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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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时减少了近一半专业，却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一个新兴边缘学科诞生后，很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凭借自身原有相关学科，比如，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社会保障学等的师资优势，办出一些特色，走在了前面。江西师范大学校2005年设立该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多届学生毕业。

二、就业总量分析

为了解毕业生实际就业去向，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0届、2011届、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委托本班同学对未能联络上的同学补充联系。其中2013届和2012届有效信息获得率分别为100%和56%，而2011届和2010届毕业生获得的有效信息不足50%。表1给出的是2013届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与就业岗位的情况。（表1）

总的来看，2013届毕业生中就业单位为企业的占比为6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比为40%，即便把其中的大学生村官部分删掉（按协议他们极有可能将来需要面临二次就业，大约占其中的17%），即真正属于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部分为23%。虽然相比一些重点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比率仍属较高水平（后者2013届毕业生该项比率仅为6%）。而去往企业的比率高达60%，中国人民大学为86.5%。

在岗位方面，去往企业就业的21人中有15人前往私营企业，其中10人从事经营类工作；3人前往国有企业，其中1人从事经营类工作；2人前往地方银行，均为经营类工作。按此计算，从事经营类相关工作的比例占32%，高于预期。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从事的是经营类岗位，在所有类别岗位中比率最高（在所有类别中占比最高的是行政类岗位，但如果除去大学生村官部分，则占比和经营类岗位占比相等），远高于我们对从事经营类岗位的学生数量的预期，偏离了我们最初认为大部分毕业生应该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企业人事、工资与福利部门工作的判断。这种误判体现在就业比例与和服务于相应就业类别的课程或学分比例之间的对比关系上。2013届毕业生培养计划共开设了25门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不含公共必修课），其中经济学类课程7门（不包括相关课程，如高等数学等），占28%，略低于经营类岗位就业同学的占比，考虑到大学生村官二次就业问题，则两者差距可能会更大，经营类岗位就业比例将显著高于经济类课程的比例。

三、就业结构分析

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开设和学生就业选择情况并不匹配，即经济类课程安排落后于学生就业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在结构上也很明显。

根据就业反映情况，经营类就业全部集中在企业，没有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经营类工作，但为这些部门就业而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却占全部经济学类课程的43%，主要有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它们没有给学生就业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其他几门经济学类的课程情况稍好，除西方经济学原理作为基础性课程外，其他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原理等都有服务对象，即可以在毕业生就业岗位中找到其影子，如有学生从银行业务工作，有同学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以及企业人事管理工作。

在2013届毕业生就业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升学比例非常低。在41个同学中仅有2个同学选择升学或升学成功，比例为5%，远低于中国人民大学的37.1%，南京农业大学的17%。从升学方向看（2012届类似），这个专业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经济学，可以选择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一是社会保障。对升学选择经济学方向的同学而言，现有经济学课程安排对他们并不利，主要表现为课程杂、方向不明确、缺少核心课程，导致学生在向经济学专业升学过程中遇到障碍。如果升学方向是社会保障，其相应课程则开设较为齐全，一共开设了7门核心课程。但在这种“完美”的课程设置下，选择社会保障作为升学方向的同学仅有1人（2012届为2人），和选择经济学作为升学方向的人数相当，令人质疑其价值。

四、学科建设科学定位

根据以上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可发现，经营类岗位和行政管理类岗位总的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高达78%，而社会保障类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类等其他岗位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不到22%，这种反差显示出当前学科建设定位不够理想等问题。首先体现在办学单位设置不合理。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了专门学院外，其他高校，比如，福建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均则将其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依托管理学平台办出了特色，对学生培养和就业有利。省内某高校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置在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为经贸学院），定位为培养学生向劳动与人事、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及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为此开设了共计10门经济类课程，也办出了特色。江西师范大学则把它放置在了政法学院，目前状况难以显示该平台为专业特色建设带来帮助。当然，新办学科问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面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基于目前收集到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可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是培养计划中应该对核心课程进行模块化管理，通过模块引导学生明确对未来的定位。根据历届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在某些岗位类别上的集中趋势，可考虑设置若干模块，比如，经济类模块、行政管理类模块、社会保障类模块等。这里仅关注经济类模块建设。

五、经济类模块建设

对就业信息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不苛求严谨，可以把历届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学课程的变化与历届学生中经营类岗位就业和升学情况作个对比。这里仅以信息收集情况稍好的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为例。2013届毕业生从事经营类有关工作占就业学生中的比例高于2012届毕业生。相应，2013届毕业生的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门数为7门，比2012届毕业生多1门。同时，部分课程的学分也有所增加，如果算上一些外围课程，则相差更多。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和学生在经营类岗位的就业存在正向相关性，建设好经济类模块有助于学生就业。

经济类模块建设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服务和致力于经营类岗位的同学， 一是服务于在其他岗位的同学。两类同学就业目的不同，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需求不同，因此可分别设立两类经济学模块课程供选择：经济类模块I和经济类模块II。

经济类模块I。主要面向将来准备在就业或升学时向经营类岗位或经济类专业发展的同学。该模块在原来经济学课程中进行整合，主要对原来一些就业贡献小且内容非常相似的课程，比如，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进行精简，同时增加一些核心课程和有利于拓宽学生就业面的课程，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该模块具体包括以下课程：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从课程数量上看，该模块所包含的课程数量与原来的经济学课程数量相比并无变化，但从就业的现实角度看，则显然设置更加优化，且更贴近当前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学生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或旁听其他课程，再如，消费者行为学等。

经济类模块II。该模块旨在为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同学提供经济学基础知识，传递经济学思想，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提供工具。具体开设的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公共财政学、劳动经济学。从课程数量看，该模块包含的课程比原来培养计划中的经济学课程减少3门，学分数量减少9分。这些课程主要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普及，它们或者有利于学生学习其他知识，或者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决策的思维。这个模块课程尽管精简了，但传递经济学基本知识与经济学思想的目的更突出，反而有助于学生未来发展。

六、结论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新设置专业，各高校兴办该专业的时间差距不大，关键在如何结合高校自身资源办出自身特色。作为文科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在资源上具备一定优势。但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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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

从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这一结论就是，在就业问题上，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实行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的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也好。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来说，是没有丝毫影响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高就业率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现状就是最好的实例。

看到这种振振有词的理论，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一种论调：没有失业就没有高效率。请看，这二种论调是何其相似啊！难道真的如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人口存在。否则，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一定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只有用一部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能换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有没有必然地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向人们揭示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随着就业率的高低发生变化这一本质联系。

