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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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务危机;福利;紧缩政策;金融监管

一、希腊债务危机隐含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该国的福利制度。从希腊政府公布的数据看,政府财政多年超支。据希腊政府2009年12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占到希腊全年GDP的12%,债务总额高达2940亿欧元。以当时1100万人口来算的话,相当于全国人均背负2.67万欧元的债务。

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的是,希腊的国债大多用在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上,而不是将大量国债投资于一些基础设施和工业产业等的建设,因此,希腊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成了一个低收益的投资。这样的投资有去无回,而财政赤字却逐渐增长。

希腊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导致希腊政府在养老金支出上负担较大。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希腊政府各大政党为了拉取选票,往往提出受人欢迎的福利制度。因此,诸如养老金等福利问题,就在对本国经济无充分度量的情况下被提出了。假如政府提出紧缩的财政政策,必然引起本国人民的一阵恐慌和极度不满,这将会对执政党的领导地位造成影响,于是,便使得政府无法真正落实对本国有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通常是和自身经济发展状况挂钩的,而希腊的福利制度在力求赶上其它欧盟国家的同时,却忽视了自身经济发展。相对于其它欧元区国家,希腊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这远不足以支持希腊执行这么好的福利水平。

面对这样的问题,希腊政府应当真正执行货币紧缩政策,削减财政预算,控制举债规模,改革高福利制度,将举债真正用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上,提高经济产出。尽管这些政策和措施会遭到工会和部分民众的反对,但只有通过紧缩财政的政策,才能缓解本国的巨大债务危机,要不然,希腊面对的将是破产的威胁。

二、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影响

(一)希腊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受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出台了适用于本国国情的经济刺激政策以恢复经济,然而,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无疑给正在复苏的全球经济再一个重创。这样的经济形势让大家质疑,我们的经济将可能面临第二次探底。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预测,受债务危机冲击,在世界各大经济板块中,欧元区经济走势最为疲软,今年的增长率只有1%,明年也只有1.5%。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经济增长乏力,欧元不断贬值,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美国等许多经济体的出口,进而拖累世界经济的复苏。

就目前欧债危机的现状来说,欧洲众多的国家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诸如德国的较多大银行持有大量高债务风险的欧洲国家的国债,美国的银行业拥有1.2万亿美元的欧洲债务。假如债务危机深化,那这巨额坏账将会对众多的国家的金融领域带来巨大的连锁负面影响。

(二)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希腊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其中,最大的影响是中国的出口贸易方面。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欧盟吸纳了中国出口总量的19.7%。从国际经济贸易来说,欧元汇率的贬值会使欧洲市场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有所减少,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据统计,2009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64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欧出口2362.8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9.7%。有专家估算,我国对欧出口增速可能会下降6%~7%。但即使如此,中国今年的外贸形势也不会比去年更差,预计全年出口会有15%左右的增长。因此,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部经济政策组主任鲍里斯・库尔内德所说,从总体上来看,在中国强有力的经济刺激下,我国的经济仍将保持10%左右的快速增长,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国内需求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力,中国出口虽然仍会有所增长,但不会像过去增长那么强劲。

三、希腊债务危机给中国的启示

欧债危机无疑给世界经济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了我国很多启示:

首先,经济复苏过程中市场信心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面对众多潜在的危机,我国应当建立良好的预警防御机制,时刻准备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一国的经济政策应当具备高度的灵活性,才能使我国经济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取得稳定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从希腊的债务规模和用途上,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居民工资收入和福利水平应当真正适应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举债来维持福利水平。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原因主要是由于希腊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工资和福利增长,政府多年来一直未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而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政策开支扩大对财政状况的影响准备不足。此外,我国应当借此进行深刻总结,规范各级政府的举债规模,以及举债所得资金的投放范围。

最后,应当再深入加快金融改革,加快金融监管改革步伐,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以防范于未然。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仅一国的经济危机,这涉及到欧元区较多国家的债务危机,乃至对正在复苏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当加强对如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和债券信用评级的监管。

四、结束语

希腊危机的爆发对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却让世界各国对此有所反思,即一国的薪酬水平和福利水平应当与该国的经济产出能力相适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当居安思危,对风险防范于未然;经济复苏中,市场信心还不够坚定,应当规范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同时,我国应当引以为鉴,结合我国国情,严控政府债务规模,制定好应对金融风险的各项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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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的欧盟峰会上有这么一幕：德国总理默克尔送给法国总统萨科齐新生女儿“茱莉亚”一个德国产的泰迪熊，萨科齐拨打夫人布吕尼电话，接通后把手机递给默克尔，默克尔向法国第一夫人表示祝贺。

这一细节无疑是要告诉世人，默克尔和萨科齐重修旧好了。深沉冷峻的黑森林和阳光沙滩的蔚蓝海岸，必须通过一个逾百岁的布玩偶重新“绑定”，才更容易让人接受。

2011年最后几个月，欧元区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的债务危机持续扩大，欧元的地位岌岌可危。欧盟国家空前合力，协商解决方案。德国在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也是欧元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

实际上，欧债危机触发了欧盟内部力量格局的重新洗牌。

二战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但始终因背负沉重历史包袱，德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韬光养晦。在这次债务危机中，德国―反常态，态度强硬，并大事张扬，联合法国，要求欧洲各国向德国看齐，力推“德国模式”，就是必须相信法律的约束力，认为只有欧元区各国统一标准、严守财政纪律，才能克服欧元区管理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洲债务危机。

大部分的观察评论人员认为，欧洲人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正在“说德语”。德语燃烧欧洲，此种现状延续至今。这是简明世界局势之一小景。

德国为什么这么红?

“我的旅行”文档中，德国之旅居多。旅途中最喜闻乐见的“德系”造物，有大众、奔驰、宝马、保时捷、奥迪汽车，有朗格、格拉苏蒂手表，有日默瓦旅行箱等。

德国制造，必属佳品，我一度这样认为。特别是2006世界杯之后，德国人因“德国制造”再度拾回对于国家民族的自信心，不论是消费品市场中，还是商务世界里，都再度掀起一股股的德国热风。德国不再只凭重工业称雄。

我们谈论德国的许多，譬如拜仁军团、日耳曼战车，譬如德国高铁ICE、徕卡相机、蔡司镜头、迈森瓷器、西门子、博世家电、阿迪达斯、慕尼黑啤酒、特里尔雷司令、“德国医生”、法兰克福书展、包豪斯、柯比意与柏林公寓、鲁尔区的春天、弗莱堡Vauban社区、柏林雨水回收池、汉诺威绿色办公建筑、哈迪德的灰色太空船、沃尔夫斯堡科学中心Phaeno，甚至贝多芬的德意志兰、桑巴特的《海德堡岁月》、美因茨古登堡博物馆、巴登巴登赛马会、威斯巴登的富豪水疗城和“仙踪街道”上的新天鹅堡等。

制造德法新童话的STEIFF泰迪熊只不过是德国国家品牌软}生竞争力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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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其源,可以看到,欧元诞生于一个有利的时机。前十年欧元较为平稳地走了过来。大多数欧洲经济体都稳步地增长,并且通货膨胀也在可控制范围之内。欧洲中央银行也在货币政策判断方面享有良好的声誉。

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金融危机的确给欧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正使得不同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如处于显微镜下,暴露无遗。而希腊的问题尤为突出,部分原因是它在过去的财政赤字被严重低估了。因此,希腊的债务担保成本急剧上升,市场开始怀疑希腊是否有能力为其债务进行后续融资,或者更实际地讲,它是否还会是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之一。

最终,很显然希腊已经无力自救,所以欧盟各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周末(5月8日至9日)敲定的一揽子救助方案是设立巨型稳定基金,在3年内用于帮助希腊和那些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此外,欧洲央行也开始购买希腊国债,并且另设资金用于平衡收支。目前,市场某种程度上已经恢复信心。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是,面对欧元的结构性弱点,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了吗?恐怕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财政援助方案只是临时性的。政府建立了一个3年期“特殊目的载体”(SPV),即通过为支持困境中的经济体提供贷款的方式来募集资金,但这不是一个能够持久下去的结构。因此,我怀疑,正如包括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内的一些人所建议的,欧盟将会设立一个更类似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机构。这将需要一个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但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也卷入“拯救”那些国内公共开支早已失控的经济体行动的德国,这将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仍然有待解决的问题涉及到欧洲的银行。我们知道,如果受债务困扰的南欧国家违约或决定进行债务重组,一些欧洲银行就会陷入很大的困境。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掉。需要梳理希腊实际问题的预算削减措施是尤为严苛的,而政治上是否足够稳定以使得预算成功削减则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相信需要建立另一种财政机制,以一种欧洲清算机构的形式,处理泛欧洲银行陷入困境的问题。这个同样在过去已被提出过很多次,但迄今证明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三,迄今达成的改革方案并没有解决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自欧元确立之后的这些年,他们与德国的竞争力相比已显著恶化。相比德国,它们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更大,相对而言,它们的出口却呈回落态势。至今的改革方案没有一点能够纠正这一十分不利的趋势。而要想扭转趋势,将需要在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激进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是极难被推进的,当然,这也是出于政治考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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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金焱

在金德尔伯格关于金融危机的叙述中,他将历次危机分为疯狂、惊恐和崩溃三个阶段。而受金融危机拖累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传递的情绪一直都是惊恐。

希腊巨大的财政赤字,已经成为欧元贬值的强力推手,目前欧元对美元汇率跌幅超过10%。霍特(Hult)国际商学院教授尼科斯索拉柯迪斯(Nikos Tsorakidis)对《财经》记者说 ,“希腊的GDP只占欧元区的0.2%,经济重要性似乎不大。但对这个欧元区成员国,资本市场在等待一个说法。如果说法缺失或不被接受,同样债务压身的欧元区重要经济体西班牙、意大利怎么办?”

