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如何抓意识形态工作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镇如何抓意识形态工作，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到*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一天，但通过与班子成员接触、到乡镇调研以及与有关部门同志交谈，我感受到，*这方热土发展的氛围很浓，同志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大家立志建设*、振兴*，为*在新的中、在江西崛起中有更大作为励精图治、不懈努力，对此我倍感欣慰、倍感幸福，也为能来*与大家共事、与大家并肩战斗感到十分的幸运。刚才听了旗英部长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讲话，深深地感受到，*发展能有今天的面貌和变化，全县上下各条战线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同志们，在县委的领导下为*的振兴发展充分发挥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借此机会，我代表县委对过去一年宣传思想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在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辛勤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宣传思想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我们*，作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中央苏区核心县份之一、中央战略转移的集结出发地，当年群众积极参与支前扩红干革命，最终取得长治久安的政权和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我们中央、我们党依靠宣传发动群众最终夺取胜利的结果，对此在座的同志应该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在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对加快*振兴、推动*追赶跨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刚才，旗英同志的报告既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的成绩，也全面分析了当前存在的差距，同时把握住了重点和关键，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指明了宣传思想工作贴近中心、服务大局的方向，我完全赞同，请同志们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在工作中齐心协力、共谋共划、做实做好舆论引导、理论武装、形象提升等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结合当前形势，在这里谈三点认识。

一、*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进一步发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形象引领的重要作用

宣传思想工作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工作。不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就难以有效地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凝聚力量，实现更大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

1、*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时期，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准确的判断和明了的掌握。没有准确地把握当前发展态势，就难以形成强烈的发展愿望，那么思想上就不会有动力，行动上就不会出全力。全面地了解、准确地判断和明了地掌握*发展的态势，是我们开展各项工作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为江西建县最早的十八个县之一和赣州建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有百万人口，在全省位居第四、赣州第一，是以中央集结地、出发地和第一渡著称中华、享誉世界，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品牌的人力资源大县。近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和惊人的变化，从去年的经济指标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两位数”、“二字头”甚至“三字头”、“四字头”增长，财政总收入达到4.7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3.02亿元；地区生产总值64.4亿元，在赣州市十九个县、市、区，包括经济开发区中排名第二。这充分说明历届班子，特别是金接书记近几年来团结带领的县四套班子，率领全县上下励精图治谋发展、众志成城谱新篇，取得了辉煌成绩。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分析存在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们纵向比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环顾周边，很多县市发展如火如荼，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十分明显，定南作为人口小县，20多万人口，*年财政总收入3.8亿元，今年目标是财政收入人均超过2000元。相较而言，*除了人口规模所形成的效益之外，财政收入等几项主要指标在全市均排在第二方阵，人均占有量更低，排在第三方阵。*的发展还不能沾沾自喜，而是发展不足、发展不够、还要加快发展的问题。面临当前难得的机遇，如何凝心聚力、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比学赶超，瞄准更远大的发展目标，努力走好发展的每一步，是我们县级班子包括各级党政工作，包括宣传思想工作中都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2、*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要努力实现追赶与跨越，必须整合全社会力量、凝聚各方智慧为发展大局所用。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国家政策以及发展机遇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不管影响有多大、政策倾斜程度有多深，要实现*的大发展，解决发展不足、发展不够的问题，实现追赶与跨越，就必须整合全社会力量，凝聚各方智慧来为我们发展大局所用。比如招商引资工作，以商招商、委托招商和利用主导产业招商等各种招商办法都需要整合各方力量；再有，*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管理县，资金有国家政策每年按发展速度的比例递增倾斜扶持，但对于我们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是远远不够，如何开展争资争项工作，争取更多的上级支持，也要靠我们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主动出击。所以说，不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就难以有效地整合力量、凝聚智慧，实现更大的发展。必须把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利益，把*利益最大化，作为我们县里党务活动、和其他各项活动的最高准则，一切工作都必须突出全局和整体利益。

