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基层治理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法律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社会调控方式，但是，“以立法为中心的单纯理性建构认识，其背后所隐含的实际上是一套游离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外的、并且是由法学家所构想出来的法律规则，这套规则虽然很有逻辑性，也很迷人，但其实际的效率并不一定比固有的民间法有用”。［1］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国家法的制定以全国甚至很大程度上以城市为立法基础，强调整体发展水平下的法律需求，而很少关注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规则，以至当国家法律在农村实施时要遭遇诸多阻碍。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中，国家法的强势介入与过于迁就都不利于农村法治秩序的构建，因此，两者的合理互动成为农村法治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农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国家法

与民间法的现实冲突

“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及抽象的行为，而决不考虑个别人的（地方）以及个别的行为。”［2］国家法与国家政治权威相伴随，法制统一是基础；民间法以地方文化积淀为基础，寓情、理、法于一体，灵活多变。在一个主要以城市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立法体系中，国家立法更多地体现了城市文明与现代治理的特征，而缺乏在农村基层治理领域的普适性基础，由此地方性规则与全国性规则、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在农村法治化治理进程中时常显现。

（一）传统威权化管理与现代法治化治理的冲突

威权化管理借助农村社会血缘、地缘、业缘等各种传统权威，实现村域精英对农村社会的“家长式”控制，摄于干部威权，村民一般居于被动接受管理的地位，极少抗争。法治化治理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强调参与机会均等和结果的可预期性，是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农村治理领域，传统威权化管理与现代法治化治理的冲突时有发生。经典法制电影《被告山杠爷》所描述的情节和带给人们的疑惑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仍然存在。在村域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威的山杠爷习惯于以“家长制”作风处理村级事务，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以国家法律来考量，山杠爷“私拆信件”“派民兵关押”“当众打耳光”“游街示众”等一系列行为都严重违法，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村民却见怪不怪。对山杠爷自身而言，没有“私心”，即使出了“人命”，也仍未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村民对山杠爷怀有的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和尊敬，而不是对违法者的谴责和唾弃。在村民的视野中，国家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虚幻的，山杠爷为村集体的付出是真实的；山杠爷的权威并非来自国家，而是来自村民的认可；山杠爷处理村务出于公心，而非私利；山杠爷虽然行为违法，但动机良好。直面村民的认识，我们能斥之为“善恶不分”？不能。我们能说山杠爷不该受到法律制裁？也不能。只能说，在小小的堆堆坪村，国家法律尚未融入村民的观念意识之中，村民对传统威权化管理的认可度仍然高于现代法治化治理。

（二）传统伦理性规则与现代法治化规则的冲突

农村伦理化秩序的建构强调以伦理道德或者乡风民俗作为行为评价的基本标准，法治化秩序的建构则以国家法律为行为评价的基本准则，在法律普及尚未深入，农民法律意识仍然淡薄的农村社会，对伦理化秩序构成冲击的行为，不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都很难为村民所接受，一旦以司法判决的方式确认违德行为的合法性，则对乡村秩序将构成更大冲击。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曾报道：蒋某与丈夫黄某婚后因感情不合分居，后黄某认识了“第三者”张某，并与之同居。在黄某去世后，张某拿出了经公证的黄某生前的遗嘱，请求法院判决其获得黄某遗产中的一部分。法院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将公序良俗引入司法裁决，获得了旁听者的鼓掌和喝彩，但也引起很大的争议，被评价为“道德与法”“情与法”冲突的经典，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杨立新教授认为：“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律的尊严。”［3］就农村伦理性规则而言，违背婚姻家庭伦理的“第三者”破坏了公序良俗，因此而产生的利益缺乏合法性基础，法院的判决对伤风败俗行为给予否定，维护了乡风民俗和婚姻家庭伦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相反，就国家法律而言，黄某以立遗嘱的方式将自己的部分遗产赠予同居者，应属私权处理行为。

（三）意思自治规则与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冲突

在情、理、法的冲突中，传统规则过分地强调公民意思自治，“私了”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可以用于对国家法实施规避。有个案显示：一男青年甲与女青年乙共同在一大城市打工，一天夜里，甲摸到乙的住处，用匕首威胁并奸污了乙。事后，乙报警，警察抓到甲，甲对案件事实供认不讳。但第二天，甲的父母和乙的父母赶到城里，并私下达成了协议：甲娶乙，乙翻供，甲家赔偿乙家损失费10000元。“私了”作为规避国家法的一种方式，最常见的就是“刑事案件民事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人们是在权衡利弊、均衡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受害人对违法犯罪者是否受到刑事惩罚的关心程度要远远低于自己得到赔偿的程度，甚至“国家依法对犯罪的处罚，无论是从重还是从轻，均不能令当事人感到满意”。［4］本案中，受害人完全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案件一旦公开，乙在得到金钱赔偿的同时，名誉损失却是无法挽回，最终他们选择了“私了”，并协议成亲，甲规避了刑事惩罚，乙也保全了“脸面”。案件的结果似乎荒唐，但是他们都愿意。国家法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对于个体而言又未必一定是公平的。国家法和民间法或当事人个人关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当事人和民间法更多地关注当前的利益和微观的公正，而国家法不仅要考虑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宏观上的正义，还要考虑秩序的建构。通过“私了”使刑事案件民事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稳定、调节秩序、化解矛盾的作用，但却违背了社会的整体公平和正义，过多地强调了物质的补偿性，维护了少数人的正义，却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正义，使社会公共秩序处于更加不稳定的危险状态。

二、农村基层治理进程中国家法与

民间法融合的基础

（一）国家法的局限性与民间法的合理性并存

先生早在《乡土中国》中就指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是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5］正因如此，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处于礼治向法治转型，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治理阶段。有学者认为，民间法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国家法固有的缺陷及制度供给的不足，在社会行为调整中，国家法的缺陷体现为调整范围的有限性和对程序的过分重视，而制度供给的不足则与国家法的相对稳定性紧密相连。［6］苏力先生认为，农村法治的发展要“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本土资源并非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7］在他看来，民间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重要基础，现代法律不可能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规则，国家法不管多么完善，绝不可能将源于生活的所有规范人们行为的民间规则全部纳入，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将民间法完全排除在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民间法的存在既是客观的，也是合理的。

（二）法律多元理论为民间法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总是与人们的多元利益诉求紧密相连的，由特定主体经由特定程序表决通过的国家法仅仅只是社会调控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千叶正士明确提出的“法律多元”理论即认为，法律应该涵括官方法、非官方法和法律基本原理三个层次。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制定法，以维护基本权利和稳固国家政权为宗旨，属于官方法范畴，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借助伦理调控或社会契约式授权保证实施的民间法，以维持特定地域或行业交往秩序为目的，属于非官方法范畴，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在礼俗性治理机制向法治化机制转型时期，法治权威尚有欠缺，礼俗权威仍有市场，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规制不可能是一元的，多元“法律”现象客观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万事万物皆有法”。若将法律视为社会治理规则，则法律多元现象存在于各个历史阶段。尤根·埃利希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两种法律观，一种是国家法，另一种是社会秩序本身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它不仅是法律最初的形式，而且直到现在还是法律的基本形式，称之为“活法”。［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民间法给予了较多关注，实质也是对法律多元思想的探讨。法律的一元、二元抑或多元理论即使争议颇多，至少有三点是达成了共识的，一是民间法的客观存在，二是国家制定法的主导地位，还有一点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法律多元”意义上的“法律”并非国家“制定或认可”意义上的“法律”，而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在任何社会里国家法都只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与国家法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法治秩序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国家法在农村基层实施进程中需要民间法辅助

国家法与国家公共权力紧密相连，以制定法、成文法的形式体现，以基本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为基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权威；民间法中蕴涵着浓厚的伦理文化传统，以习俗、传统等不成文形式或以规约、制度等成文形式体现，依靠习惯、社会舆论等非强制性或未引入国家权力的社会型强制性措施保证实施，具有地域性权威。国家法以“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方式划定红线维护普遍正义，匡正公民权利行使中突破底线伦理的违法行为；民间法则可能以相对较高的道德要求拔高区域正义水准，以“民间”方式对违“规”行为予以惩处。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两者的作用和功能具有互补性。

近年来，源源不断的“送法下乡”使国家法在农村的实施成效显著，但其缺陷也逐渐显现。在今天的农村，虽然传统伦理道德规则的调控力量逐渐弱化，但新的法律规则却并未深入人心。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规制下，部分农民谨小慎微，尊法守德，个别农民却在两者的冲突中为自己的恶行寻找“理由”。比如老人赡养问题，现代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儿赡养父母名正言顺，但在传统多子多女家庭中，赡养父母则归于儿子。在现代法律进入农村后，出嫁女不承担赡养义务的传统规则被打破，但也有个别情况下的老人坚持只起诉儿子，这无疑为法律入主农村设置了障碍。在“常回家看看”的视野下，要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得到全面实施，既需要打破传统规则，也需要在传统伦理中寻求支持。重新激活民间法的力量尤其是民间法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发挥其“道德教化”功能，以道德理性诠释法律精神，对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农村基层治理进程中国家法与

民间法的合理互动

“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的。”［9］政府主导型法治建设模式下，农村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正如黄宗智先生所说：“20世纪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与延续涉及的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也不是由传统向现代的直接转换，或对旧的本土做法的简单坚持，而是两者之间的迁就与对抗、延续和巨变。”［10］对于一个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度而言，向法治的转型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过程，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否定和盲目的坚持都不现实，其所谓的“两者之间的迁就与对抗、延续和巨变”洞悉了中国社会向法治转型必然经历的艰难选择，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国家法与民间法不可完全分离的关系。当国家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时，片面强调国家法的权威性和片面尊重民间法的乡土性都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应在充分关注国家法与民间法两者在农村基层治理领域中价值取向和治理目标一致性的基础上，寻求两者之间的合理互动。

