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证券市场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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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提高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管理的一般目标，是证券市场本身的特征对监管所提出的然要求。

我国理论界认为，“证券市场管理的基夺目怀是：统一管理证券的发行与交易，调节证券市场上资金供求的平衡，维持证券市场的基本稳定；统一管理证券的发行与上市公司，为投资者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有关信息；统一管理证券机构，包括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服务机构，创造一个公正、廉洁、有序、高效的证券业；严格监督和管理汪券交易，防止证券交易中的垄断、欺诈等不正当行为，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所谓证券市场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指证券市场监管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和对此进行评价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具有客观普遍性，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市场条件下，证券市场管理的具体目标可能会有昕侧重，但证券市场管理的基本目标则是统一的。无论是成熟的证券市场还是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其监管的最终目的部必须符合市场本身的客观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证券市场管理的堪本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主体的外部性问题、垄断所造成的效率损失问题、信息不对称所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问题、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增长问题、收入及公平分配问题，等等。上述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既为政玎于介入市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同时也为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和作用提出了限制条件。也就是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是有选择性的，对于有些市场比如完全竞争市场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和干预。

证券是对资本的高度抽象化，证券市场本身有的特征使其同其他市场相比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使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监管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极端重要。

首先，证券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负外部性。在证券市场上，资本交易变成了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交易速度极怯，交易价格变化莫测，交易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问内完成大规模的价值转手，取得巨大的利润或损失，市场风险之高不言而喻。同时证券场的风险具有强烈的“多米诺”效应，市场风险会很快殃及货币，外汇等其它金融市场，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l929年美国股市的大崩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上个世纪末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全性。不完全性即竞争的不充分性，如垄断、不对称的信息、交易成本、歧视等所造成的对市场竞争的妨碍和限制。

证券市场极易产生垄断，从证券供给的角来看，一家公司仅能发行本公司的证券，而不能发行其他公刷的证券，证券的发行过程完全排除了竞争，虽然不同证券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但就某一证券而言，发行者必然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具有典型的卖方市场特征。从证券交易的角度来看，只要证券发行和上市交易的数量是有限的，某些势力强大的投资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大量的购买或抛售某一公司的上市证券，影响或控制某一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导致证券价格扭曲，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证券市场又具有信息不完全的特征，证券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不充分。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特点，是一种“淮公共物品”，获取信息的代价往往是昂贵的，而信息的收益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收益特点，不付出任何成本的市场乇体也可以通过“搭便车”分享信息的收益，闲此市场本身必定不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二是信息的不对称。大部分证券投资者对证券发行者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既比不上某些与发行者有特殊关系的少数投资者，更比不上发行者自身。因此，在证券市场上既存在着发行者和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又存在着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此种情况，使得大部分投资者处于不利的地位，损害了市场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三是信息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信息在证券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购买证券，投资者看重的是证券在未来的赢利能力，预期或对未来的预测对于证券价格的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决定投资者预期的最主要因素是信息，通过隐瞒信息和制造虚假信息就可以起到控制价格的作用。同时，由于隐瞒信息和制造虚假信息的经济成本很低，而取得的收益又非常巨大，使得隐瞒信息和制造虚假信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上市公司和个别投资者，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就可能只披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隐瞒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甚至制造虚假信息。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证券市场具有极大的负外部性和不完全性，虽然负外部性或不完全性在任何市场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证券市场的负外部性和不完全性同其他市场相比不仅表现得更为强烈，影响更为严重，而且仅仅依靠市场本身也根本无法解决。比如，从证券市场的负外部性来吞，由于个别行为主体和金融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使得证劵市场的负外部性，不能象其他市场那样通过证收“庇古税”加以补偿，所以政府必须对证劵市场实行比其他市场更严格的监管和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限制和消除市场失灵的不刊影响。

提高市场效率

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也是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竹的基本目标，当然，从较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克服和弥补市场缺陷也是为了提高市场效率，但是二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仍然是有所区别的。从证券市场效率的角度来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为了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和融资成本，提高证券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

一般而言，证券市场的效率可以分为内在效率和外在效率两个方面。证券市场的内在效率即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已反映了证券市场的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效率。市场的交易成个是市场内在效率的集中体现，具体来看，市场的交易成本可以分解为市场的交易费用、市场的流动性、市场的有效性三个方面。证券市场上的交易品种非常复杂，市场上市的证券几乎包括了听有的行业，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要降低交易费用，必须对交易场所、交易时间、交易方式进行统一，可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几乎是不叮能的。如果听任市场进行调节，必将会友大增加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还可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增强市场的有效性。市场的流动性是最重要的交易成本，市场的流动性具体表现为:市场紧度(证券的交易价格与有效价格的偏离程度)、市场深度(当前价格水平上的交易数量)和市场弹性(成交价格一以从正常状态随机扩散之后重新回到有效价格的速度与能力。市场的流动性好包含以下三个特征成交量大，价格的振幅小，最价一旦失衡，市场会很快回复到原来的稳定状态。由于证券市场虚拟资本的性质和高收益、高以险的特征，使得证券价格的变化直接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和预期的影响，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下仅不能够白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灾现均衡，而比还会进一步加剧供求的不平衡状态，追涨杀跌这一投资者的个人理性将会导致整个市场的集体的非理性。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干预，证券价格将出现非理性的暴涨暴跌，这将极友地损害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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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羊群预测；冒险预测；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2-0049-04

一、引言

羊群行为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并由Shirif(1935)和Asch(1952)对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用实证证实，指的是个人的观念与心理在社会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下发生改变，从而放弃自身原有的主见而向着与大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趋势。[1]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少数理论研究人员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真正将羊群或从众心理、社会压力与传染等问题结合进来，而目前对羊群行为的研究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对众多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证券市场中可用来解释证券市场的异常波动与市场泡沫的形成机制，在其他存在群体行为的环境中羊群行为也极具应用价值，如厂商销售产品、组织进行的小组决策、地区招商引资、银行挤兑、人才积聚等等。[2]

证券分析师是证券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分布在各个专业金融机构的“行业分析师”、“公司分析师”、“策略分析师”等组成，他们在执业过程中的羊群行为是否存在以及程度如何对证券市场的效率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相当匮乏，本文以证券分析师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群体心理的角度出发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中的羊群行为和非羊群(大胆冒尖)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其量化的方法以及与分析师个性特征有关的回归模型。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证券分析师群体作为证券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投资者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紧密，但又存在较大的不同。Hong、Kubik和Solomon认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分析师之间羊群行为的主要动因是基于对自身从业声誉和长期执业生涯的考虑，因此更倾向于和其他分析师保持一致，羊群行为程度应该较投资者更强。

Welch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的羊群行为，发现分析师对大众认可(ordinary consensus)的股票的推荐倾向为0.13，对以经纪人能力为权重确定的股票(broker-quality weighted)的推荐倾向为0.1，对以时间为权数确定的股票的推荐倾向为0.13。这说明证券分析师有一种潜在的想和大众保持一致的心理倾向。

相比起经验不够丰富的分析师，有经验的分析师往往更倾向于提供冒险的预测而且更不容易被解雇(Hong，Kubik and Solomon， 2000)，至于预测的冒险性和分析师的其他特性之间的关系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有理论推断，对自身职业的关注和分析师的自我评价能力决定了预测的冒险性，因此，Michael B・Clement和Senyo Y・Tse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检验羊群行为与分析师特点而不是分析师的有经验程度之间的关系上。Clement在先前的研究中证实了投资者往往认为冒险的预测比起随大流的羊群预测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因为敢于冒尖的预测由于结合了更多的独家的分析和判断，其真正价值比起羊群性质的分析更有价值。对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还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一般只是检验冒险的预测和羊群的预测的预测精确性之间的区别，并检验是否冒险的预测究竟是否真正比羊群预测更反映了分析师的私人信息。对此，Michael B・Clement和Senyo Y・Tse运用来自I/B/E/S的1989-1998年年度证券分析师预测数据，将分析师当前预测与先前预测的差值、与修订值之间的差值等设置为变量进行了冒险性预测的截面分析，得出预测精确性的有关结论。最终证明，这一类预测往往比羊群性质的预测准确性更高，而且如果在预测中出现错误，羊群性质的预测比起冒尖的预测有更强烈的自我修订倾向。

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证券分析师群体十分特殊，从狭义理解一般指仅从事二级市场分析的“股评家”，他们背靠着某证券公司或某咨询机构，而服务于广大个人投资者。我国个人投资者是市场中的多数方，但却属于信息弱势群体，相当一部分个人投资者把股评家的看法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因此，股评家的作用尤其重要，对股评家的行为研究是深入了解市场运作规律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国内对股评家的行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宋军、吴冲锋(2003)研究了中国股评家的羊群行为， 建立了中国股评家大盘预测的羊群行为的检验模型，分别研究股评家羊群行为的存在性、影响羊群行为的因素和羊群行为的理性特征。[4]主要结论为：股评家对舆论有明显的羊群行为；当历史收益率增加、市场乐观情绪高涨、股评家预测的一致程度增加、股评家的能力降低、股评家的初始声誉增大时，股评家参与羊群行为的动机增加。股评家羊群行为的理性研究指出，当舆论被事后的收益率证明为错误时，羊群行为反而增加，因此股评家的羊群行为很可能是一种非理。

此外，宋军、吴冲锋以2000年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的股评家的预测文章为样本，建立了3组回归方程来研究股评家对于大盘预测的准确性及影响预测的影响因素。[5]研究结果发现，股评家的短期预测平均而言是一个未来大盘收益率的一个反向指标。宏观的经济面信息、前一天的公众舆论和前3天的大盘平均收益率对于股评家的预测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以公众舆论的影响作用最大。在这些因素中，宏观的经济面信息有助于提高股评家预测的准确性，而其他因素则降低了股评家预测的准确性。

由复旦大学鲁直博士领导的课题小组在羊群行为的成因方面曾经做了深入的研究。[6]鲁直博士作为主持人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证券投资者追风行为的实证与对策研究”，并与阎海峰、施欢欢等课题小组成员通过运用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问卷对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实际投资者(机构和个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出对我国证券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具有最大影响的因素是：个性特征因素、信息不对称因素、舆论与政策因素、信息处理能力因素、赌博心态与求利因素、投资市场主力因素六大因素。经过差异检验发现投资者在年龄、性别、入市时间、职业、投资身份、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其在各主因素得分的高低；并进一步通过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程度在因素“信息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显著。