3、在凝心聚力加快*发展、千方百计提升*形象、不遗余力造福*人民的伟大征程中，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及其工作者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和历史重任。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理论武装、舆论引导、典型培植等等，都是传统的宣传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职责。但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新要求，就必须把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宣传与引导，整合力量、凝聚各方智慧为全局和大局服务、为*整体利益所用，浓厚发展氛围，提升*形象。我看了一些*金融方面的报表，*年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65.8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近50亿元，但全县贷款余额仅有15亿元左右，有35亿元的存贷差，这些都是发展的血液和动力，却没有用在*的发展上，一方面说明我们*全民创业的氛围还要造浓，还须宣传引导好；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现有的企业利用信贷资金、利用现代金融理念来撬动发展、促进整个企业做大做强的意识和手段还要强化，同样须要宣传引导好。再比如争资争项工作，如果我们不去跑、不去争、不去宣传，不把*不辜负组织关怀、不违背上级要求，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的一些新的发展事例宣传和沟通对接好，就会因为有关部门对我们不了解、不放心，不知道我们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大大增加争取超越弹性范围的资金和项目的难度，就会影响*的发展。归结到一点，*振兴发展要进一步整合、激励、凝聚各方力量，宣传思想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好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形象引领的作用。

二、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适应形势要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形式和手段

宣传思想工作法宝一刻也不能丢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央苏区的建立，临时政府在我们赣南宣告成立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武器的掌握和运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形势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加丰富，自主意识、自我意识更加强化，宣传思想工作更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体现为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鼓与呼的要求，不断在宣传形式、方法、手段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1、在工作的内容上要不断创新。要跳出传统的就宣传抓宣传、就舆论抓宣传的误区，进一步拓展舆论空间。既要注重县域外的宣传，又要加强县域内的宣传，动员、激励、鼓舞广大干部群众投身到全民创业、振兴*的洪流中；既要高度重视普通群众的教育引导工作，又要认真做好留守孩、上访人员、非公企业职工等特殊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既要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劲和正面宣传为主，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主流舆论，也要激浊扬清，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让有碍发展的人和事受到教育和鞭策，为全县加快发展营造浓厚氛围。

2、在工作的阵地上要不断创新。要进一步拓宽宣传载体和渠道，创新宣传形式和手段，提升*形象，提高*知名度。广播电视、报纸刊物、互联网、户外显示屏、楼宇电视，以及传统的宣传本、宣传册、宣传单和走访、调查、慰问等等，都是宣传工作实践证明的有效阵地和载体，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这些载体的作用，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工作。就目前而言，*历史地位和发展业绩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是有影响力的，但如何进一步提升*的形象、展示*的形象，通过提升和展示*形象来激励和凝聚人心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需要以承载、衔接和有效对接的方式来推进。我们做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发展，要充分利用现有手段和平台，挖掘空间和潜力，拓展宣传思想阵地平台和丰富宣传手段，通过开通社情民意渠道，拓展信息公开面，征求社会各界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好的建议，有效地提升全县形象、增强合力、增进发展动力。比如我们的政府网站，是县内外、甚至海内外了解*的有效载体，是很多可以争取的乡贤、朋友，以及关注我们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人士和有识之士了解*的极佳平台，是我们宣传*的极好阵地，但目前在功能模块的设置和完善上，在全县动态宣传报道方面，做得还不够，没有有效地利用好已有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比如刚才旗英部长提到的创办《*之声》。现在赣州18个县市中，瑞金是唯一由新闻总署批准创办报纸的县市，还有定南、赣县、信丰也发行了内部刊物。我们有了《*之声》这个平台，就可以交流信息，把握政策，让群众了解县委、县政府工作动态和全县发展成果，凝聚全县上下力量，共谋共划*发展，这是我们宣传思想阵线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3、在工作的方式上要不断创新。宣传思想工作不能一味为宣传而宣传，要坚持实事求是，坚决不搞弄虚作假，搞假宣传对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对实际做了又能引领各方、凝聚人心的，那就要主动跟进，大力宣传。尤其是在当前信息、资源不对称的情况下，谁占有先机谁就能赢取胜利，争资争项完全在于把握政策、主动跟进、抓好落实，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同时又要加大宣传力度，大胆地走出去，使上级的关怀在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得到体现。既要立雄心、树壮志，同时又要埋头苦干，狠抓落实，不断锤炼，谋取更大的收获。

三、必须强化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

1、要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干部队伍素质。队伍建设是我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保证，提升素质是增强队伍竞争力的关键。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有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骨干队伍。如果队伍素质不高，管宣传的不懂政策，抓宣传的不会宣传，那宣传就会流于形式，只能宣不能传。因此，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干部队伍一定要强化学习，提升素质，树好形象，发挥好骨干、中坚的作用，否则就会有“本领恐慌”，贻误*事业的发展。当前，各地发展百舸争流，千帆竞发，能不能创优创特，争先进位，就看我们的骨干队伍素质高不高，能力强不强，作风硬不硬，业绩好不好。要不断发现和培养一些兼职、业余的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优秀同志，不断地补充宣传思想战线、意识形态领域的队伍，不断地为我们这支队伍输送新鲜血液、增添活力。

