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乡村治理；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rural governance was in the ascendant.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cademics studied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mode and path of rural governance， analyzed the problem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xistence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obtained some valuable results.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the research of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rural governance model need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tudied mostly below normal. From the tren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study villages， but also to focus on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to carry out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summary

自20世纪20年代起，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在我国陆续面世。1998年，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华中师范大学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随着该理论在乡村管理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研究也愈来愈深入，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权力配置方式、治理目的以及治理过程等4个方面[1]。

1 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

1.1 乡村治理内涵

在治理主体方面，赵树凯[2]认为，乡村治理中多种主体参与，通过协商谈判等方式来解决分歧，实现共同治理。郭正林[3]提出，乡村治理的主体应该是乡镇的党委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以及村委会等村级组织和各种民间团体。在乡村治理目标上，贺雪峰[1]认为“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其中“有序发展”也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徐勇指出进行现代化乡村建设是治理的目标。

1.2 乡村治理机制

由于公共信息不透明等原因，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陈力予等[4]提出户代表会议制度，以户为单位，成立村民小组会议，协商、监督村务。王朋琦等[5]指出新农村建设在操作机制上要走出传统误区，禁用“指标摊派”的方法，慎用“试点推广”的方式，避免“典型激励”的惯性，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方面，张恒利[6]提出要重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应机制[6]。针对当前村民选举非理性投票过多，精英政治受到阻碍的现象，盛义龙[7]提出选举机制要与乡村治理保持整体一致性，特别需要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相结合。

1.3 乡村治理模式

陈洪生[8]以村民自治实施效果为出发点，通过对影响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的4个基础性条件――经济发展、利益分化、公民素质以及政府控制和主导社会力量的程度的分析，提出了自觉自治乡村治理模式。龙立军[9]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建设为例，提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治理融入幸福村居建设之中，并使其机制化，使得乡村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化。王海侠等[10]通过对江西分宜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考察，提出从“党建+村民自治”的角度来进行治理探索，以党建强化乡村治理的思路的分宜模式，运用“党建+”理念，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民自治水平。阎占定等[11]提出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郐艳丽[12]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提出了“农民置上”的本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始终作为受益和实施建设的主体，其政策效果具有扩散效应。

1.4 乡村治理路径

张继兰[13]认为可以通过完善协商互动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等路径来解决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周朗生[14]择取较有代表性的云南乡村治理为考察对象，提出了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完善乡村的治理结构和切实解决乡镇财政困难、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路径开展乡村治理。唐绍洪等[15]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对各决策主体进行权力关系界定，走多元化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道路。赵艳霞等[16]在调查唐山农村新民居建设后，提出乡村治理的成功路径是开展新民居建设。兰海洋[17]认为当前要实现中国乡村善治，有三大治理路径：一是优化治理结构，政治生态和谐化；二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三是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

2 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基层民主建设滞后

因乡镇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很难有效推进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在王华[18]看来，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现象严重。贿选、不合理决策与管理现象屡有发生。高宝琴[19]提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长期缺乏有效组织形态，是治理危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欧阳雪梅等[20]认为基层政府缺少民主素质教育，致使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强，从而导致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2.2 乡村治理主体混乱，机构权利分工不明

欧阳雪梅等[20]认为由于治理权力配置不明，一方面导致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在权力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增加政府与村民在管理上的冲突，影响了治理目标的实现。郑红娥等[21]提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是目前乡村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在钟涨宝[22]眼里，缺乏合理有效的机构、人员改革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困境之一。

2.3 乡村债务问题突出，农民生活不够宽裕

在李文政[23]看来，乡村治理面对的困难不仅是管理及文化教育上的缺陷，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积贫积弱问题同样严重。赵艳霞等[24]提出乡村治理的制约条件包括民主化的现实制约、法律制约和经济制约。袁金辉[25]认为目前乡村仍受到小农经济的束缚，收入低，债务多。钟宜[26]提出因财政经费短缺，乡镇为发展只得过度干预村庄事务。同时基层政权缺少财政来源，村、乡两级财政缺口过大，故造成当今治理困境。

2.4 其他方面

刘勇[27]认为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政治素质不齐。当利益受损，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及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时，越级上访、申诉或暴力对抗等就容易成为他们维权的工具，这严重破坏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陈柏峰等[28]认为灰色势力是治理乡村的一个恶疾。

3 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

3.1 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

李文政[23]觉得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组建公共服务体系，重视村民自治，发挥村委会作用是治理乡村的路径之一。张志英[29]认为进行新农村建设需加强村民自治、大力发展创新村民组织。李莉等[30]提出乡村治理的关键是两个尊重：一是尊重村民意愿，二是尊重村民自主性。

3.2 加强乡镇制度建设，加快服务型步伐

在马宝成[31]看来，完善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强建设现代化村庄。韩冰[32]提出解决当前问题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有关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大力发展村民组织，建设现代化乡村。陈双鹏[33]认为减少治理危机出现的方法有改革基层组织，特别是乡镇政府；建立村民参与政治的合理机制，动员建立村民组织。

3.3 提高村民民主素质，加强政治文化学习

张晓忠等[34]认为要在尊重村民权利和自由、保障村民权益的基础上提高村民的组织化水平。刘勇[27]认为村民非理性化的利益诉求方式影响了和谐的政治环境。因此需要对村民开展政治参与培训，推动村民合法合理参与政治生活，为乡村政治和谐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欧阳雪梅等[20]认为开展村民意识教育是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之一。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少学者研究了乡村治理的内涵、机制、模式、路径，分析了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和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等。从研究方法看，定性研究居多而定量研究偏少，实证研究更是鲜见。从趋势看，不但要重视乡村的理论研究，更要注重对乡村治理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对个案经验的总结；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尤其是运用数理模型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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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树凯.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治理[J].中国发展观察，2006（3）： 26-28.

[3]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大学学报，2004（4）：24-31.

[4] 陈力予，郑美玲.试论“村治”新廉政监督机制：户代表会议制度[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5）：44-50.

[5] 王朋琦，洪向华.试论乡村治理结构在操作机制[J].领导科学，2009（5）：14-16.

[6] 张恒利.重建乡村治理结构――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改革[J].经济论丛，2009（21）：218.

[7] 盛义龙.惯性心理与利益共同体：村选举机制障碍及对策分析――以江西省C县和T县若干村选举为例[J].求实，2011（9）：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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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龙立军.论构建可运转的乡村治理模式――以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为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1）：76-79.

[10] 王海侠，孟庆国.乡村治理的分宜模式：“党建+”与村民自治的有机统一[J].探索，2016（1）：127-133.

[11] 阎占定，白照坤.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5）：72-77.

[12] 郐艳丽.我国乡村治理的本原模式研究――以巴林左旗后兴隆地村为例[J].城市规划，2015（6）：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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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唐绍洪，刘屹.“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2009（6）：38-42.

[16] 赵艳霞，王立东，尹景瑞.乡村治理的路径分析[J].前沿，2009（12）：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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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高宝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升：乡村治理的生长点[J].齐鲁学刊，2010（2）：96-100.

[20] 欧阳雪梅，李铁明.当前村民自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视野，2007（4）：77-79.

[21] 郑红娥，吴殿朝.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J]，云梦学刊，2008（1）：72-75.

[22] 钟涨宝，高师.后税改时代的乡村治理改革[J].农村经济，2007（11）：12-15.

[23] 李文政.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策略探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9（16）：343-347.

[24] 赵艳霞，樊秀云.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分析[J].领导科学，2009（11）：50-52.

[25] 袁金辉.中国乡村治理60年：回顾与展望[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5）：69-73.

[26] 钟宜.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J].探索，2005（6）：97-100.

[27] 刘勇.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J].福建论坛，2010（5）：141-146.

[28] 陈柏峰，童磊明.乡村治理的软肋：灰色势力[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4）：142-146.

[29] 张志英.21世纪中国乡村治理发展浅议[J].农村经济，2006（11）：17-19.

[30] 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J].人民论坛，2010（6）：60-61.

[31] 马宝成.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J].长白学刊，2007（6）：59-63.

[32] 韩冰.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5）：114-117.

篇2

关键词：简约治理；半正式治理；社会后果；纠纷调解；拆迁公司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23-06

引言

集权的简约治理由来已久，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中央集权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治理，这种治理形态汇集韦伯所言的世袭君主制和科层官僚制于一体，其治国理念即法家主张的高度认同国家的权威，但是，它却无法解决官僚体系复杂化和自我延伸带来的国家与地方的隔阂问题，这是法家在治理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因此，在社会治理上，儒家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武器，儒家主张社会在差别规范“礼”的指引下，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机制进行自我治理，官方主要负责在社会自我治理失败时的非常态性介入。儒家践行的就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即半正式治理。因此，传统而言，这种治理模式高度认同中央的集权特性，认为中央的权威是绝对和不可分割的。同时，这种治理模式又是利用半正式官员的简约形式，治理效果良好。

简约治理一般不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主要依靠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简约治理可以达到节制国家官僚体系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的双重目的。这意味着简约治理不可能是一种社会对抗国家意义上的治理机制，而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实现良好互动和合作的治理机制。一直以来，简约

治理仍然是中国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只不过中央集权被赋予了民主的理想，这个治理模式被总结为民主集中制[1]。

但是以上所述却与作者在村庄实践中得出的判断迥异。2013年清明前后，笔者跟随“三农”研究团队，对位于宜昌市的一个城郊村进行了20天的驻村调研，发现村干部利用各种非正式人员和非正式组织进行村庄半正式治理的现象十分突出。纠纷调解和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是其简约治理的主要治理实践，然而，从后果来看，半正式治理带来的却是村庄治理乏力、混乱和灰色化。经验证明，简约治理越来越不可维系，田野调查表明，它们需要对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基层治理困境负主要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围绕这一学术敏感性话题，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分析，从半正式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求探索出城郊村庄治理困境的原因所在。

一、相关文献综述

准确认识基层政权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变化的关键。在总结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经验时，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既是传统中国社会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主要表现形态，又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领域。其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经典理论社会学家，而后，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论证。

