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资产隔离功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的资产隔离功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日某保险公司签下的一张保额高达1.09亿元的巨额寿险保单，在刷新保额记录的同时，也体现了高净值人群对于保险财富管理功能的进一步认可。

尽管如此，仍有人一谈到保险就本能地拒绝。这除了保险市场有待进一步净化之外，对保险认知的错位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保险的诸多法律功能和金融功能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更不用说用好用足。李嘉诚有言：“别人都说我很富有，拥有很多财富。其实真正属于我个人的财富是给自己和亲人买了足够的保险。”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保险除了其最基本的保障功能以外，更有其法律及金融功能满足一系列私人财富管理的需求。

首先，资产保全。

债务风险、婚变风险、私生子风险时时威胁着私人财富的安全。运用保险建立私人财富防火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安全选择。根据保险的基本原理和《保险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具有不被查封冻结、不被罚没、不纳入破产债权、作为婚内财产不被分割等特点。无论债务何来、婚姻何去，三妻四妾也好、子孙满堂也罢，保险金永远属于指定的受益人，是不存在争议的私人财产。

遗憾的是，许多人对保险单不闻不问，往往“受益人”一栏空白。这样的后果是，一旦被保险人死亡，其人身保险金将作为遗产处理，需先用来清偿被保险人的债务或者承担赔偿责任。如此一来，就丧失了资产保全的功能。因此，财富家庭的“保单审计”不可或缺。

其次，安全传承。

遗产争议近年来大幅上升，家庭不和、亲情反目演绎着富庶家族的爱恨情仇，相信这是每一个逝者都不愿看到的一幕。如果生前安排保险传承规划，指定受益人，那么既能避免财富被挥霍、被侵占，又能完全如自己所愿地完成财产传承，从法律上获得最强力的保护。不仅如此，投保人还可以随时变更受益人，这样能够更加灵活地掌控财富，实现财富的安全、如愿传承。

再次，合理避税。

人寿保险是属于人的生命资产，不需要缴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保险赔款免纳个人所得税，这是显见的功能。而在我国，保险更具有前瞻和实际意义的避税功能在于可规避遗产税。

高净值人群利用保险规避遗产税在海外已是普遍做法。被媒体和业界广泛称道的经典案例就是王永庆和蔡万霖的鲜明对照。

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去世时在台湾留下价值逾600亿新台币的巨额遗产。该笔遗产税税率高达50%，其继承人须缴119亿元遗产税后才能获得全部遗产，这在当时创下台湾最高遗产税纪录。而曾经的台湾首富蔡万霖身故时所留下的超过1564亿新台币遗产，却仅需缴纳6亿元新台币的遗产税。其原因即在于蔡万霖生前购买了数十亿巨额寿险保单。通过保险安排，蔡万霖所应缴纳的遗产税大大降低，其财产得以安全传承给子女。

我国目前尚未开征遗产税，但银行实名开户、房产税开征、个税申报、物权法实施等一系列操作，已经在逐步为遗产税的开征进行法律和制度性铺垫。高净值人群应尽早利用保险手段未雨绸缪进行合理避税。

第四，规避债务。

根据法律规定，购买保险的资金交付到保险公司即从个人资产中剥离，任何机构包括法院都不能以发生债务为由动用该保险。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而根据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人身保险系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受益人的权利是大于债权的。因此，一旦出现债务争议，个人资产被抵债、没收和查封后，保险依然能继续生效，债权人无权要求债务人以保险利益来偿还债务。这样，债务人可以通过保险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一大笔财富。

但需特别注意的是，只有明确指定了受益人，才能达到上述规避债务的目的。根据《保险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没有指定受益人、指定不明、受益人死亡或者只在保险单受益人栏内记载“法定”的，当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就成为被保险人的遗产，这就需要将保险金先用于偿还债务人生前债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保险都有避债功能，比如分红险的红利部分，其基于理财功能而与真正基于保障功能的资金有本质区别，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被法院裁判用于抵债的可能。

第五，低成本融资。

许多人持有大额保单，但却不知道保单还可以用于质押而向保险公司和银行申请贷款。以保单质押向保险公司贷款，办理手续简单，到款速度快，利率也低于银行贷款利率。保单抵押贷款的贷款额度一般为保单现金价值的80%，可获得最多6个月期限的贷款，从而能够满足短期资金需求。只要按时还款、正常缴费，完全不会影响原有保单的任何保险功能和保单利益。而若在保单质押贷款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仍会按照保险合同进行理赔，只是在最后理赔金额上扣减其贷款额。这在法律上既保障了保险利益又获得了融通资金的便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保单都可以用于质押贷款，比如除了保单类型限制以外，已经发生保费豁免的保单也不能办理保单质押贷款。相对而言，凭借保单向银行申请保单质押贷款的，在审查、退保等方面会存在一些限制。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值得启用的融资工具。

尤为重要的是，运用保险融资还可以衍生“危机救助”“起死回生”的功能。前面我们提到，货币、不动产、股票等资产随时都可以被查封冻结，甚至被强制执行。而保险独有隔离这些法律措施的功能，使得权利人可以在“山穷水尽”之际申请保单质押贷款，以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

前述种种保险功能，使我们看到了保险作为财富杠杆的神奇魅力。但任何工具都不是万能的，作为法律人，需要在这里特别提示的是：尽管保险具有避税、避债、避风险的诸多效能，但并不是所有的险种都具有同样的功能。而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投保资金系违法所得、非法转移财产逃债、洗钱、涉及刑事犯罪等等，那么，法院仍可以依法对此进行冻结、扣押、查封和追缴，甚至裁定保险公司强行退保。

篇2

家族信托，是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成立的信托，主要功能是家庭财富的传承、保险避税、子女教育等。

家族信托是一种信托机构受个人或家族的委托，代为管理、处置家庭财产的财产管理方式，以实现富人的财富规划及传承目标，最早出现在长达25年经济繁荣期（1982年到2007年，被称为美国第二个镀金年代）后的美国。

家族信托，资产的所有权与收益权相分离，富人一旦把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打理，该资产的所有权就不再归他本人，但相应的收益依然根据他的意愿收取和分配。富人如果离婚分家产、意外死亡或被人追债，这笔钱都将独立存在，不受影响。家族信托能够更好地帮助高净值人群规划“财富传承”，也逐渐被中国富豪认可。

相对于传统的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家族信托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能够实现破产风险隔离机制等合理规避风险功能。在制定和变更受益人（遗嘱继承人）方面，家族信托的安排也更加灵活。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体系

一、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与财政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

近三十年对于我国金融体制与财政体制的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金融和财政方面各自的改革并没有完全到位，而且我国金融与财政之间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这就导致了目前在我国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转移的现象。

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国有企业没有真正地承担起如投资亏损风险、债务无法偿还风险这些责任。国有资产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经营者随意地拿国有资产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追求自身的利益的现象十分常见。在这种激励机制与约束条件极其不对称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缺乏对于风险规避的意识与动力，最后导致整个国企在巨大的风险之下运转。

（二）我国金融机构（银行业）的各类风险突出

目前，信用风险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开始与国际银行业的平均水平接近。而根据最新的数据，在我国所有的商业银行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再者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外资银行的不良开口率相对较低。

市场风险指由于利率、汇率、股票、商品等价格变化而导致银行损失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市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四个部分。由于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从事涉及股票和商品业务比较有限，所以银行业主要面临的市场风险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而且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资本项目逐渐放开，人民币汇改以后，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与之前相比明显增大了。

根据2003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征询意见稿，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世界导致损失的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操作风险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如2006年，深圳发展银行违法放贷总额15亿元，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平支行前行长4.82亿美元资金挪用案等。从操作风险管理架构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缺乏专门的操作风险管理部门，而各家银行的基层分支机构在风险管理职能商业存在缺失、不到位等问题，这种操作风险管理框架上的缺陷必然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内控体系出现漏洞，从而使银行暴露在操作风险下，危害银行及客户的相关利益。

流动性风险是银行固有的风险。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资产在不发生损失的前提下迅速变现的能力。第二则是银行负债的流动性，是指银行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金的能力。如果银行资产的变现能力或是筹资能力一旦出现了不确定性，就会产生流动性风险。按照传统的标准来检验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相关指标如流动资产比例、贷款/总资产的比率都基本正常。但我国商业银行近几年来一直面临着另一个流动性方面的问题——流动性过剩。

（三）人民币汇率机制存在缺陷

从2005年7月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这种人民币汇率机制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与问题。第一，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是银行结售汇制和对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的商业银行实行的额度管理制。第二，我国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过于集中而交易工具又过于单一。第三，外汇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相对隔离。第四，我国的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一定的负面效应。

二、对于解决中国金融风险的建议与对策

（一）建立科学的财政与金融风险的隔离机制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财政部是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因此，两者在制定政策时应共同协商，制定的政策应相互配合来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宏观经济保持安全、稳定、健康的发展。

