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瓦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经济瓦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中学历史 思维定势 单元复习

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经常会因为教学模式、教师固有知识及教学理念、学生思维的定势而导致课堂教学效率不高。笔者结合高中历史教育教学实践，结合高一历史必修二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复习课，谈谈如何打破思维定势，提高高中历史教学有效性与针对性。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做了如下处理。

一、确立新主题教学，打破固有知识结构定势。

传统复习本单元时仅仅局限于近代中国的时空观下，实际上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和产生，是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一种近代化。经济结构变动和产生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方面。本单元复习可以站在全球史观和近代化史观的高度，确立主题“西方工业文明崛起冲击近代中国”，构建知识体系。这样构建，不是对基础知识的简单重复，既可以调动学生的复习积极性，又可以跳出本单元和必修二，在宏观上从全球史观、文明史观和近代化史观角度概括，提升复习主题高度和深度。从教学效果看要优于传统旧知复习，所以在平时教育教学中，要积极确立适合本课的主题进行教学。

二、适时讲练，易错提醒，纠错规正，打破学生思维定势。

本单元的知识点，易错点特别多，对于一些概念，要想法设法帮助学生理解透彻，多次强化训练。

（一）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1.展示结构演进图（略），帮助学生理解瓦解的表现。

笔者以自然经济的两大特征（男耕女织和自给自足）为切入点，分析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积极的侵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不再结合，以及大量农副产品日益商品化，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

这样做既可以复习必修二第1单元知识，又可以理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更可以直观解释自然经济瓦解的表现，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加深学生对该知识点的理解，避免多次枯燥的语言提示，提高效率。

2.顺势展示典型例题，加深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例题：有学者认为，外国商品输入造成中国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可以作为该观点直接证据的是（ ）

A.19世纪末镇江海关报告称：“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

B.20世纪初有人指出：“商市展扩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者织妇弃其本业而趋工场，必然之势也。”

C1853年的《顺德县志》载：“女布（指土布）遍于县市，自外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D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说：“这里对棉织品的需要，和在广州上海一样，长期受到限制。”

笔者引导学生直接读取材料信息，分析洋布的涌入使“女工几停其半”，直接打击家庭手工业，促使“男耕女织”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走向瓦解。A没有体现自然经济瓦解，D说明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有抵制作用。笔者借此题追问B项有无反映自然经济瓦解，很多学生模糊，笔者借机分析，自然经济瓦解包括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分离、农产品日益商品化，还有农民破产也是表现之一，B项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破产农民进入工场劳作也反映了自然经济逐步瓦解，但与题意“直接证据”不符，笔者借此既强化了训练，点拨了误区，又进行了解法指导。

（二）洋务经济与近代化

引导学生落实基础知识后，强调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但有一些学生对于近代化的内涵不了解，或者笼统地认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笔者通过概念解读及展示例题跟踪训练达到纠错规正的目的。

例题：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主要是因为（ ）

A.以“自强”、“求富”为目的

B.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C.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

D.导致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

笔者利用此题一方面提醒学生认识到是近代化开端，主要是因为采用机器大生产，推动经济的工业化，打破学生思维定势。另一方面凸显本课近代化主题。

（三）与资本主义萌芽

很多学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中国亦是如此。笔者在教学中发现部分学生总有这样的错误思维定势。笔者设计展示产生发展趋势图，借复习产生史实，追问学生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区别，及时提醒：“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不是由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此达到纠错目的，打破学生的错误思维定势。

三、历史联系现实，升华情感态度价值观，打破“死史”定势。

篇2

关键词：转型，社会转型，民主文化，民主文化转型

 

“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解释，也可翻译为“社会改造”、“社会转变”

[1]

。免费论文。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学者们多有不同见解。本文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上使用社会转型概念。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狭义的社会转型是指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内容，即社会内容发生的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同社会转型一样，民主文化概念也有着多种界定。本文使用的民主文化是指一定社会区域中人们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和民主效能的总和。其中民主取向指人们关于民主及民主政治的主观意向和态度。民主行为指人们受民主取向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民主活动，民主效能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作用及对作用的主观判断。民主文化转型可以理解为旧的民主文化体系的渐趋瓦解和新的民主文化体系的萌生和成长过程，或者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习以为常的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民主文化模式为另一种新的主导性民主文化模式所取代。

辩证地看，社会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里，主要地是考察民主文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揭示社会转型作用下民主文化的发展机理时，以反映民主文化总趋势的方面为主。另外，限于篇幅要求等原因，又主要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等三种社会形态的转型来分析社会形态对民主文化的动力作用。由于全球化的特殊性，下文中将单独对其作用进行分析。

一、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动力作用

依据产业技术特征，社会形态可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全面自动化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称之为社会技术形态。社会技术形态转型指由渔猎社会到农业社会、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到全面自动化社会的转型。这里主要讨论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到全面自动化社会的转型，因为社会技术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主要的是通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和工业社会向全面自动化社会转型两个阶段进行。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农民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及对血缘关系或宗法关系的依附，依靠经验、常识、传统习俗等自在因素的自发生存状态也随之进入到依据理性、知识、契约等自觉要素的创造性生存状态，这就意味着同传统土地劳作相生的封建意识的消退及相应民主文化的生成。随着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工业社会逐步向知识社会转型，个人对身份、地位、资本的依赖下降，人必须努力学习，这必将进一步唤起人的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和权利意识；知识社会的信息化使得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和通讯，进行系统地学习，有效地沟通和科学地借鉴，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合理、合法。知识社会对政治事务的知识性、技术性要求会越来越高，从而有利于政治评价标准和政治生活的知识化和技术化，使民主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社会交换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动力作用

