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证券公司年度个人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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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主要从事证券交易系统技术支持、银证产品的调试上线及其它工程实施工作。

工作主要成绩如下：

1、2004年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如人员离职、借调、工程任务比较紧张、人员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沈阳金证的大部分技术支持工作都是我来负责的，其中包括柜台系统、系统、银证产品方面维护；银证产品调试安装、电话委托安装等。在五月份，公司推出剩余配售产品后，由于沈阳地区安装比较早，一方面需要尽快、尽早地把它吃透、学精，为开拓市场时提供好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在客户使用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我都把他详细归类，哪些是理解、使用上的错误，哪些是程序错误、哪些是程序有待完善的，必要时汇总形成文档发到总部。而具体使用过程中，不同客户有不同需求，也要进行相应地程序修改来满足需求。总之，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尽量把服务做得细致到位，让客户感觉到我们的技术服务没有打折。

2、顺利完成北方友好街营业部柜台系统数据、金佣系统数据合并至热闹路营业部，同时从友好街系统内分离另外两营业部的数据，实现了三家营业部在同一日顺利过渡。

3、完成了哈尔滨联合证券三个营业部的同城集中交易项目实施。在时间紧张、问题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各方面、各部门人员的协助，终于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完成了天同证券工行银证通的调试、上线工作。

5、完成了北方太原街光大银行银证转帐的调试、上线工作。

6、成了北方热闹路中信银行银证程序的调试、上线工作。

7、顺利完成了金川江营业部与太原街营业部的数据合并工作。

8、顺利完成了南五与南八中路营业部的数据集中工作。

9、抚顺交行电话银行中间件接口转换调试工作正在实施中。

从一年中的工作中我取得的成绩是在证券业务、技术水平、开发能力、工程项目经验上都有了提高，无论从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项目实施经验上都有了进步，对一些新产品，如内嵌和通用版剩余配售有了深入了解；对其它XONE、移动柜台、开放式基金代销系统等也有了一些基本了解。

成绩的取得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1、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总结，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深入找出问题出现原因。

2、银证项目的进展顺利原因是去年做过类似的产品调试工作，比较详细了解银证转帐及银证通业务流程和工作原理，前后台间关系，数据流向、资金流向等问题。

3、数据集中项目顺利完成是得益于在平时维护中对证券业务知识和柜台系统熟悉。

4、正在实施的电话银行中间件接口调试，由起初对业务的不了解，到现在对已经对流程有了清晰了解，增强了分析处理问题能力，并有信心把它完成好。

在工作中存在问题与不足：

5、技术业务还有待深入全面了解。

6、对网络方面知识和动手能力有待加强。

7、在维护或工程实施中，没注重对关键问题总结，并形成文档，这样便于大家来共享，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提高部门的工作效率。

8、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要不断地学习新业务，新知识，做到知识的更新。

改进措施：

9、平时注重知识技能积累，刻苦钻研，在边学习边实践中成长。

10、加强网络方面的学习，有机会多参加相关方面培训。

11、在工作中善于总结，对典型、关键问题解决注意整理，形成文档，希望部门加强这方面的交流、监督。

12、主动争取新业务工程实施机会，在实践中学习。

13、对公司推出的新产品及时了解。

2004年工作计划：

14、争取维护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更加有特色。

15、个人技术水平通过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16、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争取保质保量完成同时，加强沟通、协调能力。

部门及公司下一步发展的建议

部门：

17、加强部门维护、工程方面的管理，加强管理监督，有始有终。

18、对工程、加班情况能形成制度，进行串休。

19、部门能有一个值班手机。

公司：

20、多提供一些培训机会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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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是现代公司管理的主要机制，是公司高效运行的基础。财务部门作为证券公司的重要部门，对财务人员的考核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证券公司的例证分析，探索财务人员绩效考核方法，发现考核缺漏，运用绩效考核实现公司的高效管理，简化流程，修补漏洞。通过绩效考核最大程度地激发财务人员的工作激情，实现科学高效管理，积极创新绩效管理方式，实现原基础上的新突破，顺应时代的要求，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

证券公司；财务；绩效考核；高效

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证券行业的竞争也明显加剧，要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提高利润，更需要优化管理，提升效能，以低成本创造出最大效益。证券公司掌握大量资源，而财务人员掌控证券公司的营运资金，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财务人员是否忠于职守，是否积极投入工作，对证券公司的发展前景起到重大影响。绩效考核是证券公司实现对财务人员高效管理的有效途径。

二、证券公司中的财务人员的基本定位

财务管理基本职能包括财务分析、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计划、资金管理等。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对新时期财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定位于公司中后台逐步向前台延伸。会计职能也从传统的“信息处理和提供”转向“信息的分析使用和辅助决策”，从“事后算账”转向“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从基于静态预算进行反馈、控制和评价的机械体系，转向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滚动预测和计划，提供实时决策支持、柔性优化资源、持续改进绩效的有机体系。财务部按不同职能设置相应的组织架构，一般包括资金管理，计划与税务统筹，会计核算等。如何在会计岗位设置、会计人员定位等方面作出合理安排，让财务人员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充分发挥管理会计职能，制定出高效的绩效考核制度是关键。

三、证券公司财务人员绩效考核的现状分析

（一）证券公司的短视证券公司考核财务人员的各项制度模棱两可，缺乏科学合理完整的理论系统指导。例如职能部门工作无法量化，没有有效且易于操作的考核办法。数据太细太多，工作量大，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还很难达到考核目标。证券公司财务人员绩效考核只注重现阶段短时期的效益，而忽略公司的长期发展。侧重人事和薪资制度方面，不能立足全局，全面考评员工，存在不公正现象，不利于员工的长期发展。

（二）沟通反馈机制不完善一方面，大多公司的考评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缺乏员工向上反馈的途径和渠道。同时员工之间以及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容易造成误解，最后打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企业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沟通不畅难以推动团队建设和发展，优劣差别容易伤害一部分绩效不好成员的自尊心，使绩效好的更好，绩效差的更差，造成两极分化。最后，绩效考核人员素质低下，存在个人主观意识，加入私人感情，，致使评估结果掺入水分，引发不良竞争。

四、证券公司财务人员绩效考核的优化方案

绩效考核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激励员工，确保他们按照企业的目标高效率地进行工作。激励员工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比如，职业保障、物质激励、制定自我实现目标以及制定企业或企业小组的发展目标。绩效评估机制应当反映出企业的价值观和信念，发现能力差距和业绩差距，并为奖励水平提供相关信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建立多个目标，多种计量标准的员工评价体系通过对工作效果，目标的实现程度，达成效果几个要素进行全面评价，按年度、季度、月度、天量化工作目标，建立绩效考核信息系统，实现绩效考核信息化、智能化。

（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基础核算工作，财务管理工作，预算管理，会计档案管理，工作责任心，工作能力，工作创新，团队合作，合规与风险几方面制定详细KPI指标，并赋予不同权重。

（三）360度考评对同部门民主评议、所核算营业部，所属分公司，相关内审部门考核打分给予一定权重。

（四）绩效考评重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效果，不仅需要找到相同岗位的共同性，也要兼顾个性化，要避免形式化和官僚化。

五、绩效运用

良好的绩效考核能实现以下目标：第一，使财务人员为企业和部门目标价值观和目标而努力；第二，吸引足够的有潜力成为出色工作者的年轻就业者；第三，激励有才能的人员实现更高的绩效水平，并激发其对企业的忠诚度；第四，创造企业文化，使人才能在这种文化中得到培育并施展才华，组建出金牌团队。具体运用如下：第一，作为员工等级评定的依据，根据员工总体绩效进行员工等级评定，连续两年获得优秀可晋升职级，连续排名靠后的，予以降职、降级或辞退。第二，按员工的性格特点和特长安排岗位，比如将员工分为技术或功能型、管理型、创造型、自主与独立型、安全型等，做到扬长避短又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作积极性。第三，实现财务人员长期和可持续发展。通过组建创新型团队和学习型组织不断提升业务技能和专业水平，打造既有执行力具创造力的财务队伍。

六、总结

科学的绩效管理能恰当避免管理的疏漏，又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保持公司各个部门的高效运转。但是绩效管理自身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管理者结合时代要求，在工作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寻求平衡点，找到最佳方案，为证券公司财务人员的绩效管理提供创新高效服务,实现公司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1]李超.方正证券公司营销人员绩效考核体系优化研究[D].湖南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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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三个部分：

（一）控制环境。所谓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加强或削弱特定政策和程序效率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具体包括：管理者的思想和经营作风；企业组织结构；董事会及其所属委员会，特别是审计委员会发挥的职能；确定职权和责任的方法；管理者监控和检查工作时所用的控制方法，包括经营计划、预算、预测、利润计划、责任会计和内部审计；人事工作方针及其执行；影响本企业业务的各种外部关系等。

（二）会计系统。会计系统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鉴定、分析、归类、登记和编报的方法，明确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经营管理责任。健全的会计系统应实现下列目标：鉴定和登记一切合法的经济业务；对各项经济业务按时进行适当分类，作为编制财务报表的依据；将各项经济业务按适当的货币价值计价，以便列入财务报表；确定经济业务发生的日期，以便按照会计期间进行记录；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地表述经济业务以及对有关内容进行揭示。

（三）控制程序。控制程序指管理当局所制订的用以保证达到一定目的的方针和程序。包括下列内容：经济业务和经济活动的批准权；明确各个人员的职责分工，防止有关人员对正常业务图谋不轨和隐藏错弊，职责分工包括指派不同人员分别承担批准业务、记录业务和财产保管的职责；凭证和账单的设置和使用，应保证业务和活动得到正确的记载；对财产及其记录的接触和使用要有保护措施；对已登记的业务及其计价要进行复核。

二、证券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内部控制设计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和证券公司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往往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虽然证券公司已经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但在实际工作中各个管理层的职责划分并不很明确，所以也很难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进行运作。

（二）资金和业务控制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证券公司大部分都缺乏中长期资金的来源和渠道，从而导致其在经营决策上的短期行为，无法根据自身长期发展的需要设计投资经营的战略。由于自有资金的严重不足，特别是流动资金的不足，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迫使其开始参与各类违反证券市场规定的业务，例如挪用客户保证金、大量变相拆入资金、变相吸收各种公司存款、非法套出银行信贷资金等违规行为。特别是近几年来一级市场包赚不赔的现状，使许多没有证券自营资格的经纪证券公司利用各种形式和手段违法经营自营业务。由于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不力和设计不足，造成资金和业务管理的混乱。

（三）公司内部行使控制职能的管理人员、蓄意营私舞弊、恶意串通等行为，会使相关内控制度失去作用。例如营业部的会计人员和电脑部人员相互串通，非法修改证券交易系统数据，在其控制的若干保证金账号上空添资金，从而挪用资金用于个人股票买卖，从中牟利，然后再以凭空减少资金的方式将挪用的资金填回，以隐瞒其挪用资金的行为；或者与其他企业合作，利用非法资金炒股等。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理所当然要按照管理人员的意图运行，执行出了问题，内部控制也就失去了控制效能；而且，处于不相容职务的人员相互串通，失去了相互制约的基本前提，内部控制也就很难发挥作用。

（四）内部审计。很多证券公司都设有内部审计机构一审计部，但是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常常是走马观花，很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审计，往往是遵循领导的意愿，审计部门形同虚设。

另外，公司职员素质不适应岗位要求、实施内部控制的成本效益、临时控制不及时等因素都会影响内部控制制度的作用。

三、建立健全证券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制定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使得相关部门、相关岗位之间的相互监督制衡机制行之有效，保证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最大限度地控制管理风险。

（一）控制环境

从控制环境入手，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结构，加强董事会的职能及其独立性，经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在日常管理活动和公司运作中正确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力；提高员工素质，实行激励机制，明晰权责；明确内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通过内部审计加强风险的评估和管理，不断地进行自我监督和改善；结合自身经营领域的特点，制定各项具体制度等。

（二）控制程序

1、业务控制。

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实行垂直领导、横向监督的管理模式，实行交易审批制。即计划财务统一、资金管理统一、业务控制统一，各职能部门根据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在授权的范围内实施彼此的监督制约，二者形成相辅相成、相互监督的有机整体。董事会在章程和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有效地行使经营决策权。重大机构设置活动、投资活动及经营活动，由有关部门进行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估算投资项目报酬与风险，报告总经理、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履行相应的批准手续后实施。重大经纪业务、资金借贷和大额现金支付、资产调整、营业部的设置必须经总经理核准。根据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在年度中进行定期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总结成绩，纠正问题，达到集中控制的目的。同时，为了防范和管理证券经济业务中存在的诸多风险，根据交易特点及服务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的防范措施，避免差错事故的发生；而且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保密制度，事先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防止新的电子交易方式风险；制定统一的股东账户和资金账户管理制度、客户资金的存取程序及授权审批制度，对客户的开户资料制定统一保管制度；实行证券交易法人集中清算制度，严格资金的及时清算和股份的交割手续。

2、资金控制

资金的管理控制是贯穿于公司各个内部控制环节当中的，是内部控制的重中之重。根据资金管理的这一特性，公司管理层应根据资金的流向层层审批，严格资金业务的授权审批制度，强化重大资金投向的集体决策制度，凡对外开办的每一笔资金业务都要按业务授权进行审核批准，对特别授权的资金业务要经过特别批准；建立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制度，于年末考核各责任单位资金循环的成本与效益，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此外，公司还应根据规定在具有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存管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户头开设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及自有资金专用存款账户用于存放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并在符合条件账户的商业银行开设客户清算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及自有清算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将客户和自有的清算备付金也分户管理。清算部、下属营业部应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清算备付金实行定向划转。清算部对下属营业部的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督，同时接受证券登记公司及上述银行的监督，杜绝挪用客户保证金现象的发生。

（三）会计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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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在通货膨胀和负利率背景下，各类理财产品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且风险相对较小，与股票、基金相比，有明显优势。对于有着巨大理财需求的汹涌资金洪流，“8号文”意味着拧紧了一个水笼头，需要另外的出口释放。结果可能是造成资金在不同金融机构“池子”间的流转。而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没有哪家金融机构会轻易放弃。

日前，新华信托一位高管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是通过创新，绕开新规，还是利用政策漏洞，打‘球’？各类金融机构的选择不同，但可以肯定，都已在积极行动”。

围堵通道业务

“8号文”有两项重要规定：“商业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以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之间孰低者为上限”；“商业银行应实现每个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标的物）的对应，做到每个产品单独管理、建账和核算。”

