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三个基本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逻辑学的三个基本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逻辑史；中国逻辑；希腊逻辑；印度逻辑

逻辑史研究是总结和推进逻辑学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可以说，当今逻辑科学中的核心与重要问题都能够在逻辑史中找到它们的源头和根据。

自1962年威廉·涅尔和玛莎·涅尔(William Kneale＆Martha Kneale)合著的单卷本《逻辑学的发展》、安东·杜米特留(A.Dumitriu)四卷本《逻辑史》出版以后，至今没有见到更新的通史性的逻辑史著作问世。“逻辑学、逻辑史、逻辑哲学以及诸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论证理论和思想史等与逻辑密切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深刻体会到了更为深入和详细的逻辑史著作的缺少所带来的不便”(序言)。

由国际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英国伦敦皇家学院计算机系教授多夫·嘉贝(Dov Gabbay)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伍茨(John Woods)共同主编的十一卷本的《逻辑史手册》已于2004年由世界著名的出版公司荷兰爱思唯尔开始陆续出版发行。目前，出版了第一卷、第三卷和第七卷，其他各卷将陆续出版。该手册一经面世，便受到了国际逻辑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誉为是“第一部由大卷本著成的系列逻辑史著作”。从该手册内容的设计与编排上，我们可以追踪到逻辑史研究的最新和最前沿的动态，也可以从中体认到逻辑学发展的一些基本趋势。

一、《逻辑史手册》的主要内容

经过伍茨教授的允许，根据2007年1月最新修订的写作大纲，我们先将《逻辑史手册》各卷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卷为《希腊、印度和阿拉伯逻辑》，共8章，主要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以前的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及其模态逻辑、印度逻辑、麦加拉与斯多葛逻辑。

第二卷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逻辑》，共13章，该卷以历史发展的前后时间为序，介绍了中世纪重要的逻辑学家，如波依提乌、阿伯拉尔、奥卡姆、布里丹等，同时也梳理了中世纪特有的一些重要逻辑问题，如指论、意义理论、语意问题、模态问题及自我指称的情况等；同时也介绍了13、14世纪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的思辨语法。

第三卷为《现代逻辑的兴起：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共11章。该卷共介绍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8位逻辑学家，并以3章的篇幅介绍了代数逻辑、逻辑代数和逻辑学的数学转向问题。

第四卷为《19世纪的英国逻辑》，共15章，该卷主要介绍了13位逻辑学家，如穆勒、哈密尔顿、文恩、边沁等，并专辟一章讨论了1805—1835年的法国与英国逻辑。

第五卷为《从罗素到丘奇》，共16章。该卷主要介绍了罗素、布劳维尔、维特根斯坦、希尔伯特、哥德尔、塔尔斯基、波斯特、丘奇等16位逻辑学家，并讨论了λ演算、组合逻辑以及20世纪的悖论等问题。

第六卷为《20世纪的集合论及扩展》，共13章。该卷主要从集合论的角度讨论了20世纪逻辑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了集合论到科恩(Cohen)的发展概况以及在当展的情况，涉及无穷组合数学、连续统、力迫和大基数、奇异基数、确定性、大基数内模型、拓扑集合论、部分逻辑、范畴逻辑等。

第七卷为《20世纪的逻辑学与程式》，共9章，主要介绍了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逻辑分支历史过程，如数理模态逻辑、认识论逻辑、相干与基本逻辑、时态逻辑、情境理论与情境语义学、对话逻辑等。

第八卷为《逻辑的多值与非单调转向》，共10章，主要介绍了逻辑学向多值与非单调转向过程中，一些新逻辑分支发展的情况，涉及多值逻辑、一致逻辑、量子逻辑、模糊逻辑、非单调逻辑、非单调推理和信仰变化、自由逻辑等。

第九卷为《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共19章，主要介绍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涉及逻辑与计算机的发展、逻辑与计算机科学、高阶逻辑的自动化、类型论的机器化、归纳的机器化、复杂性理论、逻辑与计算语言等问题。

第十卷为《归纳逻辑》。

第十一卷为《逻辑学核心概念的历史》，共7章，主要介绍了否定词、推论关系、量词、连接词、自然演绎、类型、谬误等逻辑学基本概念的发展过程以及最新研究的进展情况等。

二、《逻辑史手册》所体现出的新趋势

《逻辑史手册》原名为《逻辑哲学与逻辑史手册》，从以上内容介绍来看，《逻辑史手册》主要涉及三部分内容：一是，在世界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逻辑学家与学派，其时间跨度是从古代到20世纪末；二是，逻辑科学体系中重要的逻辑学分支或领域的发展历史，这些分支在相关领域均为重要的基础性理论；三是，逻辑学体系中核心概念的发展与研究，这些核心概念对逻辑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逻辑史手册》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一是汇聚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高水平学术队伍，该手册的作者基本上是以上三个方面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专门研究家，来自全球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有100余名，分布在英、美、加、意、法、澳、瑞士、荷兰等国家；二是体现了新进展，《逻辑史手册》每一章所涉及的人物、分支或专题均涵盖了从20世纪以来一直到最近几年的研究进展，也体现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的趋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逻辑史研究进入到全面、精深研究的新阶段。

可以说，这套《逻辑史手册》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较为齐全的一部逻辑史鸿篇巨著。

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有一些著作对逻辑发展的基本线索、重要人物、重要理论有着比较清楚的描述，如波亨斯基的《形式逻辑史》、涅尔夫妇的《逻辑学的发展》等。但是，更为全面、深入和详细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尽管安东·杜米特留的《逻辑史》在范围上较其他成果，涉及了中国逻辑、印度逻辑，在逻辑类型上也讨论了辩证逻辑、归纳逻辑等问题，但总体上略显单薄，而且在内容上也显繁杂，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三部著作对逻辑学发展过程中核心概念演变的过程更缺少专门的系统考察，而且对逻辑与其他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也少有涉及，缺乏必要的研究。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不能苛求前人对这些问题做出完美的回答。

这部《逻辑史手册》则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首先，以逻辑史上人物研究为线索，几乎涉及了从古至今所有对逻辑学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逻辑学家，对这些重要逻辑学家的研究尽可能做到全面、具体和深入，其内容之详为前所未有，重要逻辑学家研究的篇幅几乎可以独立成书，如关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弗雷格等人逻辑思想的研究。其次，对逻辑学核心概念的把握，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两方面的工作，不仅对推进逻辑史研究，而且对推进逻辑学理论，尤其是逻辑哲学的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逻辑史手册》的出版表明对逻辑史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精深、细致和全面的新阶段，这种趋势在近几年的国际逻辑学界已有所显现。以人物研究为例，200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丹尼尔·麦克白斯(Danielle Macbeth)的专著《弗雷格的逻辑》，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弗雷格逻辑思想的基本内容与特征；以逻辑学发展的断代史研究为例，2002年维科奥·里斯图(Vilkko Risto)出版了《逻辑学研究百年：1781—1879年德国逻辑改革的努力》对1781到1879年逻辑学在德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回顾；牛津大学出版社即将推出芬兰逻辑学家雷拉·哈帕兰塔(Leila Haaparanta)主编的《现代逻辑史》。其他诸如对亚里士多德、斯多葛逻辑、中世纪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由于这些研究者的论著还没有公开出版·待得到他们的授权后，我们再陆续做出介绍。

第二，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局限在某一种类型或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的观念和研究方法。

《逻辑史手册》在范围与逻辑类型上有了新的拓展，时间跨度上，从亚里士多德以前一直到20世纪末；逻辑类型既包括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也包括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逻辑思想，并专门谈到归纳逻辑的发展历史。从逻辑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涉及古希腊、古代印度、阿拉伯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逻辑思想发展的全景图。这种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逻辑科学是一个整体。

从逻辑发展的历史来看，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的构设开始，就已经有了将逻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想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被公认的“逻辑之父”，他创建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演绎逻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主体是演绎性的。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的一段评价来看，他显然是把归纳也看作了科学的基础，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说：“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尽管他把归纳置于辩证的类型里，对归纳没有更多的理论上的阐述，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对归纳问题的肯定和重视。

转贴于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各种科学理论尚处于初创阶段，理论体系的建立还处于萌芽状态，假设、假说的成分在这些理论体系中占有相当多的成分，这种状态对演绎的方法要求得比较多，尤其是当时几何学的发展达到了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程度，成为亚里士多德建立传统逻辑体系的直接基础，而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性质则又直接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体系中。因此说，建立演绎方法和演绎逻辑的条件是成熟的，而建立归纳逻辑的条件和基础是不成熟的。

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探讨演绎问题的同时也给归纳问题以高度的重视，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创建逻辑体系的时候也是把归纳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而且把归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纳入到了他的三段论体系当中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伟大的贡献，他给我们在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逻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莱布尼茨是公认的现代逻辑的奠基者。他继承霍布斯等人“思维就是计算”的思想，把逻辑的论证方式归结为“计算”一“我将作出一种通用代数，一切推理的正确性都将化归于计算。”

莱布尼茨设计了“通用语言”和“通用数学”来准备构建他的逻辑体系，而且现代形式逻辑也是按照他的这种设计思路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演绎作为逻辑的根本特征似乎是更加巩固和更加不可动摇了。肖尔茨对此评价说：“我们必须把这种对演算规则的真正作用的见解看做是莱布尼茨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并看做是一般人类精神的最精彩的发现之一。”

莱布尼茨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忽略去建立“一种新的逻辑”，而且他也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对这种“逻辑”的认识。他说：“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逻辑，来处理概率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正位篇》(Topiques)中所做的也不亚于此……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扩充论题和给予它的概然性。”

尽管莱布尼茨没有在完整的意义上构造出与演绎逻辑相媲美的归纳逻辑，究其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在莱布尼茨时代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支持现代归纳逻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程度，构造现代归纳逻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莱布尼茨对所谓的“新逻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说明归纳逻辑在他理想的逻辑体系中占有与演绎逻辑同等重要的位置。

从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对传统逻辑、现代逻辑的构造来看，也就是从这两种类型的逻辑发展的起点来看，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一个逻辑体系内的，这两者的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他们是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从《逻辑史手册》设计的内容来看，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的来看待的倾向显示得非常充分。

第三，注重逻辑与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展现逻辑学的活力。

从研究的组织形式上看，《逻辑史手册》是一种群体性的团队研究，共有来自全球的100多位专门研究家介入到这个研究平台，这些研究家中有一部分来自与逻辑学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如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

从研究的内容上看，《逻辑史手册》更是突破了原来逻辑史研究单纯侧重纯逻辑理论或思想的研究模式，在更大程度上把逻辑科学置于与之密切关联的其他领域的网络之中，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思想史、计算语言学等，充分显示了逻辑学的基础科学与工具科学的作用与特质，展现了逻辑科学本身的活力，也表明了逻辑与这些学科领域之间交叉与结合的密切程度。可以说，这些领域既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近几十年来一直比较活跃的领域。在这种立体交叉与互动的过程中，讨论逻辑学的发展，推进逻辑学的研究，是逻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三、关于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

这套《逻辑史手册》的唯一缺憾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的问题。就此问题评论人克劳斯·格拉斯霍夫(Klaus Glashoff)说：这套手册的第一卷“没有包含任何关于唯一一种基于非印一欧语言的逻辑——中国逻辑的信息”，实际上，“众所周知，远在印度佛教逻辑之前，约公元前3世纪就已存在了本土的中国逻辑——后期墨家，中国逻辑在《逻辑史手册》中的缺失成为该手册的一大遗憾。”

关于世界逻辑体系中的中国逻辑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国际逻辑学界的广泛注意。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列举了199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卷第一部分“传统中国的语言与逻辑”提出的观点，“逻辑史在中国的反映(因为它基于非印一欧语言)对任何的全球逻辑史进而对任何的全球科学基础的历史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说明国外逻辑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关于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重要性问题。我们可以借助《逻辑史手册》评论人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对“印度逻辑”的评价来加以说明：“人们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本土逻辑提供给我们一种并非基于希腊传统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这应当视为一个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逻辑传统与观念的机会。然而，这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印度逻辑的历史与哲学的背景。”中国逻辑作为唯一一种非印一欧语言的逻辑，它必然具有与希腊逻辑、印度逻辑不同的基础、特点和表达方式，同样对批判性地反思西方逻辑的传统与观念具有与印度逻辑一样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逻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手册主编嘉贝和伍茨欣然接受了评论人的意见，已正式邀请我国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专家撰写“中国逻辑”部分，以期在再版《逻辑史手册》时补充这一部分内容(爱思唯尔出版社已经同意将在近期出版《逻辑史手册》第一卷的新版，将把“中国逻辑”的部分增加进去)。

近5年，在国际逻辑学的杂志上陆续有大量的研究中国逻辑的。国际逻辑史界对中国逻辑研究的关注，充分说明了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已得到了公认，而且作为基于非印一欧语言系统的一种逻辑，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也引起了逻辑史研究家的关注。国际逻辑学界对中国逻辑的重视，需要我们对进一步深化中国逻辑研究给予积极的关注。

我们在研究中国逻辑的过程中，如同研究印度逻辑“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印度逻辑的历史与哲学的背景”一样，也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中国逻辑的历史与哲学背景，而不是去附和西方逻辑的特点。这里，我们还是引用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对“印度逻辑”这部分内容的述评来说明历史与哲学背景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他说：“‘印度逻辑’一章试图提供给西方读者的印度逻辑最重要部分的内容，并说明这些问题是如何适应某种形式符号逻辑环境的体系的”。而这样做的后果则是“这是一个从概念上既不太可能，而且到事实上也不成功的项目。印度逻辑不仅不是欧洲逻辑的附庸，而且把印度逻辑视为西方‘逻辑史’的补充也是不恰当的”。

我们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做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以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按照逻辑思想自身的发展特点，按照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起源、形成、转变和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特征、主导推理类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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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决策过程；逻辑应用；决策实施

中图分类号：B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18-04

管理决策科学化是现代社会实践提出的要求，其重要性在现代管理活动中越来越显现出来。而任何科学决策的作出都与管理者的逻辑思维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决策者必须理解决策过程的逻辑和决策过程中的逻辑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了解有关的逻辑知识，对于实现管理决策科学化，达到管理决策的预期目标，做好管理决策工作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决策与逻辑

“所谓决策，是指组织或个人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对未来一定时期内有关活动的方向、内容及方式的选择或调整过程。”［1］管理决策过程经历着如下的逻辑发展阶段：一是认识问题。明确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认识实际状况及其与所想要的状况的偏差。二是确定目标。根据管理决策的要求，明确决策活动的目标。三是制定方案。寻找实现目标的各种途径，设计可能行动的计划。四是评估备选方案。分析可采用的方案，从中选择最优。五是实施决策。组织实施选取的方案，评价方案实施的结果。在管理决策发展过程中，决策目标是整个决策活动过程的核心，它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的始终，把各个阶段有机联结在一起。

决策管理学派的创始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决策贯穿于各个领域的管理活动，任何一项管理工作、管理活动都要作出决策。而决策正确与否则决定着目标能否实现，决定着组织的兴衰和生存。正确的管理决策能够充分发挥人力、物力、财力的效用，提高工作和劳动效率，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推动工作、生产、经营的顺利发展；而错误的管理决策，则会使物质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影响组织成员的积极性，损害管理的活力，使组织蒙受损失。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逻辑规律、逻辑方法等是对各种具体思维领域共性规律、关系、法则等的抽象与概括。决策思维是逻辑学的对象域之一，因此，决策思维与逻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2］179逻辑思维是决策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第一，思维形式的应用。概念、命题、推理、论证等思维形式综合运用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决策思维也是如此。如：“确立目标”就需要运用概念的思维形式；拟定多个方案并对方案加以抉择的过程要运用选言命题，进行选言推理；评估备选方案，则要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有经过逻辑论证而且成立的方案才能投入实施。第二，逻辑规律的应用。决策过程运用思维形式，需要遵循思维规律。如：决策目标概念要具有确定性，就要求遵守“同一律”；要保持组织总目标与各部门分目标的协调性，就需要遵守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第三，逻辑方法的运用。在决策思维过程中，要运用到一系列的逻辑方法。如：形式逻辑的类比、归纳、演绎等方法，辩证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等方法。

二、决策过程中的逻辑应用

在系统组织中，事物并非总是处于和谐状态，而是以矛盾的形式在运动。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管理者感到有必要进行认真研究并寻求解决方法时，该矛盾就构成了决策问题。认识问题要求一定的逻辑方法，逻辑方法是遵循一定的思维规律去实现目的的手段。

“分析就是在思维的活动中，把客观对象的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方面、特性和因素而加以认识。综合就是在思维的活动中，将已有的关于客观对象各个部分、方面、特性和因素的认识联结起来，形成对客观对象的统一整体的认识。”［3］在人类的辩证思维活动过程中，随时都需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逻辑方法。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在运用时的大致程序是：从综合开始，经过分析，再回到综合。作为起点的综合，是笼统的未分解的综合；而作为终点的综合，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综合。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决策对象来说，我们往往要经过综合―分析―综合的多次反复，才能取得比较深刻的认识。

“所谓决策目标就是指决策者在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为解决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事物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而确定的事物应达到的期望状态。”［4］决策是围绕目标进行的，其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决策者围绕决策目标而展开的思维活动过程。决策目标应当明确具体，这是决策者作出有效决策的首要条件。明确决策目标，对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思想确定性的要求，它要求决策者严格遵循同一律。“同一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任何一种思想必然与其自身等同。其公式是：A是A或AA公式中的‘A’表示同一思维过程中的一个概念或命题。”［5］179在整个明确目标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思维对象的同一、概念的同一和命题的同一。思想的确定性要求决策者在同一个决策过程中，即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必须确定自己所探求的目标是什么，不能把对这个目标的探求偷换为对那个目标的探求，也不能把几个目标纠缠起来，不分主次，混作一团。如果我们的思维在确定决策目标时缺乏确定性，也就是说，如果违反了同一律的逻辑要求，那么，很可能背离初衷，导致决策走向错误的方向。此外，组织的总目标和各部门的分目标之间、战略目标与战术目标之间也要具有协调性，不能互相排斥、互相矛盾。这时，我们要遵守矛盾律的逻辑要求，“矛盾律的基本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个是假的。其公式是：A不是非A或(A∧A)公式中的‘A’表示同一思维过程中的一个概念或命题；‘非A’表示与‘A’相否定的另一个概念或命题”［5］185。组织的总目标、战略目标是各部门的分目标、战术目标的方向，分目标、战术目标又是总目标、战略目标的基础。如果制定目标违反了矛盾律的逻辑要求，很可能导致目标迷失原来的方向，也很可能会导致决策的失败。

