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7/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06－02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 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2]成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刍议[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The Research on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Labor Economic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DENG Yong-hui， CHEN Shu-jun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Harbin 150028， China）

篇2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篇3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结语

篇4

一、传统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特征

西方欧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把教育作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的整个体系结构是以“投资一生产一利润”过程为系统，把教育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在这种构建思路的指引下，除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外，他们确定的学科核心体系一般是由教育投资、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收益等内容组成。教育经济学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如沃尔什、舒尔茨、丹尼森、韦锥、布劳格、希恩、萨卡罗普洛斯等，他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这种体系。有学者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统计比较，如下表所示：我国台湾学者林文达、盖浙生等所出版的《教育经济学》大学用书，与西方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具体材料的不同，他们提供了大量台湾本土的研究数据。此外，个别内容也有作者的创新。林文达着作增加了“教育市场”一章，分析了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政府的干预特征。盖浙生用“教育生产力”概念分析了教育效率的问题。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经济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国家图书馆数据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本教育经济学问世以来，各种普通教育经济学着作：即不包括高等教育经济学或职业教育经济学）已多达30余本。但是，在这种出版繁荣的背后，我们也感到学术创新的不足，研究内容甚至数据资料都比较一致，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突破，更没有关于这种体系结构的逻辑解说。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近年所出版两本教材为例（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三版，2005；范先佐，《教育经济学》，1999)，靳希斌着作包括绪论共十六章，增加了“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权和学校经营”等特色内容；范先佐着作共十三章，增加了“学生资助制度”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特色内容。应当说，这些内容都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换言之，何以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的内容，与其他章节的逻辑关系如何等，书中并没有清晰的体现或明确的说明。

二、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分析

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具体的学科组织体系仍有很大的差异。这当然并非要求学科体系形成一致，但是，对于当前所出现的认识分歧，我们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其产生分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偏好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由此而导致研究问题的分野。

对于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同，也反映了人们对其学科性质认识的差异。由于教育经济学处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中，所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经济学界的，也有教育学界的，所以，在学科性质上也就有不同的立场。大体上有经济学立场者、教育学立场者与综合论者。

其一，经济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可称之为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他们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出发，用各种经济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预测教育发展、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

其二，教育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科群中的新兴领域，是一门新的教育学科，通过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学的认识，推动国家的教育投资与学校效益的提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将其列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之一，解释为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的一门学科。

其三，综合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既不是严格的部门经济学，又不是规定的教育科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人们从不同立场所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有益于学术的发展进步。确定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从学科的全部内容出发，视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实际上，关于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歧，其实质并非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何为”的目的性问题，是人们对认识标准分歧的反映，即如何来认识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教育经济学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经济学属性，这是因为它更多地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借用的目的恰恰是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其宗旨又回归到教育学领域，是一门源于经济学而回归教育学的这样一门交叉学科。若从其学科的目的论考察，我们认为，它更应该体现教育学科的基本性质，是教育学的基本学科。或者说，作为经济学科的分支，教育经济学并不足道，但作为教育学科的分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学基础，是该专业学生的必学领域。

三、“五位一体”的板块体系建构

总的来说，早期的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相对单一而显得单薄，主要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论述教育的投资与收益问题。后来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虽有丰富，却又陷入章节凌乱的困境，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缺乏内容的概括性。

我们立足于为教育发展改革服务的教育经济学立场出发，在充分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该门学科的体系已经比较丰富，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原则，整体可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板块结构体系，即以“教育经济原理”为主干、以“教育财政”和“学校校能”为实贱两翼、以“学科概论”和“教育发展”为前后支点，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贱浑然一体的严密逻辑体系，这就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原理（人力资本）——投资——效能——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这种体系的创新尝试，杨克瑞所着《教育经济学新论》已于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具体的基本内容与逻辑关系是：