据国泰君安统计，截至2012年末，行业理财产品余额为7.1万亿，意味着监管机构可容许2.45万亿“非标债权”投资，另外大约还有3500亿元“非标准债”需银行处置。摆明的处置方式有两种：发行大约1万亿元的不含“非标债权”投资的理财产品将其摊薄比例；或出售超出规定部分的“非标准债”回表。

发行1万亿不含“非标准债”理财产品已属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如何把超出规定的“非标准债”转移出资产负债表，再次成为拥有较大规模资金池的各家银行面临的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银监会“8号文”颁布后，记者从多家券商、基金了解到，“8号文”后证监会已经叫停了通道业务。

“本来，‘8号文’出来后，银行还可以通过券商成立小集合的方式对接信托贷款，通过券商通道买断‘非标债’项目，使超规的非标债项目再次出表，但现在很多公司这类业务也都暂停了。这也是证监会对券商、基金等机构从事通道业务首次亮明态度――不能接盘与银行资金池对接的信托贷款项目。”近日，多家券商、基金公司向记者表示。

一夜之间，如火如荼的通道业务、资金池业务似乎都偃旗息鼓了。

某行业里排名前5的基金公司机构部经理向记者如此描述“8号文”前后公司的变化：“之前子公司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做得好，只是从信托、银行挖了几个有经验的人，加上财务、法律的，不到10个人，对接银行资金池一年间规模就达到了我们公募规模的一半。他们的项目设立方式很灵活，而且不需要市场披露，盈利也非常可观，银行投资方也很欢迎。这真的让我们很迷茫，感觉公募基金已经没落了。但是‘8号文’一经，公司暂停了所有定向业务，现在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过去。”

某城商行的同业部经理则表示，从江浙、广东传来消息，民间信贷利率已经开始上浮。原本通过信托贷款融资方的成本和银行信贷的成本相差不多，只需要付出不到0.1%的通道费，总体成本不超过8%；但是“8号文”后，如果企业到银行资金池融资，需再对接券商小集合，融资成本起码不低于13%。而且，现在证监会对券商通道业务也叫停了。

因此，现在手里还有信托额度的小银行资金池业务近期在市场很受欢迎。

资金池限定政策三级跳

其实，这已经不是银监会第一次针对资金池问题出台限定政策。

资料显示，银行理财业务自2004年起不断壮大，尤其是2005年牛市来临，促使银行通过和信托合作开展融资类项目，提高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随即以“银行+信托”模式发展起来的银行资金池规模逐渐壮大，至2011年底，理财产品余额已达4.57万亿元。

由于银监会通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资产负债表的存贷比指标，实现对信贷规模的严格管控，而存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资金池业务开展的融资类项目，却不受这些管控手段影响。出于担忧变相“信托贷款”积聚的风险，银监会开始针对资金池问题出台限定性政策。

2010年8月，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并要求商业银行在2011年底以前将银信合作表外业务转入表内。

政策一出，银信合作规模应声回落，从2010年7月2.08万亿元下降到年末1.66万亿元。

然而，面对银监会对银信理财合作的封堵，银信合作开始通过银行资金池之间的融资产品“对敲”绕开监管，即A银行资金池和B银行资金池相互购买对方成立在信托计划中的融资项目来规避风险。

2011年年初，银监会再次《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敦促各商业银行在2011年年底前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并要求原则上银信合作贷款余额应当按照每季至少25%的比例予以压缩，而且将银信合作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业务的风险资本系数设定为10.5%，而一般的业务风险资本系数仅为1.5%左右。

银监会希望通过加大银信合作对信托公司净资本的消耗，迫使信托公司放弃此类业务。

然而，融资项目巨大的利润却驱使金融机构以巨大的“创新”热情，不断发展出新的模式规避监管政策的制约。

尤其是2012年5月“券商创新大会”后，证监会公布了11条推进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的措施，将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扩大券商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这给券商取代信托成为银行资金池的通道提供了可能性，也使证券公司以全新的通道代言人形象搭上了银行资金池的顺风车，终结了银信合作的传统模式。

“非标”资产标准化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监管趋严，银行腾挪表外的工具大幅减少，为资产证券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

所谓资产证券化，是指将预期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组合，转变为可在资本市场上转让和流动的证券，这些证券能够公开进行认购，并由特定机构登记托管并交易，还可以引入中介机构参与。这些资产包括企业应收款、信贷资产、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等财产权利，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等等。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作为偿付支持，并通过结构化方式进行信用增级。

“现在我们的通道业务都已经停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产品上。证监会也很支持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这些金融创新的品种，目前还有专项资金管理计划对接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产品方案上报证监会审核。”国泰君安从事创新业务的人士表示。

5月3日，隧道股份（600820.SH）公告称，证监会核准其设立BOT项目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这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正是通过上海国泰君安资管公司发起设立融资。

据公告显示，本期拟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大连路隧道专营权文件”约定的2012年10月20日至2016年7月20日间每年约定日期（每季度一次）应收专营权收入扣除隧道运营费用户的合同债权及其从权利。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期限不超过4年。项目计划综合融资成本不高于项目公司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筹措的资金拟提前归还项目公司部分大连路工程项目款。

据国泰君安该人士表示，这个由券商发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项目早在去年4月就已经开始运作，直至今年5月才得到证监会核准，这也是专项资产管理对接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业内首例。目前已经有其他券商开始上报此类项目了。

“该项目无疑会是银行资金池表外非标准化债权合规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项目推广开来，券商取代信托通道已经完全成为可能。”某银行同业部人士如此评价国泰君安该项目。

过去，银行通过信托、券商、基金子公司等通道进行融资类项目主要是通过理财计划购买实际融资方的应收账款、收益权等各种非标准债券，表面上看这类从银行资产负债表里转移到表外的非信贷融资已经和银行无关，但实际上由于没有第三方信用评级，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银行承担的风险并没有减少。

尤其是通过表外对接地方政府债务的信托贷款可能积聚的风险，是银监会不愿看到的。据业内的不完全统计，隐藏在表外的非标债权资产大约12万亿，多数最终债务人是政府支持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非标债权阳光化是大势所趋。信贷资产证券化正是化解这种风险、解决非标准债权问题的首选。

除了国泰君安外，记者还从中信证券了解到，中信证券的一款名为“欢乐谷主题公园入院凭证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也在等待证监会审批。

此外，专项对接信托受益权，再对口信贷资产的创新信贷资产证券化方案也有券商上报，目前也在论证中。

“其实，之前银信合作的融资类项目基本已经有了资产支持筹资的雏形，在技术层面上，可证券化资产的实质就是能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收益的流动性较差的现金流，信贷资产包产生的现金流就是此类概念。但是这些类资产证券化项目缺少最后一步――设立融资公司，找到资信评估机构授予融资公司尽可能高的信用等级，并把项目未来收益权转让给融资公司，最后，项目融资公司在市场上发行债券筹集项目建设资金。最后这一步看似很简单，但由于缺乏具有操作经验的熟练人才，目前不管是从券商操作资产证券化项目、监管层审批资产证券化项目，甚至上市后市场的接受程度各方面都在磨合。”宏源证券新业务负责人表示。

证监会机构部副主任王欧也坦言，现在会里接到的关于资产证券化的咨询多，但实际上报的项目少；业界组织的培训多，实战操作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人才不足。

4月22日，深交所了《深圳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4月23日，深交所又召集各大机构进行为期三天的资产证券化培训。业界也有传闻说，深交所在开发配合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化产品发行的新型交易品种。

王欧也表示证监会鼓励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证监会下一步将开展相关培训；完善案例总结，定期将成熟的案例总结汇编；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区分成熟产品与创新产品，简化成熟产品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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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计划放权、财政让利”这一创新体制(吕炜2002，p.102)的推行实施，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较大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自，促进了地方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渐进式改革中所积累和新生的各类矛盾与风险，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益显化，并呈加速态势。在诸多矛盾和风险中，地方政府因推进经济发展、防范与解决金融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形成的现实债务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及其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地方债务压力首先源于日益固化的财政缺口。改革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一直承担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国企亏损的责任，加之庞大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办公和人头经费支出，地方财政支出负担沉重。而财政增收相对滞后，财政收支缺口较大。同时，为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推进经济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或直接或间接地借入内外债务，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债务责任和还本付息压力，财政压力因此逐渐加大。

地方金融风险的财政化转移模式加剧了地方债务压力。1996年来，各地在化解日益积聚和暴露的地方金融风险，如城市信用社、农村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与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所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以及解决它们对社会和个人的巨额债务兑付困难时，基本上采取了财政化的风险转移模式。这一模式与波兰等经济转型国家在化解金融风险中的成功举措(海尔，1999)不谋而合，有利于有效转移金融风险，维持地方金融和经济的稳定，但其“转嫁”性质，却使地方政府在短期内面临集中的债务承接压力。

此外，近年来各地逐渐进入外债还本付息的高峰期，而外债偿还基金等准备又严重不足，各地外债偿还压力较大。庞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更加大地方债务压力。所有这些因素形成的债务压力，如不能有效缓解，将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的稳定。

减缓地方债务压力的措施，除继续保持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开辟税源并厉行节支外，在中期内还需寻找替代性的稳定缓和机制。依托不断发展的金融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将债务债券化，建立地方财政债务资金的流转机制，不失为一种值得探讨和推行的举措之一。

二、现状的剖析：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的可行性

地方政府债券，又称地方债、市政债券，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债务管理方式，它具有双重创新特性：既是财政管理与债务管理制度的创新，也是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的创新。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逐步完善债务管理方法和债务流转机制，形成宽口径的地方财政债务管理制度，有利于规范运作地方政府债务，深化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同时，中国金融市场内在的结构缺陷是资本市场相对发达，而货币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发展迅猛，而债券市场相对滞后。在发达国家作为重要金融工具的地方债，在国内尚属空白。因此，地方债务的债券化，是地方政府完善对地方经济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趋势。目前在中国进行地方债的发行与流通试点，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首先，地方政府发债动机强烈，债券的内在品质较高，这是地方债发行的有利条件。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债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缓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通过发行地方债实现行债务“掉期”，不失为一种现实明智的选择。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债偿还的长期性(最长可达20—40年)和灵活的提前赎回能力(FrankJ.Fabozzi等1998，p.351)，能充分缓解地方债务压力，有利于地方财政灵活安排与调度财力分配。二是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较之其他债务压力缓解方式，地方债务债券化的显性与隐性成本较低。以地方金融风险的财政化转移模式(即向中央银行借款)为例，中央银行再贷款年利率为3.24%(2002年2月21日调整后)，而同期进出口金融债券的发行利率仅为2.11%，中长期国债利率也不到3%。地方债因风险高于国债，其发行利率可能略高于国债，但仍低于再贷款利率。因此，地方债发行成本低于中央银行借款的资金成本。地方债较高的内在品质，主要源于趋于成熟的税收担保条件。

其次，中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条件正逐渐具备。日趋市场化的多样化的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发行制度，以及日渐规范完善的债券交易流通市场，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基础。经过20余年的培育和初步发展，中国债券发行渠道不断拓宽，品种日益增多，除柜台和交易所发行外，银行间市场异军突起，成为债券发行的主战场；债券现货、回购等交易日益活跃，流动性增强。同时，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实力雄厚、资信良好的债券发行中介机构也迅速崛起。现有债券发行和流通市场的规范拓展，为地方债券发行和交易提供了成功“先例”和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三，地方债的市场需求巨大。这种市场需求主要来自金融机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资金充沛，证券投资需求稳步上升。据统计，到2001年底，各商业银行的存差高达两万余亿；证券类资产(主要是国债和金融债)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已由1997年的不到4%，上升至2001年的18%。保险公司在投资渠道偏窄和存款利率降低的不利格局下，也急于为高达2000亿元的保险基金寻找证券投资途径。由于法规限制，也基于稳健经营的需要，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谋求稳定的高收益证券投资组合中，对债券与基金情有独钟。但现有的债券、基金品种和发行规模，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其他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也迫切需要新的债券品种，以解决债券投资面狭窄的现状。

三、方案的设计：尝试性的分析

国内地方政府债券的制度设计，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经验。地方政府债券分为一般责任债券和收入债券两大类型。前者以税收权与税收收入为担保，而后者则主要依靠债务资金项目的收益来支付债务本息，以市政公司债券(也称“岁入债券”)为典型代表(FrankJ.Fabozzi等1998，pp.348—349)。本文的探究，以一般责任债券为主。

(一)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

1.发债主体、方式与中介。结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国内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应该限定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政府。省级财政部门制定地方债的发行计划和预算方案，管理债券资金的周转和分配，掌握还本付息的总体状况；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不作为发债主体，其债务资金纳入省级财政预算进行统一管理。地方债应采取公募发行方式，以体现透明度原则，接受纳税人群体的公开监督。为方便于批量交易和托管，地方债应以记账式债券为主，以培育机构投资主体，增强市场的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行面向个人的凭证式债券。

地方债的发行中介，可由人行各地大区分行组织承销团，承销团成员可以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但以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为主比较合适，并由发债主体确定最终承销商。对发行规模较小的地方债，则可在经人民银行和证管机关许可后，由地方政府选择区域性金融中介如地方证券公司、城市商业银行等承购包销。

2.发债审批与评级。国内地方债的发行审批工作应由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三个部门共同管理：证监会制定全国统一的地方债管理办法，授权各地证管办进行具体的监督管理；财政部负责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各地的指标分配，监督各地财政部门对债务资金的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则负责地方债的发行组织工作。鉴于地方政府债券可采用区域化发行，人总行可授权各大区分行进行发行的操作，对于竞价发行的地方债，人民银行还需组织招投标工作，负责招标的全程管理与监督。

同其他债券一样，地方债也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因而存在信用等级差异以及信用风险。国内地方债的评级，可以参照国际成功经验，从地方政府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财政收支水平和结构、地方财政管理和行政效率、地方财政负债水平等五个方面，进行量化分析与定性界定；由证监会依照评级结果，给予审核，批准符合信用等级的地方债发行。

(二)地方债的流通与市场监管

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控制

一、引言

在世界金融领域的巨大变革中，全球范围内的混业经营全面取代分业经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二十世纪后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金融管制的不断放宽，金融业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工具创新的日新月异，使得占主流地位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难以为继；尤其是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标志着混业经营时代的来临，“混业——分业——混业”是国际银行业走过的轨迹。论文百事通目前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已是当代国际银行业的一种趋势，在2006年度全球千家银行排名前25位的大银行中除中国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采取分业经营模式外，其余的均为混业经营机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承诺的压力下中国的商业银行面临着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是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过程中的路径选择问题。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分业经营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特别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分业经营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混业。

