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行业技术知识培训范文
时间：2023-11-28 18: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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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电子科学与技术 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建设
1.引言
常州工学院立足于常州，服务于长三角地区，该地区是国内电子行业和产业的发达地区之一，对电子类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随着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和高层次化的要求。面对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升级要求的应用型本科人才成为当务之急。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符合口径宽、适应性强、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大等要求，因此课程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
2.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的制定要充分考虑相关高校、社会的需求，以及学校与专业的具体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并以行业技术进步、企事业单位需求和毕业生的反馈为参考依据。
通过对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调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确定理论基础实、口径宽、实践能力强、知识结构合理的全面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以综合素质培养和工程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统筹编排课程体系，充分考虑和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学生为主体，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适合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目标，以适应市场对电子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从而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适应信息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应用型本科人才，使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具备设计、制造与生产实践能力，具有不断学习进步与更新知识的能力，能够及时跟踪并掌握新理论和新技术，在电子电路与系统、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半导体工艺等领域从事分析、设计、制造与测试等工作。为了实现以上人才培养目标，在培养计划的制订尤其是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3.课程体系建设
为了实现培养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课程体系模块化、层次化的应用能力培养体系。
课程体系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分为学校级、学院级和系部级三个层次。学校级通识课程模块层次教授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基本数学能力、英语能力、物理能力、计算机能力及思想道德法律等基本知识。构建以电气学院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层次为电类一级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结构培养体系，学院基础的培养为知识面的拓宽打下良好基础。系部级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培养为毕业生的就业和继续深造提供专业技术知识。分级课程建设体系造就了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理论知识雄厚、专业技术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强等特点。
（2）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专业课程建设。
专业课程体系分为理论基础课程和实际应用课程两个层面，除了必备的工程数学与物理知识外，在专业知识方面，逐步建立电子材料、制造工艺、电子器件、基本单元电路、宏单元、子系统及系统的课程体系，打通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的知识培养通路。以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物理核心的课程体系构成了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的理论基础，为制造工艺和电路设计提供知识的基本结构。以信号与系统、电路设计与测试的核心课程体系作为电路的理论基础，为电路方面能力的培养形成电子系统的知识基本结构。知识结构的分层次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培养体系覆盖了整个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知识能力点，全方位培养毕业生的理论基础与工程实践能力，重点培养从系统角度审视具体电子技术的能力。
（3）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干的专业课程体系。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知识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可以划分为两大体系：第一是半导体材料、器件和制造工艺；第二是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在半导体材料、器件和制造工艺上，除了传统与新型集成电路方面的应用，还与相关新型电光源、光伏材料与器件、光电材料与器件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互通性。均以半导体材料为核心，引申到其他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在理论与实际应用和制造工艺上具有相似性。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涵盖了微电子和光电子技术的电路与测试方面的内容，在电路方面，新型电光源的器件、核心芯片、驱动电路等，光伏器件与电路、光电子电路与信号检测，与标准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具有共同性。在测试方面，涵盖了电学测试与可靠性测试，完整地建立了功能测试与性能测试的基本概念。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另一个特色是在设计与应用电子系统时，具备其他专业所不具备的电路工艺与器件的底层知识，从而在电子系统的设计与分析中具备更强的理解能力。
（4）全方位的课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设置理念，在课内实验、课内实践、独立授课实验、课程设计、科研实践、实习及毕业设计等方面全方位构建实验实践体系，重点培养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除了电气学院的实验中心和实验室外，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有两个专业实验室：集成电路设计实验室和集成电路测试实验室。为教学、科研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实验室主要提供学生在系统设计、电路设计、器件与工艺实验等方面的专用软件。集成电路测试实验室主要提供电路测试、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工艺等各方面的实验。在电子技术的材料、器件、电路设计、制造、测试等流程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在实验室开放上，实验室开放给所有教师与学生使用，鼓励学生进入实验室参与教师的科研与参与毕业设计。
（5）教学与科研结合，校企结合的工程技术能力培养体系。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教师承担了多项纵向与横向项目，系部鼓励教师与学生一起参与科研项目，为学生实验实践能力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实验实践平台和科研平台，从而从项目角度提供给学生实训机会。在校企产学研联盟方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紧密联系常州和周边地区的企业，如银河电子、天合光能、常州普美、常州欧智等多家企业，形成校企联盟。参考卓越计划的实施，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经常邀请外校和企业专家对学生开展前沿性科学讲座与培训，为毕业生的能力培养和就业提供指导。
4.实践的效果
通过培养方案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重点进行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并通过多年教学与科研实践，进行以下方面的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1）完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立材料、器件、工艺、电路、测试和系统的能力点分布。
（2）从社会需求角度和人才知识结构出发，逐步对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增强课程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减少或删除部分实用性不强的课程，增设社会急需的专业课程。
（3）强调应用能力培养，强化理论知识教学，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的能力。
（4）探索开设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集中性实践环节和创新环节，探讨校企结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
根据对本校历届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九成以上的毕业生去向为长三角地区，平均每年有20%的毕业生进入国内知名高校读研继续深造，其余进入各企事业单位。通过对接收毕业生的各高校、企事业单位，以及毕业生进行的调查和反馈，本校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能够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实践能力，有利于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能够促进毕业生快速进入新领域和岗位，用人单位满意度高。
5.结语
通过几年对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逐步得到了发展和优化，梳理清楚了本专业各方面能力的培养，知识点和能力点的分布更系统化和体系化，并通过实践进行了验证和完善，为毕业生的就业和进一步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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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制造业；振兴；可持续性；对策
一、 引言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迅速陷入了衰退，GDP增长率由2006年的2.7%，下滑至2007年的1.9%，随后在2008年里美国经济陷入负增长，GDP增长率跌至-0.4%。奥巴马在非常艰难的经济形势下参加总统选举，凭借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认可而获胜。他在第一届任期中始终坚持以重振制造业作为施政纲领，并在成功连任后的第二届任期开始至今，继续推行重振制造业的相关政策。
二、 奥巴马两届任期均以重振制造业作为施政纲领