依据社会横向经济联系方式。社会形态可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

[2]

的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系列，称之为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交换形态转型指由自然经济社会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由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到产品经济社会的转型。

社会交换形态对民主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对自由、平等、公正等民主观念的催生作用及由此导致的民主行为方式的养成上。马克思说：“作为纯粹的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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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人们之间的交往因为商品交换的实现而得以促进，人们渐渐祛除了自然经济状态下人格中对血缘关系的依附性而使得人格富有独立性。独立的人格的确立蕴含着对平等和自由的地位与权利的需求，商品竞争因而需要供给相应的协调、裁判、监督和服务，这个供给的过程自始至终需要社会的参与和社会的制约，这已涉及到了民主文化的核心。商品经济规范、有序的运作又离不开裁判原则，这就是法治。作为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市场经济使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全都依赖市场来进行，能较好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通过公平竞争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市场经济使得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社会成员逐渐摆脱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的束缚，个性和主体自由得到社会的充分承认和空前解放，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也显著增强，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生活中企盼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要求机会均等、平等竞争，在法律面前能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

三、社会主体形态转型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动力作用

依据社会主体的状况,即主体与社会的关系，可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社会”

[4]

，称之为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主体形态转型指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到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的转型、由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到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转型。

社会主体形态主要指人的主体性。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人的主体性具有内在的外在的双重规定。内在规定，主要指的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发生和确立。它表明人对于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外部世界，已经逐步获得独立、自主、自决的权利。外在规定，则是指人的对象化活动。即人不仅以客体世界作为自己的活动对象，还能够把自己甚至自己的创造物有意识地纳入自己的认识对象和活动对象，从而表明人对于对象世界的主导地位。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个人依附于自然和社会共同体，人们为缺乏创新的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既定图式和规则所困，主体性处于自在自发的状态，没有形成内在的自主的意识、自主的要求，相应地，民主性极为贫瘠，民主文化常常体现为自在性、自发性与重复性，这一时期的民主文化称作朴素民主文化。在物的依赖关系阶段，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和人对科学理性的张扬，强化了以理性为主要标志的主体性，个人的自主地位得以确立，自由民主观念逐渐成熟，然而，由于对物的依赖性的增强，人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渐渐转化为受制于物的和强迫性的活动，人的主体性处于异化受动状态，在充满强制性和异己性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分化，人们的民主观念及行为显示出彼此之间的界限。这一时期的民主文化称作异化民主文化。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摆脱了对物的过分依赖，人的主体性处于自由自觉状态下，人的民主取向、民主行为、民主效能都表现出自由自觉的特征。免费论文。这一时期的民主文化称作自由自觉民主文化。免费论文。

四、全球化对民主文化转型的动力作用

“全球化”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提出的。上世纪80年代中下叶，全球化概念在知识界、传媒界、政治界、商界及其它各界被广泛使用。学术界普遍认为，全球化作为一种现实运动，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指在全球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日益加强，使具有共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和趋势。

全球化对民主文化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独立人格的世界性整合与民主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的趋同上。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的自由运动客观上有助于以独立产权为基础的自由独立人格的形成，而这种独立人格又与民主文化的要求相一致。同时，资本的全球化本身就涵蕴着某种民主文化的世界性整合趋同，通过全球性市场的确立来统一界定每一个市场主体的角色并弱化市场主体的“本土身份”

[5]

，通过对市场主体意识的世界性整合实现对民主文化的连带性整合。

全球化又使世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合作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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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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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和国家不断超越自身活动的空间范围和既定的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彼此之间积极开展交流、对话、协商和沟通，进一步促进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并由此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民主文化认同、民主价值认同趋势，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多元代替一元。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多种民主文化的大碰撞，即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这必然有利于各国和各民族民主文化的借鉴和相互推动。

透视人类历史的总进程，正是全球范围内民主文化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促进了民主文化的发展。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民主文化就已开始较为广泛的接触，希腊的很多思想家的足迹甚至遍及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罗马人也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政治观念。在西方的古圣先贤中，亚里士多德甚至较早地开始了他的比较政治研究。西方在中世纪是基督教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宗教文化中，也融入了不少西方的和东方的民主观念。西方近代各国政治家、思想家们更是通过亲自考察，广泛接触到西欧、北美各国的政治和民主文化。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民主文化大量浸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回眸世界历史，抗拒民主文化的交流总是以失败告终，罗马出现过以老伽图为代表的“顽固派”，未能阻挡希腊民主文化的传播；我国清末的“顽固派”同样未能阻挡住西方民主文化在我国的流传。

[参考文献]

[1][2] [4] 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26-27,39,3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97

[5] 黄　颂.整合与碎裂——全球化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多元格局[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2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114,276

篇3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硙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 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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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9]《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p4062.

