗争武器，对抗的是宗教。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是人所创造出来，但最终宗教成为了人的敌对力量，在宗教的奴役下，人最终丧失了自我。可以说，费尔巴哈将矛头指向宗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异化纳入现实领域，并且其唯物主义思想明显，这就为后来马克思对异化的考察铺平了道路。

二.两个批判：马克思对异化的界定

马克迪对异化的界定，相对德国古典哲学而言，更进了一步。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异化的主体由绝对观念转为作为感性存在的人，异化的范围由自然、社会、精神领域缩小至宗教方面，可以说，两人对异化的探讨更多的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到了马克思这里，异化开始走下神坛，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联系到了一起。

马克思稿的一个很大意图，即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发展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论性的研究。由此，马克思的手稿，始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在于劳动，劳动能创造财富，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马克思发现，工人所创造的财富（产品）绝大部分不属于工人本身，他们所能得到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并且这种恶性循环将无限持续下去。可见，劳动被国民经济学当作一种纯粹作为手段的活动，对于工人来说，劳动是被迫的、不快的，仅仅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马克思发现，这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劳动。

马克思对“异化”的界定和对“异化劳动”的发现，除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外，还离不开对黑格尔哲学的承继。黑格尔对劳动有过不少见解，如劳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然需求而从事的一项作为手段的活动，它还是一项“精神的”活动，正是这种活动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此外，黑格尔把劳动描述成一种“对象化”的过程，它是一种自我实现与自我建构的过程，绝非局限于满足自身的需求。再者，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是一种本质的“类”活动，黑格尔认识的不足也正在于此，他把所有的劳动都当作一个过程，在他“同一性”思维的影响下，所有的劳动都能让劳动者实现并建构自身。马克思在这一点上，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发现并非所有的劳动都是黑格尔所描述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强有力的反驳，工人在异化劳动的情形下，并未实现自身，反而失去了自身。这是马克思在探讨异化劳动的第二个方面——劳动本身的异化时所谈到的，其实这里所说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早已演变成资本，只作为工具性的行为而存在。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学说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之余，也不忘黑格尔的功劳。由此，马克思在此处所吸收的是黑格尔对一般劳动的界定。他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将一般劳动与异化劳动进行区分，异化这一理论的产生，便来自于这两个批判。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后世影响极深，卢卡契的“物化”、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等等，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诸多前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对异化与自由、劳动、对象化、外化、物化之关系或区别的分析，对异化产生时期（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才有的，有学人对此意见相左）的怀疑，以及对异化普泛化现象的研究等。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思路来研究，若我们不再向后走，反其道而行之的话，能让我们对整个西方的某些学术传统、思路、方法论、问题域等等，有更深刻的了解与更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63到46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

[3]姜涌：《异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见《济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14页。

篇7

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中央制定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相关政策的必要性，然后归纳和总结中央的政策制定，分析其中的特点并指出相应的问题，并指出政策问题的根源，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一、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劳动迁移经济学理论、市场分割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分别对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收入的差异、家庭贫困的分布、双重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需要使得城乡间人口流动成为均衡地区间资源分配和资本流动的必然趋势，随之而来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新公共经济学将义务教育视为兼具公共物品特性和私人物品特性的准公共产品。这要求义务教育应该由政府进行负担。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供给理论进一步强调了外溢性特征对中央或者地方进行负担的分配影响。从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性特征来看，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均体现了跨区域的外溢性特征，因此中央有义务制定政策改善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二、中央政策制定

自2001年以来中央政府为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所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将其所发挥的作用和政策核心目标进行了归纳。随着政策的演变，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核心目标和责任归属得以明晰，核心理念、指导思想以及基本策略得到确立。“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总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导向、政策核心目标（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以及“平等”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三、政策评价

以上政策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而其中核心思想的引入更是凸显了教育均等的理念。然而，政策的制定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

（一）政策存在的问题

中央主要在方向上进行宏观规划并制定基本框架，而执行的具体方案和路径则主要由地方政府进行自主安排。尽管中央高度重视，流入地政策制定取得了显著制度突破，但距离政策目标的实现仍然具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中央集中式的命令下达以及事权责任归属的下推也增加了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难度。