自从希腊债务问题在2009年年底被放置在聚光灯下以来,对希腊经济崩盘的担心,已经引发了市场连续数周对希腊股市及政府债券的抛售。

从债务危机到政治危机

全年融资530亿欧元应对资金缺口的重任,压在希腊政府肩头。1月25日,希腊政府发行了首批国债。这批五年期国债6.2%的利率比德国同期国债高出了381个基点;三天后与德国同期国债利差更扩大到462个基点。1月份希腊十年期国债利差创下自1999年欧元面世以来的最大值。希腊政府还必须在3月融资50亿欧元,4月和5月各融资200亿欧元,以便在上半年完成70%的融资计划。

尽管有评论指责一些大公司沽空希腊国债,但希腊国债遇到重挫的主要原因还是投资者对于希腊消灭赤字信心不足。

事实上,希腊政府消灭赤字的努力正遭到国内的重重阻力。

在2月11日欧盟特别峰会召开前一天,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表示,希腊将尽其所能在2010年年内,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降低4个百分点,至8.7%以内。此前希腊政府宣布,在未来一年内政府部门将停止招聘新公务员;关停并转一些政府机构;公务员工资将削减10%。为了在年底前增加收入,政府还将增加燃油税,推迟退休年龄,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现象。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出同时收到了掌声和抗议。

2月10日,数以千计的希腊公务员举行24小时,包括机场航站楼工作人员、海关人员、税务所公务员、公立医院医生、公立学校教师等,导致航空交通及公共医疗服务受到影响,全国铁路交通陷入瘫痪。

瑞典国际投资集团Proventus投资总监安德斯瑟林(Anders Thelin)对《财经》记者解释背后的原因说,过去希腊经济过热,在生产力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工资却大幅增长,期间货币贬值虽然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目前的实质减薪仍然让民众难以接受。

希腊政府财政政策的低透明度也引发了一场信任危机。

近日,希腊透过衍生工具隐瞒赤字的传闻甚嚣尘上。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希腊早于2008年之前,与15家券商银行安排掉期交易协议,其中部分券商给付希腊的款项,可能协助希腊隐瞒真实赤字规模。这些互换协议使希腊赤字规模达到标准,并在2001年顺利加入欧元区。

瑞银集团经济学家史蒂芬迪欧(Stephane Deo)从技术上分析了希腊政府的预算变化,认为在技术上难以令人信服。如果按其预算计划,2010年到2012年连续三年紧缩财政,意味着三年内结构性赤字要惊人地缩减9.5%,这本身难以实现;此外,希腊的经济增长率能否如预期表现也令人生疑。

欧盟纾困面临障碍

希腊政府对财政赤字的修正,关系到希腊的经济乃至政治稳定,而对欧元区以及欧盟则有更深远的影响。金融市场近期对希腊债券及欧元的反应,已经印证了史蒂芬迪欧的疑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显示,1月下旬对冲基金和其他大型期货投机组织看空欧元的头寸量较平时多出2倍多。这是自2008年10月以来欧元看跌情绪最严重的一次。

希腊的债务危机正在向欧元的危机转化。

欧元面临的困境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任何债务违约都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并扩散到其他领域,更何况欧元本身也比较疲软。史蒂芬迪欧由此说,底线是希腊绝不能违约。

若想不违约,就需要救助者。围绕着救助者的身份,媒体充斥着谣言与否定;市场上则充满了针对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看多或看空的投机。德国和法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最有能力施以援手;而且,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90%的外债(包括公司债和债),是由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其他欧洲国家银行持有的。

市场因此有理由猜测德国将牵头发起200多亿欧元的希腊援助计划。不过,德国财政部发言人马丁克莱恩鲍姆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表示,目前德国还没有制定援助希腊应对债务危机的特别计划。而法国经济部长拉加尔德2月21日在希腊报纸刊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们的整体意愿是希望在欧元区内部解决问题。”

针对希腊债务危机,欧盟已召开若干次会议,包括2月份连着的三个重要会议――2月11日的欧盟特别峰会、15日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和16日的欧盟财长会议。但没有出台解决方案的会议只能徒增人们的失望情绪。

对此,尼科斯索拉柯迪斯对《财经》记者分析说,希腊的危机显露了欧盟自身纠葛的种种问题。欧盟和欧洲央行没有一个应急机制来应对债务危机之类的紧急事件;欧元区也未准备好以应对投机的攻击。

史蒂芬迪欧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实质的援助形式在欧盟迟迟推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欧盟的结构安排缺陷及法理障碍。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称《马约》)推出时,被奉为欧盟经济货币一体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马约》明文规定,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机构,提供透支或者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禁止欧洲中央银行接受或者寻求其他机构的救助指示等。如果把希腊的案例与《马约》的规定一一对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月22日说,欧盟目前尚无为希腊提供资金支持的计划了。

“欧盟是一个货币联盟而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盟插手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与其他一些区域不同,欧盟没有联邦预算来补偿面临崩盘危险的一国政府。欧盟的援助因而只能是通过有限的结构基金的途径。”史蒂芬迪欧说。

结构基金是欧盟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包括欧洲区域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农业指导暨保障基金以及渔业指导财政工具四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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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期国际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在欧债，而26日召开的欧盟峰会草草收场，对三大议题仅就扩大EFSF一项达成协议，希腊债务减计与银行业资本重组议题将在11月财长会议上再做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否认欧洲债务危机将得以快速解决，并表示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将一直延续到2012年。德国的拖延战略暂时稳定了趋势，欧债危机可能得到解决的预期使大宗商品止跌上涨。但EFSF杠杆化等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可缓和欧债危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希腊等国的紧缩政策，正在加速企业的破产倒闭，使得债务危机变得更加严重、更加悲观，而不是相反。幸运的是，美国经济显露出率先复苏的征兆，最近季报的美国142家财富500强企业中，68%的企业盈利水平都超过了市场预期。

基本面分析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很难有形势一片大好、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技术分析的理念跟势交易就是这样来的，一定要等待局势明朗了再做决策。目前世势不明，冷眼旁观比较好。

从技术上看往往比较简单，重复笔者一贯的观点，这里的上涨首先当作反弹来看。操作的空间不大，具体方法如下图所示：

近期盘面观察的关键在于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一旦放量突破2440点一线，则根据翻箱理论上看第一目标位2589点至强沽压2610点一线。至于之后是继续做形态上突还是延续下跌趋势，目前还不得而知，技术分析是走一步看一步，计划着我的交易，交易着我的计划。当然这里大盘自然回撤几天然后再放量突破2440点则是正常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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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本质：谁来承担危机的成本

从美国视角来看，在经历了次级债危机较大的冲击后，在此次国际金融会议上率先提出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是应时之需。因为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债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已向市场注资7000多亿美元用来救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大冲击的大型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等。此次政府援助计划注资的广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援救了一些金融机构，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是用纳税人的公共资金救助私营金融机构的行为也招致诸多质疑和责难。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提出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也就合乎逻辑了，这既可以给社会公众和纳税人一个合理的交代，也可以对那些受过政府救助的大型金融机构起到“事后打板子”的警示功效。现实中，美国政府正在将一项“金融危机责任税”写入2011财政年度预算计划，以弥补纳税人为7000多亿美元政府援助金埋单而遭受的损失。计划征税的对象是2008年度接受过政府救助的且资产在50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金融机构，征税期限至少为10年。