三、羊群行为与证券分析师个性特征的关系

证券分析师的主流是“公司与行业分析师”，我国目前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中的主要研究员都属于这个类型。因此，与宋军、吴冲锋将“股评家”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笔者主要将“公司与行业分析师”作为研究对象。从证券分析师的执业特性和目前的竞争格局来看，存在着产生羊群行为的合适环境，但究竟羊群行为以及“非羊群”的敢于冒险的预测这两种心理行为如何量化，又与什么因素有关呢?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与证券分析师的个性有关，另一方面与证券分析师的本身特征有关。由于证券分析师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群体，其本身是证券市场上重要的信息加工者，其个性特征因素对研究预测结果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研究证券分析师的羊群行为时，可以通过回归模型找出一些统计显著的个性特征因素来研究其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

在数据收集方面，公司与行业分析师需要对自身所关注的公司及时地发表盈利预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修正(Revision)，因此在一段时间内要发表一系列的研究预测报告。这些报告对上市公司的赢利预测值与最终公布的年报、季报、半年报的实际值将会有一定的差值，将这些差值进行归类和量化，可以形成进一步研究的原始数据库。同时，分析师的个性特征因素如执业年限、所跟踪股票数量多少等变量也可以量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设计出相应的回归模型对羊群(从众)或敢于冒险(bold)这两种倾向与上述的证券分析师特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1.预测精度

首先将分析师当前预测与先前预测的差值、与修订值之间的差值等设置为变量：

式(3)对与冒险性预测有关的证券分析师个性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其中：

Boldijt是一个指示变量，它衡量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的冒险程度，具体的取值原则是如果分析师i的预测高于先前所有对j股票的预测的均值，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DEijt表示在t时期对j股票进行的最后一次预测距离目前的时间，说明了证券分析师预测的时效性；

FHijt表示预测日到年末的时间长短，一般来说这个时间越长则预测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因为分析师可获得的信息就越不足；

LAijt表示分析师i在t-1时期(一般指上一会计年度)对j股票的预测精度，其计算方法参照式(1)；

BSijt表示在t时期对j股票进行跟踪的证券分析师的规模，如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一般对能源、电力、钢铁、交通类蓝筹股进行跟踪研究的“公司与行业分析师”人数较为庞大，而对农业、制造业进行跟踪研究的分析师则数量比较少；

FFijt表示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频率，一般在大的机构任职的分析师由于信息、研究平台较为先进，预测的频率也会比较高；

FEijt表示分析师对j股票的跟踪的时间长短，该项数值越大则表明分析师对这个公司或行业的研究经验也就越丰富，自信也越足，在进行预测时就越倾向于大胆和冒险；

GEijt表示分析师执业时间的长短，和FEijt类似，该项数值越大则一般其证券市场的从业经验也就越丰富，因此在进行预测时同样倾向于大胆和冒险；

Cijt表示证券分析师在t时期所跟踪的上市公司的数量的多少，如果这项数值越大，则通常可以推定其在j股票上可供分配的精力越少，羊群行为的倾向就越大；

Iijt表示证券分析师在t时期所跟踪的行业的数量的多少，其影响类似于Cijt。

还可以把分析师对收益预测的修订程度作为因变量，对式(3)中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推定，如果一个证券分析师对自己原来所作的上市公司收益预测进行修订的幅度越大，则说明这个分析师敢于“冒尖”(或“冒险”)的倾向越小，而希望与大家保持一致(即从众的羊群心理)的倾向也就越强。

4.羊群预测和冒险预测的精确程度

究竟是比较大胆冒险的预测还是羊群从众的预测准确性程度更高?如果大胆冒险的预测是基于丰富的从业经验和与他人不同的个人信息，那么这类预测就可以推定是可信程度较高和较准确的；但如果大胆冒险的预测是基于过度的自信，则其预测精度就会大大降低。对这个问题，可以将预测精度Accurcacyijt作为因变量，对Boldijt、YTD_Dist2ijt等进行回归分析，以观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并做统计显著性检验。

最后，可以作进一步的引申研究：我们面临着两种关系，一种是预测的错误与预测修订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羊群的预测与冒险的预测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呢?Trueman(1994)认为，预测的错误与预测修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而羊群的预测与冒险的预测之间则关系不大。

对此，相应的检验模型是：

在式(6)中，ERRPijt表示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偏离程度；ERVPijt则表示分析师i在t时期对j股票的预测的修订程度。

四、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过程中羊群行为的思考

中国证券市场重视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发掘是2003年“价值投资”理念代替了以往的“庄股”运作模式后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的“证券分析师”队伍还比较稚嫩，无论从可考察的样本数量或样本采集的时间段来说都相对缺乏，因此可以说还缺乏对其进行长期研究考察的基础。

从国外的研究文献中来看，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中的羊群行为基本上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即：羊群行为普遍存在于缺乏有效信息和非资深的分析师之间；而冒险的预测往往比羊群性质的预测由于结合了更多私人信息，其准确性要更高，而且如果在预测中出现错误，羊群性质的预测比起冒险的预测有更强烈的自我修订倾向；相比起经验不够丰富的分析师，有经验的分析师往往更倾向于提供冒险的预测而且更不容易被解雇。因此，在国内的证券分析师群体中是否也存在这些类似的现象还是有与国外不同的特点，以及证券分析师的羊群或冒险的预测对证券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作用和市场有效性程度的提高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我们真正感兴趣的结论对证券市场监管和提高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内的证券分析师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笔者认为，证券分析师的“个性特征差异”导致其“信息处理能力”存在较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将证券分析师“个性特征”进一步进行细分并提出与不同性质的预测的回归模型，可以说是对鲁直博士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延伸和探索。国内尚没有公开的文献对证券分析师在预测中的羊群行为提出系统的检验思路和模型，对这方面的理论探讨还非常缺乏。因此，本文在国外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检验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或冒险的预测与一些个性特征因素之间的回归模型。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在尝试进行实证分析时，尽管可以对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如预测的精度、对先前预测的修订程度等)通过选择合适的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样本来计算出来，但是对一些个性特征因素如从业年限、所跟踪的行业与公司数量则因为商业机密等原因而难以准确获得，这也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所在。

参考文献：

[1] Keynes，J.M.(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2] Shiller， R・J. (2000)， Irrational Exube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Hong，Harrison，and Jeffrey D.Kubik，and Amit Solomon，Security analysts’ career concerns and herding of earnings forecasts，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21-144，2000.

[4] 宋军，吴冲锋，中国股评家的羊群行为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3，(1).

[5] 宋军，吴冲锋.中国股评家预测行为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3，(3).

篇3

马之尾，羊之头，又到了新旧交替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们不想将股市的希望寄托在马尾巴的功能上，只愿充满春意的羊年会长出一片青草。

马年的股市，虽然没有辉煌，但是可圈可点。纵观2002年，人们对股市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分岐。有人认为股市仍然处于牛市；也有人认为股市已经步入漫漫的熊市；有人认为我国股市市盈率过高，股价应与国际接轨；也有人认为我国股市市盈率不高，股价不应当与国际接轨; 有人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 也有人认为我国的上市公司具有投资价值。国有股要减持，有人说不行；国有股不减持了也有人说不行。政策救市有人认为不应该; 政策不救市也有人说不应该。

总之，马年的股市冷冷清清，马年股市的争论却是热热闹闹，各种流派的对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白炽化，各种思想的交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化。马年股市的资金严重缺乏，但马年股市中的各种观点和看法互相交织在一起，鱼龙混杂。马年人们的思想怎么了？马年的股市为什么这样复杂？

股市之所以如此，有其深层原因：

第一，是因为我国股市先买后卖的单向交易机制造成股市只能涨，不能跌。大家愿意听涨，不愿意听跌。只要说涨，而股市实际上下跌了也没人吱声。只要有人讲跌，大家马上指责纷纷。当股市上涨时，水没金山，什么问题也看不见。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大家是你好我好他也好，互相只关心赚了有多少。而当股市下跌时，水落石出，乌龟、虾米与暗礁全都露了出来，各种问题不断被披露，各种风险不断被引爆。随之，人们的意见多起来，人们的看法也逐渐多起来，各种争论也会越来越多。

第二，是因为我国已经入市，我国的证券市场要对外开放，外国的证券机构要进来。在此大背景下，中外的各种思潮集中反映到股市之中，新老观念也在股市中不断地撞击，国外的标准与中国特色产生了观点上的矛盾与混合，造成股市中思想认识上的复杂性。

第三，是因为在我国证券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对证券知识基础不牢，对证券市场缺乏了解。因为到目前为止，教育部所属的正规院校从没设过独立的证券专业，真正科班出身的证券人才几乎没有。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和理解去看待证券市场的问题。同样一个问题，有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看法。同样都是专家，但是对市场了解程度不同，有懂股市的，有不懂股市的，还有对股市一知半解的。因此，每个人的观点有对有错，有半对半错。结果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第四，是因为股市中大部分人都是利益中人。每个人对股市的看法，往往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带着利益的有色眼镜。更有甚者，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需要买股票时，故意宣扬熊市特征，鼓吹国有股减持，想打压股市，捡便宜货。而同样一个人，一旦买完了股票，建满了仓，就会宣扬股市的牛市特征，反对国有股减持。这种人，有的是股市中的内行，有的是股市中的外行，但是不管是内行还是外行，他们的观点不管如何变化，有一条是共同的，即他们的观点与言行，是为他们操纵价格获取暴利服务的。这些人的观点往往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上骗政府，下骗股民，人为地扰乱投资理念。

第五，在股市中存在“海龟派”和“本土派”，有些“海龟”虽然对发达国家的股市有一些了解， 但是他们对我国的股市与国情并不了解，存在盲目照搬的现象。而有些“本土派”，虽然了解一些国内股市的情况，但是对国外股市的状况不太了解，存在盲目排斥的现象。这两种思潮混杂在一起，干扰了人们的视线，模糊了事非界限。

第六，因为马年股市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背离现象。一是国民经济不断回升，但是股市却不断下跌；二是利好政策不断，但股市却持续低迷，投资者信心不足。马年的股市到底怎么了？许多人对此难以理解，纷纷猜测，试图找出答案。