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随着近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进一步加速，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展顺利，利率市场化进程将不断加快，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走向消亡，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格局将打破原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格局，市场集中度将呈下降趋势；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一步连接，外汇衍生市场逐步开展，发展金融期货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市场品种不断增加：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业的一大发展趋势，对金融混业化经营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步，银行、证券、保险相互渗透的局面已经出现，业务经营自由化势不可挡。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迅速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为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资本市场的激励作用又促进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日益完善。所以，一方面需要加快证券公司、基金、信托、保险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坚持发展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快银行类金融中介的改革，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逐步从综合经营走向混业经营。

此外，随着中国逐渐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国际全能银行和一流投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必将竞争中国商业银行的一流客户，那些达到投资级以上信用级别的优质公司客户可以通过国际全能银行和一流投资银行直接到海外发行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筹集低成本资金也可以在国内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发展反过来也将吸引公司和个人存款通过基金等投资管道流入资本市场，客户资源和资金来源的相对甚至绝对萎缩，必将对已经存在过度竞争的商业银行业务带来负面冲击。因此，处于包夹之中的中国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维持和拓展客户资源稳定存款资金来源。

总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市场结构、竞争格局和经营环境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力强大的外资金融机构银行不断进入市场，使国内银行在规模与业务创新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压力。面对资本约束、利率市场化、融资结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外混业经营的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向更广阔的资本市场拓展成为必然选择。

因此，开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探索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有效发展模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性

(一)完善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金融改革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定需要非常强大的、完善的金融系统来支撑。从整体上看，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以中介贷款融资为主市场，证券融资为辅的格局，银行体系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资本市场过小与银行过多的融资负担又使得金融体系整体发展水平落后，效率低下。因此，中国目前的这种融资体制不利于长远的金融稳定，经济增长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改善中国的金融结构，使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互动发展，才能使金融系统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能力。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迅速发展的金融中介机构为资本市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而资本市场的激励作用又促进了金融中介机构的日益完善。所以，一方面需要加快证券公司、基金、信托、保险等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坚持发展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加快银行类金融中介的改革，调整发展战略，积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逐步从综合经营走向混业经营。

(二)中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面临考验

银行业作为一种服务行业，其服务特性更多地是体现在其中间业务领域。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的银行主要是依靠利息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各银行来自中间业务的收入比重都很小。

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从1930年代至今经历了高——低——高的轮回，这与美国混业——分业——混业的历程有很大关系。美国商业银行1934年的非利息收入与总收入之比为24.57％，198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最低点，在1981年仅为7.09％：1990年后，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逐步增加，特别是1999年以后，占比上升到40％以上，2005年的占比为43％。其中，在2005年美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中，手续费收入占比不到20％，并且有下降趋势，大量的是其它非利息收入。其它非利息收入较多，与美国金融市场发达从而商业银行投资工具多、以及混业经营有很大关系。

与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明显偏低，而且来源单一，主要来自于手续费收入。这充分反映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特点，银行基本上没有来自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等方面的收入，只能依靠网点优势赚取结算、等收入；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银行也没有来自存款账户管理的收入。

目前，国际一流银行的业务结构中，投行业务基本上占总收入的30％以上。2006年全球十大投行业务排名中，以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为代表的“银行系”金融机构占据了半壁江山，资本市场及中间业务的发展水平和潜力如何，正日益成为国际投资者对上市银行估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此，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市场结构、竞争格局和经营环境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实力强大的外资金融机构银行不断进入市场，使国内银行在规模与业务创新方面具有强大的竞争压力。面对资本约束、利率市场化、融资结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国外混业经营的强烈冲击和严峻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向更广阔的资本市场拓展成为必然选择。

(三)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从事部分投资银行业务

虽然我国实行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但实行的分业经营并不是绝对的分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交叉和合作，而且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加快，混业经营的步伐逐步加快，我国正逐步走美国类似的道路，即从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

我国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目前主要通过银证合作方式实现。

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合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银证转账、基金托管、证券业务以及资金的合作。

银证转账业务主要是指证券公司通过银行网络进行客户资金的划转是指投资者通过银行的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或者证券公司的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系统以及双方的自助终端等方式，实现证券保证金账户与银行储蓄账户之间的资金实时划拨。根据《证券法》第132条第2款的规定，“券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必须全额存入指定的商业银行，单独立户管理。”随着证券公司管理的日益规范，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建立了托管银行的制度，一方面具有经济性，另一方面更强化了风险控制的效率和效果。

基金托管是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商业银行作为基金的法定监管人，不但要保管基金的全部财产，办理基金名下的资金往来，还要监督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审核基金净值及基金价格。

证券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开展“银证通”业务，即指在商业银行业务系统与证券公司交易系统相联接的基础上，以银行活期储蓄存款作为个人投资者证券资金清算帐户，通过银行电话银行或网上银行系统进行证券交易等相关业务，是为提供客户同时投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便捷金融服务。

资金合作，是指商业银行为证券公司提供合法资金。虽然，《证券法》、《商业银行法》都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但《证券法》同时又规定“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措的资金”，因此，证券公司可以通过股票质押方式向银行借款。

商业银行可开展部分债券业务，但目前仅限于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发行、兑付和承销政府债券，发行短期融资券业务；法律上并不禁止商业银行在境外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包括成为资产发起人以及二级市场上进行投资；财务顾问业务，《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对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财务顾问业务都没有禁止性条款规定；基金管理业务，200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允许符合要求的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进行证券投资。

目前商业银行开展的部分投资银行业务，为商业银行进一步综合经营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管理

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成立和运作的时间尚短，与行内其他机构和部门存在职能交叉和业务重合，业务流程和协作还需进一步磨合。一方面行内其他机构和部门与投资银行部门存在分工合作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许多项目上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需要投资银行部门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借鉴国外金融机构的业务定位和竞争策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业务定位和方向，在此基础上，加大业务创新、组织机构、风险控制机制以及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的创新，充分整合内部资源，实现投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未来金融机构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工行、建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近期都把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今后主要的业务拓展领域，集中力量打开投资银行业务市场。而部分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等也都已成立了投资银行部，从事除股票和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的投资银行业务。在实际操作方面，我国目前存在的投资银行业务品种少，发展较慢，而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更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如何发展，如何寻求突破是各商业银行面前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重点

从美国金融业的历史看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如果说四大国有银行凭借其天然的规模优势和庞大市值具备了成为“中国花旗”、“中国汇丰”的雏形，而城市银行则凭借其区域性优势占据了地区银行的生存空间。而对于其它13家全国股份制银行来说，在中国所有银行中成为大型的综合性银行的银行可能只有

一、两家，多数股份制银行都将分化为各种形式的专业化银行，在这一分化过程中，谁能最先找到自己的定位，建立起专业化的优势，谁就能在长期的竞争中获胜。

因此，一般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时，应和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明确发展定位，与原有优势资源相结合，选择适合自己的业务发展模式，并将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与实现专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打造核心行业，像投行一样的定制化服务，以及细化交易结构等。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不断创新，走出有特色化的、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在目前，商业银行可以从搭建的七个投行业务创新平台中进行选择，并结合内部的优势业务，向专业化发展，可以重点发展以下业务：

1、综合性资产管理业务

通八达

随着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的试点扩大，通过基金公司为富裕个人客户提供的各类理财服务，包括货币市场基金、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票据投资、委托贷款等业务；加上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原有的外汇理财、人民币理财以及衍生工具理财产品，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覆盖不同风险和收益的理财平台。将资产管理业务进行整合，并进行联合营销，将满足不同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收益需求，并为客户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将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并购业务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随着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之间的整合和行业之间的整合，许多并购行为将发生，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并购提供咨询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并购提供所需资金。

3、专业化行业金融服务

通过对某一行业的发展进行充分研究，围绕行业发展的价值链，专门为该行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提供不同的资金需求方案，形成自己的业务特色，进行专业化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及管理服务。如民生银行投资银行部开展的“封闭式房地产项目”就是属于此种类型，围绕房地产的开发提供全方位的资金需求，同时对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将风险控制到最低。

此外，探索探矿权、采矿权抵押贷款业务，并对矿产类公司的价值链进行规划，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方案。由于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资源的逐步消耗，其价值越来越体现出来，目前矿产资源的价格在近年来一直保持持续上涨的趋势，行业的风险较小，但市场价值却非常巨大，发展潜力高。

4、股权直接投资

直投业务特别是对拟上市公司的投资利润收入丰厚。从国际上看，直投业务是国外投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如高盛投资中国工商银行、以及2006年收购西部矿业3,205万股权；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并运作公司上市，之后获得了巨额的投资回报，其投入产出比近550％，而对平安保险、南孚电池、恒安国际、永乐家电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的投资与套现均非常成功。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出，高盛投行业务的PE的账面价值在2006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公司类PE业务增长近78.22％，发展迅速。

从国际上的私募股权投资(PE)情况看，国际上的PE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势，出资人45％来自于养老金，10％来自于银行、保险公司，还有12％来自于个人和企业。

随着国内创业板的即将推出，将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目前，信托公司已经被批准进行PE投资，证监会也批准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两家证券公司开展直投业务的试点。

因此，虽然目前银行资金不能直接进行投资，但可以通过信托公司或证券公司资产管理的通道间接将资金进行股权投资，获得更多收益。

5、资产证券化业务

关于商业银行如何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推行结构化融资。

总之，由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无论是在组织机构、管理制度、风险控制，还是在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与现有的商业银行体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详细分析自己的组织结构、业务特色、风险控制能力以及与专业投资银行相比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上所具有的优劣势，根据投资银行的行业特点进行相应的管理变革和产品创新，为投资银行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建立具有投行竞争力特点的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商业银行原有的、保守的风险管理制度不同的投资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在规范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风险；同时，还需要加强投行部门与行内其它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加强和行外的机构进行合作，有效规避政策的限制和监管风险，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综合优势，不断完善和整合投行业务平台，不断推出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在竞争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综合经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商业银行投资业务的未来营销战略

目前，各家商业银行都把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今后业务发展的主攻方向，并利用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和声誉开展业务，在项目融资、银团贷款、财务顾问、收购兼并等投资银行业务上取得了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随着业务的开展，内部资源的整合，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营销时，应在考虑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方面的实现突破。

1、投资银行业务营销应结合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发挥自身优势，实施长远规划。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业务运行和市场开发能力等方面还不成熟，客户也有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加快，投资银行业务今后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因此，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投资银行业务营销工作，在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规划上，要树立长远目标，制定适合本行实际的长期发展战略；同时，要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誉、客户资源、机构网络、资金实力等优势，积极开展融资、理财、并购、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同时，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

2、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营销应以客户为中心，在拓展业务上实施多元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的战略。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营销应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开发多元化、系统化的投资银行业务产品，为客户设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对客户实施多元化营销策略。同时，要针对VIP个人客户和重要公司客户进行专业化营销，为客户提供专项服务、个性化服务。

3、商业投资银行业务应树立特色观念，在实际运作中实施品牌战略。目前，各家金融机构都在瞄准投资银行业务市场，如果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必须要树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这是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营销的“重中之重”。目前，各家商业银行需要都根据各自在不同领域的优势，不断创新，以便在今后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营销时有所侧重，注意树立“品牌意识”，在某些投资银行业务的领域中突出各自的“品牌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抢占市场份额，创建具有本行特色的投资银行业务品牌。

4、投资银行业务营销应统一集中管理，在业务管理上实施团队营销。目前商业银行内部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参差不齐，大都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各地分支机构的发展程度也不均衡。随着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今后商业银行应对投资银行业务要集中统一规口管理，不能归口的，由总行成立专门部门负责协调；同时总行投资银行部应加强分支投资银行机构的业务联动，通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争取优质高端客户，取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此外，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营销时，应注意实现多目标营销并重，尤其是对优质客户的业务要实行交叉营销，形成投资银行业务和传统银行业务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在充分发挥商业银行业务的品牌、资金、业务网络、客户资源等优势的同时，需要整合行内、行外以及证券公司的业务资源，制定长期经营战略，全力打造投行业务品牌，通过管理、机构、产品、业务流程、销售、人才规划等全范围的创新，构建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结构合理、风险可控的经营管理格局。

(三)经营战略和目标模式

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需要通过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特征、优势和投资银行业务的特点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从投行业务发展全局出发制定经营战略和发展目标。

鉴于银行业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商业银行内部对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有一个逐步认识、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经营战略：

1、建立业务管理机构

鉴于当前各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松散、自发性较强的现实，商业银行有必要按市场导向重新考虑内部职能机构的设置，建立独立的专门投资银行业务管理组织机构。当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为大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可在总行层面建立按事业部制运作的投资银行部，给予投资银行部相对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有效把握市场机遇，充分调动内外部各种资源，对投行业务实行系统的策划、拓展和管理。

2、进行准确的客户定位和客户需求挖掘

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客户定位应建立在现有客户分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客户的综合特征，分析潜在需求，作出准确定位。从商业银行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出发，投行业务的开展应以公司客户和VIP个人客户为主要客户群，以大型优质企业为当前重点发展的客户，以成长性良好，与银行服务实力相匹配，具有潜在投行业务需求的中型客户为未来重点业务开发对象。

3、多元化业务组合战略与重点业务战略相结合

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初期，需要构建相对平衡、能够带来稳定收入流的多元化业务组合；随着优势客户资源的挖掘，逐步形成了优势业务，此时，需要优先发展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巨大、客户资源聚集的业务，逐步形成某一业务领域独特的经营能力和经营特色，并形成较大的竞争优势，培育出投资银行的核心业务，树立自己的品牌。

4、全面创新战略

这是塑造大型专业化投资银行核心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战略之一，需要在制度创新、业务创新、产品创新等三个领域协调展开。在业务和产品领域方面，首先结合传统商业进行产品创新，拓宽业务领域，重点放在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业务领域，开发高质量的全新产品；在制度创新方面，重点建立和完善组织结构创新、决策体系创新、业务流程创新、风险控制和财务监督体系创新以及资源分配与共享机制创新方面。

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一方面，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并促进两个业务的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投资银行自身业务的发展，打造出业务品牌，随着政策的放开，通过投资银行业务资源的整合，将可能成为独立的公司，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中心。

5、业务整合

为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优势，快速有效的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建立投资银行部为核心的投行业务运营平台，采取相应的策略有效的整合内外部资源，对业务进行整合，准确的细分客户并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6、核心竞争力培育

综合化经营的着力点，就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为客户提供不断创新的综合化金融产品，来提升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同样，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也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利用商业银行的优势和内部管理来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四)业务流程管理

