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主要任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播学的主要任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类音乐自产生时起，音乐传播行为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通过音乐传播行为才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的真实存在。在人们演奏音乐的同时，向四周空间传送音乐和播撒音乐，音乐信息自一个个体进入另一个个体或另一个群体，展现了音乐的力量和音乐的存在，也就是传播的意义，所以音乐和传播具有密切的联系。

音乐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的一种活动，主要过程就是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学习音乐知识的活动，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并成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的过程。音乐除了具有一般教学活动的特点，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教学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感受美的能力以及陶冶个人情操。因此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确定应用合适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音乐教学就是一种传播行为，研究传播学可以提高音乐教学质量，而音乐课的主要教学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更为全面的教学内容。传播学的职能就是传递信息和行动，因为它的存在使音乐教学具有一定的规律，可以提高教学质量，使音乐教学具有一定的效果。与之相反音乐教学与传播学的引入相比，加大了传播学研究范围同时出现了交叉学科“音乐传播学”，有利于新的历史时期音乐教学的发展。

在实际音乐教学中以传播学为核心，创建在传播学基础上的大学音乐教学模式，是当前大学音乐教学的根本任务。在这种模式下依据传播学基础，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评价方面大学音乐教学都要进行大力改革。

二、传播视角下的大学音乐有效性教学

（一）教学内容与音乐传播的合理联合

音乐教学和音乐传播在内容上存在很大不同，音乐传播内容具有多个方面的内容，只要与人们有关的音乐文化都属于传播内容。而音乐教学内容是经过多次提炼的音乐文化内容，通常情况下都是健康音乐文化的优秀作品。实现二者的有效联合有利于实现有效音乐教学，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效联合，才能在课堂中提高音乐学习效果，才有利于学生自己去理解音乐传播中的不同音乐文化。传统意义上的音乐教学内容以教材教学内容为主，教师在音乐教学中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授教材内容，而不涉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在传播学的要求中，要求确定的教学内容更为科学合理，首先要求所选择的教学内容要对音乐教学有利，有利于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进行创新。其次要在分析大学生音乐知识基础和特点的前提下，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从而主动参与到音乐教学活动中来。第三要求音乐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内容具有一定的联系，当前音乐传播呈多样化发展，学校音乐教学要想实现有效化，则要求一定要与音乐文化传播联合起来，完成学校音乐教学与音乐文化传播的结合，才有利于实现学校音乐教学和音乐传播的合理联合。让学生在音乐教学中给自己准确定位，真正感受音乐的美。

（二）提高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因为教学内容出现了一定的改变则要求教学方法一定要实现创新，因此在传播学的要求下大学音乐教学方法应该呈多样化发展。要求音乐教师应该善于创造音乐教学情境，可以充分发挥乐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作用，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带领学生进入大自然当中，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在实际教学中要大力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作用，如课件和视频等以此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让学生认识到音乐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敢于创新，在确定教学方法时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行，只要能够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教师可以应用多种教学手段。

（三）传播视角下的音乐教学过程的有效性

大学音乐的教学过程就是音乐教师利用一定的传播媒体传播音乐信息的过程，音乐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音乐教学当中一定要具有相当比例的音乐实践活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音乐参与、体验和创造、享受的群体。大学音乐教学过程要求学生主动参与，不但要充分利用课内教学活动，而且还应发挥课外教学活动的作用，学生可以应用课堂学到的音乐知识，在课外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利用自学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

（四）传播视角下的音乐教学评价的有效性

在传统音乐教学中教师都较为重视教学效果，也就是学生掌握音乐知识的程度，利用这种结果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是否成功。在传播学视角下教师一定要改变传统评价观念，在评价当中引入教学过程，要研究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据此评价学生的音乐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

传统评价方式过于简单，不能综合考评一个学生的优劣程度，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可以应用多种评价形式，如学生间的互评、第三方评价和自我评价等，争取使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合理。

依据传播学角度衡量教学的有效性，主要分析教师是否重视反馈情况，教师要依据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不同表现、对音乐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行为，达到提高教学有效性的目的。

（五）自学与音乐社会实践相结合

篇2

［关键词］传播学 理论体系 创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庆光教授新著《传播学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读后，深感这是作者多年来深入、系统地研究传播学基础理论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传播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之作。它虽然是一本面向大学生的教材，但仍处处显示理论著作独特的丰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的框架与布局，它是经作者精心考虑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书以横向论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结构。

1.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重新整合相关内容

众所周知，把不同的传播方式划分为自我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等，在中外很多同类的书中都曾有过，但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这些内容，而是以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为依据，予以重新组合，使之更臻合理。书中，作者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动物传播，并把人内传播(即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分别归为一类，深入探讨了这些内容。“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正因为二者之间联系如此紧密，才把它们当成一类；又如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作者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因而也把两者归为一类。因而，这不是一般的归纳整理，而是使理论研究系统化的一种体现。

2.从探讨传播制度入手，带出对传播过程相关因素的分析

以探讨传播制度牵头，再引出传播媒介、受众与传播效果等的研究，这也是作者力图使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表现。并且为了突出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本书还加入了“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和“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两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结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传播效果研究”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详细分析戈尔丁等所划分的传播效果类型之后，并没有拘泥于前人见解，而是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传播效果研究的五个课题，即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讯息载体、传播技巧和传播对象等视角探求它们和传播效果的关系。作者清楚地表明，传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体，而应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予以剖析。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就是传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这种对传播理论研究的逻辑归纳，反映了作者试图使传播理论体系化的有益尝试。这种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明显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论述，说明了作者在着力探求传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构与新方向。

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对本书的结构详加分析呢?主要是因为传播学具有多学科集纳而成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影响(不是妨碍)着自身理论架构的形成。一方面，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几乎所有社会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都可以介入传播研究，因而传播理论丰富多采，不断翻新，短短半个多世纪就从零散的理论观点变成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传播理论毕竟显得枝多叶蔓，头绪纷繁，怎样才能使之形成既开放又相对稳定的体系，至今仍无定论。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仍然未能达此目的。可见，传播理论体系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逻辑框架就是传播理论的体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阵”所必需，唯纲举才能目张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架构，不仅令初学者茫茫然毫无头绪，而且对研究者来说，也难以做到“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当然，我们还不能说郭庆光已经完成了这一目的，但这种力图使之体系化的努力，至少会给同行们带来不少启迪。

二、其次，作者还在书中提供了许多传播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学有素养，且负笈东瀛，浸日本学术多年，因而在传播理论探讨中会给读者在研读中带来了新鲜感和满足感。

日本学者有很好的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传统，从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对我国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问世的《新闻学》，1903年即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我国最早推介的外国新闻学专著，它“介绍了欧美新闻事业及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被认为“标志着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①。二战以后，日本学者又很快接受了传播理论，加入了环太平洋地区以美国为首的传播学主流学派——经验学派。日本人研究学术历来有其传统。他们往往先大量引进，予以“克隆”(翻译)或模仿，然后再逐渐消化、创新并为我所用。对传播学、大众传播社会学的研究也不例外。郭庆光在书中对日本学者的创新、拓展之处做了许多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应当看到，这种介绍与分析，同样是取其精华和结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况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视野还偏及欧美的最新研究趋向，并能时时把握住的科研指针。

大体上说，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1.深入剖析传播学基本概念，阐发因此而起的研究导向