为了建立科学的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使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不互相传递与转移，首先，中央银行除了需要加强与财政部的合作与协调之外，还应该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其他进行国家宏观调控、管理的部门及时协调、沟通和合作，来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还需逐渐完善中央银行对于处于危机或困境中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制度。中央银行应当逐步摸索并建立起一套指标体系，对于出现问题的各类金融机构的目前状况、产生风险的原因以及损失程度等项目进行调查与分析，最后以此作为依据来判断是否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给予金融机构流动性以及协调管理方面的帮助与支持；同时也需要逐步探索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一个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与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的一种在银行因意外破产时进行债务偿还的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就是首先由各家存款性金融机构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用，之后一旦投保的银行面临破产或其他危机，就由保险公司为存款人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赔款。

篇4

「关键词 资产证券化 真实出售 从属参与

国内关于资产证券化的讨论已有数年，有关文献不断见诸报刊。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经济学、金融学的角度来论述，较少有从法律视角的阐释；大多偏重于对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情况进行泛泛的介绍，较少有比较严密细致的规范分析。本文无意也没有能力对我国资产证券化研究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梳理和评论，仅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和模式做一个重新审视。截至目前，我国除了一些贷款债权转让和境外融资的项目涉及资产证券化外，尚无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实例，进行实证分析和计量数理分析的基础尚不存在，因此文章将主要以目前已有的法学研究文献为参照，采用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并注意着眼于不同制度设计之间的比较分析。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涵义界定和融资方式、融资架构互相关联，论述将从上述方面分别展开。

一、资产证券化定义的重新审视

作者在近来的阅读中深感虽然文献纷繁众多，但大家对资产证券化基本概念的界定和表述却相去甚远，甚至有的文章本身对资产证券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把握都不能保持前后一致。有学者对资产证券化定义的困难说明了原因：资产证券化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和类型，这显然给其定义和性质界定造成了困难。 同时，不同学科之间的视角差异也导致了资产证券化定义的多样性，本文将主要评价几种典型的法学角度的定义。

第一种典型的定义是：“资产证券化是指，‘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对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分离与重组的过程。’” 可以看出，作者引用了经济学研究者对资产证券化的定义。如果可以赋予这个引证行为以学科之间关系的含义，似乎能够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资产证券化这一制度创新的关注早于法学研究。相应的，该文认为资产证券化的基本交易结构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资产的原始权利人将资产出售给一个特设机构，（一般称为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该机构以这项基础资产的未来现金收益为支撑发行证券，以证券发行收入支付购买资产的价款，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向投资者支付本息。”

另一种代表性观点的持有者首先通过分析美国学者的资产证券化定义，总结出其基本的技术特征：“第一，资产证券化发行的证券必须是由特定资产支撑的，支撑的含意是指由这些资产所担保或者证券代表了这些资产的部分利益；第二，资产证券化必须涉及资产转移的设计，以使支撑资产的证券与这些资产的持有者的风险隔离。” 接下来，作者引用了Shenker &Collettad的定义：（资产证券化是指）股权或债权凭证的出售，该股权或债权凭证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有收入流的财产或财产集合中的所有权益或由其所担保，这种交易被架构为减少或重新分配在拥有或重新出借这些基本财产时的风险，以及确保这些财产更加市场化，从而比仅仅拥有这些基本财产的所有权利益或债权有更多的流动性。 同样，如果可以赋予这个行为以国别差异的含义，可以认为它反映了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和研究方面，美国都领先于中国这一事实。

第三种观点认为，“资产证券化是通过创立当事人和构筑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使缺乏流动性的债权（金融债权性资产）转化为资本证券上的财产权得以流通的制度。”

先来评价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产证券化是指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对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分离与重组的过程；但又认为资产证券化基本交易结构中的基础行为是资产出售。显然，定义中所说的“对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分离与重组”的范围宽于真实出售，文章对资产证券化概念的定义和对其特征的表述是脱节的。

第二位学者采用的资产证券化定义和对其特征的描述也有出入。Shenker &Collettad定义中的出售是指证券而非基础资产的出售，该定义并没有说资产出售就是为减少或重新分配在拥有或重新出借基本财产时的风险的唯一架构；而该学者认为资产证券化必须涉及资产转移的设计，以使支撑资产的证券与这些资产的持有者的风险隔离，并且该学者在后文中明确：“简单地说，资产证券化就是把能够产生稳定收入流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独立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由该实体以这些资产为支撑发行证券（所谓支撑的意思就是该证券由这些资产作为担保或者代表了对这些资产的所有者权益），并用发行证券所筹集的资金来支付购买资产的价格。” 这实际上把Shenker &Collettad的上述定义的外延缩小了。

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前两种定义实际上大同小异，都认为通过真实出售的风险隔离机制是资产证券化的本质特征，资产证券化必须涉及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第三种定义虽然揭示了资产证券化的实质是债权证券化或者债权流动化，缺点在于没有说明资产证券化的机制。

一般而言，证券化是指某项基础性权利（包括民商法上的债权性权利、担保性权利、社员性权利等）通过转换方式、衍生方式转变为可依证券法自由流转的证券化权利的过程，其中，无论是转换方式还是衍生方式，均可能涉及证券发行或募集资金的行为。转换方式又称“直接证券化方式”，是指将原始债权或相关权利予以份额化，并使其转换为有价证券，从而发生权利主体的变更的方法；衍生方式是指证券发行人以其取得的原始债权或相关权利等资产作为基础或者担保，另行发行不超过资产净值的派生证券，并以金融资产的本息偿付该派生证券的方法。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检讨证券化的本质及其机制，而不是界定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的内涵和外延，鉴于一般认为资产证券化就是指金融资产的证券化，本文对之不做区分。我们认为，一个准确、完整的资产证券化的定义首先要明确其基础性权利证券化的实质，其次要说明其机制是通过转换或者衍生方式实现创始人和其特定资产的风险隔离和信用增强，进而实现特定资产的证券化。其中，风险隔离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融资结构设计，真实出售只是其中一种。

在美国，银行作为创始人进行证券化的常用方法有三种，其顺序基本上是参与（sub－partition）、出售和更新。 所谓从属参与，就是银行持有的资产（借贷债权）在不转移权利关系的情况下而发生的原债权者和第三者之间的契约，是原债权者将从相应标的债权得到的现金流（经济利益）向第三者支付的契约。 在从属参与的法律关系中，SPV与资产债务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创始人与资产债务人之间的原债务合同继续保持有效。资产也不必从创始人转让给SPV，而是由SPV先行发行资产证券，取得投资者的贷款，再转贷给创始人。此时，创始人对基础资产仍然保有所有权，不同于真实出售。更新一般用于资产组合涉及少数债务人的场合，如果组合债务人较多则少有使用，因此这种模式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实际上，更新这种方式还是发生了过程更加复杂的资产所有权的实质转移，有关真实出售的论述对更新也基本适用。所以，抛开更新这种方式不谈，恰当的资产证券化定义外延至少应该能够涵盖真实出售和从属参与这两种方式；如果将资产证券化的外延限制得过于狭窄，将不能很好地涵盖实践中的资产证券化类型。当然，有关从属参与是最经常的资产证券化方式这一论断的坚实性似乎有待进一步考察；但从逻辑上来看，并不妨碍本文对资产证券化定义进行审视的正当性。

因此，我们可以将资产证券化定义为通过转换或者衍生方式实现特定资产的风险隔离和信用增强，进而将之转变为证券化权利的过程；其中转换方式主要是通过特殊目的信托机构（SPT）发行受益凭证，衍生方式主要是特殊目的公司（SPC）架构下的从属参与和真实出售。

在这里有必要谈一下担保融资（secured financing）。担保融资的涵义相当广泛，它泛指凡是通过提供某种担保的方式而进行的资金融通。这种资金融通的基础法律关系实质可能是赊销、借贷等，担保的方式可能是保证、抵押、质押、浮动担保、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等。担保融资强调的是融资过程中加强融资信用的方式；而资产证券化所强调的是特定资产流动性的增强，这两个概念的出发点和考察的对象不同。从属参与模式既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之一，同时也属于担保融资。

二、风险隔离方式的比较分析

资产证券化和传统的企业证券化虽然都是以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的，但是他们的资产范围不同。传统企业证券化中，企业以整体信用为担保，资产证券化则是将某部分特定的资产“剥离”出来，以实现和企业整体信用的风险隔离。所以，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环节在于实现资产的特定化、实现不同程度的风险隔离和信用增强。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方式应该也能够多样化，创始人可以通过选择从属参与方式或者真实出售方式实现在证券市场的融资。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我们将通过分析从属参与的制度优势说明：真实出售不应该是资产证券化的唯一模式。