股市中认识领域的热与乱是坏事，也是好事。一方面说明，关心股市的人越来越多，股市中探索的精神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股市中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甚至在有些思潮与观点中还存在着一些伪科学、具有较大欺骗性的东西。

篇4

【关键词】 投资者;投资;决策

一、我国证券投资者实际决策过程中的特点

(一)影响因素复杂性

投资决策行为取决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和股票价格的预期。对上市公司的的预期,要受包括公司的盈利水平、公司的风险等价值因素和公司的运行机制、经营管理水平及信誉、品牌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对股票价格的预期要受包括证券市场供求关系、市场投机行为、股市在不同行情阶段股价的不同表现等证券市场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政治因素、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利率、投资者群体对股市行情的乐观与悲观的心理反应等因素的影响。种种因素的复杂性造成了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

(二)非理性决策的经常性

投资行为与自身利益高度相关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波动极为敏感,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共同关注使其高度依赖群体和信息,投资者经常面对风险做出投资决策,产生种种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加上自身知识背景、入市经验等限制,导致了投资者经常性发生认知偏差进而出现非理性决策。

(三)行为的相互博弈性

投资者根据其拥有资金的多少,可分为中小投资者(散户)和庄家。投资人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在证券市场上存在着庄家与交易所、庄家与散户、庄家与庄家、庄家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由于这些博弈行为的普遍存在,使投资决策投资决策的难度增大。

(四)受心理因素影响的普遍性

以下用股票价值技术分析中的几个图形,来说明证券市场投资者决策过程中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

股票的升势和跌势,股价为什么会升。有调查表明:一般投资者入场买股票主要不是因为股票的成本收益比率低或红利高,是因为股票价格在不断上涨。以升势为例,升势开始时一定是买主多过卖者,一下子多出了买主,在交易量上的表现就是交易增多。随着股价的升高,第一波买主入了场,这时有人在纸面上开始有收益,他们开始获利卖股,在图上就看到反调。这时的卖主总的说来并不多,会看到交易量减少。如果股票确有吸引力,如开发成功什么新产品,第二波买主会进场,重复第一波的行情。在图形上,看到一浪高过一浪,股票总是以波浪形上升。

双肩图的典型特点是两个高点。这两个高点的选择是与实践的跨度相关的。随着价钱的升高,买主们开始怀疑价钱是否能超过原来的最高点,卖者也在观察这个最高点是否还像上次一样会带来卖压使价格的升势受挫。市场参与者在观察这次会不会有和上次同样的经历。结果有两个:穿越上次的最高点和不能穿越上次的最高点。在双肩图中,因为无法穿越上次的最高点,市场对价格的看法产生变化,股民对在这点附近持股感到不自在,在股市中,你会看到股价逐步滑落。假如买力不减,继续穿过上次的最高点,就回到升势图去了。正双肩图提供了卖的信息,倒双肩图提供了买的信息。这些图的后面其实是股民们对该股票价格认定的心理变化。买股票的技巧,全在怎样找临界点。这也是投资者行为过程中无法用传统金融理论得到很好解释的部分。

二、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证券投资策略

(一)收益导向策略

1.逆向投资策略。逆向投资策略是指购买过去2至5年中表现糟糕的证券,并卖出同期表现出色的证券。这种方法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DeBondt and Thaler, 1985)。一些研究显示:如选择低市盈率(P/E)的证券;选择证券市值与账面价值比值低、历史收益率低的证券,往往可以得到比预期收益率高很多的收益,这种收益是一种“长期异常收益”(long-term anomalies)。 Desia,Jain(1997)也发现公司证券分割前后都存在着正的长期异常收益。行为金融理论认为,逆向投资策略是对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的一种纠正,是一种简单外推的方法。

2.相对强度交易策略。Jegadeesh 和Titman在对证券市场资产组合中期收益的研究后发现,不同于其他关于长期或短期时间间隔会出现价格回归的分析结果的是,在以3至12个月时间为投资间隔所构造的投资组合中,股票收益具有延续性的连续变动特点。基于这一中期价格回归的分析结果,投资者可以事先构造一个收益和交易额度的阈值,一旦股票收益和市场交易量达到这个阈值就及时买进或卖出这些股票。

3.动量交易策略。即首先对证券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证券市场收益和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证券的投资策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证券市场中证券价格存在中期收益延续性,通俗的讲动量就是购买过去几个月中表现良好的证券,卖出过去几个月中表现糟糕的证券。事实上,美国价值线排名(value line rankings)就是动量交易策略利用的例证。

(二)行为导向策略

1.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要超前的信息优势,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二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三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或锚定效应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

2.成本平均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购买证券,以防不测时摊低成本,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较大风险的策略,体现了投资者的感受和偏好对投资决策的影响。Fisher和Statman利用行为金融中的期望理论、认知错误倾向等观点对这个策略进行了解释,指出了加强自我控制的改进建议。

3.时间分散化策略。时间分散化策略是指承担投资股票的风险能力可能会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让股票占资产组合较大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将此比例逐步减少的投资策略。美国、香港等发达的金融市场里,采用这种策略投资的基金已经在运作,这对我国设立类似的基金或者采用类似的投资策略都有比较现实的借鉴意义。

4.行为控制策略。这种策略主要是针对人性易于贪婪和恐惧的弱点,利用强制力或规划来约束自我的相应投资策略。我国投资者有几种比较典型的行为偏差,这些行为偏差又可以通过相应的策略来加以控制和约束,提高我国投资者投资的原则性。

三、行为金融理论的证券投资策略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证券监管的加强,信息产生中虚假信息数量将不断下降,信息的披露也将不断改善。信息的处理和反馈的质量主要由投资者的成熟程度和知识水平决定,一定时间内很难提高。行为金融理论的价值投资得到了应用,价值投资提倡的是对公司深度分析,这意味着价值投资者的信息处理质量大大高于一般投资者,价值投资者一般利用其他投资者的非理,其对信息的反馈质量也很高。价值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我国证券市场近期信息质量的特征,获得比较高的收益。再看非基本面的投资策略。我国的证券市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需要适应市场的特性,我国的个人投资者投资策略中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希望获得某些消息而投机。

总体而看,个人投资者不论从信息的拥有量、信息的处理能力和还是从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能力上看,均处于比较明显的劣势,他们的投机策略是一种失败的策略。有效市场理论对于目前的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否定了短线技术分析的有效性。市场在短期内是随机游走的,期望通过分析图形,判断庄家、判断证券价格走势从而获得持续超额利润是不可能的。如果期望通过技术分析判断庄家的行为,机率更小,这不再是一种分析,纯粹是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个人投资者不论是游戏的力量或是信息均处于绝对劣势。行为金融理论提倡个人投资者应潜心于从各种渠道的信息中挖掘公司价值,谨慎买入并波段持有,同时避免心理、行为偏差,才会有较好的投资业绩。

参考文献

[1]Debond,W.and Thaler R.H.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J].Journal of Financ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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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减免证券交易税的行为与早期传统理论不太相符。Tobin（1984）的研究认为，管理者会为了迎合短期投资者对公司股票进行大量投资的需求，而做出较为短视的、对公司长期发展并没有好处的经营决策。因此，通过增加交易费用抑制短期投资行为，可以使管理者把目光集中到公司的长远发展上。⑥Stiglitz　（1989）认为交易费用可以抑制金融市场中噪音交易者⑦的短期投机交易行为，减少过度投机，降低市场的波动性。⑧但是随着金融交易理论的衍生和发展，特别是一系列实证研究的结果改变了各国政府对于证券交易税的看法。从成交量来看，Campbell&Froot（1994）对20个国家的证券交易税和成交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和案例研究，发现一旦交易费用（主要由交易税构成）上升，投资者会选择各种方式避免在本国投资股票，导致本国股票市场的成交量大幅下降，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证明了交易费用的变动和证券市场的成交量成反比关系。从波动性来看，早期的实证研究主要支持增加交易费用（Lindgern&Westlund，1990），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受到后来学者们的广泛质疑。Umlauf（1993）利用事件研究方法分别研究了美国和瑞典的证券市场，并最终证明交易费用的变动与市场的波动性呈正相关关系。①此后在芬兰和中国台湾地区市场，其他一些学者利用Umlauf的方法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Swan&Westerholm，2004；Chou&Wang，2006），他们也都提出了减免证券交易税的政策建议。也许是基于上述实证检验的结果，各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减免证券交易税。主要考虑一方面是希望以此提高市场的参与度，让国内外投资者更愿意在本国证券市场投资；另一方面也是相信交易费用的降低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会造成本国市场的剧烈波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市场波动。

二、股票交易印花税变动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我国自1992年开始对A股市场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以来，共调整过8次税率（见表2）。如此频繁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变动对我国证券市场到底影响几何，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史东贤、蒋贤锋（2003）从市场波动性、噪音波动性、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和券商佣金收入等方面分析了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下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可以使市场波动性和噪音波动性同时下降。②姚涛、杨欣颜（2008）运用回归分析和GARCH模型，对2007年5月30日和2008年4月24日两次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股市波动性在股票交易印花税上调后短期内有显著增加，长期有所减弱，而在股票交易印花税下调后变化不太显著。③许赫宁（2007）从法律角度对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的合法性、征收方式的合理性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我国政府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且随意性较高，对股票市场的长期发展和保障投资者的利益都没有好处。④吴昱等（2013）利用2006年11月至2008年8月的股票交易高频数据，实证研究了期间两次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易量、买卖价差、价格波动性及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可以增加股票的交易量、降低买卖价差，同时可以抑制股票价格的波动，提高股票价格的有效性。其中，Xi为每个时间区间内的收益率，n为计算周期内的交易天数。结果如图1、图2、图3所示。上述结果显示：第一，无论上调还是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在短期内都会引起股市波动，但是2007年5月30日股票交易印花税上调后引起的波动更大；第二，从中长期波动趋势来看，2008年4月和9月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后，上证综指的年化波动率呈下降趋势，而2007年5月股票交易印花税上调后，上证综指的年化波动率一直处于高位，且不断上升。这两个结论与前人的研究有些不同之处，但主要发现是相似的，即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会造成证券市场大幅波动，从保持市场稳定的角度不支持政府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