（一）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总体思路

国家法的普适性与与民间法的乡土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在当下的农村治理环境中，国家法的主导者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司法机关，民间法的主导者是村级组织和村内各种民间团体，当国家法的权威尚未完全树立之时，民间法的价值不可能消失。正因如此，国家法与民间法共存于村级治理领域成为不争的事实，国家法对民间法的适当迁就和民间法对国家法权威的逐渐认可，将使得较长一段时间内农村治理权威呈现多元格局。基层法律实施部门和村内组织之间，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中加强沟通与协调，是处理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的合理方式。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总体思路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法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法治得以推行，最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宪法法律的权威，这种权威应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也不因任何其它社会规范而改变。当民间法与国家法发生冲突时，应坚持国家法的权威地位不动摇。

二是民间法的治理功能不应忽视。法律不是万能的，以成文形式体现的国家法解决不了农村社会的所有矛盾与纠纷，也保护不了村民朴素理念中的“情”与“理”。尽管为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立案难”问题，国家司法中原有的立案审查制已改革为立案登记制，但立案登记并非完全没有标准，只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才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因此，那些不能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仍需民间法予以调整。

三是加强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引导。尽管国家法不可能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矛盾与纠纷，甚至在审理个别“情、理、法”纠结的案件时还不如民间规则能有效化解矛盾，但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法治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家法代表了基本的、核心的价值取向，维护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权保障的基本秩序，其权威地位不可动摇。诚然，就“法律多元”理论和从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来看，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内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可能是国家法的地方化版本，也可能对国家法无法企及的领域进行规范，即使法制再健全、国家法再强势，民间法因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浓厚的文化底蕴、独具特色的地域传统，也仍然有广泛作为的空间，它可以依托习俗的、传统的力量弥补国家法的缺陷和不足。由此，在“政府主导型”法治建设模式下，当国家通过公权力强力推进法律实施时，不得不面对“水土不服”的问题（相对农民而言，外部植入的法律仍然是新的治理规则），不得不重视并关注民间法，发挥其作用。至少在当下仍需要尊重民间法，并为其存在和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当然，尊重民间法并不意味着国家法要无原则地退让，民间法所沿袭的传统并非全是“美德”，其所新制订的规则并非全都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民间法存在弊端与缺陷是不容置疑的。正确的选择是，理性地看待民间法，构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加强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引导。当国家法与民间法发生冲突时，对于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维护，必须保持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对于地方性的利益调整、习惯保持、秩序维护，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则应尊重民间法规则。

（二）民间法与国家法效力范围的划定

民间法与国家法效力范围的划定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国家法的绝对权威领域只能由国家法调整，民间法必须服从；第二种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领域，在保持国家法权威的基础上，可协商互动；第三种是国家法尚未规范的领域可以由民间法直接调整，国家法保留干预的权力。

⒈国家法的绝对权威领域。对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应依据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公法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国家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具有绝对权威，应排除民间法的介入。随着社会流动性扩大，农村社会原有的“差序格局”被打破，外部陌生人开始进入农村社区，农民也走向城镇，融入城市，因此，区域化的行为规范必须与跨区域的国家法相衔接。虽然一些地方的传统习俗中有对各种侵权行为的处置方式，就相对封闭地域范围内的地方治理而言，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地方稳定，一些习俗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但基于维护国家整体秩序的法律，不能由于个别地区的习惯性规则被改变。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经济补偿替代刑事制裁的“赔命价”风俗一直得到当地民众公认，但当公安机关介入侦查后，意味着案件进入国家法调整的视野，即使按照民间习俗支付了一定数量的金钱，依据传统规则不再追究任何其它责任，面对国家法规则，定罪量刑仍然必不可少。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国家法正处于一个逐渐融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其对农村事务的介入有时候还是尊重和考虑了民间规则，比如“大义灭亲”式的刑事犯罪，由于被害人一般为“不务正业”的“祸害”，一旦出现“群众联名求情”的状况，司法机关既要维护刑事法律的权威，又不得不考虑汹汹民意，由此量刑中的各种情节都会派上用场，宽大处理得以实现。表面上看，司法机关是依据国家法依法裁决，实际上是民间法影响了国家法的实施。在类似社会关系调整中，国家法绝对权威不能损害，即使要迁就民间法也应策略性地迁就。正如田成有先生所言，法官“通常不会直截了当、明目张胆地放弃制定法的立场和框架”，而是“将一种民俗习惯上的判断转化为一种制定法上的判断，小心翼翼地、含糊笼统地绕过制定法的书面概念和制度”，“对所谓正式的国家法予以软化和包装，运用所谓‘情节特殊性’‘事出有因’‘案情特殊’‘民意’等模糊语言来进行遮掩。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通过法官在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回旋空间和活动余地内得到消化，使民俗习惯能在‘合法’的规则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依据。”［11］

⒉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领域。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更多地存在于民事法律领域。国家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平等、意思自愿、公平、诚信等原则。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更多的农民并不知道何谓民法、民法调整什么社会关系，相互之间基于民事权利的纠纷往往依据公序良俗、传统做法等通过双方协商或请“中间人”调解予以解决，只要最终双方认可，基本能实现“案”结事了。就农村治理效果而言，国家法入主农村，最艰难的正是民法领域。几千年的“皇权不下县”使得各地农村形成了一整套足以封闭起来自我调整社会关系的民间规则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农民并不渴求外部机制介入，许多纠纷只要进入诉讼领域就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已经“撕破脸”，很难再“愈合”。正因如此，农民选择诉讼慎之又慎，国家法介入农村事务的处理亦应充分考虑“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民间规则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意思自治既是国家法的规则，也是民众普遍认可的民间法规则，应以此为连接点推动两者互动。具体来说，当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规则出现“非此即彼”的冲突时，因国家法基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更符合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应极力维护，同时应通过法官释法适时否定和摈弃滞后于时展、违背公序良俗的传统陋习。比如出嫁女的权益，只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即使村规民约或村民会议表决通过，亦应依法予以保障。当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规则出现“可此可彼”的选择时，只有国家法能作为裁判的依据，在判决的说理部分则可以引入民间法规则，实现“合法”与“合理”的统一，让民间规则成为国家法在农村实施的媒介之一。当国家法规范与民间法规则出现“无此有彼”的尴尬局面时，即法律无明文规定而民间法却有可适用的具体规则的情况下，只要民间法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可在国家法的法律原则或者法理的指导下适用民间法规则调解结案。这样，既确保了国家法不被抛弃，又尊重了民间法传统，能有利于实现农村基层的有序治理。

⒊民间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由于地域和传统的特殊性，一些地方的农村沿袭了各种各样的习俗，这些习俗并不一定能进入国家立法的视野，甚至某些纠纷和矛盾也只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发生。比如与“风水”“时运”相关的各种习俗，各地农村会有不同的传统。同一物品进入他人住宅，在甲地可能是“吉”的，在乙地却可能是“凶”的；在白天可能是“吉”的，在晚上却可能是“凶”的。对于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事务，国家法不可能统一规范，更多地需要依靠民间规则来调处。基于这类社会关系的纠纷，不管是直接经济损失还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一般不具备“可受审理”性，即使立案，法官也只能调解。这类事务的处理正是农村民间法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简单地说，既然国家法不能统一规范，那就尽量用民间法予以调整。当然，如果“陋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他人合法权益，国家法则应借助强制性权威对其予以“改造”，可通过个案的裁决引导其良性发展。

（三）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互动

“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12］“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重要的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人们经过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制度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13］笔者认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弹性空间内，结合地域文化和个案特点，合理运用民间法资源，或者将乡俗转化为法律实施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可加快国家法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进程。

⒈充分发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功能互补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完美的制度都会有缺陷，再完备的法律都不可能穷尽社会中的所有现象。国家法关乎国家权威的确立，在相对广阔的领域内发生效力，调整较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其内容相对原则和抽象，适用过程中需要执法、司法者具备良好的释法素养。民间法关乎地方风俗的良善，在相对狭小的地域内发生效力，调整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社会关系，其内容具体而易于操作，适用过程中因属约定俗成而只需提示，无需释法。国家法的特点在于其具有普遍正义性和实施的强制性，民间法的特点在于其具有区域正义性和实施的自觉性。两者看似相去甚远，实则不然。从“正义”的内涵看，国家法维护的普遍正义与民间法维护的乡村正义在基本价值取向上相一致，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为目的；从农村治理目标分析，两种资源借助不同的机制、方式实现农村有序治理，殊途同归，具有目的的同一性。这正是两者合理互动的基础。

⒉关注调解在农村司法实践和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很多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民间法解决了大量的纠纷案件，尤其是带有浓厚民间法性质的纠纷案件。但在运用民间法时常常顾忌较多，也有不少困惑，害怕依据民间法判案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在调解时运用较多，而在判决时则慎之又慎。

如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普米族人的山寨里发生了一起“猪拱罐罐山”①事件：被告家的猪拱了原告家的罐罐山，原告要求对方赔一头猪并出资做一场法事，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该案先由年轻法官阿洛负责审理，但由于其对山寨习俗缺乏了解，对村民的情感需求并不十分清楚，随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诉讼”为由简单地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家庭矛盾冲突升级，一场族人之间的械斗即将发生。届时，法官老冯挺身而出，制止了械斗，并就地“开庭”处理，要求被告接受原告的要求，被告不同意。老冯则当场宣布，被告如不履行，就让原告牵猪去拱被告家的罐罐山。这一决定大大刺激了被告，声称要以死相护。这时老冯再做工作，要被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原告家受到的伤害，要求被告同意原告的要求，并声称这符合当地的风俗。最终原告同意了被告的要求，事情圆满解决。在普米族人的生活里，家族信仰观念非常浓厚，对“罐罐山”的维护是山寨的一种传统，任何人不得破坏，更不能亵渎。本案中，当地风俗习惯认为，谁家罐罐山被动了，那他家“风水”就不行了，以后家庭就不会兴旺。因此，原告最初的要求就当地习俗而言似不为过，但当诉诸法律时却遭遇了尴尬。如果法官不理解这一传统，仅仅是僵硬地依据国家制定法以封建迷信为由不予受理，那族人之间的一场械斗将无法避免。法官老冯最后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果断且巧妙地解决了此事，维护了乡村的和谐。很简单，从国家法的层面看，年轻法官阿洛以“法律不支持封建迷信诉讼”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对法律权威的维护，但引发的后果可能是族人之间的械斗，而法官老冯基于民俗“情理”的调解却有效化解了矛盾。在这一特殊事件中，国家法在农村治理中的局限与民间法的治理功能均得到了体现。

