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学科评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天文学学科评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而在8月15日中国青年报也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该排名列出了全球领先的500所大学，中国内地共23所大学榜上有名，清华大学再次进入世界前200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6所大学排在第201-300名。

2000年香港大学开始在内地招生，内地与香港名校的生源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此后香港中文大学等其他港校的加入，更是使这场生源之争不断升级。而最近连续的两个大学排行榜，再一次把内地与香港名校推到了风口浪尖。虽然参考指标不尽相同，ARWU更注重学术性而QSWUR的指标更多样化，但QSWUR和ARWU两个排行榜中排名较前的名校却惊人的一致，即内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和香港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这12所名校基本上都是综合性大学，可以说各领域学科都有一定的实力，但根据两个排行榜的学科领域排行来看，各个名校又都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下面，就让小编为你一一道来。

北京大学

在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北大在数学与自然科学（简称理科）、工程/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简称工科）、生命科学与农学（简称生命）、临床医学与药学（简称医科）和社会科学（简称社科）五大领域均未能进入100强，但在学科排名中北大的数学、化学、计算机和经济学/商学均位列76-100名，物理学科的排名也接近100名，实力毋容置疑。而在QSWUR的学科领域排名中，北大在艺术人文（第18名）、工程技术（第34名）、生命科学与医药（第24名）、自然科学（第17名）和社会科学/管理（第21名）均进入了50强，除工程技术外其余领域均为内地高校第一，展现了非常强大的综合实力。

在教育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北大有18个一级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大气科学、生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口腔医学、药学。北大的师资力量也很雄厚，在这些重点学科中还有16名国家级教学名师：赵敦华（哲学与宗教学）、蒋绍愚（中文）、陆俭明（中文）、温儒敏（中文）、阎步克（历史）、邓小南（历史）、高毅（历史）、姜伯驹（数学）、丘维声（数学）、张恭庆（数学）、王稼军（物理）、吴思诚（物理）、段连运（化学）、许崇任（生命科学）、祝学光（医学）、王杉（医学）。此外，还有北京市教学名师和校级教学名师，他们主讲的课程也多为精品课程。北大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有90门，其中数学科学学院（6门）、物理学院（9门）、信息科学技术学院（5门）、中国语言文学系（8门）和医学部（19门）较多。

优势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大气科学、生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口腔医学、药学

清华大学

众所周知，清华的工科是最强的，两个大学排行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清华的工科进入了50强（第45名），而理科、生命、医科和社科均未进入百强。学科排名中，计算机学科也进入了学科排名50强（第46名），而数学、物理、化学和经济学/商学未进入百强。在QSWUR的学科领域排名中，清华的工程技术排名第十，是内地和香港这12所名校中唯一排在前十位的学科领域。在清华的21个一级重点学科中，清华工科独占16项，包括：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清华工科的国家级教学名师也是最多的，共有11名，他们是：申永胜（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华成英（自动化系）、孙宏斌（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李俊峰（航天航空学院）、范钦珊（航天航空学院）、李俊峰（航天航空学院）、钱易（环境学院）、郝吉明（环境学院）、胡洪营（环境学院）、袁驷（土木工程系）、傅水根（基础工业训练中心）。清华的国家级精品课程也有90门，工科课程占了一半以上（48门）。以如此强劲的实力，清华工科绝对是中国顶尖工程师的摇篮。

优势学科：上文所列的16个工科、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商管理、美术

复旦大学

根据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复旦只有工科进入了世界百强（52-75名）。QSWUR的学科领域排名则显示，复旦的艺术人文（第49名）和社会科学/管理（第45名）进入了世界大学50强，工程技术（第98名）、生命科学与医药（第67名）、自然科学（第56名）均进入了世界百强，展现出较强的综合实力。复旦的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有11个：哲学、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国家级教学名师也基本上分布在这些重点学科，他们是：陈纪修（数学）、陆谷孙（外国语言文学）、袁志刚（经济学院）、范康年（化学）、陈思和（中文）、乔守怡（生命科学）、俞吾金（哲学）。复旦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有38门，也基本分布在这些重点学科中。

优势学科：哲学、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

上海交通大学

与清华相似，上海交大的传统优势也是在工科。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上海交大的工科进入了百强（52-75名），同时计算机学科也进入了学科排名的百强（51-75名）。QSWUR的排名中，工程技术排名第37位，在内地高校中仅次于清华和北大，而生命科学与医药（第124名）、自然科学（第114名）和社会科学/管理（第127名）位于百强之外，艺术人文则未上榜。当然，随着上海交大向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迈进，这些学科领域的发展后劲不容小视。上海交大9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全部与工科有关：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国家级教学名师的分布则较广泛：洪嘉振（建筑工程与力学）、郑树棠 （外国语言文学）、乐经良（数学）、孙麒麟（体育）、王如竹（机械与动力工程）、林志新（生命科学技术）、郭晓奎（医学）。上海交大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有20门。

优势学科：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南京大学

南大在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各领域均未进入百强，但化学学科进入了学科排名的百强（51-75名），高于北大的排名。QSWUR排名中南大较突出的领域是自然科学进入了百强，位列第85名，其余学科领域进入了前200名：艺术人文位列136名，工程技术位列163名、生命科学与医药位列193名，社会科学/管理位列131名。南大的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有8个：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国家级教学名师有10位：范从来（商学院）、卢德馨（匡亚明学院）、王守仁（外国语学院）、桑新民（公共管理学院）、左玉辉（环境学院）、沈坤荣（商学院）、徐士进（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周晓虹（社会学院）、刘厚俊（经济学院）、李满春（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大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有56门。

优势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商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科大的工科在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也进入了百强（52-75名），而QSWUR的排名中，中科大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表现突出，均进入了百强，分别位列第59名和第72名，而生命科学与医药则位列156名，而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管理均未上榜。中科大的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有8个：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力学、核科学与技术。国家级教学名师则有7名：陈国良（计算机）、李尚志（数学）、史济怀（数学）、施蕴渝（生命科学）、程福臻（天文与应用物理） 、霍剑青（天文与应用物理）、向守平（天文与应用物理）。中科大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有13门。

优势学科：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力学、核科学与技术

浙江大学

在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浙大的工科进入了百强（第52-75名），而学科排名中有两项进入百强：化学（76-100名）和计算机（51-75名）。QSWUR的排名也显示，浙大在工程技术领域表现突出，进入了百强（第68名），其余领域排名为：艺术人文199名、生命科学与医药206名、自然科学139名、社会科学/管理212名。浙大的一级国家重点学科有14个：数学、化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园艺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 管理科学与工程。国家级教学名师有10名：陆国栋（机械与能源学院）、林正炎（数学）、杨启帆（数学）、吴秀明（中文）、何莲珍（外语学院）、应义斌（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何勇（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吴敏（生命科学学院）、刘旭（光学）、朱军 （农学）。浙大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有64门。

优势学科：数学、化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园艺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管理科学与工程

香港大学

在学科领域排名上，香港大学（简称港大） 在两大排行榜上的差异较大。在ARWU中，港大的各领域均未进入百强，仅在学科排名上有化学（51-75名）和计算机（76-100名）进入百强；而在QSWUR中，港大的艺术人文（第25名）、工程技术（45）、生命科学与医药（第28名）、自然科学（第46名）和社会科学/管理（第23名）均进入50强，是一所实力雄厚而均衡的名校。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在QSWUR中以上领域的排名港大均低于北大，但总排名却是港大高于北大，这可能与港大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有关。

