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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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理念；中国大学

大学，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理念，它产生于实践又是行动的先导。而大学理念，就是为办好学校所追求的理想和观念。大学理念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先进的大学理念具有规律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孙建京，2010，P6）。对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先进的大学理念就像灯塔，指引着大学的教学和未来的发展。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

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各有侧重，根据不同的侧重可以大致可以分为6类。

1、重学术、教育与科研

大学诞生之初就是供人研究学问的场所。现代的大学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教育、学术、科研同时出现在现代大学的定义中，足见三者对现代大学的重要性。下面列举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就体现了这一点。

剑桥大学：追求学术性，培养有教养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在已知的语言、人文和科学领域内教导和教育青年。

卡耐基梅隆大学：提供富有特色的优质教育。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学严谨、应用实际、学有成就。（3R育人）

2、重创新

创新，就是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资源或社会要素创造新的矛盾共同体的人类行为。创新是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而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创新“主力军”的青年人。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就以创新为理念，使学校成为创新的热土。

牛津大学：探测、挖掘和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激励个人创造精神。

斯坦福大学：开创新科技，学以创业。

卡耐基梅隆大学：培养研究、创新与探索能力。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未来由你去创造。

3、重服务性

当前，高等教育的去人性化管理已经脱离时代的要求。而一些一流大学却早已预见性的提出了服务性理念。

爱丁堡大学：一切来自学生，一切为了学生。

多伦多大学：为着每个学生的理念

这里爱丁堡大学奉行的这一理念，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爱丁堡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并授予联合学位（孙建京，2010，P25），学校古朴、优美的校园环境也确实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和氛围。而爱丁堡大学的每一位新生，在入学时都必须签署一份宣言承诺作为学生，要永远尽责、勤勉地做学问；作为校友，要竭尽全力，回报母校（孙建京，2010，P25）。可见学校服务学生，学生回报学校已经成为共识。

4、重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指学者享有教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它是个体自由与机构自由的统一；是自由与责任的统一；也是教师教学自由与学生学习自由的统一（李子江，2005）。学术自由对大学而言至关重要，正是这种重要性，很多一流大学把倡导学术自由作为自己的理念。

哥廷根大学：扬学术自由之理念，开学术自由之风气。

斯坦福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修顿

加州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开罗大学：给予师生最大程度的学术自由。

早稻田大学：学问独立，造就模范国民。

5、重实践应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大学的学习最终也应归于实践应用。因此，很多世界一流大学也将实践应用作为办学理念。

洪堡大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注重理论实际结合。

麻省理工学院：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并取，教学与实践并重。

这里提一下洪堡大学。洪堡大学是马克思曾经就读过的地方。现在的洪堡大学，不仅尊马克思的名言为校训，还不懈努力让这句话付诸实践，他们为科学而生活，证明改变世界的理想并不是遥不可及，发现真理之路就在探索者的脚下（孙建京，2010，P37）。

二、对中国大学理念的反思

反思中国，中国至今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理念上的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通过对中国大学理念的了解，不难发现，中国很多大学的理念也都体现出了重教育、重创新、重实践的精神，但中国大学理念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去践行。

美国西点军校以“责任、荣誉、国家”为校训，并将其视为最崇高的理念，为践行这一理念，学校的校训被写在衣服、旗帜、文具甚至纸巾上，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学校的理念深入人心（孙建京，2010，P204，205），前面提到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同样用类似的方式将自己的理念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各个方面。

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往往会落入口号化、形式化的怪圈，很多大学生到毕业都不知道学校注重的是什么。事实上，大学的理念其实就是大学应该注重的东西，它不是口号的宣传，而是精神的内化。大学理念从学术、课堂融进校园各个角落，学生置身其中，理念就会自然内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中国大学在大学理念上任重道远。但通过中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和合作。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1]孙建京.世界著名大学，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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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也因此出现经济效益不佳甚至倒闭的情况。企业经营不善直接后果就是大批员工的失业，大学生因没有工作经验等原因，就业非常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有教育体制的原因，但是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建设的专业人才，他们的就业情况关系到我国整体的发展。为此，国家不断推出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那么，大学生们对自主创业的态度如何？他们如何把握创业机会？他们在创业中需要培养什么能力？这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关系到生存的问题，创业是就业的发展之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国很多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在艰难的就业环境下自主创业，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好体现。尽管在创业的初期阶段会遭受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相信，随着大学生创业环境的优化和创业能力的增强，大学生创业的进程会发展的越来越迅速。大学生创业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创业机会的把握，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探讨大学生创业机会的识别和把握问题有利于国家出台更加有力的政策，有针对性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条件，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以创业促就业。

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中提供给大学生的创业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全真式的创业教育模式，也就是说采用模拟真实创业环境的方法开展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工作；另外一种就是孵化式的创业教育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依托高校创业园区中的企业，将其作为“孵化器”，大学生在企业内进行学习，参与锻炼，毕业后脱离企业自行创业。

不管采取何种创业教育模式，我们都需要对大学生进行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能力培养的培训，为大学生脱离校园之后能够成功创业提供基础性的条件.

二、大学生创业机会的存在

由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撰写的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经济条件发达的地区所处的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率比较高，而相对应的创业率就低。但是我们不能说，较高的自主创业率就能够保证较高的创业成功率。因为相比于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不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政策引导、地方财政支持、融资环境等当面都有着很大的差距。而正是这些差距导致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学生自主创业机会的发掘，经济发达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融资环境宽松、人才储备雄厚、信息流通顺畅等因素，更加能够保证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优越环境，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成功率。

我们在考察大学生创业环境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目前我国因受到的美国金融危机波及而遭受到的经济困难，这对大学生创业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金融危机在两个方面影响大学生的创业：一方面，金融危机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是，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发展困难，企业生产能力下降，无法容纳更多的大学生，这就迫使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这条路，并且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做出创业决策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第二，金融危机使得大众消费降低，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选择机会就变多，创业门槛较之以前也降低了。大学生选择某一个领域进入后，可以利用经济衰退的机会积累经验和财富，为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基础；第三，金融危机导致失业人员增多，且大学生就业也很困难，因此选择自主创业在吸引人才方面的成本就下降了，这有利于为企业今后的发展创造核心团队，也有利于创业者们在同甘共苦的条件下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危机在大学生自主创业方面造成的消极影响。第一，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经济活动衰减甚至停顿，严重挫伤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投资的信心，在这种大的消极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大学生的创业热情也会减退；第二，大学生由于没有资本，需要从市场融资，但是融资机构对贷款等条件的限定非常严格，大学生在融资方面的苦难就不言而喻了。没有融资渠道只能依靠大学生自筹资金，但这样也加大了大学生的创业风险和投资风险。

分析对比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创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做出总结：总体来讲，金融危机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时机，而如何把握这些有利条件创业成功，关键在于大学生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对创业机会的有效利用。

三、大学生机会的发掘与利用

创业者的个人能力影响到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而成功企业家的共同精神包括积极进取、创新、奉献、合作等。大学生从学习者转变为创业者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自身的能力，使自己具备成功企业家的精神。概括来讲，创业者的个体能力都与发掘并利用创业机会有关，因此，大学生创业者应具备发掘创业机会和合理利用创业机会的能力。

（一）发掘创业机会的能力

我国相关的政策和社会的经济环境大学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创业条件，但是创业不仅需要外在的完善的客观条件，还需要创业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能力，辨别出创业机会且发掘出其中的价值，这样才能创造利润，创业成功。大学生对创业机会的发掘和把握能力需要自身知识结构、性格特性、认知能力等各个方面素质的综合。

1．知识结构

大学生的知识储备都来源于大学，知识结构主要是思想道德教育与专业知识。思想道德教育能够为大学生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把握好价值取向，并且提供精神支持。正确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对大学生的创业有着保障作用，能够使他们明确奋斗的目标，同时充满热情地向目标前进。创业的热情和自身潜能的发掘能够促使大学生们不断进步直至成功。

大学课堂上积累的专业知识是大学生自主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我们在这里提到的专业知识不能仅限于大学生掌握的本专业的知识，还要包括对所要涉及领域的详细了解，特别是对创业相关理论掌握，这对创业成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学生虽然对本专业的知识更为了解，但是很多情况下由于其他原因的限制，他们都会选择与本专业关联性不大的行业进行自主创业。据叶国爱等对我国中部地区高校的一项调查显示，94.6%的创业学生所从事的行业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大学生创业的范围局限在服务咨询、饮食行业、娱乐业等服务性行业。这一现象与大学生对创业相关理论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国大学教育在创业教育方面的缺失使得很多大学生对创业精神、创业途径和创业知识等方面缺乏系统的培训，这也是我国大学生在创业中创新能力不强、不能将本专业的知识与创业行为相结合的重要原因。

2．性格品质

研究发现，大学生创业者一般都具有独特的性格品质，这些独特的个性能够使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热情。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应当具备坚强的意志、缜密的思维和过人的胆识。坚强的意志能够使创业者在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时候坚定目标，奋发图强，不至于被失败吓到，不会因身处逆境而退缩。在顽强拼搏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能力；缜密的思维能够使大学生创业者紧紧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迅速捕捉到市场中的信息，还可以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审时度势、科学判断，这样才能将企业带入良性的运转中；过人的胆识能够帮助创业者在市场竞争中不畏艰险，以智谋和勇敢取胜。另外，这些独特的性格品质也是大学生创业者吸引到人才的关注，能够巩固团队的必要的品质。

3．认知能力

能够在市场中发现创业机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通过分析大学生创业者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成功人士比其他人更加容易发现市场机遇，对有效信息的接收能力较强，这都与他们有这强烈的认知能力有关。大学生创业者对市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知力，才能对市场的变幻做出准确的判断：一是从经济形势的微观变化判断出大的市场走向；二是从政府创业政策的深入了解找到好的创业机会。大学生创业者要将创业看作是一种机会而不是冒险，对信息的发现和挖掘要有独特的视角，这样才能打破守旧成规，闯出自己的天地。

（二）利用创业机会的能力

创业机会的发掘不是大学生创业的终点，还需要好好地把握机会和利用机会，这样才能坚实创业的基础。将创业机会转变为利润，这对大学生创业者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创新精神

大学生创业者在变幻的市场信息中发掘出创业信息之后，要做的是对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旦肯定了这些信息的价值，就果断地开展行动做出创业的决策，这正是创业者们创新精神的体现。每一个能产生利润的创业信息都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时候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就决定了谁能够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另外，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对新产品的开发、对融资渠道的开拓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革新等方面，另外，创业者们还需要在各个细小的环节注意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效果，因因为创新才是企业的生命力。

2．融资能力

创业资金的筹集是大学生创业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家庭的资助，但是我们提倡大学生们通过各种商业渠道筹集所需的资金。国家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可以为大学生创业者解决一部分问题，另外，在创业过程中选择科技含量高、资本需求较少的项目也是可行的方法。大学生创业者也可以从其他企业中融资，或者从风险投资机构中融资，这都需要对大学生融资能力进行专业的培训。

3．管理才能

创业者利用创业机会成功建立起新的企业离不开大学生在管理方面的能力。大学生作为创建者，其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方面，大学生需要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创业团队，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是每个创业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大学生创业者要从战略管理的高度出发，对企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不计较短期收益的得失。总的说来，创业者的管理才能表现在对创业资源的合理利用上，这些资源包括创业者的个人知识和认知，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创业团队的人力资源以及其他战略资源。创业者组织各种资源成立企业，其管理才能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叶国爱，徐紫云，徐朝亮.高校在校大学生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基于中部地区某高校的调研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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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学习　培养模式　任务驱动式

“自主学习”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点的确立，使教学研究重点从研究“教师如何教”转移到“学生如何学”。自主学习是相对于被动学习而言的学习，是由学习者的态度、能力和学习策略等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主导学习的内在机制。是一种“自我导向、自我激励、自我监控”的学习。自主学习能力则是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能够合理地安排自己的学习活动、具有刻苦钻研精神，并且能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自从教育家、心理学家提出了自主学习的思想，自主学习越来越引起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视，众多研究不仅证明自主学习是非常有效的，还对其内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美国研究自主学习的权威心理学家齐莫曼(zimmerman)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与一些心理学家致力于自主学习研究。他在总结了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只要是学生在元认知、动机和行为三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那么其学习就是自主的。元认知指的是学生能够在学习的不同阶段进行自我反思，包括计划、组织、自我指导、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价；动机是指学生从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的求知者，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视自己为有效的自律者；行为是指学生能够自主地创设有利于学习的最佳环境。齐莫曼还建立了一套具有特色的自主学习研究体系。近年来国内也兴起对自主学习的研究，他们在总结和分析国外自主学习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自主学习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主要围绕自主学习在我国当前条件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深远意义、自主学习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定位、自主学习能力的调查与培养方法、自主学习环境的构建等方面展开。

在当今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不能敏锐地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进行有效地学习，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很可能被迅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应提升到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作为一种学习能力，自主学习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在校成绩和专业技能，而且是其终身学习和毕生发展的基础。

长期以来，传统的教育研究侧重对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标的研究，而忽视对受教育者本身的研究。从大学生的学习现状看，则能感受到缺乏对受教育者本身的研究。由于“应试教育”仍然是中小学的主要教育模式，不少学生虽然考上了大学，自主学习能力依然普遍较低。主要表现在：(1)绝大多数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没有自己的学习方法；(2)部分学生厌学；(3)学生过分依赖老师；(4)绝大多数学生不清楚什么是自主学习和如何自主学习。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为什么大学生也会出现学习不良呢?一方面是中学的应试教育，激发了学生的外部动机，却削弱了他们的内部动机，上大学后对学习产生了松懈思想；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的学习与老师安排为主的中学学习有了很大的不同，大学的学习更加强调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自我调节；显然缺乏自主意识的学生不能顺利适应过来。大学生不懂得科学的学习方法，自主学习能力差，这不仅阻碍了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也从根本上阻碍了他们自身的发展，这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本文针对大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出了基于一个中心两个辅助点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模式。