[20]（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p5929.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21]《全唐文》卷48《禁富民吞并敕》，p528.

[22]《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一）《云溪友议下》，p5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3]（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p2854.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28]《通典》卷2《田制下》p15，p16.

[25]《古今图书集成·食贷典》卷116，p82689.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食货一》，p1345。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

[29]《旧唐书》卷118《杨炎传》，p3420.

[30]《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2.

[31]《全唐文》卷272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p2765.

[32]《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p2867.

[33]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p371.济南：齐鲁书社，1996.

[34]《太平广记》卷74《陈生》，p464.

[35]《太平广记》卷244《萧颖士》，p1887.

[36]《太平广记》卷346《马震》，p2741.

[37]《太平广记》 卷30《翟乾祐》，p194.

[38]吴曾祺主编：《旧小说》乙集四《仪光禅师》p38.上海：上海书店1985.

[39]韩昌黎.《昌黎全集》卷12 p190.北京：中国书店，1991.

[40]《太平广记》卷42《裴老》，p265.

[41]《太平广记》卷382《河南府史》，p3407.

[42]《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p1825.

[43]《旧唐书》卷123《第五琦》，p3517.

[44]《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08《关内诸州断屠酤诏》，p75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下同）.

[4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p107.

[46]《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p6531.

[47]《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之四），p729.

[48]《太平广记》卷29《李卫公》，p190.

篇4

【关键词】租值消散；工商食官；产权

1 工商食官制度

西周官营手工业制度，指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在这种制度下，周王室和诸侯都有官府管理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属司空管辖。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各类生产者称为百工，他们既是具有一定技艺水平的工匠，又是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管理者。按三国时韦昭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日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

官工业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消费欲望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增多，故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也就越来越扩大，对产品精美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提高。因此，一切具有专业技艺的工匠，无不被官府网罗在官工业的有关部门中，而成为“在官之工”。此即《国语》所说“庶人食力，工商食官”。所以，在这些官工业中服役的官工匠，都程度不等地丧失了人身自由。

2 “平均主义”导致的租值消散

“工”可比之于今天的国企，“商”为国营公司。由于所有员工由国家发工资养活：所有员工创造的价值由国家支配。因为职业的强制性和服务国家贵族的特点，使得他们对国家、贵族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不完全拥有自由人的地位和权利。工商食官制度下租值消散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滥用与过度开发，最终会导致工商业的租值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如同在奉行大锅饭的那些年代里，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带来进步，甚至大幅度退步。

统治阶级本来是工业制品的最大主顾，因为他们的需要是具有充分购买力的有效需要，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必需品和奢侈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如果这些东西都通过正常的商业程序，由市场购买，将极大促进商品生产和商业发展。规模庞大的官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使私营商品生产失去了大部分的国内市场，发展的道路完全被堵塞了。

由于工商的公有属性，工商之利尤其是盐铁之利，这些本来具有巨大租值的行业一直处于封建国家控制之下，并使得两周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上，商业的社会化属性并没有得到正确运用与开发，并且存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不科学等因素，这些官营工商业往往集中于满足皇室，产生了极大浪费，其价值或租值事实上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即由于工商业的产权不明晰导致的租值耗散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公有”性质下的工商业边际租值不断下降，但租值全部耗散仍是不可能的，正如“公海捕钓”案例中，租值全部消散要有无数个相同的捕钓者，而每个的捕钓时间要近于零，官营工商业并没有足够多的竞争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垄断经营，其交易成本并没有达到无限大的状态，而是在官府的控制之下处于一种相对有序的状态，所以工商业的非专有化收入仍占有一定比例，但这相比于完全私有产权下的工商业经营的边际租值仍然是远远落后的，所以租值消散状态是存在的。

3 工商食官的瓦解与私有产权下的租值提高

工商食官制度盛行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私营手工业的出现，以及官营手工业效率低下，周王室的衰微，导致了工商食官制的衰落，至战国后期，彻底终结。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铁制农具广泛应用于生产活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食官制度开始瓦解，集中于封建国家的工商制度逐渐动摇，私营手工业和私营商业如异军突起，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1）私营工商业的产权从官营工商业的分离。由于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私有产权，工商业的分离。不再局限于奢侈品与上流阶层消费，商品品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商品流通的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商品开始趋于日用化。

（2）私营商业资本集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商食官制度下的租值消散状态。此时的私营工商业可以比喻成最初的公海捕鱼被一个个具备海洋私产捕鱼户所替代，此时有价值的财产或资产就是工商业的利润，会由于制度上的合理安排，即私营商业资本的不断壮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租值消散的趋势，并在封建国家的官营工商业的斗争中提升了整体社会福利。

（3）私有产权下的手工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个人的手艺熟练为技术基础，广泛参与市场竞争，每一个生产者都是通过勤学苦练以提高个人的手艺技巧。这种生产方法较之官府垄断的官营方式有着很大的进步，它使得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发挥个人之所长，在产品上表现出奇技绝巧。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这一历史的开始时期，各行业能工巧匠和各种惊人技巧，即已层出不穷，有些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小贡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4 总结

从工商食官制度瓦解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来，由于公共产权或本应建立私有产权却没有建立私有产权的资源由于产权弱化和产权确定不明晰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状态，本文中的表现就是工商业的私有属性被封建国家垄断导致的无效率，随着工商食官的瓦解，官营、私营工商业的竞争而得到缓解。但遗憾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由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所以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的私营属性也在不断受到封建国家的打压和抑制，所以我国官、私营工商业的租值消散与恢复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实际上处于一种不断的矛盾运动状态。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张五常.经济解释（三卷本）[M].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2.