从欧盟视角来看，响应美国提出的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的议案也是符合欧盟自身利益的。因为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债危机后，欧洲中央银行也参与了向金融系统注入巨额资金以缓解流动性危机。如2007年8月9日欧洲央行采取紧急行动，向欧元区金融系统提供948亿欧元(约合1300亿美元)的巨额低息贷款，12月18日欧洲央行再次向银行系统注资3486亿欧元(约合5000亿美元)的贷款，以缓解欧洲银行系统出现的流动性危机。2008年9月16日，欧洲央行决定向欧元区国家的商业银行注资700亿欧元；2009年9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又向欧元区内286家银行注资720.8亿欧元，以缓解银行机构的流动性问题。2010年5月初，为应对欧盟各国政府特别是希腊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宣布将购买欧洲政府债券和私营债券以确保那些出现问题的市场保持流动性，如欧盟启动了1100亿欧元希腊救助机制，但效果不明显。同时，美联储同意向欧洲央行提供美元贷款以换取欧元，允许欧洲央行向急需美元的欧洲商业银行提供美元贷款，以防止希腊债务危机扩散和缓解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的流动性压力。5月10日，欧盟决定设立一项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以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至此，欧盟面临着比美国更糟的境遇，即被迫用巨额的纳税人公共资金来援救私营金融机构。在此国际金融形势下，欧盟国家支持美国提出的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也就具有其内生的原罪。如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为救助银行业投入了数十亿英镑，开征银行税旨在收回“纳税人的钱”。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需要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税收体系，让那些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承担应负的责任，悉数偿还纳税人的钱。”事实上，即使美国不提出此项议案，欧盟国家也正在考虑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征金融交易税。因此，在对惹祸的金融机构实施“事后打板子”的态度上，欧盟成员国与美国的利益是相一致的。

相比之下，遭受美国次级债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冲击较小的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国，由于没有用纳税人的巨额公共资金来救助私营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就没有引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救助所带来的原罪。在这些国家金融机构没有发生原罪的情况下，政府就失去了“事后打板子”的对象。理性的选择是，那些没有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买单的国家，当然不会支持统一征收银行税。

如果把美国和欧盟陷入困境待救的银行机构比做坏孩子的话，美国和欧盟征收银行税就好比对坏孩子实施“事后打板子”。但是，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国的银行机构并没有陷入困境而需要政府施救，对这些好孩子银行机构又如何施以“事后打板子”呢?因此，美国提出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议案存在着事前设罪的问题，即事前认定所有的银行机构都有原罪，需要实施统一的“事后打板子”，而这一原罪设定恰恰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只能导致更多好孩子银行机构更糟的机会主义行为。谁来承担危机的成本，这一点恐怕就是赞成者和反对者争议的本质所在，我的看法是对坏孩子银行机构征收银行税是事后合理的惩罚行为，但是对好孩子银行机构是不应该统一征收银行税的。据此，各国银行机构的情况不同，各国应按照自己的原则选择降低金融风险的方式，而不是单一地追求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

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不可行

理论上，类似的托宾税方案已表明美国提议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实践中，来自于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国的明确反对也支持了这一点。

来自托宾税方案的启示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规模急剧膨胀，由此造成了汇率的剧烈波动。在此形势下，1972年托宾教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对现汇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外汇交易税，即托宾税设想，作为对国际投机“运转的轮子里撒沙子”手段，旨在抑制短期投机性的资本流动。

1974年托宾提出的税率为1％，1996年建议修改为更低的税率，在0.1％～0.25％之间。这样，若每次交易的托宾税为0A％，则外汇来回交易的托宾税为0.2％；若每个交易日都进行外汇交易，则一年交易成本税为48％。虽然托宾税的适度税率不会成为进行商品贸易或考虑外国长期投资的障碍，但是它的确妨碍了即期交易。而且，托宾税存在着两个很大的缺陷，即执行力问题和技术面难题。第一，托宾税存在政策执行力问题。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同时采纳托宾税，那么交易业务将会仅仅流向尚未征收托宾税的金融中心。这就需要各国协调一致，否则尚未征税的国家就会发展成为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

使得托宾税无果而终。而参照现有的国际政策合作障碍，执行这种税率需求的国际协议使其变得不可能。因此，托宾税的想法虽好，但行不通。实际上，托宾税区域的形成最终是政治意愿的体现，就像EMU的形成一样。第二，托宾税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难题。根据公平原则，托宾税应尽可地能对所有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一视同仁，但对投机者和非投机者都同等地课征有悖于托宾税宗旨。

比较来看，美国提出的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方案也存在着类似于托宾税方案的两大内在缺陷。第一，银行税存在着政策执行力问题。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同时采纳银行税，那么跨国银行交易业务将会仅仅流向尚未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和金融中心，使得后者发展成为新的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倒逼已经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和金融中心取消银行税。参照现有的国际金融合作障碍，执行这种税率需求的严格的国际金融协议使得短中期内变得不可行。第二，银行税同样存在着技术难题。根据公平原则，银行税应尽可能地对所有商业银行机构一视同仁，但是对好孩子银行机构和坏孩子银行机构都同等地征收银行税有悖于银行税宗旨，只能导致更多的好孩子银行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也是反对征收银行税的国家的立论所在。

来自反对者的证据澳大利亚财政部长认为，二十国集团有责任保证全球银行系统未来可以自力更生，但金融危机爆发时各国情况各不相同，澳大利亚金融系统并未爆发像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那样的问题，因此，澳大利亚有理由不准备征收银行税。印度财政部长普拉纳布・慕克吉表示，印度银行业很好地抵抗了金融危机，因而印度不赞成征收银行税。而且，加拿大和巴西也表示明确反对。如加拿大财政部长詹姆斯・弗莱厄蒂认为，不仅加拿大还有很多国家将加入反对行列。据此，没有各国的协调一致执行，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面临的政策执行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征收银行税对相关金融市场的可能影响

折射出美国和欧盟对加强金融市场风险监管的新理念，必将影响到巴塞尔新协议的资本监管标准。美国次级债危机和欧盟国家债务危机使全球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认识到严控金融市场杠杆放大的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根据谁惹的祸，谁承担危机成本的规则，那些参与过度金融创新的大型金融机构难辞其咎。更重要的是，这些涉案的大型金融机构，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盟的，都沦落为政府救助的俘虏，因而对这些大型金融机构实施“事后打板子”――开征银行税就在所难免。它至少反映出美国和欧盟国家加强对惹祸的银行机构的金融监管的新理念，这一设想势必会使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加强对资本流动性的监管。

对部分先行征收银行税的国家金融市场形成严峻的压力2010年6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无论国际社会合作与否，英国都将自行开征银行税。英国政府开征银行税的决定引起了市场各方强烈的反应。如汇丰银行和渣打集团等银行机构就对英国政府即将开征银行税表示十分不满，认为征收银行税是增加企业税，而以银行所持资产计算税收的模式过于复杂，且运作缺乏透明度。英国财政部官员麦纳斯认为，单方面对银行业征税将严重影响英国经济的复苏，而且还会削弱英国银行对国外银行的竞争力。如果在银行税的问题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英国如何能对在本土营业的国外银行征税呢?单方面开征银行税的结果将迫使在英国的国际金融机构退出，这将给英国金融市场造成严峻的压力，也将使英国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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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

1、引子

1999年欧元问世不仅对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而由于单一货币区内部经济趋异、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主体分治、公共财政支出的不可持续以及其他机制上的缺陷，导致欧元区国家债务大规模积累，为后来的欧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从2009年12月希腊危机开始到现在已是危机的第五个年头，尽管在此期间欧盟、欧元区各国从财力救助、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做出努力来应对危机，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机可以看出，债务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

2、欧债危机的演进过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远高于《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3%上限（事实达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欧债危机由此爆发

随着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市场恐慌而暴跌6%，创下15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国银行业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到1760亿美元，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债务再融资变得困难，同其他欧盟国家间债券收益价差和信用违约互换价格也逐渐加大，市场信心危机在欧洲范围内蔓延。

2010年4月27日，标准普尔把希腊信用评级从BBB+下调为BB+。而债务危机已不局限于希腊：2010年3 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为AA-；4月27日标准普尔把葡萄牙信用评级下调；次日，标准普尔又下调西班牙信用评级，把评级展望前景定为“负面”。6月7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路跌破1比1.19，创下自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评级降至A1。11月21日，爱尔兰继希腊之后向欧盟和IMF请求金融救助，这标志着债务危机开始向程度深化方向发展。同时，欧盟27个成员国中20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过3%的上限，包括欧元区第三、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欧洲国家都卷入危机。

2011年4月，尽管爱尔兰政府已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但穆迪还是把爱尔兰银行债务调低至垃圾级别。6月13日，标准普尔根据欧盟和IMF双边审计的结果，将希腊债务级别调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评级被标准普尔从A+下调至A，评级展望是“负面”。 11月24日，惠誉将葡萄牙评级由BBB-下调至BB+。2012年1月13日，标普调低了法国的长期信用评级，从最高评级的AAA下调至等级AA+。1月27日，惠誉下调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信用评级，评级前景均为“负面”。

2012年以后，欧洲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实行“购债计划”、 签署“财政契约”、出台“银行联盟”路线图、由被动应付危机转向反危机与促增长并重、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腊脱离欧盟的威胁等等①，但时间转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银行因大量持有希腊政府债券而遭受巨额亏损，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银行存款税，导致资金大规模撤离，随即标准普尔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评级下调为CCC级，促使债务危机爆发，从而引发国际市场对欧元的预期再度下跌。