⒊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规则，推进农村治理的法治化。将国家法理念融入乡村习俗，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中的合理规则，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整合农村基层法律资源的过程也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艰难而又复杂，因此不能交给乡村居民去完成，而是要借助国家政权。笔者以为，在法治化治理初期整合农村基层法律资源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法律实施机制上要保留足够的空间缓冲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因为在特定的乡村场域，农民受传统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的影响，对民间法的依赖根深蒂固，当一种外在的法治机制要介入农村基层治理时，本能的抵触随处可见。国家法所维护的正义尽管代表了农村基层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短期内却不能被村民所接受，国家法应适当妥协，比如乡村禁忌可能毫无科学可言，但是居民迷信，仍需尊重，否则很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第二个条件是要培养一大批既了解乡村习俗又熟知国家法律的执法司法人员，让他们承担释法、普法的职能。民间法的许多内容与国家法的精神相一致，具有良好法律素养的执法司法人员在全面了解乡村习俗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将国家法理念融入乡村习俗，以国家法精神诠释民间法规则，推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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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篇2

关键词：特色小镇；扶贫开发；河北馆陶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6日

一、引言

2014年底，特色小镇的概念最早由浙江省提出，其概念的出现迅速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2016年7月，国家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决定在全国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同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家发改委、国开行联合的《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意见》指出，建设特色小镇有利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带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尤其推进特色小镇在贫困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将特色小镇建设和特色产业协同推进，实现致富和脱贫的同时推进。

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一）无特色产业支撑。现有特色小镇的建设基于一定的地方产业，有时简单地为营造特色，直接吸纳当地传统产业，并嫁接互联网平台等一系列“互联网+”的概念进行改造，这些产业并没有融合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便一时打造成特色小镇，也很难永葆生机。没有深层次的、突出的、差异化的小镇特色产业内涵，小镇的建设也就失去了其灵魂，同时没有特色产业的支撑，也就缺失了小镇扶贫开发持续发展的动力载体，而只能是“昙花一现”，贫困户无法长效脱贫。

（二）建设资金短缺。目前，建设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特色小镇快速建设发展的“瓶颈”，分析原因：一是城镇经济自身发展较弱，从江浙沪实际发展经验可看出，经济发展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色小镇的建设，也就是说小镇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整体经济的水平；二是融资渠道的单一，据实地调查数据得出，现阶段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投资，缺乏一个稳定的融资渠道，政府方较少地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资金筹集，也势必会造成建设资金方面的短缺。

（三）文化传承欠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体现历史文化特色、民族传统特色。虽然有一些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也强调了对历史经典传统文化的传承，但是在实际建设当中，有些还是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发展经验和内容，鲜有结合自己当地城市文化的塑造。因此，特色小镇建设必须要与传统产业平台有区别，深度挖掘特色产业的历史内涵，做好文化传承与自我特色的深度融合和对接。

（四）农村基层政权的错位与失衡。近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明显增多，其直接原因是基层政权组织功能弱化、权力的错位与失衡问题。在扶贫开发中，农村基层政权的有力治理也关乎着脱贫攻坚的实现。因此，在统筹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与脱贫攻坚工作中，强化基层政权的建设，实现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同时注重加强村民理想信仰教育，激发群众建设特色小镇脱贫奔小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馆陶的实践与发展经验

（一）馆陶实践。馆陶县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华北平原的南部。馆陶是河北省省级贫困县，总人口36万，4乡4镇共277个行政村。截至2015年底贫困人口15，828人，贫困发生率5.69%。

自2014年以来，馆陶县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相融合的新途径，以产业兴镇、文化提升、生态改善为高度融合的农村就地城镇化新路径，走出了一条特色小镇与脱贫攻坚统筹推进的成功之路。馆陶县按照“尊重民意、留住乡愁、做强产业、改造提升”的基本思路，打造了粮画小镇、黄瓜小镇、羊洋花木小镇等一批具有乡村风情、城市品质的特色小镇，每一个美丽乡村都有一个特色鲜明的产业支撑，使大批贫困户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受益，实现脱贫致富，成功打造了河北省贫困村脱贫出列的“升级版”。

（二）馆陶发展经验

1、因村制宜，培育富民特色产业。馆陶县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每个小镇都有一个清晰的产业支撑。在产业的培育上，馆陶县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培育全县富民大产业。依托特色小镇，馆陶在全县培育了蛋鸡、黄瓜、黑小麦等富民产业，使更多的贫困村依托全县大产业布局“搭便车”，实现“一产带多村”；二是扶持“一村一品”。羊洋花木小镇着力打造花木种植业。依托冀南花木集团，着力打造占地5，000亩的中国农民花博园，通过土地流转挣租金、到企业务工挣薪金，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以太阳湖、月亮湖为中心，建设了饮食、客栈、商业等旅游配套设施，形成了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儿童拓展、采摘等功能一体的生态景观园区，使30余户贫困户年人均增收6，600元。在培育特色产业的过程中，馆陶县努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以集体土地参股企业；二是合理利用闲置宅基地和废弃大坑，种植经济苗木或者合作搞旅游开发；三是设立发展基金。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吸引当地社会资本投入资金。

2、财政资金撬由缁嶙时荆拓宽融资渠道。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增加对扶贫开发的投入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相配合的反映，也是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相融合的体现，对帮助农村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为破解特色小镇建设的资金难题。馆陶县在创新投融资模式上分别采取：一是财政资金撬动。政府作为特色小镇建设的主体方，用现有的财政资金去撬动、引导一部分社会资本加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道路、水利、电力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完善让村庄具有市场运作的条件和可能。截至目前，馆陶县美丽乡村建设共投入资金2.8亿元，其中县财政投入5，000万元（不到20%），撬动社会各类资金2.3亿元（超过80%）；二是村级自筹促动。村集体经济作为特色小镇建设的活力资金来源，可以率先行动，扩修村内道路、建设文化广场，从而为村整体的脱贫攻坚打下良好基础。如“黄瓜小镇”翟庄村2015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00余万元，利用这部分资金小镇建设了具有特色的村史馆、黄瓜大学等，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乡村旅游也得到了发展，使当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三是民资涌入牵动。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单单的财政资金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也是缺乏长久持续发展动力的，因此馆陶县在融资方面，注重社会资本的引入，让更多“聪明”的民资加入到其中，有力补充了财政资金的不足，在这其中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社会责任的舞台，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加入到其中。

3、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贫困村面貌改造提升。馆陶特色小镇的做法是依托美丽乡村，把美丽乡村作为小镇的灵魂，构筑了一批留得住乡愁、听得见乡音、闻得到乡味、感受得到乡情的魅力小镇，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但又不失现代气息，针对此，馆陶制定了“万人小镇”规划纲要，利用3～5年建成9个万人小镇，如粮画小镇是“一镇四社区”，包括寿东社区、寿南社区、寿北社区和法寺社区，其中寿东社区是省级贫困村，四社区共享基础设施，都以粮画产业为主导，其他各类手工画为辅助，坚持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生产、生活、生态、体验融合发展。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馆陶县不搞大拆大建、千村一面，而是秉承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理念，打造成了具有自身风格特点的小镇特色。真正将美丽乡村建设打造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平台，使两者有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特色小镇同步推进。

4、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夯实脱贫攻坚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党的建设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和保障。在统筹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与脱贫攻坚工作中，馆陶县探索小区自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逐步夯实脱贫攻坚根基。为了让群众得到实惠、尝到甜头，馆陶县积极学习借鉴浙江、江苏等先进地区的特色小镇的建设经验，筛选试点贫困村，开办村民学校，让群众在学习中真切感受到建设特色小镇与脱贫致富之间的关系，激发建设热情。同时，在小镇还开展了情景式党校教育，将党的理想信念传递到村民的自觉行动中去，使之自发地、情愿地参与到小镇建设和发展中去。

主要参考文献：

[1]韦福雷.特色小镇发展热潮中的冷思考[J].开放导报，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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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销观念;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随着国家对农业重视程度的逐步提高,先进科学技术大量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使我国农产品保持高产量的良好态势。然而,许多农村基层管理干部和农产品生产者缺乏必要的营销观念,对外部环境变化缺乏了解,片面强调抓生产、抓技术,无视市场需求变化。当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便束手无策,农产品严重滞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本文从市场营销观念方面探讨如何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一、农村经济营销观念的变革

市场营销观念也影响着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一般包含以企业自身为出发点的传统营销观念(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

1、生产观念。生产观念是一种传统的经营观念,农民通过努力提高产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这种观念的产生背景是科学技术发展还相对落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受此影响,产品产量少,在市场需求上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难以买到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很少去计较产品的品质,农民则只需要辛勤劳动,提高亩产量就行。

解放初期,消费者必须凭紧缺的“粮票”、“肉票”才能买到自己所需的农产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越来越丰富,市场逐步繁荣起来,农产品短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2、产品观念。产品观念也是一种陈旧的经营观念,致力于更新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来获取利润。这种观念奉行“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思想,片面强调农产品质量,忽视市场需求,认为只要农产品质量好,自然就会顾客盈门。这种观念至今仍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农民早出晚归,精耕细作,但却未必能有效提高收入,甚至有时损失严重。

3、推销观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数量和品种都大大增加了。有时虽然农产品质量好,但由于市场上供过于求时,农产品大量积压下来,农民最为担心的事情便由扩大农产品的生产转向了如何扩大农产品销售――推销观念便有了用武之地。推销观念即是通过人员推销来获取利润。在此观念影响下,农民既怕种不好,更怕卖不出。农村管理干部也奔波于农产品推销。京华时报报道:湖北秭归县委书记罗平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集贸市场大声吆喝,帮本县农民推销被认定为“绿色食品”的秭归纽荷尔脐橙。