如在第一章中，对“传播”和“传播学”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概念，作者使之联成一气，展开了学术式的长篇探讨。他没有限于对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类，而是从分析库利、皮尔士提出的传播概念入手，认为他们开创了界定这一概念的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学或语义学传统)，并根据这两个传统的融合，指出传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接着，又引向概念对传播概念的影响，并且把这种论述进一步和传播学概念的阐释结合起来，在肯定“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的前提下，详细讨论了社会传播学的系统性、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种从传播概念到传播学概念、并把传播学纳入信息论和社会系统理论的论述，既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对“大众传播”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定义，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对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社会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关章节显得相当丰满。其中，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的新见解，颇有现实意义。作者论证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从事信息大量生产和传播的信息产业，并且大众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观念、价值和行为规范有直接关系，加上它的巨大影响力，所以，任何国家“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目前，在我国，人们对媒介产业化的议题仍有争论，而作者的这一见解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争议，但却根据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过来说，既然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我们就应当自觉地研究和探索它的产业化进程。否则，便会无助于我国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无助于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明天。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作者关注到施拉姆提出传播的“经济功能”，认为这种功能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而是作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见解互相呼应的。

转贴于 2.宏观着眼，中观剖析，微观入手

在写得相当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对大众社会理论的分析，就属于从宏观角度观察信息接受者这一涉及全局的问题。关于大众社会理论，台湾学者陈世敏曾经指出，美国传播学者德福勒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刺激反应理论来说明大众社会的特质，“自是别具怀抱”。然而，他的论述仅限于对德福勒观点的介绍，并没有予以展开和延伸②。而郭庆光的研究则进了一步，他上溯19世纪有关的早期贵族主义观点，中转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学家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下接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与日本学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结论式的意见。这样步步深入地厘清大众社会理论的演变和实质，努力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就使读者开阔了视野，看清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的必然联系。

如果说大众社会理论是一种宏观探讨的话，那么，受众观的阐述就属于一种中观的剖析。过去一般都仅限于把受众理解为信息接受或传播对象。但问题的实质应当是研究受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和在传播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受众的地位是否举足轻重，受众的角色是否可有可无。对此，作者先是以社会学观点提出“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接着，从市场学的经济角度提出“作为‘市场’的受众”；然后，又以法学的观点提出“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这种对受众多侧面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因为这已经从概念的微观认知提升到了中观剖析的高度。

为了说明受众与大众的区别，作者对“大众”这一概念的详细分析，便属于微观认知的范围。作者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逐一分析了大众既不同于初级群体或小群体，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众，而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作者还认为，受众和少数权力精英同处于现代社会之中，“谁掌握了大众，谁就掌握了一切”。这种条分缕析的细微之处，很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与治学精神。

在传播理论研究中，掌握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是社会学的中观理论(MIDDLE　RANGE，又称“中程”理论、“中间范围”理论)研究的倡导者。关于中观理论的思想，是默顿和他的老师帕森斯论战时提出的。当时(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对准综合性的一般理论，企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模式，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默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在社会学中寻找一般社会行为的规律是徒劳的。社会学研究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无事实的概括和无理论的事实。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观察并切合实际地限定其应用的解释。这种解释，处于对日常事件的观察与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之间，即中观研究理论。他说：“我们有理由去设想，社会学将会在这个程度上提升：它主要关注的是，要和中间环节的发展中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论上，那它就将会受挫。我相信，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去发展应用的、特殊的理论以限定理论——数据的范围。——社会科学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会冒上风险。就像现代的舞台布置一样，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将会是缺少的、没有装饰的和不舒适的：所谓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都需要的说法，是‘正确’而陈腐的③。”他说，“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这些行为方式之间的理论联系，那就可能发展出一种属于中间环节的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强化就是分离经验与假设的一致性④。”默顿以中观理论研究作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应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离轨行为的“失范”理论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导美国社会学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学术研究。传播学“议题设置功能”理论的提出者麦康姆斯很赞同默顿的见解，认为传播学除宏观水平和微观水平这两类理论研究外，同样存在着处于中间范围的中观理论研究。宏观研究着重于建立总体或最高理论，如桑德拉·鲍尔——洛斯奇提出的媒介关系依赖论；微观研究则注重实证主义方法或以实证为依据的若干变量的集合，如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研究。而麦康姆斯认为他和唐纳德·肖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还有把关人理论、新闻社会学、“沉默的螺旋”传播模式等，都属于中观研究的理论成果⑤。笔者认为，中观理论已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而麦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传播学理论的开拓。无论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不必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观理论，以免劳而无功；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着力于研究和探索传播学的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再积以时日，聚沙成塔，把各种相关理论整合成一种或几种更完整、更高层次的宏观理论。

诚然，笔者以为，《传播学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第一章在阐述“信息”概念时，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确定性这一基本内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传播学划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因为“非语言符号”只是一种模糊的界定，反映了传播学者对非语言符号的忽视，它离符号学对符号种类的科学划分相去甚远。还有，作者把符号分为信号和象征符两大类进行解释，确实是简单了一些。因为还有另一类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号(icon)是不应当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培养理论和知(识)沟理论都归之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这同该理论之一的提出者麦康姆斯认为那是中观理论研究的见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讨论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因内容较新而导致叙多论少；其中“文化帝国主义”的课题最具理论色彩，但又缺乏详细的历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论、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统论对传播学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本书作者研究传播理论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书作者对符号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认为“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第48页)，但又认为“所谓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第47页)；“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第42页)。　可见书中前后说法并不一致。在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图用信息去“统一”符号和意义，但却人为地把符号和意义割裂开来，并把符号仅仅看作是形式，这就违反了索绪尔提出符号是所指与能指相结合的这一科学论断。实际上，任何意义都必须存在于符号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号之外。至于信息和符号的区分，这是不同学科(信息论与符号学)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信息只能区别于物质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讨论的话，那就只能说信息论中的信息可以理解为符号学中的符号。或者说，任何信息都必须使之符号化，才能产生、编制、提取、传递和接收。

总之，以上提到本书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处，仅是笔者个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也原意和作者与同行们共同研讨。而应当重申的是，本书的理论成就是主要的。郭庆光教授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在传播学领域默默耕耘长达十余年，终于完成这一佳作。我们热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注释：

①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284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陈世敏：《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

③罗件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英文版导言第9页，纽约，1968年版。

篇3

一、社会变迁与融合之道

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二、技术争议与专业本质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 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培养层次与教育创新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 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 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篇4

【关键词】广播电视；实践教学；拟态环境；环境化；教学模式

随着近十年来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广播电视人才的需求空前旺盛。高等院校也积极着力培养相关人才。于是自1999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很多高校纷纷开办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是一门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实践教学在检验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提高广播电视新闻采编能力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媒介市场化改革和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如何有效地利用实践教学资源培养出复合型高级应用型新闻人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实践教学模式，这也是该专业教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借鉴传播学当中“拟态环境”的理论，对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提出了一些设想。

1 何谓“拟态环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曾提出这样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大众由于其精力、注意力和实际活动范围的限制，不可能对日益复杂的整个外部环境都保持经验性接触。WwW.133229.coM大众传播媒介就成了人们了解未能亲身感受感知的事物的唯一渠道。于是，人们的行为就不能单纯理解为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对大众传媒所营造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媒介机构就成了这种“象征性环境”的制造者。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日本学者藤竹晓又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他认为，“拟态环境”虽然与现实环境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信息时代，人们的态度行为的依据往往是来源于大众传媒的信息，这些态度的积累和行动的结果又反作用于客观社会，使之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在现代社会，这种由大众传媒营造出来的信息环境造就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