采用真实出售方式，创始人可以将基础资产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以外，并使自己不再受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和投资者追索权的影响。但是，真实出售模式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比如在资产转移的时候就要确认销售收入并缴纳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可能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创始人为了实现彻底的破产隔离效果，其对证券化资产的剩余索取权通常被限制或消灭。 真实出售的受让方除了希望资产的价格能够按照历史记录记载的违约率进行折扣，通常还希望出售方提供更进一步的折扣。因此SPV（特殊目的机构）一般倾向于获得比支付其发行证券更多的应收帐款。这使得投资者、SPV、信用评级机构不会从原始债务人预期以外的迟延支付或者违约事件中受到损失。从资产转让方来看，为了通过获得更高的评级而得到更多的现金流，也可能有动力提供过度担保。尤其对于总体信用达不到投资级的企业，过度担保可能是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实际上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创始人售出去的应收款一般都要大于支付发行证券所需的款项。因此，围绕过度担保就会产生利益冲突：创始人希望在融资效果确定、融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过度担保的比率越低越好；相反，投资者、SPV和信用评级机构希望过度担保的比率越高越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度担保是创始人进行真实出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必须承担的间接但实实在在的损失或者成本。

但是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由于过度担保的存在，创始人可能倾向于保有对基础资产的剩余索取权。在真实出售的模式下，资产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除非另有约定，创始人不得再对特定资产享有剩余索取权；而且当事人保留剩余索取权的约定很有可能影响法院对真实出售的重新定性。当然，如果创始人的信用评级是投资级，它可以把资产转移设计成会计上的真实销售，SPV支付完证券后，剩余资产可以被创始人收回，不用改变真实出售的会计处理。如果创始人的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保护投资者远离创始人可能的破产风险就是必要的，要实现破产风险隔离的同时保留剩余索取权，一般需要设置双层SPV架构。在这种方法下，创始人先把应收帐款出售给一个全资拥有的SPV，设计出破产法上的真实出售，以获得破产法的保护。接下来，该全资SPV将应收帐款出售给一个独立的SPV，在不必构成破产法上的真实出售的情况下，实现会计上的真实出售。独立的SPV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融资来支付转让金额。当独立的SPV支付完证券后，可以在不破坏真实出售的会计原则的情况下，把剩余资产返还给全资SPV.全资SPV可以通过被兼并或者以发送红利的方式使剩余资产回到创始人手中。 由于一般来说，通过设定SPV方式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创始人多信用评级不高，加上在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否定单层SPV结构下的真实出售， 所以，大多数通过真实销售的资产证券化中，创始人要设立双层的SPV来实现对剩余资产的索取权。

比较而言，从属参与模式可以实现发起人对剩余资产的索取权，并节约真实出售模式推行双层SPV架构的高额成本。从属参与模式下发生两层法律关系：创始人和SPV的担保融资关系，SPV和投资者之间的股权关系或者债权关系。就创始人和SPV的法律关系来说，实际上是创始人以基础资产为担保，向 SPV进行借贷融资；资产不必从创始人转让给SPV，创始人与资产债务人之间的原债权债务合同继续保持有效，SPV与资产债务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由于是担保而不是真实出售，因此如果担保资产在偿还完证券发行款项后仍有剩余，创始人对该剩余资产仍然享有所有人的权利。这样，既实现了在资本市场融资，提高了资本流动性，又减少了过度担保的成本。另外，从属参与方式可以延迟纳税并且合理避免资产转移过程中的部分税收。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真实出售方式虽然保证了基础资产不受发起人破产风险的影响，但也使投资者丧失了对发起人其他资产的追索权。从属参与模式虽然不构成真实出售，但SPV对创始人的特定基础资产设定有担保权益，在创始人破产时，对该项资产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从属参与也能够实现破产隔离的法律效果。当然，如果担保权人的权利行使受到破产和重整程序的限制，那么从属参与的破产隔离效果会差于真实出售。另外一方面，在从属参与模式下，投资者在以特定资产作为担保的基础上仍然保有对发起人其他资产的追索权，从而可能获得总体上比真实出售模式下更强的信用担保。

综上，创始人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实现特定资产的破产隔离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风险隔离来加强特定资产的信用评级，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多的融资。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是采取从属参与还是真实出售模式，发起人要考虑表内表外融资的不同处理、保留对剩余资产的索取权还是阻断投资者的追索权以及税收等因素；投资者则要考虑追求基础资产的彻底破产隔离和保留对发起人其他资产的追索权这两种需求之间的权衡。单纯地通过真实出售模式追求彻底的破产隔离有可能加大创始人的总体融资成本，并且不能满足投资者对发起人其他资产保留追索权的偏好和需求。因此，真实出售不应该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交易的唯一模式。

三、SPV融资架构的功能考察

资产证券化一般涉及特殊目的机构（Specific Purpose Vehicle， SPV）的设立和运作，因此也常常被称作结构融资（Structure Financing）。SPV通常由特殊目的公司（SPC）或者特殊目的信托机构（SPT）来承担。一般而言，在实践中SPV还可以由合伙来承担，但因投资人所负责任较重，而且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实务上并不常见。 SPC和SPT各自有不同的制度功能，比如SPC能够发行的有价证券类型要比SPT广泛、多元，SPT由于受到其信托机构性质的限制，一般只能发行受益凭证，而SPC可以发行股权证券、债权证券、短期票券以及一些衍生证券；SPC组织设计具有相当弹性，较为投资人所熟悉和信赖； SPT可以避免双重征税等等。SPV是特殊目的公司还是特殊目的信托机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不同的。我们本节将通过考察SPV的功能来验证，资产证券化并不必须包含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进而检讨SPV在资产证券化中的真正作用。

如果选择信托架构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导管体，则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一般是由创始人将特定资产通过设定信托给受托人而转换为受益权，受托人再将受益人所享有的受益权加以分割，并以所发行受益证券表彰受益权，促进受益权的流通。从实质来看，创始人和受托机构之间并没有进行真实出售，而是订立了一个为潜在投资人利益的涉他契约——信托契约。按照性质的差异，受益权分为权益型受益权和债券型受益权。 如果发行的是权益型受益证券，则可以认为创始人和广大投资者之间透过受托机构进行了基础资产权益的出售。这个过程首先是创始人和受托机构签订特殊目的信托契约而形成信托关系，创始人将特定资产转移给受托机构。其次，受托机构将信托受益权分割，发行受益证券并将发行募集的资金交给创始人。最后，信托机构按照信托契约管理受托财产，向投资者进行特定资产权益的派发。如果发行的是债券型受益证券，取得债券型受益权之受益人，仅能依特殊目的信托契约之约定，就信托财产所生收益之一定金额享有信托利益，而不能主张配发财产之本金。 受托机构实质上通过发行债权型受益证券完成的是担保融资，整个过程并没有发生任何财产的真实出售。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信托机构作为SPV的融资架构下，基础资产的真实出售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创始人和受托机构之间发生。

如果选择特殊目的公司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导管体，资产证券化的具体方式可以是真实出售或者从属参与。前文已经论述了从属参与和真实出售的区别，在从属参与模式下，特殊目的公司并不承担实现真实出售的功能。

所以，SPV的作用不是作为真实出售的载体，而是更一般地，使创始人的特定资产与创始人本身实现风险隔离，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资产证券化和担保公司债的区别来进一步说明。发行资产基础证券或受益证券与担保公司债，形式上都是以企业特定资产作为基础或者担保，但其最大不同点在于，担保公司债是由企业自己对外发行，其用来设定担保的资产并未与企业固有资产分离，理论上企业仍然必须以其全部资产作为责任财产；然而资产基础证券或受益证券之发行，则必须先将特定资产转移给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信托或合伙等特殊目的机构或导管体，并非由创始机构自己发行资产基础证券或受益证券，其用来发行证券的特定资产必须与企业固有资产分离。 应当明确，风险隔离和破产隔离不是同一个概念，破产隔离是风险隔离的一种较强的形式。前面已经论述，从属参与方式的破产隔离效果在特定的破产法制环境下可能比真实出售差，但这并不影响其能够实现特定资产必须与企业固有资产的分离，并不影响其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另一种可行模式。

有人总结，SPV的正常运转要实现与其自身的破产风险相隔离、与母公司的破产风险相隔离、与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 实际上，即使是在特殊目的公司作为SPV的资产证券化中，也不能把SPV的本质功能简单地概括为破产隔离。首先，这三项破产隔离功能中，只有与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是SPV的真实作用，另外两项却都是使得SPV正常发挥破产隔离功能所必须避免的、由SPV本身这一制度设计所额外带来的成本或者负面效应。SPV的功能不是实现SPV自身的破产隔离，而是基础资产的破产隔离。因此，SPV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能够实现基础资产与创始人的破产隔离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自身破产和母公司破产并引发母子实质合并的风险。

四、中国制度语境下的真实出售

离开了具体的制度语境来谈资产证券化不同模式的优劣差别，只能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和规范分析的研究框架，判断某种制度设计是否可行和具有效率，还要落实到具体的制度语境上。