篇2

一、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1、槐店镇的文化产业发展没有形成总体战略以及足够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不能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产业性质，还对文化产业化存在着错误的理念，过分地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所以，不能很好地发展文化真产业，在此种理念的支配下，不能很好地鼓励支持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但是文化产业确实会受到政策的极大影响，因此要有较好的政策支持才能促进文化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如果有利益存在，就会出现多头管理，如果没有利益，则处于踢皮球管理状态。在执行文化法规方面，侧重于规范性以及控制性，强调“禁止性”、“惩罚性”，不具备较多的鼓励支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条款。

2、文化产业没有形成总体性规划，在产业方面的布局也不尽合理。到目前为止，槐店镇还尚未出台或者规划非常正式的娱乐、文化产业地带，市场分布显得非常零乱，文化产业发展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文化产业发展分布极不平衡，表现在文化产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县城所在地，乡镇及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较慢。没有上规模的综合性经营场所，绝大部分经营项目规模小，许多经营企业存在着管理效率地、方法不科学，经营项目单一，时开时停，极大地浪费了文化资源。

3、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创新没有跟上时展的步伐，财政投入增加幅度较低，加之由于财政困难，政府对文化部门的投入经费不足，文化事业投入比例占1%还不到，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文化企业模，而且现有的文化基础设施很难适应既有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4、缺乏文化产业发展亟需的多种人才。文化产业的投资较多、但是收益也很高、因此带有极大的风险。从文化生产来看，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在销售文化产品方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规模较小的经营者难以把握它的具体发展态势。需要高素质的经营、管理、策划以及营销方面的人才。但是，槐店镇目前的文化市场经营从业人员来看，大部分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个体经营人员，没有专业化的文化产业人才，不能很好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5、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还有待于规范。几年持续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槐店镇混乱的文化市场状况，但是还需要完成根本性的改变，表现在演出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成熟，演出的层次、质量比较地，对演出市场秩序造成了干扰；不能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存在着严重的盗版书刊、音像制品以及软件现象；此外还没有很好地治理未成年人进网吧现象；还有少部分的文化经营单位存在着严重的违法经营现象，而且很多娱乐场所严重超时，造成了不正当竞争。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目前槐店镇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与其它县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文化投资少、产出高、增长幅度大、带动力强、能可持续发展等优势，把它作为当前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看待。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总体发展战略、科学规划、循序渐进。要在保证党委总揽全局和最后决策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组织、管理、协调、引导等功能。计划部门要会同文化部门加强对槐店镇文化产业发展的协调和领导，要在制定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各个门类的专项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确定重点发展的行业门类项目，形成文化产业的中长期整体发展纲要和规划，完成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整体设计。发展纲要和规划要具有前瞻性、战略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包括文化产业的保护以及如何与国际接轨等。 2、突出特色，发挥优势。要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发挥文化特色和地方优势，开发产业强项。要找准文化与地方经济的最佳结合点，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产业突出地位。要利用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的有利条件，抓好沿路、沿城的文化开发工作。要抓节庆带平时，抓集市文化市场和节日文化市场的文化产品流通和文化产业服务活动。重点抓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槐店清真古寺、爱国将领李鸣钟故居的开发建设工作，以发展文化产业带动手工艺术、民俗表演、风味餐馆、房地产开发、交通服务等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3、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文化投资的总量和规模是决定文化增长的最基本因素，一个时期文化投入量的多少，不仅决定文化产业发展的速度和机构，而且决定文化对经济作用的大小，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肯定包括文化建设，在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吸收业外资金和社会资金创办文化产业，采取支持国有非文化企业兴办文化项目，吸引股份制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形式，形成文化产业的多元投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4、实施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战略。由于文化消费者的经济状况、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发展文化产业也应该多样化、多层次，以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要。即要实施集团战略、名牌战略，又要实施多路出击，充分占领市场的战略，用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赢得巨大的消费群体，把产业做强做大。

5、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产业。以做强做大为根本目的，树立民营文化典型，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产业。文化主管部门不仅对所属文化事业单位实行管理，同时，要管理好社会办、私营个体办文化单位，引导各种所有制文化单位健康、有序、协调发展。也要广泛开展文化产业的招商引资。