韦伯对两种不同的治理类型进行了的划分，他认为世袭君主制强调“家长式”的权威主义，科层官僚制则强调“经验式”的实用主义，它们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治理模式。然而，当运用到对的分析时，韦伯发现的治理不属于这两个治理类型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二者的结合，因而他用“君主世袭的官僚系统”（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定义的治理模式[2]。但是韦伯的研究限定了简约治理的产生，他能够考虑到士绅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最终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的正式机构的治理功能层面。因此，他对中国国家治理形态的概括并不到位。

在韦伯之后，Michael Mann在政府正规权力中区别了“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3]。和韦伯的分析一样，Mann 的分析也不能阐明政府正式机构之外的治理。他的双向区分的权力结构仍然只是一种与民间权力对立的正式机构的权力，并不能说明笔者所要讨论的半正式治理。但是这些理论资源却很好地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于乡村基层政权的性质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的研究，较多学者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围绕半正式治理，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理论预设与经验证明。一种观点认为，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和地方的智慧，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有益因素。如，黄宗智通过对传统中国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税务管理及行政实践等领域的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汇点的实际运作，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准官员的使用以及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的方法，这一方法的部分内涵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仍广泛存在[4]。他不仅很好地揭示出晚清以后中央高度集权与简约治理官僚制、高专制权力和低基层渗透权力，以及法家和儒家相结合的特点，同时还提炼出了行政实践的特征即“简约治理”。李怀印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是在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从治理的效果来看，这是一个官民两便的“实体治理”[5]。谈萧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中国治理模式的特点，即中国治理以善政为导向，其要素包括人事关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治理。中国的治理模式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同时，中国的治理模式是简约的，这种简约治理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节制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节约治理成本。所以，从治理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的治理可以总结为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6]。贺东航认为，黄宗智的“简约治理”理论在对解释林改公共政策落地具有重要的说服力[7]；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要改造的领域，因为其直接导致国家治理陷入困境。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提出的乡村治理机制的“经纪机制”以及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建设问题，他将其视野放在了国家与社会遭遇的乡村二级，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他的研究试图表明，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有效地改造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体制，却破坏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最终使得国家政权建设为国家经纪体制内卷化[8]。陈柏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生存状态的变迁的研究，成功地论证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转而变成为灰色化的社会[9]。

“简约治理”是黄宗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一种尝试性解读，他从另类角度解读出中国基层治理的特点，那就是正式治理之外还存在一种半正式治理的结构形态，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做出的一种适应。这种简约治理实现了“低投入、低负担，且高效率”的治理绩效，他进而认为这可能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和一种制度遗产。由此可知，黄宗智遵循的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治理路径。也有学者指出非正式体制的优势，与体制性主体相比较，他们的政治性、组织性治理资源较弱，他们主要依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得权威，较多地获得了村庄内部村民的支持和认可而得以参与治理[10]。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从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的实践后果来看，这种简约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直接引发基层治理的乏力和瘫痪。这就充分应征了半正式与正式的行政实践并不必然互补且有效融合。

基于村庄调查的经验，笔者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一半正式治理引发的严重后果，并试图通过对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治理实践的分析来佐证这种判断。最终，我们得出了半正式治理在村庄基础发生改变后陷入困境，这种困境在没有国家及时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乡村秩序混乱和乡村治理内卷化等问题。

二、半正式治理及社会后果：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

半正式治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实践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种社会后果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的复杂化、灰色化和内卷化等问题，这是基于村庄调研得出的基本判断。因此，笔者拟通过对村庄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深度分析，来进一步了解半正式治理是如何形成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后果。

（一）半正式治理的村庄场景

大洋村文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匿名原则，经过了字名化处理，并不是真名。位于宜昌市，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距城区3.7公里，辖区面积14.5平方公里，1 235户，3 514人，3 100亩耕地，10个村民小组。宜万铁路和翻坝公路穿村而过，地理位置优越，引进的项目较多，如磁电子、月亮湾、金苗科技等项目。作为城郊村，大洋村拥有其他城郊村类似的所谓资源密集型村庄的共同特点，大型项目不断的下乡进村，村庄的利益不断密集，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征地拆迁更是直接导致大量纠纷和矛盾产生。围绕征地拆迁，村干部花费大量精力来治理纠纷，当治理无效时就引入“第三方”，即拆迁公司。

（二）半正式治理的“复杂化”：关于纠纷调解的分析

1.纠纷的产生及治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城郊村不断被纳入到城市规划中来，征地拆迁成为村庄常态。围绕征地拆迁，各种矛盾和纠纷不断产生和激发。这种态势以2004年国家宜万铁路在村庄中征地为开端，目前为止，村庄共经历了2008年的翻坝高速和2010年的磁电子两次大型征地活动。村庄被征地潮流所席卷，由此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也在不断飙升。下面是2004～2008年涉及到的土地纠纷（含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及田界等）数量的统计。

村庄纠纷随着征地拆迁不断涌现，传统内生规制力量的缺失使得村干部、小组长、村民代表及党员等扮演“调解员”的角色。国家利用非正式人员嵌入熟人社会的特性来开展基层治理，这样，乡村社会的半正式治理就基本成型。

2.村庄纠纷调解机制及矛盾“不出组不出村”。城郊村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利益不断密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关于基层治理秉持的理念是“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村庄内部，做到‘小事不出组不出村’”，意即构建出以村庄为基础的调解机制而不是以国家法院为主导的判决方式。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态度如同黄宗智所说的“县令基本像在民事案件里一样作为，他的优先选择是让社会机制解决纠纷”[11]。

由于缺乏家族和宗族力量的调解，村庄只能依赖于村委会，村委会则依靠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及信息员等非正式力量。村庄中的调解程序一般是由小组上升到村一级。然而小组长能调解小矛盾和小纠纷，村民代表和党员作用也日渐式微，这样矛盾“不出组”的愿景就无法达成。而村对组的要求是矛盾“不出组”，因此，许多矛盾会被强制压在组内，小组内部就就形成一种矛盾越积越多的怪圈。仅当组内的矛盾危及到村庄治理时，村干部才亲自出面解决。村干部参与调解，仍然需要借助非正式力量。纠纷尽量遵循“不出村组”和“不出事”的逻辑。村干部在乡镇一级的行政压力和制度激励下，采用摆平理顺的策略，利用人情、面子和私人力量执法。但是村庄治权在税费改革之后也不断弱化，村级层面调解失效。矛盾需要上升到乡镇一级，乡镇一级主要通过司法所、派出所和办进行专门调解，但是这些部门在调解的过程中，同样也陷入困境，他们仍然会多次与村干部商谈，了解事情的原委，并与村组干部一起开展对纠纷的治理。司法局只有调解而无判决的权力，当他们的调解作用失效时，事件才会走诉讼的程序，最终由法院判决。法院是纠纷的最后一道解决线，通过法院的判决大多是很有效的。但法院一般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类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仅只有法院判决才能保障村庄治理的连续性和平稳运转时，法院才会受理。但是在基层社会，法院的判决与基层的实践是错位的，即法院的执行力得不到有效贯彻。真正能上升到乡镇一级的案例是不多的，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节约治理成本，乡镇一级会尽量将案件压在村里，村在无正式治理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各种摆平理顺和“正式权力非正式利用”的治理策略和技术。

总之，在纠纷调解过程中，“矛盾不出组不出村”的地方性规则成为乡镇一级“不作为”的幌子，乡镇一级挤压村一级，而村一级就挤压组一级。乡村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失效，继而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3.纠纷调解的社会后果：治理的高成本和村庄的无序化。非正式力量和村干部践行的群众路线对于纠纷的调解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这是由于乡村社会基础发生变化，而直接导致半正式治理的失效。乡镇一级将纠纷压在村里，村干部“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治理常态。利用人情、面子、私人力量等治理资源，他们通过“磨”和“缠”的方式，通过多次做工作的形式来实施治理。同时，他们也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擂”、“媒”、“示蛮”和“怀柔”关于“擂”、“媒”、“示蛮”和“怀柔”等治理技术和手段，吴毅在其编著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书中对其有深刻的描绘。 以及“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和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等“摆平术”“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和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等是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摆平术”。 ，其中的一些运作技术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国家为了节约治理成本，尽量将纠纷压在村庄层面。村庄对案件处理则常常陷入循环调解的境地，当村庄对纠纷的调解无效，而乡镇一级又消极行政时，纠纷就只能在村庄内部打转，简约的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就表征为一种复杂治理，这种治理需要动用大量乡土社会的资源和规范，从而导致村庄治理呈现出高成本、复杂化和无序态势。

从表面上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实践似乎是节约了国家治理的大量成本即国家利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绩效。但是，从乡村社会内部来看，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复杂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国家治理成本就转嫁给村庄，村庄承担着一种较高的隐形治理成本。即便纠纷和矛盾在乡村社会中得以解决，但这种矛盾也是经过了数次甚至是数百次的回合，由此产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村干部在缺乏正式治理资源的同时，只能被迫选择各种摆平理顺的手段，而这种治理实践极易导致村庄结构混乱和治理的内卷化问题。

（三）半正式治理的“灰色化”：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分析

1.拆迁权的下放及村庄遭遇钉子户。拆迁权位于乡镇一级，乡镇可以预留工作经费，有巨大的利益空间。但是，随着征地拆迁工作进展的难度加大及和谐拆迁口号的提出，再加上乡镇干部对村庄的“去熟悉性”而引发的对钉子户的瞄不准现象，这导致乡镇直接将拆迁权下放到村一级。责任权下放，乡镇政府考虑的是，村干部做工作更容易，可减少乡镇的治理成本，同时，也实现了风险的部分转移。

责任主体的下放并没有乡镇一级预想的那样好。村庄一级囿于自身的事务繁多和治权的弱化，拆迁工作老是做不下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钉子户。这样，在具备权力的同时，村级承担的义务也加大，村庄运转出现超负荷态势。村组干部自身在治理钉子户上是失效的，村里就只好引进拆迁公司。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且精通各类“摆平术”。因此，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博弈就演变为与拆迁公司之间的博弈。