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需要在执业规程、业务流程、管理与决策方面遵循标准化、程序化、科学化、市场化原则。在业务操作中，需要进行业务流程管理，以防范风险，提高工作效率。

在投资银行业务流程设计中，首先应当弄清楚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围绕产品的信息流、物流和服务流这三个主要方面而进行设计，找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一般而言，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来说，能够创造核心竞争力的是“研究报告和解决方案”和“提供资金”。

一般来说，普通投资银行业务项目流程包括了信息收集、项目立项、项目实施和优选、内核、方案实施、项目总结等，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具体业务流程。但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来看，可以根据项目的类型进行流程管理，如将业务分为顾问类(如财务顾问、投资、理财顾问)、操作类(并购、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等)和融资类(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结构融资、过桥贷款等)来管理。

对于总分行结构下投资银行组织结构，根据项目的来源、项目规模和难易程度采取的业务流程管理也不相同。首先，总行设投行业务管理中心(负责全行投资银行业务的组织和协调)，分行设投行业务需求处理平台(负责集中辖区内客户的投资银行业务需求)，并建立授权制度，按照品种、风险程度高低、金额大小、操作程度难易等标准来界定相应权限，确定总、分行经营种类与额度。其次，将业务需求分三类：分行解决类、总行解决类和外部解决类，然后分类实施处理。分行解决类客户需求，由分行组织业务团队，按照我国商业银行制定的业务模式和质量标准提供服务；总行解决类客户需求，由总行在全行范围内组织团队提供服务；外部解决类客户需求，由总行负责联系海内外专业机构。

(五)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品牌定位及品牌管理

作为从事高风险产业的商业银行。历来都非常重视信誉，把信誉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优良的信誉是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先决条件，可以获得投资者的信赖、取得筹资者的认同。同样，在商业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并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市场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中得到很好的落实及突出品牌的顶尖特性。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誉优势和产品品牌都将有助于投资银行业务介入市场并得到商机。

但是，由于投资银行的业务产品是结合传统商业银行业务进行的创新，也是满足客户需求的需要，加上创新是塑造投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是克服风险的最佳手段。因此，投资银行业务产品可以同原有商业银行的产品有不同的品牌，在两者品牌没有冲突的情况下，投资银行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品牌，并进行管理。

四、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风险控制与监管

风险是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一方面给商业银行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增加了风险机会。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属于非银行传统业务领域，所面临的风险构成将会有很大改变，信用风险将不再是主要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信誉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操作风险等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一直以来，国内银行业主要致力于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和水平，市场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加强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的控制，促进投资银行业务长期稳定发展。

(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内部风险控制

一般而言，投资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不同的投资银行业务有不同的具体风险(如承销风险、并购风险、投资风险等)；而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是金融风险(包括流动性、信用、偿付风险等)、操作风险、商业风险(包括宏观经济和政策，法律和制度、声誉等)和偶然风险(各种外部风险)。可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有许多相同的风险因素，但商业银行更关注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一直以来，国内银行业主要致力于提升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和水平，市场风险管理和操作风险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而随着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商业银行除了继续关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外，还需要重点关注市场风险、法律风险、信誉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操作风险、关联风险、利益冲突风险等。因此，开展投资银行业务，需要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内部风险控制。针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方法和措施进行风险防范和控制：

1、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

(1)完善风险管理平台。

在原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将投资银行业务风险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不仅是针对投资银行各业务单元风险进行风险控制，更多的是立足于全行的层次，全面监控整体风险。同时，将业务、风险管理、审计稽核三条线独立，使风险管理和审计稽核独立于经营系统，直接向总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

(2)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设立两个层面的组织架构。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在总行内部

控制部门建立投资银行业务的内部控制体系，主要是要合理地制定投资银行部门的责任和权限，明确授权方式，建立有效的监督方式；二是通过在投资银行部门内部建立专门的内控组织来实施对投行业务的内部控制，负责对具体投行项目实施监督和稽核。

第二，根据投资银行的业务特点制定内部控制的手段和方法。包括对每一项业务、业务模块做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风险评估应当区分哪些风险是银行可以控制的，哪些是银行不能控制的，并做不同的处理。

第三，建立集中信息系统并有有效沟通渠道。商业银行应该建立一个涉及全部业务活动的信息管理系统，并保证其安全可靠。通过这个信息管理系统，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使所有员工充分了解与他们履行职责有关的政策和程序。这样，可以将投资银行业务加入信息系统，使公司决策层能够及时获得有关投资银行业务财务、经营状况的综合性信息，以及与决策有关的外部市场信息。

2、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一方面需要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将投行业务风险与银行业务风险进行隔离，建立健全风险约束机制。

首先，建立规范和完善的内核制度。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下，结合投资银行业务自身的特点，并借鉴国内外大型证券公司的内核制度建设的经验，建立一套权责分明、规章完整、运作有序、高效的内核工作机制。

其次，在总行一级部门之间建立内部防火墙，增强风险控制意识，强化风险教育。“防火墙”制度能够有效地减弱商业银行内的风险传递与风险外溢，具体包括信息防火墙、人事防火墙、业务防火墙等。防火墙的设置是一项非常具体、复杂的制度建设。

第三，增强依法经营的意识。由于金融政策因素的影响，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中常受到监管的约束和法律的障碍，要求投行人员提高依法开展业务的自觉性，努力寻找改善和转化风险的有效途径。

3、从人力资源角度控制投资银行业务风险

首先，建立有关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人才招聘、储备方案，选择适合的招聘渠道，建立完善的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人才评价体系，保证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高的道德水准；其次，定期进行投资银行业务人员的职业培训，提高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并定期进行有关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培训；此外，还需要对投行人员进行包括内控意识与风险理念培养。

4、建立投资银行业务创新过程中风险防范措施

创新是投资银行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就是为了满足客户的新需求，提供新产品和服务。因此，在业务创新中可能会受到银行监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以及其它监管部门的监管，一方面需要完善有关创新性业务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还应与监管部门沟通，避免监管风险的发生。同时，还应该对新产品和服务对现有产品和服务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建立新型业务应急预警机制。此外，新产品的推出、服务协议的制定、收费项目与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等都要经行内法律事务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外部风险监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混业趋势明显的影响下，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鼓励竞争、强调效率和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主导监管理念，并不断推动着金融监管制度的重构和金融监管方式的转变。从全球范围看，出现了货币政策制定与金融监管职能的分离趋势以及金融监管一体化的趋势。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协议”)。“新协议”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框架体系，主要由“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检查评估、市场约束)所构成，代表着最新的银行风险监管理念，为改进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奠定了基础。

“新协议”的内容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摈弃了“一刀切”的资本监管方式，提出了计算资本充足率的几种方法供选择。“新协议”有以下三方面的创新：

第一，进一步扩展、完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内容与要求，并就资本充足率计算中的各种风险测算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二，转变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方式和重点，监督检查被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风险管理水平是否相匹配，鼓励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方法、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对银行进行全面的行业监管。

第三，对银行的信息披露范围、内容、要点及方式，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银行风险进行全面的社会监管。

根据“新协议”，对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要求更全面，更为严格。面对资本约束和资本困境的严峻挑战，国内商业银行加快业务转型，大力拓展低资本消耗的零售银行业务、中间业务，包括投资银行业务，积极调整传统的以公司信贷为主导的业务结构。

在原协议中，风险主要是指信用风险，而“新协议”的风险包括了三类：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其中，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是投资银行业务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对各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是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

“新协议”要求银行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其中要求必须将投资银行业务与交易业务与其它业务一起分别归结为三类风险，并应用适当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度量，并进行风险汇总。这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新协议”适当扩大了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以抑制资本套利行为。原协议中，对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水平确定得比较低，没有充分考虑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新协议”对银行投资于非银行机构的大额投资要求从其资本扣除，即对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总之，“新协议”鼓励商业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方法、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建立起能及时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种风险的管理系统，以增强有效防范风险的能力。新晨

(三)加强对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

首先，要更新监管理念。与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相比，“新协议”不仅推动了银行监管理念的重大变革，还勾画出了一个新的银行风险监管框架。银行监管当局作为一种外部监管，要重点检查、评估商业银行决策管理层是否充分了解、重视和有效监控本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否已经制定了科学、稳健的风险管理战略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已建立了能够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种风险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要检查、评估商业银行采用的内部评级法是否可行，以及通过内部评级法计量风险和确定资本水平是否可靠；要对所建立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及有效性进行及时检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监督检查商业银行是否根据其实际风险水平，建立和及时补充资本金。此外，要监督检查银行是否及时、充分、客观地披露所规定的相关信息。

篇7

韩国政府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从表象上看是国际金融投机导致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但就本质而言，则是本国低效畸变的金融体系的缺陷所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金融结构失调。例如法人组织过多地借款和投资，金融组织通过国际市场短期借款进行贷款的条款不谨慎，以及对金融和法人组织的核算和管理缺乏透明度。第二，体制转换的不谨慎。过去30年来，政府把选择性信用分配和延期利率的管理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划分和控制；介入银行的内部管理严重伤害了其管理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而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政府并未建立管理及监督的安全网。

到1997年，一系列法人组织的破产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贷款(NPLs)负担。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由1996年的4．1％增长到1997年的6％，再加上低效的管理、低利润和缺乏透明度的地方性问题，使得金融部门在面临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风暴时十分脆弱。

危机迫使政府采取了修改法规，指导金融部门结构重组和改良金融体系，增加金融部门安全等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

二、韩国的金融改革措施

(一)修改法律和制度框架。

为实现改革目标，首先要修改法规和建立制度框架。其主导思想是实行金融结构调整，改善拘谨的规定和加速资本市场的自由化。1997年12月29日，国会通过了一揽子13项金融改革措施。其基本内容包括：加强央行的独立性；建立独立和中立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放松外资拥有韩国证券业的限制。

第一，按新的韩国银行法，央行的独立性加强了。央行(BOK)行长在经国会商讨后由总统直接任命。而且由央行行长而非经济金融部的部长掌管最具政策制定权力的货币委员会。

第二，1998年4月，对银行行使监督职能的金融监督委员会(FSC)的建立是韩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一个转折点。从1999年1月开始，由它的执行机构金融监督小组(FSS)负责监督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这4个组织。

第三，加强存款保险的作用。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在金融经济部指导下服务于所有的金融机构。它的基金用于向遇到困难的金融机构注入资金和弥补存款损失。

第四，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和出售购买的资产或资产担保的证券。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的基金一起，构成了对金融部门结构重组过程所需资金的财政支持。 (二)金融部门的结构重组。

1．基本原则。(1)金融结构的重组应该尽快、全面地完成，以更快地恢复金融市场的中介职能；(2)依靠纳税人税金的财政支持必须控制在最低水平。金融组织只有尽力降低成本和吸引国外投资重组资本才能获得资助；(3)为防止在解救遇到困难的银行的过程中引发信任危机，股票持有人、雇主和管理小组应该分担相应的责任；(4)金融结构重组应该遵循透明和客观的标准。

2.结构重组的成绩。1997年底，韩国25家商业银行中的12家因不能满足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不得不向金融监督委员会(FSC)提交自我修复计划。金融监督委员会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不满意"、"基本满意"和"满意"。其中5家银行的修复计划被评为"不满意"，并被政府关闭，其资产和负债以形式被转移到5家收购银行；另7家银行将鉴于其如何完成金融监督委员会提出的修正行为被评为"基本满意"。

韩国政府同时也加大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s)固有的结构问题调整的力度。

截止1999年底，已有199家金融机构被清理，80家被合并，还有68家的经营许可被暂停。

3．对金融结构重组的政府支持。原则上讲，金融结构重组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提供资金，但适度注入政府基金可防止金融体系发生骚乱。 同时，银行要裁减人员和分支机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并采取自救措施。由于管理失误造成 的损失必须由股东和管理小组通过减少资产或替换管理人员来承担。

在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首先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金融监督委员会估计，截止1998年6月底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36万亿韩元。其中72．5万亿韩元为拖欠了3-6个月的"预警"性质。因此，问题严重的不良贷款占较小的份额。

考虑到不良贷款的数量很大，政府采用了以下措施：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按市场价值用自己发行的债券而非现金向银行购买不良贷款。政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券担保，并到期以现金形式支付利息。

银行的资本重组也应用了同样的策略。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用自己发行的债券而非现金支付银行的资本费用。政府为存款保险公司的债券担保并同意按期用现金支付利息。以上做法增加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

在解决不良贷款和资本重组过程中，现金交易被控制到了最低。同时，财政支持的数量也是最低的。与此相一致，资产管理公司计划出售所购的不良贷款，降低政府的最终负担。同样，存款保险公司也计划出售其购买的银行股权，在降低政府最终负担的同时再次实现所购银行的私有化。

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弥补政府基金，例如出售持有的地方银行的股票和发行资产信用公债。 表1 政府基金注入情况概述（截止1999年底） 单位：万亿韩元 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总计

购买的不良贷款 存款支付、资本重组和损失弥补 总计 17．3 　27．9 45．2 3．2 15．6 18．8 20．5 43．5 64．0

(三)改良金融体系以增强金融部门的安全。

1．引进快速修正行为(PCA)体系。1998年4月，引进了以美国为标准的快速修正行为体系。在新引进的体系下，金融监督委员会被赋予权利干涉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比率的银行转变管理、降低资本、合并、业务转移和由第三方获得。

2．强化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1998年7月，政府制定了与国际准则相比更为谨慎的贷款分类标准和制度规定。从1999年底开始，贷款分类体系变得更为谨慎，以致于一些将来有还款希望的也被归类为有问题的资产。为达到国际标准从1998年7月1日开始也严格了准备金制度。 表2 不良贷款的界限划定及准备金制度 分类 1998年7月以前 1998年7月以后

预先示警的

标准以下的

有疑问的

预计损失的 　拖欠3-6个月 　超过6个月安全的 　超过6个月不安全的 　可能无法收回的 　拖欠1-3个月 　超过3个月安全的 　超过3个月不安全的 　可能无法收回的 　准备金制度的规定预先示警的 标准以下的 有疑问的 预计损失的 有可靠担保的 　1．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2.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注：1999年6月底，金融监督委员会采用了一种更为严格的贷款分类标准，它根据贷款人产生充足的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而不是以他们过去的还款能力为依据划分贷款类别。 资料来源：金融监督委员会。

3．提高会计核算和政府稽核的标准。自1998年6月起，关于银行持有的可出售证券的会计处理变为统一的当前市场评估标准。1999财政年度开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都需要根据这一统一的会计标准起草金融公告。