由于香港地区院校不参与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和评奖，因而没有如内地名校一样的国家重点学科等数据，只能根据以上学科领域排名及网络资料推荐优势学科。

优势学科：建筑、法律、医学、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语言学、哲学及脑神经科学）、文学、化学、工程学（土木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计算机科学、计算器工程、电机工程、电子及通讯工程、讯息工程、工业工程及科技管理、后勤工程及物流管理、机械工程、机械工程/屋宇设备工程、医学工程）

香港中文大学

在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的工科进入了百强（76-100名），在学科排名中，中大有三个进入百强：数学（第50名）、化学（76-100名）、计算机（第30名，在12所名校中仅次于香港科技大学），优势突出。而在QSWUR的排名中，中大的五个学科领域均排名百强之列：艺术人文47名、工程技术82名、生命科学与医药60名、自然科学90名、社会科学/管理38名，同样是一所实力均衡而强劲的名校。

优势学科：数学、化学、计算机、中文、翻译学、新闻与传播、专业会计学、社会学、法律

香港科技大学

根据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香港科技大学（简称科大）的工科排名第36名，为两地高校之冠，其社科排名52-75名，使科大成为十二名校中唯一有两大领域位列百强的；在学科排名中，计算机排名第21位，也是两地高校之冠，而经济学/商学也进入了50强（第45名）。QSWUR的排名中，科大的工程技术排名第22位，仅次于清华；生命科学与医药（第86名）、自然科学（第55名）、社会科学/管理（第43名）也实力强劲，艺术人文（第195名）则稍逊。因此可以说科大是一所工科优势比较突出的名校。

优势学科：工程学院、商业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理学院（数学、生物学）、人文社科学、会计、分子神经学

香港城市大学

在学科领域排名上，香港城市大学（简称城大）的工科在ARWU中也进入了50强（第42名），学科排名中则有两项进入50强：数学（52-75名）和计算机（第50名）。在QSWUR的排名中，城大的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管理展现较强实力，进入了百强，分别位列第79名和第72名，工程技术（第119名）和自然科学（第186名）也具有一定实力。

优势学科：商学、法学、创意媒体、数学、计算机、社会工作

香港理工大学

根据ARWU的学科领域排名，香港理工大学（简称理大）的工科进入了百强（52-75名），数学（76-100名）与计算机（51-75）进入了学科排名百强。在QSWUR中，理大在艺术人文（第172名）、工程技术（第91名）、生命科学与医药（第225名）、社会科学/管理（163名）等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实力。

优势学科：酒店及旅游管理、辅助医疗（职业治疗、物理治疗、眼科视光学、放射学）、工程、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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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本文对大数据的定义、特点进行了概括，分析了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现状和问题，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在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中的应用。

【关键词】大数据 远程教育 课程质量评估

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最先经历信息爆炸的学科，比如天文学和基因学，创造出了“大数据”这个概念。这导致了新的处理技术的诞生，即“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使得可以处理的数据量大大增加。“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和公民关系的方法・・・・・・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大数据技术对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包括教育思维、教育评估、课堂教学以及个性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一、大数据及其主要特点

大数据是指“无法用现有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通常用4个V（Volume、Variety、Value、Velocity）来概括大数据的特征。即数据规模巨大（Volume）。大数据的规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指标，单一数据集的规模范围从几十TB到数PB不等。数据类型多样（Variety）。这种类型的多样性让数据被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且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价值密度低（Value）。虽然数据信息海量，但价值密度较低，需要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快速完成数据价值提取。处理速度快（Velocity）。通过基于实现软件性能优化的高速电脑处理器和服务器，快速创建实时数据流已成为趋势。

二、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现状

远程教育课程评估体系主要是对课程编制设计和具体实施环节及全过程所做的多种形式的评定。课程评估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分析判断该课程资源建设质量的高低。从事现代远程教育较早的英国开放大学开放学习项目、麻省理工学院开放课件项目在远程教育课程建设和质量评估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英国开放大学2006年开通远程教学项目网站，这也是该校远程开放学习项目正式启动的标志。远程开放课程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学习者依据现实水平，选择适合的课程进行学习。英国开放大学在高质量、互动式课程提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障远程教学质量作出了示范。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优秀的专家学者编制设计，且由“最睿智的、最著名的教授”制作音频、视频等文件以及报告讲座等，获得了较好的声誉。麻省理工学院从开放课程公开起，就十分注重学习者的使用评价和反馈，通过分析课程的点击访问量、具体利用率和最终影响，评估整个运行流程的效率。

三、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存在的问题

目前，远程课程资源建设及质量研究结果令人不容乐观。根据研究结果，英国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的课程资源库、教学网站、资源服务以及数据库形形，学习使用者很难获得一致的权威性的信息及建议，很多的质量较低的信息使学习使用者感到困惑，甚至导致其产生失落感。麻省理工学院基于开放课程运动的评价仅局限在访问量的多少及访问者点击次数和地理分布等，而其中存在纷杂众多的重复访问者，对于学习者面向学习内容的具体评价、学习效果及学习收获和自我评价比较缺乏。因此，为适应远程教育的深入发展，远程教育课程的质量评价标准需要重新考察，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学习者的需求和愿望，而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一系列从教学到管理、监控、评估、反馈的课程质量保证体系显得很有必要。

四、大数据在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中的主要应用

1、深刻变革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思维。远程教育领域充满了大数据，大数据技术也给远程教育课程质量评估融入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当学生使用计算机或移动终端开启网络学习时，包括看教学视频、进行电子阅读、做云笔记、完成在线作业、发微博微信、开展虚拟实验、参加社群活动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教育大数据的来源。在基于“开发者+学习者”课程质量评估的多元化、个性化创新现代远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多角度评价课程质量的多元化评价机制，建立具有开放性、分布性、指导性、数字化的课程质量评估体系。

2、解决评估体系构建中数据采集的问题。评估数据采集的多元化以及数据本身的可信程度，使得以往与课程评估有关的教学检查和问卷调查等的效果不能令关注课程质量的各方满意，为提高评估的有效性必须对评估数据的采集渠道、对象和采集的方法、组织形式等进行反思和改进。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关注学生个体的微观学习表现，且数据的产生完全是过程性的，是对即时性的行为与现象的记录。通过这些数据的整合能够客观诠释远程教育课程质量，因为数据完全是在教学对象不自知的情况下被观察、收集的，其采集非常自然、真实，可以获得的真实反馈。

3、重新构建远程教育课程教学评价方式。在远程教育课程教学评价中借助大数据分析，改变依靠传统经验模式评价，转向基于数据的客观评价，通过技术层面评价分析不断提升网络教学活动效果。大数据技术还可以观察记录远程教育教学的过程，把从结果评价导向过程性评价。通过海量数据的归纳分析，总结在线教学活动的一般规律，不断优化改进教学过程。另外，通过数据分析，还可以预测学习者的思想、心态、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其学习成长过程，从而分析出学习者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建议。

参考文献：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盛杨燕，周涛译.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9.