奥巴马2008年提出的施政纲要题为《加强国内制造业以创造就业及应对21世纪的挑战》。在纲要中，奥巴马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建立的基础是高薪的制造业工作，制造业提供了美国1/6的就业，并且支付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比其他行业高出了23个百分点。但是自从2000年开始，美国失去了37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占制造业总就业数量的21%。布什上任后，约有36 000家制造业实体倒闭。他认为，这不仅仅导致了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威胁到美国“创新领导者”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提出重振制造业政策，联邦政府要和私人部门合作，提高美国工人的技术，增加高生产率产业产能，并在国际市场上为企业提供支持。奥巴马在具体计划的题目中很明确地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方向，其重点是关注高生产率制造业（High-Productivity Manufacturing）的振兴。具体措施有以下6点：（1）加强制造业并逐步走向能源独立；（2）支持美国高科技制造业；（3）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4）保障工会的权益；（5）通过再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的投资，增加美国长期竞争力；（6）为美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具体的细化措施当中，第（3）、（4）两点篇幅非常短，其余几点则非常详细，是计划的重点。
奥巴马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案，推进重振制造业政策的实施。包括《失业救济延期法案》和《国家制造业战略法案》、《清洁能源技术制造业和出口援助法案》、《终止贸易赤字法案》、《制造业促进法案》和《美国制造业竞争法案》等。这些法案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再振兴的法律框架，美国政府将将其合称为“美国制造”立法。在第二届总统任期第一次国情咨文中，奥巴马仍然强调为了让美国成为“新就业和制造业的磁极”，不仅要增加投资建立制造业集群，更对特定行业和回流企业做出承诺，美国政府将对其提供税收和补贴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三、 重振制造业政策的理论基础
重振制造业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的。（1）假设制造业部门会为社会带来显著的福利；（2）总体成本决定制造业企业的产地选择；（3）机会和责任并存于制造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中；（4）生产率的增长对保持高工资水平至关重要；（5）在某些部门中，美国的总生产成本有国际竞争力。很显然，在这些假设条件下，美国政府所要做的是：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的总生产成本，使企业选择美国本土做为生产地点，最终产生一个正向的社会效应。
此外，即使高新技术企业留在美国本土生产，美国政府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低技术工人的失业以及工资不断下降的问题。首先，根据传统贸易理论，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较高的生产技术和创新程度，其应当大量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利；其次，现实世界中，每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及智商的差异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异质性，而技术差异又导致了企业使用的人力资源数量不同。如果美国根据传统贸易理论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部门的就业人口就会因此获利，而相对低端的劳动人口将会面临失业和工资下降的状况。Kremer和Maskin（1996）和Bougheas和Riezman（2007）的研究都表明贸易加剧了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减少了出口初级产品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意味着，美国能否通过继续扩大高新技术部门的产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要受到高级人力资源数量的限制。因此，美国政府在2013年之初提出：要成立国家制造业研究网络，提供保持美国制造业优势所需的就业技能培训，鼓励工人学习提高生产率所需的技术知识。
四、 重振制造业政策短期效果评述
1. 制造业产出持续增加。美国制造业产出在整个2008年和2009年的上半年急剧减少，这个期间制造业产出大约下降了20%。从2009年7月开始，制造业开始逐步恢复，到2012年第一季度结束时，已经恢复到2008年初93%左右的产出，之后截止到2013年二季度数据，呈现持续好转的趋势。另外，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下降，1978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1.3%，到2009年下降为11%，但2010年这个比重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从11%提高到11.7%，说明美国国内传统制造业整体状况得到了改善。
2. 半导体制造业一枝独秀。在选定高科技制造业中（包括计算机及设备、通信设备、半导体及相关电子元件等产业），只有半导体及相关电子元件制造业迅速得到了恢复，计算机及设备制造业不升反降，通信设备制造业复苏程度也十分有限。
3. 失业率显著下降。2008年初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制造业大幅裁员，导致失业率迅速增加，到2009年第一季度过后失业率达到了最高峰，随着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相关政策的的刺激，制造业失业率逐渐降低。许多跨国企业受到重振制造业政策的影响，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其他国家迁回美国本土。例如，2011年福特汽车宣布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中国、墨西哥等地迁回美国。在这些岗位之中，不仅包括高科技含量的设计职位，还包括原来外包给中国企业的零部件制造职位。通用汽车、克莱斯勒也都相继改善了盈利结构，加大了回归的速度，三大汽车公司已经为美国新增了2万个就业岗位，截止到2013年二季度数据，美失业率得到了持续的控制，较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4. 短期政策效果评价。从局部政策目标来看，重振制造业政策促进了美国制造业快速从金融危机之中复苏，尤其在恢复就业和改善生产方面效果显著，但从整体政策目标角度考虑，这并不是奥巴马政府施行政策的主要目的。重振制造业政策重点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提高国内整体的创新能力，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竞争中抢占先机，但数据显示只有半导体行业迅速恢复发展，而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业仍处在低谷水平。就这个意义来说，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五、 重振制造业政策长期趋势分析
1. 美国具备政策持续实施条件。
（1）美国制造业设备先进。尽管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较小，但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其制造业工厂的大多数设备依然较为先进，为美国扩大产能提供了较大空间，这是其重振制造业的基础条件。
（2）美国具备充足的能源供应条件。能源问题是美国政府多年来致力解决的问题，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加大美国国内的石油产量，但美国石油储备量仅占世界2%，仅靠加大国内开采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开发替代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尤其近年来随着页岩气开发技术的发展，美国在开发替代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得美国已经逐步走向了能源独立。美国目前的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占37%，天然气占27%，煤炭占23%，核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分别为8.4%、2.6%和1.7%。2012年上半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15年来首次低于50%。
（3）由于重振制造业政策改善了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不良状况，美国民众对于该政策持普遍认可和支持态度，意即该政策在美国国内具有良好的民众基础。
2. 美国持续推行政策的动力充足。重振制造业政策不仅在短期内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了新的契机，从更深层意义来看，持续实施该政策将有助于美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为其在未来保持经济领先地位提前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劳动力结构不能适应制造业发展的矛盾突出。根据美国制造商协会（NAM）2011年所做的统计：82%的制造商面临着严重的熟练工短缺问题，相当于给制造商增加了约20%的结构性成本；5%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大约相当于600 000个岗位因为没有合格的工人而闲置；制造业中有270万雇员已经达到或超过55岁，他们将在10年内退休，意即美国制造业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学生在专业选择时更加偏向服务类专业，而制造业所需要的数学、物理、工程专业的学生数量较少，且这些服务类专业的学生一旦失业，转而进入制造业行业工作所需要的继续教育成本较高。因此，为了培养高生产率工人，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案来支持工人的培训和再教育，例如《能源行业就业和退伍军人培训》，《劳动力投资法案》、《美国劳动力教育法案》等，其中《能源行业就业和退伍军人培训》已经在2010年10月13日通过而正式成为立法。
基础设施老化是美国社会面临的另一个长期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评级为“D”；美国的电网结构仍然使用二战后所建立框架；全国铁路系统也未升级。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且对未来美国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力将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奥巴马政府在《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就明确提出了要努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更在2013年初提出了要增加基建设施建设投资。
因此从长期来看，政策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矛盾问题，改善制约美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环境。
3. 美国重振制造业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1）现实社会产业结构的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当生产力非常落后时，如何继续生存、保持种族的繁衍是人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农业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产业。当生产力逐渐发展，农耕技术进步，农业所需要的人口越来越少时，工厂手工业的扩张则开始引领社会的发展趋势。而现今国际社会中，随着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化的过程，其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虽然美国政府重振制造业政策重视提高创新程度，但其倡导制造业产业回流，这与产业结构发展规律存在天然的矛盾。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公开批评过美国的政策，他认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与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当政者应当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考虑服务出口以及出口所需相应的技能，并据此来改善本国的教育体系。