有学者认为，在美国担保权人的权利行使要受到破产和重整程序的限制，这正是美国资产证券化产生的法律原因。 该学者注意到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理论的地方性知识的特性，但又认为该理论可以通过对破产隔离原则的运用，解释不同国家的资产证券化实践，从而具有了一种迷人的普适性， 并认为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机制在中国可以帮助债权人避免担保制度中存在的无效率现象。 本文不去评价在美国法律环境下，破产重整程序对担保制度的种种阻碍的实际效果，也不去讨论真实出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风险隔离机制有无必要以及是否可能避免担保制度中存在的无效率现象；在我们看来，有关中国担保制度的无效率及其矫正的问题，需要另文讨论。本文将分析在我国的破产法制下，某项财产被设定融资担保和被真实出售后的不同法律地位，以及担保债权人的别除权和资产证券化投资者的取回权的实际效力状态。

这一分析具有现实意义的前提是创始人真实出售某基础资产后仍然对之实行占有或者管理。实践中，如果财产被真实出售后不由创始人占有或者管理，则该财产不会进入破产程序，自然不会受到破产程序的任何影响。但在很多时候，创始人会作为服务人来管理或者收取应收帐款。有时候SPV会发现任命一个服务人来管理或者收取应收帐款比较节约成本。服务人一般应是对应收帐款的管理具有一定经验和便利的机构。在许多时候，由于创始人不愿放弃与客户的业务联系，所以尽管它们把应收帐款卖给了SPV，但还是作为服务人继续保持与这些客户的联系。这样，不管是创始人把代为收取的应收帐款放在自己独立的帐户还是支付给第三方或者创始人和SPV在银行共同开立的封闭帐户中，如果创始人破产，都可能涉及对该财产性质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其数额超过担保物的价款的，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依照破产程序受偿。优先受偿中的“优先”是何种涵义，是否优先于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破产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三）破产债权。按照文义和体系解释，应当认为破产财产不受第三十七条破产清偿顺序的约束，即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可以就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径行优先受偿。

如果真实出售是信托架构，则一般是受托的信托机构代表持有权益型证券的投资者向创始人主张取回权；如果是公司架构，则是SPC直接向创始人主张取回权。按照中国《破产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破产企业内属于他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有权通过清算组取回。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七十二条明确：他人财产在破产宣告前已经毁损灭失的，财产权利人仅能以直接损失额为限申报债权。

篇5

在利率市场化推进、息差收窄的背景下，银行选择综合化经营的方向，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选择。从全牌照布局到交叉业务的比拼，银行的综合化经营之路不断创新，而这其中也伴随着新的金融风险。

银行产品跨界交叉风险、关联风险、声誉风险等被认为是目前国内银行综合化经营主要的风险点。对于这些风险的控制，银监会曾提出“三大隔离”来实施风险的隔离，不过综合化经营趋势难以改变，应对这种趋势，业界更多认为，监管应该从主体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泛资管格局打破

“以前提起银行综合化经营，我们更多考虑的是银行去设立券商、基金、信托等子公司，形成金融集团的发展模式。现在银行真正的综合化经营，在于业务范围的扩大，与非银机构业务的交叉，变成了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一位大行战略部门分析人士称。

2006年银行综合化经营试点放开之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开始逐步布局非银金融机构领域，形成金融控股集团或银行控股集团的模式。近来，城商行也开始设立基金公司、租赁公司等，布局全牌照。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信托行业的迅速崛起，银行业务也开始呈现综合化趋势，与非银机构的业务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主要体现在通道业务或者表外业务。例如，2010年“银信合作”被叫停后，泛资管时代到来，证券、基金子公司等纷纷加入对银行的通道业务抢夺中。

近期，银行理财债权类直接融资工具和资管计划的试点开启，将这种产品混业的格局改写，银行业务正在加速综合化。

上述分析人士表示，银行理财资管业务的试点，实际上是一种直接融资体现，也意味着银行现在既可以做间接融资业务，也可以做直接融资业务，这种混业业态也将打破泛资管的格局。

“从社会融资总量来看，银行信贷占比是下降的，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提升，这些渠道的融资中，委托贷款是需要通过银行来完成的，信托贷款也可能会有银行间接参与。”该人士称，“实际上银行的综合化经营，也在自身业务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央行社会融资总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52.1%，同比下降5.2个百分点。根据央行数据测算，同期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这两项占比有较大提升，分别为13.04%和11.35%，而这两项占比在2010年仅分别为6.24%、2.76%。

“综合化经营更多的是银行融资功能衍生的产物，以融资服务为主体继续挖掘公司客户价值而衍生出信托、保险、租赁、基金等综合金融服务。”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近日撰文称，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发展优先阶段，社会的融资需求仍然庞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融资能力及支付能力所构成的预期信用，仍然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有专家表示，银行在创新金融产品上与非银机构的交叉，其背后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国多层级的融资体系并不完善，融资需求大并且仍以银行为主，而银行因为有诸多监管要求，催生表外业务的冲动，产生了现在业务边界模糊的情况。

呼吁转向功能监管

银行金融产品呈现出混业趋势，新的风险相伴而生。

以信托为例，借助银信合作模式的突飞猛进，到今年三季度末，信托业总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而2008年末该规模仅为1.22万亿元。

据朱小黄介绍，在银信合作受到限制后，券商资产管理业务又为银行资产出表开创新的渠道，短短一年内，券商资产管理规模增长6倍至3.42万亿元，而其中80%以上源自于银证合作。

通道业务规模不断膨胀，其风险也在逐步暴露：信息不透明，监管难以掌握这些业务的风险程度；银行理财、信托计划等产品，在交叉过程中还出现以资金池的方式运作，存在期限错配的风险；交叉金融产品爆发中，销售过程也容易出现乱象。

对此，监管层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希望厘清银行表外融资的规模和风险，这也是今年银行理财“8号文”出台的主要原因。

“努力解决跨领域、跨行业监管交叉、空白和重复问题，防止监管套利，减少监管成本，降低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这是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今年陆家嘴论坛上演讲时提出的。目前，试点的银行理财资管业务，被认为是以市场化的机制去加速银行“去通道化”和实现信息透明。

“对银行混业趋势存在的风险，设立子公司的模式只要做好风险隔离，防止子公司风险传导，其风险隐忧并不大。真正有潜在风险的是，银行业务和产品范围扩大、与其他金融机构边界模糊，形成的交叉金融部分的风险需要关注。”上述大行战略部门分析人士称。

篇6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把自己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具有未来现金收入的住房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组,由证券机构以现金方式购入,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这一过程将原先不易被出售给投资者､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性现金流入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证券｡

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商业银行(即发起人,也是原始权益人)确定证券化目标,并组建住宅抵押贷款资产池｡

(2)设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专门机构——特殊目的载体(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目的在于对证券化进行专门的操作｡特设机构有公司形式(SPC)和信托形式(SPT)｡

(3)资产销售｡发起人将所拥有的抵押贷款资产的未来现金收入的权益真实地销售给SPV,目的是保持出售贷款资产的独立性,使原始权益人的风险与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隔离,SPV只承担未来现金收入风险｡这样就可以实现资产与发起人之间的所谓破产隔离,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的目的｡

(4)经过中介机构的信用评级,SPV直接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或者由SPV信用担保,由其他机构组织发行,并将募集的资金用于购买被证券化的抵押贷款｡

(5)对资产的管理与资产收益的回收｡SPV管理证券化所产生的现金流入量,按计划清偿证券的本息,偿还完毕时各种合同到期废止,全部过程结束｡

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流程可见,证券化的过程涉及到《民商法》和《经济法》领域相当多的法律门类:《合同法》､《公司法》和《其他经济实体法》､《破产法》､《信托法》､《银行法》､《担保法》､《证券法》､《房地产法》､《会计法》､《税法》等｡可以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构成了一项法律系统工程,证券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要以相应的法律规定为行为标准,各个环节的有效性也要由相应的法律来保证｡

二､我国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分析

1.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的法律环境分析｡从设立机构看,公司形式的SPV(SPC)很难依据现有的法律设立｡

首先,《公司法》对于公司的种类､设立的条件等规定较为严格,SPC由于业务的独特性,不可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为国有独资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其次,目前,《合伙企业法》只规范了无限合伙,所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SPC往往是按照有限合伙的法律结构运作的,因此,无法按照《合伙企业法》中关于合伙的组织结构设立｡再次,为了提高SPC的资信与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SPC往往具有政府背景｡因此,当前也无法按照《个人独资企业法》设立SPC｡

此外,我国《破产法》规定:“担保物的价格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产｡”以资产证券信用增级为目的,由发起人提供的超额担保的超额部分,在发起人破产时将不得列为破产财产,从而使得资产的信用来源受损,破产隔离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现今,无论是《商业银行法》还是《贷款通则》,对贷款的出售都无法律界定｡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和手续转移银行贷款,并不与现行法律冲突,在实际中这些取决于双方的协议｡

目前,国有银行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成立独立的SPV,所以在建行的试点方案中,委托中信信托作为中介,SPV以信托形式(SPT)出现,利用《信托法》赋予它的破产隔离功能,暂时解决了SPV的法律困境｡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要求相关法律的同步建设｡