1、基于一个中心两个辅助点的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模式

一个中心就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课堂是大学教育的主战场，是教师教学生学的重要舞台，必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一个辅助点是科技竞赛，科技竞赛为大学生参加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机会，竞争性、挑战性是各类科技竞赛的主要特点。科技竞赛不但是检验、锻炼、提高和展示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很好的平台，而且为大学生自主学习多方面理论知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科技竞赛是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另一个辅助点是科研课题，科研课题的研究也是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参与科研课题是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了解前沿领域知识的一个很好机会。通过参加科学研究，必然涉及课题选择、制定计划、收集资料、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撰写论文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对于大学生来说都很陌生，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自主学习。

2、一个中心

在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模式中，关键研究课堂管理策略，以及启发式、少而精、学生讲课和任务驱动式的教学方法。

2.1课堂管理策略

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最为关键的特征是积极的师生关系。如果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就受影响，课堂氛围则呈现凝固的态势，课堂纪律也无法保证，所以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是课堂管理策略之一。

积极的师生关系是以平等、尊重、信任和理解为基础的，坦诚的沟通是建立这种关系的主要途径。课上，对回答问题、违法纪律、提问等学生行为，教师要持平等态度，言语不能伤害学生的自尊心，以鼓励为主，即使要批评也要区分场合。课间，教师可以与同学充分沟通，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取得信任；面对学生的问题，多聆听、多启发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帮助他们学会自己解决问题；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学生了解和理解学校和教师，有利于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

让学生享有选择课堂活动和管理课堂的权力是课堂管理策略之二，要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必须理解和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既然许多学生具有学习的责任感，渴望自我规划和管理，所以教师可以给予他们共同制定课程目标、课程程序以及课堂纪律规范的权力。我们尝试了如下方式，使师生共享课堂管理权力。第一，在学习内容、教学方式、课堂纪律、考核方式等方面给予学生选择的机会。学生自己选择的内容越多，责任感就越强，则会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例如，在考核方式方面，许多学生希望闭卷考试，这样容易取得高分；也希望增加平时成绩的分量，避免期末考试不理想时，影响最终成绩；平时成绩的评定要注重学生的一贯表现，不能流于形式，要注重公平。第二，倾听学生的反馈意见，不断改善教学和管理工作。第三，采取以学生为主的学习活动，增加互动环节。将教师讲解、学生讲课、独立做作业、集体讨论等方式有机结合，能够使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更好地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课堂管理策略之三是建立激励措施，可以从课堂纪律、回答问题、学生讲课、作业等方面建立激励措施。对于一贯遵守纪律、回答问题突出、讲课效果好、认真完成作业的学生，应给予积极的评价，号召大家学习，并给予较高的平时成绩。

2.2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启发式是自主学习倡导的教学方法之一，要求教师启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依赖教师，独立学习；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引导他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钻研，自己得到答案。正如王夫之所主张的“当告则告，不可告则不告，中道而立，使自得之”。在“计算机网络应用”课程教学过程中，多次应用了启发式教学法。在讲授“IP地址”内容前，启发学生思考Internet依靠什么机制区分主机，要求学生比较北京工业大学校园网主页的IP地址(c类地址)与自己计算机所使用的IP地址(B类私有地址)的区别，让他们带着问题来听课，然后自己解决疑惑。

2.3少而精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就不能采取满堂灌输、全程主导课堂的方式，自己不能讲得过多；而是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让学生通过自学掌握，必要的时候给予指导。

“计算机网络应用”课程涉及了局域网标准、DIX Ethernet V2/IEEE802.3帧格式、IEEE802.5的帧格式、IP数据报格式、ICMP报文格式、TCP报文段首部格式、UDP首部格式等内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内容固定、无需理解、只需了解，学生完全可以自学。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这些内容，不但需要占用大量时间，而且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学效果也差。

2.4学生讲课的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选择学生比较熟悉而且不太难的教学内容由学生讲解。事先，只给学生规定教学内容和授课时间，学生需要自己查阅资料，抽取重点内容，选择教学形式。由于学生对“局域网”这部分内容比较熟悉，所以将“局域网概述和体系结构”、“以太网和IEEE802.3标准”、“令牌环网和IEEE802.5”三部分内容分别分配给不同的学生独立准备，上课时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由哪些学生讲课。学生讲完后，同学们可以互相提问和评价，最后由教师进行积极的评价。实验结果表明，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制作幻灯片的技能。

2.5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

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以完成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为线索，把教学内容巧妙地设计在每个任务之中，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经过思考和老师的引导，自己解决问题。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任务”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首先，“任务”设计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求教师在总体目标的框架上，把总目标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并把每一个小目标对应的学习模块细化为一个个容易掌握的“小任务”，通过这些“小任务”来体现总的学习目标。第二，选择合适的内容作为“任务”。所谓合适是指，内容难易程度适中，学生能够自学掌握；内容具有阶段性，适合划分为一个个“小任务”；内容能够促进学生思考。第三，“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同学生，他们接受知识的能力是不同的。教师进行“任务”设计时，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等特点，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任务”设计要注意分散重点、难点。充分考虑“任务”的大小、知识点的含量、前后联系等诸多因素。

由于很多学生对组建局域网感兴趣，所以布置了“组建局域网”这一选作内容，要求每组由3名同学组成。将组建局域网之一任务划分为3个子任务，一是通过查阅资料，确定组建局域网需要的软硬件条件；二是确定局域网准备实现的功能；三是连接硬件设备，配置协议，并测试局域网功能。其中一组学生组建的局域网如图1所示，该局域网实现了网络通信、资源共享、网络安全、文件管理等功能。为了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需要学生自己安排工作进度和学习组建局域网的方法；为了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只给出了简单的任务要求；为了提高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要求每组由3名同学组成。通过实验研究，绝大多数同学都成功组建了局域网。

2.6实验结果

将上述方法分别应用于2007级自动化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专业的“计算机网络应用”课程教学，考试成绩如下：2007级自动化专业60人参加考试，其中，优秀成绩获得者10人，良好成绩获得者21人，中等成绩获得者25人，及格成绩获得者4人；2007级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24人参加考试，其中，优秀成绩获得者5人，良好成绩获得者8人，中等成绩获得者6人，及格成绩获得者5人。通过考试情况分析，失分比较多的考试内容主要集中在“数据通信基础”和“计算机网络体系结构”两章，这部分内容主要采用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而“局域网”和“TCP/IP协议”这两章采用了本文提出的培养模式，得分率较高。因此，有必要对整门课程推行此培养模式。

3、两个辅助点

从科技竞赛和科研课题这两个辅助点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需要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这个任务能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所以，将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引入指导科技竞赛和学生毕业设计工作。

通过指导大学生参加“研华WebAccess全国大学生课题设计大赛”等科技竞赛，认为大学生参加科技竞赛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有益补充。科技竞赛具有竞争性和挑战性，需要引导学生首先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努力奋斗的决心，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参加科技竞赛需要比较宽的知识面，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目标地自主学习相关知识，做到“缺啥补啥”。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任务细分成若干“小任务”，参加科技竞赛更要如此，如果开始阶段就给学生一个很难的任务，制定一个很高的目标，学生很难有信心参加比赛。所以，将参赛课题设计成一个个“台阶”，学生登上这个“台阶”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下一个“台阶”，不断提高参赛水平。在准备比赛阶段，还需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充分利用网络等手段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大学生参加毕业设计是参加科研课题的一种常见形式，当然也有学生在毕业设计前就参加了教师的科研课题，这也是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一个有益补充。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兴趣等因素，设计课题供学生选择，通常会设计一些方法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应用等方面的课题。学生选择课题后，要求他们设计阶段性目标并进行定期汇报。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确立学生为主，导师为辅的工作模式；指导学生了解研究前景，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引导他们学会发现问题并能解决问题；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要多鼓励。

利用上述方法指导了20余名学生毕业设计和科技竞赛，他们能够呈现出自主学习的基本特征，他们能够主动学习新知识，按照设定的目标不断努力，能够独立或合作式开展工作，追求学习效果和工作成就感，敢于对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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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完美主义;时间管理;学业成绩;体育专业大学生;中介作用

中图分类号:G8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10)08-0087-05

The Mediation Function of Time Management between Perfectionism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ports Majors

QIU Fen1,JI Liu1,CUI Degang2

(1.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 nghai 200241 China;2. Department of P.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at whether the time management has a mediate function betw een perfectionis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by Multidimensional Per fectionism Scale and Time Management Scale with a subject of 697 students. TheMediation function is tested by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uggested by Baron&Ke nny (1986). The result shows that organization, concern over mistakes、doubt ab out behavior and criticism from parent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cademicachievement of the sport majors. But the effects are diminished when specific a spects of time management are included in the predictive equations. It suggeststhat the time management has a mediate function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acade mic achievement.

Key words: perfectionism; time managem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collegestudents majoring in sports;mediate function

众所周知,优异的成就来源于学习工作中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及对完美的执着追求。这 种对完美的追求有时近乎苛刻,人们常常把这种执着追求完美表现的人称为“完美主义者” 。Frost和Marten(1990)将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定义为:完美主义是一种力求高标 准地完成任务并伴随批判性自我评估倾向的人格特质;个人对自我表现要求完美,而且呈现 出过度在乎错误,过度怀疑行为,设定过高个人标准,苛求一切事情整洁有序,并且感觉到 父母对自己设定很高的标准,以及过度要求自己的倾向[1]。Hamachek(1978)将 完美主义 分为适应性的完美主义和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两种类型[2]。Orange(1997)和Sch uler( 2000)的研究发现,完美主义在资质优异和成绩出众的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 3,4]; 并且,资质优异和成绩出众的学生中,完美主义者的比例随着年龄和年级的增加而增加。研 究指出,完美主义的作用并非都是消极的和顺应不良的,适应性的完美主义者表现为更高的 条理组织度,做事条理清晰,时间安排有序[5-7];完美主义强调标准和条理性, 因此有很强的时间观念,能够合理有序地进行活动。

而对于学习者来说,时间是学习环境中的重要内容,关键的问题是学习主体用什么样的 态度和方法对待学习时间,这就是时间管理问题。时间管理(Time management)是指个人 以有效运用和管理时间,避免不当的时间浪费,以提升个人的工作效率和追求幸福美满的人 生为目标所进行的有计划的安排时间的一种行为[8]。它是个体对时间价值和意义 认识的基 础上、在运用时间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人格特质倾向 。由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构成。时间管理倾向反映出人们对待时 间的观念、态度,时间运用的行为特征。Bruce等人(1991)的研究发现:时间管理态度和 技巧与大学生的平均学分绩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时间管理实践可能影响大学生的学业成就 ;积极的时间管理态度和好的技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9]。Therese和Comi la(2000)等人同样发现了学生的时间管理能力和学业成绩之间的类似关系[10]。

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还未有涉及从完美主义角度来探讨时间管理的影响因素以及从学 业成绩角度来探讨时间管理的影响效果的研究。已有研究虽已证实时间管理与完美主义以及学业成绩有一定的相关关系[11,12],但将这些变量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也 就是将时间管 理视为中介变量,同时作为前件和后件因素的研究还未见到。然而,这类研究却有助于我们 进一步了解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推动完美主义、时间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及在体育 运动领域的应用。

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习包括运动训练和体育理论课的学习,学习过程中有较多的身体活 动,及运动技术学习中对动作的精准性要求,完美主义在他们身上是否会有更清晰的体现, 并且在时间管理上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特点?本研究将通过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完美主义和时 间管理的研究来理解这些问题。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完美主义和时间管理的内涵,本研究 以体育专业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完美主义倾向为前件变量,以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学业成绩 为后件变量,试图探讨时间管理倾向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框架见图1。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H1:时间管理对完美主义的回归显著;H2:学业成绩对时间管理的回归显著;H3 :时间管理是完美主义与学业成绩的中介变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某体育院校和某综合大学体育学院的69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368名,女生32 9名。平均年龄20.4岁(SD=1.19)。发放问卷720份,有效问卷为697份,有效率为96.8 %。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为确定本文的研究主题,查阅大量关于完美主义、时间管理及其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 文献,全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动态,为本研究设计奠定基础。

1.2.2 心理测量法 本研究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完美主义和时 间管理倾向进行了测量。

完美主义量表采用Frost等编制的多维完美主义量表(MPS-F)[1]。Frost(19 90)等人 从完美主义心理的产生原因方面归纳出了完美主义心理的六个特征,并设计了反映这六个特 征的多维完美主义量表(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MPS-F)。MPS-F分六个 维度,共35个题目:个人标准、条理组织化、错误关注、对行动的疑虑、父母期望、父母批 评。个人标准和条理组织化两个维度构成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其他四个维度构成适应不良 的完美主义。量表采用五点Likert记分(从1-5为非常不同意一非常同意)。量表总分得分 越高表明完美主义倾向越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次施测中各分量表的克隆巴 赫α系数在0.666-0.789之间,总体α系数为0.849。

时间管理量表由黄希庭、张志杰等(2001)编制[8],共44个项目,分为三个 分量表, 即时间价值感分量表(10题)、时间监控观分量表(24题)、时间效能感分量表(10题)。 采用五点Likert记分。本次施测中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在0.652- 0.826之间,总体 α系数为0.889。这说明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3 研究设计与程序以团体测试的方式,在主试的统一指导下对被试进行上述问卷测查,当场收回问卷。在 测验的同时获得被试的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包括年龄、年级、性别等。学业成绩亦从测试 获取,由高考成绩和各学年成绩的平均分共同构成衡量指标,高考成绩和大学学习成绩都是 由运动技术和文化课成绩组成。对测试指标进行统计,获得本文研究指标的相关信息。

1.4 数据分析首先对完美主义、时间管理、学业成绩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分析,以初步了解变 量间的关系。根据Baron和Kenny(1986)对中介因素分析方法的建议[13],本研究 拟采用三 步中介回归分析时间管理的中介作用。具体操作是运用多元线性回归首先分析时间管理对完 美主义的回归是否显著;再分析学业成绩对时间管理的回归是否显著;最后运用层次回归分 析考察加入时间管理后,完美主义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否变弱,即先以完美主义为自变量, 学业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同时将时间管理和完美主义作为自变量、学业成绩为因变 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数据的统计处理在SPSS13.0上完成。

2 结 果

2.1 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完美主义、时间管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对体育专业大学生完美主义、时间管理各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由表1结果所示,体育 专业大学生的完美主义各指标的得分接近3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条理组织化得分较高, 父母批评、错误关注得分稍低。这说明体育专业大学生对学习、工作、生活的安排十分讲求 组织性、次序性及条理性,也非常重视细节、要求精确;意识到的父母的苛刻要求较少,对 出现错误的消极反应较少,这与体育专业大学生有较多的乐观情绪有关。时间管理各指标的 得分都高于3分,这说明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倾向于合理利用时间、珍惜 时间。