[3]张卫东，童睿.租值消散理论述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4]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81.

篇5

【关键词】抢青问题；历史现状；调查与分析

抢青既是古老的话题更是现实的问题。笔者认为抢青涉及面很广，在生物领域有捞幼仔，在植物领域有抢嫩砍幼等，本文论述限于植物领域抢青，其内涵是一些人为眼前一己私利，对生长于野外尚未成熟的植物资源提前收获、砍伐、挖掘，严重影响植物资源再生和社会大众收益的行为。要解决抢青问题应调查认知其历史现状并依此进行分析，找出解决路径。

一、抢青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抢青行为历史久远且有多种类型，欲对其有比较完整认识应从认识传统型抢青开始。

（一）利益诱导下的传统型抢青

传统抢青对象主要是山野生长且无明确具体归属的植物资源，比如野生中药材、果实、果品、根茎等资源。类似资源自古谁采谁有，为了有较好收成，一般性的大路货如酸枣、核桃楸等，人们遵循乡规民约，能够待其成熟后理性采集；而贵重稀有品如人参等，则难以理性采收。自从1700多年前人们发现了人参的效用，受利益驱使便开始了掠夺性采挖。太行山区人参在明代就已灭绝；长白山区人参在清初年采挖量达数万斤之多，17世纪资源已近枯竭，至上世纪80年代末，吉林省山参蕴藏量仅有数千千克，现在估计仅有数百千克。1957年，延边自治州龙井县发现一座漫山遍野都是黄芪的“黄芪山”，当地群众大量采挖后立即脱贫致富，但几年后再难寻其踪迹。一般来说，对于野生且能带来现实收益的资源，如果基层社会组织没有强有力的主动保护措施，人们往往基于自身利益而泯灭保护意识。例如，为了得到一点黄檗，有人不惜将黄檗树砍倒扒皮；五味子能够卖钱，还未成熟人们即抢青采收，为取果实可以狠心将五味子藤砍断。由于抢青，许多资源的地下根茎越挖越小，地上的果实或有用部分等不到八份成熟；有人甚至连能带来收益的植物小苗都不放过，直接采回家进行种植。任何植物资源只要能带来收益且管理无序或失序就会出现抢青。

（二）××县西部山区的抢青现状

笔者关注抢青问题源自于××西部山区某老农的抱怨：“现在的人急发财，核桃、柿子、栗子不熟就摘（打），酸枣不熟就捋，树木成椽就砍，太可惜了！”为此笔者进行了调查证实：有不少地方核桃、柿子、栗子还不成熟就被主人自我主动收获；酸枣还很青就会被人们抢着捋掉；用材林还不成熟被人们偷砍掉或替代薪碳烧掉；大量植物性资源因此浪费流失确实让人为之心疼。由于抢青而致的资源浪费或流失具有隐蔽潜在性，难以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被摧残的植物资源得不到有效保护，亟需有人为此奔走呼号，笔者即志于此。

抢青对象比较广泛，凡是能带来收益的植物都可能成为抢青的对象。如果把山区野生植物资源分为用材林、干鲜果品、山野植物三类，与此相对应抢青可以分为主动型、被动型和传统型三种。

篇6

关键词：；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对外关系

是资本主义英国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一场野蛮侵略性战争，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笔者现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以及对外关系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对之后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这一历史教学重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探讨。

一、政治上，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之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享有全部。可是的爆发以及《》的签订打破了这一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割让大片土地，遭到严重破坏

清政府在中大败，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政府。

如此一来不但使得中国领土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还开创了战败之后割地给资本主义列强的“先河”，之后台湾、澎湖列岛、我国北方等大片领土的割让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2.中国的遭到侵犯

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该条约中众多内容都对中国的完整造成了破坏。

如，要求“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如此一来，中国清政府就丧失了身为一个国家该有的关税自以及贸易自。

因此，爆发之后，中国在政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堕落到领土与都遭到严重侵犯的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二、经济上，中国开始近代化进程，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之前，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小农业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良好结合有效地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大肆侵略与泛滥。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大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这就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利用侵略特权，将清政府变为掠夺原料以及大量倾销本国出口商品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资本主义列强的剥削与压榨不但使得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处处受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发展需求，而且还彻底打破了以往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状态。如此一来，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经济瓦解的速度，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带给中国封建经济沉重打击的同时，又客观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以及的萌芽及其发展，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保障。

三、思想观念上，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萌发，迈开了学习西方的脚步

清政府在中大败，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认识到清王朝统治背景下存在的种种弊端，这就促使他们在抛弃自身腐朽、落后固有理念的基础之上，将目光放得更长、更远，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西方外来的先进文化理念以及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思想因此得到快速的普及与发展。