(一）学科概论篇

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范式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对该门学科体系建构的学科论基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立，首先应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明确自己的特殊性，并拥有确定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说明，构成了学科概论的核心。此外，关于这门学科成长的学术思想历程，也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研究，既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也是一项基本的文献综述，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样，学科概论部分的阐述，是该门学科研究的切入点，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二)教育经济原理篇

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发展为逻辑展开，这同样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教育经济学的需求首先是从教育的社会需求展开，从分析教育与社会经济二者的基本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实证的分析，揭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学科的独特理论基础。教育的经济功能蕴藏在社会的劳动力之中，它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或各种专门技能，通过劳动者的就业，即现实中的生产过程而实现。因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需求与供给、教育就业等问题构成了教育经济的基本原理篇章。

(三）教育财政篇

教育投资的理论研究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甚至成为该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就意味着必须重视教育的投资战略，这就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标准、内外结构比例、教育投资的效益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才可得出科学的决策。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既要注意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教育投资问题，也应重视国际比较问题。此外，教育投资的具体途径又是多样的，既可以直接举办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资助受教育者的方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生资助在世界各国通常也为教育财政问题的基本内容。

(四）学校效能篇

对于学校办学效能的重视，正是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联姻的重要成果。这是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学校，其活动本身都以经济运行为基本内容，体现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如何提供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育效能观的确立，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的产权及其性质，这首先需要对教育制度有全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具体展开分析学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问题，诸如产学合作、教育融资以及相应的教育成本控制问题等，从而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效能篇章。

(五）教育发展篇

经济学对教育的启示，不仅仅在于学校发展的微观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宏观发展。教育发展问题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篇章，人们对此往往会有争议的。特别是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不会重视这部分的内容，他们认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3]

篇5

关键词：创建；合作；经济学

过去，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等所倡导的经济学都强调把“竞争”作为经济学的核心，主张“竞争”是经济学的灵魂，而忽视了竞争的对立面——合作也是经济学的一面镜子。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成功的实践证明，竞争虽然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竞争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但是纯粹的竞争经济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竞争，因为竞争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合作，离开“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秩序难以维持，整个经济环境就会一团混乱，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由“竞争”转向“合作”是时代及市场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下面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谈谈创建“合作”新经济学。

1　“合作”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

经济学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在其发展过程中，哲学观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确立正确的哲学观有利于构建“合作”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合作”经济学是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分析新的经济现象，从标新立异的文化视角考察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各国交流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强，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经济学领域的趋势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误会，有利于各国放下矛盾和分歧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实质就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推广和深化。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各国、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交流和交往，从而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所以“合作”经济学反映了先进社会生产力要求和规律，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合作”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经济必然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恰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本管理”。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学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化模型越来越复杂，把经济学无限制的变成数学，走进死胡同，经济学逐渐被数学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经济学理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言。“合作”经济学要注意其现实意义，要研究人与人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的交往关系，只有这样，才不会失去对其研究的价值。

2　“合作”经济学的文化根基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深厚，其中很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观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产生自由主义经济学：法家文化也可以成为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包容万家经济学。由此看出，中国文化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

回顾经济学史，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以“竞争”为主线的，这并不是说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竞争，已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是揭示了这些竞争，而对竞争的另一面“合作”从来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这里指的没有对“合作”重视主要是说对“合作”没有像对“竞争”那样给予充分的理论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合作”的痕迹，这些思想很容易成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交往生产力

交往生产力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5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生产力还包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对话。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劳动者、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相互关系，譬如生产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劳动的组织管理、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从自然束缚下和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双重过程。生产力从社会束缚下获得解放的过程实质上是结构性生产力得以释放的过程，结构性生产力主要是指组织、协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也叫“合作生产力”，结构性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协作，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顺利的进行生产。其次，结构性生产力是单个生产要素协作形成一种“集体力”对抗社会束缚的必然产物。俗话说：“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的“合作”的重要性。经济生产中，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整体的优化，实现熬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们要重视生产力的合作，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4　“合作”的实现方式——实践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技术性生产关系主要指生产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的相互联系，其中主要体现了生产功能；而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产品的占有。合作在实践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术性生产关系和社会性性生产关系之间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实践生产关系表现为技术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相统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经顺利实现；而如果技术性生产关系与社会性生产关系相背而行，说明“合作”并未实现，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的生产关系制约着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因为社会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5　结语