3、欧债危机的内在成因

3.1、欧元区内部经济趋异

尽管单一货币区建立促进了区域内要素跨国流动、产业国际分工和转移，扩大了产品销售市场和投资空间，但是由于不同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以及国际分工，各成员国之间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存在相当的差异，必然呈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现所谓的“双速欧洲”现象。经济上的双速欧洲是指“欧盟或欧元区内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的活力、宏观经济形势、债务负担、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甚至劳动者的勤劳程度都有显著的差别，其结果是南欧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北欧国家”②

表2的数据表明从1999年单一货币区建立到2010年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和升级期间，欧元区成员国间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存在巨大着的差异：经济增长率方面，最高位卢森堡的4%，最低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为卢森堡7.9万美元，最低为葡萄牙1.7万美元；失业率方面，最高为西班牙12.4%，最低为荷兰3.8%；通货膨胀率方面，最高为希腊3.3%，最低为德国1.5%；财政收支方面，只有芬兰、卢森堡实现盈余，而表现最差的希腊则有6.9%的赤字；经常收支方面，卢森堡顺差达到9.6%，葡萄牙、希腊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等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竞争力明显优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

按照“内生性假定”理论，经济趋异的欧元区各成员国成立单一货币区域后，可以运用单一货币区所具有的自我强化功能加速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缩小并消除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使得经济趋同成为单一货币区的运行结果。但在欧元区实际运行过程中，表2呈现的巨大经济差异以及各成员国不经济周期不同、劳动要素价格扭曲、劳动生产率差异、生产要素流动困难、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欧洲央行统一制定并实施的欧元区货币政策很难对所有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产生有利影响。

新成员国加入使得原有的经济差异进一步加剧：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亚当年取代葡萄牙成为欧元区内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2008年加入的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员国的在欧元区内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欧元区内人均实际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从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欧债危机爆发当年的2009年的6.54，客观上促使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和经济趋异显著化。③

欧元区成员国间显著的“双速”现象，以及同时欧元区的机制未能使得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缓解，造成欧洲央行制定并实施的单一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发挥功能，缺乏货币政策手段的欧元区弱国只能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工具调节国内宏观经济，从而助长了债务危机在这些国家发生。

3.2、欧元区内部在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

3.2.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搭配

按照经济理论，只有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的产出和物价目标时，两大经济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证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欧元区是由众多国家构成的单一的货币区域，区域内成员国将其货币发行权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权让渡给了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欧洲央行具备超国家货币的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的制定权和实施权，但在实施政策工具的过程中缺乏财政政策工具与之相匹配；各成员国保留的财政政策工具成为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缺乏货币政策与之相匹配。

欧洲央行主要职能包括发行单一货币、制定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管理单一货币区利率和货币储备。欧洲央行观点认为，“一个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追求过多的政策目标将会增加货币政策的风险负担，最终导致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④确立了以物价稳定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目标，以维护欧元区货币与物价的稳定。欧元区作为单一货币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国家一样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内容，但不同目标的往往难以同时兼顾，甚至在特定内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现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和替代性，坚持货币与物价稳定政策目标的欧洲央行与以追求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为目标的欧元区成员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冲突和妨碍。

同时，作为两个政策工具的政策主体的欧洲央行和成员国政府在运用既有经济政策工具以实现自身宏观政策目标的过程当中，都同样面临着政策工具不足与工具组合缺乏的风险。可见财政与货币两大经济政策的政策主体相分离成为欧洲债务积累和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机发生后欧元区内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为削弱。

3.2.2、单一货币政策与区内各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矛盾

由于欧洲17个国家构成的欧元区内部呈现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货币区共同经济政策方向受大国主导的迹象显著。区域内内的主要大国，特别是作为区域内经济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实体的德国、法国，对于欧洲央行制定及实施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意志能够施加比区域内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导致欧元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对主要大国的意愿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倾斜。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小国，就成为欧洲央行政策制定实施的次要考虑对象，欧元区总体推行的货币政策同这些小国经济运行状态和轨迹的不匹配，甚至相背离，从而对小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中央银行执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欧元区经济的现状越来越向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这主要体现于各成员国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金融市场的不对称，以及工资形成过程的区别。”⑤欧元区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当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欧元区经济弱国不可能像一般国家那样根据国家经济波动采取货币政策进行灵活性、针对性与有效性的经济调节，因此希、葡等区域内小型经济体为对冲欧元区单一货币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了对国内财政政策工具的依赖，而缺乏与之相匹配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与支持，这种依赖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竞争性财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欧元区成员国的负债型财政支出

3.3.1、单一货币体系导致财政机会主义

欧元区成立使得各成员国丧失货币发行权及货币政策工具，只能依赖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实施调控。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财政收入支持，而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为税收和发行政府债券，但增加税收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投资能力，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增税也容易招致社会成员不满。因此欧元区成员国对通过发行债券维持财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欧元区综合经济指标使得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信誉和风险方面远优于已退出流通领域的个成员国的货币，与此同时欧元信誉也成为区域内各成员国的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员国都能够“搭便车”，从欧元的信誉中获益，损害欧元信誉的成本则可以转嫁给整个欧元区。另一方面，因为欧元区的成立使得各成员国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促进了资金流动。以上两个方面导致各国国债市场的利率下降，借贷成本减少的各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选择财政机会主义的倾向性得以加剧，进而产生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动机，造成巨额的财政赤字与债务，大大突破《稳定与增长公约》关于的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水平分别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与6%的财政纪律，并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3.3.2、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

二战后欧洲国家开始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设，尽管促进了欧洲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稳定，但也导致某些欧洲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长、政府债台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稳定运行，作为区域内经济强国的德国、法国就可以凭借较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以维巨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但相对于国家竞争力较弱的希腊等国在加入欧元区以后，为取悦民众的政府强行将社会福利推高至与欧元区强国的水平，没有经济增长支撑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负债运作模式蜕变。尽管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明白以借债维持的高福利迟早会对国家信用和社会经济产生严重后果，但国内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而社会高福利制度是实现民选政府选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数据表明欧元区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在2002年—2011年间总体呈上升走势。作为欧债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和西班牙在这段时期内社会福利开支分别提高了39和36个百分点，而经过施罗德改革的德国下降了27个百分点；欧盟和欧元区在危机爆发的2009年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分别达到最高点169%和179%，随后略有下降，但未低过16%和17%的水平。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的社会福利开支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长，原因就在于习惯享受高福利的国内民众对削减福利开支的大规模抗议，以及成员国政府官员为取得选票支持而兑现提高福利待遇的选举承诺。

在面临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储备资产规模因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日益缩小使得财政赤字与债务积累超过现有融资及清偿能力的困境时，欧元区政府为了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信用与进行债务违约便成为最优策略，债务危机在这种推动下内生形成。

4、欧元区的治理困境

4.1、欧元区财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欧元区成员国在内部经济趋异削弱单一货币政策效果、单一或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不匹配、财政机会主义及代议制政府模式导致财政过度开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被助长，因而严格各国的财政纪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以限制赤字与债务规模就成为欧元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从代议制政府模式来看，财政纪律很难得以实施。

在欧元区弱国的经济竞争力远远不如欧元区强国的情况下，欧元区弱国维持与欧元区强国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资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扩大赤字和大量举债，反之，降低欧元区弱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的方式就是削减高福利和工资标准。但这一方式意味着欧元区弱国必须接受经济低增长、较低的福利和工资，既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执政党派的国内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腊爆发10万人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政府紧缩财政计划。⑥

即便欧元区债务发生国为获得财政救助而不得不严格自身财政纪律、推行紧缩计划，这种在财政支出方面的约束也只能是短期行为，一旦欧元区对债务发生国实施救助，过度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单，很可能产生扩大支出的道德风险，限制财政开支的约束立即会转为软约束，刺激危机后区域内各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弱、依赖扩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意愿。

4.2、欧元区“最后贷款人”的困境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际，欧元区并没有一个能够在“危机时刻尽到的融通责任、满足经济区域内对高能货币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货币存量的收缩”的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欧洲央行无法在债务危机到来时充当成员国的最后贷款人：一是欧元区单一货币与分散财政的经济体制构架，缺乏紧密有效的经济政府与财政联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联邦银行建立的欧洲央行具有极强的独立性，以保持物价稳定、防止通货膨胀为的宏观货币政策目标，不能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扰下将危机发生国的债务赤字货币化，而且《马约》中的“不救助条款”也限制欧洲央行向出现问题的成员国提供直接贷款，除非欧元经济危机危及欧元的稳定及存亡时才能对区域内经济状况实施直接干预；三是欧元区经济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机后政治经济影响力显著增加的德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选择倾向性强烈反对欧洲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⑦。