4．修改存款保险体系。为防止韩国银行体系在货币危机过程中崩溃，1997年政府调整了至2000年止所有存款的本金和利息政策。同时修改了存款人保险法。新的存款保险体系把存款分为三种类型：受保护的、2000年前暂时受保护的和不受保护的。 表3 存款保障 金融机构 永久性保障 2000年前暂时保障 不保障 银行 存款 分期存款 退休基金 被保障的本金 信托财产 海外存款 CDs 发展信托 银行债券 1998年7月25日后购买 的再购买协议 以价值为基础的债券 1998年7月25日后买的 再购买协议 商业银行 收到的支票 有抵押的支票 CMA 无抵押的支票 再购买协议 保险公司 个人保险合同 公司的退休基金和退休金保险合同 退休金之外的公司保险合同 1998年7月31日前签订的担保保险 1998年8月1日后定立的担保保险 证券公司 存款 期货 可选择存款 货币市场基金 1998年7月24日后购买的再购买协议 税收拖欠账户

共同存款和金融公司 存款 分期存款 已收支票 信贷联盟 信贷联盟支持的投资和存款 注：以资产为基础的债券是一种收益以执行情况为基础的信托工具。

5．对外汇流动和揭示的谨慎原则。1998年7月政府改变了一些规定以加强对短期外币债务的风险管理。运用风险管理技术填补资产和负债揭示之间时间配比的差距。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被要求按各类期限报告到期情况。另一新的规则规定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3个月内到期的)的比率至少要达到70％。一项新的广泛的风险管理体系规定，国家以国际信用等级为标准揭示风险。

6．信托资产。从1999年1月1日起，全面揭示信托受益人的新原则生效了。为防止由管理银行担保的各种可能损失，被担保的信托账户为监督和核算目的而采用特殊的资产负债表。为达到资本充足的目的，此账户中的资产为1999年总资产的50％和2000年1月1日以后资产的100％。以上这些限制已被所有的信托账户采用，以保证管理和会计目标的分离。

由于以上措施的实施，韩国的金融部门已恢复稳定。现在几乎所有韩国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都超过了10％，超过了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银行数量由27家减少到17家，雇员的减少超过了1／3。

篇8

农历龙年春节，纽约第五大道上也弥漫着过节的气氛。这是中国游客来旅游度假的旺季，在第五大道的奢侈品牌Coach专卖店，有两名会讲中国话的服务人员，而其结账台上，放置着一个显眼的银联标识。华人员工爱丽丝向记者解释道，这是近期刚刚装置的银联系统。

在店内采购的王华对于“银联”这个标识再熟悉不过了，“现在哪怕是交水电费，我都能刷银联卡。”在北京中青旅做导游的王华时常带团出国，“以前出国，让我学会了Visa和Master这两个不常用的英文单词，但是现在我的同事、朋友则无需如此，因为在国外，随处都可以找到银联。”

“十年前，买房子提着现金去”

“以往总是有中国游客问询是否可以刷银联卡，现在拥有了这个系统，对双方都是方便的。”爱丽丝知道，银联所带来的便利后面，是巨额的盈利。

远在英国的哈罗德百货，对此会更加清楚。

根据增值税退税表的相关数据，这家奢侈品商店计算出，中国富裕游客在该店的人均购物金额增加到3500英镑，对中国富裕游客的销售额增长了40%。而这些数据的前提条件无一不是：“在伦敦分店安装了75台中国银联终端机”。

中国银联在2012年1月4日下午的最新数据显示，仅元旦三天假期，银联卡境内跨行交易金额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创近年元旦假期刷卡消费新高，同比增长35％，而境外交易金额同比增长29％。

按照Visa的调查报告，2012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出境游人数最多的国家，银联要获取这一部分刷卡消费产生的渠道费用可谓易如反掌。在2009年底，银联境外发卡总量就达到700万张，而银联在中国境内发卡量早已超过20亿张。手握大把人民币的中国游客无疑是他们最好的开路先锋。

现在，银联卡已经可以在境外117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十年前，哈罗德的老板肯定不会想到来自中国的银联卡会拥有如此之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十年前，万建华想到了这么一天。

“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已经构建了发卡量，发行银联卡28亿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用银行卡作为支付工具，大家消费、出行的支付占整个支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十年前美国是35%，北欧超过50%，我们短短十年已经超过40%。”

2011年末，在2011中国第六届全面小康论坛上，获得年度“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奖的万建华发表了上述感言。他回顾了银联卡的诞生、缘起与发展，并对当下信用体系建设有着新的思考。

万建华身材瘦削，戴着金边眼镜，言谈温和却充满力量。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获金融学学士后，他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得货币银行学硕士，并于1997年在美国南加州职业大学获博士学位。

这个被誉为“中国Visa之父”的江西人几乎一手创立了中国银联。万建华很喜欢用“十年”这个词。这或许是一个深深印在他心里的时间点。十年，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巨大变化，是支付方式的变化，更是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

十年前的2001年2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提出，银行卡要走联网联合的道路，要成立一个中国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

这是银行卡发展的春天。“那时候，我们买房子甚至都是提着现金去的。”万建华的话丝毫没有夸张。即便银行卡已经逐步开始使用，在北京大商场的收银台里，打眼望去，也是满柜台的POS机：各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用卡，一家银行一台POS机。

而这个颇为尴尬的现象随后就被改变。

银联创立 万建华最初的印记

2001年5月，一个名为“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筹备组”的组织成立了。组长便是万建华。

其实，在组建中国银联前，尽管在金融业内已享有名声，但万建华为人却非常低调。筹备银联的机会降临到万建华身上，对于接受此次重任，他有着自己的考虑。

“我觉得这是商业银行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信息化是当代整个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潮流，商业银行的个人银行业务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这些年里也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个人资产业务、个人理财业务等个人银行业务集中在银行卡这种载体上的趋势日益明显。我感觉这肯定代表了未来商业银行的一个发展方向。因此这个机会确实好，尽管当时心里并不是很有底，但是起码感觉这个事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凭着这个直觉就接受这项任务了。”万建华这样表示。

之前在招商银行任职的时候，他就非常看好信用卡业务。

信用卡从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成为主流的支付工具。“80年代，中国人到美国拿现金支付，美国人觉得很奇怪，美国人基本不会拿现金支付了，要么是支票，要么是信用卡。”万建华回忆当年的情景说。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央行管理层曾经设想转向支票社会，结果银行卡兴起后，把支票阶段跳过去了，把压卡机时代的信用卡也跳了过去。“我们跳了两个阶段，直接电子化了。”万建华对《小康》记者描述银联卡发展的迅猛过程。

但是其间的过程并不如此轻松。

2001年6月，银联筹备组成立。筹备组成立后，起草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方案》，在银行内部对该方案形成一致意见后，2001年8月初由人民银行将筹建情况向国务院作了书面汇报，经国务院领导查阅后又向计委、财政部、工商总局、经贸委、信息产业部、法制办等相关部委征求意见，获得支持。

两个月后，国务院责成国家计委调研，计委再次就银联设立方案向各商业银行、各部委作了全面调查，并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调研报告，基本肯定了设立方案的原则和约定，“国务院领导对该报告也已圈阅认可”。

直到当年的12月14日，人民银行才最终批准该申请，并明确银联的性质为“提供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及专业化服务的股份制金融机构”。

2002年2月23日，银联筹备组在《关于设立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报告》中称：“为了推进联网工作，加快金卡工程建设，应对加入WTO之后银行卡业务的国际竞争，经人民银行牵头组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卡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国家邮政局等85家单位拟在原18个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基础上发起设立银联。”

2002年3月，银联正式成立，这是国内唯一一家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机构，央行赋予银联“组织银行制定规则”的权力。万建华出任银联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那时，万建华在业内被贴上的标签是“智慧”和“实干”。而他也很好地把这两个特点运用在银联的建设上。

这一年，被业界称为中国信用卡元年。

成立当年，银联就实现了在300个城市各大银行的行内联网，在100个城市实现银行卡的跨行通用，在40个城市发行银联标识卡，并且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异地跨行通用。

短兵相接 银联卡的国际化之战

自2002年1月10日起，四大商业银行及交通、招商、华夏、深发展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部门已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深圳等五城市推出了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并正在逐步实现带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在五城市内和五城市间的联网通用。

这个印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标记，开始变得随处可见。而那不同的颜色也分别象征着合作诚信、畅通高效和安全。

2003年，银联开始扩展产业链。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实现联网通用。

同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制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此战略中，银联是重要组成部分。万建华说：“人民币走到哪里，中国银联就走到哪里。”

在公开场合，万建华总是显得信心十足。在中国银联的人民币卡成功实现与中国香港的对接后，万建华兴奋地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最具发展潜力的银行卡产业大国。个人银行业务的全面开放还有两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共同努力，提升整个民族银行卡产业的素质。”

2003年末，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银联，实现扭亏为盈，2002年末，银联总资产为17.05亿元，净资产15.97亿元,净利润为亏损3766万元，而到了2003年末，净利润就达到了2606万元。

“这跟单独做商业银行的感触不一样，那个时候主要是考虑单个银行个性化的发展问题，考虑怎样做出特色，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怎样在市场上、在银行体系里面能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而银联的事是公共的事业，考虑的是公共性、社会性，是社会公共工程。因此，社会价值感更重，我只是感觉在做一件有社会价值、有公共意义的事。这件事是一项长期事业，今年只是让这项事业有重大推进。”2004年，万建华总结过去一年多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

银联成立两周年之后，万建华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一改过去“人民币走到哪里，中国银联就走到哪里”的口号，提出新的战略――“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卡就应该走到哪里”。

这一年，银联拿出了国际化方案。“我最初提出银联卡国际化，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在中国刚刚开始，怎么就走出去呀？我说没办法，不做不行。”万建华对记者回忆道。

国际化方案最后决定市场区域，是从中国香港、澳门入手，然后开发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市场，最终扩展欧美市场。2006年，中国银联战略发展部编译了《银行卡时代》。这是一本记录美国银行卡业发展轨迹的书。从地区联网到全球联网，从联网到上下游产业的完善，这就是一个成型的全球银行卡商业帝国的版图，也是中国银行卡市场未来版图的描绘。

万建华在序言中引用了作者的话，将银联与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关系引述为“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难以割裂。

如今，万建华那句“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卡用到哪里”，已经基本成为了现实。在中国，现在已经有35%-40%的人在使用银联卡。“我们已经把农村算进去了，如果在城市这个比例更高。”万建华说。

在国外，银联已经基本实现了100%在ATM机取款功能。“而且银联卡的消费还在逐步扩大。”万建华说，“日本、韩国，甚至一些很小的店都可以使用银联卡。”

正是在万建华的努力下，中国银联短短几年就实现盈利，中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对接成为现实，并开始初步向第三方支付市场迈进。

银联卡改变了什么

“商场、超市、宾馆……只要在POS机上一刷就行。”导游王华注意到自己所带的游客们，已基本上习惯了刷卡生活，“甚至在旅行的过程中也在用互联网、手机等缴费。”新的支付方式正在改变着居民的消费方式。

在万建华任期内，中国银联做出了傲人的业绩。2008年中国银行卡跨行交易金额达到4.6万亿元，比银联成立前增长了50倍。截至2008年底，我国银行卡发卡总量超过18亿张；境内联网商户达到118万户，联网POS机具达到185万台，联网ATM机近16万台，分别是银联成立前的7.8倍、8.4倍和4.2倍。

2007年8月，万建华调任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副董事长，之后又于2010年出任国泰君安党委书记及董事长一职。

事实上，从2001年筹备中国银联，到国泰君安，一弹指就是九年。在这九年里，万建华一直在银行系统，特别钟情于中国自主品牌的支付体系的创建。有人说，万建华最擅长的是银行系统，现在去证券公司，并没有太多优势。

但实际上，证券也是万建华的老本行。“证券业我原来也做过，招商证券和长城证券就是我创立的。”万建华对《小康》记者说。在离开招商银行前，他曾在这两家证券公司任职董事长。

现在，在上海本土老牌券商国泰君安身上，也日渐清晰地显示出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万建华低调实干的烙印。市场化是万建华上任以来对这家老牌券商最大的期望，而在随后的经营团队招聘和未来的战略规划中，市场化成为一条主线。国泰君安经营理念的变化也开始沿着万建华的思路进行。

国泰君安通过近些年的发展，以证券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雏形已经逐渐形成。

“所以无论在央行也好，在商业银行也好，我都努力地去工作，务实地去做事。那么好的机遇，也接受了这么多教育，自己也认为对很多问题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认识，所以总在想应该把它发挥出来，做一点自己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但要做好事情，不仅要有志向、愿望、激情，还要务实。”万建华说。

“大一点的事不是一个人能做成的，特别是像银行卡联网通用这件事，涉及各家银行、广大商户和持卡消费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政府和央行的有力支持。这就要沟通好，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想，找到共同点，先从共同关心的事做起，一步一步来，逐步把事情做成。”

“以前出门旅行，购物，身上总是要带上现金才踏实。而现在，有银联卡其实更踏实，而且方便。不用再带那么多现金出门。”导游王华在带团去美国时，刷卡结账为母亲和朋友各买了一个Coach的钱包，一共202美金，银联甚至为其节省货币转换的手续费。王华从没听说过万建华这个名字，但是她和身边的亲人朋友们，每个人的钱包里，都装着银联卡。

万建华和那个写着“Union Pay”、三种颜色交接的小方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方式。

（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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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审慎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由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以下简称次贷) 危机引发的，因此，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考察必须首先从次贷着手。在美国，根据抵押贷款主体信用条件的评级好坏可将抵押贷款分为三类:一是优质抵押贷款，二是次优抵押贷款，三是次级抵押贷款。次贷一般是向信用分数低于620 分、还款能力差、负债较重的购房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①美国次贷能够形成并发生危机，一方面是因为从2001 年开始次级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放款额急速增长，其占美国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放款额的比重从2001 年的8. 6 %上升到2006 年的20 % ， ②次级住房按揭抵押贷款在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次贷领域审慎原则的缺失，不仅金融机构在经营次贷业务时没有遵循审慎原则，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遵循审慎原则，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实施审慎规制和监管。