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政策目标与基本策略存在偏差，缺乏内在逻辑关系；（2）随迁子女的问题属性与政府责任脱节，财政机制不够健全；具体而言：

1. 政策核心目标与“两为主”的基本策略存在偏差。

政策的目标为政策的评价提供了衡量标准，一个政策是否有效最终都应该以核心目标是否达成为主要的参考。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核心目标是“保证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这一目标与“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指导思想完全一致。但“两为主”政策的基本策略则仅仅强调了随迁子女入学机会的保障，而保障了基本入学机会不等于实现了受教育水平。另外，随之而来的升学问题也进一步形成政策效果偏差的有力证明。表面上中央和地方政策的部署都依照“两为主”的基本策略完成了任务，实质上仅仅是完成了政策目标的第一步，而升学问题的部署则必将脱离“两为主”策略。现实生活中在多地出现的异地高考矛盾就是最好的例子。

2. 问题属性与政府责任相互脱节。

如果在政策制定时没有明确的命令，执行过程必然会形成趋利的特点，利益群体相关者各自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引起政府失灵。基于前文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外溢性准公共产品的界定，要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承担。然而，中央没有承担提供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担的财政投入机制也尚未确立。

（二）问题的根源——政策制定与制度约束不相匹配

理性的分析政策制定和执行所遇到的障碍，外部的制度约束因素是不容忽视的根源。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人为禁锢人口流动状态下形成的制度框架，即以户籍制度为主的社会管理制度、学校管理制度以及义务教育财政制度等，构成了相对稳固的政策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强烈制约和限制了教育领域的改革理念和可能性。

四、政策建议

首先，针对政策的制度约束，进一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 就业、 住房、 养老、 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使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其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新审视我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现状，明确总体核心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明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确立相应的完成指标；构建合理的中央地方财政分担机制，设立专项经费和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对执行较好的地方实行奖励；再次，流入地政策执行中进一步进行制度突破，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责任；建立地方与区县的分担机制，保障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完善流动儿童学籍管理、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制度，逐步将学籍和户籍相分离；各部门统筹安排积极协作；对社会办学力量进行经费支持和监管；最后，对“教育券”政策、“有条件转移支付”、人头补贴政策进行试点，并积极跟踪政策的效果，对拨款方式进行改革和创新。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经济学本理》 理论著作 述评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294-02

读钟光荣先生的《经济学本理》这部著作，能使人们进一步弄清钟光荣先生的“自然本体价值论”的理论体系，掌握运用自然本体价值理论发展社会经济的一把金钥匙。

有史以来的经济学，即以人为中心的“人类至上论”，长期统治着人们的经济观，并被奉为神圣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人类由此激起的对财富与价值占有的无限性贪婪心也就日益强化，从而发展出奢侈性享受行为的无止境。这样，也就导致了人口的过分增加，资源的过量消耗，环境的过度破坏，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引起的财富与价值分配的过于不公，进而引致经济越发展，贫富两极分化越严重的恶劣后果。

面对这一可能引致严重天灾人祸频发的严竣事实，光荣先生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与理性思考，一反传统和常理，得出了“自然至上”的颠覆性结论。当然，“万物至中”和“人类至下”，也就成为必然。很显然，他这只是从自然的位序排列而言，并非以人类的聪明和智慧高于他物的绝对优势而论。不过，他的这一结论也许会遭来许多人的反对。但反对归反对，真理毕竞是真理。他的这一具有终极性意义的真理的发现，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致命打击。不过，我想，在当今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这一理论不仅不会遭到扼杀，而且，将会被视为一种划时代性的理性创举。因为，这是对人类非理性经济行为的救赎。

钟光荣先生创立的这一革命性的理论，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如何？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了解。