表1 完美主义、时间管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P-QWP -Z ZP-PPP-GZP-BZP-YLP-ZFT-JZT-JKT-XNT-ZF

M3.1143.8712.6562.5 0523.2492.9163.0523. 2323.3993.3293.320

SD0.7 9320.7 0970.8 2050.72 3160.6 7730.8 1770 .4 8690.6 0290.5 3560.5 5750.4 960 注:P-QW父母期望,P-ZZ条理组织化,P-PP父母批评,P-GZ错误关注,P-BZ个人标准,P-YL 对行动的疑虑,P-ZF完美主义总分;T-JZ时间价值感,T-JK时间监控观,T-XN时间效能感, T-ZF时间管理总分。2.2 时间管理对体育专业大学生完美主义与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

2.2.1 完美主义与时间管理、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对完美主义、时间管理和学业成绩各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表2结果表明,时间管理倾向 中的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与条理组织化(r=0.428和0.472)、个人标准(r=0.468 和0 .471)有关;时间管理倾向与父母期望、条理组织化、个人标准的相关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均达到非常显著水平。 2.2.2 时间管理对完美主义与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根据中介作用分析的三个步骤:首先,以完美主义为自变量,时间管理各维度分别为因 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时间管理对完美主义的回归是否显著;其次,再以时间管理作 为自变量,学业成绩为因变量,分析学业成绩对时间管理的回归是否显著;最后运用层次回 归分析考察加入时间管理后,完美主义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否变弱,即先对完美主义为自变 量,学业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同时将完美主义和时间管理作为自变量,学业成绩为 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以完美主义为自变量、时间管理的三个维度分别为因变量的方程1结果可以看出,完 美主义的条理组织化、错误关注和个人标准是时间价值感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分别为0.2 8 0(P

由以时间管理为自变量、学业成绩为因变量的方程2结果可以看出,时间监控观是学业 成绩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209(P

方程3的第一步以完美主义为自变量,学业成绩为因变量,第二步以完美主义和时间管 理作为自变量,学业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由方程3的结果可以看出,条理组织 化、父母批评、错误关注和对行动的疑虑是学业成绩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分别为0.145(P

3 讨 论

3.1 完美主义对时间管理的影响完美主义倾向高的个体,对自己在时间管理方面的信心以及对时间管理行为能力的估计 较好,更加珍惜时间并且更加善于利用和安排时间,在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等一 系列监控活动中表现出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体育专业大学生完美主义的条理组织化、个人 标准和错误关注、对行为的疑虑、父母批评对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显著;适应良好的完美主 义(条理组织化和个人标准)对时间管理有正向预测作用,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对行为的 疑虑、父母批评)对时间管理有负向预测作用,但错误关注对时间价值感的预测作用是正向 的,这可能是因为体育活动使得体育专业的大学生乐观开朗,能够乐观地对待事情,对错误 的反应和关注也会使他们认为失败是由于努力不够,要继续努力、付出更多时间才能取得好 成绩,因而仍能促使他们珍惜时间、认识到时间的宝贵。体育专业学生的学习包括运动训练 和文化理论的学习,是一种动、静结合的学习方式,更加需要对时间的合理安排和分配,以 达到身体活动与理论学习互为促进的良好学习效果。尤其在学习运动技术动作时,完美主义 者追求技术动作的精确、完美,重视细节;对日常的运动训练和文化学习安排有条理,为自 己设立高标准,父母的要求伴随着个体成长并成为对自己制定目标的鞭策;因此他们在对待 时间问题上,有很强的时间观念;为了尽善尽美地实现设立的高标准,他们会认识到时间对 达成目标的意义,因而能够充分利用时间,促成完美动作技术的形成和文化课高分的获得。 但若过分怀疑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反而扰乱对时间的安排和合理利用,怀疑自己在计划时 间里完成任务的可能性。

3.2 时间管理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时间管理倾向对个人的学业成绩有好的预测作用,好的时间管理有利于个人取得更大的 成就,其中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通过时间监控观对个人的学业成就产生效应[14,1 5]。 国外主要认为时间管理倾向对学生的学业压力、时间态度以及短期计划有相当大的影响从而 影响了学生的学业成绩,我国学者则认为时间管理倾向对中学生、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显 著的预测作用,时间监控观对他们的学业成绩影响显著[14,16]。这与本研究的研 究结果一 致:本研究结果也表明,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时间监控观对学业成绩影响显著。在时间管理的 三个维度中,时间价值感体现他们对时间的认知、态度,时间效能感则体现他们对时间管理 的信心和管理行为的能力估计;而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能力和观念,例如在 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结果检查等一系列监控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及主观评估 ;因此它体现了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行为――对时间管理付诸的实际行动,对时间的 计划和合理利用,因此能够有效的预测学业成绩。Macan(1990)等认为较差的时间管理行 为,如不适当的分配时间,是造成学生压力和影响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17]。 体育专业 大学生由于学习类型和学习内容繁多,合理安排和分配时间在学习项目上,使以身体活动为 主的运动技术成绩和文化理论成绩齐驱并进,这样才能最后取得好的学业成绩。只要进行有 效的时间管理,平时就能在学习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就可以从容不迫的应付各种学习的 挑战,争取到最佳的学习成绩。

3.3 时间管理对完美主义与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在讨论完美主义对学业成绩、时间管理的预测作用,以及时间管理对学业成绩预测作用 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时间管理在以上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从研究结果来看,时间管理所起 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完全中介作用,父母批评和错误关注对学业成绩的显著影响由于时间监控观的加入 而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时间管理中的时间监控观对父母批评、错误关注和学业成绩具有完 全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父母批评和错误关注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完全是通过时间监控观起 作用的。这提示我们,要提高学业成绩,不仅需要体育专业大学生减少意识到父母是过度苛 刻的倾向,减少对错误的消极反应,减少将错误等同于失败的倾向;而且要通过提高利用和 运筹时间的能力和观念,提高在学习活动中的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等一系列监 控活动中的能力,从而提高学业成绩。

二是部分中介作用,条理组织化和对行动的疑虑对学业成绩的显著影响由于时间监控观 的加入而变小,这说明时间管理中的时间监控观对条理组织化、对行动的疑虑和学业成绩具 有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条理组织化和对行动的疑虑对学业成绩既有 直接作用,亦有通过时间监控观而实现的间接作用。这提示我们要有效的提高体育专业大学 生的学业成绩,既要调整做事的条理性,强调精确、秩序和日常学习工作的有序性,组织性 及条理性,提高完成学习任务的信心和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同时还要提高时间管理行为,对 时间合理计划和利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1)体育专业大学生完美主义中的条理组织化、错误关注和个人标准可有效预测时间管 理倾向的时间价值感,条理组织化、父母批评、个人标准和对行为的疑虑可有效预测时间管 理倾向的时间监控观,条理组织化、个人标准和对行为的疑虑可有效预测时间管理倾向的时 间效率感。

2)体育专业大学生时间管理中的时间监控观可有效预测学业成绩;

3)体育专业大学生时间管理中的时间监控观对完美主义与学业成绩具有中介作用:时 间监控观对父母批评、错误关注和学业成绩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对条理组织化、对行动的 疑虑和学业成绩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4.2 建议根据本研究结果,我们应从完美主义倾向和时间管理倾向的角度,共同提高学业成绩。 首先应从完美主义入手对时间管理进行干预,而时间管理中起中介作用的是时间监控观,完 美主义的各因素对时间监控观的预测作用有负向也有正向的:条理组织化、个人标准对时间 监控观有正向预测作用,父母批评和对行为的疑虑则对时间监控观有负向预测作用。

而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对个体行为有积极作用,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对个体行为有消极影响 [18];因此,一方面要发挥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的积极作用[19]:教师、 父母、大学生应互 相配合,在学习和生活中做事具有条理性,强调精确、秩序和日常工作的有序性;为自己设 立较高的个人标准,为实现这个标准设定一定的目标,并力求尽善尽美地实现这个目标。另 一方面调整大学生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帮助他们提高自信,肯定他们的能力,少批评多鼓 励,提出合乎他们实际情况的要求和目标,为培养适应良好的完美主义提供有效途径;从而 提高时间管理,并最终达到提高学业成绩的目的。

同时,要从提高时间监控观的角度来提高学业成绩。时间管理技能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 提高的。培养学生的时间管理技能,尤其是提高学生的时间监控观,培养他们利用和安排时 间的能力,提高在计划安排、目标设置、时间分配等一系列监控活动中的自我调节能力,以 及培养学生多以提高自己成绩或能力为目标,应是改善学习成绩的一条有效途径。通过适当 的干预,使大学生能够善于驾驭时间,出色快捷地完成学习任务,进而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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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聋人、社会身份、社会建构

分类号：G762

“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一词的内涵不复杂，但随着不同的社会一文化发展进程中对“什么是聋”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及相应的理论研究发展需要对聋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追溯，即：将“聋”视为一种罪恶或过失的宗教模式的早期阶段；单纯将其视为某种偏离常态的生理现象的医学模式阶段；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结果的文化模式的现代阶段。本文首先分别对“聋”和“社会身份”二词的概念界定进行梳理，再通过回顾有关“聋人身份”理论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得出“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定义，同时简要讨论前人文献对于高等聋教育中社会身份研究的启发。

1.什么是聋

古代欧洲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将聋和其他生理残疾都视为罪恶，持有这种罪恶的人应该被社会摒弃。相应地，聋人属于应被从肉体上消灭的一类人。基督教兴盛之后，根据圣经的教义，聋人获得教会的保护和怜悯，但同时也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和惩罚。聋人在整个社会中被漠视和忽略。

16世纪中期，由意大利医生加尔丹诺完成的《论精神》一书，对致聋病因做出了较为科学的分析和分类，且根据这一分析体系，证明通过某种手段――教育――可以教会聋人发音和阅读，从而首次提出了聋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该书奠定了聋教育的基础，也是世界范围内聋教育的标志性起源。进入18世纪早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伴生配合大规模生产而产生的现代学校化教育，西方社会对残疾人群的界定也更为清晰、准确和精细化。心理学迅猛发展成功介入教育领域，测量手段被大量使用全面应用于学生个体的度量。诸如“对精神残疾和智力残疾的精确区别”以及“对聋人病患程度的精细划分”等都陆续出现；对聋人的手语和唇语教学法的发明致力于降低聋人在学习中的困难；由古代王者在法典中对民众提出的“你们应该照顾他们”的命令性要求也因各种教养院的出现得以实施，而教养院逐步制度化而演变为教育机构，完成对聋人的“照顾和学习”功能。在此之后的聋教育，进入经历了漫长的隔离教育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教育目的是救济教养，也就是将聋童集中在特殊教育学校内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行发展。

至此，西方社会对“聋”和聋人的界定才真正脱离了人类社会的幼稚心理期，不再将由残疾人群带来的心理恐惧归于神或其他未知力量，而是用人类自身发现的手段、方法以及理论去解释试图改变残疾人群和正常人群之间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主流国家出现了将“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现象的新理解，同时聋文化也被视为一种亚文化，这就是“聋”的社会建构模式。这一模式认为“残障”是某个具有歧视性的社会与其具有身体物理损伤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残障被定义为出于政策或环境干预的目的而设置的、使个体成为残障的障碍丛的一种结果。同样，在这种模式中，聋人和其他持有少数身份或异身份的人群（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都属于“被压迫者”和“被制造者”。在教育领域内，伴随这一观点的出现，与隔离教育反其道而行之的融合教育也日趋兴起，二者争论不休。而对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种理解模式的意义在于能够为聋和聋人争取一种和持有相反身份人群同样的身份（例如：非残障者）或发展出一种社会行动的手段（例如：某种教育方式的出现、某种社会思潮或运动的形成、某种政策的出台等）来实现上述目的。

聋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将“聋”理解为“属于疾病的一种，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怜悯；聋也随之应被视为残疾和缺陷”的医学观点是狭隘和过时的。“聋”只是一种独立、常见的文化现象，是一组使用相应手语的人所共同分享的文化。聋文化的倡导者还将医学领域中常用的英文词“deaf”改写成了“Deaf”，用大写的“D”来表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

中国社会对于“聋”的看法的变化类似于西方国家社会心理的发展路径。《礼记（王制》曰：喑谓口不能言，聋谓耳不闻声。古代官府对待聋人提倡“养而不教”，但在民间社会中还是普遍存在着歧视现象。唐朝后期，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影响了民间对因果报应的普遍相信，“比丘以是不善根，故得八轻法，一做恶痴，二口喑哑，三受身痤漏……”。“尊养善待”思想、社会的普遍轻视和“报应一赎罪”说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看待“聋”和聋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自近代以来，因为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对聋的看法和聋教育的发展脉络基本和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吻合。建国后至今的不同历史时期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舆论则更多地渲染上强烈的政治倾向色彩。

2.什么是社会身份

身份的英文是identity，这个词同时也有“认同”的含义。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学习承担社会角色，也就是在不断推进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内化与个体给定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社会期待。这一过程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个体在接受社会化过程的同时也对其不断施加作用的过程。“地位不同于可以占据它的个体，它只不过是权利与义务的集合……角色体现了地位的动态的一面。个体被社会性地置于某一地位，通过与其他地位的关系实现对它的占据。当他运营构成地位的权利与义务的时候，他就是在扮演角色。”

而持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者则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过程使人们认识到“我是谁”。即：身份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主实体，而是产生于社会角色中的，被建构出来的产物。还有的社会学家综合了前人的观点，认为社会身份指一系列在被定义的社会实在中，人们依据自己想参与的社会制度、背景所体现出的角色。而这种社会制度和背景则“当行动者所做的工作适合它时，它才会体现出来”。

而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路径。例如爱泼斯坦认为身份是自我的复合体，因此同时具有“生理性、社会性、意识性”等多重因素，但它又经常被与“自我”这一名词交替独立使用。鲍美斯特认为“社会身份”即指自我中的“社会性自我”经由“社会建构过程”所形成的“人际间的联结”的部分。