综上所述，只是我对“合作”经济学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以往的经济学是以“竞争”为主线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将出现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将由以“竞争”为主线转向以“合作”为主线，“合作”将成为新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具有发展新经济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能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现实基础。希望中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篇6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篇7

一、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子，一般认为其研究方向主要为发现劳动关系，并揭示劳动经济发展规律。从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劳动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即劳资雇佣关系出现之后。[1]因为随着劳资雇佣关系的出现，各种劳工问题也逐渐产生。这些劳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并促使研究劳动关系的学科出现。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劳动经济学逐渐从萌芽走向成型，许多有关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论著开始涌现出来，如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到了20世纪初，劳动经济学的专门论著产生，例如美国管理学家F.W.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S.布卢姆的《劳动经济学》等，这些论著的出现标志着劳动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人力资源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同时与经济学有着一定的关联，它是指企业管理者运用一定的手段来科学、合理地管理人力资源的过程。对企业管理者而言，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它需要管理者拥有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从而使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应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分为六个方面，在内容上，它将“以人为本”作为人力资源管理是核心观念，在企业员工招聘、筛选、薪资、福利等问题上做出相关的管理。[2]

二、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劳动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范畴，而人力资源管理属于管理领域的研究范畴，二者之间看起来并没有关联，但是在实际上，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而言，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同时又有一些差别。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劳资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是雇佣关系，这两种关系在本质上都是属于劳动关系，因而说它们具有相似性。[3]但是在另一方面，劳动经济学中，劳资关系以企业内部劳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对市场所做的一种调节，本身并不存在交易成本，且劳资关系表现为竞争关系；而人力资源管理中，雇佣关系是对企业相关管理层所做的协调，只要人力资源管理行为成立，那么交易成本就相应产生；同时，雇佣关系表现为合作关系。尽管劳资关系研究和雇佣关系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二者在内容和目的上都趋向一致，二者都是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人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要将二者联系起来，共同应用于企业管理中，就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三、劳动经济学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到如今，已经趋向成熟，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方面的建设逐渐完善。然而，社会的发展速度远大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变化速度，在当今社会，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内容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4]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对人力资源管理重新建构。下面笔者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探讨如何利用劳动经济学来促使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得到提高。

第一，在人才招聘和选拔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首个环节就是员工招聘与选拔，作为管理工作的第一步，理所当然需要谨慎对待。在利润的驱使下，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更多的是考虑雇佣工人的成本，所以，在招聘和选拔员工时，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合理地雇佣员工，使员工的数量保持在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又能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对此，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招聘和选拔员工时，要充分应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与劳动资本的替代效应理论，合理规划企业招聘员工的数量，从而实现以最少的员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目的，避免员工过剩的情况发生，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需要注意的是，短期之内，企业的资本投入难以做出改变，而劳动力的投入量则可以改变，所以，企业应当在劳动力的投入上做出适当的变通，当前所收获的经济效益超过了劳动力投资时，企业就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量，从而使这些劳动力投入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5]

第二，在人才培训与储备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人才的培训工作与储备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员工初级阶段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要节点。因此，在人才培训与储备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内容的执行方面，将劳动经济学关于员工培训的量化与优化理论作为理论指导。一方面，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对员工的职业培训要保持一定的强度和数量，从而保证员工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进而提高职业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对员工的培训工作进行优化整合，使员工在特定的时间段内获得有效的培训，减少无意义的、机械重复的培训内容。

第三，在人才的薪酬管理环节运用劳动经济学理论。薪酬对企业员工具有直接性的激烈作用，如果给予员工的薪酬是合理、得当的，那么企业员工将获得物质上的激励，进而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工作中，提高工作效率、工作水平以及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对此，人力资源管理者要运用好劳动经济学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