[2]赵姝淳，孙曙辉.大数据技术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4（3）：64―66.

[3]孙传远.开放课程质量评价研究及启示[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2）： 42―47.

篇3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在自身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推动了其他的一些学科的诞生，如天文学、数学、教育学、美学等。统计学也当然可以归于哲学的发展框架下。因此，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哲学可称为“万学之母”，抑或“元科学”。

统计学作为一门研究客体特征和规律的方法论学科，有很强的数学基础做支撑。它不但可以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创造和发展理论，完善学科结构，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应用型很强的学科，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量化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工具手段。掌握好统计学，对进行科学研究，尤其是量化的科学研究必将大有裨益。然而正是由于其要求较强的数学基础，因此对于缺乏数学训练的人，尤其是文科学生来说，对统计学的掌握就可能成为一件比较让人头疼的事情，有的甚至是“谈‘统计’色变”。即使不从理论研究的深度来学习，哪怕只是在统计学的应用层面上来掌握，强调实用性，也需要费些心思，再加上没有适当的方法，就可能更加懊恼了。但是，由于哲学对统计学起指导作用，为统计科学研究和统计工作提供一般指导原则和思维方法，因此如果能将哲学中的一些方法论知识运用到统计学习中，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哲学思想的运用

哲学的众多原理和方法论都可以作为统计学习的有力指导，本文选择三方面加以阐释。

1.“从一到多”的思想，也可以称为“从简单到复杂”的思想。事物的状态有繁有简，有的表现在量的层面上，有的则表现在质的层面上。单从量的层面上来讲，就可以看到从1个、2个到3个乃至多个的变化。比如，线性回归中，从最初的回归模型中只包含一个自变量的最简单模型到后来的回归模型中包含2个甚至更多个自变量的情况，是一种从自变量的角度来观察模型由简单到繁琐的过程［2］。再比如，从t检验到方差分析的变化。t检验可以有三种情况，即单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后两者均可以检验两个总体的均值是否有差异，只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有些差别）。但是对于三个及以上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检验，t检验则显得力不从心了（多次两两比较可能增大一类错误的概率），而方差分析则会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其不仅可以处理独立样本的问题，还可以处理重复测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t检验的不足［3］。不难看出，从t检验到方差分析，又是一个针对平均数个数从简单到繁琐的过程。回顾上面的例子，可以对这一形式的统计方法有一个比较性的认识。首先，它们都是从一个向多个的变化过程。“多”个的发展是以“一”个的发展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多个变量的模型要想发展，必须满足一个变量的单个模型发展所需要的假设条件。比如，多元回归要想进行就必须满足一元回归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如正态性、连续性和方差齐性）。而方差分析若要进行也必须满足独立t检验所需要的条件（方差齐性）。如果不能满足，那么即使统计方法再先进，其科学性差的结果也是不容置疑的。其次，还要看到“多”与“一”的不同。这表现在：一方面，从前提假设方面来讲，“多”除了要满足“一”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条件外，还有自己的额外要求。比如，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多元正态分布及方差分析中的协方差分析。另一方面，从功能上讲，“多”的功能与“一”的功能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区别，比如一元回归所能解决的问题运用多元回归也能解决，但是一个含有两个自变量的二元回归的功能却不能由分别以每个自变量作一次回归的两个简单回归的功能之和。对于方差分析，如前所述，亦不能分别进行多次两两比较的t检验来完成。了解这一思想后，在处理类似的情况时，便可以通过比较分清异同之处，查找前提条件，选用适当的方法。

2.“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思想。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是部分的整体，离开部分，整体即不会存在；部分是整体的部分，离开整体谈部分，部分也会丧失其原来的意义。这一思想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由于统计研究中经常会涉及处理多个变量的数据的情况，多变量及多层关系的情况，或是为了更好地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假设将多个数据变为一个（如利用平均数来代表整组数据的信息），将几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如某一概念的结构分为了几个维度），将多个相互复杂的关系合并为一个（如结构方程及利用多元线性模型处理嵌套关系）。这就会使某些变量为了满足统计分析的需要而临时组成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多层线性模型中，就会出现一个由不同层次的回归模型而组成的层次结构，每一层的回归模型均可看做是这一多层模型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由多个层次的单个模型所组成的模型又很好地囊括了每一个层次的部分［4］。然而，各个部分所组成的整体可能有各个部分单独所不具有的功能，亦即整体的功能并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比如，多层线性模型中就存在每个单层的回归模型所不具有的拟合特性，能够充分发挥其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来实现对各个层次的信息的最大限度的完美组合，而作为部分的每个层次的单一回归模型，则只能依据下一层的回归结果来考虑本层次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更上一层的分析提供一定的信息基础。但就单一层次来讲，虽然可能会与相邻层次发生关系，但是绝对不可能够表现出所有层次的整体效果，即使是在层级次数很少的情况下。此外，对于模型的好坏程度的检验也是如此［5］。对于整个模型的评价，既要有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的指标，又要求其所组成的各个部分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而对于各个部分的考察，则更多地只考察其自身的显著性即可。这一点除了多层线性模型，在结构方程处理一般概念结构时也有所体现。一般认为，如果想要证明所建构的概念（如自尊）的结构效度比较好的话，除了要使整体的结构方程的各项指标（如NFI，GFI）符合要求外，还要保证模型（概念）的各个维度也都要符合要求，甚至于对于每一层的各个项目的各项测量学指标（四度）也要符合通行的标准，因为一旦一个不符合要求的题项进入模型之中，将直接影响到维度的各项指标的要求，进而影响整个模型。而当仅仅对某一个维度或题项进行考察时，一般只对于其自身的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其他的部分。

整体与部分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处理涉及模型的统计分析时，一要分清整体界限，认清整体的模型到底是什么；二要通过理论分析和数据验证，认清整体模型相对于各个部分模型的独特之处，即整体的优越性，通过模型的拟合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所蕴含的统计信息。此外，还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对模型的整体检验，既要有对模型的整体的检验，又要包含对局部的评估，将两者综合考虑，通过比较选择出最适合的模型。

形式逻辑的研究表明［6］，类属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不同的。类属关系中的属相具有类项所具有的全部功能，而各类的功能则没有其属的很多功能。而整体与部分关系中的部分则不可能具有整体的全部功能，但是部分所组成的整体则具有各个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比如，在前面谈到的回归中，一元回归与多元回归都归属于“回归分析”这一类，当然无论一元回归还是多元回归都具有探索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的倾向性这一回归分析的特性，但是如果因为一元回归和多元回归乃至于其他的回归类型归属了回归分析这一类从而就使回归分析增加了很多的其他功能（如真正确定因果关系），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另一方面，由各个维度所组成的结构方程会有比各个部分更加优越的功能，但各个部分却不能够拥有这些功能（因为其分析只是基于自身数据）。弄清楚了这一点，就能够很好地区分开类属关系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就不至于遇到多个变量的统计分析时不知道该以何种方法论来进行指导。这样，无论是对于统计的技术分析，还是基于研究假设对技术理论的解说，都是使人受益匪浅的。

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必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心理统计学也必然是如此。所谓的知识体系，通俗来讲，就是知识组成的方式与结构，或称“知识树”。知识体系的把握对于学好一门课程来说至关重要。当前国内外有关统计方法的书目中对统计知识体系的呈现不尽相同。

