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知识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28 18:10: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精神病学知识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我院血液净化中心从2011年1月～2015年1月收治RM并发ARF21例， 男14例，女7例；年龄19～72岁，平均年龄（45.5±5）岁；药物中毒2例，车祸挤压伤10例，大面积烧伤5例，CO中毒4例。
1.2 治疗
予以右颈内静脉临时置管，持续床边血液滤过（CVVH）联合血液灌流，采用费森CRRT机器，血滤器为费森公司的AV600S，一次性使用，面积为1.2M2，采用日间连续性透析，每次8小时，前3天联合血液灌流，选用珠海建帆HA330型血液灌流器串联于血滤器之前，每次HP2～2.5小时。同时给予对症治疗，如水化疗法，碱化尿液，抗感染，纠正脱水，应用糖皮质激素，促进心脑肾肝细胞代谢及改善脑微循环，保肝，营养支持等治疗。经过精心护理与治疗，21例患者均肾功能恢复出院。
2 护理措施
2.1 心理护理
2.1由于病情突然，患者与家属感到焦虑、烦躁、恐惧等心理，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健康宣教。治疗前向患者及家属耐心讲解有关知识及综合治疗的效果，介绍CVVH+HP这一治疗方法的优越性和可行性，使其减轻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2.2 皮肤的护理
因患者肌肉疼痛和皮肤胀明显，帮助患者卧于自己舒适的，同时给予防压疮气垫；仔细观察受压部位皮肤，每2小时翻身一次，翻身时注意动作协调轻稳，并按摩受压的部位。行持续性床边血液滤过时也应注意做好患者的翻身，翻身时防止导管牵拉。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床单位整洁。集中化验检查，减少治疗带来的疼痛，从床边血液滤过的管路中抽取血液检查，尽量减少肌肉注射而使用静脉通路给药[2]。
2.3肾功能衰竭的护理
观察尿色、尿量。RM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受累的肌肉疼痛、肿胀、乏力，少尿和特征性浓茶尿液[3]。当横纹肌溶解症发生时，大量的肌红蛋白入血，当肌红蛋白水平超过5～15mg/L时，开始从肾脏排出。故观察尿色尿量的变化可及早发现肾功能的变化[4]。详细记录每小时的入量和尿量，保证尿量每小时不少于50ml，并与前一次标本进行尿色对比，随时记录尿量并根据尿量的多少调整输液速度或血液净化时的超滤量。
2.4 CVVH+HP监视与护理
2.4.1治疗过程中密切监视机器运转情况及置换出废液的颜色，监测动脉压、静脉压、跨膜压、置换液量及各动力泵运转情况。
2.4.2遵医嘱予以低分子肝素钠抗凝使用，及时发现机器运转中有无凝血、漏血、血路不畅等情况，及时排除报警故障。
2.4.3做好卸灌流器的准备，采用空气回血，注意无菌操作，防止血液丢失、空气栓塞、滤器凝血，必要时生理盐水冲洗。
2.4.4置换液现配现用，并在每次治疗后4小时抽取血气检查电解质，根据血气报告随时调整置换液处方。
2.4.5精确计算患者的水负荷，防止超滤过多过快，导致血容量减少，发生低血压。
2.4.6严密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每15～30分钟记录一次，能及时反映病情变化及其动态变化，并能配合医生及时制定治疗措施。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意识及体温的变化。
2.4.7做好导管的护理，防止感染。上机前首先评估患者置管处有无红肿、热痛，有无分泌物，位置是否在位，接机时做好导管口消毒，严格无菌操作。下机后正压肝素封管，更换敷料，保持导管的在位通畅，并做好交接班，嘱患者头部勿剧烈运动，穿脱衣服时注意保护导管，防止脱出。
2.5健康教育
根据病因做相应健康指导，如 CO中毒多发生在冬天取暖的时候，指导患者注意房间通风，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症状，应立即脱离所处的环境。指导患者按医嘱按时服药，定期门诊复查肝肾功能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安全，适度运动，禁用肾毒性药物，避免劳累，防止感冒。
篇2
[关键词]躯体化；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医学史；文化心理学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是指不能用实验医学的生理疾病过程进行合理解释的躯体障碍，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之一。作为一种精神或心理诊断的必要条件，“医学无法解释”的界定却完全基于实验医学的生理判断标准，反映出躯体化诊断和实验医学生理性思维路径的密切联系。西方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认识和理解伴随着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不断演变。而对于中国本土来说，这个深刻植根于西方医学体系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却缺乏相应的理解基础。因此，从本土医学观念的角度来反思这一概念，或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躯体化问题。
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变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概念源自实验医学的诊断过程。在西方实验医学的解释模式中，一些躯体症状之所以被诊断为“医学无法解释”，是因为缺少病理学意义上确定的变化去指向某种疾病实体，比如器官的癌变就能指示癌症的存在。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因为症状向医生求助，而医生则通过诊断来对患者的症状做出解释。当医生找不到病理学确定的疾病来解释一个患者主诉中的躯体症状，这些患者的症状也随之被称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功能性或躯体化症状。从这个角度上说，“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建立在一种固定的逻辑基础上：即通过病理证据对所有疾病进行排除，而这正是在实验医学将疾病确定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之后才产生的概念。
在历史上，哪些躯体症状或综合征会进入“医学无法解释”的领域和特定时代的医学技术发展状况密切相关。随着实验室检验和病理检查技术的发展，某些原本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在发现病因之后变成了医学可解释的症状；而反过来，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否定某些被认为已经得到解释的症状的病因，使其再度成为无法解释的症状。另一方面，某些症状在一个时代内“无法解释”或“原因不明”也并不意味着医生就会对其置之不理。相反，他们必须做出新的理论假设来努力尝试解释这些症状。而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假设也是随着医学技术和观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无法解释”的症状，因为大部分病痛体验也无非是用前科学医学观念下的一些假定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的。比如，最初源于古希腊的“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一概念，其希腊语原意就是“子宫”。整体性的朴素唯物论将这些和情绪激动共同出现的躯体综合征解释为集中于特定身体器官的紊乱，尤其是带有特殊道德意义的生殖器官。文艺复兴之后，对解剖学的进一步理解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被当作无法解释症状的病因，这种观念将歇斯底里、疑病症等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逐渐划归到一个分类之中。1667年，英国权威解剖学和神经学家Thomas Willis从脑解剖学角度对各类“神经性”疾病做了研究，批判了传统认为歇斯底里产生自子宫的观念，转而认为歇斯底里中的激情症状通常来自头脑，但其源头仍然是生理性的病变（Sharpe & Carson，2001，pp.926-930）。
在17-18世纪，精神病学逐渐发展，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精神病学发展的初期，医生们所认为的“典型”精神疾病只包括丧失心智，抑郁和躁狂等单纯具有心理症状的状况，很少有学者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拿来和这些疾病相提并论（福柯，2005，第399页）。而到了19世纪，随着精神病学逐渐建立自己的体系，越来越独立于普通医学体系，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开始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上发展，而这两种路径分别处于身体和心理两个平行的维度上。其中一条路径是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的生理性解释，另一条路径则是将发展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生成论（Psychogenesis）观点。在精神分析学派崛起之前的一段时期，神经生理的解释一度占据主流，无法解释症状公认的病因是神经系统的可逆性失调。但是，逐渐发展的病理检查技术始终未能证明脑部或其他器官存在可观察的解剖学异常，这就导致这些生理失调被称作微妙的或“功能性的”（Trimble，1982，pp.1768-1770）。
这种神经生理解释的一个典型就是19世纪中期由George Beard提出的“神经衰弱”的概念。Beard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即“由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多系统多项躯体痛苦，比如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Beard，1869，pp.217-221）。Beard认为这些神经系统上的虚弱或疲惫以及各种精神和身体的低效症状是由于神经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调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质性生理功能紊乱和多种由于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碍。而虽然身为神经病学家的Beard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都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中枢神经系统真的存在功能失调，但他仍然更强调神经衰弱病因学上的生理性而不是心理性。其后，同为神经生理学家的Charcot将Beard总结出的这种疾病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使其从先前被人认为的“美国病”变成了一种国际化的疾病（Goetz，2001，pp.510-514）。
19世纪的解释模式转向最终明确地区分开了生理和心理的病因，而所谓的“医学不可解释”根据这种二元划分，最终被交给了精神医学。20世纪，心理分析的时代到来了。脑部功能失调的概念大部分被心理发生概念所替代。由此，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治疗完全成为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管辖范围。Freud的支持者，奥地利精神医师Stekel（Stekel，1924，p.341）创造了“躯体化”一词用来解释精神问题如何表现为躯体症状，其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和Freud的“转换”概念如出一辙。当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Ⅲ）时，特别划分出一类以躯体痛苦为主的精神障碍，即躯体形式障碍（somatoform disorders），这个诊断逐渐被世界其他重要的精神诊断手册所接受。而伴随这个诊断分类及其标准一直延续下来的核心条件之一正是“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二、“医学无法解释”的逻辑基础：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
回顾“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实验医学内的一种解释模式的反复和循环，而这也是普通医学（medicine）和精神医学（psychiatry）逐渐分裂的一个写照。17世纪Willis对歇斯底里的分析和19世纪Beard对神经衰弱的定义都曾经是一度占据主流并影响巨大的理论观念，他们的理论代表了原因不明躯体症状的解释模式中一种相似的路线：从生理角度将此类综合征归于一种神经生理系统的疾病。而在Willis和Beard对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经典论述之后，两种疾病理论的发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转向”：由“真实”生理疾病变成“无中生有”的心理障碍。在歇斯底里的例子中，传统的子宫冲动学说随着解剖和生理学的发展，逐渐转变为由大脑主导的神经系统作为中介的紊乱，但并没有改变此类疾病植根于身体的基本观念。可这个主题在18世纪却从身体空间的动力学变成了心理空间的伦理学，使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进入了精神病学的领域（福柯，2005，第410页）。同样，在神经衰弱的例子中，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日渐扩大，神经衰弱也被逐渐纳入到精神分析的情感冲突框架中。导致症状的潜在的情感因素变得比表面的躯体症状更加重要。在诊断上，神经衰弱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最终被抑郁症争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所替代（汪新建、何伶俐，2011）。这些例子显示出，在医学科学的疾病分类一直到精神病学理论观念建立之初，医生首先会尝试从神经系统疾病的角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现代的医学系统中，医生也是首先从他们自身所属的医学专科考虑能否对症状做出解释。而当病痛和症状被医学排除在外，它们才最终落脚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领域。由此可见，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躯体综合征与其他典型的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障碍不同。按照医学科学的身心二元观念，这些主观的躯体症状和病痛体验最初进入的应该是非精神科的普通医学话语体系。
科学观念中的机械身心二元主义对疾病和医学观念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精神病学从普通医学中分离出来，将身体病痛留给医学，将精神病痛留给精神病学。在笛卡尔的机械二元论之后，被客体化的身体只是一种“机器”，它与遵循科学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中的其他“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身体获得了机器的隐喻，而疾病就是“机器抛锚、燃料缺乏或者摩擦过多引起的机械故障”（波特，2007，第59页）。这个纯粹物质性的“机器”是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不能涉及的，专门属于医生的领域。而心灵却又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转换，一方面心灵是理性的来源，是决定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心灵也是一种系统，一种“机器”，它也能被科学化，并逐渐丧失原本的道德伦理意义，而变成另一种客观存在物。这个心灵被降格的过程则是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产生的起点。
在西方医学科学的体系中，精神病学虽然诞生自医学，也一直被当作一个医学专科来看待，但在很多语境中它明显有异于其他医学专科，甚至和它们对立起来。对于以生理解释为主体的现代西方医学体系来说，精神病学始终缺乏等同于普通医学的合法性。20世纪中期Szasz曾针对精神病学展开颇有影响力的全面抨击。通过分析歇斯底里和精神分析这段经典历史，Szasz声称精神疾病并不像癌症等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一样“真实”，因为没有生物化学检验或神经生理发现能够证实其存在（Szass，1974）。他认为精神疾病是用来伪装道德伦理冲突的神话：“严肃的人不应该将精神病学当同事――它只是对理性、责任和自由的威胁。”（Szasz，2008，p.2）虽然有不少学者和精神医学从业者认为Szasz的批判过于极端，但却也难以否认其主张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精神病学分类中的疾病和障碍确实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充足证据，特别是以躯体病痛为表现的心理问题，比如躯体化。进一步说，围绕躯体化疾病分类和诊断逻辑的争论正是整个精神病学遭到批判的缩影。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在身心归属明确的疾病或问题上，两者分工明确，“合作愉快”。但在躯体化现象这种本体和性质模糊的问题上，两者似乎就产生了龃龉。一定程度上，正是疾病分类体系对疾病体验的规训使得躯体化成为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汪新建、王丽娜，2013）。
