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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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之风渐盛。对于经济学研究及教学呈现的数理化趋势，国内外都展开了争辩。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浅谈数理经济学教学的研究。

赞同者甚至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们认为，数学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采用数理方法可以得到在纯语言的定性分析中难以直观得出的结果，它使得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表述更加准确精炼，且能将已有的经典经济理论拓展延伸。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注重理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数理模型过度建设和使用无益于理论的创新，也无法准确反映现实复杂且不稳定的经济活动。数理经济学的本质是探讨如何用数学语言准确、精练描述经济学问题，并推敲通过数理分析而导出的数学关系式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及揭示的经济规律。在不脱离经济思想本质的情形下，科学地应用数理工具，进行经济理论的理解、应用和延伸，将有助于经济学科的长足发展。

数理经济学是一门方法论，它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分析对象而言，它可以是微观或宏观经济理论，也可以是劳动经济、产业经济、公共财政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因此，数理经济学囊括了经济学各个方面内容，也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相关数学理论和模型，内容极其庞杂。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难度。国内关于数理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通用教材，除了国内学者们编写的少数教材之外，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华裔经济学者蒋中一编写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动态最优化基础》。有些高校直接采用了北美经济学研究生的相关通用教材进行授课。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和参照国外的教学内容为主。

针对数理经济学覆盖内容众多、理论过于抽象、模型研究方法复杂等特点，笔者认为在进行数理经济学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了解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秉承从基本分析框架出发的思路，使学生掌握解决经济学优化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培养学生利用基本方法分析具体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把握数理经济学的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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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

1954年，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源”这一概念，认为人是具有企业其它资产所不具有的“特殊能力”的资源。但由于在那个时代知识经济还未到来，人们更多关注的只是传统的竞争要素，诸如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等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力，因此，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人力资源概念并没有得到企业界的关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进展也不大。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它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适应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发展，国内外管理研究文献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作了不同的解释，对其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并预测了发展趋势，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2、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范畴

从传统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人的价值在不断得到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和地位也得到企业的重视，更上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一般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上涉及到了企业员工关系管理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人力资源规划，岗位设计和职务分析，员工的招聘和培训，素质测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以及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等。所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对象都可以归结为人、人与人的相互配合、人与事的匹配三方面，其中，人岗匹配是核心。

特别是1986年Mahoney和Desktop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划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研究层次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宏观与微观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两者各自沿着独立的轨道发展，对于研究的学科和方法来讲，这一区分是极其重要的。从所涉及领域的相关学科的近似性上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范畴大体可以归结为四部分：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组织中的员工个体，所以首先就会面临到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又不可避免地面对具体实际操作中的管理问题，这又涉及到管理学；由于企业始终处在政府劳动法律规范和劳动力市场等外部环境影响当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又会涉及法学和经济学，甚至是人口学。上述划分也再次印证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学科理论在分化的同时也出现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同一趋势。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完整地覆盖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所有内容，因此，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由多学科支撑的研究领域。

二、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特点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管理学科，涉及到许多的学科和领域。从目前国内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包括心理测评、素质测评等；二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三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研究。其实，对于人力资源的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基础是心理学和经济学基础，这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学科基础，而基于管理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是在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基础上的研究，如果没有经济的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的支撑，管理学本身是无法发展的。

管理学即是科学也是艺术的特点也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即人力资源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从人力资源管理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它的描述性知识和研究程序方面看，它本身是一门科学。从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在解决现实问题来看，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包括研究活动和非研究活动，尤其是在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更显示出其艺术性。盛洪（2001）认为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三、当代人力资源管理主要研究方法述评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方法。就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而言，目前主要取自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确切的讲，应该是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实施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其所进行的研究。

1、管理学的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本身就属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是管理学在人的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源管理的各项工作，从人力资源规划，员工的组织培训到绩效的考核控制，无不体现着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的基本职能。从传统的人事管理转变而来的人力资源管理，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多元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WTO体系的不断扩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逐渐成为了管理的核心问题。很显然，管理学领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也是以组织作为其基本视点的。管理学家彼得o圣吉更是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提倡企业流程的再造。在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企业的发展必须与之相对应。企业的员工特别是企业的高层领导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存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必须进行再造。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再造的价值理念应做到建立创新的企业文化。