（2）众所周知美国大部分行业的公会普遍具有较大影响力，这会对重振制造业政策的长期效果造成严重制约。一方面，重振制造业政策强调要通过建立创新研究机构以及再培训，为社会提供更多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但较高的生产率必然使得公会不断争取更高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整体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劳动要素丰裕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普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其熟练工人替代美国高成本的熟练工人必将成为未来趋势。因此，重振制造业政策创造就业的目标在长期来看可能收效甚微。
六、 分析结论
国家经济政策事关重大，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深刻理解国内和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站在宏观的角度从整体上考虑全盘布局，才能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实现国家良性永续的经济发展。
综合重振制造业政策短期效果和长期趋势分析结果，本文认为：（1）该政策达到了局部政策目标，阶段性的促进了就业和生产，但其提高美国整体创新程度的政策效果不明显；（2）美国具备实施重振制造业政策的条件，且政策有助于改善限制经济长期发展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政府继续推行该政策的动力十分充足；（3）重振制造业政策的具体措施与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相矛盾，在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情况下，虽然政策有助于提高创新程度和增加就业，但长期政策效果可能持续趋弱，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十分有限。
七、 政策建议
1. 改善制造业工人劳动环境，保障制造业工人合法权利。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劳动环境从总体上看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大量制造业工人需要在特殊环境下工作，如粉尘污染、噪音污染、有毒有害气体污染、辐射污染等环境，为保证工人的健康，企业需要在安全卫生设施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是，许多企业往往在安全设施、职业安全培训等方面投入不足，导致特殊环境制造业企业的员工流动性较大。要想培养大量高生产率熟练工人，就必须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保证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同时，应充分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积极维护职工的生命健康权益，提高其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
2. 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是保证制造业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科研机构，建议提高对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经费补贴，为科研活动创造有利条件，激发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自主选题、自主研发的创造性。针对企业，应加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引导和支持，充分尊重企业对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能从创新中获利。对基础性较强且距离市场应用较远的技术开发，政府应当主导投资；反之，则可以采取政府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方式进行。
另外，建议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引导高校参与到企业的研发活动中来，在大学内为企业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办公室，处理学校与企业合作中知识产权及利益分享问题。还可以考虑为校企合作提供优惠贷款或风险投资，使高校的科研力量与企业的市场资源在互利氛围下顺利结合。
3. 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得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先进技术和营销网络，更可以吸引海外的优秀人才。建议完善相关政策以引导和支持国内制造业企业进行海外并购：（1）放宽国内关于并购的审批限额，简化审批程序；（2）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应增加境外投资的用汇额度，并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相应金融支持，积极拓宽服务外包企业海外并购多元化融资渠道；（3）加强服务环节，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海外投资并购信息，加强对企业负责人关于国外投资环境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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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33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2年～2013年度“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阶段性成果。
篇3
1.产品结构以机电产品为主
机电产品是我国加工贸易主要出口商品，如电脑、手机、船舶等。得益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002年的65%提高到2012年的76.5%。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在内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加工贸易出口从2002年的33.7%提高到2012年的50%中，占比也逐年提升。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比例下降，纺织服装、家具、鞋类、塑料制品、箱包、玩具等的比例在2012年降至8.7%。
2.出口面向欧美，进口来自周边国家和地区
美国和欧盟始终是我国加工贸易重要出口市场，近十年来都分别保持在20%和15%的份额。香港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是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重要转口地，在全国加工贸易出口中的占比也总在20%以上。2012年，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占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61.8%。韩国、日本、东盟、我国台湾等经济体是我国加工贸易主要进口来源地，近十年来，在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市场所占比例保持在10%-20%，2012年达到55.8%。
3.东南沿海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我国加工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广东、江苏、上海等东部10省市凭借便利的物流条件、充足的人力资源以及大量的外国投资，加工贸易优势明显。从企业构成上，外资企业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在70%-85%，2012年更是达到81.7%。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升，资源约束增大
大量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多年来始终是我国加工贸易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但这种要素禀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可持续。一方面，我国适龄劳动力供给呈现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新生劳动力对工资水平、劳动环境、个人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升。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间大幅增长，制造业平均工资已经超过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这导致我国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企业招工成本上升，招工困难加大。与此同时，国家日益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企业发展的资源约束开始凸现。限制了的发展，转型压力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造成加工贸易竞争激烈，利润下降，鞋、服装、箱包等低附加值的企业和“两高一资”加工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二)发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制造环节回归
外资企业是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主体，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深受国际市场影响。金融危机后，缓慢复苏的美国经济和岌岌可危的欧债危机造成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增多，特别是关系到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首当其中，出口成本不断上升，从而引发跨国公司将原本在我国进行的生产环节向我国周边低工资国家转移。同时，随着美欧等国家调整产业政策，原来外包的生产环节也有回归本国的趋势，尤其是在生物制造、金属加工、复合材料和替代工程等领域。
(三)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加工优势提升
近年来，我国周边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也在大力引进外资进行经济建设，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逐渐显现，对外经贸易环境不断优化。2014年欧盟调整普惠关税优惠政策规定，予以越南包括鞋帽类在内多类商品普惠关税，同时取消对中国、印度的同类优惠待遇。随之，我国一些面向欧盟市场的加工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逐渐向越南、老挝等国迁移，我国许多加工贸易订单也纷纷转向这些东南亚国家。
三、加工贸易发展的理论与经验
加工贸易本身并不意味着低附加值，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应该被忽视。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是国际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上看，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从来没有摒弃加工贸易。关键在于发展什么类型的加工贸易，和如何将加工贸易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一)加工贸易必须转型升级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根据克鲁格曼的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会随着经济腾飞而改善升级，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也可以产生动态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只有成功进行技术进步与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否则，不仅很难保持比较优势，还可能会落入跟随式发展陷阱。规模经济和产业升级，需要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与互动，需要加工贸易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这是加工贸易必须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
(二)日、韩注重发展附加值高的加工贸易