例如，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反过来对付他们，这表明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不但在积极寻求强国御敌的应对策略，而且也在以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正确审视中国封建思想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等相关理念。如此一来，不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封建思想，与此同时还为普通民众理解、接受西方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当时中国逐渐迈开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脚步。

四、对外关系上，打破了闭关锁国政策，国门被迫打开

虽然的爆发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由封闭、固步自封的经济发展状态过渡到积极、开放的状态，有利于加快封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带给中国人民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高于其客观影响，使中国被迫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封建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变。掌握后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不但有利于学习者加深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刻理解，也有利于他们深刻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国家强大才是外交的实力基础”等历史规律，为其日后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充实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力量提供了最为充足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黄婷.浅析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J].青春岁月，2013（08）.

篇7

一、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根基

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浦的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黄宗羲等思想家之所以以“经世致用”为自己思想的价值核心，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因此，要研究他们的思想，必须要追溯他们思想的文化根基，以及当时社会大的变动和社会变迁下的新的经济萌芽。

对宋明流弊的批判反思，是黄宗羲等思想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他们是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⑴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宋明理学的形成发展，构筑了传统儒学哲理思辨的体系，充实了传统儒学系统严谨的思想内容。但是，在其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又形成了空谈心性义理、漠视经世致用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王守仁心学思想的泛滥流行，许多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终日空言明心见性，不重关切现实时务。理学末流的空疏流弊和明清更迭的惨痛现实，深深刺痛了黄宗羲那颗爱国之心，也导致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对宋明理学的反思批判。黄宗羲认为宋明理学的空虚流弊，在于“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从违”⑵， 认为他们不仅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儒学宗旨，实是内释外儒的空疏之学，而且导致了社会人心的腐败堕落，实是明朝覆灭的思想根源。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⑶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⑷。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⑸。可见，由于所处的的，清前期文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因传统文化高度发达而逐渐呈现出腐朽僵滞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一批新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而又再次酝酿着发展与创新，这一特点，就是黄宗羲等思想家们的“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文化根基。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是浙东地域经济文化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宁波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三角洲的东南隅，特殊的地理位置促使宁波形成了特殊的地域经济文化，以至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到明朝末年，宁波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初显端倪，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出现“洋船至宁波者甚多，番船云集”⑹的繁荣景象，经济加速解体。敏感的家们，包括黄宗羲在内，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的思想。这在文化上的反映就是，宋明理学的正宗思想的地位开始动摇，在其内部分化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思潮，即实学思潮，其中包括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

二、黄宗羲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对浙东经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

客观经济条件的成熟和主观思想的萌动促使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经世致用思想滋生和发展的契机。因此，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时候，高举“经世致用”之学的旗帜，特别强调经世致用思想，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明确强调“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抵，游腹空谈，终无捞摸”，而“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 ⑺，又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 ⑻，所以要求“受业者必先穷经”，“兼令读史” ⑺；即认为做学问必先穷经，经学可以经世，不通经，便是迂腐之儒，而学经必须同时学史。顾炎武对经学的本质含义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思想，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⑼，黄宗羲也认同他的思想，认为只有“通经治史”才能通晓蕴涵于“六经”之中的儒学义理和圣人之道，通过“通经治史”以“明道救世”。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除了经学史学外，黄宗羲还致力于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自然知识的研究，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兵、农、天时、地理和物理都属于“经世致用”之务，黄宗羲年轻时就花了近十年⑽工夫钻研科学，甚至到了“屏穷壑，双瀑当窗，夜半猿啼长哮，布算簌簌，自叹真为痴绝”⑾的地步。科学技术有利国计民生，所以他大力倡导：“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⑿这些都是他的“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他还用这种思想来教诲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甬上弟子都能刻苦钻研“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按指西欧国家）测量推步之学”，而且“皆卓然有以自见”⒀，其中不少人成为闻名当代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潜心于学术研究，他们还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进行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在他本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倡导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上形成了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 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经世致用思想对当时浙东的经济和文化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是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上的催化剂，为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了桥梁，为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经世致用思想的现实意义

浙东学派是清初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他们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形成了一股风潮，而且在中国的上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过几百年的侵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入人们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浙东地方人文精神的实质。“宁波商帮”浑然不自觉中也深深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也加强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注重学习对实际有用的文化知识，企业家张静涛的创业就深深地刻上了“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经世致用”思想已渗透于宁波人的方方面面，“东方船王”包玉刚也是“经世致用”思想实践者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船航运输业，而且自奉节俭，乐善好施，投资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设立了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在他投资5000万元创建的宁波大学的6座教学楼中，其中有一半是以黄宗羲等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命名的，这足以说明学校从建校开始一直在倡导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也是包玉刚“经世致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后来学校又对最近几年新建造的另一半楼群以当代科学家命名，借以在广大师生中进一步弘扬崇尚科学的精神。爱国爱乡、经世致用、崇尚科学这就是宁大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这里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构成了宁大校园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成为宁波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上的灵魂，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宁波商帮”不仅为宁波经济建设做出了不菲的贡献，通过投资兴办学校，他们也为宁波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书写了宁波历史上的璀璨的一页。

