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字】人性异化 悲剧命运 《为奴隶的母亲》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于1930年正式发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阀割据，列强入侵，土匪出没，政治动荡，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向压力。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场严重的乡村危机，而乡村经济问题是乡村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金融枯竭，农民贫困化加剧，农家经济已成为负债经济。

黄胖作为这一时期底层农民的典型代表，自然受到了这场严重的乡村危机的影响。他曾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也经营一些小买卖。但好景不长，当乡村经济危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底层人民推进时，这样一个勤劳的小经济生产者最终却被社会逼成一个负债累累、身体孱弱的人。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黄胖将妻子典让给了拥有二百来亩田地的地主秀才，开启了春宝娘的悲剧人生。

虽然黄胖自身也是这一时代的牺牲品，但他并没有在这份煎熬中对身边同样处在苦难境地的人产生同情。相反，他将妻子典当，直接将春宝娘推上了悲剧人生的轨道。这是由于其人格已经发生了异化。在生存的挑战面前，他早已将丈夫应尽的责任和尊严抛诸脑后，时代已将曾经那个勤劳、努力的黄胖异化成了一个凶狼而暴躁的男子。

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古老道德的崩溃和人文精神的腐化堕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与蜕变。对此，黄胖是没有丝毫应对能力的，他显然与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的客观世界脱节。弗洛姆认为，“人性异化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在民族的政治大动荡面前，小农经济逐步瓦解。但小农经济下底层农民固有的脆弱、封闭心理却一直在影响着黄胖的生活和行为。因此，当他面对这不佳的境况时，第一想到的就是通过吸烟喝酒来麻痹自己。可麻痹自我对问题的解决起不了任何帮助作用，反而会加深其生存困境。黄胖的人性也就是在巨大的生存困境面前发生异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道德的崩溃。

此外，弗洛姆还提出了劳动过程的异化是造成人性异化的最主要的方面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的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的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二三十年代，列强入侵，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对中国小农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下层农民，黄胖无法适应新经济的操作运转。这一时期的经济充满着压迫和侵略，因此不论黄胖怎么努力，都不能摆脱负债累累的境地。长此以往，人们慢慢了丧失劳动热情。无法在劳动中创造自身价值的底层农民，只能成为“残忍的废物”，这也是加剧黄胖人格的异化的重要原因。在生存的持续压迫下，一部分人冲破道德的底线从“残忍的废物”脱逃，走向了人性异化的道路，成为不合理社会的又一吃人者。

当然，这跟他们本身的所处的阶层地位也有关系。黄胖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首先，他所生活的环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下，人们对老子的唯心论命题“足不出户，知天下；目不窥牖，知天道”产生了普遍的认同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这种极具封闭性的小农经济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天灾和战乱。面对天灾和战乱，人们姑且有逃亡的勇气和希望。但二三十年代的这次经济危机，却让人们无处可逃。因为它给穷苦底层农民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迫感。

二三十年代的金融枯竭和高利贷危机给农民带来借贷无门的痛苦，在当时的农村，负债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难以还清的高利贷严重挫伤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为了生存，人们每天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整天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下的的人们在持续的压迫下神经极易走向极端――过度敏感或麻木。在教育极不发达的旧社会，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没有丝毫文化基底的他们在面对外界社会的大动荡时无法像知识分子一样可以从通过学习，从书本中汲取能量，从而在新社会进行人格转化。面对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乡村的沉寂加剧的是男性农民人格的不断矮化，男性人格的矮化暗示传统农民文化性格的全面萎缩。在断裂的社会形态中，封闭环境下的无序状态使得乡土生活与伦理结构迅速地走向崩溃，这都加剧了普通农民性格的扭曲化。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最发达的世纪，科学技术的冲击和在不成熟国度里的异化，使人类丧失自然主人和人类主体化的地位。它所导致的现代性的罪恶，不是古代或近代的杀君，而是杀民，是把更多的人推向绝境。面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黄胖也在生存绝境中一步步走向人性破产。当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的天道酬勤的苦干精神在现实环境中得不到任何证明时，人们开始转而对自己产生怀疑，人性也在这份持续的敏感中慢慢堕落。当危机开始侵袭黄胖的生存时，其人性也开始在生存面前进行恶性抗争并最终走上了典妻的道路。“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也都卖去了。我想，还是从你底身上设法罢。”之所以会走到典妻这一步，跟前文提到的小农经济也有很大关系。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整体上处在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一旦破产，整个家庭也就随之毁灭，政府基本上不会提供任何帮助。因此，当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再次袭来时，处在小农经济中的黄胖还是只能在小家庭为单位里挣扎，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应对，而王胖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走向了典妻道路。但“春宝娘”的典出严重伤害到了黄胖的尊严，所以当她再一次回归时才会又一次被嫌弃和嘲讽。这虽然是一种典型的男权主义的表现，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黄胖在自身人性畸形后对于自我尊严的一种病态维护。

人性扭曲异化后，人与人之间往往会产生严格的等级界线，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也加剧了人性的冷漠，使人失去了相爱和友善的能力，其结果便是导致道德上的虚无主义。

【参考文献】

[1]张之沧《论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开放》，东南大学学报，第2卷第一期。2000年2月。

[2]孙艳秋《中母亲的奴隶性及其根源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6卷第11期，2010年11月。

[3]俞晓霞《人的异化与复归――弗洛姆解读》，哲学百家，2011年第11期。

[4]徐红妍《人性・原始生命力・民间――论沈从文与莫言创作中的三种取向》，2005年4月。

[5]陈继东《沉寂乡土的痛――从两性生存的悲剧意识解读 》，现代文学，2007年第1期。

篇2

关键词：直过区民族；生产关系；小农经济；带头人模式

直过区民族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自然在其经济关系中体现出特殊的历史阶段性。景颇族便是一个典型的直过区民族，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景颇族寨子至今依然极度贫困落后，对其贫困落后的状况可以从生产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景颇族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在我国，一方面，直过区生产关系在解放后的一系列变化却并不完全是在其旧制度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基本上与内地地区保持一致，进一步说，并不是该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其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而是被外力强制变革的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景颇族寨子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是这是否能证明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下定论，因为在同一时期，国家对其支持力度――无论是政策还是财力也是持续不断的，因此这或许也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原因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可知，景颇族目前的生产关系有不适合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可能性，究竟是否如此有待于更进一步分析。

二、承包制、小农经济与景颇族发展

，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但在景颇族的寨子里，承包制的特点并不像内地农村普遍表现出来的那样。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了同样的经济制度产生了不同的生产关系。

以景颇族寨子――双降小组为例，首先，由于寨子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使得土地的管理难度很大，目前的状况是名义上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农民基本完全占有自家承包的土地，甚至没有分掉的集体地也没有人负责打理，基本上是谁家愿意种便占一块为自家所有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农民没有能力耕种除本家之外的土地，使得土地流转政策在当地几乎没有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地处偏远，不涉及类似城市周边或者内地较发达地区农村集体地的产权问题。综合来看，在双降小组以及类似的众多景颇族寨子里，承包制几乎演变成了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长期不变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这种小私有制。

其次，寨子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使得集体管理成本很高，给集体管理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农民的做法是在改革初期把田地分了，之后除了一些政策支持外，寨子外面基本无人负责所谓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等集体管理工作。同时，寨子里的人素质普遍比较低，无法担任管理工作，使得这里没有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是只有“分”，没有“统”的纯粹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和消费。

最后，双降小组地处山区，很少有大面积的平整土地，使得景颇族居住具有“散”的特点。同样的原因造成田地被分的极其散，居住地与田地的分散直接导致生产的孤立和分散。另外，本来田地较少，加上生产能力远远低于国内普遍的种植水平，使得粮食总产量极为有限，往往不能自给自足；经济作物种植也十分有限，销售所得几乎仅能购买日用必需品；牲畜也是各家各户小量饲养，即便有剩余也是在寨子内部流通。同时，人们的观念极为落后，很少鼓励出去读书或打工，往往安于现状。

综上，诸如双降小组的景颇族寨子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特点如下：第一，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第二，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第三，生产的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这些恰恰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小农经济的三个特征。因此可以断定，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景颇族寨子里基本上表现为小农经济。

但是，我们要看到，景颇族小农经济的产生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其适应该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其产生是被外力所推动，是在被强制推行的情况下，适应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形成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形。因此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可以看成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最适合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

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下，景颇族地区若要自行发展，形成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关系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历史积累。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应该依靠该地区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发发展，而应该采取措施促进其生产关系的过渡和发展。

三、带头人模式的集体经济

并不是所有的景颇族寨子都像双降小组那样贫困落后，一些寨子已经逐渐地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对这些寨子的发展实例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找到适合景颇族发展的合适道路。

如勐约栋村民小组原居住在山区勐约乡，后搬迁到景罕镇安置点。勐约栋人们生活的改善与其政府投入助其搬迁下坝有直接关系，但令其至今持续保持繁荣的关键在于寨子的经济管理。促使其形成科学的管理体系的人便是村党支部书记普勒业。

早在90年代初，普勒业在当地就已经是风云人物，当时他率先在当地发展养殖业、经营砖瓦厂加工获得成功。期间他先后试验种植过咖啡、甘蔗、麻竹、柑橘等十多种经济作物，带头学科技用科技，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生活水平。1999年至2006年，他又带头种植西楠桦、杉木250多亩，在他的带动下，勐约栋群众积极种植经济林达10余万亩，实现低产林改造；同时他按股份制管理的办法建立起勐约乡第一个优良柑橘――门帕桔子苗圃园，该园不仅每年创收5万余元，还被列为乡“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和党员“素质教育”学习实际操作技能的授课培训点；2005年，在乡党委、政府的关心帮助和大力支持下，他又投资新建麻竹粗加工厂，经过四年的发展壮大，目前可实现年加工鲜笋140多吨。