三、从本土医学观念看“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对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而言，西方的现代医学体系是一个外来物，与医院模式、医疗保健体制相互捆绑，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空降”而来。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就对一些流传而来的西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但真正采用西方的医疗体制和诊断系统，也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以内的事情。本土社会接受的是在西方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形的一整套体系，对于“医学无法解释症状”中所反映出来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具有历史渊源的纠缠与竞争，恐怕没有多少切身感受。
首先，从中国传统身体观和医学观的角度看，将患者的病痛原因划分为“医学可以解释”和由其他原因解释的“医学无法解释”是一种不太自然的做法。在本土医学观念中，“医学解释”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包括对所有病痛和不适的解释。其典型如宋代陈无择提出的三因学说，将病因根据来源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然六，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冈。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圻，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陈无择，2011，第22页）。外至风邪入侵，内至情志所伤，这些病因全部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体。
而这种传统的病因解释和诊疗模式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身体观。传统思想与医学理论往往以天人类比的方式，建构身体概念。身体通过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天地万物的共有本源与整个自然世界相互贯通。又有“五行配脏”的理论，使身体各部分不但和阴阳之象相互对应，而且喜、怒、悲、忧、恐也是通过配属于五行而与各自对应的脏器联系到一起。由此，个人的情志通过阴阳五行的意象连结到身体各部分以致宇宙万物上。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天人相应、内外相通、与自然世界具有有机联系的功能系统。纯粹物质的躯体只是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躯体与心理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身的整体，其内部存在普遍联系、相互交感的关系。中国人谈到“身体”时，并不进行躯体和心智的划分。身体本身是人的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基础，它同时也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志，是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
正因为这种传统的身体观，传统中医也不存在针对躯体、器官或针对精神、心理的两种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在整体性的身心系统中，心理与生理并无本质区别，而只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区别；它们的运作没有机理的不同，只有具体表象的不同。因此，在本土观念中，身体的疾病也自然涵盖心理与生理的双重维度，不必再行区分。在传统中医的临床实践和诊疗模式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分科，患者的疾病原因也有内外之分，但医生必须能够对所有可能的病因做出判断并加以应对。
除了中国本土身心整体观念和西方二元论的差异，从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上看，“医学无法解释”的说法也很难被习惯了传统医学诊疗模式的患者所接受。无论古今中外，所有医学体系都必须为患者的病痛寻找某种“解释”，这也是诊断的意义：医生必须要通过他的诊断告诉患者，他的痛苦是什么，原因何在。但是“解释”的方式以及能够被患者接受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却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西方实验医学的“医学解释”必须要依赖于生物病理证据建立的严格因果。而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医对疾病病因和过程的解释依据的则是中国人传统的意象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因果判定方式与科学模式不同，它以主体意向判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因果关系进行主观性、体验性、感悟式的论证，因此传统医学的理论通过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个案例证即能建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吕小康、汪新建，2013）。这种解释模式并不用证实关于某种疾病实体的“假设”，也就不要求科学严谨的因果性证据。
意象思维的影响又体现在中医的“辩证”模式中。中医的对象并非是西方科学定义下的“疾病”，而是一个本土概念“证”。中医所说的虚、寒、热等证候并不是西方医学中的“疾病”那样的客观实体，它们既是现象的描述，又附有本质的概括，这就是所谓“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吕小康、汪新建，2012）。而在中医的辨证模式下，其实所有体验都可以和这些体验性、感悟性的隐喻及意象连通到一起。一些带有情志因素的身体病痛按照严格的科学观念无法加以解释，但是其中却表现出直观的心身影响或交互作用，在本土的文化中被归结于意象性的“气”、“火”、“经络”等概念。对于并不太了解医学理论的患者而言，这些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某些生命“力量”或“能量”的隐喻，它们也许是直接从外界侵入，也许是身体受到外界刺激后而产生。通过这些隐喻所给出的“为什么生病”的解释也不难接受：这些力量或能量的起伏扰动了身体系统的整体平衡和正常状态，导致了各种非正常状态的产生。
已有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对躯体性病痛给出纯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释也较难得到所有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观体验到的病痛是身体状态（Kirmayer，Robbins，Dworkind，& Yaffe，1993，pp.734-741）。而中国传统意象性诊疗观的文化环境熏陶下的本土患者可能更难以理解和接受“医学无法解释”。患者并不清楚“医学无法解释”中暗含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划分，因此在科学角度上严谨合理的“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条件，对于患者来说却更像是医学在解释他们的问题时表现出的一种“无能”。“医学无法解释”还暗示着患者的症状不是真的，这种对想象性疾病、诈病和伪病的暗示也是对医患相互信任的一种损害。而本土的诊疗模式却相当依赖这种信任关系来获得体验性的病痛主诉，并总能根据患者的主诉提供一种宽泛的医学指导，形成一种“治未病”的医学传统（吕小康、钟年、张紫馨，2013）。这种传统未必能够在所有案例上得到科学的验证，但仍是极强的文化传统，对塑造患者的求诊模型和疾病表达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躯体化诊断的本土反思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种种问题反映出躯体化这个概念及一系列相关诊断在西方医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从西方实验医学体系内部而言，“躯体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障碍面I临合法性危机。“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躯体化定义和诊断的核心条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而这种贯穿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元主义又恰恰是中西方医学在观念和诊疗模式上差异最大的部分之一。这种矛盾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被进一步放大，导致躯体化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不适应性。
在治疗方面亦是如此，身心二元主义划分的代价是限制了有效的心理疗法和普通医学实践的整合。以目前的临床医学系统来说，如果患者首先不是进入精神病学专业科室，而是进入初级保健中，那么大多数主诉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患者都能够得到各个专科的解释：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神经性胃炎等等。对于各专科医生来说，这些诊断能够被患者接受，而患者也能够得到处置，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在初级保健系统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合法性”。对于内科各科室的医生来说，主诉躯体症状的精神障碍，比如“躯体化”等概念，其合法性可能还不如各类功能性综合征。因此，虽然心理疗法可能对患者很有帮助，但仍然有很多去非精神科看病的患者无法得到这些治疗，而另一些患者则根本不接受精神疾患的解释。一方面，在普通科室，医生和病人可能不断重复没有结果的医学检查和干预；另一方面，称这些病人具有精神病学问题，转介精神科，让他们觉得受到误解和污名化。患者可能被留在一个狭窄的“无人区”：生物医学方法否定他们的症状是生理性质的，而他们自己又拒绝心理解释（Quill，1985，pp.3075-3079）。
西方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医学无法解释”这一条件造成了躯体形式障碍诊断在病因学上的模糊性，美国精神病学会在新版本的修订中去除了这条标准（APA，2013）。但是这种修订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众多反对者认为，如果去除“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条件，就会模糊躯体化一类心理障碍和医学状况之间的明确界限。而界限的模糊将可能会扩大精神障碍的范围，将很多确实患有医学疾病的人群错误的指为“精神障碍患者”（Frances，2013）。可见，在基于身心二元主义的西方实验医学体系中，跨越身心两个领域的躯体化问题是个难以解决的“痼疾”。如果严守科学主义的机械二元论分野，当前被诊断为“躯体化”的心身病痛体验无论如何都必须被一分为二：或是归为心理领域的疑病症，或是归为普通医学中的各种功能性综合征。如果像此次DSM修订一样，简单地在诊断标准上去除二元主义暗示，就会陷入与医学科学观念的基础相抵触的境地，使精神病学本身遭到“试图入侵医学领域”的指控。
篇3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误诊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多青壮年发病[1]。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首诊于综合性医院[2]，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精神分裂症误诊率较高。2011年12月～2012年5月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108例，其中21例在综合性医院被误诊为抑郁症，对这108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中被误诊为抑郁症的原因，以探讨误诊抑郁症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资料与方法
2011年12月～2012年5月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108例，所有病例均符合下列标准：①《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3]；②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60分，其中21例在综合性医院被误诊为抑郁症，男9例，女12例，年龄22～52岁，平均338±110岁；6例门诊治疗，15例住院治疗，平均住院40±90天，出院后门诊随访。
治疗方法：患者均应用利培酮4～6mg/日进行治疗。疗程均8周，不合并使其他抗精神病药。
疗效评定：于治疗前、治疗后采用PANSS进行疗效评定。PANSS总分减分率≥50%为显著进步，25%～50%为进步，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40进行统计分析，P
结果
21例患者均完成8周的疗程，无1例脱落。治疗前PANSS评分75±50分，治疗后PANSS评分41±6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讨论
误诊分析：108例患者中未被误诊的87例均表现为较典型的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评论性幻听，思维被洞悉感，内容泛化的妄想，明显的思维松弛，自语自笑等异常行为。而被误诊的21例患者共同特点是以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情感淡漠，意志减退，思维贫乏等。误诊原因在于：①临床表现不典型，患者起病往往有一定诱因，后出现话少，多待于室内，不与人来往，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必须仔细加以询问，患者才谈出这段时间总感觉邻居笑话自己，所以不高兴不想出门等。这时即使是专科医师，如不认真加以辨别也可能误诊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从而容易造成有抑郁症的印象，其中5例患者有自杀观念或行为，容易给非专科医师作出抑郁症的判断。②综合性医院的某些医生对精神科知识掌握不全面，对临床表现典型的病例可以直接依照理论生搬硬套，一旦遇到不典型的病例就难以作出准确诊断。有的虽然熟悉精神科症状表现，但不熟悉精神科特殊的检查和诊断方法，在接诊患者时没有全面收集病史，相关资料不健全，未系统检查，精神活动检查不深入、不详细，受先决论影响，先入为主，一发现疑似抑郁症状，如话少，心情不好，被动，压力大，自杀观念等就急于作出抑郁症的诊断。③患者及其家属对精神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是造成误诊的原因之一，此外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存在病耻感，对精神疾病治疗不了解甚至误解，往往能接受抑郁症而不能接受精神分裂症，使患者患精神疾病时不到精神科医疗机构就诊，而就诊于综合性医院抑郁症门诊。④家属讲述病史时会着重介绍一些自己一知半解的抑郁症状，往往忽视了患者的基本表现也是造成误诊的原因之一。
应对措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变这种局面：①对患者及其家属展开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根据每个医院的经验和当地特点，制订具体的宣教策略，改变社会对精神疾病和卫生工作的不足印象，强调精神疾病是脑部的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患者应该得到同情和关爱，有精神疾病即求诊于精神科医疗机构。②加强综合医院与精神科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促进联络会诊，综合性医院医师应加强对精神科知识的了解，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识别率，在接诊精神疾病患者时就强调精神科的专业特点和专业属性，应请专科医师会诊或建议患者及其家属及时转诊精神科医疗机构，尽早让患者接受合理的治疗[4]。③精神病学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神功能，目前的理化检查方法还不能满足精神疾病诊断的需求，临床主要是凭借症状、病史、病程等特征作出诊断，医生的提问、患者的回答、对患者的观察等都很难完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接诊精神疾病患者时，临床医生除了具备专业知识、临床经验和临床实践工作能力，还必须明确思维方法在精神科诊断上的重大意义，出现误诊时除了在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上找原因，还务必在思想方法上总结教训，要考虑自己作出诊断的判断推理过程是否正确，自觉避免思维方法漏洞，从而降低临床误诊率。
参考文献
1郝伟.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03-113.