2.拆迁公司的“软硬兼施”和符号暴力。拆迁公司被引入，实际上是政府在和谐拆迁压力下将村庄的治理行为转换为一种市场行为。拆迁公司的前身是劳务公司，经验丰富。村民说，“他们常常是谈到深更半夜，非得谈，不谈是不行的”，这种磨和缠的方式显然让村民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来应对，这显然已经演变为一种软暴力。同时，村干部看重的还有拆迁公司的硬暴力，村干部说，“没有策略是不行的，搞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请外面的人进来，混混能讲狠话，帮忙做工作，效果很好”。对于那些实在很难缠的人，讲狠话和威胁是很管用的。据村里的治保主任介绍，拆迁公司在市里有“”，他讲的“”其实就是指涉混混的圈子，这部分人很受拆迁公司或基层干部的欢迎。

村庄依赖拆迁公司展开对钉子户的治理，这只是村庄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的一种策略，是村庄实现其行政和治理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原本属于基层治理范畴的征地拆迁在面临钉子户失效的情况下，激发出的一种集市场与行政于一体的半正式治理，而这种市场权力又将黑灰势力裹挟其中，他们甚至介入到基层治理政治权力的谈判范畴，成为一种隐蔽的治理。

3.半正式治理的社会后果：隐蔽治理与乡村社会的“灰色化”。引入拆迁公司，是村庄在治权和治责双重弱化的境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半正式治理的实践是建立在重复做工作甚至使用灰色符号的基础之上。后税费时代的混混不再是以裸的暴力展现在村民面前，而是隐蔽在制度和规范范畴中，呈现出一种隐退和监控的后台景象，操控着乡村的前台。这是一种隐蔽的治理，是半正式治理失效后的一大表征。拆迁公司成为混混隐藏其中的有效庇护所。而这样的公司在基层社会遵循的是一种人治和私人治理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借用这样的力量进行软硬兼施，达到了治理钉子户的目的。但是从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基础方面来看，这种隐蔽治理打破了乡土逻辑和地方性规范，挑战着法律和政治原则，直接导致基层治理结构陷入灰色化境地。村庄利用拆迁公司的符号暴力开展对治理钉子户，取得了短暂的治理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乡村的基础和建立其上的村庄治理将会彻底遭遇异化，进而村庄治权与治责就会更加弱化。同时，非正式权力溢出监督之外，这会对中国基层民主和基层法治建设起到釜底抽薪的瓦解作用。

三、结论

黄宗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简约治理有效性的图景，但是这种半正式治理却有极强的情境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囿于村庄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呈现出越来越不可行的发展态势。在对纠纷调解及引进拆迁公司参与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引发的系列社会后果：

一是，基层治理的内卷化。纠纷调解的手段目的化，注重策略和治理技术，造成村组干部权力的虚置和基层治理的乏力，简约治理失效和更趋复杂化。混混等地方非法势力嵌入到基层治理中来，成为一种典型的隐蔽治理力量。隐蔽治理是半正式治理无效的一种表现，而在国家不及时介入或回避的情况下，隐蔽治理不但瓦解半正式治理的基础（乡土性），而且还瓦解正式治理的基础（政治性和规则性）。因此，乡村治理结构灰色化和内卷化更为明显。

二是，基层民主的萎缩和法治根基的破坏。村组干部在“矛盾不出村组”的压力下，采用各种治理技术和治理策略，他们实践的是一条策略主义的逻辑而不是治理的逻辑，这样的策略性治理极易扭曲国家规则治理的本意。半正式治理的失效问题得不到正式力量的支持，直接导致乡村治理结构陷入灰色化境地。这样，国家基层民主表达机制受到损害，国家法治根基也遭到侵蚀。

因此，乡村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半正式治理的基础不存在。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经过半正式治理环节后化为“村庄实践”，直接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复杂化和灰色化，进而导致国家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及乡村治理和治权的混乱和弱化。如果放任不管，不仅“混混治村”成为乡村社会的常态，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将永不存在。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现象，并推动国家基层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遭遇的异化现象提醒我们，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正式权力的引导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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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论文关键词 乡村治理 公共服务 政府主导

    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社会公平的关照。受制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在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通过为农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人民扩大的公共服务需求,以缩小城乡差距是现阶段乡村治理的重点。

    一、乡村治理的涵义

    关于乡村治理的涵义,张润泽,杨华认为“乡村治理是一种综合治理,它把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元素都统摄进来,以更广泛、更宏大的视野观察农村生活,而不囿于单纯民主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乡村治理这个词有两个偏向性的所指,一是强调地方自主性,一是强调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能力。”可以看出,乡村治理的基本含义就是是对乡村进行治理,以达到乡村社会善治的目的,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

    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广大农村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乡政”指的是乡一级政权(包括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的是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形成了当前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这种乡政村治模式一头牵着国家,一头牵着社会,在乡镇一级上既有国家行政权力对社会的嵌入,同时也体现社会的自治和民主。这一模式中,村民自治是基础,乡镇政府是村民自治的指导力量。

    在治理主体问题上,学者一般都认为有多个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除了政府以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权威机构都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治理理论的框架内,各主体的积极参与、协调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治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多个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地位和作用没有明确定位,多主体的治理结构可能出现责任模糊,缺乏权威等问题。实践中,社会的加入突破了政府的单一权力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同时鉴于我国的其他治理主体发育尚不完全,力量比较弱小,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权力基础都较为薄弱,只能部分承接政府的职责。因此,天生占有大量资源的政府,在其他主体功能不全的情况下如果将自己的责任推给市场或者社会,可能导致更大的“政府失灵”,这对乡村治理来说是不利的。

    二、政府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定位

    (一)地位和职能

    现阶段,政府主体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其职责在于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在治理理论普遍流行,要求政府进行职能转变的今天,分权、放权、市场化、缩小政府规模等词汇大行其道,好似只要政府让出权力,良好的治理就随之而来,但事实上,这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

    首先,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在于“还权赋能”。将权力还给社会不仅要求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还要求政府自身能力的提高。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界定政府的权力范围,归还企业、地方、社会的权力,变统治为管理,另一方面要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因此,职能转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社会能力和政府能力都不足够的时候,片面地放权给社会是不合实际的。其次,在社会转型期,强大政府对政治稳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现今,我国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分化、利益冲突明显,各种社会力量登上舞台争取利益,释放政治参与热情,只有强大政府和制度化的政治体系才能农业税取消之后,农村发展已经进入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时代,政府的重点放在了为农民提供服务、促进农村发展上,这在客观上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现阶段,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发育尚不完全,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还不能“缺位”。我们在需要一个“小政府”的时候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

    (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施和保障

    公共服务有助于经济增长。迟福林指出,公共产品短缺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直接受制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产品短缺使多数人的实际福利不能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制约了消费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制约了服务业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制约了人力资本主导新格局的形成。因此,为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趋势,应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各层级的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上存在角色差异,中央政府是宏观制度框架的供给者,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乡镇政府是落实公共服务的主体。中央政府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是全国性的,主要通过重大政策和制度来实施,比如社保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相应缩小,主要是保障和提高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基层乡镇政府则主要负责执行。保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切实履行需要提供相应的财力加以保障。在基层财政没有独立财政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分担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成本,在不同政策中承担不同责任。

    三、建立多主体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事务多,需求多样,客观需要多主体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协调合作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政府和其他主体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应该依据各自的资源状况、提供能力、效率以及公共服务的不同层次、内容承担相应的供给责任。

    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引导者,而不是直接的生产者和包揽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提供惠及全社会的公共服务,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对整体性的公共服务进行安排,如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事务安排。二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服务标准、质量要求、收费标准、公共服务资格认证、登记制度审计制度和公众投诉等作出制度安排。”三是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府际间责任和资金分担机制。多主体积极参与则是动员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群众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中来,吸收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以弥补政府或者市场作为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可能带来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满足公众需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在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主体和其他主体是协调合作的,政府居于核心主导地位,要切实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现状,政府应先从以下方面着手。

    1.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中,呈现出明显的非均等化,这种不均等表现为地域性差异和城乡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高,而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明显好于农村地区。这种差异带来了相对的剥夺感,也未达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的,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重要的是要把新农村的各项建设建立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之上,强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2.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力量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社会组织、自治组织最贴近人民的需求,能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需求,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政府要为各种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他们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和政策引导,保证社会组织的规范运行。政府可通过制定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提供合法性,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给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资源支持,帮助社会组织的能力发展,扶持它们在公共服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各种社会组织中,要特别注重农民自组织自我服务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鼓励农民自由地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才是农村治理发展的前途所在。

    3.关注农民需求,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存在重视短期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忽视长期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硬件多,软件少等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改善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容易得到满足,而在教育、医疗、科技应用、市场信息提供等方面获得较难,出现了供需不协调的状况。其原因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自上而下的决策没有同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相结合,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调查分析能力,发挥基层组织同群众紧密相连的纽带关系,同社会组织力量和市场力量实现信息共享,把准农民需求的脉搏,统筹安排资源配置,更好地提供服务。

篇4

城乡一体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城镇化的范畴。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伴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走向衰落和终结。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进，并得以不断完善。某种意义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继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至今，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而也成为当前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设计的。从该制度的法理内容来看，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达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从制度实施的现实来看，村民自治实际上在执行着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村委会在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管理中发挥着领导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然而，由于村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村自治。要让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村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将村民自治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纳入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在地市一级的行政辖区内，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统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并实施统一管理。打破城市与农村分离的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领域里各项投入，编入到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为了深化村民经济活动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因集体产权模糊而引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乡村在经济管理方面必须推进集体产权的确权改革，也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或其它集体产权加以细化，将具体权责范围明晰到农民个体之上。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集体产权交易机制，使农民个体的产权收益更加明确。

此外，按照城乡一体化方式，建设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村民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可以参照城市居委会建设模式，由村民直接选举，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支出之中，以确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统一地、正常地运行。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服务村民生活。