4、市场营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是一种以顾客需要和欲望为导向的经营哲学,它把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看成一个不断满足顾客需要的过程:以市场为出发点来组织经营活动,以消费者需要为中心来组织生产,以整体营销手段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来获得利润。

在市场营销观念影响下,农产品在产品包装、创品牌、定价、拓宽销售渠道和促销推广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如大连“咯咯哒”鸡蛋、新疆和田玉枣纷纷创品牌、树旗帜,销量大大提高。各级乡镇政府也组织人员展开购销信息对接服务,包括组织农博会,在互联网上信息等手段,以帮助农民渡过滞销难关。

5、社会市场营销观念。社会市场营销观念就是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并从中获得利润,同时符合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有的农业生产者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污染了环境,威胁到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市场营销观念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从保护耕地,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入手,以开发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为突破口,将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增进人们健康紧密地结合起来,促成环境、资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特别是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更加重视食品安全――有需求就有市场,农产品生产者应树立社会市场营销观念,发展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满足该部分人的需求。

二、如何运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帮助农民增收

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注重长远利益和战略目标,开展整体营销活动:做好市场调查,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制定适宜的价格,采用适当的促销方式和手段,合理开拓销售渠道,达到在不影响社会正常发展、满足顾客需要和利益的基础上获取合法利润的目的。

1、做好农产品市场调查与预测。市场调查是企业制定决策的依据。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可以了解整个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了解国家的政策法规变化,预测未来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抓住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并对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及时地采取应变措施,减少企业的损失。市场信息来源有多方面:可以亲自走访农贸市场,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以取得一手资料,也可以通过各省农业厅的市场调研报告获取资料。受文化知识程度影响,许多农民缺乏广泛调查的能力,这就需要农村基层领导带头收集资料,免费提供给当地农民。

2、提高信息传播,引导农民按需生产。信息不畅成为制约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的关键因素。由于缺乏系统化的农业信息收集、整理、体系,生产、流通存在很大的信息局限性和盲目性,产地农民因价格信息误导,一哄而上,导致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低廉,高产而不丰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产品流通信息工程,充分利用通信设施、计算机、因特网等现代科学技术,搭建一个信息传播平台,可以达到指导农民按需生产、促进流通的目的。实际上,早在2004年启动的“村村通工程”已为农村信息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3、理顺销售渠道。零售终端的农产品价格较高,但是农民的收入并不理想。原因是农产品容易发生自然损耗,而且中间渠道太多,导致终端销售价格高企。因此,要使消费者购买到便宜的农产品,又使农民取得更大的收益,就必须理顺销售渠道。(图1)(1)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直接到农村建立农产品加工中心,以迅速组织农产品再生产;(2)充分利用基层供销合作社平台。供销合作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和引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3)培养一支富有活力的农产品经纪人。农产品经纪人活跃在农村经济领域,弥补了政府服务功能的缺欠,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引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农产品,甚至为农产品走向市场牵线搭桥,能有效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4)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新鲜果蔬经过采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渐渐变质,而运输过程也会产生一定的损耗,因此减少过多的中间环节可以降低耗损率,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新鲜的农产品。

4、大力实施品牌化营销策略。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创立名牌产品是农业取得高效益的重要途径,能有效提高农产品利润空间。

5、加强“绿色”概念,兼顾环保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人收入迅速提高,他们迫切要求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及高质量的消费,亦即要求绿色消费。普通群众也日益重视食品安全,环保意识迅速增强,回归大自然、消费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绿色农产品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改善生存环境。

三、结论

促进农业发展不应再片面强调扩大生产,而应强调适应现代市场需求。本文认为,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进一步开放思想,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学习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并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从而达到盘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目的。

(作者单位:1.私立华联学院;2.广东省电子商务高级技工学校)

主要参考文献:

篇4

――迫切需要了解掌握党的农村方针政策知识。问卷调查显示，有66.9%的农民不够理解“城乡统筹发展”概念；有65.7%的农民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含义。因而，做好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以及城乡统筹改革试验等在内的一系列农村改革发展方针政策知识的宣传引导迫在眉捷。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涉及农村改革发展系列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组建小分队下乡、编制文艺节目、召开座谈会议等多种方式方法，深入农家院坝开展宣传讲解，引导、帮助农民认识、了解、理解、掌握涉及农村改革发展系列方针政策的基本概念、主要精神、核心内容等方面的知识，激励广大农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迫切需要强化农村方针政策执行力度。问卷调查显示，有71.4%的农民认为中央的农村政策还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落实了大部分农村政策）到位。例如农民负担减免政策，有75.9%的农民认为现在的经济负担确实比过去大大减轻；有52.3%的农民担心再增加新的经济负担；有61.3%的农民担心现行的农村政策不稳定、怕变化。因而，必须增强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度，督促农村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到位。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增强农村政策执行能力放在抓好农村基层工作的战略位置，当成是农村基层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并把强化农村政策执行能力作为考核、考察、考评基层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勤政能力、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严格检查考核。同时，加大农村政策贯彻执行的督查力度，确保农村政策的及时、有效、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到位。

――迫切需要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问卷调查显示，有67.9%的农民家庭主要劳力在外打工；有49.1%的农民家庭耕地是请人或者承包他人耕作。如果市场价格合理，有72.1%的农民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而，老百姓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以及尽快落实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配套的相关政策。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执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在确保农村土地现有面积总量不减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序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身份”、有“牌照”。二是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试点，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稳步推广应用。三是市区县要成立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和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指导基层农村开展土地流转工作。四是做好土地流转改革稳定工作，引导农民在保证自己家庭收入来源稳定的前提下，开展土地流转改革，使农民“失地”不失业，“失地”也增收。

――迫切需要加快改善农民居住生存环境。问卷调查显示，有78.7%的农民希望在农村建设城市化的农民公寓，实行集中居住。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把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优化农民生存发展环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开展城市化的农民公寓建设试点探索，在试点探索成功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推进农村住房环境建设工程，以实现“三赢”（一是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优化农民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二是节约农村土地资源，增加农村土地面积总量，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化水平与使用效率；三是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目标。

――迫切需要建立完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保障机制。问卷调查显示，有46.2%的农民需要加强畜牧养殖业防疫及保险工作；有79.5%的农民最害怕生病住院及老无所养；有66.6%的农民最害怕发生自然灾害；有52.9%的农民最害怕大面积的疫情发生；有58.7%的农民希望农村子女入学读书条件得到改善。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建设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保障机制当成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来抓，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业生产保险体系建设；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保险机构；加强文卫事业建设，改善农村文化教育卫生条件；加强畜牧防疫治理，强化卫生防疫建设，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同城市人一样的公共事业保障服务，营造城乡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迫切需要大力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问卷调查显示，67.3%的农民表示生产经营最需要的是资金投入；有62.5%的农民需要贷款帮助支持，并且农民户均每年需要贷款31118元。因而，迫切需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

对此，建议中央银行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资金准备金率，让更多的贷款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再贷款额度；取消对涉及农村改革发展与城乡统筹试验地区的贷款规模限制政策；加大涉农金融服务的业务技能培训力度，同时，加大奖励力度，以鼓励对农村改革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银行工作者。建议银监部门再次适度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建立同农村改革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机构，增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满足“三农”发展需要；引导和帮助农村建立互助资金合作组织，充分发挥农村金融补充功能作用。建议财政部门出台政策，降低涉农贷款税赋。建议政府部门牵头成立农村专业担保机构和农业保险机构，为农村贷款提供担保，为农村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入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迫切需要调整优化农村购销价格体系。问卷调查显示，有30.2%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太高；有38.7%的农民感到农副产品“卖难”；有48.7%的农民认为农产品销售价格不尽合理；有46.9%的农民担忧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因而，迫切需要改革农村购销价格体系，并要贯彻落实倾斜“三农”发展的方针。

对此，建议国家要从宏观方面入手，加大农村购销价格宏观调整、调节、调控力度，转变农村购销价格调控方式，强化财政补贴政策力度，适当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水平，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不断优化农村购销价格体系，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迫切需要强化农业科学知识与职业技能培训。问卷调查显示，2007年1000户农民户均收入27267.14元、支出18747.44元，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68.75%；有51.7%的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打工收入，非农产业收入占比在60%以上。有57.9%的农民认为增加农业收入最急需的是科学技术。目前，纯农业收入占比低，非农业收入占比高的农业经济发展新特点已经呈现，农业产业结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在加速转变，农民增收渠道正在不断增多。因而，农民的科技知识与就业技能水平迫切需要强化和提高。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强化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为目标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学习力度，强化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为目标的“新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帮助农民学习农业科技文化知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增强非农产业职业技能本领，为“农”转“非”创造良好条件，为增加“新市民”提供可靠基础，以适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迫切需要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卷调查显示，有28.5%的农民表示现在农村交通不方便；有50.5%的农民表示现有的农村塘库蓄水能力难以满足农田灌溉需要，有27.3%的农民表示现有农村塘库畜水能力根本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需要；有59.3%的农民表示遇到重大旱灾后人畜饮水困难。

对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成是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保证农村交通道路建设资金足额到位，加强改善农村交通道路；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病危塘库的整治力度，加快建设能够满足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农业生产水利设施，进一步增强农业抗旱减灾能力，为农村粮食生产、农民经济增收、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力基础设施保障。

篇5

1.以农村社会学视角看“三化同步”问题 

2.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3.再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4.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5.半工半耕:一个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与兼业概念相比较

6.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农村社会学著作 

7.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8.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

9.农村社会学与农村

10.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11.提高农村社会学授课质量的对策研究

12.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13.中国农村社会学十年:课题与观点

14.发展与滞后的并存:中国农村建设60年——一种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15.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16.农村、乡村概念比较的社会学意义

17.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新篇章——读《中国农村社会学》

18.学生编演教学案例小品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19.农村社会学在中国1989——1992年 

