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核心概念界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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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社会教育学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也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社会工作，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以及学校教育。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国内率先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和创立一种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本文以“华仁模式”为例，从社会教育学的视角探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一个综合领域的理论基础、功能定位、实践操作和职业发展。在界定基本概念并阐述“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关系之后，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了“华仁模式”的主要特点：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并分析“华仁模式”对国内丰富和发展社会教育学领域的推动意义。

关键词 ：社会教育学 社会工作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 华仁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2015)01-0003-32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1

张威，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开姆尼茨科技大学博士（成都610065）。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在探讨如何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一系列问题时，人们惯于使用“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这些概念。然而，第一，对于这四个概念，目前社会工作领域尚无统一界定，并且由于它们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和所触及的工作环境相似或重叠，故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有多重交叉之处。第二，尽管“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群体以及“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社会化基础机构均与“教育”息息相关，但人们依然执着地使用着“社会工作”概念，并热切地在各种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托和实践模式，而“教育学”这一核心视角却被遗忘和冷落。

成立于2013年1月的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全新理念致力于应对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隐性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首次推动“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与发展，努力探索崭新的“华仁工作模式”（下文简称“华仁模式”）。2014年7月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并与华仁负责人深入交流社会工作、了解“社会教育学”在成都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华仁的工作得到了默克尔总理的高度肯定和赞赏。

那么，“华仁模式”究竟有何独特和创新之处？本文在分析和阐述“华仁模式”特点之前，首先对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社会教育学”、“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华仁模式”进行界定和论述，并阐述和分析“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什么是社会教育学？

在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工作领域中有两个概念并存，即社会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的起源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形成社会教育学？什么是社会教育学？社会教育学的主要服务领域有哪些？它的核心理念和观点是什么？它的相关立法或法律基础是什么？

社会教育学的起源和定义。社会教育学概念形成和起源于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国家。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认为，社会教育学从教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人类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体现。他用五种“精神能量”（即社会运动）概述社会教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1)工人运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1848年）；(2)新教教会的“向内福传”运动（1849年）；(3)妇女运动(1870年)；(4)社会政策运动（1870年）；(5)青少年运动(1900年左右)(Thole 2002)。教育学家和政治家盖尔图特·波尔摩(Gertrud Baumer)对社会教育学的最初界定是：“所有关于教育的，只要不是家庭、不是学校，都是社会教育学”。这一定义虽然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界定，但它确立了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地位。盖尔图特·波尔摩同时强调，社会教育学虽然是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但它并不是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毫不相干，相反，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甚至社会教育学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互融合。由此，欧洲大陆国家在面向儿童青少年与家庭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领域中，形成两种不同的传统职业分支：以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起源于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救助工作）、以及以面向成人为主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起源于面向成人的救助工作）。在当今的欧洲大陆，虽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依然并存，但这两种历史性职业分支和职业领域正在逐渐趋于融合，专业人士尝试着使用一个涵盖两者的上位概念Soziale Arbeit即社会工作来表述。

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尽管如此，在今天的欧洲大陆，无论是大学的人才培养领域还是专业服务领域，社会教育学仍然是人们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社会服务时的综合性专业术语。在实践领域中，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和服务范畴也被统称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kinder-und jugendhilfe)，在欧洲大陆国家，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所涵盖的范畴绝不仅仅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而是范畴宽广、分支细微、内容繁杂，它涉及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种性质和各种内容的服务，是一个庞大、系统、专业的综合体系，而这一领域的形成和这一概念的出现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在1922年，魏玛共和国为了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部分儿童青少年失去了家庭的照护和教育，也为了聚集和利用分散的社会力量，同时将当时的两个工作领域，即面向大众的青少年业余生活、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合为一体，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即青少年事务局(jugendamt)，并颁布了《帝国青少年福利法》(RJWG)。该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设立青少年事务局。该法律一直实施至1990年。从1990年起，该法律被修订并编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 SGB VIII/KJHG)。该法律因此成为“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重要法律基础和依据，并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事务局作为社会教育学专业性官方机构的地位。

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60条，“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任务主要含“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两部分。第11～41条规定了以下四种任务类型或工作方向的服务项目和内容（见表1总结）：

第一类任务是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长与发展（第11～15条）。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青少年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教育性儿童与青少年保护工作等。青少年工作与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在于，青少年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的开放性工作，比如校外教育、业余生活与体育活动、青少年之家或青少年联合会的工作；而青少年社会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其中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两个重要的服务领域。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

第二类任务是促进对家庭的教育（第16～21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家庭培训、家庭咨询、家庭休养、分居和离婚咨询等，其目的是面向家庭和成人，协助其建立良好和睦的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正确处理分居和离婚等情况。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长。

第三类任务是促进日间照管机构中儿童的成长（第22～26条），其中包括以下服务项目和内容：托儿所、幼儿园、小学生课后照管机构、自发组织的团体等。在此笔者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德国，幼儿教育属于社会教育学的工作范畴，其财政开支和人员数量在社会教育学领域中所占比例最大。这一类任务主要面向儿童，其功能很清晰——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使年轻父母减少或摆脱育儿和工作之间矛盾的困扰。

第四类任务是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协助精神残障的儿童青少年融人生活、帮助年轻的成年人（第27～41条）。其中包括以下两类服务项目和内容：一类是流动型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家庭教育咨询、小组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另一类是固定型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寄养家庭、收养家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等。“流动型”一词基于社会工作形式中的“来结构”和“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来到社会工作机构或服务处，主动寻求帮助，比如，家庭教育咨询；“去结构”是指社会工作者来到服务对象处（如服务对象家中或者经常逗留的地方），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比如，家庭社会工作、街头社会工作。因此，此处所说的家庭社会工作是专指社会工作者进入案主家中开展工作。一般来讲，不超过6～8周，每周3～5次。“固定型”一词是指服务对象较长时间地处于一个固定住所或机构中，比如，寄养家庭或者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其中儿童与青少年寄宿教养机构面向所有无监护人以及有监护人但因各种原因其监护人不具备抚养和教育能力的儿童与青少年，或者是面向被忽视、身心得不到照顾、无法得到教育的儿童与青少年。也就是说，“流动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补充和协助家庭教育，而“固定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

以上四种类型的任务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服务项目和内容。承担和提供这些服务项目的可以是国家（官方）机构（公立型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自由型机构）。但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3条规定，自由型机构“可以”承担这些任务，而公立型机构则拥有法律义务、“必须”承担这些任务。

除了以上所述任务之外，按照《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2～60条规定，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还需完成其他任务。此处的其他任务（第42～60条）是指主要由公立型机构承担和完成的任务，比如，国家庇护、以及在监护法庭、家庭法庭和青少年法庭上，青少年事务局有义务协助或参与各类法庭的工作，比如，来自青少年事务局或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的青少年法庭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提供有关某青少年日常生活环境和成长状况的报告，并向法庭提出教育或惩罚措施的建议。自由型机构一般不承担这类任务，而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受国家委托承担这些其他任务，也就是说，青少年事务局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委托某个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承担这些任务。

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中虽然包含了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但是第一，这三个工作领域只是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众多服务内容中的三项，而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内容极其广泛、服务领域非常细化；第二，如上文所述，这三个概念所包含的内涵也极为明确：青少年社会工作的主要领域包括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和学校社会工作，主要面向有特定问题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体；而家庭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直接进入案主家里展开工作。因而，欧洲大陆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务领域方面，立法与服务已非常成熟，国家与社会机构的合作由来已久，服务体系和操作模式已非常系统，服务领域已非常细化。出于该原因，本文在此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或者学校社会工作或者家庭社会工作，而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上位概念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

如前文所述，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是社会教育学在实践工作领域中的统称。也就是说，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核心理念来自于社会教育学思想。下面从两个方面简要分析来自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基本核心观点，它们既构成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理念的基础，也体现出《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与其他社会立法的不同之处：一是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的权利；二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

儿童青少年权利的特殊性以及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实质。关于儿童与青少年权利的主题，涉及国内外各种不同的法律和规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层面儿童权利法律文本。但值得思考的是，《儿童权利公约》是基于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展而来的，它是以自由宪法的形式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规定：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拥有社会参与权与决策权，故较为成人化，而儿童权利与成人权利（保护）存在本质差异。儿童权利是一种间接权利而非直接权利，它主要通过家庭保护和监护人责任得以体现，因此，把儿童权利成人化存在一定问题。儿童由于身心发展的未成熟状态，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无法感受和实现自我权利的保障，而是通过成人（父母／监护人）的保护和照顾来实现，因此儿童权利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而且非常棘手，尤其是在家庭与儿童双方愿望发生冲突时，儿童权利常常被忽视或被侵犯。因此，儿童权利保护的实质更多的是指，为儿童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并促进儿童与其所处环境的良好互动。儿童权利保护的总体目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参与原则的指导下，为儿童的教育、成长与发展过程提供良好和积极的条件，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儿童权利保护体现在监护人（或抚养人）的责任和义务实施上，监护人要承担起儿童权利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为此，需要首先明确儿童青少年一父母（家庭）——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确定三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辅原则”(subsidiaritat)，这一原则也是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框架的基本原则之一。

辅原则由天主教社会学说所提出的三大原则发展而来，即人的原则、团结互济性原则、辅原则。人的原则(personalitat)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尊严，其尊严不可侵犯。团结互济性原则(solidaritat)强调机会均等与社会公正，倡导通过团结互济促进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安康。西方福利国家构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所遵循的三大原则是保险原则、福利原则与救济原则，其中保险原则充分体现了团结互济性原则的精神，而救济原则充分体现了辅原则的思想。

辅原则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由个体到家庭到社会组织到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层面。在此层面上，下一方有义务首先对自己负责和承担起责任，只有当自己无能力自助时，才可以求助于上一方，此层面强调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另一层面是指，从国家到社会组织到家庭到个体的自上而下的层面，该层面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辅助和协助义务：当下一方因各种原因无能力自助：无法实现自我责任和义务时，上一方需伸出援助之手进行协助和帮助。但上一方的义务仅局限于辅功能，而不是取代下一方的职能和作用。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我责任和义务与自上而下的辅助功能和义务被称为辅原则。

辅原则和多样化原则(pluralitat)，今天已成为保守型福利国家构建社会工作体系的核心指导性原则，以及确立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依据。其中，辅原则的思想已被明确纳入联邦德国《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该条文针对“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的合作”作出以下规定：(1)为了确保年轻人及其家庭的幸福与安康，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与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伙伴式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公立型机构应尊重自由型机构（即社会组织）在确立目标、实施任务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自主性。(2)如果具备资格的自由型机构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服务或活动，那么公立型机构就应放弃官方的服务措施。(3)公立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应按照该法典规定对自由型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机构进行资助，并加强自助团体的各种工作形式（《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4条）。在此，辅原则确立了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伙伴式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承担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社会组织具有优先权；若具备资格的社会组织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服务，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财政资助，但社会组织在制定目标、实施操作和组织构架等方面依然拥有自主权。辅原则的这一基本思想，即一方面尽量避免国家的涉人，国家的功能是从属和辅助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权利得到国家资助，这一思想使得社会组织被置于国家和个体／家庭之间的位置上，并由此形成新合作主义。

因此，辅原则明确了个体、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四方之间的各自功能与相互关系。在儿童青少年权利保护方面，首先应该承担起责任的是家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家庭遇到子女教育问题和困难、但仍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况下，国家及社会组织有义务支持协助或补充家庭教育、增强和促进家庭的社会化功能，比如，为家长提供预防性家庭教育咨询，协助儿童健康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拥有最高监督权，监督家长或监护人履行教育和养育子女的义务。当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家庭出现结构性问题、无力自助时，国家有权监督家庭教育／监督家长。比如在家长缺位或失去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国家有权撤销其监护权，并承担起临时监护权。这种情况下，国家就从监督者的角色转变为教育者的角色，由此，公立型或自由型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临时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儿童权利与家长权利相冲突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应谨慎处理矛盾和紧张关系，并需要相关立法支持，以及通过法律诉讼程序进行裁决。

社会教育学对“教育”的理解。传统教育概念特别强调：作为成人的教育者和作为受教育的孩子两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教育行为的焦点也是两者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差异，因此传统教育将教育过程简单地理解为老师“教”和学生“学”。但是，现代教育概念并不是将这种差异简单地理解为知识和经验的差异，而更多的是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因此，教育是一个双方相互合作的过程，在具体的社会或环境框架下，所有参与者之间所产生的一个互动过程(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

因此，社会学家尼可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提出，教育行为具有“技术缺失性”(technolo-giedefizit)。即在教育学领域中，人们无法像在技术领域那样，如，机械师修理机器、木工制作桌椅，能够通过运用简单的工具（方法和技术）达到某一特定的教育目标。教育行为中的技巧、方法与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和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确定性(Niklas Luhmann，1982)。教育者所能起到作用的，只是推动和激发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即自我学习和自我理解的过程。教育过程需要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定位。

从社会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儿童青少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促使他们学习、推动他们成长的契机和载体。社会教育学家米夏尔，温克乐(Michael Winkler，1988)在他的《社会教育学理论》中提出教育行为的两个决定性基本条件：教育地点和主体。“社会教育学永远都无法肯定，主体是如何在教育地点成长和发展的”(Luhmann/Schorr，1982：282)。温克乐想要用“主体”这一概念说明，教育工作者所接触的工作对象，总是与他们的环境处于某种关系状态中，而这种关系状态又是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自主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这种关系中改变自己。这也意味着，儿童与青少年自身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会分析和探讨周围的环境，并且能够在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改变自己。

教育学家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提出，教育工作成功的前提是建立教育关系纽带(pada-gogischer bezug)。教育关系纽带这一概念是指，一种以同等程度将教育者．被教育者以及客观世界（社会文化环境）三方连在一起的纽带。因此，教育者处于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位置，他的任务是权衡两者，或者说教育者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他要促进个人（主体）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他要向个人传授客观世界（客体）所要求的价值观体系。对于这两种任务和职能，教育者应做到不过度偏重哪一方，比如只注重传授客观世界所要求或所希望的价值观，而忽略了儿童自身的成长与需求；或者只注重儿童自身的需求而忽略了向其传授客观世界的价值观。海尔曼·诺尔强调，建立这种教育关系纽带需因人而异、因情景而异，它是所有教育工作成功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见，社会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是一个教育者、受教育者（主体）和客观世界（客体）之间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需要注意的是，一要权衡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二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之间的互动过程，三要认识到教育的技术缺失性，清楚教育的实质在于推动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过程。

社会教育学对成长与发展的理解。社会教育学认为，成长与发展概念与社会化息息相关。社会化是一个个体在与所处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状态下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它是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儿童与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目标或出发点是，使他们成为“为自己负责”和“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由此该法律明确表述了“达到成功社会化过程”这一总体目标。因此除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努力为儿童青少年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一目标也是《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的显著特点。这一目标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社会科学学者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1981)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模式以及教育学家迪特尔·巴克(Dieter Baacke)的社会生态区域理论模式。

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式认为，社会化过程由个人（主体）及其所处环境（客体）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组成。人们在环境中所获得的经验时刻影响着个人，而个人又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改变着所处环境。这一互动过程是一种个人（主体）不断分析和探讨所处环境（客体）的过程。人们通过行动适应环境，同时也对环境产生影响。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人的成长与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和持续进行的。因此，布朗芬布伦纳强调，一个发展中的个人是动态环境中的实体；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个人与环境的交换体现在不同层次。布朗芬布伦纳还将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为四个层面：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观系统。他认为人的发展和社会化始于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个人、群体、组织或机构，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邻居等。微观系统是个人生活中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环境，也是儿童社会化的基础结构，直接影响个人的行为与发展。微观系统既隐含着促进儿童发展的潜力因素，也潜藏着妨碍儿童发展的危险因素。

中间系统。指在个人所处的微观系统之间发挥连接和中介作用的系统。它们自成一体、构成各种社会网络。例如家长会或者班主任与家长的定期联络，它连接学校和家庭两大微观系统，这两个微观系统相互影响，儿童青少年本身并不处于该中间系统中，但受其间接影响。

外部系统。指个人与之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但却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的群体、组织或机构等。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或工作岗位就是儿童的外部系统，儿童本身虽然没有身处父母的工作环境中，但父母工作环境的状态与变化（如工作紧张或常年外出打工），会间接地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与发展，比如母亲在工作岗位上生气或不满，回到家中将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在家庭生活甚至孩子身上。通常，源于这种外部系统的影响会被人们忽视。

宏观系统。指能够对外部系统产生直接影响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民族信仰、风俗、法律等。例如，某些地区因区域性贫困外出务工的现象突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户籍问题、民族信仰、地方风俗、教育体制的城乡差异等，都属于间接影响儿童的宏观系统。或者说，宏观系统是某种特定文化或特定社会的可视性结果。