从表面上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条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因此产生了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就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生产过程，使它们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成为失业者。随着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又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又重新得到就业。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假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给，那么，就会使失业者继续存在下去。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过程。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作为劳动的后备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即失业工人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可见，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上述论断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的。因此，这种论调比起那些无根据的抽象的空洞议论来说，要高明得多。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的社会性质隶属于资本，那么，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就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社会根源。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而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在这里生产的社会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始终存在，又可以使这一矛盾在现实中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当社会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必然会使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断地有所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才会从根本上铲除掉相对过剩人口这一社会问题，使这一社会现象从此不复存在。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高就业率（即指充分就业），反之，实行了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只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联系。他们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对于所论及的问题的本质并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这种表面现象中的矛盾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联系。

其实呢？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分为二个层次的。既有本质上的联系也有现象上的反映形式。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当我们停留在现象联系中去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矛盾的现象当作一种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去把握。

当经济学家把握住这种表面的联系之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人们大声宣布：真理被我们抓住了，它就在我们的思维中。其实呢？他所抓住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联系，至于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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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一、引言

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即就业的结构效应，已经成为广为关注的研究课题。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长期重要的目标。对于两者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在其提出的“奥肯定律”中作了阐释。其内容是：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存在一种相当稳定的交替关系。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2%。但是，从宏观数据上来看，近几年我国高达10%左右的经济增速并没有带来所有地区的高就业和高收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反而在下降。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但部分地区的实证数据却显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非一致性。江苏作为经济和人口大省，其经济增长速度由改革开放前30年以低于全国平均速度的水平提升到1978年以来的30多年平均增长速度高出全国3个百分点，使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崛起。为更全面认识江苏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1978年以来的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就业结构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探讨。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分析

就业结构又称社会劳动力分配结构，一般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占用的劳动数量、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经常需要考察的就业结构是按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探讨的，但是在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框架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按照城乡二元结构来探讨的就业结构①。

（一）就业的产业结构演变特征

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四大目标之一，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有利于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因此也是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一样，江苏经济呈现出了持续高速的增长速度。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49.24 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8604.30亿元，除个别年份外，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20%之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7.33%②。其中，从最新数据来看，2012年上半年江苏省实现生产总值2538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9%，与周边省份相比较，上半年江苏大部分经济指标的增速居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前列；与全国比较，江苏经济增长率比全国的7.8%高出2.1个百分点③。从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如图1），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整体呈逐渐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27.57%下降到2011年的6.3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W”型曲线变化趋势，基本呈现稳中上升态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19.84% 上升到2011年的42.21%，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31%④，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江苏省第三产业基本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国民经济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图1 历年江苏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布图

1978-2011年期间，江苏省城乡人口增加近2064.47万人，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2777.72万人到2011年的4758.23万人，增加1980.51万人。如图2，就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变化呈现先上升后微幅下降到稳定增长的趋势，具体来看，从1978年的19.60%上升到1988年的35.70%，此后虽有小幅微降，但仍然保持在30%左右，从2001年开始逐步缓慢上升一直达到2011年的42.40%，但与同一时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相比明显较低；从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来看，从1978年的544.57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017.4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4.05%，但90年代以来增长率下降并一度出现负增长，而同时期的第二产业产值则快速增长。以上数据表明，江苏第二产业增加值并未有效提高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由此可见，正在向资本密集化方向发展是第二产业的明显特征，这一点可以从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⑤远大于其他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中得到证实（如表1）。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从1978年的10.70%上升到2011年的36.10%，平均每年增长3.75个百分点，这一增长速度高于同时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长速度；从绝对数来看，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96.09万人增加到1717.7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5.47%，这一增长速度同样高于同时期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以上数据充分表明，江苏省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点。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江苏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除1988-1990年呈微幅增加外在整个考察期呈现显著的下降态势，从1978年的69.70%下降到2011年的21.50%，平均每年下降3.63个百分点。

图2 历年江苏从业人员三大产业结构分布图⑥

综上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江苏就业人口在产业间的转移不再以传统的先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而是呈现出同时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并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基本特点。

表1 三大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二）就业的城乡结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江苏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及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也对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图3可知，城镇就业人口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583.12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869.51万人，年均增长率5%远远超过了从业人数的增长率1.64%，平均每年增加69.28万人，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大大缓解了全省的就业压力。相应地，城镇就业人数在全省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1978年仅仅约为1/5，1990年超过1/3，2000年超过2/5，到2011年达到60.31%，年均增长率达3.25%。农村就业人员则从1978年的2194.60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1888.7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9.33万人。相应地，农村就业人数在全省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79.01%下降到2011年的39.69%，年均下降率达2%，2002年以后呈加速下降态势。

以上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乡就业结构变化显著，说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流向城镇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正不断得以调整、优化。

图3 历年江苏从业人员城乡人数及结构分布图

（三）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分析

经过数据测算，在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之间，江苏省经济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增长率同向变动，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增长，也体现了在此阶段，经济增长仍然属于粗放型的补充劳动力增长模式，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变化趋势不是很明显，显示出二者之间存在非一致性特征。通过计算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弹性⑦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促进江苏经济与就业协调增长的路径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来看，江苏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在长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据此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鉴于江苏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及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应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工业化进程中，既要重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结构；既要发展资产规模大、集中度高、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特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从而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也要重视资本规模小、高度分散、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优惠的财税政策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必要的条件。不同的经济区域要注重结合自身优势来发展，苏南发达地区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苏北欠发达地区应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集约程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经营范围广，业务门路多，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和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升级服务业结构。要继续鼓励传统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支持旅游、餐饮、商贸流通、家政等创业成本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行业发展；同时积极拓展社区服务、教育培训、设计咨询、健康和养老服务、农村服务、海洋服务和其他新兴产业等作为加快发展的重点领域，积极采用非正规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促进再就业。此外，加速发展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政府要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着力激活民间资本，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投资创业，推进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大力引导和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三）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统筹城乡就业，将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紧密结合，大力推进二元经济就业的一体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打破城乡壁垒，拆除或削弱农民非农就业的“进入障碍”，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提供大容量载体。鼓励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包括城乡公共卫生机构以及社区服务组织等，扩大吸纳就业的渠道。调整就业方式，积极探讨弹性就业制、一工分做制等就业方式的可能性。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加强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和创业培训，改善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改进失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注释：

①本部分所有数据来源为历年《江苏统计年鉴》，且按照当年价格计算。

②从t1到t2的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V=[（Vt2/Vt1）1/t2-t1-1]*100%。

③/system/2012/07/21

④此处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同上。

⑤某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该产业占GDP的比重除以该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实质上反映了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之比。若比值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

⑥1990年开始从业人员在《江苏统计年鉴》中为推算数。

⑦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数量关系的函数，是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就业弹性系数的经济函义：经济每增长1%，就业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其计算公式为：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除以经济增长率。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郭存芝，杜延军，李春吉.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Eviews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3]邵夫林，潘志昂，杨道建，等.江苏省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偏离研究[J].特区经济，2012，7.