2、经济学的视角

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发展中，早期的人力资源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诸如利润分享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以及契约和激励理论等等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的来看，从经济学视角看人力资源管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以及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劳动经济学可以说是专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经济学分支。

另一方面，借助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某一专门问题进行研究的趋势在当前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较为典型的当属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拉泽尔Lazear教授为代表的专家提出的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又称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简单地说，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去探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它以严谨的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为基础使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在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Lazear及其他的经济学家逐步对报酬形式与激励、收入与绩效、经验与绩效、晋升与工资增长等各种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度现象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众多理论假说，如职业生涯激励理论，锦标赛理论模型等。虽然人力资源管理涉及众多的问题，但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近20年来一直都集中在报酬、激励等方面，只有少部分文献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方面。毕竟，报酬与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最核心的两个内容。总之，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的发展研究拥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激励问题逐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精髓。经济学的激励理论深化了对激励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使人们认识到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委托关系的普遍存在，为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3、心理学的视角

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学问题主要属于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其研究的范围及内容却在不断变化。心理学对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是利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群体和个人等不同层次和角度，通过分析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研究如何科学地选拔、评价、激励、培训员工，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实现组织化的过程。

就心理学方法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员工的职业压力与心理健康以及对组织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2）岗位测评和人才测评是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两项基础的技术，在人才测评中，涉及到很多心理测验的设计的问题。心理学通过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员工的人格类型、认知特点的要求及人员和岗位如何匹配进行研究以开发和完善人才测评工具。（3）心理学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影响员工工作绩效的因素，如员工自身因素、环境因素、人际互动因素等。心理学认为，考核可以起到反馈和交流作用。（4）激励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精髓，同样也是心理学研究的在重点。在心理学家看来，激励的出发点是人的心理，员工的激励是要引起他们心理状态变化，达到激发动机、引起行为的目的。心理学正是通过研究员工工作满意度、职业压力、行为动机、报酬与动机、奖惩与行为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索激励的心理机制，寻求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4、人口学与社会学的视角

总的说来，人口学能在员工的数量、素质、结构研究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诸如人口的社会流动性，人口的地域性研究，对于企业在人员招聘选拔及任务分工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社会学则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当中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四、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探讨

从上述对研究、方法、方法论等概念的梳理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活动是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获得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必须通过相关的检验。

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各种形式的回归分析、数理分析、计量分析、运筹研究技术、数据搜集、文献综述、统计理论、案例法、实验法、对所选择出的理论结构的运用以及其他一些程序，等等，并包括了各种技术的联合运用。具体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三个层次，微观分析方法（个量分析方法）如需求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供给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宏观分析方法或总量分析方法。如总需求分析方法、总供给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方法、经济增长分析方法等。经济数量分析方法。包括数理经济学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投入产出方法。

2、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论、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论。前者是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如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和目标如何确定、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项目如何设计、文献如何评价、研究报告如何写作等。后者是所有科学中普遍实用的方法，如实证方法、规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等。

3、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哲学方法，如辩证法、认识论、辩证逻辑等。哲学方法总是指导着科学的研究，同时，具体问题的研究，又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哲学方法，如诸子百家学说等等，都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对人力资源的研究中，穆勒的实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一致方法（一致肯定和一致否定）和差别方法。经济模型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它是对现实的抽象，它的形成全部或部分地来自于理论，经济模型常常用数学公式表示并被设计为能够提供解释和预测。

五、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的趋势展望

就目前而言，经济学及心理学，特别是经济学，将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主要方法，尽管它自身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事实上，经济学的确不失为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最优方法，尤其是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设计上，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前沿理论(比如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的确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人事经济学的提出，为考察人力资源管理问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且常常比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更有效。尽管有许多人文因素、非货币因素被认为是不该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的，但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可以纳人经济分析的框架。

当然，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化的，方法应该是多元化的，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或心理学。从长远来看，未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将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如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数学、生理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同时，将不断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我们可以预见，在21世纪关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的方法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我们很难判定这些研究方法到底属于哪一学科。

参考文献：

[1]廖昌荫，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视点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月，第2期.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P8，P20-21.