布朗芬布伦纳尤其强调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生态过渡期。当一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或者当他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就会产生生态过渡期。对儿童青少年来说，对其影响较深的生态过渡期有入学、转学、退学、从父母家中搬出去住。这些时期，中间系统可能会转变为微观系统。生态过渡期是儿童青少年生理变化和环境变化共同带来的结果，它是一个个体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每一个生态过渡期既是成长过程的结果又是成长过程的助动器。在这些生态过渡期中，尤其可以看到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和危险因素，它们也显示出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敏感阶段。因此，处于生态过渡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尤其需要环境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教育学家及儿童青少年研究者迪特尔·巴克( Dieter Baacke，1991)将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式运用于“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动与经验空间”理论中。他认为，儿童青少年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以行动的方式获得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适应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环境。

迪特尔·巴克对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进行结构性研究，包括儿童青少年成长的时间性、人际性结构以及成长环境的空间性结构。巴克还将儿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划分成以下四个社会生态区域：

社会生态中心，包括家庭和家以及与此相关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人。

社会生态近区，指儿童首先接触的外界关系和外部区域，比如邻居、城区、游玩场所。

社会生态特区，指具有特殊功能和任务的区域、承担着特定角色和特定目的的经验场所。最重要的社会生态特区是学校。

社会生态外缘，儿童与这些区域只是偶尔接触或计划外触及。

迪特尔·巴克指出，通常这些区域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但是，比如在家庭出现危机的时候，这种区域之间的渗透有可能会受阻。儿童青少年的活动可能发生于所有区域中，而某些活动却只在特定的区域中进行(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58～63)。

《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第1条第1点表明：“每一个年轻人都有权利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以使他成为能为自己并能为公众和他人负责的人。”社会教育学的理念在该法中通过成长和教育两个概念被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两个概念对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塑造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两个条件的好坏也直接决定着儿童青少年年能否过上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负责的生活。因此，让儿童青少年实现他们的权利，即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帮助、得到教育，成为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在该法第1条第3点中得以具体表述：如“协助和促进年轻人的个人成长和社会成长、避免或减少社会歧视；协助家长和其他家庭教育成员教育子女并为其咨询；保护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安康与权益不受危害；致力于维护或创造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Raetz-Heiniscl1／Schroeer/Wolff，2009:56～57)。”

类似观点在《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还有更具体的表述，如，第11条第1点：青少年工作(jugendarbeit)“为了促进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应为他们提供青少年工作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需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并由他们共同参与制定，其目的是引导和促使他们成为具有自我决策能力、并拥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义务感的人。”这表明，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被理解为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该环境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各种与其兴趣相连的服务项目和内容。并且在此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积极参与服务内容确立和制定的主体。国家或由国家委托的机构有义务提供这类服务，但个人并不具备合法要求。

而第30条，则规定，在符合相应事实条件并呈交相关材料的条件下，在“促进协助补充或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范畴内，可以为受助者提供家庭教育辅导的服务（即个人具备“合法要求”）。具体地说，一位专业教育工作者，如社会教育学工作者或社会工作者，将专门为某一个儿童或青少年服务，协助他的成长。这种工作通常在儿童或青少年的家庭中进行。该法第30条原文是，“教育辅导员或教育照管员应在尽量考虑儿童青少年社会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协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在尽可能维护儿童青少年在家庭中成长的生活条件下，协助家庭提高自主功能。”该法律条文还明确体现出，在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儿童青少年是一个积极行动着的主体。“完成”一词显示出儿童或青少年的主动特性，专业教育工作者只是“在他们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过程中”协助他们、推动他们的成长。

因此在促进儿童青少年“成长”“教育”方面，《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具有以下“双重视角”的特征：

第一个视角是从儿童青少年自身出发。儿童青少年是其成长过程的行动者。在成长过程中，他们自身是积极主动的。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应协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任务。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将社会教育学工作地点看做一种人为创造的积极环境，这种环境也可以是某种具体的助人形式，比如启蒙、教育、咨询与危机干预。

第二个视角涉及构建社会生态环境。儿童青少年专业工作需要积极构建健康的社会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符合儿童和家庭需求的社会环境，都属于社会生态环境，它们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简而言之，《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中的成长与教育概念，需要在双重内涵中理解。它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对教育主体即儿童青少年的帮助；二是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在这种成长与教育的交叉互动式理解中，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一方面是积极的主体，即儿童与青少年；另一方面是积极的社会生态环境(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64-65)。

综上所述，无论在学术理论还是在立法或服务操作层面，在欧洲大陆，社会教育学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综合性专业领域，其功能、任务、目的、内容以及服务对象的权利等等，都已构成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体系。

二、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传统的角度来分析。在欧洲大陆国家，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职业分支发展脉络，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从12～13世纪起，到14～16世纪，在面向有困难的群体提供帮助时（包括物质性救济和精神性帮助），人们对未成年的儿童青少年群体和成人群体已有所区分。最初面向儿童青少年的服务，主要针对最困难的群体，比如弃婴孤儿、贫民子女、无人监管的“问题青少年”，人们将面向他们的照管工作称为“青少年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逐渐扩展为面向大众儿童的“幼儿园”以及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此外，受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除了生活照管和物质救助，教育的思想和理念被加入进来。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青少年的青少年业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面向问题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两个领域又被合并为社会教育学。

而人类最初面向成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穷人的物质性帮助或经济性救济，如14~16世纪的济贫工作(armenpflege)，这类工作被统称为“成人救助工作”(erwachsenenfursorge)。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向成人的服务工作从物质性救济扩展到了精神性帮助，服务人群也从穷人阶层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从17～18世纪到18～19世纪再到20世纪，面向穷人的“救助工作”逐渐被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wohlfahrtspflege)所取代。到了20世纪，面向大众的福利工作又被社会工作(sozialarbe-it)这一概念所代替( Schilling/2eller,2007)。（见图5）

从图5中可以看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存在着传统的职业发展分支。但今天，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将两者连在了一起，当今两个工作领域逐渐地趋于交叉、重叠和相融，但同时，这两个领域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工作领域等方面仍旧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

鉴于这种状况，对于专业概念的使用，专业领域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为了简单起见，用社会工作（soziale arbeit“社会”与“工作”分开写）这一上位概念来涵盖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sozialpadagogik)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sozialarbeit社会”与“工作”连写）这两个概念。例如，德国社会工作职业联合会(DBSH)称其为“社会工作者（‘社会’与‘工作’连写）、社会教育学工作者、康复治疗教育工作者和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联合会、工会和职业联合会”。按照这种界定，社会教育学被看做是上位概念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见图6）。第二种是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教育学以及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社会”与“工作”连写）作为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在面向不同群体和不同服务领域时人们使用不同的表述。

因此，也可以从工作领域以及立法角度，对两个概念进行进一步区分。社会教育学的工作领域主要是指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如上文所述，《社会法典》第八部《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41条中，明确列举了儿童与青少年专业工作的四类服务项目与内容（第11~41条）以及其他任务（第42～60条）。而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服务领域：老人工作（老人专业工作）、残疾人工作、瘾病社会工作（吸毒、酗酒、赌博）、无家可归者社会工作、失业者社会工作、精神病院社会工作、监狱和司法社会工作等。这些工作领域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法律基础／立法，如，《社会法典》的其他几部法典。此外，某些面向成人的“社会工作”也含有很多行政性成分，如面向贫困者和失业者的社会救济局和面向大众的卫生局的工作。当然，如前所述，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这两个工作领域在某些时候有交叉重叠之处。

最后从大学教育中的专业名称和所获学历来分析。在欧洲，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始于20世纪60～70年代，从那时起，大学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所获学历为社会教育学硕士。而专科大学开设的专业名称更多是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与保障事业，所获学历亦为社会工作硕士。近几年来，一是受博洛尼亚进程改革的影响，二是受法律对两种学历同等认可度的影响，很多高校在开设专业时，对专业名称有所调整。比如很多1971年以来招收社会教育学专业的大学，将专业名称‘调整为社会工作。而有些专科大学则开始开设社会教育学专业，或者将两个概念在专业名称中合为一体，即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比如德累斯顿新教社会工作专科大学，或法兰克福社会工作与社会教育学研究所。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发展角度、从服务领域和立法角度，还是从大学教育的专业名称和毕业文凭角度，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体现在两种形式的理解上：一社会教育学与社会工作被作为同义词使用；二社会教育学被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和组成部分使用。为了简单起见，专业领域通常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即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教育学）这一表述方式。本文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使用。

那么，社会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又是什么关系？两者虽有联系，但有着截然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在国内，人们通常将社会教育理解为个体在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大课堂所获得的学习、体验、实践和教育，即社会性教育、社会性宣传，包括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媒体教育。如果具体到儿童青少年这一未成年人群体，社会教育更多的是指：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所获得的个人体验、社会实践、校外教育和学习成长。可以看出，国内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实际上是社会教育学庞大领域中的一个较小的组成部分，即以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为主要功能、只针对儿童青少年自身、以培养未成年人综合素质与能力为目的的儿童青少年工作，比如校外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包括道德思想教育、行为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社会实践、业余生活与文娱体育活动等等，这类工作带有明显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性质。

而社会教育学的社会功能和工作领域非常系统和庞大，它是一种从系统性角度出发、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总称。它不仅具有补充和辅助家庭教育的功能，也有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它不仅只面对儿童青少年自身工作，也针对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工作，比如，家庭、学校和同辈群体环境；它不仅提供面向全民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也面向有特殊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咨询性和介人性社会工作服务。因此，社会教育学是一个较为系统的上位概念，它涵盖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这一分支领域（如图7所示）。

三、本文为何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

在中国大陆，如果将社会工作与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这两大概念联系起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务领域中，能立即发现以下概念：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或者这几个概念的相互排列组合。从文献分析中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几个概念在多介层面均有重叠交叉之处，如，服务对象、工作环境、应对问题或服务内容等。而对于这几个概念或服务领域的具体区分或界限，社会工作专业领域中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论述和说明。

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多以工作对象儿童青少年为界定标准，而从其理论依据或理论基础以及服务内容的角度看，它不仅仅涉及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本身，也涉及其主要的微观生活环境如家庭和学校。而学校社会工作的工作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绝不仅仅拘泥于学校和学生，家庭社会工作所面对的服务对象虽然主要是家庭，但也同样隐含儿童青少年这个群体。这种重叠和雷同不仅仅体现在概念界定上，从所应对的问题和服务内容上也可看出，比如，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厌学问题、青春期教育、网瘾问题、早恋问题、偏差行为、就业问题、特殊家庭问题、儿童受虐待／被忽视等；学校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贫困问题、青春期教育、心理情绪问题、亲子关系、早恋问题、网瘾问题、师生关系、朋辈／同学关系特殊家庭问题、儿童虐待、职业规划等；家庭社会工作所应对的问题有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暴力、家庭教育、特殊家庭问题等。此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几个领域的理论依据大多出自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比如，对社会工作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动力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以及系统（社会生态）视角等等。但涉及儿童自身成长和教育的教育学视角基本被忽视。

因此，目前中国大陆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这几个概念无论在服务对象、理论依据还是在工作环境、所应对问题以及服务内容方面，都有多处雷同，几个概念的本质区分和边界问题较为模糊。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内容层面上的雷同和重叠也是必然的，因为：第一，儿童青少年这一群体自身和家庭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他们所处的核心社会生态环境是类似或相同的。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以上三个服务领域都很难系统全面地体现面向该群体的服务理念和服务体系。因此本文在社会教育学的框架下，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第一，避免在使用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概念时所出现的重复，如，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也就是说，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所提供的服务项目有可能既涉及儿童青少年，同时也涉及家庭和学校；第二，从系统性和过程性角度，兼顾和考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共同的微观系统或社会生态环境，比如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而不是机械地将其分隔于某一领域中，比如通过使用某一概念；第三，立足于社会教育学，以儿童青少年自身及其所处环境两个层面为工作出发点，确立服务目标、制定服务项目。

因此，笔者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界定为，以促进儿童青少年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环境双重视角为出发点，以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为目的、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种综合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这一双重视角决定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目标在于，一方面，注重将儿童青少年培养成为自己负责和为他人和公众负责的人，即自身能力的培养和公共责任感的培养，也即儿童自身工作；另一方面，又注重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比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环境，即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状态和契合程度，也即环境工作，这两个目标是否达到，体现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能否确保他们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服务工作者的位置界于主体（服务对象）与客体（客观环境）之间，其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协助、辅助或推动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或调适状态，使得服务对象最终能自己掌控生活、使其日常生活顺利进行。

四、“华仁模式”的界定和特点

华仁是成都市锦江区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简称。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独特创新的模式。华仁所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华仁从成立初始就确立了社会教育学的指导思想，并决定使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这一概念来表述本机构的服务领域。由此也确定了华仁的双重总体目标：即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自身成长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该机构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围绕着这两个目标进行。

“华仁模式”即华仁工作模式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工作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界定不一，一般来讲有两种界定方式：一是与社会工作理论等同，即主要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工作模式时，就会想到诸如人本主义模式心理动力模式、行为主义模式等概念。专业文献对社会工作模式的第二种理解是界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操作或运行范式，但对于这种范式所含的具体内容，文献中少有说明。本文中的“华仁模式”是一种社会工作机构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其功能目标、理论依据、实践操作、服务性质、关注焦点等层面所呈现的综合特点、相互关系和特有结构，它既是一种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教育领域的工作模式，亦是一种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综合性社会工作服务的工作模式，因此，它与专业文献中的以上两种理解均有不同。

（一）“华仁模式”的界定及其新之处

1．“华仁模式”这一概念主要含以下几个层面，其新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即主要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提供目的和方向性指导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引入社会教育学的思想和理念，这部分理论目前在国内尚属空缺。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服务功能链：即预防一咨询一介入，并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方面，华仁确立了两个明确的服务目标，一是针对提升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工作，二是针对改善微观环境（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在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方面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华仁的各项工作以此三种功能为主。假如此功能链继续逐级扩展，在“介入”之后将出现“治疗”和“救助保护”等功能。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在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基础上，华仁赞同汉斯-乌韦·奥托(Hans-UweOtto)的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观点，因此也赞同社会工作有别于体系外观察、而因此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社会工作的这一特殊的科学性质，使得理论无法直接套用于实践，进而使得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即社会工作者能否关注其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能否根据具体情境，灵活机动地应对各种问题。因此华仁强调，以反思性视角连接理论与实践，或者说，对于一个社会工作者来说，除了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其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前提是：他是否具备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因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华仁倡导跨理论为跨方法的操作模式，而反对将某一种心理学模式直接套用于某个案例的服务对象身上。这一点也是“华仁模式”之新的体现。

2．“华仁模式”所含层面及其新特点，已从侧面彰显了它与国内现有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的关系以及不同

(1)理论层面。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大多来自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而华仁的理论依据含两个层面：（来自本学科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以及（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前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基础。

(2)服务目标与功能定位。现有国内的社会工作实践大多聚焦于面向弱势群体的救火式工作，即把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于有了问题之后的介人工作。华仁所提出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链，科学细化了社会工作的逐级功能，并强调以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介入功能。这对社会工作职业的功能定位以及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

(3)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因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对社会工作学科定位的模糊不清，在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国内普遍存在着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观点。华仁强调反思性社会工作的视角和意识，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的观点出发（理论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主张社会工作者用反思能力连接理论与实践。华仁的这一立场直击国内社工和学者越来越对直接运用来自心理学的社会工作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现状和根本要害，为未来专业领域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和战略性参考依据。

(4)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或方法的态度。在现有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或专业文献中，存在着一种试图将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如，心理动力模式或行为主义模式）一对一套用于案例的取向和倾向。这种对待方法的态度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屡屡受挫。而华仁所倡导的跨理论、跨方法操作模式，基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是一种较为灵活对待方法的方式。

以下本文将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理论基础、功能定位、服务内容、反思性视角、本土文化视角、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这几个角度，进一步详细分析和探讨“华仁模式”的特点和崭新之处（见图8）。

（二）“华仁模式”的特点

1．应对隐性社会问题

华仁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及实际需求，比如，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孩子、老师和家长之间的恶性沟通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他们在家中受宠，入学后首次面临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当遇到同辈群体的批评、嘲笑或讽刺等负面反应时，如果孩子不知道如何应对、逐渐形成心理问题或行为问题，成绩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沉迷于游戏、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往等问题会接踵而至。而这时，如果家长不清楚原因也不知该怎么办，会把来自老师的压力继续传递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症状”会越发加重。这时，家长会更加焦急、越发催促孩子，就此形成孩子、老师、家长恶性循环。如果是三代同住家庭，这种恶性循环又会多一个环节一祖辈的隔代亲和过度疼爱。而学校考试所导致的过度聚焦于成绩的现象，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加剧。

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家长的心情，也会引发家庭矛盾和家庭问题，比如，父母因孩子问题产生争执、祖父母又有着完全不同的教育观念，孩子整日生活在成人的争执和矛盾之中，家中缺乏一致的教育声音和主导的教育角色。不仅孩子生活在矛盾状态中、毫无方向和目标，而且成人之间也由此产生矛盾、影响情感，比如，由此产生的夫妻矛盾、甚至夫妻离异并不少见。在华仁所服务的家庭中，有很多三代家庭存在严重的家庭矛盾问题。