[4]王忠平，史常亮.江苏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的动态关系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11.

[5]徐现祥，舒元.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世界经济[M].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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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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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 公共经济学 就业机会举措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长期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制约了现代化进程。而农民问题的根源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1.22亿～1.6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1]。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理论视角下就业机会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问题解决的方案之前，首先应清楚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是什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其理论依据具体阐述如下：

1.1 就业机会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将物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纯公益物品：既无排他性，也无竞争性；而是俱乐部物品：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三是共同资源：无排他性，但有竞争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除了第四类私益物品外，其他三类都是公益物品。混合物品是指兼具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特性的物品，或者说混合物品是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完全的。[2]属于此类物品的有科技、教育、医疗等。根据该概念界定，就业机会属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畴。

其一，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竞争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即满足了就业机会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现实社会经济中，大量失业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就业机会的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的边际成本不可能为零。一般来讲，当劳动市场上的就业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时，就会出现失业。所以，增加劳动力需求是新增或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提，而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则要求用人单位花费一定的成本（如工资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成本不可能为零。而且，就业机会的获得也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条件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此层面上讲，就业机会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业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没有获得就业，社会人就不具备能实现精神和物质方面需求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分析，就业就具备了私益物品的特征。从社会角度来看，妥善的就业，能有效的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同时也能更好的让每个人为社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最终可使整个社会获益。所以，就业机会是一种较大的正外部效应的私益物品。

其三，从实践角度分析，把就业定义在混合产品的研究范围内，也有利于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和协调市场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双重性质，在其提供方面，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供给方式。因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开始阶段，私人总能发挥其充分的激励来提供这种物品，这也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下，市场本身就可以发挥其特长，创造一些可供就业的机会，也即是，为了实现劳动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力有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当劳动力的需求量到达饱和时，也即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劳动力需求方就不会在增加其劳动力，于是就会出现市场在提供就业机会中的失灵现象。[4]如果广大的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不仅其个人无法获得其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时社会也会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如社会不安定因素和社会失业保险金的增加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人口众多，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结构升级和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严峻。虽然市场机制在就业问题中能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面对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市场的调节作用显示出了很多局限性。这也就表明了通过市场的调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其效应。

市场调节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是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其主导作用，政府干预可以矫正就业的正外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失灵。也就是说，我国劳动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的调节作用，但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2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公共经济学解释与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现象呢？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由市场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所说，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过，该结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费用应该是零、理性经纪人并且必须是完全竞争。可是这个假设条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基本无法满足，如此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无法有效地矫正外部性了。我们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础上，该物品的私人价值会小于其社会价值，如此，就业作为一种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应还比较大，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正外部性，就业一直是过少供给的，也就是它的社会最适量远多于私人市场决定的数量。由此我们说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缺就业机会的前提。

细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原因：

2.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角度来看，总体就业能力较欠缺。其一，由于他们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职业技能，导致在就业市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毫无竞争力；再则，经常会有这种现象，某用人单位培养出的熟练工过段时间又会流失到其他用人单位，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性较大，这样用人单位就必须重新招聘、重新培养，使得用人单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润也就相应降低。因此企业就必然会减少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

2.2 从社会制度上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因身份限制，古往今来，农村人口大多被束缚在其户籍所在地，这样就极大限制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组合，使得资源得不到优化的配置，因此必须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迁移，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例如住房、医疗、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补助等），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不成熟，尽管这些年，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试点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统筹城乡社会保障，还是我们目前需面对的相当艰难并重要的任务。

2.3 从农民进城的现实情况来看，存在着各种壁垒。其一，如果农民进城，相应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经营资本的高昂支出，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没有大额财力的支撑，又回流到农村。其二，现有的用工政策（国家的或地方的）还不够完善，例如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人口无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和同功同权，甚至还有一定的行业限制，这些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大大不利。

3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几点建议

根据前述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若想排除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难度，增加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机会，必须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身份转换问题，切实打破其自由流动的壁垒，这是一个关键所在。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先排除农村劳动力的顾虑，各个方面（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应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

针对用人单位，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政策来减少其雇佣成本，例如若是雇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提供税收优惠或进行适量补贴。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提高农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用以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的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学习能力薄弱，这已经极大的限制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若是综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农民工整体素质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更为锐利的问题：大量文化素质低弱的并且流动性大的农村劳动力如何适应我们期望的企业从 “三高”企业（劳动密集型）向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转换。因此，企业若是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7]

3.2 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

如前所说，要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例如，不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落户城镇和进城就业（通过劳动部门和劳务市场）进行限制，并且，要切实考虑进城农民工（包括其所携家属）的经济适用房申购问题、教育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养老医疗问题以及治安管理问题，将这些工作列入各有关经费预算，以便有效地实现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对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问题，首先要建立农村“低保”，使得特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覆盖各个农村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后改变以往普遍存在的农民将土地经营当作“生活保障”的情况，建立并健全以个人出资为主，国家、集体扶助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3.3 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小城镇建设。

首先，还是要继续坚持大中城市并举发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国的大中城市在数量上比较少，因而所需的农村劳力并不多；况且，我国的大中城市分布极为不均，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近转移。因此，我们要以继续发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点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为重视小城镇的发展。因为如前所说，我国大中城市少导致能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相应有限，所以更为有效地并且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是利用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进行吸纳。

3.4 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目前第一、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能力已经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还很大，且在第三产业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为安排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应在第三产业上好好下功夫。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就业信息公开，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为营造公平、公平的就业制度环境，监查部门应对劳动力中介组织进行监管督查。

3.5 拓展劳务输出；增强乡镇企业活力。

鼓励农民到境外就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机会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这样以来，农民的收入不仅能够得到大大提高，还能够使农民学习新技术、拓展新理念、增长新视野。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根据乡镇企业的特点，其资金密度低，就业能力比大中城市国有企业高，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一如既往的发挥其作用。“充分利用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拓展农村内部就业空间的主要途径”[8]

安排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关系国泰民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勤劳肯干提高技术跟上社会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各级政府机构领导部门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进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认清国情，开拓思维，积极提高农民工素质和培养其技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2] 布朗・杰克逊著，张馨译.公共部门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4] 付伯颖.公共经济学视角下就业问题的思考[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 (2).