2008年，在普勒业的带动下，勐约栋小组成功搬迁下坝以及并成立村民理事会，共同研究决定全村的生产活动。成立专业合作社，分工明确，比如现有的160亩水田由5户人家集中种植，其余人家有的负责养殖，有的负责酿酒，有的在工厂做工，做到户户不养闲人。

针对景颇族人们理财意识弱的特点，勐约栋小组实行财务统一管理，由理事会管理各家各户的钱，各家各户买房子、土地、生产性工具、消费品等都需要理事会的审批。闲钱集中投资，建立农贸市场等。同时，成立专门的监督小组，负责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在普勒业的带动下，今天的勐约栋已经成为陇川远近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红旗飘飘工程示范村”。

勐约栋小组在经济管理方面均在逐渐向集体经济转变，但不是以前公社时期教条的大锅饭形式，而是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带头人的领导下，探索适合当地情况的合理的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由此可见，带头人模式的集体经济在实践上适合景颇族寨子经济关系的发展。

1.带头人模式的合理性分析

首先，从历史上，解放前景颇族寨子处于原始农村公社时期，家庭依赖于公社首领的管理与指导。解放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人们对于带头人（表现为政府）的依赖性无法消除。

其次，景颇族人们相比其他民族往往更加乐于接受政府的指导，更加乐于执行政府的政策，配合政府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其对带头人（现在表现为政府）的依赖性的现实表现。

再次，景颇族传承下来的文化多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文化，例如目脑纵歌，农尚文化等，很少有体现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景颇族人们的集体精神。

因此，在景颇族实行带头人模式的集体经济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有利于景颇族摆脱贫困落后，与其他民族保持同步的发展。

2.推广带头人模式集体经济的关键是教育

要真正推进景颇族地区经济关系转变，首先要做的便是培养出各个村寨的带头人，关键途径是教育。

针对带头人的培养问题，可考虑采取以国家为主导的定向委培模式，中央和省级财政拨出专项经费，作为对包括景颇族地区在内的直过区村寨的扶贫政策，甚至可以考虑从各个村寨定向招生。总之，必须采取特殊政策和照顾措施，以培养各个村寨自己的带头人，从而增强村寨的自身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康士坦丁诺夫.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4］ 云南省陇川县志编纂委员会.陇川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5］ 金学文.农尚文化研究［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2007.

［6］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篇3

“无讼”，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犯罪而无需制定和实施法律或者虽有则搁置不用。”[1]中国传统的“无讼”法律文化观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出于阶级统治的目的，使民不争，维护社会的安定，而培养的一种法律意识。该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因，总得来说在于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和儒家“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而架起它的物质基础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

（一）传统道德观念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而孔子则成为“无讼”文化的奠基人和倡导者。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一般被认为是“无讼”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其基本含义是没有或者不需要诉讼。孔子的“无讼”观“说明儒家会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社会。”[2]汉代以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改进和发展了自孔子而始的儒家学说。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等主张成为封建社会法律观的主干原则。“无讼”思想得到确立和发展，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追求。总体而言，儒家的“无讼”思想包括如下内容：和合观，讲求天人合一，礼法合一，推崇礼，讲求道德教化，反省内求，重人伦，轻法律。

（二）小农经济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一种思想观念的长期盛行，必然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使“乡村里的人口似乎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3]，这也导致了家族制度的发达和儒家思想的盛行。乡村是一个狭小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村民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和外界交换东西，这就消除了纠纷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在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里，以“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也很容易被接受，而对所有人、所有事都“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则较为陌生。这就导致了纠纷产生后民众宁愿选择调解，息事宁人，而不愿受诉讼所累，影响到日后的生产与生活。

（三）宗法制的家庭结构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与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相伴随的是以地域、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一方面，封建大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所属的大家庭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通过稳定家内秩序达到巩固国家统治的目的，官方承认了家族法的效力。因此，家长制的宗族制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起着缓冲法律对乡村秩序直接冲击的作用。对于家庭纠纷，通常家长作为调停者加以调停。这种调停，“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即使发生纠纷，也要相互妥协，和睦相处。”[4]中国古代的家族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就了国家承认家长、族长自主治家之权。[5]

（四）君主专制统治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

在古代社会，讼的实践一直被统治者认为是关乎民众对正当权益得以伸张的要求，被视为是对王权秩序的干扰和冲击，法律仅仅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前提。它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公众，使之产生工具性的法律认同，把法律单纯的视为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其作为普通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功能。同时，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争讼”本身是对和谐稳定的破坏，是百姓刁蛮、“人心不古”的表现，都是应当加以排斥和压制的。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宣传教化、劝讼、止讼；另一方面对“好讼”者采取坚决的镇压手段，决不姑息手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当以上三个原因不足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官府通常采取调解、拖延等方式。

二、乡村社会的“无讼”之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明清时期一样，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人们价值观念的移位等诸多因素，“无讼”观念的理论基础也发生动摇。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农经济的解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施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不再依赖他们的相互帮扶的结果就是村民之间开始变得淡漠。同时，随着外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队伍日益壮大，也突破了以前那种“以村子边界”的活动范围。这一系列的原因致使“熟人社会”的同质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一步也使“无讼”理念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纯粹基于“熟人社会”、“碍于人情”的伦理性“息讼”观念已经淡化。正如朱苏力先生所言“中国乡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而是‘半熟人社会’了”。[6]传统的以人情为纽带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开始逐渐的受到一系列的挑战，这一变化迫使“无讼”观念异化，但是法制的观念又未彻底的成型，所以当前我国的大部分乡村出现了一种无序的状态，既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消极“无诉”，也不同于法制化国家以法为本的解决方式。

（二）核心家庭的成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法律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7]这种所谓的核心家庭，正如所言的西洋家庭一样，“夫妇是主轴，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个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8]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至于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而是“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就加剧了。现代化的冲击使得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已经解体，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在预防纠纷以及解决纠纷方面的固有功能也日益衰退。“在这种新的秩序里面，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又是文化的最小实体。舍此则社会无以维系，传统无由立足”。[9]

（三）价值观念的移位

价值观念的移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传统道德的信仰，转而对经济地位的狂热。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确立。都市化的进展，识字率的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人们接触了更多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外的其他价值观念，同时也对既有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既而开始怀疑、思考，最终甚至批判。由于现代化进程迅速，村民接触外来思想的手段日益多样化，传统道德的束缚力也日益遭到削弱。对于经济的重视和强调，使得金钱的工具理性被无限扩张，即使是传统的中国乡村也进入了一个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物价膨胀的时代。[10]当贫穷被视为耻辱，原则被当作顽固的时候，有德的长者不再被人推崇，有钱的恶棍却被追捧，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无讼”文化观上的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由于法律在乡村施行的各种不合理因素，为了防止规则的阙如，因此构建一种自治制度，培养“无讼”的法律意识，使之农村内部能够自己解决相关的纠纷，法律只在起着引导和威慑作用，当穷尽乡村社会内部途径亦不能解决时，法律再以其平等的价值观念介入，可能是现阶段最优的备选方案。如何时最大程度的发挥该方案的功效，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加快经济发展

乡村经济相对落后是乡村出现价值观念发生移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人的重要标准，传统道德中的诚实信用、为人本分甚至转化成了贬义，人们对金钱的崇拜使得“从林法则”主导了很多人的与行为。纠纷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实力的博弈，这其中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经济实力。因此，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缩小村民之间的经济差距，至少在“以钱压人”这个层面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能相地促进精神文明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下一步道德重建的难度。总之，能过合理的方式，促使乡村的劳动力得到解放，提高家民的收入，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为道德的重建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有效地降低了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又能在纠纷发生之时，能够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解决。

（二）重建传统文化

在“熟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旧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考验乃至批判，而新的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所受到的束缚是非常微弱的。同时由于处在转型期，村民价值观不统一，因此选择的行为规范亦是大相径庭，最终也会导致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蕴涵于传统中的道德规范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欲望为最高目的，把其他人都视为与己无干的人，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11]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能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和混乱进行有力的矫正与修复。与此同时，道德教化对犯罪具有预防作用，可以使人们从心里认识到不应该犯罪，不愿犯罪或者不想犯罪，从而起到治本的作用。强调道德教化对纠纷的解决更为有效，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不仅可以化解矛盾，同时也可以起到减少纠纷、预防犯罪的作用。自然，对传统文化可以有选择地加以转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无讼”观念的范畴内，村民在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首先考虑“情”，其次考虑“礼”，再次考虑“理”，最后考虑“法”，依然值得推崇。[12]传统文化的重建的最终价值主要体现在建构一套这样的普遍存在的合理道德规范，从内通过自我约束、从外通过舆论压力来选择行为模式，尽可能的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三）架构自治组织

根据罗伯特·达尔的相关理论，架构乡村自治组织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并且是可欲的。同时，按照卢梭对于民主的观点来看，乡村无疑也是最适合民主制的。[13]赋予乡村自治权力的目的在于，通过村民之间的自治，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能够内部消化，并且在自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避免这些纠纷的发生，提高他们的预防意识。如果该村民组织能够进行有效自治，人们就将习惯自己解决自己可能面临的大部分问题，而不必事事依赖国家，尤其是在纠纷发生之际，并不必然选择诉讼这种成本过高的手段。村民自治的另一功能在于，它能显著的提高村民意识进而有利于消除因地域扩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自己乡村主人翁的观念，能够强化对乡村的认同感，消除被边缘化的感觉，最终使现阶段的“半熟人社会”恢复至传统的“熟人社会”。至于怎样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自治组织，囿于本文的篇幅，则不作过多的讨论。