制定方案是决策程序的关键环节，是通过一定的步骤和手段提出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具体决策方案。这儿讲的决策方案指为了实现决策目标而确定的各种备选决策方案。有了决策目标就有了行动的方向，而决策目标的实现还依赖于一些特定的条件，决策目标是在这些特定条件下促成的，条件是制约决策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实现决策目标，决策者必须注重对各种条件的考察、分析和整理，运用不同方式对之进行整合，根据不同的条件组合不同的备选方案。例如，要考察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现实条件和可能条件、可控条件和偶然条件，等等。如果人们对各种条件考察不足，那么就很可能制定不出较理想的方案或制定出来的方案不能得到较彻底的实施和检验。我们必须重点考察和分析的条件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为了决策目标的实现，人们必须首先考察、分析和研究能够使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人们通常讲的充分条件往往是一种多条件联系，即如果对某种结果D来说，除A能导致D外，B、C等也能独立地导致D，那么，A、B、C就与D具有多条件联系。因此，一个决策目标的实现，客观上就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可能，存在着人们制定多方案的可能性，只要找到决策目标的若干充分条件，也就找到多种可能的备施方案。所以充分条件的性质既为多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又为多方案的制定指出了方向，提供了可能。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经常发现，对某种结果的实现来说，有些条件是充分的，但有些条件却不是充分的，逻辑上就把这一类条件称作必要条件。它的基本特征是：没有它，就必然不会产生某种结果。在决策思维过程中，决策者很重要的一项考虑就是：要实现决策目标需要具备哪些最基本、最起码的条件，即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实现决策目标的诸条件中，缺了任何一项必要条件，决策目标都将无法实现。因此，决策者在搜寻条件的过程中，首先要对一些基本的可控条件加以全盘筹划，如对人力、物力、材料、资金、市场销售、信息等，要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一些不可控的必要条件，或者寻找机会积极创造，或者进行科学的预测。“对必要条件关系的考虑，是对充分条件关系考虑的具体化。”［2］218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有并列，有交叉，也有从属关系，在决策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对它们的关系必须作出具体分析。条件分析是拟定方案的基础和前提，方案拟定则是条件、措施、手段的规划和设计。拟定方案就是根据现有条件的分析，去设计、规划出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几种可能途径来。

理想化的方案是能考虑到所有因素和条件，设计最合理、价值最好、能最好地实现决策目标的方案。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方案往往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一方面，人们不可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约束条件，而且一些较大的决策往往涉及许多部门，包括多个目标。各个部门对目标的要求不尽相同，一个方案对这个部门是最优方案，而对另一个部门则不一定是最优方案。另一方面，从执行时间的效果看，在短期效果上是最优方案，而在长期效果上不一定是最优方案，或者相反。因此，“最优方案”只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什么绝对的“最优方案”，只能在条件许可下，相对地作出和选定接近最优的方案。“论证就是根据一个或几个真实性判断（即命题，引者）来断定另一个判断真实性的思维形式。”［6］决策方案选优的过程，也就是进行逻辑论证的过程。无论是选择最优方案，还是淘汰较次的方案都要从逻辑上加以论证。只有通过科学、全面和系统的论证，才能明确方案的优劣、利弊，选出最优方案。逻辑论证在方案选优的过程中起着尤为重要的关键作用。要正确进行方案选优的逻辑论证，就要明确论证的基本内容，掌握论证的逻辑方法，遵守论证的逻辑规则。证明是方案优选者为自己认为最优方案的辩护过程，反驳是对相反的意见进行反驳的过程，二者是论证方案相互联系的两种逻辑方法。逻辑证明是引用已知为真的命题来确定某一命题真实性的思维过程，也是一种论证真理的逻辑方法，它由论题、论据、论证方式三个要素组成。论题是需要确定其真实性的命题回答“证明什么”的问题；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的真实性的那些命题，回答“用什么证明”的问题；论证方式是把论据与论题联系起来的形式、方法，回答“如何证明”的问题。在实际思维过程中，这些方法经常是同时结合运用的，在一个论证过程中，往往既有归纳证明，也有演绎证明；既有直接证明也有间接证明，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决策实施是决策活动全部过程的重要阶段，它的重要性相当于认识全过程的“由认识到实践”阶段。“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7］因此，从认识到实践是更重要的阶段。西蒙指出：决策活动不仅包括“决策制定过程”，而且包括“决策执行过程”，即决策实施过程。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决策全过程中两个相互连接的基本阶段，探讨二者发展的逻辑，就是西蒙称谓的“人类抉择的逻辑学”，因而，在探讨了决策制定的逻辑后，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决策实施的逻辑。决策实施是决策过程的逻辑继续，它包括根据决策研制实施计划，再根据决策和计划进行实践，通过决策实践而实现决策目标。在决策实施过程中，由于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变化，决策应紧密地跟随实践的进展，及时地把握决策的实施情况，及时进行指导，以保证决策的最终实现。这类思维活动是上升性原则所要求的。当决策方案的实施进一步深入发展，必然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因此，作为决策者对客观事物发展及其规律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还需要上升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科学决策，并不断提高决策的水平，上升性原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可以直接取得经验材料。然而即使这些材料十分丰富和全面，但仍是片断的、零散的、表面的，根据这样的经验材料不可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更不能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通过上升性原则，对经验进行逐一考察，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并将各个方面联系起来，把本质和现象联系起来，进而推论出新的知识。古往今来，一些有识之士之所以能够提出真知灼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善于进行上升思维，不断地获得新知识。

三、研究决策逻辑的意义

决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决策符合逻辑。逻辑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表述论证思想，防止思维错误或谬误的工具；是人们提高思维有效率，减少思维失误率的工具。“既然逻辑学是指导人们进行合理思维的有效工具，制定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就不能不依赖于逻辑”［8］，因此，要正确地决策，就要遵守逻辑规律，进行正确地思维，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决策的可靠程度和科学决策的水平。在决策的实践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懂逻辑或不遵守逻辑规律要求，就会导致决策失误，甚至会造成重大损失。在决策过程中，逻辑的指导和运用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逻辑科学的理论和原则为决策提供了有效的逻辑工具和手段。在决策过程中，要综合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进行决策思维。概念要明确、命题要恰当、推理要合乎逻辑、论证要有说服力。如果决策过程或决策的某个阶段的思维违反了逻辑的基本要求，那就会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正确掌握和运用逻辑方法，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21.

［2］傅殿英.管理决策的逻辑方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张巨青.辩证逻辑［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147.

［4］张智光.管理决策逻辑［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100.

［5］楚明锟.逻辑学――正确思维与言语交际的基本工具［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6］朱志凯.形式逻辑基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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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视域 多维参与新型教学模式 意蕴 方法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深入，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许多专家、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信息学等方面进行考察与研究，从哲学的视域来阐释新型教学模式的却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从哲学视域审视新型教学模式的几个核心问题，以拓宽新型教学模式的路径，使教学模式更趋于规范化、科学化、理想化和现代化。

一、定义概念的哲学依据

对基本概念的准确理解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研究新型教学模式的概念也是如此。定义一个概念，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方法依据。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哲学为我们提示了借鉴。逻辑学是黑格尔庞大哲学体系的核心，逻辑学的内容是关于思想的纯粹规定，研究的是“纯粹理念”在逻辑阶段的运动，即：“纯粹理念”完全展现自身的过程。黑格尔认为：“纯粹理念”在逻辑阶段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存在”、“本质”、“概念”。因此，逻辑学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

“存在论”理论研究表明，直接性和潜在性是范畴的特点。直接性体现存在的概念或范畴直接呈现而不需中介环节；潜在性说明事物的丰富的内涵尚未显露。所以，新型教学模式的概念首先源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的相对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变革，特别是源于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模式的变革，源于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的变革。

“本质论”理论研究表明，直接性的范畴或概念间接地表现出来，不是直接地呈现，是通过现象、现实呈现说明事物的本质概念，即：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个阶段分为“作为自我反思的本质”、“现象”、“现实”三个环节。“作为自我反思的本质”即“本质自身”，是本质在自身之内的反映。还未超出自身而表现在外，尚未表现为现象与现实；“现象”就是本质外在表现，是作为本质表现的“物”；“物”是从“根据”与“实存”这两个范畴发展起来的统一体。“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着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 ；“实存”是从“根据”发展起来的存在，现实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也要依据教学模式变革的本质自身、现象与现实，从“根据”与“实存”来把握其本质特征。

“概念论”理论研究表明，概念是人的思想表现形式之一，概念的运动过程也符合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揭示的范畴运动过程。范畴的运动是概念整体的发展，是作为同一有机体中所潜伏的因素不断发展的过程 。

二、多维参与新型外语教学模式概念的定义

多维参与教学源于互动观。互动观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的合作学习的诸多理念中最令人注目的一种理念。合作学习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由于它在改善课堂气氛，大面积提高学生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非认知品质等方面实效显著，便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成为当代主流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

合作学习论认为，教学过程是一个信息互动的过程。从现代教育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教学中的互动方式大致呈现为四种类型：一是单向型，视教学为教师把信息传递给学生的过程，教师是信息发出者，学生是信息接受；二是双向型，视教学为师生之间相互作用获得信息的过程，强调双边互动，及时反馈；三是多向型，视教学为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强调多边互动，共同掌握知识；四是成员型，视教学为师生平等参与和互动的过程，强调教师作为小组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成员共同活动，不再充当惟一的信息源。教学是一种人际交往，是一种信息互动，其间必然涉及上述四种信息互动过程和模式，缺一不可。

在教学活动中，教学模式处于龙头地位。它制约着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学的活动形式、教学环境的构成形式、教学的管理形式。没有教学模式的改革，其他教学改革都将是无源之水。现代信息技术以多媒体、互动式数据库、因特网提供的传播与交流平台，冲击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为学习者创设了一个自主获取知识、培养创新能力、发展个性的教育环境，唤起了学生极大的学习热望。基于信息环境下新型教学模式的构建直接和潜在地显现出来 。

对于模式一词，英国传播学家卖奎而认为，模式是“表明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美国比较政治学家比尔和哈德格雷夫认为，“模式是再现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的形式”。 我国钟志贤先生认为，“模式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模式是现实的再现，即模式是现实的抽象概括，来源于现实，但终归于指导现实的改变；二是模式是理论性的形式，是一种理论，而非工艺性方法、方案或计划；三是模式是简化的形式，是经理性高度抽象概括后，以简约明了的方式表达的出来的”。

至于教学模式，从其演变看，如果说赫尔巴特的“四段法”是最早（1806年）的教学模式，那么，教学模式的存在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教学模式由单一模式发展为上百种模式。

尽管教学模式及其相关的思想早已存在，但确切的“教学模式”（Model of Teaching）的概念是在70年代初才出现的。

在我国，“教学模式”这一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在此之前，我国的教育学将教学模式归为教学方法，或者称为教学过程阶段理论。在我国的教育学著作中，最早将“教学模式”作为专门内容讨论的是叶澜主编的《新编教育学教程》。在这本书中，共介绍了十种教学模式，其中有三种是由我国教育工作者研究发展起来的。8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教学模式体系。尽管如此，目前，人们对“教学模式”的认识还不一致。

叶澜先生认为，“教学模式俗称大方法。它不仅是一种教学手段，而且是从教学原理、教学内容、教学的目标和任务、教学过程直至教学组织形式的整体、系统的操作样式，这种操作样式是加以理论化的。”

李伯黍先生认为，“所谓教学模式，就是指反映特定教学理论逻辑轮廓的、为保持某种教学的相对稳定而具体的教学活动结构。其作用是设计课程、安排教学材料、指导课堂教学等等。”

丁证霖先生等认为，“教学模式是一种可以用来设置课程（诸学科的长期课程）、设计教学材料、指导课堂或其他场合的教学的计划或类型。”

王维城先生提出，“所谓模式，就是为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而设计的、具有规定性的教学策略。说它们规定性的，因为明确地规定了教师在计划、实施和评价等阶段的职责。”

钟志贤先生认为，教学模式是指对理想教学活动的理论构造，是描述教与学活动结构或过程中各要素间稳定关系的简约化形式。

三、两种教学模式的比较

1．传统的教学模式。由于在我国很长时间没有教学模式这一概念，而教学模式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于教学实践中，所以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师都习惯称我国的基本教学模式为“教学过程的阶段”，阶段由引起学习动机、领会知识、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知识五个部分组成，所以认为是我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的一个典型。

引起学习动机是进行教学的前提，是有效学习的保证；领会知识包括感知教学内容和理解教学内容，形成清晰的表象，上升到概念，以此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巩固知识是通过复习、练习，将所学知识比较牢固地储存在记忆中；运用知识是促使学生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问题，进而形成技能；检查知识是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反馈，教师调整教学方案，学生调整学习状态。

传统的教学模式适用于我国以学科知识、书本知识为主的课堂教学，也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所以，在选择新型教学模式时离不开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借鉴。

2．新型教学模式。新型教学模式强调以现代学习理论为指导，强调教育教学思想理念创新。素质教育理念要求新型教学模式在教学对象上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少数学生；在教学目标上发展整体素质，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而不是只注重与升学相关的素质的发展；在教学关系上看作师生间双边合作活动，强调师生、生生间的共同作用，民主、合作、互助型师生关系；教学过程上主动、生动、活泼，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主导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导”、“动”中；在教学方法上启发、内化、转化，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改变传统教学“填鸭式”，使知识、技能、和情感真正为学生所理解，内化为学生认知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产生融合和同化的效果；教学环境和谐、愉悦、共鸣，物质上注重学校环境和课堂环境的设计，人文上强调互相交往的氛围，潜移默化的感染，

基于建构主义的新型教学模式，强调以学为中心，给学习者的主动发挥创造条件；强调创设真实的情境并引导学习者进入情境；强调为学习者提供多种资源，让学生自主学习和进行问题研究；强调组织学生运用语言和文字进行表述；强调学生进行意义构建。其价值远远超过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课堂教学的灌输。

四、结论――多维参与新型外语教学模式的意蕴

笔者认为，所谓模式，是以简约明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表明一种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抽象概括了的理论性的形式。换言之，表达的简约明了性、内容的结构过程性、理论上的抽象概括性是模式的基本特征。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在某种教学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教与学双边活动中各要素之间稳定的关系和活动进程的结构形式。它具有特定的教学目的、特定的组合方式、稳定的结构、可操作性的教学模型、包含教学策略的教学方法。

多维参与新型外语教学模式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无校园围墙的、开放式的教育模式。它将成为21世纪教育实效性、自主性、终身化发展目标的基本模式和基本途径。

现代信息技术为新型教学提供了物质基础，Intetnet上的丰富资源特别适合学生自主探索性学习，适合于学生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新世纪是信息社会，信息素养是信息社会新型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教育面向未来要求必须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将学生信息能力的培养纳入教育教学之中，用信息化教育内容和手段来建立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新型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

[2]王为民：《哲学视域中人的素质极其教育意蕴》，《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2.1。

[3]钟志贤：《新型教学模式新在何处》（上、下），《电化教育研究》，2001.3、4。

[4]shwu-ching Young, Situated Learning in a Hyperm

篇4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篇5

一、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构成和犯罪的概念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犯罪构成的基础和范围，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为此，应从犯罪概念出发来探讨犯罪构成真实模型。

（一）对现行犯罪概念的质疑。

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文规定：“一切危害国家、和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二）具有刑事违法性；（三）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笔者认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不科学的。该犯罪概念违反了“定义必须相应相称原则”。

该概念将“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作为“犯罪”的本质属性之一。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并不是说“必须受刑罚处罚”，因为在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虽然行为没有被给予刑罚，但是，该行为也被认定为犯罪。因此，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指原则上应受刑罚处罚，但是，没有受刑罚处罚也可以。既然没有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那么，“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就不是犯罪概念必须具备的属性。其实，“应当受刑罚处罚”本来就不应成为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因为“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因，“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果。作为原因的犯罪自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无需借助作为结果的“应当受刑罚处罚”作为本质属性来加以说明。

“定义必须相应相称”是定义的重要规则，它是指定义概念的外延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完全相等。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可以互换位置。违反这条规则的逻辑错误有两种：定义过宽和定义过窄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犯罪概念具有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是定义概念的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的定义概念增加了不属于犯罪概念本质属性的“应受刑罚处罚”内容，使其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犯罪”，导致定义没有相应相称。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确有完善的必要，科学的犯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追寻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

（二）犯罪基本特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基本特征是与犯罪构成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为此，在研究犯罪构成模型之前应弄清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关系。

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里，犯罪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范畴，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科将犯罪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分属两部分相对独立的内容来构建理论体系是没有必要的。

在我国刑法学界出版的教材或专著里，在论述犯罪、犯罪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预备、中止、未遂、共同犯罪、累犯、自首、缓刑、减刑、假释、分则各个罪等内容时，经常出现“基本特征”、“特征”、“构成特征”、“条件”、“构成条件”、“成立条件”、“成立要件”、“适用条件”、“构成要件”等字眼。在一些内容里，就同一内容而言，此教材与彼教材在用词上是不同的，例如，有的教材称“犯罪未遂的条件”，而有的教材则称“犯罪未遂的特征”。又如，在《刑法》分则里，有的教材称“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另一教材称“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甚至在标题写“故意杀人罪的特征”，而在论述部分写“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刑法学里，“特征”、“构成要件”和“条件”分别包含什么意思？就前述论及的刑法学内容而言，可否随意用这三个词转换使用？为了搞清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的关联问题，我们必须弄清前述疑问。

“特征”一词应如何理解呢？《新华字典》认为，“特”是指特殊，不平常的，超出一般的⑻。

“征”是指现象、迹象⑼。《现代汉语词典》认为，“特征”是指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⑽。从词典解释可知，“特征”的原意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迹象或标志，或一事物所具有的特殊迹象或标志。若从刑法学角度理解，笔者认为，“特征”主要是指某一刑法学里的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迹象或属性。用“特征”一词主要想强调某一刑法学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地方，且论述“特征”主要是以表面、平面思维方式进行思考。论者所提炼出的某一事物的“特征”是经高度提炼后抽象出来的。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思维可能具有多种层次之分，因此，对同一事物的特征进行抽象思维时，基于不同层次的思维角度，其概括出的特征是有差异的，但是，其实质内容是同一的。

“条件”一词又如何理解呢？《新华字典》认为，“条件”是指事物产生或存在的因素⑾。《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条件”是指影响事物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因素⑿。据此，刑法学相关问题所说的“条件”是指某一刑法学事物成立应具备的因素。用“条件”一词主要不是想强调某一刑法学事物与其他事物不同地方，其所提到的一些条件可能是许多其他事物的共同条件。

“构成要件”一词应如何理解呢？《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构成”包含有“形成”、“造成”、“结构”这几方面的意思⒀，“要件”的意思是，重要的条件，主要条件⒁。“要”还有“索取”、“希望得到”的意思⒂，因此，“构成要件”可有两层意思：一是在结构组合上的重要条件或主要条件，二是在结构组合上必不可少的条件。刑法学相关问题所说的“构成要件”是指某一刑法学事物从其构造上讲应具备的要素。论述“构成要件”主要是在脑海里以立体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在思维上将刑法学事物比拟现实的物品（如机器）来理解。用“构成要件”一词主要想强调某一刑法事物具有明确的内在结构和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思维角度的需要，对刑法学里相关内容所提及的“特征”、“条件”和“构成要件”用词进行选择，但是，应考虑习惯用法。