【注　释】：

⑴宋·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

⑵清·黃宗羲:《南雷文定集》卷一

⑶、⑷白寿彝总主编:《通史》（第十八册）·第四节，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

⑸清·黃宗羲:《文定前集》卷一，《留别海昌同学序》

⑹清·梁廷枏纂总纂，《粤海关志校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

⑺《神通碑》（泰山刻石）

⑻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⑼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⑽约1640年代

⑾清·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

⑿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⒀万经:《寒村七十寿序》

【资料】：

1、《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中国史资料简编》（清代近代部分）上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等编，中华书局1972年5月版

3、《中国儒学史》，赵吉惠等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版

篇8

关键词：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妇女角色 角色冲突

作者简介：卫冰，女，1987年8月，陕西省商洛市，现就读于苏州大学社会学学院，汉族，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硕士在读

一、引言

目前，中国家庭结构已由传统的大家庭日益演变成核心家庭。作为家庭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妇女角色也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已经并正在发生着变化，妇女走向社会，地位上升。在中国核心家庭中，妇女不仅承担着家庭内部角色而且承担着社会角色,女性走向社会承担着各种工作角色，教师、医生、公司职员，甚至是高层管理人员。中国妇女的社会职业劳动已成为重要现象，但同时，家庭内部角色与工作角色的承担也让她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何使当代职业妇女摆脱角色的两难境地，真正实现人格独立和地位平等是我们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根本和谐。社会交换理论认为，随着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增大，家庭地位、角色会相应改变。角色理论认为，现代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受到了角色冲突的困扰，在家庭角色与工作作色之间难以调适，只有通过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实质的变革才能解决角色冲突。

二、当代职业妇女角色及分析

（一）当代核心家庭中的职业妇女角色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不同社会条件下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的角色扮演有所不同，而家庭结构也会反作用于成员的角色扮演和社会运转。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子主轴的联合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 “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模式让传统女性成为父权社会的依附工具和牺牲品，属于家庭的无酬劳动力，对男性的依附使她们连独立的人格也不存在。父子轴的家庭结构使传统女性角色持续弱化，使“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传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①。随着中国“女性解放”、“父子轴”家庭结构与自然经济的瓦解，女性不再受传统角色的制约，开始从传统家庭走向社会。近年来，中国家庭结构迅速向核心化转变，妇女角色也随着快速变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核心家庭已成为家庭模式的主流，核心家庭的妇女角色相对于传统家庭的妇女角色来说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她们的角色扮演也更复杂。

在A区的调查与分析过程中，接受访谈的妇女普遍认为现代女性的角色重点是“妻子――母亲――家庭收入者”，通过个案访谈发现，在现代核心家庭中妇女的角色扮演不同于传统妇女。传统妇女扮演的是家庭角色，当代职业妇女扮演家庭角色还扮演工作角色，由于家庭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和丈夫妻子双方受教育程度不同，她们的“妻子”“母亲”角色负担与角色期待也会有差别。在家庭之外，女性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如医生、教师、工人等，她们的工作量、工作待遇要求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就女性本身来讲，她们承担的多种角色对她们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

（二）当代核心家庭中职业妇女的角色冲突

1、职业妇女角色冲突的表现

现实生活中，一定社会地位的个体不只扮演一种角色，而是同时扮演好几种角色，这是由社会地位的特点和社会生活的多元性决定的③。与传统妇女“孝妇贤妻良母”角色模式不同，当代核心家庭妇女的多重角色集于一身，形成“家庭――工作”的角色模式。工作中，现代女性担任着社会角色（gender），要扮演好社会角色，实现工作的角色期待。同时，她们又要满足家庭角色的要求，维系家庭幸福。双重角色使她们经常处在战斗、紧张、疲劳状态，“家庭――工作”角色的承担让她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2、职业妇女角色冲突的影响分析

“家庭――工作”的模式意味着随着妇女解放和家庭结构核心化，根据交换理论的观点，妇女在家庭中因占有一定资源而获得地位。现代妇女作为与男性一样的经济收入者，在家庭的话语权、决策权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某些家庭中妇女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而在有些妇女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高于男性的家庭，女性甚至拥有了比男性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影响力明显上升。可见核心家庭中妇女的传统角色期待有一定程度的淡化，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尊重和提高。

然而现代妇女也面临新的困境。现代核心家庭中，妇女承担的有一贯有之的家庭角色，还有参入社会后的工作角色，女性在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之间有主次之分，还是两者并重？她们如何调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都是现代家庭中女性角色扮演所面临的问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使她们有双重的角色行为标准，从而引起角色冲突；家庭其他成员对她们有不同程度的角色期待，社会对她们的角色表现会有不同的评价，她们自己也会因双重角色期待和角色表现的难以调适，压力越积越多。有的女性甚至因此改变工作、回归家庭或放弃家庭成为孤独的“社会人”。

女性参与到社会工作领域中来，自然被要求遵守与男性同等的规范，现代社会在职业分配上虽会考虑到性别的因素，但相同领域中必须是相同的工作时间，工作任务，相同业绩衡量标准，而有的业绩评估甚至存在女性歧视现象。社会更不会考虑到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而对女性工作角色放宽要求，在一个效率至上的工业社会，女性要在社会中谋求一个职业并保住这个职位，她们只能遵守社会赋予她们的社会工作角色标准，只能努力实现社会对她们的社会工作角色期待或者努力做的更好。

