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 自耕农经济

产生 原始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 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 到1956年，随着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 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 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 商品经济 机械化生产 租佃经济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 海禁

不

同

点 时间 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 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 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 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 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 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 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 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 有利 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 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 积极 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 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 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 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 积极 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 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

A.防止 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 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 （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

A.缓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 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 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篇2

关键词：社会转型;市场经济;道德规范;道德失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生成和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或道德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之中，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道德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计划经济时代提倡的“大公无私”等道德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规范的缺失，使得部分人的道德观走向了极端，礼仪缺失、不讲诚信、损公肥私的情况屡屡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沉渣泛起。因此，能否构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成为了制约我国社会成功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问题的产生

社会转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进化，它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质变状态，是社会结构剧烈的、整体的和根本的变化。我国的社会转型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过渡又首先表现为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转变过程。但是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是无法全面把握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的，实质上，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初模式是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高度集中的决策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任何人对命令无条件地服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基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发挥过相当巨大的作用，它有效地集中和动员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现了社会分配的高度平等，保证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发展。

从计划经济这种通过各种指令控制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特征来看，它比自然经济有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经济的狭隘性、保守性和小农意识。但是这种过分强调外部约束的体制框架又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创造性主体—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这种约束是在极少物质激励的条件下进行的，进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社会中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结果是助长了惰性，依赖性，中庸主义，平均主义。活力丧失了，效率必然是低下的。特别是当经济的发展水平提高经济规模变大，利益主体增多，利益目标多元化时，单纯的精神激励已无法超越人们内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必然产生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抵制效率的行为。经济越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动力不足，结构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的弊病，就越发明显，以致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久而久之，经济发展必然陷于停滞。

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更为理想和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要求每一个主体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而不是较强的依附性，并且承认每个主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每个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将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趋于更为理性的选择，并在追求这种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极大地增进社会的福利，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亚当斯密所推崇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此，引人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成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这样，我国就面临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功转型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动力，我国的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礼仪缺失、不讲诚信等道德失范现象也成为了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道德规范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道德关系的概括和反映。道德规范从一部分习俗规范演化而来，以信念、习惯和内心情感等内在因素为基础，以善与恶、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等观念作为评价尺度，在舆论和教育等强制力下发挥作用。人们遵行道德规范往往基于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表现出是自觉行为。而所谓道德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要弄清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基于对由社会转型引起的强烈社会变化对置身其中的实践主体—人的主观世界及价值观的冲击的分析。

篇3

关于农村经纪人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的理解大同小异。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制定的《经纪人管理办法》中规定，农村经纪人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等经纪业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本文中的农村经纪人仅针对其中的自然人而论。

关于风险，美国学者海恩斯（Haynes）于1895年最早提出其概念：“风险一词在经济学中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并无任何技术上的内容，它意味着损害的可能性。”简言之，就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据此，本文中的风险是指为农村经纪人在从事经纪活动过程中发生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关于视阈，是指视野或者眼界；本文的农村经济人研究，就是在风险相关理论架构下，对农村经纪人面临的风险的类型、成因以及防范策略进行全面分析、探究。

2农村经纪人经纪风险类型

经纪风险是指农村经纪人在从事业务经营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各种隐性和显性风险。发现、识别风险是风险防范的基础，也是重要步骤；只有通过对农村经纪人的经纪活动过程中潜在和易见风险的判断、分析、归类整理，才能更好的拟定方案加以控制。具体来说，经纪风险包括以下几类：

2.1素质风险

素质风险是指由于自身的素质不足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农村经纪人来自农村，一般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其文化水平总体不高。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级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也就是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接近九成。文化水平不高也使得农村经纪人缺乏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各类竞争素质，经营活动大多只局限于本乡本地区，缺乏储运物流等专业知识，盲目经营居多；不具备做大做强的品牌意识，更不懂得品牌溢价的含义；这些都会给农村经纪人带来意料不到的经济损失。农村经纪人自身素质的缺乏，不仅一定程度的制约了正常经纪业务的顺利开展；也影响其对各种潜在风险的识别。从风险的源头看，素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不利于农村经纪人队伍的持续发展壮大。

2.2操作流程风险

大部分规范的操作流程都是最佳实践的总结，是经纪业绩持续改善之本，按流程做事能有效的规避风险。农村经纪人的经营活动也必须遵循市场营销的一般流程；即市场调研，目标客户选择，营销实施和回款。内容主要包括：农产品销售网络构建、经销模式组合；预测农产品的数量、种类以及需求结构、供应者；目标客户基本情况的调查：经营地址、为人方式、经济实力、联系方式等；与客户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维系良好感情关系；最终进行销售谈判，签订供销合同并合作实施；及时收回货款，避免赊欠。以上流程内容非常庞杂，极易操作失当，也会带来诸多风险；比如，投资偏差，物品积压，资金回收困难等。由于农村经纪人从农村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中孕育壮大，缺乏市场经济洗礼；因而多数缺乏的市场意识，不懂市场信息的筛选，缺乏组织协作，再加上本身素质的局限，都易导致在经营操作流程环节上的执行偏差及执行折扣，带来巨额经济损失的风险。

2.3信誉风险

目前，农村经纪人已经大量涌现，而政府政策的滞后性导致农村经纪人监管措施的缺位，政策的暂时真空加剧了农村经纪人经营活动的失控状态。与失控的经营活动相伴随的是信誉的损失风险，以下三个方面会带来信誉风险：

2.3.1合同失范

在农村经纪人和客户关系上，农村经纪人自身不注重信誉建设，缺乏法律知识，在经纪活动中，不签订供销合同，仅靠“君子协定”；或者虽有合同但用词和条款极不规范，为日后的权益争议埋下“定时炸弹”。失范的合同行为不仅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也给客户造成了不合法经营、不守信誉的印象，长此以往必然自断客户，走入经营的死胡同。

2.3.2强势垄断

农户和农村经纪人经济地位的不对等，客观上造成了农户的弱势地位，农村经纪人的强势地位。有的农村经纪人为了眼前利益，趁机传播虚假信息、垄断市场、压级压价，坑农、损农、害农渐渐演变成为常态，势必降低农户对农村经纪人的信任度和合作程度，阻碍农村经纪业务的良性发展和循环。

2.3.3资金断链

农村经纪人经营资金的缺乏会客观上造成其信誉流失的加剧。农村经纪人来自农民，自有资金先天不足，银行的“嫌贫爱富”造成其借贷无门；或者虽有借贷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再有经营不善、盘子过大、资金周转不灵等推波助澜，会迫使农村经纪人拖欠钱款、开白条、说空话，甚至恶意拖欠行为的产生，这不仅打击了农户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最终损害的是农村经纪人的形象和信誉。