2 地方高校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在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发展和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西部各广播影视机构人才结构与素质水平急需提升,目前最需要的是具有扎实的功底、理论实务都强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但从用人单位的意见反馈来看，不少广播电视视专业学生存在着上手快、后劲不足的问题，难以胜任大型题材节目的采编工作。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师资力量薄弱

由于各地方高校纷纷开办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教师人数上就出现了较大的缺口，尤其是西部等地方高校，师资力量方面更是先天不足。最为突出的方面是专业教师严重匮乏，有相当一部分专业教师是从中文以及其他社会学科改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对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掌握稍嫌欠缺，更难以夯实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其次，由于广播电视从业的特点，很多高校新引进的专业教师，大都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在广播电视媒体一线的从业经验不足，课程讲授容易流于纸上谈兵。

2.2 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受开办时间短、可借鉴的经验有限的限制，西部地方高校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根据对西部一些地方高校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设置的了解发现，大部分院校在学时设置中，公共课所占比例大、学分多，基本上占据了学生主要的学习时间。另外，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内容大多为背景性的知识，如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这些知识虽然是必要的，但在学生就业时，与其他专业学生的竞争方面优势并不明显。还有，课程的设置跟不上大众传媒的发展速度，在媒介融合已经空前繁盛的今天，相当一部分西部高校的课程设置还停留在传统媒体阶段，被学生认为是“炒冷饭”式的教育格局。

2.3 教学硬件条件欠缺

应该承认，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是一个办学成本较高的专业，由于本专业教学所需要的广播电视采编设备价格不菲，就需要办学单位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进行管理。虽然各地方高校在创办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投入，以保障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但是随着学生人数的逐年扩招，这种需求的矛盾日渐明显。同时，传媒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很多高校的实验设备却存在着严重滞后的现象。在广播电视媒体已经大量采用数字化采编的今天，仍然有一些高校停留在用模拟信号设备教学的尴尬状态。

那么，如何在教学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科学地进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设置，尽可能使教学效果最优化，是地方高校广播电视专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拟态环境”的建立，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

3 从传播学“拟态环境”的角度阐释广播电视实践教学

实际上，高校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教育环境、学生的工作能力的培养与相应行业的就业环境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关系。将传播学中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引入高等教育的相关专业，可以对广播电视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做出较为清晰的梳理和阐释。

3.1 相对于就业的“客观环境”，实践教学提供的是一个“拟态环境”

与客观的从业环境相比较，高等院校广播电视专业实践教学传授给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不是带有亲历性的“第一手资料”，而是带有明显的经验间接性。教育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所提供的教育环境既反映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能够对现实环境起到梳理和引导作用。这其实也是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实践教学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3.2 实践教学的“拟态环境”与行业客观环境的互动

在教学的过程中，课堂上所讲授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会首先在学生脑海当中形成对客观从业环境的象征性认知，然后逐步潜移默化成为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传播学当中“拟态环境”的内化过程。学生在实习和工作以后，其工作能力的相关信息再反馈到教学单位，可以形成对实践教学拟态环境的互动性反作用。

学生在实习和工作以后，在工作环境里获取的相关信息，会影响到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其对从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对行业环境的主观创新，亦会反馈到教学部门的拟态环境，这一互动的过程，即为传播学当中的拟态环境的“外化”过程。

与其他专业相比，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拟态环境与行业的客观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建立，效果也更明显。传媒业的本质就是为大众采集、制作并传播各种讯息，其工作对象——信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而广播电视媒体采访的亲历性就更使得该专业的教育较其他专业更易于建立一个高度仿真的拟态环境，并实现环境化。

4 结语

篇5

绍兵：天下智扬作为国内唯一致力于旅游公关营销的专业机构，以旅游目的地项目规划设计、旅游景观设计、旅游品牌设计与传播作为核心事业。在景区的品牌营销活动方面已经完成了50多起。其中标志性的活动有“普救寺莺莺塔征婚事件”、“北京白领跪爱普救寺事件”、“九寨沟年度公关营销”、“洽川风景名胜区旅游形象系统设计”、“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宝峰湖2011年度品牌营销全案策划”等。

“普救寺莺莺塔征婚事件”用零成本吸引了全国500多家主流媒体，包括CCTV-2和CCTV-新闻频道，进行了持续一个月的宣传报道，让在国内寺观类旅游景区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寺庙，—夜间蜚声大江南北，也让普救寺景区当年的游客量增加了20%。

《国际公关》：您认为景区品牌营销对于公关公司的市场需求有多大？

绍兵：可以不夸张地说，旅游品牌营销对于公关公司的市场是“云”级别的。

首先，旅游产业是充满生机活力的朝阳产业，牵涉到吃、住、行、游、购、娱。因此，旅游业与餐饮、地产、娱乐、购物、交通等行业形成紧密的环扣。正因为旅游业拥有强大的拉动力和整合力，现在国内各级政府都非常注重旅游业的发展，那些旅游资源贫乏的地区也在穷尽一切办法创造旅游资源。

其次，从具体数据来看，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旅游景区20976家，其中，A级旅游景区5573家。2万多家旅游景区都需要进行独特的品牌设计和品牌传播，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或者直白地说才能获得更多的游客。我们知道，旅游是异地消费，游客没法进行先期体验，不像买衣服，合不合适可以穿上试试。因此，旅游景区品牌形象是旅游者选择出游的主导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瑞士、法国这些旅游目的地区并没有或很少在国内投广告，而大多数国人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观光度假，因为这些地方的旅游品牌形象已经植入国人的大脑。建立品牌形象并做到口口相传，这正好是公关的使命，也是公关的特点。

事实上，旅游景区只是公关公司目标市场的一部分，还有旅行社，以及很多关联产业。

《国际公关》：对于当前的旅游景区品牌营销，在您看来还存在哪些不足？请举例说明，并谈谈如何改进？

绍兵：中国旅游业通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让中国诸多旅游景区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守着大门等人来，而是开始重视自己的品牌营销，但它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突出表现在营销策略上。当前，中国旅游景区的营销策略仍然是以广告为主，所以一、二线城市的地铁等公交车身、户外都充斥着大量的旅游广告，至于央视和各类主流都市媒体更是如此。虽然很多景区偶尔也会运用公关策略，但大多只是用了某一类公关形式，且相互模仿，最为典型的是“旅游节庆活动”、“旅游推介会”和名目繁多的“摄影游”。

按A级系统划分的话，4A（含4A）以上级别景区下一步在市场营销策略方面应该更侧重于公关。因为4A级和5A级景区的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已基本满足接待要求，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旅游品牌形象的树立。而在公关策略方面不能局限于某一种形式，而要针对不同游客群进系统化的传播。传播结合点上应围绕景区主题形象定位，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线路特色和人性化服务等角度进行系统化、深度化的传播，要把景区最独到、最有趣、最能打动游客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旅游项目、产品价格、个慢慢渗进游客心中。

《国际公关》：公关公司如何才能更好地参与到旅游景区品牌建设中来？面临哪些困境和机遇？

绍兵：公关公司若想更好地参与到旅游景区品牌建设中来，首先需要对旅游业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不但包括对各类型旅游资源和开发模式的研究，而且包括对旅游市场的研究，特别是对不同人群旅游消费心理的研究。