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有了选择的余地，但她们自身仍希望维持二者平衡。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中她们都希望能够保持经济独立能力，教育程度和收入越是处于中层的女性对此期望值越高，但同时她们的角色压力也越大。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妇女自身观念中的影响，再加上外界环境经常会以双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女性，造成了当代职业妇女严重的角色冲突。这一角色冲突不仅表现在妇女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男女性别的冲突，情感与理性的冲突，还包括妇女本身的人格冲突，而越是属于经济收入中层的妇女角色冲突越明显。若把家庭与工作比作“鱼与熊掌”的话，现代职业妇女现在面临的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

（三）如何化解妇女的角色冲突问题

在现代社会，对于女性来讲，事业和家庭有矛盾性又有统一性。如何改变妇女的角色冲突问题长久以来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途径，波伏娃认为“习俗给予女人的束缚虽有所松动，但潜藏的消极自由不会使她的处境获得根本的改变”，而“她们获得经济独立也只能成为受压迫阶级的一份子，她们依然被桎梏在依附性的地位上”②。女性要真正摆脱自己面临的角色困境必须从政治、经济、人权斗争中改变引发这些矛盾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要解决女性家庭内的角色问题，至少应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是女性自身；其二是女性周围的社会环境。（1）对于女性自身来讲，应该转变观念，调整角色期待，在观念上不断转变和调试，不断增强自我保健意识，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努力使自己的社会角色认知和家庭角色认知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在家庭里善于调适各种家庭关系，是身心真正达到轻松自然的状态。（2）对于社会环境来讲，社会应该为女性营造出一个轻松，和善，平等的角色扮演舞台。在家庭环境层面，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丈夫应自觉承担家务，帮助妻子承担双重角色，这在当今社会已越来越明显并逐渐成为一个趋势。在家庭外部环境层面，首先，调整角色期望，缓解女性角色冲突。要改变社会普遍的角色定型观念和男女分工模式。在当今社会，传统的“贤妻良母”观仍积淀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给职业妇女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转变对女性的角色期待是十分必要的。然后，发展社会服务机构，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家庭提供社会劳动服务，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多渠道地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由社会化服务承担家务劳动，这样不仅能多创造就业机会，而且可以使不同层面的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提高自身的社会价值。另外，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妇女工作待遇比如相同工资安排较少的工作量，根据家庭位置就近安排女性就业，也可以提高女利待遇比如在单位和社会中为女性提供更多的优惠和资金条件支持，还可以让妇女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体力自愿选择各种不同要求的兼职工作…… 这些措施应当可以缓解当代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

注释：

①：《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7页

②西蒙・波伏娃著 李强选译:《第二性》，西苑出版社，2004年，第265页

③关颖：《子女对女性角色及家庭地位的影响》，伊庆春、陈玉华主编《华人妇女家庭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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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

[核心梳理]

（一）商周时期政治制度

1.分封制：含义：分封制又称封邦建国，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

目的：扩大周朝的统治范围，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内容：三种对象；三种权利；三种义务。

作用：前期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扩大了统治区域，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但是随着诸侯国势力壮大，兼并战争开始了削弱了周王室的地位，分封制遭到了破坏。

2.宗法制：目的：巩固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等方面的矛盾。

含义：用父系血缘的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分配政治权利，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

实质：按血缘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秩序。

最大特点：嫡长子继承制。

影响：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二者互为表里，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内核和纽带，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是按照宗法制的等级秩序严格进行的。

3.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神权与王权相结合；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政治结构。（最基本的特点）

[思维点拨]

易错点：

1.大宗和小宗不是绝对而言的，而是相对而言的。

2.“封建制度”是奴隶社会解体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封邦建国”指分封制。

（二）春秋时期的政治

东周建立：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分封制崩溃；诸侯争霸，兼并战争。

战国：改革（商鞅变法）、战争、秦灭六国。

阶段特征：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民族融合加速，华夏族逐步形成。

商鞅变法

指导思想：法家理论。

宗旨（目的）：富国强兵。

性质：最彻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性质的变法运动。

特点：“农战”和“法治”。

内容：经济：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政治：废除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实行什伍连坐制度；制定秦律。

军事：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

文化：焚烧诗书；改革旧俗。

历史作用：推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极端专制的高压政策也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启示：改革是促进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要与时俱进；改革必须坚持不懈；改革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强化法治。

成功的原因：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地主阶级的要求；措施全面彻底；秦孝公的鼎力支持。

二、先秦时期经济结构与特点

[核心梳理]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的经济

1.农业：①耕作方式：原始社会：刀耕火种；夏商周时期：耜耕或“石器锄耕”。

②土地制度：土地公有制：原始社会时期。井田制：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度，受田者对土地有权世代享用，但无权转让与买卖，且需向国王交纳贡赋。