2.4信息风险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快速、准确、可靠地掌握市场供求及变化趋势，发掘信息的时间价值是农村经纪人应对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农村经纪人所经营的农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蔬菜水果等易腐烂变质的初级产品。而目前农村信息网络建设滞后，农村经纪人无法及时的获取市场信息；产供销行情不明，极易造成产品品种落后、供销脱节、经营效益低下等问题。因而信息缺失就意味着经济损失风险。市场信息是农村经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条件，对经纪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只有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才能经得起市场风险考验。提高信息效益是对抗信息风险的必由路径。

2.5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具有不可抗性。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决定了农产品在产供销环节上各自分担相应的风险，农户承担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灾害风险，而农村经纪人承担销售过程中的自然灾害风险。自然风险主要来自于收售和储运过程中，遭遇各种等级的暴雨、大雪、洪水、地震、台风等。以重庆奉节脐橙为例，2007年虽然喜获大丰收，但受雪灾冰冻天气的影响，不仅大量的脐橙冻坏在田间枝头，而且农村经纪人收购到手的脐橙，也因为冰雪封路，要么大量积压、变质腐烂；要么被堵路上，冰冻丢弃；要么虽然到达市场，却因顾客大雪阻隔，购买不便，无人问津，最后只能亏本甩卖。雪灾不仅严重的打击了奉节脐橙的品牌经济，而且伤害殃及了脐橙经纪人，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因此，遭受自然灾害后，如何化解风险，保护广大农户及农村经纪人的利益，保护脆弱的农村经济不受自然风险毁灭性打击，建立对抗自然灾害风险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农村经纪人风险形成因素分析

分析风险的成因，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风险源，进而有的放矢地解决农村经纪人经纪中的深层次矛盾。传统的多因素理论将风险的发生看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农村经纪人所面临的风险具有一果多因性，不同类型的风险来源于多种因素的合力。我们可以用之来分析农村经纪人风险形成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类：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自然因素。这三类因素中，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能够有效的加以控制和解决，因而是农村经纪人风险主要成因，是以下分类阐释的重点。而自然因素是指影响农村经纪人经营活动的气候、地质、地形等条件，控制改变空间有限，不需多加阐释。

3.1个人因素分析

个人因素是指由于农村经纪人经纪活动受自我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形成的风险原因。

单从农村经纪人自身的角度来看，农村经纪人风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农村的贫困。这种状况造成了广大农民没有条件和机会接受基础教育，农村经纪人大多来自农村，由农民转变而来，二者地位和处境相似。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1978年是2.5亿，到2007年依然有2148万人，虽然我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解决了2亿多人的农村人口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2.3%。但是贫困人口基数大，脱贫时间长导致农民无暇顾及教育问题，即使是倾全家之力来投资教育，目的也只是为了摆脱农村和农民的身份，即非农业化；这少部分有文化水平的人也不可能转变为农村经纪人。因此，贫困使农村经纪人自身素质发育从幼苗开始就缺乏必要的养分，这也是农村经纪人风险来源的经济根源。

3.2组织因素分析

组织因素主要是指由于国家政策及制度失当等带来的风险因素。组织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国家农村教育投入持续不足和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育的迟滞。

3.2.1农村教育投入持续不足的积弱历史

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长期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农村经纪人各方面能力素质的积弱状况。1986年我国的《义务教育法》确定了“分级办学”的原则，逐步形成了“县学县办、乡学乡办、村学村办”的教育投资体制。这一体制的恶果就是，穷农村办穷教育，越办越穷，不办更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高达78%，县财政负担只约为9%，省地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了2%。国家教育督导组在2006年了《国家教育督导报告》，全国尚有113县（区）的小学，142县（区）的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零。国家农村教育的低投入和农村无力投入的现实，带来的是农村教育社会效益的低产出，累积效应使农民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农村经纪人也不得不面临“知识贫困”和“物质贫困”的双重困境。农村基础教育积弱的蝴蝶效应，波及农村经纪人，使其要面对各种经纪风险的考量。

3.2.2农村市场经济发育的迟滞现实

社会体制转型期市场经济的二元化特征，是农村经纪人无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深层体制原因。经纪人这一新兴行业原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要求，农村经纪人也不例外，我国农业相对于工业的落后状态，是长期生产力低下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的，因而在农业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土壤上，生长不出市场经济的树苗——农村经纪人。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开放、流通、自由、诚信等意识形态，而农村的自然经济形态客观上却造就的是封闭、保守、自足的农业耕种者，在这样的人群中间自然磨练不出具有完全市场头脑的农村经纪人，所以，农村经纪人不懂市场操作流程，不注重信誉构建，不关注市场信息变化。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迟滞可以说是农村经纪人面对市场风险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具有动一张而牵动全局的效应；所以，农村经纪人管理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必然是，注重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和我国市场经济总体架构的全面衔接、兼容和同步发展。

险防范的路径

分析找寻风险防范的路径，使农村经纪人的经纪活动以较小的成本或代价获得安全保障，有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风险的有效防范的路径是各种手段综合运用的体现，和风险类型无法一一对应，下面分别阐释：

4.1加大国家资金帮扶力度

农村经纪人发展的长远大计，离不开国家资金支持。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着眼未来，继续加大对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以使教育水平能有质上的飞跃。加强国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保证义务教育的各项经费真正用到实处。这是农村经纪人培育接班人长效保障；第二，关注眼前，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村经纪人发展的财政支撑，比如，兴办培训班，兴建农村市场基础设施，兴建农村信息化网络等。

4.2加强农村经纪人风险意识

农村经纪人风险意识强化是风险控制的基础环节，只有绷紧风险这根弦才能为发现风险提供可能，风险意识的树立是防范风险的必然要求。农村经纪人中存在着重经营、轻风险的思想，抑或不知风险为何物，麻痹大意、估计不足，这些观念必须去除，否则遗害无穷；只有清醒的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才能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时时注意、处处小心、事事留意。防患于未然的成本远远小于已然的风险本身。

4.3加强农村经纪人培训工作

风险防范和化解的主体是农村经纪人，因而风险的化解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村经纪人素质的提高。素质提高的便捷途经是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4.3.1基本文化素质的培训

百尺高台起于垒土，基本文化素质是农村经纪人一切经营活动正确开展的前提，现实的农村经纪人的文化水平，严重影响了他们对日新月异的知识的认知理解能力，基本文化素质培训就是要开发农村经纪人的智力资源，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等基本学习能力，使之能够自力更生、自主学习，形成智力资本，有效对抗风险。

4.3.2从业专业技能培训

专业技能是农村经纪人从事某一经营领域的保障知识，专业技能的完善是操作流程风险和素质风险化解的一部分。针对农村经纪人各自的经营领域可以展开分类、分批、分层次培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市场及网络营销知识，信息获取、传递及利用知识，果蔬保鲜储运等物流知识，合同法等经济法律知识等。恰当的从业技能培训能够有效地唤起农村经纪人在经营过程中觉察潜在危机的能力，甚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中，节约风险机会成本，经济效益可观。