2李其国.神经内科门诊抑郁症患病情况分析[J].中外医疗，2010，29（31）：1.
篇4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12-0878-04
1 前言
萨满教（shamanism）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1］，从白令海峡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整个亚欧大陆寒带地区都有着萨满教的痕迹。美洲、澳洲的一些部落信仰仪式也被归为萨满教的范畴，其中东北亚通古斯人的萨满信仰被认为是最典型的萨满教之一。萨满教的主要观念和其他原始宗教、巫术的区别并不明显，大体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等。萨满教以萨满（shaman）而得名，萨满主要有两种词源说，一是智者、知者；二是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两种解释都彰显出萨满和其他人的区别［2］， 萨满是萨满教社会中的重要人物，承担了很多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包括治病预防、占卜、献牲、灵魂引导等［3］。萨满承担着一些宗教角色，但也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萨满的来源主要是三种：抓的（自言自语天神或者老萨满附体）、举的（部落众人推举）、许的（出生前长辈指腹许诺）。其中以第一种居多，这类人多半有过重病或者濒死经验，然后不治而愈，这种奇迹遂使本族人折服信奉。
和其他巫术或神职人员不同，萨满能够进入一种附体（possessing）或者出神（trance）的状态。因此对于萨满个体人格特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其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方面的问题，如精神分裂症、癔症、癫痫等；另一种看法则相反，认为与其他人相比，萨满具有极强的神经反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进入出神状态，并在行法时保持和调整这种状态［3］。两种看法的区别在于萨满进入附体或出神状态时有多少自主意识，即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仪式进程。和一般癔症不尽相同的是，萨满的附体或出神有着明确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达成后，萨满即完成其仪式行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萨满能够有目的、有步骤地完成仪式进程，因此萨满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般意义的精神疾病患者。
治病是最常提到的萨满的日常行为内容。作为助人者和疗病者，萨满受到人类学和跨文化精神病学的双重关注。在萨满教的社会里，生病被认为是病人被不必要的力量所侵入或者体内原有的力量流失了。这种侵入或者流失都被认为是神灵的力量，而萨满具有通灵的能力，能够求助于善的神灵，也能够和恶的神灵进行妥协。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萨满能够处理乃至治愈疾病。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萨满扮演了一种社会调节和安全阀的作用，对社会内部进行裁判，阻止了系统内部的不和谐，安抚了问题因素［4］。
我国很多北方少数民族，现仍存有萨满的痕迹，包括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各个民族。本文通过现场调查和个案研究的方法，探讨萨满这种民间疗病者如何进行疗病活动，用以增进对个体心理机制的理解，以及和文化背景互动的关联。本文由第一作者（蒙古族）用现场观察法实地考察，与另两位作者（汉族）共同分析所得的影音资料而完成。
2现场考察过程
2007年2月到3月，第一作者在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实地考察，通过协商，被允许参加两位蒙古族萨满的两次治病过程，当地人称之为“跳大神”。“跳”字指“神附体”后，巫师令人印象深刻的言语和急速、夸张的躯体动作为宗教仪式的主体。
女萨满介绍。在萨满教中女萨满的地位高于男萨满，承担着“神的载体”的人物，如“请神”、“与神对话”、“送神”等等，且每位萨满都有独特成为萨满的经历，而她身上的神仙是通过继承，从其母亲和祖母那里就有了，到了她这儿，也不知道传了多少代。起初，她自己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萨满。自母亲去世后，她的身体一直不舒服，反复到大小医院看病，毫无起色；最后找了当地一名有名萨满看过后，说她被娘家的神看上了，不当萨满就不能恢复健康，直到病死。就这样她“被迫”当上了萨满。每次给人看病、占卜时，请神来的时候，她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一阵一阵的发冷，即使夏天也是，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那都是神做的，事后是别人告诉她自己，不过“每次的治病都很灵验”。她听说第一作者在上海学习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后，她强调，“其实我们是同行，我在看病的时候也要懂心理学知识。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我们，但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呀，他们不信，就没有治疗效果了，所以得让他们相信才行，这样就需要心理学知识――有机会我还真想专门看看心理学方面的书，这对我也是很有好处的。”与她合作的男萨满称，自己是拜师苦学艺才成为萨满的，身上没有神，主要是与有神的女萨满一起，通过仪式，为求助者治病，保平安。
在女萨满家的客厅里面，用香火供着观音，另一方是用红纸黑墨书写的神的中文名字。女萨满称，不是所有的萨满都会供佛，主要与萨满身上的神有关，它让你供就得供。供的目的就是让治病的把握更大。
笔者实地考察过程中，遇到当地求助者2人。
求助者一： 女性，33岁，初中毕业，未婚，在母亲的建议和陪同下来求助，欲知什么时候完成终身大事。在讲述来意时，其母亲和女萨满主动交流，女子本人则面带羞涩低头不语，仅偶尔用眼角余光对她们的对话表示关注。母亲形容“她自小一直很乖，就是害羞、怕见生人，本来在饭店做服务员，干了几天就被老板分到了厨房里面学配菜了，虽然也算学了点儿技术，但就是不爱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像谁，我和她爸都是特别喜欢说的，特别是她爸爸，我们经常因意见不一致而吵架……”女萨满首先给佛上香，之后是敬天，随后是给神上香，接着让神上身，通过附身神鬼的点拨，以非寻常的音调问当事人的生辰八字和求助的原因，得出结论：该女子“犯了处女关”，故结婚困难，要通过仪式破关，之后可以事事顺利。与母亲商定后，当天晚上九点在当事人家里进行仪式。而当事人仅在此过程中用怀疑的语气低声问母亲，“有这个必要吗？” 母亲带有不满的口吻回答到“当然，我们都已经定了！刘姨家的女儿考完中考的时候不是很没有把握，不就是在这里做了做法，她就上重点高中了，做法很管用的……” “但好像是自费”，女子说，没敢看母亲。母亲生气地说，“不管怎样，她最终不是进了重点高中了吗？我这么操心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还不同意？”女萨满也信心满满地说，“你这个毛病去医院是解决不了的，那地方看的是实病，你这个是虚证，非得我这套来解决才行！” 女子不再多言，低下头，跟在母亲身后离开，回家准备晚上仪式去了。
仪式前半小时由男女萨满准备道具及“法台布置”：用硬纸盒和彩色纸做了纸娃娃，作为女当事人的“替身”立于法台的中间，底下压着一块带有花蕾的彩布，代表当事人的处女身，法台的东南西北及正中五个方向，分别放置黄色、蓝色、红色、黑色、白色的桌布，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一叠为了敬神的纸钱，还有斧子、剪刀等作为当事人“通过关卡的武器”和一只活的公鸡作为祭品，另请了男孩作为“童男”。
出场时笔者观察到作为神鬼媒介的女萨满并没有身着传统的法衣，而是化了淡妆、把白天束扎在脑后染成栗色的烫卷长发披散于肩后，并用梳子细心整理过，上身着深蓝色带有亮片修饰而成的花形紧身羊毛衫，事后女萨满称，此件衣服是她最贵的一件；男萨满则穿了深蓝色羊毛衫和深蓝色西裤，白色衬衣及红色领带从羊毛衫领口露出。仪式过程中，女萨满首先分别给佛及天、地、人三界上香后，坐定于香案前方，男萨满则击打传统手鼓围绕女萨满缓缓起唱，“神仙呀，今天弟子们特为您设下香炉和法台，请您帮帮弟子……”鼓点和唱词的节奏渐渐地加快、变响……，女萨满起先附和唱词并随鼓的节奏作点头动作，随着鼓点和唱词的变化，女萨满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从轻微的点头直到整个身体前后大幅颤抖，同时头部前后剧烈地甩动长发，嘴里发出奇怪的，请神来附体于女萨满身上，即诱发出了“出神”状态，男萨满此时将达到极速的鼓点变得极慢，停止歌唱而发问，“××家的小花，犯了什么关，为何一直找不到人家？敬请上仙指点呀……”女萨满也停止了上面的剧烈动作，用完全异于平时的声音回答“她犯了处女关，需要做法才能解决……”接着得到女萨满身上神的指点，进一步请来专门司当事人问题的神来帮助通关，随后男萨满唱词放慢变小，女萨满渐渐恢复到常态。当事人的母亲很虔诚地看着这一切，而女子眼神中透出更多的好奇。接下来，由边击鼓边唱词的男萨满引导，当事人跟在身后，童男手捧“祭品”，在女萨满陪护下绕着法台进行仪式。唱词主要是，“××家（当事人的姓）的女儿是朵未开的花，他们家一直是良民百姓，对神仙敬重有加，今天特摆下这个仪式，请神仙帮个忙呀，帮助她通关，早嫁人家……您来到的神仙呀，好话说过了，好酒敬过了，祭品也有了，请您为××家的女儿通关呀……”。念唱过程中，当事人和童男学着男萨满的动作，女萨满紧跟其后，拿着斧子、剪刀，做着各种动作，帮助过关。仪式完毕后，当场把当事人的“替身”和纸钱烧掉，把“祭品”鸡杀死，男萨满用鸡血写成符，待干后由女萨满亲自动手熟练地将符缝制于红色布口袋里面，挂上红绳后，由女萨满给当事人带上该“护身符”，整个过程透出了“专业”。女萨满警告女子说，“需连续贴身佩带99天，此期间此物不能见水及接近男身，这样才能保当事人通关，一旦违反，则需重新做法；你也不要辜负了母亲的心”。听着女萨满的警示，当事人紧张地点着头，不住地看着胸前的红布包，还不放心地检查着挂在脖子上的红绳的牢固程度。母亲在女儿身后很热情地接道“谢谢两位师傅了，辛苦你们这么久了……女儿你一定要小心，记住女萨满的那些嘱咐，千万别忘记了……洗澡之前要先找防水的袋子套上……” 听着母亲不停地说教，33岁的女儿就像小女孩一样的点头。
案例二：40岁女性洗浴中心按摩师，在同事的陪同下二次求助。去年曾因怪梦连连、身体不适来求助，萨满判断病症是由神鬼缠身产生，通过仪式痊愈。最近再次出现失眠，多梦，且梦中多是要命鬼怪的形象，平日常想哭，唉声叹气，身体多处不适，自服药物仍不见效，近一周患者嘴周出现疱疹。女萨满通过同样的敬香、神鬼附身过程后诊断是其他的鬼神再次缠身，需要仪式找出上身鬼神后，当事人日日上香供奉才会平安。假如上身的鬼神有意愿，当事人也可当上萨满。陪同的同事也有同样的不适，诊断同样为鬼神缠身。经过商定于当天晚上于当事人家里进行仪式。而同事表示看过当事人的仪式后再做决定是否要求女萨满为其做法。