以上提到的儿童成长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华仁将之形容为隐性社会问题，即尚未爆发和显现、但在特定条件下会恶化甚至影响家庭环境和家庭稳定的各种问题。此类问题涉及很多家庭，只不过每个家庭应对的能力、应对的方式和应对的效果有所不同。华仁所做的各种工作，就在于应对隐性社会问题，帮助家庭改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或对其进行能力建设、使家庭具备自我调节、自我成长的能力。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直接开展家长或家庭工作，不是很实际，中国人万事不求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即使问题重重，也不愿求助于陌生人。因此，华仁找到一个切入点开展工作，即孩子问题，比如孩子的成绩问题、性格问题或行为问题。大多数家长关切孩子的成绩问题，也愿意因此寻求专业帮助。专业人员在与家长和孩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发现，大多情况下，孩子的问题或症状是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的载体，比如家庭关系问题、夫妻矛盾、三代家庭问题、父母的心理投射、或在离异家庭中的子女父母化等问题和现象。由此，专业工作会从孩子问题转向家庭问题、并涉及家庭问题的方方面面。

2．理论基础

“华仁模式”的理论基础与众不同，华仁是一个既以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又以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为理论基础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同时，华仁对待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态度和方式也与众不同。

昂斯特·恩尔科(Ernst Engelke)将社会工作理论分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和外延社会工作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问题如何形成、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功能与目标的理论。正因为它是阐述本学科自身功能与任务的理论，所以带有极强的普遍性，故被称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此类理论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尚为空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过程中观察、判断和行动的三个阶段，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理论依据，这类理论大多来自心理学领域（如心理动力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因这类理论仅仅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个特殊方面如实践操作，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被称为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国内目前大多数人所理解的社会工作理论就是这类理论。

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功能性目标与方向，也就是说，明确社会工作的功能、目标与方向，是所有社会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必不可少，因此，笔者称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张威，2012)。笔者认为，昂斯特·恩尔科所提出的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即社会工作该如何做，因此笔者称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张威，2012)。本文选择使用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这两个概念。

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同时基于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前者为其提供了方向性依据，后者为其提供了操作性基础。尤其是华仁引入的社会教育学思想和理念，为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领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功能性定位，即社会教育学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协助甚至是替代家庭教育。如前所述，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来承担，比如，当监护人失去教育子女的能力时，为补充、协助家庭教育的功能，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华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在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专业工作有着极其鲜明的社会教育学理论指导思想，其主要功能是补充、辅助家庭教育、协助家庭完成其社会化功能。

3．功能定位

社会工作基础理论为华仁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和目标功能性定位。这点具体体现在机构功能定位与服务功能定位”两个层面。

第一，机构功能定位。作为一个专业性社会工作机构，华仁首先对本机构的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按照社会教育学家（社会工作学）者汉斯·替尔施(Hans Thiersch)的观点，社会工作机构承担双重职能或双重任务即助人与监督(张威，2012)。监督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并受国家之托监督社会风险因素，确保社会稳定。助人职能是指社会工作机构为大众百姓以及需要帮助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和帮助，使其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这一缓解矛盾和化解冲突的工作过程，同时又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助人与监督的双重职能也隐含着社会工作既维护社会稳定又促进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作用和功能。然而，履行双重职能或完成双重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阿西姆·梅尔谢(Joachim Merchel)认为，它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状态和质量：社会政策的现有框架、机构的经济性和机构的专业性。这三者之间相互补充，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而此时，起决定性作用则是伦理道德性原则与反思(Mer-chel，2006)。

由此华仁对双重功能进行了明确定位：助人与监督。这一双重职能使得华仁与所有其他社会工作机构一样，处于国家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位置。因此，如何权衡两者并在其中找到实际可行的行动空间，既支持国家政体、完成国家委托、履行监督职责，又能为百姓提供专业服务和帮助，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出于对这种双重职能的理解以及完成这一职能所需的三大必要前提条件，华仁不仅仅致力于面向服务对象的微观社会工作，努力确保机构的经济性和专业性，更提倡社会工作者也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因为助人自助的目标，只有在服务对象的各种物理和社会环境得以改变以及社会政策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彻底得以实现。

第二，服务功能定位。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上，“华仁模式”引入了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尤其是社会教育学理论和理念。在当今中国教育制度极受应试制度制约、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过度聚焦于学习成绩、家庭教育缺乏适度引导和支持、社会教育学几乎完全缺失的情况下，华仁决定将“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建立起来，其主要的社会功能是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协助和补充学校的社会化功能（如图10所示）。

华仁基于社会教育学对儿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长的理解，其工作重点在于两方面：儿童工作即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对自己负责和对他人负责）以及环境工作（比如家庭）。这一双重目标也决定了华仁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均具有多重视角，即在培养儿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识时所需的教育学视角，以及在开展环境工作时所需的空间上的系统性视角、时间上的过程性视角（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具体情形下的灵活性和辩证性视角（哲学视角）。正因为具有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元视角，使“华仁模式”能清晰地区分于大陆现有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所持的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

围绕以上两个核心目标，华仁提出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该功能链用以描述和概括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所应承担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功能。根据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学校等）所处的不同功能状态以及服务对象所面临问题的程度不同，该功能链由浅入深、从不涉人个人私人领域到逐级涉人个人生活领域，承担起以下几种逐级递增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惩罚(见表2/图12)。华仁目前所承担的主要社会服务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

社会化和预防。主要由社会化基础机构承担，如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化和预防功能面向全民，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基础机构的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

预防和保障。主要由以预防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和以保障形式为主的官方社会政策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预防和社会保障（又分三大范畴：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该服务功能面向全民。正常情况下，如果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能够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则不需要社会服务或社会工作。但是社会变迁、经济改革和人口发展，如，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贫困、失业、人口老龄化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使得某些社会化基础机构（如，家庭）无法充分发挥其社会化功能和预防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预防和保障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协助、补充或保障基础社会化机构发挥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以物质性帮助为主的社会保障，如，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低保）；另一类是以协助和补充家庭社会化功能为主的预防，比如，儿童与青少年校外教育（非正式教育）、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等。

咨询。主要由以咨询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协助、帮助（辅导）、咨询，面向全民以及弱势群体。咨询功能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但仍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时，为其提供咨询，协助其解决日常问题。因此，其主要目的是为儿童青少年或家长提供咨询，协助他们提高自己掌控生活和应对问题的能力，使其生活恢复正常化。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是协助、补充家庭教育的咨询性工作，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家庭教育咨询、家长学校、家长培训、家庭咨询等。

介入和干预。主要由以介入和干预形式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其主要功能是危机处理、危机介入（干预），面向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和特殊问题群体。当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出现了结构性问题或危机，已经力不从心、不具备自助能力、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直接介入服务对象的私人生活领域、协助其处理危机。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人性工作，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瘾病社会工作（吸毒、赌博、网瘾等）、青少年司法社会工作、青少年就业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这类工作可以由国家、也可以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另一类是替代家庭教育的介入性工作（详见下段）。

保护（救助）。主要由国家机构承担，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各种原因，若儿童的身心健康安全和发展受到危害、被忽视、缺少保护（比如，监护人失去监护和抚养能力），儿童则需进入限制自由的机构，对其进行强制性保护措施，比如，将儿童从所处环境中解救出来。其目的是保护儿童权益，使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和发展。这一层面的服务内容主要是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它又分两类：一种是临时型（流动型）的，比如国家临时庇护服务机构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中心；另一种是长期型（固定型、住所型）的，比如，家庭寄养、家庭收养、儿童福利院、或其他儿童与青少年集体寄宿教养机构等。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官方）机构完成。

治疗。主要由以治疗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医疗体系f包括一般医院的精神科、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病院），其主要功能是治疗。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只是辅助行为，医疗体系和心理疗法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服务，由于案主出现身体或心理方面的疾病，需要对其进行治疗。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治疗达到康复。该层面的实务领域有诸如医院或康复机构、精神病院等。

惩罚。主要由以惩罚形式为主的机构承担，比如公安、司法体系，其主要功能是惩罚。但在面向未成年人时，惩罚的功能要基于教育。也就是说，惩罚的最终目的还是教育。在此层面上，社会工作也是辅助行为，公安司法体系占主导地位。但一旦案主离开此类情境，社会工作重则成为主导地位。该功能主要面向问题群体，由于案主触犯法律，需要对其惩罚和教育。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惩罚和教育使案主重新融入社会。

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主要以三种工作形式进行：流动型、半固定型和固定型。流动型（临时性）一词基于社会工作的“来”结构或“去”结构。“来”结构是指服务对象（如，家长）自己来到服务机构接受家庭教育咨询；或者流浪儿童自己找到救助管理站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要求帮助。“去”结构是指专业服务人员（如，家庭社会工作者）去服务对象处（如，进人家庭）开展工作；或者社会工作者走上街头寻找流浪儿童，并采取救助措施。流动型工作的目的是临时性协助和补充家庭的社会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它与长期性替代家庭教育的固定型工作形式相对。固定型（住所型）主要是指服务对象处于某一固定场所，且逗留时间相对较长，比如家庭收养或儿童福利院。固定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替代家庭教育。而半固定型工作的例子比如小学生课后托管与教育一小学生只是放学后逗留于服务机构，晚上回家过夜。

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倡导汉斯·替尔施(Hans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即社会工作的核心焦点是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工作的目标是协助服务对象确保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而非“成功”的日常生活）。因此，HansThiersch强调社会工作的预防功能，他提出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概念。初级预防是指为服务对象创造良好稳定的生活环境，避免矛盾和危机的出现。二级预防是指在可能出现问题或危机的情况下，提供专业工作、防患于未然。三级预防是指在问题发生之后的紧急处理工作(张威，2012)。HansThiersch在此所说的预防是一个较为广义、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华仁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中所提出的预防是一个较为狭义、具体的概念。因此，华仁将HansThiersch的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分别解读为预防、咨询和介入。在此社会工作思想基础上，华仁倡导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重心从介入转向预防，以面向全民的预防功能为主，同时兼顾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入功能，从根本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纵观世界社会工作的发展史，每当社会工作成为一种职业正式走上社会舞台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它都是首先以消防、救火的功能出现的，人们总是用社会工作去应对那些已经出现的严重问题或帮助那些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的特殊问题群体。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后，人们发现，救火型的社会工作花钱多、效果差，于是人们开始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长期性的预防。华仁从社会工作发展史的角度、也从国内社会工作职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将社会工作的重心从救火转向预防，并提出将社会工作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大众化，而不是临时化、阶段化、边缘化、表面化，让社会工作服务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期从根源上防止和解决社会问题。

4．服务内容

在以上理论基础和功能定位的框架下，华仁将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和服务项目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预防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也就是说，在服务对象方面没有选择性，所有服务对象均可参加。华仁目前所提供的预防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面向小学生）、家庭教育讲座（面向家长）。

第二，咨询性社会工作。此类工作面向有服务需求、具备自助能力的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其服务原则是自愿性，也就是说，服务对象通过各种渠道自己找到华仁，希望得到帮助。咨询性社会工作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家长修复教育纽带，即协助家长重新建立或修正与孩子之间的教育关系纽带。大多数服务对象在得到一段时间的帮助后，能摆脱对专业工作者的依赖，独立解决问题，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华仁目前所提供的咨询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儿童青少年心理辅导（面向儿童青少年）、家庭教育咨询（面向家长）、家庭咨询（面向整个家庭）、家庭小组（亲子小组）（面向家长及其子女）。

以上两种预防性和咨询性工作是华仁目前的核心工作，其目的是：培养儿童自身能力以及公共意识。同时以孩子成绩问题或孩子行为问题为切入点，以家庭为单元，以家庭教育中的主要问题为主线，引导家长或其他监护人认识和找到孩子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并协助家长改善与子女的沟通模式和相处方式，或协助整个家庭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沟通模式。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咨询员通常会引导家长发现表象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如家长问题或家庭问题），让家长意识到孩子的症状通常是家庭问题的载体，因而家庭教育咨询的核心主题通常为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家庭关系、家庭结构以及家庭沟通模式，比如夫妻之间如何在教育子女问题上达成一致，而不是意见相左、发生分歧，导致孩子生活在成人的矛盾之中；或者如何处理好三代家庭之间的家庭系统边界问题；或者如何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投射或子女父母化问题。如果在协调家长和子女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咨询员需要与家庭中的多个成员一起工作，这时，家庭教育咨询会演变为家庭咨询。

第三，介入性社会工作。在这一层面上，华仁只提供协助家庭完成社会化功能或协助和补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介入性工作①，即针对儿童青少年偏差行为或家庭特殊问题的社会工作，如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介人性工作主要面向有结构问题或处于危机之中的儿童青少年或家庭。在这一层面上，服务对象大多是被送来的或被介绍来的，比如被学校老师、被家长或被其他亲戚送来接受帮助的儿童或青少年。因此工作人员所面对的阻抗，工作难度相对较大。目前华仁已启动的只有青少年社会工作和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尚在筹备之中。

以上三种性质的服务项目虽然逐级递增，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相互之间的界限和区分并不是僵化静止的。一方面，很多情况下，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反倒是常处于转化和过渡的状态中。比如家庭教育讲座、儿童综合素质与行为教育班、儿童成长小组的服务对象在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就可以成为家庭教育咨询、家庭咨询、家庭小组的服务对象。而家庭咨询的服务对象如果面临危机或结构性问题、需要较长的服务时间，又会成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或家庭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另一方面，各个服务项目之间并非完全孤立、互不相干，而是相互配套和互为补充的。因为华仁通过实践研究发现，每个服务项目虽然都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成效，但也会因其工作形式的限制而存在某些局限，比如，家庭咨询和家庭小组两种服务形式，存在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局限，需要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也就是说，接受家庭咨询的家长和孩子可同时参加家庭小组，而孩子可同时参加儿童成长小组。

5．反思性视角

工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理论基础和方向性，也离不开社会工作的实施和过程性。既然工作模式涵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就必然涉及从科学知识向实践行动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转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社会工作者所需具备的一种特殊的专业能力，即反思能力。此外，虽然社会工作或社会教育学的概念和理念均来自国外，但如果希望该领域能够为维护社会安定与社会和谐做出一份贡献的话，社会工作就必须在中国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因此，“华仁模式”是以下四个核心层面的有机结合体，即，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和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看待社会工作科学与职业的视角和能力、本土文化视角（见图14）。

现在重点聚焦于“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层面，可称为第二个核心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华仁特别强调的原则是，处于工作核心地位的，应是案主的需求以及案主与工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更应关注的是案主的生活世界、状态与需求，社会工作者应首先自问：“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帮助吗？如果是，他需要我帮他什么？”而不是首先思考“我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以一种与案主沟通和协商的方式与其共同寻找解决途径、达成一致，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替服务对象做主或做出决定。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自己与案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关系为双方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变化？换而言之，工作的焦点应是案主的需求和双方的互动，而不是如何设计和实施工作方案，更不是僵硬地把某一种理论或方法套用于案主身上。如果实践过程与案主需求脱节、社工没有通过与案主谈判达成共识、而是一厢情愿地做出决定，将导致最终工作效果不佳、工作过程流于形式的结局。

第三个核心层面是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社会工作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职业②。贝恩特·德维(BerndDewe)与汉斯一乌韦·奥托(Hans-UweOtto)提倡“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工作界于科学理论与反思理论两者之间、必须在两者的关系中进行定位。因此，社会工作是一种反思性职业、或一门职业化反思科学(Dewe/Ott02002)。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无法直接运用于实践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社会工作基础理论还是社会工作实践理论，都不是社会工作实践操作的成功保障。因此，在整个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至关重要、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反思能力主要是指，相对地、辩证地（而不是用绝对的眼光）看待知识和能力，清楚知识与能力各自的独特和局限之处，并能根据具体情境灵活处理和应对各种问题，将科学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转化为实际行动；关注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

华仁之所以将“反思能力”列入“华仁模式”，并反复强调，基于对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理解。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反思理论”，有别于常规的“科学理论”。在常规的科学理论（如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中，观察者是从外部角度阐述客体，因此可以忽略（外部）观察者这一因素。而在反思理论中，不存在外部观察者。因为观察者本身就是反思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反思理论中的观察是一种体系内部观察。这种体系内部观察与体系外部观察之间的差异，也恰恰表明，为什么反思理论比常规的科学理论更具有不确定性（张威2012）。正因为如此，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很多试图将某些理论或方法标准化的做法，就是因为对社会工作科学的本质认识模糊不清而导致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社会工作等同于常规的科学理论，认为理论可以直接运用于实践，也应该直接运用于实践，进而完全忽略了社会工作者的反思性作用。

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强调跨理论、跨方法的实践操作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无理论、无方法，也不是将某个社会工作理论或方法技巧僵硬地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而是从反思性社会工作思想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工作阶段、不同的工作场景、不同的工作目的灵活机动地对待理论和方法。

6．本土文化视角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工作本土发展的框架性视野和文化性视角。大陆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特性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独特的框架性条件和丰富的文化性资源，社会工作者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要善于挖掘和利用这些独特资源，在辩证性对待知识和能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中国文化特点，将文化视角灵活机动地融人到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关系之中。