公关公司在拓展旅游景区事业时可以说是困境和机遇并存。机遇就是这个市场是一块“云”级的大蛋糕。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旅游景区聘请公关公司参与品牌建设的意识还很弱；二是人才的缺乏，现在国内公关公司云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传播和广告策划人才，但缺乏系统的旅游专业知识。而国内高校培养的旅游管理人才和环境艺术人才对营销学、传播学的知识又懂得很少，

篇6

关键词： 电视类讲坛节目 大学课堂教学 沉寂原因

电视讲坛类栏目起始于湖南卫视1999年10月开播的《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2000年，凤凰卫视开《世纪大讲堂》栏目，随后，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开播《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播后反应平淡，收视率于科教频道中也列于末位。但随着刘心武《新解〈红楼梦〉》和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的开播，《百家讲坛》收视率节节攀升，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乃至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连讲坛的老师们都成了明星，甚至还有一批粉丝，如“乙（易中天）醚”、“丹（于丹）皮”、“群（王立群）众”等。《百家讲坛》的兴起促使很多电视台都相继办起了讲坛类栏目，如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文化中国》，山东卫视的《新杏坛》，陕西卫视的的《西凤开坛》，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等等。但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降低及热潮的退去，其他一些电视讲坛类节目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了。

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在传播的诸多要素中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电视类讲坛节目红火的时候，人们经常拿它和大学课堂教学作比较，希望大学课堂教学能像电视类讲坛节目一样。因此，本文拟以传播学五要素即传播者、传播的内容、传播渠道和方式、受众、传播效果为点，通过电视讲坛类节目和大学课堂教学的比较，以期窥探电视类讲坛节目渐趋冷清的原因。

一、传播者

电视讲坛类节目的主讲者和大学课堂的讲授者虽然都是大学老师，但“讲坛”和“讲台”位置的不同使其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即使同是站在“讲坛”上的教授，因制作人初衷的不同，教授的身份也会有所区别。如果制作人把履行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的教授和“讲台”上的教授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而如果制作人把收视率放在首位，那么“讲坛”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份就难免带有浓厚的商业意味，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博得观众、听众的认可，使收视率提高，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事先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尤其是经过后期制作加工过的，他们俨然成为在电视台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安排下甚至“绑架”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台的广告人和招揽者，类似说书人。而在“讲台”上讲解的教授，其身上背负的是强烈的教书育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主要任务是进行知识的有效传播及对学生能力的适当启发和培养，可以说是学校分配给学生的启蒙者和引导者，他们的教案也许是课前设计好的，经过反复推敲的，但是他们有着很大的自，不受导演和台词的约束，根据课堂具体情况，他们可以灵活地对课堂进行安排。这样看来，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二者的“生命力”自然可知。

二、传播内容

在传播内容上，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侧重于故事性，是一种消费产品；而大学课堂教学侧重于学理性，是能让人受益终身的。前者注重悬念，后者关注理念；前者注重前卫，后者关注权威；前者以感想售卖，后者以思想育人。例如，《百家讲坛》的制胜法宝就是悬念，它把故事与情节放在重要的位置。万卫说：“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1］P33显然，《百家讲坛》已成为传统文化的“故事会”。在选题方面，太专业的都不能通过，专家的选题必须通俗，有故事可说。当然，电视类讲坛节目的内容往往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大学老师借鉴的。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1］P64然而，“简单化”、“傻瓜化”应该仅仅限于形式上，如果为了“使它简单、傻瓜”而对讲述内容进行曲解，使传播内容本身失去了原本的意义，那么这类传播就是失真的了。例如，对于于丹将《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小人”解释成“小孩”，学界就有很多批评。

另外，电视讲坛类节目可以依靠后期制作消除所有的缺点，是定制式的。而大学课堂教学虽然也要尽量与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授课过程中，其随机性、自由性还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内容要根据课堂实际情况临时发挥或灵活处理，可以说是定制与灵活的统一。

还有，相对于授课内容广泛的大学课堂，电视讲坛类节目在传播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更多地集中在历史文化、文学经典等人文社科类题材，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少。历史、文学知识本来就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故事性，适合用有声语言现场演绎，对观众很有吸引力，而且不要求观众必须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主讲人和观众之间不会存在太大的知识鸿沟。主讲人比较容易把握专业与通俗之间的平衡点，从而为受众创造良好的理解空间。但是总是听这些题材的故事，时间一长，受众自然会感到单调，自然会渐渐远离节目。

三、传播渠道和方式

从传播渠道和方式来说，讲坛类节目是电视节目，其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商业化的运作机制；而大学课堂是一种教育方式，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平台和手段。

于丹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性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捣鼓在一起。”［1］P64而对于大学教授而言，本着学术的严谨性，一般情况下他们上课前都要备课的，当他们在大学课堂上发表某种观点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凭什么这样说，而且要有可靠的材料作为佐证。一个是戏说，一个是正解；戏说仅能供人一笑而过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正解却能引人深思、给人启发。

正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电视不是一个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2］P112-113如果仅仅靠教授们的讲演，讲坛类节目不会那么受欢迎。基于视觉因素在当今传播中地位的提升，电视讲坛类节目一般都配以生动的画面和声像，从而给受众更深切的感受，以赢得受众的喜爱。而大学不可能像电视台那样有专门的制作人员把教师要讲的内容制作成生动的影像画面，最多只能是制作稍微精美的课件并配以适量的视频。这一点也是一开始大众对电视类讲坛节目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不仅满足了当今人们在信任危机、道德危机背景下对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而且满足了他们的视觉美感，让人在了解知识的同时能够得到娱乐和放松。甚至很难说清楚在电视类讲坛节目里是知识的成分大还是娱乐的成分大，因为节目里所讲解的所谓“知识”也包含大量的娱乐成分。这由前文的“戏说”也可窥见一斑。而大学课堂教学虽讲究“寓教于乐”，但终归要以“乐”为辅，以“教”为主。

四、受众

从受众的角度说，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一般为17岁―24岁之间的大学生，他们已经完成高中学业，即将具备或已经具备一定的大学文化程度，应该属于较为高端的受众，属于小众传播。这些受众基于知识的渴求，这种渴求本身所带有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便是他们的动力所在，能使他们坚持不懈地、继续地、主动地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受众。而电视尽管在朝着小众化发展，但不管多“小”的观众，总不如教室里的受众那么“小”。根据阿多诺的场域分析：听众越多，内容越浅，每个人的趣味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要同时满足许多人的要求，就必须降低趣味，把知识通俗化。另外，从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现状看，我国电视观众的平均文化水平应该是初中到高中之间。［1］P100仍以《百家讲坛》为例，据万卫介绍，重新定位后的《百家讲坛》将收视人群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四十岁左右爱学习的女性；第二类是众多的老年知识分子；第三类是一些文化不太高，甚至相当低的人。2004年年底，《百家讲坛》栏目组曾对栏目的热心观众作过一个市场调研，调查结果是：按年龄划分：14岁以下占6.54%；15―24岁占8.62%；25―34岁占14.6%；35―44岁占11.57%；45―54岁占32.91%；55―64岁占13.85%；64岁以上占11.91%。按教育程度划分：未受教育的观众占3.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观众占15.0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44.2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观众占27.94%；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观众占9.39%。［3］P33调查结果与节目预期应该是相吻合的。这些受众对事物的选择总是流于表面，图个新鲜，主要是为了娱乐和放松，再加上这些受众接触各种媒介的时间最多，时间也最长，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和丰富，他们的品位和需求也会不断提高，所以，电视类讲坛节目一直保持原来那个样子，必然渐渐为他们所冷落。