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社会角色和社会结构这两个概念提出了构成身份的要素：社会网络中的某个位置；与某个社会相应的期望系统；个体按照相应的位置和期望来进行行动的行为。但这三个要素不足以说明什么是身份。首先，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持续个体终生；其次，这一过程和个体所存在的特定社会情境相关，且通常被这一社会情境中的主要属性所影响；再次，这一过程同时包含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赋予个体某种属性，且将个体与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联系起来，将承担这一属性的个体划分为某类人，即：你是谁；你和谁是一类。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是在个体的自我发展中，通过与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的互动，在“镜中我”过程形成的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独特关系的认识，即：我是谁。这方面形成了个体的自我身份。前者强调类别，而后者强调差异。

那么，在社会学家、尤其持建构主义观点的社会学家看来，身份既是一个动词，又是一个名词。动词指身份形成的过程；名词指这一过程固化之后，由个体所承担的较为稳定的、社会角色丛的统一体。这一统一体本身即是充满矛盾的：首先，包含个体的自我身份，同时包含个体的社会身份。二者有重叠，也有差异，甚至互为基础和动力，都通过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过程在不断发展，但又不一定同步，有可能出现矛盾或冲突。其次，社会身份所包含的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序列的集合。在这个序列中，有些角色占据主要位置，且各角色之间可能形成冲突和矛盾。再次，身份的形成在随时变化，但同时其包含的主要内容也相对固定。“基于社会角色的聋人身份”和与这一身份有关的社会行为，需要通过聋人个体在某种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来实现，这也是社会行为对这一特定角色进行标签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互动和社会结构之间得到了连接。

3.社会建构视角对“聋人社会身份”的解释路径

国际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者中持社会建构视角的研究日趋风靡。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其都有涉猎，研究主题既涉及“聋人社会身份、聋人文化身份、聋人身份”等概念的讨论，又包括对不同的身份认同维度的测量，以及对“聋人身份形成过程”的微观分析。这些研究之间既有差异又具重叠性。由于本文将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开展讨论，因此主要关注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研究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的相关文献。本文所讨论和采用的研究文献为中、英文；研究对象为成年聋人。同时，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听力损伤程度分为全聋人和重听人；根据致聋原因可分为先天致聋和后天致聋；根据父母与自己的听力差异程度可分为来自听人家庭的聋人、来自聋人家庭的聋人、来自聋人家庭的听人和来自听人家庭的听人（主要作为研究对象的同事或合作伙伴接受访谈或调查）。

相关研究的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1）以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这一假设。（2）试图区分在建构过程中社会情境中的哪些因素发生了作用。（3）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经常以混合的形式同时发生变化，要对二者进行完全独立的区分，难度很大。同时，社会身份与社会身份认同/自我身份与自我认同，可以在特定情境下视为具有相同内涵的两对概念进行使用。

3.1聋人社会身份是社会情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由聋人群体所做出的对聋人身份的定义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个体特征、个体所处的情境、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此处的“社会环境”指和政治思潮及社会运动相关联的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个体特征是身份定义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基于个体特征所产生的和所处情境下各种条件的互动，构成了个体对聋人身份的认知内容。

有的学者将“聋人文化身份”定义为“由文化给予个体的一种身份感，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这种身份感包括：文化上的明确感，自我意识和一种基于手语、在聋人中非经自我反思而形成的自我中心感”。而聋人获得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发展的，可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且和其他身份相异者（相异于主流群体的身份）的发展阶段类似”。这四种存在相关连续关系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文化上完全认同听人，视聋为病态特征的阶段；对听文化和聋文化都不认同的边缘阶段；沉浸于聋文化特征中，排斥听人文化的阶段；在聋/听文化中均感适应的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中，聋人能够从两种文化中得到积极支持，而不再对任何一种文化持有敌意和感到被压迫。当然，在考虑听力损伤程度不同的研究对象时，要对全聋人和重听人做出区分。有研究表明重听人相对于先天聋人被试和两岁以前致聋的被试，较少地接受沉浸模式。同时，先天聋人更好地认同聋文化身份，而后天聋人和重听者则更好地认同听文化身份。

3.2社会情境中的某些因素在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

聋人个体身份感的形成来自于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聋人家长和聋人同伴，延续于个体的受教育情境和社会化环境中。也就是说，聋人身份的形成来自内、外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外部机制被认为是个体与所处的特定情境互动的产物；而内部机制则来自于聋人对自我界定的个体心理发展。

“聋生获得聋人身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现存教育环境中是否使用了属于他，她们的母语（手语），而在于聋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使用某种功能性语言的权力”，这种功能性语言的缺席通过教育系统得到强化，同时带有身份赋予功能的话语体系被听人社会制造出来，成功实现了对聋生歧视性身份的制造。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从生理聋人身份向文化聋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中，个体以一种非静态的身份状态存在，以这种状态作为和外界互动的工具。这种状态中的个体不一定使用手语作为母语。

正如前文所述，社会身份的获得过程，或说社会认同取得一致的过程，正是个体逐步承担社会角色，实现社会期待的过程。这一过程如社会学家经常谈到的，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不同的群体间和社会背景之内（即：社会化机构）。通常，这一过程被分为两个阶段：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一。其中初级社会化发生在幼年和童年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化机构是家庭；而次级社会化则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持续到成年期，学校、同辈群体和工作单位取代了家庭，成为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力量。根据上述理论，将已有研究涉及初、次级社会化场域中聋人社会化过程，也即身份获得过程中发生影响的重要他人和情境因素做出分解和细化，可以得到一系列指标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

重要他人可能包括：聋人的父母、同伴群体、教育者、管理者、雇主等。

涉及的情境因素可能包括：聋生的个人情况（致聋原因、听障程度、家庭成员中是否存在聋人、家庭成员中能够和自己使用手语的人数）；社会交往情况（是否有校外朋友、是否有新人朋友、与年长的听人或聋人朋友的交往情况、是否参加聋人俱乐部或其他社会组织）；教育安置方式（对之前阶段教育安置方式的了解、受教育动机、是否存在转学情况、原因及评价）；现阶段教育情况（与教师的关系、学校教授的课程、对考试的期待、是否有学习支持体系和对学校的喜爱程度）；对聋人身份的认识（对自己是聋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特别的作为聋人的经验想和研究者分享、作为聋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对态度的认识（对听人文化的理解，是否感受到歧视、如何理解歧视）；职业规划（是否计划进入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对职业有什么计划）等。

4.本研究对高等聋教育研究的启示

4.1对聋人大学生社会身份定义的启示

根据上文的讨论，可以总结出：第一，身份是一种对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进行适应的产物，它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过程。聋人大学生对高等教育这一过程进行适应的机制这一问题目前受到的关注较少。第二，身份产生于互动情境，互动情境不是分析的终点，而恰恰是分析的起点。据此，可以将“聋人大学生的社会身份”界定为：在高等聋教育这一特定场域内，由全聋生与重听生组成的行为主体，通过与场域内各种因素进行持续互动来扮演某些角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行为目标是试图达到这些角色所给定的社会期待，将其内化。

4.2对聋高等教育领域中社会身份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一，聋人文化中的身份形成可能不具有继承性，同时，聋人文化的创建者可能包括聋人、重听人和与聋人有密切联系的听人等不同个体。从聋人文化到双元文化的连续体中，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来自聋人父母家庭的重听人，相比起聋人文化，更多地认同听人文化；同时，来自于父母至少有一方是聋人的听人（对这类人的英文缩写为coda），相比起来自聋人家庭的聋人，对聋人文化的认同方式上更容易呈现出边缘化趋势。这两点启发我们要将研究对象的家庭成员的聋、听情况作为一种研究的维度。这一点在应用布迪厄的“资本再制”理论对家庭成员间的文化资本传承进行辨析时尤为重要。

第二，由于中国大陆对聋童的教育安置方式主要以进入特殊学校，进行与普通学校的隔离教育形式为主，听力有残余的个体只能选择随班就读的辅助方式，当考虑高等聋教育与学生社会身份的相互作用过程时，对受教育者在已获得的教育经历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方式予以辨析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由听人和聋人分别作为研究者所得到的视角具有差异性。聋人作为研究者，首先关注现有社会体系中对聋人身份发展形成缺失的制度性元素；对于所处群体是否形成稳定、一致的身份这一基本事实聋人研究者也具有切身感受，相应能够提供直接敏锐的观察。同时，聋人研究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促进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之间的沟通”这一策略上，相应地，相关研究也多为对现行体系的补充建议。但更多的研究流于叙述，学术更多地成为一种工具，用来对现实进行抗争和控诉，而少见反思性研究。

听人作为研究者则首选运用现有的理论工具剥离现实中被大家习以为常的现象，来反思听人社会对身份相异者的控制技术及相关系统。在此类反思中，聋人只是作为其他不利身份人群中的一种人来被研究。而由于其特殊的生理需求而带来的一些衍生问题，例如聋教育中的教学法之争、辅助技术、社会支持人员体系、乃至相应的课程设计和师资培训体系等研究主题，都围绕聋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出现，随之变化而调整。

第四，高等聋教育实践需要首先明确自身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思考如何以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理解的工具，是否成为听人文化的堡垒，还是成为聋人文化的保护地，抑或为提倡一种符合教育观念而现实中却困难丛生、矛盾时隐时现的多元文化而推进自身发展。5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

已有对聋人社会身份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面向聋人群体采集数据，进行理论模型验证的量化研究；二是以理解情境与个体交互过程为重点的质性研究。量化研究允许其研究者熟悉其需要研究的问题或概念，产生可检验的假设。研究者认为“此类研究由实证主义或科学范式进行支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由可观测和可测量的事实组成的世界”。这种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存在着无法刻画出个体的完整和独特性的先天缺陷，且无法还原研究问题发生的复杂现实情境，只能通过测量技术的不断修订和臻于完美来进行弥补，但其研究结果可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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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歌唱艺术;展示;技巧;个人风格;美的气质

中图分类号:J61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3-0217-03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美的气质一直在各种艺术创作形式中展示和发展着。而声乐演唱作为一种音乐艺术形式,以人的肉身为共鸣腔体而展示美妙动人的乐音,从某种意义上讲,歌唱艺术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蕴含的美的气质,是任何一种发音乐器所不能比拟的,所以说,歌唱比其他音乐艺术形式更能展示美的气质。那么,怎样才能展示和发展美的气质呢?很多声乐艺术人士提出“二度创作”和“再创作”的观点。笔者认为,通过声乐演唱展示美的气质,在于“创造性”。创造性地展示和发展声乐艺术,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一、 要知晓人类在歌唱艺术上展示美的气质是经过曲折过程的

我们通过对西方音乐史的学习来探知歌唱艺术展示美的气质的曲折过程,便会发现,歌唱艺术是经过了“美的最初展示―美的畸形背离―美的回归发展”这一过程的。

声乐美的最初展示发生在中世纪的教会唱诗班。在中世纪,教会用宗教支配和制约着整个社会,并遵从《圣经》中的原则(“妇女在教堂里应该保持安静”),唱诗班中严禁妇女演唱。为了弥补高声部的空缺,追求高声部的美,人们开始训练童声来演唱高声部,出现了专门训练童声歌手的学校,并继而发展到成年男性训练假声,以取得特殊的音色效果,达到音域的最高部分,或者模仿女子的声音。这一切都体现着对美执着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们听到教堂的钟声与唱诗班的歌声交相辉映时,心灵就会得到净化,声音所表达出来的美的气质,给人们一次又一次洗礼!这便是通过歌声对美的最初展示。通过这种展示,人们对歌唱美的追求已经具备一套成形的体系。

声乐美的畸形背离发生在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倡导人性发展时期。那时候,音乐从以前教堂唱诗班的大家合唱逐步变为个人独唱,由复调音乐过渡到了主调音乐。1600年以后,单旋律唱段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于如何唱得更完整、更能打动听众的思考。一方面,人类运用声音对美的气质追求永远不会停歇;另一方面,对歌唱美的气质太过迫切的追求又导致了演唱艺术的偏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阉人歌手的出现。人们发现假声歌手唱法的缺陷后,便“通过手术使男童可以在保持童音的同时身体继续增长,因此嗓音力度同时增长,但仍是小孩的声带。在严格训练的条件下,他们的肺活量和横膈膜的支持力会发展到惊人的地步,超过成人男歌手和女歌手的能力。以这种强大的能力,支持一个小孩的声音,所以能产生声音上的奇迹,一口气发音可以持续到一分钟或者更长。”(《西方音乐艺术史》,管谨义,2005)阉人歌手具有的音域上的方便和高超演唱技巧,使其可利用音域上的方便给乐曲很多地方随意地加上花腔,甚至把整首乐曲旋律改得面目全非,但总能令人们对其嗓音着迷。这时候声音的美只是单纯地追求嗓音之美,成为一种过分炫技、卖弄高音的畸形追求。它偏离了人类审美的初衷,过于心急地想追求美而不择手段。

声乐美的回归是从十九世纪开始。人们痛定思痛,对歌唱美艺术进行新的认识,开始研究正常人怎样发展嗓音,力图从技巧上掌握声音,并开始注重从情感、歌曲处理、节奏等各个方面去处理声音。人们开始注意呼吸、发声、共鸣三者的关系,也不再极端地追求嗓音,还从文学修养、语言能力、观察理解力、情感体验力等诸多方面加强。进入二十世纪,人们从科学的角度上使声音美的气质发挥更具合理性、健康性。

二、要熟悉各种风格歌曲的基本特点和情感基调,懂得美在哪里

知晓了人类在歌唱艺术上展示美的气质的曲折过程,便应该通过熟悉各种风格歌曲的基本特点和情感基调,懂得美在哪里,懂得美的气质在哪里表现。这里列举几种风格歌曲做一简要说明。

1.通俗歌曲。通俗歌曲亦称流行歌曲,主要是指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在欧美各国发展起来的适合一般市民群众爱好的、轻松活泼的、易学易唱的、便于流传的歌曲。它是与艺术歌曲、民歌相对而言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爱情主题居多;也有描写人生、伦理、叙说理想、生活、抒发思念之情等。通俗歌曲的主要特点是短小精练,旋律流畅、口语化较强、易学易唱、流传范围广泛、富于时代性。各个时代的通俗歌曲具有各自的特点,歌曲常使用一个固定的节拍或固定的节奏型等,乐队一般用电声乐队演奏。