[5] (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第四版)微观经济学分册[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6] 纪韶.中国农民工就业状态的调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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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参与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全体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总数占该国（或地区）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是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状况。由于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内在的联系，激发经济学家探究影响劳动参与率高低的各种因素，并由此形成了各种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与工资变动的解释

对于影响劳动供给变动因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论述。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工资理论。他认为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工资就会超过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然而工资的增加也会鼓励工人生儿育女，造成劳动力供给增多；而随着劳动力供给增多，工资又会下降到它的最低水平。斯密将劳动者看作财富的创造者。提高劳动者工资，会刺激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

在工资与劳动供给变动关系方面，李嘉图首先将劳动的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即劳动力价值）和市场价格（即工人出卖劳动获得的工资）。他认为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在他看来，工人人口增加快慢是随着工资的高低而变化的，而工人人数增减又会引起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结果就会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因此他认为工人人数的增减是工人工资变动的原因。

关于劳动供给变动，斯密和李嘉图的论述有很大区别，前者认为工资变动导致劳动供给变化，后者则认为劳动供给变动导致工资变动。根据劳动力需求理论，工资变动和工人人数变动都是导致劳动供给变动的因素。两者虽然结论不同，其实殊途同归。在此基础上，罗宾斯(Robbins,1930)建立了简单的模型。

二、早期劳动参与率理论，罗宾斯的贡献

现代劳动供给理论始于罗宾斯(Robbins,1930)。他建立如下公式：Y=W·L（Y：收入；W：工资率；L：工作时间）。由上式不难推出，收入变化率等于工资率变化率加上劳动时间变化率：y=w+l（用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各自变化率）。将上式两边同除以l可得：y/l=w/l+1。

罗宾斯把y/l看作收入需求弹性，若此值大于1，那w和l必然有同号，即随着工资率的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会有相同方向。通俗的解释为：随着单位时间工资数量的增加，人们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罗宾斯给出收入价格的定义，他认为收入价格单位用时间来表示，它是工资的倒数。故工资率越高，要取得一个单位收入所花费时间越少，即努力程度越低。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把工资变化划分为收入和替代效应，但他明确地指出了实际工资率变化所引起的工时数的变动迹象模糊不清的原因，为后人在这方面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提出

在罗宾斯以后的30年中填补此理论空白的是所谓“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一种工作时数与工资率之间的逆向联系。从所观察到的工资与工作时数之间的负向联系［道格拉斯(Douglas)，1934；杜兰德(Duland)，1948；朗(Long)，1958］中，人们得出工资变化的负的收入效应倾向于超过正的替代效应的推论，即随着工资增长到一定程度，人们趋向减少工作时间，个人劳动供给曲线在到达某点之后向后弯曲。对此，Killingsworth进行了一项彻底的分性别经验考察，得出结论：“男性劳动供给曲线在工资率提高时向后轻微弯曲；女性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则有较大递增。”在对9个实证研究进行仔细考察之后，Borjas和Heckman估计，工资率提高10%将使男性劳动供给量减少大约1%-2%。Keeley的估计表明，工资率提高10%使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约10%。

男性和女性对劳动供给反应的明显差异，缘于两者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女性时间除了用于市场工作和闲暇之外，还要留部分时间给家庭工作。后弯劳动供给曲线解释女性劳动供给反应的乏力，使得经济学家转换研究视角，从家庭的角度解释个人劳动供给决策。

四、加里·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关于家庭劳动参与率理论

虽然工作-闲暇模型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于理解工作-闲暇决策和有关这一决策的含义是有用的。贝克尔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该模型做了推广和拓展，形成时间分配模型，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贝克尔将家庭作为研究出发点，他把家庭看作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出产生效用的“商品”，这些产生效用的商品由家庭把物品与时间要素结合在一起生产出来。家庭将其支配时间用于三个基本方面：(1)在劳动市场上出售以获得货币收入来购买物品和服务（劳动市场时间）；(2)用于家庭生产（家庭生产时间）；(3)用于物品和服务的消费（消费时间）。

此外，贝克尔将商品分为时间密集型（包含大量时间和少量物品）和物品密集型（需要大量物品和少量时间），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生产商品的时间和物品可以互相替代。

在分析家庭成员分配其时间方面，贝克尔运用比较优势原理，个人应该专门从事比较效率最大（或机会成本最小）的工作。在分配可用时间上，家庭应对每一成员在生产商品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市场和非市场劳动生产效率做出比较：某一个家庭成员在某项劳动中比其他家庭成员更有效率或更熟练，那么他用于这项劳动的时间就应该更多。

基于贝克尔模型的收入效应，工资率提高使收入增加，从而使家庭可以购买更多物品，由于消费这些物品需要时间，工作时间因而减少；替代效应为工资率提高将使工作时间增加，是因为家庭以物品替代了商品生产中花费的时间和在消费上以物品密集型商品替代了时间密集型商品。

五、对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解释

关于“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实证研究，揭示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随工资率的增长而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朗(1958)观察到，尽管家庭实际收入存在着长期增长，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却连续增加的矛盾。他试图通过诸如生育率下降、家庭器具日益增长等原因来解释，但他没有试图去区分劳动力供给效应和替代效应。

明塞尔将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重点放在“家庭”这一背景下，已婚妇女劳动力市场行为必然受到家庭当中孩子的存在、数量以及孩子年龄等影响。明塞尔以家庭当中夫妇双方劳动力市场行为对彼此所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方向。他对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剖面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他发现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受到下列因素影响：其配偶平均收入、妇女工资率、妇女生育率、受教育程度、失业率以及年龄。其中，妇女就业收入效应可由配偶双方收入回归系数来推导，而妇女就业替代效应则由妇女工资率来推导。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女性就业者收入替代效应是巨大的，同时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在时间序列资料上所产生的差异，即男性工作时间趋于减少而女性工作时间却在增加。

六、供给学派：减税与劳动供给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得西方经济学界挑战凯恩斯主义，并致力于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兴起于这样的背景，它肯定萨伊定律，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自然，供给学派很注重劳动力供给的研究，形成了该学派在这方面的理论。

（一）对古典劳动供给“后弯曲线”的暗示性否定

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劳动供给行为中的替代效应，而对劳动供给行为的收入效应较少考虑。这是为其减税政策主张服务的。税率越高，人们自然就没有为市场部门而工作的积极性；相反，减税（税率降低）则会使劳动供给增加，使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必然性在于，减税之后所导致的实际工资率的提高，不会产生收入效应。在这里，税率指个人所得税率，它的增减可以直接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而导致工资率的变化。税率的提高，将使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生产部门或用于享受闲暇；同时也会相应地使部分非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生产部门，甚至转入“地下经济”。