比如对大陆求助关系特殊性的思考，王思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求助关系的哲学基础，儒、释、道这些相互矛盾的哲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融合起来，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规则。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儒下道。儒家的孝悌和亲亲、道家的自守自持成为指导一般民众的基本求助哲学。笔者认同王思斌教授提出的中国社会求助关系基本特点：消极的求助模式、相对主动的助人行为、感情介入（王思斌，2010：336-337）。华仁在与儿童青少年和家长工作的过程中，也研究中国家长和家庭典型的求助行为特征，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询中，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中国家长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为了孩子”，只要咨询员能从家长所关心的要害环节和切身利益出发，便能很快获得家长的信任，而一旦咨询员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家长便会口若悬河、倾诉衷肠；或者当家长前来求助时，一般是急切地寻求一种方法，期望直接使用某种具体方法、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者，家长通常提出一些表象问题，比如，孩子学习不专心、成绩下降、突然不说话、整日玩游戏等，而经过咨询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原因在家长身上等。

再比如，对中国式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西方意义的专业关系认为，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应该保持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私人关系不应牵涉其中。这一界定背后的社会人文基础是西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规范式，即人们在工作的时候，保持着纯粹的工作关系、同事关系、主顾关系，工作事务和私人事件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公是公、私是私，即便私介入公也是短暂、有限度的。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工作领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它是有限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种权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大家不约而同所遵循的原则是，我不会去破坏你的自由和权利，但你也别干涉我的自由和权利。工作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分明，使得人们尽量避免公私之间纠缠不清的做法。在这种西方普遍认同的工作关系模式下，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应该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就显得顺理成章、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中国，无论是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还是无处不在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手段，抑或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中庸求和思想，抑或是中国人挥之不去召之即来的面子观念和思想，这些根深蒂固带有中国烙印的特色，都使得无法将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工作关系中隐含着各种人际关系，其中包括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在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各种人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谓纯粹的工作关系，而是面子和人情以及与其相连的各种不成文的、人们心照不宣的习俗和章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不单单取决于个人工作义务的履行，更多是与人情世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必须对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专业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很多一线社会工作者表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当他们以美国的专业关系界定标准审视自己和案主之间的关系时，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专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完全隔离开来。中国人对自己人和陌生人有着清晰的界限，按照的差序格局，自己人首先是家人亲戚，然后是朋友熟人，两者的共性是，“我们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紧密的私人关系也意味着信任关系”。换句话说，“纯粹的工作关系不足以让我把你看作自己人”，“不足以让我充分地信任你”；或者反过站在案主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我愿意信任你，我想把你从陌生人变成自己人。因此，案主经常会邀请专业工作者参加各种家庭聚会或私人交往，或者有些案主表示想添加咨询员的QQ号码。假如工作者拒绝，案主会觉得很没“面子”，会无形中影响两者的关系和工作的进展；假如工作者接受，又会无限制地扩大两者之间的关系，感觉自己很累无法抽身。这种情况下，专业工作者就需要启动反思的能力，辩证灵活地对待自己所面临的情景。也就是说，既然完全隔离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是不现实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对度的把握了。专业工作者要思考，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才能既让案主感觉没有受到伤害，不影响工作效果，又能让自己不至于过分疲劳甚至影响个人生活呢。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专业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因此“华仁模式”所理解的中国式的专业关系是指，专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在建立和维护工作关系的同时，需要对私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保持一种开放、灵活和反思的态度，即在适合案主情况、有利于工作进展和工作效果、同时又不妨碍和影响工作者个人生活的三重前提下，不排斥熟人交情的存在。

再比如，“当案主不说真话时，是他不信任我吗？”案主的叙述有时和真实情况不符，案主有所保留或有所隐瞒，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有可能案主与咨询员的信任关系还未完全建立，随着关系的稳定和深入，案主会逐渐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是如果从深度层次分析，无论咨询员表现出怎样的真诚和接纳，咨询员和案主之间仍然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所谓“绝对平等的专业关系”是现实中无法达到的。这种情况下，案主对自己的话语和表达会有所取舍，而取舍的准则来自他各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维护其本人和所处生活环境的面子和关系的因素。这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和语境中，经常会发生。因此，在中国式的专业关系中，咨询员大可不必寻求一种绝对的信任，即认为只有案主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才是对咨询员的绝对信任。中国的面子文化和人情世故决定了他们在与陌生人交往时，是具有双重行为特征的，即一种是他可以向外人展示出来的东西，另一种是他不得已需要保留的东西，后者更多是出于自我保护和自我隐蔽的原因，而不是对咨询员不信任。因此对咨询员和案主专业关系和信任关系的思考，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环境和语境，而不能僵硬地用来自国外的伦理准则来衡量咨询员和案主之间的关系。

7．对专业性和专业素质的理解

“华仁模式”所涉及的四个核心层面：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过程、反思性视角和反思能力、本土文化视角，也直击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无论在社会工作教育领域，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抑或在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人们都在谈论社会工作专业性，但对专业性这一概念的界定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最为简单和狭隘的一种理解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或获得社会工作师资质者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因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亦为专业社会工作。假如毕业生带着这样一种认识去工作，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会认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就代表着专业性，因而会出现一种试图将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套用于服务对象身上的倾向和做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忽视服务对象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如中国本土实际国情）、忽视服务对象的需求和状态（如中国人的求助行为与求助方式特点），（而聚焦于操作方法）、忽视自身能力的缺乏（而只关注知识本身）、忽视与服务对象工作时的具体情景（而聚焦于书本理论）、忽视非专业人员的巨大能量和潜力（而过度强调自身的专业性）……而当套用失败、所谓的专业性被证实无效时，他们又会心灰意冷、抱怨学校里学的东西没用或感慨自己处于困惑困境之中、甚至对社会工作失去信心。

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性这一核心概念既涉及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层面，也涉及社会工作的实践操作层面，更涉及两者的连接层面，即对社会工作者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强调。在未来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服务中，需要加强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的培养。因此“华仁模式”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应体现在理论基础、实践操作、反思能力、文化视角四个层面。而截止目前为止，第三个和第四个层面基本上是被忽视和忽略的。正是因为无论在接受社会工作教育时还是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很多工作者都缺乏这些视角和能力，才会出现诸多困惑、困境。

按照这一理解，“华仁模式”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专业素质应包括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知识、能力、价值观（道德观）、将前三者相连接的反思视角、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视角。知识包括专业知识、行业知识、生活经验、日常知识等；能力包括实践能力、社会能力、自我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等，其中社会能力是指社会交往能力（包括建立关系的能力）、决断能力、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和领导能力等；自我能力是指个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性格与个人特质、感知和感受能力（悟性）、观察和判断能力等。社会能力、自我能力直接影响着实践能力，这些能力以及能否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又均取决于一个人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

“华仁模式”之所以提出第四个核心要素，其原因在于：知识、能力、价值观已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专业素质组成要素，但对于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连接方式，人们并没有进行更多思考、似乎它们相互之间各自孤立地存在着，或者说，只要知识、能力和价值观排列组合在一起，似乎就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自动具备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或具备专业素质。而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这一科学立场，“华仁模式”认为，在具体情形和具体案例下，一个社会工作者能否充分发挥他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将三者灵活机动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转化为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形和案例的行动，是需要一个媒介因素的，而反思视角、反思能力在促成知识、能力、价值观相连接的这一方面恰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图15所示）。正因为如此，“华仁模式”非常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强调社会工作者需具备本土文化意识和视角。

五、“华仁模式”的意义

纵观国内当前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现状，“华仁模式”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对未来国内建立社会教育学领域、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能够带来哪些推动和启示？

（一）在理论基础层面

“华仁模式”不仅基于特殊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亦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虽然发源和形成于欧洲，但因其是阐述社会工作功能、任务与目标的理论，因而具有普遍性特征和指导性功能。尤其是对社会教育学概念和理念的引入，将对国内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领域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一个“合理化”定位和推动作用。其原因在于，在国内过度强调学校教育、相对忽视家庭教育、而社会教育学几乎为空白的情况下，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以及社会工作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分支工作领域，极易确立其合理化的功能定位、完全契合广大家庭和当今社会的需求，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的教育领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展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独特的职业领域，在中国拥有极其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职业前景。

（二）在功能定位层面

正因为“华仁模式”同时基于普遍性社会工作理论（即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因而能够提出非常明确的功能定位。华仁所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的服务功能链社会化和预防预防和保障咨询介入和干预保护(救助)治疗惩罚，是对社会工作在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行的全方位梳理和高度概括，它是对未来中国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领域的功能定位和方向性指导。在此功能链基础上，华仁提出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集中于预防咨询介入。华仁对社会工作服务功能的科学细化和分类概括、以及对社会工作预防功能的强调，对社会工作社会功能的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性和战略性意义。

（三）在实践操作层面‘

“华仁模式”强调社会工作者的反思视角和反思能力、打破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观念和做法，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素质进行重新思考。“华仁模式”出于社会工作是反思性职业或职业化反思科学的科学立场，强调对社会工作者反思性视角的培养，这一点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或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必要补充，也将有效地诠释和应对高校社会工作毕业生在理论无法运用于实践方面的困惑，同时也会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四）对社会工作职业发展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领域的建立和发展，对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会工作服务功能之合理定位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此外，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作为综合领域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等交叉重叠性职业领域的科学整合与整体发展。

（五）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意义

社会教育学作为第三个独立教育领域的确立，对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协助。长期以来，社会巨变和应试制度为儿童青少年和家长所带来的个人压力和家庭问题，个人和家庭只能独自承受和应对。假如社会教育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领域在中国建立起来，将是对广大儿童青少年和家长的巨大支持。社会教育学实践领域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专业工作，将从儿童工作和环境工作两个角度对家庭教育进行补充和协助，促使儿童的健康成长、促使家庭的幸福和谐。

（六）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

“华仁模式”提倡将社会工作的功能重心从面向特殊问题群体的介人性工作转向面向大众百姓的预防性工作，提倡将社会工作日常化、常态化、正常化、持续化，而不是将其边缘化、临时化、形式化和表面化。华仁提倡以面向大众的预防性社会工作为主，同时兼顾面向弱势群体的介人性社会工作。因此华仁所应对的问题主要为涉及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隐性社会问题，以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从根源上避免或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因此在支持国家政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

综上所述，“华仁模式”作为一个面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新兴工作模式，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它对社会工作在此领域的功能定位、职业发展、实践操作、专业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性和参考性，对社会教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对社会稳定、百姓安康、家庭幸福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值得讨论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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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认为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多种动机和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一旦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在P.E.T.家庭教育训练中的“问题”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做了不正确的事情”，或者“犯了错误”，而是与人的情绪体验紧密相关，所谓的出现了“问题”即是指人的内在需求因为没有得到满足而出现了各种不舒服的感觉或情绪体验。按照这一界定，核心家庭成员中一共有三种问题类型，孩子有问题、父母有问题、双方都有问题。“孩子有问题”是指孩子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发生了孩子不可接受的事情时，孩子产生了困扰，出现烦恼、生气、焦躁不安等不舒服的感觉。在家庭教育中，这类问题很多，临考前部分孩子会处于紧张、焦虑和不稳定的情绪状态，就是典型的孩子出现了问题。同上，“父母有问题”则是指父母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父母出现了不良的情绪体验。在亲子沟通过程中，孩子会经常出现打扰或干涉父母的行为，例如孩子一再打断父母和朋友的聊天、孩子打扰父母接听手机，这些行为都会让家长感觉很不舒服，而孩子本身却没有不舒服的感觉，这类行为可归结为父母有问题。“双方都有问题”是指父母和子女双方的需求都未能得到满足，以至于产生了情绪上的困扰。根据双方的问题类型，分为需求问题和价值观问题。在“守时”的问题上家长和孩子经常会发生需求冲突，例如家长和孩子约定9点出发，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孩子无法守约，显然这种情景下双方就已然进入问题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出现家庭矛盾，甚至家庭“战争”，这就是需求问题。价值观问题从本质来说也是双方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只不过经常表现为审美、择友等价值方面的冲突。在价值观问题中，孩子的行为往往并没有真正影响父母的需求，但是却让父母感到很不舒服，此时如果父母处理不当，不仅会让自己难受，也会让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出现僵化。其实家庭教育中，亲子之间出现的问题不一定单纯地归属于某一问题类型，有些问题可能既属于需求问题，也会属于价值观问题;还有一些孩子的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处理，也可能会转换为亲子双方的问题。因此，根据戈登的理论，划分好问题的归属之后，就要根据“问题归属原则”，谁有问题谁就要主动解决。

二、四套问题解决方案是P.E.T.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家庭中的某一个成员如果有了不良的情绪体验，而家长也没有及时、科学地将“问题”解决，则必然会出现亲子冲突，影响家庭关系的和谐，甚至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根据戈登的P.E.T.理论，每一个问题类型就对应一套人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一)孩子有问题———积极倾听

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有三个基本环节，即传递者、接收者以及反馈。在这一过程中，反馈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接收者要把传递者通过语言、文字、图像或者动作等传达的信息理解，并进行解码，再反馈给传递者，信息的正确解读会促进双方更好的沟通和交流。积极倾听就是一个准确解读信息反馈情绪的过程，它要求家长试图了解孩子的情绪或信息背后的含义，然后反馈给孩子进行求证。而不是一味地传递自己的信息，例如评价、意见、分析、质疑等。他只是客观地把对孩子的信息的理解反馈回去，不多也不少。

(二)父母有问题———我－信息

当一个孩子的行为以某种实际的方式妨碍了父母的需求时，父母显然会产生失望、烦躁、生气等各种不良的情绪体验，父母要有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需要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内心感受。在父母的行为被孩子干扰时，家长常规的做法可能是脱口而出:“你怎么这么烦人?”或“你怎么回事?自己玩儿去。”这些显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根据戈登博士的分析，上述回答会让孩子接收到一个拒绝信息，即我很坏、我很淘气等。这不但不会解决问题，还有可能“会对一个孩子的自我概念的发展造成破坏性的作用”，甚至这些不良的自我概念有可能被带入成年期，成为一生无法消除的障碍。

(三)价值观问题———“示范影响”

对于一些复杂的涉及到孩子的信仰、价值观、风格、偏好等方面的问题时，父母和孩子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此时我们就说家长和孩子都出现了价值观问题。上例当中，女儿爆炸式的发型并没有给父母造成任何切实具体的影响，只是孩子自己的审美取向问题，而父母往往会积极地把此类问题“接管”为自己的问题。面对这类价值取向方面的问题，家长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行为影响。父母一定要作为孩子的榜样，通过日常行为来对孩子产生影响，这是父母向孩子传授价值观的最好方法，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另外，家长还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个“咨询者”，“会与孩子分享而不是说教，会提供意见而不是施加影响，会提出建议而不是发号施令”。第二，改变自己。父母要通过工作、事业来自我实现，提升自我的价值;还要常常进行自我反思，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反思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第三，接受现实。孩子有许多行为是父母根本无法改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现实。中国有句俗话叫“牛不喝水强按头”，比喻使用强迫手段使其就范，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家长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无法接受孩子的状态。其实，当父母一旦从被动接受修炼到真诚接纳的时候，孩子的问题也就自行解决了。因为接纳就是尊重，孩子因为家长的尊重而主动改变。

三、P.E.T.社区家庭教育模式的价值

篇3

关键词：亲子沟通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9-0135-03亲子沟通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了亲子沟通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该领域获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纵览这些研究成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亲子沟通内涵界定不够明确、研究内容不太清晰、研究方法比较单调，为提高研究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本文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反思与探析。

一、亲子沟通内涵需明确

“沟通”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用词，不论是在我们的日常口语表达中，还是在许多研究领域，如传播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都会提到“沟通”这个词。也许正因为“沟通”是一个我们很熟悉且使用广泛的词，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对“亲子沟通”这个词的明确界定。由于核心概念的模糊，使得亲子沟通的研究也就没有统一的、清晰的、可靠的操作指标，研究者出于各自的理解采用不同的测量指标，造成众多结论分歧。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现有研究在亲子沟通的内容、沟通满意度、沟通对象和青少年性别对亲子沟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对于研究的范围、概念的界定缺乏统一的标准。迄今为止，查找相关文献，我国该领域的研究仍未对“亲子沟通”形成统一的明确界定，有的即使有定义，但也未做深入剖析，在研究设计时，不知不觉偏离核心概念，使得研究取向不清晰。

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译为沟通，也包含传播、交往、交流之意，这些词在中文里的使用是有差异的。查找商务印书馆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传播”解释为“广泛散布”，“交往”解释为“互相来往”，“交流”解释为“彼此把自己有的供给对方”，“沟通”解释为“使双方能通连”。由此可见，若排除物质与文化层面的指向，“传播”一般是指信息的单向流通，主要是点对面；“交往”含义较为宽泛，社会就是一个交往的网络，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先决条件就是其成员之间的交往。有学者认为，交往就是共在的主体之间以一定的物或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

“交流”与“沟通”较为接近，都有信息的双向流通之意，这也是亲子沟通研究中经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在心理学中，“沟通”一词，意为信息、事实、信念、态度和感受等在人际之间的传播、接收与理解过程，注重对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与规律的研究，沟通更强调信息交换的双向性和互动性。也有学者提出，沟通是指行为者之间通过有效语言、运用合理的协调方式达到真正理解或共识的行为。所以，“交流”虽有双向流通的意向，但它仅仅描述的是信息流通的来往方向，不必反映流通的效果，而“沟通”强调“沟”而务求“通”，必然反映流通的效果。