审慎意为谨慎从事以避免风险和不良后果。随着经济金融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金融业市场的失灵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如此，相比其他行业，金融业具有战略的重要性和公众信心的维系性等特征。这些都要求金融业坚持审慎原则，即金融机构要审慎经营，监管部门要审慎规制和监管。基于这一认识，巴塞尔委员会在1997 年并于2006 年修订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 ③中多次对审慎原则给予强调。《核心原则》第7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银行和银行集团建立了与其规模及复杂程度相匹配的综合的风险管理程序，以识别、评价、监测、控制或缓解各项重大的风险，并根据自身风险的大小评估总体的资本充足率。在这项总的规定之下《， 核心原则》对信用风险作出了多项具体规定。例如《， 核心原则》第8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 银行具备一整套管理信用风险的程序;该程序要考虑到银行的风险状况，涵盖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信用风险(包括交易对手风险)的审慎政策和程序。对于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 核心原则》第13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银行具备准确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市场风险的各项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当局应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规定具体的限额和(或) 具体的资本要求。《核心原则》第16 项原则规定，银行监管当局必须满意地看到，银行具备与其规模及复杂程度相匹配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有效系统，其中包括经董事会批准由高级管理层予以实施的明确战略。需要指出的是《， 核心原则》高度浓缩了巴塞尔委员会和许多发达国家在银行监管领域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了散见于以往巴塞尔委员会文件中的原则精神，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风险监管原则架构，且在制定和修订的过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十国集团”国家的参与，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我们可以以《核心原则》为据审视美国次贷业务经营的非审慎性。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从源头上看主要是由信用风险造成的，即是由于交易对方———次贷借款人———不能偿还贷款造成的。那么，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是否严格执行了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信用风险的审慎政策和程序呢? 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1) 按常理和常规，银行发放住房按揭抵押贷款首先必须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未来的收入状况，以此确定是否放贷和贷款额度。但大部分次贷是所谓的“忍者贷款”———无收入、工作和资产但只要有脉搏的人无需任何证明都可以申请的贷款。由于房价的不断上涨，信贷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忽视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这就为信贷机构从事次贷业务埋下了信用风险的巨大隐患。(2) 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的信贷机构发放次贷时没有按照审慎信用风险管理的要求，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借款人甚至在抵押贷款发起人的隐形支持下提供虚假信息获取贷款。这使得次贷业务中的欺诈现象得以蔓延，信贷机构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潜在信用风险。(3) 在次贷危机之前，在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的经营中，传统的次优抵押贷款的质量也逐渐沦落到次贷水平。次优抵押贷款的传统定义是个人证明材料不足抵押的贷款，但后来却演变成证明材料很少或没有证明材料甚至可以是“说谎者的贷款”。④次优抵押贷款的实际经营状况意味着潜在的巨大信用风险不仅存在于次贷业务中，而且也存在于信贷机构从事的次优抵押贷款业务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欺诈案件从2001 年的4 996 件急剧上升到2005 年的25 989 件。⑤ (4) 美国次贷中“第二按揭”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信贷机构在房价下跌时面临的信用风险。第二按揭又称第二抵押，是指同一房屋在已被登记抵押贷款后又设立新抵押，后设立的贷款抵押被称为第二抵押。第二抵押在法律上居附属地位，因为之前登记的抵押贷款的信贷机构在借款人违约时对房屋具有优先受偿权。美国的次贷抵押多数是以第二抵押或其他再融资的抵押的形式存在，而非房屋净值贷款抵押，因此，第二抵押的实际担保额便是房屋未来的升值额度。⑥但是，一旦被抵押房屋的市场价值降至第二抵押设立时的市场价值，第二抵押就会名存实亡。上述这些做法无疑都是不审慎的。

在美国次贷业务的经营中，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的交织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信贷机构之所以大量从事高风险的次贷业务，并不是因为其对次贷的风险状况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其将借款的偿还寄希望于抵押物而非借款者的偿付能力。受2000 年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和“9 ·11 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结束了近十年的持续增长，出现衰退迹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美联储) 为刺激经济增长而连续降息。在这一背景之下，大量过剩的流动性资金进入民用房地产市场，使得美国房价一路上涨。美国联邦房地产企业监管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1 年开始至2006 年第一季度，美国房价一直保持着6 %—9 %的涨幅。⑦基于对房价不断上升的预期判断，信贷机构在发放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时并不关注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而是关注作为抵押物的房屋的价值，因此放松甚至忽略了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识别、计量。而信贷机构对次贷抵押物———房屋———的市场风险是否有充分的认识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住房按揭抵押贷款的还款期限一般在20 年以上，在如此长的还款期内，房屋的市场价格免不了会发生波动，这是市场风险的正常体现。根据审慎经营原则，银行不仅应注意考察放贷之时抵押物的价值，还应考虑在还款期间抵押物市场价值的波动，而次贷危机前美国信贷机构并没有对未来房价下跌时的市场风险给予应有的关注。信贷机构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置若罔闻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次贷资产的证券化。信贷机构发放次贷之后便将贷款资产转售给“房地美”和“房利美”等独立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再由这些机构打包出售给投资者。借助次贷资产的证券化，信贷机构把次贷风险从自己的账本上转移到资本市场，借款人日后的违约似乎不会对从事次贷业务的信贷机构造成任何损失，但风险并没有消失，这为后来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祸根。事实证明，信贷机构这种独善其身的做法难以善终，因为无论是银行流动性的维持还是长期投资收益的保障都依赖于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总体发展状况。

缺乏对利率风险的关注与识别也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01 年开始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增长持续降息，使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在2001 年11 月至2004 年11 月间的整整三年时间内维持在1 % —2 %的超低水平。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正是在利率处于历史性低位的背景下大量从事次贷业务，因此，次贷借款人一开始还贷压力较小，没有暴露信用风险。但自2004 年开始，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经济过热的势头，美联储开始不断加息，尤其是2004 年至2006 年连续17 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迅速抬高至5. 25 % ，使得住房按揭抵押贷款的还贷压力不断加大。⑧不仅如此，次贷合同的特殊还款利率设计也加剧了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美国的抵押贷款一般可分为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和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所谓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是指贷款利率可以定期根据指标利率调整的抵押贷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利息与优惠放款利率相挂钩，并根据联邦基准利率水平定期进行调整。此外，还有混合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此类贷款一般在经过一段固定利率期间后进入可变利率期间。⑨美国次贷大多属于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到2006 年有超过80 %的次贷采用混合可变利率。⑩这样的还款利率设计潜伏着巨大的利率风险，因为借款人的还款压力并不会因利率上调而立即加大，而是在过渡期(一般为两年) 后才逐渐显现。混合可变利率不但没有起到防范和降低利率风险的作用，反而潜在的帮助了信贷机构吸引大量的次贷业务，实际上增加了信贷机构的潜在信用风险。更有甚者，美国的抵押贷款机构还设计出比可变利率抵押贷款风险更大的利率可调抵押贷款期权，这种金融产品允许借款人在一段时间内非全息还款，且无需借款人提供收入或资产证明，抵押贷款的利率在开始两年低于市场利率，然后在利率调整时采用市场利率。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调查显示，2004 - 2005 年度超过20 %的利率可调抵押贷款期权的价值低于其证券化融资的筹集金额，因而利率变动极易产生违约风险。lv 尽管《核心原则》第16 项原则要求银行建立全面和适当的利率风险计量体系，对模型和假设进行定期验证，同时银行应定期进行适当的压力测试，评估对利率变动造成的损失的承受能力，但事实证明美国的银行等信贷机构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未来利率上调的影响，银行对利率风险的识别和检测也没有做到《核心原则》所要求的审慎。

美国次贷之所以大行其道，也在于政府监管部门缺乏审慎规制和监管。在美国，作为银行主要监管者的美联储的特殊职能决定了金融规制和监管中的审慎要求极易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侵蚀。美联储不仅是银行业的主要规制和监管者，而且是承担货币政策职能的中央银行。规制和监管责任与货币政策职能存在内在冲突，这在经济衰退时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因为此时，美联储为了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常会鼓励信贷机构发放更多的贷款。lw信贷机构发放次贷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追求自身利益，但若美联储及时适当收紧货币政策抑制信贷机构的房贷冲动，危机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一方面美联储在长时间内保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刺激了信贷机构发放次贷;另一方面，信贷机构的经营特点又决定了其不可能持有过多的现金。因此，流动性过剩也促使信贷机构将业务向次贷等领域延伸。审慎规制和监管与审慎经营是有机的统一体，规制和监管是否审慎主要看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要求是否达到审慎标准，以及是否保证审慎经营标准在实际中得到落实。美联储为实现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降息等手段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资金，而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其显然不可能严格限制银行的放贷业务，也不可能对其中的风险进行审慎规制和监管。这种做法实际上为银行等信贷机构违背审慎原则大量从事次贷业务提供了隐形支持。

总之，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不切实际的高位，就必然会下跌;如果利率处于不切实际的低位，就必然会上升;如果信贷机构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处于不切实际的高位时违反审慎原则不顾借款人状况以不切实际的低利率发放贷款，而又缺乏政府监管部门的审慎规制和监管，那就必然会铸成大错。

二、对投资银行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

“投资银行”无疑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最为显目的一词。伴随着贝尔斯登公司与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美林证券公司被美国银行(Bank - American Corporation) 收购，高盛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被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无一幸免。从一定意义上讲，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也成为金融机构中被指责的核心对象。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角色也暴露出了现行金融规制和监管体系的重大缺陷。

传统的金融监管一般将金融机构分为银行、证券和保险三类，而这里的银行一般是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虽然使用“银行”一词，但监管部门一般将其纳入证券业而对其实施监管。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库恩在概括何为投资银行时，基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将投资银行概括为从狭义到广义的四类。库恩认为，广义上的投资银行是指从事所有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证券承销、公司财务到并购，从管理基金到管理风险资本等活动的金融机构。库恩特别指出，那些业务范围仅局限于帮助客户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买进证券的金融机构不能称为投资银行，而只能称作“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公司”。lx从投资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知道，投资银行最早经营的业务与证券公司基本相同，即主要是从事证券承销的中介业务，依靠佣金、手续费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将投资银行纳入证券业监管范围的主要依据所在。但现今的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早已超出中介业务的范围，其更多的是直接作为主体参与金融产品的交易，而非仅仅是作为实体经济机构的人参与金融交易，其主要收入也不再是依赖佣金等中介费用，而是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所得，这也是投资银行高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投资银行本身不能吸纳公众存款，投资银行直接投资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利用短期票据市场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滚动借债模式所筹集的资金。由于这种滚动借债模式规模庞大，只有环环相扣，一个环节也不能出错，投资银行才能保证庞大机构运营所需资金，俨然变成了一种借短债、放长贷的银行。ly同时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银行经营的直接融资业务逐渐成为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融资手段。因此，投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对投资银行的规制和监管并没有像投资银行的发展一样与时俱进。

实际上作为银行业监管公认标准的巴塞尔委员会2004 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 也没有将独立的投资银行纳入其调整范畴。一方面根据《新资本协议》第1 部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银行集团或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的投资银行业务才受《新资本协议》的约束; lz另一方面《， 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在于要求银行满足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通过将银行杠杆率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来防范过高的经营风险，但投资银行在逐渐代替传统商业银行成为融资主角的同时其杠杆率也在急剧上升。仅从2003 年至2007 年，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从20 倍左右上升到30 多倍，而这还不算结构式投资工具的杠杆效应，如果算上这些杠杆率，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可高达50 倍—60 倍! 如果投资银行套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算法，他们的资本充足率约在1 % - 2 %之间。l{ 由此可见，投资银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及时有效的审慎规制和监管，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早已超出传统的证券中介服务，但对它的规制和监管仍停留在证券业领域之内;投资银行在其业务拓展的过程中伴随着潜在金融风险的加剧，而监管的标准并没有相应的改进与提高。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正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加剧的根源之一。

如今伴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倒闭与转型，投资银行的业务将主要在金融控股公司之下经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投资银行规制和监管上的缺陷就因此而消失。这是因为《新资本协议》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主要在于监管方式的选择上，而投资银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也揭示了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缺陷。《新资本协议》是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其适用范围的，即以国际活跃银行为中心将适用范围扩展至此类银行上级的金融控股公司和下级的国内银行、证券公司。这种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的做法的实质是弃功能监管而采机构监管。机构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种类来确定监管的范围，例如，银行由银行监管部门依据银行法进行监管，证券公司由证券监管部门依据证券法进行监管。功能监管是指监管的范围应当根据业务行为加以划分，例如，所有证券业务都应由证券监管部门依据证券法加以监管，而不论机构的形式如何。l| 在传统的分业经营模式之下，不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领域之内，金融监管采取机构监管模式恰好可以发挥机构监管专业性强的特点，保证对不同金融机构有效监管的落实。但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传统的机构监管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新的金融监管的要求，功能监管的优势得到彰显。

《新资本协议》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这表明《新资本协议》延续的仍是机构监管的理念和思路。美国现行的伞形监管模式虽然将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结合运用，l} 但其伞形监管模式是针对银行控股公司和金融集团而言的，对于独立的投资银行的监管仍延续着机构监管模式。美国金融监管的实践也表明，美联储无权对独立的投资银行的业务进行检查《新资本协议》以机构种类为标准来确定适用范围的缺陷，还表现在机构监管模式在不断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面前无法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规制和监管。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当形式上具有不同业务种类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经济功能上有相互替代的可能时，机构监管模式下的监管就很容易被金融机构规避和操纵，l~而这正是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凸显之前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所在。

三、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中使用最频繁的词语除“投资银行”之外，就是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的名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在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人们将信用违约掉期称为是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金融衍生产品之所以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加剧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因非审慎规制和监管而导致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各式各样，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次贷证券化过程中的衍生产品。

《新资本协议》在三大支柱中都涉及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有关规定。第一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其将资产证券化的监管规定在信用风险领域，即在确定信用风险时对资产证券化有特别的规定要求。第二大支柱即监管审查，其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审查有特别的规定。第三大支柱即市场纪律，其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标准化方法与内部评级法的信息披露有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 新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的规定本身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重大缺陷。这是因为《新资本协议》的标准化方法与内部评级法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暴露使用的是一刀切的单一方法，并没有区分初级证券化与再证券化的不同风险状况。如果仅凭初级证券化产品就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暴露，实际上是低估了再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暴露。而此次金融危机中风险迅速扩散的媒介主要不是初级证券化产品，反而恰恰是信用违约掉期、担保债务权证这样的再证券化产品。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和其他房贷机构将其住房抵押贷款的收益权打包出售给一个具有风险隔离功能的特定目的机构，并由这一机构公开发行以此为基础资产支持的偏债性抵押贷款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购买抵押贷款的价款，而投资者相应获得主要由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构成的收益。mu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便是初级证券化产品，但次贷的证券化过程并未就此结束。一般来说，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v 信用评级相对较低(风险较高) ，但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金融机构为提高这些资产的收益，于是以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付债券为基础进行再证券化。以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为基础发行的债券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担保债务权证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主要区别是:担保债务权证的资产已经不再是次贷，而是中间级段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其他债券。mw由此可以看出，初级证券化中的现金流直接源于实体经济之中，而再证券化产品的收益却是以其他证券化产品的现金流为基础，而且这些作为再证券化产品基础的证券化产品往往都是一系列组合，因此，再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一般很难了解其投资产品的真正风险状态。像担保债务权证这样由各种信用等级的证券化资产组合而成的金融产品极其复杂，以至于最聪明的投资者也无法确定其风险。mx更为复杂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步伐并未因为担保债务权证的出现而止步，以各种担保债务权证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也被广泛推向市场，这些以担保债务权证为基础的证券化产品被称为担保债务权证平方，以此类推还有担保债务权证立方等更为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过于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实际到最后连其设计者都无法确定其风险状况，那么投资者与监管者又如何确定其风险状况? 无法确定风险的投资是盲目的，并最终导致损失，而监管者无法确定风险状况便导致监管的失效与潜在系统风险的蔓延。因此，鉴别金融衍生产品的具体风险暴露程度，并采取适当的规制和监管措施是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重点所在。