有按照“从事物属性上的排他性”来安排的，比如，讲到平均数的检验时，就把三种平均数（单样本、两样本独立和相关）的检验全部呈现出来，依次讲完。也有按照东方思维方式的“功能性分类”来展现，比如当讲到方差分析时，最先侧重讲一元（oneway）方差分析，之后是更复杂的两个自变量的方差分析，之后进入“析因设计”（factorialdesign）的方差分析，从此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以考察交互作用为首要任务［7］，而不是一气呵成地把各种多变量的方差分析全部讲完。诚然，每种体系具有各自的特点，不同书目有不一样的体系，甚至于对于同一本书不同章节的知识可能适合于不同的知识体系。因此，要针对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来构建各具特色的知识体系。

篇4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美国“研究型”高校的旗帜

文・王常泰

在著名高校林立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可以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优秀学府。这里不仅有风景如画的校园，还有数不胜数的学术大师。置身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图书馆和课堂，你一定会深刻感受到其中浓厚的学术气息，以及积极进取的治学精神。其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与南京大学合作创建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是美国大学在中国唯一常设的教育机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约翰・霍普金斯，共同欣赏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魅力。

都市中的校园 繁华中的静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建于1876年，位于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1873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银行家、教友派教徒约翰・霍普金斯去世时，留下了一笔价值7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遵照他的遗嘱，其遗产分别捐赠给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和医院。1875年，其财产托管人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的霍华德大街购买了第一块地皮，以此作为未来的大学校址。从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便在巴尔的摩市中心的土地上一点点地发展壮大起来。巴尔的摩是美国最大的都市之一，长期以来一直稳坐美国第十大城市的交椅，并有马里兰州的“精神首府”之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园正是有了这座都市的衬托，才显出其特有的无穷魅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位于巴尔的摩市的北部，从该地坐火车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只需1小时。如果开车的话，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周围的旅游景点，如切萨皮克海湾（Chesapeake Bay）和大西洋海岸等。校址的地名为霍姆伍德，原是《独立宣言》签名人之一的查尔斯・卡罗尔之子的庄园。霍姆伍德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地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设在这里既从霍姆伍德的秀丽景色中沾了不少自然风光，又为霍姆伍德的居民区增添了一道典雅的人文风景。

事实上，在霍姆伍德参天古树环抱之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霍姆伍德地区的景中之景。整个校园占地面积140英亩，到处绿草如茵，树木成林，宛若一座天然公园。在这苍松翠柏交相掩映的校园里，一排排学生宿舍和教学大楼错落有致地分布着，红色砖墙和绿色树叶互相映衬，把整个校园点缀得美轮美奂。校园四通八达的小路把各幢大楼连成一片，使人们在行走方便的同时，又顿生行走在乡间小道般的亲切感。宁静安谧是许多校园的特点，但地处巴尔的摩大都市的约翰・霍普金斯校园之宁静却非同一般。它在四周喧嚣包围之下的这片宁静不啻似“世外桃源”般令人羡慕，令人神往。也许正是繁华和喧嚣的巴尔的摩大都市中有了这样一片净土，巴尔的摩才获得了“精神首府”的雅称。

“科研为本”的理念 卓越非凡的成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之初就雄心勃勃，为自己设定了较高的起点。不同于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起步阶段就把目标放在科学研究领域，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教学工作。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承袭英国的教育传统，注重教学，不搞研究工作，学位也只能停留在学士一级，没有高层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但是德国的大学不仅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还积极鼓励大学教师从事研究工作。一些著名大学开设研究生院，专门培养高层次研究人才。一些美国大学生为了进一步深造，往往在美国读完本科之后去德国攻读更高一层的学位。面对这种局面，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考虑改进美国大学的办学方法，在从事教学的同时，再开展一些高层次的研究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个极富特色的学校。作为一所注重研究的学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十分重视。不像众多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只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要求学生搞研究项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要求学生在本科三年级就选择课题，从事研究工作。无论是文科生还是工科生，无论是商科生还是理科生，都被要求参加科研项目，学生较早就接触、了解和掌握前沿学科的最新动态。为确保学生有机会参与不同学科的研究项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条是把各学科的班组的学生控制在50名之内，为师生的交流提供便利。在师生人数比例1∶8的情况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足够的一流教授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与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一起寻求真理。另一条是充分利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术威望和校友关系，为学生争取各种各样的科研实践机会，使其尽早知道现实世界对学生们的期望，同时又为学生们发挥潜能创造理想的条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工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商学院及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在这方面尤其受益。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种注重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办学思想指导之下，该校学生较早就养成了独立研究的习惯，其中很多人就此走上研究道路。据有关资料统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二的学生毕业之后不是进入研究生院进一步深造，就是考入医学和法律等专科学习。这一比例在全美大学中属最高之列。也许是基于这一原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长期以来不追求扩大学生人数，而是把在校学生人数限定在5000左右，（3600名本科生和1400名研究生），以真正做到突出研究，做一个名符其实的研究型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中有近20人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目前，有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四名麦克阿瑟奖获得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

自创建以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直致力于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在美国高等院校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和工学院长期以来享有崇高的声誉。它的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不仅建立的时间最悠久，而且在众多相关学科领域一直保持着全世界的领先地位。在美国历年进行的医学院评比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始终名列前三名，1980年还曾被评为第一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里，云集了许多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一流医学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工学院也极为出色。自1913年建立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汀工程学院起，工程教学和研究一直在该校受到极大重视。在该工学院里，一位教授和学生曾一起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在最近进行的一次大学学科排行榜评比活动中，把霍普金大学工学院排在全美最好工学院之列。

除了在医科和工科方面享有盛誉之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以人文学科为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研讨班在全美可谓家喻户晓。在这个富有特色的“写作研讨班”里，学生们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认真研读古往今来的经典之作，寻求和探索他们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然后把名家的写作方法应用于自己的练习之中，从中体悟艺术大师的创作灵感。在社会科学方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系的国际研究课程不仅在该校是最受欢迎、选修学生最多的课程，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同类学科中属于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为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培养了人数相当可观的外交人才。此外，为了扩大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与意大利的一所大学以及中国的南京大学合办跨文化研究中心，使美国学生有机会与欧洲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和交流，至今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外交等诸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服务社会的使命感 技术进步的助推器

一所大学必须通过服务国家和社会来赢得自身的地位和评价。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马里兰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都来源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由来已久的社会使命感。

与其他注重抽象性基础理论研究的大学有所不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侧重于应用性科学和技术研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教授和学者们都无一例外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实用价值。心理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教授们借助各自的学科知识，告诉学生这些知识对认识自己、互相沟通和促进了解的重要作用；工程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的教授们则在他们各自相关学科领域，向学生传授掌握技术知识的实际本领，帮助他们到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拼搏；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专家们通过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实例，让学生明白，世界上的许多争端和矛盾可能假借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智慧和经验得到妥善的解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宇宙到亚原子的各个层次进行了广泛探索。该校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努力探索大爆炸的即时后果，医学院的教授正在开启癌症遗传基础的秘密，而工学院的工程师则致力于解释怎样才能使房屋免遭飓风与地震的破坏。由于理论知识和实际运用相结合，学生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到的东西相当实用，真正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颁发给学生的学位证书感到极为自豪，并自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位证书的“含金量”很高。而一代又一代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学生们，则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受到的训练和养成的习惯作为起点，在各自的岗位上尽情地发挥着才能，不断跻身美国社会杰出人物的榜单。