一、价值创存学说的基础层面

钟光荣先生证明：价值即效用。自然，原创价值本质和内容。人类，再创价值现象和形式。他发现，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三个场域的诸种价值理论中，虽然劳动价值论取得了先入为主的历史地位，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一直处于“当局者谜”的情状，并没有正确地站稳自已的价值立场，把握好自已的价值准则，掂量准自已的价值份量。而是盲目尊大，贪自然价值之功为已有。所以，历来的经济学对自威廉.配第（特别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至马克思以来的劳动价值论，都存在主观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

钟光荣先生认为，人们将劳动获取的物的价值和以劳动时间测量商品价值的工具意义和作用，以及商品的自然价值（物质效用）与劳动凝聚在商品中的物化价值（劳动效用）混淆起来，统统归结为劳动价值，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最大错误理解。这也是对价值这个千古之谜的迷上加迷。对于这一问题，钟光荣先生以200多万字的原创理论著作，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我认为，他将价值上升到自然层面，以及自然最高情境这个层级来理解，既合自然的法则性，又合自然的目的性，无疑是非常可靠和十分正确的。因为，钟光荣先生指出，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被创造者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创造出创造者来的，这就像儿女不能生育出父母一样。我们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没有哪一点儿能够超越自然的伟大力量。光荣先生的《经济学本理》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一座理论大厦。

二、经济发展理论的建构层面

钟光荣先生的经济理论，是以自然本体价值论奠定基础，并以此作为出发点的，那么，他所构建的经济理论大厦，必然也是具有纯粹自然属性的自然本体经济理论。其经济理论的亮点主要是：

第一，经济的自然生物性与社会人格。钟光荣先生的经济学说，把人摆到与自然创造的万物等量其观、等价其观，特别是和其他动物平等一致的位置上，然后再突出人的聪明和智慧的超物特殊性。第二，财富的自然产业与人工产业。光荣先生认为，自然产业是原始产业，人工产业是现行产业。把自然创造万事万物的创造行为和结果，作为一种产业来看待，是对经济学以人为中心的产业划分理论的扩展。钟光荣先生对产业的认识是：“凡是能够生产产品的产业，无论是物质产品生产行业，还是精神产品生产行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直观感到，我们人居的地球为大自然所创造，我们所需的粮食、棉花等都是自然创造的，土地所生产；煤炭、石油、钢铁（铁矿石）等为自然所形成，连我们人也是自然的产物。如此说来，光荣先生认为自然本身就是产业。第三，产权的私有制与公有制。私有制有效率但不公平，公有制有公平但无效率，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一个永恒的矛盾。如何将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保持在社会经济关系可控的范围内呢？钟光荣先生发现了“泛公有制”这一创新型的所有制形式。这就是在不改变公有制或私有制的产权条件下，形成不同所有制的横向广泛联合，纵向深入结合的利益共同体。然后，政府再征收资源使用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以社会福利方式返还给丧失生产资料使用权的穷人。这样，既对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同性质进行了严格区分，又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生产资料进行了最优配置。现代社会里的企业与企业、与个人；地区与地区、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与企业的所谓利益联盟，就是泛公有制的雏形。因此，他认为，发展这一所有制形式，将是消除财富与价值分配矛盾日益尖锐化最有效的办法。同时，这也是他的《经济学本理》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第四，效用的边际多元化。传统经济学历来只承认和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这一基本理论工具。钟光荣先生说，自瓦尔拉斯、杰文斯和门格尔从不同的方向论证后，特别是克拉克发现边际生产率递减这一经济现象后，更是成为经济学不可动摇的唯一分析工具。然而，他在研究中发现，社会经济实践的客观事实，同时还存在边际效用不变和超边际效用递增。边际效用递减是效用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矛盾运动的统一，边际效用不变的是纯粹的客观性事实与真理表现，超边际效用递增是纯粹主观性事实与真理表现。边际效用不变，可以使我们看到价值的自然平等性，社会分配应坚持这个公平性原则；边际效用递减，可以使我们看到财富与价值的分配，必须向边际效用最大化区间（即贫困人群）流动才正确，这就是以边际效用不变为原则，减有余而补不足；超边际效用递增，可以使我们看到，人们对财富贪婪占有的无限性，是财富与价值分配不公的本质原因。因此，真正克服了人的无限性贪欲，让边际效用向效用最大化区间流动，就能最终消除贫困。当然，这也是他的《经济学本理》的终极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第五，增长的约束发展与放任发展。钟光荣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历来的经济学都是主张自由放任发展的。虽然有所谓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调控理论，但这也只不过是为了调控得更有利于自由放任发展而已。实际上它是“脚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只有当人口发展到社会养不活时，才来搞计划生育；只有当有的资源消耗即将枯竭时，才来提倡节约；只有当自然灾害频发而不可抗拒时，才来治理环境；只有当社会可能产生大幅震荡时，才来调整财富分配。这无疑是亡羊补牢，代价惨重。这种经济学的“盲区”和“黑洞”理论所指导的经济实践，最终必将把人类推向“死亡之谷”。为了有效地纠正这些错误，钟光荣先生进行了苦心孤谐的研究。最终，他受到史蒂芬・霍金宇宙物理学的启示，建立了符合自然法则性和符合自然目的性的经济理论与实践模型。