供给学派从基本的劳动供给行为方面对传统的“后弯曲线”作出某种否定，建立该学派在这方面理论基础。

（二）“向上流动”与就业动力

供给学派对劳动供给行为的收入效应淡化处理，表现为随着工资率上升，人们并未普遍的重视闲暇价值而放弃较多劳动供给；另外，供给学派认为随着税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实际工资率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化并不会由此产生。

在供给学派抨击高税收和高福利不利于增加劳动供给、就业与工作努力的同时，依据“向上流动”理论，其潜在含义是指，降低税率，减少福利开支，将会在实际工资率与劳动供给之间始终保持强劲的替代效应；随着工资率逐步提高，人们（特别是穷人）会对“向上流动”充满希望。

基于加倍工作会获得加倍奖赏的信念，人们将会保持积极工作意识，改变高福利社会中怠惰动机而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同样根据“向上流动”理论，供给学派实际上否定“后弯曲线”的存在，无视收入效应存在。他们认为，“后弯曲线”只存在于静态无贫穷与富裕之分、无穷人与富人之分的社会中，只要存在贫富之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健全向上流动机制，那么实际工资率提高将始终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

供给学派对于劳动供给的研究，是为其提出的减税政策服务。在考虑税率变动的影响时，片面强调对生产的效果，忽视对需求的影响，从而夸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七、理性预期学派：预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在理性预期学派理论中，劳动供给或就业、失业的决定，是一个产品和闲暇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个选择过程。卢卡斯分析到，对于一个面临波动的货币工资和商品价格的家庭来说，按现时价格在商品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但这只是劳动供给决策的一面；另外还包括在未来物品和闲暇与现在物品和闲暇之间的选择。关于现时劳动供给决策，将依赖于他所预测的最近将来的工资。若现时工资较低被看成是暂时的，他可能接受按此工资所提供的职位。

理性预期学派区别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工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并将预期引入模型，阐明了预期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关键性作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在假定人们知晓真实的经济情况，似乎信息的获取无障碍。然而，即使最好的经济学家也不能总是确切地知道真实的经济情况。在现实中，劳动者很难获取作为预期基础的足够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性预期假设是不现实的。

八、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将视角转向宏观，将经济周期与家庭劳动参与决策联系起来，看经济周期波动变化如何影响家庭，即夫妻中一方从事劳动市场工作，而另一方进行家庭生产活动。假设发生经济衰退，导致夫妻中就业一方失去工作，则全部参与率净效应将取决于新增工人效应和气馁工人效应。

新增工人效应是指当主要家庭挣钱者失去工作，其他家庭成员将暂时进入劳动市场，希望找到工作以弥补家庭收入下降。转移方式获得夫妻中就业一方部分劳动收入。从那些从事家庭劳动成员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收入是非劳动收入。

气馁工人效应是指在经济衰退时，某些失业工人对寻找到一份可接受工作感到非常悲观，停止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努力，因而，此人暂时成为非劳动参与者。一般说来，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工人和寻找工作者可得到的实际工资下降，增加收入的“价格”，并降低闲暇价格。这会使有些工人以闲暇替代寻找工作。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工资率降低将会导致许多人退出劳动市场。替代效应表明工人的工资率下降将导致劳动供给积极性下降。

两种效应以相反的方式影响参与率和劳动力规模，至于何种效应占优势，经验研究表明气馁工人效应略占优势。有关劳动规模的周期性变化也可以由某些人参与劳动的时间来解释，如已婚妇女的参与率的变动。

九、家庭内部劳动决策：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结合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且吸收非合作博弈战略性议价理论方法，Ott(1992)给出一个两阶段“离婚威胁”模型。假定家庭进行两次效用分配讨价还价，由于将时间配置到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对人力资本积累将产生上述影响，这个模型威胁点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第一阶段劳动供给内部决定，进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可交易性提高第二阶段威胁点，从而提高他（她）在家庭中谈判地位，实现更高效用分配。所以劳动供给决策在此模型中就是一个战略变量，意味着家庭最优时间配置不仅要最大化家庭总产出，还要考虑个人未来谈判能力，内生威胁点使议价理论优势得以真正体现。Ott用模型一阶条件分析家庭中夫妻双方为什么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并指出在最优时间分配条件下，由于议价效应存在，妻子的保留工资下降，从而为更多妇女走向市场劳动作出很好的解释。

将博弈论作为家庭内部决策分析的基点，扩大了分析视野。然而，视夫妻双方博弈为非合作博弈，则使家庭生活也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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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劳动力流动；失业；工资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人口在很长的时期内不能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等阻碍人口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政策不断松动，这种局面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产生了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其一，进城的农民工从事着与当地人口截然不同的工作岗位；其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区域和城乡的就业格局。本文尝试探讨进城农民工对当地人口就业情况的影响，是提高了当地的当地人口的失业还是降低当地人口的失业。

二、模型和解释

1.模型的构建

由于进城的农民工从事着与当地人口截然不同的工作岗位，他们占据了多数的非熟练蓝领工种，而当地人口多数从事着熟练的白领工作。基于此本文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城农民工的劳动市场，另一类是仅有当地人口的劳动力市场。这里假设农民工不能进入当地人劳动市场，而当地人可以自由进出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由此本文把他们从事的工作岗位分成两类，下面建立的生产函数是部门生产函数。

（式1）下标1为进城农民工和当地人口所从事的1部门，下标2为当地人口所从事的2部门。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L代表劳动力，K代表资本。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有限制而资本不受限制。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解析参见戴维・罗默的高级宏观经济学。

根据两部门的边际资本报酬相等和利润的一阶条件可得劳动的需求函数为：

2.资本、劳动力与工资自由变动的理想状态

因为K1+K2=K，则我们可以画出斜率为-1，与轴相交的一条直线PP。从图2可以看出，QQ线的斜率比PP线的斜率的绝对值大，原因在于： Z/1-Z和[ /1-[分别为1和2部门的劳动与资本贡献率的比值，根据前面的介绍，1部门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部门，则 Z/1-Z>[ /1-[。而PP直线斜率的绝对值恰好为（Z/1-Z）/（[ /1-[）>1 。我们也认为不会出现QQ与PP直线不相交的情形。

假如经济体初始点位于O1，O1点是对L1的需求小于供给的区域，则经济行为主体会有3个方面的行动。其一， 1部门会降低W1，直线QQ会下移。其二，进城农民工会退出一部分，M减少。其三，由于O点位于均衡线QQ的下方，则说明资本K2过多了，应当减少。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K2减少，K1增加。经过这3方面，均衡点会在A点达到。最终A点是K2减少，K1增加。如果经济体初始点位于O2点，则QQ线会上移，K2增加，K1减少。以上的分析是建立在W1可以自由调整，M的移动也是非常迅速的。下面我们对这些条件加以限制。