2.民族歌曲。广义民歌指有民族风格的歌曲,狭义民歌即指民族民间歌曲。民歌是在民间世代广泛流传的歌曲,是最大众化的音乐形式,是大众口头创作的、并在流传中不断丰富着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它是历代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为了适应劳动、生活和表达各种思想感情的需要,而集体创造的一种世代口耳相传的歌唱形式。另外,一些专业音乐工作者在民歌基础上编创的,并能为群众作为民歌传唱的歌曲,也应称为民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区的音乐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在歌曲演唱中,应在老师的指导下,有意识地去熟悉各种不同风格的民歌。

3.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盛行的一种抒情歌曲的通称,其特点是歌词采用诗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手段与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重要地位。艺术歌曲在德国称为“lied”,代表作曲家是舒伯特,他采用歌德、席勒、海涅、米勒等人的诗歌为歌词,他的艺术歌曲曲调优美、意境深邃,其创作的《野玫瑰》、《春天的信念》、《魔王》等已成为流传世界的名曲。艺术歌曲大致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与音乐的结合:歌曲根据原诗含义及原诗的抑扬顿挫进行创作,所以歌曲所呈现的是作曲家对诗歌的主观看法。二是钢琴伴奏的地位和声乐旋律同等重要。钢琴是伴奏不只是起和声和节奏的衬托作用,往往是用特定的音型或更复杂、更精致的织体以表现歌曲的意境与内容。

4.西洋歌剧。歌剧是一种以歌唱为主,并综合器乐、诗歌、舞蹈等艺术为一体的戏剧形式,是西洋音乐舞台上最重要的综合艺术形式。西洋歌剧的故乡是意大利,第一部歌剧《达芙妮》(佛罗伦萨作曲家培里创作于1597年)在那里诞生。其后法国(17世纪,奠基者吕利)、英国(17世纪,代表人物亨利・珀赛尔)、德国(17世纪,开创者序兹)等国家相继出现自己的歌剧,从而歌剧广泛传播至欧洲各地。按其性质特点及流传时、区的不同,分有正歌剧(严肃庄重,多取材于希腊神话或历史,无合唱及舞蹈场面。18世纪,意大利)、大歌剧(辉煌华丽,多取材于历史故事,不用说白。19世纪20年代,法国)、轻歌剧(小巧、富喜剧性,通俗风格。18、19世纪,意大利)、乐剧(声乐、器乐并重,用音乐描写戏剧,强调声乐、器乐与剧情的有机结合,19世纪下半叶,瓦格纳所创)等类型。通常情况下,歌剧全剧由独唱(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道白、序曲、间奏曲、舞曲等因素构成。歌剧的一般特点: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其中以声乐演唱为主。歌剧演员必须具备歌唱与表演的艺术才能,根据剧本与作曲家所谱写的唱段来塑造特定的人物形象。器乐除担负声乐伴奏外,还起着刻画人物性格,揭示剧情和发展戏剧矛盾冲突,烘托环境气氛的重要作用。对歌剧特点,应在声乐教师的指导下,熟练地掌握。

以上介绍了四种风格的歌曲。每种风格的歌曲有其各自的演唱特点,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现在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新现象,比如美声歌曲的通俗化,通俗歌曲的民族化,民族歌曲的通俗化等等,多种唱法趋于融合,把不同唱法不同题材的作品的优点集中起来,形成了美通唱法、民通唱法,因而也诞生了一批美通作品和民通作品。这些作品的演唱怎么处理,每个歌手有不同的方式,但前提是,无论是哪种艺术处理方式,都应该遵循基本的美学原理,符合人们的审美需要。

三、要掌握歌曲创造性演唱的基本技巧,了解美的原则

在掌握各种歌曲风格的基础上,还要创造性地掌握歌曲的演唱技巧,了解美的气质发挥的基本原则。

1.要仔细读谱。“读谱”的意思,就是演唱者对歌谱进行创造性想象。因为作曲家在创造时,是把生动的乐思以谱的形式记录下来,但呈现在演唱者面前的,却是一些毫无生命力的乐谱符号,作曲家的灵魂在乐谱上是无法显示出来。无论哪一位作曲家的乐谱有多么详尽,都没办法记录出音乐运动的内在韵律,并且乐谱与他们的生活乐思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而要得到弥补,使乐谱中潜在的生动乐思得以发掘,使得它们重获“新生”,必须依靠音乐表演者的再造性想象。要读懂音乐语言,需要专门训练,特别是需要作品分析能力的训练,这就像灵魂的体验。

2.要掌握速度。每首歌曲都有特定的速度标记,但每一种标记都有一个灵活的幅度,需要演唱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创造性地处理。

3.要讲究音色。演唱者掌握一定的技巧,调节音色和声门的状态,适当调节喉位的高低,严格控制气息的力度,灵活使用共鸣腔,才能创造出好音色作品。

4.要控制音量。音量的把握是创作中常用的方法。一般来说,无论欢乐和痛苦,凡情绪高涨,需要迸发和宣泄时,应运用较强的音量;凡平静的叙述,则需要音量适中。

5.要运用语气。声乐是音乐中唯一的音乐与文学合成的艺术,语言的生动性在其中占一定的份量。我们要运用不同的声音技巧去展现多变的语气情态。“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要把握好轻重强弱、高低抑扬、快慢疾徐、顿挫连断的语气,通过语气抒感,因此,在演唱中就要认真分析歌词的语音语气情态,并结合乐音旋律的起伏跌宕,和谐地处理语音与乐音的融合。

6.要学会修饰。歌唱要“依字行腔”,严格按照“字”的语音结构去歌唱,字头、字腹、字尾、归韵、收声,要达到自然准确“字正腔圆”的艺术效果,这样才能使语音与乐音在互补中达到“声情并茂”的艺术要求,美的气质才能够体现。

四、最终要在声乐演唱中创造性地展现个人风格来表达美的气质

歌唱艺术是丰富多彩的。声乐作品也是五光十色的。不管对于哪一种体裁的声乐作品,都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挖掘作品的内涵,把作者的写作意义充分地表达出来。这就要求,一方面演唱者以作品原有的情感表现为基础,要通过声音、节奏等表现手段,有节制的感情表达,表达“自我”的情感展现,表达人的感情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使自己的作品有自己的风格。另一方面,随着歌曲各种唱法百花齐放,也特别要求演唱者艺术个性的自觉发挥,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演唱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将创造性与个人风格结合起来,使音乐具有鲜明的个性,在演唱中能够“独树一帜”、感人致深,使自己的艺术追求逐渐走向“真、善、美”的境界。

综上,歌唱艺术是一种再现的艺术。声乐演唱者不仅仅要追求音乐的历史视界,即对音乐的历史意义作出解释。同时,最重要的,是演唱者本人要有自己的视界,以熟练的演唱技巧、丰富的声乐内涵,赋予歌唱新的生命,这样才能充分展示美的气质,创造性地展示美的内涵,形成美的风格,表达美的意愿,给人美的享受,从而达到展示美、发展美、传播美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音乐表演艺术论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篇8

关键词自然阿奎那理性本性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01-06

在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的整个思想中，“自然”（nature）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在于他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秉承经院哲学“信仰寻求理解”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创建了一个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自然（理性）神学体系；更在于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希腊哲学倾向，把“自然”作为实在的本性，试图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上帝、宇宙和人类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不同于奥古斯丁等人的实在认识方式和神学思想传统。因而，全面分析阿奎那“自然”概念的多重含义及其思想价值，无疑是合理把握阿奎那思想特征及其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宇宙本原与理性阐释传统

从其基本的理论倾向上看，阿奎那的一生致力于基督宗教神学的系统化建构、整合与辩护。正是在这种建构、整合与辩护中，阿奎那认识到了“自然”的意义，并赋予它以重要的理论地位。当然，作为一个具有信仰背景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阿奎那有着教会传统和信仰传统所赋予他的问题意识；然而，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等其他思想体系间长期的互动关系，也为阿奎那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也就是说，当阿奎那试图对神学进行系统化的建构、整合与辩护的时候，构成其理论基础并使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思想资源，既有基督宗教自身的信仰传统和神学传统，也包括了其他的思想传统，例如，在当时拉丁西方广泛传播开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而就阿奎那所充分认可与接受的信仰传统、特别是神学传统来说，并非是一种纯粹单一的思想资源（虽然更多的是一种信仰资源），它在不同时期神学家们的建构中已被融入了其他不同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元素，尤其是在其形成初期教父神学家们对希腊哲学的借鉴和使用，已经在这一传统中构成了一股不断演进的思想潮流。因此，面对13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与思想在拉丁西方大规模的引进和传播，阿奎那能够秉承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中的理性辩护传统，赋予自然与理性以更为积极的建构意义。

那么，这种为阿奎那所借鉴和使用的“自然”与“理性”概念在希腊哲学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自然”观念而引起了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们的兴趣与关注？在总体上，这是一种以逻辑的方式对事物本性（physis）及其理性结构（logos）进行认识的思想路线，一种对宇宙和世界本原的合乎自然本性的认知模式。当然，确定宇宙的自然本性及其逻辑结构为基本的认识对象，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探究过程。

大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哲学开始了它对宇宙和世界起源探究的思想进程。在此之前，古希腊人也有着对宇宙和世界的起源或本原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更多地具有神话的特征，例如，典型地表现在荷马（Homer，约公元前9-8世纪）史诗和赫西奥德（Hesiod，约公元前8世纪）《神谱》中的神话解释模式，把诸神视为人类和世界的最终根源。只有在以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6年）等人为始端的哲学家那里，以一种合乎自然本性的方式对宇宙和世界的本原进行专门的探究，才真正打破了神话模式对人类思想的束缚，开始了凭借人类自身能力探究宇宙和世界自然本原的历程。无论是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0-前484年）的火，还是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2-前428年）四种元素（土、气、水、火）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前370年）的原子，希腊哲学家们都试图从自然本身中寻找宇宙和世界的本原与始基，把这些始基或本原看作是内在于世界本身中的元素。他们在寻找构成世界基本元素的同时，也探究了支配这些元素的内在基本原则，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把它看作是内在于“阿派朗”（无限者）之内的对立物的分离，②④⑤⑧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0、224～225、815、1023、629～631页。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6-前525年）认为是气的稀散和凝聚，②赫拉克利特把永恒活火的不断燃烧――“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为一切”《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D90，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页。――看作是万物产生、变化和毁灭的根源，恩培多克勒认为万物的生成和解体源于爱与斗争两种力量的结合或分离，④德谟克利特则把它们归于原子在虚空中的结合与分离。⑤

在探寻构成宇宙和世界之本原与始基的元素以及支配这些元素的原则或力量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们相信这些元素及其构成原则是向人类开放的，能够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所认识；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结构，具有理性的可理解性。赫拉克利特把支配宇宙的原则或力量称之为公共的“逻各斯”（logos），认为它揭示了万物自身“真正的本性”或“深刻的结构”，自然世界因而是一个有序的科斯摩斯（kosmos），在其中所有自然的变化都为一个“强有力的宇宙理智”所指引。⑦⑨⑩A. A. Lo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2～233、236、242～244、244.正是通过“对逻各斯和万物隐藏的本性（physis）”的观察和发现，赫拉克利特“把哲学兴趣的焦点转化到了认识论上”，迈向了我们朝向“关于宇宙的理论化认识”之路。⑦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15-前445年）认为宇宙真正的、唯一不变的本质是“存在”（estin），唯有心灵（nous）通过其完美的思想能力才能把握真正的“存在”（estin），形成真理（aletheia）。⑧恩培多克勒通过四种元素（土、气、火、水）和两种变化的力量（爱与斗争）来解释宇宙的基本结构（logos）与万物的自然本性（physis），相信自然事物与人类身体具有内在的同构，人类可以接受万物发出的流射，从而形成正确的认识。⑨

从泰勒斯开始，经过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努力，早期希腊哲学不仅确定了以整体的世界为目标、依据事物的自然本性和逻各斯结构揭示宇宙原因与基本原则的哲学探究路线，而且也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和系统化的理性阐释模式。特别是有关事物自然“本性”（physis）的概念，“为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整体的自然领域的框架”，从而在推进希腊思想“从古代共同信仰和想象的世界向哲学和科学的世界的转化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⑩当希腊哲学从早期阶段进入到它鼎盛时期的时候，自然“本性”的概念及其理性阐释传统也对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苏格拉底（Socrates， 前469-前400年）、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建构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思想的重要基础。苏格拉底把探究万物的普遍本质或本性以及以确定的方式形成有关这些对象的可靠知识视为主要目标，认为导致一类事物存在的因果必然性即是这类事物的普遍本质或本性，它是寓于一类事物中的绝对的东西，如美的事物中的绝对的美、善的事物中的绝对的善等等，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通过理性来把握和认识，并能够以普遍性概念来表达的。他试图通过“能知的”理性和“被知的”美、善等绝对存在的结合，来揭示真正的客体并形成对它们的必然性认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410页。柏拉图直接继承苏格拉底的思想遗产，对什么是世界真正的本质（或本性）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对它们形成认识作了进一步的探究。柏拉图认为，整个世界是由两类“真实存在的东西”构成的，一类是“可知的”或“可理解的”世界；一类是“可见的”或“可感的”世界；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是关于真实存在的和不变的世界的知识，而只有在那个有关数理对象和事物的型（eidos）或“相”（idea，也译理念）的世界即“可知的”世界中，其存在才具有不变的和永恒的特征，对于它们的认识才能形成普遍永恒的知识。[古希腊]柏拉图：《国家篇》508E～511E，《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

在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对托马斯・阿奎那自然（理性）神学思想的影响也更为突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把存在着的事物的原因或本原作为基本的探究目标；而在所有关于存在者的知识中，以最为普遍和永恒不动的实体为研究对象的第一哲学（神学）最为崇高，它是一种有关“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的东西的属性”的知识或学问。[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E卷）1025b～1026a，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为了说明这种知识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在全面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和认识对象的基础上，不仅肯定了感觉经验在知识获得中的积极地位，而且以三段论为核心，建构起了严格的逻辑学体系，为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普遍必然性知识应该是一种证明的知识，一种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与逻辑方法而获得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是以不可证明的前提或本原为基础、以可靠严密的逻辑方法为保证而获得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1卷）71b17～35，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二、作为理性的自然

希腊哲学关于自然世界、认识对象与真理性知识的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古代世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希腊罗马社会具有某种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因此，当基督宗教在这样的古代世界中产生的时候，如何在更为合理和更为可靠的层面上解释并论证其信仰对象的存在，则受到了希腊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普遍质疑。既是出于理论的需要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一些基督宗教的早期神学家们采取了借鉴与使用希腊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方式来为其信仰的合理性张目。例如早期教父查士丁（Justin Martyr， 约公元100-165年）在从一个希腊哲学的爱好者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不仅运用他早期较为熟悉的希腊哲学概念和方法来阐释基督，而且坚称耶稣基督就是宇宙的“逻各斯”，相信“每一个以理性方式生活的人都是基督徒”。Justin， The First Apology， Chap. ⅩLⅥ，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 Ⅰ，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D.D. and James Donaldson， LL. 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4 （Fourth printing 2004）.来自于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 约153-217年），持守着与查士丁相同的理性主义辩护立场，把基督宗教看作是具有真正知识（gnosis）的哲学。虽然他认为这种知识是以信仰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但同时又相信它是能够被给予“科学的证明”，从而使这种知识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探究过程”――从“被认可的东西”出发，最终“达到对有争议的问题的确信”。Clement， The Miscellanies（The Stromata）， BookⅡ， chap. ⅩⅠ，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Ⅱ，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D.D. and James Donaldson， LL. 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4（Fourth printing 2004）.