待当事人及同事离开后，女萨满向笔者介绍，该当事人家庭很不幸福，她自己每天很辛苦地工作，但收入不高，而丈夫赚得钱还不如她多，同时又吸烟喝酒。还要供两个儿子上学。大儿子经常打架、惹是生非，只会向父母要钱，而她父母本人也是经常得病，需要她的照顾。仪式出场时的男女萨满如上次装扮，首先由女萨满经过同样的上香后，再令当事人上香，然后与当事人坐于香案前，在男萨满的鼓声伴奏下，男萨满围绕当事人唱到“各位神仙呀，敬请您报上大名，说出要求，弟子一定照办……”，求助者被引入上述女萨满同样的“出神”状态，而当事人相对来说更加地情绪化，边哭边回答男萨满的问题。此刻男萨满立即变慢鼓点，问到“你们到底是哪路神仙？敬请报上名字……但是不能乱来呀，坐堂仙最多只能两位，请报上名字，您是胡家的谁，快报上名来……其他的次位神仙也不能太多呀……您们快报上名来，指点弟子，弟子一定样样照办……”女萨满一直立于当事人的身旁，协助男萨满询问，同时保护当事人坐于凳子上，以免当事人在“神附身”状态时采取过激行为而受伤。在男女萨满轮流的不乏“暗示性”询问下，当事人说出新到神鬼的名字，笔者注意到，当事人报出最后一个名字时说到，“那是我二舅的名字，他已经去世了……”男萨满回答到“无所谓的，假如想不出来什么名字了，今天也够了呀……”如此，当求助者不能再说出新的名字后，男萨满把新来的名字填补在首次做法后形成的红布上，让当事人继续供奉。恢复常态后的当事人首先长长喘了一口气，似乎解脱了什么。在仪式过程中，当事人的丈夫曾多次走进室内观看仪式，脸上和脖子带着酒后的红晕，一边吸烟一边嘻嘻哈哈与当事人的同事和男女萨满开玩笑，时不时地问正在击鼓唱词的男萨满吸不吸烟，周围人的反应多是对其皱起眉头。当事人的同事一直在紧皱眉头，面露同情地关注着当事者的表现。仪式结束后，她对当事人说，自己很担心也很害怕，假如做法不想让笔者在旁边观看。当事人回答说，“根本不需要担心，做法是很舒服的，一个多月胸闷的感觉也没有了，其实有没有外人看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虽然这个同事决定了做法，但其仍坚持己见，故笔者未能观看她的做法过程。但据说其过程持续了近五个小时。
据女萨满讲述，此类的求助者都要经过上面同样的仪式反复多次才能把所有的神仙请到（但主要的神为一至两位），最终求助者按照其神的指示成为萨满或是痊愈。不过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不同的，有哭有笑，还有满地打滚的；一般首次仪式持续的时间最长，三四个小时。在以后的仪式中，当事人会越来越容易进入“状态”，时间会减少。
3 讨论
现代科学、主流信仰、原始宗教都会有一套对于世界的完整理论，这套理论会区分日常生活的正常和异常，并对异常给予原因上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是外因的，也可以是内因的，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超自然的。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正常和异常的区分不一样，而且往往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如五十年里从DSM-I到DSM-IV的改变就是极大的。因此很多学者并不认同精神疾病有一种固定的自然本质。在精神病学内，Szasa认为多数精神疾病实际上只是个体与社会间的不协调，社会用精神疾病来对个体污名化；后期的Laing则干脆认为分裂症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先知。在精神病学外，福柯、斯特劳斯等从不同角度，如知识考古学、结构人类学等阐述了精神疾病概念的非绝对性，或说其文化相对性。从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而言，精神疾患的存在彰显了社会认可的边界，精神疾患就是社会不认可的对象，但在被彻底排斥之前，各种社会都会通过一定方法将其拉回正常社会结构中。
萨满，或者一般巫师是被认为拥有超能力的个体，他们可能治病，也可能害人，这就是所谓的白巫术和黑巫术，现代多见的是前者。作为疗病者的萨满多半经历过自身的危机（郭淑云认为成为萨满多数是在青春期期间，因此这也是一种缓和和解决青春期危机的一种方式［5］），通过神灵的帮助而痊愈，然后主动或者被迫承担萨满这一角色。本文谈及的萨满即是符合这一历程，她谈及身体一直不舒服，反复到大小医院看病，毫无起色，无论这属不属于躯体化的范畴，但可以假设她的身体属于一直比较敏感的体质，这种体质有助于其进入出神和附体状态。这种出神和附体与DSM-IV中分离并不完全类似，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这些状态没有引起临床上明显的痛苦烦恼，也没有在职业、社交或其他重要方面存在功能缺损。反而在当地社会萨满是一种受尊重、被需要的职业。萨满强调和笔者是同行，认为学习心理学知识对她也有好处。这其实反映了萨满并非一种想象中的封闭体系，萨满本身是泛神论的信仰体系，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如萨满将佛教众神整合进其信仰系统当中，尽可能扩大自己受众，只要是受众需要、认可的神，萨满都会吸纳。文中也提及萨满供奉的对象和其本人身上的神灵有关，神灵让你供就得供。供的目的就是让治病的把握更大。早期的萨满会兼顾巫医的角色，既能处理生理上的病痛，也能处理精神上的不适，但本文提及的萨满则已有所不同，其称能够治愈的病症属于“虚证”，相对的“实证”（如骨折、身体损伤、虫咬、兽伤、皮疹之类）是要去医生那里的；虚证的原因是由于神鬼的因素造成的，可由萨满通过仪式治愈。这也说明萨满比较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对哪些求助者有帮助。
在缩减了服务范围后，萨满仪式和现代心理咨询治疗有很多相似性。如两者均试图诱发某种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基于当事人原有知识架构，但被加入了新的元素；当事人授权给治疗师或者萨满，萨满和治疗师都充当了知识权威和领路者的角色。Dobkin具有人类学和对偏远族裔进行心理治疗的多年实践经验，他比较了萨满的治疗方法和心理治疗，认为至少在三种技术上有类似之处――催眠、行为塑造、认知重建。萨满在仪式中的一系列行为不仅是让萨满进入非常意识状态，有些时候也会让当事人进入某种非常意识状态。萨满的仪式中充满了“魔力”和戏剧性，这种魔力会强化当事人的依从性［6］。另一方面，萨满和心理治疗、精神病学的不同之处是相当明显的，最主要的是对灵性或者精神的看法，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处理的是心理（psyche），而萨满处理的是灵性（spirituality），灵性是被排除在心理治疗或者现代科学视野范围外的（超个人心理学涉及灵性，但其本身并不被多数学者认可）；相对而言，心理治疗中重要的是理解和解释，但萨满中更重要的是授权。从外在的角度看来，萨满的很多言语和行为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性，如弗雷泽从机制上将巫术分为接触巫术和模仿巫术，认为这都是前逻辑思维的产物。但就萨满自己而言，这些言语和行为都具有真实性。虽然现代心理治疗认可内心世界的存在，但这种内心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的某种镜映，但萨满则认为并不只存在一个现实世界，这便是和现代科学有根本冲突的地方。
萨满仪式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相关人群的地方知识系统。就仪式本身来看，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仪式行为是不同于日常生活行为的一种超常态行为，其目的是表达某种精神价值。仪式行为会被个体或者社会赋以某种意义。按照格兰姆斯的分类，巫术（witchery）属于六种仪式之一，其特点是不仅具有意义，而且具有效力［7］。这种仪式试图调动某种力量，并得到某些期望的后果。这种后果被认为和仪式本身有因果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心理治疗中，有很多部分也是如此，如心理剧中的哀悼、家庭治疗中经常布置的一些仪式性作业。但相对而言，萨满中的仪式参考框架是先验的，多数心理治疗的参考框架则是经验性的、可以用常识进行解释的。在仪式中，旧的人际结构或者心理结构会被打破，然后按照某种社会或者个人的目的，重新构建一种新的结构。萨满仪式的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请神、下神、送神，其中下神是最主要的阶段，里面可能包括招魂、驱魔、祈祷、占卜等，按照当事人的不同要求，萨满会进行不同的处理，这部分也说明萨满对整个过程的把握。
仪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具有象征性，萨满通过行动、姿势、舞蹈、唱词等构拟出一个有意义的情境，这些活动、场景、用具都是表达其意义的手段。如鼓声是萨满活动中的重要法器，鼓被认为能够通幽明，认为能够在跳神中起运载工具的作用，上天为鸟，地上为马，入水为船。本文中男萨满所持手鼓，鼓周围所刻的蛇形花纹和鼓柄所系的彩带分别象征着萨满所崇尚的神和通天的彩虹云梯。但这种选择可能也并非随意，国外研究者进行了击鼓对脑电图作用的实验，认为击鼓能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发生异常变化，鼓声主要是低频，能够在不引起疼痛和伤害的情况下，提供大量的能量输入。跨文化精神病学家在研究印第安萨满舞蹈时发现，其鼓每秒被有力地敲击4－7次，这属于脑电波频率范围，他认为这是导致出神状态最有效的范围［3］。前文中也提及在萨满仪式过程中，鼓声节奏随着当事人的情绪、仪式的进程而变化，这也说明这些法器的使用本身就有很多规则，能够有助于仪式的效力。最后，仪式的象征性不能离开其具体社会背景，因此本身也有很多调整，如本例中男女萨满做法的过程中均未穿传统的法衣，而穿流行的汉装，做仪式的时候说的多数是汉语。问其原因，回答是“服饰太陈旧了”，而且求助者中不乏汉族，所以很有必要说汉语。女萨满打扮入时，脸上淡妆，烫发，这些调整大体也是为了增强其可接受性。
本文提及的两例仪式中，第一例当事人求助动机是解决结婚问题，其社交问题不算明显，第二例当事人有些心身问题，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可以考虑有焦虑、抑郁、躯体化的症状，但严重程度尚不能确定，能否下具体诊断需要进一步证据。如果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前者可能会寻求婚姻恋爱咨询，后者则可能去寻求心理治疗师或者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但在当事人所在亚文化氛围，这些求助方法基本没有可行性。萨满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和处理，将一个归因为犯了处女关，另一个归因为有鬼神再次缠身。也可以用现代精神病学术语来进行类比归因，前者类似于没有顺利度过心理发展阶段，后者类似于闪回创伤性体验。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复杂一些，因此即使在萨满治疗中，这类当事人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如前文提到此类求助者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同样仪式才能把所有的神仙请到，最终求助者按照神灵的指示成为萨满或是痊愈。如果从现代心理治疗角度出发，两例当事人都存在家庭动力方面的问题，第一例当事人和其母亲的关系显然存在着矛盾情感，既希望独立，又希望依赖；第二例更复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与原家庭的关系都是应激来源。如果当事人接受心理治疗（如社交训练，家庭治疗），并不是个错误选择，但在萨满的知识系统内并没有家庭动力或者人际关系之类的因素，他们的处理不仅是基于个体的，也是基于多现实世界的。或者能够用心理治疗的术语给予萨满仪式一种有意义的解释，但即使这样，这种解释和萨满的原义也是相去甚远的。
对于临床心理工作者而言，文化敏感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White总结了对于少数族裔和非主流人群进行干预和帮助的要素［8］：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背景影响，意识到来访者当地文化对于治疗的知识体系，意识到来访者文化中的价值表现，能够在来访者的文化框架内区分其正常和受损害的情况。本文中萨满提及，“你这个毛病去医院是解决不了的”，这可能是由于当地的医疗系统中精神卫生资源极其贫乏。但即使将来我国有了足够的精神卫生资源，能够为这些地区提供现代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的服务，能否获得当地的认可而进入当地的问题解决系统，也需要治疗师具有相当的文化敏感性，才能克服一定的亚文化屏障。
参考文献
［1］郭淑云. 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赵志忠. “萨满”词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2, 29(3): 139-142.