明晰“沟通”的内涵后，“亲子沟通”的界定就相应明确。亲子沟通是指家庭中父母、子女之间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以达到共同的了解、信任与互相合作的过程。亲子沟通不仅指向信息的交流，还反映亲子之间获得相互理解、形成情感相通、达成共识的交流结果。

二、研究内容需明察

明确了亲子沟通的内涵，就如研究道路上找到了路标，所有的研究设计应在其指引下朝着研究目标迈进。要使研究内容不偏离轨道，在做研究设计时就需要围绕核心概念的内涵加以明察。

我国目前亲子沟通相关研究中，大量存在由于核心概念模糊导致研究内容定位不准确的现象。如亲子沟通问题的研究。“沟通问题”是当前国内亲子沟通研究文献中出现较多的一个词，在亲子交往中，亲子沟通与亲子冲突是相对应的，长期的沟通不足或沟而未通，可能产生亲子冲突，导致亲子矛盾或亲子交流方面的种种问题。若沟通了，亲子冲突就可以避免或及时化解。沟而未通是未沟通、误沟通、假沟通类非沟通行为。因此，亲子沟通问题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亲子交流中的非沟通、亲子冲突、亲子矛盾等问题。与此类似，又如“亲子沟通的改善研究”之类提法显然也是不恰当的，确切说应是亲子沟通的达成（或实现、促进等）研究。不同的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沟通模式，如Fitzpatrick提出的关系定向和观念定向模式，进而根据这两个维度得分的高低组合成亲子沟通的四种类型：一致型、多元型、保护型、放任型。不同的沟通类型会产生不同的沟通结果，即在相互理解、情感相通、达成共识实现的层次与程度上会有差异，但沟通的信息源方一定有努力“连通”的目的，且架起一座桥梁把信息源方与接受方连通在一起。所以，沟通不是交流。如果我们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出现如“沟通问题”类自相矛盾的提法。

另外，如果我们不把握清楚亲子沟通的内涵，就会在一些相关问卷设计中出现混乱状态。如沟通频次、沟通时间、沟通内容等研究，被调查学生很可能有的报告的是沟通情景，有的报告的并不是沟通情景，不能真实反映亲子间的沟通状态，而只是交流状态。如孩子回到家，对妈妈说：“妈，我回来了”。妈妈说：“好，快去洗把手，马上吃饭了”。又如：餐桌上，孩子说：“爸，今天学校……”爸爸打断说：“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快吃饭，吃了做作业去。”等这样一些对话能称之为“亲子沟通”吗？显然不能，应是“亲子交往”或“亲子交流”、“亲子对话”。

根据亲子沟通内涵的界定，按照“5W”的思考路径，亲子沟通的要素应包括：沟通者（who）、目的（why）、信息（what）、沟通方式（how）、环境（where）。因此，亲子沟通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沟通双方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父母与子女双方的人格特征、性别特征、沟通态度、沟通兴趣、沟通技能、地位结构等；二是沟通重要性研究，主要考察亲子沟通与子女心理健康、压力应对方式、问题行为、学业成就、同伴交往及社会适应等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三是沟通话题研究，包括亲子沟通话题涉及范围、亲子性别匹配差异等；四是沟通方式研究，主要探索亲子间如何做决定、问题解决过程等；五是沟通环境研究。根据生态系统模型理论，所有影响父母行为及儿童发展的因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该系统可分为四个子系统：微观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宏观环境系统。家庭、学校是与儿童关系最密切的微系统，微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构成中间系统，而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影响他们的环境，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条件等构成了外环境系统，最后，儿童所处的具有一致信仰、习惯、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或亚文化的社会机构组织构成了宏观系统，这些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父母—儿童之间的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亲子沟通环境研究涉及多个层面，如宏观层面的文化背景、风俗传统等，外环境层面的父母学历、职业类型等，中观层面的家校关系亲密度、家校之间联系方式等，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氛围等，环境诸因素之间的动态发展机制等。

三、研究方法需丰富

目前国内亲子沟通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多以问卷法获得数据资料，通过统计的方式获得结论，问卷也较多使用的是单方报告法，近两年也有少量的亲子双方报告及行动研究、质性研究。

从了解的角度来说，亲子沟通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双方互动性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单以静态的问卷调查难以反映沟通形成的机理及发展变化的特征。因此，一方面问卷调查应分别进行父、母、子三方报告，同时辅以纵向的追踪研究，能较好地考察父母及亲子之间对沟通的知觉差异、互动机制的演变特征等；另一方面，需要以访谈、观察、沟通日志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究不同阶段学生亲子沟通的特点。国外的亲子沟通研究已经从宏观的型式学角度研究深入到微观的沟通过程研究，而我国目前深入的微观研究还比较欠缺，需要通过研究方法的丰富加以完善。

从干预的角度来说，行动研究是现有阶段一种较为容易操作的方法。关键是，怎样在行动中提炼出沟通得以实现的要素，并将之转变成比较高效的可复制的训练模式。目前我国相关研究还是空白，尽管社会上很多亲子培训机构在如火如荼开展着相关培训，但作为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还未查到。当然，若要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实验法应是最佳的选择，但在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变量的选择及无关变量的控制等方面需要周密思考，找到切实可行的操作途径，这在本领域研究中将会非常有价值。

参考文献：

[1]房超,方晓义.父母－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3,(11).

[2]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3]张淑华.企业管理者沟通能力结构与测量研究[J].心理科学,2004,(2).

[4]张东娇.教育沟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5]王争艳,刘红云,雷雳等.家庭亲子沟通与儿童发展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2,(10).

篇4

关键词: 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特征;成因;思想政治工作;引导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09-0087-02

强势群体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学术界对其的相关研究也并不多。与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等领域中的核心概念――弱势群体相同,强势群体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国际竞争的不断增强,教育改革的迅猛深入,加上高校连年扩招,高校学生的层次日益多样化、多元化,高校学生群体也日趋扩大,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存在逐渐成为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一、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基本界定

对于“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我们实际上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我们以“高校”和“强势学生群体”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搜索的结果只有两篇:其一、汪才明撰写的《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研究初探》和江涛等人撰写的《关注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对于“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汪才明在其论文《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研究初探》中是这样描述的:“高校强势学生群体与高校学生弱势群体概念,都是由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概念引申出来的。我们认为,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是指那些在经济、政治背景等方面较优越,从而在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竞争力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的学生群体。”[江涛等人撰写的《关注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对于“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是这样描述的:“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高校学生弱势群体相比较而言的。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是指那些来自经济条件非常好或较好家庭的学生,他们在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竞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

就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研究来说,这两篇论文无疑是开创性的,也正因为如此,上述的两个概念描述较为笼统和模糊,其并不能较为清晰的呈现“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具体所指及其基本特征。但是,其基本研究为我们研究“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如:“江文认为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高校学生弱势群体相比较而言的。”为了更好的明确“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内涵与外延,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更大范围的概念――“强势群体”及其相对概念“弱势群体”上去。

根据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的基本界定,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推演:所谓“社会强势群体”指的就是在社会中所处的较好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好的社会机会和境遇的群体。而“强势群体”之“强”,同样也可以在经济基础、社会政治地位及各种公民权利和包括获得财富的能力和身体本身的力量的竞争力等三个方面得以体现。同样的道路,我们认为,所谓“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就是由他们在高等学校中所处的较好的地位和获取学校资源较为容易的学校发展机会和境遇所决定的,换句话说,“高校强势学生群体”之“强”,可以体现在其一、强势的经济基础(有钱);其二、强势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各种公民权利(有权);其三、强势的竞争力(包括获得财富的能力和身体本身的力量)等三个方面。

二、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基本特征

根据上述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基本界定,我们对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可以做出这样的定义,所谓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具体指的是那些来自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高校学生,他们在教育资源以及社会竞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与其他高校学生群体相比,这个群体有如下几个具体的特征:其一、经济上的强势,经济比较宽裕是当前中国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主要表现,这也是与高校学生弱势群体相划分的最主要标志。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数量随着高校的扩招而不断增多,并且在经济实力上表现出加强之势。总体而言,强势学生群体的总数在增加,而且这些学生的攀比心理使得他们的消费趋高,有时甚至不太理性;其二、经济上的强势在某种程度上又早就了其地位上的强势。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这类学生从小就接受各种教育的熏陶,所以在班级、系里乃至学校的各项活动中都能看到这些学生的身影,我们永远无法绝对的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经济的强势,但是,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厚实的学术或者说艺术底子与其家庭经济上的支持和父母行为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除此以外,这类学生的父母为了更好的培养他们的后代,还会有意无意的动用一些关系和资源,为自己的子女在方方面面疏通关系,“有心栽花”也好,“无心插柳”也罢,这些有意无意的付出让这个特殊的学生群体在班级和学校取得领导和支配地位的机率大大提高了。

然而,强势也不尽然表现为全面强势,如果单从上文我们界定的这个群体看,除了物质生活的优越及其与之充分相关的政治参与和艺术涵养优势之外,这个独特的群体也存在着一些相对“弱势”,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生活中易产生挫折感,由于这类学生生活的家庭环境,虽说在心理上较之于贫困学生而言,他们拥有充分的自信,但“锐则易碎”,这类学生的耐挫力却远不如其他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学生的学生群体。对于刚走出中学校园,又踏进大学校园的这类学生而言,进入高校学习的同时也进入了成长“断奶”期,对于这类学生来说,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高校强势学生群体问题成因与对策分析

产生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综合的,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其一、社会因素,如果我们从社会维度来分析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成因的话,可以肯定的说,目前中国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和弱势群体问题的日益突出与外在的经济环境变化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认为: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是中国当前收入两极分化在高校中的表现或实现。当就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这一个维度看,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已经接近6:1,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与中国一样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其城乡收入比率大约为1.5:1。由此我们便可管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大在世界绝无仅有。

所以,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虽然强势群体不管从数量还是从规模上来说都不及弱势群体的数量和规模大,但强势群体的影响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且有逐年加强之势,当然也直接影响到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数量的上升和实力的加强。

当然,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因素作为高校强势学生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能全面说明问题,出社会因素,即社会大环境使之然之外,对于高校强势学生群体而言,家庭教育的错位和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也是中国高校强势学生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对于高校强势群体来说,家庭教育的导向性偏差通常会使得高校强势学生群体过着一种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安逸生活,对于钱的来源从不考虑。花钱大手大脚,追逐名牌、高档甚至奢侈的贵重物品,盲目攀比、盲目消费可以说是部分强势学生群体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当前中国高校教育在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心理这方面关注的不够。也正是由于学校与家庭教育模式导向性的偏差,使得强势学生群体“后天”发育不全,主要体现在高分低能,而且心理耐挫力差。

众所周知,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能使高校学生正确认识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提高他们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判断水平,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信仰和人生价值观,并能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强势学生群体作为当代高校学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关心和引导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一方面,要关注他们成长道路上的迷惑和困顿,给予他们真诚的帮助,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针对强势学生群体自身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合格高校学生。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出发:其一、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心理疏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适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需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关部门需要不断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把各个领域的相关知识渗透进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为实现人的心理和谐提供良好的基础和保障;其二、营造浓厚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实施,因此,社会环境对于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社会环境能促进人们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的形成,同时,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量,具有强烈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可以引导、约束个体的行为,推动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

总而言之,针对高校强势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对象都与人密切相关。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应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将人文关怀落实到政策制定和日常工作中,不断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四、结论与思考

高校的青年学生群体是中国青年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希望,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力军。对他们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走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千秋大业的兴衰。与此同时,一个人追求什么,受价值观念的支配。价值观念的形成,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高校强势学生群体,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为其他高校学生群体乃至社会群体所效仿追求。他们的行为是体现“三个代表”,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个人至上,追求权势、金钱、地位;是遵纪守法、依法办事、奉献社会,热心公益事业、扶贫救困、助残济弱,还是享乐至上、比富摆阔、奢侈浪费,仗势欺人;是遵守规则、公平竞争,还是只讲目的、不择手段、见利忘义、有钱就是爷如此等等,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念有着很强的示范效应。

如此种种都能充分反映,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加强对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研究,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的高等教育文化,对完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强势学生群体,是当前值得研究的一个社会课题。

对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研究,使我们对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高校学生的认识和掌握又多了一个新的角度,使我们对当代高校学生的认识和掌握更全面、更深入。搞清楚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产生、特点、构成、追求、作用、演变、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其它群体的影响等,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战略;有利于处理好发生在高等教育内部甚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和谐运转;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思斌.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3).

[2]汪才明.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研究初探[J].滁州学院学报.2007,(9).

篇5

关键词： 家庭教育 父亲角色 中西方 差异

“角色”一词最初是在戏剧中使用的概念，后被社会学借用，指“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体系”[1]。“父亲角色”没有统一的定义，从传统养家者的经济角色，到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道德指引者，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性别角色榜样，再到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元化角色，有关“父亲角色”的界定一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父亲角色”被笼统地定义为“特定社会对父亲期待（规定）的行为（职责）”[2]。本文中的父亲角色主要指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家庭教育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对子女实施的教育。中西方的家庭教育有所不同，父亲角色在不同的家庭教育中又存在差异。虽然存在差异，但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却是共同的，父亲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角色，不仅能与母亲角色的相对缺陷形成互补，还能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使父亲自身及妻儿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从而有利于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的差异性表现

在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中西方父亲在参与程度、教育内容及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缺席”与“在位”

“缺席”与“在位”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参与程度的差异性表现。中国父亲的缺位现象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出现，在核心家庭、传统家庭及婚内家庭、离异家庭的家庭结构中，都会出现显性或隐性的父亲缺位现象。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调查统计，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父亲一方外出的就占40.2%，4.3%的留守儿童一年连父母的电话也接不到一次。城市家庭中，据英孚教育联合腾讯教育频道的问卷调研显示，在近5000个被调查者中，78%的人认为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仅6%的爸爸会把80%以上的业余时间用来陪伴孩子，但用来亲子共读、科学探索等高质量的互动仅占不到25%。因此，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陪伴质量更是得不到保证，这是中国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普遍状况。传统家庭中，孩子主要由祖辈照顾，易出现教育不一致；在核心家庭中，很多男性忙于工作，经常不能陪伴孩子，孩子虽然生活在双亲家庭，却只感受到母爱，出现很多“婚内单亲妈妈”，很多爸爸变成“隐形爸爸”；在离异家庭，父亲很少有机会和意愿陪伴孩子，忽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父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则稳步上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1965～2010年间，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从每周2.6小时大幅增长到7.2小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201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家有5岁以下孩子的父亲，96%跟孩子一起进餐，98%跟孩子一起玩，90%给孩子洗澡、换尿不湿或者穿衣服，60%给孩子念故事书。即使孩子父母离异，孩子的父亲也会时常陪伴孩子，注重孩子健康成长。

因此，与中国父亲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父亲在陪伴孩子时间、质量方面更可观，对孩子成长更有利。

（二）“集体”与“个人”

“集体”与“个人”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内容的差异性表现。“集体”指中国父亲注重培养子女的集体意识，“个人”指西方父亲注重培养子女的个性发展。集体主义文化是中国的一大文化，这一文化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通过集体中的他人对自己进行定位，认为个人价值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发挥出来。受此影响，在家庭教育中，中国父亲喜欢把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做横比，引导孩子用外在的标准衡量自己，以了解和调整自身在集体中的位置，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服从和服务集体。如2012年春节期间，漫画《别人家的孩子》走红网络，引发了网友的感同身受，反响热烈，很多网友疯狂转发，转发和评论量一度达到了13万之多。不少人纷纷吐槽，最恨“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父母总是拿自己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而且自己永远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同时，《武汉晨报》、《楚天都市报》、《扬子晚报》、《江南时报》、《青年报》等报纸都刊登了这则漫画，一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共鸣。

与此相反，西方父亲对孩子教育内容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西方文化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认为个人高于集体，个人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个体，集体应该满足个人的需要。西方父亲普遍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他们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都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天分，因此，西方父亲在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会引导孩子表现自己的天分，充分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你真棒”是美国家长经常用来鼓励儿童的一句话，通过鼓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所以，家庭教育中，中国父亲注重通过横比培养孩子在集体生活的能力，而西方父亲很少拿孩子做比较，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导致中西方孩子在个性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别。

（三）“管教”与“陪伴”

“管教”与“陪伴”是中西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教育方式的差异性表现。中国父亲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时，大多数是直接告诉孩子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或者在子女做错事情时出现呵斥甚至打骂行为，“不行”、“不许”等命令式词汇更常见。在中国父亲看来，子女是父母的附属品，父母赋予子女生命，子女就应该听从自己的命令和管教。同时，大多数中国父亲认为子女没有社会经验，而父母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他们认为对子女进行管教能帮助其少走弯路，所以中国父亲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大多数扮演的是管教者的角色。