我们用u=N2-L2/N 表示当地人口的失业率，之所以这样表示，是因为我们认为在 N0个当地人中， N0-N2个人自愿选择1部门的工作，只要愿意，他们都能找到工作。 N2-L2个人为在寻找2部门过程中的失业人口。进一步地u=N2-（1-L2/N2）/N （式8）。

3.资本自由流动、劳动力与工资W1固定的状态

我们讨论经济初始点位于O1，现在我们假设W1是固定的，有式7得L2/N2=W1/W2=a 为常数，M基本不动。那么经济体就达到了图1中B的均衡点。我们把A点作为资本、劳动力与工资自由的理想状态。比较A、B两点，这里的B点比A点的K1大，K2小。有式2可得 L2与K2 成正比，有式5得 N2与 K2成正比，所以B点的 N2会更小，根据式8可得当地人口失业率会降低。

4.资本自由流动、工资固定、劳动力增加的状态

现在我们分析当M增加的时候，之所以这么假设是因为进城农民工认为种庄稼的收益远远不及到城市打工的收入。那么当W1固定，M增加的时候，QQ直线是向上移动的。经济体从初始点03移动到b点，如图2所示。我们把a点作为资本、劳动力与工资自由的理想状态。则我们发现K2在b点比a小，同样根据式11可得当地人口的失业率变小了。

三、结论

在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进城农民工对当地人口失业影响的模型。通过模型我们发现，在经济体处于劳动的需求小于供给的情况下，通过与资本、劳动力与工资自由的理想状态，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劳动力与工资W1固定的状态，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工资固定、劳动力增加的状态，都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现象--都降低了当地人口的失业率。

参考文献：

[1]蔡，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

[2]陈钊，陆铭.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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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大学生;就业压力;农村教育需求;影响;对策

大学生就业难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我国经济新常态与就业新常态“叠加”，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就业岗位减少、竞争加剧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这种就业形势对既缺乏实际经验、又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村大学生尤为不利，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农村的教育投资能力和教育需求。因此，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积极思考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重新培养农村的教育需求和信心。

一、新常态下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2012年之前，我国经济一直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劳动者要素等生产要素约束，经济增速势必放缓。[1]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发展，进入了改革30多年来的低速增长阶段。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在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基础上， GDP增长率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奥肯定律不仅是对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间长期内在关系的一种表述，后来也为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张车伟（2015）按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估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考虑到服务业快速发展拉升了就业弹性，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150万人就业。这意味着经济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就业需求和岗位损失130万-150万个。[2]那么，在以“低速增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为特征的新常态下，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也将成为一种“就业新常态”。

从劳动需求看，新常态下的劳动需求明显下降。从劳动供给看，却有增无减。表现在：（1）返乡农民工和新入职的大学生需要重新就业。在经济出现下滑的情况下，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没有多少技能的农民工和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仅2008年上半年，因经济不景气而致使约6.5%的农民工返乡。如果按照1.3亿农民工计算，返乡人数大约有845万人。目前，经济调整时期，新入职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又面临着被裁员的困境，他们终将再次投入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2）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每年都有大量城镇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3）即将进入劳动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自1998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100万以来，这个数字一直在持续增加，2015年高达749万。在劳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占优势。其自身原因主要是缺乏经验和必要的工作技能。除此之外，相比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没有外力相助，屡屡碰壁，可谓“就业难”中“难上加难”的难题。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仅有33.7%。在就业大学生中包含很多就业于劳动保障较差的小型私营企业的农村大学生。如此严峻的供求矛盾，无疑将使大学生就业问题雪上加霜。

二、大学生就业压力下农村教育需求的变化

劳动力市场“就业难”现象的普遍存在，会直接引起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减少和收入水平的下降;如果这一困境长期得不到解除，就必然会引起低收入人群教育需求的下降和分化。

1、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村家庭的收入普遍较低，对即将工作的子女的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很敏感。当子女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都长期低于预期时，有些人就逐渐改变了对教育的预期和偏好，进而影响对教育的需求。

首先，大学生收入下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除了少数人通过考研、出国等方式避开就业低谷期外，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别无选择，还是涌入了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在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下降。据社会各方对大学生实际就业工资调查，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大致在1800―2500元，基本相当于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其次，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近50%以上来自于工资性收入，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货币收入来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挤出的失业者首先是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失去工作之后的农民，自然也就失去了这部分工资收入。这样，随着家庭主要货币收入来源的中断，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能力也急剧下降，子女的学费尤其是高等教育费用立刻成为低收入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

最后，农村家庭的教育需求下降。本来在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下，我国老百姓有着“崇尚教育”的传统美德，每个家长都希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才。即使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家长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帮助子女完成学业。但是，当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这种热情长期遭遇劳动力市场的冷遇时，当大学生从事较低技能的简单劳动时，知识的形象受到损害，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在降低，对高昂的高等教育费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产生了怀疑，“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辍学、弃考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学生甚至在初中阶段就过早地加入了劳动力队伍，有些学生自愿放弃高考去打工。教育部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应届高中生有834万，而应届生高考报名人数为750万，说明2009年我国有近百万应届高中生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3]

2、大学生就业难背景下农村教育需求的变化

（1）高等教育的分化。如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讲求“名牌效应”。“211”、“985”等名牌高校及其更高学历是求职者选取理想职业的通行证，无论是家长、学生还是用人单位，都很看重学生就读学校的声誉和排名位次。但是，名牌高校往往与受教育者基础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的投入和享受的教育资源质量有关（当然，不排除个别学生凭借自身天赋拥有以上条件），农村的教育劣势最终会在高考时显现出来;高学历意味着家庭的教育投资年限更长，投资总量更大。

可是在农村，较低的教育质量和家庭经济压力常常使农村学生在义务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分流，有的高中毕业去打工，有的初中毕业甚至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如此，家庭经济条件往往限制了农村学生的专业选择和院校选择，农村学生往往选择“冷门”专业或者知名度不高的地方院校，以尽可能降低学费和交通费等支出。近年来相关媒体报道的许多数据都说明了农村家庭和学生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分化现象，同时也说明了城乡学生高等教育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1999年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2000年清华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同时，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和初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农村学生所占比重明显增加。相关研究结果显示，2003年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7.9个百分点。[4] 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82%，父母为农民、工人的学生占调查总数的80%。

（2）初中等职业教育的分流。尽管我国有“崇尚教育”的传统美德，每个农村家长都有着强烈的教育投资愿望，希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进入城市，过上美好生活。但是，在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尤其是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形下，不少农村家庭改变了教育投资方向，他们希望子女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即使打工，也要做一名技术工人，而不能像自己那样一无所长。更何况，国家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技术培训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每人每年5000元）。这种政府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因此，在考大学和上技校之间，农村有些家章和孩子更愿意接受职业技术培训。