［3］郭淑云. 国外萨满生理和心理问题研究述评［J］. 民族研究, 2007, (4): 91-100.
［4］霍帕尔. 萨满的社会作用［J］. 满语研究, 2001, (32)1: 72-75.
［5］郭淑云. 萨满领神仪式和青春期危机［J］. 宗教学研究, 2006, 24(4): 146-150.
［6］Dobkin DR. What we can learn from shamanic healing: brief psychotherapy with Latino Immigrant clients［J］. Am J Pub Health, 2002, 92(10): 1576-1578.
［7］薛艺兵. 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 广西民族研究, 2003, (2): 26-33.
篇5
结论：抑郁症家属与患者之间的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对促进抑郁症患者早日康复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抑郁症、支持性心理护理
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消沉、兴趣缺乏、乐趣丧失为主要症状的一种情感障碍[1]。抑郁症的护理多侧重于安全、症状方面[2]，而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患者在恢复期治疗时，仍有很多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上的问题未能解决。本文通过抑郁症患者与家属之间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促进患者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的恢复，从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1）临床资料：全部患者均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S）药物治疗，未经心理治疗。选自2013.01.01～2013.06.30我院203病区的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共30对。患者性别：男15人，女15人;年龄：最小29岁，最大70岁，平均46.9岁;文化程度：初中以下1人，高中以下17人，大专以上12人。家属性别：男10人，女20人;年龄：最小29岁，最大68岁，平均46.9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下15人，大专以上15人。家庭类型：核心型22例，占73.3%;中间型8例，占26.7%。家庭关系：母女 5对，占16.7%;母子1对，占3.3%;配偶23对，占76.7%;兄妹1对，占3.3%。经济状况：良好25例，占73.3%;一般5例，占16.7%。
（2）符合ICD-10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3）排除伴有严重躯体疾病及其他精神病史者。共30人。
1.2方法
1.2.1药物治疗及护理常规进行
1.2.2抑郁症家属与患者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步骤
（1）护士要全面评估患者：评估时间为入院第一周进行社会支持量表评定，采集病史，了解病人诊断、治疗、用药、心理及其他一般情况。
（2）重点了解患者性格、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及对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建立个人心理档案。对患者心理、社会问题，确定护理诊断，制定详细护理措施。家属的特殊需求。
（3）确定患者愿意接受的护理措施。
（4）针对每个患者不同的特点，使其认识到其心理、社会问题，并协助解决。
（5）对部分心理、社会问题可任其自然，在以后工作学习中逐步改变，而不要急于求成。
（6）让患者总结经验，以后遇事要自信，要以积极的方式应对。
（7）结束时，再次进行社会支持量表评定。对患者进行社会支持问题的调查采用肖水源1990年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ssRs）”作为工具。该量表共10个项目，其中包括3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此量表信效度理想，符合测量学要求。
2.抑郁症家属与患者之间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的一般方法
（1）关爱阶段
由2名专职护士参与，首先护士要主动自我介绍，讲解抑郁症家属与患者之间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目的、方法，取得患者和家属的信任。态度和蔼、诚恳，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要倾听患者和家属的心声，一对一互相倾诉，依次进行，专职护士要使患者和家属充分宣泄其情感，并与他们进行适当互动，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重视他们的痛苦、烦恼，具有同情心，这样也增加了他们的信任感、归属感。
（2）认知阶段与满足需求阶段
专职护士介绍抑郁症病因、治疗、康复、监护和照护知识。组织患者和家属之间进行亲情互动、支持性、集体性心理护理。每次60～90分钟。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整洁、愉快的交流环境，协助他们产生共鸣，达成共识。
（3）调查和调整心态阶段
首先调查患者和家属的心态，进行集体、针对性指导。对于因病而自卑的可让已愈将要出院的患者现身说法，并对本病预后良好予以介绍。对于因能力不足而自卑自责的患者，可以用讲道理的方法来说服患者。其次要调整患者和家属的胸怀。同时与他们探讨轻松、快乐、身心健康的话题。第三要调整患者和家属应付困难的心态，成功时及时鼓励。
（4）最后阶段
病人和家属总结。30例抑郁症家属与患者之间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前、后社会支持量表各因子评分差值比较结果：总分均值9.267分，标准差5.324分;客观支持值2.600分，标准差1.923;主观支持值4.267分，标准差3.016分;支持利用度值2.400分，标准差1.404;以及所有P值均小于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实验前后存在差异（P=0.000）。详见表。
因子
心理护理后与心理护理前评分差值（x±s）
t值
P值
总分
9.267±5.324
9.534
0.000
客观支持
2.600±1.923
7.407
0.000
主观支持
4.267±3.016
7.747
0.000
利用度
2.400±1.404
9.360
0.000
3.讨论
抑郁症是一种发病率高，易于复发的一种疾患。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采取的护理一般是安全护理、症状护理，简单的心理护理[3]。而在抑郁症的致病因素中，心理社会因素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4]。实施以患者为中心的全方面系统的整体护理以促进抑郁症患者的康复，已成为共识。
实施抑郁症家属与患者之间的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患者在心理、社会功能上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与有关临床治疗方面的报道相接近。这表明在抑郁症患者的治疗护理当中，心理社会的功能改善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及对他人的接纳程度都有了提高。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了有力依据。
抑郁症患者总是容易用一种消极无望的方式来看待人际关系。患者行为退缩，缺乏热情、兴趣和动力，他们对批评敏感，自觉无价值，自尊心受挫。这些消极的主观感受使患者很难接受他人积极的支持和回馈。甚至得到支持有时反而更令患者觉得挫败和焦虑。研究发现，认知归因方面的心理治疗可促进患者的康复[5，6]。本研究采用的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也纳入了认知归因方面的内容，因此能帮助患者认知的改善，与以往研究相符[5，6]。
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几乎总是痛苦的。抑郁就像放大镜，凸显了家庭成员间的问题，使其看来更加严重，反过来这些问题又加重了抑郁本身。只有观察过抑郁症患者同家庭成员间的冲突，任何人都会了解抑郁同家庭生活之间存在复杂而强有力的关系。尽管生物和基因在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中扮演显著的角色，各种心理社会问题仍然重要，特别是家庭因素。家庭能够影响抑郁症的发病和病程，家庭成员对待抑郁症患者的方式，不但影响每个成员的生活，也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的存在。
运用一系列肯定暗示，将新的、正确的观念输入到患者的潜意识中，在精心的暗示护理下，重视患者将这些肯定暗示予以内化，直到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利用治疗性的沟通技巧，协助患者抒发自己的想法，表达其看法，引导和帮助患者回顾自己的优点、长处、成就的机会，增加正向的看法。
为患者创造和利用各种个人或团体人际接触的机会，以协助患者改善处理问题，人际互动的方式，增强社交技巧。使患者能维持一个正向的身心状态。通过抑郁症患者与家属之间亲情互动支持性心理护理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干预，促进患者心理功能及社会功能的恢复，从而促进病人早日康复。
参考文献
[1]沈渔.精神病学[M].第四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34
[2]沈渔.精神病学[M].第四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748
[3]沈渔.精神病学[M].第四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745
[4]沈渔.精神病学[M].第四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433
[5] Wang C， Zhang J， Zhang N， Zhang J， Yang H， Timothy TC. Comparison of the neurobiological effects of attribution retraining group therapy with those of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Brazilian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Research. 2013， 46（3）： 318-326.