将村民自治作为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去加以发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项制度改革与创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将为城乡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农村与城市之间最突出的差别问题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靠农民自我建设和中央支农资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变迁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谓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有自治，传统乡村自治通常是在乡村精英如族长和宗教权威的主导下运行的，此种自治虽保证了村庄的相对独立性，但其实并未实现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过于强调村庄内部自治导致村庄封闭性增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从传统自治向现代自治转型，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乡村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社会变迁发展与城市化，一部分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居住和生活。从迁移理论来看，人们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行为，主要受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乡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镇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机制就是乡村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机制主要是城市优越于乡村的社会条件及因素。不过，从人类社会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城镇化并不只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聚集。城镇化同样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既需要有乡村生活物质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营造现代的人文环境，即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完全能够支配而且应该由个人来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务，所以自主选择、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乡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为乡村民主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基层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首先，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出多数村民所信任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协调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即为不断改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而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民主生活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社会基础。让广大村民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基层选举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从而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形成民主化的风尚和环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也将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得以体现，即乡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生活中的事务能够自主决策、能参与村庄内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务的决策。村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而不是让村委会来实现自治。因而民主决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组织之中，而需要拓展为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这一原则和制度就是要促进村民个人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为选择。当村庄成为人们自主生活的社会空间时，一方面广大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激发起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决策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将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只有当村民独立自主支配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时，农村的要素市场才能发育、发展起来；只有农村市场发展起来了，农村才会进一步开放；农村只有走向开放，才会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农村，农村才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将主要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政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应该走向社会管理领域，即乡村民主管理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性事务或生活性事务之内。目前村民自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不分。制度设计赋予村民自治过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效益。如果让村民自治回归到民主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的生活性事务，其职能也就走向专门化、单一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会更加对称、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民主监督主要是在村庄及村民内部对共同生活的事务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监督。由于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着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产权收益的职能，以及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村委会的，即村民对自治组织的监督。村民之所以要对村委会实行监督，村委会之所以要公开村务接受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村级自治组织拥有了较大权力，成为一种类似权力机关的组织，而与法律所界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相一致。所以，当村民自治组织逐步去权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监督村委会，村委会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会监督职责，在构建基层良好社会风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过相互监督和行为自律来达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就需要提高个体的社会性，以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个体社会性的提高必须通过法律及规范来规制个体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使个人遵循法律和规范。由于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见，因而充分发挥其对基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教育功能，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

走向社区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会空间，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将主要体现为村庄的社会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于、越来越类似于城镇社区生活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乡村在社会管理上就需要朝着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统一起来。

在社会学意义上，传统的村落尽管也属于一种社区，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和长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场域的居民而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的存在和维续主要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纽带、礼俗规范以及认同边界，因而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时也容易使社区封闭起来。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建设则是在开放的社会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即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建构社会共识、规范和秩序。

从发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关键是要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三个问题：一是村庄的封闭性，二是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三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状况而言，难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虽对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有促进作用，但对乡村发展问题还可能具有强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深化改革和创新。

首先，村庄的封闭性使得乡村发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环的方式发展，即通过村庄内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维持着乡村的存续。由于封闭的乡村难以让新生力量进入，因而乡村发展最多不过是村庄内部面貌的更新，而难以与社会转型保持协调。未来的村民自治需要改变乡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须超越传统村庄自治理念，走向现代社区建设。通过乡村社区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基层社会力量更好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促进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社区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匮乏，由此也可能导致乡村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庄因此而走向终结。尽管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种趋势，流动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村庄的衰落和终结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乡村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下发生的，由于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现代化，而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维持在传统落后的状态，农民自然会不断地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乡二元体制存在，这种乡村人口净外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要缓解和改善目前乡村单向外流局面，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社区得以更好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同样达到现代化水平；二是乡村社会是充分开放的，即乡村市场必须充分发展。要让村落社区不仅发展成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再次，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促进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的发展。如果只有城市扩张和发展，而乡村不断走向衰落和终结，那么这一发展过程很难说是协调的和良性的发展。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将是解决乡村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趋势。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保障，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把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管理转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即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和发展乡村社会。目前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已基本从居委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促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转变，也将会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生活环境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会得以持续地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理想选择，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更好地改变人们固有的城乡差别观念，形成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新理念，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心，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乡村得以更好地建设与发展。由此打破传统村落边界的封闭以及旧体制的束缚，把乡村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篇5

关键词：转型期；案件特殊性；司法职能；司法策略

中图分类号：DF8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命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结构转变为开端的全面的社会结构转型，引发了乡村社会原有内向、封闭结构的逐渐崩解，致使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在从乡村社会向公民社会、从长期的人治向现代法治的转型期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中纠纷主体意识所具有的传统乡土社会特色、案件客体所反映的“利益纠葛”纷繁复杂、纠纷处置中“权威无序”等特征，构成对人民法院司法实践工作的巨大挑战。对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而言，由于制度转变的外源性特征更加显著，其工作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也更加剧烈、直观。

在偏远地区基层法院的视角下，细致入微而又无所不在的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特殊性既是基层司法工作中必须适应的微观环境，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人民法院只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些特殊性，才能真正明晰当前司法所承担的时代使命，优化深入到基层的乡村司法策略，在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认识：转型期乡村案件的特殊性从笔者所在地区基层法院司法统计的案件收结存数量上看，近年来，案件呈现出持续的高速增长态势。这直观地反映了笔者所在的乡村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增长态势，以及基层法院在办案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工作压力。但从司法策略的优化角度看，对基层司法更具挑战意义的并不是案件的数量，而是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特有的生态环境下，各种案件在争议主体和客体上所表现出的特殊性。

（一）争议主体的特殊性

案件的争议主体，即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从司法普适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主体参与诉讼的目的都是获得司法裁判的支持，其生活居住的地点是否为乡村，并不影响这一司法基本命题的成立。但从司法特殊主义司法特殊主义，在本文指认为规则在适用中存在大量例外的司法理念，而不是指认可规则之外的特权或特殊待遇的司法理念。 的角度看，尽管参与诉讼的行为目的并无特殊之处，但因所处大环境的不同，乡村纠纷主体行为本身——或者说其行动策略和方式——却在现代法治视野下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1.以“议事”方式参与案件诉讼

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所在地区通常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进地区，往往也是具有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特点的典型地区。当地群众对诉讼、调解等社会解纷机制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摆事实”、“讲道理”的乡村“议事”层面。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偏误，当事人在参与诉讼或调解时，通常会反复地描述案件所涉纠纷在发生和流变上的各种细节问题，再结合乡土“义理”展开说理，其内在逻辑的精致程度并不亚于现代法治的逻辑体系。尤其在微观事实的认知层面，“议事”方式下的事实描述往往比司法程序下的事实认定更加精细入微。然而，“议事”方式的事实描述恰因如此精细，甚至于琐碎，往往会存在举证不能的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贺少锋，陈庚：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在传统乡土社会中，“议事”仲裁者基于熟人社会关系下对纠纷中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个性、品格以及处事方式等多方面的长期了解，通常可以综合性地判断、还原纠纷全过程的精细事实。即使事实判断和还原上出现了偏误，由于传统乡土社会人员流动性极低，熟人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会自行评价“说谎者”的行为，使之在被发现后处于社会舆论上的弱势地位，难以在当地正常地开展社会交际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举证不能的问题并不会真正地对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议事”仲裁者形成困扰。但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乡村人员流动性逐步增大，熟人社会的大环境逐渐转变，半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关系已经无法对“说谎”行为形成有效的内在约束[1]；另一方面作为仲裁者的法官对现代法治理念的认同逐步增加，对传统的“议事”方式逐步扬弃，导致当事人与办案法官之间的交流障碍日渐凸显。特别是在青年法官的身上，甚至会表现出一种以法治精神为信仰，欲与传统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相割裂的内心冲动。因此，在乡村司法实践中，习惯于“议事”方式的当事人，常会处于举证不能的现实困境和与青年法官的交流冲突之中。

2.以实质合理看待程序规范

同样是基于传统乡土社会对争议主体的意识影响，乡村群众在面对应当如何看待程序规范的问题时，常常会表现出一种茫然。在不少当事人心中，难以理解的程序规范，不仅不能帮助其维护正当的权利，反而是导致其权利丧失的“组织压迫”。一种制度阴谋论的气氛，弥散于不了解法律的相对弱势的当事人群体中。因此，当事人对法律程序，常会因自身诉求未得到充分实现而表现出较大的不满情绪和抵制心态。在乡村社会中，这种不满和抵制往往会导致当事人请求家族势力介入司法程序，或者是请求行政部门干预司法程序。而其说服家族势力或行政部门的理由，则是碎片化的具体事实以及实质合理的乡土“义理”。后者，尤其能获得作为案外“权威”的家族势力成员或行政部门人员的心理共鸣，甚至可能获得办案法官一定的内心认同。

这样，在部分乡村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以当事人主观的实质合理性为基础的案件评价系统。以这种主观的合理性为分析工具，当事人以及案外“权威”对程序规范的价值定位就只会是实现当事人诉求的手段——当司法程序不能满足诉求时，就换行政程序试试。换言之，对认同实质合理性的当事人、家族势力、行政人员等而言，只要能够满足实质合理性，那么变更程序，甚至破坏程序，都是可以接受的必要手段。因此，在乡村司法实践中，以实质合理为根本追求的案件处理过程常常会出现“申请——上访——诉讼——上访”的程序反复，或者已经息诉的案件因为另一相似案件结果的不同而“旧事重提”，或者采取越级上访、静坐示威等非正常的诉求表达方式[2]。这些非程序的行为策略，从根本上否定了程序的存在价值，完全悖离于现代法治所要求的程序公正。可以说，在向现代法治的转型中，实质合理对程序公正的否定是乡村社会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最激烈之处。

3.小结

综上所述，转型期乡村案件的主体特征在于，乡土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群众的诉讼参与行为和程序规范意识。案件的处理实际上仍处于一个法治程序的规范意义，缺少认同；“义理”式的实质合理性占据竞胜地位的社会生态环境之中。“重实体，轻程序”，请求法官细致“查案”，“循义理而断案”的当事人以及案外人依然是转型期乡村基层法官所必须面对的司法产品输出的主要群体。

（二）争议客体的特殊性

案件的争议客体，即个案处理中的具体纠纷。从司法普适主义的角度看，这些纠纷，无论其是否发生在转型时期的乡村地区，只要依循具体的案由分类，即可由法官依据专门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规予以审理解决。但从司法特殊主义的角度看，当前案件所涉及的在纠纷发生和流变过程中对案件处理有巨大影响的转型期特点，却是基层司法实践中不得不专门了解和高度重视的纠纷特殊性。