篇3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430074)

内容提要：分税制改革深刻影响了政府间关系及其行为逻辑，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乡村治理逻辑和面貌。当前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项目制”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需要。现行关于项目制的研究，对于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缺少足够的关注，没有能够注意到项目制本身的竞争性特征及其运作，具有将国家下乡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源的环节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制不仅很难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意外和异化结果，滋养了不断膨胀的新乡村利益共同体，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项目体制和基层组织进行一定的改良和建设，以更好地满足国家与农民的实际需要。

关键词 ：分税制项目体制乡村治理内卷化

中图分类号：F327/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68-08

一、导言

改革开放后，财税包干和行政分权改革导致地方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变迁。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促成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先前改革所造成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比重”极不协调，从而最终促成分税制改革出台。分税制改革进一步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使地方经济的发展面临财政收入来源的基础性约束。预算内收入空间的收紧，促使地方政府开始向非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转移，地方政府在受约束的同时却获得更大的自主性空间。由于“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和发展主义冲动，分别造成了汲取农业税费规模的加大和城市经营中的“大兴土木”。

这种实质上赋予了地方政府较强自主性的财政体制，促成了分税制后中国经济社会的继续高速发展。但这种不受约束的地方收入模式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在以农业税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由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普遍出现，越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民的不断抗争和官、学、媒的积极参与，引起广泛关注。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反倒逼”中央政府做出回应，促使了农业税费体制改革及其后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乡村治理步人后税费时代。

取消农业税及其配套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群体对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实现了预期的政治目标。但由于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消解行政”逻辑，不仅使基层政权背负了恶名，面临正当性危机——比如，“中央都是好人，基层都是坏人”、“上面的好经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等，也导致国家政策实质性地削弱了基层政权的治权，空前地减少了基层政权的治理资源，并连带性地极大压缩了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空间。在后税费时代，那些在此之前以农业税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基层组织，顷刻间陷入空壳化的尴尬境地。这些与千家万户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层组织，在资源和行动能力上捉襟见肘，甚至连自身的运转都成问题，因而更缺乏为当地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基础条件。

为了弥补这一空缺，中央政府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加大对基层社会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由于国家采取项目制的方式，通过部门（条条）的渠道向下输入资源，并成为启动地方土地资本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始积累。“吃饭靠财政，建设靠土地”，成为了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的生存状态和运作模式。由于其独特的比较优势和相应的支持体系，项目制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进行组织和动员的体制机制，构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深刻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

当前，学界对项目制的研究十分丰富，积累了大量的成果。由于涉农项目的最终对象是村庄和农民，因此，项目制必然也会对农村社会及乡村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整理既有的文献发现，尽管有所涉及、但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项目制对宏观的国家治理体制和对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影响，而对于项目制与乡村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空间，这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也是本文的主要思考方向。

二、项目制：一个研究综述

折晓叶等认为，在国家财政制度从包税制改为分税制后，在财政收入愈加集权的体制下，资金的分配出现了依靠“条线”体制另行运作的情形，“项目”是特指中央对地方或地方对基层的财政转移支付的一种运作和管理方式。周飞舟指出，在政府间的转移资金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政府部门指定了专门用途、戴上了各种“项目”的帽子，以期严格体现资金拨付部门的意志，因此是一种“专项化”了或“项目化”了的财政资金。渠敬东认为“项目制”不仅是一种体制，也是一种能够使体制运转起来的机制，而且还可以扩展成为一种个体或组织的思维方式或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习俗。

周飞舟对农业税费改革前后农村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体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国家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金“专项化”，再通过“项目化”的方式向下供给。渠敬东(2012)认为，还应该从项目制作为一种具有治理意义的体制机制上看形成项目制的结构要件。他与周飞舟等人曾经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体现出了一种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的演变逻辑。但项目制却是要打破这种常规的行政程序和科层逻辑，实现对社会关系的生成和社会资源的动员。因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项目制既具有科层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反科层制层面。对此，渠敬东从制度变迁的历史视野分析指出，项目制体现出一种“新双轨制”。