欧洲央行作为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在危机到来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作为：在债券市场进行操作、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银行到欧洲央行贷款抵押的门槛、恢复同美元互换及二度联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欧元区提供美元流动性等等，尽管以上措施对危机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依然不能满足债务危机后欧元区内的流动性匮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欧洲央行召开的货币政策月度决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维持在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⑧；2011年12月初欧洲央行决定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分两次向欧洲银行业注资，增加欧洲金融机构的流动性。⑨

欧洲央行若迫于危机形势而充当最后贷款人，采取给发生债务危机发生国注入欧元清偿力以缓解危机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发生债务危机国不仅能从过去的‘搭便车’中获得好处（征收国际铸币税），还能继续‘免费乘车’。对债务危机的救助将使区内信誉良好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被征收铸币税），这些国家由此而改变财政政策”⑩，加剧欧元区各国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决这个困境仍在于建立财政联盟与经济政府。

4.3、欧元区内部危机应对机制的困境

为规避欧元区成员国在国内经济运行出现问题时产生道德风险，《马约》明文禁止欧洲央行或成员国中央银行直接向发生经济问题的成员国中央政府、联盟机构贷款以及购买债券的行为，同时其第125款规定：“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必须独立地对其所发行的债务承担责任，严格禁止欧盟或者任何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分担某个欧元区成员国所发行的债务”不过以上“不救助”内容未有效抑制成员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债务危机爆发后限制了危机发生国的及时及时获得救助资金的条件。

尽管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为应对危机的救助机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欧元区17国共同创立，并在2011年扩大了规模、将上限提高到1万亿欧元，“但受资金筹措和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基金在援助发生债务危机的成员国方面仍然行动迟缓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紧密高效的财政联盟导致欧元区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之间不存在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单一货币区域建立使德国制造业产利用一体化的市场条件创造了巨额的贸易和财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为欧元区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在货币一体化中获得收益最多；经济竞争力、产业结构相对薄弱的希腊、葡萄牙等国在欧元区市场内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承担了货币一体化较多的风险及成本。由于没有国家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度来平衡这种收益与风险、成本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在债务危机爆发后成员国之间就财政救助问题引发矛盾和冲突，加大了危机救助的难度。

5、结论

从欧元区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尽管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的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危机的根源仍在于欧元区自身存在的各种缺陷，但在治理这些缺陷的时候却又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紧密有效的财政联盟以改变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分离的现状，促进单一货币政策和单一汇率政策对欧元区各国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机重灾国争取国内民众支持以促使现有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等等，以上内容不无受到欧元区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利益团体等内外因素联动的制约，因而加大了债务危机解决的难度，致使直到目前为止危机仍然在持续发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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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CEMAC 对外债务 内生因素 外生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036-06

研 究 背 景

中非货币经济共同体(CEMAC)是非洲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布)、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六个国家。二战前区域内各国都是法国殖民地，使用同一种官方语言――法语；二战以后，法属中非改名为法语非洲经济合作组织。自1963年非洲独立运动之后，中非各国开始摆脱与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种联系，并于1964年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札维签署《中非关税与经济联盟》，CEMAC正式成立。同时，法属殖民地法郎(CFA)在原有的殖民地框架内产生，并且在1994年以前一直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制。中非国家银行于1972年建立，作为中央银行来维系联盟内松散的货币关系，通过发行货币和外汇储备管理等制度安排来维系固定汇率制度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上的稳定。[1]因此，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CEMAC各国的外债规模以及支付情况就绝对量而言，表现出较为缓和的局面。同期，实际GDP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6.35%)，其他宏观经济指标都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但是，自80年代开始，CEMAC的许多国家都遭遇了宏观经济上的金融危机，其整体表现为GDP增长缓慢(自1986―1993年GDP年均下降3.9%～4%，八年内整个地区GDP下降幅度达30%左右)、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贸易赤字、不断产生的财政预算赤字、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内部储蓄率持续偏低，结果到1993年中非国家银行事实上已经破产，CFA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并且给整个中非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正如80年代的拉美地区一样，债务危机是诱发整个中非地区宏观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从1985―1994年短短九年时间里CEMAC的对外债务增长了三倍左右，从48.81亿美元剧增到175.6亿美元。同期，债务与出口的比率从108%上升到142%，债务与GDP的比率从38%上升到了84%，完全超过了经济可以承受的极限。

文 献 回 顾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负债一般说来既不会给当代人带来负担，也不会给下代人带来负担。因为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的框架内，宏观经济危机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通过发行国债刺激投资需求，并进而产生乘数和加速数效应，最终带动经济复苏。面对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最初产生的预算赤字的填补自然不成问题。但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至少存在三个前提条件：①经济主体不存在理性预期，因此政府支出不会导致私人投资的挤出；②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运行；③公共政策行为不存在运行成本。这三个条件在CEMAC都无法得到满足。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一直坚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的信念。根据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研究，公共负债只是将现在的债务转移到未来的税收，并且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巴罗(1974，1987)研究了一个由信贷所支撑的财政预算赤字政策的效应，其结论为：这样的信贷支撑对宏观经济运行没有什么影响，并且融资方也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牺牲品，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完全能理性预期到贷款税收的上升。因此在考虑财产代际转移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将构建一个与国债等值的储蓄额，这一发现也被称之为李嘉图-巴罗等价理论。所以，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公共负债的支出仅是对私人投资的替代，需求管理政策完全无效。

既然公共负债对经济刺激产生的作用甚微，那么国家通过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就必定存在相当的成本。其中，Dittus(1989)研究了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还本付息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指出在发行债券和偿还债务之间存在巨大的债务成本关系。这一点在Krugman(1988)、Sachs(1989)[6]、Froot(1989)和Calvo(1989)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他们的研究表明不断累积的债务及其利息的支付就是对未来的税收，事实上通过溢出效应抑止了投资，不仅降低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同时削弱了政府的可信度。在Claessens(1990)和Warner(1992)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外债支付是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另外，债务增长、利息支付与出口额之间的比率对国家私人资本的形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最近对非洲地区债务问题展开研究的是Burnside和Dollar(1997)，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负债来刺激经济增长只能存在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之下，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调整计划，那么将资源转入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将可能导致极高的运行成本。[3]另外，Svendsson(1999)在对外负债与非洲国家采用有效改革政策的时间上存在的不一致性问题，运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建立了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模型支持了上述观点。他的模型表明，虽然许多政治、经济变量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但是由于在非洲国家内部不存在债券的二级市场，因此非洲国家的国际贷款完全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他认为非洲国家严重的外债问题就像是很高的边际税率一样，大大的抑止了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益处。

因 素 分 析

CEMAC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债务危机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债务人国家、债权人国家或者是商业银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同时运用的政策手段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且为之付出的调整成本也将由所有的人承担。下面，我们对导致CEMAC债务危机的各种因素划分为内生的因素和外生的因素两大类分别进行阐述。

1.内生因素

(1)腐败因素。在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原因给予中非各国或其腐败领导者大量贷款。当然，为了获得这些贷款，这些领导者出卖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对债务的审慎管理和国际金融资源的有效使用是国家政府首脑的责任所在，但是事实证明中非各国外债处置失当，腐败盛行、权利滥用不仅浪费了所借外债，而且使得经济上的清偿能力不断下降。正是这种政治上的腐败与国外经济利益的联系诱发了CEMAC的外债风险。

(2)人口剧增。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自60年代开始CEMAC却经历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悖论。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1965―1993年，教育适龄人口受学校教育的比例从41%上升到69%，健康和营养指标也在同步上升。但是，同期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收入却从734美元下降到483美元。[7]对此的解释是在实际GDP一直停滞不前的同时，人口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表1描述了1963―1998年CEMAC各国人口增长率的情况，同期区域内的总人口翻了一番。人口剧增导致了中非各国不断借入外债以支付不断增长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因此，整个中非都深深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之中，根本无法从贫穷―多生―负债―贫穷的恶性循环中寻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

(3)不适当的发展模式。为了夺回在经济和社会基础上失去的时间，CEMAC各国制定了规模庞大的赶超计划，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教育、医疗、能源和环境等方面，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的投资。这些项目要么经济需求并不强烈，要么尚未具备管理能力，因此这些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很低。同时，不断上升的利率和不断累积的利息佣金已经阻碍了贷款的进一步获得，并且淘空了中非各国的外汇储备。因此，CEMAC各国发展模式中的投资项目收益率偏低、在基础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缺乏权衡、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制度的缺乏、模糊不清的发展目标和规划、不完善的会计审计制度是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8]

(4)资本外逃。在债务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外逃。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借款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CEMAC各国却将自己国家急需的资源用于装备军队、去欧洲购买私人财产和奢侈品，这样直接导致了大量资本的外逃。因此，寄希望于外债产生的乘数作用根本无从谈起。