4.4加强组织化程度，开展专业化协作，建立专业协会

这实际上是一种集和风险单位来减少风险事故的方法，通过农村经纪人之间的联营、合作、组织化等手段能将风险单位集中于组织内部，提高损失预测的准确性，在内部分散风险，协会成员之间的互助能节省风险预测及控制的成本。组织的存在，能够为成员提供各种保障及支持，比如，担保、信息共享、规范竞争合作、资金融通等。

4.5加强农业政策性保险福利惠及

所谓农业政策性保险，是指在国家政策的直接扶持下，对种植业、养殖业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其福利惠及就是农村政策性保险不仅要发挥保护农业的作用，也应该延伸至相关重要的产业利益链，即农村经纪人。这是因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发展具有天然的弱质性，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因此，农业保险应由国家作为保险主体提供符合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准公共产品。农村经纪人作为连接市场和农户的纽带，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其发展壮大同农业发展好坏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农业政策性保险理应覆盖到农村经纪人，以应对自然及市场带来的双重风险，从利益链上保护农业增产增收。

4.6加强农村市场环境的建设

农村市场环境是指农业推进市场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和保障体系两方面的构建。农村市场环境建设是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能够有力的带动农村经纪人经营行为的真正市场化，全面和规范的市场经济行为接轨。

4.6.1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各种批发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专业市场、农资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多功能的商品市场体系。规范的交易市场平台，能够规范农产品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大大减少交易过程成本和交易风险。在遭遇自然风险时也能及时的就地销售，减少风险。

4.6.2保障体系建设

主要包括：第一，法制法规建设。如农村经纪人职业资格认定制度、执法检查监督制度等，并且要加强制度之间的衔接，提高制度的相容性和科学性；第二，信誉评估制度。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离不开信誉机制的建设，也是规避信誉风险的必然途径，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经纪人个人信誉信息批露制度、信誉调查和资信评估制度，构建良好的农村市场信誉环境，促使农村经纪人看重信誉品牌建设，提高不讲信誉的机会成本和舆论成本；第三，加大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对农村经纪人的扶持力度，解决农村经纪人资金不足带来的发展瓶颈和连带风险。现有农村小额信贷数额较小，对农村经纪人的帮扶力度有限。因此，在加强农村经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适当的提高信贷额度，建立健全小额信贷国家担保机制，成立小额信贷风险联合体或者农村经纪人专业协会信贷共同担保机制，有助于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同时解决了农村经纪人的燃眉之急，实现了农村闲置资本的良性循环和合理增值。

4.7加快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农村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是应对信息风险的有效途径。现代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为平台建设提供了完备的信息条件，要充分利用各种专业网站信息，突破信息不灵的制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经纪人自身也要提高信息捕捉能力，密切注视市场信息变化，重视信息反馈，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和农产品价格走势，调整营销策略，改变销售目的地；同时，以市场信息为导向，指导农户及时的更新种植品种，确保产销的链接顺畅。

4.8建立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及时通报制度

现代气象科学的发展已经大大地提高了灾害预报的准确性、及时性，我国各级政府也要加快建立完善的国家灾害预警机制，未雨绸缪远远好于临渴掘井；同时，我们仍然可以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灾害信息网络，鼓励农村经纪人协会建立预警信息及时通报制度，防止有灾害信息却无法有效及时得以告知和利用情况的发生，可以通过网络、广播、移动电话等多种途径及时的提醒农村经纪人注意灾害将要来临的信息，以便于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5结语

总之，农村经纪人风险防范过程具有未来不确定性、长期性、复杂性，是一个需要及时发现、识别错误，并且加以纠正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而农村经纪人要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时时留意风险，培养风险防范习惯，使之成为日常经营活动的常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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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奉节脐橙遭遇雪灾,尚有5万吨未卖出[N/OL].(2008-2-27)[2008-6-23]./food/2008-02/27/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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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减少2.28亿[N/OL].（2007-5-26）[2008-6-23]./photo/200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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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金芳.农村教育投入差距在哪里[J].价格与市场，2007，（2）.

[5]卓志.风险管理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6]杨景欣.提高农村经纪人素质[J]，促进城乡商品流通[J].商场现代化，2007，（3）.

[7]安玉发.当前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面临的几个问题[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5，（9）.

篇4

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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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子·五辅篇

[3]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管子·国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书·说民篇

[7]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盐铁论·复古

[9]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管子·国蓄篇

[11]管子·山权数篇

[12]管子·轻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数篇

[14]管子·山国轨篇

[15]旧唐书·刘晏传

[16]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国蓄篇

[20]管子·轻重乙篇

[21]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盐铁论·禁耕

[23]盐铁论·复古

[24]汉书·食货志

[25]王临川集卷八二

[26]盐铁论·复古

[27]盐铁论·刺权

[28]盐铁论·错币

篇5

（一）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域经济的含义

区域经济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的总称。

历史上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区划的细分，是区域经济产生的根源。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区划的细分，使原本没有禁锢的经济活动被设置了人为的限制，限制了经济活动的区域。经济活动首先受到国家疆土的限制，跨国经济活动还受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关系的影响。而国内经济活动则主要受到行政区划、行政权力和利益划分、资源分布以及市场条件等限制，这种区域限制到了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阶段，并对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封建社会形成了诸侯经济，经济活动被严格地限定在狭小的行政区域内，经济活动内在的资源配置关系、商品交换关系、技术交流关系等一切联系都被行政区域割裂开来。显然，这种人为决定的管理区范围内的经济，不应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而是一种行政区域经济，即地方经济。

（二）行政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是历史形成的以行政区域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活动。地区行政行为对区域经济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往往左右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速度和总体发展水平。区域经济是依赖行政区域内的资源和市场的经济。由于受到地方经济政策、法规的约束，区域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和市场往往受到严格的行政保护，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和市场开放程度都因地方本位利益而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从而使得区域经济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谋求相对合理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是局部资源垄断和地区性市场垄断经济，也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区域经济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由于受区域内自身经济、技术、人才资源实力的局限，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

（三）经济学意义上的行政区域

行政区域经济的本质决定了经济规律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难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经济效益不高，缺乏经济活力和持续发展的后劲。于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利用不同区域资源和市场，具有一定吸引辐射范围的经济学概念上的更具活力的区域经济，成为各种经济主体日益强烈的要求，并最终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地理特征、资源体系、市场体系之间的某种联系，把以某一地理特征、某一资源链或某一市场链为内容的自然经济区域或区域性市场定义为区域经济。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是经济活动内在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区域经济摆脱行政经济的尝试，是争取经济自由的一种呼声和努力。

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国以经济区域板块为特色的经济格局正加速形成。在众多经济圈中，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进入2005年以后，长三角、珠三角的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投入、高能耗、低技术、低效率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三角以制造业基地的区域特征而崛起，且低端制造业占较大比例，其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成本的土地和劳动力；珠三角以外向型高新技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的加工型产业为主导，经济的内生性不强，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在严控土地、紧缩银根、资源约束日益凸显的宏观调控中，在国内外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减缓。