但渠敬东也意识到，由于项目制实际上是通过与原有的单位科层体制相互嵌套而发生作用的，因此这种双轨制改革的增量逻辑从理论上看是要在行政体制内再造一种增量。项目制能否在有效克服市场机制弊病的同时，还能够抑制原有科层体制的弊病而不至于被后者所吸纳呢？渠敬东发现：当项目制这种“新条条”试图限制“旧块块”的扩张时，不仅使部门系统本身形成了“新块块”，同时也促使“旧块块”用全新的办法迅速组建“新块块”来培植自己的领地。这段论述极具“社会学想象力”，深刻描画了项目制下政府行为变迁。陈家建研究成都市“三社互动”项目发现，作为项目主导方的温江区民政局，在推进这一项目进展时，另行组建项目工作组，并绕开政府体系内的层级管理，直接管理项目试点单位工作人员，试点社区单位反而相当于民政局的一个“派出机构”，证实了“条条的块块化”判断。

折晓叶等(2011)提出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即国家部门的“发包”机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机制和村庄的“抓包”机制。尽管不同主体的意图在项目制中都有所实现，但项目在实际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偏差”或“异化”。首先项目“发包”设计，科层管理和“一项目一政策”可能导致部门“特权”和对基层行政资源的“挤占”。其次由于绝大多数县（市）级政府还处于经济发展而难以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阶段，“项目”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政策合法性，因此地方政府通过积极运作项目，实现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最后“项目进村”既存在自上而下的筛选机制，也存在自下而上的争取机制，这就使那些具有能动性的村庄能够更好地接应项目，而那些能动性不足的村庄难以有效接应项目，从而造成了项目对村庄的影响表现出一种“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效果。

项目制的这些不良后果，究竟是技术失误还是价值失误？前述学者将此作为“意外后果”，属技术失误；而黄宗智等则从实践层面出发，将这种国家美好意图的异化称为“变态的后果”，即是价值失误。后者认为，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资本和村庄精英等强势主体形成的利益结盟，他们一起“共谋”吸吮了国家自上而下向农村输入的财政资源。实际上，项目运作的复杂性和中国社会的非均衡性足以使上述两种判断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和素材。本文接续上述讨论，研究这些“意外后果”或“变态后果”在村庄层面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以及项目体制对我国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了什么样作用和效果。

三、财税体制变革下的乡村变迁

新世纪初，国家取消农业税，深刻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关系配置模式。与此同时，国家还进行了配套税费改革的乡村基层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拆并乡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减员分流等措施。有些地方甚至撤消了村民小组长，并采取“市场购买服务”方式，将“七站八所”等推向市场，乡村社会从此进入“后税费时代”。

（一）农村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化

不同农村之间存在分化。按照农村所处的地区，可以将农村分为“发达地区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发达地区农村主要受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市场效益好，农民的收益也比较高。但这种类型的农村所占比重较小，对整体性的农村情况不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不发达地区农村则是指发达地区农村以外的广大农村，这些农村构成了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

按照农村的贫富状况，可以将农村分为富裕村、中等村和贫困村。由于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条件比较好，一般都是富裕村。尽管在其内部也存在具体的贫富上的差异，但相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来说，由于具有先天的和结构性的优势，发达地区的农村基本上都属于富裕村的行列。而在不发达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种植结构、土地资源禀赋、社会结构及社会资源储量、农民的行动能力、村情村貌等多方面的差异，导致不同农村也出现了经济水平上的差别。那些具有行动能力而表现出超出一般农村的自主性的村庄一般属于富裕村；而那些社会结构松散，农民一盘散沙的村，则往往因为无法通过合作达成一致行动而陷入贫困。

（二）基层政府的角色

改革开放不久，发达地区乡村普遍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主要也就是指这些发达地区集体经济的崛起。自此，农业基本上不再是当地农民普遍关注的领域，非农产业构成了发达地区农村之所以发达的重要支柱。对于这样的地区，基层政权的角色和行为同样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受到广泛的关注。戴慕珍提出“地方法团主义”理论，认为财税包干制和农业非集体化是促使地方政府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洪银勇等也认为地方政府实际上扮演了市场行动者的角色。林南则将以家族亲属关系为主的地方网络（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纳入到地方法团主义理论之中，形成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魏德昂则认为是行政层级影响了组织效率，财政包干体制刺激了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市场谋求经济发展。彭玉生也提出并使用定量数据检验了“村镇政府即公司”理论。杨善华等提出在市场转型中基层政府从“型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转变，突出基层政府的自利性特点。裴小林认为，上述研究成果都没有能够超出“市场一国家”二分法的范畴，对于乡镇企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要么强调市场作用（如戴慕珍），要么强调国家作用（如魏德昂）；其实，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影响了乡镇企业资源配置模式和效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农村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既有研究均是以发达地区乡村变迁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变迁缺少关注。而后者恰恰是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农村类型。温铁军认为，“财政包干制”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在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汲取农村剩余获得原始积累并完成基本的国家工业化之后，将地方工业化和乡村公共品的供给等任务以“甩包袱”的形式交给乡村自行承担。在“中央政府退出”以后，地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支出，基本上都是由农民自己解决，从而造成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化。财政分权使区位优越地区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进而弱化了中央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造成了“诸侯经济”现象，危及中央基本权威和基础能力。于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应运而生。分税制改革深刻而又全面地改变了国家的财政体制和治理体制，理顺和规范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快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确保了国家的基础能力和基本权威。