三、改变教育预期、刺激农村教育需求的措施

虽然农村教育需求变化的主要症结在于大学生就业困境，经济新常态下这种困难有可能在短期内加剧。但是从长期看，经过时间的发酵，大学生的知识必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知识的价值终将显现出来。而且，辩证的看，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的要求，又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机遇。相对于返乡农民工和下岗再就业人员，他们拥有的知识终将改变他们的就业环境。因此，改变农村教育需求的主要渠道应该尽快从改变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入手，重塑人们对教育和知识的信心，刺激农村教育需求健康发展。

1、加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指导

由于农村学生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不足，大部分学生缺乏必要的求职知识和技巧。因此，学校和政府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帮助。首先，学校应该对毕业生进行较系统地就业指导，一方面帮助他们调整就业观念，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务实就业观;另一方面，传授学生必要的面试技巧，最好能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用人单位特点进行实际训练，增加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其次，政府应该建立高效的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

2、强化劳动市场的流动机制

在西方，教育被认为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动力机制。[6]也许年轻人的初次就业存在困难，收入低，待遇差;但是只要他能努力学习（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和“干中学”），他就有可能通过多次的职业转换，最终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自己收入和社会阶层的提升。这就是通常讲的“爬梯子”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毕业生初始就业不理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没有机会改变这种现状。所谓“先就业再择业”的潜在条件，就是要给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打破一切人才录用的人为限制，建立灵活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只有这样，青年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才能随着自己的努力和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改变，人们才能重新恢复对教育的信心和期望。

3、加大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

众所周知，创业，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项目和经营经验。然而这些条件对于初出校门的农村大学生，基本不具备。尽管国家和学校已经在注册手续、创业基金等方面予以了很大支持，但是，实际经营经验、风险这些创业难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否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在农村大学生创业指导方面予以技术指导、对其创业风险予以分担。比如，在毕业实习期间，加强校企联合，实行企业导师制，形成具有职业体验、技能训练和就业指导功能的综合性校外平台，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鼓励学校后勤部门为毕业生创业提供可能的设施服务，开辟创业绿色通道，为大学生的就业提供预演平台。

【参考文献】

[1] 刘元春.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新内涵[OL/].人民论坛网，2015.01.15.

[2] 张车伟.新常态下就业面临的挑战[J].社会观察，2015.1.

[3] 李琼.“高考弃考现象”有待深入研究[N].长江日报，2009.06.04.

[4] 邱瑞贤.农村娃上大学比重下降隐情何在[N].广州日报，2009.01.23.

[5] 方烨. 蔡P：如何防止没有就业的增长[N].经济参考报，2009.04.29.

[6] Deng and Treiman. The Impac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2）39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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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分析；择业焦虑；大学生

随着就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和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困扰高校、家庭及社会有关方面的一件大事，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受到重视。择业与就业问题是大学生面临的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大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

1.择业焦虑的定义

焦虑在国外研究得比较早，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普遍认为焦虑是个人对即将来临的可能会造成危险或威胁时所产生的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不愉快的复杂情绪状态。大学生毕业生焦虑倾向概括为工作单位选择引发的焦虑、社会适应焦虑以及由择业与毕业前夕学习之间的矛盾引发的焦虑等三大方面。择业问题是焦虑水平升高的最直接的原因。大学生择业焦虑是大学生在面对毕业求职问题时，对可能出现的无法实现最初就业目标的就业失败情况所产生的情绪体验。择业是一种主动的就业，择业焦虑是一种状态性焦虑，随着择业问题的凸显而逐步升高，随着该问题的解决，择业焦虑即会解除，因此可将择业焦虑作为一般性焦虑进行测量和研究。

2.择业焦虑的研究方法及相应结果

焦虑的研究起始于哲学思辨而逐渐过渡到实证性研究。近年来，关于毕业生焦虑的研究成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的重点，各学者采用了各种心理测定量表或访谈法对毕业生的心理健康进行调查，发现毕业生在择业期间的焦虑水平有显著升高的趋势，毕业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择业焦虑，应该受到高度重视。

2.1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

STAI由Charles等人编制，于1988年被译作中文，1990年，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与长春一汽精神科合作，在长春地区和北京地区对正常人群和抑郁症病人进行了中译本的测试，结果表明，该量表中译本信度、效度满意，适用于我国。也有研究表明，状态-特质焦虑量表可适用于评定我国大学生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李雅然对788名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研究表明，毕业生的状态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在校大学生和一般人群，有67%的毕业生为就业担忧。

2.2 临床焦虑量表（SAS）

王林瑞采用SAS随机调查了305名毕业生，发现择业前的焦虑水平较高，占样本1/2学生的焦虑水平达到临界值；钱发军对甘肃某高校毕业生调查也发现，大学生毕业生前的择业焦虑水平较高；徐丽梅等对半年后即将毕业的医学生进行调查显示，19.24%的毕业生SAS分=50，存在焦虑。其中11.22%的高分者，提示其焦虑较为严重。翟德春等运用SAS进行焦虑的调查显示，毕业生择业前焦虑水平较高，毕业生的焦虑测评高于全国正常人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4.59%的学生焦虑得分达到或超过临界值，与该作者2006年的流行病学研究结论一致。

3.择业焦虑的影响因素

关于焦虑的影响因素，Scheier及Cattel（1957）认为参与焦虑的变量至少有815个。当前毕业生承受着较严重的就业心理压力，择业焦虑程度较高，而目前对毕业生择业焦虑成因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其影响因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性别

以前学者在研究不同性别的焦虑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大都是没有差异，可能原因是这些研究是在正常状态下进行的，未考虑应激等。也有学者研究出女大学生的焦虑状况高于男大学生。王浩等的研究表明，焦虑与性别有一定的关联，不同性别大学生毕业生的状态焦虑在择业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高于女性。而毕业生对择业这一特殊情境，男女大学生面对不同的择业竞争压力，导致状态焦虑在性别上的差异也是必然的。但也发现性别因素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在程度上似乎不及人们想象的严重。

3.2 专业

已有研究表明，专科毕业生的状态焦虑显者高于本科毕业生。学历是影响医学毕业生焦虑的主要因素。重学历轻技术、重牌子轻能力、重理轻文的传统观念，使得单位在选人出现了偏差，在就业岗位的设置上也有区别，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毕业生在择业时也就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