结语

“无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良以消除其不良影响，既而适用于现代乡村社会里，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争讼本身是不好的，这种事不仅有悖于礼仪，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自然和谐。[14]相对于传统的“无讼”法律观念，本文所提及的经过改良的“无讼”观念，不仅能够将村民的人格从封建专制和宗族制度中分割出来，不再依附于其他人身关系，形成独立自主的纠纷解决意识；并且能够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加强权利观念。最重要的是，这种在经济发展、道德重建以及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无讼”法律意识，能够从根本上来减少纠纷产生的可能性，它不同于过去那种进行封建统治而发展出来的“无讼”法律观念。

注释：

[1]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3]：《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舒国兵：《浅谈儒家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何勤华，陈灵海：《法律、社会与思想》，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8]：《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0]艾素平：《“亚当·斯密问题”对道德重建的启示》，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1]秋风：《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载《南方周末》，2007-02-08

[12]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篇4

【关键词】小农 家庭农场 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环顾当今世界的农村经济，除了受殖民地时期大种植园传统影响的南美洲和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外，大大小小的家庭农场仍然盛行。西欧发达国家小农场主多次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舞台上强烈发声。即使是地广人稀且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北美大农业地区，也几乎是家庭农场一统天下。这是连激烈批评“小农经济”的人也承认的事实。全世界亿万自主经营的家庭农民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实践活动，向知识界关于农民、农业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到底什么是“小农”？何谓“家庭农场”？他们跟“资本主义”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在强大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笼罩下，自主经营的农民为什么没有消亡？现代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资本主义” ，还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中国农村一些地方新出现的大规模、商品化的农场是不是标志着“中国正在走进一个农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新阶段”①？最后，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无孔不入的、纯粹的、无异质的社会形态？

学界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小农与效率”②，政治学、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化小农”③。本文谨从历史学的角度、并主要从东亚的视角切入，对现代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再观察、再思考、再认识，尝试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小农”、“农民”与“家庭农场”

“小农”在世界历史上由来已久。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小农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两个典型。传统华夏文明号称以农为本。农民在“四民”中排位仅次于“士民”，而高于工商业者。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小农更被视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象征。实则历朝历代的“小农”都是专制王朝的“编户齐民”。像秦朝末年那样“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不给农民一点活路，或许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历代王朝层层加码刻剥农民，形成税赋“积累莫返之害”，即秦晖先生所总结的“黄宗羲定律”，却是不争的事实。④统治者对农民既征其税，复役其身、强行迁徙或固着其身，农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小农经济”其实徒有虚名。小农甚至根本没有自己的“经济”，他们跟近现代受民法保护的身份自由的独立农民不能同日而语。

东亚农耕地区自古以来人口众多，农村土地关系紧张，历来有农民小块土地经营和精细耕作的传统，这种情形迄今没有根本改变。笔者曾以当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个案来看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小农经营模式，这是因为：战后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有一场消除传统地主所有制的。台、韩所推行的都是在平均地权基础上的小农制度。发展战略学家因此而把台、韩同列为“基于单一（小农制）战略的制度原型”（prototype examples of systems based on a unimodal strategy）⑤。从所有制角度对它们的研究，显示了传统租佃制下的小农与所造就的现代自耕小农的区别。农业经济学家对小农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经营角度所作的研究。如台湾学者张德粹就认为：“小农经营制亦简称小农制，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内的大多数农业经营单位是很小的……这里所谓‘制’，并不是政府命令所规定的制度，亦不是由人民立法所定的法制，只不过是形容全国多数农场经营的方式。决定这个方式的基本因素是全国农民数和总耕地面积的比率。”⑥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马克思曾经列举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的古今两种小农所有制度：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殖民地，因为那里的独立农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⑦

《资本论》还曾谈到，15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⑧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农民的人身自由。农奴制的兴起曾使原本自由的农民沦为依附农民，而“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⑨所谓“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招牌后面”的“自由的自耕农”，就是实际摆脱了依附而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包括仍身负一定封建义务的公簿持有农、长期或短期租佃土地的自由农，以及自由持有农，即使后者也还要向地主缴纳少量贡赋。⑩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这是因为：

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

恩格斯同样关注小农。在恩格斯看来，小农即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和消费单位的农民，其所经营的土地面积并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恩格斯的小农定义符合历史与现实，在农民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一户农民的经营规模在不同的时空下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人口众多而土地稀缺的中国，在人均一亩三分地上精耕细作，也许就能养活全家。想要拥有“三十亩地一头牛”，可能已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换到大庄园大种植园主需要乘直升飞机巡视自己田产的南美洲大平原，30亩（不足5英亩）还进不了“农场”的门槛。同理，如果还是人拉犁耙甚至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一家人劳累终年也只能耕种十来亩地；如果资本和技术都高度集约化、各种涉农服务高度社会化，一户农民经营几千英亩、上万亩土地也能游刃有余。

有很多跟“小农”相关的概念，比如“小农户”、“小农场”、“小经营”、“家庭农场”、“家庭农业”乃至“农民”、“农户”等等。它们之间常常可以互通、互用。英语的“peasant”、“peasantry”可以译为农民，也常译为“小农”，既表示其职业又标识出其身份。“farmer”即“务农的人”，至少其主要部分是“小农”。他们的生产经营单位和消费单位合一，都是家庭、农户。他们拥有的土地不管面积大小，都可以被称为“家庭农场”。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跟“家庭农场”同样略带点洋味的名字――“家庭农场主”，或“小农场主”。 201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和在中国发展“家庭农场”的概念，尽管设置了“规模化、集约化”等“认定标准”，很可能将达不到这些标准的现存多数农户排除在外，但是从此以后不能再说“中国没有农场主”了。

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文语境里，“小农经济”和“农民经济”都可以通用，至少现时代的“小农”和“农民”所指实是同一群人众。他们有自主经营的土地，因而不是农村无产者，不是受雇于农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他们依靠自己家内的劳动力，有的也雇佣少量或季节性的外来劳动作为帮助，但不是依靠雇佣劳动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农业资本家、农业企业家。他们所从事的生产可能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也可以发展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或称“资本化”（capitalized）的产业。他们经营的土地可以是自家所有的，也可能是国有的，部分甚至全部从别处租来的、从“集体”那里承包来的、承受别人“委托经营”的（如台湾地区因立法规定禁止租佃，所以第二次农地改革允许以“委托经营”的形式在农民之间流转土地，当局宣布“委托经营不以租佃论”），以及通过其他任何合法的途径获得的。但由于拥有人身自主和独立经营的身份，他们是自己的主人而不隶属于其他任何“主人”，可以自由地迁徙、自由地扩大或者出让自家的财产、自由地结社协作，也可以自由地退出结社，所以都是“自由的农场主”。在中国，他们由历史上国家控制下人身不自由的农民脱胎换骨而来，中间曾经作为被捆绑在一起“吃大锅饭”的社员；在西欧和北美，他们的前身是马克思当年所论述过的自由农民和殖民地的“独立农民”。

在前引《资本论》关于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那段话里，马克思再三讲到的“这种生产方式”，即自由的、独立发展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资本论》其他章节也反复使用了这一概念，比如说“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始终都把自由的农民“同家人一起”的独立的经济活动看作一种生产方式。这种“农民的生产方式”既不同于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农业资本主义。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反复谈到农民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这些都证明：有没有这样一种 “农民的生产方式”，至少在马恩的话语系统里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农民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历史命运是怎样的？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是不是已经被“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战胜，它的主体――自由的、独立发展的农民是不是终将在全世界走向消亡？

小农的历史地位：从马克思到列宁

从前引《资本论》可知，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现代小农历史地位的“两重性”――进步性（以革命的手段扫除封建义务，取代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过渡性（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过渡阶段，最终将被资本主义大农业取代）。

在19世纪末有关农民问题的论争中，考茨基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大经营与家庭小经营，从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率的角度重申了小农的两重性。考茨基提出，虽然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大经营无论在节约土地、节省人力畜力、技术改进还是在信用和商业方面，都优于小的家庭经营。但是，大经营的发展遇到众多障碍：现代农业仍然和家庭经济紧密联系；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不能象工业生产资料那样无限增加；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式的集约化方向发展，使经营面积的扩大受到限制，而私有制对小块土地所有权的保护阻碍了大经营所需要的土地集中；完全丧失财产的农民大批离开农村为大工业和城市吸收，使得农业大经营难以得到必要数量的完全的雇佣劳动者。在所有这些方面，大经营都面临小经营的对抗。小经营对抗大经营的武器，是劳动者最大的勤劳和努力以及极低的需要（比雇农的需要还要低，满足于最简单的生活）。由于以上原因，大地产不仅不能消灭小地产，德、英、俄等国政府还迫于农业危机，颁布法律奖励移殖或分配给农民土地，人为地创造小规模经营。

考茨基考察了土地集中与碎分、大经营与小经营两种趋势并存的原因。他看到小生产和小农的生存能力超出早先人们的预想。由于大生产相比小经营的优势必须以“在其他同等条件之下”为前提，而现实中存在着众多限制大生产的条件，这就使得小经营得以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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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各大宗教都有所发展，尤其是作为国内五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其发展规模及速度都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并且其信徒人数的增长也是令人瞩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信徒的人数增长速度较快。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指出，农村基督教带有功利性特点。