日本在二战后曾借助加工贸易实现了经济的迅速恢复，随后又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高消耗型加工贸易产业逐渐转移到国外，国内则集中发展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加工工业，鼓励发展出料委托加工进口，最终实现了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韩国加工贸易情形与日本非常相似，曾凭借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和扶持政策大力开展加工贸易，建立了后发优势。也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丧失，韩国开始推进本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主要通过金融财税等政策鼓励本国企业自主研发，打造自主品牌，扶持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并选择汽车、钢铁、船舶以及半导体、计算机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逐渐实现了加工工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
(三)我国香港、台湾从加工贸易向服务性经济转型
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发达，其中大部分属于加工贸易。香港加工贸易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兴起、60-70年代的本地加工装配制造业，80年代的内地转移，以及随后的转型升级。其典型特点是形成了自身优势与内地资源结合的合作模式，即由设在内地的子公司或“三来一补”基地开展加工装配制造业务，设在香港的母公司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材料和半成品并加工装配成成品，向全世界市场销售。母公司除了从事贸易外，还从事产品设计、生产流程管理、物流供应链、商务管理咨询培训、金融和专业服务等生产业，孕育出众多的新兴业态、商业模式和市场需求，有力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也促进了香港成为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和世界上生产业最发达的城市。台湾海上交通便利，劳动力素质较高，但自然资源不足，因此选择了进口原料和零部件，在岛内加工组装，再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工业化道路，其核心是发展加工贸易，其保障条件是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20世纪50年展纺织、轻工、食品等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60年展电子、电器、塑料、金属制品等耐用消费品出口装配产业；70-80年代实行重化工业战略，逐步建立起钢铁、造船、石化、核电、电信及交通等重化工业部门；90年代着力发展通讯、资讯、消费性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空、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品与制药、医疗保健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高新技术产业；21世纪开始向服务经济转型。至此，台湾历经半个世纪，成功地完成了从代工到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证明了加工贸易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促进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建议
(一)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取向
通过调整加工贸易允许类、鼓励类和限制类目录，鼓励具有带动作用的加工贸易发展，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电子信息等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装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限制那些带动作用不明显、但还具有一定优势的加工贸易发展，如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家具等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禁止附加值较低、资源能源消耗大、不符合我国资源要素禀赋变化趋势的加工贸易发展。
(二)促进价值链延伸的措施
将加工贸易的目标定位在融入全球产品价值链，将我国加工贸易的重心由传统的来料加工、进料加工拓展延伸到生产、研发、营销等多种加工方式；积极支持来料加工企业向进料加工企业转变；对创立自主品牌和营销渠道的内资加工贸易企业给予财税支持。
(三)大力促进服务外包
服务外包在统计中不属于加工贸易范畴，但它和加工贸易的联系非常密切。加工贸易企业向服务外包转型相对容易，而承接服务外包又是企业提升加工层次的重要途径。服务外包本身也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价值链的重要手段，而且隶属于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同时，企业从事服务外包几乎不受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政策变动的影响，还可以吸收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承接服务外包可以作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途径之一。建议鼓励高素质人才创办服务外包企业，对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服务外包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方面给予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支持。
(四)逐步推进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
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内销便利化，有助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拓展市场，减少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是发达国家加工贸易发展的经验之一。但我国现有进口关税结构不利于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内销，建议改革进口关税制度，在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时，以关税率较低的料件为基础进行征税，并简化变更内外销比例的相关手续，允许海关监管设备在补缴有关税金后可用于内销生产。
(五)合理规划加工贸易的发展区域
加工贸易转移是产业梯度转移规律和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我国地域广阔，地区间发展阶段又有差异，东部地区产业发展快，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这就给加工贸易的区位转移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建议出台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首先鼓励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设厂，二是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加工贸易园区，吸引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转移，三是推动加工贸易龙头企业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入驻加工贸易园区，形成加工贸易产业群。同时还要改善中西部重点城市的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缩短物流时间，为加工贸易转移提供便利。
(六)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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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大型企业； 技术内生化； 原则； 标志； 路径
[论文摘要] 本文分析了大型企业实现技术内生化的原则、标志，重点研究了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两条路径。
一、我国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原则与标志
（一）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要遵循的原则。
（1）符合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当前情况下，要求我国的大型企业既要注重技术内生化，还应注意在技术的选择、开发与应用上，要兼顾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和产业持续发展，而不能只顾企业的商业利益。美国许多涉及国家安全和有重大商业价值的内生技术开发都是由大型企业承担的，如1982年美国在无线电和电视通讯设备、制药、半导体、照相设备方面技术创新统计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大型企业完成的。
（2）经济可行性原则。尽管我国大型企业在实现技术内生化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但是，在转向内生技术开发进程中，应结合现有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主导技术的国际发展趋势，充分考虑到远中近期技术变化与市场需求特征，在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的投入以及技术战略选择上，量力而行，尤其要与自身的资金调配和筹资能力相适应，以免大量的研究与开发（R&D）投入给企业资金运行造成困难，引起中下游生产和营销资金的不足。
（3）塑造核心技术能力原则。大型企业不仅是规模意义上的“航空母舰"，更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巨人”。技术内生化是打造和催生大型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系统机制和孵化器，国外大型企业如福特、西门子、丰田、诺基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我国大型企业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引进、改造以及自主研发，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相当大，但总体上，企业和产业核心技术数量和竞争力仍然有限，尤其是未能形成有效的技术内生机制。因此，大型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技术积累以及区域优势资源，以塑造核心技术能力为突破口，重新审视和集聚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利于技术内生化的一切资源，加快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科研攻关，确立大型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4）技术内生化战略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原则。我国大型企业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并未实现外生技术的有效吸收与创新，长久以来的一些技术瓶颈也未能得到根本克服，大型企业一直在走外延式增长的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的大型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在制定全新的面向国际市场的发展战略中，应将技术内生化战略与企业自身的发展规模和增长模式有机地衔接起来，尤其要明确技术内生化在企业发展不同时期的程度与比重，这样才能保持基于外部投入形成的大型企业获得持续注入的内生技术的支撑，实现我国大型企业的内生型增长。美国企业在19世纪组建之初主要通过采购欧洲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但很快就实现了企业规模与技术内生化的有机结合，并在20世纪中后期，大型企业基本实现了依靠内生技术扩展的竞争局面。如贝尔实验室（AT&T）在1947年开发出的晶体管技术，德克萨斯仪器公司在1959年开发出的集成电路、1988年的量子隧道三极管，科学数据公司和施乐公司在60年代末形成的第3代电子计算机制造技术等。
（二）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标志性成果。
1．企业在R&D活动中获得的原创性发现及相应的知识产权；企业在技术改造或更新等二次开发中拥有的衍生性创新成果，并获得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这两方面成果的应用巩固或加强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技术能力，进而确立了在市场中的技术和产品的领先地位。
2．围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开发，形成了适应技术内生的技术、组织、机构、科研队伍及经费等保障和供给机制，具备了持续的自主开发或更新技术的能力。