[3]唐・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

[4]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陈宪，经济学方法论通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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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特征

西方欧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人力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基础之上，把教育作为可以带来价值增殖的逻辑起点，因此，它的整个体系结构是以“投资一生产一利润”过程为系统，把教育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的。在这种构建思路的指引下，除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外，他们确定的学科核心体系一般是由教育投资、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收益等内容组成。教育经济学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如沃尔什、舒尔茨、丹尼森、韦锥、布劳格、希恩、萨卡罗普洛斯等，他们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这种体系。有学者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统计比较，如下表所示：我国台湾学者林文达、盖浙生等所出版的《教育经济学》大学用书，与西方体系基本上是一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具体材料的不同，他们提供了大量台湾本土的研究数据。此外，个别内容也有作者的创新。林文达着作增加了“教育市场”一章，分析了教育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以及政府的干预特征。盖浙生用“教育生产力”概念分析了教育效率的问题。

我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经济学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国家图书馆数据统计，自1980年我国第一本教育经济学问世以来，各种普通教育经济学着作：即不包括高等教育经济学或职业教育经济学）已多达30余本。但是，在这种出版繁荣的背后，我们也感到学术创新的不足，研究内容甚至数据资料都比较一致，学科体系没有形成突破，更没有关于这种体系结构的逻辑解说。以人民教育出版社近年所出版两本教材为例（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三版，2005；范先佐，《教育经济学》，1999)，靳希斌着作包括绪论共十六章，增加了“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权和学校经营”等特色内容；范先佐着作共十三章，增加了“学生资助制度”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特色内容。应当说，这些内容都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但是，它们在教育经济学体系中居于何种位置，换言之，何以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的内容，与其他章节的逻辑关系如何等，书中并没有清晰的体现或明确的说明。

二、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分析

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但具体的学科组织体系仍有很大的差异。这当然并非要求学科体系形成一致，但是，对于当前所出现的认识分歧，我们也应有基本的判断。其产生分析的主要原因，除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偏好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这门学科的性质认识存有分歧，由此而导致研究问题的分野。

对于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同，也反映了人们对其学科性质认识的差异。由于教育经济学处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中，所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经济学界的，也有教育学界的，所以，在学科性质上也就有不同的立场。大体上有经济学立场者、教育学立场者与综合论者。

其一，经济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领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可称之为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他们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出发，用各种经济理论来解释教育现象、预测教育发展、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

其二，教育学立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科群中的新兴领域，是一门新的教育学科，通过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学的认识，推动国家的教育投资与学校效益的提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将其列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之一，解释为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投资及其经济效益的一门学科。

其三，综合论者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既不是严格的部门经济学，又不是规定的教育科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人们从不同立场所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有益于学术的发展进步。确定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应该从学科的全部内容出发，视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实际上，关于教育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分歧，其实质并非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何为”的目的性问题，是人们对认识标准分歧的反映，即如何来认识一门学科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教育经济学表面上具有更多的经济学属性，这是因为它更多地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但是，借用的目的恰恰是为教育的改革发展服务，其宗旨又回归到教育学领域，是一门源于经济学而回归教育学的这样一门交叉学科。若从其学科的目的论考察，我们认为，它更应该体现教育学科的基本性质，是教育学的基本学科。或者说，作为经济学科的分支，教育经济学并不足道，但作为教育学科的分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学基础，是该专业学生的必学领域。

三、“五位一体”的板块体系建构

总的来说，早期的教育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容相对单一而显得单薄，主要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论述教育的投资与收益问题。后来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虽有丰富，却又陷入章节凌乱的困境，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缺乏内容的概括性。