（二）三大区域经济圈的运行机制分析

中央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的特区政策所给予的鼎力支持。无论是珠三角的深圳、珠海，长三角的浦东开发区，还是天津的滨海新区，无不享受着中央的特殊经济政策，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中央政策的关怀。可以说，三大经济圈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设计、规划和扶植的特殊经济区域体系。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三大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三大经济区域发展的历程也证明：其崛起受益于中央政府给予的特殊经济政策；而其经济出现向下拐点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也是其特殊政策效力的递减。

世界工厂转移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上述经济区域优厚的对外经济政策、廉价的土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所形成的低廉成本以及庞大的商品市场，成为世界工厂或车间搬迁的主要目的地。因此，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承接了发达国家产业价值链的大量中低端项目，从而奠定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基础。可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经济是在外资集中投入下以外资为纽带而形成的经济区域体系。

固有的工业、贸易基础。三大区域经济圈都有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相对发达的工业、技术、人才、资金和国际贸易基础。而且，因存在经济关联关系而易形成经济上的联姻。因此，三大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有着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相当的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文化传统，加上传统的协作关系，不容易形成依赖式跛足经济，容易形成均衡利益并保持区域经济合作的稳定。

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在三大区域经济圈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型城市或城市群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质的工商业资产、最雄厚的金融资产、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才、最有价值的商品市场、最发达的基础设施……引进的外资与技术设施又集中在这些大型城市或城市群中。这使得大城市或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超过其它地区。

区域经济运行机制模型及完善策略

（一）区域经济均衡利益机制模型

区域经济不管在哪个层面上运行，其本质都是一种逐利的经济行为。经济主体都要在得到利益的前提下付出代价，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可以带来双赢的均衡利益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这种利益可能是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但经济利益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基本的诱因，因而是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内核。

发展区域经济意在打破行政区划所造成的经济割据，而经济割据的解除还要靠行政体系内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动地方发展区域经济的能动性，这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主要的非经济保障机制，包括政府政策的融合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可持续的资本投入等。

确立区域经济运行的载体来加固和拓展区域经济的发展领域，是区域经济运行的又一机制性要素。区域经济是地区间资源与市场的整合与融合，这种整合与融合需要一个按照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产业或产业群。这些跨区域的产业或产业群，用资金、设备、产品、利润把两个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条剪不断的区域经济纽带，区域经济才会真正形成并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如何根据地区间的资源和均衡利益，设计、建立一条能够实现区域经济运行目标的产业链或产业群，是区域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关键支点。这种政府引导下的以均衡利益为基础的产业化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可以用图1来表示。

（二）完善区域经济运行机制的策略

1.建立区域经济均衡利益发掘和评估系统。科学发掘地区间共同的、可实现的利益，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环节。为此，建立区域经济均衡利益发掘和评估系统是重要的一件工作，该系统的建立可以是地区间共同设立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是由若干学术机构组成的网络化研究体系。

2.建立政府促进体系。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政策等)、完善区域经济法制环境、建立协调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等。制定动态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运行最关键的机制要素之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合作圈中有一大缺陷，是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滞后，造成区域经济中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引进中低端技术设备、资源消耗过大、经济效益萎缩、区域经济圈的发展可持续性差。因此，根据不同区域资源、市场、社会发展特点，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引导区域经济、消除区域经济法规政策障碍、减少区域经济盲目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消除体制也是政府促进体系的关系环节。中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又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部的失落从客观条件上看难以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宏观战略政策的倾斜不够。这说明现行体制不利于在区域经济中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主体，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具有活力的新型经济管理体制，消除计划经济阴影，是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

3.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基金，提供强大资金支持。目前区域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区都缺资金，都想从对方得到资金。因此，解决区域经济运行的资金问题是保障区域经济运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除了寻求政府支持，科学利用外资是区域经济运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4.调动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区域经济的主体不是政府组织，而应该是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企业。市场经济中，没有企业参与的区域经济，就很难保持持久、活跃的发展动力。在区域经济运行中，科学引导企业资本流动，调动和保护产业资本参与区域经济运行的积极性，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策略之一。

篇6

关键词： 武术；村落武术；村落体育文化；文化变迁

当前中国的中心文化都是现代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1]。但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2]。就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3]。武术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草根文化”形态，而当前对我国武术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镇”；另一方面，对武术的研究则以宏观性的研究为主，扎实的、微观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极有必要采用一种“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态，将武术研究的视角置于“村落”这一社区生态空间之内。

为了从理论与实证的双向维度对我国村落武术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式，通过对一个自然村落武术活动 “地方性知识”的考察来分析村落武术的变迁。其实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曾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家努力进行并取得有世界影响的一项工作[4]。先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指出：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单位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5]

1 操作性定义

1.1 村落

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6]。在我国，村落可以分为2种，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而确定的乡（镇）下边一级的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区域[7]。由于行政村与自然村常常是重叠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鲍屯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

1.2 村落武术

村落武术是以村落民众为主要参加对象，在村落环境下传承、发展的武术活动。

1.3 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主要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功能（意义）与结构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8]。

2 村落武术的变迁及启示

2.1 社会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系统，它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等方面。而所谓的社会变迁，便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变[9]。我国的民间武术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文化体，对村落武术而言，社会的变迁是导致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当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 [8]22在贵州安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发展和变迁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贵州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鲍屯便座落于此，历史上安顺地区的屯堡村落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时期的屯军活动影响最为明显。在贵州安顺周边，包括普定、平坝、镇宁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着数以百计这样的村落，这些村落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命名，隐含着这些被称之为“屯堡人”的由来。清朝道光年间《安平胰志》记载：“屯堡即：明洪武时，军之住所”。《安顺府志·风俗志》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屯军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鲍屯就是这样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军、民户后裔，屯军习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明清军事文化的遗存，其村落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武术印记。特定的军屯历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鲍屯村落民众在实际的生活中，除了应对频繁的战事活动之外，还要应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敌意，正因为如此，鲍屯自古习武成风，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军裔嗣”崇尚武术，在安顺鲍屯考察发现，时至今日，鲍屯村落民众对传统武术、军傩等活动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认同，一种渴望保留传统文化的心态，至今依然成为村落民众强大的内聚力，并顽强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明以后，随着起伏动荡的社会变迁，清朝屯田制的废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术活动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当大明王朝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军事战略而遗留的屯堡村寨的军事武术活动也逐步衰退，甚至丧失。在鲍屯，发轫于军事战争母体的村落武术活动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逐步渗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中，如庙会中的武术表演、地戏中的武术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变成为村落民间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鲍屯的村落武术是作为当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主体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军事征战”“保家护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庙会等武术活动则成为村落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村落武术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变迁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目前，鲍屯的村落民众依然还在传上传习下来的独特拳术，因其传承区域仅局限于鲍姓村落而称之为“鲍家武术”或“鲍家拳”，但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这偏于一地的“鲍家武术”也陷入“无人问津”和“自生自灭”的窘状并逐步失传，偌大的村落里武术的传习者已寥寥无几，仅有鲍姓第二十代孙鲍灵佑与其徒弟鲍安洪、鲍灵斌还在苦苦维系，武术的传播空间也仅存于村落活动中的庙会表演中，曾经的繁荣和盛况已难以再现，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记忆中，但是通过查阅当地县志、族谱，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屯村落的武术活动的个性特征却依稀可见。考察发现，鲍屯村落传习的武术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自身特征，具体表现为：1）兵器和套路多，内容丰富。鲍屯村落传习“鲍家武术”的整个武术系统使用的兵器多达数十种，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钝鞭、虎头钩、拐、捎子、炮锤、手棍、绳镖、绝鞭、短棍、鞭杆棍、青龙刀、蛇皮鞭；2）武术技术动作的战斗性、对抗性较强，具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武术套路多以对练为主。鲍家武术的套路和动作，较多以实战要求进行编排和设计，演练的过程仿佛置身于战斗训练和演习中，通过斗智、斗勇、斗技、斗谋等对抗性活动来展示武术套路，具有较为显著的军旅特色。演练的套路有三禁枪、三会苗子、二会苗子、双刀破苗子、五虎刀、杀四门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夺大刀、虎头钩、和平拐、捎子、六棍、连锤、单枪、青龙刀、四平剑、梅花九节棍、炮锤拳、手棍绝鞭、流星锤、花枪、短棍、鞭杆棍、蛇皮鞭数十个套路；3）与军傩地戏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家武术经常与军傩（傩戏的一种）结合在一起，用来歌颂和表现战争中英雄人物高超的军事武艺。在独具特色的安顺地戏中，以武术的器械作为其道具，以武术的套路、动作作为其表现形式。在鲍屯，武术与地戏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与村落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在鲍屯，规模较大的民俗活动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戏和“迎汪公”。庙会的举办为鲍屯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独特的武术文化传承空间，并一度成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传承与发展的直接社会动因。