一、功利性的体现

在农村基督教信徒中，信教功利性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寻医治病，祈求身体健康。在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较为落后，使他们看病成为困难，生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极为担心的事。在《圣经》中记录了有关稣在传道途中给贫穷残疾者治病的故事，据圣经《新约》记载：公元28年，耶稣在加利利开始公开的传道和治病活动。因而他们相信只要诚心向主祈祷，主就会保佑他们，使他们的病得以治愈。例如杜景珍在对苏北某村庄的基督徒调查中发下因谋求上帝保佑合家健康而入教的占75%，“靠主得平安”是这些教徒的普遍信仰，认为靠主是病愈的根本原因，吃药只是治病的辅助行为。在许多地方，只要有一个人因为信仰基督教而其原有的疾病痊愈奇迹发生，就能够带动一家人、一族人、一村人甚至一个地区的人皈信基督教。①

2、孤单寂寞，寻求精神寄托。近几年来，尽管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快的提高，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较为单一，很多地方的基层组织村委会基本上很少组织一些社会娱乐活动，难以满足他们越来越高的精神生活，从而使他们感到精神空虚。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农业机械取代了大部分人力劳动，使他们的农忙时间减少，空闲时间增多。并且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很多子女不再与父母共同生活，使得他们的情感联络和经济往来减少，导致孤独感的产生。而教堂教会经常组织一些宗教活动，如:唱诗班、做礼拜等，从而提供给他们一个聚会和娱乐的场所，排解心中的孤独。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对基督教的聚会和仪式有兴趣，而对基督教的本质和精神了解的却不是很多。

3、自身遭遇不幸求指引。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挫折，当他们无力改变时，就会救助于神灵。而对于他们来说上帝不过是自己原来信仰的神仙菩萨而已，因此总是认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的，希望上帝能够改变自己不幸的人生。②

4、祈求平安消灾免难。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发生，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有旦夕祸福”，人们将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归为神的领域，希望祈求上帝，从而得到帮助。

5、祈求衣食。虽然当今经济发达，但是在农村地区，物质生活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她们希望通过祈求上帝，来获得更好的丰收，来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希望自己也不愁吃穿。

二、功利性特点产生的原因

信徒这种从功利目的出发而信仰基督教的现象，必有其原因。下面做以简单分析。

1、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首先，中国民间信仰自身除其普遍性、分散性、自发性之外,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强烈的功利性与实用性,这些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其他宗教的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也具有了某种强烈的功利与实用特征，正可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事到临头抱佛脚”。其次，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已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思想理论界并不讨论神的问题，也不讨论人与神的关系问题，重人事轻鬼神，重实用轻思辨。③这导致了民间信仰以祖先崇拜为重心的特点。而基督教是一个“不敬祖宗及诸神灵”④的宗教，因此基督教在传教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合，走上“本土化”的道路,例如在祭祖问题上、节日礼俗、婚丧风俗等方面，将基督教的节日与中国风俗习惯相折衷，这让原本对基督教陌生的民众产生了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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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富；资本增殖；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家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4-0091-01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财富似乎有一种先天的“过敏反应”。虽然现在保护私有财产已被写入共和国宪法，但仍有不少人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似乎仍然存有偏见。这种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小农经济观念，几乎深深烙印在从都市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而它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对投资者，对民营企业老板创业的理解、宽容、认同和褒扬，它可以反映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文明和进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培植全民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理念，有赖于创造更加适合民营企业家创业和大显身手的环境和土壤。

1 阻碍民营企业家崛起的文化背景

对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或桎梏，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很久以来，中国人对财富、资本、资产、金钱、利益等美好的词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冷漠甚至恐惧。尤其是将上述词语与个人、私人组合在一起，如个人财富、个人利益，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得以批之。在主流意识的词典里，财富、资本和金钱，似乎就是罪恶的代名词。“财富是万恶之源”，“财富是洪水猛兽”，“财富是罪魁祸首”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几乎打上深深的烙印。

在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祖师爷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早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言义不言利”和“为富不仁”之训。他们的经典著作便是《论语》、《孟子》。我们的文人墨客自然不喜欢“铜臭味”，甚至“视金钱如粪土”。从上到下，以农为本、重农轻工、重农轻商、重农抑商。人们普遍认为“无商不奸”，视商人为“奸商”，言下之意，凡商人、富人，皆非好人。几千年的农耕习俗，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财富有限，人口众多，如此“僧多粥少”，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一旦谁拥有财富，它定会是血腥的、有罪的。在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谁积累财富，似乎必定是“不义之财”，必定是不道德的。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和仇富心理，乃是小农经济社会最普遍、最盛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

据报载，在一个就“富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的随机调查中，16个被调查者描述富人形象时全都提到了“包二奶”。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先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讲道：“现在还有大量影视文学作品妖魔化企业家，都是写一个老板如何坏，一个书记如何好，有一个著名作家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折》，我觉得偏见就很严重。

这种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小农经济观念，显然与现代市场经济观念相去甚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恐富、仇富心态必须消除。

2 创业民营企业家的现状

现在，中国又流行有一种“原罪”说。其实，“原罪”一说，乃是西方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之一。基督教的原罪论，是一种泛原罪论，即人人都有份，人人都要赎罪，祈祷，以求得到上帝的宽恕。但在中国，它是有限定范围的，它似乎专指追逐财富的人，专指那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和增殖的人，咬定创业民营企业家有“原罪”。

谁都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出身”不好，过去不仅要像“黑五类”一样“入另册”，而且常常要作为受排斥、受打击的对象。有一首流行甚广的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当初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像那个没娘的孩子，就像一棵草。我们的国有企业有政府的支持，财政的扶持，有银行的无息低息贷款，享受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呢？在体制外生存，在夹缝中创业，偶尔钻一下政策的空子或漏洞，打打球而已。有时也会做一些有违自己愿望和良心的事，有的甚至铤而走险，以图取企业发展。然而，正是因为它是野生的，享受不到“特保儿”的待遇，它的生命力特强，特旺盛，充满着勃勃生机。著名经济学家曹思源先生用唐诗比喻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是说，它的蓬勃发展，是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私营经济，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历经苦难，饱经风霜，如今终成正果。由随时被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们能有如此地位，是来之不易的。

“原罪” 论者常常引证道：一些民营企业家早期的财富积累或资本原始积累，见不得阳光。他们或投机倒把，或贩买贩卖，或买空卖空，或制假卖假，或偷税漏税，或走私，或贩毒，或欺或诈或行贿……总之，为达到赚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原罪”论者看来：资本原始积累乃是最肮脏的游戏，是骗人坑人的资本魔方。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创业之初，既没有继承遗产，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更不可能享受财政拨款，基本上是白手起家。若一棍子将他们统统打入“问题富豪”之列，指控他们有“原罪”，显然是不公的。

如果按照“原罪”论者的逻辑，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要将所有犯下“原罪”的民营企业家绳之以法。当然，对于真犯下现罪的民营企业家，理应按律查办，绳之以法。比如，对制造、经营假酒、假药、假奶粉的违法厂家、商家，理当依法查处，决不能使其逍遥法外。而当代中国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的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们，既照章纳税、合法经营，又吸收就业、创造产品、提供服务，他们是需要鼓励和支持的。

3 时代呼唤着民营企业家崛起

一个社会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如果企业的状态正常，社会就有很强的生产力；如果企业搞得七零八落，这个社会生产力便不会得到保护。而企业的领头人便是企业家。如果我们缺少企业家这样的人物，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便会受到巨大的破坏”。据称，一位拥有资产过10亿的民营企业老板曾吐露出这样一句话：“其实谁也不会相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弱势群体”。

的确，在我们的社会，来自各方面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非议、歧视甚至仇视，似乎远远大于他们所得到的理解、认同、宽容和褒扬。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5.3%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这也就是说，几乎近95%的人不认为中国富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或说几乎近9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财富是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取的。

不可否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述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培植全民的财富积累、资本增殖理念和企业家精神，以及对创业民营企业家的理解、认同、宽容和褒扬，国家都给予了不少鼓励与支持。

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条件产生的。从其降生之日起，便饱经风霜，他们是体制外（计划经济体制外）的产儿，只能在夹缝中或荒野中破土而出，在极小的生存空间中甚至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求得生存。恰如清代画家郑板桥题竹石的诗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多么艰辛，多么顽强，多么执著。茅于轼先生指出：“在创业的民营企业家中，失败的至少占一半。所以不要以为成功是必然的”。可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创业，其酸甜苦辣，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对创业民营企业家的宽容精神。这或许是一种社会和时代文明及进步的表现或标志。

勿庸置疑，中国的劳动力过剩，但企业家却是一种稀缺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家，包括一些被定义为“问题富豪”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逐鹿商海，积累财富，实现资本增殖的创业理念和创业实践，无疑将成为后人学习、借鉴和研究的难得的真实案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曾经指出：“社会进步的力量靠企业，企业进步的力量靠企业家，企业家进步的精神靠创新开拓和合作精神。”著名经济学家晓亮先生也曾叹曰：“企业家是中国最缺乏的一种资源。中国要想富，中国经济要想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培养出千万个好的企业家。”

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增殖理念和创业实践，同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同儒家传统文化的利益观、财富观、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切不可“抱着昨天的理论不放”，我们必须向几千年农耕社会遗留的小农经济观念挥手告别！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呼唤着全民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增殖理念的觉醒，呼唤着千千万万创业民营企业家的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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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当代社会的信用危机

1. 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信用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政府官员,都越来越多地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经商的人也日益增多。由此带来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际之间的丰富交往。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乃至个人与政府、组织与政府、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易和交往都更为频繁,交往范围更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限”可能的交往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但是,表面上“无限”的交往频度背后是人们非常“有限”的交往深度,人们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却似乎永远地丧失了交往的“亲密”。人们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难以建立信任了,哪怕曾经是两小无猜、亲知近邻。“杀熟”这一名词所昭示的,是人们不再珍视信用。地球“村”没有乡村里温馨宁静中的朴实与坦诚,没有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相反,现在的乡村却日益沾染了城市之风,农民也开始用自己的信用换钱而最终在几年间毁了几千年积累下的美德。信用,真如当年鲁迅所说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1]。