另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马里兰州创造了无数的工作岗位，并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促进了该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该校医学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病人、医生和科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马里兰州最大的私立用人机构。1999年，它总共提供了79250个新工作岗位。199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联邦经费近8.7亿美元，加上从病人、公司、基金会和慈善事业获得的外部经费大都注入到了马里兰州的经济活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科学和医学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支出大大超过任何一所美国大学。199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56项专利并提出了199项专利申请，马里兰州近期新开的14家公司正在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发明进行商业化运作。在1997年的最新排行榜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联邦科学与医学经费7.24亿美元，这比位居第二位的斯坦福大学（3.32亿美元）多出1倍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在其他方面支持了马里兰州的经济建设。例如，它为该地区的商业、工程、生物技术、公共卫生、教学、环境科学、护士及其他很多领域提供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为巴尔的摩地区的发展研究与之相关的房地产项目；为不能支付费用的患者提供数以亿计的资金；为该地区提供文化和体育设施，以便吸引更多投资者来此定居。■

约翰・霍普金斯的创举：

“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机制

文・彭华安

作为美国第一所标榜“科学研究”的高等院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绝不是徒有虚名的。其标志就是，这所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在全美乃至整个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其中，“专业式”研究生教育模式就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先提出并积极推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充分学习了德国大学“学徒制”研究生教育模式，并与早期的英国式学院制相结合，在美国首创研究生院，形成了以研究生院为组织体系的“专业式”研究生教育模式。“专业式”研究生教育在借鉴“学徒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一改“学徒制”教育手工作坊式、非正规化和个性化的特征，形成了大工厂式、正规化和规模化的研究生培养链条和固定化模式。“专业式”研究生教育模式主要包括研究生培养程序和研究生管理层次两个方面的内容。

研究生培养“三步走”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将研究生教育过程细化为三个具体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任务。各个阶段环环相扣，紧密结合，从打基础开始，逐级提升，形成了一套合理有序的研究生培养机制。

这套研究生培养体制强调的是教学和科研相统一，二者不可偏废。在具体的研究生教育过程中，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课程学习、实践训练和论文撰写，每个阶段都有专人负责，其教学任务和职责都很明确。研究生入学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课程学习，硕士研究生一般将花费1－1.5年时间用于这个阶段的学习。其区别传统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设立有规范的课程体系，将课程学习模块化和正规化。而且学习非常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学位课，一般都会由相关专业的导师组成“导师组”，对开设的所有课程进行跟踪评价和指导。研究生学习的第二个阶段是实践训练。这个阶段包括独立自由科研活动和参加导师课题两个部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从入学开始就在导师指导下进行零散的科研活动。但是在实践训练阶段，研究生个人可以单独进行一段时间的科研活动，然后再参加导师的课题小组。课题小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和提升研究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实践训练阶段结束后，研究生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论文撰写。研究生的论文撰写的题目是研究生自己和其导师共同商定的，再经过研究生教师指导委员会最终确定，一般情况下就是研究生在课题组中所负责的项目。每个研究生在题目确定之后都要独立进行研究并撰写毕业论文。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出现困难，可以找到其导师寻求必要的指导，或者咨询导师组中的其他教师。毕业论文必须具有创新点，否则将很难通过最终的答辩。

研究生管理“三层次”

分级授权责任明确

此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管理实行的是以“校－院－系”为组织体系的三层纵向架构，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十分明确的管理职责，形成了分级管理的行政体制。学校设有研究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全校研究生的管理工作，并对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宏观政策性管理起决定作用。同时，它还兼负着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作用，负责全校研究生的学位评定工作。

研究生院则分为全校性研究生院和学院性研究生院两种形式，全校性研究生院是校长领导下具有相对独立职能的研究生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是具体从事研究生管理工作的机构，对全体研究生的教育培养起指导、管理和协调作用；其下设的学院性研究生院则进行相应的二级管理。全校性研究生院建立在本科学院之上，对整个研究生教育计划，如招生、学科建设、培养过程监控、导师遴选、奖助学金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宏观上的调控；同时通过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提供各种帮助，解决研究生学习中的有关问题，维护研究生的利益。而在各个学院一级设立的学院性研究生院进则实施相应的二级管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要设立了医学研究生院、文理研究生院和工程研究生院三个学院性分院。它们主要负责教师聘任、课程讲授和教学科研活动安排等重要事宜。全校性研究生院对学院性研究生院实行考核和监控，并通过一定的评价体制对各院系的学术项目和研究成果进行评估，以保证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基础。

篇5

本文拟就我国民间科技奖励的兴起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及其发生机制，作一些探讨。

1民间科技奖励问题的提出

为避免陷人“不识庐山真面冃，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误区，我们认为，“我国民间科技奖励的兴起”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应放在当代世界科技奖励这一大视野下进行。

据刘泽芬、周正等编的《国外科技奖励制度》一书提供的资料表明：美国、波兰、P本、印度、法国等国的科技奖励都由政府奖励和民间奖励两部分构成；在奖项数量上，民间奖大于政府奖。

以美国为例，有政府奖4项，即国家科学奖、国家技术奖、沃特曼奖和费姆国家发明者大厅奖。民间奖分学术团体和公司两大类，其中，由美国科学促进会、纽约科学院、美国化学院、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细胞生物学会、实验生物学会、美国物理学会、北卡罗来纳州科学院、美国科学促进会太平洋地区分会等学术团体设置的奖励高达100多项。应当指出，这是典型的不完全统计。可能是受资料或篇幅所限，一些学术团体(如数学学会、天文学会、地理学会）、公司和各种基金会设置的奖励，书屮没有列人。因此，实际的民间奖数量比书中介绍的还要多。

又据张友韬等编的《世界大奖辞典》一书提供的资料，按编者划分，共有76个门类属于科技奖励，涉及冰川学、病理学、测量与控制、地球化学、电工学与电子学、动物学、纺织工艺、光学、海洋学、航天医学、核科学与核工程学、化学工程、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建筑学、农业工程、生态学、生物化学、石油工程、数学、塑料工艺等领域。其中，绝大多数奖项是以人名和学术团体命名的民间奖，政府奖只占极少数。

另外，在世界科技奖励中，影响较大的奖项多为民间奖，其中，声誉最高的是诺贝尔奖和一些国际科技协会奖。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理论认为，科技奖励制度的形成和科技的社会建制化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在科技社会建制化过程中，科技奖励也在同步发展。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形成了与当代科技社会建制相适应的科技奖励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世界科技奖励格局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科技发展、科技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历史必然性。

从世界科技奖励看我国科技奖励，不难推论，近年来民间科技奖励的兴起是我国科技奖励进一步完善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民间科技奖励兴起的内在动力

在价值取向上，我国民间科技奖励的兴起值得肯定。但是，这种“兴起”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我们认为：动力来源于我国科技奖励系统功能自我完善的要求。

在70-80年代，我国全国性科技奖几乎全是政府奖，即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一些不定期的政府表彰。政府科技奖励对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速科技事业发展，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起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家肯定了科技人员的工作，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全民族的科技意识；通过科技奖励，让科技精英的才能、成就为社会承认；科技奖励使获奖者的条件得到改善；科技奖励记录为评估科研业绩提供了客观标准。