2.市场培育上的法律环境障碍｡一种金融工具的顺利推行,市场需求是重要的因素｡金融市场需求主体有两类: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的精力和能力有一定的局限,不能期待个人投资者托起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市场｡因而,机构投资者是住房抵押债券市场的主体｡短期的证券适合流动性需求比较强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长期的证券(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期限一般都相对较长)适合于规避再投资风险的保险资金和养老基金等｡但是,机构投资者的准入资格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如1993年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办理储蓄业务的机构不得将所吸收的储蓄存款用于购买企业发行的债券,不得用于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和期货交易等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无关的风险性投资｡又如,《商业银行法》只规定了商业银行可以买卖政府债券,而《保险法》明文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应用仅限于银行同业存款､买卖国债､同业拆借,购买证券投资基金以及须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面,从而明确规定了保险资金不得用于购买企业债券及抵押贷款｡同样,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等投资面也受很多限制｡目前住房公积金则只能存入银行｡

所以,在抵押贷款证券机构所涉及的投资者上,立法应放宽限制,允许上述机构投资者进入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操作,在证券设计与发行上向机构投资者倾斜｡

3.税收法律的限制｡在当前我国的税法框架内,证券化所涉及的主要税种有三项: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三者将决定证券化产品的成本和投资收益｡

首先,营业税问题｡委托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究竟属于资产销售活动还是融资活动?芽这将决定转让收益是否需缴纳营业税｡另外,中介机构所取得的服务费用是否应缴营业税?芽受托人取得的利息收入是应全额缴纳营业税,还是按扣除服务费用后的差额缴纳?芽

其次,所得税问题｡SPV是否应作为纳税主体?芽是否是隐性的纳税主体?芽即为投资人代扣代缴｡目前,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提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此｡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应属于债券利息收入还是股息收入?芽如果作为股息收入,个人投资者是否允许免征20%所得税?芽以避免双重征税｡否则,SPV在住房抵押贷款上的收益要打20%的折扣,其交易成本可想而知｡

最后,印花税问题｡一方面,在签订相关合同(如信托合同和委托管理合同)时,是否应缴印花税?芽另一方面,发售､买卖证券化产品,是否征收印花税?芽如果比照基金的税收政策,目前投资者申购赎回开放式基金单位,以及买卖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时都免征印花税｡

我国对于发起人向SPV(SPT)出售贷款的销售行为,《税法》一般规定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虽然营业税率不高,印花税也只在万分之零点五到万分之三之间,但由于资产池规模巨大(美国学者阿诺德在1986年就曾估计,只有当其资产规模突破1亿美元大关时,银行向公众发行资产证券化的债券才有利可图),这势必造成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税务成本过高而使SPV难以维系｡

4.关于抵押权转移处置方面的法律环境分析

(1)抵押权转移登记的法律问题｡银行出售住房抵押贷款给SPT时,按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不能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抵押权也消灭,针对该贷款设立的抵押权也应随之转移给SPT｡问题在于房地产抵押应当办理抵押登记,SPT在受理住房抵押贷款时,按国家现行规定,应进行抵押变更登记｡但SPT若逐一对抵押权进行变更登记,则将大大增加证券化的成本,使得证券化不具有操作性｡

因此,我国在2004年5月16日出台了《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允许批量办理个人住房抵押权变更登记,为证券化试点解决了法律限制｡

(2)抵押权处置的法律问题｡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当借款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人(按揭权人)处置抵押房屋有许多困难｡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借款人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的,贷款人有权依法处理其抵押物或质物,或由保证人承担偿还本息的连带责任｡”第31条规定:“借款人在还款期间内死亡､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其法定人､受遗赠人拒绝履行借款合同的,贷款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处置抵押物或质物｡”但事实上,包括担保法在内的有关抵押物处置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处置抵押物的法律程序和如何安置居住在抵押房屋中居民的处理规定｡因此,客观上造成贷款人在借款人不还款时难以处置抵押物和实现债权｡此外,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七条明确指出,业主抵押自己所有的房屋,如果该套房产是属于业主唯一可以居住房产,而且有充分证据可证明这一点时,那么即使抵押权人(通常为银行)向业主追讨欠款,法院也不能拍卖､变卖或者抵债,业主可以继续居住｡这使得抵押成为有名无实的担保,增加了按揭贷款风险,这不利于以按揭贷款为基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提升｡

三､国外房地产证券化的立法借鉴

国外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规定,从体例上看,可以分为分散立法型和统一立法型,这两种体例跟各自的国情是紧密联系的｡

1.分散立法型｡采用分散型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地区｡2.统一立法型｡采取统一立法型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

3.比较借鉴｡就法律而言,分散立法型国家如美国尽管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的专门立法,但以散落在联邦和州不同层面法规中的规范在资产证券化过程的各个环节始终如一地贯彻其证券化的基本精神,再以海洋法系特有的判例法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保持资产证券化法制体系的完整,并有效运作｡在经济法规,如会计法规等的不断修订中也不断体现市场的新变化和要求｡统一立法型的日本､韩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参照美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制定了整套完整的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反思其立法过程,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精神在日本文化中没有传承｡因此,就需要先建立制度和规范体系,才能以此为依据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日本在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过程中采取了不必要的保守谨慎做法,在早期的立法中对市场限制过多,发展严重受阻后再重新立法,从而导致了二阶段式的立法过程,走了不必要的弯路,阻碍了日本资产证券化市场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国在立法时应该注意避免的｡

四､我国完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环境的思考

1.可借鉴推行证券投资基金的立法经验,先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管理暂行办法》,构筑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框架,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行能有一个相对严谨规范的法律环境｡

2.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逐步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合同法》､《破产法》中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使之形成一套适合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运作的完善有效的法规体系｡

3.制定和完善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和税收法规｡根据证券化交易的特点,设计针对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和税收法规,主要需解决以下问题:避免重复征税､SPV是否作为纳税主体､征税环节的确定以及征税收入的属性等｡如免征减征营业税的印花税等,以降低SPV的运营成本,更好地促进其业务的开展｡

4.建立完整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我们要避免日本首次立法限制过多,导致二次立法的教训,应在资产证券化立法中充分理解美国资产证券化立法的精神实质,为政府在制度中恰当定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由市场做市场的事情,各司其职｡在法制构建上提供多元选择及完善的配套措施,使市场能依据此法制顺应市场发展选择有利的发展模式,进而奠定市场发展的长远基础｡

[摘要]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结构上存在许多独特的法律设计,如特设机构(SPV)的设立､贷款债权的转让､抵押贷款支撑债券的发行､信用提供的各种方式(如超额担保)以及破产风险隔离,等等｡本文将分析当前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法律变革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法律环境;法律障碍

2005年12月15日,我国首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建元2005-1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正式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这一由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发起机构的试点成为开创国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先河｡

参考文献:

[1]赵宇霆,徐荣祥.我国目前法制环境下的资产证券化对象选择[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2]楚天舒,毛志荣.美国､日本资产证券化市场比较及借鉴[R].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06-04-05.

[3]陆珩慎,顾芳芳.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思考[J].广西金融研究,2003,(2).

[4]程宗璋.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8).

[5]张振高,何德旭.论中国资产证券化的现实选择[J].经济评论,2001,(6).

[6]简莉莉.我国推行房地产证券化的法律障碍及对策[J].经济与法,2001,(7).

[7]秦慈.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思路[J].上海投资,1999,(1).

[8]余坚,王剑铭.论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J].金融研究,1999,(2).

篇7

2001年《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使中国信托业基本步入了规范运行的轨道。并将信托业定位于具有财产管理功能的中长期金融机构。截止2003年年底，共有59家信托投资公司完成了由“高度银行化的混合经营模式”向“专业化受托理财金融机构”转换为核心的清理整顿和重新注册登记工作，全行业共盈利15.5亿元。盈利企业比例高达92.53％。2004年信托公司的营业总收入45.7亿元。以上这些数据本将预示着信托业良好的发展前景。但2004年，个别信托公司的违规、陡然而至的德隆事件，使得“由乱而治”的中国信托业再度成为市场置疑的焦点。信托业到底能不能在我国得到持续发展？信托业的定位是否存在偏差？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信托存在的必要性。从国际经验和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状况来看，信托业作为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之一，在金融市场中已显现出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信托业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入世后，信托业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日趋显露，信托业的展业空间得以巨大拓展。同时，中国连续十几年创造经济增长率7％以上的奇迹，全社会对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居民个人的货币拥有量及金融性财产快速增长，社会保障资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住房公积金、各类公益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急待外部财产的管理安排，这些均要求迅速建立一个成熟的信托市场体系。