同时，钟光荣先生还构建了四个子模型：

一是人口自恰模型。这一模型的核心内容，就是人口对资源和环境和自适比例。二是资源依赖模型。一方面是可再生资源的最大再生量的可承受人口消费的模型，即建立了人口消费的糖、蛋白质、脂肪、无机盐、维生素、水等基本物质的标准化预测模型；另一方面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可利用时间。对此，钟光荣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建立了平面模型，然后形成了立体模型。三是环境依赖模型。钟光荣先生将人口生存环境分为5个层级：宇宙天体远大环境；大气物理中近环境；地理构造近小环境；人类生活亲缘环境；个人生活切身环境。建立了人对阳光、空气、水分、土壤的适应性依赖模态。这为治理和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思路和方法。四是公正分配模型。他从自然公平与正义的伦理道德根据出发，首先建立起自然公正分配依赖模型，然后演绎出经济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反自然公正分配的社会分配依赖模型，从而得出富人、中产、穷人的德尔塔结构，以及生产资料和财富占有的倒三角结构。最后，建立起政府作为公民总合人和调剂人，实行财富与价值公正再分配返还的模型。这样，也就能够有效地抑制绝对贫困现象的发生。并且，将人类的经济活动限制在上述模型之内。这一模型的构建，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两型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三、经济实践行为的事实层面