3．内生技术在企业商业化、产业化开发中具有现实与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尤其是具有替代外来技术并能更好地与本地资源或企业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技术，由此为企业带来更多更大的利润。
4．内生技术具有在同类行业技术中的领先优势和扩散价值，能够对所在区域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整体竞争力水平提高产生直接而又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
二、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路径分析
总结国外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条件与能力，我国大型企业技术内生化的路径有如下两种主要模式：
（一）引进技术的二次或多次开发，获得创新型经济效益。
从技术生成规律看，我国许多大型企业的核心技术或设备都属于“嵌入式”的外生型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围绕引进技术和设备不断进行适用性开发和技术人才的培养，逐渐地与所在区域资源相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了引进技术和设备的二次开发和升级，即实现了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内生化转变，（[韩]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第95-216页）大型企业由此确立区域技术领先优势，并获得技术创新带来的持续地经济效益的增长。
这种内生化技术路径的实现应注意如下问题：
1．引入的技术或设备在二次开发的每个阶段都要有相当的科技人员和配套资金支持，这是必要前提和保证；
2．在中间试验阶段，最好要求技术发明者的继续参与或紧密配合，以及时改正技术或工艺设计的缺陷，这种合作双方可以在技术交易中经过协商来确定；
3．对引进的已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引入者必须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即缩短技术差，为下一步技术创新做好准备；
4．将引入技术或设备与现有技术和生产能力有机重组，实现技术资源的整合；
5．技术内生化是包括市场开发在内的系列创新活动，是包括从技术源头到实现产品市场效益的过程；
6．技术内生化是一个对引进技术进行多次、持续开发的过程，包括二次开发技术在区域扩散中的再次开发和多次创新。
这样，经过一系列技术和经济的整合，在大型企业和所在区域内，就会形成二次或多次开发基础上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内生系统，为企业和区域获得创新型经济效益提供强力的技术支撑。
（二）原创性发明与自主R&D技术成果，实现企业和区域技术资源强势结合，互动发展。
大型企业以自主R&D能力为依托，整合社会R&D资源，通过宏观政策导引和加大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不断完善企业的技术中试和生产设备更新改造，实现基于企业原创性发明或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商业化、产业化名牌产品的开发，并实现企业和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机制与局面，可以认为是实现了技术内生化。通过自主R&D实现的技术内生化会产生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果，给企业和所在区域的投入带来非线性增长的价值回报，对形成以该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链和企业群族，具有决定性影响。
大型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1．多方筹措R&D资金，尤其是提高R&D资金投入的有效性，形成企业内部科学的R&D投入——产出机制和灵活有效的R&D联合体，夯实内生技术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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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FDI;溢出效应
Abstract: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oday,many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an active policy of attracting FDI. Since the entry of foreign firms than domestic enterprises will usually br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produce the host count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With regard to the impact of FDI on host countries,much study have been done, for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as well as the size of the study,not onl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eat significance,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attract FDI have a very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before a certain amount of analysis carried out,and the future FDI spillover effects should be the way forward to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FDI,spillover effects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3-0023-05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纵观这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而言,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影响?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不同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检验结果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FDI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如果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另外目前一些新的检验方法,如协整技术和闭值回归分析方法等,在近年的研究中(Kugler,2000;Girma,2002)开始得到初步应用。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支持正溢出效应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反对正溢出效应的存在,见表1。
(一)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Sjhnim(1999)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
Joze P.Damijan(2003)使用了1994至1998年间中东欧8个转型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检验了全球技术转移中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作者通过检验FDI在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公司自身的R&D(研发)积累和经由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与本土企业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技术转移的渠道相比,FDI对其接收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国际技术溢出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提供了正在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技术主要是通过与外资的直接联系这一渠道进行的证据。
Joze P.Damijan(2005)研究了是否在东道国企业革新能力、R&D与外资企业R&D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联系。他研究了斯洛文尼亚1996至2002年间公司级革新活动与公司财务的数据,得出了三个主要发现:第一,公司自身的R&D花费,以及本国和外国公共R&D补贴,外资参与度以及产业内革新的溢出效应确实会影响公司的革新能力;第二,革新作为公司R&D的结果确实会对其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外资的参与度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增强了公司的革新能力,并且它通过高级组织技术以及其他渠道额外地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有促进作用。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来自日本制造业企业级的数据,并且检验了FDI是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作者使用了1995至2002年间的公司级数据,这些数据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1994年以来统计的雇员在5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组成。作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外资公司R&D存量与东道国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货的大小并不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产生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通过它们的R&D活动而扩散,而不是通过它们的生产活动。另外作者发现产业中外资企业的R&D存货明显要比同一产业中东道国企业R&D存货对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造成的影响要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道国企业。最后,作者还发现随着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在减小,同时它随着东道国企业R&D存货的增加而增加。以上发现表明从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Tae-Young Park(2007)通过对Samsung和LG进入TFT-LCD产业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累积的技术能力是如何从DRAM产业溢出到TFT-LCD产业的。作者选取了Samsung和LG为研究对象,在1980年代中期,这两家公司开始R&D活动,到90年代末他们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发现DRAM的技术能力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TFT-LCD产业,例如TFT-LCD产业R&D所需要的半导体技术的累积,在科技中做及时的投资,DRAM的生产和质量管理系统,关键人士向TFT-LCD产业的转移,以及组织劳动力的能力。然而作者很少发现有技术溢出发生在技术转移以及来自全球供应网络中。作者的研究为处于“追赶”阶段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参考,即在考虑到技术相关性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在现存商业中的人力资源、组织体系以及网络如何多元化他们的经营,对实现快速增长十分有帮助。