对此,许多人深感忧虑,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背后依然涌动着暗流:我们正在面临着巨大的“信用危机”。[2]人们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短期行为以及不讲信用大行其道。……从产品信用到市场信用,以至于整个社会信用存在全面短缺”[3]。这导致“当下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4]。人们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自己的行为却又充满了投机取巧、见利忘义的色彩。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林毅夫教授指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处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个人信用更为落后,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商业信用传统也大大削弱。”[5]

更让人们忧虑的是,信用危机带来的现实影响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虚假广告遍地,企业之间三角债、银行呆坏帐、信用卡诈骗、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造成全社会的信用危机感,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同时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及各种诈骗活动也大量增加,失信泛滥进而降低社会道德水平”[5]。信用危机“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加大了交易风险和成本,阻碍了市场主体间的正常经济交往,压抑了资本的活跃程度。反映在社会层面就是扭曲了社会评价体系,品行信用恶劣者无论从社会评价上还是经济上都不用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是只要有钱便成为人人景仰的英雄。”[4]。信用的丧失也影响到了国际贸易,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西部各省、区政府引资的热情不能说不高,出台的引资文件不能说不优惠,但目前引资的效果却并不是十分理想。……国内外资本没有滚滚流入商机巨大的西部地区市场”,重要的原因是西部的政府和企业还缺少良好的信用。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撤回投资“不是大陆没有市场,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业信用和商业道德太差,应收账款收不回来”[6]。而我们知道,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信用,企业没有信用,甚至政府也不讲信用,那么交往、交易以及其他正常的社会生活都将难以进行。因而有人认为:“如果任这种信用沦丧的局面持续发展下去,不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将变得遥不可及,而且还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滑坡,从而使依法治国失去最根本的道德支持。”[4]

2. 理解信用危机的社会科学方法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人们在寻求着解救之道,如建立信用数据库、信用中介、信用排行榜等等。但是,治病必须先诊病,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会出现“信用危机”?根本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信用制度的建立、道德的约束、政府的管制和法律的规范之上,那么这些措施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帮助吗?如果不能,应对“信用危机”的基础条件究竟何在?

在有关“信用危机”成因和解决之道的理解上,大致说来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种是道德哲学的[7],一种是社会科学的。人们通常采取的是道德哲学的态度,得出的答案是,“守信”是一种美德,因此背信违约的人都是道德败坏;或者换一种表达,是认识上的错误或者观念上的落后。[8]但是,这样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为什么“缺德”和为什么“失信”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表里之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9]我们常常把一些不守信用的行为称为没有道德。但把信用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除了由此引发出的“道德义愤”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借以展现的社会良心,我们无法从这一进路获得更多的启示,更不要说是解决的办法。把问题归结为道德败坏也就意味着终结思考。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选择另外一条进路。

我们或许都曾经向别人发誓诸如从今天早起床一个小时之类的事,但是我们似乎都在随后的日子里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铮铮誓言总会被起床时的困倦之苦所压倒。这个事实似乎表明,我们总是从衡量“当下”的、可以确知的快乐和痛苦——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成本和收益——出发来选择行动。如果我们向别人承诺早起床而没有履行,而对方也很看重这个承诺,比如他是你的老板,那么即使是这样轻微的“违约”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失信”。进一步讲,即使是很少的人履行了诺言,那么他们也不是因为履行诺言本身是一种美德,而是因为看重了早起所带来的长远利益,如身体健康、学业有成、领导赏识,等等,这和不起床这一与之相反的行为选择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是因为履行诺言对人们有利而促使“应当守信”成为原则,而不是“应当守信”这个原则促使了人们履行诺言。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别人守信而自己不愿意守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要强调“信用”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是否有信用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守信是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守信;相反,如果背信比守信更有利可图,那么人们就会背信。这就是经济学和法学上所津津乐道的“有效违约”。而这样一种理解也正是本文所采取的进路。 不过,这样一条进路只是从方向上引导我们把握“信用危机”的一般原因。要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下,人们都很珍视“信用”,而当我们向市场经济这个更为高级的经济形态迈进的时候却反而要面临“信用危机”时,我们还要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语境出发来具体分析。

二、 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的摧毁

1. 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信用制度

中国古代是一个珍视信用的社会,我们历代传下来的古训正表明了这一点:“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等。而这与当时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都大体类似,都遵守相同的生产和生活的规律,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对此,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农业和游牧业和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10]7“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10]21

在这样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的“社区”中,人们彼此都是熟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10]22,7而且,这种“熟悉”也是因为相似,“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10]22。

深入的彼此了解是传统信用的根本。以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无邪,造就了人们之间的亲密、默契与知根知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信用是根本不用强调就通行的规矩:“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0]10。退一步讲,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想要坑蒙拐骗也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日常的交往规则也全都是彼此默会的,稍有动作就会被察觉。人们之间太知根知底了,即使“一次两次”骗倒这些憨厚朴实的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在一个人口不怎么流动的地域,“再三再四”就几乎不可能了。

更为重要的是,信用是一个人在熟人社区的生存之本。一旦丧失了信誉,生存本身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小农经济的定居和熟人的特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隔绝和束缚。在这样的社区中,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就被完全隔离并监管了起来。因为人们既走不出这个圈子,又每天都在这个圈子的注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区的依赖也是格外强烈的,因为即使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但在其他方面也仍然需要群体的帮助。[10]9如果失去了信用从而没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那么一旦遇到天灾人祸、遇到诸如水利、安全保卫这类只有群体才能应付的事情,这些人就会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我们知道,以上所说的那些需要群体应对的困难在古今都是经常发生的。显然,在小农经济下,信用成了生存最大的保证。

这样的生存境地是给定的,因而守信用也就自然会成为人们的天性。“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需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10]10以至于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信用”根本就不是个会被提出的问题。信用就是道德,就是习惯,就是天性。

在计划经济下,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这两个特点丝毫没有改变。农民不允许进城的政策、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单位”以及各级党政组织的建立,反而强化了这一特点。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思想高度统一,“忠诚可靠”的成为了人们行为的榜样,“不老实”的“坏分子”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就让有贼心的也没了贼胆。所以这一时期,信用甚至会比小农经济下更好。

2. 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信用制度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越来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人们活动的空间大大拓展,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人口在大范围流动起来;人们日益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彼此的观念趋于多元,竞争激烈、风险加大、权威削弱,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急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个体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逐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首要目的,人们摆脱了地缘、血缘的束缚,生活自立、选择自主和责任自负成为了现代人的特点,而这些因素对传统信用的冲击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人口的流动和关系的陌生,就使得人们之间不可能有很深的了解,不可能建立起小农经济下那样无间的信用。“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凡事事先都)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10]10“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10]10-11费先生的剖析实在是鞭辟入里。传统的信用是扎根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乡土社会中的,有其存在的需求和现实条件;现在“时代不同了”,人口定居和熟人社区一去不复返,传统的信用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现代的人口流动、机会增多、变革加剧和权威削弱以及个体的自立自主都使得现代人受到的束缚和控制变小了。换句话说,人们也具有了打破传统信用的可能。

在今天激烈变革、追名逐利的社会之中,信用越来越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生存,更别说发展了。“老实人吃亏”、“老实就是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新标准,精明算计成了人们立足社会的根本。正如亚当?斯密所分析的,现代人的自私和理性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激荡中不得不为的生存之道。[11]传统的信用不但不能帮助人们适应时代,甚至往往成为了自设的樊篱。这时,打破传统信用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会成为意愿。

现代的社会环境和个体特点使传统的信用不再具有存在的基础,也不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保障和有利的行为选择,因而也就不再为人们所珍视。我们可以看到,无疑是市场经济与现代化一手促成了这一切的变化。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市场经济在打

破了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以及与之休戚与共的传统信用之后,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新的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信用。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边是传统信用的瓦解,而另一边却是现代信用的缺失,出现了信用制度的“青黄不接”,信用危机就由此而来。 信用危机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不以我们的好恶和意志为转移,而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人们对于传统信用的丧失是非常痛心的,甚至以此来批评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但是,这些批评的道德色彩过于浓重,对于理解问题本身并无补益。如果我们抛开感情因素而冷静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既然打破传统信用是市场经济展开和推行的必然结果,那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放弃传统信用,在选择了市场经济后又来批评市场经济毁掉了传统道德就没有丝毫的道理。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我们要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就必须承担传统信用衰败的后果。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多彩的现代社会,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惮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经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被刻画了出来。

因此,我们只有在正视市场经济进程中信用危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才能找到解决之道。道德的批评和一时的意气最终只能成为我们逃避现实和推卸责任的借口,而于事无补。我们要做的,不应是发牢骚和谈感慨,而应是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所提供给我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心平气和的思考,寻求应对的良方。

三、 市场在克服信用危机中的基础性作用

1. 信用危机非市场解决机制的困境

面对传统信用危机,呼声最高的是引入政府干预、颁布相关法律和加强道德教育。许多人呼吁:“信用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最起码的基础。”[4]“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注: 这一口号目前颇为流行。参见刘晓辰:《构建诚信责任对市场规范意义重大》,2002年7月15日《中国证券报》;梁庚水:《信用是财富》,2001年8月2日《茂永晚报》;李雯:《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理论与探索》2003年第3期;《呼唤信用经济》,2001年12月17日《福建日报》;任保平、钞小静:《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秩序建设的信用制度供给》,《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并且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大力培育社会信用观念和意识”,“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13],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和信用制度缺失的现象有一个根本的改观,为建设市场经济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4];促进“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即使用信用的规范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业的监督和管理”[5];“加强法制建设,要维护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和危机中的权威性、严肃性,把社会信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14]。