我们立足于为教育发展改革服务的教育经济学立场出发，在充分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该门学科的体系已经比较丰富，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学术原则，整体可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板块结构体系，即以“教育经济原理”为主干、以“教育财政”和“学校校能”为实贱两翼、以“学科概论”和“教育发展”为前后支点，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贱浑然一体的严密逻辑体系，这就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原理（人力资本）——投资——效能——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这种体系的创新尝试，杨克瑞所着《教育经济学新论》已于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具体的基本内容与逻辑关系是：

(一）学科概论篇

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范式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对该门学科体系建构的学科论基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立，首先应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明确自己的特殊性，并拥有确定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说明，构成了学科概论的核心。此外，关于这门学科成长的学术思想历程，也是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研究，既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也是一项基本的文献综述，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样，学科概论部分的阐述，是该门学科研究的切入点，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二)教育经济原理篇

经济学的研究是从需求与供应之间的矛盾发展为逻辑展开，这同样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但是，教育经济学的需求首先是从教育的社会需求展开，从分析教育与社会经济二者的基本关系分析入手，通过实证的分析，揭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学科的独特理论基础。教育的经济功能蕴藏在社会的劳动力之中，它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或各种专门技能，通过劳动者的就业，即现实中的生产过程而实现。因此，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需求与供给、教育就业等问题构成了教育经济的基本原理篇章。

(三）教育财政篇

教育投资的理论研究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甚至成为该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就意味着必须重视教育的投资战略，这就需要对教育投资的标准、内外结构比例、教育投资的效益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才可得出科学的决策。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既要注意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教育投资问题，也应重视国际比较问题。此外，教育投资的具体途径又是多样的，既可以直接举办教育机构，也可以通过资助受教育者的方式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学生资助在世界各国通常也为教育财政问题的基本内容。

(四）学校效能篇

对于学校办学效能的重视，正是教育学与教育经济学联姻的重要成果。这是因为，无论何种性质的学校，其活动本身都以经济运行为基本内容，体现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如何提供学校的办学效益，也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育效能观的确立，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的产权及其性质，这首先需要对教育制度有全新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具体展开分析学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问题，诸如产学合作、教育融资以及相应的教育成本控制问题等，从而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效能篇章。

(五）教育发展篇

经济学对教育的启示，不仅仅在于学校发展的微观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宏观发展。教育发展问题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独立篇章，人们对此往往会有争议的。特别是将教育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不会重视这部分的内容，他们认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研究教育领域中经济投入和产出规律的科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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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正确研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解析两者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既能科学地说明两者的本质关系,又能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实效性。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作者：刘玥 单位：西安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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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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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煤炭生产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从技术上或经济效益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因此，积极开展煤炭技术经济问题的研究，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是当前煤炭系统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本文仅就煤炭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煤炭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对象、内容和方法

技术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研究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和配合，研究物质再生产的技术经济问题，研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所创造的财富(包括使用价值和价值)和为此消耗的人力、物力、资金的比例关系，使技术和经济互相适应，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果。煤炭技术经济学是通过研究煤炭生产力的技术经济问题，揭示煤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一门学科。其核心是经济效果问题。煤炭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在组织再生产的过程中，根据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条件，使劳动力、资金、物资和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和使用，使科学技术和经济相适应，寻求科学技术和经济合理性的最佳的社会结合。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煤炭生产技术方案经济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结合煤矿生产技术，研究各种具体技术方案的技术经济原理;三是从总的技术经济的分析论证出发，寻找煤矿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围绕物质生产所形成的关系，联系再生产过程的技术经济问题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研究与节约和耗费相联系的经济效果问题，则是煤炭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煤炭技术经济问题，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煤炭的开发利用、生产技术及生产经营决策诸方面。既有宏观问题也有微观问题，其中宏观问题更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主要是:地质勘探的合理部署及地质成果经济评价，资源地理区域分布及资源需求预测，资源经济区域规划，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布局，矿区最佳建设规模及投资分配结构，矿井最优投资及大、中型井的合理界限，投资效果研究及评价、以及计算方法和指标体系等。在技术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注重调查各种经济活动及经济现象，对经济活动进行动态的考察。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数学方法和工具，进行定量的计算以及经济分析论证，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技术经济研究具有介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特点。所以其研究方法必然是采取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数学计算和论证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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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短期；长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56-02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认为微观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因而，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这一理论体系在战后的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确立了西方经济学教材和教学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两者共同使用的一些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应用，例如“短期”与“长期”这一组概念。