20.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21.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2.关于农村社会学教学体系的探索

23.多媒体课件的实效性研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24.刍议乡镇研究与农村社会学范式的扩展与创新

25.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会学》课程改革探析

26.“农村社会学”教学模式改革方向浅析

27.《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28.论农村社会学的现实功能

29.乡村调查与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研究——基于理论自觉的视角

30.日本农村社会学概述

31.新颖别致,透视"三农"——评刘豪兴主编的《农村社会学》

32.论农村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33.参与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实践及其效果

34.华中农业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及农村社会学研究所

35.农村社会学与农民  

36.农村社会学及其发展

37.农业社会学:一门新的农村社会学

38.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我校举行

39.交互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40.印度的农村社会学

41.苏联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情况

42.四川“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3.关于农村社会学的几个问题

44.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45.“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

46.农村社会学与农业发展 

47.“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8.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专业

49.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50.国外农经和农村社会学主要检索刊物简述   

51.农村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52.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

5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近20年来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回顾

54.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从梁漱溟、到辛秋水

55.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56.首届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57.农村土地货币化模式分析与效应研究——基于生态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思考  

58.苏联农村社会学的客体、对象和任务

59.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60.农村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 

61.三十年代初苏区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62.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读陆学艺农村社会学理论有感 

63.农村社会学建设是科教兴农的重要基础工作 

64.法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 

65.生态社会学视阈中的新农村建设 

66.重视农村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67.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 

68.农村社会学研究初探 

69.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困境的社会学分析——以文化资本为视角 

70.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71.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因素研究——基于江西赣南的实证分析 

72.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73.东欧七国农村社会学家在苏联会晤  

74.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社会学思考 

75.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市场的社会学分析 

76.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 

77.社会学视域下农村贫困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研究 

78.温州农村“会”的社会学分析 

79.社会学视野下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研究 

80.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81.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 

82.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83.农村男性偏好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84.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困境的社会学思考 

85.社会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大学生困境分析 

86.转型期农村家庭冲突的社会学解读 

87.农村丧偶妇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88.农村职业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社会学分析 

89.农村邻里吃请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9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学分析 

91.对传统农村家庭教育功能变迁的社会学思考 

92.农村教师脱岗的社会学分析 

93.家庭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9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解读 

95.新形势下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学思考 

96.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97.湘西南农村婚俗的社会学分析 

98.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法社会学分析

99.陕北农村民间信贷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10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101.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10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探析——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103.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4.新农村建设中家族问题的社会学透析 

105.贪困、贪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型——对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学思考 

106.农村教师补充困境的政策与社会学考察 

107.农村贫困地区民办学校师资的社会学分析 

108.农村居民消费心理的社会学探析 

109.困境与抉择:苏北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研究 

110.关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111.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路径的社会学考察

112.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探析 

113.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114.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115.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现象的社会学审视 

116.对当前农村犯罪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117.社会学视野下的近年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浅析 

118.农村教师低职业吸引力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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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耕作制度；概念；技术内容；改革；建议

中图分类号：S2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1-0003-1

1　现代耕作制度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1.1　土地资源减少、退化

建国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大量损失，近年来，因各类建设，例如修建楼房、办公场所、企业厂矿用地、修建铁道、公路、桥梁等占用了大量的优质耕地，使我国的土地逐年减少，耕地质量退化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原来土地较肥沃的东北黑土带，由于自然因素制约和人为活动破坏，黑土层逐年变薄。据有关资料统计，黑土带平均每年流失0.3～1厘米厚的黑土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已从5%～8%下降到1%～2%，地力明显减退。此外，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全国每年因灾害损毁的耕地约200余万亩。

1.2　水土流失，污染环境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建国初期，水土流失面积约135万平方公里，60年来，虽然逐步治理了50多万平方公里，但全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且还以每年100余万公顷的面积增加。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分布着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为了生存而过度开发土地资源，由于过度开发资源，造成了资源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

1.3　土地荒漠化

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262万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其中沙化土地168万平方公里。从总体上看，我国土地荒漠化的速度在加快，面积在扩大。虽然我国不断治理沙化土地，但由于人为活动的强度过大，实际上治理沙化面积小于退化面。受沙漠化的影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在不同程度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

2　保护性耕作的概念及技术内容

近年来，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每年都多次发生了“沙尘暴”，沙尘暴过后，有很多耕地被毁坏，森林植被被破坏，更重要的是土地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生态环境也受到了破坏，加之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施用化肥，耕地有机质含量逐年下降，农业载畜能力不足，发展农业的任务十分艰巨。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实施保护性耕作，使秸秆作为有机肥料直接还田，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因此，重视植树种草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保护性耕作研究，最终遏制了沙尘暴。

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在能够保证种子发芽的前提下，通过少耕、免耕、化学除草技术措施的应用，尽可能保持作物残茬覆盖地表面，减少土壤水蚀、风蚀，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农业耕作技术。

免耕或少耕的主要内容是：在满足作物生长条件的基础上，尽量减少田间作业，秸秆粉碎还田覆盖地表，残茬覆盖率不小于30%，采用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措施保证播种质量。其主要技术实质是通过残茬覆盖地表和简化耕作，减少水土流失、培肥地力、保护环境和资源。实行秸秆机械还田，主要原因是广大农民自己已经认识到秸秆还田比焚烧利大于弊，对土壤肥力、水土保持有好处。

3　改革耕作方式，提高农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保护性耕作是以保水为核心的少耕、免耕、覆盖、轮作和机械结合的耕作技术新体系。实施推广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也是治理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出路。保护性耕作与传统翻耕相比较，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效益：社会效益。减少水分流失60%、水蚀（土壤流失）80%左右，减少风蚀（农田杨沙）、抑制沙尘暴；不焚烧秸秆、减少大气污染；经济效益。提高玉米单位面积产量15%～17%；减少作业工序，降低单位面积作业成本10%～15%；增加农民收入20%～30%；生态效益。增加休闲期贮水量14%～15%，提高水分利用效率15%～17%，节约水量源；增加土壤肥有机质含量提高0.03%，土壤中速效氮、速效钾的含量提高；改善土壤结构，土壤团粒结构和毛管孔隙（含水孔隙）增加。

4　对保护性耕作的几点建议

1.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保护性耕作这项新技术，把保护性耕作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要安排一名领导亲自抓此项工作，农业、农机管理部门要积极深入到农村基层村、社，做好保护性耕作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等项工作，要及时组织抓好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会，通过现场会，推动全省保护性耕作工作的开展。

2.将保护性耕作作为我省旱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来抓，尽快建立和实施《保护性耕作发展规划》，并将其列为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等规划的重要内容，重点探索和推广应用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

篇7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运动；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企业型政府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困境，都实行了政府改造运动。虽然这一改革浪潮在各国的名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将私营企业管理的一整套原理和技术运用于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它对以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要求建立与以往不同的公共行政模式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共管理组织。

虽然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但是其独特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对世界任何国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试图在对西方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和特征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挖掘可供当前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借鉴的经验。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内涵及实质

“新公共管理”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和运动,它起源于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有如休斯（OHughes）在《公共行政与管理》一书中所说：“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已发生了转变,曾经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的那种刻板（僵化）、层级官僚体制形式逐步转变为一种灵活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形式。后者并不是一种改革事务或管理方式的微小变化,而是政府作用以及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传统的公共行政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受到怀疑。新公共管理的采纳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总体而言，新公共管理具有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特征。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和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其理论支点的话，那么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首先，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人的行动都是为追求自身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假设中获得政府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益的依据；从成本?D效益对比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

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对私营部门来说，产出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要获取利润就必须给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人员具有较强的流动性，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

总之，新公共管理从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出发认为，那些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这也奠定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独特内涵和改革走向。

（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它既指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又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同时还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其名称在西方各国也不尽相同，如在美国则称为“企业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们都具有大体相同的特征。

1、以顾客为导向，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建立企业型政府。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回应能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式”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D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与传统公共行政热衷于扩展政府干预，扩大公共部门的职能和规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参与市场竞争，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即通过扩大对私人市场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门的某些服务。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许多新公共管理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也认为，公营部门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共服务都应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应根据服务内容和性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供给方式。

2、引入竞争机制，注重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与传统公共行政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由此而重视赋予公务人员以职、权、责，如在计划和预算上，重视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强调对预算的目标和总量控制，给基层公务人员在资源配置、人员安排等方面充分的自，以适应公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法规、制度控制，实现严格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评价标准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达到经济、效率和效果等三大变量。在人事管理体制上，新公共管理重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成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等。

3、强调“政务”和“事务”的合作。在看待“政务”与“事务”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强调文官保持政治中立；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主张让文官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责任感，而不应将政策制定和具体管理职能截然分开。这样不仅可以使文官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而且可以挖掘文官在专业知识、信息、任期等方面的优势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益。

二、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述评

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行政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方官僚制政府的运行陷入困顿的情况下，它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革新作为人类的一种革新范式和实践模式，反映了人类社会在进入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后对各国政府管理的必然要求，其所展示的一些理念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突破。

（一）适应了时展的要求

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必然要求各国政府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与以往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官僚制不应主导公共行政的指向，其科层制的管理方式、僵化的公共组织和绝对统一的公共服务的做法，都应该被纳入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之中。这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二）积极探索了解决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弊病的途径和方式

对传统的官僚体制所生成的财政开支、人员膨胀、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士气不振等弊病，新公共管理运动采取的企业化、市场化、竞争制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和解决了这些弊病。

（三）把当代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它否定了传统行政所持有的政治和行政二分法，主张公务员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实现良好的治理。

2、主张公共服务市场化，主张政府和企业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确立了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关系。

3、强调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提倡回应，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价政府绩效的标准。

4、主张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具有企业家的精神，以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5、主张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管理层级，以消除官僚制的繁杂。这些措施都是对传统行政管理理念和措施的颠覆，开辟了公共管理的新时代。