三、结论

篇6

【关键词】羊群效应盲目从众证券市场股票

一、羊群效应的概念

羊群效应是行为金融学的术语。在一定时期内，当采取相同策略（买或卖）交易特定资产的行为主体达到或超过一定数量时,羊群效应就发生了。关于羊群效应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羊群效应（RationalHerding）；另一种是非理性的羊群效应（IrrationalHerding）。非理性的羊群效应主要研究行为主体的心理，认为行为主体只会盲目的相互模仿,从而忽视了理性分析的重要性。而理性的羊群效应认为，由于信息获取的困难，行为主体的激励因素以及支付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羊群行为成为行为主体的最优策略。

在证券市场上，羊群效应主要是指在一个投资群体中，单个投资者总是根据其他同类投资者的行动而采取行动，在他人买入时买入，在他人卖出时卖出。这样投资者就会形成一种从众的心理，而从众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不可控制的境地。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的羊群效应就非常明显。在股指从1000多点涨到4000多点的过程中，大批中小投资者蜂拥而入，而这些新股民很多人对股票都不了解。他们是在看到周围人都在股市中赚了钱，自己便也投入进来了。由于很多人缺乏股票方面的专业知识，其在炒股过程中就会依照别人的行动而采取行动，从而产生从众行为。而在当前，许多投资者都盲目地沉陷股市中，并且深信股市会越涨越高。于是，在他们的行动下，股市的泡沫也被越吹越大。没有永远的牛市，根据市场规律，股市总要会跌下来的。而现在众多投资者几乎处于疯狂的群体非理性状态。

二、羊群效应的表现及危害

1、羊群效应的表现

羊群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阶段，即股票的上涨阶段，下跌阶段和调整阶段。

在上涨阶段，投资者对市场信心空前高涨，受市场情绪感染，投资者纷纷购入股票，推动股价一路飙升。从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证券市场就一直处于这个阶段。受宏观经济向好，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今年秋天召开党的十七大，以及08年奥运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对证券市场相当看好。因此股票市场异常火爆，认为股市黄金十年的大有人在。

在下跌阶段，投资者人心惶惶，盲目从众现象表现的更为突出。投资者集体溃逃。大家争相抛出股票，割肉清仓。而最近5月30号出台印花税从0.1%调高到0.3%之后，许多投资者仿佛发现了政府要打压股市的意图，疯狂地抛售股票。沪指也从4000多点，直泄一千多点，就说明了人们的从众现象。在调整阶段，投资者多处是迷茫心态。对入市找不到方向，股市处于观望状态。一旦出现反转，投资者就会蜂拥而至，或者集体入市，或者集体逃离。

可见，在股市发展的三个阶段过程中，羊群效应相当明显。分析羊群效应产生的影响，在这里主要谈它的危害，才能更好地认识它，为广大中小投资者在股市操作中提供有益启示。

2、羊群效应的危害

羊群效应的危害主要是指股市一旦暴跌，将会造成的许多不利的影响。股民将遭到惨重损失，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搞抵押贷款炒股、卖房炒股、典当炒股，还有人把养老、保险的钱都拿出来炒股。一旦暴跌，许多人将由此负债，生活环境也将恶化，有人可能因此而做出违法犯罪的活动。这终将扰乱社会秩序，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股市的暴涨暴跌也将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它将严重损害经济的发展，造成投资、消费低迷。我国现在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虽然最近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实力日趋上升，国家综合实力日趋增强。但经济是命脉，一旦股市暴跌将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预期，造成投资低迷，社会消费缺乏动力，而出口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危害。这样，对我国经济将造成致命的伤害。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经济长达十年停滞不前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有必要对当前中小投资者的盲目从众现象进行深刻地心理分析。

三、羊群效应的心理分析

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从众行为，比如去饭店吃饭，哪家人多就去哪家。这可能源于人的一种天生的群体意识。当自己掌握的信息并不多时，也许别人对这方面更了解，我们应该看看别人怎么做，并跟随他们采取行动。这样就会更安全，至少在心理层面上，能够使自己感觉到有安全感。

羊群效应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在心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因素：

1、迷信权威

相对于专业投资机构（基金、QFII等）、证券分析师，和一些比较专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广大中小投资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客观上信息不对称，主观上专业知识、投资经验不足。这就容易导致他们在股票买卖上易听从小道消息，采取跟风行动，从而采取盲目的从众行为。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信息影响。

专业的投资者往往能够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整个证券市场发展的形势、上市公司的各种消息进行详细而深刻地分析，因而他们掌握的信息也是全面的。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市场交易。而中小投资者，由于他们进行股票买卖主要是作为一种副业，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他们在信息掌握上就不充分。这就造成了信息上的不对称。同时，在专业知识、投资经验方面，中小投资者也是处于下风。很多人对股票了解甚少，只是在听说别人炒股赚钱了，自己也就贸然进入了股市。这样在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小投资者往往是通过电视、报纸上财经评论员、证券分析师的建议，而采取行动。权威人士在这方面更有研究，他们之所以是专家，就是说明在这方面有专业的研究。我们更应该听他们的意见。于是迷信权威行动就开始形成了。这在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所做的著名的服从实验中也得到验证：人们很尊重权威们提出的看法，然后会对这些看法提出近乎迷信的信任感，并把这种对权威的信心转移到自己的无决断中去（这些判断也是在权威的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的）。

2、获得安全感

从众行为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在于为了获得安全感。也许一个投资者能够对市场做出他自己独立的判断，但当大部分人都看涨股票时，而他自己的判断是看跌时，在他内心的冲突就会产生了。当不与集体保持一致时，个体内心就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改变自己的观点。采取与大部分人一致的行动，买入股票。以缓解内心的冲突，而拥有安全感。这被叫做与群体保持一致的规范影响。与群体保持一致会使人们特别容易获得证实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解释（Buebler&griffin，1994）。同时，心理学家阿什所做的著名的阿什实验也得出这种结论：人们普遍认为，当大部分人都做出相同判断时，那么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们是正确的。在社会心理学上，这种为获得安全感而保持与大众一致的行为被称为规范影响。

这种心理在基金经理中也表现的较为突出。凯恩斯（Keynes）在《通论》中说道：“违反常规的胜利与符合常规的失败相比,后者更有利于维护声誉。”基金经理为了避免意外的失败，往往忽略个人的私有信息，而模仿其他基金经理的行为，这正是由基金经理业绩评价体系的相对性而非绝对性造成的，从而产生了羊群效应。这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称为委托模型。

3、群体影响

行为金融学认为，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的，其投资行为受其情绪、态度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投资值者不可能采取完全理性的行动。而他们又都处在相互影响的投资群体中，通过群体的力量，推动羊群效应不断地放大。

社会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在群体活动中，容易出现去个体化倾向，即个体的自我意识变弱，更倾向于采取与集体一致的行动。同时搭便车行动应运而生：既然那么多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投资者在研究股价并且对其表现给予了肯定，那么还有必要浪费时间试图找出合理价格吗？因此，人人都认为，其他细心的投资者已经研究过股价了，所以干脆学他们的：买进！同时，受到群体极化的影响，即群体会做出比单独个体行动时，更加趋向极端的行动。这样在投资市场的中小投资者们就会形成一股整体合力，推动股价或者突破巅峰，或者跌入谷底。这就是群体非理性从众行为的结果。

四、结论和启示

投资者盲目从众的羊群效应，在股市一片大好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其好的一面。但是，一旦股市崩盘，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中国股市向来有“政策市”这一说法，有人认为政府在奥运会之前是不会让股市跌下来的，这只能是一部分人的皮毛之见。中国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采用更多的市场调控的手段，而不会像以前一样采用较多的行政手段来调控股市。因此，“政策市”也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最近央行连续的加息和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政策，证监会的教育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的通告等，都说明政府认为股市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另外很多人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击鼓传花”自己不会接到最后一棒，依然痴迷在股市中。这也是盲目从众的表现，问题是当大部分人都这样想时，最后会是谁接到最后的一棒呢。

政府希望我们的股市平稳的上涨，而不是暴涨暴跌。广大投资者则能够分享到我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而前几天出台调高印花税的政策，就是政府意图的证明，不是为了打压股市，而是为了让其平稳地发展。

羊群效应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理性的行为有利于加快证券的发现速度，维护市场稳定；而非理则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所出现的羊群效应则为非理。中小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对信息掌握的可能并不充分，专业知识、防风险经验意识也并不多，但在从事股票交易活动中要记住：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投资者要对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现在我国的股票指数已经涨得太高了，如果继续盲目从众，对投资者来说，风险是相当大的。我认为，在市场操作中，投资者应深刻理解羊群效应产生的心理机制，在自己的投资活动中，独立地做出分析、判断。同时，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合理的选择投资工具。比如，在投资股票风险大时，可以选择基金、保险等其他投资手段，多元化的进行组合，这样可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同时才能不至于盲目跟随而掉入羊群效应的陷阱。

【参考文献】

[1]吴福龙：羊群效应理论及其对中国股市的现实意义[J]，预测，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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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资产泡沫；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4－0001－05

一、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方法论问题

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证券市场的问题，必须把证券市场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加以讨论，在透彻分析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可能性的基础上，再对证券市场的未来发展作一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根据市盈率等指标简单地讨论股指的高或低。

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一个最为集中的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和市场泡沫问题。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不断攀高，不少专家学者和市场人士认为，至少是担心市场已经或者正在形成较大的泡沫，并且认为这种市场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因此，市场对任何影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政策措施的变动都是异常的敏感，或如惊弓之鸟，或又有恃无恐，市场短期忽上忽下的波动和投资者多空两难的犹豫就是最好的明证。另外，关于市场泡沫的辩论双方也多是从静态市盈率的国际比较和动态市盈率的国内比较等指标来加以分析和讨论。这些关于证券市场的讨论在方法论上是目前最为主流的和传统的，也许这些讨论及其结论在经济的局部范围内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经济的总体范围内来考察，这些讨论及其方法论却是不明确的。要真正认清这些问题，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方法论上，要真正认清我国证券市场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说，不能局限在市场本身来讨论市场，而是要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看待和讨论问题。打个比方，我们站在地球表面上总是感到地球是平的，当我们从外空来观察整个地球时，它显然是圆的。因此，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必须放到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观察和思考，具体地讲，必须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中来加以讨论，更进一步讲，只有弄清楚了目前为平衡我国经济所能采取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可能性时，我们才能在其中作出合适的选择。