1.熟人社会式微是纠纷增加的重要根源

从纠纷发生的影响因素上看，熟人社会的逐渐式微是导致转型期乡村社会纠纷数量迅速增加的重要根源。从笔者所在地区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上看，转型期乡村社会中最为典型的纠纷类型，主要包括：承包土地的流转、宅基地的转让、外出打工群体的婚姻家庭纠纷，以及因现实利益冲击而引发的邻里纠纷。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这些纠纷几乎是不可能“成讼”的。因为在基于熟人关系的传统乡土社会中，这些纠纷有的属于现实利益不大，可以协商处理的财产纠纷；有的属于社会流动性极低情况下，礼教伦理直接调整的家庭纠纷；还有的属于人际关系和谐情结下，应当“息讼”处理的邻里纠纷。但在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中，一是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包括国家补偿等——非常巨大，在原有的自发协商方式中缺少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方案；二是社会制度对男女婚姻权益的保护受到普遍认同，传统伦理对家庭关系的稳定作用正在逐步消解；三是人际关系的半熟人化人际关系的半熟人化，是指传统乡土社会中熟人关系出现崩解，社会人际关系由熟人关系的典型形态向熟人关系与陌生人关系的混杂形态演进的发展趋势。（参见：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J].中国法学，2007，（6）：161.） ，自利观点相较于互利观点处于优势地位，对长期和谐邻里关系的价值认同逐渐下降。

将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即是由于熟人社会的逐渐式微，在现实利益的刺激下，人际交往过程中互动行为的短期自利现象逐渐增多——在自我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不惜以可能的长期的人际关系为代价。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转型过程中，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特指制度变迁过程中改变过去制度稳定性时所需要的社会转型成本。（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韦森，译审.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114-115.） 只有在新的制度逐渐确立之后，即便不再是原有的熟人社会，自利行为的短期策略也会逐渐被更加稳定的长期策略所取代。这意味着，人民法院在面对这样的纠纷时，或许只能以尽可能稳定的司法策略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法治体系正在逐渐确立的制度信号，然后等待社会成员的行为认同。

2.权威无序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从纠纷流变的影响因素上看，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权威无序应是冲突升级——尤其是升级到司法程序难以控制程度——的主要原因。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语境中，一方面是传统乡土社会中家族势力、行政部门等案外“权威”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力之大，常常是与直接处理纠纷的乡村司法权威处于平行地位，甚至是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占据优先地位的[3]；另一方面是家族势力、行政部门等依靠传统伦理和政治秩序所形成的权威都已无法“一锤定音”地处置纠纷而不得不在司法场域中，通过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直接的权威对抗，尝试构建新的符合自身利益的解纷路径。因此，即使是在司法场域中，案外“权威”对司法权威的尊重也非常有限。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实际上处于一个权威无序——或者说权威真空——的状态。当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案外“权威”出现在一个具体的案件处理过程中时，一是纠纷处理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偏离人民法院控制的趋势，二是纠纷内在的冲突程度会表现出显著的增长态势。比如：在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中，一旦出现双方家族势力的介入，那么对案件处理结果的预估评价就需要从优先避免引发双方家族势力的暴力冲突上予以考虑。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人民法院仅以纠纷解决为中心展开对此类案件的处理，那么，一方面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很可能为了迎合民众口味的“合乎情理”——包括实质合理的“义理”等——而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离；另一方面是可能引发更多的案外“权威”对司法过程的粗涉，导致司法独立品格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法院是应当坚决抵制案外“权威”对司法过程的介入的。但是，在权威无序的状态下，人民法院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也很难保持理论上所应具有的优先地位，反而是政府等行政力量更易获得较高的话语权。基于这一现实，在面对案外“权威”可能介入或纠纷冲突可能升级的转型期乡村地区的案件时，基层法院对基层行政部门力量的依赖性反而是不断加大的。

3.小结

综上所述，转型期乡村案件的客体特征在于，涉诉纠纷的发生和流变，常常受到人民法院的控制范畴之外因素的巨大影响。无论是熟人社会的式微，还是解纷权威的无序，人民法院在面对和处理相关案件时，都处于一种司法权威不彰、社会效果不大的尴尬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基层法院所秉持的司法规律本身的局限，不能过于主动地介入到具体纠纷的处理和行为策略的引导之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基层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挑战，对冲突较大——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结构性利益冲突——的纠纷的处理不得不依靠基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乃至地方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的积极协助。

三、思考：转型期乡村司法的职能使命乡村社会争议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是人民法院——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当前所必需面对的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每一个基层法官都应当明确，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使命——在个案处理中，定分止争，形塑社会关系，营造一个稳定、公平的社会法治环境；在司法策略上，传播法治，助力社会转型，积极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一）定分止争，形塑社会关系

在现代法治理论中，纠纷解决功能是人民法院所承担的基本社会职能。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以及纠纷发生的任何地区，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通过对具体个案的审判，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定个案处理的具体结果，进而解决具化于个案中的矛盾纠纷[4]。同时，人民法院对个案的处理，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明晰，也是对处于混乱状态、争议状态的社会关系的梳理、调整。个案的处理结果，代表的是原有社会关系状态被司法行为形塑后的结果。即使是在一些裁判结果为“确认”、“维持”的案件中，经过司法程序的原有社会关系也是全新的，因为其不再处于混乱或争议的状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定分止争，形塑社会关系，是司法行为的基本职能——解决纠纷——的具体内涵。

处于乡村地区的基层法院，当然应为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发展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并且，针对相关案件争议主体、客体的特殊性，基层法院在个案处理的过程中，应当尤其注重对社会关系的形塑。这是因为近十年来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是原有乡土社会格局逐渐崩解，乡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处于较为混乱的矛盾多发时期，需要乡村基层法院在定分止争的同时，更多地考量案件处理后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是新的社会秩序尚不稳定，乡村案件所涉及的争议群体表现出对新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规范的不适应，需要当地基层法院通过个案处理，不断形塑应有的社会关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绝不等同于对过去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还原，而是对新的社会关系的把握和形塑。即，乡村地区基层法院需要在法律规范的体系下，通过适用法律，按法治理论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应然状态，形塑抽象于具体案件的乡村社会关系。

（二）传播法治，助力社会转型

乡村社会的变迁对乡村基层司法提出了新的需要，使得乡村社会原有的乡土特征与国家法律的规范特征越来越具有亲和性。这主要体现在乡村案件争议客体的特殊性上。这些案件纠纷无论因熟人社会式微而出现，还是因解纷权威无序而扩大，都反映出当事人依靠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意识的提升。尽管当事人并不总是信赖法律规范，有时甚至会为了自身权益的实现而抵制法律规范，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尚不熟悉法律程序的当事人，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如“议事”方式等——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权利意识，尤其是财产权利意识的提升，本身就是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进步。

究其根源，经济社会的转型，并非社会经济结构的单一转变，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的社会整体转变。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市民社会，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发展应当与全国经济社会转型保持步调一致。所以，将法治理念传播给尚不熟悉法律的乡村群众，以构建良好的乡村法治环境，助力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乡村司法策略所应承担的时代使命。在传播法治理念的道路上，乡村基层法院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传统乡土社会在普通群众心智习惯上留下的深刻烙印。无论是解纷方式的“议事”形态，还是实质合理的“义理”观念，都需要基层法官通过自己的言行、司法的策略逐步纠正。引导乡村当事人了解诉讼程序，提高其对程序规范价值的认同，则是现阶段传播法治理念和助力社会转型的职能使命中具有“破冰”意义的重要一步。

四、建议：转型期乡村基层法院的司法策略司法策略是人民法院履行职能使命的具体做法和工作机制。明确现阶段的司法工作职能使命，固然能从根本上认清司法工作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但如果缺少必要且正确的司法策略，也是无法真正实现司法职能使命的。针对转型期乡村案件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司法策略的构建工作。

（一）加强诉调联动，优化解决纠纷的司法路径

加强诉调联动，一方面可以使不熟悉乡土社会的基层法官逐渐了解乡土社会中的解纷机制，以纠纷的合理解决为优先考量，而不偏执于诉讼程序或者判决形式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当事人先以“议事”方式参加调解，在熟悉基层司法的基本程序后再参加诉讼。这样，乡村案件的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基层法官，因各自成长经历的不同，以及受现代法治教育影响的不同而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智结构在面对纠纷、解决纠纷时所发生的冲突、碰撞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冲，从机制上降低当事人与基层法官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从现代法治的角度看，基层法官对纠纷的处理方式一般更为符合法治的程序性要求。但是，这并不能当然否定传统乡土社会的解纷方式的合理性。现代司法所强调的法治合理性与乡土司法所论述的治理合理性，在当前社会中，应当是能够相互并存的。（参见：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构建[J].法学研究，2010，（5）：45.） 乡村基层法院在解决纠纷、推进法治的过程中，并不应当生硬地以现代法治的程序规范替代或者否定乡土社会的解纷机制。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在具体案件的推进过程中既能够满足当事人以乡土“义理”展开纠纷“议事”的需要，也能够满足基层法官以程序规范推进案件审理的需要。从现代法治与乡土解纷的互动上看，调解或许是最适合基层法官与当事人表达各自观点、诉求的“缓冲之地”。同时，就因权威无序而可能扩大的纠纷而言，政府的行政力量也可以在调解的场域中以政策平衡的方式直接参与具体的案件解纷。而与之联动的诉讼程序，则是为这个“缓冲之地”提供了一套可以直接参考的针对具体纠纷的现代性解纷方案，使纠纷当事人——包括政府等行政部门——对纠纷中权利的自行平衡结果在参考、对比中产生趋近于诉讼程序结果的倾向。从推进法治、解决纠纷的角度上看，加强诉调联动的一个关键点即是引导当事人认识到现代性解纷方案的存在，提高其在调解失败时接受诉讼程序调整的可接受性。

（二）加强司法释明，传播程序规范的价值理念

加强司法释明，其重点在于加强对法律条文所蕴含的程序规范价值的释明。从解决纠纷的角度看，其作用在于提高当事人对败诉风险的认识，使之能够接受程序调整的结果——即使这个结果存在实质上的不合理。这当然是对一线办案法官的巨大挑战。因为就当前阶段而言，部分基层法官自身也是更认同实质合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司法释明，不仅仅是对当事人的认知引导，也是对部分法官自身的再教育。从推进法治的角度看，加强司法释明的作用在于切实有效地传播程序规范的价值理念，从而提高以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的现代解纷机制的可接受性。这与加强诉调联动的作用有一点殊途同归的意味。