一、“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微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微观经济学中多个理论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区分。例如生产理论中的短期成本理论和长期成本理论；成本理论中的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以及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或行业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等。这些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并非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和长期均衡为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厂商短期均衡的条件为短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可能大于零、等于零或小于零；而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为长期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且等于市场价格，均衡条件下厂商的经济利润必定等于零。

2.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界定。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为了解决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便涉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何生产”是指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配置问题。企业调整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配置，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经济资源（即生产要素）数量是否可以变动便是微观经济学中区分短期与长期的依据。微观经济学中常假设生产中仅使用劳动与资本两种要素，因此可以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函数考察短期生产理论，假设资本要素固定，劳动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理论上讲，我们也可以假定劳动要素固定，资本要素可变，则有短期生产函数Q=f（L，K）。特别说明的是，微观经济学所说的短期和长期并不是指具体时间的长短，而是以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作为划分标准，其时间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

3.微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区分的意义。微观经济学对短期与长期的区分主要体现在生产理论中。通过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刻画更为全面和准确。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现代生产这样一种“迂回生产”方式，采用了大量的机器设备，资本规模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保持稳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在短期决策和长期决策面临的约束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要深刻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分别构建短期生产理论和长期生产理论显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区分，更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习微观经济学通常会有的一个困惑就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很多的时候会觉得相关理论知识与生活中体验的现实好像并不一致。例如，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理论或垄断竞争市场均衡理论的学习，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每个企业长期均衡时的经济利润总是为零。也就是说，长期均衡条件下，企业家能获得的利润恰好等于企业家本人去其他企业打工的工资收入，不会高于这一工资收入，当然也不低于。这就产生了两个疑问：①如果创业和打工收入水平相当，为什么会有无数的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②为什么现实中，在类似于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行业的无数企业利润并不一致，有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企业血本无归？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有赖于对市场均衡利润理论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竞争市场长期均衡时之所以经济利润等于零，是因为短期中厂商会因经济利润与亏损的驱动而进入与退出一个行业。某一行业，短期中利润大于零时，会有新的企业进入行业，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增加，行业经济利润减少趋向于零；短期利润小于零时，行业中会有企业退出，从而导致行业供给减少，行业经济利润增加趋向于零。短期均衡时，企业经营的利润可能大于零也可能小于零，而企业经济收益依赖的是短期行为而不是长期行为。正是追逐短期经济利润的勇气与实际能力，诱使了创业者投身创业大潮。也由于短期均衡时可能出现的盈利或亏损使得企业出现优胜劣汰。

二、“短期”与“长期”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1.宏观经济学中的涉及短期与长期区分的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涉及到短期和长期区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与微观经济学类似，相关理论直接区分为短期和长期理论。例如，短期总供给曲线和长期总供给曲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这些理论的短期理论和长期理论也不仅是如字面上简单表现为时期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理论含义的差异。例如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总是垂直的，而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对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常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古典主义的短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第二章情况下，相关理论的短期和长期区分不是那么明显，对同一问题的短期和长期研究分属不同的理论。例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可分为短期国民收入决定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主要是运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IS-LM模型、AD-AS模型和IS-LM-BP模型四个模型分别介绍了不同条件下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而长期国民收入决定主要是指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等。