二、宏观调控目标的不一致性

一般而言，一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有4个：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具有不可兼得的性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多把经济增长率达到4％左右作为经济增长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率要更高一些，例如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理想目标希望控制在10％以内，通货稳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又一个目标。通货稳定是指物价不出现连续和大幅度的上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物价上涨控制在3％以下，即可视为物价稳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这一指标可能会高一些，目前我国政府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3％作为今年全年的调控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到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以及技术变动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存在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就业并非意味着失业率为零，西方各国一般将失业率的调控目标控制在4％以下。除了上述3方面为一国经济的对内平衡以外，国际收支平衡涉及的是一国经济的对外平衡。所谓国际收支，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的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国际收支的统计包括了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储备。其中，在经常项目项下包括贸易、服务和单方转移；在资本项目项下包括了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其中也就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官方储备的主要内容往往就是外汇债权。所谓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不发生大量而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或顺差。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稳定经济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一国政府以上4个目标的调控方向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一致的。一般而言，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长放慢或停滞时，物价水平也会随之走低，但就业率水平则可能会下降。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曲线就是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一两难选择。尽管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以其“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曲线”对菲利普曲线作了重要补充，但这仍然没有改变政府宏观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和不可兼得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往往是政府优先考虑的目标，同时兼顾其他。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各种调控手段，包括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使这几项目标处于相对协调的状态，都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以内。

三、宏观调控下的证券市场政策选择

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在现阶段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高企相比，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如果以政府总理任期来划分，我们清醒地记得，在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在朱铬基总理任职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平衡国际收支，并且同时关注经济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应该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经济增长和通货稳定的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大量的贸易顺差正成为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和直接来源，也是推升股市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种由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金推动型股市高涨是包含着市场泡沫的，但是，我国能否完全避免市场泡沫、马上化解市场泡沫、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替代的方法，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全局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如上所述，简略地讲，证券市场的泡沫是由资金推动引起的，资金是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而流动性过剩又是由大量的贸易顺差造成的。那么，我国能否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变大量贸易顺差的格局，我国的宏观政策选择又有哪些呢?这是需要我们仔细考虑的。

按照经典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国际收支账户的框架下，如果一国发生临时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官方储备，如果一国发生根本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需要调整的是本币汇率。在理论上，较早涉及此类问题的首先是二战后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认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

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并且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此理论的另一个研究路径是持相反看法。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根据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3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由于这3个目标之间的不可兼得，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所以也称为“三元悖论”。

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很有限的，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是不开放的。这一点也被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是中国在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在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作出选择，或者进行某种政策组合。从迹象来看，为缓解大量的贸易顺差，我国政府选择了让本币升值的做法，但又不能让本币升值过快，这是因为本币升值过快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减缓和劳动失业增加。在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目标始终高于政策，政策的选择必须服从于目标的实现。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做法尽管可以较快地解决贸易顺差，但由于会危及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全局，因而是不可取的。那么，目前我们不采取让人民币充分升值的做法，就必然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的压力。实际上，目前我国采取的人民币基本稳定下逐步升值的做法，由于贸易结汇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从而释放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这正是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目前的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央行不断地采取数量型的货币工具，例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设法缓解矛盾，但是作用并不明显。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局面在短期内是不会得到根本改变的，从而市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也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实际上，我国宏观经济中的贸易顺差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目前才形成的，而是由来已久了，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按照货币数量理论，流动性过剩只是一个相对过剩的概念，或是相对于社会总供给它会表现为通货膨胀，或是相对于经济增长需求它会表现为投资过热，或是在房地产市场表现为房价猛涨，或是在证券市场表现为市场泡沫。其实，上述的种种情况我国都已经经历过，只不过这一次流动性过剩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了证券市场而已。很显然，在市场流动性过剩短期内不能得到根本性缓解的情况下，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出口只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中作出选择，那就是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房价高企和股市泡沫。由于国内的需求升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用内需来化解流动性过剩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用扩大投资来化解流动性过剩会直接引起经济过热，所以也是不可取的；让过剩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市场而导致房价猛涨，那也已在政策上遭到了否定。另外，新近热议的包括QDII在内的我国对外投资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两利取其重”，而是“两害取其轻”。我们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宏观经济调控几大目标同时实现的理想状态，在保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接受某种“瑕疵”。在目前的情况下，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以及房价猛涨相比较，接受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也许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当然，这种最合适的选择并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状态”，而是博弈意义上的“纳什均衡”。

四、流动性过剩与证券市场发展

我们可以容忍和接受当前一定程度的股市泡沫，并不等于可以容忍这种市场泡沫的长期存在和无限膨胀，从长期来看，化解股市泡沫的根本途径不是打压股市，而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实现股市泡沫的“软着落”。在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从银行居民存款流向证券市场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因势利导做两件事情，一是调整我国的宏观金融结构；二是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产业调整与产业升级来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从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来看，银行信贷是最早出现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借贷双方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使得银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坏账风险。证券市场的企业融资尽管投资者可以“用脚投票”，但是投资者仍然属于“消极投资”，“用脚投票”的风险损失还是不可避免，特别是个人散户投资者就更是如此。在股票市场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因为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可以“用脚投票”，而且还可以“用手投票”，做一个“积极投资”。在证券市场上，很多人都把美国的沃伦，巴菲特视为“价值投资”的典范，但是，巴菲特股票投资的更为本质的特征是“积极投资”。巴菲特在“用脚投票”的同时，还通过“用手投票”去影响和改善企业的经营，这是他成功投资的真正奥秘所在，也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应当努力借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从数量上限制公募基金的发行未必是件好事，实际上使大量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散户行列。

五、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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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证券投资，人们就会想到股票、债券、基金这些名词，它们都是证券投资的不同方式，尤其是在2006年年底到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大牛市，这也给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出现了当时“全民炒股”的现象，从企业白领到街头摆摊的小商贩，人人手里都有几只股票，不管是否懂得股票投资的来龙去脉，大家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都盼望着自己的股票不断的涨停。这说明人们在追求财富方面都有迫切的愿望，也正是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让当时的人们近乎疯狂的参与到股票交易中，结果是绝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理智，一味地追涨，当股市大跌时连割肉都没来得及，面对跌去76%市值的中国股市，中国的股民的发财梦一下子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而破灭了。

上述情况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公众的投资状况，当然，除了股票外还有很多人选择了股票和基金两种投资工具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的对资产保值、增值的意识已经从定期储蓄、国库券开始向证券投资转变，因为大家都知道储蓄的实际利率是负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把钱放到银行里得到的利息已抵御不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货币贬值的影响，想要实现个人或是家庭的资产保值、增值及长远的更高的财富追求已不能靠储蓄来实现了。于是大家开始互相了解、学习、交流证券投资方面的一些名词、知识，在考虑到风险因素的影响时，一些人首选开始尝试投资基金，在经济向好的势头下，基金的收益率要大大高于储蓄所带来的收益，而股票的收益又优于基金，当然，风险也高于基金，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纷纷到证券公司开户，开始尝试股票投资，都获得了不同的收益。以笔者本人的投资经历为实例来证明证券投资在个人和家庭理财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对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笔者在2006年年底至2008年上半年也先后进行了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和股票的投资，本金是4万元，其中2万元进行了基金投资，另外2万元进行了股票投资，2007年的投资收益已达到近1万元，投资收益率近25%，远远地超过了这一段时期的银行一年期定期储蓄利率(2006年8月为2.52%，2007年8月为3.6%，2007年12月为4.14%)，而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可见在2007年的实际利率已为负值，通过储蓄已不能实现资本保值，更谈不上资本升值，而证券投资带来的收益不仅弥补了储蓄方面的损失，且实现了资本增值，从理财角度来说，证券投资的优势大大高于储蓄。在此基础上，可实现资本的不断积累，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可以实现长期的良好的投资操作，有助于实现稳定的收益。

当然，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风险越高收益也就越高，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这是每一个投资者都要面对和接受的，证券投资也不例外。以股票为例，股票能带来高收益，也具有高风险，如果没有一定的股票投资知识，盲目进行投资，势必会在投资中承受着巨大的风险，最终导致投资亏损。笔者认为如果要想规避股票投资的风险，使投资收益最大化，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学习掌握必要的股票投资知识，深入了解股票市场，让自己掌握尽可能多的理论知识，如通过图形来分析股票的走势，这是进行股票投资的基础和前提。(2)积极关注基本面的信息，掌握经济动向。政府出台的一些经济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重要信息对股票市场大的环境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具有导向性的信息往往决定近期大盘的走势。(3)积极关注某些重点行业的各方面消息，无论是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都要掌握，这对某些行业的股票的长期投资都会有很大的影响。(4)分散投资，风险对冲。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选取不同类型的股票进行交易，在不同股票有涨有跌的情况下，上涨股票的收益可以弥补下跌股票的损失，这样可以规避某只股票连续下跌对投资收益带来的影响。(5)合理的运用资金进行投资。在投资股票时合理分批的将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中，尤其是在一只有潜力的股票下跌时，当股票下跌到一定的价格时，适时补仓，将投资成本逐渐拉低，以待股票上涨时获得较高收益。(6)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投资心态，适时的进行卖出。如果一味地追求更高的收益，没有根据的判断股票的持续上涨，不在适当的价格卖出，盲目的盯住眼前的收益，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很可能落得一败涂地。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市场信息综合分析，现在我国股票市场与2006—2007年的牛市相比处于一个震荡调整的市场，对于个人投资者投资股票来说相对风险较大，而基金投资对于家庭理财就现在的形势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开放式基金为例，目前可投资的开放式基金有900多个，其中又大体分为股票型、债券型、股债平衡型、特定策略混合型等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

从理财角度出发，可以根据风险承受能力及厌恶程度来选择不同类型的基金进行投资，股票型基金的走势与大盘联系较密切，风险相对较大，而债券型基金的风险则相对较低，在投资时可根据家庭资产具体情况和近一段时间内的市场走势在不同类型的开放式基金中进行不同比例的资金配置，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做到规避股票市场上的投资风险。随着基金管理规模的不断扩大，基金已然成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其投资理念、投资取向、投资风格和管理水平，对证券市场的走势，乃至整个市场的结构化和制度化的完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上就是笔者对证券投资在家庭理财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一些看法和浅显的论述，证券投资对于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它是家庭理财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要想利用好证券投资工具，实现理财计划，保证资产投资的较高收益，就要在具备一定的投资知识，掌握一定的经济信息，充分了解市场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投资，以良好的心态应对市场波动对投资带来的影响，适时地做出调整，才能在证券投资的道路上立于不败之地。利用好投资工具，成功实现各阶段的理财计划和最终的财务自由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研究课题。