而在西方家庭教育中，父亲普遍扮演陪伴者的角色，他们会鼓励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孩子从自身实践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父亲看来，人生而平等，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父母与孩子处在平等地位，所以西方父亲会选择尊重孩子的意见，他们会选择陪伴自己的孩子成长，引导孩子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西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的是陪伴者的角色，与中国父亲管教者的角色存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

二、中西方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存在差异的原因

（一）古代“父权”观念的影响程度不同

父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权利，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一定时期内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其历史法律中都有相关对父权的保护条例。具体来说，古代父权主要包括父亲对其子女的生杀权、责罚权与送惩权、财产权。“但中西方法律在内容上不完全相同。中国的父权几乎是绝对的、永远的，而在西方社会，则有一定限制，并随社会发展而有所不同。父权在中国一直得到强化，在西方则逐渐削弱，最终走上不同道路”[3]。随着时展，尤其商品经济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古代西方的父权观念逐渐淡化，西方的孩子逐渐被视为独立的个人，所以有关父权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基本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中国不同，由于中国是自然环境比较封闭的农耕社会，因此当父权观念在西方社会逐渐淡化的同时，中国的父权观念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家庭，甚至在现代化社会，父亲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这种现象尤以农村家庭为主，而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父亲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可能导致父亲的优越感，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古代父权观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古代父权观念影响程度不同，父亲角色在中西方家庭教育中就呈现出差别。

（二）父亲自身的角色意识程度不同

“现代科学在探索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发现，父亲对孩子来说和母亲一样重要，只是其影响方式有所不同”[4]。同时有较多研究结果表明，父亲对孩子的认知状况、个性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相反，若父亲普遍缺失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孩子各方面健康发展则会受到影响，部分孩子甚至走上危害社会的犯罪道路。因此，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对于父亲角色的重要性，中西方父亲的意识程度存在不同，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关于父亲角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推进程度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父亲自身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关于父亲角色的理论研究，西方国家起步早于中国，而在其理论支撑下，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父亲角色，在实践中一步步推进父亲角色参与家庭教育的程度。在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下，西方父亲普遍认识到父亲角色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会主动参加相关亲子教育培训课程，会积极主动地与孩子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如美国的父亲会带孩子参加童子军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父亲会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中国父亲有所不同，由于国内对父亲角色的研究起步比西方晚，社会上有关的亲子教育活动普遍较少，主要以专家讲座形式开展，且宣传覆盖面较窄，因此中国父亲了解父亲角色重要性的途径较少，从而导致中国父亲对自身角色意识程度整体性不高现状。另外，由于中国父亲主要把精力放在挣钱养家上，投入家庭教育的时间相对较少，即使部分父亲能够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但付诸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与西方父亲相比仍存在较大差异。据2006年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8.3%的父亲听说过“父亲带大的孩子更聪明”，其中，城市地区有33.5%的父亲听说过，农村地区仅有21.5%的父亲听说过。另外，约有25%的父亲不知道自身对孩子成长有何影响力，23%的父亲只能笼统地说出是孩子的榜样，只有35%的父亲零散地谈到了一两点影响，如对孩子性格、三观、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见，关于对自身独特角色的认识，中国父亲没有认识到，或者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三）母亲态度及他人看法不同

罗斯・帕克和艾斯利・拜特等人于1993年就发现：母亲所持的态度与父亲的实际参与水平有关，这个结果是他们通过调查300位初为父母者得到的，其中父亲在育儿过程中均有所投入。具体来说，“母亲对父亲的育儿技能和参与活动感兴趣及对父亲参与水平的评价等都能对父亲的参与水平产生影响”[5]。因此，母亲对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父亲的参与程度。

在中西方的家庭教育中，母亲主动承担大部分教育责任，但是中西方母亲对父亲角色投入问题存在态度上的差别。例如，当父亲给孩子喂奶或者换衣服手脚笨拙时，中国的母亲大多会说“你放那儿，让我来”，而西方母亲可能就会耐心教导父亲的动作，这种反差可能造成中西方父亲在角色投入中积极性的差异。另外，中国人看到父亲整天和孩子腻在一起，可能就会觉得这位父亲“奶味”较重，也会质疑这位父亲的工作能力有问题，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父亲的形象应该是高大上的，是忙于挣钱养家的，这就间接导致在意他人看法的中国父亲可能避免或减少角色投入。

但对于西方人而言，家庭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们看来，陪伴孩子是正常的事情。例如，部分美国的男卫生间里，有专门为带孩子的父亲准备的换尿布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更常态化。

（四）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不同

“目前，不少国家的父亲可利用三种形式的假期照顾年幼的孩子，分别是父亲假、育儿假及在孩子有突发状况时的临时假期”[6]161。瑞典的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病假，其中60天是分别分给父亲和母亲的，另外孩子出生时，父亲还有额外的10天带薪假期；芬兰父亲有最多可达54个工作日的陪产假，可以和母亲共同分配孕妇假期休完后的育婴假，同时有育婴假后的育儿假，以及兼职育儿假；英国法律规定父亲享有两周法定陪产假，允许夫妻共享育婴假，西方其他国家，如美国、保加利亚等都有相关假期。西方国家在相关法律政策出台后，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近来最重大的政策发展莫过于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这导致2006年至2010年联邦计划每年要分配1.5亿美元支持婚姻和父亲项目。5000万美元已经作为推进责任型父亲项目的支持金预留下来”[7]189。另外，美国白宫于2012年6月专门发了“中央文件”，题为《促进有责任感的父道》，促进美国社会有责任感的父道，让更多孩子健康成长。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父道”网站，以帮助美国的父亲成为一个更有父道的父亲。因此，西方父亲角色投入家庭教育得到了政府政策及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父亲角色的投入程度。相比较而言，中国没有父亲假、育婴假等相关假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父亲角色投入不及西方。

三、中西方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角色扮演的相互借鉴

中西方父亲角色投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但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中西方父亲角色的扮演各有优势所在，中西方父亲要相互借鉴。

（一）中国父亲应积极主动参与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最深刻”[8]。相关研究表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性别角色、个性形成及行为塑造等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因此，身为父亲，一定要扮演好家庭教育中的重要角色。相比较而言，西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积极性要高于中国父亲，因此，中国父亲应该向西方父亲学习，积极主动地自觉参与到家庭教育中。一方面，中国父亲要从思想上积极主动起来，积极了解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另一方面，中国父亲要从行为上积极主动起来，积极投身于家庭教育活动，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二）中国父亲要重视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根据美国权威学术机构2004年2月17日公布的一张“全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排名榜，北欧国家瑞典高居榜首，其次是美国、芬兰、荷兰、丹麦。这些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较强的综合创新能力，除了制度开放，同时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西方父亲在参与家庭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的创新能力在父亲引导下逐渐得到培养与发展。中国父亲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的过程中，给予过多的身体保护和物质嘉奖，反之，给予的情感呵护及精神鼓励则较少，尤其在父亲缺位的现状下，祖辈抚育孩子的情况较为普遍，而祖辈又过于溺爱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孩子的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父亲要学习西方父亲，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从而让孩子的创造性得到发展。

（三）西方父亲要重视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

个人与集体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集体由个人组成，个人是集体中的个人。因此，在重视孩子个性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有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并融入集体。在这方面，中国父亲比西方父亲更具优势，因此，西方父亲应向中国父亲学习。一方面，父亲要让孩子认识到国家、社会、集体的重要性，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要培养孩子的全局观念，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当集体利益需要个人力量的奉献时，要不吝啬给予。

（四）“管教”与“陪伴”合理结合

“管教”与“陪伴”合理结合，指中西方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时，要善于采取严格教养与民主教养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严格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并没有导致比西方国家有更多儿童在社会性发展方面出现问题，而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积极作用”[9]。虽然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有所差异，各自社会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但西方父亲仍可合理借鉴中国父亲的严格型教养方式，对孩子进行适当管教。同样，中国父亲可学习西方父亲民主式的教育方式，给予孩子更多陪伴，让孩子感受到更多理解和温暖。因此，中西方父亲在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时，要善于将“管教”与“陪伴”相结合，掌握适当时机，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

父亲角色参与家庭教育至关重要，政府、社会、家庭及父亲自身都要提高认识，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父亲角色参与程度，提高父亲角色参与质量。家庭教育中，中西方父亲角色参与存在显著差异，但各有优势所在，要相互借鉴，充分发挥父亲角色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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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娜.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07.

[3]陈志.古代中国父权与西方古代父权的比较[J].江西警官学院学报，2005，（6）.

[4][5]刘秀丽，赵娜.父亲角色投入与儿童的成长[J].外国教育研究，2006，（11）.

[6][7]张亮，徐安琪.父亲参与研究：态度、贡献与效用[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篇6

    【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配置等相关问题的强调。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进展迅速,但多属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成果较少。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篇7

关键词：人本心理；家庭教育；启示

一、人本心理学概况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中期，在美国心理学界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和统治地位，分别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一势力和心理学的第二势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种新的心理学思潮运动应运而生，它既反对行为主义的机械环境决定论，也反对精神分析学派的生物还原论，它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传统，吸收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形成了区别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即心理学“第三势力”。

人本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的本性、需要、潜能、意志、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等。他们对人性的看法非常乐观，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都有积极的、正向的、朝向自我实现的趋向，都向更好、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卡尔・罗杰斯认为是人本心理学派的杰出代表，马斯洛被誉为“人本心理学之父”，戈登・奥尔伯特、罗洛・梅、哥尔德斯坦、安吉阿尔、墨菲、布根塔尔等也是人本心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

二、家庭教育的含义

在教育史上，夸美纽斯第一次把早期家庭教育正式列入教育体制之中。1632年的《大教学论》提出了一整套学制。他认为，人出生后应有24年的学习时间，按照年龄他将这个时期分为四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并为每个阶段指出了相应的学校，即母育学校、国语学校、拉丁学校和大学。母育学校是0～6岁的婴幼儿对应的学校，由母亲进行家庭教育。1633年出版的《母育学校指南》，后改名为《幼儿学校》，专门阐述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把家庭教育界定为：以家庭为教育场所实施的教育活动，尤其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这种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有重要的影响，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个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1]

《辞海》界定的家庭教育为：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中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有时也指年轻一代在家庭中对年长一代施加的教育影响。[2]

《教育大辞典》中对家庭教育的解释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教育，通常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儿女辈进行的教育。[3]

对于家庭教育，可总结为：（1）广义上家庭教育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既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教育和影响，也包括晚辈对长辈的影响，还包括同辈之间的相互教育和影响；既包括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也包括无目的、无意识的影响。（2）狭义的家庭教育特指以家庭为场所，长辈对晚辈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尤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3）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作用是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并且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家庭教育的重点和任务不同。（4）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孩子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人本心理对家庭教育的启示

1.需要理论

需要理论是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马斯洛将人类的动机视为由多种需求形成的层次性的系统，他将这个系统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这五种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是由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发展的。

对于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的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4]。可以将其概括为需要即本性，本性是变化的，需要也是变化的。

需要是发展变化的。埃里克森将个体的毕生发展分为八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婴儿期（约0～2岁），主要任务是满足生理上的需要，发展信任感，克服不信任感，体验着希望的实现；第二阶段为儿童早期（约2～4岁），主要是获得自主感而克服羞怯和疑虑，体验着意志的实现；第三阶段为学前期或游戏期（约4～7岁），主要是获得主动感和克服内疚感，体验目的的实现；第四阶段为学龄期（约7～12岁），主要是获得勤奋感，克服自卑感，体验着能力的实现……[5]埃里克森的理论不仅说明不同发展阶段需求是不同的，而且从普遍意义指出了一般情况下各阶段主要的需要和具体的发展任务。其次，对满足应该有更清晰、全面的理解。满足不是一个“全”或“无”的概念，正如马斯洛写道：“……造成这样的虚假印象：一个需要必须100%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需要都部分得到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6]之后，马斯洛又在《满足一个基本需要所产生的后果》中写道：“任何需要的满足，只要是真正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需要而不是对神经症需要或虚假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性格的形成。不仅如此，任何真正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性格的改进、巩固和健康发展。”[7]对于“真正”一词，马斯洛虽然没有做任何解释，笔者认为其中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可概括为“对”和“宜”。“对”就是在对的时间，以对的方式，满足对的需要。家庭教育是孩子受到的最初的教育，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认为个体性格形成的最关键时期是五六岁前，这个阶段孩子更多的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能否正确满足孩子的需要，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关键。“宜”就是“有度”或“适可而止”，需要的满足既不能过度匮乏，也不能过分满足。过度匮乏和过分满足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鲍姆恩（Baumrind）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纵容型、专制型和威信型。他认为，纵容型教养方式是一种放任自流的教育方法。Maccoby和Martin将纵容型教养方式细分为溺爱型和放任型（也称忽视型）。溺爱型典型表现是对孩子照顾过多，对孩子的所有行为都持肯定态度，即使错误的行为也不干预和教育，在溺爱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总是以自我为中心，习惯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神圣的旨意，别人必须满足，在生活中只求索取从不付出，时刻期待着别人的给予和帮助，失去了独立性，一旦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总是觉得世界亏待了他，长大后可能成为很危险的一个群体。在一份针对4000例青少年犯罪的调查中，发现16.3%的青少年犯罪都是接受溺爱型的家庭教育。华莱士将溺爱称为孩子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非常温柔的陷阱”，他接着解释说：“这是那些过分庇护孩子的父母辛辛苦苦亲手挖掘的，掉进陷阱里的孩子，由于被剥夺了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权利，也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机会。”因此，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付出的同时，也要给孩子付出的机会，教育部2014年8月1日至20日对新版《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增加了“积极承担家务”“热爱服务”等新内容。做家务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这为家庭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忽视型典型表现是对孩子不闻不问，基本对孩子不施予任何照顾，这样的孩子也许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友善、合作和信任，长大后很难表现出愿意付出爱、善于与别人交往、乐于与人合作的行为，通常以一种冷漠的眼光看世界，生活在无际的孤独和寂寞中。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莱因“存在等于被感知”的观点，这些没有“被看见”的孩子，无法感知世界带给他的爱，于是感觉没有任何的存在感，无法与世界建立具有建设性的联结，自然无法健康成长。忽视型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对生活和人生赋予错误的意义。2005年4月12日，《法制晚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5名学者对北京415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230名公立学校的初中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心理问题明显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人际关系紧张敏感、对外界敌对等。其中对他人和外界的严重敌对是普通学校学生的12倍。溺爱和忽视是家庭教育中违背“宜”的两大主要表现。

2.人际关系

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用一章的内容介绍人际关系，他把他的心理治疗描述为“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写道：“对于友谊、婚姻等的人际关系的最终分析都将表明：（1）基本需要只能在人际关系之中得到满足……”[8]其中有两个观点：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培训――治疗，可见在治疗过程中马斯洛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他的小组治疗，目的就是使患者学会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一实践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人际关系，广义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中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一切方面；狭义指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关系。[9]金盛华对其定义为：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10]人具有社会性，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形成人际关系。

荣格认为，要想充分理解儿童或是成人的心理，比个人主观更重要的是个人和他人的联系。阿德勒认为人生受到三大问题的约束，第二种是任何人都不是人类族系中的唯一成员，我们周围还有其他人，我们的存在和他们紧密关联。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想要独自面对问题，他必然会灭亡。他既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延续人类的生命。因自身的弱点、缺点和局限性，人们总要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对人的身心健康、事业成功与幸福生活等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人际关系是满足需要的基本条件，比如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等都只能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得以实现。其次，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支持得以实现的条件。社会支持是指来自家庭、亲友和社会其他方面（同学、组织、团体、社区等）对个体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慰藉、关怀、尊重和帮助。社会支持以及个体对它的感知影响该个体的心理适应性，尤其可缓和应激反应，帮助人稳定情绪，减少无助感，增强对自己应对能力的信心。[11]再次，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社会促进。社会促进是指个体从事某项活动时，他人在场促进其活动完成，提高其活动效率的现象，也称社会助长。[12]最后，人际关系有助于人格的形成。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沙利文认为，人格主要是由社会力量塑造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际关系。人类有着强烈的与人交际的需要，如果长时间断绝与他人的联系，人格状况就会恶化。[13]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早期的亲子互动模式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麦肯侬关于早期童年经验对人格影响力的研究做出的总结是：早期的亲子关系的行为模式，塑造一切日后的行为。鲍尔毕（1951）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委托，对在非正常家庭成长的儿童和流浪儿做了大量的调查，在提交的《母性照看与心理健康》的报告中，结论是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婴儿和年幼时期与母亲建立的一种和谐而稳定的亲子关系。[14]利波曼、道伊尔和马克维茨（Lieberman，Doyle，Markiewicz，1999）曾对541名9～14岁的儿童进行研究，发现父母与儿童依恋关系的质量明显在儿童与同伴的关系中得到反映，儿童与父母关系的连续有效性能够很好地预测良好的同伴关系。曾奇峰认为：“一个人的现实的人际关系，是他内在的客体关系向外投射的结果。”因此，家庭作为孩子最初的人际关系产生的场所，家庭教育应做好两项最基本的工作，即在亲子互动的过程中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人际关系，及培养、发展孩子建立良好的、健康的人际关系的能力。