钟光荣先生在他的《经济学本理》这部著作中所确立的模型，我认为是十分科学的，它能够使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尖锐对立的矛盾，得以有效的化解。光荣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比较好地解决了价值、人口、资源、环境和分配五大问题。解决了这五大难题，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认为它在经济活动的实践行为中的意义是相当巨大的。第一，价值认识能得以正本清源。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价值问题的错误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理解，导致人们把劳动价值看成是唯一的价值，从而否定自然创造价值，万物存在价值；人类只能改造和开发价值、创造价值形式这一基本事实。进而，引致人们不顾环境的耐受力，资源的承受力，疯狂地破坏环境和耗竭资源。钟光荣先生的自然本体价值论，也就使我们正确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这种自然至上，万物至上的价值思想，使我们不得不敬畏自然，不得不敬畏万物。从而，也使我们不得不自觉地热爱和保护环境，不得不自觉地保护和珍惜资源。经济学这一最本质问题的解决，也就为其他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第二，人口数量能得以科学确定。有史以来，经济学一直鼓励人口增长；直到近代人口膨胀，经济学才采取欲盖弥彰的暖昧态度。对此，钟光荣先生秉持坚定的立场，一方面，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新人口论》为根据，引用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人口过度增长的危害；另一方面，引入生物学中的“林德曼定律”，即生物上游和下游1／10的科学原理，用事实证明，人口已经无数倍地超过这一定律。他的这两个有效根据与证明，不仅为全社会自觉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了正确认识，而且为国家及其政府制定人口增长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解决人口这个重大问题上，钟光荣先生认为，社会经济的所有矛盾，都是因此而起。所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钟光荣先生提出了人口负增长的“退行性选择”方式。即从国家、全球的总体上控制人口，直至达到符合“林德曼定律”。这就是他所建立的“人口自恰”模型。第三，资源消耗能得以有效节约。社会经济的繁荣，是以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因此，经济学长期鼓励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尽量多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这一经济理论指导下，人们争夺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需求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也就成为全社会无可置疑的通理。对此，钟光荣先生建立了“资源依赖”模型，严格加以限制。就是说，确定人口，量化资源；确定指标，计划利用；确定法律，政府管控；特许开发，禁止超标。包括每个人的食品营养、衣、住、行、用等各个项目，都有指标控制。这样，也就为乱开滥采，任意浪费资源等行为上了一道“紧箍咒”。如此一来，一方面，社会会努力节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且努力利用和寻找替代资源，如对光能、水能、风能的科学利用等等；另一方面，人们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会自觉限制在资源可承受的界限内。第四，环境质量能得以自觉保护。现行大农业的农残化残（农药、化肥），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现代大工业的“三废”（废气、废水、废物），对大气、水质和土壤的危害。由此，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整体性的破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走的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先破坏、后治理的路子。因而，也就形成了大家为了各自利益，产生时都乐意破坏，而事后都不愿意付出代价治理的情形。对此，钟光荣先生建立了“环境依赖”模型，将人口生存所需光、气、水、土等，都制定出必保指标。然后，无论何种工业和农业项目的实施，都只能有利于这四项指标的优化，而不能使这四项指标下降。经由立法确定，违者严加惩处。这样，人们就会在这个法律范围内自觉保护环境、利用环境，而不敢任意破坏环境。第五，财富分配能得以公平公正。自然对万物和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当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和生产资料自由结合时，自然会给予多劳多得的平等性有限差别分配。然而，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且垄断占有时，就会产生不平等性的无限差别分配。这样，也就导致了贫富差别越来越大，最终而必致社会大幅震荡。为此，钟光荣先生建立起“公正依赖”分配模型，将自然绝对公平分配作为第一原则，将社会相对公平分配作为第二原则。采取“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实行政府高额征收公共资源使用税，以社会福利形式，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丧失生产资料使用权的穷人。这一办法，不仅适用国家化，而且还适用国际化。这样，也就能够真正消除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条件下的绝对贫困。这就是他所发现的产权创新机制，即“泛公有制”可以达到的理想结果。

钟光荣先生在《经济学本理》中，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以往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以上五个重大应用经济学问题，而且，还很好地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具体应用问题。比方说，劳动力商品和资本交换的定价权重弱化问题；货币政府化增发和市场价格上涨引致的“进行性通货臌胀”问题；应用边际效用递减分析工具，加速边际效用向效用最大化区间流动问题，等等。

我认为《经济学本理》是经济理论研究者和经济实际工作者都应该认真读的一部书。

篇9

“成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就谈不上成本。这个道理让经济学家找了至少一百年才找到，这还不算哲学家们在寻找“绝对价值”和“永恒”上面所花的时间。李嘉图被最聪明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好象从月亮上下来的人”，有着极不寻常的思维。尽管如此，他的“劳动价值理论”表明他仍然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普通经济学课本上讲的关于成本的“庸俗”的道理。对永远不变的价值准则的追究毕竟是最具诱惑的一件事，就好象数学家至今还会被“无限”这个概念迷惑得废寝忘食一样。难怪黑格尔说，世界上若有“无限”的话，也只有“恶无限”。相对论以后，事情终于变得好一点，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因为“价值”就因此而死了。找到目前这个“成本”概念并且作了最系统解释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其实并不是经济学家，他们自称是“学者”（scholar），是著名的“维也纳小组”里的学者，恩斯特。马赫、米塞斯、石里克、庞巴沃克、维特根斯坦、哈耶克等等。后三个人甚至还是亲戚。奥地利学派发动了经济学里的所谓“边际革命”，这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一场革命，我想我拿它引出这篇文章的主题，读者不会觉得乏味吧？！