作者：李贺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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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

中图分类号：D915.4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25

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是指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相关责任人违反证券法的规定对不特定投资人的财产权益造成的损害，表现为加害人违反证券法的规定所实施的如虚假陈述、欺诈发行上市、违规信息披露等。2013年万福生科被证监会调查并认定其构成欺诈上市和披露虚假利润行为，案件情形与“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的第一案”银广厦案①有许多类似之处，最终却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设立补偿基金和解，而与银广厦案件“马拉松式”诉讼进程大相径庭，开创了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救济的新模式。

一、案例回顾

（一）平安证券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方案

2008-2012年，万福生科虚增销售收入、营业利润，构成欺诈发行上市和信息披露违规，证监会判定其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未能勤勉尽责”，对其做出暂停3个月保荐机构资格，并没收其万福生科承销及保荐费2525万元，并对平安证券处以两倍罚款；给予两名保荐代表人“撤销从业资格、终身市场禁入”的处罚。正在业内面对重罚哗然之际，平安证券出资设立万福生科虚假陈述事件投资者利益补偿专项基金（以下简称专项基金），先偿付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再向责任方追偿。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该基金的管理人，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赔付及运作，基金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存续期为2个月。平安证券表示，通过设立补偿基金的方式，为受损的投资者提供一个相对于司法解决方式更为快速、便捷的可选渠道。

（二）本案争议焦点

证券侵权在特征上与大规模侵权相似，除了具有受害人数多、波及区域广、赔偿金额巨大等一般性特点之外，其侵权行为的种类固定，赔偿数额明确，仅以财产权益为侵害客体，尤其是对受害人损害赔偿上很难同一般侵权一样，其处罚和赔偿中要平衡加害人和受害人利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诸如专项基金的法律属性、学理界定、与传统侵权诉讼的关系等存在争议。

第一，补偿基金的公法或私法法律属性问题。近些年国外许多领域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到补偿基金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救济，如“911恐怖袭击事件”、“BP石油公司漏油事故”、“福岛核幅射事件”。侵权法与商业保险都属于私法救济范畴，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则属于一种社会公益救质的基金，有公法救济的属性，那么专项补偿基金的公益性是否突破了侵权法的私法范畴？

第二，证券侵权补偿基金的学理界定问题。专项补偿基金是用于救济由其侵权行为而造成的被侵权人的财产损失，具有罗马法中“私法人”中“财团法人”的一般属性；而该基金又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具有公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属于我国民法理论中的“非企业法人”类别下的“社会团体法人”。单纯地讨论补偿基金属于“财团法人”或“社会团体法人”的理论价值显得有些微茫，是否存在一种更好的学理界定方法能从从本质上揭示补偿基金的特点？

第三，补偿基金制度与侵权诉讼的对立统一性。在本案之前，证券市场发生的大规模侵权案件通常以民事诉讼等司法途径来解决，如银广夏案。补偿基金是诉讼替代性解决方案，两者不能并用，那么它们作为一对互相矛盾的救济方式，在对立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是统一的，那么其统一性是如何体现的？

二、争议焦点的法律分析

该案的妥善解决并非是问题的终点，而是一个在以后类似案例的处理中成功复制该案的经验，并避免潜在风险的起点，以此研究专项补偿基金救济模式的合理性和困境，探索补偿基金的制度化，都要先将基本争议焦点梳理通顺。

（一）补偿基金的公法属性符合国际潮流和侵权法改革方向

美国侵权法中，有两类涉及到大规模侵权的案件：一是因意外事故而引发的涉及人数众多的损害赔偿；二是是由于产品缺陷而导致的人数众多的购买者人身伤害损害赔偿[3]92。国际上，英国侵权法一般处理的方式是在选择代表案件确定责任后，在法庭之外协商解决[4]；法国法律中对大规模侵权并没有制定特别规则加以解决。可见，目前世界各国侵权法在立法上缺乏对大规模侵权的分类和归责原则的充分考虑，但已经开始将这一概念纳入其中，由关注私人权利领域向维护公益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相比之下，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虽然为认定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的责任和赔偿数额提供了基本依据，但仍沿袭传统的一元模式②，将基础建立在单个的自然人之上，将保护范围局限于私人领域，导致经济领域中强势组织侵犯弱势个体权益的事件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偏离了立法初衷，落实之路并非坦途。尽管平安证券专项补偿基金的公益性突破了现有《侵权责任法》的私法属性，但与目前国际侵权法进化的潮流和今后我国《侵权责任法》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本质上并不矛盾。万福生科案最终的处理结果也证明了，通过设立专项补偿基金的方式是实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立法目的的最佳途径之一[3]92。因此要突破狭隘的私法范畴，明确大规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主体上考虑构建自然人与经济组织的二元模式，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

（二）补偿基金类属于“诉讼替代性救济基金”

我国很多学者对补偿基金的学理归类提出了诸多的看法，但多局限于“财团法人”与“社会团体法人”的辨析，而张新宝突破了民法的局限，从诉讼关系角度提出了新的学理归类标准，并将其分为如下两类：诉讼替代性救济（赔偿）基金与诉讼结果性救济（赔偿）基金[5]。根据这种观点，“诉讼结果型救济（赔偿）基金”实际上是受损投资人行使自身正当的诉讼权利的结果，救济基金是通过人民法院的调解抑或裁判而设立的，法院在基金设立与否和如何运作等事项的决定中应居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诉讼替代性救济（赔偿）基金”则是被侵权一方放弃诉讼权利，与侵权方和解的结果。这种学理界定方法将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相结合，揭示了不同种类救济基金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从根本上明晰了救济基金之间原本混乱的界限。“财团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是基于不同民法体系的划分结果，原本就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也存在相互排斥的性质，其对立和统一与构建专项补偿基金制度的关联甚微，而基于诉讼关系提出的归类标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为此类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据此分析，平安证券中的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就属于“诉讼替代性救济（赔偿）基金”一类，即基金设立时间在被侵权人提出民事侵权诉讼之前、以达成和解作为取得赔付的前提，体现的是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当事人私权处分的结果。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规定放弃诉权的支付条件并明确根据息诉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确定赔偿范围，是鉴于此种归类方法的客观要求和题中之义。

（三）补偿基金方案与侵权诉讼存在统一性

以裁判为中心的传统诉讼制度的低效率不符合大规模侵权事件对损害赔偿的迅速性要求，传统侵权诉讼的基本原理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受到了挑战。专项基金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传统诉讼制度的对立面。然而在某些方面，二者却能够达到统一，比如被侵权人代表制度。万福生科案参照了《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被侵权一方成立投资者维权协会，从受损投资者中选出份额大、损失严重或者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作为代表。这突破了个体与集团单独谈判的不利因素，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也降低了与利益诉求者沟通的难度，因此在程序上具有进步意义。

另外在和解协议内容与效力的确定方面，二者基本也能够达成一致。就平安证券专项补偿基金和解协议的约定事项，被侵权人有权提出异议。和解协议应当将赔偿的具体方案和赔偿标准作出具体合理的规定，载明被侵权人放弃通过诉讼和其他途径救济的意思表示，并对相关当事人的违约责任加以约定。鉴于基金补偿与民事诉讼在选取上的对立，对于拒绝接受补偿基金的被侵权人来说，有权通过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对于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补偿基金的被侵权人反悔的情况来说，基金运作人可综合考虑具体情形，原则上应允许被侵权人获得基金赔偿。

三、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比较分析

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模式，按照依赖的主体划分，可分为侵权诉讼、投资者保护基金和强制责任保险三种，补偿基金突破了这些常见的救济模式，但也面对着传统救济模式在长期不断完善中早已化解的困境。

（一）传统救济模式

1.侵权诉讼――司法救济。该模式属于个体救济模式，即受害人行使诉讼权利，要求法院判令加害方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让加害方独自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侵权法惩罚性的功能，这也与基本的正义观③相符合[6]23。但是由于《侵权责任法》是以一对若干的前提假设为立法设计基础，面对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下“一对无数多”的情况，其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如在“银广厦”案中所体现出的举证困难、耗时漫长、成本高昂、诉讼参与者众多且分散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加害方面对众多索赔人，其赔付能力可能会被严重削弱，极易陷入经济困境，甚至可能破产重组，这将会使受损投资人更难得到赔偿，以致两败俱伤。因此，无论是考虑眼前的短期利益还是放眼长期投资，传统的依靠诉讼个体救济模式都给加害方带来过大的财产压力，事后极易出现判而不赔的结果，使得广大投资者的获赔愿望落空。

2.投资者保护基金――政府救济。该模式即“券商破产，政府买单”，我国《证券法》规定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④的构成和筹集管理办法。该制度在证券公司发生风险处置（如被撤销、关闭、破产或被采取托管、强制措施等）情况时，以“同舟共济”模式来化解证券市场的风险，有利于陷入困境的证券公司有序快速地退出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基金依靠行政力量主导运作，相比侵权诉讼而言，其更具执行力，也极大地降低了个人的维权成本，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时所补贴的资金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平安证券专项补偿基金则与其存在质的不同，后者是银监会基于国家公权力层面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自上而下的监管制度，政府是责任承担的主体，不存在事后追偿的机制，体现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职能；而前者是证券公司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自律行为，以证券公司为侵权补偿责任的承担主体，自主参与危机处理，先行补偿后向其他责任方追偿。

3.责任保险――商业化的社会救济。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证券市场内的责任保险作为一个独立的险种更是鲜有问津。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是金融业创新的产物，由于证券公司以再保险、金融产品、风险证券等的方式将伴随着大规模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巨额赔偿的风险进一步分散并融入社会，因此从本质上说，责任保险是证券市场为转移潜在的侵权责任风险所采用的法律手段。除了传统的再保险转移巨额赔偿风险，随着国际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出现了转移风险的新方式――风险证券化，最终由保险人、再保险人以及其他风险投资人共同承担证券的潜在风险[7]。相比司法救济和行政介入，责任保险的获赔更为及时高效，避免占用过多的公共资源，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能有效地保证责任保险人的赔付能力不会减弱，只会增强，然而在这种新方式被广泛采纳后，一旦出现金融海啸或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证券市场被层层转嫁的侵权赔偿风险最终的承担极易落空，资本泡沫就不可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二）平安证券专项补偿基金