（四）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

1、片面追求政府的企业化管理原则，抹杀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本质区别。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不同在于，政府部门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性原则和私营部门以营利为目的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新公共管理过于强调公共部门企业化，必然导致公共管理部门对公共利益的逃避，造成对公共利益的侵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自由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尽管它有不可怀疑的力量，但是他们不足以确保许多牵涉到人类幸福以及能让人类持乐观进步态度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从本质上混淆政府与企业等私营部门的区别，最终会从根本上丧失公共利益。因此，政府的管理可以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不能全盘套搬。

2、过于注重效率原则，容易导致政府忽略其所肩负的政治民主责任。追求效率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但公共管理的本质是以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社会公正、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过于强调效率必然导致社会公正和长期公共利益的缺失。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我国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当代西方社会行政改革的一个潮流，虽然它还存在如上的一些缺陷，但总体来说是现代政府改革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尽管我国是一个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具体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公共管理的水平和行政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思想和操作方案对我国各级政府的改革仍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一）明确乡镇事业单位的职能范围和权力边界

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大幅度扩张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政府规模急剧扩张，财政开支大副增长，最终在70年代形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促使人们对以往政府的职能范围进行思考，反思以往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行政方式进行反思。就我国的乡镇政府来说，也经历了一个职能不断调整和机构不断膨胀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近年来大规模的机构和人员精简。这种现象主要反映在乡镇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的增减方面，可以说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重要环节。

就我国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确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职能和使命，根据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要求确定其具体职能，依其承担的职能来进行机构和人员配置。具体要划清哪些基层事务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哪些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手段来提供的。对于由政府承担的事务要设置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对于可以回归社会的公共事务要大胆放权。

（二）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工作乡镇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乡镇事业单位的活力来源于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乡镇事业单位的竞争来源于两个方面，即人才岗位的竞争和公共服务的竞争。长期以来，在人事方面，我国乡镇事业单位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人浮于事，导致乡镇事业单位职能的虚化；在基层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的是由乡镇事业单位独包独揽，缺乏有效的竞争，各种市场主体和公共组织被排除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之外。因此，提高我国乡镇事业单位的活力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加强事业单位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引入人事竞争制度，打破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传统思想观念，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人才流动机制；另一方面，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和社会化方式供给的公共服务项目，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竞争，形成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竞争的局面，以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三）推进基层公共事务管理改革

管理乡镇公共事务是乡镇事业单位的重要职能。推进基层乡镇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是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需要在资金来源、资金监管、工作思路上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

1、加大对乡镇公共服务的投入。就西方国家来说，新公共管理有效施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政府对农村基层公共事务的投入较为薄弱。在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新形势下，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这既是加快农村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需要。

2、加强对基层公共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优化公共财政资金的投资渠道，增强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监管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一方面国家对农村基层公共事务投入的资金较少，亟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极低，亟需优化财政资金的投入渠道和强化对投入资金的监管。

3、对一些公共服务项目，可以实行合同承包，吸纳社会力量和资金的参与。当前，一些地方对公共事业民营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但总体而言，这些改革设想还处于初始阶段，规模较小，相关制度还需要完善。对于可以实行外包的公共服务项目，可以实行合同承包，严格规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一方面可以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从而减轻政府的负担。通过相关的探索，形成制度化的措施来改善基层公共服务状况。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J].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篇8

一、水、移民与社会发展

水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社会问题，它还引发了很多次生问题。水问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下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日益明显，亟需学界开展更为深入的学术研究。

区域性恶劣的生存环境既会加剧贫困问题，也会制约脱贫进程。宋林飞（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认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找准和补齐短板，而贫困就是最突出的短板。鉴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他将环境移民视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并主张结合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他指出，环境移民包括三类，其中：因洪涝、干旱和泥石流等灾害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灾害移民”；因水土流失、沙漠化和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生态移民”；而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环境移民可称为“环境污染移民”。据其报告，全国各地自2001年起，先后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截至2015年底，中央补助投资累计363亿元，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80多万人。此外，该报告还立足于我国农村存在一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实情，提出要加快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建议。施国庆（河海大学）认同宋林飞阐述的反贫困与建设小康社会之间的关系，指出贫困地区大多存在水害和缺水等水问题，解决水问题有助于促进小康社会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但是，农村水利面临着“灌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表面上看，“最后一公里”（水利设施竣工了，但是农民田间地头的毛渠不通，致使大中型水利设施难以发挥实效）是工程问题，但事实上是治理问题和组织问题，因为即使国家修建了完善的水利设施，但把分散的农户协调起来使用水利设施并不容易。这需要分摊水费，需要农户协商达成共识，只要有一户想“搭便车”，就会有更多农户跟进，从而导致使用大中型水利设施的行动失败。这种现象导致的干旱被称作“治理型干旱”。所谓“治理型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现有工程无法将水抽到田里，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不能组织农民分摊用水成本。他在安徽皖河农场调查时发现，皖河农场在生产自救方面的能力明显高于周边农村，有着合理的排灌体系以及科学的管理队伍，抗洪能力强，能够旱涝保收。通过比较研究，他主张充分利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解决“治理性干旱”。他认为，“灌溉最后一公里”是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普遍问题，而我国农村具备的集体土地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独特资源，他主张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利用好这一制度优势以改善农村水利治理。郑晓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下降、缺乏强大的组织建设是农村水利管理不善的原因，贺雪峰从土地制度这一大背景思考农田水利激发了新的研究思路。

水利风景区是国家保护地体系中的重要类别。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水利风景区成为高附加值的发展载体。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广东水岸公园、四川仙海湖特区和浙江仙居为例，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面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利益结构发生转变的现状，如何发展水流相关保护地的思路。他以“水流”为中心，以水利风景区为例，对水流相关保护地的社会角色和利益结构展开分析，认为要科学地将具有区域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国家公园的组成部分，将贴近人居环境的水利风景区建设成为绿色的生活生产空间。他主张将国家政策与地方水资源性质、经济状况相结合，对水流相关保护地进行规划建设，侧重“供给方”政府改革，将水流产权问题作为切入点剖析相关利益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我们既需要积极推进环保工作，也需要在追求绿色的过程中让利益相关者都能得到“实惠”，如此才能让环保具有可持续性。张俊峰（山西大学）立足于苏扬描述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思路，指出每个区域的水流相关保护地的建设都要根据地方特色，融入地方文明精神，体现当地的人文素养。

“水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张俊峰通过对晋蒙地区历史水权价交易问题的比较研究，提出以水为中心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并认为历史水权研究对于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权制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他运用大量史证资料，阐述了清至民国年间山西水利社会中公私水交易的类型与形式，通过列举租水文约、典水文约、佃水文约三个史例，对蒙地的水权交易进行分析。在对晋蒙地区水权交易分析的过程中，张俊峰认为日本学界水利共同体解体说在中国北方并不能成立。水权这个概念是水资源缺失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正因为清晰的水权意识和明确的水权归属，才维护了正常的用水持续。他指出，土地与水的关系可能存在从“地水结合，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地随水走”的转变。在水资源日益匮乏、价值不断凸显的历史条件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郑晓云认为，张俊峰的研究具有可行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目前在缺乏有效的解决民间水权纠纷的背景下，传统的解决思路可以给我们提供⒎。

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水利灌溉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水文化的精髓。郑晓云提出，很多文明都是建立在灌溉发展的基础上，在需要灌溉设施作为生计基础的地区，灌溉就是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他以中国红河流域和日本大分县竹田直入地区为例，从文明进程与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了灌溉发展与当地经济进步、文明发展的互动关系。他提出，灌溉的发展是居民根据当地自然环境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生态互动模式。在这种相对和谐的互动中，灌溉的发展可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型，形成新的农业生产格局，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与灌溉相关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合作机制，酝酿出与之相关的水文化，进而成为当地居民的精神财富。张俊峰认为，国内外对水的研究是有传统的，并经历了最初的从意识形态方面探讨水与国家以及水与政治的关系，转变到对水利事务的关注。他认为，关注水对地方社会文明影响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开展水文化和水社会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当前，水污染形势严峻，如何进行有效治理依然面临很多挑战。黄涛珍（河海大学）基于目前中国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模式以及治理中的事权划分，指出了我国流域水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强调了政府间相互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她以淮河流域水环境治理府际关系的情况为例，分析了在我国水环境治理中各政府部门纵向、横向的交错复杂关系，指出我国政府在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纵向事权与横向事权的权利配置交叉重叠问题、流域水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公平权的冲突问题以及府际之间合作难等问题。她指出，政府部门间权责界定分明非常重要，而制度上的改善可以规避管理水流域低效的弊端。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民间环保组织（NGO）具有重要作用。宋言奇（苏州大学）以苏州的民间环保社会组织为例，对我国民间环保社会组织的模式与扶持策略展开了分析。他认为，目前我国存在三种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模式，即“基金会赞助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志愿者模式”。他的研究发现，“绿色江南”是苏州较为典型的“基金会赞助模式”的民间环保组织，该组织曝光了鼎兴电子的污染河流数据，并监督鼎兴电子对污染进行整改，使河流恢复原状，参与开展关于太湖流域高排放企业会，和其他四家环保组织共同调研报告《谁在污染太湖流域？》。郑晓云认为，在现代社会，水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NGO对缓解水问题以及水与社会的冲突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水社会学的理论构建和学科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施国庆针对水社会学相关议题展开了探讨。他在对水的相关概念、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水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他认为，水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水社会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水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所谓水社会，指的是以水为纽带，由水资源的使用者、开发者、生产者、产品或服务提供者、运行管理者、规制者、受影响者，水生态和水环境的保护者、影响者、受影响者、规制者，以及与水关联的社区和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他认为，水社会学主要研究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开发、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管理等社会学问题。张俊峰肯定了水社会学这一分支学科建立的必要性，认为水在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水社会学研究的价值。郑晓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分析，认为与水利社会学相比较，水社会学发展的潜力更大。此外，他还从学科发展体系的现实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等角度考虑，建议水社会学学科建设初期不要囊括太多的内容，适度“瘦身”有利于学科建设。