这些观点显然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信用危机,必须强化道德教育和由政府与法律加以有力的引导和干预。[15]林毅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市场自我规范也有缺陷,比如监理公司有可能对施工队进行过分的干预或者收到施工队的好处而不负责的进行监督管理,政府要做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些情况的出现。”[5]

2. 市场对重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中有人会利用权力寻租,但是政府不会寻租么?难道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不是更有寻租的动力?愿望良好的人们显然虚构了一个公正无私的“理想政府”,并且忽略了市场自身的巨大影响。这个“理想政府”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此强调政府管制的结果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会阻碍市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认,“市场有自我净化功能,可以通过制度的选择和安排来实现”。他举的例子也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家居装修市场,存在着偷工减料、不按标准施工、以次充好等不守信行为。针对这种现象,北京就自发地出现了‘居然家居市场’,进入这个市场的工程队,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规范,报价设计合理、操作规范等,这样就把信用好的施工队和街头‘游击队’区分开,进入这个市场的施工队信誉好,生意好,取得的回报也好,市场的这种安排使守信者得到收益。同时,家装还需要专业信息和专门人才,市场上就出现了专业的监理公司,为业主提供服务,帮助他们考查施工队的操作行为、用料情况等,杜绝了施工队可能的失信行为。”[5]不仅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在逐步克服信用危机,西方国家的经验也可供参考。“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信用号码和由专业公司做出的信用报告,以供任何公司、银行和业务对象有偿查询。若个人信用差就有可能被打入黑名册,直接影响到经济生活。”[16]依靠市场自发建立的这些消费者信用报告,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消费信贷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信用制度已经相当成熟。[17]这些例证都说明了林教授强调的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

信用的建立需要也只能以市场为基础。面对着这样一个瞬息万变和无限丰富的现代社会,政府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18]同理,人们往往把责任归结为政府,也是走错了路:信用制度建立缓慢的原因不是政府的阻挠或者延误,而是制度本身缺乏支撑的基础,建立起来也是空中楼阁。而市场的完善,是一个公共选择,需要量的积累。[19]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目前个人信用消费已占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以上,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社会经营活动的80以上,纯粹的现金交易方式已越来越少。即使在个人支付活动中,信用付款方式也已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在奥地利,信用制度建成已久,奥地利国民对使用信用卡和信贷消费早已习以为常。[20]

要解决信用危机,必须首先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重塑信用的基本机制,认识到市场本身的基础性作用。那些把信用危机看作市场的阴暗面从而过分强调通过规制和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的观点是舍本逐末。这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许多人把解救之道放在了政府、法律和道德观念之上,而市场在这个时候成了盲点。市场经济摧毁了传统信用,也必然要依靠市场经济来重塑现代信用。[21]85-88法律只能成为辅助的工具,而道德说教已经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改变信用沦丧的这一现状,简单的呼吁是苍白的,毕竟不讲信用,而轻松获得利益的诱惑胜过任何谆谆教导”[4]。

四、 市场机制下的信用特点及其建立条件

  1.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特点

既然要从市场经济本身来寻求信用危机的解决之道,我们就必须从把握和依照市场的经济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特点着手。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人们是否珍视信用是一种在特定时空内的趋利避害的行为;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跨地域的大规模经济,它在最大限度上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并使现代人的利害算计成为了生活的首要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现代信用的生命力必然不同于小农经济下的传统信用,它必须能够在大的时空格局中成为人们利益的有效保障,否则就没有意义。现代信用的基础不是固定的居民、熟悉的人群、稳定的社区,而是流动的人口、陌生的个体、变动快速的社会。现代信用对于现代个体(包括个人、企业以及某些时候的政府)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它能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最大可能的促成这些不断流动的、陌生的、自利的个体间的有效合作。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作为现代的合作机制,其运行的效果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

。[注: 参见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而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的首先是信息问题。市场经济的跨地域性和交易双方陌生性就使得交易所必需的信息很难获得。现在为人们所乐道的国外“信用商品”、“信用消费”就是为了解决交易信息问题而产生的。[23]与信息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交易安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不但跨越的范围广阔,而且标的也往往非常大,在缺少信息的情况下,信用本身就是一个安全的信号,可以成为规避风险的指示灯。[23]品牌和商誉正是作为一种现代信用,来标识和保证交易安全。 至少就传递信息和节省交易成本而言,一个有信用的现代个体更有利于促成交易,促进投资和资金流通。因此,实际上现代信用本身就成了非常有价值的无形资本。之所以出现假冒伪劣的行为,恰恰是假冒者要搭现代信用的无形资本这个便车而引发的。近年很多大企业纷纷推出“信息论坛”等类似的大型研讨会,许多学者纷纷对信用问题发表看法,“信用危机”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价值。显然,正是在这里,现代信用开始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我们也进一步发现了现代信用与传统信用的一个不同:传统信用,用先生的话来说,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近乎天性的习惯,而现代信用是基于人们理性算计的功利选择。一句话,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信用就是一件商品,虽然是比较特殊的商品。但是,市场经济中哪一件商品不是特殊的呢?

因此,影响现代信用的首先不是所谓“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法律的规制,而是参与交易的个体对信用价格的判断;信用制度能够起作用的前提也并不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如何的先进,而是因为这个制度能够把每一个不同个体的信用价格充分和真实的标识出来。换句话说,现代信用的确立首先是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它的建立则必须依赖对市场中每个个体的信用“实际定价”。这也就是张五常教授反复提及的弗里德曼的名言:“人的灵魂是可以出售的。……人各有价!”[24]

2. 建立现代信用制度及信用定价的困难

既然信用定价可以解决信用危机,为什么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呢?其困难在于,从意识到“信用有价”到能够较为便利地对每个个体信用进行定价,这中间的距离仍然是非常大的。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目前炒作得很热的所谓“个人信用制度”、“社会信用制度”、“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以及相应的“信用消费”和现在大力推行的“学生信用贷款”等等,虽然都是很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当前信用危机的解决办法,都表明了人们的热切愿望,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每个具体的个体信用进行实际定价的问题。人们期待的那些信用制度短期内都不能帮助定价,反而要以个体信用定价作为运转的基础。

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分期付款购车、购房这类商业交易中,商家(银行、保险公司以及经销商)并不认可所谓信用记录和那些信用中介,甚至不完全相信自己以往的信息记录,而都要从头“层层盘查,真可谓‘宁可少贷一千,不能错贷一人’。购房贷款要清查一遍,汽车信贷要清查一遍,反正只要是与信用沾边的事,都要从头再来。”[26]对风险的恐惧是贷款方或担保方设立层层关卡的重要原因。银行、保险公司、经销商都没有错,试想谁愿意将钱借给不知根知底的人?但问题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何时是个尽头?对于一手托三方(厂家、经销商、消费者)的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对小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到国家拉动内需来说,信用消费都是一把难得的“金钥匙”。然而,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缘何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呢?难道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的?波斯纳的目光很敏锐,他看到了“信用消费,是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的”,人们认识到了信用的价值,但是在具体定价过程中,“这把在国外屡试不爽的‘金钥匙’……带到国内就锈迹斑斑”。“主要问题之一就出在政府有关部门上(对个人资料发掘权应该由政府享有)。在老百姓遭遇到信用消费的诸多麻烦手续后,尽快建立信用制度成了长期以来老百姓的一致呼声,然而遗憾的是‘建立信用制度’一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耐不住性子的一些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信用评价体系,各自为政,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一些消费者往往在某金融单位信用良好,而在另一金融机构信用为零。购房贷款与汽车信贷也同样遭遇着‘信用割据’的尴尬:购房时信用与购车时的信用依旧‘老死不相往来’。信用的一统已迫在眉睫。”[25]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在如今颇为普遍但也颇为怪异的现象:人们一方面承认信用有价,另一方面,在实际定价中又不得不否定信用的价值。于是周而复始的信用“盘查”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因为“个人信用”这种商品刚刚投入市场,市场还要反复的加以估量。这时无论是民间组织、中介机构还是地方或中央政府都无法通过建立几套制度或颁布几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信用定价最终只能靠市场本身来实现,这同其他商品的定价并无差别。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必定信息不完全、存在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市场是定价的最佳系统。

“信用定价”困难除了这个一般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信用不但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每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很可能同市场对之的定价不等。西方国家常常会出现的信用卡透支欺诈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次级贷危机是新近的例证。即使现代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可以很便利地为每个个体定价,由于个体自己认为自己“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也还会出现信用欺诈的情况。问题的实质在于信用存在双重估价:一是别人对一个人信用的估价;一是这个人自己对自己信用的估价。当代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用商品的外在估价和内在估价不同这一特点。

中国社会当代的“信用危机”不应笼统地归结为“中国人都是不讲信用”甚至大而化之地指向民族素质,而是因为具体的信用定价机制没能及时建立,人们在一时没有办法给每个个体信用进行简便定价的情况下,只能把信用的价格压低,甚至确定为“零”。3.克服现代信用危机和完善信用定价制度的长期性

由于信用定价的上述特点和实践困境,现代信用危机的克服和信用制度的建立势必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功近利的政府干预只能导致欲速则不达,因为信用定价既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信用有价”、“人各有价”也并不全是政府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的功劳。我们必须一直坚持的思路是从市场经济本身和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人的特点来理解这个问题。[26]而按照这一思路,最终决定人们行动的只能是每个人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