2.2 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着的[10]。一般而言，当社会或者自然环境发生变迁的时候，文化主体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迁[11]106，当然，这种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

贵州自古称为“化外”“蛮夷”之地，在明朝初年，当地土司占地为王，不尽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其势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诸省。为一统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设军卫以屯戍之。”[12]平息战乱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长治久安，大明皇帝实行了让军士屯田的举措，“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不仅完成了明王朝镇压反叛的目的，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数十万征南将军的命运，曾经的军士开始拿起锄头开垦土地，亦兵亦农，“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的特殊群体——屯堡人[13]。据史料考证，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军数量有30万之众，洪武年间安顺地区的移民以军卫移民为主，构成了独特的军事移民社会。由于明朝战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规模军事移民，也带动了贵州地区民籍人口的迁入，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设屯，军民居住上有区别，如名为‘屯、堡’都为军户住所，名‘村、庄、寨、院’为商民户住所。”[14]鲍屯无疑属于前者，时至今日，虽历经600余年岁月的洗礼，鲍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场等遗迹依然随处可见，整个村落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军事征战色彩。

从鲍屯村落武术来看，在明清时期 ，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展得很红火，主要的社会动因是村落武术承载的功用价值能够有效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之后的匪患，以及当地土著居民对外来者的反抗，武术很大程度上成为村落民众“保家卫国”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当地独特的“军傩地戏”中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关于鲍屯和安顺地区的“地戏”，《续修安顺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黔中民众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失生疏，含有养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在安顺境内，盛行不衰。

有这样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即便是今天看来，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其地戏活动依然带有显著的军事色彩。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地戏演出的内容全部为金戈铁马的战争，剧中人物没有生旦净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将为主；其二，地戏表演时使用的兵器有2种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枪的表演，场面勇猛逼真，犹如置身真实的战争场面。事实上，早在1988年法国巴黎艺术节上，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就曾经引起巴黎的关注，这不仅是因其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更因其显著的“武术”特色让人惊奇，地戏中的“空拳对”“扭脖劲”“鸡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艺；“打黄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艺；“梭枪”“抛枪” “杀转枪”“耍刀”“飞刀”“理三刀”“围城刀”等刀枪技艺均含有大量武术的成分。当然，今天进一步探讨当地的“地戏”，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地戏活动具有“养兵于农”的内涵，但绝非仅此，实际上，“地戏”也就是当地那种戴面具戏，当地也称之为“跳神”，只是近些年来由于其不设舞台，在地上表演，故称之为“地戏”。实际上， “地戏”是一种傩戏，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种祭祀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傩的形式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傩的主题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驱鬼到娱神再到娱人的发展[15]。

同时在村落武术的调研活动中还发现，建国以后，鲍屯和其他的村落民众都把习武当作跳好地戏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看来，“跳好地戏”、参加正月与七月的地戏表演反而成为村落民众参与武术活动，促进村落武术发展的直接动因。目前，在鲍屯所在的大西桥镇，有较为流行的地戏16堂，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四马投唐、罗通扫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

通过查阅地方县志等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在明清时期，整体上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变迁幅度并不太大，这反映在鲍屯村民对村落武术活动的需求上。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其一是“保家卫国”的实际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灵”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动中的地戏、庙会等。由于村落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并契合这时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时期，村落武术发展的社会推动力较大，故较为红火。

但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本用于“保家卫国”的村落武术价值已几乎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国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市场化大规模的渗透到村落的各个领域，我国农村村落的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的小农经济开始并逐渐瓦解。经济体制的变迁影响到农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众不再需要依靠“神灵”来乞佑风调雨顺，村落民众不再局限于宗亲和姻亲，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大大降低。由于急剧社会变迁之下，村落民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而导致村落武术活动与村落民众需求出现紧张和不和谐，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始衰落的根本动因便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这势必导致村落武术活动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 文化变迁与适应：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

人类学认为文化的变迁是文化的常态现象。文化的稳定和均衡是相对的，变化与发展则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变迁史，文化变迁记录下了社会发展的进程[11]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对我国的农村村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地触动与震撼。这种震撼和触动表现为：在经济结构上，以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经济逐渐崩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被引入农村，小农经济不复存在；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基础逐步退却，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连土地都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根本。

德里达指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构[11]107，在大规模文化变迁背景下村落武术未尝不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自身变革”的含义。这种变革可以表现为村落武术在功能、内容，以及形式实现“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例如，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的解构与重构。明清时期和解放之前，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主要表现为“练为战”的军事功用和“保家护院”的自卫手段。之后，随着法制社会的完备，村落武术活动发生新的解构，村落武术用于实战的功用大大降低和减少了，转而使“为了跳地戏”而成为推动村落民众习练武术的社会动因，更进一步说，村落武术中所承载和隐含种族凝聚力、种族认同感的隐语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强。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建设逐步加快的今天，鲍屯的村落武术毫无疑问地面临着新的解构与重构过程，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不断调适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文化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村落武术的发展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被湮灭，同样也必须适应文化主体新的文化需求。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形态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死去”的文化遗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馆中。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大力开展和建设新农村的社会大背景下，鲍屯正在组织申报“鲍家拳”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承担着村落民众健康需求、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寄托种族认同等功能的村落武术馆校“鲍家拳馆”业已成立，并发挥着新的社会功能。