（二）信托业有区别于其它行业的突出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托来源和信托投放的领域十分广泛。《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可以开展10项业务，其中主要业务有：资金信托、财产信托、投资基金、投资银行、信用证和资信调查；经营方式上有对外投资、贷款、出租、出售、同业拆放、融资租赁等；投资范围上可以是证券也可以是实业。投资领域的多元化使其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金融资产运作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第二，信托设计的灵活性为信托资产管理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信托公司可以根据客户的喜好和特性，度身定做非标准产品，通过专家理财最大限度地满足委托人的要求。这种投资方式和产品的灵活性是券商和基金公司所缺乏的。第三，信托制度可以发挥“破产隔离”的作用。《信托法》中规定信托行为具有“信托收益权对抗所有权”。这一信托制度特有的法律效力，形成信托制度的债务隔离机制和破产风险隔离机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托财产的安全，从而保障了受益人的利益。

二、我国信托业发展的瓶颈

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自“一法两规”以来，我们对信托业基本思路的定位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信托业不能利用其优势快速发展呢？我认为目前中国信托业发展存在着一些瓶颈性问题：

（一）信托业发展面临外部环境制约

1、政府管制过严。由于信托业本身具有较大的风险，加之我国信托业发展的不成熟，使得政府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捆绑限制有余，支持和服务不足。主要表现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集合资金信托业务200份合同的障碍，信托产品私募性质的约束，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滞后等。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堵”甚于“防”的监管手段，甚至一些“秋后算帐”的行为使行业创新与违规难以界定，信托业务的拓展畏首畏尾，难以寻求突破。

2、社会信用不足和信用不良。信托首先是一种信任关系,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如果发生了信用危机,信托业就将无立锥之地。近半年来，因部分公司违规经营导致有关信托业的负面报道屡见报端，信托业的市场公信力跌入了低谷。旧的业务难以存续,新的业务无法拓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3、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一方面，信托产品的创新空间受到分业经营局限，信托产品的诸多功能难以体现。一方面，五次整顿后，信托机构所经营的非信托业被彻底剥离，将经营的银行业务还给银行，证券经纪业务还给证券公司，而由于信托市场的非专属性，使得本属于信托公司主营业务的基金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其他机构仍可进行，形成了不公平竞争。

（二）信托公司本身存在的问题

1、中国的信托公司存在严重的治理缺陷。我国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成立之初大多脱胎于大银行和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所具有的“激励不够，约束力不力”等问题在信托投资公司身上同样存在，各信托公司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地方政府的全功能金融机构。许多省市都设立有自己作为“融资窗口”的信托公司。由此导致了许多信托资金的违规运用、不顾风险的关联交易等现象，使信托公司为了股东的利益而牺牲委托人的利益，积聚了极大的风险，也使信托公司丧失了信誉。

2、缺乏核心盈利模式。事实上，信托公司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投资领域的灵活性使其在面临众多选择的时候常常是无从选择。信托没有像银行、保险、证券那样形成他们专属的核心盈利业务，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和产业规模。更令人堪忧的是，此时信托公司与管理部门的博弈可能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监管部门为了控制风险制定了相对严格的监管政策。严格监管下的盈利压力使信托公司出现短期行为和违规经营，引起潜在风险。然后监管部门又加大监管力度，如此反复，最终很可能信托业在这个怪圈中作为一个产业而逐步萎缩。

3、信托业的人才不足。立足于专家理财的信托公司却缺乏专业人才，这是目前信托业普遍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信托业是一个智力密集型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另一方面，我认为仍然是各个信托公司对具体从事的领域不明确，未来的业务流程不清晰，于是就根本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

三、我国信托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一）从宏观的角度，为信托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1、放松政府管制。要建设完善的监管体系首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而不能因主观判断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同时，中国入世谈判时，对信托业开放的限制基本上没有涉及，信托业很可能成为未来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分业经营的模式显然使我国信托公司缺乏竞争力。因此，政府有必要逐步放松对分业经营的管制，使信托业“金融百货机构”优势真正得以发挥。

2、加强信托业风险的防范。1制定更为完善细致的《信托业法》。纵观信托业发达的英、美、日等国家，除了一般的信托法外，还有根据不同信托品种制定的信托特别法，因此我国也须加快信托立法，使之对各个业务范围有具体的说明，对违规和创新领域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并为信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提供依据。2成立信托业协会。在协调行业内部矛盾，建立标准信托品种的行业标准，树立信托投资公司的对外形象等方面，行业协会的地位是包括政府监管机构在内的各机构都不可取代的。3建立信托业资信评估制度。由处于相对独立地位的资信评估机构对各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收益等进行全面权衡后打分，并将得分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市场的压力迫使信托公司改善经营管理。

3、营造适合信托发展的社会信用环境。既然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信用水平极低的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我国信托业的坎坷经历就是这种代价的真实写照。信托要重整旗鼓，必须先回归信誉。当务之急就要在完善信用体制的监管手段、提高监控效率、完备《信托法》相关司法解释、制定和出台行业配套制度及产业发展规划的同时，认真记取教训，从规范抓起，从自身做起。要矫正治理结构，健全风险内控体系，规范从业人员行为，优化业务流程，完备信息披露制度，合力打造信托公信力，增强公众的信托意识。

（二）从微观角度，信托公司须构建持续的盈利模式

1、实现融资向投资的转变。前几年，信托公司大多从事以贷款为主的融资业务。诚然，融资功能也是信托的功能之一，但他能否成为足以支撑信托业生存和发展的经营基础呢？目前信托公司年费收入只在融资额的1％左右，在将本金和收益支付给投资者后，信托公司所剩无几。何况信托与银行相比做不到像银行那样的规模，也没有银行那样的流动性，竞争上处于劣势。所以我认为信托应该把经营范围放在投资管理上，运用组合投资的理念即通过集合性投资与集合性融资的匹配和战略联盟来实现风险的分散。

2、选定特点领域，突出品牌优势。截至2004年底，信托全行业总资产2784亿元。在目前经过重新登记的59家信托公司中，总资产大多为几亿元人民币，多者也仅为一二十亿。如此的资金规模，选择综合的盈利模式是不太现实的。信托投资公司必须采取市场细分的策略，结合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寻求在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实现项目向产品的转化。项目无法实现稳定经营，只有具有品牌优势的标准化产品才能反复的用，反复的带来收益。从当前看，我认为可以开发以下信托品种：1个人资金信托。目前我国城乡居民金融资产大约15万亿元，其中银行存款占比高达75％，如此高的储蓄率，意味着市场上有着强大的资产管理需求待有效释放。同时争得这部分资金也将保证公司信托投资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2产业基金信托。投资于实业经济的产业基金信托业务，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都无法涉足。我国经济发展也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前景，因此产业基金信托应该是我国信托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3公益信托。我国已经或即将建立规模巨大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基金如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基金、扶贫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教育基金、助残基金等。这些社会公益性基金数量非常可观，且都有保值增值的需求，如果能得到政策上的扶持这些公益基金将成为信托业务一个极大可供开发的“金矿”。

篇8

关键词：实际风险 可保风险 证券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金融创新产品来分摊保险公司承保的巨灾风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术界和实业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实践。为解决保险公司自留风险过大、对巨灾风险承保能力不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也为实际风险直接在资本市场进行交易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目前存在的保险风险连接证券本质上属于保单资产证券化，其依托保险公司的保单未来产生的利润流作为证券化的资产。出险概率越大，保险公司就面临更高的预期赔付支出，期末所能获得剩余的数量或可能性就越低，证券持有人能够获取的期望利润分配也较少，证券现期价格就较低，这样，保险公司从证券市场上融资构成的赔付预备基金就较少。反之，出险概率越小，证券价格较高，保险公司能够融到更多的赔付预备基金。

这种资产证券化模式增强了保险人进行风险管理的激励，但是保险人依然面临着很大的赔付风险，阎建军和关凌（2011）的研究甚至认为资产证券化显著放大了保险公司经营面临的风险。同时，资产证券化也不利于证券的购买者或持有人获得保险单所承保的实际风险水平高低的信息，因为，显然保险人有激励与被保险人进行合谋，掩盖揭示实际风险发生可能性的信息。此外，C. Hill（1996）认为资产证券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柠檬困境”——投资者可以专注于证券所依托的资产，而不必担心“柠檬”公司的经营财务情况。然而，从社会角度说，这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却没有能够引进足够的激励改进被保险人的风险管理。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是由于与被保险人实际风险相隔离的证券降低了投资者对公司实际风险的关注程度，另一部分是由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可能出现的合谋。

因此，进行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将投资者监督引入到被保险人风险管理的博弈机制当中去，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

一、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的涵义

根据美国学者E. Gardener给出的资产证券化定义：资产证券化是资本市场上资金的借方和贷方之间得以全部或部分匹配的过程或工具。公开市场（多元市场）在证券化产品市场上取代了传统借贷方式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封闭市场（二元市场）。据此定义，传统的商业票据、股票、债券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证券化工具，有学者称之为“一级证券化”。那么，如果企业面临的风险本身也能够进行一级证券化，该风险能够直接在资本市场上进行分摊，投资者的监督就自然能够被引入到企业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去。