五、传播效果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经过后期处理的讲课，原则上讲，效果要比实际效果好。因为，节目录制的时候，如果演讲人出现了什么问题可以重新来过，而大学课堂教学就只能“现场直播”了，虽然真实，有时却难免会有些不能“重新制作”的遗憾。相对于大学课堂以传者与受众的互动交流为中心，大多数电视讲坛类节目主要是“以受者为中心”。于丹就曾直言不讳：“不是我们用文化教育民众，而是民众用遥控器选择我们。”［1］P27这种“受众中心论”往往会导致学者迁就公众，而不是提升公众；电视媒介成为大众文化的跟风者，而不是引领者。而且，由上文对受众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收视率反映的是较低文化层次人们的需求，而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精英导向，尤其是文化较落后、经济较贫困的社会。然而，电视台包括电视讲坛类节目却是跟着这样的收视率在走，这样一来，媒介所带动的文化实质上是由较低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引领的，长此以往，将何以堪？另外，大学课堂是一个站在学术立场的对话，而大多数讲坛类节目是不讲究学术的严谨性的。万卫曾明确表示,《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4］为了生动有趣、吸引观众，讲坛类节目即使带来传播的失真也在所不惜。所以，从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来看，电视类讲坛节目终将走向冷清。

综合以上可知，电视讲坛类节目有其受欢迎的一面，在语言、节奏、多媒体等方面都有可供大学课堂教学借鉴的地方，它带动大众文化热潮的功绩也有目共睹；但它在传播者、传播渠道和方式、传播内容、受众、受众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其冷清的原因和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张法，肖鹰，陶东风等.会诊《百家讲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64.

［2］［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筵译.童年的消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2-113.

篇7

[摘要]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新媒体实务课程的教学方式和理念滞后：缺乏可行的教材；教师的知识结构不合理；教学和业界缺乏顺畅的沟通机制。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压缩理论内容，增加专业实践时间之外，还要借鉴一些新兴的教学模式来对该课程进行改革，其中，慕课、翻转课等新型模式对新媒体实务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新媒体教学慕课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社交媒介治理研究——基于微博规制实践的考察》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K11

2013年教育部首次批复28所高校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招生；2014年批复了20所高校招生；2015又批复29所高校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招生。至此，全国已有77所高校开设该专业。伴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在“人人面前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教师和学生在新媒介的使用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加上当前社会对新媒体人才的技能要求已从内容生产转变到懂APP制作和社交媒介管理，因此，对于新媒体实务课程而言，传统的教学方法已全然不适应，探讨社交媒介情境下的新媒体实务课程教学在当前显得迫切而又必要。

一、新媒体实务课教学的困境

新媒体实务课探讨的是在社交媒介时代如何进行内容生产和技术制作，它是和网络新闻业界最接近的一门课程，然而在日常教学实践中，该课程却面临一系列困境。首先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教材。据统计，当前关于网络新闻实务方面的的教材多达几十余种，出版的日期也多集中在近5年，这些教材的编写体例大多遵循传统新闻教材的采、写、编、评逻辑，以网络新闻编辑类的教材为例，笔者在某网络书店搜索到了近20种该方面的教材，数量不可谓不多，但是教材的内容滞后表现的很明显，例如，关于网络专题方面的内容，几乎所有的教材均花了大量篇幅作了详细的介绍，然而，业界反馈的信息却是“专题是过时的手法”，“二级页面比一级页面要少80%的用户，在很多时候，做大专题纯属费力不讨好。”而对于近年来风靡业界的htm15动态新闻专题，所有教材都没有涉及。在网络新闻写作方面，笔者查阅了几本教材，多是按照传统的写作体例逐一介绍，导语、主体和结尾等写作技法仍被奉为圭臬，对于当前阅读量达10万以上的数据新闻的写作技法完全没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既有的教材难以适应碎片化、浅层阅读以及悦读时代，行之有效的教材缺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上课时不依赖某一本教材，而要若干本教材结合讲解，这样就使课程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受到破坏。另一个结果是抛弃教材，在2015年4月，笔者对某知名大学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负责人访谈时发现，该专业不订教材。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是，高校对业界的最新成果缺乏有效的互动，以搜狐新闻手册为例，这本小册子在业界引发的反响非同，然而对于高校从事网络新媒体教学的教师而言，却由于平时和业界缺乏顺畅的沟通渠道而“望书兴叹”。

第二个困境是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考核标准问题。关于教师的知识结构问题，从技术教学方面凸显出来，新媒体技术教学是新媒体实务课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只有和技术完美结合的内容生产才是合理的。然而，当前的新媒体技术教学情形不容乐观，传统的新闻学或传播学博士在内容教学方面没问题，但是在技术方面却捉襟见肘，以致技术教学严重滞后于业界现状。目前的专业课教师尚能从事传统的网页制作教学，然而，这种技术在实践中已经让位于APP制作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这两个方面可谓新闻专业课教师的软肋。在教学实践中，学校层面的人才标准和专业课对教师的技能需求不甚吻合，以致会出现适应专业教学的师资却不符合学校层面的定位这种现象。当前解决新媒介技术教学的困境呈现出三种路径。一种是专业教师提高自身的技术制作能力；另一种是外聘教师：第三是使全校范围内资源共享，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计算机学院开设的和该内容相关的课程。笔者以为，技术教学的困境和教师知识结构的局限，其根源在于对博士文凭的盲目崇拜以及教师考核机制的僵化，当前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师的考核和其他专业的教师毫无二致，注重科研项目和学术论文，轻视教学实践，这种导向将会使得该专业未来的发展愈来愈远离业界实践。

第三个困境是课堂和业界实践缺乏顺畅的沟通机制。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教师多数理论储备充分而实践欠缺，因此在课堂上教学时多数基于对新媒体的想象，而非从经验层面来展开。这就导致了和传统新闻教学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即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被形容成“隔山打牛”，这种纸上谈兵式的教学当然不能培育出适应业界实践的能手。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有的学校采取了从新闻一线请资深记者进入课堂的做法，应该说，此举给课堂注入了活力，让最前沿的理念和操作技术进入课堂，短期的效果显著，然而，名家进课堂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做法受限于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如果高校地处新闻名家汇聚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此举的成本较低，可行性比较大，如果学校地处西北或者其他偏远地区，那么该举措难以形成制度性的机制。另外一个问题是，业界名家进课堂，带来的更多的是“活鱼”，案例新鲜、操作技巧超前，然而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教学和业界实践的沟通如果持续不顺畅，还会出现学界和业界相互轻视的现象。因此，该如何调适这个矛盾也是未来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网络新闻传播实务课的教学困境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但是，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还按照传统的教师台上讲课，学生台下漫不经心甚至靠刷屏来打发课堂时间的话，那么，该专业的发展前景将不容乐观。