不过;也应该看到，从科技奖励系统的功能完备性角度，政府科技奖励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政府奖的奖励对象是单一成果（具体的优秀科研项目），而不是累积成果（具体的科学家个体），按李晓立的观点，奖励项目有其合理性，奖励个人同样也有其合理性，两种奖励都是科技奖励系统所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声望很高的国家级政府奖只集中奖励项目，而忽视奖励那些长期努力、不断取得科技成就的科学家，显然，这是政府奖励功能的缺陷。

第二我国的政府科技奖励分国家级、省（部）级和地方三个层次，奖励范围也与此一一对应。如国家0然科学奖，奖励范围是全国。而湖北省科技进步奖，奖励范围则限于湖北省。这种过分强调以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以学科来划分奖励范围，容易混淆奖项之间的功能分工。如一项由高校和地方医疗单位联合完成的科研项目，在申请奖励时面临着多种选择。从部门看，可申请国家教委或卫生部的奖；从区域看，可申请地方或省级奖。这样，就可能产生两个问题：一是重复申请、重复获奖；二是由于申请奖励时的选择错误，使高水准的项H没有获奖。

第三，现代科技奖励的内容很宽泛，涉及完成的科技成果，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等。奖励内容的多样性及复杂性要求奖励系统分化出专门的奖项，以承担特殊的激励功能。如奖励青年科学家、奖励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奖励优秀的科技决策建议、奖励科技兴农等。而我国的政府科技奖励中，承担特殊激励功能的奖项偏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奖励导向信息的清晰性。

由于政府科技奖励代表了我国科技奖励的主流，因此，政府科技奖励在功能方面的缺限可用来近似表征我国科技奖励系统的功能缺陷。

结构决定功能。解决我国科技奖励系统的功能缺陷问题，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改革现行的科技奖励制度；二是设置新奖项。对于后者，由于政府的行为受诸多因素限制，不可能在短期内设置许多新奖项。这样，设置新奖项的任务就交给了民间。换言之，为民间科技奖励的兴起注人了动力。

3民间科技奖励条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不仅需要发展动力，而且需要发展条件。就民间科技奖励而言，发展动力已经具备，自然地，这里就引出两个感兴趣的讨论问题：我国民间科技奖励需要什么发展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m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认识的：民间科技奖励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首先要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解、支持，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也就是说，得到社会盛行的价值观认同；其次，社会中要有一批关注科技事业发展，热心公益社会活动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民间科技奖励活动才能开展，即要有参与者；另外，这些参与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组织社会活动的才能，民间科技奖励活动才能够成功。

当然，民间科技奖励的发展还需要其它条件的配合。但是，上述三个条件是必需的、最根本的。

下面讨论第二个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振兴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这点，已取得全社会的共识。并且，可以从学术界倡导，政府实施的诸如“科技兴农”、“科技扶贫”、“科技兴市”（省）等发展战略中得到充分证明。不言而喻，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需要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靠什么有效的手段来调动科技人员的IR极性和创造性呢？大量实践表明，靠科技奖励。

据国家科委1988年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査结果显示：在1524例问卷中，76%的被调查者认为科技奖励对科技发展有很大或较大的影响。这说明，我国社会的多数成员对科技奖励持肯定态度。科技奖励分政府奖励和民间奖励两类。至于具体到民间科技奖励的态度，尽管现在缺乏统计数据，但从传媒的有关报道和评论中不难看出，&会舆论主流对民间科技奖励同样持肯定态度。

在现代社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热心于公益社会活动。我国也不例外，近十年来，各种公益社会活动持续不断，如扶贫、救灾、“希望工程”、帮助残疾人、保护环境等，参与公益社会活动，会得到赞扬，提高参与者的社会声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科技意识强或与科技相关，又希望从事公益社会活动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自然会选择科技奖励作为参与公益社会活动的内容。进行科技奖励活动，需要奖励基金和专门的管理。由于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可供企业和个人支配的资金大幅度增加，社会捐资贩渠道也多了。应当说，奖励基金是有保证的。至于奖励活动的管理，可借鉴其他公益社会活动的成功经验，即自己管理或委托有关组织甚至政府部门来管理。

综上所述，在我国，民间科技奖励的三个发展条件已经具备。这样，大批民间科技奖的出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4有关民间科技奖励的政策法制保障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运用政策和法律手段调控社会活动。民间科技奖励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自然要受到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影响。

我国政府积极支持、鼓励民间科技奖励。以香港爱国人士设立的“何梁何利奖”为例，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临并发表讲话，称赞该奖的设立“是一项功在千秋、利及子孙的美好事业”，“希望社会各界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关心、爱护和支持”。1993年第八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内、国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设立科学技术奖励基金，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或者组织”。这更从法律的高度肯定了民间科技奖励。

支持、鼓励民间科技奖励，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在科技奖励领域贯彻实施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在经济领域，.国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在教育领域，允许联合办学、民间办学；在体育领域，允许民间组建运动队和运动员有偿“转会”；在文艺领域，允许组建民间乐队，实行歌手签约制；在科技开发领域，允许成立民营科研机构。既然在诸多领域国家都允许民间参与，那么在科技奖励领域也应当允许民间参与。并且科技奖励是一种公益社会活动，对现有的各种利益分配关系不会产生冲击。自然地，国家更要支持、鼓励民间参与科技奖励活动。

篇6

【关键词】数学教育；科学和谐；人文和谐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11-0001-04

当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当自主创新能力被视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时，高等教育更是多了一份责任和关注。和谐社会是由和谐发展的人而组成，如果说人是和谐社会的最后目的，教育的作用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那么，数学教育的谐和作用则在于通过教育对象数学素养的培养和对内外在诸因素协调平衡能力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及创造力的最大发挥，促使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数学教育的剖析

数学教育包括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数学和教育。恩格斯曾提出，数学是关于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数学看成是一种知识体系，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总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数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和深化，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当代数学下定义，认为：数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数学是一门演算的科学；数学是一门艺术；数学是一种文化；数学是一种语言等等。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数学，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数学，它对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起多方面的作用。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它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本质就是帮助人的自我完善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以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数学教育是把数学和教育联系起来的一门学科。是教育的一部分，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利用数学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基本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数学教育一方面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和谐持续的发展。它应当是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和人本属性的辩证统一。它具有科学教育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因此数学教育要体现科学和谐和人文和谐。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人才，需要数学人才，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不仅因为数学人才本身蕴含着宝贵的数学精神、科学素养，在逻辑推理、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上有较大的优势。而且因为许多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专门的数学知识。同时数学无处不在，与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

二、数学素养培养的科学和谐

在和谐社会科学模式中，科学技术和谐是基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公民的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代社会科学向数学化、定量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得数学素养成为公民基本素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么，数学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思维的训练、思想方法的渗透、科技能力的提高而促进受教育者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数学素养培养的科学和谐不仅包括数学基础知识、数学技能与数学能力的和谐，而且包括数学的科学价值、思维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和谐。