从查士丁和克莱门特等早期教父开始，为希腊哲学所崇尚的自然理性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可靠性知识阐释传统，逐步在随后的奥利金（Origen，约185-254年）和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年）等基督宗教的神学家那里获得了一种论证与辩护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在公元5世纪前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学派在整体上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然而它的观念和方法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留了下来。特别是公元6世纪波埃修（Boethius，480-525年）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在随后的时代保存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翻译和波菲利（Porphyre）对之所做的注释，以及波埃修本人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和《解释篇》的注释。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183页。使得希腊哲学更多的是以逻辑学方法的形式，在随后的中世纪早期产生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作用。随着历史的进展，辩证法获得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它在成为中世纪学校（神圣的和世俗的）教育主要内容的同时，受到了更多神学家的青睐，不仅被9世纪的爱留根纳（Johanes Scotus Erigena， 810-877年）看作是整个自然运动的基本方式，也被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的早期代表人物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年）视为探究和解决神学问题的主要手段。

因此，当12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众多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进入西方世界的时候，在教父时期和中世纪早期为诸多神学家认可的理性传统，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托马斯・阿奎那神学阐释的基础。特别是在评注亚里士多德诸多著作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对其思想深入细致的研究过程中，阿奎那进一步认识到了“自然”与人类理性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与意义。他不仅把理性看作是人类存在固有的特质，而且相信理性能够获得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信仰知识。在评价人类存在和生活基本特征时，阿奎那认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提出的看法――“唯有人类凭技艺和推理生活”，肯定了理性和逻辑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认为人类行为受理性判断的引导从而使得人类的行为能够按照有准备的和有序的方式运行，体现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质。他说，人类在理性基础上建构起了一种明确的和固定的程序，例如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就是如此，“当人们实施这种推理活动时”，他能够“以一种有序流畅的方式没有错误地进行下去”，从而能够“通过适当的手段而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St. Thomas Aquinas， “Prologue” of Commentary on the Metaphys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BYJohn P. Rowan，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1.为了进一步说明理性推理在认识中的意义，阿奎那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人类理性活动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不可分的和单纯的事物的认识”，获得的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另一类活动是“综合或区分”，认识的真或假直接呈现在这一活动中；第三类理性活动是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推理，通过所知而认识未知。他认为这些理是与人的自然行为相一致的。St. Thomas Aquinas， “Foreword” of Commentary on the Posterior Analytics of Aristotle.

如果理性活动是人类认识与生存的基本特质，那么它在信仰生活中有没有积极的地位呢？从阿奎那对它的肯定性评价来看，答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也明确地体现在他关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的看法中。阿奎那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有两个阶段，感性的认识对象是具体事物或个体，理性的认识对象是共相和观念，理性在感性所提供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共相的认识。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79， a. 3-a. 4.因而，从感性经验出发的认识路线，是与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他相信，人们不仅有自然能力获得关于感性世界的知识，而且其理性也完全能够“为感觉引导指向神圣的知识，从而认识上帝存在和其它类似的真理”。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mes F. Anderson，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BookⅠ， ch. 3. 例如，他在评述《圣经》文本的表达形式时曾指出，《圣经》就以较为便捷的方式通过“与有形事物的比较来提出神圣的和灵性的真理”；因为从人类的认识过程来看，“通过感性对象获得理性知识是自然的”，因此在《圣经》中，“属灵的真理应该根据来自于有形物体的意象被展示”，从而使得所有的人们都能够更好地去理解。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 a. 9.阿奎那把这种方式看作是符合人类自然能力的认识方式。

阿奎那有关人类自然能力和基本特质的阐释，使他对理性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形成了肯定性的评价；而他之所以能够积极地把理性运用在诸多神学问题的论证和说明中，同时也源于他对哲学家身份的某种自觉。虽然作为一个神学家，阿奎那持守着信仰的启示传统以及信仰高于理性的基本立场，但是在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评述和探究过程中，他也意识到了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论证价值，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观点和看法作为他所面对并试图解决的神学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从中逐步获得了某种哲学家的身份意识。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哲学家的首要工作所做的说明与阐述，是重要的并值得倡行的，他从中获得了诸多的启发与教益，从而希望以此来确定他自身的首要职责和基本任务――思考并阐释“宇宙的最终目的”、世界的“最高原因”以及所有“真理的第一原则”。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1.

正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鼓舞和启发下，使得阿奎那能够秉承并推进神学阐释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在自然理性的维度上提出了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并对上帝的本质和属性及其与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作出了广泛的理性化解释，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全面、影响深远的自然（理性）神学体系。当然，对哲学理性的广泛运用，并不意味着阿奎那就是一个在基本立场和思想倾向上与亚里士多德完全相同的哲学家。实际上，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启示（信仰）和哲学（理性）两种不同的思想原则和认识路线，前者甚至起着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然而，对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的希腊哲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以及在这种借鉴和运用过程中对人类自然理性之论证价值和认识价值的认可与赞赏，使得阿奎那将教父时期以来逐步流行开来的神学理性化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本人因而也成为经院哲学鼎盛时期最为重要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三、作为本性的自然

阿奎那在其神学体系建构中对自然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所倡行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和认识方法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对宇宙和人类等实在之自然本性的积极肯定。在基督宗教的神学传统中，能否从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的自然本性上获得上帝的知识，决定于人们对这些自然本性有着什么样的看法。虽然几乎每一个神学家都坚信有关上帝存在之类的知识都源于上帝自身的启示，源自于所谓的启示之光；但也有一些神学家把自然之光看作是通达上帝知识的一条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的自然本性以某种认识论价值和本体论价值。阿奎那乃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当阿奎那把自然理性作为整合与建构神学体系的方法与手段的时候，宇宙的自然本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本性就必然会进入到阿奎那的视野中，或者说，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阿奎那的思考。在阿奎那看来，自然世界和神圣存在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并不像某些神学家认为的那样，由于人类的原罪而败坏了世界和人类的本性，使得人类试图从有限世界走向无限世界时面临着难以通达的本体论鸿沟。他从信仰传统出发，把世界万物看作是上帝的创造，认为作为原因的上帝和作为结果的万物之间必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正是由于对这种关系的坚信，阿奎那不仅认为“从每一结果中可以清楚地表明原因的存在”，从而通过由果溯因的方法从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中“证明上帝的存在”；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2， a. 2.而且也认同世界万物和上帝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即使这种相似性之间体现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差异而不是相同，这种相似性则为世界万物的自然本性保有了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世界万物的诸多完善品性“是从上帝流向受造物的”。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3，a. 6.因此阿奎那认为，自然世界中的众多感性事物，虽然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和脆弱的而不能用来“论证上帝的本质”，但它们却“保留了与上帝类似的确定的迹象”，因而具有某种可信赖的因素。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8.

由于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类的自然本性在阿奎那那里不仅具有论证价值，也具有本体价值，从而使得他的自然神学体系显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也就是说，当阿奎那把“自然”作为他建构其神学体系的一个基本方法和思想维度的时候，“自然”不仅作为理性具有论证的和认识的意义，而且也作为本性具有某种更深层的本体意义。而且就一个体系的基本架构上看，后者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段德智先生在阐述“自然神学”概念的含义时就曾指出这里的“自然”不仅具有“理性”的意义，而且涵摄了“本性”的意义，认为在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中，其“逻辑重心并不在于人们通常所强调的‘理性’，而是在于‘自然神学’中的‘自然’”，在于神（上帝）的“自然”（本性）、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的“自然”（本性）所构成的基本“研究域”。翟志宏：《阿奎那自然神学研究》“序”（段德智），人民出版社，2007年。正是这一三重本性的自然概念，使得阿奎那置身在了一个更宽广的思想平台之上。

当然，运用涵摄理性和实在、认识与本性的自然概念作为建造神学体系的基础，在阿奎那之前也不乏其人。公元9世纪的爱留根纳就曾作出了这样的尝试。他借鉴新柏拉图主义的辩证法――区分和分析的方法，以“自然”概念为核心建构起了一个涵盖“存在”和“非存在”领域的思想体系，认为自然包括了创世的上帝以及被造的原型理念和可感世界，在其中辩证法既是整个自然运动的方式，也是人们认识自然的方式。爱留根纳通过自然概念将神的世界和物质世界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认为它们都遵循辩证的运动方式――从自然Ⅰ（作为原因的上帝）到自然Ⅱ（原型理念）再到自然Ⅲ（可感世界）的下行运动以及从自然Ⅲ（可感世界）到自然Ⅱ（原型理念）最终回归到自然Ⅳ（作为目的的上帝）的上行运动，实际上是试图在自然本性的意义上建立起神圣世界和可感世界间可通达的一致性关系，以此来肯定包括人类在内的可感世界在神学体系建构中所具有的本体价值和认识价值。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17页。

如果说爱留根纳是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自然”来表达他对神的本性和世界本性之间关联性的认可的话，那么阿奎那则主要是在他对哲学家职责的界定以及对“神圣学说”的建构中来阐明他的看法的。也就是说，阿奎那并不希望通过某一个最高的哲学或神学概念来整合神、人和世界间的关系，而是把自然作为他的神学体系建构中的一个基本维度来申明他的立场。在他看来，来自于人和世界本性的自然之光，在认识“神圣真理”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虽然人类依赖自然之光的探究可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且易于混杂有众多的谬误和诡辩，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4.但他相信“恩典并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自然（理性）在对“神圣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能够提供有用的帮助。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 a. 8.应该说，阿奎那对世界自然（本性）之神学意义的肯定，不仅源于他自身试图一直保持的神学理性传统，更源于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始终不渝的推崇。例如，在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著作中，“the Philosopher”专指亚里士多德，并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作为一种原则和权威来引用。

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细致解读中，阿奎那充分地领会到了“自然”的意义，把握到了自然（理性）的认识价值以及自然（本性）的论证价值。这种理解和把握为阿奎那在神学论证中走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支撑，使其能够在更深广的论域中建构以宇宙论证明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因此，在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中，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原则，一种在他看来支配所有实在运动的因果关系原则。他在《反异教大全》中通过活动主体（operator）的两种活动（或运作）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个活动主体的内在活动（第一种活动类型）是其自身的圆满完成，它超越自身达于外部对象的活动（第二种活动类型）则是被造事物的圆满完成，因而“第一种活动类型就是第二种活动类型的基础，并且在本性上先于第二种类型，正如原因先于结果那样”。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Ⅱ，ch.1.世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与上帝的存在论关系。

阿奎那认为，根据因果关系原则，“每个结果都依赖于它的原因，如果结果存在，那么原因必然先于它而存在的”，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2， a. 2.我们可以通过被造世界的基本特征，诸如万物的运动特性、动力因特性、可能性与必然性关系、事物的完善性等级和目的性指向等，来推论出作为世界万物原因――不动的推动者、必然存在者、终极动力因、最高完善者和目的因等――的存在。阿奎那把这种作为世界和宇宙最终根源与最初原因的不动推动者和必然存在者称之为上帝。他的以上帝为最终指向的宇宙论论证，不仅包含着以信仰为内在原则的神学思维，而且也体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在神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肯定，相信世界的运行符合某种逻辑规则并在本性上与上帝具有一种可通达的关系。

篇9

【内容提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并一度形成了近代早期家庭亲属关系的“松散”说和“淡漠”说。晚近有关英国近代早期家庭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关爱和亲属支持网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从互惠理论与亲子关系、社会资本与亲属关系两方面进行了述评，强调这种新取向对于深化英国早期现代化特征认识的意义。

【英文摘要】Sinc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there has been a shift in the res earch field of western family history，concerning from the family structure t o the family relationship.Once in this trend，family relationship in early mo dern England was featured by historians in terms of“loose”and“shallowness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this view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and that the emotional relation and kinship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transit ion to modern society.This article，by studying reciprocity theory and parent -child nexus 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and kinship，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 ce of this new approach for a further analysis to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in English society.