二、慕课模式对新媒体实务课的启示

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应对上述教学困境的举措，除了压缩理论内容，增加专业实践时间之外，还有必要借鉴一些新兴的教学模式来对新闻实务课进行改革。笔者以为，引入新举措的根本目的是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强化和缩短同业界的差距等，其中，慕课、翻转课和研讨课等几种新型模式对新闻实务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所谓慕课，指的是“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Courses)。其中影响最大的是Coursera平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创办，报名学生突破150万，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课程注册人数多，每门课程容量可达数万人，最多一门人数16万学生；学习气氛浓厚开放，以兴趣导向，凡是想学习的，都可以进来学；使用客观、自动化的线上学习评价系统，像是随堂测验、考试等，还能运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网路来处理大众的互动和回应，提出问题5分钟后能得到反馈。”其重要特点是资源丰富，全球范围的一些高校资源共享，而且成本低廉。复旦大学2014年4月首门上线Coursera平台的课程《大数据与信息传播》，全球选课人数已突破12000人。这门课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程士安教授执鞭，探讨人、媒介、信息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新规律。在国外几大慕课平台的影响下，清华大学的“学堂在线”、上海交通大学的“好大学在线”、深圳大学致力推动的“优课”联盟(UOOC)等中文慕课平台相继上线。其中，学堂在线上和网络新闻传播实务相关的课程多达20多门，二级页面“广场”栏目则是学习者互动的区域。“好大学在线”中也有若干课程与此相关，而入驻“优课”联盟的高校数量近百家，是几家平台中数量最多的一家。中国大学的慕课平台显示，截至2015年5月，进驻该平台的高校仅有32所，其中北京的高校数量占21%，长三角高校占19%，西部地区高校占19%，这32所高校开设了慕课375门。和全国2000余所高校及诸多学科的课程数量相比，这个数字反映了高校领导者对于新技术的不敏感。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的课程中，和网络与新媒体相关的有，大学计算机、C语言设计、数字电子计算基础、数据结构等十余门课程，授课教师清一色来自各大名校，听课者参与的程序很简单，此外还需要“提交作业、测验、期中考及期末考试”等。高校扩招使得实验室资源紧缺，学生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在课堂上根本无法完成，但是，目前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因此，关于APP等移动媒体技术的学习完全可以借助个人的手机完成。互联网上的商业性质的“慕课网”实用性更强，如有的网站定位，国内最大的IT技能学习平台。提供移动端开发、php开发、web前端、android开发以及htm15等视频教程资源公开课。”以htm15专题制作为例，该页面详细介绍了“htm15热点关注、开发实例、新特性和应用开发”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应用开发方面，则有40余篇文章对htm15进行了多维度的应用开发介绍，这种专业水平是传统新闻实务教师所无法达到的。不过，传统的教学方法多把师生限制在教室内，重书本而轻实践，对于当前的教学机制而言，慕课该占有怎样分量还值得探讨。如何激发学生在慕课上学习的兴趣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娱乐化功能越发凸显，调查显示，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中的热门活动中，52.60/0的用户热衷在线音乐，34.8的用户热衷在线游戏，故而在缺乏压力和监督的情形下，学生很难对枯燥的技术视频教学产生兴趣。笔者以为，课堂之外的学习在未来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如何培养学生的新型学习习惯和健康的新媒介素养也是在这里需要考量的问题。就前者而言，新型的学习习惯减少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依赖，能有效克服所授知识的滞后性，能保持对前沿热点领域的关注和学习等。而对后者而言，良好的新媒介素养能减少对新媒介娱乐功能的沉迷，转而对技术和创新等因素进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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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生态学的理论内涵

1.传播生态学理论中对传播生态环境的解析

传播生态学的发展和研究起源于北美洲，其中主要是学者Nile—Bosoms提出的“媒介生态学”和传播生态学的主要理论。当前我国对传播生态学的界定普遍认为：传播的生态环境是在某一个特殊时期，整个媒介的组成部分之间、媒介相互之间、媒介和存在的外部环境之间，各自联系、相互制约，从而实现的一个相对平衡状态的结构。这种结构涵盖政治法律环境、经济情况等多种外界因素。传播生态这一行为的完成，是协调受众、各种媒介、经济形势、社会区域这一复杂系统，从而实现的较为稳定的变化过程。传播生态学除了借鉴生物领域的生态学含义之外，引申为一个系统的含义。传播生态学包含媒介、经济条件、社会状况等复杂的传播生态要素，强调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系统的生态平衡，即怎样实现这些要素的协调发展、共同演化，传播生态学更重要的是强调可持续发展。

2.传播生态学对传播介质之间的互动和平衡机制的解析

在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文化并不是全部由信息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范式决定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释，但是文化却是通过这一因素更好地运行的，并且看起来是合理的、能够理解的经验和此类范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电子传播的文化愈来愈展现出其成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文化。按照这一个理论，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拥有高素质的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视在新时期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邵培仁是国内传播生态学较早的研究者，他在《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以及《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中，对我国的传播生态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我国目前关于传播生态学的定位实际上放在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研究区域进行”。传播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保持传播媒体、受众之间的生态平衡，控制好传播的内外因素，寻求更好的保持传播生态环境平衡的途径，使传播生态学成为我国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力量。

二、我国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现状和传播生态学研究

1．我国电视音乐文化传播

我国的大众媒体对当前的音乐传播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是在我国电视成为主要媒介之后开始的，时间大约为20世纪的80代开始到现在的20多年，我国的音乐文化的传播经历了这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音乐文化的每一个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电视媒介的发展。首先，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电视画面和音乐之间的融合，构成了一个电视音乐的有机整体并进行广泛传播。在荧屏上播放各种娱乐节目，如广告、电视剧等等，更多的节目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内容。伴随着科技和我国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当初的无线传输到卫星电视再到有线传输，电视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也影响着观众对音乐文化的理解，从而影响着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

2．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成为了导向

大众性音乐是包含着多领域的音乐文化构成的一个文化范畴。在我国的大众音乐的演变系统里，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革命音乐、儿童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流行音乐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最普及的传播媒介的电视，使得千千万万的音乐创作人在努力进行创作。所以说电视音乐节目和音乐创作这两个行为之间有着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联度。在目前音乐传播的动态过程中，电视成为了一种主要的音乐传播媒体，一方面通过电视进行传播，使受众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得到一定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一起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和激情；另一方面电视的传播能够很快地使传播内容成为一种主流的娱乐内容，提高社会对这些内容的关注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成为大众音乐的一个潮流和导向。

3．音乐流行的激发

音乐文化的流行，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构成的群体，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于因为某一种特定的心理的需要，而乐于追求某一种特定的音乐风格，使得这样的追求行为和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内得到扩展并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流行音乐的内在特征是社会上人们对音乐追求的连续性、模仿的演化过程，对此类追风行为的不断传递，使得更大领域内的群体对这样的文化进行认可和模仿。鉴于电视媒体在进行音乐文化传播时，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空优势，有其特有的普及型和权威性，使得音乐流行加速。作为音乐流行的本身，加入能够进行权威性的参与和激发，那么流行音乐的扩大化和快速化能够有效的完成，使得人们对音乐的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音乐流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音乐、音乐人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能够迅速得到社会和人们的认可。

三、电视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生态失衡和重建对策

1．电视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的失衡

当前的电视仍旧是覆盖面较为广泛的强势媒体之一，我们生活中的各类信息更多的是由电视给我们提供的，我们对音乐文化的认识和接受，更多的是取决于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可以这样说，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一方面对音乐的形式、风格和题材等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也改变了音乐文化的生态环境。中国的音乐文化的生态环境，目前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的传播在不断构建着我们身边的音乐文化生态环境。电视音乐文化传播是电视的文化传播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大众媒介之一的电视，其特征给与了它特殊的大众文化的属性。这种大众属性，首先表现在电视音乐传播的受体的数量多、受体的影响范围较大等；其次，电视音乐传播的娱乐性以及传播的商业属性，在娱乐化商业化的基础上满足受众的爱好。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把收视率作为主要工作的电视音乐文化的传播，主要以青年群体为受众的=对象，把歌星的演艺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它的娱乐性越来越强。电视音乐基本上变成了流行音乐的新符号。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各种各样的晚会、演唱会等支撑着中国电视音乐的发展和壮大，目前我国的音乐领域内，流行音乐占很大的音乐文化空间。这样的媒介条件，使得我国的音乐文化在总体来看，其生态是不平衡的。这样的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首先反映中国传统音乐精髓的中国民族音乐较少，其次是缺乏来自生活的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形式。