[6]王纯，张亚林，张宁，张婕，季伟华，李箕君.团体归因治疗对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患者的症状及心理社会功能的效果.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3）：398-400，403
篇6
【关键词】精神科病区;开放式管理;利弊分析
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为了更好的适应医疗市场的需要，精神病院的管理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监管式、封闭式逐步向自愿接受治疗、开放式管理模式转变[1]。精神病区开放式管理，已经成为精神病院发展的趋式。我院自1994年起尝试成立了精神科开放病区，1999年又成立一个开放病区，对部分精神病人实行开放式管理和治疗，十几年来深受社会的赞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利因素，现就精神病区开放式管理的利弊做一简单分析，报告如下。
1 开放病区的有利因素
1．1 每个患者都有家属陪护，使患者从心理上减轻了对精神病院的恐惧以及孤独感，同时也减少了家属的牵挂和担忧，并且有利于他们之间情感的沟通。
1．2 通过家属的精心护理及病情反馈，可以帮助医护人员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及精神活动，更有利于治疗。
1．3 家属可以带患者随意出入，如外出进餐，购物，以及进行室外活动等。这样做有益于患者早日回归社会。
1．4 陪护人员可以协助护士监督患者服药，共同做好患者的安全护理工作，防止并减少了意外事故的发生，这样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量，也就减少了护理人员的需要量，为医院节省了人力资源[2]。
2 开放病区的弊端
2．1 管理方面
2．1．1 病房物品管理困难。按照CCMD-3分级护理管理的要求，新入院精神患者的物品应由护士统一管理[3]，开放疗区因有家属陪护故难以做到。
2．1．2 危险品检查困难。由于患者及家属可以随意外出活动，所以容易带入病室危险品，如锐器、绳带、打火机等。
2．1．3 病房管理困难。因为有家属在身边，有些患者更易出现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再有如酒精中毒患者住在开放式病区，很容易得到酒，使戒酒失败。
2．2 由于有些家属缺少精神卫生常识，当患者病情缓解较慢或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时，家属会对药物及治疗方案失去信心，影响治疗效果。
2．3 住院时间相对较短，使复发率升高。一般患者应住院治疗三个月左右，但由于家属本身时间，耐心等原因，当患者的病情稍有缓解即会选择出院，提前出院，未达到疗效，会加速疾病复发。
3 讨论
建立开放式病区是精神科发展的需要，开放式病区满足了一部分患者的要求。如：初次发病者，特别是八零后一族,这些患者多数是独生子女，由于对精神病院的恐惧，患病后家长不愿意住院治疗，往往延误了系统治疗的最佳时机。开放式病区的建立为这些患者提供了良好的住院环境。为此我们根据弊端采取应对措施，注意护理安全。每周组织护士定期检查危险品，并教会家属如何管理危险品以及患者外出时需要注意的护理安全，协助家属签署探视协议及安全知情同意书。针对住院时间相对较短，进行卫生宣教，使家属了解精神科用药情况，掌握用药时间及有效疗程，延长住院时间，降低复发率。 严格掌握收治的适应症和收治原则，如不能守戒[4]的患者的不适合住开放式病区；合理安排同房间的患者，冲动、攻击性患者，尽量不要安排在同一病室，癔症性患者不可同居一室。加强病房管理，加强护士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护士的业务水平。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搞好精神卫生知识的宣教工作，使患者和家属对精神病有正确的认识。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积极配合治疗。
4 结论
总结十几年来的开放式病区的工作经验，我们认为建立开放式病区是精神卫生改革、发展的需要，精神患者的治疗不仅需要药物，家人的关心，亲情的关怀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有家属陪护在这方面十分重要。工作人员还可以随时向家属介绍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的有关知识，有利于精神科服务向高度文明发展。用更优质的服务、更高的医疗技术为患者服务。虽然留陪护人员需家属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在工作中要尽量扬长避短，发扬有利因素，改进弊端，严格掌握患者收治的适应症。加强病房管理，加强护士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护士的业务水平，搞好精神卫生知识的宣教工作，使患者和家属对精神病有正确的认识，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积极配合治疗。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如陪护制度，危险品检查制度，外出请假制度等，使精神科开放式病区发挥其应有的特色。为患者创造一个安全的治疗环境，以确保患者在安全、舒适、愉快的环境中接受治疗和护理，延长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疾病的复发率。
参考文献
［1］ 江开达，周东丰.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2005，8：341.
［2］ 吉林省神经精神病院.王玉霞.吉林省脑科医院 王怀勇 朱韶敏 吉林省第三人民医院 袁杰 《精神病人开放治疗的几点体会》 刊于《吉林省论文汇编》吉林省精神病防治办公室2003年10月13日 第63页.
篇7
精神病患者意外事件的发生是医疗纠纷的重点，住院精神病患者在受幻觉、幻想的支配下容易发生自杀、自伤、逃跑等紧急事件。现对我院住院患者发生的意外事件进行总结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1 临床资料
2006年6月至2008年6月入住我院的550例精神病患者发生意外事件8例。其中，自杀1例，逃跑2例，跌倒4例，烫伤1例。
2 精神科护理安全隐患的分析
2.1 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性患者常表现为思维、行为、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异常。缺乏自知力，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支配，不接受治疗，兴奋、冲动伤人、毁物、自伤自杀、外走等意外事件时有发生。
2.2 住院环境的特殊性封闭式的管理是精神科病房的特点之一，是为了限制一些发作期精神病患者的自由，有时还需要采取强行的保护性约束，其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使患者感到不能适应环境而容易引发冲动伤人、不安心住院而出走行为等。
2.3 精神科护理的特殊性精神科的一些护理措施常常不能被患者家属理解，如病房的封闭式管理，危险物品的安全检查，必要时的保护性约束等。一些患者的家属对精神病的知识缺乏，在陪护或探视患者的过程中常把一些危险物品(如刀、剪、绳、利器、金属制品等)不自觉的带入病房，致使精神病患者的住院环境危险因素不能完全杜绝。
2.4 护理人员的因素目前，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护士大多是低年资护士，缺乏自我提高的能力和专科知识培训的机会，制度落实不到位缺乏工作责任心，工作时失职。
3 对策
3.1 加强安全教育，提高护士的自身素质:提高人性化护理，提高安全意识，杜绝安全隐患，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让护理人员从思想上具有安全意识。严格交接班制度、查房制度，对病区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做好心理护理，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对恢复期病人，多与病人交谈，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加强安全管理和危险物品的管理，减少病人意外发生的便利性和可用性。&#加强工作责任心每一位护士要明确护理
3.2 加强自身身心健康，调节自我:与内科、外科等其他科护理工作相比，精神科护理的特点是精神负荷重，精神压力大。这种工作特点使精神科护理人员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它给护理人员带来的风险是潜在的。首先，在心理上要建立一个缓冲带，用来预警压力及压力增大的缓冲，不至于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发生精神崩溃。其次，要学会放松自己，通过情绪的自我调节，缓解释放压力。工作时间以外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如适当参加娱乐活动，改变社交圈，多与朋友聚会，定时健身、美容等。再次，要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进行准确定位，通过学习各种知识，博览群书，不断充实自己。另外，多参加公益活动，更有利于改善自己的心境，在不断追究自身社会价值中实现自我。
3.3 加强培训 :针对年轻护士多面临床经验不足的情况,重点对新毕业及5年内的护士进行安全意识和工作责任心教育。护士长及带教老师应言传身教,将安全护理和工作责任心贯穿在病房管理及临床护理工作之中,培训及带教过程中使护士熟悉精神病症状学。对精神科基础知识及症状学进行学习考试、考核,年轻护士只有掌握症状学,才能在病情观察中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意外发生。
3.4 构建和谐护患关系 :完善会客制度树立“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认真推行“五心”服务，即接待热心、服务细心、治疗精心、交流耐心、对患者有同情心，把人性化服务、人性化管理理念应用到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与患者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语言表达、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成为沟通的障碍。在与患者或家属沟通时，要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进行信息沟通、意见沟通、情感沟通，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建立良好、诚实、互信的护患关系。
3.5 完善病房设施，规范洗澡操作流程:环境因素与内在因素共同作用增加跌倒的危险。引导患者熟悉病区环境，对不安全地带进行重点说明，精神病房环境要适当改进。夜间增加光线柔和的照明灯，避免日光灯的闪烁对老年人眼睛的刺激；病区的走廊安装长条扶手，洗手间用垂直带水平扶手，对病床进行必要的改进，将病床高度降低为50cm；危险地带设立警示标志；浴室地板铺防滑地毯等。保持走廊、厕所地面干燥；洗澡时专人护理，及时调节好水温，从具体工作入手抓好细节管理。
护理工作的繁忙、琐碎及操作重复性加之精神科病人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缺失，在幻觉、妄想支配下，易出现冲动伤人、自伤、他伤，因而发生护理差错的机会多。医疗差错、事故不但造成病人及家属的重大损失，而且招致社会信益下降，病人群体的安全感丧失。所以安全管理是的必备条件，是的关键环节，是的客观需要。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护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准确无误地执行准医嘱，认真实施护理计划、提高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及在护理工作中防范风险的能力是摆在精神科护理管理者。
参考文献
［1］ 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34-335.
［2］ 张敬悬.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及有关因素调［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8(2):59-62.
［3］ 张文秀.护理精神病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116.
［4］ 施忠英.精神科人性化护理与潜在的安全问题［J］.护理研究,2006,20(2):459-460.
［5］ 姚华华.人文关怀在精神科护理中的实施及效果［J］.中国全科医学,2008,5:795-796.