2.外生因素

(1)自然因素。干燥、洪水、蝗虫和其他自然灾害多次影响乍得、喀麦隆北部以及中非共和国的部分地区，致使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样不仅降低了食品、谷物和初级的出口，缩减了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昂贵的进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赤字。

(2)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石油价格迅速上升，这是中非国家出现收支平衡赤字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燃料、原油成本的上升，当时没有发现石油的中非各国不得不以它们所获得贷款的2～3倍的资金去维持1970年以前的发展水平。比如说乍得、中非、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全部外汇实际上都拿去支付石油美元了，因此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开始猛烈攀升。

(3)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外债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条件的恶化。中非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是根据联合国进口制成品价格指标来进行调节的。由于受到工业化国家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仅1981一年的时间这些价格就跌落了20%～30%，成为二战以来的最低点。贸易条件的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出口减少导致经常账户的严重不平衡，国外收益开始实质性的减少。

(4)法属殖民地的债务合约。为了输出金融资本和扩大产品市场，法国同意向其原殖民地提供短期和中期的信贷，或定向为“CEMAC发展”的融资提供担保。这些金融资本垄断了中非各国的贸易、运输、种植、森林开发等等，试图将原法属非洲带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但是，中非各国的人民却无法拥有对原料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自决能力。因此，财政开支的乘数效应和金融资本的进入只能让这些新的经济殖民主义者获利。

经 验 分 析

根据K.O.Ojo(1989)对非洲30个国家的经验研究得出：非洲国家自1976―1984年间债务与GDP之比(DGDP)、出口(X)、进口与GDP之比(MGDP)以及GDP增长速度(TCGDP)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5]，即：

DGDPt=β0+β1Xt+β2MGDPt+β3TCGDPt+μt (1)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将对此模型进行一些修正。CEMAC外债的恶化程度将近似的表示为债务与GDP的比例(DGDP)，解释变量为债务清偿与出口的比率(DSEX)、进口与GDP的比率(MGDP)、GDP的增长速度(TCGDP)，另外再加上人口变量，以人口增长率(POP)表示。模型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CEMAC各国政策、经济和金融的现实情况，DSEX的经济含义为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MGDP表明与经济收入的创造能力相比的进口比率；GDP增长率决定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进步。另外，考虑到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回归方程以对数形式表示，这样也有助于说明解释变量与债务之间的弹性关系。但是，由于中非各国GDP的增长率在较多年份中为负，因此TCGDP例外。最后，我们得到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DGDPit=β0+β1lnDSEXit+β2lnMGDPit+β3TCGDPit+β4lnPOPit+μit (2)

注：(1)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2)***表示1%水平上显著，**表示5%水平上显著，*表示10%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World Bank.Global Finance Development.Washington，2002；World Bank.World Debt Tables.Washington，2002，1

模型(2)中下标t表示年份，i表示国家下标。本文使用的年度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为覆盖了1980―2001年期间CEMAC所属六个国家的一个Panel Data，总计132个观测值。Panel Data的回归方法根据对非观测效应的假定不同，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与此同时，将国家虚拟变量(Dummy Viable)引入模型中，将Panel Data作为混同数据(Pooled Data)回归的结果当作基准回归(Benchmark Regression)。另外，考虑到因变量一阶自回归的情况，将前一期的DGDP引入当期的回归模型当中，采用了Arellano-Bond Dynamic Panel-Data 估计模型，同时这一模型的引入主要是对CEMAC债务的累积效应进行分析。表2分类报告了这四种模型的回归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CEMAC公共外债危机可以由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得到很好的解释，当然，对各解释变量的说明与CEMAC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首先，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特别是前面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即DGDP与DSEX和PO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与TC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DGDP与DSEX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CEMAC的债务清偿数量越多，外贸出口越少，那么与GDP相比的外债数量将急遽上升。也就说，增加债务清偿数量、减少外贸出口将缩减现金流量，导致CEMAC只得通过债务累积的方式维持其国际收支的平衡。对此的政策含义是减少债务清偿的数量、特别是降低外债存量的利息支付以及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减轻中非各国外债危机的首要方法。DGDP与POP之间显著的正相关性则说明人口增长是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又一重要因素。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降低了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水平，同时由于新生幼儿越来越多、劳动年龄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迫使政府从私人部门抽调资金增加对教育、健康和培训的投资，从而迫使政府通过举债维持其公共支出。而DGDP与TCGDP之间的负相关性则与1980―2001年期间CEMAC债务不断增长，GDP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在1/3的年度中为负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其次，在第四个回归模型中，滞后一期的DGDP与当期的DGDP之间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说明CEMAC各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强烈的累积倾向。最后，虽然前面三个回归模型与第四个回归模型在确定变量MGDP前的回归系数的符号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但是其t值都是不显著的。从理论上看进口恶化了贸易的平衡，国民收入由于外贸的乘数效应而减少，这样将导致外债的借入以便融资。但是，进口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在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行政扭曲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冲突程度等因素。因此我们认为进口在CEMAC的债务危机中是不相关的因素。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导致CEMAC外债危机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并试图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来缓解目前中非各国的债务危机。同时为发展中国家规避和解决债务危机提供相应的启示。通过计量分析可以得出：GDP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增加以及债务清偿的减少对降低公共外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人口增长却加重了中非各国的外债负担，马尔萨斯陷阱的幽灵仍然盘旋在中非各国的头顶；而债务的累积效应是导致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进口对债务危机并没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缓慢、过度的债务以及公共政策系统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已经成了CEMAC的主要问题，多年的债务累积成为了CEMAC未来发展的桎梏。因此，我们对CEMAC债务危机之后二十年中所犯种种错误的反思以及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外债风险的启示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当前发生的贷款必须认真地进行分析，特别是从未来的角度和对当前国家预算的影响着手。如果当前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确定的，没有强劲的需求且没有产生相应的预算来源，那么轻率的举债就非常令人费解。同时，在对付流动性债务危机问题方面，CEMAC各国并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往往通过借入新债的方式暂时度过流动性危机，其结果却导致了债务总量的不断累积。因此，在对付外债的存量和流动性问题上，审慎原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其首要前提。

其次，依靠外债刺激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以及加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事实上，宏观经济管理环境、产业政策以及商业的、财政的和区域的政策都会影响经济活动环境的稳定性，对此的经济改革将会提高债务投资的利用效率。同时，出口额的增长是发展中各国必然面对的问题，为了加强外债的偿还能力，并且应对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条件，出口需要一个动态性的增长而不能局限于仅有几个产品的出口，这样才能规避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再次，CEMAC债务危机已经充分说明债务管理效率的重要性。处理外债问题的关键是创造其外债流动性的条件以及从国际融资中获得持久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能力，不能带来生产性投资的巨额借款将给借贷双方留下灾难性的隐患。因此，加强制度的约束和管理的完善对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克服债务问题的基本制度限制。

最后，人口因素是影响公共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过程的一个永恒因素。为了有效缓解中非各国的外债危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是当务之急。总而言之，CEMAC公共债务危机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管理等等各种因素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发展过程。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集中强调建立一个适合缓解债务清偿、增加融资的渠道和方式、降低出口的不稳定性、控制人口数量以及完善经济金融制度的行动和策略框架是发展中国家降低债务风险、获得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途径。

注释：

[1]值得注意的是：中非国家银行拥有法国财政部的账户，并且在法国和CEMAC所签署的货币合作条款下运作，以帮助中非国家银行维持其固定的币值；同时，CEMAC通过该账户实现外部融资的支持来维持收支平衡所带来的赤字。另外，自70年代中期开始，中非国家银行的政策目标开始从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保障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转移。这些制度安排为CEMAC各国80年代的外债危机埋下了伏笔。

[2]African Development Bank.Statistics chosen on African countries.Volume XVIII，CEMAC，2001

[3]Burnside，C.Capital Utiliza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NBER working paper，1997，No.5125

[4]Krugman.Financing orgiving has debt overhang：Some analytical notes.Newspap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1989，Vol.29 Washington

[5]K.O.Ojo.Determinants de l'endettement exterieur des PPTE：cas de la Cote d'Ivoire.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1989

[6]Sachs，J.Will the Banks Block Debt Relief? New York Times，March 1989

篇9

回顾2月22日的各种消息,市场对希腊债务忧虑的理解没有新意,普遍为顺应市场运行趋势的墙头之风。目前对欧元区债务过于悲观的看法可能不可取。笔者一直认为,这个题材催生的市场表现具有很大的投机目的。有一个现象投资者不得不思考,欧盟对于希腊债务忧虑尽管保持密切关注,但并未积极拿出解决方案,甚至可以说是“静观其变”。而希腊在债务忧虑的风口浪尖上,也并不急于向欧盟求助。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美国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以及雷曼四处求助的情形大相径庭。这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实质性的不同。但投机力量却在尽可能通过舆论造势,让投资人加大对于欧元区金融忧虑的过度恐慌,以达到掩护整个投机过程彻底实施的目的。