【关 键 词】英国/近代早期/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hip/early modern/England

【 正 文】

家庭史作为西方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成果。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关于家庭亲属关系的研究。本文拟就成果比较突出的近代早期英国家庭关系问题略作述评，以期对西欧近代社会转型中家庭关系的变动加深认识。

一、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研究

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首先来自于家庭结构的重建。1964年成立的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利用计算机处理教区登记簿中的数据，又结合“家庭重建法”予以分析，最终著成了《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年》(1981)这样研究人口史与家庭史的权威著作。1969年研究组筹备的家庭史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会后出版了名为《历史上的户与家》(1972)的论文集，推动了家庭史学科的发展。

研究家庭人口和家庭规模，是重构历史上家庭结构的前提。工业化之前英国家庭结构的类型及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差异，是史家们研究的主题。针对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1806—1882)有关“主干式家庭”(主要为父母与已婚子女及其后代)向“核心型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1](第22页)，以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为首的剑桥人口组进行了详实的验证，破除了近代早期的大家庭“神话”。据研究，英国16世纪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8到19世纪的平均规模则维持在大约4.75人的水平，主干式扩展型家庭并不占主导地位，人口结构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这种研究类型也被称为“人口学的家庭史”，其包含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家庭人口规模等要素，与历史人口学的关联十分紧密，是整个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层面。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继家庭结构研究之后，家庭关系成为西方家庭史家关注的主要领域。麦克法伦(Alan Macfarlane)指出，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将家庭亲属关系作为了解社会的核心问题，但是历史学家对此的反映却显得迟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更尖锐指出，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知之甚少，“几乎尚未揭开它的表层”，然而“最终将证明它比原先的家庭结构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P.39)。家庭演变与西欧社会近代转型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尤其引起史家的浓厚兴趣。古迪(Jack Goody)为此发问：“家庭与天主教会的内外改革，以及与资本主义成长和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吸引了马克思、韦伯和其他无数人的知识想象力的问题——‘西方的兴起’，与‘西方独特性’是紧密相关的。……在早先的家庭、亲属关系和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被视为近代世界特征的有利于流动、积累、承认男女双方家系、爱情和个人主义的方面吗?它们是否为欧洲、西欧、西北欧甚至英国所独有?”[3](P.1)将家庭关系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考察，构成了新家庭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寓社会微观细胞(家庭)于社会宏观环境的研究取向，使家庭关系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由于英国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地位得到确认，有关这一时期特别是16、17世纪的家庭亲属关系研究，最初强调的是它的淡漠性。麦克法伦通过对埃塞克斯郡约曼农背景的牧师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所存日记(1641—1683年)的研究，认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亲属关系十分微弱。赖特森以1500年至1700年该郡特林村(Terling)为研究对象，得出了相似的结论[4](P.332)。麦克法伦和赖特森的成果在西方家庭史学中影响颇大，一时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斯通(Lawrence Stone)也认为，“对于近代早期家庭的松散性，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无论从夫妻关系还是从父母与子女关系来说都是如此”[5](P.66)。他对这种“情感个人主义”做了动态的历史分析，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英国家庭处于普遍的隔膜、控制和屈从的心理氛围之中，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追求个人幸福是正当的，同时也应尊重他人的幸福权利，这是市场经济兴起和人口流动加速的结果。人们按市场规则处理人际关系，将经济权利从社会义务中剥离出来，形成“不与人分享的个人主义”(posse

【关 键 词】ive inpidualism)[5](P.172—173)。总之，从核心家庭和个人主义传统两项基本前提出发，结合宗教改革、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等社会变迁的影响，西方史家一度认为近代早期的家庭亲属关系受到严重削弱。父母与子女之间、核心家庭与亲缘群体之间，其情感联系和义务关系正趋向弱化或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加算计和利己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6](web，P.1)。

二、互惠与亲子关系

时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家庭关系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取向，从以往强调个人主义转而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从学术背景看，一方面教区档案、日记、信件、遗嘱、葬礼布道和法庭证词等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细致的搜集考察；另一方面学科交叉的势头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经济人类学的互惠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渗透到史学领域，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进入21世纪后，家庭关系研究的新成果仍不断涌现，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这方面的学术刊物，如《家庭史杂志》、《家庭史》、《社会史杂志》、《跨学科历史杂志》，就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鲜学术气息。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互惠理论在家庭亲子关系研究的运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出成果的是斯坦福大学博士、以色列女史家本·阿莫斯(Ilana Krausman Ben—Amos)。新旧世纪之交，她先后发表了专著《近代早期英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1994)、论文《礼物与关爱：近代早期英国的非正式支持》(2000)和《互惠界定：近代早期英国的父母与子女》(2000)，用丰富的史料，生动叙述了近代早期社会转型阶段英国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照应和相互帮助，特别是父母对子女在青少年阶段外出服佣和学徒期间的深情关爱以及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回报。

互惠理论属于经济人类学范畴，1944年美籍匈牙利犹太学者卡尔·波拉尼出版《大转变》一书，正式奠定了互惠理论的学术基础和分析框架。所谓“互惠”，是一种与“再分配”和“市场交换”相对应的经济交换形式。这种个体化的交换发生于以血缘和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它多表现为以“礼物”为媒介的义务性“赠予”关系。它并不局限于物质和服务的提供，更是一种广义的互助关系[7](第88页)。过去人们往往将互惠理论视为分析传统社会和落后民族交往关系的工具，如今西方学者对此已形成新的认识：“波拉尼没有把他的概念限定于经济组织的任何特定形式；事实上，他的概念框架，在覆盖了人类社会中所有已知的经济类型的意义上，是真正跨文化的。”[7](第83页)

本·阿莫斯正是以这种视角来进行近代早期英国家庭亲子关系研究的。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行国，英国近代早期新旧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错综复杂，家庭、亲属、邻里、社区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的考验。家庭亲属关系中最核心部分是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其状况如何，关系到家庭适应社会变迁能力的强弱[8](P.316)。本·阿莫斯认为，16至18世纪英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并不冷漠，这种关系“更多依靠延伸到人生全过程的互惠性联系和交换来维持”[6](web，P.5)。亲子间的相互支持既有物质形式的“礼物”赠予和回报，如食品、衣物和钱款；也包括非物质性的情感交流、社会声誉、信息提供、人际关系。父母与子女的互惠是一种双向的“礼物”交换，但两者并非对等，属于互惠类型中的“概化互惠”，即不计较价值等量因素的互惠[7](第264页)。父母的帮助大于子女的回报，子女的回报还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而具有某种时间上的滞后性。但是，子女的回报在父母生涯的节骨眼上起着重要作用，如对年迈、患病、丧偶父母的帮助。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报之以情”(reciprocate with affection)的支持。尽管大部分成年子女另立新家，与父母并不同居一所，然而从日记、自传、法庭证词等材料中仍然看到子女照顾父母的频繁程度。他们中不少人在父母患病时予以照料，在双亲受到社区成员侵扰时前来保护和进行上诉，在日常劳动中给予帮助。18世纪兰开夏的约曼农詹姆士·弗雷特韦尔及其兄弟轮流伺候病中的父亲，陪同父亲找医生看病，为了父亲康复寻求多种治疗办法。虽然当时英国家庭的主流结构为核心家庭，但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在乡村地区仍非鲜见。18世纪埃塞克斯一个教区50岁以上的贫困妇女中，有一半人生活在与已婚女儿组成的扩展式家庭里。这些女儿为陷入困境的母亲提供了一种“安全网”(safety net)，犹如自己年轻时父母为她们提供的一样[6](web，P.5)。

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西欧流行一种让子女从少年起到他人家庭担任仆佣和学徒的做法。拉斯莱特为此创造出一个专门的历史术语“立身期仆人”(life-cycle servant)。这里的“仆佣”不仅指从事家务劳动的佣人(domestic servant)，也包含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少年佣工(farm servant)[9](P.2)。前文提到的拉尔夫·乔塞林就分别安排长子和2个女儿到伦敦学徒和充当女仆，3个孩子离家时的年龄仅有15、14和13岁[10](第53页)。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英国1/3的家庭拥有仆人，近一半的农民家庭和大约1/4的商人、手工匠人的家里有同住的家仆和学徒[5](P.28、P.84)。西方史家对于这种让子女少小离家的做法历来有各种评价，有的认为利于培养青少年独立谋生能力，有的则认为是缓解家庭经济困难的一种策略。然而在削弱父母与子女情感这一点上，大多数史家却容易形成共识。近来这种看法得到修正。本·阿莫斯认为，“立身期服务显然是对父母家庭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与父母的关系仍然超过所有其他联系。”[9](P.165)尽管子女少小离家，父母却高度关注他们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状况，给予各种帮助和安慰。父母亲情非但没有因此而被割断，反而因亲子生活空间的分隔而变得更为深厚。

归纳起来，父母对“立身期”子女的亲情关爱大体有如下方面：首先是为子女出外服佣学徒选择合适的去处。少小离家闯世界毕竟是子女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父母并不是随便把他们打发出去，而是选择适合他们劳动学艺的场所，许多遗存的子女日记或自传都反映了这种情况。17世纪30年代生于威尔士北部小农家庭的理查德·戴维斯回忆，14岁时父亲打算送他到商店当学徒，为了慎重起见，父亲先让他到一家店主那里做些体验，看看是否适合自己的职业兴趣，同时也观察一下老板的为人。当他觉得情况不理想时便返回家中，随后家里又用同样方式，最终确定了一名制毯匠作为他的师傅[9](P.63)。本·阿莫斯以此例说明，在送子女外出学艺的过程中，父母一般尽量考虑子女本人的愿望和意见。其次，父母对学徒服佣期的子女提供各种物质帮助。伦敦印刷业学徒约翰·科克斯在日记中记载，1703年4月其母前来探望他时，不仅带来了手套、鞋帽和一些书籍，还有存放在姑妈家供他平时花销的钱款[9](P.162)。再次，在子女遭遇疾病、师傅的不公正待遇等困难时，父母及时给予照料帮助，有时甚至为此诉诸法律，以保护子女应有的利益。子女患病，父母一般都将孩子带回家中治疗，直到他们康复为止，这种例子在史料中比比皆是[9](P.162-163)。1620年英国大法官厅(Chancery Court)的一起讼案，是赫勒福德郡一家长起诉其子的师傅，理由是该师傅没有善待徒弟，致使父亲“天天牵挂儿子的下落”[9](P.161)。可见，为了保护子女学徒期间不受师傅欺压，父母不惜与师傅对簿公堂。诚然，大多数家长不会采用这种极端做法，而更多以合同方式予以制约。家长在学徒合同订立时交纳培养金，师傅违约则应退还。1616年布里斯托尔鞋匠理查德·里什贝接纳罗伯特·怀特为徒，双方订立的合同规定，师傅里什贝若在2年内赶走学徒，或因自己失职造成学徒逃亡，则应将3镑培养金全部退还对方。还有一些人订约时采用双合同书形式，一份合同保证学徒的“尽职和诚实”，另一份合同保证学徒的“安全和利益”[9](P.103)。

互惠关系在学徒期子女一方也体现得比较充分。学徒的工资自然是微薄的，但他们中不少人仍尽力贴补家用。爱德华·巴洛起初还无力支援家庭，但到学徒期最后一年自己经济状况稍有改善时，便立即设法帮助负债的父母以及家大口阔、多达6个孩子的兄长，按人头捎给他们每人20先令。这种体现家庭义务感和责任感的案例并非孤证。弗雷德·基钦当学徒时年仅14岁，就已将所得的工资汇给母亲。学徒约瑟夫·迈耶特也把全部工资转给贫穷的父亲[9](P.223—224)。许多仆佣和学徒的住所离家不远，农业佣工离家的距离一般几里左右。城市中的学徒也大多家在城内或附近乡村，17世纪布里斯托尔这类学徒人数约占全市学徒总数的一半[9](P.161)。因此，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回家探视父母。

过去家庭史家认为，只有当近代学校教育取代学徒制、青少年子女重归家庭，他们与父母的情感关系才得到恢复和保证，亲子关系才发生历史性转化，家庭才从一个“道德和社会单位”转变为“感情单位”。本·阿莫斯运用互惠理论对英国仆佣和学徒制条件下家庭亲子关系的研究，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如上所述，由于近代转型期英国家庭结构以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为主，子女“立身期”在亲子关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时间比例。据本·阿莫斯研究，中下层家庭子女在外当仆佣学徒的立身期年龄大约在15—24岁之间[9](P.2)；又据斯通估计，他们离家时的年龄一般在10—17岁之间[5](P.84)。因此，尽管个人情况互有差异，但从整体上看，当时英国青少年大多数人在核心家庭结构中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较短。一旦成婚，子女多另择新居，与父母的关系已超出核心家庭范围。研究这一时期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关系，一直是探讨整个家庭关系的重要课题。“情感淡漠说”正是以此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也易于造成人们的错觉。新研究深入发掘史料，运用互惠理论予以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个层面在内的双向互动式透视，修正了以往的成说，体现了家庭亲情在英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盲目夸大个人利己主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三、社会资本与亲属关系

社会资本是西方社会学界新近使用的资本概念。与以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含义不同，“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1](第195页)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诸多学者参与的过程，做出主要贡献的有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等人。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1990年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发表，对社会资本做了理论上的界定和系统分析。帕特南于1993年出版的专著《使民主运转起来》，使社会资本概念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引发了长期热烈的讨论。有感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原子化状态造成的社会资本衰落，罗伯特·帕特南花费20多年时间，对意大利地方行政区的社会状况做了长期的实地追踪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社区成员之间具有较高水平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长期存在的社会资本优势是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南部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社区成员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感和群体感，“谁相信别人谁该死”、“人人为自己，人人骗人人”是当地长期流行的社会观念[11](第167页)，社会资本的严重短缺加深了经济的落后和社会秩序的动荡。为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11](第217页)

尽管社会资本研究首先着重的是当代社会，但其研究过程中也不乏历史的考察。罗伯特·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就有专章“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对意大利中世纪的公共生活遗产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认为：“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11](第214页)这种研究特点自然会引起史学界的兴趣。继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之后，西方史家对社会资本问题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1997年12月，哈佛大学举办了名为“社会资本的范式：比较视野下的稳定与变革”的史学讨论会。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跨学科历史杂志》开辟专辑，发表哈佛讨论会的代表性论文和其他有关社会资本的专题论文。论文涉及的历史课题广泛，包括意大利市民社会的历史起源、英国中古晚期至近代早期社会资本的多样性、西欧早期工业革命中的社会资本、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社会资本、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妇女俱乐部、20世纪澳大利亚的妇女自愿团体等等。受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影响，史家们特别关注“信任”、“规范(互惠规范)”和“网络”(社会网络)这三个社会资本内涵的基本要素。其中，又以对历史上特别是社会变动时期社会支持网络的状况抱有兴趣。“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12](第76页)亲属关系是社会支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麦金托什(Marjorie K McIntosh)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由亲属、邻里、同行、朋友关系构成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即非官方、非制度性的民间支持网络——笔者注)，通过广泛的自助和互助，能够积累可观的社会资本，对于下层劳动者克服生活困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3](P.466)。本·阿莫斯也针对这一时期强调：“英国家庭体系中亲属义务的弱化被严重夸大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与居住单位以外的亲属关系比迄今想象的意义要大得多。尤其在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和动荡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亲属显然被动员起来作为依靠。”[6](web，P.6)