古典经济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寻找“财富”的来源。最早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威廉。配第，他说：“劳动是财富的父亲，而土地是它的母亲”。他的公式没有提供价值的衡量标准。生产一蒲式耳小麦耗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有土地的地力，土地折合成劳动力是多少呢？问这个问题相当于问一个苹果加一个梨等于什么一样，得不到解答。李嘉图认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结论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连定义也还不十分清楚。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名噪一时的亨利。乔治写了《政治经济科学》，才明确定义了诸如“财富”、“价值”这类名词的经济学涵义。但那是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革命稍后，而且是为了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而写的一本书。“价值”的严格定义要等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法国数学家被他的法国导师推荐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时才得到解决。这三个人先后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亨利。乔治明确但仍不严格的理论体系中，什么是“财富”？财富就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价值”？一个事物，只要它可以减少人在获取同等幸福时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它就有了价值。这个人能够节约的努力程度就是这件事物的价值。例如某甲允诺某乙在明天做某事，乙于是可以节省自己做该事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甲对乙的承诺是有价值的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在一个言而无信的社会里，承诺的意义和价值就成了大问题，这也就是我在“金融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里讨论过的问题。但是甲对乙的承诺在完全不相干的某丙看来有没有价值呢？由于丙不能靠甲的这个承诺减少任何他明天为自己获取与今天同等的幸福的努力，这个承诺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价值。这是主观价值论的开始。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主观价值论一定是荒谬的。我们怎能否认月亮在我们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就不存在了呢？同样地，我们怎能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以我们主观感受为转移的客观价值呢？我得承认，在贝克莱主教的“月亮”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思想联系，那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这个问题我在《主义与科学》（《读书》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和《传统与乌托邦-永远的徘徊》（《读书》一九九五年三月）里提到过，是理性的哲学基础问题，在这儿就没法多说了。主观价值论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例如余秋雨写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儿子，面临两个选择，一个继承天一阁全部藏书，一个是继承万两白银。大儿子的选择是天一阁藏书，选择的代价是一万两白银，所谓“机会成本”，放弃的“机会”所值。如果他的选择是万两白银，则选择的机会成本或成本就是天一阁全部藏书的价值。同样的道理，一个中学毕业生如果面临两个选择：上大学，或就业，那么他上大学的成本就是他上学期间所放弃的工作收入的全部所值。类似地，自杀的成本是继续生命所值的全部；活得太痛苦就会想到自杀。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多，选择一个特定机会的成本就越高，因为所放弃的机会，其所值随着机会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港大的文凭随着香港的大学数目增加而贬值，同时，学生的时间随着香港劳工的日益短缺而增值。结果课堂里文静的气氛开始染上手提电话和传呼机的商业紧张。经济学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么个成本概念。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或哲学家（或人们加给他的其他什么家），但不是经济学家。据说他有一次“挤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全部的内容可以在两星期内掌握。我猜他指的是“机会成本”的概念。说实在的，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如果我是赫赫有名的萨缪尔逊，我绝不会为此去和乔姆斯基辩论。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

主观价值论的一个更深层的看法是，没有选择就谈不上有价值，没有选择余地的“机会”就不应当叫做机会，也谈不上机会成本。“出身”是不能选择的，因此“身世”是没有价值和成本的。社会常以一个人的“身世”来判断其价值，那是因为伴随着他的身世，也许有一笔财富可供支配，而可供支配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可以选择放弃这笔财富。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不得不”享受某种幸福，他不会感到“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是因为他身不由己。绝望的人不会知道理想和美梦的价值。我曾经感叹北大荒我身边的那些“二劳改”的吃苦精神，却不曾意识到，对他们那没有选择的生活而言，“痛苦”是没有意义的。而我之所以感到了生活的困苦，是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我至少可以逃回北京。“不自由，毋宁死”。盛洪在他自己书的自序里提到经济学的人文精神，提到经济学不仅是学问，而且是做人的方式，对此我是有充分理由给以支持的。在主观价值论者看来，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当我们提到劳动的价值时，必须指明是谁的劳动，对谁而言的价值，以及价值判断的主体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读者留意，可以发现我在《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一九九五年五月）里谈到分工可以节约劳动时间时，刻意避免使用马克思的“抽象人类劳动时间”。我只使用了具体劳动时间的概念。