在研究“犯罪”概念时用“特征”还是“构成要件”分析其内涵更显科学性呢？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应有一定明确性，对犯罪概念进行分析的内容和犯罪概念应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学界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可概括出三个特征：（1）一定的社会危害性；（2）刑事违法性；（3）应受刑罚惩罚性。但是，由于“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应成为“犯罪”概念的内容，因此，依《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概念仅包括“一定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两特征。将犯罪的特征仅抽象为这两个特征，这是过分的高度概括，它使犯罪概念的明确性不够，未能让人准确地理解“犯罪”概念，为此，我们对“犯罪”的特征应规定更具体一些，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的分则构成规定，同时符合总则规定。因此，从强调“犯罪”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不同的角度讲，“犯罪”概念应具有三大特征：

（1）犯罪是违反分则构成的行为或不作为，即具有分则违法性。

（2）犯罪是符合刑法总则的、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故意或过失实施的行为或不作为（符合总则明确规定的基本要求）。即具有总则的明确违法性。

（3）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不作为。即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根据这三大方面特征概括，笔者认为，犯罪是指违反刑法分则构成和总则规定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不作为。也可以说，犯罪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单位故意或过失地实施违反刑法分则构成的、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不作为。

如果从“犯罪”在构成上应具备的要素角度理解（即从立体思维角度理解），与前述三特征相对应，犯罪构成应具备三大模块要件：

（1）分则构成模块。

（2）总则明确构成模块[包括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罪过（即故意或过失）]。

（3）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这一模块包括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犯罪客体是从质上区分社会危害性大小，综合社会危害性是从量上区分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

在研究犯罪构成时，我们可在犯罪构成模块要件的更具体、更细的层次上分析，经过高度概括后，笔者认为，所有犯罪的下一层次的共同具体要件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犯罪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模块要件”在转换语境后，其内容是相通的，由于“特征”主要强调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地方，而“构成要件”则强调该事物的明确构造和范围，从罪刑法定原则看，在分析犯罪概念时用“构成要件”来分析其内涵比用“特征”来分析更具科学性。因此，刑法学里没有必要将“犯罪基本特征”作为其理论体系上的独立一部分，而应将“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模块作为同一部分内容来构建理论体系。

二、犯罪构成模型的分类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种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各种要件的有机整体。在前文里，笔者认为，犯罪构成是由分则构成模块、总则明确构成模块和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组成的有机整体。为了便于争论，笔者将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称为“犯罪构成三模块说”（简称“三模块说”）

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四要件说”，一些学者在批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时，提出了“二要件说”、“三要件说”，这些学说和前文所述的“三模块说”所提的犯罪构成模型，其实上是学者们根据刑法分则和总则规定的不同范围所划定的犯罪构成范围，或者说它们是前述犯罪三大构成模块或其模块的构成要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而形成的犯罪构成模型。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在理论上已提到的犯罪构成模型和客观上存在的犯罪构成模型可以按以下两种方法分类：

（一）以犯罪构成模块组合方式的不同来划分的犯罪构成模型

这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前述犯罪三大构成模块的组合不同来划分犯罪构成模型的。以这种方法划分的犯罪构成模型可有三种：

1.分则构成模型：

该模型是前述犯罪三大构成模块的第一大模块“分则构成模块”具体化后形成的模型，该模型是以分则罪状为基础分解出来的构成模型。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型：

（1）仅具客观要件的模型。例如：《刑法》第354条规定的容留他人吸食、注射罪。

（2）仅具客观、主观要件的模型。例如，《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

（3）仅具客观要件、主观要件和主体特殊身份的模型。例如，《刑法》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

（4）仅具客观要件和客体的模型。例如，《刑法》第102条规定的背叛国家罪，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等。

2.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

该模型是前述犯罪三大构成模块的第一大模块“分则构成模块”和第二大模块“总则明确构成模块”两者具体化后复合而成的模型。该模型由分则构成和总则中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罪过（故意或过失）几个明确要素复合而成的模型。

3.完整的犯罪构成模型。这是犯罪三大构成模块“分则构成”、“总则明确构成”和“一是社会危害性”三者具体化后复合而成的模型，具体而言，它由分则构成、总则明确构成（即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罪过）和总则弹性构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三部分组成。

《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明文指出社会危害性（指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可简称为“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特征之一，而犯罪概念界定了犯罪构成的范围，因此，“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也应成为完整的犯罪构成模型的要件。这里所称的“社会危害性”应包括两方面内容：

（1）侵犯了犯罪客体，它表明犯罪所指向和侵害的法益，在这方面内容里，仅指其侵害了某种性质的法益，没有评介其法益在量上的情况，法益性质的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存在差异，例如，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两种法益的社会危害性就存在着差别。对于绝大多数罪种而言，其分则构成未明文描述到犯罪客体，但是，从其分则构成可以推断出其犯罪客体，可以说，其犯罪客体是隐含在分则构成中的一个隐性要件，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构成的要件应是刑法规定的，同时，由于人们对同一罪的犯罪客体的理解会存在多种歧义（例如，对的客体有多种理解），因此，不宜认为所有犯罪的犯罪客体均是其分则构成的要件，只有刑法分则明文规定有犯罪客体的犯罪才能认为犯罪客体是其分则构成的要件，例如，《刑法》第102条规定的背叛国家罪、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爆炸罪等。任何一种犯罪均侵害一定的法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受到侵害的法益的存在表明了社会危害性的存在，而“一定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已在《刑法》总则有明文规定，因此，对于分则构成未明文规定有犯罪客体的犯罪，其犯罪客体可在“一定社会危害性”里找寻，通过对其分则构成分析，抽象出其犯罪客体，一般而言，从其客体性质可以反映出社会危害性。

（2）综合的社会危害性。综合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将分则构成的要件、总则明确构成要件（主要指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罪过）、“社会危害性”第一方面内容“犯罪客体”以及其他因素综合分析而得出的社会危害性整体，这方面的社会危害性体现量的大小。由于综合社会危害性的量的判断存在主观差异，因此，“社会危害性”属于总则弹性要件。

由于大多数犯罪客体隐含于分则构成，而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又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因此，我们可将总则中“社会危害性”的两方面内容分离，将其中的“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独立要件看待，将“综合社会危害性”（即达到犯罪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另一要件。这样“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模块可分为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两要件。通过对各罪种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三大模块的具体要件分析，我们可知，任何罪种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均包括以下具体要件：（1）犯罪客观要件；（2）犯罪主观要件；（3）犯罪主体；（4）犯罪客体；（5）达到犯罪程度的综合社会危害性。这些要件包括有总则和分则的要件。

（二）以犯罪构成具体要件的不同组合来划分的犯罪构成模型

这种分类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并不考虑犯罪的三大构成模块层次，而是直接思考、想象三大构成模块的下一层次的具体构成要件。

在犯罪的三大构成模块里，每一构成模块均由若干具体要件组成，我们在分析完整的犯罪构成模型时，通过对犯罪的三大构成模块的具体要件分析可知，任何罪种的完整犯罪构成均包括以下具体要件：（1）犯罪客观要件；（2）犯罪主观要件；（3）犯罪主体；（4）犯罪客体；（5）达到犯罪程度的综合社会危害性。

前述犯罪构成具体要件可以以不同方式组合而形成若干犯罪构成模型。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已提到的、以这种方法分类的犯罪构成模型和客观存在的犯罪构成模型主要有：

1.“二要件模型”

我国有学者在批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时，提出了“二要件说”，其认为，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均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犯罪构成模型应仅由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组成。

2.“三要件模型”

我国有的学者在批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时，提出了“三要件说”。“三要件说”又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客体不应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罪构成模型应由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主体不应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罪构成模型应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组成。

3.“四要件模型”（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所倡导的模型）

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源自原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它认为，犯罪构成模型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组成。相比于前述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传统犯罪构成模型缺少了“综合社会危害性”的要件，同时，其所称的“犯罪客体”不仅包括质的要素（即侵害何种法益），而且包括量的要素（即它是指刑法保护的那部分重要的法益），但是，不包括该保护法益以外其他社会危害性。

4.“五要件模型”

“五要件模型”直接由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达到犯罪程度的综合社会危害性五个具体要件组成。这“五要件模型”与前一种分类中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区别是，它没有模块构成层次，直接由具体要件组成，但是，由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模块层次的下一层次的五个具体要件与“五要件模型”的五个具体要件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在本质内容上是一致的，只是思维方式存在差异。

三、各种犯罪构成模型的功能及评价

每一犯罪构成模型均有各自的功能，因此，在讨论问题时，人们所提到的“犯罪构成”在不同语境下，其所指的内容可能是不一致的，但是，一般是指前述七个犯罪构成模型中的某一模型。而大多数情况下所说的犯罪构成应指“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或“五要件模型”。为了更好地追寻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下面对犯罪构成各模型的功能及欠缺予以分析。

（一）分则构成模型的功能与缺陷

刑法分则条文一般由罪状和法定刑两部分构成，而罪状是由若干个要件组合而成的。这若干个要件组合成的罪状形态就是分则构成模型。一个罪的罪状应具有明确性，同时，它也是立法者对该罪的形态进行高度概括而确定下来的。在分则里，此罪与彼罪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它们各自的罪状形态不同，可见，分则构成模型的主要功能是将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分则构成模型应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德日犯罪成立要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要件，这模型相当于德日犯罪成立要件中的“该当性”要件。

分则构成模型具有自身的缺陷，它只能区分此罪与彼罪，但是，它不能把犯罪这类现象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例如，《刑法》第359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罪是这样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规定“引诱、介绍、容留他人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通过比较可知，引诱、容留、介绍罪的罪状和同类的治安违法行为的规定是一样的，由此可知，分则构成模型还是有欠缺的，需要用其他犯罪构成模型才能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

（二）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的功能及欠缺

《刑法》总则第17条至第19条明确规定，行为人犯罪时应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刑法》总则第14、15条明确规定，故意或过失（即罪过）是犯罪必备的要件。这些是《刑法》总则明确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要件。但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为了防止条文的臃肿和重复，大多数罪种在分则构成里并没有将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犯罪故意或过失予以明文规定。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故意或过失要素近似于德、日犯罪成立要件中的“有责性”。在我国犯罪三大构成模块里，它是“总则明确构成模块”的具体化要素。由于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依附于行为人，它是行为人诸多依附要素（如身高、体重、人种、年龄、能力、智力等）中与犯罪构成有关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犯罪主体作为这两要素的上位概念。由于故意或过失是支配行为（或不作为）的主观心理，因此，我们可以将犯罪主观要件作为其上位概念。

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是将分则构成与总则明确构成复合而成的犯罪构成模型，它是在分则构成模型基础上将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要件纳入其中而成的模型。有学者在批判传统犯罪构成时指出，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不包括犯罪客体，这样的犯罪构成近似于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因包含有分则构成的内容，因此，它具有区分刑法分则中此罪与彼罪的功能，由于该模型将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即犯罪主体）作为其构成要素，因此，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而言，即使其行为符合分则构成也不能认定为犯罪，因此，该模型中的犯罪主体要件具有入罪或出罪的功能。

另外，该模型将故意或过失（即罪过）作为其构成要素，因此，该模型中的主观要件同样具有入罪或出罪的功能。但是，该模型也存在欠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行为往往符合该模型的各个要件，但是，正当行为是无社会危害性的，若依该模型来判断，正当行为也是符合犯罪构成的，可见，对正当行为没有出罪功能是这一模型的重大欠缺。

（三）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功能及问题

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是在分则联总则明确构成模型的基础增加了刑法总则规定的“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要件而形成。该模型包括分则构成模块要件、总则明确构成模块要件（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罪过），以及总则弹性要件“一定社会危害性”（又可分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如果将其模块要件细分，这一模型包括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这一模型是犯罪三大构成模块具体化后所有的构成要件的组合，是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模型，它体现了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犯罪构成模型具有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功能，具有从主体责任年龄、责任能力方面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还具有从罪过方面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由于一定社会危害性是其构成要件之一，因此，它还可以从宏观上、从整体上区分罪与非罪，即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也可区分犯罪行为与合法行为。

应当说，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客观存在的犯罪构成模型应包括“一定社会危害性”要件，在理论上讲，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但是，该模型中的“一定社会危害性”要件具有相当的弹性，它既要综合该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主体、客体考察社会危害性，也要综合其他因素考察社会危害性。这样的犯罪构成模型是否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重大问题。

（四）四要件模型（传统犯罪构成模型）的功能及不足

传统犯罪构成模型与前述三个犯罪构成模型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定区别，该模型直接由具体构成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构成。该模型的“犯罪客观要件”近似于犯罪三个构成模块中的“分则构成模块”，“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近似于犯罪三大构成模块中的“总则明确构成模块”，其“犯罪客体”近似于犯罪三大构成模块中的“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里的“犯罪客体”。但未完全包括“综合社会危害性”。因此，传统犯罪构成模型既具有区分此罪和彼罪功能，也具有从主体责任年龄、责任能力方面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还具有从罪过方面区分罪与非罪的功能，此外，其“犯罪客体”还具有从一定角度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功能，但是，该模型的“犯罪客体”在考察社会危害性时未考察“犯罪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主体、客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因此，该模型未能从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有无方面准确地将罪与非罪区别开来。

应该指出，该模型还有一个缺陷是，它不能象完整犯罪构成模型那样按模块层次分明地区分此罪和彼罪以及区分罪与非罪。

（五）“二要件模型”、“三要件模型”和“五要件模型”的功能与欠缺

“二要件模型”是由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组合而成的犯罪构成模型。这种模型的功能和欠缺近似于“分则构成模型”，它一般具有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功能，此外，该模型将故意或过失（即罪过）作为其构成要件，因此，该模型中的主观要件同样具有入罪或出罪的功能，例如，如果行为时行为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即具有出罪的功能。其缺陷与“分则构成模型”一样，不能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同时，由于该模型没有犯罪主体要件，因此，它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不能从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角度对行为出罪或入罪。

“三要件模型”的第一种模型是由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三个要件组合而成的犯罪构成模型，该模型近似于“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两者的功能和欠缺是一致的。“三要件模型”的第二种模型是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组成的模型。该模型也近似“分则构成模型”，它一般也具有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功能，但是，由于该模型没有犯罪主体，因此，它与“二要件模型”一样具有缺陷，即不能从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角度对行为出罪或入罪。其另一个缺陷是，由于该模型的“犯罪客体”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并未完全包括“三模块说”的“一定社会危性模块”，因此，该模型与“四要件说”一样，未能将罪与非罪准确地区分开来。

“五要件模型”是由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五要件组成的犯罪构成模型。这五要件实际上是“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三大构成模块的下一层次的五个必要具体要件，可以说，“五要件模型”和“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构成范围是一致的。因此，“五要件模型”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具有同样的功能和欠缺。相比较而言，“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比“五要件模型”多一个优点：它的构成层次更加分明，可以使立法者更好地判断某一罪种的构成模型是优抑或是劣，它还可以使司法者更好地把握定罪的脉络。

四、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和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推崇

从客观现实看，我国《刑法》规定的科学犯罪构成模型应是完整犯罪构成模型，这一模型是以《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概念所界定的范围为基础，并由分则和总则的构成要件复合而成，从宏观上看，《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的范围和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范围是一致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将“一定社会危害性”作为其中的一个构成要件，这样的犯罪构成模型是否科学呢？

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了解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从立法科学性的角度看，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的判断标准有以下几个：

（1）犯罪构成模型应具有明确性。司法人员可以根据犯罪构成模型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同时，犯罪构成模型明确了司法人员的适用权限，可以防止司法专横，保障人权。这里所说的“明确性”是指相对的明确性，它应有一定的弹性，以便司法人员在时势变化情况下能公正、公平地处理刑事案件，实现刑法的正义。

（2）犯罪构成模型应能清晰地区分《刑法》分则中的此罪与彼罪。各罪种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各自的犯罪构成模型是不同的，因此，从个罪来说，其犯罪构成模型应能清晰地与其他个罪区分开来。

（3）犯罪构成模型应能将犯罪这类现象和非犯罪现象区分开来。首先，犯罪构成模型应能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如治安管理处罚行为）区分开来，也就是说，犯罪构成模型和一般违法行为构成模型应有区别。其次，犯罪构成模型应能将犯罪行为与合法的、无社会危害（如正当防卫）区别开来。

一种犯罪构成模型应同时符合上述三标准才可称得上是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

在前述七种犯罪构成模型里，分则构成模型、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二要件模型”、“三要件模型”和传统的“四要件模型”均未能同时符合前述三个标准。就分则构成模型和分则联总则的明确构成模型而言，它们具有明确性、能清晰地区分分则中的此罪和彼罪，但是，这两种模型未能将犯罪这类现象和非犯罪现象区分开来，换言之，它们仅符合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第一、二个标准，不具备第三个标准，因此，它们均不是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对于“二要件模型”和“三要件模型”而言，它们也具有相对明确性，基本能区分此罪与彼罪，但是，它们同样未具备前述第三个标准，未能将犯罪现象和非犯罪现象区分开，因此，它们也不是科学犯罪构成模型。对于“四要件模型”（传统犯罪构成模型）来说，它将“犯罪客体”作为其模型的构成要件，“犯罪客体”这一隐性要件具有一定明确性，也可反映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它不能反映该罪的综合社会危害性，不能全面、准确地将该罪与非犯罪行为区别开来，因此，该犯罪构成模型也仅符合科学犯罪构成模型的第一、二个标准，而不符合第三个标准。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已具备前述三标准，它应属于较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理由如下：

首先，它具有相对明确性。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罪种的犯罪构成模型具有相对明确性，首先，其分则构成（罪状部分）较明确，其次，其总则的明确要件（如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和罪过内容）是比较明确的，最后，其总则弹性要件“一定社会危害性”里的“犯罪客体”也有一定的明确的。在入罪方面，行为人至少具备前面几方面内容才可将其行为入罪，它在相当严格的范围内限制了司法人员适用刑法的权力，能防止司法专横。当行为的综合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时，司法人员即可将其定罪，以更好地保护人民。由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将“一定社会危害性”作为其一个构成要件，因此，这一犯罪构成模型又具有出罪功能，当行为具备分则构成和总则明确构成要件时，如果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就不能将其以犯罪论处，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医生的正当手术行为等。总之，在完整犯罪构成模型里，其分则构成、总则明确构成要件和犯罪客体三大主要部分是较明确的，其“综合社会危害性”是不明确的。若将其明确部分和不明确部分综合起来评估，笔者认为，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具有相对明确性。

其次，完整犯罪构成模型能清晰地区分此罪与彼罪。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包含有分则构成，分则构成具有明确性，各罪种的分则构成是不同的，通过将此罪的分则构成与彼罪的分则构成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将此罪与彼罪区分开来。