篇8
【关键词】献血 精神症状 护理
中图分类号：R45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2-122-01
随着无偿机采血小板的全面推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加入无偿献血行列中来。在采集过程中，我们会遇到献血者发生献血反应，比如最常见的是枸橼酸盐反应，即低钙反应。轻者表现为：口唇、四肢感觉异常、发热感觉、恶心和呕吐，重者出现手足抽搐。而本文将阐述的是献血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症状的个案，与枸橼酸盐反应的临床表现有类似之处，要科学辨别与应对，是作者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成都无偿献血者，符合GB181467-2001献血标准。
1.2 采集方法 采用MCS＋（唯美血液技术公司）血细胞分离机，单针采集间歇式分离。AMICUS（汾沃公司）血细胞分离机，单针采集连续式分离。血小板预设值2.5×109/L，输入献血者身高、体重、采集前PLT、HCT值。枸橼酸盐与全血比例是1：11。
2 典型案例阐述
案例1 机采献血者，男，21岁，第三次献血小板。当采集血量达到2511ml时，血小板为50%。献血者自诉手脚冰凉，心慌，继之指端僵硬，成爪形手，四肢肌紧张，无法动弹。献血者表现面部呈紧张，恐惧状，害怕，喃喃自语，坐卧不安，担心不会缓解。
案例2 机采献血者，女，22岁，首次献血小板。当采集血量达到2024ml时，血小板为199ml。献血者表现手指僵直，不能动弹，面部时而淡漠，时而呈焦躁状，反复自诉“不行了，不行了”。
3 案例处理及分析
暂停采集或终止。对症处理：给予保暖，平卧，将热水袋置于患肢保暖。按摩患肢，让肌肉逐渐从紧张状态变为松弛。并给予献血者安慰、疏导，亲切告诉他这是暂时出现的一过性症状，我们一起配合，很快就会缓解。让献血者从焦虑恐惧中解脱出来，感到安全，恢复自信。
大约10分钟，献血者的肢体变暖，开始活动了。
急剧的或持久的精神因素是直接的发病原因。往往与威胁生命安全的各种突发事件，或各种沉重的情感体验，如恐惧，焦虑等[1]。另外，人格特性也起到重要作用。性格内向型的人比外向型的人感觉阈值低，防御心理强，对刺激反应敏感。急性发生病程短，在促进患者正确对待精神因素之后，可很快好转，一般没有反复发作的特点。
4 结论
4.1 重视献血前咨询，指导填写献血者健康征询表。告知献血者有关献血的健康条件和导致不能献血的危险行为及保密制度，消除顾虑，使其提供真实、确凿、完整的健康状况资料。
4.2 由于机采血小板的采集时间长、固定和血液在大量离体并伴有一定量的抗凝剂还输等因素均会对献血者产生影响。医护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术，在采集过程中，勤巡视、勤观察、勤询问，态度和蔼，做到热情周到的服务。
4.3 加强和完善对献血者的心理护理，是献血者精神放松，把情绪调到最佳状态。医务人员应把医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结合渗透到从血源招募到体检、化验、采集等各个工作环节之中。
篇9
关键词：PDCA循环；研究生
临床型研究生在医院的培训定位即为住院医师，2010年，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CPA）在总结2007年出台的《精神科医师培训细则》执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细则》和《精神科培训基地专科条件》，即将由卫生部批准后正式公布。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基本目标是通过为期3年的标准统一的规范化培训，使受训者具备良好的职业态度，掌握足够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达到独立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培训和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是临床研究生整个医学教育过程的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
PDCA循环最早由美国质量统计控制之父Shewhat提出的PDS（Plan Do See）演化而来，后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改进为PDCA循环。PDCA在企业管理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已经成为国标GB/T19001、GB/T28001等企业质量管理的工作标准。其基本含义为[1]：P（Plan）--计划目标，确定方针和目标，确定活动计划；D（Do）--执行，实地去做，实现计划中内容的细节；C（Check）--检查，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注意效果，找出问题；A（Action）--总结处理，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适当推广、标准化；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以免重现，未解决的问题放到下一个PDCA循环不断改进，由此呈阶梯式上升。
为提高精神科临床型研究生培养质量，我院根据PDCA系统制定出临床培养系统，使教与学有程序，质和量可监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教学效果。
1计划阶段（P）
1.1根据精神科特点，制定培养计划 精神病学本身具有抽象、难懂以及给人以"看不见、摸不到"的特点，精神障碍的诊断以症状诊断为主，缺少客观的实验室诊断依据，对于研究生而言在掌握基本的精神症状及沟通技能的基础上再往纵深发展实属不易[2]。在制定培养计划前，广泛召集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并长期从事临床教学的医师进行座谈，征集与会人员意见及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根据讨论结果制定新的临床培养计划。
1.2制定培养计划时，根据以往教学检查、教学督导结果，找出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和不足之处，分析现状，找出存在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进计划。
1.3组织临床研究生座谈会，收集与会者对临床培养的建议和意见，包括学生对带教内容的需求，带教时间安排、带教老师态度、教学查房、临床督导等。
1.4实施教学动员，召开针对临床研究生临床督导的教师动员会，使带教老师树立目标意识和积极的教学态度，要求一切教学均按教学目标规范化进行，在科室间形成良好的教学氛围。
2执行阶段（D）
2.1对研究生实行强制性晚间业务学习 每周一、二、三晚在固定的时间及教室进行学习。学习方式为：学习小组，研究生自行组织，由临床班主任和聘请的主治医师指导进行。主要学习临床基本知识，每次轮流由2～3名研究生带领大家学习，学习后进行讨论，讨论不清楚的由主讲人向院内专家请教，并将结果用邮件群发给大家。英语小组学习，时间为1h，前30min背诵新概念英语（分小组背诵），后30min英语口语交流（每次可以限定一个话题，事先进行准备）。临床心得分享，鼓励学生在日常工作中养成书写临床工作心得的习惯，并在此时段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可以提出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临床基本功专项练习，将最基本的临床技能进行专项练习，邀请主治医师参加，对活动进行指导。例如针对观察，倾听，提问，共情，风险评估及防范，神经系统查体等基本功，主要采用角色扮演，讨论，实战演练等形式进行。
2.2强化研究生导师的教学功能 为加强临床研究生的临床技能培训，强化研究生导师的重要职责，先后多次下发文件对研究生导师的临床督导次数、时间、形式、督导记录格式进行明确规定。保证研究生定期接受导师的临床督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导师的直接指导下不断提高临床能力。
2.3规范病房内教学查房 病房内教学在研究生的临床教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成过程，教师的言传身教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要求病房各级医师采用个别督导、查房示教、小组讨论等形式，一点一滴在临床工作中实施研究生教学。为了更进一步加强病房内教学，我院于规定病房主任除例行的查房工作和组织疑难病例讨论外，还必须每月亲自进行至少3次的教学大查房。
2.4按需增设研究生课程 根据研究生提出的具体需求，在以往开设的五门专业课基础之上，再增设三门课程，并重点发展具有临床培养教学功能的《临床思维与晤谈技能》课程，邀请院内各领域专家进行授课，使学生在百家争鸣中逐渐形成良好的诊断思路。
2.5实施教学激励机制 从多个渠道激励医生更好的投入到临床教学工作中，定期进行考核评议，实行优胜劣汰制度，鼓励医生自觉投入教学、服务教学、管理教学。对带教优秀的老师和科室给予校级荣誉称号及物资奖励，同时在年终考核中优先考虑；定期开展教学比赛，如多媒体授课比赛、教学查房、教学观摩、优秀教案评比，通过比赛活动激励教师参与教学，同时激发其教学热情，提高教学意识。
2.6增加教学投入、拓展教学资源 教学条件是临床教学的基础，因此必须投入一定得经费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医院除每年拨付教学经费外，近年来还积极向学校申请经费建设教学平台，先后建立了两间PBL教室和问诊同步转播诊室，有益学生临床能力的提高。同时，针对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现状，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医院现有资源，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录像、多媒体、幻灯等进行教学，教师之间鼓励资源共享。
2.7重视心理健康、提供人文关怀 除了致力于临床能力的提高，同时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促进研究生的心理成长。研究生班班主任、辅导员发挥其心理卫生专业特长，深入开展精致化的研究生管理与服务工作。系统地开展讲座讲解心理自助课程，意外事件的心理咨询为研究生提供个体化的心理支持，帮助研究生更好的培养积极心态、提高时间管理效率、增强抵御挫折的能力，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临床工作中。
3检查阶段（C）
3.1改革目标考核制度 为完善教学管理体系，强化临床医生的教学意识，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落实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将对研究生导师及病房带教老师的临床教学工作纳入其季度和年度的考核系统，对科室教学年度工作进行目标考核，由医院教育处在每月末和年终监督并统计执行情况，保障其实施效果。
3.2健全评价制度 教学质量评价是反映临床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教学工作和教学效果的全面检查评价，收集教学过程信息，从中发现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不足，提供给教学决策系统和教学管理与制度系统，改善各项措施，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我院采取双向评价体系进行教学评价。在科室轮转结束时，带教老师检查学生对临床知识的掌握程度，如实记录学生平时临床工作情况，实事求是地写出评语并给出分数。在年终时，学生对当年所轮转科室的主任进行教学评价，从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排名，此项结果纳入科室主任的年终考核指标体系中。
3.3进行出科考试 对学生的临床技能检查除了科室考核外，由教育处统一组织出科考试，考核形式主要为临床技能操作，包括病史收集、精神检查与答辩相结合，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对学生的临床能力进行整体评价，考核其掌握和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总结处理阶段（A）
此阶段在检查的基础上，对计划实施的结果进行总结分析，肯定和发扬成功经验，形成可提供参照的工作规范，对不足的地方，接受教训，克服困难，尤其对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则必须转入下一个PDCA循环系统解决。
4.1及时反馈教学评价信息 将检查阶段中获得的结果及时反馈给教师和学生，对获得好评的师生提出表扬，并将其受到好评的经验进行推广；对不足之处提出批评或建议，注意保护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4.2建立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 规范化的临床培养对教学过程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信息需要更为合理和严格的管理和分析。需要建立管理信息化模式，对轮转信息、考勤、科室带教考核、出科考试等进行系统化模块管理，这样才能更加科学、高效的进行教学管理工作。
4.3制定改进计划 通过教学质量检查与评估、对结果进行分析处理，从教学检查的信息中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改进措施，为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即将经验与改进措施融入下一次临床培养计划制定中，形成新的PDCA循环系统。
PDCA循环的四个阶段，"策划-实施-检查-改进"的循环管理模式，体现着科学认识论的一种具有管理手段和一套科学的工作程序。实践证明PDCA在临床研究生的培养管理中应用效果是明显的。通过使用这一有效管理方法，我院临床研究生的临床能力有了明显提升，近1年来，教学管理水平、临床带教水平和临床研究生综合素质均有显著提高。期望通过PDCA循环不断发现新问题，制定新策略，促使精神科临床研究生培养工作持续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精神科医师。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 重性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5）07（c）-0124-05
Application effect of management mode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holergasia in Jiangbei district
LIU Jia-sheng1 CHEN Deng-guo1 XU Jin-min1 ZHU Jian1 YU XIAO Fang1 YIN Juan1 ZHOU Jian-chu2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Mental Health Center in Jiangbei District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Chongqing 400025，China；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Chongqing Mental Health Center，Chongqing 401147，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anagement mode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holergasia in Jiangbei district. Methods From May 1 to December 31，2012，1271 patients with holergasia registered and establish file in community were sorted based on various disease.These patients were carried out follow-up and open-rehabilitation training by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team.The management mode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form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which was applied in community. Results Management mode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obtained remarkable effect on self-consciousness recovery，compliance improvement，and recurrence rate reduction in patients.Causing trouble，rate of causing trouble，and classification of risk were all greatly decreased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 was improved at certain degree.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holergasia has obvious effect for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patients and reducing causing trouble and accidents.