(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与Al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 (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和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Driffield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Harrison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son和Strobl(2001)考察了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总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不过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发现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的存在。他们的解释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级的面板数据,强调了计量数据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与以前研究不同的结论,例如投入需求的内生性,标准差的相关性,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来自企业级的。作者所得的结果是与目前通过后向联系发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相吻合。它们意味着下游企业一个标准误差的增长是与每一个东道国供应企业产出15%的增长相联系。生产力溢出被发现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的由外资拥有的企业所相关,这是与显示很大一部分的本地企业的外购是来自后一种类型的FDI企业。最后,与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所作的研究一样,没有证据显示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Jonathan E.Haskel (2007)使用了英国1973至1992年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以检验在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该行业中外资分支机构雇员活动所占份额之间有明显的正向联系。结论显示外资在英国产业的存在每上升10%,会使该产业的英国企业全要素生产力上升0.5%。在从内向FDI向东道国企业产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中,这一关系是不变的。并没有发现在这一区域的外资雇员比例之间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综合国内外文献对FDI溢出效应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跨国公司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会努力避免技术扩散到竞争对手中间。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被模仿而同时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技术扩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技术在当地同类型企业中扩散。
(一)示范效应
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二)培训效应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帕克(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但是,Gershenberg(1987)对肯尼亚工业的研究报告表明,培训效应有限,肯尼亚中人员流动比率高达91%,但只有16%来自跨国公司向本地公司的流动。跨国公司员工向东道国或地区内企业流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道国或地区企业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
(三)竞争效应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水平、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水平等诸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一些研究跨国公司国外R&D活动的学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R&D分支最初规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为了其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东道国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国外R&D机构开始专门为东道国市场设计开发产品,国外R&D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34个国家的R&D活动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的R&D规模就越大,研究开发活动的水平也越高。这与Ronsradt(1978),Behrman和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二)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此外,市场结构也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一般认为,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只要能够继续维持其竞争垄断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但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将更加挑剔,更倾向于向其提供技术帮助和信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流动也将更为频繁,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Blomstrom(1986)选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重点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而是竞争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存在正溢出效应,而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中溢出效应不明显。
(三)技术差距
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关系问题争议较大。以Findlay(1978)、Sjoholm(1999)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内资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因而从FDI技术溢出中获益就越多。而Haddad和Harrison(1993)对委内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Liu和Parker(2001)对台湾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内外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应才是显著的。在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中,采用连乘变量来检验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当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时,相应的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表明技术差距太大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认为,内资企业在技术差距小的情况下才有能力进行学习和追赶,而当技术差距太大时,内资企业缺乏相应的学习能力,无法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Sjo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溢出效应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企业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与技术差距负相关。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发展门槛,享受FDI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
(四)人力资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程度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学者得到的不同结果,学者们进一步认为:第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往往随着东道国经济环境、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是自发地产生的。
四、测量方法
(一)函数的推导
我们以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里Y是产量,A是效率参数,K是资本,L是劳动力, 和 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在这里我们假定 ,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添加产业(i)和地区(r)以使等式能够适应我们的数据要求。m代表本土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 为误差项。
上式中包含了一个未知参数,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规模经济。
(二)定义变量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确定的效率参数包含人力资本(HumanCap),市场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资参与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业供应商之间后向联系(FIR)。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的实证模型:
因变量为一个比率,即在某一产业中本土企业中总的增加值比总的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率是通过在某产业中本土企业账面总资产比总的员工人数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们构建因子表示规模经济。基于最小规模经济(MES),我们可以获得在一个产业中企业达到MES产量时的平均值。MES产量能够通过最大规模企业平均的净产量而得到近似值。对一个给定的产业, 是通过每个企业净产量比该产业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来我们以同样的模式考察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变动,产业间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是通过Herfindahl指数来表示,用企业在产业中所占产量的份额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们包含了变量Gini来表示经济中出现的凝聚作用。我们定义Gini为这一地区产业的雇员占在该地区制造业总雇员的比例除以该产业在全国总制造业雇员中的比例。
最后我们定义两个变量来表示FDI的存在。产业间外资参与是由在该地区产业中为FDI工作的雇员数比在该地区产业的总雇员数。对于产业内的外资参与程度,我们使用了本土企业和FDI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研究外部效应,该变量FIR被定义为:
在这里是地区r部门k被部门i所消费的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五、评述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己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空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前两个层次上,而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献中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出现,在计量经济文献中很少见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以及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很难被度量和追踪,这将是今后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Zhiqiang li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vol. 85,issue1-2,pages 176-193.