程序规范的价值，根本点在于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即：以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程序规范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被归之于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因而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或价值合理性则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主要被归之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而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5]因此，符合形式合理性的结果，从个案角度上看，的确可能出现实质性的不合理，但从系统角度上看，其结果符合实质合理的可能性远大于出现结果悖离实质合理的可能性。比如：在符合形式合理性要求的举证规则之下，因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一方当事人，一般在实质合理性上也是应当承受不利后果的一方。乡村基层法官很有必要向遭遇举证不能困境的当事人释明，“我不清楚你是不是属于例外，你很有可能就是特殊的那一个。但是，我只能依据大多数人对这类案子一般情况的理解，确定你这个案子的结果。”这其中，也涉及到司法释明的技巧问题——熟悉法言法语的基层法官有必要以乡村案件当事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形式开展司法释明。

（三）加强审判公开，提升基层司法的公信权威

加强审判公开，一是加强审判程序的公开，其代表性做法是巡回审判的形式多样化；二是加强审判结果的公开，其代表性做法是裁判文书在互联网公开。后者，应当是当前乡村地区基层法院加强审判公开工作的重点所在。其原因是，伴随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例如：农民工的“外出”、“返乡”，大学生村官的“进村”、“驻村”等，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开放。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已经实现了对乡村地区的地域覆盖，手机、电脑等上网工具也逐渐成为乡村群众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渠道。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巡回审判已经很难具有在传统乡土社会背景下“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巨大影响力，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则更加微弱。这就意味着，乡村地区基层法院在巡回审判工作上的司法资源投入与社会效果收益，正逐渐失衡。尽管如此，审判程序公开依然在传播法治精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比如对具有特别重大影响——受到社会舆论专门关注——的案件的庭审直播，就具有在更大范围上宣扬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的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具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案件资源的稀缺，以及案外人对值得关注案件的偏好选择，决定了裁判文书上网等审判结果的公开，能够更加稳定和持续地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具体而言，由于权利意识的提升，在当前的乡村资讯条件下，处于特定纠纷中的当事人，无论是否已经参与到诉讼中，都会自发地关注曾经的相关或相似案件的裁判结果，进而预判自身所面临的纠纷结果。行政部门虽然可以更为直接地向法院咨询具体案件的解纷路径，但一般也不会放弃从外部信息中获知更有利于自身政策稳定的解纷路径的可能性。因此，纠纷的当事人和纠纷涉及的行政部门对纠纷结果的预判，都不是以个案为参考依据的心理预期，而是在多个案件的比较中得到的自身最为认可的可能性结果——预判的可能性结果通常不止一个。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审判结果的公开，一方面是方便了当事人获知多个相似案件的具体结果，使之在案件比较的过程中感性地了解特定类型的案件裁判逻辑；另一方面是降低了个案结果对当事人和行政部门的“误导”，多个案件所形成的系统性特征更有利于当事人和行政部门直观地感受到司法行为所具有的公信权威。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审判结果公开的具体要点，就在于以尽可能方便的形式尽可能多地公开案件的审判结果。JS

参考文献：

[1]陈柏峰，董磊明.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构建[J].法学研究，2010，（5）：36.

[2]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三峡库区和谐发展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问题研究[EB/OL].[2012-11-29]http：//149.0.0.150/Information/InformationDisplay.asp？rootid=&NewsID=23486.

[3]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J].中国法学，2007，（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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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 乡村治理 治理主体 治理环境 治理财政

1研究背景

“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这也是第一次把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政策。根据我国贫困标准统计，目前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几乎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农村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国家富。

乡镇政府作为中国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直接面对并服务于广大农民，是国家与原子化农民之间的“缓冲带”、“安全阀”。这里所说的乡村治理也就是转型后乡村治理，即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背景下对精准扶贫进行研究，则更利于提高扶贫资源在农村的利用，从而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

2乡村治理转型后对精准扶贫的影响

2.1乡村治理主体的改变

农业税改革前，乡镇政府被称为全能型政府：收税收费、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治安无所不包。但是农业税费的改革后对乡镇政府形成了新的权力和格局，乡镇政府在免除农业税的治理中几乎不再有收入利益可言，对村庄治理进行全面干预不但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了积极性和动力。在黑龙江省同样出现类似状况，自税费制改革后，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转变以往做法，转而支持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治理主体很大程度落到了村庄精英肩上。在扶贫过程中，救助资金以及扶贫项目一般都要通过村庄精英来完成。随着扶贫政策的贯彻，村庄精英的功劳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事物有两面性，由于人性的自私性，村庄精英在识别贫困户时可能存在不公平性，列为贫困户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贫困者。在农村，村民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落后，即使明白不公平性，也是跨级“闹”乡镇府、县政府。上一级无暇村级矛盾，很多不满也是不了了之，致使真正贫困户久久不能脱贫。

2.2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流动性，进城务工成为当代农村青年的致富之路。这种“离土离乡”的变化使村庄成为空心村，尤其是在贫困村，空心化更为严重，留在村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没有年轻力壮的青年做支撑，对产业扶贫的执行产生了阻碍。F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土壤肥沃，阳光充足，适合万寿菊的种植，邻乡H村因万寿菊项目的开展，整村实现了脱贫。看到H村的成效，在乡镇府以及村干部的努力下，也引进了万寿菊项目，但是村民参与度并不高，尤其是贫困户更是不敢尝试，此产业项目在F村难以执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能力的、年轻力壮的村民流失严重。此村没有产业扶贫的支撑，只依靠低保和社会救助的方式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并不能实现真正脱贫，而且返贫严重。

2.3乡村治理财政制度的转变

农业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从向下“收钱”变成了向上“要钱”，此后出现了“穷财政”与“有所为”、“权利小”与“责任大”、“政策好”与“遗憾多”等矛盾。这种“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体制和严重的村级债务，使乡村治理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贫困村，村级负债甚至高达百万。从当前致贫的原因来看，呈现出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并存的特点。从共性因素看，许多贫困村、贫困户在交通、用电、水利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仍很困难。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加大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和生态治理的支持力度。但是仅依靠扶贫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乡镇财力的支持，因乡镇财力“空壳化”，无力实现“有所为”。X村是国家级贫困村，走访X村时，发现道路泥泞、房屋破陋，农田中水利设施落后，遇大雨天，则会出现“水漫金山”状况，有的贫困户家中，一年下来，颗粒无收也不是罕事。

从个性因素来看，针对致贫原因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要结合实际，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比如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利用专项扶贫资金鼓励其创业。但是除专项扶贫资金前期的支持外，乡镇政府财力却无力支持贫困者创业的后续工作，如发展进入困境期，乡镇政府是否有能力帮其度过困难？创业失败后又何去何从？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就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3基于乡村治理思维的对策建议

3.1加强治理主体的监督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大势所在，村庄精英也将成为村庄治理的领导者。因此，加强对扶贫资源的立法监督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增强村庄精英为人民服务的大局意识，以带动贫困户脱贫为使命。另外，要对农民加强权力意识宣传，自下而上形成监督体系，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3.2改善治理环境

“空心化”的农村现状严重影响到了扶贫项目的进行，因此要结合农业政策，鼓励优秀的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他们提供小额贷款的便利条件、技术支持等相关扶持。此外，要加强手工业的发展，例如借鉴山东农村脱贫模式，联系一些半成品加工工厂，在村庄开设手工作坊，使贫困者在闲暇时期可以有事可做，既不用远出，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还可以改正农村的不良风气。

3.3设置治理资金鼓励

除扶贫资金外，还应按照贫困村人口数量、贫困程度。国家应适度加大乡镇政府的财政掌控能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加强资金利用的监督。鼓励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发展，从“输血式”救助变成“造血式”自救。对于治理发展较好的村庄，应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提高更多村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参考文献：

[1]何晓杰.“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乡村治理：以东北乡村为研究视域[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0

[2]邓大才.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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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从乡村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分析游客对乡村旅游地饮食产品感知质量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游客对乡村旅游地饮食产品的满足度和忠诚度提供依据，增加乡村旅游地的回头客，并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地饮食资源的开发与治理。

游客的饮食主要是由当地的特色风味和普通便餐组成,当地的民间小吃也是游客感知的重要内容。饮食产品由饮食品、服务、环境综合体现。乡村旅游地的饮食产品更多融入了乡村饮食文化和体验的因素。因此游客对乡村旅游饮食产品的感知是一种体验感知。

一、游客对乡村饮食产品感知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乡村饮食产品的技术质量、服务质量与文化内涵

乡村饮食产品在提供给游客时从菜肴的质量、口味、生产、文化品位、服务等一系列程序中影响着游客在消费过程中对产品的感知效果。其中渗透着技术质量与服务质量。游客来品尝乡村饮食除了解决饥饿的需求外还有一部分是体验以往知识积累中所了解到的目的地饮食产品及其文化内涵。

技术质量体现在原料、调味、口感等方面，对饮食产品色、香、味、形、器的感知影响着游客在消费饮食产品过程中的心理感知。另外，文化的熏陶影响着游客对饮食产品的文化性感知，产品中有关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风土人情等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乡村文化现象。假如感知大于预期期望，游客就会获得高的满足度，反之，满足度会降低。

产品的质量除了通过有形的技术质量来呈现外，还通过服务人员的服务方式呈现。服务人员的言行、对客态度等都可以组成产品的服务质量。服务中无形因素不仅可以影响游客感知质量，还可以使环境、设备、饮食产品、员工、旅游地形象等有形的东西产生膨胀，为乡村旅游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游客的个体差异

游客的感知质量源于游客个体的评价，不同个体的游客在消费时存在个体的差异。对同一件饮食产品，游客的购买心理和需求可能不同。这是因为游客的职业、所处的地理位置、收入水平、年龄、性别、个性、教导程度对产品的认知度等因素的差异而对产品及服务有不同的要求，同一产品和服务在不同游客眼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一些旅行的商人对携带方便的各种大众化小吃比较忠爱，小吃的味道、技法与品种、方便快捷性，产品价格成为影响他们感知质量的主要因素，满足生理的需要占据第一位，对于就餐环境、服务质量等外部因素就不显得那么重要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薪阶层人士一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对饮食的需求不单单停留在吃上，饮食的安全卫生、绿色环保、质朴自然、原汁原味、舒适的就餐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体味特色的乡村饮食文化等因素将影响他们的感知质量。