巴塞尔委员会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就已经认识到了在资产证券化方面规定的缺失，正准备对《新资本协议》框架进行修订，以便对复杂的再证券化信用产品规定更高的资本要求。my但需要注意的是，提高资本要求本身并不是有效防范风险的关键所在，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的关键在于确定具体的资本要求。在监管者还无法确定像担保债务权证这样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具体风险状况时，其又如何确定具体的资本要求和其他有效防范风险的措施呢? 解决这一监管难题需要我们对金融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并依此反思现行的金融监管理念。具体到资产证券化而言，资产证券化最为重要的要求是风险的实质转移《， 新资本协议》也特别强调资产证券化中风险的实质转移，并以此为依据确定资本要求。但若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

计者与投资者对具体风险状况都没有明确的认识，何谈风险的实质转移? 华尔街金融大鳄们设计出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是为了更好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提高自身的盈利水平，至于经济发展是否需要这样复杂的衍生产品来防范与规避风险，则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但监管者显然不能与金融机构保持同样的思维，虽然当今还无法准确确定某一具体金融产品为经济服务的程度，但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监管者对风险难以确定的金融产品应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信用违约掉期，又称信用违约保险，也是一种再证券化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掉期的雏形是由摩根大通银行于1994 年设计出的，最初的目的是将因贷款而发生的坏账风险转移给第三方，这样银行就无需为贷款坏账拨备巨额的准备金，具体方式就是银行通过支付给第三方一定的保费后便由第三方承担债券的坏账风险。mz信用违约掉期与传统的资产证券化有显著的区别，在信用违约掉期中风险虽然转移给了第三方但资产本身并没有转移，这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是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典型代表。合成型资产证券化是指通过一种或多种信用衍生产品或担保来使全部或部分信用风险或潜在的风险转移给一个或多个第三方，其与传统型资产证券化的区别在于是否使用信用衍生产品或担保来转移风险。m{《新资本协议》已经注意到了传统型资产证券化与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区别，并且在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处理规定上进行了区分。例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标准化方法对担保与信用衍生产品规定了风险暴露的特别资本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内部评级法对合成型资产证券化与传统型资产证券化做了分别说明，以确定哪些寸头属于“高档次”，并按此处理。但《新资本协议》关于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这些特殊规定能否发挥实效呢?此次金融危机当中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遭遇即对此提供了注脚。m| 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以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但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经营类似的保险业务并不受《新资本协议》的约束，因为《新资本协议》在其适用范围中明确规定，本协议所指的金融业务不包括保险业务，金融企业也不包括保险公司。信用违约掉期说起来像是一种保险，但实际操作上更像期权。m}因此，将信用违约掉期定性为非保险业务进而由证券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是适当的。问题是目前当保险公司参与信用违约掉期交易并承担信用违约掉期的债券风险后，其根本无需依据《新资本协议》有关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殊规定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新资本协议》这方面的规定受其适用范围的限制，其防范风险的措施自然很难起到实际的效果。信用违约掉期使得《新资本协议》有关合成型资产证券化的规定暴露出的以下两个问题: (1) 资产证券化的深入发展意味着其涉及金融领域与金融机构的多样化，面对日益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与结构，巴塞尔委员会应注意保持涉及该领域有关规则之间的一致。(2)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转移风险，但金融监管的核心不是转移风险，而是防范与抵御风险。《新资本协议》有关资产证券化的规则却只强调风险的转移，而未重视对风险本身的防范与抵御。这一设计理念实质是只强调被监管部门(银行) 的稳健，而忽视其他金融机构的安全，实质上是分业监管思维惯性的结果，没有发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功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动放松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和监管，尤其是格林斯潘主持美联储期间更为突出。早在1998 年春季，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对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激增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则表示，出台新的监管措施有扰乱资本市场的风险。m~ 正是受到格林斯潘等人影响，加之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 年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和监管。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正是基于对市场自我约束的考虑，认为投资者的自我选择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机构，无需政府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规制和监管。nu 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产品一直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这不仅是因为衍生产品本身过于复杂，缺乏透明度，同时也因为投资者不被允许调查最初借款人即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状况。nv 以担保债务权证为例，其现金流量是基于最初借款人的偿付能力，但如果投资者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基本信息都无法全面了解，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自我约束又从何谈起?

四、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启示

美国金融业远比我国金融业发达，其金融业的发展比我们起步早、走得远。虽然发达的美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些问题在我国还不具备发生的条件，但我国金融业终究要走向远方，因而美国金融危机在金融法制上留下的教训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前车之鉴，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第一，金融业的经营与监管部门的规制和监管都必须遵循审慎原则，并应注意维护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的健康。金融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不良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不健全的金融监管。信贷机构的非审慎经营与监管部门的非审慎规制和监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当适用则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下了祸根。就我国来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这也是我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金融重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当前的金融规制和监管中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突出问题，如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贷款风险问题。房地产泡沫巨大在我国的许

多地区是不争的事实，银行为泡沫中的房地产提供贷款无疑面临巨大的风险。例证之一就是一些城市随着房价的下跌，出现了断供的现象，并有演变为中国版次贷危机之虞。这反映出银行在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过程中对于房价逆转导致的泡沫破裂缺乏应有的审慎处置，监管部门也没有及时采取诸如提高房贷首付比率之类的风险防控和抑制泡沫的措施，出现了非审慎经营与非审慎规制和监管。同时，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贷款风险问题也折射出宏观经济政策与金融审慎规制和监管相协调的重要性。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效果的显现，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超预期地加剧对我国影响的凸显，我国经济由当初防止过热转向防止下滑和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泡沫尚未挤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性质的托市行动，金融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又不得不屈从于宏观经济的需要。金融业的机体健康和安全稳健取决于其所置身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不良，宏观经济政策缺失，那么金融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免不了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绑架”而无法有效贯彻，长期下去会养痈为患，酿成大错，最终贻害金融和实体经济自身。因此，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消退后，继续挤出房地产泡沫并保持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防范金融风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加强审慎经营与审慎规制和监管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审慎规制和监管有恰当的认识。在我国，不少人对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正当性还存在模糊认识，甚至否定其必要性。例如，有人将效率与规制和监管对立起来，借口规制和监管会压抑金融机构的效率而全部或部分地抹杀规制和监管及其作用。nw然而，没有必要的审慎规制和监管，市场失灵及其对社会效率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就无法得到防范和制止，规制和监管正是由于市场没有达到或妨碍达到帕累托效应———效率最大化———而应运而生。审慎规制和监管发轫的这一理念基础本身赋予了规制和监管以效率的内涵和尺度。审慎规制和监管与效率及竞争没有实质冲突，审慎规制和监管通过加强竞争并使之在市场上更加有效，增进社会的总福利。还有人将金融自由化与削弱甚至取消规制和监管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金融自由化就需要取消或放松审慎规制和监管。nx实际上，金融自由化所放松或取消的主要侧重于影响市场结构的规制措施和影响经营行为的规制措施，如分业经营的限制措施、准入限制措施、借贷利率或收费的限制、贷款规模限制和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等。在此，放松规制不仅不能要求放松或取消影响审慎监管的规制措施，而且需要加强这类措施，因此，金融自由化与审慎规制和监管并行不悖。如果我们在认识上不把金融法看做规制和监管之法，反而将其当作金融业发展的桎梏或障碍，那么金融业的审慎经营与监管部门的审慎规制和监管就会失去科学根据和精神支柱。

第二，在金融创新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及时树立功能监管理念，确立功能监管的机构模式。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对投资银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显示出机构监管理念在金融创新面前的重大缺陷。我国金融业正在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在我国现行“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之下，各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仍以机构监管理念为标准，对不同金融机构从事的金融业务由不同的监管部门负责监管。不过根据国务院2008 年7 月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2 条“主要职责”第7 项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这表明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功能监管的理念，而这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如前所述，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是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标准的结合，但对投资银行等独立金融机构的监管仍延续机构监管模式。而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之所以还能适应金融监管的需求，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创新步伐和程度较之美国有很大的差距，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并没有充分暴露。然而，伴随我国混业经营的开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金融创新的步伐必将不断加快，机构监管模式的缺陷也将不断显现。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树立功能监管理念并建立功能监管模式，才能保证监管的全面性和有效性，防止监管真空的出现。确定功能监管模式需要对现行监管部门的设置进行调整，功能监管涉及对具体金融业务性质的认定问题，在多个监管部门并存的情况下确定功能监管必将引发不同机构之间的冲突。我国曾尝试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改革现有监管部门的设置是我国今后实现功能监管的重要保障。

第三，金融业发展与金融产品创新必须以审慎规制和监管为保障。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对金融衍生产品审慎规制和监管的缺失，表明在缺乏审慎规制和监管之下金融业的发展存在重大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仅仅依靠市场自律已被证实是远远不够的，金融业的安全稳健须以审慎金融规制和监管为条件，金融创新产品须得到全面及时的审慎规制和监管。为此，我国应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事前实行市场准入审查制度，事中进行市场跟踪监测，金融机构应将金融衍生产品及其风险对投资者进行充分披露。在此方面，我国应当一方面完善已有的规定，另一方面弥补立法漏洞。我国现行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则主要体现在部门规章和大量的通知、文件之中，这些规则法律效力较低并缺乏稳定性，因此，对金融产品创新进行有效的规制和监管必须在高位阶的法律中加以系统规定。同时，我国应弥补现行立法的漏洞，以满足对已有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审慎规制和监管的需要。例如，对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两大支柱———净额结算制度和担保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任何规定，需要弥补。我国金融法制的上述缺陷在我国国内并没有造成严重问题，这主要在于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严格限制，但伴随着我国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增多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亟须完善相关法律以改进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审慎规制和监管。

①⑤参见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2 —115 页。

②参见王自强:《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直接动因与作用效果———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科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39 页。

③参见吴晓鹏《: 未来三年:金融海啸或第二波?》《， 21 世纪经济报道》2008 年12 月23 日。

④ Se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October2006 ， http :/ WWW. bis.org/ publ/ bcbs129. pdf .

⑥See Lauren E. Willis ， Decisionmaking and t he Limit s of Disclosure : t he Problem of Predatory Lending Price ， Maryland Law Review 2006.

⑦See OFECO ， OFHEO Seasonally - Adjusted House Prices Index for USA ( 1991Q2 - 2008Q2) ， http :/ / WWW. of heo. gov/ media/pdf/ 2q08hpi. pdf .

⑧mw参见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当代亚太》2008 年第5 期。

⑨参见徐凡《: 美国次优抵押贷款危机的回顾与展望》《， 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9 期。

⑩See Prentiss Cox ， Foreclosure Reform Amid Mortgage Lending Turmoil : A Public Purpose Approach ， Houston Law Review Sum2mer ， 2008.

vl参见巴曙松、王淼《: 加拿大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冲击较小的原因分析》《， 福建金融》2008 年第9 期。

lw参见[美]詹姆斯·R. 巴茨等:《反思银行监管》，黄毅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年版，第73 页。

lx参见[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投资银行学》， 李申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5 页。

lyl{参见吴莹等《: 投资银行之殇》《， 财经》2008 年第20 期。

lz参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年版，第6 页。

l|See Heidi Mandanis Schooner ， Regulating Risk not Function ，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 Winter ， 1998.

l}伞形监管模式是在金融集团的业务可以根据功能进行划分并由不同功能监管者分别监管的基础上，在金融集团层次上安排一个监管部门，负责对金融集团进行全面监管并指导、协调各功能监管者履行监管职责。参见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151 页。

l~参见杨惠《: 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交错:美国GLB 法案的经验》《， 财经科学》2007 年第5 期。

mu参见曹远征《: 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次级债风波的分析与启示》《， 国际金融研究》2007 年第11 期。

mv在实践中，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后产生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三者的比例分别约为80 %、10 %和10 %。参见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当代亚太》2008 年第5 期。

Mx See Aaron Unterman ， Exporting Risk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 he securitization of U. S. housing debt ，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2nal ， Winter ， 2008.

mySee Nora Colomer ， Basel II Reworked to Address Current Crisis ， Asset Securitization Report ， April 21 ， 2008.

mz参见肖剑然《: 华尔街的欲望与救赎》《， 南方周末》2008 年10 月16 日。

m{See Robert F. Hugi ， J ason H. P. Kravitt and Carol A. Hit selberger ， U. S. Adoption of Basel II and t he Basel II Securitization Framework ， Nort h Carolina Banking Institute ， March ， 2008.

m|参见唐风:《美国会就金融危机问题调查美国国际集团》，ht tp :/ / finance. sina. com. cn/ stock/ usstock/ c/ 20081008/ 01185364524. sht2

ml .

m}参见彭昕《: CDS :潘朵拉的盒子》《， 金融实务》2008 年第8 期。

m~See David Blake ， Greenspan’s Sins Return to Haunt US ， Financial Times ， 24 Sept . ， 2008.nuSee Thomas Lee Hazen ， Disparate Regulatory Schemes for Parallel Activities : Securities Regulation ， Derivatives Regulation ， Gam2bling ， and Insurance ， Annual Review of Banking & Financial Law ， 2005.

nvSee Aaron Unterman ， Exporting Risk :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 he securitization of U. S. housing debt ， Hastings Business Law Jour2nal ， Winter ， 2008.

nw参见孙光焰《: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市场化》《，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2 期;孙奉军《: 安全与效率之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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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募发行；合格投资者；注册豁免