篇6
关键词：职业教育；产业结构调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
作者简介：张学英（1975-），女，河北唐山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王璐，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职业教育专项课题（GJA080007）“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预测的研究”，主持人：张兴会；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重点课题（DJA110289），主持人：何文章；天津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对接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天津市农村劳动力培训问题研究――以滨海新区为例”，主持人：张学英。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6-0092-05
经济竞争的本质之一就是人才的竞争。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以及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消化、吸收、转化、应用这些技术成果的人才对经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始终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动态嵌入，职业教育匹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能够为技能型人才短缺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独立至19世纪后期：前工业化阶段
独立初期，第一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农产品在对外贸易出口总值中占比高达95%以上，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高达70%。美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初期，到50、60年代时，工厂制度已完全确立，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南北战争后，工业发展的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整个产业结构中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比重逐渐上升[1]。
独立之前，由于农业和手工业是当时的主导经济部门，且生产率较低，学徒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特点，成为美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形式。在爆发工业革命后，由于不能适应工业发展对大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而迅速衰败，学徒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独立后，随着西进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开展，各地先后效仿英国的“技工讲习所”建立了正规机械工学校，1858年以后，一大批技工讲习所演变为正规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19世纪中期，随着工农业发展对人才的强势需求，政府介入了职业教育发展，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案》（1862），规定联邦向各州划拨土地用作各州兴办农业学校和机械学校所需要的基金，此后各地先后建立了69所赠地学院。该法案极大地提高了职业教育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并夯实了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4]。
（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工业化阶段
美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为其工业发展赢得了时间和人才优势，到1894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了适应产业革命对更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美国的正规教育机构、政府和企业都积极做出了努力。其一，将正规教育划分为初级学院（大学教育前2年）和高级学院（大学教育后2年）两阶段：初级学院满足经发展对半专业性技术人员的大批量需求，提供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和终止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生可在高级学院攻读学士学位。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国203所四年制学院中已有28所改为初级学院，后来公立初级学院改称为社区学院[6]。其二，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联邦政府拨款补助各州大力发展大学程度以下职业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一方面在公立学校设立职业科，另一方面则把传统的为专为升学服务的中学改革成兼具升学和就业职能的综合中学，推动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其三，为了提高工人的就业能力、对付工会运动，企业协会（一种企业家组织）介入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通过为工人提供技术培训维护工人工作的稳定和正常生产[7]。后来政府规定，各城镇的企业协会有权决定将政府拨款用于哪个培训项目，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参与培训。
（三）二战以后至今：后工业化发展阶段
二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服务业迅猛发展，在整个产业中，软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硬产业（第一、二产业）比重下降，90年代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且在硬产业中从事软性工作的人员比例增大。据统计，1950-1983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7：40：53调整为3：32：66[8]。服务业和工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从1950年的51.9%、48.1%调整为1984年的70%、28.9%[9]。
以知识和信息技术应用为特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工作技能的内涵和水平，致使就业者素质严重滞后于生产需要。因此，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1958），明确表示政府将在经济方面对职业教育提供资助，从而在70年代后，职业教育的数量和职业门类都大大增加，其中服务业占了相当比例。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技术革命的强大冲击下，职业教育开始成为嵌入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并日臻完善[10]。
二、德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战后经济恢复期
战后德国大规模发展以内需为主导的恢复性产业建设，主要包括能源工业、钢铁工业、建筑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等，这些产业迅速恢复并带动了GDP的增长，尤其钢铁工业和建筑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显著[11]。此间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一直很高，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为7.6:50.1:42.3，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时调整为4.3:48.9:46.8[12]。
战后德国非常重视恢复职业教育，围绕经济的发展提供可用人才，其教育观念被锁定为“实用”和“功利”，把人才培养直接、明确地同新技术革命形势下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有：通过实行强制性义务教育，普遍提高了国民素质；通过在各州实行职工教育、成人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实用科技人才[13]。另外，各行业协会对职业学校的兴建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如手工业协会与文教部合作，多次召开学校、协会和劳动局代表参加的会议，对教学计划等做出周密安排。到1946年5月，约40%的中小规模的职业学校已恢复教学[14]。
（二）20世纪60-90年代：经济结构调整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德国主导性经济部门开始从物质生产向社会服务领域转移，以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逐渐超越第二和第一产业，成为主导性产业，特别是技术、咨询、教育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迅速。70年代后半期至1982年，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从3.9:45.6:50.5调整为3.3:41.8:54.9。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在50%以上[15]。
这一时期德国职业教育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其一，通过中等教育分流分类培养人才。战后德国启动了第一次国立教育改革，改革重点是中等教育，将中等水平的学校分为三类，使学校类型与劳动分工和劳动种类相匹配，其中：完全中学和高等学校负责培养领导者、经理和顾问，中间学校和专科学校负责培养管理员、领班和小企业主，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负责培养熟练工人、专门工人、非熟练工人。教育体系实行二次分流教育：第一次是小学毕业完成初等教育后，每年约有1／4的学生进入实科中学，接受职业化的教育，将来进入技术学院或直接上岗；第二次是初中后分流，在高中阶段除了大约30%的学生进入完全中学高中段学习外，其余70％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其二，为德国的技术领域打造了大批骨干力量的“双元制”成为技术发展的支柱。据统计，1981年德国承担职业技术培训的企业有50多万家，职业技术学校近3000所，经过双元制培训的工人在企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可达40%。其三，高等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包括技术（职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技术学院采用“双元制”教学模式，培养毕业生成为企业中具有实践经验的高级专门人才或中高级管理人员，但一般没有学士学位。高等专科学校实施学位教育，非常注重实践性学习，要求学生下企业并在企业完成硕士论文，授予专业硕士学位[16]。高等专科学校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工程技术和企业经济等领域，培养既懂一定基础理论知识又具备良好实践本领的“现场工程师”以及技术发明与成果转化之间的“施工者”，既满足了工业界对实践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又通过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合作解决了其工艺革新和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让的问题。
三、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1945-1955年：战后恢复期
二战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实现的。政府采用倾斜式的生产方式集中力量重点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和造船业，再以重点投入的部门带动整个工业回升[17]。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工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对高中水平的普通技工需求增多。