（三）分税制后的基层组织

“分税制”改革对中西部地区即不发达地区的县乡财政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事权与财权极不匹配，造成基层政权收入来源困难和紧张，使这些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也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与发达地区依靠“城市经营”获取财政收入来源不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只能通过增加农业税费的方式向农民转嫁支出压力。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和农民确实缺少资源和收益，愈加沉重的税费任务增加了汲取难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压力型体制作用，乡村两级组织很快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通过税费征缴和村庄各项建设过程中谋求私人利益，从而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

农民的反抗和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负，通过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个转化机制，变成了更加沉重的税费任务和愈益严重的“三农问题”，甚至威胁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受到中央的高度关切。最终迫使中央不得不下定决心最终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压力型体制的作用机会。基层政权不再具有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合法性，因此也不再与农民经常性地打交道。基层政权维持基本运转和发挥基本职能的经费都时常陷入困境，基层治理与管理面临严峻困境。在此时，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大量的国家资源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于是基层政权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积极竞争项目上，使乡村关系进入到了一个全新阶段。

（四）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

农业税费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村干部的角色和行为及乡村关系。周飞舟(2006)发现，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权从过去依靠收农业税费来维持运转变为争取上级转移支付，从“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致使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松散而“悬浮”。在农业税费改革以前，在压力性体制下，基层政权需要村干部帮忙收取税费，且村干部的工资也主要是从农业税费中获取，此时村干部对于农民来说还具有一定的“保护型经纪”特点。但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基层政权不再需要村干部完成硬性任务，而村干部的工资来源是财政资金。村干部逐渐朝向正式或半正式化的方向转变，此时村干部对于基层政权具有了比较强的依附性，行政化更加明显，与农民关系也悬浮化和形式化。

农业税的取消深刻影响了基层政权的经济行为。对于不发达地区来说，取消农业税相当于取消了基层政权的内生经济基础。尽管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满足了基层政权运转的基本需要，但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和晋升体制，依旧给地方政府以强劲的发展经济的刺激。这时候，利用土地作为地方政府信用的载体，全国普遍出现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但由于不发达地区土地资本化程度本来就不高，经济活力有限，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政府往往需要向资本提供极其优惠的税收政策、极其宽松的监管措施（如环保、用工等）和极其廉价的土地资源。“土地”成为推动地方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工具，城郊的土地快速地被纳入城市版图。

与此同时，基于保护耕地目的，为了贯彻基本国策，中央政府采取了偏紧的土地供给，这便大大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土地稀缺感，抬高了土地资源在招商引资竞争中的重要性和价值。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诱导地方政府向偏远农村获得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又掀起了基层政府在偏远地区开展“迁村腾地”、让“农民上楼”的运动，这项运动同样引发了重大的社会稳定问题和文化危机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一切都是以项目制的方式推进的，从而也引起了人们对于项目制的关注和重视。

四、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村庄分化、基层政府或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变迁、以及乡村关系的变迁等等，构成了村庄治理变迁的背景。那么，项目进村究竟对村庄治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般农村不仅比不上发达地区的农村，也比不上城郊地区的富裕农村，亟需项目资金的帮助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但是，项目制本身的特点，采取“抓两头”的工作方法，使得比重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村”想要项目而不得。而那些本来没有实力承接项目资源的贫困村，则因为政治或政绩等因素而被强制性地输入了项目，“想躲也躲不掉”。而富裕村则通过私人运作不断地争取项目，而且是越争取就越有，越有就越能够争取更多。