基于选择的成本，现代经济学研究选择的“效率”。这个概念是可以直接从选择的成本概念推导出来的。说一个选择是有效率的，是说这个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说一组选择有效率，是说这一组选择的机会成本最小。既然是机会成本，就一定是和其他选择或其他组选择比较而言。香港人到“街市”（相当于北京的农贸市场）买海鲜，例如一百元一斤活虾，他们一定要挑个儿大的，因为一斤个儿大的虾比一斤个儿小的虾价值高些，放弃个儿大的虾相当于提高了买虾的机会成本。追求有效率的选择是自利的人的天性，有的人，例如我，从来不挑，买了就走。那不是因为缺少自利心，而是因为一来语言不通，二来时间“金贵”，三来毕竟还不习惯言利，有心理上的折磨，四来也许“面子上”的价值放不下来，全加在一起，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就上去了。

说一组选择是有效率的，是相对于其他组的选择而言，这一组选择所放弃的价值最小，比方说在一顿白吃的午餐上人家告诉你可以随便选择任意数量的虾和梨，只要不超过一百条虾和一百个梨。在正常情况下，你没有胃口可以吃下一百条虾，或一百只梨，你的选择大半是若干条虾和若干只梨。这是有效率的选择，因为如果你非要选择不吃梨而吞下第二十条大虾时，你会发现梨的价值随着你对虾的厌恶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你会越来越觉得吃虾的成本太高。这里有一条经济学上的生理学韦伯定律：“单位时间内，一个人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越大，这种物品对这个人而言的价值就越小”。人是生物，生物感觉基于神经，神经受到同等强度的刺激多次就不再感到刺激。神经不再感到刺激生命就嫌乏味，乏味使人追求。微观经济学家直到去年才有人写了篇论文说明这个道理的前半截，这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追求效率的理论。这道理的后半截到现在也还没人说过。总之，有效率的一组选择就是美国一本畅销书里说的，我们从小到大所学的道理之一是“什么都干点儿，什么都别干太多”。林语堂喜欢引李密庵的“半半歌”，记得其开头四行是“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优闲，半里乾坤宽展。”又记得最后四行是“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如此的闲适哲学，正是效率的真义。效率是选择的结果。选择是在可供选择的多个行动方案中择一而行。所以哈耶克的老师冯。米塞斯写了一本书题为《人类行为：一个经济学的论文》（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讲的是人类行为的通论，经济学是捎带着推导出来的。经典名著，可惜是“的死敌”的启蒙老师的著作，国内长期看不到。而在西方，奥地利学派的“中兴”也只是一九以后的事。这一学派的人物，自二次大战以后“作鸟兽散”，撒的满世界都是，被人们遗忘了。一个行动方案包括三件事：（1）行动的目的，（2）可用的技术，（3）现有的资源。其中“技术”就是以各种方式储存起来的知识（我在《怀着乡愁，寻找家园》，《读书》一九九五年四月，详细说过了）。用大陆时兴的语言来区分技术和资源，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没有硬件的软件就是“无米之炊”。当然，没有软件的硬件只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米”。不论怎样说，软的毕竟是软的，知识一旦被人知道了，就不再有成本。因为你知道了一件事以后，你就不可能再选择“不知道这件事”。选择是对未来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无法再选择。所以在选择行动方案时，所用可以使用的技术都是没有成本的（还没有买到的技术不是“可用的”）。选择只是对资源和目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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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经济学；管理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投资与收益比例关系问题，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时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当然企业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将最大限度的评估投资的风险和回报，然后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争取利润的最大化。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1.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来的。当代的管理学家们把人力资源管理定义为，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的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和调配，使人力、物力保持最佳比例关系，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适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组织目标。

2.人力资源管理的形成和发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古已有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经历了从传统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演变的历程。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福利工作％和科学管理逐渐派生出了专门的人事管理工作。然而实践证明，在管理中单纯依靠人际关系是不够的，于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开始出现，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是伴随着对人的认识的变化而演进的。