3 结束语

村落武术作为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在村落传承发展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调试性和适应性。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态的变迁是致使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而村落武术活动衰落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村落传统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构建村落体育、塑造村落体育文化、维护村落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6]，因此，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便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而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与适应，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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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讨论正在悄然兴起，尽管这种讨论还局限在很小的理论范围内，但问题本身的社会现实性是不可回避的，其强劲的内在理势也迫使我们每个理论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做出回应。市民社会是一种具有全新价值理念的社会结构性共同体，它的建立不仅会使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全新的理解，而且也会引起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模式的变革，甚至涉及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性选择和民族精神的建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热切关注和认真研究。

一、市民社会的特性及其伦理关切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在公元1世纪由西方哲学家西塞罗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即所谓的“文明之邦”。洛克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2]。黑格尔是西方思想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在他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3]，因而道德地位比较低。国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是绝对精神的完美体现，所以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良好的伦理秩序，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后来马克思也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来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指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5]。马克思并没有对市民社会作伦理上的评价，而只是通过市民社会去解释国家，从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里还值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是指社会文化领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化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和无情，只有重建非政治化、非商业化的公共领域，才能使人们在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

从上述西方学人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产生出现了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的剥离、与政治社会的剥离、与经济社会的剥离。现代西方社会正在努力完成这一过程，而在中国，准确而言，还处于第二次剥离阶段，即怎样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旁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化领域。因此，我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当定位于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中国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6]。具体说来有如下规

定性[7]。通过这些规定性，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伦理关切所显豁的新趋势。

1）财产权的确定。市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也是以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由此产生市民社会的私域。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也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意味着每个人有权决定交易的条件，有权说“这是我的”。中国人有财产观念但无财产权观念，以致于随便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可“抄家”或。有了财产权，就有了人权的现实性保证，就有了进行一切社会交换的真实性前提，就有了实现自由的可能。并且通过市场机制的整合，就会有资源的流动与重组，就会出现社会的分化，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空间就会相对扩大。财产权的确定就内含着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

2)社会关系的契约。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愿的契约性关系。在市民社会中，私域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社群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间的契约关系。契约关系起源于私人权利间关系，并要以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人们在彼此的契约行为中逐渐学会建立起一种主体间关系，形成自治有序的生活方式。契约是不同意愿的结合，它是一定诺言的约定，是一种“合意”，必须要以诚信为主观条件。因此，诚信不仅是一种正常社会交往秩序之要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美德。诚信是契约的基础，契约又是对诚信的制约。

3）社会治理的法治。在市民社会中，法权高于一切，政治权威、经济权威、人格权威等都置于法权之下。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法治原则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私人（法人）间的契约是一种利益互惠行为，不但要使参与契约的双方都能从利益交换中公平得益，也要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摆脱了身份关系的社会中，契约行为应当以平等的自由精神为其要旨，社会公共利益正是他人自由权利的集中表达，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正是对平等的自由这一契约行为的灵魂的守护”。[8]而要维护公益不能没有国家强权，不能没有法治。而法治“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aruleofthelaw）,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规则’（ameta-legaldoctrine）或一种政治理想”[9]。法治所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依法办事等。法治内生着民主自治的社会伦理要求。

4）社会管理的自治。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其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统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力，通过发号施令，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度的管理。与此相反，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所以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这种“治理”就是市民社会的自治。市民社会内部的活动和管理具有高度但却相对的自治性质，而这种高度性说明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相对性则说明表明国家对其不足的方面进行干预、协调的必要性。这种自治原则要求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

5）社会参预的自愿。在市民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不是在被胁迫或强迫的情况下，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自我判断而参与或加入某个社会群体或集团的事务。这些群体或集团就是市民社会组织（简称CSOs）。它们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并且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参加市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完全出于自愿。市民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的职能。自愿原则应当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以高度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为前提的。自愿结社的自愿原则，其重要意义在于能使人们养成负责的态度和自我管理的习惯。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伦理”概念客观化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相对于作为伦理性整体的家庭和国家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异质的存在，它远远偏离了伦理生活的理想和真正意义。“在市民社会中”，黑格尔写道：“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福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在这里，“伦理性的东西己丧失在它的两极性中，家庭的直接统一也己涣散而成为多数。”[10]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这一前提下的。我十分同意邓正来先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说，国家一方面要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11]那么，市民社会的伦理关切就获得了更加显豁的地位。

二、中国市民社会建立的伦理基础

市民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建立的内在合理性，但要变为现实，要辅之以相应的、新的环境因素，其中伦理道德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些伦理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之中。同样中国市民社会伦理的建立的客观基础也只能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寻找。

首先，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不论人们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存在多大的差异，但对其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的认识是相同的，即作为一个成型的市民社会必须具备如下特性：社会结构的有机性、社会行为的互动性、社会要素的团体性、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与此相适应的是个人自由、经济自主、政治民主、国家法治、文化多元等伦理理念。而这些特性和价值理念的形成从根本上是市场经济整合的结果。市场经济领域本身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准备了基本要素。市民社会的主体是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市民社会主体。市场经济在造就市民社会主体的同时也拓宽了市民社会的活空间，并孕育着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以世俗化和个体化为质态和形态的。世俗化是人越来越摆脱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验中的世界；个体化是指个人不断挣脱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强加的各种外在规范，努力在生活中体现个人的意志。市场经济还营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机制。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是中国市民社会建立的开局性工作，而这一工作首先只能在经济领域中展开，如，经济组织独立法人资格的取得、通过市场发育所形成的契约关系、自治性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增多。

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并不成熟，传统小家经济的所固有的伦理惰性影响至深。一般而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封闭的型的生产方式，这种封闭性表现为：生产与消费同一，各经济主体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生产环节上，小生产者不具有从事专业生产的明显优势，决定了市场经济对小生产者的改造，或者会直接削弱小生产者的既得利益，或者导致小生产者的利益实现不具有确定性，或者小生产者的利益会遭到市场经济的整体侵犯。在此情况下，市场经济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的瓦解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对市民社会的整合就会受到极大的抵制。在交换环节上，小农经济在财富创造上的明显优势，使之难以盈余太多的物质资料与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资料进行对等的持久的交换，而对于这种不利的地位，小生产者防范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交易或者不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整合功能受到极大限制，乡村社会的小生产者也就难于整合到市场经济构建的市民社会中去。黑格尔曾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他如果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12]黑格尔把目的与手段的互为性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性的伦理精神，其概括是准确的。这种互为性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特性，又揭示了市民伦理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伦理的形成，必须要与市场经济同步，要与我国经济生活的城市化、市场化、理性化、世俗化、契约化、自治化同步。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市民社会，更没有市民社会的伦理。