当然,这并非是说政府和法律不该或者不能起作用。美国次级贷危机的发生的确在提醒我们注意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我们不能把政府和法律的作用作为基础性作用,市场才是基础。[27]那么,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呢?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抬高一个社会中信用的平均价格。而提高信用平均价格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个是惩罚背信行为,一个是奖励守信行为,即分别提高背信的成本和守信的收益。一个人不守信付出多少代价,也就意味着这个被背弃的信用价值多少,同样,一个人守信的收益也可以度量信用的价格。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即使是对某一个特殊个体的惩罚或奖励也都意味着在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信用价格进行调节。每个人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提升和降低自己信用的价格。

篇8

[关键词]大学生 公德 教育对策

[作者简介]姜丽萍（1965- ），女，黑龙江黑河人，黑河学院美术系，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工作；张鑫（1979- ），男，黑龙江黑河人，黑河学院美术系，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工作；杨静（1976- ），女，黑龙江黑河人，黑河学院美术系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黑龙江 黑河 164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中俄大学生公德状况比较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5-0069-02

“公德”是道德体系中的基础层次，是与“私德”相对的。“公德”是指与国家、组织、集体、民族、社会等有关的道德，它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公德是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稳定和谐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社会公德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重视大学生的公德教育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于应对世界竞争的需要，都特别重视大学生的公德礼仪教育。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大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既是文明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又是社会文明的创造群体。大学生是青年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在社会公德方面应表现出较高的文明素养。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促进其形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大学生公德状况却不容乐观。在2010年南京某高校的一次调查中，居然有56.7%的人根本不相信有从未作弊的大学生的存在。这不仅反映了一个诚信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规则意识不强。

世界各国的社会公德内容在具体文字表述上虽然不同，但是基本内容都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为上主要有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爱护公物、维护公共秩序及举止文明、尊重他人等。在各国文明进程发展中，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

一、大学生公德状况

1.文明礼貌方面。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古人说“不学礼，无以立”，中华民族素来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见义勇为、谦恭礼让的文明礼仪之邦。每个华夏儿女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体现自身的气质与素养。但是近年来大学生的文明礼仪现状堪忧。在公共场所，常常出现大学生衣冠不整、不扶老不携幼、不同情弱势群体、不尊重女性、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吸烟、大声喧哗等现象。黑河学院的大学生到俄罗斯进行交流活动之前都要接受培训，避免其到国外发生此类事情。

2.遵纪守法方面。遵纪守法是社会公德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条件。我国大学生不守法、不守纪、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严重，闯红灯、论文和作业抄袭、助学贷款不还等现象司空见惯。

3.爱护公物、保护环境方面。爱护公物、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我们经常在公共场所及校园内，看到大学生打碎路灯、破坏坐椅、踩踏花草、毁坏文物，大学生中也存在看见水龙头开着不管、虐待动物等现象。

二、大学生公德缺失的原因

1.受传统伦理思想中重私德轻公德的不良影响。中国伦理文化形成了一整套注重个人德性修养和发展的私德伦理体系，主流学派儒学以“人性本善”作为伦理思考的出发点，认为个人德性的根据只在自身，孟子著名的“心性说”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德性乃“我固有之”，非“外铄”也。而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想的核心也是“独善其身”。当代大学生一定程度上仍受“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影响。心中无公共生活，缺乏社会公德也就不足为奇了。

2.受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下宗法制度的影响。回顾我国历史，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及宗法制度造成的“臣民”思想根深蒂固，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模式。在城市经济出现之前，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道德关系局限于家庭、家族、朋友之间。虽然也有个人与国家的道德关系，但在中国世代相袭的宗法传统下，国家就像放大了的家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就如同家庭成员与家长的关系，这种“熟人社会”的公德意识，就带有家庭私人性的特点，道德强调的是个人德性，人们在观念上是忽略社会公德的。

3.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增强了大家的时间和效益观念。但是另一方面，也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有些人心目中，金钱就是一切，为了金钱，什么道德法律都可以抛置脑后。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人们再也无法互相信任，而只能互相猜忌和设防。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大学生也正处在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的敏感时期，思想比较活跃，容易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如果不加引导，不使其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其很可能形成对他人、对社会漠不关心的冷漠心理，造成自身道德品格上的缺陷。

4.当今社会公德教育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学校教育体制的弱化。学校教育的层次性和深刻性是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都有德育课程，按常理来说每个人都应有深厚的道德知识底蕴，每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应当很高，其实不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应试教育体制，从重视小学、初中、高中的升学率到重视大学的就业率，使得学校教育实践中形成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德育，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次，家庭公德教育的缺失。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国的大学生大多数成长于独生子女家庭，家长认为子女学习成绩好最重要，节假日忙于应付各种辅导班，所有一切时间都是在为考试成绩而战，就连一些子女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父母也是全部包办，这就造就了他们普遍具有自尊心强、心理承受能力差、感情脆弱、自控能力不强、自理能力差等特点，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容易发生逃课、考试作弊、打架、酗酒、赌博等现象，而且交往能力差，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自我封闭心理。在思想品德和精神品格方面，父母对子女教育很少，更何况有些父母自身为人处世的做法就是不符合社会公德的，这又如何能将遵守社会公德的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儿女呢？

5.我国公民道德法律化程度偏低。目前，我国《民法通则》中虽然有“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的法律条文规定，但缺乏实施细则，司法操作有难度。当现有的社会公德只能依靠个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遵守时，道德的规劝作用就显得力不从心。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公德教育的对策

1.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价值观简单来说就是某一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某一历史时期共同崇尚的价值趋向，是一个民族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凝聚人心。当代大学生公德的缺失，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党的十用24个字分3个层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凝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灌输和传递给个人，内化为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意识，外化为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最终才能产生凝聚力。”

2.转变观念，探索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新方法。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高校要加大对德育工作的投入。在学校教育中，高校必须改变重专业轻德育、重技能轻道德的办学理念，切实将“育人为本，德育优先”放在首要位置，重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加大师资投入，打造一批言行合一、真正能为人师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要真心关心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从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摒弃道德说教、强迫执行和强迫灌输等反理性的教学方法。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灌输与渗透相结合，达到立德树人。加大与大学生群体沟通交流的力度，抓住他们所关心的实际问题予以引导。改变过去那种树立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榜样的做法，要善于发挥身边英雄模范的典型示范作用，让大学生们认识到良好的社会公德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用得到的。

3.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载体作用。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学校特色的、师生一致认同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总和。为了更好地强化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我们可以在学校建立相应的制度，将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行为和最后的综合素质测评关联在一起，并且建立相应的社会公德监督工作组，对于学校中发生的一些违公德的行为进行引导教育，使大学生逐步改变自己的不文明行为。对于良好的社会公德行为予以鼓励、表扬。鼓励多建立一些弘扬社会主旋律的大学生社团，通过学校的报刊、广播、网络等传媒以及一些宣传活动和文艺活动来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以便更好地在大学生中间发挥校园文化的辐射和激励作用等等，最终使社会公德教育对每个人都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

四、结语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矫正大学生不良社会公德行为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的共同需求，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社会、学校、家庭三者齐抓共管的作用，使这三者形成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的合力，以期使大学生公德状况有显著改观。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素养，对宣传、维护社会公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增强社会公德意识，努力做社会公德规范的传播者和践行者，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公德素养，并带动他人，影响社会，以实际行动推动我国社会的公德建设。实践证明，只有加强社会公德日常行为的养成教育，使大学生逐步形成相互理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接纳的和谐人际关系，才能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保护生存环境，保持生态文明；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仓道来.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 边缘化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101－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金融创新和体制变革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的金融行业迅猛发展。但从金融业发展的区域布局看，城市和农村发展很不协调且呈加剧之势，农村金融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境地，已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并且造成了城乡发展的极度不和谐局面。因此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一、农村金融边缘化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金融机构萎缩，严重阻碍城乡金融发展

1998年以来，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业务重点逐步向大中城市转移，相应撤并了几万个县级及县级以下的分支机构。农村金融机构萎缩，城市金融业务扩张，加大了城乡金融发展的差别，使农村金融越来越不能与城市金融协调发展。

（二）农村资金大量外流，造成“三农”建设资金严重短缺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县支行已经演变成单纯的存款机构。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存不贷。上述两只“漏斗”造成了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同时加上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放不足，造成农村金融生态失衡，最终导致当前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

（三）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严重弱化，无法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

由于基层金融机构数量缩减，且缺乏竞争，从而使农村金融组织呈现单一化、业务商业化和垄断化的现状，金融服务严重缺位。农村的金融产品缺乏，金融服务类型单一，农业贷款比率逐年下降，农业贷款结构不合理，农业贷款效率不高。农民的金融福利处于低水平，很难分享到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1]

（四）农村保险事业发展滞后，难以抵御农村“双重风险”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发展中存在很多弱点，迫切需要国家特别是包括农业保险在内的方式予以保护。但我国的农业保险虽然曾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发展，但之后则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严重滞后于“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五）资本市场未进入涉农领域，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未延伸到农村地区，多数证券公司的营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民根本无法享受资本市场发展给人们带来的财富增值益处。县级企业很难通过直接融资筹措到生产所需资金。

二、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成因分析

（一）小农经济形态是形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只要是小农经济，只要农民处于高度分散这样一种状况，就必然和商业银行趋利化产生冲突。小农经济形态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特有的矛盾和问题，阻碍农村金融的发展，使其逐步被边缘化。其特有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1.信息资源匮乏。由于缺乏有效准确的财务报表和统计数据，农村放款人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从农户处获得充分和准确的资料，信息采集时间较长，严重影响了贷款的高效开展。另外，由于贷款规模较小，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很难获得相关农户特点及活动的私人信息，同时也无法有效控制获取信息的时间和成本。