1.专项补偿基金的突破。目前国际上的一些大规模侵权大事件开始尝试采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的方案来应对危机，如美国“911赔偿基金”、德国“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我国处理食品领域的“三鹿奶粉事件”时，政府牵头组织成立了医疗赔偿基金，为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作出了首次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无论是会给双方当事人带来诉累的司法救济，抑或是加重财政负担的行政救济，还是衍生出资本泡沫风险的商业化社会救济，都无法契合救济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损害过程中对获赔快捷性、财产安全性、维权经济性、私权处分自由性、私权双方利益平衡性的要求。

在证券领域内设立的平安证券专项补偿基金作为一种事后的赔偿机制，是对传统的大规模侵权救济方式的一种突破：在短期内主动和受损投资者直接商榷赔偿事宜，寻求和解并先行支付赔偿基金，事后向责任企业追偿，减少了传统侵权诉讼中当事人双方的诉累；委托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管理赔付事宜，有利于发挥基金公司独立和中立的作用，有利于提高补偿工作的效率，保证管理及运作顺利进行，并避免了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以责任企业为最终责任承担主体，按照责任大小承担赔偿义务，由最具经济实力的保荐人和承销人先行出资设立基金，这种事后应对的方式规避了责任保险中风险证券化过程内含的潜在资本泡沫的危机。

2.专项补偿基金的困境。第一，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没有基本的立法支持。早在1974年，世界上就产生了第一个以救济赔偿基金替代传统侵权诉讼救济途径的法律制度，以新西兰所颁布的《事故赔偿法》为标志⑤。在美国，超级基金制度自1980年制定颁布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后确立且沿用至今⑥。我国“三鹿奶粉事件”处理过程中，虽设立了医疗赔偿基金，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处处体现了行政干预主导侵权救济的色彩，有影响社会公正之嫌。若相关法规持续缺失，在以后的类似事件中专项补偿基金能否得到适用将不得而知。第二，专项基金资金筹集渠道单一。大规模侵权损害补偿基金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是有充足的资金来保证赔偿，证券市场因其资本密集的属性，对补偿资金的充足率要求更高，案例中的平安证券自身经济实力雄厚，且有平安集团的巨大后盾，具备充足的资金垫付巨额的赔偿，有能力作为专项补偿基金的唯一来源，但今后发生类似案件中的证券公司不掌握充足的资金，那么即使证券市场已经建立起补偿基金制度，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专项基金的设立不利于对肇事公司的威慑和惩罚。但毕竟设立专项基金本身是一种事后减少损害结果的补救措施，在事前做好尽职调查远优于亡羊补牢，投行必须从源头上提高保荐业务质量，严防上市欺诈与操纵利润。基于惩前毖后的出发点，平安证券所设立的专项赔偿基金不应该是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的特赦令和救命稻草，更不应在今后出现类似案例时以此替代退市的惩罚。

四、构建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制度的设想

鉴于行政机关本身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属性和行政手段处理事务的高效便捷性，建议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亲自颁布或授权证监会制定《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损害补偿基金条例》，明确规定补偿基金启动、筹集与设立的情形，建立规范化的运作流程和管理机制，使赔偿基金制度化、规范化、专门化，其具体构想如图1。

（一）开拓融资渠道，扩大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

在证券大规模侵权中，众多的投资者人遭受财产损害往往数额巨大，因此足够的资金在其正常运作过程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因此开发资金筹集渠道在发挥该制度的预期作用中显得尤为必要。在美国的投资者补偿基金制度中，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简称SIPC）通过向会员收取年费及利息收入来筹措资金，目前自有资金规模达10亿美元，另有银团提供的10亿美元额度可供使用，同时，SIPC还可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财政部动用10亿美元的借款融资，有充裕的资金后盾。

根据通常大规模侵权补偿资金的来源方向，结合证券业特点，我们将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的来源概括为以下四点：侵权人的出资、各种可得的保险赔付、社会捐助、中央或省级人民政府的拨款。由于侵权人（保荐人、承销人、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是证券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依法负有赔偿责任，所以其出资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另外，现代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一些证券公司可能会对其潜在的侵权责任投放相应的保险。以上两种是基金的主要来源。侵权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监管部门履职不当有关，因此让政府承担部分责任也在情理之中。在其他领域的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中，如德国“康特甘”事件设立的“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制药公司出资1亿马克，政府也拨款1亿马克[8]。但若政府为肇事公司买单的拨款过多，则突破了对商事主体的保护范围，违背了公共财政的初衷，因此如果没有穷尽其他一切筹资途径时，则应不予启动财政拨款。

（二）以填补实际损失为赔偿原则，以放弃诉权为赔付条件

证券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运行的效果和受害投资人的最终选择，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补偿基金的赔付标准合理性的影响。确定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损害补偿制度中的价值取向，是界定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基金的范围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将要构建的证券侵权损害补偿制度是仅局限于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还是同时具有惩罚的目的。我国侵权损害赔偿理论采取了填补说，据此在目前的侵权损害赔偿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秉持的是实际损失赔偿原则。关于如何计算实际发生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1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早有明确规定，将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限定为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花税以及该两项资金自买入至卖出证券日或者基准日的利息。

申请证券市场的侵权补偿金的唯一前提是持有简单的相关材料证明，只要投资人证明自己因证券公司的侵权行为而遭受了经济损失就可以申请补偿基金。在支付赔偿金时，确定赔偿金的支付标准应按照不同的受害程度，受损投资人有权选择采用一次性全额支付或是分期支付的方式。在领取补偿基金款项时，被侵权人应当与补偿基金管理人达成不同程度放弃诉讼请求的息诉协议。完全达成息诉协议的，被侵权人不得就证券侵权所造成的所有损害向法院针对加害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部分达成息诉协议的被侵权人，不得就已承诺放弃诉讼请求的部分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与被侵权人协商时，应保障被侵权人的意思自治，不得欺诈或胁迫被侵权人作出违背其意愿或显失公平的选择。

（三）由证监会指定基金管理公司，规范运作程序和管理方式

在万福生科案发生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⑦（简称中投保）接受平安证券的委托担任投资者利益专项补偿基金的管理人开展基金管理和赔付工作。由于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损害补偿基金管理和赔付工作，具有程序繁琐和内容专业化的特性，设置或者委托专门的管理人主持工作，有助于提高赔偿的效率和质量。我国目前具备运作类似补偿基金资质的基金公司绝非中投保一家，对于规模较小的基金运作，可以委托给其他的公司。考虑到证券业资本密集的特点，建议2亿元及以上规模的补偿基金若无特殊理由（如严重渎职、非法侵吞基金、违反勤勉审慎义务等其他不能胜任的情形）则由中投保运作管理，中投保不能胜任的，由证监会指定其他基金公司管理。对于补偿基金规模不满2亿元的，由补偿基金主要出资方所在地的证券监管局⑧指定有资质的基金公司进行管理。鉴于补偿基金的公益性，基金管理的费用开支由财政承担。出资人若对所指定的基金管理人不满意，可申请复议，不服复议结果可提起行政诉讼；基金管理人若因不能归结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不能胜任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触犯刑法的，由具体责任人承担；证监会、证券管理局和当地政府在指定基金管理人过程中若存在过失、关系人推荐或寻租行为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

委托是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信任，在性质上类似于信托，除了可以满足节约人力成本需要，也满足了对公正性与中立性的追求。关于规避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国际上有很多实践经验可供参考，例如美国基金会始终以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焦点作为问责的主题，每隔一段时间会开展听证会和调查活动，另外政府赋予很多民间组织监督基金会的权力，这与基金会自身的监管体系相配合，共同保障基金会的稳定运转。鉴于此次事件并参考国外对基金会的监管办法，建议在设立赔偿基金之时，除了要求基金管理人按时提交财务报表公布财务报告外，也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依法进行审计，监管部门要定期向出资的机构、团体、个人提交审查报告，并向请求赔偿的被侵权人群体公开。一旦监管机构对基金管理提出异议，基金管理者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公开其整改计划。

（四）以行业协会为核心成立协调小组，形成行业自律机制

关于如何确定补偿基金的监管机构，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建议尝试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设立基金，逐渐建立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基金系统[6]23。虽说如此做法便于形成体系化，同时可依托于各级行政单位，但其对证券市场的侵权救济缺乏针对性，不利于专业化解决，而且巨额的基金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和寻租行为，同时会使行政部门更为臃肿。在平安证券一案的处理过程中，协调小组的表现则非常突出，在监督上虽置身基金管理之外，但却具有强烈自律的色彩。

中国证券协会于平安证券的专项基金设立后第一时间牵头成立该案投资者利益补偿协调小组，小组成员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平安证券。小组成员之间各司其职，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为补偿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协调机制保障，而其中的发起者――中国证券业协会则起到了设立的主导作用和运行的监管作用。因此，建议以行业为划分标准设立基金，因行业协会了解其所属行业的属性，所以从实践经验上由行业协会这类非盈利性机构来对基金进行管理和监督效果更佳。为了确保监管的效果，行业协会应当按月或按季度就基金的管理运作情况进行定期公示，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资金依法审计，以便接受监督，保障基金资金的安全。

五、结语

法治社会要求制度化、规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拓展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的资金来源，按照息诉协议确定赔偿范围并以实际损失为限，在证监会的监管下委托专业化的基金管理人实际运作，规范赔偿基金的运作程序和管理方式，辅之以行业自律，即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投资者利益补偿协调小组，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大规模侵权补偿基金制度，已成为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和现实选择。

注释：

①银广夏公司1994年6月上市，曾因其骄人的业绩和前景而被称为“中国第一蓝筹股”。2001年8月，银广夏虚构财务报表事件被曝光。在历时5年的维权诉讼中，银川中院受理案件94件，先后有800多名原告参与诉讼，涉诉金额超过1.5亿元。侵权方银广厦被判决赔偿侵权损失，最终进入破产重组程序，股票停牌，而被侵权的投资者在经历了长年的诉累之后因为银广厦的破产重组实际上面临着遭受更大经济损失的风险，当事人双方两败俱伤。