最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可以将犯罪这类现象与非犯罪现象区别开来。“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一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要件可以将犯罪这类现象和非犯罪现象区别开来。“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大小可以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如果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达到犯罪时，应将其归类于犯罪，反之，如果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该行为又违反了其他法律法规，就应将其归类到一般违法行为。危害性的有无可将犯罪行为与合法的、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区分开来。如果一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就不应将其归类到犯罪，这是刑法正义之要求，例如，正当防卫等正当化行为就不能归类于犯罪。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规定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是具有科学性的。

各罪种的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共同具体要件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客体和综合社会危害性五个要件。与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所说的犯罪构成相比，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多了“综合社会危害性”要件，虽然“综合社会危害性”要件弹性较大，但是，这一要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犯罪构成模型与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等一般违法行为模型将没有了区别。完整犯罪构成模型里包含有“综合社会危害性”的弹性要件，这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一种法治原则，这是必须贯彻执行的，但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而不是绝对的罪刑法是原则。从立法上看，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时，既要考虑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又要防止司法专横，保障人权，立法者要兼顾国家、社会、犯罪人、人民等主体的利益，要考虑各种刑法原则、制度和其他规定的协调。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涉及分则和总则的规定，涉及到与定罪有关各种内容，应该说，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是兼顾各方面后具有较大包容性的犯罪构成模型，它是一个经过平衡和妥协后的协调模型。如果将“综合社会危害性”要件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中剔除，该模型就无法将犯罪这种现象与非犯罪现象区分开来，例如，它将无法解释《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行为现象，这样的模型必然是跛脚的、不科学的。

为了克服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中“一定社会危害性”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可否在每个罪种的“分则构成”里明确规定“一定社会危害性”要件的内容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对于任何一个罪种来说，在一般情况下，符合“分则构成”规定的行为原则上构成犯罪，但是，社会现象纷繁复杂，社会是在变化的，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条件下，一些符合“分则构成”的行为并不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不一定达到犯罪程度，例如，以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等方式进行的正当防卫行为，其符合“分则构成”但并不构成犯罪，此外，许多正当化行为也属于这种情况，因此，在“分则构成”里完全规定“一定社会危害性”要件的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可以将其规定到“分则构成”，也不宜如此规定，因为其最终制定出的刑法典将是异常庞大的。

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罪质。罪质部分包括以下共同构成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二是罪量。罪量部分主要是指综合社会危害性。其罪质具有明确性、罪量具有不明确性，但是，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是罪质和罪量的复合体，它具有相对的明确性，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可以认为，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明确性原则。

“一定社会危害性”要件具有较大的弹性，但是，“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是可以大致判断清楚的。一般而言，“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或大小可以根据法律法规、道德、公序良俗、社会形势等因素，根据行为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主体、客体等事实要素，以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一般社会观念来判断，先前已有判例也是判断的参照物。

“五要件模型”是直接以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中的五个具体要件为内容而形成的犯罪构成模型，该模型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范围是一致的，该模型直接以五个具体要件为构成要素，而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直接以三大构成模块为构成要素，三大构成模块的下一层次构成要素才是五个具体要件。“五要件模型”的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的组合具有一定的明确性，能区分此罪与彼罪，其“综合社会危害性”则可将犯罪这类现象与非犯罪现象区分开来，可见，该模型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一样具有科学性，但是，这一模型未能将总则和分则规定的情况区分清楚，无层次之分，而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层次分明，清楚地表现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各自规定，可见，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与“五要件模型”相比更具科学性，因此，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在前述七种犯罪构成完整里，是最为科学的。这一模型也正是我们所追寻的科学犯罪构成模型。

五、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司法运用

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理论是在对犯罪概念及其基本特征进行重新解读后而提出的理论，重新解读后的犯罪三个基本特征，又可作为三大构成模块要件看待，这样，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由三大块组成：

（一）分则构成模块。

（二）总则明确构成模块。

（三）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即总则弹性构成模块）。

在司法实践中当我们运用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一般可采取以下三步骤：

（1）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分则构成模块”；

（2）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总则明确构成模块”；

（3）判断其是否符合“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

这三步骤按顺序判断，只要行为不符合该步骤中的一个模块，行为就不符合完整犯罪构成模型而不构成犯罪，因此，后面的步骤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判断了。当一行为完全符合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三大模块时，该行为即构成犯罪。

上述三步骤的顺序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的，但是，如果第二步骤的构成模块（即责任年龄、责任能力和罪过）或第三步骤的构成模块（社会危害性）相当明显地表明行为不符合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也可将第二或第三步骤变为第一步骤。

前述定罪过程是按模块判断法来判断行为是否符合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我们可以将此定罪模式称为“模块定罪模式”。“五要件模型”在构成范围上和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是一致的，因此，该模型也同样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可以运用“五要件模型”定罪，这种定罪模式即“具体要件定罪模式”。具体而言，“具体要件定罪模式”是指在判断某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犯罪时，将该行为与该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模型中的五个具体要件进行比对，以断定其是否构成该罪的定罪模式。如果该行为完全符合该模型的五个具体要件，该行为即构成该罪；反之，该行为缺少其中一要件，该行为不构成该罪或不构成犯罪。

“模块定罪模式”和“具体要件定罪模式”是两种定罪过程模式，其方法不一样，但是，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是殊途同归。因此，司法人员在定罪时可以任选其中一种定罪模型。相比而言，在一般情况下，“模块定罪模式”的判断层次更为分明，它应成为定罪的最佳模式。

德、日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犯罪成立要件（相当我国犯罪构成）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要件。这三要件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形成独特的定罪模式。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分则构成要件），原则上可推定构成犯罪，除非存在阻却事由；如果没有阻却事由，原则上推定具有违法性；存在违法性，原则上可推定行为人有责任，除非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无故意或过失或无期待可能性⒃。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是一种较成熟的犯罪构成理论，经过长期司法实践的检验证明，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正因如此，我国有的刑法学者在批判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时，提出应全盘否定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完全采纳德日的犯罪成立理论。

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三大组成部分与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近似一一对立关系，具体为：

（1）前者的“分则构成模块”与后者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基本一致的。

（2）前者的“总则明确构成模块”与后者的“有责性”近似。

（3）前者的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与后者的“违法性”近似。德、日犯罪成立理论中所说的阻却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等内容在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理论里，可放在“社会危害性”要件（即总则弹性构成要件）中予以解释。

由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与德、日犯罪成立模型如此近似，因此，两者在司法运用上具有非常近似之处。但是，完整犯罪构成模型的三大组成模块之间的关系与德日犯罪成立三要件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前者三大组成模块之间不宜认为具有推定功能。

由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与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如此相似，为何我国不能直接移植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而应采用完整犯罪构成模型呢？笔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模型应是法定的，它是认定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大要件构成。其中，其构成要件该当性要件是法定的，但是，在其违法性要件里，既蕴含有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蕴含有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如，自救行为、义务冲突）；在其有责性要件里，也蕴含有法定的有责性因素（如，法定责任能力），也蕴含有超法规的有责性因素（如，期待可能性）⒄。由于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可由超法规因素构成，因此，该模型是一个理论的犯罪成立模型，而不是一个法定的犯罪成立模型。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具有递进的推定关系，违法性要件和有责性要件是可以推定出来的，而三者的推定关系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而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这进一步说明，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要件、违法性要件和有责性要件组成的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并不是一个法定的犯罪成立模型，而是一个理论上的犯罪成立模型。若司法人员以这一理论上的犯罪成立模型作为定罪的规格和标准，并以超法规事由让被告人入罪或出罪，就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可见，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还是不够科学的模型。对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而言，其“分则构成模块”、“总则明确构成模块”和“一定社会危害性模块”均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它是法定的犯罪构成模型。若我们以这一模型作为定罪的规格和标准，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于完整犯罪构成模型既符合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的三个标准，又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相比较而言，完整犯罪构成模型优于德、日的犯罪成立模型。既然如此，我们所追寻的科学犯罪构成模型就应该是完整犯罪构成模型。

注释：

（1）冯亚东、胡东飞：《犯罪构成模型论》，《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72-73页。

（2）白雪峰：《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82-83页。

（3）胡学相：《要件挑选原则与犯罪主体》，《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4期，第17-20页。

（4）杨兴培：《犯罪构成的反思与重构》（上），《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第47-54页。

（5）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3月第1版，第48-52页。

（6）冯亚东、胡东飞：《犯罪构成模型论》，《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72-81页。

（7）吴家麟主编：《法律逻辑学》，群众出版社出版，1983年5月第1版，第70页。

（8）《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474页。

（9）《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620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第5版，第1336页。

（11）《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1月第10版，第479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第5版，第1352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第5版，第483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第5版，第1586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年6月第5版，第1585页。

篇6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审计专业判断；审计风险；审计质量；审计职业判断

［中图分类号］F2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10-10

审计专业判断①能力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批判性思维在提升审计师专业判断能力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针对审计专业判断和批判性思维分别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但是将批判性思维引入审计专业判断领域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审计专业判断在本质上与批判性思维存在天然的内在联系，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批判性思维与审计专业判断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对批判性思维及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审计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内在联系，审计师批判性思维的塑造以及批判性思维在提升审计师专业判断能力中的具体运用。

一、 批判性思维与审计专业判断概述

（一） 批判性思维概述

1.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现代批判性思维传统”之父杜威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个体对于任何信念或假设及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所进行的积极、持久和周密的思考［1］。Siegel（西格尔）认为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判断的能力和意愿［2］。美国哲学学会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价、推断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3］。

对于上述批判性思维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其特征：第一，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反思，以审慎的态度和质疑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一切。第二，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是对别人的否定，更重要的是自我校准。第三，批判性思维的目的不是否定和一切，而是在否定和质疑的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

目前学术界对批判性思维还没有一致公认和规范的界定。从研究审计专业判断的角度看，我们更倾向于接受美国哲学学会的定义。

2. 批判性思维的结构要素

（1） 批判性思维特质。批判性思维特质是指批判性思维的个体倾向性，是有意识进行批判的心理准备状态、意愿和个性品质。它可激活个体的批判性思维，既是审计师批判性思维的动力，也是审计师应该具备的良好素质。

（2） 原则性知识与技能。批判性思维的发挥需要借助原则性的知识和技能，包括专业及专业相关原则性知识与技能和逻辑学及相关原则性知识与技能。

（3） 思维实践。批判性思维特质决定了一个人愿不愿意主动地进行批判；批判性思维认知技能则侧重于能不能进行合理批判；专业的原则性知识和技能解决了用什么进行批判的问题。但是，审计师要真正地掌握并熟练运用批判性思维还必须经过不断地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批判性思维成为一种习惯［4］。

3. 批判性思维的意义

首先，批判性思维是获取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条件。其次，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最后，批判性思维还有助于创新［5］。

（二） 审计专业判断概述

1. 审计专业判断的定义

Mickhail（米克尔）认为审计判断是一个由会计系统、审计系统、会计系统与审计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四个部分组成的行为系统，该行为系统各部分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审计判断”［6］。张继勋认为审计判断是审计师根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通过识别和比较，对审计事项和自身的行为所做的估计、断定或选择［7］。从探讨批判性思维与审计专业判断关系的角度考虑，我们倾向于采用张继勋的观点。

2. 审计专业判断的特征及构成要素

（1） 审计专业判断的特征。作为一种职业判断，审计专业判断具有目标性、层级性、经验性、可验证性、复杂性、前瞻性和滞后性等特征［8］。

（2） 审计专业判断的构成要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审计专业判断包括审计人员和审计判断任务［8］。从整个审计行为过程来看，所有的专业判断都是由审计师作出的，审计专业判断正确与否主要取决于审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审计判断任务是审计专业判断的客体。审计专业判断的客体主要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而实施的具体审计活动。

3. 审计专业判断在审计行为过程中的作用

审计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行为过程的始终，它会影响审计目标的有效实现。具体而言，从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到审计计划的制定与修改，从风险评估及重要性水平的确定、内部控制测试及评价，到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及审计证据的获取与评价，以及最终审计意见的形成都离不开审计专业判断。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审计目标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审计专业判断。

二、 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 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现状

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到2400多年前苏格拉底对批判性思维的解释和探究［8］。中国先秦时期的墨家在与儒家以及其他学派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对各家学派的主张进行合理性审查，对他们的论证进行分析和评估，形成了墨家的批判性思维［9］。

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重新提出批判性思维，并引起广泛重视［10］。20世纪60年代批判性思维研究在西方国家盛行。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从早期的概念界定、内涵和性质的探讨到批判性思维维度的细致划分，发展到测量工具的研制及对其效度和信度的研究、批判性思维的影响因素和培养途径及其与各学科的关系等）［11］。

国内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得到重视。目前国内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论探索和建构阶段，虽然批判性思维实证研究近年来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但绝大部分都局限于批判性思维和各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二） 审计专业判断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有关审计专业判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审计判断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性，但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研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以莫茨的“证据、判断和审计师意见”的研究为代表［7］。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成果包括Ashton（阿什顿）的“一个内部控制判断的实验研究”［12］，Boatsman（博特曼）等的“选择重要性判断的政策运用”［13］，Joyce（乔伊斯）的“审计程序计划中的专家判断”［14］以及阿什顿等的“审计师内部控制判断的描述性模型”［15］等。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代表人物包括Libby（莉比）、秦荣生、谢志华、肖文八等，他们对审计判断策略、审计判断绩效及审计判断与审计风险和审计责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6］。

综上所述，将批判性思维引入审计专业判断领域，深入分析批判性思维在提升审计师专业判断能力中的运用，将有助于推动审计实践和审计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三、 审计与批判性思维的内在联系

（一） 审计的专业判断与批判性思维一脉相承

受托经济责任是审计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其控制目标是保证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的、自我校准的判断。批判性思维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价、推断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论据、概念、方法、标准或语境的说明。审计师只有在对被审计单位了解的基础上，以法律法规和相关准则为依据，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评价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断。因此，审计判断的形成实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过程。

专业判断贯穿于整个审计过程的始终，因此审计师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并始终保持一种职业怀疑态度。面对各种数据、资料及审计证据，审计师必须以一种质疑的思维方式和审慎的眼光，才能拨开层层迷雾，透过各种现象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从而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保证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地履行。

莫茨和夏拉夫在论及会计与审计的关系时指出：“……审计与会计计量和认定的基础有关，审计是分析性的，而非构建性的；审计是批判性的、审查性的。”［17］这是关于审计批判性的经典论述，也是审计与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天然联系的强有力论证。

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审计本质上与批判性思维有着天然的联系，审计师在履行审计责任时必须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态度，这与批判性思维怀疑一切的信条是一脉相承的。

（二） 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更有效地实现审计目标

审计目标是审计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审计控制功能充分发挥的重要前提。而审计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控制手段与方式，充分认识并发挥审计的控制功能［18-19］。

审计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审计师在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恰当的审计意见。审计证据的获取依赖于审计方法和程序的选择与运用，而审计方法和程序的选择离不开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在选择与运用具体的审计方法和程序时，审计师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和质疑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现有审计方法和程序的适用性，有针对性地选择甚至创新审计方法和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保证审计目标的实现。

批判性思维要求审计师应具有审慎的态度和质疑的思维方式，这将有助于审计方法和程序的选择与创新，有助于对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总之，批判性思维的运用有助于促进审计目标的有效实现。

（三） 审计行为过程离不开批判性思维的运用

1． 审计师职业道德遵循与批判性思维

独立、客观、公正是审计师必须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判断的能力和意愿，这与审计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是一脉相承的。根据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审计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和充分、适当的证据来形成审计意见，以权变的眼光来审视经济现象，以审慎的态度来分析和评价审计证据及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承诺，以质疑的思维方式来评价权威专家的工作。敢于否定过去、怀疑权威、自我反思，努力克服各种成见和偏见的影响，不屈从于各种压力，不受思维定式的束缚，独立、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这与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2． 专业胜任能力、应有关注与批判性思维

审计准则明确要求，审计师必须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对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交易和事项给予应有的关注。专业胜任能力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审计师作出恰当专业判断的基础。在审计过程中，丰富的经验有助于审计师在面对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事项时能够根据客观事实和证据作出恰当的审计判断，但审计师能否作出恰当的审计判断，除了依赖于丰富的审计经验，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良好的批判性思维特质。“……过去我们认为经验丰富的审计师的判断是恰当的，但是统计抽样方法在审计中的使用却使我们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即应怀疑凭经验就足以判断测试和抽样的准确性这一假设。”［17］这是批判性思维在审计专业判断中运用的佐证。审计师的经验很重要，但在遇到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事项时，审计师必须以一种反省式的思维跳出经验的束缚，提高审计判断的质量。

由于审计对象的复杂性，审计师有必要在特殊领域利用专家的工作。在利用专家的结论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证据时，“审计师应该学会在将任何材料作为证据之前，对这些材料进行质疑和评价。审计师在承认权威时，应全面考虑存在偏见和自我利益的可能性。”［17］因此，审计师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和质疑思维方式，从专家的背景、经历、声誉以及专家在作出该结论时可能会面临的外界压力等来综合评价其工作。

应有关注要求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始终保持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以质疑的思维方式评价所获取证据的有效性，并对产生怀疑的证据保持警觉。这与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审慎、质疑和反思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审计师的职业谨慎和职业怀疑正是批判性思维在审计中的具体体现。

3. 分析程序与批判性思维

分析程序是指审计师通过分析不同财务数据之间及财务数据与非财务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财务信息作出评价。分析程序还包括在必要时对识别出的与其他相关信息不一致或与预期差异重大的波动或关系进行调查。

分析程序同样离不开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当分析程序的结果显示的比率等与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不一致时，批判性思维要求审计师必须获取适当的证据以证实或排除疑虑，并考虑其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水平的影响。审计师只有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才能发现财务报表中的异常变化或预期发生而未发生的变化，并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以降低审计风险；只有始终保持职业谨慎，才能发现财务状况或盈利能力变化的信息和征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等作出恰当的专业判断。此外，由于分析程序获取的是证明力较弱的间接证据，审计师只有结合其他审计程序获取的证据才能形成恰当的审计判断。同时，由于分析程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报表认定，审计师在运用分析程序时，必须评价分析程序在发现某一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可能引起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时是否有效，以此为基础评价分析程序的适用性。