[Key words] Patients with holergasia；Community rehabilitation；Management mode
重性精神病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目前我国精神病患者已超过1600万，精神障碍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病。据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中，精神障碍问题仍将排名第一[1-2]。目前国际上对精神病的预防和康复目前多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CBR）[3-4]。我国近年来也先后出台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年）》等文件[5]，要求把精神卫生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来共同承担社区精神疾病的规范管理、系统治疗。在社区治疗中国内虽有一些探索[6-9]，但仍各有侧重，为此，本研究以在江北区开展的重性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探索建立一套合适的社区康复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康复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完成入组患者1271例，男性686例（54.0%），女性585例（46.0%）；平均年龄（46.99±14.16）岁；婚姻状况：已婚520例（40.9%），未婚557例（43.8%），离异153例（12.1%），丧偶41例（3.2%）；职业：工例及职员168例（13.2%），农民248例（19.5%），无职业855例（67.3%）；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012例（79.6%），高中及中专209例（16.4%），大专及以上50例（3.9%）；经济状况：好9例（0.7%），一般430例（33.8%），差832例（65.5%）。入组标准：①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分裂情感、癫痫所致精神障碍、严重精神发育迟滞6个重点疾病诊断标准：②目前已出院，在社区维持治疗者；③征得患者或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入组条件的患者纳入本研究。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对2012年5月1日～12月31日在7个社区中登记、并已建档立卡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凡符合入组标准的病例，填写社会人口学调查表，收集完整病史资料、完成体格检查及各项辅助检查，包括血常规、小便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能以及心电图检查等作为基础资料。
1.2.2 社区干预
以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全程康复模式为目标，由精神科医生按片区对接社区精防人员对患者进行定期家访、健康教育指导和社交能力康复训练（语言交流技能训练；症状自我识别技能；药物自我管理技能；独立生活能力以及社会交往技能训练）等社区干预措施，并定期总结，随访期为2年。
1.2.3 研究方法
1.2.3.1 收集数据 将所有患者进行疾病分类，记录服药情况、家庭情况、参加社会康复训练情况、存在的问题等。将所有数据录入电脑，资料进行电子化管理。
1.2.3.2 随访 对于纳入健康管理的精神病患者，每年至少随访4次，随访的主要内容是提供精神卫生、家庭护理等方面的知识，指导患者维持用药和社区康复训练，及时发现疾病复发的征兆和药物不良反应，给予相应处置或转诊处理。
1.2.3.3 建立康复团队 组建社区患者亲属、居委会与责任人、片区个案管理者、精防机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康复团队，通过对各片区患者跟踪随访、开放式康复训练，不断总结、制订各类人员培训考核指标，逐步完善有关规章制度，以责任制形式总结重性精神病的双向转诊和社区康复管理工作模式和强化精神病防治网络作用与效果。
1.2.4 制度建设和工作流程
本研究通过不断总结，建立和完善了对患者建档立卡，定期社区随访，健康教育和社交能力康复训练制度共计22个，区级精神卫生防治机构精神科专业技术人员按片区负责，按各自对接的社区、乡镇，承担培训、督导所对应的基层精防人员的工作，与他们建立密切业务工作联系（1～4次/月），解决其防治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提高其防治工作质量，并每季度总结汇报，使防治网络切实有效。工作流程图见图1、图2。
图1 新发病例报告流程
图2 社区管理流程
1.2.5 质量控制
研究项目启动前，参研人员统一步骤以及疾病诊断标准，统一填写要求。各调查工具评定一致率（Kappa=0.83～0.96，P>0.05）达到要求。同时抽取5%数据进行数据复核。
1.2.6 社会功能缺陷量表（SDSS）评分标准
采用SDSS对患者进行评定，SDSS主要用于社区中生活的精神患者，共包括10个项目，每项均为0～2分3级评定，0分为为正常，1分为部分缺陷，2分为严重缺陷，其分值可反映精神患者社会功能缺陷程度。
1.3 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录入SPSS 16.0软件，全部信息数字化后录入数据库，进行逻辑检错，用SPSS 16.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P
1.4 医学伦理学原则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得到患者和家属的知情同意，其充分了解本次社区治疗管理的目的意义，对于涉及患者的诊断、症状表现、个人隐私的情况，保证不随意向外宣扬，要尊重患者的人格。
2 结果
2.1 一般调查情况
根据CCMD-3诊断标准，入组病例精神分裂症例1012例（79.6%），双相情感42例（3.3%），偏执性精神障碍7例（0.6%）；分裂情感8例（0.6%）；癫痫所致精神障碍48例（3.8%）；严重精神发育迟滞154例（12.1%）。病程（19.75±12.73）年，起病年龄（27.43±12.62）岁。服用药物情况：典型抗精神病药872例（68.6%），非典型抗精神病药197例（15.5%），联合用药146例（11.5%），其他56例（4.4%）。服药治疗时间（9.06±6.79）年；服药剂量（按氟哌啶醇效价折算）为（7.64±4.38）。入组时状态：痊愈260例（1.7%），显著进步623例（40.7%），进步867例（56.6%）。接触：好337例（25%），一般995例（65%），差153例（10.0%）。
2.2 社区管理前后（入组时、管理后）各项指标的比较
经对患者进行定期家访、健康教育指导和社交康复训练等社区干预措施，患者总体情况平稳，在社区管理治疗前后自知力、治疗依从性、肇事肇祸率、危险性分级进行比较，有明显改善，详见表1～表4。
表1 社区管理前后自知力的比较[n（%）]
与入组时比较，*P
表2 社区管理前后治疗依从性的比较[n（%）]
表3 社区管理前后患者肇事肇祸率的比较[n（%）]
与入组时比较，*P
表4 社区管理前后患者危险分级的比较[n（%）]
2.3 社区管理前后年复发率、SDSS评分的比较
管理后，患者的年复发率明显降低，SDSS评分降低（表5）。
表5 社区管理前后年复发率、SDSS评分的比较
3 讨论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经急性期治疗出院后，多数患者在社区维持治疗，但由于过去患者的社区康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致很多患者在社区维持治疗依从性差，导致疾病频繁复发，在社区发生肇事、肇祸，影响社区安宁，由于未得到有效管理治疗，也使其患者社会功能逐渐衰退。
本研究探索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全程病程康复模式为目标，在本区已初步建立的重性精神病三级防治网络基础上，对登记建档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一步完善资料，组建康复团队，制订各类人员的工作职责，通过对各片区患者跟踪随访、指导维持治疗和程式化康复训练[10]，结合国内外一些精神病患者康复研究经验[11-16]，不断总结、制订各类人员培训、考核指标，逐步完善有关规章制度，以责任制形式分别落实重性精神病的双向转诊和社区康复管理治疗工作模式。强化精神病防治网络作用与效果，使精神病治疗的重点从断面到连续，从控制症状到恢复社会功能全面着手，使患者在社区生活中，社会功能得到明显改善，其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全病程康复模式对社区精神病患者在恢复其对疾病的认识能力、提高对维持治疗的依从性，降低疾病复发率方面，显示出明显效果。患者在社区生活中，由于得到了规范化治疗管理，患者的肇事、肇祸率由12.4%、11.8%明显降低为5.1%、4.2%，经危险分级评估其在社区中的危险性3级及以上的比例由11.8%降低为3.5%，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为保一方平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一些患者经社会康复训练指导，减缓了精神衰退，患者社会功能得到一定提升。
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全病程康复模式，其效果突出，有多方面原因：①过去患者出院后无人管理，维持治疗无人过问，其在社区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而现在有康复团队关心，尤其是在社区中患者或患者家属与社区精防人员保持了较密切的联系，能随时得到医疗指导与帮助；②患者或患者家属在家中经常得到社区精防人员的康复训练指导，使患者与家属获得了药物维持治疗知识和疾病复发先兆表现，使其自知力得到进一步恢复，维持治疗依从性提高；③经社区康复指导与训练，一些患者社会适应性和对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有所提高；④由于有康复团队关心，患者被歧视感和敌对性减少，肇事、肇祸发生率也明显降低。
本组患者中，虽加强了社区全程康复治疗管理，仍有7.2%/年的患者出现复发，4.2%的患者发生肇祸危险，这也提示防治该类疾病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复发的患者中，主要是由于患者有减药过多、服药不规律或停药等，因此，如何更好地提高患者维持治疗的依从性，仍是值得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提出进一步完善精神患者社区管理治疗模式的建议。①进一步完善三级防治网络，加强精防队伍建设：本区目前一级网络以区精卫中心为主体，现精神科执业医师仅15人，这些人应是本区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中坚力量，一方面要承担精神病患者急性发病期的临床治疗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承担对社区、乡镇基层精防人员的培训、指导工作，由于其工作量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工作质量，应给予高度重视。二级网络为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其精防人员大多为兼职人员，其精神科知识多不足，而且经常变换兼职工作，人员变动性大，管理稳定性差。三级网络为村卫生室和居委会有关人员，其更需相关基础知识的培训，因此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目前已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从全国来看，目前精神科专业人员属于紧缺人材，在人材培养、引进方面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倾斜政策，以增加专科人材稳定度。另外，在组织管理体系和防治网络上，应注重“社会化”，要采取措施，使社区居委会干部、社区民警及社工人员均参与进来，从而加强防治网底建设，使精神病患者在社区得到“开放式”管理。②加强社区康复设施建设，确保精神患者活动场所：目前本区社区工娱疗场地、设施设备严重不足，工疗站无法接纳社区内更多的精神病患者，致使流散在社会。为使更多患者能进入工疗站或日间工厂参加康复治疗，需加大精神患者社区康复设施建设，以利于本区更多的精神病患者能加入到康复训练中来，使社区精神病患者康复措施不但有药物维持指导，定期随访帮助，而且其社区康复训练得到实质性保证，真正体现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措施“综合性”。③增加维持治疗经费投入，使精神患者得到可持续性管理治疗：由于精神疾病的长期性和易发性等特征，不少患者家庭因病致贫，一些贫困患者家庭由于难以承受长期社区维持治疗医疗费用，故不能按要求维持用药，导致疾病反复发作，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经费投入，同时要探索卫生、民政和残联等部门的相关经费进行有效整合途径，使防治经费统一使用，用好、用活精防经费，使经济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得到可持续性经费支持。④加大宣传，减少歧视，增强患者自信心和应对能力：不少研究显示，社会对精神病患者仍然普遍存在歧视现象，不少人对精神患者采取回避、拒绝以及严重歧视态度，使精神患者不但要承受着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又不得不忍受着社会歧视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和社会生活的困境，这已成为精神患者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一个巨大障碍[17]。由于社会歧视，致使精神病患者大多有病耻感，病耻感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患者的心理状态、社会功能、治疗依从性和疾病康复[18]，因此应积极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施，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使民众更多地了解精神卫生知识，逐步建立起关爱精神患者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社区精防人员在对精神患者的心理治疗中要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态度作为一种应激因素给予干预，降低患者的病耻感，以增强对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
重性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管理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阶层领导、群众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在不断完善的制度保障下，多给予患者一些关爱，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社会层面的全面康复。
[参考文献]
[1] 殷大奎.中国精神卫生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民政医学杂志，2000，12（1）：1-3.
[2] 肖水源.我国精神卫生服务面临的重要挑战[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12）：844-847.
[3] 刘铁桥，马弘，Chee NG.澳大利亚精神卫生主流服务模式介绍[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07，34（1）：1-4.
[4] Martin G，颜文伟，译.社会心理康复进展[J].上海精神医学，1990，新2（3）：103-105.
[5] 卫生部.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年-2015年），卫疾控发（2008）5号[Z].2008-01-15.
[6] 曾念彬，林中，陈颖儿.精神卫生工作的新型管理模式――精神卫生进社区[J].中国全科医学，2007，10（3）：178.
[7] 白杨.精神病人实施ISP社康管理新探索[J].医学信息，20l0，23（1）：222-223.
[8] 于欣，刘津，马弘.社区精神卫生――应对中国精神卫生挑战的“抓手”？[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12）：885-886.
[9] 宋冬明，何继岳，周文俊，等.浏阳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初步发展[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7）：517-520.
[10] 汪波，周建初，刘智，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技能训练模式[J].中国医药指南，2009，7（15）：43-46.
[11] 郭梅华，张灵聪.国外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及其对我国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借鉴[J].社会工作，2009，（1）：58-61.
[12] 陈传峰，武雪婷，严建雯.国外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研究综述[J].宁波大学学报，2007，29（5）：10-14.
[13] Chiappelli M，Berardi S.Pattern of intervention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Bologna[J].Epidemiol Pysichiatr Soc，2000，9（4）：272-281.
[14] Cutler DL，Bevilacqua J，McFarland BH，et al.Four decades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a symphony in four movements[J].Community Ment Health J，2003，39（5）：381-396.
[15] 孙晓花，宋海东.杭州市人群精神卫生核心信息知晓率调查[J].浙江预防医学，2010，22（7）：88-89.
[16] 张宏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及对待精神患者态度、方式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11）：1307-13O9.
[17] 高士元，费立鹏.不同人群对精神病的态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5（2）：107-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