2.宏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的界定。宏观经济学研究资源利用问题，涉及到以下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产出是如何核算、如何决定的；均衡产出条件下的要素约束问题。二是为什么有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如何保证全社会的稀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增大国民收入，改善人类福利的问题。三是如何用既定的资源实现生产能力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问题。四是如何实现通货的稳定，如何实现开放经济下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等。资源的充分利用实际上就是指各类生产要素都实现充分就业。在市场机制下，各类生产要素能否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市场上要素价格能否迅速波动调整从而实现要素供求均衡（市场出清）。而宏观经济学中短期和长期界定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能否通过价格的波动调整实现市场出清。短期内由于价格刚性（粘性）会导致宏观经济中生产要素供求不均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长期内价格总可以得到调整使得宏观经济中生产要素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短期内名义工资水平不变，物价水平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生产利润提高将推动企业扩大生产，总产出增加，因而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长期名义工资水平可以自由波动调整，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总产出维持在充分就业的产量水平而不受价格变化影响，因而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宏观经济学中对于短期和长期的界定还有第二种情况，货币主义对于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解释运用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长期菲利普斯垂直。货币主义中短期和长期的差异表现为居民的适应性预期差异。货币主义认为居民依据以往经验而对经济变化形成适应性预期，短期适应性预期往往不能准确预期经济变化，但长期经过修正可以取得准确的预期。当物价上涨时，短期内居民低估物价上涨幅度高估自己的工资，导致劳动供给增加失业率下降，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长期内居民准确预期物价变化，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而不受物价变化影响，从而菲利普斯曲线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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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和方法学为基础，借鉴经济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科学、系统、全面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来实现对真实经济成就的客观评价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根基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活动的增长及其结果是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国民经济核算在创立之初就以正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结果为目的，由此形成了相互联系的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经济学理论在不断发展，核算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进步，但显然，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的核算理论的发展必然要滞后于前者。尤其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得到普遍肯定和应用之后，在新的经济思想尚未得到验证和公认时，一般不会轻易对制度进行迅速的调整。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相对成熟之后，其演进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并且，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改进，特别是较重大的改进也会采取试验性的、局部的方式，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这样的一种演进。因此，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都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但对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接受和采纳程度不一样，导致二者理论基础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更多地吸纳了经济学理论的较新进展，体现了相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核算理论基础创新。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流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流量反映一定时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变化的价值数量。从诞生之初，国民经济核算就对流量分析非常重视，并逐渐形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流量核算。正确反映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永恒的主题。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也都是发展的第一要务，这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并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暂时现象，二战之后，经济学家构建了包括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的国民生产函数，并有效地证明了增长过程并非必然是不稳定的，技术会提升生产函数的水平，从而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实现持续的增长，导致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技术创新的备受关注；对技术的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对承载着较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的关注，使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新的核心增长要素。6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兴起，自然资源耗减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提醒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自然资本或环境资本从此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增长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并确实促成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创新。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存量核算上的创新

经济存量反映某一时点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不同时代的经济价值观和财富观的影响，在存量核算上的体现尤为突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始终是一个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始终关注物质财富。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凸现，各国开始不仅关注对经济过程对环境资产的利用，也关注环境资产本身的消耗和积累情况，体现了对环境资产作为国家财富组成部分的思想。但是真正把资源环境存量核算作为存量核算的主体，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则还是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现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已经意识到新的财富观对自身制度基础颠覆性的意义，并且承认这是制度改进的方向，但是尚未有足够的能力和把握来完成根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目前是在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来实现这一制度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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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价值观 经济发展 道德情操论 影响路径

“经济学帝国主义”提出者贝克尔认为：“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概念是可以解释一些非经济问题的，并且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诚然，经济学不是万能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不断提高，许多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确实完全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为研究经济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教会人们通过经济分析对面临的问题做出选择。笔者认为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是隐性的，但是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其影响作用非常大，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兴衰。例如，德国“守时”的观念、日本“认真”的价值观念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