4． 审计风险与批判性思维

审计风险是指在审计对象信息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况下，审计师得出不恰当结论的可能性。由于受选择性测试方法的运用、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大多数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在获取和评价证据以及由此得出结论时涉及大量专业判断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审计对象具有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将审计风险降至零几乎不可能，也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基于上述分析，要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师就必须对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领域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在涉及审计风险的各个环节都充分发挥批判性思维的作用，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首先，在选择测试方法时，审计师要基于对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来选择以实质性测试为主，还是控制性测试与实质性测试相结合的审计程序。其次，审计师在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效时，不能只看相关制度设计的书面文件，而要仔细观察内部控制实际运行情况；不能简单地以某一时刻观察到的内部控制运行状况作为评价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基础，而是通过从不同时点、不同部门和不同人员获得的证据是否能够相互印证，并考虑证据提供者本身的因素来综合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再次，由于在利用所获得的证据形成审计结论时涉及大量的专业判断，审计师要从证据的形式、来源以及不同证据之间是否相互印证等多角度、多层面分析所获得的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形成恰当的审计结论。最后，由于审计对象的特殊性，审计师可能对某些审计对象完全是陌生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这时审计师的专业敏锐性将有助于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而这种专业敏锐性除了依赖于审计师的专业素质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批判性思维的运用。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审计离不开大量的专业判断，专业判断能力的提升需要批判性思维，因此，审计与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有机联系。

四、 审计批判性思维的特点及其塑造

（一） 审计批判性思维的特点

1. 以独立的视角来分析和评价所获得的一切证据

独立是审计的灵魂。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必须保持实质上和形式上的独立性，以独立的视角来分析和评价所获得的一切证据，对被审计单位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等进行辩证地分析，审慎地评价各种证据的有效性。

对审计证据的辩证分析和审慎评价是批判性思维基于客观事实进行理性反思，以审慎的态度和质疑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一切的基本特征在审计中的体现。

2． 始终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如前所述，应有关注要求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保持职业谨慎，以质疑的思维方式评价所获取证据的有效性，并对产生怀疑的证据保持警觉。不迷信书本、不轻信经验、不盲从权威，这正是批判性思维以质疑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一切的特征在审计中的完美体现。

职业怀疑态度要求审计师必须有一个明辨是非的智慧头脑，以质疑的思维方式看待每一件事，敢于对信息来源、性质、真伪等提出疑问，敢于挑战权威、勇于跳出思维定式的束缚，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各种证据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

3. 在否定和质疑的基础上形成理性的审计判断

审计师必须基于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审计师在对客观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经济事项的特征，以相关法律法规和准则为依据，以否定和质疑的思维方式来评价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从而形成理性的审计判断。

审计意见的形成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否定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对不同来源、不同形式的审计证据进行辩证分析，而且强调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校准；这种否定的思维方式不是为了否定和一切审计证据，而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寻求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审计判断的形成提供理性的基础。

（二） 审计师批判性思维的塑造

批判性思维的结构要素包括批判性思维特质、原则性知识与技能以及思维实践。因此，审计师批判性思维的塑造也应该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

1. 加强审计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审计师批判性思维塑造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审计师应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和提升专业技能。学校教育、资格准入考试和后续教育是审计师获取专业知识的三种主要途径。而审计技能的获得除了理论学习外，还依赖于审计实践。目前，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后续教育，都主要侧重于会计、审计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很少涉及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及训练。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来加强审计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第一，在审计教育中加强哲学、逻辑学等课程的教育。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不会告诉我们具体的审计程序和方法，但是哲学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基础。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与审计中强调的批判性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关于逻辑学与审计的关系，莫茨和夏拉夫认为“……逻辑学关心的是如何确立事实以及结论和推论是否有效。可见，逻辑学不仅是审计的基础，也是法律的基础，因为二者必然从逻辑学中借用了论证的观点和理论。事实上，任何主要依靠证据的学科都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17］批判性思维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哲学和逻辑学，但是批判性思维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和逻辑学基础。第二，在资格准入考试中适当增加逻辑知识的考核。国内的审计准入资格考试一直很少涉及逻辑分析的内容，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考试中适当增加逻辑分析方面的考核，促使审计师强化逻辑知识的学习，以提升其批判性思维的能力。第三，在后续教育中增加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内容。目前国内审计师的后续教育中也很少涉及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教育，这与目前缺乏合适的教材和师资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在后续教育中适当增加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内容。

2. 通过不断的思维实践，塑造和提高审计师的批判性思维特质

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批判性思维特质，如好奇心、自信心等。由于审计工作的特殊性，批判性思维不能简单停留在原始状态，审计师应该通过实践，真正地掌握并熟练运用批判性思维。目前，国外已经开发出一些衡量批判性思维的量表，国内也有学者将国外的量表翻译过来进行适当修改并加以应用。因此，在条件成熟时，我们可以考虑开发针对审计师的批判性思维量表，在选拔和考核审计师时，将量表的测试结果作为辅助的参考标准，以激励审计师勤奋地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实践。

五、 批判性思维在提升审计师专业判断能力中的具体运用

综上所述，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过程的始终，而审计师专业判断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基于莫茨和夏拉夫对审计方法体系的概括和形成判断的过程的划分［17］，结合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基本理念，我们主要以注册会计师审计来具体分析批判性思维在提升审计师专业判断能力中的具体运用。

（一） 识别需要加以证明的命题

根据莫茨和夏拉夫的观点，形成判断的第一步是识别需要加以证明的命题，即明确审计目标和审计对象。

具体而言，它包括识别面临的整体问题，接受审计任务；观察与问题相关的事实以及将整体问题分解为具体问题等三个方面。

1． 识别面临的整体问题，接受审计任务

识别面临的整体问题，接受审计任务，即在接受审计任务前，审计师首先应对审计目标有明确的认识，并在深入分析审计风险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接受审计任务。

在接受审计任务之前，审计师应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进行评估，针对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实施相应的质量控制程序，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情况，然后根据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判断能否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以确定是否接受审计任务。

由于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批判性思维强调以审慎的态度和质疑的思维方式来综合分析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只有当审计风险能够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时，审计师才能接受审计任务。

2. 观察与问题相关的事实

在接受审计任务后，具体执行审计业务前，审计师应该在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和对重大错报风险水平评估的基础之上制定可行的审计计划，即通过对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性质、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前年度的审计情况、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等情况的了解，深入分析国家政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等可能影响审计风险的各种潜在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可行的审计计划。

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的过程中，批判性思维体现为审计师应以辩证和权变的思维客观地分析和评价所观察到的一切。审计师应基于对客观事实的分析，以联系的观点，从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深入分析事实背后的原因，识别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以便在制定审计计划时有针对性地选择切实有效的审计方法和程序。

3. 将整体问题分解为具体的问题

由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总体审计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具体审计目标是否实现。审计师应根据审计目标来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计划，并确定审计重要性水平。审计总目标包含若干个可验证的认定，不同的认定决定具体的审计目标，具体目标决定具体的审计程序。审计总目标统领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决定审计程序，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目标体系。例如，应收账款审计包括真实性、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和计价分摊等认定，也包括真实性、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和计价等审计目标。审计师可以通过实施包括向客户函证以及检查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和发运凭证等审计程序来获取应收账款真实性方面的审计证据。因此，审计师只有有效地控制住被审计单位违反相应认定可能产生的风险，并采取针对性的审计程序，才能保证具体目标的实现，最终确保审计总目标的有效完成。

在目标体系的构建和分解过程中，批判性思维体现为审计师必须在审计总目标的指导下，辩证地分析具体审计对象的特点，构建一个切实有效的审计目标体系，作为选择与开发具体审计方法和程序的指南。

（二） 对证明该命题所需要的证据进行评价

具体的审计目标存在差异，对审计证据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审计师必须针对具体的审计目标选择恰当的审计方法和程序来获取相应的审计证据。

1. 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确定需要收集的证据

获取与具体审计目标相关的证据就能实现对被审计单位作出的相关认定的鉴证，从而保证审计目标的实现。在执行具体审计程序前，审计师应深入分析实现具体审计目标所需获取的相关证据。

不同的认定决定了具体的审计目标，而要实现对被审计单位所作出的认定的鉴证，必须以充分、适当的证据为基础。因此，具体的审计目标不同，所需审计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必然存在差异。针对具体的审计目标，审计师必须深入分析应该获取什么样的证据、获取多少证据才能足以支持具体审计目标的实现。

2. 选择适用的审计技术及恰当的程序

实施具体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与被审计单位作出的认定相关的证据可以促使审计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审计师应根据具体的审计目标，针对被审计单位就相关经济业务和事项所作出的认定，判断被审计单位违反相关认定的可能性，选择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例如，一般而言，被审计单位都有高估资产和收入、低估负债和费用的倾向，因此，审计师应分别针对不同经济业务的高估和低估倾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同时，审计师还应该具有一种质疑的思维方式，并反思这种常规判断对特定行业、特定时期是否适用。总之，审计师应以审计目标为导向选择适用的审计技术及恰当的审计程序。

（三） 执行程序以获取证据

执行具体审计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相关的审计证据，审计程序的执行也离不开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具体而言，审计师必须判断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相应的，审计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审慎地分析是实施常规性测试还是实施针对性测试。一般而言，当风险评估水平为低水平时，审计师通常会选择控制性测试为主，并对特定事项实施实质性测试。但是，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如果发现可能存在重大舞弊的迹象，他就必须重新考虑之前所作出的风险评估水平是否恰当，并修改审计计划。

在选择具体审计程序时，审计师应以一种发展的、变化的眼光，根据不同时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审计程序和审计方法。例如，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利用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在原有审计程序和审计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面对重大舞弊事项，根据舞弊事项的特征以及在审计中捕捉到的舞弊信号，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沿着舞弊的线索拨开层层迷雾，而不被舞弊的“合法”外衣所蒙蔽。

（四） 评价已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

“审计师应决定符合他的要求的审计证据类型，然后收集这类证据，最后利用它作出判断。因此，他在检验证据的适当性、可靠性和有用性时应特别慎重。”［17］审计师获得的证据大多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因此在形成审计判断前，他必须对审计证据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评价。

1.评价证据的相关性和有效性

相关性和有效性是审计证据的质量特征。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是指审计证据与审计目标之间或与其他审计证据之间的内在联系程度。审计证据的有效性就是证据证明力的强弱。

“在审计证据影响审计师的大脑对认定作出判断之前，应对审计证据的有效性和适当性进行批判性审查。”［17］在评价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时，审计师应当考虑特定的审计程序可能只为某些认定提供相关的审计证据，而与其他认定无关；针对同一项认定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取审计证据或获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只与特定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并不能替代与其他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在评价审计证据的有效性时，审计师必须考虑审计证据的来源和性质对其证明力的影响。

2. 证据是否暗示新的问题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应该对任何存在问题的迹象保持警觉，不论这是一种明显的错误，还是一种异常的征兆。”［17］因此，一旦有证据表明可能存在舞弊或其他可能引起重大错报风险的迹象时，审计师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追加相应的审计程序，以证实或排除疑虑，从而降低审计风险，以利于形成正确的审计判断。

3. 证据对形成判断是否适当

审计证据的适当性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审计师应以十分敏锐的洞察力，根据证据的有效性，而不是其数量来判断证据。”［17］在评价审计证据是否足以形成审计判断时，审计师不应该简单地看审计证据数量的多少，而应该结合审计证据的质量特征等来进行综合分析。

在评价证据是否充分、适当时，审计师必须考虑文件记录的可靠性。审计工作通常不涉及鉴定文件记录的真伪，审计师也不是鉴定文件记录真伪的专家，但他应当考虑用作审计证据的信息的可靠性，并考虑与这些信息生成相关控制的有效性。如果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情况使其认为文件记录可能是伪造的或文件记录中的某些条款已发生变动，他就应当进行进一步调查，包括直接向第三方询证或考虑利用专家的工作以评价文件记录的真伪。如果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与该项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则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反之，则表明某项审计证据可能不可靠，审计师应当追加必要的审计程序。

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可能获得不同形式的证据，而不同证据的证明力又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审计师首先必须判断所获得的证据是属于哪一类证据？其证明力如何？能否足以支持形成正确的审计判断？在此过程中，审计师应该以质疑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不同类型的证据，分析证据形式、证据来源以及不同证据之间的关系等来判断证据是否充分、适当。

（五） 形成审计判断

在对审计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等进行评价之后，审计师就可以根据审计证据来形成审计判断。根据前述分析，审计总目标是由诸多具体的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因此，审计师应先就具体的审计目标形成审计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体的审计意见。

1. 针对具体问题形成审计判断

审计师必须基于充分、适当的证据来判断具体的审计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具体而言，审计师应重新审视已实施的相关审计程序是否有助于审计目标的实现，审计范围是否受到重大限制因素的影响，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合理的解决，所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在此基础上，判断具体的审计目标是否已经实现。

2. 针对整体问题形成审计意见

在形成整体审计意见前，审计师应该对审计中发现的重要事项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修改重要性水平，并对审计差异进行汇总，运用分析程序对报表进行总体复核，对独立性和职业道德的遵循情况进行评估，并考虑持续经营、或有事项、期初余额、期后事项等的影响。例如识别出以前未识别出的重大错报风险，重新考虑全部或部分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评估的风险是否恰当，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之前实施的审计程序是否充分，是否有必要追加审计程序，以充分、适当的证据为基础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

审计师应综合地评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审计中发现的重要事项所产生的影响。在重新评估时，审计师应考虑之前确定的重要性水平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追加或扩大审计程序以获取相应的证据。在进行审计工作复核时，审计师不能先入为主，受审计小组成员以前的工作业绩和个人表现的影响，而应以事实为基础，以审慎的态度实施审计复核。在形成审计意见之前，审计师对审计小组成员的不同声音应认真对待，不应简单地以地位高低来评判审计师的工作能力。最后，审计师对获取的审计证据进行综合分析，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在充分、适当的证据的基础上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

综上所述，审计与批判性思维存在天然的有机联系，审计离不开专业判断，专业判断能力的提升需要发挥批判性思维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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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itical Thinking and Auditors’Professional Judgment

CAI Chun1, ZHU Rong2， XIE Liufang3

(1. School of Account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3.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Chengdu Textile College, Chengdu 611731, China)

篇7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转贴于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2]《周易·系辞下》

篇8

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进行综合的企图失败之后，欧洲哲学开始为纯粹理性寻找其他的出路。这种寻找构成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或者也可以说，构成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开端并且成为它所包含的一个贯穿要素，从而使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以新的面貌突出近代哲学。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种寻找的结果已在以下几个方面上罗为明显的表露出来：后期的谢林与叔本华试图为逻辑理性设定界限；而尼采哲学则甚而宣告论证理性的终结；基尔凯戈尔与马克思力图直接从生存和实践的层面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孔德和米勒则希望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纯粹理性的难题；此外，绝对不应忽略的是，威廉·封·洪堡此时已处在理性向语言的过渡之中。而威廉·狄尔仄——这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课题所在——则努力在历史主义和解释学之间找到一种历史理性的立足点。

随着“历史理性”内涵的展开，狄尔仄或迟或早会面临一个理论上或方法上的两难处境。形成这个处境的最终根源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张力，或者说，在体系要求与历史发生之间的张力。本文试图追索这个线索并且试图追问，狄尔仄是如何对待这个张力的；他是否能够缓解乃至克服这个张力。

由于狄尔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欧洲哲学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基本思考趋向和态度，因而对此努力的考察或许不仅有助于对这个过渡阶段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这个过渡的两端的理解，即对近代和现代之基本性质的理解。

1．狄尔泰的哲学观念

狄尔泰燕不是一个严格、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他自己所说的“精神科学家”。他一方面认为，“如果不是缓慢的、不可阻止地发展出了历史意识，如果没有构成一种与自射意识处在完全另一种关系之中的精神科学，如果对改造的希望没收有带来对哲学本真功能的有力证实，那么哲学已经处在丧失其使命的危险之中了”。另一方面，哲学只被狄尔泰看做是诸多世界观形式和生活观形式中的一种。由于“每一种世界观都取决于历史条件，历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真实的。但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片面的”（Ⅷ，2240。换言之，狄尔泰是把哲学当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研究，或者说，把哲学当做人类精神活动历史的产物来研究。无论狄尔泰本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哲学的历史发生性受到弘扬，而它的超时有效性则受到抑制。在这个意义上，为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所化解的真理的有效性和真理的历史性之矛盾，到狄尔泰这里则必定要成为他一生所须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表现在狄尔泰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中。在其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著述中，狄尔仄都曾一再地谈到“哲学的本质”。他对哲学的理解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形式和方法的角度来看，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普全性”和“对普遍有效知识的要求”。与“普全性”相呼应的是这样一种追求，即“联结个别事物、创造联系，并且不顾个别科学的局限而将这种联系加以扩展”（V，3460）。我们呆以在狄尔泰晚年写给胡塞尔的信中看到这个意向在他学术生涯中的位置：“我一生的大部分都奉献给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它应当为精神科学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内在在的整体联系。”而与“普遍有效性”相呼应的则是另一种追求，即“对最终论证的追求”：“对我们知识的论证的是自苏格拉底以来所有真正的哲学家们所建设的哲学基本科学的最大功能。”（Ⅷ，224）这种追求具体意味着：“回返到论证之中，直到哲学奠基的最后一个点被达到。”（V，346），正是由于狄尔泰将哲学的形式特征理解为论证方法，他也因此就划定了哲学相对于其他世界观（艺术和宗教）的界限：它是分析的、发现的、论证的、而非创造的、构建的、理解的（参阅：Ⅷ，87ff，172等）。

另一方面，在哲学的对象和内容方面狄尔泰又将哲学定义为“关于现实的知识”或“现实事物的科学”（Ⅷ，172）。在这个定义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命题：现实事物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是先于哲学而存在的。哲学只是通过分解、分析，通过个别地指明和归总，去发现意识事实中已经现存的东西，发现那些由直接意识所构造的关系点，即自身、世界、神性。因此，狄尔泰赞同席勒的观点：“哲学进行分析，但不进行创作……哲学不产生任何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对先于论证而被给予的实在之把握，从而表明自身在逻辑上是第二性的东西。

对哲学的这个两方面的定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狄尔泰对“论证——哲学”和“诠释——诠释学”之间关系和基本理解；它同时也体现着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智识主义传统与施莱尔马赫浪漫主义遗产在他思想中形成的基本张力，或者说，体现着思维形式与生活内涵之间的基本张。

当然，我们至此为止所说都还只是狄尔泰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而当他将自己的基本思想称作“生命哲学”时，上述说法似乎便不再有效，方法与内容之间的张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了得到了解决：生命哲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关于生命的哲学，也就是说，生命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被探讨的对象；而且，生命哲学同时还意味着它是一种由生例子中产生的必然成就，它就是生命活动本身。或者用狄尔泰本人的话来说，“生命在这里把握到生命”（Ⅶ，136），主体同时也是客体。或者说，“知识的主体在这里就是知识的客体”（Ⅶ，191）。哲学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在这里不复成立。随之，历史经验、历史科学、历史意识对待有别于自然科学经验的地方也得以明确，它首先表现在：“研究历史的人与创造历史的人是同一个。”（Ⅶ，278）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的所谓“历史理性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的各种能力的历史发生的检验与批判，即“认识自身以及由自身所创造的社会与历史”（Ⅰ，116）。