（三）游客的预期期望

游客的预期期望是指包括游客从主要媒体、广告、促销人员和其他游客的口碑获得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和经历。预期质量受到诸如游客需求、他人口碑、成本价格及其企业形象、预期的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期望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当消费时感知质量高于这种预期，饮食产品就会在游客心中留下较高的满足度，当感知质量低于预期，产品对游客的满足度就会降低，进而对游客的重复购买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产品的口碑宣传。

（四）游客的满足度

游客满足度影响感知质量主要体现在消费后的感知质量上。首先是文化差距，服务员工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不同文化的游客对服务的要求，出现了交流问题，或者是不同文化的游客没有正确的参与服务过程等等，造成服务感知质量下降。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非凡是乡村旅游地的发展的水平，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服务提供能力也有所差异，使游客在日常生活中对服务产生了不同的预期，从而影响到最后的感知质量。

二、如何加强游客感知质量，提高游客对饮食产品的忠诚度

（一）提高饮食产品销售的过程质量

游客在消费产品中，更多经历的是一种体验，除了产品本身特性满足其需求外，还领悟到服务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一线服务人员除了充分了解产品的相关知识外还应具有良好的服务素质，满足游客日益增加的个性化需求。每一个乡村旅游经营商都是对客服务的员工，经营者应加强自己服务意识的培养，了解更多服务的技能，政府相关部门应请专家学者对乡村旅游经营者进行培训，提高经营者的整体素质，使其在服务过程中提高服务的过程质量，给游客带来更加完美的体验和经历。

（二）通过治理游客期望提高游客的感知质量

游客过高的服务期望会抵消其体验的感触而降低感知质量，游客对饮食产品的期望是旅游地宣传、以往体验、口碑沟通、游客需求与游客价值的函数，对饮食产品宣传过度带来的质量治理风险是营销治理不善造成的，而游客"以往的体验"和"口碑沟通"两个变量都是建立在"曾经感触"上，游客希望即将体验到的质量至少不能低于自己或别人"曾经感触"到的质量，这就要求产品提供者保持不懈地保持和改善服务质量。根据饮食产品的市场定位，制定切合游客水平的期望标准，同时也应当看到游客的期望是动态变化的，今天的理想期望的服务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可能会转化为游客最低可接受的适当期望。所以，经营者不仅应思索如何去超越游客期望，而且还应懂得如何去平衡游客的过高期望。

（三）进行完备的市场研究，探究游客个体心理因素，开发特色饮食产品

确认游客真正想要什么，将自己的产品特色和工作方式与特定游客群进行匹配，同时，保证服务概念和产品设计能代表当前的市场定位和发展趋势。对于同一件餐饮产品，一个饥肠辘辘的游客，其核心产品是消除饥饿，最重要的质量维度是吃饱吃好，这属于服务质量中的技术质量，此外，功能质量中的反应度也比较重要;假如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宴请他人，则游客追求的核心产品可能是展示其慷慨大方的个人形象，有形性就成为游客最关注的维度，他们通过餐馆的装演、档次、服务人员的形象、饭菜的色、形等外在实体来形成对服务质量的初步判定，并通过就餐过程中的同情心、反应度、保证性等维度来进一步修正或加强对服务质量的判定，至于客人是否吃得饱，则退居次要目标，甚至根本不重要。

（四）客观承诺产品质量

实际交付的服务质量达不到游客的期望，就会引起游客的不满，从而影响旅游地的市场形象，甚至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对于服务承诺要重视以下两方面的治理:(1)经营者应通过市场调查弄清游客对饮食服务的各种服务质量属性的看法，在促销宣传时强调游客最为关注的那些属性，使游客能正确判定和认识饮食服务质量标准与服务质量水平，使其游客期望值保持在合理水平。(2)做好有形证据与价格等隐含性承诺的治理。应当力求做到有形证据和价格水平与实际提供的服务水平相符，使之能正确地向游客暗示产品的质量水平。

（五）深入挖掘乡村饮食文化资源

旅游餐饮深度开发要保持"自然本味"的特色,以本地饮食文化资源为核心，在强化经营特色和差异性之时,突出乡村食品的天然、纯朴、绿色,以及清新的乡村环境氛围,以乡村文化的自然、闲情和野趣为特色,努力展现乡村旅游的魅力。在对乡村旅游饮食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时,食品制作加工工艺、食品包装要有独特乡土气息,以吸引游客有领略"异味"的冲动。如乡村菜点的招牌菜,原料必须是地方特产,制作方法必须是地方传统工艺,还要使用地方特色的"土"器皿。食品经营地要创造浓郁的田园环境,乡村旅游的游客就是要这种体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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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经营，着力构成齐创共建的工作格局。

坚持把乡村药品“两网”建设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惠民利民的主要任务来抓，科学规划，广泛发起，具体推进。

1、增强组织指导。县委、县县政府高度注重乡村药品“两网”建设，经过深化调研、评论，确立了县创立省级乡村药品“两网”建设示范县的工作目的，制订下发了《县年乡村药品“两网”建设施行方案》。县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指导小组作为“两网”建设的指导机构，具体负责创立工作的组织指导、检查督办和综合协调。各乡镇的指导小组增强指导、协谐和保证，保证辖区内“两网”建设顺利推进。村级均设药品监督信息员，实时向上反应基层工作动态。各乡镇、责任单位一直把创立工作放在重点突出地位，力保人、财、物、事落实到位，为“两网”建设供应了充分的组织保证。

2、完善责任系统。经过分化任务，细化规范，明确了各乡镇县政府和责任单位职责，提出严格依照施行方案分级、分块、分人抓好落实的办法。县县政府对创立工作责任单位执行单项审核、一票否决制度，各级责任落实到人、奖惩兑现，县政府指导、乡镇指导协调、村级信息员各尽其责的药品安全责任系统纵向深化。以“两网”示范县创立工作为主题，屡次召开药监、卫生、工商、质监等部分指导大会，明确各部分职责，强调多部分共同，各责任单位围绕职能、有机结合、部分联动、具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横向紧扣。

3、加大宣传力度。坚持把宣传发起作为示范县创立的“集结号”，多渠道、多条理、多方式开展宣传，广泛发动。充分发扬电视台、三峡日报版、网等主流媒体优势，紧紧抓好部分网站、食品药品监管信息、“两网”示范县创立工作简报等宣传阵地，宣传报道创立工作的发展状况和先进经历。各乡镇在公路干线、集镇、村委会、村卫生室等地广泛设立宣传牌、宣传口号，普及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安全知识，宣传乡村药品“两网”建设主要性，调动全民参加创立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全县共建永世性宣传牌35个，宣传栏200个，发放宣传材料5000余份，乡镇、村覆盖面到达100%，营建了浓厚的创立气氛，齐创共建理念家喻户晓。

二、重点打破，着力打造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紧紧围绕创立省级乡村药品“两网”建设示范县的目的，以切实保证农民用药安全有用、规范乡村药品市场次序为主旨，乡村药品市场环境分明净化规范。

1、开展专治。本着“科学规划、突出重点”的思路，本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乡村药品市场监管为重点的药品安全专治行动，确立药品流通环节、运用环节和乡村药品市场次序三大突破口，成立工作专班，执行精密化稽察，督促乡村涉药单位整改药品贮存前提不符合要求、药品养护工作不到位、药品收购渠道不规范、药品质量认识淡漠等主要问题，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坚决立案查处。专治行动共查办药品、医疗道理违法案件106件，充公销毁价值2万余元的假劣药械，依法收缴罚款8.845万元，乡村药品质量分明提高，涉药人员责恣意识加强，药品市场次序日趋好转，专治工作获得分明成效。

2、健全监督网络。在乡村药品“两网”建设中，不断健全“两员一网”形式，县县政府聘用的7名乡镇药品监督协管员、乡镇县政府聘用的115名村级药品监督信息员，构建起乡村覆盖面达100%的监督网络。各乡镇均设有食品药品安全办公室，全县102个行政村都依照有专人、有标牌、有制度、有告发电话、有台帐的“五有”规范设立了村级食品药品安全办公室，办公室夺目地位张贴全县乡村药品监督网络图，吊挂监督告发公示牌。还，在各乡镇“两网”宣传栏、主要责任单位网站、各药品经营运用单位监督告发电话，发起更多社会群众参加监督队伍，真正完成全民监管。

3、规范供给渠道。制订施行了《乡村药品配送企业治理方法》、《规范药品供给渠道治理制度》和《乡村药品案件申报制度》，认真探究供给网络建设办法，严格执行供给渠道治理方法。一方面规范药品收购行为，保证购进药品质量，要求全县乡村药品经营企业、运用单位购进药品时必需对供药单位的正当证件进行审验，购进药品必需签署含有质量保证条目的供货合同，并坚持完好规范的供货方档案。另一方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规范药品购销行为，认真开展乡村药品经营、运用单位购药渠道的监督检查，重拳反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过为，获得优越结果。

三、勇于创新，着力彰显亮点纷呈的创立特色。

严密结合县情和山区特点，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创立内容，勇于开辟、打造亮点，展现山区特色“两网”共同魅力。

1、打造诚信系统。在增强药品日常监管基本上，深化履行药品、医疗道理经营企业的药品安全信誉系统建设，严格依照评价规范评为守信、警示、失约、严格失约四级，并将后果经过药监部分网站等平台向社会，经过安全信誉品级评价的手段督促医药企业自律，企业界部治理水平和药品质量治理才能不断提高。坚持从药品质量治理动手，增强药房革新和基本设备建设，开展以“售真药、标真价、送真情”为主题的“规范药房”建设活动，打造“安心店”，共制订11项基层医疗机构药械质量治理制度，制造药品监督公示牌220块，近效期药品一览牌200块。当前全县已有106家基层医疗单位授牌“规范药房”，评价工作仍在进行中。