2．对我国音乐文化生态平衡的构建

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处在失去平衡的边缘，我们要具备音乐生态发展壮大的理念，不断寻求保持我国电视音乐传播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并不断的尝试和使用。传播学的平衡理论认为，在媒介的管理工作和大众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媒介的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受众，大部分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影响或者限制的，相反更容易受到小的信息的影响和制约。这就像经典的木桶理论所分析的，决定盛水多少的不是最长的那块板子，而是最短的那块木板，因为在整个木桶作为一个系统来看，最短的木板的长度限制和约束最长的木板发挥作用的能力，所以说决定媒体的影响力和战斗力的，除了最优秀的外，还要整体提高系统的能力。对于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和民歌等文化的缺失，电视媒介在不断地探索这种文化的传播形式。受众通过电视这一媒体收获到民歌等音乐信息后，原生态的音乐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壮大和发展，使得音乐生态失衡得到了一定的补偿，这也正符合木桶理论的补救措施，使最短的木块得以延长，提升整个木桶的盛载能力，实现整体的平衡。实现传播生态学木桶理论的平衡，需要每一块木板共同进步，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水平和效果。而且要对电视媒体的传播优劣有一个充分全面的认识，通过媒体对市场进行培育，发展观众数量，从而实现积极使用电视传播的能力来平衡音乐的生态环境，实现我国音乐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央电视台开设的音乐频道以流行音乐为主，但是也为我国的古典、民族乐等非主流的音乐类型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使得流行音乐、民族音乐、高雅的音乐在和谐的舞台上共同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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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传达设计；会展设计

一、会展视觉系统设计的基本概述

展示设计是一种是一种综合性的广告宣传，它蕴含着文化的积淀，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而视觉表现始终是展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表达语言，是一个与人进行视觉交流互动的重要方式。

（一）展示视觉设计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展示活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信息交流行为。人与信息载体之间的交流依赖于人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各种感知器官。同普遍的信息传播现象一样，展示活动的信息大部分以视觉化方式呈现。展示的视觉设计包含同展示活动内容相关的各类视觉化的设计，是以视觉生理、心理为传达机能，以图形、符号、文字为主要视觉要素，以二维、三维为表现载体的视觉化设计。

（二）展示空间的导览设计

展示空间的导览设计是根据展示空间进行有目的、有秩序的视觉引导设计，其中对于人流的引导最为关键。

导览设计可以以视觉化、听觉化和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呈现。其中以通过图形符号等平面元素展开的浏览信息为最主要的导览形式。同时，许多展览还可以借助听觉和触觉等进行导览。导览设计是对整体空间的秩序和组织进行设计，因此，必须从系统化，整体化的角度来对展示的信息内容进行架构，建立有秩序的观展线路，使展示活动的信息交流最大化。

（三）展示环境的视觉效果设计

展示环境的视觉效果是指展物、空间、照明等诸多要素在空间环境中的整体视觉效果。展示环境的整体视觉效果直接影响着展示活动的总体形象，对于展示环境的视觉效果设计，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首先，要注意时空关系，考虑展示环境所体现的总体感受；其次，要站在观众的立场审视展示环境的传达效果，增强对观众的吸引力。

（四）视觉经验与视觉传达设计

正如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指出：“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最新经验。因此，新的经验图式，总是与过去所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视知觉有时会受到视觉生理机能和生活文化经验积淀的同时作用。视觉所感受到的不仅是眼前所见的信息，过去积累的信息也会参与影响。

这些信息来源超出了我们注视一个物体时眼睛所接受的信息。它通常包括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对物体的认识。这种经验可能还包括其他感觉。例如触觉、味觉、嗅觉，或者还有温度觉和痛觉。”事实上，一切视觉现实都是视觉的活动造成的。由于感知与经验上的相通，这种“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密不可分。一个人的现时观察，总会受到以往所见、所闻、所知的影响。不同的阅历和体验会导致感觉上的差异，专业素质的差别也会影响艺术感受。设计中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有所感悟。熟悉几何抽象画家蒙德里安绘画的观者一眼就能从服装设计大师依夫・圣・洛朗设计的时装中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了解蒙德里安画风的观者则可能只是将它看成大格子式样。

二、展示设计中的视觉传达设计

（一）展示设计中视觉传达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和信息的迅速发展，人类意识观念的改变，展示设计由最初的造型装饰发展到各种与声、光、电等现代技术综合运用的崭新学科。展示的空间设计在设计中不仅考虑视觉传达的传递效果，需要安排人们行动的路线与观展区域的位置。同时还要考虑做到既能节省面积又使空间赋予变化。视觉传达不能像人用语言一样传达而是在各类展示环境中通过图形向人们传递信息和沟通，引起呼唤和理解。视觉的有效传播需要建立在特定的展示区域中，没有引领观赏者积极发挥视觉阐述的能力，再强的视觉刺激也无法在脑海中产生视觉意义，反而只会增加杂乱的干扰。艺术的沿革存在于理性和感性这组所用力之间。视觉传达正是运用视觉形态在心理上的作用力和运动作为桥梁来联结起展示与沟通，它不仅摆脱了基本设计的局限，甚至也摆脱了展示设计本身的局限。

视觉传达设计能否与要表达的思想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共鸣，主要坚持的原则由三方面：一是功能性原则。应通过构思巧妙、匠心独运的创意设计，使字、图等形式能充分表达与其直接相关的信息，做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二是简洁性原则。视觉元素应是高度概括和抽象处理而形成的图形或符号，造型特征应简洁、鲜明、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凝聚力。便于理解或辨认。三是独特性原则。视觉形象应有特色、有个性。新颖奇特、与众不同并有利于刺激人知觉的图形和符号，往往能吸引观者的注意力，加强对符号的记忆力。

视觉传达设计是以一种视觉的语言与人交流的艺术行为，它即把繁杂、纷乱、难懂的信息浓缩成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更多的功能性信息，同时又使设计作品本身寓含艺术性、哲理性和文化底蕴，引发受众的感知经验和情感共鸣，并最终得到认同。

三、结语

观者的视觉经验对视觉信息的准确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设计者应根据观者的视觉经验充分调动观者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让观者进入审美体验之中，使其“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以此来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站在今天信息高速化的平台上，你无法回避视觉传达在人们思维意识中所占据的位置与影响。所以我们在展览会中所接受的信息，比在其他场所深刻得多。但如何更好的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去更全面的诠释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这是个恒久不变的论题。所以，在会展设计中，视觉传达设计是重中之重，一切我们所要展示的内容都是基于视觉传达之上的。

【参考文献】

[1]朱国勤，戴云亭著.会展视觉系统设计[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2][英]莫里斯・德・索斯马兹.基本设计：视觉形态动力学[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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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存在问题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考核方法