2.抵押担保困难。这一问题是造成农民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户在贷款时往往找不到符合金融机构要求的贷款担保，而农户最大的资源――土地不能流通，以土地为依托的附属物也不能作为抵押物，这些制度缺失使农户无法提供合格的抵押物或质押物，影响了低风险的抵质押贷款发展。另外银行也不愿接受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等作为抵押物，因为这些物品不易估值，也难以处理。

3.信贷付出成本过高。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在面对农村生产活动中的各类自然风险、社会风险和市场风险时，很难了解与应对，他们付出的信贷成本太高。受到监管机构规定的利率上限的限制，当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难以用利率提高后的风险溢价去弥补时，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来说，必然对农业信贷敬而远之了。

4.用于非生产的借贷居多。农村借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严重相悖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生产性用途。

（二）政策制度欠缺是形成农村金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1.农村金融体系设计存在制度缺陷。当前的民间金融是被排斥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之外的，它根本无法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现有问题，同时还间接助长了农村地下“灰色金融”的发展，掩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民间金融与地下经济和不恰当的行政干预一旦紧密结合，产生的后果将极其严重[2]。正式金融体系将庞大的民间资金排斥在外，形成了险象环生的潜在金融风险，不仅损害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还威胁着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2.农村现有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不清。一是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支农作用仅限于粮棉油收购，国家开发银行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扶贫开发、农业技术改造贷款等缺乏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影响了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发挥。二是国有商业银行撤并机构网点，上收贷款权限，县域的分支机构主要以吸收存款为主，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也因为有了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而缺乏来自大银行的资金保证。三是农村信用社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功能定位，其经营在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之中多角色变化与冲突，再加上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不足、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不完善，几乎没有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难以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

三、应对农村金融边缘化的对策

农村金融日益边缘化，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足，已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因此，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的问题，繁荣振兴农村金融，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为了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要，目前迫切需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努力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一是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定位，突出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二是积极拓展国家政策性银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扶持领域。各级财政可列出一部分预算用于政策性贷款的风险补偿基金。三是继续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四是鼓励发展社区金融组织，规范民间借贷。[3]

（二）建立农村金融风险保障机制，防范农村“双重风险”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农村金融资金存在着运行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因此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一是建立信贷投入激励机制，促进资金回流农村。二是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抵御自然风险。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形式多样的担保机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发展的贷款规模。四是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健全内控体系。要加强外部审计监督，增加透明度，定期公布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着力打造农村良好信用环境

各级党政组织要花大力气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要把农村信用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规划之中，着力打造新农村建设的良好信用环境。一是要培育市场主体，完善要素市场，完善相应的市场中介。二是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的征信环境，把征信体系延伸到农村，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三是完善农村法制，建立欠债赖账法律追究机制，使有钱不还者难逃脱法律的惩罚。

【参考文献】

[1]孟凡杰.浅析政策性金融在解决农村金融边缘化问题中的作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1):61-63.

篇10

关键词：亲属称谓；差异比较；处理

亲属称谓语是指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亲族成员和本人关系的名称，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是人们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一套特殊的语言符号的反映。中西方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差异，孕育了汉英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语上的民族特色与语言特征的不同。当今世界有大小2000多个民族2000多种语言，各种语言，无论大小都相应地具有表示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称谓系统，大致包括父系称谓、母系称谓、姻系称谓和类亲属称谓四种。据调查，汉语现代标准亲属称谓语共363个，其中父系245个母系65个，妻系44个，夫系9个。亲属称谓语作为一种基本词汇在民族语言中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相对稳定，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特点。虽然民族与民族之间有类似的文化现象，但类似并不等于完全相同，存在的差异是辨别这些亲属称谓的关键。

1.汉、英语言亲属称谓比较

汉英中常见的表示亲属关系的词如表：

从表中对比可以看出，英语亲属称谓分割词义以性别和辈分为准，比较笼统模糊，汉语则更明确、具体。语言中表示亲属关系词的语义分割也因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亲属之间的亲密程度和重要性的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英两种语言中亲属称谓词的不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社会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汉语亲属称谓词可分为“明谦敬：拙荆，令尊”、“明亲疏：堂兄，族兄”、“明内外：祖父，外公”。这些有谦敬、亲疏、内外之分的汉语称谓语在英语中相对少的称谓语中就找不到相对等表达的词汇，两种语言在此方面产生词汇空缺。因而在做这种亲属称谓语的英汉翻译时常会出现翻译不对等现象。《红楼梦》中宝玉称自己母亲王夫人为“太太”，三十九回中，宝玉与李纨她们在聊天，提到：“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这里“太太”用作他称，译文里处理为“my mother”。当然也有称母亲为“母亲”的，例如：第十一回中，贾蓉称尤氏。译文里也就译为“mother”。而宝钗则称自己的母亲为“妈妈”。汉语里，“母亲”与“妈妈”含有不同的语义成分，前者庄重，后者亲昵。

2.亲属称谓差异之原因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的称谓差异还得从汉英文化差异入手。汉语亲属称谓既详尽又具体，英语亲属称谓是既简洁又笼统。汉语采用的是叙述型，即父系和母系、直系和旁系亲属界限分明，既表明辈分，又表明长幼。英语采用的是类分型，其特点是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不分明，有时长幼也不分明。造成英汉亲属称谓差异的原因这一问题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们的兴趣，他们凭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原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质之差异:中国人(汉民族)经历了几千年漫长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等级社会，这社会同时也是个专制社会。（2）婚育观念之差异:中国人希望家庭强大，人丁兴旺，并且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因此，多代同堂的外延家庭(extended family)构成社会基本组成单位。（3）政治生活之差异:中国是大陆文化、封闭文化。中国皇帝依靠对家庭、家族、国家的管理来达到国家的稳定，宗法血缘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高度结合。英国文化是海洋文化，强调以个人为中心。（4）经济生活之差异:中国文化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文化形态，而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英国人在经济上，与血亲、姻亲的亲属都保持相对独立。（5）女性社会地位之差异:在汉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非常普遍而且严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则更深刻地影响着亲属关系的语言文化。

3.亲属称谓在翻译中的处理

3.1地域方言称谓翻译处理

由于亲属称谓存在地域的差异，因此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必须进行必要的处理，如在《儒林外史》杨、戴译本中出现了对于亲属称谓的翻译处理。

例1.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严二老官。二老官叫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人是同胞兄弟，却在两个宅里住。

译文：The magistrate signed a warrant and sent runners to Yan’s house to arrest him， but he had flown. Then they went to his younger brother Yan Dayu. These two brothers did not live together.

原文中对严贡生严致中的弟弟称严二老官，而在译文中为了避免文化差异的误读就只用了younger brother。

3.2汉英亲属称谓词的词义不对等时的超额翻译

例2．“你好，表哥。”

译文：Hello， my male-cousin-on mother’s or paternal - aunt’s side – elder - than myself.”

这种完全追求与原文达意的方法只会在交际过程中闹笑话。因此，就必须选择符合英语文化的翻译，才能被理解。在这种始发语言及归溯语言不同文化产生的词汇空缺和语义空缺导致的翻译不对等情况下，我们只有牺牲始发语言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亲属称谓时，这种差额翻译是不可避免的。

3.3谦称语翻译处理

汉语会在自己的亲属前加“家、舍、先、亡”这几个字，前两者含有谦恭平常之意，多指活着的亲人。家，尊称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人，如家父、家严、家母、家慈，英语中常用的是father， mother；舍，谦称比自己卑幼的亲属，如舍第、舍妹，在英语中就只用brother，sister；“兄弟、奴才、小生、鄙人、晚生、令郎、令嫒等”表示第一或第二以及第三人称指示的谦称和敬称。而英语中则直接使用人称代词“I/me”、“You”和一些名词，这种差异在翻译时应当受到充分重视。

例3: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

———《红楼梦》(第一回)

译文：“Excellent!” cried Shih-yin. “I’v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you were cut for great things...”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例4:“贾琏走上去说道:‘赖大是饭后出去的，水月庵离城二十来里，就赶进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请老爷只管去……’”

———《红楼梦》(第九十三回)

译文：“Jia Lian came in. ‘Lai Da didn’t leave until after lunch， Uncle， and the Temple is over eight miles from town. He won’t be back till eleven o’clock at the earliest. As you are on call for this evening I think you should go ...’”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Uncle”这个称谓加在这儿，在目的语读者来说非常自然、易懂，却巧妙地点出了贾琏与贾政之间的叔侄关系。同时，这个添加也不是绝对的无中生有，可以看作是对“老爷”的灵活译法。此处“老爷”若忠实地照原文译成“Sir”，很可能让读者以为贾琏成了贾政的奴仆，因为在英语里，凡是下级对上级，奴仆对主子，一个耳熟的口头禅就是“Yes， Sir !”。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观念等的变化，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作用也出现了减弱。汉语亲属称谓语也会产生相应的简化：“堂”、“表”亲属称谓语的简化都在90%以上，形式上省掉“堂、表”等区别性成分，与相应的非堂、表亲属称谓语相同。如“堂兄”、“堂叔”、“表叔”一般用“排行+哥/叔”称呼，或直接用“哥哥”、“叔叔”称呼。就英语来说，许多讲英语的人常常用名字称呼别人(如:Tom， Michael， Linda， Jane等)，而不用某某先生、某某太太或某某小姐(如:Mr Summers， Mrs Howard， Miss Jones等)。随着文化的互相借鉴、融合，在称谓语的使用上将随之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我们更应关注，并研究其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其它影响。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中华文化知识精华》王建辉，易学金主编.-4版（修订本）.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1

[3]周方珠，英汉翻译原理.合肥:安大出版社，1997.

[4]潘明霞.英汉亲属称谓对比[J].巢湖学院学报，2004，(1)

[5]徐丹.英汉亲属称谓语差异及其互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