3.以人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疗法”是罗杰斯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前期被称为“非指导性治疗”“当事人为中心疗法”，约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使用“以人为中心疗法”这一名称。

罗杰斯对人性的看法是积极的、乐观的，他认为人性本善，个体有着巨大的朝向自我实现、成熟和社会化的潜力，而且个体的潜能、个性与价值观都是独特的，因此要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经验和感受。这一极具人本主义倾向的人性观为其以人为中心疗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杰斯认为，治疗的结果是：“他……变得越来越接近他真正的自己。他开始抛弃那用来应付生活的伪装、面具或扮演的角色。他力图发现某种更本质、更接近于他真实自身的东西。”在治疗过程中，他非常关注对坦诚、无条件积极关注和感情移入的理解，认为主要是这三个条件促进来访者心理成长。笔者认为这三个条件的实质目的有两个，即为来访者提供自由、安全、共情的良好气氛（环境）和为来访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让来访者正视自我的价值，从中获得成长的力量。咨询师并不给出直接的指导和方法，只是在咨询过程中对来访者进行适当的支持、引导和疏通，使来访者“不治而愈”。这种“无为”的思想正如老子所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5]

在家庭教育中，以人为中心启示我们：首先，要相信孩子具有积极向上的潜能，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个体。其次，家庭教育要以孩子为中心，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养成自我为中心的人格，而是要尊重孩子的独特性，独特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如每个孩子与其他孩子都是不同的、独一无二，不同经济、地域、政治、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孩子的特点不同，不同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特点不同，不同发展阶段孩子的特点也不同等。2010年全国妇联等部委印发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中，其指导原则首先就是要坚持“以儿童为本”，这是前面提出的观点有力的依据。家庭教育中常出现一个现象，家长似乎为孩子付出了一切，但结果是根本无法达到预想的目的，而且孩子一点也不快乐。笔者认为其中的问题是家庭教育把孩子培养成“孩子成为他真正想成为的人”，还是“孩子成为你想他成为的人”，把孩子培养成父母想成为的人，其实质是孩子是父母“内在小孩”的反映，父母把童年时期“真实的自己”和“理想的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对孩子进行所谓的“爱”，于丹教授把这种行为称为“非爱行为”，也有人称之为“假爱”，其结果不言而喻。以孩子为中心，就是让孩子成为孩子真正的自己。再次，要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我国幼儿教育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中强调，父母的职责是用爱给孩子提供安全的环境，但至于如何探索世界，那是孩子的自由。早期童年经历对个体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家庭是个体童年最重要的成长场所，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作用巨大。斯卡（Scarr，1997）认为，在孩子养育中，最重要的不仅是父母特征和教养方式，还包括父母提供的环境等。美国心理学家Bronfenbrenner提出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将人的发展看成是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他将社会生态体系概括为五个系统，即微小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大系统和长期系统，微小系统指儿童处于直接的、面对面水平的交流，此系统最重要的实现场所就是家庭和学校。即使其他系统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家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他描述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五阶段对孩子教育的干预计划，从生育前的父母准备一直到儿童12岁，作为父母需要做的事宜。可见，构建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课题，对孩子成长的作用不可忽视。第四，家庭教育过程中要坦诚、无条件积极关注和感情移入的理解。所谓坦诚，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所谓无条件积极关注，就是对孩子的一切行为和想法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和关注，但并不等于要认同孩子的一切行为。所谓感情移入的理解，就是设身处地地用孩子的眼光、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深入体会孩子内心的感受和情感。陶行知说：“人人都说孩子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要“知小孩心”，可以这样描述“把自己当成孩子，把孩子当成自己，把孩子当成孩子，把自己当成自己”，“把自己当成孩子”就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以孩子的姿态看待和理解世界；“把孩子当成自己”就能够想孩子之所想，急孩子之所急，更好地满足孩子真正的需要；“把孩子当成孩子”就能够明确孩子与父母的界限，孩子就是孩子，不是父母的翻版或重演，不要试图永远控制孩子。分离是孩子发展必经的过程，无法替代或人为地更改，父母能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让孩子长大；“把自己当成自己”就是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还是要做自己，不要成为“孩奴”，只有做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当与孩子建立真正的人与人、心与心的连接，家庭教育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五，以人为中心，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进行教育，就会陷入以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为教育而教育）的误区。相对于此，我们提出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教育计划，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早已给出了启示。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了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最近发展区。他认为在教育中要考虑儿童的两个发展水平，一个是儿童此时此刻现有的发展水平，即儿童在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水平；一种是儿童的第二个水平，即在别人的指导下或借助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任务的水平，这两个水平之间的差距称为最近发展区。据此，在家庭教育中，首先要具体分析清楚孩子现有的发展水平，家长提出第二个水平的任务，指导和帮助孩子完成，从而不断地推动儿童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四、结语

人本主义心理学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流派以心理学第三势力登上历史的舞台，给心理学界带来了一场思想的革命。其应用不仅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领域，在教育教学和管理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虽然随着发展和成熟，人本心理学的一些不足和缺陷暴露了出来，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批判，但其贡献不可磨灭。人本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和理论对于今天的许多方面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实用意义。

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连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桥梁。我国对家庭教育十分重视，2010年2月23日规划纲要办公室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教育是家庭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加强家庭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养成良好家风，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的重大举措和重要任务。

人本心理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或流派，而是一种原则、态度和思想。目前，面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将人本心理学的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理论和思想应用到家庭教育中，家庭教育将会出现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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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许燕.人格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04：67，204-205.

篇8

一、服务性学习概念界定

服务性学习的概念，可谓是众说纷纭。1990年肯德尔（Kendall）考察教育文献后，就发现了147种不同的定义。人们既可以把服务性学习看作是一门课程理论，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教学方法，一种学习方式。在1990年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法案》中，服务性学习被理解为一种学习方式，指的是学生主动参与精心组织的服务，满足社区的需求，并在服务中得到知识技能提升和公民意识的培养。1993年美国服务行动（Service Action）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门课程体系，通过学校与社区的合作，将社区服务与学科课程相结合，有着固定的时间安排，让学生在服务行动和反思中满足社会需求并培养社会责任感。[1]马里兰大学负责社区服务的雅克比（Bar-bara Jacoby）认为：服务学习是经历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的一种形式，学生通过参加旨在满足人们和社区需要和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精心安排的结构性的机会的活动中而得到全方位发展。[2]美国社区服务协会认为：服务学习是传授公民意识、学科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的方法，是一种主动学习方法，学生从服务工作的经验中获取未来的知识和技能。[3]

笔者认为，服务性学习是一种结合课堂学习与社区服务的教学方式、教学策略和开放式的学习方法。它是以学生为中心，将社会服务和知识学习相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运用知识，并从经验的反思中获取新知识，并在关注社会和关心他人的过程中，使之成为富有责任感并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念上强调“服务”与“学习”并重。服务性学习强调“服务”与“学习”并重，并不单纯地把课堂教学作为学生学习的全部，认为社会是个大舞台，学生可以在社会服务中汲取多种养分，学生的学习包括在学校的理论学习，也包括在社区服务中的经验总结。服务和学习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学生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社会服务，充分满足社区需求，促进社区发展。同时，在服务过程中，学生的理论知识又得到很好的检验和补充，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巩固了自己的知识技能，有利于培养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使生涯规划按部就班完成。“服务”与“学习”并重的理念，确立了两者同等的地位，保证服务性学习的顺利实施，这也是当代美国基础教育中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理念之一。

2.在实施中强调结构性反思。反思是提升服务性学习效果的重要环节，是服务与学习沟通联系的桥梁，也是协助学生将“服务经验”转化为“学习心得”的酵素。[4]服务性学习中的反思贯穿于服务的整个过程，从服务前的背景、能力反思，到服务中的阶段性反思，再到服务后的总结反思，这些对于学生每个阶段的服务性学习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学生通过反思将学习内容与服务经验在头脑中进行整合，加深对问题根源的理解，促进学生自身知识与技能系统地构建。由于服务性学习需要教师的组织引导，社区的大力支持，而在服务性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社区人员也会一步步反思，如何实现服务性学习的最优化发展。通过结构性反思，可以给参与服务性学习的各方以充足的时间思考、平衡和解决在服务性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使各方在服务性学习实施过程中保持服务与学习并重的局面，在不打破服务性学习发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服务性学发展。

3.在目标上强调实现学生的成长与满足社区真正的需要。服务性学习的目标是整个服务性学习的核心，是一切服务性学习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思性和交互性是服务性学习的核心概念，服务性学习的目标是双重的，于学生而言，是要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并在经验反思中获得新知识，从而实现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于社区而言，就是在学生为社区服务后，能切实解决社区中存在的真实问题。服务性学习是一个互动过程，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学生的主动参与，社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目标制定上，不能由单一的一方完成，需要各方通力协作，共同商讨完成。通过服务性学习活动，学生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的知识，认识和了解了社会；社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优化发展；国家的公民教育也有了有效的载体。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双赢甚至多赢的目标，对社会的和谐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目前小学德育工作存在的不足和缺憾

当前，虽然每个小学都十分注重德育，有专门的德育课程，也组织教师进行德育方面的进修，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关注。

1.德育方式过于简单。目前我国的小学德育教育主要还是沿袭主修课程的教学方式，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当前小学课程中主要有《品德与社会》《品德与生活》这两门课程，主要通过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方式进行，内容相对枯燥，激不起学生听课学习的热情，师生形不成互动。也有教师通过班会活动、校园活动方式开展，比如“祖国山河”书画展、“理想信念”方面的写作演讲比赛，虽有一定效果，但形式老套，没有创新，缺乏韧性与活力。学生都是通过教师说教、同学榜样示范等方式被动地接受德育教育，而非主观体验，由此个性受到抑制，能力得不到发挥，德育教育工作缺乏实效性。

2.德育资源不够丰富，缺乏与社会、家庭的有机联系和互动。社会的进步，网络的发展，目前很多学校现有的德育资源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需要，而对于社会、家庭里这种丰厚的德育资源学校并未拓展开来，德育缺乏与社会、家庭的联结和互动。社会是学生成长的大环境，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小学生产生影响。家长是小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方方面面。当前学校考虑到学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很多的德育活动都限制于校园内部，很少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社区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整合也缺乏研究，长时间以来学校与家长的联系主要停留在学校把学生的信息向家长反馈，要求家长如何配合，缺少双方的互动，家庭教育的资源没运用到位，德育教育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挖掘和加强。

三、服务性学习是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服务性学习有着显著的德育功能，服务性学习过程也是实现德育目标的过程。当前，美国利用服务性学习进行学生的公民教育，促进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公民态度的确立，公民技能的提高。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服务性学习作为一种载体，一种工具，来促进我国小学德育教育工作。我们可以把德育目标内隐在服务性学习中，通过服务性学习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性学习作为德育教育工作的载体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体现。

1.服务性学习创新了小学德育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德育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要求，我们一直在寻找德育的新路径。服务性学习打破传统德育空间和学习方式的局限，在学习空间上，不再局限于课堂，而是把空间扩展到社区，使学生在服务社区、服务他人的真实体验中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在学习方式上，也不是局限于传统的教师教和学生学，服务性学习的始终，都是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在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锻炼了他们思考实践的能力，培养了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服务性学习是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社会背景下，通过自身的体验实现道德的内化和升华，它创新了小学德育形式。

2.服务性学习丰富了小学德育内容。传统的小学德育基本都是局限于德育教本，通过课堂引导、学生讨论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传统道德教育等等，这些内容已经让学生熟记于心，但具体的实效性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内容缺少深度和广度。服务性学习把道德学习的内容放到社会中去，学习社会中直接的道德文化和道德要求，学习最直接的做人做事道理。在体验式教育模式下，把所学的大道德融入到生活实践中，真实地面对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接触道德模范，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道德败坏现象引发自身思考，审视自身，慎独躬行。社会是个大的课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小学德育的内容更为丰富，德育效果也得到切实增强。

3.服务性学习增强了小学德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小学德育目前已经由灌输式向体验式教育迈进，服务性学习也是体验式学习的一种类型，这种教育方式必须针对学生这个主体而存在。其一，服务性学习的教育内容符合学生的兴趣与接受能力，让大家有热情参与其中；其二，服务性学习的教学方式灵活多变，具有学习性、互补性与反思性特点，能够有效地克服学生的厌学心理；其三，教育的实效是以学生实践为中心，而不是以灌输式的作业为中心。[5]服务性学习始终坚持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理念，使德育教育工作能够在其中深入有效地开展，使外化内化的德育过程得到有机的结合和统一。

目前，一些国家利用服务性学习来填补道德教育的空缺，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国也可利用服务性学习，挖掘德育深度，拓展德育广度，我国的小学德育教育工作也许会展现出一派新的气象。服务性学习在解决社区真实需求的同时，也使学生在这种开放性的学习中获得了技能提高、品德发展，它是德育教育的一种新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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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高校；隐性课程；德育

一、引言

在关于高校德育课程改革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关注的对象是显性德育课程，尤以“两课”为多。同时，随着课程理论界对隐性课程的重视，隐性课程开始进入高校德育课程改革研究的视域。在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学者持有乐观态度，不仅认为隐性课程在高校德育中有着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而且把它视为高校德育改革的新途径。有学者甚至提出，隐性课程是“真正的道德教育课程”。

虽然学者们对隐性课程推崇备至，然而在实践中它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高校把它等同于校园文化建设，有的干脆拒绝承认它是一种德育“课程”，把它摒弃在整个德育课程体系建设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它的德育作用缺乏认识之故。那么，高校德育工作者究竟如何看待隐性课程呢？

二、隐性课程的内涵

隐性课程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就饱受争议，如同它的上位概念“课程”一样，隐性课程也陷入了定义众多、难以明辨的困扰。之所以有众多对隐性课程的不同理解，主要原因是学者们对“课程”和“隐性”的理解各不相同。具体说来，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隐性课程传递的内容是什么（经验、文化还是其他）；（2）学生习得隐性课程的方式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3）隐性课程是否可计划，其结果是否可预期；（4）隐性课程存在的范围有多大，除了学习环境、学校环境，是否包含家庭、社会等校外环境。

隐性课程首先是课程的下位概念，因而它的概念外延不能超出课程概念的外延。其次，隐性课程是与显性课程相对应的概念，两者具有共生性，没有隐性课程，显性课程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应该在课程概念的外延范围内，在与显性课程概念的区别中对隐性课程的内涵做出理解。那么，课程无论是经验的还是知识的，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它有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由学校实施的，且传递范围在学校内。如果并非是由学校实施，那么就不是课程。课程作为一种教育影响，它与社会或家庭教育的影响的区别正在于此，这也是我们不能将来自社会或家庭教育的影响视为课程的原因。以此分析为前提，再来从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区别中对隐性课程概念的内涵进行界定。

隐性课程不能等同于自然影响或环境。我们承认在现实中会有一部分因素对学生发生影响，这种影响我们无法控制，如来自社会或家庭的影响。如果将这些因素统通划入隐性课程的范畴，除了将隐性课程变成一个更加让人捉摸不透的概念，进一步加剧课程概念泛化的趋势外，没有任何好处。课程，无论是经验的还是知识的，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它有一个根本的特征是由学校实施的，且在学校范围内完成传递过程。正因为此，课程才与家庭教育、社会影响有了区分。隐性课程也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否则它就不能被称之为“课程”，而只能称为“影响”或“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分类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以有意获得或无意获得作为划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的标准。这种分类方法有一定可行性，但其弊端在于忽视了隐性课程的课程属性，很容易把社会影响也归入到隐性课程中。对隐性课程概念内涵的认识应当是以上两者的结合，不仅从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角度，也要从学生获取经验的角度来考查。因为实际上隐性课程中的教育效果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期的，如教师本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一种隐性课程，它对学生的影响并不是不可预期的。而显性课程对学生的教育效果也并不是完全能够预期的，如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考试为辅助手段来检验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是否掌握了知识，掌握知识的情况究竟如何，这些是事后对教学效果的评价，而非事前的预期。因此，按照课程实施方式和学生获得方式这两个维度对课程进行划分似乎更为合理。

三、高校隐性课程在德育中的开展方式

（一）多渠道确保隐性课程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1.将隐性课程纳入高校德育课程管理体系中。

在高校德育实践中，隐性课程并没有被纳入高校德育课程体系，很多教师从固有的课程观念出发，直接对“隐性课程”这一概念进行否定，这就是隐性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应有重视的主要原因。隐性课程被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教育影响，要想实现它的功能只能依靠教育者个人的自觉和责任心。而在教育者个人没有这种自觉意识或者责任心不强的时候，隐性课程不仅不可能发挥应有的功能，甚至会发挥负向功能。这对于高校德育工作来说，显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因此，必须将隐性课程纳入高校德育课程体系，明确隐性课程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制定专门的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将隐性课程从开发到实施的具体过程做出规定，为教师和德育工作者提供可操作的规范和程序。