实际风险与金融风险不同，前者指客观世界真实灾害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导致的直接损失，后者指由于市场上金融产品的价格下跌的可能性带来的财产上的损失。这两种风险具有不同的性质。首先，群体行为和市场形势的走向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期；而实际风险的出现则表现出显著的客观随机性，虽然其产生也必然缘于某些风险因素的积累，但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人们尚不能准确预测。其次，金融风险本身即由货币来衡量其大小，因而能够直接对其定价；而实际风险涉及客观世界发生某种危害事件的概率大小，这种风险的水平无法直接用货币来标价，因此，这就导致了对直接风险进行定价的困难。最后，按照传统理论对风险的划分，金融风险是一种投机风险，实际风险是纯粹风险，两者具有不一样的可保性。

进行实际风险证券化必须要考虑上述风险性质的差异。本文认为，探究能否开展该证券化的问题需要理清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企业是否有发行实际风险证券的需要，资本市场上是否有购买和交易该证券的需求；第二，该实际风险能否被量化（货币化），这一点涉及风险水平的评估和定价问题；第三，发行该证券能否造成福利的溢出效应，其发行和交易能否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增进作用。

二、引入实际风险证券对证券供需双方的影响

（一）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对证券供给方的影响

这里我们建立一个单期模型来说明实际风险证券化能够改善证券供方，也就是面临实际风险企业的福利情况。

在企业管理中，某一特定的标的物会面临着诸多因素导致的风险暴露。我们假定该风险暴露值为L，并且假设在出险的情况下，该标的的损失一定为全损。则如果按照传统的保险方式，企业理论上应当支付的保险费为：

P=■·q1·L

其中， 为保险费， 为企业预期的损失发生的概率， 为贴现率。则可将保险费率表示为

P=■·q1

上述保费可以理解成企业对于消解该标的物面临的风险愿意花费货币的最大值。那么，如果企业不进行传统的保险，而是寻求在市场上发行实际风险证券化产品，其愿意支付的最大额也是P 。在考察期末，购买证券的投资者预期的收益函数如下：

在出险的情况下，投资者在期末获得风险保费与出险价值的差额，表示投资者对企业出险进行的赔付；在未出险的情况下，投资者获得企业提供的全部保费。

用q2来表示投资者预期风险发生的概率，则投资者的预期收益为

ER=q2（q1L-L）+（1-q2）q1L

=（q1-q2）L

由于投资者得到的全部收益来源于企业的支出，即企业出售的证券获得的收入必须能够弥补企业在未来出险时所要承担的损失额。在期初，有如下的等量关系

■q1·L=■（q1-q2）·L

其中， c是该证券的约定收益率。化简可得c的表达式

c=（1+r）1-■-1

即为企业在发行该证券时要预先确定的约定收益率公式。 是企业通过发行实际风险证券获得资金需要付出的利息率，也就是获得资金的成本。

显然，若p≥c，企业通过传统方式进行保险的成本大于通过直接证券化的方式进行保险所负担的成本，选择发行实际风险证券进行保险就能够改善企业的福利状况。

假设p≥c，r≥0，有

■·q1≥（1+r）1-■-1

q■■-r（1+r）q1≥-（1+r）■q■

设f（q1）=q■■-r（1+r）q■，g（q2）=q■■-1（1+r）2q■，只需证明在q1≥0 ，q2≥0 条件下f（q1）≥g（q2）。

f'（ q1）=2q1-r（1+r）

f''（q1）=2>0

g'（q2）=-（1+r）2

故f''（q1）是单调增函数，g'（q2）是一个常量。在q1和q2的定义域内f'（0）=-r（1+r），g'（0）=-（1+r）2，f'（0）>g'（0）。因此，f'（q1）的斜率始终大于g（q2）的斜率。而f（0）=g（0）=0，故有在q1和q2的定义域内f'（q1）≥g（q2）。

因此，企业选择发行实际风险证券化产品付出的成本较投保传统财产保险更低，企业具有发行实际风险证券化产品的激励。

（二）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对证券需求方的影响

从投资需求角度上说，由于该证券是与企业面临的实际风险相关联的，与市场上其它金融风险无关。因此，根据投资组合选择理论，在无摩擦市场的假设条件下，理性投资者在原有资产组合中加入与其它金融产品风险相互独立的该实际风险证券化产品之后，其情况将会变得更好，能够实现投资有效集的帕累托改进。G. Carpenter（2006）的研究显示，在60%的股票和40%的债券组成的投资组合中，加入2%的巨灾债券能够降低投资组合的标准差0.25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在金融市场中引入实际风险证券能够改善该证券供需两个方面的福利情况。它不仅能够降低企业进行保险的成本，而且能够降低投资者的证券组合面临的金融风险。所以将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产品引入资本市场是可行的。

三、实际风险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可行方法

（一）风险的中介人：保险机构的新形态

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后进入资本市场进行交易，风险分散的范围与传统保险模式相比有了显著的扩大，同时也将保险机构经营风险的功能转移给了整个资本市场，保险机构在传统业务经营上受到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保险机构必须全部或部分改变自身功能和经营方式，将传统上依靠大数定律的“展业承保理赔”的经营方式转变为类似投资银行的“估值发行交易”模式。这种由业务主导向交易主导的改变是由业务规模扩大、专业性增强，公司的内部交易成本超过了市场交易成本导致的。保险机构日趋向风险中介商和专业风险咨询服务供应商转变是未来保险业发展的长期趋势。

由于有着风险评估和管控上的专业优势，保险机构在此类证券发行活动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首先，保险机构要承担对企业某项财产标的的风险水平进行全面而专业的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保险机构应对该财产标的的风险管控措施给予建议和指导，同时由该保险机构进行保荐，企业才可发行某一类财产标的的实际风险证券；其次，为了自身参与实际风险交易市场上的交易、向企业提供全面风险管控的咨询服务和面向市场提供实际风险水平评估报告，保险机构都必须充分重视对实际风险的研究、对企业可以采用的风险管控措施的研究以及实际风险评估技术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在保险机构实现自身效益的同时，又会提高整个社会的风险管控水平。

（二）实际风险证券化的流程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上证券发行流程已经比较成熟，除了实际风险评估和定价技术有所不同外，实际风险证券化可以采用现有证券发行或巨灾连接证券发行的方法。

首先，保险机构应当设立单独并且利益隔离的部门担任实际风险证券的发行商，由企业向该机构缴纳担保金作为趸缴利息支出，并由该机构对企业进行证券化的实际风险进行评估；其次，由该保险机构对企业缴纳担保金形成的“保险单”进行拆分，对相同或相近风险的单元进行重组，以单位“保险金”进行风险证券的定价，这样就启动了实际风险证券的发行程序。最后，由两家或以上的保险机构或专业风险评估机构进行保荐或担保，并经公开披露等一系列条件满足后，该企业某个风险标的的实际风险证券才能够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并进行交易所内的交易。

发行证券获得的收入可由保险机构和证券发行企业共同指定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由商业银行对这笔资金进行托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资金能够被合规使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并进入交易所进行交易，能够完全转移出保险公司传统的偿付风险，降低企业进行保险的成本，降低证券持有者证券组合面临的风险，将大量证券持有人引入到企业风险管理的激励中去，改善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意愿，并激励保险机构和各相关方进行实际风险的研究，提高全社会的风险管控水平。在这些方面，实际风险证券化比传统的保险和再保险具有显著的优势，但这决不意味着证券化产品会完全取代传统的保险业务。大量研究显示，两者之间并非相互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合作的关系。

建立一个完善有效的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产品交易市场，核心在于为该市场产生、存在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准备好必要的条件。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设立专业的实际风险证券交易所

实际风险证券不仅是一种专业的金融产品，也是专业的风险管理工具。设立专门的交易所进行集中交易，有利于发挥风险管控的专业优势，有利于增加交易双方的信任度和主动监管的顺利开展。

（二）设立官方或半官方支持的风险数据库

风险数据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实际风险证券则是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而高效率的风险管理也是实际风险证券得以顺利交易的基础。这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特征要求尽快建立具有一定公信力的风险数据库，以完善风险的评估、定价和管理机制。因此，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数据库系统是开展实际风险证券化产品交易的重要前提。

（三）建立完善的诚信保证体系

任何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需要负责任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操作，这是对投资人的一种最基本的保护。由于实际风险证券特殊的属性，能否将实际风险因素引入到原有评估模型当中去，将更加考验评级机构的水平。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始终没有高水平的评级公司出现，更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去思考解决办法，更多地关注高水平评级机构的培育。

（四）坚持自由交易的同时完善监管体系的构建

自由平等的交易是资本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为了保证交易公平高效地进行，实际风险证券的交易也应遵循自由交易的原则。但是，必要的监管仍然是必须的，合理的监管体系、适度的监管水平有利于维护该市场平稳运行。因此，针对崭新的实际风险证券交易，相关部门必须能够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监管机制和监管工具，才能更好地履行监管的职能。

（五）政府应当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支持

实际风险证券化产品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在我国的市场形势下尤其需要得到官方给予的认可和支持。由于该证券的发行能够激励相关各方改善风险管理、改进全社会的风控技术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应当考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该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的开展。

最后，将实际风险直接证券化并引入交易所进行交易，更为深远的影响还是保险市场的转型。假如实际风险证券化成为一种趋势，保险业、保险公司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如何实现转型并且保证转型阶段公司运营和效益的稳定，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保险业应当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顾业池. 保险证券化对金融格局的影响[J]. 中国金融， 2011（7）.