1、数学素养培养的三基和谐。

法国军事家拿破仑说，数学的发展和完善与国家的繁荣富强紧密相关。21世纪的社会是学习化社会，要适应社会的需求，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基础学力，在数学教育上，就是掌握基本数学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基本的数学能力和素养，尤其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数学知识是数学科学的最基本的内容，主要包括数学概念、符号、公式、定律、法则、性质、定理等，包括常用的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在进行基础知识教学中，既要注意知识整体的内部联系，又要注意知识形成过程的再现。基本的数学技能包括：阅读与语言运用技能、数学推理技能、计算技能、识图与作图技能、变换技能、数学建模技能等。数学教育过去一直重视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三大基本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有的数学素养使数学能力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实验观察、信息获取、数据处理、模式抽象、合情推理、预测猜想、逻辑证明、探究创造等。

2、数学素养培养的价值和谐。

数学是科学的工具，培根说过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科学史表明，一些划时代的科学理论成就的出现，无不借助于数学的力量。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把数看作万物之源。庞加莱说过：“没有数学这门语言，事物间大多数密切关系将永远不会被我们发现；我们也无从发现世界内部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正是唯一真正的客观现实。”

“数学是人类思维的体操”，这句话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这种体操训练，确实能增强思维本领，提高科学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这样，思维方法的学习就应该看成是数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以问题解决为数学教育中心”主要地就是指应当帮助学生学会“数学地思维”。今天人们越来越深切的感受到，数学本身就是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存在并发展的。人类之所以离不开这种思维方式，在于它独特的特征。数学的论证推理和合情推理，使人的思维逻辑性、灵活性、严谨性和完整性得到训练，通过观察、实验、归纳、模拟、猜想、验证等教育活动对人的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进行了全方位培养。数学题形形、千变万化，但万变中、又有规律，这使学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考问题能不过多地受思维定势的影响，不局限于单一的、旧的模式，表面形式或传统的思维轨道，这就是思维的灵活性。数学中，考虑问题严密有据，问题的解决允许运用直观的方法，但不停留在直观的认识水平上；运用合情推理，但要加以逻辑论证；公式定理的运用强调成立的条件；以及正确地使用概念，完整地解答问题等等，这些都体现出思维的严谨性。思维的完整性表现为考虑问题全面、周到、无懈可击等。数学并非是对客观对象量性规律的直接研究，而是包括了对于研究对象的重新建构，这种建构活动表现为一种“思维的自由想象与创造”，这就赋予了数学思维更多的功能，一方面，数学思维的自由性使得数学思维能增长人的创造才能，在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方面发挥它的威力；另一方面，非逻辑的数学思维一想象的、直觉的、甚至是审美的数学思维，又使得数学在解决问题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学生具备了数学思维这种数学素养，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学好数学，另一方面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创新能力等各种能力得到提高，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工作或研究中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水平。因此数学教育在锻炼思维、启迪智慧，尤其是培养人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精神上有着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在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数学兼有了科学与技术的双重身份，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数学技术。数字技术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几乎把数学及其应用推向一切领域。当代科学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定量化、数字化，而定量化、数字化的标志就是运用数学思想和方法。社会日益科学化、科学日益数学化，高技术的高精度、高速度、高自动、高质量、高效率等特 点，无一不是通过数学模型和数学方法并借助计算机的控制来实现的。数学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应用牛顿定律和高速计算机，天文学家们已经预测了太阳系在未来2亿年内的运动情形。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核心领域，它们的建立与发展都与数学有密切关系。20世纪以来，数学不仅已经成为化学领域不可缺少的工具，对分子对称性的研究，对分子振动的研究，对晶体结构的研究等，都使用了群论方法。而且由于数学与化学的结合，产生了许多交叉学科，如数理化学、化学动力学、量子化学、分子拓扑学、计算机化学等。19世纪后期，恩格斯曾指出，数学在生物学中的应用等于零。20世纪以来，数学几乎触及到生物学的每个领域。生物统计学、生物微分方程、生态系统分析、生物控制、运筹对策等数学理论和方法广泛用于生物科学研究；而且产生了如数学生态学、数量生理学、数量遗传学、数量分类学、数量生物经济学、传染病动力学、数理医药学、分子动力学、细胞动力学、人口动力学等许多生物学分支。另外在医学中神经科学的数学模拟进行计算机数值诊断，即利用数学的信息理论、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对病患者的症状表现和各种化验和检验指标进行数学加工分析，作出疾病的定量诊断结果。

在信息时代数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军事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了数学中的蒙特卡罗方法。在当今的军事理论和国防战略研究中，使用了许多复杂的现代数学理论与方法，形成了数理战术学。另外波音777型新一代飞机是“百分之百数学化设计”。还有研究地理的分形地貌学、“数字地球”的产生都离不开数学。许多西方学者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或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研究各种政治系统，寻求合理的民主控制方法、建立有效的政治协商机制，这本质上是一个纯数学问题。在当代管理科学中，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运筹学等各种数学方法进行决策优化。在历史科学领域，数学方法的运用导致了计量史学的诞生，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数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形成了数理语言学。20世纪40年代初，美籍乌克兰作曲家希林格（1895―1948）在音乐理论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创作原则。可以用各种数学符号、方程或图式、表格来进行创作，将音高、时值、力度、速度、音色等方面都纳入数学计算的体系中，形成了数学作曲体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音响技术应运而生。20世纪，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深受数学思想方法影响的美术流派。M.C.埃舍尔（Escher，1898―1973）是当代杰出画家，他的一系列富有智慧的作品体现了奇妙的悖论、错觉或者双重含义。如今普遍使用的三维电脑动画，其理论基础首先是数学。数学中的分形理论与方法不仅使计算机完成的作品可以极为逼真地再现现实世界的各种景象，而且可以容易地构造出各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彩构图。在计算机图形学的基础上发展出虚拟现实技术，它可以使人们对虚拟世界产生真实的感受。

在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是最成功地实现数学化的学科，成就令人瞩目。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超过2/3的获奖者是由于在经济学领域运用数学方法获得重大突破而获奖的。微积分学、集合论、拓扑学、实凸分析以及概率论，在研究和表达经济理论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数学家惊讶地发现，极其抽象的拓扑学最有用的地方竟是在经济学领域。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产生了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经济控制论、经济预测、经济信息等分支的数量经济学科群。活跃在我们身边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如成本、利润、投入、产出、贷款、保险、股票、债券、效益、节场预测、风险评估等都与数学紧密相关。以致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的经济学实际上已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三、数学教育的人文和谐

在和谐社会文化模式中，人格和谐是基础，个人潜能自由充分的发展和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实现是其深层意蕴。从心理学层面考察，人格是个体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的总和，是“个体在对人、对自然、对社会及对一切环境中的事物适应时所显示异别于他人的性格而显示的心理特征”。如果将“和谐人格”理解为人的感性、理性与非理性等要素所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那么，数学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数学理性精神的培养而促进受教育者形成和谐的数学文化素质，养成和谐的健康人格，进而促进人全面和谐持续的发展。

1、数学文化素质的和谐。

数学不仅是科学，是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数学教育在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对学生进行数学的观点、信念和态度教育，渗透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意识、数学精神，数学气质，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对待，加强数学文化素质的和谐。