JEL分类号：G28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84-05

一、美国证券私募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内容及特色

美国对证券私募发行的规定，源于1933年《证券法》第4（2）条：“（本法第5条不适用于）不涉及公开发行之发行人的交易（transactions by an issuer not in-volving any public offenng）”。然该条本身较为粗糙，既未对“不涉及公开发行”（public offering）予以界定，也未正面涉及投资者的资格要求问题。实践中，该问题的具体规范主要是通过联邦各级法院的判例、SEC的规章、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等多方的归纳与解释中逐步形成的。

（一）联邦法院对证券私募合格投资者的判例解释

首先，对于何谓“不涉及公开发行”即私募的内涵，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3年审理SEC V.RalstonPurina Co案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证券法》的意图是通过促进信息充分披露保护投资者，使其能够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解释私募发行豁免自然不应离开这一立法意图。亦即豁免适用与否就应取决于所涉及的某类特定人是否需要《证券法》的保护。而针对那些有证据表明能够实施自我保护（fend forthemselves）的人进行要约发行，属于‘不涉及公开发行’的交易”。可见，美联邦最高法院在界定私募的同时已经蕴含着对私募投资者理应有高于一般投资者资格的认识。

其次，在私募投资者人数标准上，美国法院的立场则经历了一个由松到紧的变化过程。如针对1935年SEC法律总监在SEC的一份通告中所提出的“在通常情况下，向不超过大约25人发出要约并不是向很多人发出要约，一般来说不涉及公开发行”的立场，联邦最高法院在1953年的SEC v.Ralston Purina co案中就认为采用“人数标准”在《证券法》上缺乏根据，即“《证券法》本身似乎没有以人多人少来决定‘公开发行’的适用与否”。“人数标准”也曾因此一度被淡化。然而，规则在实践中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在1954年《证券法》被修正中，众议院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也肯定了SEC的25人标准。此后，越来越多的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也倾向于考虑“人数标准”。如在1966年的Hirtenstein v.Tenney案中，纽约南区的法院认为“虽然最高法院在Ralston案中淡化了私募发行对象的人数标准，但这只是表明人数并非是决定私募的关键要素，并没有因之说其可被随意舍弃。人数与私募发行显然是密切相关的。”进一步地，在1967年的Strahan v.Pedroni案中，联邦第五巡回法院认为，“私募投资者需要保护是普遍的判断标准。这是人们看到《证券法》第4（2）条后正常推理可以想到的。而根据此标准，私募受要约人数多少明显是有关系的。因为完全不受人数限制的私募是不太现实的”。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联邦最高法院也一改最初对私募发行不予人数限制要求的宽松立场，其在1975年的United Housing Foundation，Inc.v.Forman案中最终认可了“人数标准”可成为考量私募发行得以豁免的要素之一。

再次，在关于私募投资者类型上，美国法院主要有两点解释：其一，将私募投资者细分为受要约人和最终购买者。如在1971年的Hill York Corp.v。American International Franchises，Inc.案中，13个购买者各自支付5000美元购买被告发行的股票。且这些购买者全都是“经验老到的生意人或律师，只需一个电话就可以获取其希望了解的有关发行人的任何情况”。在这种情形下，联邦第五巡回法院仍然判决被告没有尽到其举证责任，不能享受私募发行豁免，因为“对购买者的考察不能替代对受要约人的考察”。也就是说，在法院看来，即使最终购买者具有获取投资信息的能力，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受要约人具备此能力。因为受要约人和最终购买者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这表明，法院更加注重在受要约人层面控制风险，对私募发行进行严格限制。其二，在何种对象可成为私募受要约人上，法院关注的重点有：（1）对象的经济能力、是否有相应的商业、金融知识。比如，在1971年的lively v.Hirschfeld案中，联邦第十巡回法院就认为，“只有当全部受要约人都具有相当丰富的商业经验，并且处在一个能够时常获取公司信息位置时，私募发行方可享受豁免”。（2）对象与发行人是否有某种关系，诸如高级雇员、亲属、朋友等。在1972年的SEC v.Continental Tobacco Co.案中，第五巡回法院否认了被告私募发行的主张，原因在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显示每一受要约人与被告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以使受要约人获得注册所应披露的信息。所以这些受要约人包括牙医、内科医生、商人与家庭主妇等，除了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外，并没有机会自行查看被告的记录或验证其提供信息，有的甚至连被告人员都没有看到”。特别地，在1977年审理Doran v.Petroleum Management Co.案中，第五巡回法院总结了该院在判断“私募发行”时经常考量的三个因素，包括：（1）受要约人的人数；（2）受要约人与发行人的关系；（3）受要约人的成熟程度。当时的主审法官古登伯格（Goldberg）非常强调后两个因素应被予以重视，因为它们是确保受要约人能否获取必要信息的关键，也是践行《证券法》保护私募投资者的关键所在。

（二）SEC对证券私募合格投资者的解释

SEC自1933年《证券法》第4（2）条颁布后，曾在不同场合多次以通告形式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些通告中比较重要的除了前述提及的1935年的通告外，还包括1962年11月SEC针对Ralston Purina Co案的通告。在该通告中，SEC对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表示了认同，认为私募受要约人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他们是否和发行人有必要的联系，是否了解发行人的情况。与不受限制，没有关联的潜在受要约人谈判或劝诱其购买，是与第4（2）条相违背的，尽管最终实际上只有少许成熟的购买者购买。随后，经过10年的酝酿及反复提议后，SEC于1974年6月10日颁布了规则146（Rule 146），首次以规章的形式为第4（2）条豁免适用提供了一个更加确定的预期。规则146不仅要求私募投资者即受要约人有必要的金融、商业知识和经验及承担投资风险的经济能力，还要求受要约人之代表人也有必要的金融、商业知识和经验，能提供投资决策意见，同时将投资者的人数上限提高到35人之内。“由于规则146忽略了那些因信息和能力问题而无法“保护自己”的投资者的存在，1982年SEC在承继规则146的基础上又出台了D条例。

较之于规则146，D条例在私募投资者的分类规制上，无疑显得更为务实与精细。第一，在投资者类型方面，D条例既吸纳了上述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在American International Franehises，Inc，案中的做法，将其划分为“受要约人”和“最终购买者”，但又有所创新，将规范的重点从以往“受要约人的资格”转移到了“最终购买者的资格”上。即要求发行人在销售前必须合理地确信：不仅受要约人，而且每一个最终的购买者都具备应有的商务知识和经验，以使其能够评估投资所蕴涵的价值和风险。第二，根据最终购买者的实际情况，D条例又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获许投资者”与“非获许投资者”。其中，“获许投资者”是指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非获许投资者”就是属于规则146以往所忽略的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自然人投资者。对这部分人，发行人必须在要约发行过程中、证券销售前向其进行信息披露和提供合理时间使之有机会确认信息合理性。第三，在人数限制方面，D条例不仅在保留原有35人上限的基础上增加了“发行人合理地相信其购买者不超过35人”的规定，还列举了不被计入该35人之列的四种例外情形，包括：（1）与购买者有共同住所的任何亲属；（2）对购买者拥有50%以上的信托财产或不动产；（3）对购买者拥有50%以上的公司或其他组织；（4）任何“获许投资者”。第四，与规则146不同，D条例非常强调投资者经济实力的真实性。第五，与规则146相仿，D条例不仅保留规则146的“购买代表人”制度，要求购买代表人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而且还强调他也应与发行人保持应有的关系。

（三）美国律师协会对证券私募合格投资者的报告解释

美国律师协会（Assoeiation Bar of American，ABA）在1975年提出了一份报告，就《证券法》第4（2）条表明自己立场。在该报告中，ABA表明一个合格的证券私募投资者必须具备的3个条件：（1）“成熟”（sophistication），即有经验，能够理解投资风险；（2）“富有”（wealth），即有能力承担投资失败的损失；（3）“关系”frelationship），即要求与发行人有某种基础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雇佣关系或之前存在的业务关系等。

如果说ABA报告对私募投资者三个资格的直接界定与法院、SEC的解释并无不同，那么其强调从发行人视角间接解释私募投资者资格的提议则是独树一帜的。比如，在考量投资者是否具备“成熟”资格上，ABA认为除了对象本身因素外，还与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质量密切相关。亦即发行人信息披露越细致、越精心，则受要约人越有可能被认为能够理解风险，更具“成熟”之资格。又如，为保证投资者资格被良好地界定与执行。ABA报告还建议如果因为发行人的原因导致私募发行中受要约人中有一位或几位不具备上述“资格”，则该发行人无权享受豁免，应返还出资。这种解释思路避免私募发行人对投资者“资格”的审查流于形式。不可谓不别出心裁。

综上比较，在私募适格投资者的判定上，美国法院和SEC都从投资者本身的角度设置正面的门槛条件，这是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和SEC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角色使然。而ABA报告则倾向于从发行人角度来间接对投资者作出限制，这与其作为律师利益的代表机构。试图帮助律师们拓展在私募发行领域诉讼业务的动机有关。然而，不管是直接从投资者本身抑或是间接从发行人角度，法院、SEC与ABA三个机构对私募合格投资者的认识都较为统一：既有整体上的人数限制要求，又有个体经济实力、商务知识、判断能力及是否与发行人存有关系等方面的微观审慎要求。此外，美国法律的一大特色是特别注意投资者中的“受要约人”和“最终购买者”及“获许投资者”与“非获许投资者”的区分，从而在甄别投资者身份与确保投资者信息知晓方面对私募发行人提出相应的义务要求。

二、我国证券私募合格投资者的制度规范及问题揭示

第一，从狭义法律层面来看，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该条规定虽然赋予了“非公开发行”即私募的合法地位，为我国商事组织进行私募发行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因其没有正面对“非公开发行”加以界定，很容易让人据此推导出“只要向不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的发行”就是私募发行的结论，从而忽略了投资者的经济实力、信息获取能力和风险判断能力等方面要求，这无疑会扩大“非公开发行”的范围。并且，对于何谓“特定对象”、何谓“公开劝诱”或“变相公开”等，该条款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这显然会造成私募在便利筹资与保护投资者利益之间出现严重失衡。由此可知，尽管新的《证券法》有条件承认了私募发行，但恰恰因其缺乏该条件的具体规定，致其难以在防范私募投资风险与保护投资者上有所作为。

第二，从规章层次上来看，我国当前恪守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在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经验、监管目的与监管手段不同的情形下，各监管机构对自己领域内被监管对象进行私募发行的风险认知并不一致，结果使得各机构颁发的部门规章在对一些私募产品发行的描述和投资者的条件要求差异甚大。表1对这些规章中涉及私募投资者条件的要求做了归纳与比较。从中不难发现：在投资者人数方面，只有2011年证监会颁发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有明确要求不得超过200人外，其余部门规章均无此限制。而在经济实力方面，虽然各规章都无不例外根据产品属性设置最低投资额度，但除了银监会2007年和2011年颁布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计划管理办法》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中有专门要求提供相关财产或收入证明外，其余的均无这一实质性要求。至于投资者是否必须具备一定的商务知识、投资经验或风险判断能力等要求，也只有前述《信托公司集合资金计划管理办法》与《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两部规章有简单提及，其余的则付诸阙如。无疑，这种重经济实力而轻风险判断能力的监管要求缺乏对投资者成熟性的考量，显然不足以从本质上将私募投资者与公募投资者区别开来，未能很好体现私募注册豁免的初衷。

总之，就目前而言，我国私募发行的监管规章的确较为零散混乱，不仅未能在《证券法》的统帅下各司其职、形成相互协作的有机制度框架，而且很多规定相互柢牾，在标准上畸轻畸重。这种各自为政、互不买账的监管安排容易引发不同市场之间过度的次级竞争与监管套利等问题，久而久之还会酿成私募发行中的跨市场风险，给投资者带来损害。

三、完善我国证券私募合格投资者制度的若干思考

针对上述我国私募监管的现状及实践操作中可能暴露出的问题，借鉴美国近百年来的成熟监管经验，笔者提出了如下几点思考与对策，以期在今后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私募合格投资者制度的施行：

首先，要严格限制投资者的人数。避免私募发行人在操作中出现要么对此弃之不顾，要么不明就里、过分谨慎小心的两难局面。既然我国《证券法》已间接规定“非公开发行”不应超过200人，则我国就应以此整合上述各私募发行规章，明令要求各私募产品发售时严格遵循这一上限标准。当然，基于不同金融机构提供的私募产品的种类与特质各不相同，各监管机关亦可从控制风险和保护投资者的目标出发，根据自己所负责的监管对象的实情，对投资者的人数范围再作更为灵活与特别的限制。然不管作如何的限制。为保证法律上下位阶的完整性，笔者认为都不能突破《证券法》所确立的上限标准，否则就应视为公募发行，不能享受注册豁免。

其次，要确保投资者经济实力的货真价实。虽然我国上述各规章对投资者经济实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是，像我国这样仅停留在最低认购份额的要求而没有外加相应的收人证明远远不够。因为一些不具备真实经济实力的投资者很容易通过借贷或谎报财产等方式来规避这种准入规定，而发行人出于营销动机也往往怠于这方面的核实，以致于现实中经常出现私募基金在证券公司门口散发传单专门招徕退休老年人的情形。为遏制这种不规范的发售行为，我国应仿效美国做法，在最低投资额度的基础上增设以下两项规定：一是要求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时提供法律要求的个人净资产或年度收入的有效证明；二是要求发行人应对投资者经济实力加以核实。唯其如此，才能标本兼治，从源头上甄别出真正有经济实力的投资者，避免发行人在发售时的随意性。

其次，要强调投资者风险判断能力的重要性。美国证券私募规范的经验表明：私募发行的核心是注册豁免，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该次发行不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投资者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不需要像公募那样倚靠注册制度所提供的保护规则。依笔者之见，这里所言的投资者自我保护能力除了表现为上文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还表现为投资者自身的风险判断能力。有鉴于此，SEC才在规则146中重申私募投资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商务知识和经验。以使其能够评估投资所蕴含的价值和风险。故我国当务之急就应在立法上弥补这方面规定的不足。建议可考虑从投资者的职业背景、证券投资年限、以往投资业绩、规模等方面进行细化。此外，虑及投资者身份的千差万别，即使保证了投资者的经济能力，也未必能保证每个投资者都具有上述的投资判断能力。故为使那些有钱但对投资一无所知的群体能参与私募投资获利，开辟私募融资的渠道，我国立法也不妨引进美国法的“购买代表人”制度。亦即这些群体在风险识别能力上的不足可通过“购买代表人”的专业指导和帮助加以弥补，从而可像其他投资者那样成为私募发行的对象。当然。为有效地保护他们利益，我国法律亦有必要像美国D条例那样对“购买代表人”设定严格准入条件，包括：代表人资格、注册登记制度、代表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