[2]阎建军， 关凌. 保险业在金融危机中的角色：资产证券化视

角[J]. 金融评论， 2011（4）.

[3]Hill C A. Securitization： a low-cost sweetener for lemons

[J]. HeinOnline， 1996， 1061-1082.

[4]Gardener E P M， Revell J. Securitisation： history， forms and

risks [M]. Institute of European Financ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 1988.

[5]胡威. 资产证券化的运行机理及其经济效应[J]. 浙江金融，

2012（1）.

篇9

我的一些私营企业主朋友也开始关注保险这一金融工具的运用。他们除了配置重疾险、高端医疗险来满足医疗品质的需求外，也开始更多地关注运用人寿保险以实现财富传承和企业股东互保。

财富传承

某富豪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和前妻育一女；第二次婚姻，与年轻太太育一子。很不幸富豪得重疾，决定写遗嘱。他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单独把律师叫去，制作一份公证遗嘱，还做了密封。半年后富豪去世，律师在家族会上当众宣读了这份遗嘱。遗嘱中给大女儿、现任妻子、两个孩子、父母都分了钱，甚至连兄弟姐妹都有照顾。但在宣读遗嘱后，前妻质疑遗嘱是假的，因为大女儿分的少，且没分到公司股权。

第二任妻子拿着遗嘱到房管局要求把富豪名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没想到遭到了房管局的拒绝。她又去了银行，要求把富豪在此银行存的2000万元过户到自己名下，银行也拒绝了她。房管局和银行告诉第二任妻子，想把房产和存款过户，需要再到公证处去办一个继承权公证。在提出继承权公证申请后，公证员要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在同一时刻叫到同一地点以取得一致意见。问题出现了，显然前妻是不会同意的。最后，第二任妻子作为原告，了遗嘱上要分财产的10名当事人。打完一审又打二审，前后整3年。这期间，富豪名下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而且诉讼费、律师费又花了100万元。

在这个案例中，有几个要素值得注意：律师、遗嘱、继承权公证、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资产冻结。在这3年里，资产冻结，就意味着没有钱、没有现金兑付、没有继承。

财富传承、继承的范围很广，现金、不动产、公司股权、公司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都可以通过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实现。在目前的金融工具中，哪部分财富最宜通过保险来规划、规避？显然是现金。

保险在财富的传承和继承上具有以下优势。

优势1：保值。

优势2：保证财富分配的确定性。对于保险来说，因为是指定受益人，保险公司须依合同直接履行。传统继承则难以保证这一点，正如在上述案例中，公证遗嘱也可能造成纠纷。

优势3：财富长期安全，对后代的影响小。对于突然拥有巨额财富的年轻人，是否可以按照我们最初的意愿掌控财富，是否可以安全、长期地持有财富？显然并不容易，但对于保险来说，可由保险公司分期、分批给付受益金，保证财富长期安全。

优势4：税费成本几乎为零。即使现在遗产税尚未开征，遗产继承过程中各项费用也不低：（1）请律师拟定遗嘱的律师费用；（2）公证遗嘱本身的公证费用；（3）最贵的是继承权公证费（总资产额的2%），1000万元就要交20万元。而通过保险进行财富传承，在受益人来领钱的时候无任何费用。

优势5：资产隔离、避债的功效。法律规定：保险金不算作遗产，更不被列入偿债资产。

优势6：保密性。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要把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叫到同一现场，而保险公司让受益人接受财产时，只会通知受益人及监护人，不会通知其他任何人到现场。

优势7：时效性。传统继承的时间长，从身故到葬礼，再办继承权公证以及过户，一切顺利至少也要折腾半年。但保险公司理赔很快（受益人，身份证，死亡证明）就可以到保险公司领钱。

基于以上7点优势，企业主、高净值人士一定要善用保险这一金融工具来规划家庭资产。

股东互保

某公司由3名自然人股东A、B、C各出200万元所创，注册资金共计600万元。2年后公司资本增长到1.12亿元，但账面流动现金只有100余万元。这时，B应酬客户后突发急症身故，B的家属提出了权益主张申请：

（1）撤回原投资款200万元；

（2）领回2年间公司应分未分之分红36万元；

（3）B是在为公司拓展业务的时候发生风险，请求公司给予抚恤金100万元。

共计336万元，要求在1个月内支付。如做不到，家属将在保留第3项请求的同时，将股权以400万元转让给该公司的竞争对手。

这让股东A和C非常为难：因与B交情甚好，很愿意出400万元妥善处理此事，同时要维护公司股权的完整。问题来了：

（1）此时公司净资产评估值已达1.12亿元，但账面现金只有100余万元。

（2）企业面临的更大问题：B的股份会被竞争对手收购。

怎么办？有3个办法。

办法1：自有现金。估计很多企业都会摇头，原因不多解释。

办法2：银行担保的贷款。这个方法可行，但时间长，而且是负债，日后必须归还。

办法3：股东互保。利用保险的杠杆功能为各股东投保，钱不用还。

篇10

【关键词】信贷资产证券化；资产信用；有效途径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特点

信贷资产证券化本身是银行间接融资与证券直接融资相结合的一种业务。和其他融资方式相比，资产证券化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1.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一般相对较好，同时进行信用增级，因此融资成本一般低于以企业整体为基础的融资方式。2.通过证券化资产“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设立风险防火墙。3.把部分未来预期现金流状况较好的资产剥离，或者对不同资产进行组合搭配，进行资产重组。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优势

（一）信贷资产证券化拓展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目前，由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制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以有效保障，同时又缺乏规模效应、市场竞争力相对较低以及无形资产稀缺，大多数中小企业无法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而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则可将小企业贷款的专营模式与资产证券化技术相结合，通过资产证券化的平台和工具，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引导到间接融资市场上。这样既充分发挥间接融资模式下商业银行熟悉企业及直接融资模式下投融资行为高效等方面的优势，又发挥市场在风险分散和资源优化配置上的优势，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种新的混合式的方案，从而构筑起中小企业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之间的桥梁，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整体融资成本。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缓释商业银行资本压力。过去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偏重于分子管理法，重点考虑如何增加资本，而信贷资产证券化则是对庞大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实施“瘦身术”，通过缩小分母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存贷比，缓解银行资本饥渴。由于当前实施的存贷监管办法未覆盖证券化资产，因此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可腾出银行自身信贷额度，提高放贷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可持续的服务。信贷资产证券化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空间。商业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可充当贷款管理机构、托管机构和结算机构，采用收取管理费、托管费和结算收入等方式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从而改变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可以解决银行负债和资产在利率和期限、结构上的非对称矛盾，通过合理的贷款转让定价提高信贷业务总体收益。通过利率趋势预测，在升息前出让低息贷款，并在升息后重新放贷，可取得利率变动收益。同时，信贷资产证券化也给银行理财业务发展提供了机遇。

（四）从风险管理角度看，信贷资产证券化使风险由存量化转变为流量化，通过风险定价和转移技术实现金融功能由资源配置转变为风险配置。商业银行通过将拟退出的区域、行业或企业的信贷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转换为在市场上可交易的产品，可以快速实现信贷退出，有利于分散和转移信贷资产风险，优化信贷资产结构。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问题

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成熟的金融市场，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信托、税收等环境，目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仍然面临现实的困难。

（一）市场制度不够健全。我们国家的金融和证券发展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没有建立起信贷资产证券化所需要的值得投资人信赖的独立的法律法规框架。市场不够成熟。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银监会审批监管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其产品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一类是由证监会审批监管的证券公司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其产品主要在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挂牌交易，两个市场不能互联互通，限制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目前，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一级市场投资受限，二级市场尚未形成。

（二）定价机制不够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的投资授信体系多是基于单个客户或单笔贷款，对资产包的投资授信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而我国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尚未形成清晰准确的债券资金收益率曲线，缺乏评估证券化资产风险和产品定价的科学方法。

（三）分散风险功能发挥不够。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既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者，又是最主要的投资者，很多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是银行间互相持有，市场没有形成足够的专业风险投资人主体，不利于分散风险。

（四）证券化产品吸引力不够。由于包括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养老基金、保险机构等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准入受限，使得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类型单一。很多投资者对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不熟悉，一些大机构对流动性较差、期限较短、规模较小、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信贷证券化产品投资兴趣不大。另外，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不够也是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问题。目前我国信用评级运作还不规范，评估机构发展相对较弱，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和评估一致性，难以做到独立、客观、公正。

四、创新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