项目制对乡村治理结构进行了重构。对于“中间村”，由于争取不到项目，使得村组干部进一步缺乏权威和正当性。农民在与其他村庄的比较中，越来越怀疑自己村庄干部的能力和威望。而对于“贫困村”，项目资源的输入改善了处境，但由于并非出于公共政策因素而是“办点”政治因素的考虑，从而导致这种项目资金的投入消解了自治，瓦解了农民自己商量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即造成所谓的“资源消解自治”。村干部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外部上级政府，而不是来自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认可，从而导致村组集体成为了上级政府办点的工具；一旦官僚主义发作，试点村的农民不仅可能得不到好处，反而造成极大的灾难——一这是因为贫困村本来就很脆弱，经不起折腾。

（一）项目体制与村庄公共关系的“私人化”

项目制的实践逻辑改造了村庄权威的生成和再生产。由于项目需要乡村干部精英个体积极向外争取才能够得到，其中个人努力与公共责任的边界十分模糊，很容易使项目资源的争取者获得较大的运作空间，并赋予这些资源以十分私人化的特征。

l预目公共资源的私人化。由于项目具有竞争性，在竞争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和个人禀赋。因此，一旦项目争取到手，这种本来是国家公共资源的项目，便打上了私人的烙印。普通村民往往会认为，村干部能够凭借自己的私人关系争取到国家项目，这是个人有本事的表现。农民说：“干部能够从外面弄到项目，那是干部个人有本事的表现。现在竞争项目那么激烈，干部也不容易。假若要到100万，要是能够有20万用于村庄修路和建设，那么他就是村里的大恩人了，大家会绝对地拥护他。至于其他的钱，他争取项目总要打点关系吧？而且，关键是他自己总要有点油水才会有积极性去争取这些项目吧？”公共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源，这是项目制进村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转化过程。项目进村以后，农民不认为这个资金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从而对于这笔资金如何配置和使用缺乏积极性和参与热情。而这些项目资金只要有一点点落实到村庄公共建设和服务上来，便都构成了村干部对全体村民的恩惠和情谊。“有比没有好”、“残羹剩菜也是赚的”、“能带来项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便成为了项目制下很多普通村民的共识。

2．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固化及私人化。对于那些能够争取到项目的村庄精英，由于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运作能力，使得作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其他村庄精英可能难以具备相应的社会资本和能力。正所谓“戏好唱、茬难接”——“梅兰芳在台上唱完了戏，谁还敢接着他来唱？”，一旦某个村庄精英具有超强的运作上级政府或部门给项目的能力，其潜在的村庄内部的竞争者便往往会自觉地退出村庄政治舞台。“现任干部弄到这么多的项目，他的潜在的竟争对手要想参加竞选，首先就要自己掂量掂量能不能向对手一样也争取到那样多的项目”，“没有这样的本事的人出来竞选就会闹笑话”。更巧妙的是，村庄中的绝大多数民众作为“搭便车”的既得利益者，十分支持和希望出现这样一种比较确定的村庄权力结构局面，从而能够让村庄更好地承接和落实项目。这就造成了村庄权力结构的实际上和预期上的双重固化倾向。潜在的挑战者消失的同时，也是村庄政治的被消解过程。这时，村庄里面“无政治的人”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效能感越来越低，村庄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个别人手上——这实际上对村民自治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挑战和威胁。

3乡村两级组织间关系的私人化。由于乡镇一级并不一定在争取资源上对村庄有多少帮助，而且其自身也面临着积极争取项目以发展经济和获得政绩的压力和冲动。这时，对于那些能够跨级争取项目的村庄精英来说，为村庄争得项目的同时也意味着为乡镇干部争得了政绩。从而在具体的乡村关系中，乡镇一级反而有可能对这些村庄精英形成一种逆向的依附关系，通过感情、面子等非正式的手段拉拢村庄精英，从而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管理。因此，在项目中的村庄运作中，项目资金的私人化转化，不仅使自下而上的村民参与性大大弱化，而且造成了横向的体制外精英制约均衡被打破，同时还可能造成逆向的乡村依附关系，从而使作为项目聚焦点的精英个体的权力得到极大强化。

（二）项目体制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项目制同样也会对城郊农村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基层政府当前的主要经济行为集中在土地经营上，因此，城郊农村作为新增土地的主要来源，成为了“利益密集型地区”。利益密集型地区的首要特征是土地的增值，以及围绕着土地而进行的利益博弈。可以说，正是项目制的作用机制增大了这个利益博弈过程的复杂性。