其次，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也离不开政治国家的消解及其伦理精神的支撑。商品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如马克思所言“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的过程”[13]，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国家是指位处国家管理层面的政党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而市民社会则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自组织状态”、“在这种由市民构成的社会中，由于各人利益上的异质性和彼此的互补性而形成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彼此依存关系具有不受国家支配的控制的社会自立性”[14]。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完成的，虽然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更替，但是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自足自给自然经济体制根深蒂固，我们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我们还走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要使政治国家以公共权力持有者身份和公共利益保护人身份退出市场主体地位，还权于市民社会，这其中就蕴藏着深刻的个人权利本位的伦理要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彼此分离和对抗的。对此马克思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由于市民社会与国空的分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15]，即作为公民，他处在政治组织之中；作为市民，又处在国家之外；在政治共同体中，我把自己看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市民社会中，人就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政治社会注重的是普遍利益，而市民社会注重的是私人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言：“现代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个人主义原则”[16]。这就需要有基于法治的保权伦理作保证，来确保市民社会的形成。目前我国的法治基本上是一种管理形态模式，即以政治国家为圆点的法治理论而产生的一种负面法治形态。这种形态对法律的认识还停留于法治是国家管理的工具上；权利运行上重视权力的强制功能；价值导向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甚至侵犯个人利益。现代法治不仅从政治国家层面上强调依法办事，更是从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强调权利的保护，实现个体的自由、平等，将市民社会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评判法律完善的标准，从个体权利来解释国家权力的运作，这种法治形态就是法治的保权形态。“管理形态的法治是由权力制约、控制权利的过程，保权形态的法治则是权利产生、制约权力，由权利限制权力，权力保护权利的运行过程，是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平衡的过程。”[17]市民社会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从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向以权利为主导的社会的行进的过程。

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的相对消解无疑对市民社会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只能提供人类日益增多的生活资料和服务，政治只能提供生产和生活和某种秩序，相对于生活而言，都只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而市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形式，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质态和形态，因为经济与政治只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前提，但不一定是生活本身。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除了经济、政治的伦理性基础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并为政治、经济所不可替代的文化活动领域。“这是一个通过人而为了人的活动领域，它构成了真正的市民社会。因为它满足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基本要求：活动目的的为我性，活动规则的自主性。”[18]文化在这里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和伦理规则体现出来。

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看，市民社会已经经历和正经历着三种形态：文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19]文明形态的市民社会是相对于野蛮时代而言的，其典型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希腊城邦共同体中，人们只有因体力和智力不同而产生的职业分工不同，每个人都具有参加公益事业的权利和承担城邦共同体的义务。在这里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合二为一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把人直接定义为“政治性动物”的深层次原因。这样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城邦共同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和农村生活，由此出来了国家与市社会、政治与市民分离，国家不再为市提供自由、平等的秩序保证，而变成了保护等级关系的工具。但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剌激下，工商业者获得了较之中下层的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后来成为资产者，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直接与君主专制相对抗，直到后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代议制民主原则，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资产阶级完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从而确立了政治形态的市民社会。随着商品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人的主体性的增长，“市民阶层”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越来越强大，其中包括与生产资料相对分离的知识分子、企业的管理阶层、政府中和中层管理者、以及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这一阶层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各种利益组合壮大自己的力量，并经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市民社会逐渐成为文化运行的主体。当代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

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就要对市民社会进行文化学的分析，它包含如下要义：1、它反映和维护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即通过“市民阶层”这一中介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类存在的代言者（国家、政党）的契约，并进行广泛的动态交流和渗透，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实现自身。2、它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是自在自为的统一体。自为性在于作为活动主体的市民阶层在不断地创造，推动其在人本主义原则下前进；自在性在于机制本身是一种脱离主体的异在对主体有制约、规范作用，由此使市民社会成为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桥梁。3、它体现的是一种私人性伦理原则。这种私人性不是所有制意义上的“私有”，更不是什么“损人利己”，而是一种生活质态，其含义有二：其一，私人生活是不可分享、不可让渡的，因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个人独特心智的表现；其二、私人生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私人生活权利意指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是向我的，具有不宜、不便、不愿向别人敞开的性质。但私人生活又是对象性生活，要以他人为对象，这就决定了私人生活的义务性，“这种义务性表现为主体对他人和自己负责，并且这种责任是以契约的形式出现的，实质上这是市民社会之秩序的规范化形式。”[20]市民社会的建立需要这样一种文化底蕴，即有了这样一种文化，就说明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具备了基础。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离这样一种文化相距甚远，这就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变革，尤其是伦理文化的变革。

三、中国市民社会建立所引起的伦理变革

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尚处初始阶段，其扩张趋势是不可置疑的，它必将打破原有的伦理生活秩序，随之而来的就是伦理生活的变革。基于市民社会的特性及其伦理要求，以及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现实，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在伦理生活格局上将发生如下主要转型：

1、由私德型伦理向公德型伦理转化。市民社会是一个各种社会要素离折而发生互动的社会。这种社会模式，以政经互动造成支撑个人与社会道德的丰厚物质条件，以权利互动造成支撑个人与社会德性的宽松政治氛围，以思想互动造成支撑普适化道德规范的雍容德性心理，以科技互动造成支撑理性化道德的认知基础，从而开辟出一块以往人类未曾开垦的公共秩序与公共生活德性的实在土壤，扩展了人们的思维视野，在广泛的比较、对话、沟通、互动中，促进着人们道德理性的成长，推进了他们在关注个人生活以外，将更主要的关注力扩展到人群共同体的公共生活领域，开启了人类道德思想与德性抉择的最广泛领域。文化交汇时代要求道德必须具备社会性、效用性、操作性，即它不是借助个人而成立，而是针对社会问题建立起调节社会行为的公共道德规范，它不是一种只着眼于个人品质的内在优化的功效，而是一种着重于改善人际关系，提升人类整体道德水准的效用，它不是一种像行为指南那样，可以照章办理的机械规程，也不是一种朦胧模糊的应当如何的原则堆砌，而是既可清晰把握亦可引导行为的道德规范。社会各界要素互动的道德结果，必然冲破以私德主导德性致思与行为抉择的传统格局，形成以公共道德优先来设置伦理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新格局。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以公共道德优先来设置伦理框架，是因为：第一，公共道德优先更符合德性本质。道德乃是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维关系的规范体系，它先天地被打上了社会性的烙印，因此，道德的构成体系也就务必首先反映出这种社会特性，它才足以构建一个与社会自身构成相一致的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规范。群体道德，以其注重道德的社会相关性，注重道德的社会调适功能，注重伦理规范对于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的恰切关注，注重各个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德行造成的广泛影响，注重自由与权威、伦理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的辩证联结，而具有私德主导的传统伦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二，公共道德优先，有助于形成人们理智的道德的行为抉择方式。在私德主导的情形下，因缺乏德性的外在保障系统，常常导致道德观念认知与道德行为践履的分裂。在群体道德优先的情形中，由于不仅强调道德个体的主体能动性，更以民主与法治保障德性化行为的主流性与可赞性，故而，道德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就较有保证：人们认同德性、心怀慈善、共行善举这类既体现个人道德良心，又表现公共道德风貌的举措，才会获得普遍的认同与反响。第三，公共道德优先，并不忽略个人品德，反而以注重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品德情操为特征，群体道德优先的现代伦理思路将传统伦理注重个人品德的心性修养的大思路置于私德与公德互动的背景之中，将传统伦理注重道德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与归宿的价值，纳入现代伦理的社会要素健康互动而最有效地提升道德境界与人生境界的思路之中，从而使道德视城得以最大的扩展。