2.手工业：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由官府垄断。

冶铜业：原始社会晚期：掌握了冶铜技术；商周：青铜时代；冶铁：西周晚期：已能制造铁器。

陶瓷业：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的最重要成就（彩陶、黑陶、白陶）；商代烧制出原始瓷器。

纺织业：距今五六千年前出现。

商业：出现职业商人和货币；西周实行“工商食官”。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

阶段特征：井田制逐渐崩溃，封建生产关系萌生并逐步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生产力：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1.农业进步：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出现了许多私田（根本原因）；税制改革促使了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化。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

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主要形式：地主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国家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私有制。（形成方式：战国各国变法，以法律形式确立。）

主要经济形态：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后开始瓦解，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明清以后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

特点：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

中国古代农业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强调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目的：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战国商鞅变法首倡“重农抑商”，历代封建王朝继承并发展。

[思维点拨]

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中的“足”并非富足，而指满足自家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很少进行商品交换。

2.手工业：

冶金业：以冶铁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产生。

春秋：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冶炼生铁和钢―块炼钢）

战国时期：铁器大量出土，炼钢出现淬火技术。

3.商业：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私商成为商人主体，各国纷纷铸造货币，大都会出现。

三、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从原始社会至夏商周时期

商：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

（二）春秋战国时期

1.思想：（1）“百家争鸣”局面，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共同构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背景：①经济；②政治；③阶级关系；④思想文化。

主要流派及主张：儒家；墨家；道家；法家。

意义：“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2）早期儒学和孔子的评价

春秋时期：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者和保护者。（六经）

主要思想：教育：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主张“为政以德”，包含民本思想；天命观，对鬼神敬而远之。

战国时期：孟子：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圣。

主要思想：政治：“仁政”思想（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民本：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伦理观：“性本善”。

荀子：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主要思想主张：民本：君舟民水；伦理观：“性恶论”，主张礼法并施。

哲学思想：提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唯物主义思想家）

2.文学《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成熟诗歌形成的重要标志，收集西周至春秋中叶的诗歌。

内容：分为风（精华）、雅、颂三部分。

地位：《诗经》的创作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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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发生在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规范。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中，生产自给自足，诚信不可能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产，虽然有能够满足和不能满足，即能不能达到预想目的两种可能，但基本上不会发生自己骗自己的现象。

为了维系商品交换、互通有无的秩序，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历来把守信用列为重要的内容。“人无信不立”、“一诺千金”、“一言九鼎”、“不轻然诺”等许多道德名言和许多著名的故事流传至今，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些重要的道德观念和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信用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很快就会失去周围人的信任。他就会站不住脚，处处碰壁，得不到别人的接受和支持，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这就是“人无信不立”的依据。

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使人的交往范围无限地扩大了，人们每天都要和无数陌生人打交道，每天都要使用各种不知道提供者来源的商品和服务。不守信用者感受不到不被信任的威胁。这对于企图获取非分利益者是一种鼓励。他们企图获得超过自己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所能获得的利益，或者根本就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于是，各种欺骗的手段就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社会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好象市场经济就是追逐利润的经济，强调道德，强调信用，就是不合时宜。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市场经济当然要讲利润，但是必须建立在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的基础上，必须以信用作为自己的道德前提。没有信用，商品交换就不能成立，更不能发展。卖出的是商品，换来的是假钞，何必要卖呢？买东西买到伪劣商品甚至有毒害的商品，人们何必要买呢？失去了信用这个基础，交换发展不起来，分工发展不起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也发展不起来，社会就会陷入停滞、倒退、混乱，市场也会瓦解，利润当然也就谈不到了。

现在少数人破坏信用的行为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是利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是讲道德、守信用的，而又对失信者缺乏足够防范的大环境。在日常生活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每天打开自来水龙头，流出来的是干净的水；拉开电门，得到的是稳定的电压；订的报纸定时送到，买的米面能够放心地吃。正是这种绝大多数人都遵守信用的情况，使市场能够正常地运转。少数破坏信用者正是混在这个大环境中，利用了这个大环境，更利用了人们的疏于防范来破坏这个大环境，损害人们的利益。

对于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任其泛滥。否则就会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使社会失去活力，失去前进的动力。对付的办法，一是要加强法制，切实保护讲道德的企业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严厉惩处违法乱纪、破坏信用者，加强他们的犯罪成本，使他们得不偿失。但事实上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立法、执法都必然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不懈地长期做下去。二是加强道德建设，加强信用观念的教育，特别是要加强唾弃和抵制不守信行为的教育。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会组织，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都必须具备的意识。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让失去信用者失去信任。许多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早的发达国家正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在那里，一些信用记录不佳的人买保险，保险公司要收更多的保费；就业求职，到处碰壁；即使用欺诈的方式为本企业赚了更多的钱，还是要被辞退、被解雇。如此等等，都不是政府有什么强制性的规定，而是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作出的抉择。理由很简单：既然这个人在某个问题上破坏了信用，那就不一定有把握对我守信用。惹不起，躲得起，不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更安全。只要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任何失去信用的人都不会被人信任，他的活动就没有市场了。当然这也要有条件，就是能有办法了解到需要打交道者的信用记录。现在有的地方正在建设信用档案。当然查阅这种档案也要有条件，例如要征得本人同意，以免侵犯了个人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