针对欧元区部分政府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元贬值与美元升值,笔者从基金的运作手法来看,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投机行为,也从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的观点中得到印证。范龙佩说,希腊正处在破产的边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预算赤字不断上升,大有可能将这两个国家毁掉,而欧元也遭到了疯狂的投机性攻击。一旦欧盟点头答应援助希腊,以后就没法摇头了。要是为希腊提供援助,投机者瞄准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意大利,还会有多久?笔者之见,这种对欧元区债务忧虑的形式可能会继续存在,但未必还存在多少可以利用的投机价值。

IMF宣布将通过市场分批出售不到192吨的黄金(约6万手)。尽管2月17日出台该消息时,金价曾有明显回落,但从金价回落的时间点来看,该消息面应该不是形成金价回荡的主要因素。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主力在利用该消息面,在清淡的交易时段进行“画线”洗盘。此前,声称黄金存在最后泡沫的国际金融大亨索罗斯,就在2009年第4季度黄金表现强劲的阶段,在黄金ETF上的投资增加了1倍以上。

还有一条线索投资者需要关注,那就是中东地缘政治可能再度抬头。针对伊朗铀浓缩问题,欧美对伊朗实施武力制裁的可能正逐渐增大。有国际观察家认为,不排除年内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或者授权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美国提供对以色列的背后支持。如果这种可能确实正进一步加大,将有可能成为支撑黄金与原油的最重要线索。

篇10

[关键词]欧债危机；出口贸易；福建；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6.12；F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3-0064-07

一、研究背景

2009年12月，惠誉（Fitch Ratings）、标普（Standard & Poor）和穆迪（Moody）先后下调希腊评级，从而引爆希腊债务危机。此后债务危机愈]愈烈，并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2010年3月，惠誉将葡萄牙的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随后标普、穆迪跟进下调。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塞浦路斯、匈牙利等其他欧盟国家先后被三大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并升级扩散。2011年9月，标普将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评级下调至A，并维持“负面”展望。意大利成为继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和希腊后，第6个在2011年被下调评级的欧元区国家。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二大债务，其1.9万亿欧元公共债务比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四国债务总和还大，这加剧了欧债危机形势。总体而言，希腊的债务危机推倒了欧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无一幸免。

2012年欧盟经济领头羊之一的法国也失去3A评级，被视作欧债危机有效解决机制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也从AAA下调至AA+。标普、惠誉又先后下调欧元区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等国家的信用等级，其中希腊竟为CC级。此时欧洲实体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2012年1季度，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环比上升88.2%，这是欧盟统计局自从2011年3季度首次以季度为单位政府债务数据以来欧元区国家债务水平首次环比上升。其中希腊的债务水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2.4%；意大利也达到了123.3%。受债务危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欧洲经济衰退的预期加强，同时威胁着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3.8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商品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出口欧盟市场商品额已超3 340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16%。欧盟市场是中国外贸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市场。显然，不断恶化并蔓延的欧债危机已对全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身处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国亦受冲击。因此，把握欧债危机的现状、特点、发展方向以及作用机理，探究欧债危机对我国外贸经济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等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问题的提出

欧债危机爆发后不断蔓延、扩散与升级，已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欧债危机对我国外贸经济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其影响的传导机制、作用方式以及影响程度则存在不同观点。张晓晶和李成（2010）认为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直接、有限和可控的不利影响[1]；林毅夫（2010）[2]、马宇（2010）[3]、漆鑫和庞业军（2011）[4]等认为欧债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有明显的影响，但冲击程度小于2009 年金融危机。余永定（2010）[5]鉴于欧、日、美都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且都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区域，因此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必然影响中国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2010）[6]将欧债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路径归纳成两点：其一是消费需求，即认为危机中欧洲国家实行的紧缩政策会抑制消费并影响中国出口；其二是汇率机制，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必然削弱“中国制造”的市场竞争力。郑宝银和林发勤（2010）[7]认为欧洲债务危机通过降低国民收入、欧元大贬值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套利机制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产生巨大影响。赵秀娟（2011）[8]通过分析欧洲债务危机发生、]进和扩散过程，从贸易规模、收汇风险、贸易摩擦等视角量化了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从政府和出口企业视角提出建议。李京阳（2012）[9]、张明（2012）[10]从国际汇率体系及国际套利机制对欧债危机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李敏晖（2010）[11]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欧债危机对上海的区域经济影响，通过分析欧洲债务危机的起因、发展及影响范围等因素，认为其地域影响主要在欧洲，对世界经济全局影响有限；同时肯定其对上海的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存在短期影响。

欧债危机对中国外贸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必然非平衡地作用于不同区域。因此，国内各区域经济受影响程度、范围、时期和机制也必然不同。目前，现有文献对欧债危机与国内区域外贸关系研究不多，对其传导机制、影响程度和方式的定量较少。福建是传统外贸大省之一，其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外贸额较大比重。欧盟是福建省2011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因此，欧债危机的蔓延必然冲击福建的出口贸易。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本文通过贸易平衡思想构造一个以出口规模、汇率以及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福建进出口贸易模型框架，并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定量分析欧债危机对福建外贸经济的影响方式、程度以及结果，并提出相应建议。

三、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影响

欧债危机对福建外贸经济的直接影响可分离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其一是出口商品的规模影响；其二是出口商品的品类影响。

（一）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市场规模影响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福建出口贸易已造成严重冲击。2009年福建出口贸易开始出现负增长。2009年12月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带来新一轮冲击。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1月和2月福建出口分别为54.66亿美元和44.55亿美元，环比下降4.25%和18.5%。随着欧债危机进一步升级与扩散，福建出口增长持续放缓。2011年福建出口928.43亿美元，同比增长29.86%，增幅低于上年4.23个百分点；2012年福建出口978.4亿美元，同比增长5.4%，增幅低于上年近25个百分点。2010年以来福建出口同比增长呈下降趋势，福建出口规模与欧债危机的发酵升级具有一定相关性。图1给出2008 年1 月至2012年的福建出口的月度数据。

欧盟目前是福建第一大出口市场。因此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具有显著影响。2009年，福建对欧盟出口下降9.15%，2011年、2012年继续下滑，2012年福建对欧盟出口总额172亿美元，同比下降8.4%（见表1）。从欧盟主要国家来看，2012年福建对德国出口同比下降13.4%；对荷兰出口同比下降13.6%；对意大利出口同比下降17.5%；对法国出口同比下降12.9%。从出口市场比重来看，2009～2011年欧盟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2009年的21.26%下降到2011年17.75%。

欧债危机一方面紧缩了欧盟国家居民消费，使得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欧元贬值，福建对欧盟出口的商品更加昂贵。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数据显示，自2009年12月8日至2012年1月16日，人民币兑欧元已升值21.04%。其中，2009年12月8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下调希腊债务评级，次日人民币兑欧元便升值0.97%。并且，欧债危机波及到世界其他经济体，导致这些国家对福建的进口需求下降，形成对福建出口贸易的间接冲击。图2反应了随着欧债危机升级与扩散，福建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同步下降。

（二）欧债危机对福建主要出口商品品类影响

欧债危机直接和间接影响福建出口规模同时，也对福建出口商品的品类组成有较大影响。根据表2的数据分析，目前福建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受欧债危机影响较大。2010年福建机电产品出口回升，全年出口293.96亿美元，增长32.8%；但随着欧债危机的升级与扩散，福建机电产品增长放缓，2011年全省机电产品出口341.83亿美元，增长16.3%，相比2010年增幅下降16.5个百分点；2012年福建机电产品出口354.03亿美元，同比增长3.7%，增幅比2011年同期下降近1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亦不容乐观：2009年福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04.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9%；2010年虽有所回升，但随着欧债危机的升级与扩散，2011年全年出口137.35亿美元，仅增长4.3%，增幅比2010年大幅下降21.5个百分点；2012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40.11亿美元，同比增幅下降2个百分点。此外，2012年福建纺织服装、箱包和船舶业都出现负增长。2012年纺织服装出口13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2%，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30个百分点。在福建出口其他主要产品中，却有部分商品获得比平时更好的市场需求。比如家具用品、体育用品和数据处理设备等方面的需求。这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出口商品种类构成，另一方面也间接促进了福建产业结构调整和要素分配效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福建产业基础与外贸结构的一次梳理和调整，是福建进行内部效率提升和产业升级的契机。