②目前我国的《侵权责任法》虽然规定了“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三个归责事由，但无过错责任的表述笼统，仅简单延续《民法通则》的106条第3款的规定，直接导致无过错责任处在过错责任的阴影下，没有反映现代风险社会的要求。

③在《正义论》中John Rawls提出了“无知之幕”概念，假设在一种原始状态中人们摆脱了当下的感觉和知识，如同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从零点思考正义。在“无知之幕”下，“加害方独自承担赔偿责任”同“欠债还钱”一样，符合人们对正义的原始认识状态。

④参见《证券法》第134条规定：“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投资者保护基金实质上是一种类存款保险安排，目的在于增强市场参与者信心，确立稳定的市场秩序。

⑤新西兰《事故赔偿法》自1974年实施起，确立了不以过错作为判断标准的损害赔偿体系，由依法成立的事故赔偿委员会负责运作该赔偿体系，包括确定申请损害赔偿的资格、许可或驳回赔偿、支付赔偿金等。这样侵权法中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双边结构就被受害人与事故赔偿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所取代。

⑥超级基金制度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的治理及其费用负担而制定的法律，涉案的当事人不管有无过错，任何一方均有承担全部清理费用的义务。法案也允许美国环保局（EPA）先行支付清理费用，然后再通过诉讼等方式向责任方索回。当EPA先行支付清理费用时，就暂时性地置换了侵权人所应履行的义务，支付完毕后，受害方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归于EPA，事实上是以损害赔偿社会化体系替代传统侵权法。

⑦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其董事会主要成员由财政部、证监会、央行的有关人士组成，以国家信誉为后盾，实力雄厚，人员专业业务素质较高，并有准确把握和适用政策法规的能力。在万福生科案发生后，中投保接受平安证券的委托开展基金管理和赔付工作，第一时间在《中国证券报》等多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赔付进展情况，承诺切实履行专项基金管理人职责。其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工作方式促成了事情的顺利解决。

⑧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共设立了36个证券监管局，实行垂直管理，基金管理公司涵盖在证监会及证券监管局的监管范围之内，证监会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目的出发指定基金管理公司，较之于出资人自行委托，证监会基于其掌握的信息和资源所形成的视角更为宏观、调查更为深入、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认识更接近真实，因此所指定的基金管理公司是相对科学合理的。政府部门指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优越性是不言自明的，例如美国“911赔偿基金”就是由政府任命知名律师、财政部“薪酬沙皇”肯尼斯范伯格（Kenneth Feinberg）担任管理人，由于其出色处置案件，享誉业内并再次被认定为BP漏油基金的管理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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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证券公司行政处置证券法

风险证券公司行政处置的概念

目前，由于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置程序规定不够完善，证监会对于风险证券公司所采取的措施仍处于探索、整理、求证阶段。行政处置是指在证券公司出现风险的情况下，证券公司的主管机关对该公司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化解其风险，帮助其重组或使其顺利退出市场的过程。行政处置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含义，广义上的行政处置是指只要国家行政机关实行行政行为介入了风险处置程序，这样的程序就属于行政处置程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撤销、责令关闭、托管、行政接管都属于行政处置程序。狭义上的行政处置仅指行政机关对高风险证券公司依法采取取消证券业务许可、责令关闭，并组织行政清理的行政程序。本文采用广义含义，认为行政处置程序是在采取行政措施后到企业重整成功或进入破产程序前这一段程序。

风险证券公司行政处置的基本模式

（一）撤销

在新证券法出台前，证监会作出撤销的行政决定并没有直接依据，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可以参考，该条例规定的撤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可以看出，《条例》的初衷是对银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进行的规定，并未充分考虑证券公司这一新生事物。因为无法可依，证监会只好类比《条例》，对证券公司予以和银行相同的处理。直到2006年新证券法的实施，在现行法体制下，撤销才有了充分的法律根据。

（二）停业整顿

停业整顿指当证券公司从事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存在严重财务风险，对证券投资者的利益已经造成重大损害或者有重大损害之虞时，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停业，组成停业整顿工作组进驻该公司，审计其资产负债情况，清查其违法违规行为，控制和化解其风险的行政处罚措施。当时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实施停业整顿的条款在法律依据上尚不充分，但是在新《证券法》中，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新证券法规定了证券监管部门对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手段包括了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

（三）托管

托管是指对陷入经营困境或发生产权关系重大变动的证券公司委托专门的托管机构经营管理，以有效实现资产的增值保值，控制证券公司的风险。我国对证券公司的托管，是一种委托经营管理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使证券公司获得重生的可能，对债务人的资产进行增值和优化，避免破产引起的社会风险。如果实在没有挽救的可能，才关闭证券公司。另外我国的托管是一种行政托管，是由证监会出面委托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证券公司进行托管，体现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中的国家意志。在新证券法生效前，我国对证券公司采取的托管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形式上类似的“托管”也仅在《条例》中有简略规定。因此，《条例》也很难作为对证券公司营业部实施强制托管的法律依据。新证券法为托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接管

接管也叫做行政接管，是指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接管组织全面控制公司并代行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管理层职权经营管理公司。接管期内，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组织相关各方通过内部整合和外部救助等方式对被接管公司进行重整、重组，使其恢复正常经营，避免被采取其他处置措施或破产。接管届满时，如果没有延期，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确认导致接管的情况消除，接管终止。如被采取其他处置措施或破产的，则转入相应的程序。

（五）责令关闭

责令关闭证券公司，是指中国证监会对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实施行政处罚，吊销其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终止其经营活动的行为。责令关闭属于公司法上强制解散公司的一种情形。在新证券法第153条规定的监管措施中并不包括责令关闭，该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仅仅规定了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和撤销四种措施。因此，在新证券法生效后，责令关闭这种处置形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以上五种行政处置方式不是并行不悖、非此即彼的，它们相互交叉、相互转换。如责令关闭这种行政处置方式，即可由证券监督机构直接做出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也可以在停业整顿过程中作出。

我国行政处置程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证监会的行政介入缺乏法律依据

证券公司出现风险时，证监会是否有权利介入其处置程序，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并无学者在理论上予以探讨。新证券法出台前，证监会对于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理也是“有劲无处使”，找不到合适的工具和方式来行使手中的权力，只能一案一议地进行摸索。2005年新证券法颁布，对于证监会在实践中的作法也予以了肯定，但也只是泛泛概括。第153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但是，对于证监会以何种组织形式介入，它们的权利和义务如何，如何规范相应程序，怎样开展个人债权的收购，对于这些行为的前后顺序和相互关系都没有规定。特别是采取行政措施后的清算，更是缺少法律依据。

（二）行政处置工作组的行为乏力

目前我国的风险证券公司处置分为两个阶段，行政处置阶段和破产清算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工作内容有一定的重合，比如清产核资，资产评估；保全资产，清收债权；处分债务人财产等。前者成立的目的是发现并控制证券公司风险，保证社会的稳定，因此在行政处置过程中的处置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可能进行一些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做法。而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原则是“以债权人利益为本位”，严格依照破产法的规定行事。

（三）行政处置程序中的司法配合缺位

行政处置程序不同于破产程序，在破产程序中，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清收债务人资产，防止债务人财产的流失而采取的措施。然而，行政处置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行政程序中并不能天然地阻断其他刑事、民事、行政程序以及保全和执行措施。因此在行政处置过程中如果出现证券公司为当事人的诉讼和执行行为，通常情况下应正常进行，但是如果行政处置为这些司法程序让路，那么证券公司的财产将流失贻尽，无法保证广大客户的权益，因此为了配合行政处置程序，最高院下发了“三中止”通知，即在一定期限内，对已进入风险处置阶段的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受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止执行。“三中止”为行政处置程序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三中止”并不是万能良药，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它也无能为力。

对行政处置程序中司法难题的解析及建议

（一）行政处置程序的范畴及其运作程序

要明确行政处置程序的概念，届定出其范围。现实中对证券公司纷繁复杂的处理办法，学界和实务届对行政处置的范围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行政处置仅包括停业整顿和责令关闭，有人认为包括撤销、行政接管和托管。制定法律首先要明确其调整的范畴。要以证券法第153条为基础，对于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撤销和责令关闭这几种程序进行详细的界定，它们分别适用于何种情况下的风险，程序如何展开，这几种程序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能否互相转化，转化的条件是什么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行政处置工作组的性质

目前，我国参与行政处置的各类组织形式多样，有整顿工作组、接管组、托管组、现场工作组、清算组、风险处置组等，并且在不同的案件中它们的组成也不尽相同，比如在有的案件中清算组由当地政府组成，在有些案件中，清算组由中介机构担任，同样还可能由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同样，托管组有些由资产管理工作组成，也有些由实力雄厚、业绩良好的证券公司组成。复杂多样的工作组形式和临时多变的人员构成，及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各种工作组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沟通，造成重复劳动和推诿责任的不良现象。

（三）行政处置程序中的司法配合

新《破产法》第134条也可能看出立法机关对风险证券公司行政处置的关注和对“三中止”的肯定，该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可以看出，“三中止”在破产法中完成了它的法律化，弥补了司法解释的先天不足，将效力扩展至所有的执行程序。但是，破产法的此条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实践中还有对证券公司财产进行的保全程序和刑事中的扣留程序，对于它们134条还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的不足有待于一部风险证券公司处置法予以弥补和解决。

（四）行政处置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

从目前司法实例来看，经过行政处置程序的证券公司很少重组成功，一般都要进入破产程序，而破产程序和行政处置程序中有许多工作的指向是相同或相似的，如债权的清查清收、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等，如果在破产程序中对于行政处置程序的工作不予以认可，就可能造成两种后果：在否定行政处置组的单方意思表示行为，这样在破产程序中就需要再进行一次相同或类似的工作；否定行政处置小组与他方的双方意思表示行为，这样就破坏了既成的法律关系，破坏了法律稳定性和预期性，并且会使第三方在与清算组进行法律交往中增添顾虑，而增大投入成本且降低效率。因此，同化行政处置程序和破产程序中相同的工作组织和工作程序是两者顺利衔接的关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