2．生命哲学的基本方法：自身思义

据此我们可以说，狄尔泰的哲学观念并不是一种从历史意识出发对近代身意识为基础的哲学反叛，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展开。狄尔泰自己曾明确地强调，“充实了的自身意识是历史性的”（Ⅷ，187）。所以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的“历史意识”不仅“就是一种自身认识的方式”，而且它还“指明我们必须更深入地规定自身认识的本质”（WuM,239）。由此可见，狄尔泰的仍然是一位处在西方近代思想传统轨道上的哲学家。

然而这个解决方式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并不就意味着方法与内容的一致。我们只需再进一步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哲学一般的特征在生命哲学中也成立，那么生命哲学所依据的方法也应当是论证。这时我们便会涉及狄尔泰所提出的一个为生命哲学所特有的哲学论证方法，它也是狄尔泰所理解的全部精神科学的奠基方法，却：“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的方法。狄尔泰本人甚至将“生命哲学”等同于“自身思义的哲学”（Ⅷ，188）。在这里，“自身思义”的概念具有极为突出的意义。

“自身思义”首先是狄尔泰在对施莱尔马赫的阐释中（1870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术语。狄尔泰以后将这个概念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他曾明确地阐述过“自身思义”与哲学的关系：“如果对哲学进行历史的理解，那么它就是关于人在思维、创造、行动时所做的事情的发生意识。这些事情在其他地方是偶然地和局部地进行的，在哲学中则是有意地和普遍地进行的。哲学因而就是自身思义。”（Ⅷ，240），“只要自身思义出现，哲学便在此，无论它采取多少种形式与结构。”（Ⅷ，38）对“自身思义”的这个规定贯穿在狄尔泰的哲学体系的始终。还是在1886/1887年所做的“什么是哲学”的手稿中便可以看到，自身思义方法在狄尔泰本人的系统哲学构想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狄尔泰在这里认为：“系统哲学的基础是自身思义，亦即对意识条件的认识，在这里认为系统哲学的基础是自身思义，亦即对意识条件的认识，在这些条件下，通过普遍有效的规定，因此也通过普遍有效的认识、普遍有效的价值规定和普遍有效的目的行为的规则，精神被提升到它的自主性上。”（Ⅷ，188——189）此外，从约克伯爵与狄尔泰的通信中可以读到，至迟在《关于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1894年）中，狄尔泰已经将“自身思义”概念从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以后在胡塞尔那里才凸现出来的先验含义。“将客观联系回溯到自身思义之中”的趋向被狄尔泰看做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Ⅷ，189）。

就其总体思想而方，狄尔泰甚至试图将整个精神科学，也廉洁是“以历史——社会现实为对象的科学”（Ⅰ，4），建立在一种“内经验”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自身思义”的基础上。我们或者可以将它视作用先验哲学来为历史——社会学奠基的尝试，或者视作一种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推动先验哲学的企图。这个两方面的意向被概括地包含在“历史理性批判”的表述中。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在狄尔泰思想中似乎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

3．自身思义方法的特征

所以，狄尔泰向作为精神科学之基础的“自身思义”提出的要求首先可以概括为以下两条：

其一，“自身思义”必须考察在生命联系中被给予的所有“意识条件”或“知识条件”（Ⅷ，178～179）。据此，“自身思义”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思性的意识活动：思义行为反向地朝向思义者的生命活动本身。约克伯爵在将狄尔泰“自身思义”确定为“第一性的认识手段”的同时，自己也在手稿中将它描述为一种“开启哲学纪元”的方法，“如在苏格拉底那里、如在笛卡尔那里”。因此，从根本上说，“自身思义”方法继承了西方哲学中的“自识”趋向，它仍然带有浓烈的先验意图。

这个意义上的“自身思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康德哲学所依据的批判方式或先验方式相一致。一般说来，康德将他的“批判哲学”理解为一种对所有人类理性能力进行检验和研究的企图。但他偏向于从认识的层面来进行“批判”：“对一个问题的批判解答并浊以客观的方式进行，而是去探问这个问题的所依据的认识基础”(KrV,512，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而狄尔尔泰的“自身思义”不仅仅是对认识条件的反思，而且是“对在其总体性中思维着、创造着和行动着的人的意识到”（Ⅷ，240，重点号为笔者所加）。在这里展示出狄尔泰“越过康德的进程”（“FortgangüuberKant”，1874年），它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个“从自身思义向诠释学，从诠释学到自然认识的进程。但所有这一切都以生活与认识的关系、内经验与思维的关系为基础（Ⅷ，174）。

如申述我们继续向前回溯，那么“自身思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笛卡尔方式进行的对“我思”的确定。但这里的“思”（Cogito）也应获得相应的扩展：它不只意味着在近代思想中得到偏重发展的知识论方向，甚至也不应仅仅是是指文德尔班所理解的“意识一般”，而是整个的人连同其全部思维和生活。

其二，“自身思义”必须历史地进行。它是一种“历史的领会”，“惟有它才使一种历史的看得以可能”（Ⅶ，201），因为“仅仅是从我们生物这总体性出发的发展史就可以回答我们向哲学提出的问题”（Ⅷ，179）。

据此，我们可以将“自身思义”视作一种历史性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本身是对主体历史行为及其各种成就的历史发生的把握和理解，简言之，对历史经验的把握和理解，这是历史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这里所更为关注的一面，它有其历史的过程，它是历史地进行的。

在这点上，狄尔泰又离开康德和笛卡尔，从维柯那里寻找“自身思义”作为历史性意识的合法性依据。维何曾在《新科学》中针对笛卡提出一个著名的公理，即“认识”（verum）与“创造”（factum）（或者说，真理与行为、知与行）的可互换原理上。这个公理在狄尔泰那里一再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重复，例如“在我们成为历史的观察者之前，我们首先是历史生物，并且正因为我们是后者，们才能成为前者”（Ⅶ。279）：“精神只能理解它所创造的东西”（Ⅶ，148）。狄尔泰认为，这种特殊的主客体关系恰恰论证了在精神科学中历史经验的特殊认识形态。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狄尔泰对哲学的两种理解中所包含的两个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因素，即系统的有效性与历史的发生性，也以变化的方式继续出现在他对“自身思义”方法的这两个要求中，并且明确地指示着他的基本哲学建基于其上的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他想用“自身思义”来为精神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在逻辑学——方法论上精密的、但在伦理上价值中立的内在反思性的奠基，这表明锹尔泰在总体上没有使“自身思义”方法脱离开哲学的逻辑学——认识论论证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自笛卡尔以来的传统认识由于其智识主义的狭隘性以及非历史的观察方式而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我们不可能用纯粹理性的方法把把握那些非理性的东西，因而“自身思义”的新意在于，它不再是仅仅以“认识主体”，而是以“整个的”人，即“意愿着、感受着、表象着的生物”（Ⅰ，ⅩⅦ）为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将“自身思义”与“认识论”对立起来（参见：ⅩⅨ，79）.

当然，除了上面两个要求以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狄尔泰对“自身思义”方法所提出的第三个要求：“自身思义”方法既应当为思维和认识，也应当为行动奠定基础（ⅩⅨ，89）。因此，以后的一些解释者将“自身思义”理解为一种植根在生命联系之中的实践反思，一个更多地偏向或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洞察（phrónesis）的东西。“自身思义”之所以带有的这种道德一实践含义，可能与狄尔泰本人早期对伦理的奠基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关。他从一开始便面临着近代以来由科学概念和相关认识论所引发的理论的知识与实践的生命确然性相互分离的问题。因此，在狄尔泰对“自身思义”的要求中至少还透露出他综合这两个趋向的努力。

但是，对“自身思义”的这个理解或要求能够消解或克服在体系有救性和历史发生性之间的张力吗？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细究起来，这个在道德实践方面的要求仍然从属于第二个历史性要求。我们用一个标题便可以概括“自身思义”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历史一实践的原则”；而它们相对的是在第一个要求中所体现的特征：“反思论证的原则”。

因此，我之所以在前面谈及狄尔泰思想中的“两难处境”，理由就在于，他一方面已经意识到近代哲学意识的危机，因而想摧毁性地对待“逻辑—本体论”的一统天下（即主宰近代思维的逻辑理性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并没有完全放弃与传统的联系，所以还一再想建设性地把握住“精神科学的逻辑关系”（这是狄尔泰为他后期主要的著作《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所设想的标题）。这里的分寸尺度恐怕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狄尔泰哲学的褒贬评价原则上也系于对这个问题的表态。

“自身思义”不是一个依据近代以因果性、规律性为目的科学方法概念，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也能够有别于那个自笛卡尔以来贯穿在近代哲学之始终的反思方法吗？倘若“自身思义”既不完全是一种外向的、科学的方法，也不完全是内向的、哲学的方法，那么它应当是什么呢？

4．自身思义与理解

狄尔泰对“自身思义”的后两个要求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它使“自身思义”获得了“历史——实践原则”的称号。我们还要将目光进一步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们在前面曾引用狄尔泰的话：“在我们成为历史的观察者之前，我们首先是历史生物，并且因为我们是后者，我们才能成为前者。”（Ⅶ，278）很明显，这里的历史性既是做为观察主体的“我们”的特征，也是指作为被观察客体的“我们”的特征。但这个“我们”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究竟是指某个认识者的个体，还是指作为总体认识者的人类本身？而且这是一个涉及到主客体的“我们”的双问题。

虽然在狄尔泰本人那里可以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但我认为，他早期的基本趋向在于：将“自身思义”看做是一个属于个体心理学的范畴。即使从字面上看，它也常常使我们联想到内心省心理学，反思心理学等等。

如果“自身思义”指的是每一个认识者个体与其自身的一种认知关系，那么它在原则上无法有别于作为近代哲学之方法代表的“反思”或“内感知”：它们从笛卡尔正式提出以来便主要被用来指称个体主体的对自身特征的结构的观察与把握。而个体所获得的历史经验是否可以等同于作为总体认识者的人类身的社会—历史经验，这仍然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为了论证历史经验的特殊形态，狄尔泰秘须确定在认识个体中的状况和过程与构成社会与历史的体系和结构是同一的。否则，“自身思义”所获得的只是自身思义者本人的认识与创造，这种认识与创造不会具有普遍性，不能被看做是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知识与活动。

这可能是狄尔泰在后期偏重于诠释学和“理解”方法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在狄尔泰那里已经展示出欧洲思想史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也可以被看作是从个体主体的本我哲学向交互主体的社会理论的过渡。

在狄尔泰后期的著作中的确可以找到证据，说明狄尔泰对他早期的观点作出了一定的修改或展开。例如在《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狄尔泰曾指出“内省”方法以及整个心理学认识方法的局限性：“它〔心理物理的生命统一体〕在追求对自身状况的坚持与把握的同时，在它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同时，这样一种自身认识的内省法的狭隘局限性便表露出来。”(Ⅶ,87)他认为，“人只能在历史中认识自身，而永远不能通过内省”（Ⅶ，279）。因此，“以为可以用心理的生活过程、用心理学来获取我们对这个内在方面的知识，这是一个通常的错误”（Ⅶ，84）。

我们当然不能将狄尔泰批评的“内省法”完全等同于“自身思义”方法，因为狄尔泰在同一部著作中仍然还在推崇“自身思义”（参阅：Ⅶ，87）；他仍然坚持，可以通过对“自己生活历程的回忆”（Ⅶ，132）而直接进入历史生活；不仅自我的同一性可以在时间维度上构成杂多相续的体验综合，而且生命历史的统一也可以通过“回顾性解释的提高”而构造自身。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狄尔泰通过对“内省”方法的批评而削弱或放弃了对“自身思义”方法的第一个要求：以批判性反思论证的方式考察所有的“意识条件”或“知识条件”。换而之，狄尔泰对“内省”方法的批评或多或少地意味着对“自身思义”方法的认识反思批判特征的否定。他自己也显然已经明白这一点：“自身思义以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有效性为前设，因为它运用这些规律和形式。因此，如果它希望能够证明这种有效性，那便会出现循环。”（Ⅷ，179）这个转变也在他的另一个说法中得到表达，即：“现实本身在其最终的层面上是无法得到逻辑澄清的，而只能得到理解。”（Ⅷ，174）

因此，在指出“内省”方法局限性的同时，狄尔泰弘扬了“理解”方法：“惟有他的活动、他的确定了的生命表达、他对其他人的影响才教导人了解他自身；因此他只能通过理解这条弯路才能认识他自己。”（Ⅶ，87）狄尔泰其所以将“理解”称之为“弯路”，乃是就“理解”方法相对于“自身思义”所具有的间接性质而言。后者可以看做是对生命活动本身的直接把握，即在论证理性标题下的反思心理学、理象学的把握；而“理解”则只要意味着对生命活动结果、对生命表达的把握，也包括对与此相关联的他人生命表达乃至社会生活总体的把握——在理解理性标题下的诠释学把握。

我们可以说，在狄尔泰的思想中，“自身思义”与“理解”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心理学与解释学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反映着关于个体主体的理论与关于交互主体的理论的关系。——狄尔泰和其他生命哲学的“Leben"（生命、生活）一词的双重语义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对“Leben”的关注和研究既包容着对个体生命的自身思义，也包容着对它置身于其中社会生活的理解。

因此，如果对历史经验的把握主要是指个体认识者对总体的人类社会及其总体历史的认识，那么“自身思义”的名称和方法便有不足之处。而以个体间的相互理解为讨论课题的诠释学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手段。

从心理学向解释学的“转折”在我看来因而实际上只是狄尔泰精神科学奠基方法的侧重点的变化，而且这两个方法是互补的。这个观点在另一些狄尔泰研究者那里也可以找到支持：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狄尔泰主张，为精神科学提供基础的既是心理学，也是解释学。因此后期的狄尔泰并同有完全放弃心理学立场，只是这个立场已经退避到解释学立场的后面而已。

5．理解作为世界观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里德尔的说法而将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构想称作“哲学中的解释学转向”，它意味着“从论证理性向理解理性的过渡”。这个过渡在狄尔泰那里具体地表现为一种从自身思义方法向理解方法的转向，但实际上也可以被看做是广义的自身思义方法本身的一个侧重点变化。

不管我们怎样来定义这个转变，它对于狄尔泰思想本身以及对本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伽达默尔甚至认为，“狄尔泰为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奠基所做的关键步骤就是，他找到了从个人生命经验中的构造联系向根本不再能够为个人所体验和经验的历史联系的过渡”；伽达默尔也将这个过渡称作“从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奠基向诠释学奠基的过渡”（WuM,228）。

当然这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精神科学引论》的遗稿中，狄尔泰曾对“自身思义”和“理解”的关系做过一段值得注意的阐述。他认为，“中心是由自身思义和理解所构成的。当然，自身思义是第一性的，但对他人的理解也从另一方面决定着自身思义，就像自身意识与世界在一个联系中相互联结一样”（XⅨ，276）。

这段话不仅指明了在“自身思义”与“理解”、“自身意识”与“世界”这两对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虽然狄尔泰确定，在自身思义和理解之间存在着联系，但他仍将这两者理解为不同的通向人类生活的通道。这个在通道类型方面的区别实际上也就是对世界的各种不同把握方式上的区别，或者说，不同的世界理解或世界观。

如果我们在这里将自身思义的方法大致地看做是“心理学一现象学的方法”或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方法，那么它的特点必须是直观—论证的，它要求切近生活体验本身，并且批判地检验它们的结构、论证它们之间的联系；而理解的方法则意义较宽，它意味着除哲学以外所有其他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意味着另外的两种世界观：宗教与艺术。实际上，根据上面对狄尔泰“自身思义”方法特征的分析，甚至在哲学本身之中（例如在生命哲学之中）也仍含有理解方法的成分。换言之，论证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哲学也是一种世界观。

现在可以看出，哲学对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虽然是合理的，但却仍然植根于生命现实之中，因为它与宗教、艺术一样，都是对待世界的基本态度之一。因此，论证—批判与诠释—理解都只是一些从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层面来接近作为总体的世界的方式而已。

无论是自身思义还是理解，它们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解释方式的笔者区别。如果说“自身思义”方法不是狄尔泰的首创，而是在古希腊的智慧中得到孕育并且在近代思想中得以诞生，那么“理解”概念则是首次发源于后期狄尔泰所做的精神科学奠基的努力之中，它标识出所有历史认识的特性。因此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哲学意识与历史意识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意识。

由于狄尔泰的早期便抱有“反对智识主义”的趋向，因此他后期对自省趋向的背离和对理解方法的偏重便是必然的结果。历史理解在他体系中明显优先于自身论证。当然，对生命表达和生命客体的关注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狄尔泰所受到的黑格尔精神客体化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在狄尔泰早期《关于一门描述的和分析的心理学的观念》的文字中已经得到一定的显示。

6．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理解

我们在这里将目光进一步集中在狄尔泰的作为哲学世界观的理解上。

“自身思义”的对象在于思义进行者个体的生命活动（体验）和生命表达（意义），而“理解”则朝向人类总体的生命活动与生命表达：它的同时性表现为人类社会，它的历时性表现为人类历史。就此而论，历史哲学与社会哲学是在纵横两方面延伸开来的哲学；而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所依托的理解方法是对自身思义方法的两方面扩展。

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伽达默尔要说：在狄尔泰那里，“历史意识就是一种自身认识的方式”。它作为人类的自身认识，“与其说是自身消解，不如说是对自身的不断增强的占有”；它“知道自己与它自身是与它产生于其中的传统处在一种反思的关系之中。它从它的历史出发理解它自身”（WuM，239）。这个阐释相当明确地指出了在狄尔泰的“理解”方法与“自身思义”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所谓“历史意识”，无非就是人类总体对其总体传统的自身认识或理解，就像“自身思义”可以被看做是对个体的自身认识与理解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提到的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以及“自身思义”中的内在张力——发生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是否就可以得到消解呢？这还要通过对“理解”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分析才能回答。

我们可以注意到，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的第一卷中就已经开始提出一种社会心理学的一历史的观察方式。他在那里认为，个体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个体本身是在社会中的体验”（Ⅰ，31）。借助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概念，狄尔泰阐释了自己的行为与其他人行为的相互依赖的思想。他由此而确定，在〔个体的〕体验与〔个体间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由于我们作为行为的主体来体验社会，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于我们对社会的相互作用的参与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进程。

这样，只要我们将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心理学放在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范围中，那么就可以避免人们所批评的在狄尔泰哲学中的两难：“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观点的两难。人们不必作出要么是心理学（个体主体的理论），要么是诠释学（交互主体的理论）的选择。因为在狄尔泰看来，如果不去考虑规定着心灵生活联系的文化和历史影响，那么心灵生活的联系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就是不可理解的；同样，如果不注意作为在社会与历史中各个行为体系和超个体的意义构成之基础的心理结构，那么对这些行为体系和意义构成的完善理解也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的辩证法。