对比危机爆发前后福建出口贸易的总量数据、品类数据及出口国家分布数据，可确定欧债危机的爆发、升级和扩散对福建省出口贸易已产生重要影响。福建对希腊、爱尔兰等陷入债务危机国家的出口贸易受到较大规模直接冲击，但由于在福建出口贸易比重不大，因此整体冲击有限；但重点国家和地区已呈现收缩趋势，因此有必要做好出口结构的调整和安排。从数据反映的情况分析，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机制与当前我国总体出口贸易的影响方式类似，即三个传递途径：其一是消费需求。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信心下降，进口需求必然减少。同时伴随紧缩财政等措施，进一步抑制欧洲消费市场，消费需求减弱直接冲击福建出口规模；其二是汇率机制。欧元根基不稳，人民币因而被动升值，必然削弱 “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进而影响出口贸易规模；三是国际套利机制的动态平衡作用。欧债危机导致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萎靡，商品市场因而收缩，使福建大批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或由于生产需要囤积大批原材料的出口企业遭受损失。

四、模型与实证分析

如前所述，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影响主要通过3个途径：消费、汇率及套利机制。因此，沿用新古典经济学思路，本文将以消费、汇率及套利机制为考量基础构建一个包含出口规模、汇率及其他市场因素为核心的福建进出口贸易模型框架，选取相关指标并定量分析欧债危机对福建外贸经济影响的程度和结果。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国外消费需求对福建商品出口的规模的时期和方式可以分为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模型将分别采用福建出口总额、福建对欧盟出口总额、福建对美国出口总额、福建对日本出口总额以及福建对东盟出口总额测度消费需求调整对福建出口规模变化；另外，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选取利率变量对汇率机制及套利机制进行度量和分析；而对波动因素、随机因素及其他若干微小变量影响，将通过选取欧债危机变量进行概括，以保证模型建构的逻辑完整性。

根据理论框架、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特点，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lnEXi，t=β0+β1lnEXi，t-1+β2lnERt+β3lnGDPt+

β4Crisis+εt （1）

其中，lnEXi，t表示第t期福建出口市场规模；lnEXi，t-1表示福建出口规模和出口市场滞后一期项；lnERt表示第t期汇率变量；lnGDPt表示第t期欧盟GDP指标；Crisis表示欧债危机的虚拟变量；εt表示第t期随机扰动项。模型中因变量福建出口市场规模变量（lnEXi，t）通过福建对全球出口（lnEX）、福建对欧盟出口（lnEXeu）、福建对美国出口（lnEXus）、福建对日本出口（lnEXja）和福建对东盟出口（lnEXas）5个指标进行反映；考虑到出口变动的自相关因素，模型引入因变量滞后项（lnEXi，t-1）；实际汇率不仅考虑了一国对各样本国双边名义汇率的相对变动，也剔除了通货膨胀对货币本身价值变动的影响，综合反映了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相对购买力，本文采用欧盟实际汇率变量（lnER）进行度量；同时，本研究采用OECD国家统计资料中的欧盟GDP月度指标衡量欧盟国民收入变化；此外，我们设定时间虚拟变量（Crisis）对比欧债危机前后的影响，2009年12月之前为“0”，之后则选“1”。

（二）数据来源与基本特征

样本数据来源于福州海关及OECD统计资料，其中欧盟汇率资料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时间段为2005.01～2012.12，累计96期数据。鉴于各时间序列变量数据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采用X12季节调整方法预处理数据。此外，为消除异方差影响还对变量进行对数化。本文数据处理软件选择STATA12，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样本数据经过对数化和季节性调整之后，具有较好的正态性，标准差与均值之间的相对关系体现出时间序列的波动性。从样本数量考察，在失去7个以上的自由度后，样本仍保有80多期数据，信息具有一定连续性和完整性。因此，样本具有较高的信息特征。

（三）计量分析

为保证回归的有效性，首选对序列数据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我们采用ADF检验及PP检验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包含常数项、漂流项以及滞后阶数等内容的稳健性检验。可以看出，欧盟实际汇率lnER的ADF值及PP值在10%的显著水平接受原假设，但经过一阶差分后拒绝原假设而平稳。lnGDP、lnEX、lnEXeu、lnEXus、lnEXja和lnEXas的ADF及PP检验一阶差分后基本拒绝原假设。因此，可认为这些序列都是I（1）过程，详见表4。

并非所有I（1）过程之间都存在稳定的动态关系，因此必须进行协整检验，以确认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关系的存在性与稳定性。检验数据见表5。

由检验结果可知，时间序列间存在如下协整关系：

lnEXt= 0.6918lnEXt-1+0.6212lnEXeu+

0.5106lnEXus+0.2432lnEXja+0.1322lnEXas-

0.2273lnERt+1.7038lnGDPt+Ut

t值（23.6442**） （25.5112***） （61.3231***） （18.6355**） （13.7125*） （43.6132**） （27.3004**）

R2=0.9224 F=2.2668 DW=1.9561

由于lnEX的很大部分是由lnEXeu、lnEXus、lnEXja和lnEXas所构成，故无需对其进行母本和子本的因果关系检验。而福建的出口贸易与汇率变化以及欧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是本文关注的一个焦点，因此对此展开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检验的两组序列是同阶单整，因此我们将一阶差分的lnEX、lnER和lnGDP序列进行两两检验，结果如表6。

从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看，欧债危机主要通过收入与汇率渠道冲击福建出口贸易。套利机制的作用可分解为两部分，其一是期货市场的实物商品，可归类为远期消费项目；其二为国际利率差套利，这反应在汇率指标变量lnER。模型中出口滞后一期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福建出口具有正持续性，即福建出口及对四大出口市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出口具有较强增长惯性。其中，汇率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欧盟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会对福建出口（对欧盟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而且显著为负的汇率估计系数，也必然将对美国、日本和东盟等市场产生影响，其不同货币汇率间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此外，欧盟经济发展指标lnGDP显著为正，说明欧盟的经济发展对福建出口贸易具有很重要的影响。而福建出口（对欧盟出口、对美国出口等）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现有统计数据反映出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影响不如想象严重。此现象可能是由于欧债危机发酵时间持续较长，影响具有滞后性，因而时间虚拟变量不能完全代替债务危机本身影响；另外危机爆发后主要通过汇率及收入渠道对福建出口产生影响，也具有乘数收缩作用。

五、结论与对策

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的影响非常显著。着[于欧债危机对福建出口贸易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影响范围等相关问题，本文通过模型和数据分析这一经济现象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欧债危机的升级、扩散对福建出口贸易的冲击，体现在出口规模和出口商品品类两个维度。数据显示福建出口规模与欧债危机的扩散具有同步性，且欧债危机不仅直接冲击福建对欧盟出口规模，也间接冲击福建对美国及日本出口；从出口商品种类维度分析，欧债危机减缓福建主要出口产品增幅，同时调整了出口商品结构。欧债危机影响福建出口贸易主要通过3个渠道：消费、汇率以及套利机制。欧债危机直接导致欧洲国家财政政策的紧缩和国民消费收缩，这直接体现在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其次是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无疑，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削弱了“中国制造”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第三是套利机制。期货市场套利和利率市场套利共同作用，通过对市场缺口和空间的把握套利，客观调节国际市场商品和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实证结果完全支持这些观点与结论。

计量分析结果认为福建出口规模仍具有增长惯性，但增速进入下降通道。因此，及时调整福建出口战略，制定针对性贸易政策，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同时寻找新的对外贸易增长点，能够有效缓解目前福建出口贸易的不利局面，从而重新获得市场主动权。根据前文分析，我们认为以下调整措施值得重视：

其一：稳定外需，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欧债危机直接导致欧洲市场对福建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时间接导致福建出口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规模。消费需求收缩是必须面对的难题。首先，认真落实国家和地方支持外贸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要帮助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改善贸易环境显的尤为重要。其次，保持外贸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继续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制度建设。三是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正确处理扩大内需与拓展外需、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的关系，形成内需外需双向并举、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

其次，提高质量，升华品牌，化解汇率压力。人民币升值已成定势，欧债危机一方面使“中国制造”的低价时代面临困境，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中国对出口贸易调整改革的契机。当前福建出口商品种类的调整即是证据。因此，调整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企业生产方式，培育企业竞争优势，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才能消化汇率压力。因此，第一需推进市场多元化，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拓展中东、拉美、非洲、俄罗斯等新兴市场，降低欧元汇率风险；第二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注重出口贸易“质”与 “量”，尤其要扩大自主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第三是鼓励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拓全球中小客户群，缩短贸易链，建立自主营销渠道，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以时间、成本和效率等途径将汇率风险转嫁为短期甚至即期风险。

再次，积极进行金融改革，缓解套利风险。套利机制是国际贸易的剂，但是过度套利则伤害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对国际贸易中的套利机制进行一定的约束。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市场，为出口企业提供避险工具和避险市场，积极引导出口企业采用跨境人民币结算或外汇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规避风险；积极鼓励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转嫁进口商的信用风险；以及在出口结算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较为安全的收汇方式（如货到付款等），避免使用赊销、托收等风险较大的收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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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Advic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on Export Trade in Fujian

Zhong Wuya1，Xie Qio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08060，China；

2. Fuji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rade，Fuzhou 35000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