3.3 就业期望

择业是大学生人生的重要转折，由于各自的家庭环境、社会背景、个人经历、所学专业不同，他们的就业期望也不尽相同，因而其所承受的就业心理压力有所差异。所谓就业期望是指个体获得的职业对自己的物质、精神上的需求满足的程度。研究已经证明了个体的择业效能感水平越高，则其职业决策犹豫水平越低。择业期间大学生产生焦虑的根本原因在于职业理想与实现可能的矛盾冲突。求职竞争激烈和自我认识不清是大学生最主要的两个压力来源。高师毕业生对就业前景的态度以及期望的工资收入水平与状态焦虑均有显著相关。

4.经济学分析及对策建议

4.1 对择业焦虑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学科，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大学生择业焦虑的本质是过多的劳动力供给（日益膨胀的大学毕业生人数）追逐过少的劳动力需求（用人单位提供的有限普通职位和更为稀缺的高待遇职位）而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上（特制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供给过剩现象在劳动力（大学生）心理上的表现。

经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只有相一致（即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的时候劳动力市场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如此之外的任何情况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失衡状况，这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这种情况会引发供不应求，例如目前我国东南沿海一些省份出口型外贸加工企业出现的“用工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是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这种情况会造成失业（包括摩擦型失业和结构型失业等），失业会引起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而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把失业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国也不例外。本文所探讨的高校毕业生择业焦虑问题就是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特指大学生就业市场）劳动力供给远大于劳动力需求所引起劳动力过剩现象对大学生心理影响所导致。

4.2 对策建议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扩大劳动力需求，二是压缩劳动力供给。具体建议如下：

（1）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缓解就业竞争压力

一是建立单位与大学生信息交互机制，建立虚拟、实体信息网络。通过政府专项投入，建立集信息、查询、交流、远程面试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公益性就业信息平台。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分析工作，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状况，向教育、人事部门及高校提供市场信息，引导大学生积极就业。二是建立政策激励机制。如建立大学生到基层建功立业的长效鼓励机制，为有创业愿望并具备创业条件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和在申请审批等方面提供“绿色通道”等。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登记失业、求职困难的大学生，开展“一对一”服务，对进行失业登记的大学生按规定给予职业资格培训补贴，帮助其尽快就业。

（2）加强就业帮扶力度，关怀就业弱势群体

一是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性别公平、男女平等的氛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有专门的机构来促进女大学生就业，在就业指导中纳入性别等方面的分类指导。二是加强对专科生的求职能力的培养工作。高校应着力提高专科生的综合素质，包括从学习到就业、从心理到生活等多方面系统地对专科生予以帮助。如针对专科生理论基础薄弱的现状，有侧重地加强对他们的培训，促使其掌握理论知识，增强动手能力，提高自己求职择业的竞争力。三是加强经济资助，降低就业成本，为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创造良好条件。高校应进一步稳定和完善针对农村籍大学生的各项优惠制度，加大对农村籍大学生的资助力度，为其顺利就业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1]安雅然.大学毕业生焦虑心理的调查与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37（3）.

[2]王本贤.大学生择业焦虑心理与调适[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

[3]翟德春.经管类高校毕业生毕业前择业的情绪状态及对策[J].中国健康教育，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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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内需；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一、导言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一农民大国，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大、压力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较多。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亿，增长81.03%。城镇人口占49.68%，乡村人口50.32%，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发达工业化国家5%农村人口的标准，我国仍有大量乡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中去。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现象，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背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是我国劳动力就业演化的一般趋势，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充分就业是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充分就业息息相关。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外的相关文献较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观点是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部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　Petty，1690）在《政治算术》中提出，比较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2、发展经济学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影响深远。最著名的当属刘-费-拉模型、乔根森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刘易斯模型让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其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其理论的修改和补充，使其称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最经典的理论。乔根森模型在刘-费-拉模型的基础上，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力为零以及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均为固定工资的假设，更强调农业自身发展和技术进步，注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而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用迁移者对城市的预期收益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了人口迁移量同城市就业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关系。

3、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的决策，认为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因市场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其他影响范围比较广泛的理论模型还有推--拉理论、舒尔茨的“成本--收益”模型，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也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论述。

虽然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较多，但一般都距离现在时间较远，且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些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其前提是人口迁移和流动行为不受任何制度限制，对我国制度性框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完全做出解释，因此，不能照抄照搬。

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形成了一定影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要有：

1、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诱因。蔡昉（2003）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格局，而扩大了的城乡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李仙娥（2006）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定量分析，得出：城乡失业率比增大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比可以缩小6.2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定性分析，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结论。

2、收入差异因素影响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赵立新认为，社会资本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纪韶教授和李舒丹以同样的方法对2004年和2009年对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的调研数据，分析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后，作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之一，非农收入的因素，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输出输入地特征、制度因素等也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个人特征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个人特征因素包括受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年龄较小者（16-3岁）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打工；大部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外出打工，农村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已占据较好的农村就业岗位，迁移动机较弱。

2、家庭特征因素影响从村劳动力转移。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数量等。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而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则多倾向于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不过一般说来，家庭中的总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家庭中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倾向于外出打工；最贫困的人群由于相对高昂的迁移成本和风险不会发生迁移，而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也不愿外出打工。

3、输出输入地特征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输入地特征包括输出地作机会、交通发达情况、输入地工作机会的获得、输入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利用道路交通和电话网络的发达程度来代表当地非农工作机会的多少，发现交通越不发达，通讯越落后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所获得的当地非农工作机会越少，就越倾向于迁移。几乎所有的调查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4、转移成本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为寻找工作而支付的培训成本和迁移误工造成的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等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而间接成本如心理成本，尤其是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的担忧和自身的孤独感所造成的心理成本，也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

5、制度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由于没有户口带来的相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大忧虑。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较为复杂，要真正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达到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1、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

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制定公（下转第132页）（上接第130页）平合理的规则，在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障碍因素的同时，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保障。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激发其消费潜能

尽管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但风险预期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小觑。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较大风险，主要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的支出风险大，让很多打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望而却步。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储蓄，激发消费潜能。

3、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强大的拉力，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体系，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可以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Michael　J　Piore.The　Dual　Labor　Market：Theory　and　implica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2][美]伊兰伯格，史密斯著.现代劳动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美]西蒙·库兹涅茨著.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99.

[4][美]阿瑟·刘易斯著.经济增长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9.

[5][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出版，1964.

[6]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7]迈克尔·托达罗著，印金强等译.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8]阿瑟·刘易斯著.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9]李仙娥，杨勇.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分析—一以陕西省为例[J].生产力研究，2006（12）：18-30.

[10]纪韶.中国农民工现状实证研究.项目编号：ZCYZO04D62，国家发改委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11]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120.

[12]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