但是，无论理解的对象是个体生命还是社会生活，它们都已经是业已形成的对明性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理解并不在本质上有别于自身思义。也正是在一点上，海德格尔赞同约克对狄尔泰的批评：“过少强调在存在状态上的东西（Ontischem）与历史学上的东西（Historischem）之间的区别“（SuZ,399），这种区别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上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因此他看到了约克所看到的事实：“一种从历史中离异出来的体系在方法论上是不充分的。”（SuZ,402）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批评狄尔泰用“逻辑主体”来取代“现实主体”（WuM,228），因而“理解”在他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在生命前行而成为观念性之后才追补后续的反身操作”（WuM,264）。

事实上狄尔泰本人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到这一点：“体验并不是作为一个客体而与立义者相对立，相反，它的此在对我来说是与在它之中对我来说此在着的东西不可分的。我们无法从空间中的各个位置出发来看到在它之中的东西。而那些对这些东西进行立义的不同视点是通过反思而反补地产生的，并且不会触及到在其体验特征中的它本身。”

但一种对现实主体的理解，或者说，一种非对象一非逻辑的理解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的确，当主体脱离出身现实而使自己成为客体时，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同一的了。狄尔泰的所谓“知识的主体在这里就是知识的客体”（Ⅶ,191）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同一性。那么一种真正同一的、主客不分浑然一体的理解、一种不从主体本身之中离异出来的对主体的理解是可能的吗？约克和海德格尔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哲学活动就是生活”（SuZ,402），这里没有离异可言。如果把这个意义上的哲学理解或历史意识也看作是一种“知识”，那么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知识’并不是从一种内在的自身感知之中才产生出来，而是属于此之在的，而这个此之在本质上就是理解”（SuZ,144）。他指明，“理解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生存论结构”（SuZ,145）。伽达默尔则更明确地说，“理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原初存在特征”，“是此在原初进行形式，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WuM,264）。可以看出，后狄尔泰的“理解”范畴已经有了方法论上的根本变化。——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论题的范围了。

在狄尔泰这里，我们尚未发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赋予的“理解”的这些基本特征。在狄尔泰的“理解”概念上还残留着较多的知识论传统性质，它们并不能帮助他消解内在张力，或许还强化了这个张力。

看到并且试图消除这个张力的一方面是与狄尔泰同时代的约克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约克的消解方案是：“哲学，尤其是批判哲学，不能从历史性中抽象出来。”“因为哲学活动就是生活，所以我认为有一门历史哲学。”（SuZ,402）这门历史哲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以存在与时间的形而上学的形态出现的，历史活动本身（不是它的结果）被理解为形而上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虽然强调一种对传统哲学的“克服”（überwindung），但坚决拒绝由狄尔泰思想所导致的对哲学的“取消”（Abschaffung）：“狄尔泰否定形而上学，根本已不再理解形而上学的问题，面对形而上学的逻辑一筹莫展；这乃是狄尔泰的人类学的基本立场的内在结果。他的‘哲学的哲学’乃是一种对哲学所做的人类学上取消工作的突出形式，而不是一种对哲学的克服。”

另一种消解这个张力的企图则通过胡塞尔而得到明确的表达。如所周知，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观以后也遭到胡塞尔的批评。他认为，根据狄尔泰的历史哲学观可以得出，哲学的任务仅仅在于写下自己的历史而已。这种观点忽略了真理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有效性，因此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哲学家们的放任自流。胡塞尔要求，“无论在流动的起效用（Gelten）和客观的有效性（Gültigkeit）之间的关系、在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和作为有效理论体系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会为澄清性的理解造成多大的困难，它们的区别和对立必须予以承认”(HuaXXV,44)。

在胡塞尔与狄尔泰之间发生的这场令人深思的争论中，胡塞尔的批评无疑是有力的，也是合理的。当然它的合理性现在看来并不在于他对哲学真理的普遍有效性的主张，而是毋宁在于：一旦哲学提出普遍有效性和最终论证的要求，它就只能将各个哲学体系的历史事实发生的混乱状态弃之不顾。胡塞尔在1910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对狄尔泰的批评，就像他十年前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对心理主义的批评一样，再一次迫使他的对手严格而彻底地进行思考，并且严格而彻底地面对他们思考的结论。

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勒维特曾批评说，“对历史性问题的回答不是真正哲学的回答，狄尔泰为用历史意识来构建一门哲学所付出的毕生努力正是由于他的知识的诚实性而失败”。

结束语

波尔诺夫在许多年前便认为，“在哲学分裂为许多各不相同、各自不再相互理解的学派的时代之后，今天的发展对于一个超越出迄今为止之对立的新建构来说已经成熟，而狄尔泰的哲学著作为这样一个统一的新建构提供了根本的基础”。今天人们不会再对“新建构的基础”这种说法持有保留或异议，只要看一眼狄尔泰思想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和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方面以及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另一方面的影响便可知一二。现在已经可以承认：只有在充分认只了狄尔泰哲学的基础上。对现代哲学的深入理解以及因此也包括对后现代思想的深入理解才将会是可能的。

倘若我们可以在后现代的氛围中继续谈论“新建构的基础”，那么我们就不仅要看到，狄尔泰既通过他的诠释学“理解”方面的开拓性，也通过他的心理学“自身思义”方面的开拓性而在精神科学奠基方面做出贡献；实际上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是：这两种方法一方面继承了近代自识理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启了现代交往行为的先河。

篇9

本文建议把人们通常译为“生存”或“存在”的拉丁文existentia改译为“实存”。[1]理由大致有如下几项：其一，在汉语中“生存”多半是指人的，至少是指动物、活物的，是一个与“死亡”相对的概念，通常我们不至于说“石头生存”、“大海生存”等等；而西文中的existentia却是泛指的，可用来指示生命体，也可用来指示非生命体，甚至也可用来指示上帝-虽然在现代“实存主义”（通常被译为“存在主义”）哲学中，它确实往往是特指人的存在的。[2]其二，“存在”这个译名，依照翻译工作中约定俗成的相对原则，我们认为还是留给Sein、Being为好，尽管这个Sein、Being怎么译成中文，至今也还是一道聚讼纷坛的难题。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与作为“共相”、“一般”、“普遍”的“本质”（essentia）相比较，existentla一词强调的是个别性、实际性、此在性（在场性）、实现和展开（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energeia，“实现”），故把它译为“实存”应该是适恰的。

与此相应，我们把Existenzphilosophie译为“实存哲学”，而并不作“生存哲学”，更不作“存在哲学”（关于“存在”的哲学乃是Ontologia，即“存在学”，或旧译“本体论”），把Existentialismus译为“实存主义”，而不作“生存主义”，更不作“存在主义”（关于“存在”从未形成过什么“主义”）。同样地，前期海德格尔和萨特尔的著名命题“存在先于本质”或者“生存先于本质”，以我们的主张，就要改译为“实存先于本质”了。[3]

我们知道，雅斯贝尔斯把自己的哲学径直命名为“实存哲学”，而并不愿意接受“实存主义”（Existentialismus）这个称号，称后者乃是前者的坟墓；萨特尔首创了“实存主义”这个名目；海德格尔既不承认自己属于“实存哲学”，又不免有点讨厌“实存主义”这个名称。但所有这些歧异均不影响我们这里关于“实存哲学”的讨论。

我们这里要讨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存哲学”。“实存哲学”经常被了解为“人学”，这是不妥的，至少是不够的。在我们看来，“实存哲学”可以是一种“人学”，但未必是“人学”，因为它首先是一种形而上学。讨论人之“实存”的“实存哲学”只不过是“一般实存哲学”之一种-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希望把Existenz译为“生存”。仅仅在人的“实存”之论（通常所谓“生存论”）的意义上来了解“实存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那是十分不当的。

法国学者保罗·富尔基埃把一部西方哲学史描写为“本质主义哲学”与“实存主义哲学”两大路线，虽然此外还加上两者的综合物，即所谓“本质主义的实存主义”，但后者并未形成重大影响，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计。[4]与我们所熟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哲学史描述框架相类似，“本质主义－实存主义”的框架亦有其问题，或者说也有简化之危险和嫌疑。然而，至少就形而上学及其现代批判来说，“本质主义－实存主义”或者“本质－实存”的描述框架还是合乎实事的；在现代实存哲学中，这一点尤为明显。

富尔基埃的哲学眼界有其局限性，未能把“本质－实存”问题了解为贯穿哲学史整体的形而上学基本结构。在他看来，哲学史无非是“本质主义”的历史加上后起的现代“实存主义”的历史，仿佛“实存”问题在此前从未形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课题似的。此外，富尔基埃把柏拉图哲学称为“神学的本质主义”，而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命名为“概念论的本质主义”，也显得不着边际，至少是不尽得体的。

但无疑地，富尔基埃也正确地看到了一点：本质主义乃是形而上学的主流，恰如尼采和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而“实存”问题向来就是一个等而次之的课题，「72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一个被遗忘的课题。关于这一点，海德格尔给出过如下断言：“对形而上学来说具有标识性的事情乃是：在形而上学中普遍地，实存（existentia）-如果一般而言-始终仅仅是简短地、犹如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样被讨论的”。[5]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所谓“存在之被遗忘状态”（Seinsvergessenheit）就可以表述为“实存之被遗忘状态”，而非“本质之被遗忘状态”。

更确切地，这里所谓“实存之被遗忘状态”还应当表达为：“本质”对于“实存”的优先地位。海德格尔也采用了另一种讲法，他设问：“为什么ti即什么－存在（Was-Sein）进人对于如此（hoti）的优先地位之中了？”[6]其中的ti（什么）是希腊文的疑问代词，hoti（如此）是希腊文的连词。

这一问联系到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基本理解。[7]在《什么是哲学乃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是希腊－欧洲所特有的，“这是什么”（ti estin）的提问方式是由智者时代以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们发展起来的问题形式。[8]这个“什么”（ti）的意思后来被称为quid est，即quidditas，用德文来说就是Washeit（“什么性”、“所是”），在拉丁文里也就是essentia（“本质”）。拉丁文的essentia与quidditas本就是同义词。后世的哲学家实际上都在集中解答这个“什么”（ti、quid）的问题，即“本质”（essentia）的问题。‘什么－存在“、”本质“的问题指向”存在状态“（Seiendheit），它构成了”存在学“（Ontologia，旧译”本体论“）的课题。

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问题方向是由希腊文中起引导作用的连词hoti来标识的。这个hoti即德文的dass，英文的that，我们勉强可以中文“如此”译之。它是解答“如何”（wie）问题的，引出对实际情况的具体陈述。如果说“什么存在”（to ti estin）指示存在者的普遍本质、一般、共相，则“如此存在”（to hoti estin）就指示着特殊个体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实情。存在者的“如何－如此”情况，即是拉丁文的“实存”（existenti）的本来意义。这是作为神学的形而上学或者具有神学指向的形而上学的课题领域。[9]

无论是存在学的“本质”追问还是神学的“实存”追问，都是一种“超越”的追问，都是指向“超越（者）”（Transzendenz）的。存在学对“本质”（essenti）的追问是要问“存在者一般地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就是要追问“共相”（keinon）、“最普遍之物”，后者在形而上学史上经常被称为“先验之物”（das Transzendentale）或“先验性质”（Transzendentalien）。与此相区别，形而上学在神学路向上对“实存”（existentia）的追问是要问“何者以及如何是最高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就是要追问“终极之物”、“最高之物”，即“神性者”（heion），后者在形而上学史上经常被称为“超验之物”（das Transzendent）。可见，“本质”与“实存”标识的是形而上学“超越”问题的两个路向，构成海德格尔所讲的形而上学本质机制，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结构，即：“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当尼采否定理念世界（本质领域）和应当世界（道德领域）时，他指向的也正是“存在学”和“神学”，指向形而上学的“先验－超验”双重结构。「73

在形而上学史上，上述“本质先验”问题与“实存－超验”问题均得到了开展；实际上，任何一个形而上学哲学类型、任何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都脱不了这两个问题方向。不过，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在同等意义上得到展开的，而毋宁说，在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中，第一个问题即“本质－先验”的追问一直是占居着优势地位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什么－存在只不过是如此（hoti）的一个中止，是那个还不可把握、并且已经作为自然（physis）涌现出来的本有事件（Ereignis）之‘如此’（Dass）的中止”，但在这里，甚至在柏拉图哲学中，就已经“普遍地出现了相（idea）的优先地位；实存（existentia）变成表示一种无可回避的、但不可知的东西的名称了”。[10]

二、实存哲学是个体－此在论

我们今天对实存哲学的反思仍得从头开始。追本溯源，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实存哲学的祖师，尽管在古希腊哲学语汇中并没有出现与后来的拉丁文“实存”（existenti）相对应的词语。如果说柏拉图的哲思重点在于“什么存在”（to ti estin），即在于普遍之物、本质之相，那么，与之相区别，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起点和重点就在于个别事物的存在，即“个体、这个”（tode ti）的“在场”（ousia）。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在《范畴篇》第五节中，亚里士多德有一段话如下：”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存在一个主体之中，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而人们所说的第二实体，是指作为属而包含第一实体的东西，就像种包含属一样，如某个具体的人被包含在’人‘这个属之中，而’人‘这个属自身又被包含在’动物‘这个种之中。所以，这些是第二实体，如’人‘、’动物‘“。[11]

这是通常的译法和解法。根据这种译法，上面这段话似乎用不着专门解说了，意思十分显豁：“第一实体”是个体，“第二实体”是属、种。但海德格尔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相当繁复的翻译，我们且把他的翻译译在下面：

“但在场者，在支配性地现身出场、因此首先而多半已被言说的（在场状态）意义上，既不是着眼于某个已经呈放出来的东西而得到陈述的，也不是在一个已经以某种方式呈放出来的东西中（首先）出现的，例如这个人、这匹马。而第二位的在场者指的是那些东西，在其中，首先作为在场者被谈论的东西（作为向来具体的这样一个东西）已经作为外观方式而先行起着支配作用。（被命名的）外观方式以及这些方式的起源即属此类。这个人站在那里，具有人的外观，但对于‘人’这个外观来说，（其外观的）起源却是‘动物’。所以，第二位的在场者指的是这样一些在场者：诸如‘人’（一般）以及‘动物’（一般）”。[12]

两相对照，海德格尔这里的译出了几处重大的改动：首先是亚里士多德的ousia，通常译为“实体”，海氏译之为“在场者”；其次是亚里士多德的hypokeimenon，通常译为“主体”，海氏主张把它译为“已经呈放出来的东西”；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eidos，通常译为“属”，「74海氏则把它译为“外观”。通过这几个基本词语的改译，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已经大有变化。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实体”、“主体”之类，属于现代哲学用法，并不合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本意。现在，海德格尔用“在场”、“呈放”来译解，按我们的理解，就没有对亚里士多德的ousia和hypokeimenon作一种实体化、主体化的解读，而是恢复了它们活生生的动词性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当亚里士多德在此区分“第一位的在场者”与“第二位的在场者”时，他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在场”方式：一是在“个体、这个”（tode ti）的在场，即“如此存在”（hoti estin）、“实存”（existentia）；二是“外观”（eidos）的在场，即“什么存在”（ti estin）、“本质”（essenti）。[13]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个体、这个”（tode ti）的在场方式具有优先性。“个体、这个”（tode ti）如何在场，如何呈现，“个体、这个”在场的“如此实情”，是亚里士多德关心的主要课题。

如果我们仅仅就作为“什么存在”（ti estin）的“在场”（ousia）来理解亚里士多德，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无异于通过“相”（idea）来规定“什么存在”的柏拉图哲学了。的确，亚里士多德也经常从“什么存在”（ti estin）角度谈论“相”（idea）或“外观、形式”（eidos）的问题，但他思考的重点还是放在作为“如此存在”（hoti estin）的“在场”（ousia）上的。这个意义上的“在场”方式的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把它规定为“实现”（energeia）。这个“实现”（energeia）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词语，人们经常以实指的“现实”译之，也是现代哲学的办法，丢失了其原本的动态含义。

在我们常见的哲学史教程中，人们喜欢谈论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潜能”与“现实”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过一个重要命题：“现实显然是先于潜能”。[14]句中的“现实”原文为energeia，“潜能”原文为dynamis.这个句子也经常被翻译成：“显然，现实性先于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此类译法和看法都不是希腊式的，亚里士多德根本还不至于这样来想问题。海德格尔建议把这个句子改译为：“显然，在作品中立身先于适合于……的状态”。[15]与通译相比较，其中的变化着实令人吃惊。

海德格尔把这个句子中的energd.译为“在作品中立身”（das Im-Werk-Stehen），把dynamis译为“适合于……的状态”（Geeignetheit zu…）或者“适合性”（Eignung），其依据何在呢？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存在者的两种“在场”方式：一是“自然”（physis）的在场方式，二是“制作”（poiesis）的在场方式。[16]亚里土多德更多地着眼于“制作”（poiesis）来展开讨论。如果从“制作”方面来了解，那么“作品”（ergon）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作品”（ergon）在我们看来是“制作”的成果和结果，但海德格尔说这并不是“作品”（ergon）的希腊意义。“作品”（ergon）的希腊意义是“进人外观之无蔽之中而被展览出来、并且作为如此站立或呈放之物而逗留的东西”，因此标示着一种在场方式。[17]这种在场方式就是“实现”（energeia），「75而后者的字面意思就是“在作品中”，故我们可以把它译解为“在作品中立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实现”（energeia）就是“个体、这个”（tode ti）的“在场”（ousia）。至于通译为“潜能”和“可能性”的dynands，据海德格尔的研究，它固然也有“能力”的意思，但其原本的更确切的意思却是“适合于……”，比如木头适合于制作一张桌子。这种“适合状态”（dynamis）也是一种在场化的方式，只不过它还是潜在的，是一种“尚未”；而“实现”（energeia）却是“在作品和终点中具有自身”，具有完成的动态意义，使适合者实现其适合性。从这个角度说，energeia先于dynamis，“实现先于适合性”，也就是说，“实现”这种在场方式是更原本、更纯粹的。

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个体“实现”（energeia）的思考已经颠倒了柏拉图的“相”（idea）的形而上学，实际上也就开启了后来所谓的“实存”（existentia 对于“本质”（essentia）的优先地位，并由此奠定了实存哲学的传统。[18]不过，这种思想后来未能成为根本性的，未取得支配性地位；相反地，特别是在近代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实现”（energeia）演变成了“现实性”（actualitas）和“现实”（Wirklichkeit），以及“现实性”意义上的“实存”（existentia）和“此在”（Dasein），而“在场”（ousia）与“实现”（energeia）之间的原初联系被掩埋起来了。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作为个体此在论（实现论）的实存哲学传统的中断或者消失。它尤其在现代实存哲学中重放光芒。

三、实存概念的主体化

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在场－实现”论可以被看作实存哲学的第一个类型。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词语ousia并非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实体”（substance）。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是“如其自身的基体”（hupokeimenon kata auto）的“在场”（ousia），也就是“个体”的“在场”。他所谓的第一在场“（prote ousia），原是当下个别事物的出场和逗留。进一步，亚里士多德把”第一在场“（prote onsia）把握为”存在者“（on）的”实现“（energeia），也即”个体存在者“（tode ti on）的”在场“。这种”实现“（energeia）是动词性的，而非实指的、名词性的。