二、水利与社会

水利及水利设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各个地区都有其地方特色明显的水利设施及水利文化。从水利视角探讨相关社会学问题、思考社会变迁，不仅有利于人们科学认识水利设施和水利管理，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

水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与水利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陈阿江（河海大学）在回顾水利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水利社学的性质与定义，探讨了水利社会学可能的研究领域。他认为，水利社会学属于社会学按“行业分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且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是指防洪与灌溉等层面的水利社会学，后者是人类社会涉水事务的水利社会学。水利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兼具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相关水利领域，包括组织制度、生活生计发展与“水利之害”（因水行动产生的社会问题、水利工程产生的社会后果等）。在此基础上，陈阿江还探讨了水利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郑晓云认为，水利社会学建设有其学术发展的需要和现实需求，并建议推动相关经验研究。

杰、王春（河海大学）通过对苏北农民用水户协会的调查和思考，分析了乡村水利的制度设计等问题。他们认为，总体上看，苏北各地农村水利运转基本顺利。乡村用水秩序看似一湖静水，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水户协会可有可无，实质上反映出村民对基层水利管理传统的一种习惯性服从。他们的调查发现，不少农民对于水费价格偏高颇有微词，却只能被动承受。他们认为，农民用水户协会制度的推行，是为了节水减排进而减轻农民的水费负担，但更深层次的制度用意在于借此激发农民民主管理意识，并渗透到乡村自治的其他领域。然而，制度催生的现实是农民用水户协会与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实际运行陷入了重重困境。黄涛珍认为，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背景下，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组织化进程以及未来承担的新职能都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

水利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吴金芳（安徽师范大学）从水环境与国家政治经济系统、水环境与地方社会秩序、水环境与地方文化民俗、水活动与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开展了水利社会研究。她认为，自然环境、水利、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水环境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而言，既是限制性因素又是拓展性因素；与此同时，水环境对地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也附上了当地水资源的性质与特色。她提出，需要从环境史的角度解析人类水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宋言奇认为，吴金芳从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和乡村文化三个层面出发，作了很好的文献梳理，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何志扬（河海大学）认为，暴雨洪水及其次生灾害，是中国长期面临的主要气候灾害类型之一，由此导致的非自愿性的灾害移民规模庞大。他基于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案例的分析，认为气候灾害移民的安置政策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措施。他认为，政府机构要重视水灾等自然灾害的应对和受灾移民安置政策的研究，转变气候灾害移民安置的传统思路和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的灾后重建安置体系。

此外，还有学者对水利水电项目中的性别视角和传统水利管理理念进行了剖析和解读。王旭波（河海大学）通过描述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和流程，展示了水利水电项目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分析框架。她认为，社会性别影响评价工具可以帮助理解项目开展的现状、语境以及项目对这些背景环境带来的影响，并且在后续发展中可以用社会性别标准评估潜在的影响及其实现情况。程得中（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水利视角，对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阐述了社会各阶层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中的角色，提出了针对水资源分配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措施。他希望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巴蜀基层社会水利事务的治理，可以为当下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参考。宋言奇提出，可以利用《公共事物的管理治理》的思路来理解传统社会的农田水利，认为传统水利管理的研究可以为现代农村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三、海洋与社会

学术界在“水与社会”这一主题研究中，逐渐从内陆扩展到了海洋。当前的海洋开发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也对学界探讨这一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崔凤（中国海洋大学）以海洋实践为主体，通过梳理海洋实践的概念、具体表现和特征，分析了现代人们的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他认为，海洋实践就是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在现代社会，利用、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广度、深度、动力和内容方面都演变出了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特点。在描述海洋实践的全面性、合作性、开放性、高风险性、高科技性、海陆一体性及潜力性特征的基础上，他梳理了海洋实践活动社会变迁影响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可以从微观层面渔村的产生与变迁，中观层面沿海城市的产生与变迁，宏观层面沿海地区的变迁及区域性海洋社会的形成与变迁，来分析海洋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地冰川融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海平面上升议题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内容。黄健元、梁皓（河海大学）运用SPRC（源―路径―受体―结果）模型，从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四个方面剖析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产生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思路来解决相关问题。其中，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健全海平面上升的预防政策体系，提升民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等等。王欢（河海大学）基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系统分析视角，认为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传导性影响。她梳理了海平面上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自然影响，分别是海洋和海岸防护工程、海岸侵蚀、风暴潮、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沿岸低地淹没、近岸生态系统和海洋权益。她立足于预测和数据分析，认为未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呈缓慢上升的变化趋势，而海平面的持续性上升还会导致沿海地区风暴潮灾害频发。张鑫（河海大学）通过对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分析，提出了风暴潮灾害四维救助体系的建构。她指出，风暴潮灾害具有发生时间集中、地域差异显著、经济损失严重等特点，可以从时间维、空间维、逻辑维三个路径来看待风暴潮灾害损失与灾害救助之间的关联，并阐述了风暴潮灾害救助保障体系建构的四个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内容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结构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层次体系、风暴潮灾害救助的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海洋污染形势严峻，衍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顾金土（河海大学）以江苏海州湾海水质量的变化为例，分析了海洋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他认为，目前沿海开发的战略定位促使渔民形成了向内和向外这两种反应类型，即分别采取近海露天养殖和工厂化车间养殖两种生产方式。这两种方式在生产过程中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会对海洋环境风险造成影响，只是程度有所差别。就工厂化养殖而言，它本身也积累了较高的社会风险，比如2006年11月和2015年7月“嗑药多宝鱼”的负面新闻就引起了产业灾难。陈涛（河海大学）认为，海洋污染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引发了大量的利益冲突和维权运动。他以蓬莱19-3溢油事件中路易岛居民的环境抗争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渔民环境抗争中角色转变背后的利益诉求。他指出，“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主要源自政绩考核压力，而“去污名化”主要源自地方政府对海产品销售（包括出口）以及沿海旅游业等经济收入的考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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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岁月，本来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开这样的会，由于会议内容比较多，大家静坐的时间长，受的冻也很多。首先向大家表示歉意。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建造的这种会议厅，没有完全充分的体现以人为本的建筑思想，起码使大家在严寒中身体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是县委、县政府对第二轮新农村建设成果的总结回顾，也是对新一轮新农村建设的部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现场观摩，用**的方法让大家评议，用干部群众的聪明检验已有的成果，寻找现存的差距，以期用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新的措施推动新农村建设在新的一轮过程中取得新的成果。会上我们总结了工作、安排了任务、表彰了先进，非凡是省委政策研究室郑主任和市委政策研究室赵主任亲临会议指导，并对我们下一步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旬邑县****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理念、更高的要求。会后，县委常委会要认真研究，并把这些意见、理念吸收，运用到推动全县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以期取得以更小的成本投入取得更大效益的目的。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要转变理念，实现新农村发展新的跨越

盛世当作为。我们从中华民俗上下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史和中国通史的一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个盛世，但我们只能从字面上和书本上去体验当时盛世的状况，基本就是地阜物丰、安居乐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也就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平天下，通过这样的模式来实现老有所养、困有所济、孤有所扶的理想大同世界。十七大报告指出，高举****的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道路，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伟大复兴，使全国各族人民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难道这不是盛世吗？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人民大众所梦想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吗？孔子指出：当有道不公，耻之！在这样一种盛世下，我们的各级干部不能为广大的干部群众谋福址就是一种耻辱。因此，全县各级干部都要增强信心，在我们难得逢时的这样一种盛世下为人民群众谋取更多的福利。非凡是要用福利经济学的思想指导我们今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不断的提高农民群众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指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根据我们现在的新农村发展状况，转变理念。用什么理念进一步发展新农村呢？县委认为，根据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史和治理思想所提出的原理看，我们应该由建设****新农村过度到经营****新农村上来，以“经营”二字为核心。为什么提“经营”二字呢？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业绩，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把新农村作为一种再造资源，把这种资源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本来经营，不断实现资本的积聚，而且实现资本的它生，这就是资本的增值和再增值。在经营新农村的理念下，有若干方面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要发生根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第一，要增强资本的经营意识。

建设新农村，我们的出发点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现在发展到它已经不再完全是改变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已经延伸出来它的资本功能、资源功能。这个资本、资源的功能是一种社会性，所以，要用社会资本意识的熟悉来经营它。

第二，要承认新农村这种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社会性。

我们原来都认为，建设****新农村、建新村就是为了居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它现在已经演化成一种社会资源。那么新农村建设中的布局、结构不完全再是满足居家成员的要求，而是满足社会成员的要求。现在一些农家乐搞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明显的彰显出这样的特征。

第三，新农村建设的布局、规划和设计要与时俱进。

从布局看，选在什么地方建新农村要用科学的方法来选择，要靠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历史传统，要逐渐用未来的发展起码二十年左右的发展来定位它。在布局选址上，要把地理学的概念和风水的理念、观点引入进去。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天地之间的物理现象和磁力现象的作用。在《易经》学说里面有“风水”这一节，而且儒学倡导的风水观点不是道婆倡导的迷信观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开有风水课，这本身就是一种天人合一、天人互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房屋设计的结构要发生质的变化，现在房屋的设计要求把卫生间由室外改到室内，并不是说你个人想改不想改的问题，而是将来看你经营不经营你这个村子、经营不经营你这个家庭的需要。比如农家乐，来的客人你要适应他，而不是他要适应我们。所以西方国家他们受封建思想影响少，他们生产的产品能在世界范围内畅销，主要理念就是我的产品能为我的客户服务，而不是客户为我的产品服务。所以从2008年起，现在建成的村子我们不再做大的改动，2008年新建的村，城建局要把发出的所有的房屋设计图纸收回来重新设计，将室外卫生间改在室内，一卫改两卫，主客卫要分离。

第四，要统筹发展。

在我们旬邑县怎么统筹？要首先统筹南部塬区、清塬塬区、中部塬区和底庙塬区四个塬区的统筹发展；第二个统筹要统筹点线面的发展。怎么由点连线、扩面、整体提升？第三个统筹是新农村建设中一区两园新产业、工业化、城市化的统筹。那么就要建设中心村、中心镇；第四个统筹就是一般村的发展和贫困村的发展相统筹。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到2012年，在这四个统筹的前提下，这四个方面的统筹建设要搞结束。这三年时间任务很艰巨，要离别窑洞、离别危漏房屋、离别分散独立，实行一种规模经济的发展。