2、延长创立触手。本着以民为本的创立理念，因地制宜、勇敢创新，采取开展学习调研、完成账户交代、执行制度保证、增强宣传培训四项办法成功破解乡村药品“两网”建设和新型乡村协作医疗有用对接的难题，已有7个乡镇的7家定点零售药店采取了7个村组（居委会）共485户的“新农合”门诊帐户，帐户报销金额达1.76万元。定点零售药店纳入“新农合”门诊报销范围并全部进入本质运作，乡镇覆盖率完成100%，在全市尚属首例。当前相关部分正在讨论“新农合”门诊统筹治理的新办法，力争2010年使更多零售药店参加“新农合”门诊报销行列，坚持“新农合”质量、服务、价钱有序竞争的优质服务环境，为更多农民群众带来便当实惠。

3、完成动态监管。增强信息化建设，坚持县乡村药品“两网”电子地图，全县全部涉药单位的分布概况、联络方法、经营范围、答应证号及证件有用期、近两年的检查记载和诺言品级明晰可查，为完成“监管无盲区，保证有力度”的目的供应高效办法和技能保证。执行“靶向监管”，药品流通及时监控系统试点运转优越，“电子眼”使监管效率分明提高。充分运用现代技能，以最大限制保证参合农民便利查询和快捷报销为起点，完成新农合定点零售药店与县“新农合”门诊账户治理系统联网，参合农民帐户信息“在线审核、即时结算、及时监控和信息汇总”的目的在各家“新农合”定点零售药店成为实际。

四、与时俱进，着力坚持稳固效果的长效机制。

着眼久远，具体履行经费保证、目的治理、教育培训机制，稳固深化乡村药品“两网”建设效果，耐久发扬用药安全防地保证功能。

1、坚持经费保证机制。县财务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经费纳入财务预算，并为“两网”示范创立工作划拨专项资金，各乡镇积极筹拨“两网”建设款子，保证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经费逐年增进，为工作长期开展供应了财力保证。坚持企业投资、社会筹资、群众捐资的鼓励制度，不断拓宽经费筹集渠道，积极服务医药经济发展，鼓舞医药企业自立投资硬件设备建设、基本环境改善，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参加“两网”建设，执行资金专项治理，优化资源装备，保证经费发扬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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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票否决”制；基层治理；科层制；压力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263-02

“一票否决”制，最早出现于1991年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一票否决”制形成之初被运用于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政领域，其后为各级政府所效仿，成为督促下级政府完成上级任务的普遍方式，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中。“一票否决”制成为一种广泛的制度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压力型体制的制度惯性

经典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严格按照既有程序和非人格化规则运作，从而使得组织的行为与角色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理性科层制组织以一种形式主义的精神行事，通过由法规和明确规定的层级制来协调专门化的权限和行动，以强调非人格化和理智上可加分析的规则来确保组织运作的公正与理性。而在中国基层政治的压力型体制下，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党委集权、党政合一，利用垂直权力、以责任制为网络，并以政治或物质奖惩为动力杠杆将压力层层向下渗透、扩散的政策决策和执行模式。“一票否决”制适应了这种行为习惯，并将之推向极致。

二、层级指标评价体系的弊端： “一票否决”制过度使用的影响

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机制，使得一级政府需要向上负责的而不是向下负责。随着考核指标的不断增加，逐渐转变为主要生产“考评性 ”产品 ，而非服务型公共产品。乡镇政府对上要接受上级考核 ，对内要考核工作人员 ，对下也要考核村庄干部 ，从而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以检查考核为核心的问责体系。检查考核几乎全部是定量化和分数制的。这种问责体系运行的结果是为考核而工作 ，以致乡镇政府的工作只与考核相关 ，而与乡村发展的实质进程无关。

“考评性生产”导致基层政府供给服务型产品的意愿下降。这与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的财力紧张一起，加剧了基层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首先，基层制度缺乏健全的利益补偿和有效的调控机制，难以纠正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增加社会不满，造成社会成员的政治冷漠。第二，基层社会政治民主化建设缓慢，透明行政、依法行政和政治参与度不够，使得民众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体制内途径不畅，随着矛盾积聚，出现体制外的“自力救济”。第三，公共行政主要靠政策推动。政策推动型治理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起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然而却存在着难以持久、缺乏应变性和“人在政举”的困境，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

三、基层政府组织的行为逻辑

（一）基层政府的角色界定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面临着以下的矛盾：控制型政府现状与服务型政府要求之间的矛盾；所承担任务的复杂性与自身财力物力不足，工作手段匮乏之间的矛盾；以及执行上级意志与吸收顺应基层百姓意愿之间的矛（下转283页）（上接263页）盾。在这样的形势下，基层治理呈现了如下特点：

（二）“相安无事”的治理原则

税费改革后，乡村组织在现实条件的约束下，无法立即转型成为服务型组织，处在一个比较消极的位置，这导致了乡村治理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 ”，而为了不与农民发生正面的冲突，就要少做事，甚至不做事。

（三）“策略主义”的行为逻辑

有学者发现，与科层制的“理性主义”逻辑不同的是，乡镇政权组织自身的权力运作存在着浓重的“策略主义”倾向，具有随意性、变通性、短期性，“似乎任何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手段和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均可被乡镇借用，并且，其中的一些运作方式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目标替代现象十分普遍。这往往带来为完成“一票否决”等上级指标性任务而不择手段，工作方法偏激或简单粗暴的问题。

（四）政府自利性与选择性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和寻租理论认为 ，政府同时也是“经济人 ”，具有自身的利益以及逐利动机。 人治色彩越浓，政府的逐利动机越强烈，经济人特征也越明显。部分基层组织逐渐蜕变为一个既超越乡村社会又相对脱离国家政权的独立利益实体，“选择性治理”的问题随之出现。基层政府有选择性地展开行政作为，在某些符合自身利益的工作上表现出超强的行动能力，同时对自己不利的工作放任不管。在税费改革，基层政府财力紧张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四、“一票否决”制的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票否决”制正是上级政府基于对下级政府自利性和“策略主义”行为逻辑的判断而做出的矫正性安排，这种安排在实践中也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随着“一票否决”制项目的增多所带来的工作形势和干部心态的变化，这项制度本身的效用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在一个激励的峰值后，基层政府的工作态度重新转向怠惰。工作风险的提升和考评的无限制增加还助长了寻租行为和请托瞒报的风气。

然而对于“是‘一票否决’制造成了干部怠惰腐化以及极端行为”这样一种结论。因为在前文中已经论证了基层政府的选择性作为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自于其自身的特性。 “一票否决”制的推行，是这种特性的结果，而非它的原因。以治理的禁令为例，在大部分地区，关于群众的“一票否决”禁令的确使得基层政府在处理居民利益诉求的初始阶段“束手束脚”，避免了简单粗暴地侵害居民利益的行为。“一票否决”制作为一种单一手段，其效用短时间内难以取代。实践仅仅证明，仅靠一种技术性手段，无法真正从根本上扭转当下的基层治理局面。

参考文献：

[1]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欧阳静.压力型体制与乡镇的策略主义逻辑[EB/OL].中国改革论坛网，2011-07.

[3] 尚虎平，李逸舒.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救火行政——“一票否决”指标的本质及其改进”[J].行政论坛，2011，（5）.

[4] 田先红.乡村治理转型与基层治理困境[J].古今农业，2011，（3）.

[5] 吴理财.应注意农村基层的选择性治理[N].学习时报，20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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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逻辑

在对现有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时，必须厘清其形成的逻辑原因，才能给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存在于政治治理方式与经济生产方式相互统一、相互适应的基础上。我国自20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和乡村治理体制，是由于农村生产方式与现代城市工商业经济间存在较大反差，从解放前的传统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经济，再到，我国农村经济都是确立在小农化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农民、土地以及农业资源从未成为自主的生产要素参与到市场的分工和协作中。城乡二元体制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乡经济分化的体现，它不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也是适应农村生产方式发展的制度选择。直到目前，农民与土地的依附性关系并没有发生真正改观，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远大于其经济效益功能，农民仍以土地作为自身的生存基础。土地的社会保障性和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农民与土地紧紧连在一起，正是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三农”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使得农民与土地无法成为现代市场经济需求的相互独立的经济要素。

二、市场化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悖论

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理论上能够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使两者成为市场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但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不同产业、不同经济组织对经济要素的竞争性选择，二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对不同产业、不同经济组织的竞争性选择，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专业化经济组织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选择对方，只有如此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市场流通，丧失均衡对等意义的自由选择必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性利益剥夺。在我国城乡处于高度不均衡，农业和农民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推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可能使原来人为的二元结构转化为市场化了的结构性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土地的社会保障性在本质上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呈现身份依附性，农民和土地仍是一种身份鉴别而不是职业化的定位，因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没有融入到现代市场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土地流转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生产要素的性质，农民也不可能作为劳动力要素自由参与到专业化的市场经济分工中。所以在城乡非均衡状态下、在农村经济生产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来实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其结果却会造成农村、农民、农业更被动的局面，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市场过程中结构化了的边缘群体。这就是市场化改革与城乡二元体制化解在中国现有治理体制下可能表现的悖论。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依靠改变现行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化解城乡二元体制值得认真思考。“三农”要融入统一市场，必须将“三农”内在的经济成长与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二元体制应当在农业自身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化解。如果这一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如何使农村和农业自主性成长便成为化解二元体制的关键。

三、农业自主性与城乡二元体制化解

如果说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最终出路在于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使农民的权益在市场规则中得到维护，那么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农民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使农业成为自主的产业。在这一意义上，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农民、土地等农业资源如何能够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要素，使农民从土地和其它农业资源中解脱出来，在农业内部培育农民和土地参与专业化分工的竞争能力。这就需要在市场化进程中，构建农业的自主空间，以确保农业能够与城市工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均衡。为此人们自然会想到乡村自治，但必须明确的是乡村自治首先是乡村为了自身利益而构建起对外界不利因素的抵御，是确保乡村自由发展和自主发展的制度框架。在村民高度分散、自主利益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形式上的民主有可能成为乡村内部利益瓜分和家族、帮派利益之争的舞台。换言之，实施乡村自治不是自我封闭，更不是为了在大众参与下对乡村共同利益进行瓜分，而是对外争取更大属于乡村的成长空间，以推进乡村共同利益的增长。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关注乡村自治，主要是关注乡村自治制度下如何使农民成为自身的利益主体，使农民和土地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