中等职业学校的计算机应用专业计算机组装与维修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注重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其主要任务是让学生全面掌握计算机硬件的组成、结构、安装及维护维修方法和系统软件、工具软件的安装与维护。笔者结合计算机组装与维修课程，谈谈对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看法。

一、存在问题

1.现行教材内容滞后

计算机的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硬件不断升级，性能日益提高，然而相应的课程却相对滞后，不能与时俱进。

2.实践环节薄弱

本课程教学目的是中职学生通过学习，能完成计算机硬件的组装、系统的安装和各种电脑故障的处理，所以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教学环节来达到目的。

3.教学内容与现实脱节

教材内容滞后、实践设备陈旧，跟不上计算机的发展，同时实验与实际运用有一定的脱节，学生缺乏实际操作技能，不能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4.教师实践经验少

本课程实践性较强，有些教师仅具备课程理论研究能力，较少从事日常的组装与维修等实践活动，缺乏经验。

针对这一系列情况，笔者认为，为了适应中等职业教育突出技能培训的要求，必须对原有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法进行改革。

二、教学内容方面

英特尔名誉董事长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经过长期观察，提出著名的摩尔定律：IC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1倍，性能也将提升1倍。这说明硬件发展之快。然而，目前我国计算机教材的出版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同步，对最新成果反映不够。

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解决。

1.教学内容应结合专业要求与最新技术信息

计算机各部件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结合当前市场流行的主流产品去讲授，教学材料的来源不能局限于课本，可以是各种计算机杂志（如《电脑报》《计算机世界》），也可以是硬件的产品说明，或者是互联网查询的资料。

2.理论知识讲解应以“必需、够用”为原则

计算机中的主要设备内容需要精讲，次要设备内容可以集中起来略讲。加大实践操作课时，对于计算机的组装、BIOS的调试、操作系统及软件的安装等内容要加大实践力度，做到重点实验人人过关。

3.把课堂延伸到校外

计算机硬件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知识、基本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应带领学生走出课堂，了解最新技术和最新产品，时刻与市场接轨，努力做到教学内容与实践的零距离。

同时把知识点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初级的内容主要是计算机的使用和保养，中级的内容主要是计算机故障的一般检测与维护，高级的内容则主要针对特种机型的新硬件和软件进行维护。对于不同起点和不同教学要求的学生，按照不同体系教学，履行因材施教。

这样就确保了教材内容的知识性、新颖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学生学习兴趣浓了，实践动手能力也就提

高了。

三、教学方法方面

传播学的五个“w”的经典理论是who—when—where—who—what，谁（who传者）、何时（when）、何地（where）、向谁（who受者）、传授了什么（what）。它所强调的是受者接受了什么。大众传播如此强调受者接受信息，那么作为其分支的教育传播过程所强调的仍是受者即学生接受信息的能力程度。学生接受教育信息的成功与否，成为衡量我们教学效果好坏的标准之一。

因此，在现有教学资源的条件下，笔者认为应尽量用实物进行讲解，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可以把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计算机硬件产品收集起来，向学生讲解，让学生感受到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各个硬件的一些性能指标是不变的，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要点。

在教学中，我们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相对应的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任务驱动法是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力的的教学方法。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意义建构的目的。

在上课之初，教师首先根据本堂课的内容，出示一个任务，整堂课围绕这个任务展开。学生通过这个任务明确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把一个大任务分解成几个小任务来完成，随着一个个小任务的完成，学生也会逐渐消除对电脑的那种神秘感，也体会到了自己完成任务的乐趣。

例如，把市场调查作为教学中的一个任务。调查可分为市场调查和技术调查两个方面，在讲授完计算机硬件知识以后，带领学生去电脑城或电脑市场，让学生带着任务去调查。市场调查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计算机各个硬件的品牌、型号、价格、主流产品等；技术调查主要让学生结合课程讲授内容更好地掌握各个硬件的主要技术指标，了解计算机的最新技术。调查完毕，每个学生要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

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对任务的内容充满了好奇，求知欲更强了。而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优化教学内容，引进新知识点和新的技术，引导学生关注每一个新产品、新技术的特点，并与原有的产品、技术进行横向比较，让学生了解其中的差异，学生也愿意主动利用周末的时间去了解市场，他们带着收获、疑惑走进新的课堂，使课程内容得以充实。

2.分层作业法

学生存在个体差异，尤其体现在本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中，因此教师针对具体情况分层设计作业，以利于实现个性化教学、分层教学。

在实施分层作业法时，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要求设计作业，把所要学习的知识巧妙地隐含在一个作业中，使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达到理解学科知识、提高技能的目的。例如有一台计算机经常发生死机，而引起计算机死机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硬件方面，也有可能是软件方面。此时教师便要求学生根据平时所掌握的知识对故障进行分析，找出原因并排除。这时我们设计分层检查方案，每一组安排一男生一女生两人，男生负责硬件故障，女生负责软件故障排查，列出排查故障分析表。若是硬件问题，由男生对所查出的故障元器件进行修理或更换；若是软件问题，则由女生通过杀毒或重装操作系统来排除。最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反思作业的解决过程，通过相互评价和自我评价，再及时做出点评，帮助学生归纳与总结。

但由于学生存在着差异，所以我们结合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知识点的内容，对于掌握知识比较单一的学生，布置作业简单让其入门；对于掌握知识比较灵活的学生，再加深作业难度；对于操作较好的学生，鼓励他们向更高层次挑战，如参加技能竞赛等。并且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情况，组织学生参加相关中、高级维修工的考证。

采用本方法，充分体现了授课中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探索、创新能力。

3.协作实训法

实训是实践教学中最主要的环节。通过实训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的实用技术，同时可以加强学生的协作精神。

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先把学生分为3～5人一组，每组中安排一名责任心强的学生作为负责人，管理本组财产，共同完成每个实训，每组配备一台电脑的基本配件，然后合理安排实训顺序。在实践教学中，我们将本课程的实训内容分解成计算机的认识与选购、计算机硬件安装与设置、计算机系统安装、常用应用软件安装与使用、系统测试与优化、计算机维护与维修、常用外设安装与维护等若干个模块，每个模块再细化为具体的实训过程。学生按照实训过程表完成实训后，基本上可以掌握一台计算机的安装、维护。再根据实训过程，教师编写实训指导书，并要求学生填写实训报告。每次实训都有明确的目标，要求学生必须达到，并在每份实训报告后附相关的实训题，要求学生完成，让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能根据实际，自己解决出现的问题。在实训完成后，要求学生对整个实训过程进行总结。这样使学生了解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学生头脑中形成该课程完整的知识体系，加深了学生的印象。

这样以学生的团队学习为主，将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去完成实验，共同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这种学习方式，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如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和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精神。

四、考核方法方面

传统的教学过程以基础理论为核心，不注重能力培养，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导致学生不重视动手能力训练，重理论轻实践，造成实际操作能力欠缺。

因此在考核方法上，笔者认为计算机专业的考试要侧重于职业技能鉴定，以引导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动手能力。要根据社会需求和职业岗位能力的新要求，列出一系列必须掌握的能力，制定出相应的考试标准，让学生在不断的练习和考试中获得能力的锻炼。

具体的实训考核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硬件安装、系统设置、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安装、计算机选购配置。考核可以随教学内容分阶段进行，如在完成计算机硬件组装的教学和实验后，可安排计算机硬件组装的考核。计算机选购配置可以让学生通过调查，分别以Intel和AMD的CPU为平台，写出一份详细的购机配置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