2.将隐性课程与高校辅导员考核制度相结合。

辅导员是现有高校德育工作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而，对他们的考核应当以是否履行了工作职责为准。然而，现有的高校德育工作中，辅导员对上级布置的杂务疲于应付，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自己的核心工作任务。将隐性课程与高校辅导员考核制度相结合，能够引导辅导员开拓工作思路，积极发挥主动性发现和掌握更多的工作途径和方法，更好承担起自己的工作职责。同时，也可以引导高校管理者或其他人员对辅导员的工作进行再思考，规范管理者和其他人员的行为，避免使辅导员过多地承担自己核心工作之外的其他事务，更好地发挥出他们高校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3.将隐性课程理论与高校教师的培训相结合

目前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中，虽然有一些教育学的内容和知识，但它们主要针对教学工作，而没有或很少涉及高校德育工作的内容。每一位教师都是德育工作者，教师对隐性课程的认识是发挥隐性课程功能的必要前提，因此，应当把隐性课程理论与高校教师的岗前培训结合起来，让教师们上岗之前就能明确自己对学生负有的德育责任，能够对自己教学工作中的隐性课程有所理解和认识，从而避免隐性课程发挥负向功能。另一方面，隐性课程理论也应当在高校教师的在职培训中有所体现。随着教学经验的日益丰富，教师对隐性课程的认识日益深刻，这时再检视隐性课程的相关理论，他们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收获，也能够以后的工作中更有意识地发挥隐性课程的功能。

（二）充分发挥隐性课程实施中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1.德育工作者是实施隐性课程的主要力量。

德育工作者指高校中专门从事德育工作的人员，包括辅导员、学生处和团委的工作人员等，他们的核心工作职责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目前高校德育的主要力量。德育工作者比专业教师有更多的时间组织、实施隐性课程，而且，通过实施隐性课程，德育工作者能够提高自身工作的水平，增强德育工作的实效。德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学生课堂外的时间，设计并开发多种隐性课程，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学生的亲身经历，达到促进他们社会化进程的目的。同时，德育工作者可以协调、整合高校中的多种因素，设计并开发整体性课程，以充分发挥隐性课程功能。

2.专业教师要有意识地利用、优化隐性课程。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各学科教师对学生德育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要利用学科教学帮助学生塑造人生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个性和能力，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在教育内容中，亦需要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坚强意志和心理调适能力等。在各门学科的结构中原本就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德育内容，一些充满哲理的学科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学科知识能够成为学生提高思想道德认识水平的基础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条件以及陶冶学生道德情操的重要媒介。此外，从教学的需要来看，单纯的知识传授已不能满足今天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要求。教学从来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活动，而是具有教育性的活动，教学总是结合着育人的目的。

3.重视学生对隐性课程的主体建构。

隐性课程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学习结果随学生个体的经历、性格等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实施隐性课程，不能够像显性德育课程一样，只重视教授和传输，必须充分考虑隐性课程的主体性，必须对学生的经历、性格等背景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调动学生的主体性，积极参与隐性课程的建构。在建构过程中，要注意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培养反思自身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教会他们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克服各种挫折、学会调整各种关系和矛盾等，只有这样，隐性课程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社会化过程由教化向内化的转变，使学生社会化的目标由完全的同一性向有个性的发展转变，纠正目前德育工作中在学生社会化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倾向，帮助学生完成个性化的社会化进程。

（三）积极开发隐性课程资源。

1.建造内涵丰富的校园景观，以景观育人。

校园景观主要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类，包括校园的布局、建筑设施、园林景观、绿化带、标语、画像、纪念碑、雕塑、宣传栏等。校园自然景观由教育者精心设计和安排，利用校园原有的自然条件建成，能够体现和反映着教育者的价值取向。学生通过审美活动从中体会和习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对美的评价和感知。“山光悦人性，湖水静心情”，校园自然景观以整洁优美的环境，充满活动和生机的花草树木，让学生从中感受到心理上的安全舒适，从而产生一种规范化的体验。与此同时，学生也能够从中建立起对学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

校园人文景观有着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内涵，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学生的精神感受和情绪，启迪学生的认识，开导学生的心灵。如校园内悬挂的标语、横幅等，直接地体现了教育者的价值观念，能够对学生起到引导、提醒、规劝的作用；校园建筑的布局设置，可以让学生形成秩序感，养成规范的观念；校园雕塑、著名人物的肖像、格言等，不仅能够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同时也能让学生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努力克服困难，实现成功。

2.塑造深厚的大学精神，以精神育人。

大学精神是高校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体系的集中体现，它凝炼了高校的历史与传统，表现出高校与众不同的办学思路和特色，体现了教育者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大学精神对学生的价值观发展和个性成长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复旦大学的“止于至善”等都是在学校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代代相传的大学精神，它能够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力量，建构丰富的精神世界，帮助学生实现道德上的完善和提升，因而是高校带给学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塑造深厚的大学精神，首先需要不断积累和丰富大学历史文化资源，在学校传统的继承上进行创新发展。其次，大学应当与时代密切联系，树立适应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精神的教育目标，将此作为大学精神的内涵之一。最后，大学精神应当通过校训、校徽、校标等“显性化”，让学生在感受学校独特的精神风采的同时，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境界，完善自己的道德追求。

3.注重教育者言行的示范作用，以行为育人。

教育者有着双重的社会角色，他既是一个社会人，不可以避免地有着社会人的喜怒哀乐，有自身的需要和认识；同时他也是社会代表者，向学生传递社会规范，是社会道德观念的解释者和权威。教育者正是通过树立他的道德权威地位对学生施加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方面的诸多影响。而道德权威的树立与教育者在教育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言一行有很大关系，如教育者如果自身表现出不良的思想道德素质，就会削弱他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使学生对他的教育产生怀疑。因此，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自己的亲身示范来树立权威，同时帮助学生学习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促进学生社会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教育者不仅指专业教师，高校内的其他一切工作人员，包括德育工作者及行政人员都是教育者，他们都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教育影响。

4.开展具有思想性的各种实践活动，以体验育人。

实践活动是由高校精心策划，组织大学生亲身参与，以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目标，以思想政治、学术科技、文艺体育、社会实践等为内容的各种活动。它将校园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相融合，联合并协调制度、组织、人员、设施等要素，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亲历性是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感受校园文化的精神本质，在体验中深刻反思，重新审视并确立自己的价值观，进而提升精神境界。与此同时，学生在活动中与他人进行协调、沟通，不仅能够扩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面，还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提高了人际交往能力，促进了学生的社会化。

四、总结

现有研究中隐性课程在学校德育中（尤其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很多学者及研究人员的论证与阐述。走入现实的高校德育实践，走入当代大学生群体，了解大学隐性课程内涵，研究大学隐性课程的德育方式及其实现途径，为合理利用、优化隐性课程；为高校德育改革工作提供建议；为帮助大家从理论上对来自实践的问题做出回答提供了新的思路及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大健.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探索[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

[2]钟启泉.现代课程论：新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李定仁，徐继存主编.课程论研究二十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英]麦克・扬.未来的课程[M].谢维和、王晓阳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

[5][美]霍尔、戴维斯.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陆有铨、魏贤超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

[6]晏惠.潜课程的德育功能探析[J].探索，2005，（01）：156-157

[7]杨建平.创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J].江苏高教，2005，38（05）：99-101

篇10

【关键词】消费主义 “90后” 价值观教育 路径

消费主义及其价值观概述

消费主义价值观代表的主流价值体系是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反映的社会思潮以物化的消费关系构建社会发展的基础，实质是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财富。以消费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大力鼓吹下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式，甚至是各国人们的生活节奏、方式、观念。而在这种消费模式、观念的华丽外衣之下，隐藏着冲击、瓦解非西方国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①西方哲学认为，人的“理性”决定了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这种需求以个人的利益实现为基础，个人本位的利益超越于社会的利益而存在。而为了实现对欲望的满足，可以毫无节制地挥霍资源。②价值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③。价值观则是作为社会一切关系总和的人对价值及其利用效度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和原则。

中国的“90后”正在经历价值观发展、成熟时期，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面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90后”学生的思想导向和价值观统领作用，积极地防御通过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其编织的生活模式、价值体系对“90后”学生的意识冲击，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人才培养质量的首要的、关键性的任务。

“90后”价值观现状、表现方式及发展特点

价值观现状。我国青年的核心价值观在理想与现实取向上存在二元性、兼具时代价值观边缘性与中心性的双重特征。④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90后”学生的价值观与普通青年群体在现状上有着共通性，但又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意味着该群体在价值取向上的个性化特点。

价值观表现方式。第一，价值认知自由度大、随意性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价值认知的目的是为了充分了解满足主体对个体某种缺乏状态的需要状况，而这种需要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层次：

图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及其价值取向图示

从上图对应的需求层次可以看出不同的价值导向对应的价值需求差异性。“90后”学生在进行价值认知和需求判断时，往往是以最为直接的、也最容易获得的价值满足为出发点，停留在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自我在功利层面的物质和生理需求，对社会道德价值的认可却多停留在意识层面，缺少实际行动，价值转化过程进行到道德价值便宣告停止，即出现价值取向的“断链”。

第二，价值选择复杂性。价值选择是在面临价值冲突时根据自身所处的价值环境，在价值认知的基础上，对价值活动所作出的判断、选择、决策的全过程。价值选择的矛盾来源于价值冲突，后者代表了不同文化和文明对人的价值观的影响，这些影响根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⑤存在于“90后”学生价值观念体系结构中的传统文明、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相互之间的激烈碰撞，既融合了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经济与道德的冲突等通常意义上的价值冲突，又孕育出个体与整体、公平与效率等现当代社会代表意义上的价值冲突，在价值选择上表现为突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

第三，价值评价结果矛盾性。价值评价是价值主体对价值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对人的价值确立、维持或改变以及相应的社会态度和行为起着调控作用。价值评价的标准本身是客观的，但由于对其标准的界定和认同是主观的，因此，在衡量价值评价的标准时就容易出现偏差或不统一。具体体现在：一是价值评价标准与内容的脱节，未认识到个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能够在追求社会实践中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⑥就个体表现而言，体现为社会参与度不高，愿意享受孤独；同时却对公共事件、社会热点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其趋向的价值评价的主客体之间存在隔离与脱节，但并不是完全对立开来；二是价值评价标准实用范围脱离当下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忽略价值评价是一个历史的、唯物的概念，淡化或脱离评价客体的时代背景，产生不客观、不全面的评价，个体表现为评价标准不固定，时常变动，缺乏发展性。面对多种文化的冲击，“90后”学生们的价值取向随着价值标准的多元化而繁杂起来，致使他们在面临多种选择时容易诱发不良的价值倾向，在价值评价上表现出偏移性、不稳定性。

价值观发展特点。影响“90后”学生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有三个：家庭、学校、社会。在这三个因素中价值观的发展形态从雏形逐渐走向成熟。经过长期的教化、教导和教育，三个外部因素分别对“90后”学生价值观发展变化的具体作用以“传授、灌输—教化、引导—调整、扬弃”为特征体现出来。由于家庭环境是价值观发展中的“首因效应”，学校环境是中介，社会环境是反馈，故价值观发展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经过学校教育深化，在社会教育中提升。

内在环境是个人价值观发展、形成、成熟所依赖的认知、分析、思维和评价能力，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分化、发展，当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同感的增强实现同向发展时，个体价值观的发展过程就伴随其生理、心理发展不断清晰和明确起来，人的价值观也就在上述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从潜意识的模仿到自觉能动地学习再到改造演进渐进式地发展起来，其过程呈现动态性、社会性、实践性。“90后”学生容易偏离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价值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由社会本位取向转向个体本位取向；价值目标随之转向现实，从而出现道德下滑、价值评价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其影响因素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冲突化。

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其对“90后”的影响

一是外在表现形式诱发“90后”过度追求新奇事物。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属性，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价值属性意义已经扩大化，由于商品本身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信息而具备符号价值的属性。该属性被称之为“符号”价值，⑦这种新颖的价值衡量方式及其量度都极大程度地迎合了青少年对社会新生事物猎奇般的需求和满足。

二是传导方式催化“90后”滋生错误的消费观念。国家统计局在2012年初于某城市举行大学生消费情况调查时发现，2011年3月到7月，该地大学生人均消费达5170元；从消费水平分布情况看，消费在3000～5000元的占52%，6000元以上的占33%。而在麦肯锡公司提供的《世界奢侈品协会2010～2011年度官方报告》中，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低龄化”现象严重，45%的消费者年龄在1～34周岁，而对比同等消费层次的情况，西欧仅占22%。对名牌近乎狂热的崇拜，已经让大学生们在对物质的追求变得更为急切的同时也更为迷惑，不明白自己究竟追求什么，有的甚至认为仅是为了获得同龄人的认可。

三是内在实质可能诱导“90后”产生价值观危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性支柱，消费主义价值观通过意识形态来改变人们的消费和生活观念，从而借助文化的外衣实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全球扩张。⑧伴随着消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扩散，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对这些国家中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产生于美国大众文化土壤的本质决定消费主义在作为文化输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上潜在的“掠夺性”，这种强大的物质化的观念带有鲜明的“文化征服”色彩，而首先被吸引和影响的就是青年一代。其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诱导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青少年个体而言，易诱发“模仿”心理，滋长贪图享乐、以物质享受为核心的价值追求，造成精神的颓废、空虚和意识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易诱发“从众”心理，鼓吹以消费能力为象征性指标的社会地位上升假象，扭曲正常的价值发展路径，造成群体的信仰缺失、社会的价值危机。

“90后”价值观教育的路径分析

青年价值观深层次地反映和体现了国家、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未来走向⑨，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品质和影响力，而青年时期则是价值观形成和稳定的主要时期。在此阶段，如何因势利导，引导“90后”学生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吸取有益养分，在已有的价值判断能力及价值选择趋向上进行合理的重塑和构建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创造价值重构教育的“育”环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导向对“90后”的思想引领作用，坚持理想教育与信念教育双向并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契合、开展“90后”学生价值观引领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根据教育的层次与类别以及价值引导对人在不同时期的要求，将承担教育主体责任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科学地划分在价值观引导、教育、凝练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教育的任务，有助于有效地开展价值引导教育，发挥不同环境和影响因素对价值导向的作用。在三个层面教育的衔接方面，尤其要注意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延续性、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递进性，实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在幼年—少年—青年价值观发展上的协同性与互补性，同时要重视三个层面教育中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应当具备一致性和统一性，而这种统一与契合需要以核心价值体系来总领和统帅。

第二，以实践体验增进价值引导实效，改革价值重构教育的“化”环节。根据“90后”学生价值实践能力较弱、价值需求与价值选择的能力并不匹配的特点，可采取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串联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教育场景，吸引“90后”学生参与价值“熏陶”和学习的环境，开展间接教育；在人文素养和公民道德教育中实施逐层推进式的价值观教育，将其作为“90后”学生价值提升的有效方式。具体来说，从“90后”学生成长的情感需要、价值需求的诉求点出发，激发他们参与价值实践的兴趣和动力，在辩论与讨论中深入分析社会道德文化背景下各种价值观念出现的根源，培养其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教育认知，构建核心价值观念培养的基础。

第三，以个体差异为基础实施分层指导，构建价值重构教育的“疏”渠道。社会分工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对事物认知的差异性都可能导致“90后”学生在价值观上存在着迥然的不同，实施“差异化”、“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是深化教育效果的必然选择。据前文描述的需求层次图，价值观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不同群体的青年个体、同一青年个体在不同阶段的价值、同一阶段面临主要价值选择的不同取向都可导向不同的价值观形成结果。解决上述“矛盾”关键有三个步骤：首先，认可现实化的价值观念差异客观存在，理性面对需采取具体的、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将教育理念的转变融入思想；其次，按价值需求的不同层次合理设计对应的教育体系，按青年学生群体的不同价值趋向，为他们提供细致、人性化的教育、学习，实现价值需求与期望的对等；再次，在各体系中分解、细化价值选择的前后关系因素，针对典型案例制定分层教育体系维度下的教育方案，在规范的前提下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灵活性和延续性。

第四，以教育主体价值实践能力培育为目标，建立价值重构教育的“立”效应。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价值引导重构教育的目的是解决青年在价值实践中的困惑，使他们通过价值重构教育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观体系，并能针对价值选择做出合理的、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因此，在教育中应不仅将价值观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更为重要的是教会“90后”学生掌握价值分析、判断的方法，强调价值判断、选择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训练和使用，⑩在价值实践的过程中重视学习和深化价值理论的相关内涵，提高运用价值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较于国外在价值实践教育方面的经验，我国在此方面的教育起步相对较晚，还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供参考的模式和方法也较少，一方面可以从国外较为先进的价值实践教育理论中寻找科学的养分，如借鉴和学习美国学校价值观教育的相关方法，可为我国“90后”学生价值观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结合我国青年学生，尤其是“90后”学生群体在新的形势下对价值教育偏向于实践教育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具有吸引力的、适合该群体的教育方式，并逐渐形成特色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方法及理论。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注释

①赵玲：“消费维度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与批判”，《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9期。

②柴婷婷，热河木江·巴拉提：“现代消费主义的理性思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③[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56年，第117页。

④⑩金飞，孙泊：“文化多元视阈下青年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

⑤宋永平：“价值冲突的本质与表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⑥ 张慧琴：“关于人的价值评价中的几种关系”，《郑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