2、由神圣型伦理向市俗市俗型伦理的转化。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考察社会历史变迁时认为，社会的转型和文明形态的更替，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杂乱感，也就是人们在无序的社会生活中无所适从。尽管社会的杂乱会产生无序感，但隐藏其背后的却是某种质态的精神。松巴特（W.Sombaet）在《资产者》一书中认为，现代市民（资本主义人）具有一种人类所禀赋的精神气质或伦理，这就是忠实契约和勤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市民精神就扩散为一种普遍的现代资本主义伦理，这就是“世界的市民化”。[21]韦伯则强调作为天职的工作欲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把“怨恨”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舍克（H.Schoeck）则强调“嫉妒”在在社会变更中的作用。这些理论探索都表明，社会的发展同样会使人产生痛苦的心灵经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精神和公民德性，并且这些精神气质的东西正逐渐由神圣向市俗转变,就伦理而言，就是神圣道德向市俗道德的转变。“此处的神圣道德并不是指宗教道德，而是指一种近乎完满至善至圣的道德要求，故此处世俗道德就不是与宗教道德相对应的俗世道德，而是指一种并不那么完满至善至圣的普遍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22]神圣道德与市俗道德不是层次不同的两种境界，而只是道德范型上的区分。中国传统社会推崇一种理想化的神圣道德，尽管它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力量，也曾引导不少仁人志士、圣者贤哲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但其最终只能成为精英政治的一部分，而成为脱离民众的说教。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道德理想设计与大众层面上道德实践的相悖，原因之一就是儒家道德确立的基础就是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下层人是根本不讲道德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人总是首先立足于现实市俗，立足感性经验生活，总是他所在的那个生活世界的产物，而现实的生活总是市俗的。

市民社会的建立过程首先面临的就是由神圣向市俗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不是生活表层意义上的人们对现实生活利益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切，而是深层次上的伦理生活及其范型的转变。在西方18世纪宗教的道德功能被功利主义或理性主义的世俗伦理学所取代，这预示着由宗教神圣伦理向市俗伦理的转变，政教分离的过程就是还生活权于市俗的过程。“政教分离不仅意味着政权与教会的分离，而且意味着道德领域、公共生活领域与教会的分离，生活世界就出现了所谓世俗化的局面，”[23]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没有自主的教会组织和宗教形式，但礼与国家伦理的一体化，也导致了公民政治身分与信仰身分在不同程度上的叠合。但是，市俗化意味着这种叠合的中断或身分的分化，市民身分确立的基础是自然的权利和义务，它通过宪法得到具体确定；信仰身分则是自致的，即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公民不只是一种政治身分，它可以是多种身分的混合并赋予不同的信仰，既可以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现代化社会需要道德，现代化的人需要道德精神，但是现代化的道德应当是基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方式，应当关注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应当使道德更加符合人性，应当使道德更多地关怀市俗利益，应当防止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堕入神秘主义或幻想主义。[24]，当然神圣道德并不是不需要，当神圣道德剥离了神秘时，也就变成了市俗道德。

3、由身分型伦理向契约型伦理转化。从身分到契约是社会关系史上的革命，由此也带来了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英国历史法学家梅因甚至认为它是社会运动的根本，“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25]梅因这里所说的“身分”指的是来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利和特权的法律关系，即个人对父权制家族的隶属关系，这是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的条件，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这种条件。它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里，群体而不是个人，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个人被缠在家庭和群体束缚的罗网里，完全没有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可能。而“契约”则是法律关系的发展、进步的结果，它指的是由个人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个人自由。契约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自由合意而产生的。”[26]

市场经济借助于经济活动中的最佳资源配置方式，政治活动中的民主平等原则，使得市民社会的人们处于平等地位，这就为契约伦理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契约即是一种“构合”、“统一”、“一致”和约定。契约主体必须是自主的、自愿的和自由的。契约必须是互利互惠的，所以也必定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为契约的出发点，义务是为他人的一种价值承当，这种承当既包括对自己负责也包括对他人负责。契约是对权利和义务的自我设定而不是社会或他人强迫所致，所以你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市民社会责任伦理的坚实基础。

契约是不同意愿的结合，它是一定诺言的约定，而诺言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是以信任为基础。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诺言，或者说，他人根本不信任你，诺言是毫无意义的，契约也就根本无法达成，所以契约是以诚信为前提的。但是光有诚信是不够的，必须要以契约的方式把把诺言固定化，所以契约又是诚信的保证。诚信是“先君子后小人”式的被动的道德防范，契约则是“先小人后君子”式的法律防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就是对信任的不信任，是一种“把丑话说在前面”式的处事方式。契约伦理既体现了德治的要求，也体现了法治的必要。在目前着力于信用伦理建设有利于市民社会契约伦理的构成。

契约伦理不止是一种商业交换的规则，而是一种结构性社会关系成型。麦克尼尔曾将契约区分为个别性契约和关系性契约。个别性契约就是一次性的交换、且除了物品的单纯交换外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关系；关系性契约是非一次性的、且当事人的物品交换之外还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契约。[27]我们所说的契约伦理是关系性契约，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稳定关系结构中的契约。在`关系契约中，契约当事人双方是作为个性而不是作为个别而存在，他们不是孤立的、瞬逝的个体，而是在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个人，这些个人不会因为一己、一时之利，而损害他人或群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因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损害自己的利益。健康的契约伦理可以有效地保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结合。

当然，市民社会中的契约伦理其意义并不止于市民社会，而是扩展到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领域，这是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伦理基础，也是中国市民社会建立过程中最有力的支撑条件。

[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5）。

[2]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3）。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7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6]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7）。

[7]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3）。

[8]高兆明。社会失范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44）。

[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97（261）。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7、198）。

[11]邓正来。国家与社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7）。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4）。

[14]袁祖社.中国“市民社会”及其基本价值取向初探[J].求是学刊.1999.（4）：26—3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7]李雪沣、范辉清法治运行的理性思考[J].求是学刊.2000.（2）：67。

[18]晏辉.论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3）:88.

[19]参见：晏辉.论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3）：85。

[20]晏辉.论市民社会的现代形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3）：89。

[21]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54-355）。

[22]高兆明.社会失范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242）.

[23]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474）。

[24]参见,保罗·库尔茨,保卫世俗人道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6）.

[25]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