在中世纪神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实现”论得到了重新解释，energeia（实现）被释为‘作用“（actus）的”现实性“（actualitas，即”作用性“）。从”实现“到”现实“，就中文来看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字面颠倒，但个中意义已经全然转变了。”实现“（energeia）是个体实际性的在场、展开，而”现实“（actualitas）则指向”作用“（actus）的完成、结果、对象。”现实性“（actualitas）的纯粹本质乃是作为存在者（en）之实存（existenti）的纯粹作用（actus purus），而实存（existentia）属于存在者（ens）的本质（essentia）”。[19]可见在这里，“本质”对于“实存”的优先地位已经成形了。

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变相应，近代哲学完成了“实存”概念的内在化（主体化）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复杂过程，我们只能择要述之。

首先是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他赋予“自我”（ego）意义上的“主体”（subiectum）以优先地位，而作为“我在”（ego sum）之“存在”（esse）的“实存”（existere）就是“表象、再现”（repraesentare）、“知觉”（percipere），也就是说，中世纪所讲的“现实性”（actualitas）被把握为“我思”（ego cogito）的“作用”（actus）了。「76

虽然笛卡尔还没有像后来的康德那样明确地把“自我”思考为“一般意识”，但“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中的“自我”（ego）显然已经不是作为个体的个别自我，而是已经隐含地思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性”（Ichheit）。并不是个别自我的思想（表象）决定了个别自我的存在，以及思想之物或被表象者的存在，而是作为“一般意识”、“一般思维”的“自我性”保障了个别自我和被表象者的存在。惟从“自我性”而来，个别自我作为这样一种自我才是可经验的。因此，在笛卡尔那里，“一般思维”获得了一个存在学意义上的本质规定。“我是思想之物”（sum res cogitans）乃是对作为“广延之物”（res extensa）的质料世界的规定的“基础、基底、主体”（subiectum）。而所谓无生命的自然，即“广延之物”（res extensa），只不过是“我思我在”（cogito sum）这个第一定律的本质结论。乃至于上帝的实存，笛卡尔也反对中世纪式的宇宙论证明或目的论证明，而是坚持以“我思”（cogito）为出发点：我内心存在着一种无限的观念，是我有限而不完满的思维所不能达到的。[20]

可以看出，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路向是柏拉图式的。笛卡尔通过赋予“自我”（ego）以“主体”（subiectum）的地位，在先验存在学意义上展开对思维主体的本质追问，从而为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而无论是个别自我的实存还是上帝的实存，在笛卡尔看来都只有通过存在学的追问途径才能够达到。接着的莱布尼茨对笛卡尔哲学作了推进。在他那里，主体的“现实性”（actualitas）、单子（实体）的本质被规定为“知觉”（perceptio）－“欲望”（appetitus）的“表象、再现”（repraesentare），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实现”（energeia）以及“现实”（actualitas）的内在化。[21]

在近代哲学中，“实存”概念的主体化过程是由康德完成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笛卡尔式的上帝此在的存在学（本体论）证明做出了一个著名的批判。康德认为，旧形而上学对上帝此在（Dasein Gottes）的存在学证明是“抽掉一切经验，完全先天地从单纯概念中推出一个最高原因的此在”。[22]从上帝概念出发推出上帝的此在（存在），从“上帝是万能的”推出“上帝此在”，这就好比一个商人在自己的账面上添上几个零来增加自己的财产一样。康德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论题”：“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就是说，它是关于某个东西的概念，能够加在一个事物的概念上。它只是对于一个事物或者对于某些自在的规定本身的断定”。[23]该论题首先含着一个否定陈述句：“存在显然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当我们说“这块石头是重的”，其中“重的”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因为它属于“石头”这个事物的“实事内容”；而当我们说“这块石头在这里存在（是）”时，其中的“存在”（是）固然也是一个谓词，但却不是一个“实在的谓词”，因为如海德格尔所解释的，“它不是说石头之为石头所是的东西，而是说石头所包含的东西在这里实存即存在的情况”。[24]这就是说，谓词“存在”并不指向“什么”、“本质”，而指向“如何”、“实存”、“此在”。从“什么－存在”（本质）不能推出“如何－存在”（实存、此在）。因此，康德所谓“存在不是实在的谓词”，如果落实到“上帝此在”的存在学证明上面来，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从“本质”推出“实存”的证明路向的可能性。「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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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复杂系统　突现机理　跨学科　计算机模拟

中图分类号　N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1)11－0031－05

20世纪后半叶，在系统运动中兴起了一股以复杂性科学为标志的复杂系统突现研究的热潮。“系统运动”这一概念是英国系统科学家切克兰德(Peter Checkland)于1979年提出的，用以表达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系统研究及其实践、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系统科学及其内容结构的运动和发展过程。后来国际上许多知名系统科学家都接受并使用了这一概念。系统运动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一般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复杂性科学三个大的研究阶段。20世纪末，随着复杂性科学、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和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复杂系统突现研究的热潮。与经典突现论相比，复杂系统突现研究阶段的显著特点就是突现研究的M路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即以揭示突现机理为核心，以跨学科研究为视野，以计算机模拟为手段。正是这种新的研究M路，使“突现”成为一个科学概念，也使哲学突现论的研究得以复兴，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复杂性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问题。

一、探寻复杂系统突现的机理

以英国突现主义为标志的经典突现论，其主要局限性在于：只是以一种虔诚的态度静止地看待具有突现性质的整体与它们组成部分的关系；将突现性质看作是一个永远不能打开的黑箱，一种不必解释也不可解释的现象；对突现采取一种完全经验主义的、自然崇拜的态度。而复杂性科学正是要克服早期突现论研究的这个局限，揭示突现产生的机制，这是突现研究M路的一个关键性转变。

经过20世纪后半叶系统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对混沌、元胞自动机、遗传算法等的研究。目前对突现问题的探讨已经可以而且必须M行问题的转换了：从突现如何表现转变为突现何以可能，从研究突现的静态特征转变到研究突现的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只有分析突现的动力学(dynamics)，即分析突现形成的动态过程和机理，我们才能了解突现的基本特征，从而更准确地定义突现，解释突现现象。许多系统科学家和复杂性科学家都认识到并强调了这一点。如，美国系统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西蒙在《人工科学――复杂性面面观》一书中指出，从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研究有三次大的兴趣波，在目前这一波中，经常与复杂性相联系的词语是混沌、自适应系统、遗传算法和元胞自动机。“目前对复杂性的兴趣主要是关注复杂性产生和维持的机制，关注描述分析复杂性的工具”。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者海里津也指出，“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突现性质的描述或什么是突现存在的条件，都没有满意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我们需要“从传统的静态的观点，转换到动态的M化的观点来看待它，将‘一种突现性质是如何表现的’(How can a property be emergent?)”问题转换为“一种突现性质是如何产生的(How can a property become emergent?)”问题。以研究复杂性著称的美国圣菲研究所更是明确地提出：“复杂性，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突现的科学。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发现突现的基本法则。”他们甚至将突现作为圣菲的一个主题和理念。因此，我们只有弄清楚系统突现现象的规律，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复杂系统。以圣菲研究所为代表的复杂性研究之所以能使突现的研究推M到一个新台阶，M行一种新范式的转换，正是因为，“复杂性理论能够M一步对隐藏于突现现象中的有关因素M行发掘研究。这就是说，复杂性理论正在发展一些必要的工具、方法和建构体来促使突现的过程更清晰、更容易让人理解”。

对于突现性质和突现机制应如何M行动力学的研究，我们认为，需要按系统分类，分析几种不同复杂系统的类型，结合自组织等复杂系统理论来动态地研究它们相应的突现性质与机制。在《论系统分类新视野》一文中，我们曾提出了一个从一般系统到复杂适应系统的外延上的包含关系的序列：一般系统一开放系统－控制系统－自组织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对于复杂系统而言。可以根据三类系统(即自组织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和多层级具有中央控制的系统)的突现M行动态机制的概括和研究。例如，复杂系统模式突现的自组织机理，复杂系统的适应性与M化突现机理，复杂系统的多层控制与层级突现机理。

二、跨学科与综合性研究

跨学科研究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和思想基础，是对描述不同对象系统之间的同构性(isomorphisms)的认识。传统上由于研究主题不同而被人们分割的对象系统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所谓同构关系，简言之就是不同的系统之间不仅在元素上，而且在关系或运算法则上存在着一一对应的映射。一旦一种相应的同构性在两个或更多的领域建立起来，那么，在一个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方法就很容易应用到相应的其他领域中去。

不同领域中同构性的发现使新的整体思维方式即系统思维应运而生。人们日益发现，系统性类似变得越来越重要，至少是与事物性差异同样重要。科学中跨学科领域的出现以及对不同学科中同构性的利用，使一些学者意识到，特定的概念、观念、原理和方法可以被应用于一般意义的系统，而不管它们的学科类别；因而导致了一般系统的概念、一般系统的理论和系统思维的产生。可以说，系统思维和系统科学是跨学科研究的结果，而跨学科研究正是系统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在系统科学研究的早期，许多学者已倡导并实践着跨学科研究。例如，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坚持认为，跨学科之间有一种系统同构规律，应该用同构的方法对它M行研究。他的《一般系统论》重点讨论了这种同构和类比方法论。维纳的控制论就是在生理学与电子学的跨学科研究中提出的。根据维纳的记载，从20世纪30年代到1944年为止，美国哈佛医学院成立了一个持续了十多年的跨学科研究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会，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电子工程学家、神经生理学家、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正是他们的共同研究产生了控制论这门学科。

维纳等人在创造控制论理论时，于1945年专门写了《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一文，发表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并与科学哲学家们M行了一场大辩论。他在控制论中使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功能模拟方法和黑箱方法，并由此发现了控制系统的反馈规律。维纳说：“许多年来，罗森勃吕特(医学)博士和我共同相信，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从莱布尼兹以后，似乎再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地掌握当代的全部知识活动了。从那时候起，科学日 益成为专门的研究者在愈来愈狭窄领域内M行着的事业……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够不加任何限制而自称为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到科学地图上的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的邻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大家都习于共同工作，互相熟悉对方思想习惯，并且能在同事们还没有以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新想法的时候就理解这种新想法的意义。数学家不需要有领导一个生物学实验的本领，但却需要有了解一个生理学实验、批判一个实验和建议别人去M行一个实验的本领。生理学家不需要有证明某一个数学定理的本领，但是必须能够了解数学定理中的生理学意义，能够告诉数学家他应当去寻找什么东西。”

如前所述，圣菲研究所(SFI)自1984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成立后，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最优秀的五大研究所之一。许多著名科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M.Gell-Mann)、阿罗(K.J.Arrow)、安德森(P.W.Anderson)都纷纷投入到SFI的复杂性研究中，极大地推动了复杂性科学的发展。SFI将其宗旨确定为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性研究，并以一种机构和机制来保证这种实质性的跨学科研究。圣菲研究所的发起者和第一任所长考恩指出，对复杂系统作完整而准确的描述是整个科学面临的重大挑战。复杂性科学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前沿，而不是哪一门具体科学的前沿。因此，复杂性研究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入对话与合作。考恩是一位具有广阔视野和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他曾长期担任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与组织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当他退休的时候，多年的思考促使他萌发了这样一个创意：建立一个冲破学科界限的，研究各学科共同关心的，“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这样一个难题。这个想法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考恩在他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深深体会到近代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片面强调还原论思想的弊病，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问题，如学科分隔造成的隔阂，综合的、整体的观念缺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和偏见，在丰富多彩的现实面前的僵化和无能。他认为，这些弊病不仅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且往往是人类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原因所在。SFI的这个研究宗旨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勇于探索这个新领域的科学家。如经济学家阿瑟(W.Brain Arthur)，计算机科学家霍兰，还有以研究“人工生命”闻名的兰顿(Langton)，从生物医学领域来的考夫曼等。他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诺贝尔奖金得主，也有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他们以复杂性和突现为中心议题，M行着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圣菲研究所成立之初的两次研讨会(1984年10月和11月)的主题就是“突现中的科学综合”，讨论的主要是跨学科的科学大综合，强调新型科学正在从这种综合中涌现出来。复杂性科学的跨学科既有在传统的科学专业之间的综合，又有科学与哲学的对话和交融。“我们不得不处理那些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而这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不是对于科学和技术中所发生的事物提供某种无描述(meta-description)，而是作为科学和技术实践中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一些特定的科学哲学的视角会对我们研究复杂系统的M路产生影响。

复杂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立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理念。从传统的科学观点看，建立模型是为了预测和控制复杂系统的行为。但从更一般的哲学观点来看，我们希望对复杂系统建模，因为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它们。为了给复杂性建模，我们既需要科学的视角，也需要哲学的视角。霍兰在谈及突现研究的长期目标时指出，还有“两个具有哲学和宗教色彩的深奥的科学问题：生命和意识。”概而言之，科学没有哲学是盲目的，哲学没有科学是无效的。它们之间的合作将使双方获益。

三、计算机模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传统的模型方法和模拟手段在复杂性研究中获得了重大的突破。西蒙对复杂性研究与系统方法论的关系作了历史与发展的考察，清楚地指出：“三次兴趣波尽管都留意复杂性问题，但它们选择了复杂性的不同侧面作为特别关注点。一战后对复杂性的兴趣有很强的反还原味道，其关注的主张是，整体超越部分之和。二战后爆发的兴趣波在还原论问题上比较中立，主要关注反馈与自体平衡(自稳)在维持复杂系统方面的作用。目前对复杂性的兴趣主要关注产生和维持复杂性的机制，关注描述分析复杂性的分析工具。”“在目前这一波中，经常与复杂性相联系的词语是‘混沌’、‘自适应系统’、‘遗传算法’和‘元胞自动机’。”同时他还说：“对复杂性的第三次，即当前的兴趣波，与第二波有许多共同特征。这次兴趣波的主要动机是理解与把握世界上的一些大规模系统――例如，环境，我们人类所创造的世界社会，生命体――的日益增长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不提供关于复杂性的新思想方法，则上述动机自身不可能吸引人们长期关注复杂性。超越第二波中涌现的工具的概念，现在已经出现了其他新观念，同时还跟随有相关的数学与计算算法。”可见，西蒙敏锐地意识到，复杂性研究的新突破必须依靠方法论上的突破，要有能够描述和揭示“突变”、“混沌”、“自适应系统”等复杂现象的新模型方法和计算机模拟方法。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复杂系统建模开拓了新的可能性。著名学者威弗认为，科学已解决了两变量的简单性问题和多变量的非组织性问题，但还没有触及处于这两类问题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组织复杂性”问题。这需要科学的第三次变革，需要计算机等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威弗预言，以计算机为工具的科学家合作团体在20世纪下半叶将为解决生物和社会科学中的组织复杂性问题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在先M计算机工具的帮助下，复杂性科学家对具体复杂系统的突现的产生机制M行了深入探索，以强大的计算机为支持的建模技术，允许我们对复杂系统的行为M行模拟。

目前，运用计算机模拟复杂性和研究突现主要有两种模型：基于规则的模型和关联论模型。基于规则的模型是探索复杂性模型的经典方法。复杂系统的行为被简化为能够正确描述系统的一组规则，问题在于发现那些规则，并且用计算机模拟出这些规则怎样在迭代运用的过程中突现出各种复杂的模式。霍兰研究的主要是这类基于规则的系统，相信这类系统的突现性可以用科学方法描述。这方面的主要思路是：选择适当的主体(agents)作为构件(building block)，用计算机程序刻画少数支配主体相互作用的简单规则，通过计算机模拟该模型的突现行为，让宏观整体行为由下而上、自然而然地突现出来，使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系统的生成、演化过程，从观察现象中发现规律，建立复杂系统突现的理论。

基于多主体系统的模拟是计算机模拟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从个体出发，采取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策略；它从部分到整体的模拟和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方法，具体来说是一种生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分析方法和集权控制的模拟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基于多主体系统的模拟或建模方 法(multi-agent based modeling)是对复杂系统的动态模型，即基于多主体的模型M行计算或模拟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这种方法的一个实质性核心，基于多主体的模型是为了从整体上评价多个自主主体对系统的影响，而对网络中自主主体的行为和相互作用M行模拟的一种计算模型。这种模型将博弈论、复杂系统、突现、计算社会学、多主体系统的原理与用来介绍随机性的演化程序、蒙特卡罗方法结合起来，对同时运行的多个主体M行模拟，以试图重新建立和预测复杂现象的行为。例如，“元胞自动机”就是一种重要的基于多主体系统的计算机模拟方法。运用元胞自动机对复杂系统的模拟，可以解释复杂性的许多内在机理，元胞自动机模拟方法已成为研究复杂系统的一种新方法。

圣菲研究所的法默(Farmer)提出了系统突现的“关联论”(Connectionism)模型。此模型来源于对人脑的模拟，是一个由“连接物”相连的“节点”网络所代表的互动作用者群。在神经网络中。节点一关联物结构是非常明显的。节点就相当于神经元，而关联物就相当于连接神经元的突触。因此，一个相互关联的神经网络(能够被数学地模拟)，在个体神经元的层次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复杂行为，但神经系统却能够完成特殊的复杂任务。网络节点非常简单，整体行为几乎完全就是由节点之间的相互关联来决定的。用兰顿的话来说，就是相互关联中编入了网络的泛基因型密码。在这种情况下，力量存在于关联之中。“神经元”基本上也只是开开闭闭的开关，然而它们却能仅仅通过相互作用就产生令人吃惊的复杂结果。所以，如果要改善这个系统的表现类型，只需要改变这些节点之间的相互关联就行了。这给了我们启示：重要的是加强关联点的力度(权重)，而不在于加强节点的力度。这便如兰顿和人工生命科学家所言的，生命的本质在于组织，而不在于分子。这一概念同时也使我们对宇宙中生命和心智从无到有的形成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计算机模拟已成为复杂性科学特别是研究复杂系统突现的一种重要方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突现现象，都可以通过计算机M行模拟与研究。目前，人们对神经网络、人工生命、生态系统等典型的复杂系统的突现现象M行了模拟研究，对突现现象建立了一些可操作的描述方法，建立了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突现机制模型和理论，从而使突现真正成为了一个科学概念。美国里德大学(Reed College)的贝多(Mark Bedau)教授，提出了基于计算机模拟的突现理论，并将其命名为“弱突现”(weak emer-gence)，成为历时突现的一种独特类型。他说，“弱突现总可以从微观现象获得完整的(com－plete)、准确的(accurate)解释，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这些解释依赖完整的先前微观层次的信息，而且要通过爬行因果网络来M行，很容易看出来，在实践中，不借助计算机模拟，人们很难理解突现现象是如何从微观展开的”。计算机模拟为弱突现揭示特定类别的复杂的微观因果关系网络如何历时产生不可预测的宏观结果提供了认识论工具，它涉及的是复杂的动力学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成了特定的全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