一、价值观与跌倒老人无人扶现象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其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第二，个人对客观事物有无价值或价值大小的评判标准。要明确指出的是，价值观对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其原因在于任何问题均可以用经济学的视角与工具来分析。以“老人跌倒无人扶”的现象为例，其实质是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而这个价值观问题又涉及经济决策，从而转变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因为人们不敢去扶跌倒的老人主要是担心被讹诈，因此扶老人是有成本的，可扶起跌倒的老人有收益吗？答案是肯定的。扶起跌倒的老人其实也是有“收益”的，这个“收益”虽然是隐性的，但确实存在。在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帮助他人也会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快乐，也会得到旁人的赞许或社会的认同，人的心理能获得愉悦感。通过分析我国无数个“跌倒老人没人扶”的案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缺失的问题，更多表现为目前中国许多民众的价值观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急于改变经济落后的现状，致力于搞经济建设，追求高效率，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从而忽略了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建设。许多民众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迷失自我，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扭曲，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在其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就阐释了经济与价值观的关系，他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有道德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的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遵守的道德价值观体系，即遵守合约规则、尊重合作者、信守交易承诺、参与自由竞争等，只有建立在有共享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上该市场经济才能顺利运行。由此可以看出，价值观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价值观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直接影响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好坏。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经济能否有质的飞跃。

二、价值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三大途径

（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价值观影响经济发展目标

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体系，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缓慢变化，这种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也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目标的形成。学者朴金波认为：“现代化的实现，伴随着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从‘尊神’价值观转向‘尊人’价值观；从重‘虚’价值观转向重‘实’价值观；从重‘义’价值观转向重‘利’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转向‘多元’价值观；从‘个人本位’价值观转向‘社会本位’价值观。”封建社会阶段，儒家文化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在于一个“礼”字，即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价值观间接使封建民众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大力发展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目标是“合理”的。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至上，这种“利己”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经济目标的形成。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家阶级不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以为核心的价值观，这种新型、正确、先进的价值体系进一步确认了社会主义阶段应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

（二）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价值观影响经济发展路径

可持续发展理论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追求的目标是“人口、资源与发展关系的协调，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各种不同的时期都要面临选择经济发展路径的问题，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受价值观的影响非常大。从古至今，经济发展的路径都深深地打上了价值观的烙印，在原始社会，剔掉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因素，原始社会的生存至上的价值理念，是迫使早期人类不顾一切进行刀耕火种的因素之一。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分工，如男性劳动者必须外出进行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女性劳动者仅负责家庭内务。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益最大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促使经济参与者不管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增长经济上，走上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增长路径。进入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已经从“一元”转变为“多元”，从“崇尚自然”转变为“以人为本”，人们的财富、生命、发展、公平等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注定了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是人口合理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新路子，坚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工业化道路。

（三）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价值观对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索洛增长模型的结论是：“人均产量的长期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倍增型技术进步的速度”。第一，价值观影响社会的科技进步与创新。科技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或源泉，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目标的根本保证，价值观对科技进步和创新都有很大的影响。通常具有冒险、竞争、勤劳、求变、永不言弃的价值观念的国家，其科技创新速度较快。第二，价值观影响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一项经济政策能取得多大的效果，关键的往往不是这项经济政策本身，而是政策能否执行到位，实施政策的对象能否积极响应，而价值观正是影响政策实施的对象能否响应政策号召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积极的工作态度，无私的奉献精神，良好的信用保证等正确价值观有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崛起就是很好的例子，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可谓千疮百孔，但是却在短短二十年间德国却完成了由战败国向西欧经济强国的角色转变。在促进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起飞的诸多因素中，德国人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的影响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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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

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

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

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篇10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价值理论 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慷慨激昂，评论时政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有现象。无论是对于经济学说的选择、假说定律的辨析等纯基础理论问题，还是对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宏观调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资扩张利弊等实践课题，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竞争性思想市场”所具有的创新特性，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理论难题实际上是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针尖上能够站几位天使”的争论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自然就难以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为了不误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时，必须反思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问题性”——即问题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热烈争论的“问题”，却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却是伪问题。

显然，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而非虚构出的伪问题。那么，界定一个问题的真伪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呢？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所争论的问题能否被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这一判断是由经济科学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然经济学所解释的主要是社会事实而非自然事实。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怎样的基本范畴出发，都必须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再提出政策设计。从解释的角度出发，真问题都可以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而伪问题则无法这样表达。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真问题包括“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等，经济科学中的真问题则包括“为什么地主会选择分成租佃制度”、“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等。对于真问题的任何争论与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因此，这样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人类的知识获得积累。相反，那些伪问题则只能被表示为“是什么”和“应不应该”和“怎么办”的问题。由于伪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因此尽管争论很激烈，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对于这些伪问题的争论不仅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成为思想无序和社会动乱的口号。