按照折晓叶等(2011)的研究，公共项目资金首先是被县乡政府“打包”后转化为用于经济发展的建设资金，构成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始积累，并以项目提供的合法性，启动了城市土地经营这台超强机器。城郊农村是这台超强机器的对象。通过土地征收、金融、财政的循环，不断推进城市化和T业化的发展。城郊农村作为利益密集型村庄，各种不同的边缘群体都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利益争夺，从而造成了征地拆迁矛盾的不断涌现。随着基层治权的弱化，基层政权“不出事”逻辑盛行，乡村基层政权缺乏治理这些钉子户（边缘群体）的正式资源和手段，因此转而借助于地方势力进行治理。黑社会组织等地方势力的引入，有效地解决了征地拆迁中的钉子户问题，但是却也造成了极大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且地方势力也有可能与基层官员、甚至钉子户复杂联盟，共同瓜分土地非农转用后的巨大增值收益，从而蚕食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投资和回报，造成了“新乡村利益共同体”不断发育和壮大。这种“新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出现，与一般农村中的村庄权力结构的固化一起，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项月资源的滋润下成长成为“分利集团”，最终将造成“乡村治理内卷化”。在这个新的结构里，乡村精英、村庄边缘人纷纷借此谋取私人利益，瓦解了项目政策的公共性和目标，将造成乡村治理的再次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与之前农业税费时期出现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不同，这种新的利益共同体不是向下汲取农民的资源，而是向上截留国家投向农村的资源，从而成为了一个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肿瘤”。而这个肿瘤得以不断成长的原料正是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项目及其资金滞留在城市下不了乡，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到乡村打了个转，然后很快就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回流到城市、政府和资本。农民得到的实惠少之又少。

由于中国是一个正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为基层和村庄承担与其财力相匹配的责任。因此，国家不可能停止或减少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进程，反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还要向农村输入更多的资源。这时候，项目资源越多，将使这个肿瘤成长得越快、越大，侵蚀国家公共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这不仅会让公共政策的执行出现执行偏差，而且还可能因为基层各种强势力量的结盟，使农民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国家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国家投入的资源越多，合法性丧失得越快越剧烈，这将使国家面临进退两难的结构性困境。

五、结论与建议：重建下乡资源的公共性

新世纪初以来，国家采取自上而下地向乡村输入资源，主要的目标是要解决“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内在条件不足”问题。但是，这种乡村公共品供给的内在条件不足，本质上是在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因此，国家供给资源的方式，同样面临着解决基层治理的需要问题。项目制是国家财政体制变迁背景下的一种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也是一种结构性的道路选择，体现出了新形势下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体制变迁的追求和内涵。但是在实际中，项目制没有能够有效地回应这种基层治理困境及其需要。

就村庄层面来说，以项目制的方式提供农村公共品，缺乏有效的应对“委托一”问题和“监督一激励”问题这一双重困境的基础条件和制度基础。当项目在村庄门外徘徊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和部门性特点。而一旦项目进村之后，便会因为其竞争性特点而很快地转化为具有高度私人性的外来资源，排斥了普通村民、其他精村庄英和乡村基层组织的参与和监督，实质性的赋予了项目争取者个人或其利益团体极大的自主权和能动性，使得国家下乡资源或项目的公共性极大地丧失，公共目标的实现大打折扣、偏差严重。这是造成项目制在村庄范围内运作产生问题的关键环节。项目到了基层政府部门以后，应尽量避免竞争性和私人化倾向，是改善现行项目制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重建下乡项目资源的村庄公共性，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针对性。笔者以为，采取“民主化的公共品供给”体制，将能够有效地避免项目资源的私人化倾向，保障项目资源在村庄的公共性和普惠性特点。

首先，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更大规模地向农村输入资源，使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人、财、物大量流失的客观背景下，通过第三只手的作用和机制优势，形成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资源的回流渠道和机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真正实现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

其次，理顺央地关系、条块关系。在县这一级政权以上，项目体制本身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机制，可以纳入考虑范围。项目从中央部委或省政府出发，需要经过一些链条。要充分采用最新、最好的技术手段监控项目在县级及其以上各个链条中的运作和传递，争取在项目到达县政府这个平台的过程中降低成本损耗。与此同时，当项目资源到达县一级政府以后，可以采取综合考虑人口、土地、区位、发展状况、目标等多种因素，对辖区范围内的项目资源进行民主化或普惠式的分配，从而避免在项目争取中出现的竞争性和私人关系对项目资源配置的影响等问题。充分发挥县一级政权的“打包”作用，增加项目资金的瞄准度。同时，还需要采取措施对县政府的“打包”过程进行严格监督和制衡，降低私人运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