四、结语

篇8

英文名称：China Labor Economics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华南师范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

国内刊号：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4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中国劳动经济学》是2004年创办的全国性劳动经济理论刊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超前性特点，立足中国现实，面向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前沿，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的具有原创性意义的高水平理论文章，以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现代劳动经济学的本土化。

《中国劳动经济学》采取匿名审稿制度，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特邀编辑，对所有投稿进行审定，确保刊物学术质量。同时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学术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刊物的选题、内容和学术规范。

篇9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中图分类号]F091.91；17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45-04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篇10

关键词 劳动社会学；劳动经济学；劳动者；劳动力；最低工资；劳动动机

一、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的学术定义和研究范畴

劳动社会学(labor sociology)是研究劳动者及其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以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劳动社会，也叫产业社会。

劳动社会学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起步较早。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社会学研究活跃起来，以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最为著名。劳动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劳动者群体行为规律，了解劳动组织的运行规律和劳动制度的发展变迁规律，提高劳动管理的科学性，有效解决劳工问题。

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研究活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

劳动经济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劳工问题。我国建国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并发展，研究内容包括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劳动力的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工资、劳动保险中的经济问题、劳动效率。

劳动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联系密切，二者都研究劳动者行为、劳动组织、劳动制度等问题，但研究角度不同。下文将从人、最低工资、劳动动机三个方面说明两个学科的不同视角。

二、关于人的不同视角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作劳动者，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社会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其目的是使劳动社会达到最佳的运行效果。

劳动社会学把人看成“社会人”，认为人都是乐于工作的，经济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首要因素，人们会主动承担责任。一个普通的社会人要想变成一个合格的劳动者需要进行劳动者社会化，在劳动者社会化过程中，劳动者要训练并掌握劳动技能，学习组织的劳动规范和制度，与其他劳动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认同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劳动者社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通过培训完成，其中认同企业价值观标志着劳动者社会化任务的完成。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作劳动力，关心的是劳动者行为的经济效益，主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诸如劳动力配置与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等，其目的通过生产要素的最合理配置获得最大的价值产出。

劳动经济学把人看成“经济人”，认为人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报酬，人们喜欢逃避责任，安于现状。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被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成本的一部分，企业要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最合理配置来达到成本最小化，实现最大的价值产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被作为商品可以买卖，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并且工资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三、关于最低工资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工资的最低限额，能够制止企业过分压低工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企业员工至少获得某一数额的工资，满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改善员工生活，同时还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最低工资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本地区消费水平、物价水平、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要相应调整。

从劳动经济学来看，实行最低工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某部门实行了最低工资，其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减少，由此产生的多余劳动力增加了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压低未实行最低工资部门的工资，劳动力只能选择接受低工资到未实行最低工资的部门就业或者陷入失业状态。如果立法强制所有的部门都实行最低工资，那么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将会上升。

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既要根据公平原则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保护劳动者权益，又要顾及企业的成本增加和对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关于劳动动机的不同视角

从劳动社会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包括社会动机、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社会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发挥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社会认同的愿望。成就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在劳动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取得职业进步，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接触动机指劳动者希望参加组织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与人合作，反映了劳动者希望得到组织所提供的保护的需要。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人们进行劳动的动机主要是物质报酬的动机。人们从事劳动是为了获得报酬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物质报酬主要体现为工资、资金、津贴等形式。报酬被雇主和雇员共同接受，作为衡量工作绩效的标准，工作绩效高则报酬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者自我肯定的需要。另外，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中报酬的高低与职位的高低相挂钩，报酬也反映了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因此追求高报酬可以作为职业进步的一个解释。

现代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往往综合考虑了这几种动机，促使员工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例如绩效管理主要从报酬动机的角度进行激励，岗位轮换制、矩阵制组织结构则是从成就动机和接触动机起到激励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