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可以发现在当前热烈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中存在着一些根本就无法成立的伪问题。这样的伪问题并不因争论者的众多和各方观点的差异而成立。对于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言，一切答案都是无意义的。本文所集中进行辨析的三个突出的伪问题不仅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伪问题之一：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将这一个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宣布为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一问题也无法表达为“为什么”的语句。既然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都失去了争论的对象。即使萨伊所谓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也是不需要的。

要阐明“价值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判断，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斯密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使用价值（use value），其二是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顾名思义，使用价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交换价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交换价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尽管斯密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出现错误，由“水与钻石悖论”引致出价值决定的论点，但这两个范畴却是简单而正确的。

具体来说，斯密的价值定义是把人作为出发点的。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使用价值，而不同的主观评价相互进行比较，则形成交换价值。离开了人，谈不上任何价值，价值只能是人们在满足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判断。设想一下，当一座繁华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离开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楼大厦又怎么能谈得上具有价值呢？既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评价，那么，争论是什么创造了价值就成为无稽之谈。因为作为主观评价的价值并不能够创造出来。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创造价值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是将物品混同于价值的结果。说某种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创造出来显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物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从而给出评价，并依据各自的不同评价决定是否交换和以何种比例交换。离开了人们的主观评价，无论哪些要素参与了物品的生产也都不会形成价值。我们可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参与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但不能说这些要素创造了价值，因为价值与物质实体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价值创造理论是个伪问题，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时总是面临着新的挑战，不断修改和增加基本论断，总是徘徊在劳动创造价值和萨伊的“三位一体”之间，甚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价值论。为了应付实践需要，一些经济学家将大量精力用于扩大劳动的内涵，辨析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这必然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混乱，削弱了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伪问题之二：应该按什么分配

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与什么创造了价值的“问题”密切相关，也是近年来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在企业生产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

在合约理论提出之前，经济学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在理论分析上，资源配置与分配决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仅政治经济学是这样处理的，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也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放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论述。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剩余分配。西方经济学则通常是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论述每一个投入所有者获得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两大理论体系都忽视了对投入所有者怎样获得报酬和通过谁获得报酬的研究。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按照什么进行分配的“问题”。然而，随着合约理论的提出，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缺口被填补上了，使这两个被分割的内容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根据合约理论的认识，企业与市场都是合约，在这种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一切生产要素在参与生产之前已经通过合约的形式确定了所应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合约的签订已经在产品到达市场之前解决了，而不会出现在产品销售后再评价各要素贡献进行剩余分配的问题。如果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在生产之前没有解决，或者说，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使用没有签订合约，那么生产就无法进行，也就更谈不上按什么进行分配。例如，要生产一台电脑，企业就必须首先同员工签订下工资合约、同专利所有者签订下技术转让合约、同物质资源所有者签订下购买合约等。这些合约本身就规定了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状况和收入状况，在电脑生产开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在电脑生产和销售以后再来研究该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贡献分配根本就没有必要了。

当前关于按什么分配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伪问题，在实践中也缺乏指导意义。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强调要按要素贡献分配，都不能改变通过合约来解决分配的现实做法。例如，在电脑生产中坚持按劳分配而拒绝与专利技术所有者签订包括分配内容的合约，那只能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无产品可分配。而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同样也离不开事前合约的签订。按照这一观点，分配之前首先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又何其困难。在一个完成的产品中是无论如何也划分不出每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而在现实中，这种贡献的界定也是通过合约的签订来解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贡献所在，而这一价格正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之，在合约理论没有提出之前争论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仍然将大量精力用于争论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意义的问题就是徒劳了。

伪问题之三：怎样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现象，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思考，这些思考就引出了许多经济学对社会是否公平的争论，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然而，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来看，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是经济学所争论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