3.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进行人力资源规划和分析；贯彻平等就业机会原则；聘任员工；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确定薪酬和福利等。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学科。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假定的基础上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在理性假设前提下的经济学基本理论还是存在解释力的。简单地说，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去探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它以严谨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使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使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学科。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假定的基础上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在理性假设前提下的经济学基本理论还是存在解释力的。以下我们将利用这一理性假设前提下产生的基本经济学原理解析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问题。

1.人力资源规划分析与劳动力市场信息。人力资源规划主要是对组织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进行规划、分析以及信息评价。人力资源规划也被称为人才资源规划，是现代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核心职能。人力资源规划要达到的目的是人力资源供给使组织产出在数量、质量、结构上都满足资源需求高绩效。在进行人力资源规划的过程中，经理人员需要预计未来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多项因素，以确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制定对应的管理性政策。劳动力市场给人力资源管理者提供的是大量的市场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信息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者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必备资料。

2.平等就业机会原则与效益最优。平等就业机会原则实质是主张在所有与就业有关的活动中，每个人都应受到平等的待遇，对所有受平等就业法规保护的人们来说，法律将保障他们不受非法歧视。

3.从事人力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本投资效益。人力资源管理在本质上是开发人力资源的工具。企业管理者们可以使用人力资源管理规划、挑选、培训、评估、薪酬系统等，来吸引、确认和保留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4.薪酬和福利与激励机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薪酬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最初的劳动经济学对人力投入的研究基本上就是简化为研究工资支付的效率问题。就工资而言，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企业在工资制定问题上，应当考虑到工资变化带来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此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三、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企业总的目标是尽可能拥有高素质的员工，以使企业得以保持竞争优势；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则主要侧重与这一总目标有关的更为具体的目标。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效率最大化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树立经济理念，更新用人观念，充分掌握劳动力市场信息

企业的人才资源既包括普通员工又包括经营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是企业重要人才，这就要求企业家改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和人才意识，要更新用人观念，充分掌握劳动力市场信息。要摒弃官本位思想，学会以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为指导，建立合理化、制度化、人性化的现代管理机制，把企业的经营权切实交给经营管理层。此外，要为员工提供施展舞台，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培养优秀的企业文化，努力激发员工的创新精神。建立与员工的对话制度；建立科学的业绩考核制度强化管理，培育企业组织的团队精神。总之，要把职员看作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从理念上将人看作是一种可开发、可交流甚至可再生的重要资本，而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被管理对象。要做好人力资源的配置与管理，解决人力资源的相对过剩与绝对匾乏等一系列矛盾，把经济及价值规律介入到人力资源管理的活动中。可以说，用人观念的更新，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掌握，将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正确的决策导向，降低其决策成本。

2.加强激励机制建设，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激励在企业管理中是指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就是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个人努力去完成组织的任务，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企业实行激励机制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正确地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需要，增加其满意度，从而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如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且一个人的需要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因此，企业必须随时注意了解和掌握在自己的员工中所存在的多方面、多层次需要及其变化情况，人力资源管理者应在一定的前提下(即不牺牲企业绩效和目标)通过管理实践、政策甚至企业文化的调整尽量去满足员工的各种个性化需要，从而确保他们忠于企业并且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应该悉心体察本单位优秀人才的工作困难、家庭生活状况，及时将这些信息汇报给相关领导部门，这样才能做到人性化管理，真正做到“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发展留人”，最终促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促进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创新，加强人力资源成本核算

创新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灵魂，理所当然在工作分析中必须坚持创新的原则。工作分析离不开工作环境的分析，一旦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工作分析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人力资源管理者可根据工作分析的对象、目的等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环境适应性和组织竞争力。当然，创新就会有成本，这就要作好人力资源成本与收益的度量，加强人力资源成本核算。人力资源核算就是对有关人本身资源的数据加以确定和测量，并将此种信息传递给有关社会部门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经济核算的综合指标是由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物质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不同组合的影响所综合形成的。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实行重点投入，重点开发，并制定有关监督制约机制和奖惩的措施以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指标。要以最少的人力投入和合理的人才结构来完成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