第五，要改革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固然有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因，但无形的经济枷锁是户籍结构的束缚。中心提出，用五年时间，在全国消除城乡两重户口的体制，变为一种，我们旬邑县要敏锐的熟悉到中心的意图，先走一步，这有很多好处。哪个地方把两种体制打破的越早，哪个地方农民和城市人口得到的实惠最多。我们现在辛辛劳苦的推进农村低保，假如我们打破这个体制，全县都走城镇低保的道路，那么，中心、省、市三级财政拿钱，我们群众得益，何乐而不为之？所以，由县委常委、常务县长罗小锋、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董海锋、县公安局局长、县长助理姚文涛负责，争取在2008年能够启动试点工作。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主要是四个差异。一是城乡收入的差别。这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不能解决的最根本因素。二是城乡公用产品的差异。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基础设施的差异。城市人所享受的产品比我们农村人所享受的产品要多的多，我们县上也是县城人享受的产品比农村人享受的产品要多的多。三是保障条件的差别。我们城镇的人口都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农村人口的保障措施很低，品种少、水平低。四是文化的差距。由于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同导致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差距，这种差异害人一生，甚至害人几代。所以孔子说：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所以，户籍制度要改革。

第六，土地制度要改革。

不可否认，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之后，把农民的生产力解放了出来，现在这一种政策要延续，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运作它。现在承包到户责任制实质上是春秋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井田制的翻版，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现在条件下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必然是走向土地的大联合、生产的大联合和社会化生产的经济分工。所以现在新农村建设当中，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当中，要触及最敏感、最根深蒂固的土地制度。比如，有些村的新农村建设要向中心村靠拢。姑且不论中心村，一村为单位，几个村民小组靠拢都靠拢不过来，什么问题在作怪？土地问题在作怪！怎么解决？改革土地制度。入股也可以，征用也可以，要集中起来。太村新区的发展过程当中，太村镇要先走一步，要建设庞大的居民新区，这样的居民新区建成之后，要把四周几个村的居民吸引过来，最终要撤消村民委员会，实行居民委员会。这不仅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还包括我们现在还残存的大量在农村起作用的人民公社时期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体制。大家都回过头来想一想，村民组为核算单位，这个核算单位的原形是什么？是生产小队，中心镇是，中心村还是。要突破这个体制，甚至要在一些靠近城镇、城区的地方要建立象城市一样的居民小区，走第二种发展模式的路子，使这些农民能够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从事工商业。

第七、要完善保障体系。

保障体系的完善是在心理战的指导下最为变通的方式。县政府要研究，县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也要研究，当人均耕地少到多少的时候，这些农民全部进入低保，甚至我们直接可以在打破户口体制之后直接跨越式的进入城市低保的范围，使他们基本的生活有保障，然后再谋求新的发展。

第八、要推进创新创业。

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广播电视局、劳人局、教育局要研究，先从我们广播电视节目的设置上开始，撤消在全县的广告节目，取消故事片节目，把这些节目的时间拿出来，用光碟的形式培育农民创新创业。我给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农家乐。将来旬邑的新农村的发展，必然是遍地农家乐，要让客人能来得了、进的来、留得住、掏得出。进得来就是能吸引来客人，县委、县政府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2009年，高速公路引线开通之后，西安至旬邑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西安大部分人都有私家车，都会来我们旬邑消费农家乐。人要进得来，要害是要留得住，靠什么留住客人？靠舒适的生活条件留住客人，让客人能掏得出钱来消费。用什么办法使客人掏得出？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农家饭菜做的精一点、细一点、价格核的高一点。非凡是很多问题要在细节上注重。我几次会议上讲这个问题，比如毛巾要尽量进行一次性消费，现在的人对生命看的很珍贵，哪怕你这个毛巾再贵，我也只用一次就完了，决不愿意和他人共用。这些创新创业的培训，酒店的服务、农家乐的服务怎么来提高，都是新理念下经营新农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在培训农民方面的作用，提高群众的创新创业和经营新农村的意识和能力。

这些就是转变理念所引起的一系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改革模式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要把新农村作为一种资源、资本来经营，使它在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产生相对互动的关系，最后不间断的增加农民的收入。

二、用什么力量推动新农村建设

县委认为，要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来推动新农村建设。进而言之，就是把农村干部的待遇解决好、把积极性调动好、把创造力激发好。这次会议结束后，县委组织部、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要很快研究，把在2007年取得成果的（主要是示范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继续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我们出台的三条理念不是作秀，而是对实实在在做出业绩的农村基层干部政治上给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所不同的是，太村新区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些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要纳入进去；城关镇要把城中村改造的先进村纳入进去。今年不受名额限制，但是受标准的限制，达到这个标准提拔，给你政治和经济上的待遇，达不到标准的果断不行。同时，县上所有干部，除了教师队伍，其他干部从县委书记做起，每人都要经过职业技术培训，学一技之长来服务农村干部群众。我们对农村干部群众的服务，我们对服务对象的服务已不再是政治理论的服务，而是技术技能的服务。惟有如此，才能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把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推向一个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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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公共品 供给效率 满意度

一、引言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是制约农村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将公共品供给失衡问题简单看成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低效率关注不够，尤其是对影响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外在因素研究不够；二是对基于农民的主体地位来评判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关注不够；三是有关研究较偏向于全国或省域范围，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对地区市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证性研究不够。

本文以九江地区为例，基于现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现状，从政府和农民两个层面，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政府层面供给效率的DEA分析法和农民层面“满意度”的Probit模型分析两类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大小，得出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途径。

根据朱玉春等人对农村公共品的内容所作的分析[1]，农村公共品分级分类情况见表1。

表1 农村公共品三级分类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的DEA分析法

（一）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方法与农村公共品的内容

在本文中，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是指各地方政府生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相对提升状况效率的综合评价。其中，投入产出效率可以采用各地方政府生产农村公共产品所达到的相对“生产有效性”程度来表示；提升状况效率可以采用反映各地方政府在消除客观基础条件下，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状况的“管理有效性”程度来表示[2]。

“生产有效性”程度直接使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评价。而“管理有效性”程度则采用二次相对效率（效益）概念进行测评。这是由冯英俊等提出的将把各决策单元以往的相对效益作为它们基础条件的一种度量，并将前期相对效率看作一种输入，而将当期相对效率看作一种输出，以此作为输入输出的因素，再次测算它们之间的相对效率，即为各决策单元的二次相对效率。其好处是可以消除由于客观条件的优劣而造成的影响，对所有决策单元都有激励作用[3]。

（二）DEA分析法及二次相对效率分析结果

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及可得性，在进行计算时使用的投入、产出指标见表2。

表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部门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表

2010―2011年江西省九江市各县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应数据源于《九江市统计年鉴》和各相关部门。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专用分析软件MaxDEA 6进行测算九江市14个县（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2010年及2011年相对供给效率及二次相对效率见表3。

表3 九江市14个县（市）相对供给效率及二次相对效率及排名

三、基于农民为主体的满意度调查及实证分析

调查及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笔者于2013年8月对九江14个县区的农民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实际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在设计问卷和调查方案时，充分考虑了农民的认知水平，使之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作出明确评价。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对12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满意情况。最终共发放问卷 332份，收回有效问卷308份，占全部问卷的92.8%。

为便于研究，将12个问题的满意程度作为12个变量，用x1至x12代表。取值规则为：评价数据“不满意”取值为“1”，“一般”取值为“2”；将“满意”取值为“3”。对其他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4。

表4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注：描述统计一列是各个变量的加权平均数，括号中为其相应的标准差。

从该表可看出：

1.农民对公共品供应的11个单项（不含总体情况）的满意程度的平均值为2.14，大于2。说明农民对公共品的供给满意程度比“一般”略好，体现出一种进步，但离满意还有较大差距，如果从整体情况感觉（x11）而言，其加权平均数为2.38，情况更好一点。

2.就加权平均排序而言，相对满意程度最高的依次为“饮水设施”、“乡村教育”、“生活能源”以及“医疗卫生”；相对满意程度最低的依次为“文化活动”、“村民自治”、“农业科技”以及“政府服务”。说明了农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追求是较突出的。

以前面的定义和数据为基础，利用SPSS16.0对12个变量进行主成份分析，输出了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因子变量贡献率解释表，主成份相关性矩阵表。得出以下结论：

1.问卷调查所确定的从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到政府服务等11个单项问题都为典型性较强的农村公共品项目内容，基本都为主成份1所综合涵盖。

2.从主成份1―3与12个原始变量的相关性高低排名，可以看到：政府服务水平、饮水设施、村民自治能力、生活环境好坏是影响九江地区农民对农村公共品服务满意程度最重要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如何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相关研究和政策实施应该基于两个视角展开：

（一）基于政府的主导地位

目前的主要方式是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规模、结构等内在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程度等外在因素方面进行探讨，且以定性研究、省域以为主，少见实证。但也应多开展地级市范围的实证研究，特别是进行相对效率的比较。以本文为例，采用DEA法对九江市各区县进行相对效率和二次效率计算，既较客观地反映了现期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工作效率，又可以反映消除由于客观条件的优劣后的主观努力程度，有利于完善对下一级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提高其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

（二）基于农民的主体地位

其含义包括农民既是新农村事业的建设者和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也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者。

就本文对九江地区农民对公共品供给效率满意度的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1.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满足农民对图书室、老年人活动中心、文艺演出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农村对文化精神生活的满意程度。

2.进一步加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切实确保村务公开、民主议事制度的落实，使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3.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改善农业技术服务，搞好农业科技推广培训。

4.进一步提高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朱玉春，乔文，王芳.农民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满意度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01）.

[2]徐崇波，梅国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实证分析――以江西省80个县（市）为例[J].当代财经，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