事实上，早在哈佛讨论会之前的80年代下半期，已有学者从社会支持网的角度重新审视近代早期英国的亲属关系，美国加州大学长滩分校教授戴维·克雷西(David Cressy)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1986年，他在英国著名历史刊物《过去与现在》发表题为《英国近代早期的亲属关系与亲属互动》的专文，否定了麦克法伦和赖特森的亲属网络“松散”说。他指出，“英国的亲属体系是重要的、多功能的和容量广泛的体系，而不是狭小、淡漠和局限性强的体系”[2](P.53)。它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更具活力和效能。90年代以来迄新世纪初，又有更多的史家论及这一问题，对克雷西的研究予以深化和扩展。他们述及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早期英国诸社会群体的亲属关系进行分类剖析，以求最终从整体上认识亲属关系的社会全貌。二是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出发，探究此期英国亲属关系的主要特点。

社会群体亲属关系的考察涉及乡绅、商人、约曼、英国赴北美的移民、学徒仆佣以及国内由乡村流向城市的移民。乡绅是一个十分重视世系和亲属关系的群体，他们期望凭借亲属交往获取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约克郡乡村地区，乡绅中普遍流行着这样的看法：“不管血缘纽带如何脆弱，它们都包含着特定的义务和忠诚，氏族团结在正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是一项重要因素。”[2](P.49)1617—1618年兰开夏郡乡绅尼古拉斯·阿什顿的日记显示，此间他所会来客中，亲属比例多达30%。在乡绅以下的社会成员中，约曼农的亲属关系也很密切。约克郡约曼农亚当·艾尔与邻里、朋友和社会团体都有广泛交往，但并未因此而与自己的亲属疏远。从他1647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艾尔与同辈堂(表)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之间交往颇为频繁，既有货币借支、通信、打板球、进餐聚会，也有彻夜长谈和结伴旅行[2](P.50)。同样，17世纪剑桥郡约曼农中也存在着关系密切的亲属网，奥威尔地区约翰森家族和巴特勒家族的上下辈亲属成员共同参与土地继承和遗嘱旁证等重要事宜。

市场经济的兴起伴随着商人活动的日趋活跃。资金、原料、运输、分发是这一时期商业活动的基本要素。由于市场体系尚不完备，商业交易往往优先考虑亲属关系，商人依靠自己熟悉的亲属关系建立贸易网络。伦敦一名麦芽商人采购的大麦来自家乡埃塞克斯郡，提供原料的全部是当地同辈或下辈的农民亲属。这种做法在伦敦、波士顿等商业中心十分流行。亲属的忠诚守职增强了商业活动中彼此的信任感。1592年，埃塞克斯郡博克斯德一名呢绒商订立遗嘱，将自己在科尔彻斯特的房产分给表兄瑟斯顿的长子继承，原因是瑟斯顿在他的商业事务中尽心尽力[2](P.51)。亲属网的支持促进了商业网的扩大，成为联系城乡和沟通地方与商业都市的积极因素。近代早期正值英国扩大海外贸易时期，大批商人组建各类贸易公司。与国内贸易相比，海外贸易无疑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甚至气象因素的变动都会极大地影响到贸易的成败。为降低风险，许多商人宁愿使用亲戚作为人或合伙人，以防止内部欺诈行为和离心倾向的发生。格拉斯比指出：“亲属关系成为许多合股公司的基础。”17世纪30年代利凡特公司的商人都是公司创建者们的孙辈。公司犹如一个家族，亲属网络在贸易经营中进一步强化。子侄做父辈贸易人的情况极为普遍。在赫斯柯特家族中，吉尔伯特爵士驻守伦敦，萨缪尔被派驻但泽经营与俄罗斯的烟草贸易，乔治、约翰、约瑟夫和威廉则被分别派往加勒比和纽约。威奇家族成员中有3人留在国内，3人驻守土耳其，1人驻守西班牙，另2人分驻东印度和俄罗斯[14](P.90)。

与贸易扩张同步，英国本土人口也大量移民海外，尤其是移往北美。在移民过程中，亲属支持网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新移民往往首先通过书信联系亲属中的老移民，打听有关信息和争取帮助。当他们来到新大陆后，先期移居的亲属又提供更多的具体支持。1635年，移居马萨诸塞州的伦敦商人罗伯特·基尼，在遗嘱中回顾自己对妻舅约翰·曼斯费尔德提供的帮助时说：“在英国我已为他多次尽心，使他从牢里获释，替他偿付债款，在他窘迫时提供一笔资金供他立业，当他处境危急而又神志迷乱时帮他处理许多棘手的商务；然而当我为他了结这一切后，经不住他姐姐(我的妻子)和她朋友的恳求，我又在他生活拮据时让他来新英格兰。我提供路费和偿清他部分债务，借给他一笔钱添置衣着和其他航行必需品。多年来我一直使他衣食无虞。”[2](P.48)国内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困难虽然小于海外，但毕竟置身于新的陌生环境，亲属的帮助亦属珍贵。据估计，16世纪伦敦1/3以上的女性移民是靠市内亲戚的帮助落脚该市的[6](web，P.7)。贫困人家的年轻人来到伦敦，一开始往往衣食无着，难以迅速立业，他们中一些人住在亲属家中达数月之久，直到谋得生计。学徒和仆佣的情况也相类似。

近代社会转型是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它不但引起了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和思想观念的大变动，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新的市场经济观念萌生滋长，竞争意识和谋利精神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社会流动空前加速，社会财富的显著增长与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并行不悖，社会控制与社会稳定问题以新的形式和内涵呈现在人们面前。近代早期英国都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的济贫法，试图以官方和制度形式规范社会秩序，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以安身立命的低度保障，避免社会的急剧动荡。这种社会支持形式，被当代社会学家归入“正式支持”(formal support)类型。与之相对的另类形式，则称为“非正式支持”(informal support)，包括民间范围的家庭、亲属、邻里、社区的自助和互助。两者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作用孰轻孰重、孰优孰劣、孰主孰次，已成为史家们讨论的话题[15](P.172)。正式支持或称官方支持的历史研究，由老济贫法到新济贫法，再到社会立法和福利国家，早有多种著述问世。非正式支持或称民间支持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诸如慈善事业和自愿团体的专题研究，也有明显进展。家庭亲属关系尤其是成员之间的互惠关爱，是非正式支持范畴中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关系到一个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亲情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占有何种地位。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家庭关系史研究新取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和发展前景。转贴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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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阿尔瓦罗•西扎；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

[abstract]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alvaro alvaro siza and their 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was introduc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look at alvaro siza and his works; To seek the building indigenous culture and the world building development in steps in the mainstream,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architect.

[keywords]alvaro siza; The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of the Hudson

中图分类号： J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今世界崇尚回归历史、建筑强调与周围环境及问脉的关联性。引发我们对现代建筑的反思和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对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的分析解读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我们阅读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时，建筑简洁的体量的塑造、当地材料的运用我们意识到人——建筑——历史共生的有机模式。

二、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产生的历史背景 ：

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的生成，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双重因素。偶然性是建筑基地所处的环境及位置，必然性是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所处的现代建筑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是现代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基础理论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科学、哲学及乌托邦的幻想之上的。而今天这种幻想失去了支持，传统的功能与令人愉悦的形式已经不合适了。因为信息与交往技术戏剧化地扭曲了现实。看惯了清一色的无标志性的现代建筑根植于各大城市，毫无历史文脉可寻。于是人们开始呼吁地方性、本土化的建筑。葡萄牙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的设计就是根植于葡萄牙本土的文化背景，结合现代主义建筑的精髓。着眼于对建筑的本体问题（建筑与基地的关系、空间与使用、光线、材料与细部等）的冷静思考，开发出一种自然而真实的地区性建筑语言。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分析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

项目概况：

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建于1988—1993年，地处于圣迭戈旧城区的一个复杂的三角形历史地段，教堂、钟楼、花岗石墙是这座中世纪城给人留下的基本印象。

1、 设计理念：

设计始于对场地的深刻体验，西扎感到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与城市策略不仅要建立起与修道院的密切关系，而且应当通过建筑的精确介入将这个环境恶化的宗教区统合起来，并恢复其秩序性。通过对城市街道、广场的主导肌理和建筑的典型比例的深入思考西扎提出了稳重而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一组比例各异的矩形体量穿插并置于近似三角形的基地中，既界定着街道的界面又嵌入了城市的肌理。坡道、踏步、平台的精心组织既回应着起伏的街道又形成了逐渐升起且不易察觉的空间引导，灰色花岗岩覆面的坚硬体量，反映了场所的形式主题——封闭、冰冷．与周围的建筑、街道共同描述了康波斯特拉特有的历史凝重感。

2、 场地布置：

基地东面紧邻建于17世纪的圣东•多明戈•德•波拿瓦修道院，北面是修道院的台地花园，西侧为维里•英克林街所限定。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的主入口放在基地的南侧，与修道院的阴角入口正好相对。同时，阿尔瓦罗•西扎将修道院入口的阴角关系进行转换，变成两个相交错的L形体块沿南北纵深方向布置，以此来控制整体布局的结构关系。以这种方式，建筑整合了进入修道院的入口空间以及周边凌乱的花园，从而也确立了自己的空间定位，并与周边的建筑及其环境产生对话。

3、 平面组合：

L形的演变生成：两个相交错的L型体量在建筑中央产生一个三角形空间，它是主要的交通枢纽。无论内外，一条纯粹的线被强调出来——三角形的长边联系着的一条长廊。这条位于中央的廊道是建筑布局的控制要素之一。在底层，廊道的南面与门厅、休息厅、咖啡厅等相连，北面则将临时展厅与演讲厅分为东、西两部分。在二层，中央廊道将永久展厅与办公室、资料室分开,两者都成线性要素排列，控制着建筑的边界。除地上的两层的空间外，在地下室中布置了其余的展览空间和服务设施。而在屋顶平台上，还设置了一个雕塑庭院。

古典建筑美比例：学帕拉迪奥提出“最美的空间是正方形，其次是平行四边形和椭圆形”的古典形式美的规律，在《建筑形式美的原则》一书中也有关于1/1、1/1.4、1/1.6、1/2的完美空间比例的论述。剖析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主要房间的空间比例，发现许多吻合古典建筑美学的数字关系。

4、 功能流线：

通过对坡道、踏步、平台的精心组织，形成逐渐升起的“之”字型路线既使场地的地形特征得以表达和延续，又形成了饶有趣味的空间引导。

沿街立面上的洞口与坡道将参观者引至高于街面的入口平台，在这里，建筑的南端好像被悬起，留下一个水平逢，透过它，可以看到修道院前的小路、台阶。美术馆的敞向二层高的三角形中庭。中庭的斜上方开有天窗，引进扑朔迷离的光线。门厅的北面通向讲演厅的前厅，讲演厅与前厅之间以坡道联系。由中庭往东经中央廊道，参观者可下到临时展厅。廊道两端的楼梯则将人们带到上层的永久收藏品展厅。参观流线在屋顶雕塑平台达到，在那里，令一个坡道将人们引至高于女儿墙的一个平台上，一副城市的全景图便映入眼帘。

5、 内部空间：

至于内部空间．与以往一样，空间的界面似乎总呈被有意无意的倾斜或劈削自然光从墙体上被撕开的裂缝或洞口袭入室内，窗户的设置总能照顾到与周围环境的视线联系。而固定于地面的大理石或木制家具暗示着空间的二次划分明亮、宁静的室内空间为艺术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空间氛围。简洁大放，白色的内部，简单的装修，局部的开窗，隐藏着若隐若现的光源及安全形式，使得建筑达到西扎追求的静谧感——安静并且沉稳。通过吊顶的使用，使得外部临界在内部得以延续。

内

6、 造型的处理：

体量分析：与平面相呼应，体量采用一种化零为整的处理方法：美术中心的外形基本上是两个L形体块组合而成，它们在端部适度叉开，以便与场地相契合。建筑的主体长方形体量与周边建筑成角度布置，虽没有任何细部的模仿，却与相邻建筑相协调。第二个矩形体量跨座于坡道、平台构成的建筑基地之上，严格平行于街道的界面。两个矩形体量成角度碰撞之后所遗留下的三角形空间设有通高的天光照明．成为整个建筑内在的广场。这些形体精雕细琢，具有强烈的雕塑感。中心的临街立面被切下一块体量，形成一个大致的水平的深口。它暗示了门的意向。洞口的上沿呈一个古怪的倾角，实际上，它与下部的坡道构成影像关系。建筑的南端墙好像被悬起，留下一个水平缝，可看到修道院门前的小路、台阶等。（图10-图12）

柯布的影响：为更明晰的解释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造型处理，我们选择与柯布的萨伏伊别墅进行对比说明。可以看到西扎对萨伏伊住宅的理解延续到的他的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中，比较二者的立面造型处理，可以看到惊人的相似。在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中，连续水平窗的尺寸及位置都加以精心控制，使室内外空间得到视觉上的联系；而坡道不仅旱联系不同水平面的媒介，而且成为西扎处理地形、组织流线的重要元素，成为入口的标志。

7、 材质：

西扎的设计一般都运用当地的材质，即经济又方便，伽利逊当代艺术中心亦如此，它运用当地的传统材质——花岗岩。它不同于单调的、柏拉图式的国际式建筑模式。这种材质的运用不但使建筑增添了一份厚重的体量感，而且还有利于使建筑融入这里的纪念性教会特征的城市尺度中。在材质的选择上，注重了颜色的变化，不但表现一个清晰易辨的形象，还与周围老建筑的沧桑感形成呼应。

四、结语

西扎说过．他的建筑要建造对城市生活的支持。于是．加利西亚现代艺术中心并没有将自身完全封闭．成为与闹市隔离的象牙塔．恰恰相反，其对于城市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使其在融入场所的同时．也为场所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福尔诺斯教区中心和加利西亚现代艺术中心的建筑形象渐渐在城市的背景中隐没的时候，遗留下的只呈场所中的光、气、空间、人以及发生于其间的活动和事。

参考文献：1、《时代建筑》 2002 蔡凯臻 《建筑的场所精神》

2、《展览建筑》 程世丹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3、《世界建筑大师的思想和作品》 渊上正幸