数学基本知识与数学思想方法是课堂教学内容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份。数学思想方法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思想和手段，它是人们探索数学真理，求解数学问题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并蕴含于各个数学分支的公理、定理、公式、法则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数学思想方法产生数学知识，数学知识蕴含数学思想和方法，两者的联系是辩证的统一。数学思想方法能使学生领悟数学的真谛，懂得数学的价值，学会数学地思维，能把知识的学习、挤养能力和发展智力有机地统一起来。

数学意识是用数学思想方法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习惯，主要包括同化意识、转化意识、量化意识、反思意识、应用意识、创新意识等。

著名数学家、数学史家M.克莱因所说，“在最广泛意义上说，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亦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努力去理解和控制自然;尽力去探求和确立已经获得知识的最完美的内涵。”数学精神也表现在求真、创新、合作与独立思考精神。

2、人格的和谐。

第一，陶冶思想，使品质和谐。数学科学不仅教人以知识，授人以智慧，学习数学还能使人懂得怎样做人。数学教育具有重要的优化人的个体品质的价值，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隐性价值的影响更深入、更持久、更普遍。数学史涉及数学家、数学发现、数学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任何一个数学概念、判断都有自身的内在矛盾，都是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的，从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联系的。通过数学教育使人能运用数学知识去看待世界、去认识自然，有助于学生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学是一门论证科学，崇尚实事求事的精神，尊重事实、以理服人；崇尚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数学教育使他们养成实事求是积极创新不懈追求的科学态度。数学也是一门精确科学，在数学中，差一个符号、少一个标点，是不合逻辑的。粗枝大叶、敷衍塞责，都是与数学的严谨性格格不入的，虚伪更是与数学无缘。数学教育使人养成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落笔有据、言之有理的严谨品质，养成诚实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和习惯。数学更是逻辑性很强的抽象科学。学习和钻研数学，必定会使人懂得脚踏实地的重要性。那种投机取巧、油腔滑调、不干实事的人是很难有所造诣的。

第二、净化心灵，使情感和谐。数学科学给人以美的熏陶，数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现实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是一门真真实实的科学，而真与美从来都是统一的，数学就是这样一门既美又真的科学，给人以一种美的感受和力量。正象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所说的，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拥有至高的美。数学是艺术，是美的化身。数学语言的简练，数学思维的灵巧，数与形的融合，数学图形的对称，无不展示了数学的美。数学教育正是通过展示数学的理论美、语言美、方法美、规律美、思维美，揭示其丰富的思维内涵和美学价值，使学生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在美的欣赏中得到积极的情绪体验，产生热爱数学的情感，激发学习数学的情愫，激发创造性劳动的巨大力量。因此数学教育既能让学生体验数学中美的神韵，也能让学生的情操得到美的熏陶；既可以诱发出学生非智力因素，又可以诱发学生无限的创造力。

第三、塑造人格，使意志和谐。现代社会多变化、快节奏，要求人们要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能经受挫折，具有耐心与恒心等良好的心理素质。数学是发展的，其历程又是艰难曲折的。数学的抽象性使得数学问题的解决经常伴随着困难，数学的问题解决过程，是一个尝试失败、反思、否定、批判的探索过程，会使人体验挫折和失败。而这正是磨炼意志，提高耐挫力的时机。数学教育可以培养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勇于探索，敢于冒险的精神，可以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毅力、自尊心和自信心，塑造完整的人格。

人的和谐发展离不开数学教育，数学可以使人更富有，并且可以使人更聪明，更高尚。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若不接受数学教育，则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自古以来，凡是有所成就的人都要接受程度不同的数学教育；历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都有较高的数学造诣、数学修养和数学精神；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一半以上都是数学家。另外数学成绩优秀、数学能力突出的学生，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上也更容易出类拔萃；还有，在我们工作生活中，领导者、管理者等，如果他们对数学的理解和处理能力强，逻辑推理能力强，那么他们也容易大胆创新地开展工作。

四、如何实现数学教育的和谐作用

21世纪的数学教育从传统的、狭隘的数学教育现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对自身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了新时代数学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昭示了数学教育更为高远的价值取向：数学教育致力于人的全面、和谐、持续的发展。

1、建构正确的数学观和数学教育价值观。

数学教育为了实现人的和谐发展，相应的数学观和数学教育观念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对数学学科性质重新定位是最基本的转变。单纯地把视数学为自然科学的典范，忽视数学的其它价值，就会造成数学教育的诸多负面影响。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新的数学教育理念、新的人才观，立足“全人”的教育。不仅要传授数学知识、训练技能，还要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同时要发展良好的个性品质，智力与人格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理性的思维，健康的个性，致力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和谐健康发展。

2、关注人的主体地位，加强人的自主发展。

要实现人的全面、和谐、持续的发展，得为人的自主发展创造条件，而人的自主发展是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重视不够。常把学生作为教育的客体，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和发展。正确处理好数学与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加强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数学的规范性、严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之间寻找融合点，关注学生的兴趣与需要，促进学生自主发展，这是数学教育在新世纪发展的必然，也是数学教育实现人的发展的前提。

3、关注人的数学现实，加强数学学习兴趣的培养。

数学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每个人有不同的数学现实世界，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数学。因此数学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要从学生现实的认知特点、认知发展水平与需求出发，为不同的人提供数学修养，扩展每个人的“数学现实”。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提高和发展。不求人人高分，但求人人成功。加强数学化教学，建立数学是“源于生活、寓于生活、用于生活”的正确数学观。加强问题解决教学，从现实中的问题到数学问题，从具体问题到抽象问题，从特殊关系到一般规则，逐步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发现去习得数学、获得新知。学生积极地投身问题情景问题模型的解决中，凸现问题解决的过程，促使他们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提高思维水平，培养创新能力。

4、关注人的情感体验，加强数学美育渗透。

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有对成功的渴望和需求。成功会产生快乐的情绪，增强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因此，数学教学中应注意尽可能给每个学生以成功的体验，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兴趣与成功是联系在一起的。浓厚的兴趣又是与美感相联系的，数学是一门充满美的科学，在教学中充分挖掘数学的简洁美、对称美、和谐美、奇异美等，从美的角度去感悟数学，理解和变通数学知识，使学生在审美的愉悦中激起兴趣，产生丰富想象，陶冶情操。

5、关注人的右脑开发，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新的时代，数学教育的目的是数学素质的培养，核心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右脑具有形象性、非逻辑性，是灵感、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想火花闪现的地方。创造力培养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数学思想方法产生于数学知识，是对数学知识的本质认识，是从某些具体的数学内容和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提炼并形式化的数学观点。在传授数学知识的同时必须重视归纳、类比、联想等数学方法的训练，重视非形式化内容及数学思想实质的教学。注重逻辑训练和直觉训练的数学教育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数学思想方法比形式化的数学知识更为重要，正如日本数学教育家米山国藏所指出：“作为知识的数学，（学生）出校门不到两年就记忘了，惟有深刻铭记在头脑中的数学精神、数学思想、研究方法和着眼点等，这些却随时随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终生受益。” 因此成功的数学教育，应当是数学的精神、思想方法深深地永远地铭刻在学生的头脑里，长久地活跃于他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使人受益终生。

【参考文献】

1、张春新，现代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75

2、杨高全，数学教育与人的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2)

3、张楚廷，数学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篇7

关键词：科学技术异同比较概念厘清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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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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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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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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