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也表现为政府直接调控，在国家单独负责职业教育的体制模式下，职业培训的计划、组织、控制都通过行政命令实施，因而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存在局限性，毕业生往往很难适应职业的要求，使得企业培训得以发展[18]。企业培训发端于纺织业，并在重工业得到广泛推广。1949年，日本引进美国的企业人员培训方式，企业培训进入成长期，并成为正规职业教育的重要补充[19]。
（二）1956-1973年：高速发展时期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仍然利用产业政策充实基础产业、扶持新兴产业、强化支柱产业，实行产业组织合理化政策和向技术集约化推进的产业政策，逐渐从50年代中期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全面、大量引进重化工技术急需加强对技术成果的消化和吸收，在初级职业技术人员需求增加的同时，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受过高级教育的专门技术人员。
日本的中等职业教育主要以职业高中为依托，通过在职业高中不断增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业学科、工业学科、商业学科和信息技术学科等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需求。另外，为培养高层次的专门技术人员，于1962年创建了高等专科学校，作为中级技术人员的培养机构[20]。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逐渐形成了由职业高中、专修学校、高等专科学校、短期大学、技术科学大学构成的职业教育体系[21]。20世纪70年代《产业通商政策》和《职业训练法》的颁布标志着政府开始把职业教育的实施权下放给企业，故企业内的职业教育进入快速成长期，各大公司都先后建立了培训部门。《职业训练法》修正案指出，企业主在为其雇员提供职业训练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公共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雇主所开展的职业训练活动进行鼓励和帮助。
（三）1974-1989年：低增长转型期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高速发展的日本重化工业遭遇能源价格大幅上调，不得不在“科技立国”下展开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此间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和电器机械，经过不断努力，产业结构逐渐从以重化工业为主过渡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22]。1974-1989年间，第一产业发展几乎停滞，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略有上升，从36.4%增长到37.4%，第三产业占比重略有提高，从58.8%增长到60.0%[23]。
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带动了劳动力就业由第一产业向新兴产业的转移，从而引发了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政策的调整[24]。其一，由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向基础化方向转变，要求职业高中重视基础教育，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综合性基础性学科为主，强化与劳动有关的体验学习，以提高学生的能力和职业适应性[25]。其二，职业教育重心上移，更重视教育的终身化和创造性能力培养。自70年代以来，短期高等职业教育以专修学校的成立为契机不断扩充，提升了专门的职业学校的规格和地位，职业教育体系的社会开放度也不断加深[26]。与此同时，企业培训日趋成熟，即使在石油危机的不利条件下，一些企业仍斥资建立培训中心，将培训视为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27]。
（四）1990年至今：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期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从泡沫景气的巅峰滑入萧条。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日本进行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从传统工业部门迅速过渡到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工业部门，2000年，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为1.14:28.11:70.15，制造业比重停止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兴起使产业结构呈现“社会服务化趋向”。
为应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日本的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不断充实，教育层次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其一，职业高中在重视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进一步充实专业教育，以便为学生打下能够终生提高职业能力的基础；其二，政府改革了短期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如高等专科学校设置了专攻科并建立了副学士学位制度；其三，建立了专业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培养具有丰富经验和国际视野的高级专门职业技术人才。同时，日本的企业培训在经济衰退的情形下引入了更科学的培训制度，虽然企业培训规模和费用有所减弱，但企业培训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
四、韩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嵌入
（一）1954-1961年：朝鲜战争后经济恢复重建期
针对朝鲜战争后第一产业在GDP中占比过半、工业基本被摧毁的局面，韩国政府实施了以“内向型经济”发展为主的策略，依靠销售美援物资积累资金，进而投入到电力、煤炭、运输、通讯等基础产业以拉动内需。韩国经济因而迅速恢复到战前，轻工业迅速发展，部分进口替代产业也渐成规模，并为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基础。由于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且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人员要求相对简单，普通学校毕业生通过职前培训可胜任，故韩国的职业教育并未真正得到发展，职业教育机构数量较少且形式单一，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法律。
（二）1962-1971年：“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
60年代初，因资源匮乏的瓶颈约束，韩国“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战略替代了“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转而重点培育资本密集型原材料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并逐渐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1972年，韩国三次产业在GDP的占比为26.9：19.8：53.2，其中重工业由1960年的不到1/3提升至41.3%。
“一五”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引发了对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政府因之加强了相关职业教育立法，先后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1963）、《职业训练法》（1967）、《加强重化学工业教育方案》（1973）、《职业训练基本法》（1976）等法案，职业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些法案不仅为职业教育奠定了法律基础，也规范了技术技能人员的技能标准，并激励了企业、私人团体培训机构的发展。政府自实施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起调拨专款用于职业教育设施的扩充建设。
（三）1972-1979年：重化工业发展期
政府提出“重化工业宣言”，即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替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进口，以减少对国外的过分依赖，通过“重化工业化”战略将重点产业逐步转到资本密集型的汽车、造船、石化、钢铁和机械制造等产业上，构筑了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骨干出口行业。与此同时，轻工业比重逐步下降，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进入重化工业结构高级化阶段。
由于中等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已不能满足重化工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故韩国在技术高中引进了“2+1”新体制，即提供2年的普通文化课学习和1年的现场实习，以增加学生对工作的适应性。在高职教育层次也相应建立了开放大学，从而能够使没能接受大学教育、或已完成大学教育并想获得新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提供机会。职业教育的发展为韩国工业提供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转型期
政府在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目标，工业发展着重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换，实现在技术密集型基础上的工业和科技升级目标，汽车、电子产品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工业。80年代后期韩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工业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传统工业发展速度减缓，新兴工业发展很快。
70年代中后期，由于过分追求外向型经济以及重工业的投资失控，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出现负增长，“尖端产业、技术立国”的经济转型战略应运而生。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水平的技术员和工程师的需求变得更加突出，故职业教育开始由高中阶段向高等教育延伸，大学和学院为主的高等教育成为重点，高校数量增多。职业教育随之进入调整改革期。
五、启示与借鉴
综上，我国的职业教育动态嵌入经济发展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实现。具体建议如下：其一，职业教育能够嵌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迫切需要政府介入，引导教育资源流向职业教育领域，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视精英教育、崇尚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环境下更是如此；其二，职业教育对经济需求的反应总是滞后的，因此，要培养适销对路的技能型人才，学校在制度设计上必须灵活，以有利于快速实现人才培养的转向；其三，实行高等教育资源分流，用一到两年时间培养学生扎实专业基础，后一到两年进一步打造某项职业能力，宽口径培养人才；其四，准确预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需的人才规模、结构，正规教育的人才供给有个时滞，故应充分利用企业环境，构建政府、企业、个人三元主体的培训制度，拓宽技能型人才培养空间，提高人才培养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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